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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技术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农业生物技术是以农业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农业应用为主要目的,以农业生物资源、生物技术方法服务于转基因动植物、兽用疫苗、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生物反应器及食品和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开发与应用。知识财产作为人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的知识成果不同于其他有形财产,它已作为一种竞争型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衡量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如何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价和保护,已成为促进科技创新及经济发展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此,在发展农业生物技术的同时,应当积极开展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
1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发展现状
1.1法律法规的建全与实施
20世纪末,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美国首先调整了知识产权战略,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先后制订了加速专利诉讼审理、扩大专利保护的对象、促进技术的转让、强化海外市场的保护力度等法规。随后,英国、德国等面对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新形势,陆续制定出本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1997年以后,日本参照美国的一些做法,从司法、行政及对外政策等角度,制定了重视专利的相关政策,通过对专利法和审查标准的修订遏制了侵权行为,保护了尖端技术,并通过设立专利技术转让中介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进程。与此同时,世界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重视。
为了更好地引进国外知识资源,保护我国知识产权,我国政府也作出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健全了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正式起步。1993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专利法》补充了微生物、遗传物质发明和生物制品等发明同样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标志着我国开始将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纳入了法律保护之列。此后,我国于1994年加入了国际《专利合作条约》,于1995年正式成为《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成员国,表明了我国生物技术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这不仅有利于国外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人在我国申请并获得专利权保护,也有利于国内农业技术领域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得保护,实现了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随着我国在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快速发展,在具体组织实施农业生物技术保护工作层面上健全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国务院1993年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7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并已陆续受理国内外一些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申请。2000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我国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提出了我国生物安全的政策体系、法规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国家框架。2001年6月,国务院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接着农业部又了与之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于2002年3月20日起正式实施。2008年6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正式,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迈上战略新台阶。这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基因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比较系统的法律保护框架。与此同时,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种质资源和微生物专用菌种保存中心,如农业部建立的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国家专利局建立的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CCTCC)、普通微生物保藏中心(CGMCC)等。迄今,在作物种质资源、动植物基因工程、农业微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
1.2技术创新研究与知识产权保护并举
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并举是当前开展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不断加大“863”、“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植物转基因重大专项”等一系列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使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植物转基因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植物转基因科研创新取得了多项成果。如转基因棉花、水稻、小麦、大豆和玉米等作物的研究和技术突破;一系列农作物的抗虫、抗病、抗逆、高产和优质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育成;建立了多种主要农作物的遗传转化技术体系等。在动物研究中,转基因猪、牛、羊等家畜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果。RNAi、生物芯片等技术的开拓和应用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物技术自主创新的进程。在取得这些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生物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国家从战略高度上引导农业科研和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与国际先进技术同步、同向发展。一方面积极开展农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十五”期间我国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达22.8%;“十一五”期间,我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科技界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提高,预计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将达到140万件。面对农业研究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农业生物技术将在农业科技创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与之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更加意义重大。
2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1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发展现状
1.1法律法规的建全与实施20世纪末,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美国首先调整了知识产权战略,强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先后制订了加速专利诉讼审理、扩大专利保护的对象、促进技术的转让、强化海外市场的保护力度等法规。随后,英国、德国等面对国际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新形势,陆续制定出本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1997年以后,日本参照美国的一些做法,从司法、行政及对外政策等角度,制定了重视专利的相关政策,通过对专利法和审查标准的修订遏制了侵权行为,保护了尖端技术,并通过设立专利技术转让中介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技术转让进程。与此同时,世界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重视。为了更好地引进国外知识资源,保护我国知识产权,我国政府也作出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健全了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1985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标志着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正式起步。1993年对《专利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修订后的《专利法》补充了微生物、遗传物质发明和生物制品等发明同样可以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标志着我国开始将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纳入了法律保护之列。此后,我国于1994年加入了国际《专利合作条约》,于1995年正式成为《国际承认用于专利程序的微生物保存布达佩斯条约》成员国,表明了我国生物技术保护正式与国际接轨。这不仅有利于国外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人在我国申请并获得专利权保护,也有利于国内农业技术领域的发明在国际上获得保护,实现了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随着我国在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快速发展,在具体组织实施农业生物技术保护工作层面上健全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国务院1993年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1996年7月农业部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并已陆续受理国内外一些转基因植物的安全性评价申请。2000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我国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提出了我国生物安全的政策体系、法规体系和能力建设的国家框架。2001年6月,国务院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接着农业部又了与之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和《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并于2002年3月20日起正式实施。2008年6月5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正式,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迈上战略新台阶。这表明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对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基因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比较系统的法律保护框架。与此同时,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种质资源和微生物专用菌种保存中心,如农业部建立的的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中心、国家专利局建立的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CCTCC)、普通微生物保藏中心(CGMCC)等。迄今,在作物种质资源、动植物基因工程、农业微生物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
1.2技术创新研究与知识产权保护并举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并举是当前开展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国家不断加大“863”、“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植物转基因重大专项”等一系列科学研究项目的资助,使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植物转基因技术的成熟与应用,植物转基因科研创新取得了多项成果。如转基因棉花、水稻、小麦、大豆和玉米等作物的研究和技术突破;一系列农作物的抗虫、抗病、抗逆、高产和优质的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育成;建立了多种主要农作物的遗传转化技术体系等。在动物研究中,转基因猪、牛、羊等家畜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果。RNAi、生物芯片等技术的开拓和应用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生物技术自主创新的进程。在取得这些丰硕成果的同时,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农业生物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明显提高。国家从战略高度上引导农业科研和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与国际先进技术同步、同向发展。一方面积极开展农业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努力推动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十五”期间我国专利申请量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达22.8%;“十一五”期间,我国各级政府、企业和科技界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提高,预计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将达到140万件。面对农业研究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农业生物技术将在农业科技创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与之对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显得更加意义重大。
2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在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中,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科研和产业水平将起到重大作用。
2.1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是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目前,在农业研究领域,现有的机制还没有把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科技创新者的利益有效结合,农业科研与产业机构中缺乏竞争机制。因此,造成了科研人员创造的知识价值得不到市场经济下有偿的回报,导致主动研发和创造的积极性受损,更多的科研能量得不到充分发挥。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从法律层面上认定了农业科技创新是一种无形财产,使农业科技成果从无偿使用变为有偿的专利和专有技术,农业科技人员的科研劳动成果得到法律保障,从而使农业科技人员获得应有的经济回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已成为一种具有商业价值,可以共享的资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保证农业科技产品在免受侵权的情况下充分共享,可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农业科研人员在良性科研制度和环境下创造更多的知识价值。
2.2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农业综合实力提升的有效途径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为解决当前制约我国传统农业生产中的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及转基因抗病水稻等开创了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的一个新时代。据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近几年的全球生物技术及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报告显示,转基因作物在经历十多年的产业化后,仍在不断取得新进展。以中国的转基因抗虫棉为例,拥有抗虫棉核心技术的单价和双价抗虫基因分别获得了2001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中国知识产权组织(SIPO)颁发的中国专利金奖和2003年中国专利优秀奖,利用这一核心技术我国已培育出80多个适应不同棉区需要的抗虫棉品种,其市场份额的增长率连续9年超过10%,累计种植面积已达1484万h2,累计减少农药使用量25.5万t,培训棉农2000多万人次,为棉农增加收入超过1484亿元,受益农户累计超过3000万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事实证明,有效的农业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措施对我国农业科研和生产水平提高,农业产值提升作用巨大。现代农业竞争的焦点集中在生物技术上,保护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将技术引进与科技创新有机结合,将科研成果在法律保障平台上有效转化,这有助于推进我国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智力成果迅速变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也是促进我国生物科技进步和加快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最佳选择。
2.3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动力农业可持续发展备受当今世界共同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已反映在一些主要国际组织的文件和报告中。我国在1994年了《中国21世纪议程——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其中包括确立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措施。随着人口急剧增长,食品供需和全球气候变化矛盾的出现,全世界仍有很多国家粮食供给紧张。同时,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了森林面积减少、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及有限的耕地生产能力下降等现状,不仅影响当代人的生存,也影响子孙后代的发展,这就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农业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路问题。利用生物技术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开拓新的空间这是当今农业领域最重要的体现,而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农业高新技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必须增强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管理与保护,加快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规范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发挥知识产权的作用,做好科研成果的合法有效转化、发明专利的高效应用、重点品牌的培育和保护等一系列系统性、战略性的工作,最终使得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与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相协调,促进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综合实力,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政策目标
(一)引导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向生物产业集聚,促进生物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加速生物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和国际化发展。
(二)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生物技术、产品和标准。
(三)培育若干个跨国经营的大型生物企业和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中小生物企业,形成若干个产业集聚度高、核心竞争力强、专业化分工特色显著的生物产业基地。
(四)加强生物技术专利保护和物种种质资源保护,提高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保障生物安全。
二、现代生物产业发展重点领域
(五)生物医药领域。重点发展预防和诊断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大传染病的新型疫苗和诊断试剂。积极研发对治疗常见病和重大疾病具有显著疗效的生物技术药物、小分子药物和现代中药。加快发展生物医学材料、组织工程和人工器官、临床诊断治疗康复设备。推进生物医药研发外包。
(六)生物农业领域。重点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多抗的农业、林业新品种和野生动植物繁育种源。大力发展生物农药、生物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生物肥料、植物生长调节剂、动物疫苗、诊断试剂、现代兽用中药、生物兽药、生物渔药、微生物全降解农用薄膜等绿色农用生物制品,推进动植物生物反应器的产业化开发,促进高效绿色农业的发展。开发具有抗病和促进生长功能的微生物药品及其他生物制剂,保护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发展健康养殖。
摘要:近年来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转基因作物新品种领域的知识产权技术措施——终止子技术。该技术的保障措施相较于传统知识产权措施更为迅速和有效,因而得到了众多大型生物农业公司支持,但同时由于其对生态安全造成风险、对农民权造成剥夺,它又被世界各国广泛反对和排斥。本文主要从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知识产权技术的保障措施、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弊端出发,分析我国当下应当如何正确对待该技术。
关键词:终止子技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专利权;植物品种权;技术措施
一、终止子技术的出现
商业育种时展到20世纪80年代时,基因工程开始取代杂交技术。随后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促使现代生物技术取得较大进展。而转基因植物作为现代生物技术的重要内容,发展至今,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对传统农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转基因植物的发展也让我们意识到,现阶段对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法律保护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该技术的保护不到位,使得世界上一些著名的生物农业公司另辟蹊径,开始利用基因技术措施来保护其开发的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在这种形势下,转基因植物的技术保障措施应运而生。
终止子技术,简称V-GURTs,可以理解为“在品种水平上的基因利用的限制技术”。这项技术由DPL公司和美国农业部联合申请了专利,并于1998年3月获得美国专利局的批准,美国专利局号为5723765名称为“植物基因表达的控制”。它的大致程序是:传统作物种子被插入到新作物中得到转基因作物的种子;种子公司在出售前,在新种子中加入一种诱导剂;农民把这些种子播种下去后,长出正常的植株,并能收获成熟的种子,这种种子在油脂、蛋白质等各个部分都是完全正常的,但胚胎已被杀死,农民便不能把这样的种子留作种用,以此来达到从技术角度进行保护的目的。
终止子技术获得专利后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大的反响。1998年10月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世界食物的安全,禁止使用终止子技术。国际农业促进基金会(RAFI)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赞同CGIAR的政策,动员社会公众反对抵制终止子技术。这样世界多数国家对其持反对态度,认为其侵害了农民自留种的权利,使巨额利润被大型的生物农业公司掌控,对农业以及生态安全造成了一系列的潜在威胁,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二、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传统法律工具(以美国为例)
(一)植物品种特许权
1我国农业工程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农业工程科技出现了以自动化、信息化、工程技术与生物技术及经济管理学科相互渗透的情况,我国农业工程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首先,我国农业结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由传统经营方式向着产业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要求农业工程技术人才不仅要具有农业工程专业技能,还应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较强的统筹规划和对话能力;其次,随着农业工程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宽,将会出现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农业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融合也不可避免,因而农业工程本科教育的传统专业(如农业机械化等)面临着进一步提高学生知识涵盖面和统筹规划能力等发展问题,而农业工程的一些新兴专业(如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水土工程等)则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进行大量的探索,取得了十分宝贵的教育成果和经验;再次,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农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要求农业工程教育的师资力量、教育理念、培养方案以及经费投入都要适应农业工程学科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因此,在依赖于知识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能力的国际竞争时代,我国农业发展也进入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农业工程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我国的农业工程本科教育迎来了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
2我国农业工程教育设置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农业工程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多基本延续了苏联时代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把培养“窄深型”的专家作为目标,过于强调课程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课程体系缺乏综合性,培养模式过于强调课本的重要性,实践环节薄弱,导致了学生把主要学习功夫都花在课本上,较少参加社会实践,不利于学生探索各门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综合性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也不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认识视野,使得农业工程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为“三农”服务的意识,不了解农业工程类专业设置的真正意义,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也不能综合地进行思考和解决.同时,农业工程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又大多偏重于机械工程类专业,学生们关于农业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视野不够开阔,尤其是没有掌握本应该掌握的农业工程相关知识,如农业生物、农艺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农业工程应是以农业领域为研究对象,应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及其工程技术手段来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工程科学和工程技术,要为农业的工程化服务.而且农业工程类专业培养方案中人文社科类内容普遍薄弱,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过于教条化,解决问题过于公式化,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综合考虑来解决,并且现设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大多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缺少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人类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课程.
3河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类专业教育改革
随着我国农产品竞争的国际化,我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对我国的农业工程教育来说也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时机,这就要求全国各大高校的农业工程教育要重新审视“三农”问题,把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我国农业正面临着由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向着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实现规模化农业经营方式,保证我国食物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要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人才培养上有新的突破,必须加强生物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的广泛投入,河南农业大学为了能够培养出满足现代农业所需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探索,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培养方案,实现了现代工程、生物技术、系统管理的多学科交叉教学,很好地体现了目前农业工程教育教学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原则,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不再是以前的“深窄型”专员,而是综合素养都很高的现代化工程师,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就业时的竞争力,并且明确了他们的专攻方向(就是为我国的“三农”服务),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综合地解决所面临的现实的复杂问题.河南农业大学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农业工程本科教育进行改革探索.
(1)优化课程设置,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河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根据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农业工程学科领域的扩大,有计划设置了新兴专业,调整、改造、拓宽原有学科专业结构,使专业向综合方向发展,对农业工程类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部分调整,加大了人文社科类的教育,优化了基础课程的设置,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水平,同时,专业课加开了生物环境和能源有关的课程,如农业微生物、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能量有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等课程,实现了专业课的综合化,同时,还增加了多门专业选修课,为学生提供了更全面的选课平台,目前我校农业工程类专业公共课课时、基础课课时、专业课及相关课课时、实践课课时等所占的比例都进行了调整,可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
1我国农业工程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能源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发达国家迅速扩宽了农业工程学科的研究领域.农业工程科技出现了以自动化、信息化、工程技术与生物技术及经济管理学科相互渗透的情况,我国农业工程教育也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首先,我国农业结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由传统经营方式向着产业化、专业化和集约化方向发展,要求农业工程技术人才不仅要具有农业工程专业技能,还应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较强的统筹规划和对话能力[2-3];其次,随着农业工程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宽,将会出现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农业工程技术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融合也不可避免,因而农业工程本科教育的传统专业(如农业机械化等)面临着进一步提高学生知识涵盖面和统筹规划能力等发展问题,而农业工程的一些新兴专业(如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水土工程等)则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并进行大量的探索,取得了十分宝贵的教育成果和经验;再次,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对农业工程技术人才的大量需求,要求农业工程教育的师资力量、教育理念、培养方案以及经费投入都要适应农业工程学科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因此,在依赖于知识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能力的国际竞争时代,我国农业发展也进入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农业工程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我国的农业工程本科教育迎来了快速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机遇.
2我国农业工程教育设置的现状与问题
我国农业工程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大多基本延续了苏联时代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把培养“窄深型”的专家作为目标,过于强调课程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课程体系缺乏综合性,培养模式过于强调课本的重要性,实践环节薄弱,导致了学生把主要学习功夫都花在课本上,较少参加社会实践,不利于学生探索各门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综合性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也不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认识视野,使得农业工程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缺乏为“三农”服务的意识,不了解农业工程类专业设置的真正意义,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也不能综合地进行思考和解决.同时,农业工程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又大多偏重于机械工程类专业,学生们关于农业的基础知识不够扎实,视野不够开阔,尤其是没有掌握本应该掌握的农业工程相关知识,如农业生物、农艺和生命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农业工程应是以农业领域为研究对象,应用物理、化学和生物科学及其工程技术手段来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工程科学和工程技术,要为农业的工程化服务.而且农业工程类专业培养方案中人文社科类内容普遍薄弱,使得学生的思维方式过于教条化,解决问题过于公式化,遇到实际问题时不能综合考虑来解决,并且现设人文社科类的课程大多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缺少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人类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课程.
3河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类专业教育改革
随着我国农产品竞争的国际化,我国农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对我国的农业工程教育来说也是一个全面改革的时机,这就要求全国各大高校的农业工程教育要重新审视“三农”问题,把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我国农业正面临着由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向着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实现规模化农业经营方式,保证我国食物安全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要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人才培养上有新的突破,必须加强生物技术和现代工程技术的广泛投入,河南农业大学为了能够培养出满足现代农业所需的“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探索,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培养方案,实现了现代工程、生物技术、系统管理的多学科交叉教学,很好地体现了目前农业工程教育教学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原则,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不再是以前的“深窄型”专员,而是综合素养都很高的现代化工程师,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就业时的竞争力,并且明确了他们的专攻方向(就是为我国的“三农”服务),使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很好地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综合地解决所面临的现实的复杂问题.河南农业大学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农业工程本科教育进行改革探索.
(1)优化课程设置,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河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根据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农业工程学科领域的扩大,有计划设置了新兴专业,调整、改造、拓宽原有学科专业结构,使专业向综合方向发展,对农业工程类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部分调整,加大了人文社科类的教育,优化了基础课程的设置,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水平,同时,专业课加开了生物环境和能源有关的课程,如农业微生物、农业生物环境与能源工程、能量有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等课程,实现了专业课的综合化,同时,还增加了多门专业选修课,为学生提供了更全面的选课平台,目前我校农业工程类专业公共课课时、基础课课时、专业课及相关课课时、实践课课时等所占的比例都进行了调整,可为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多的有利条件.
(2)扩大研究领域,促进学生多领域发展农业工程学科涉及机械、材料、电工、电子、生物、信息、资源、环境、经济及管理等多学科,农业工程教育的教学计划应体现工程与生物、技术与管理、机与电的三个结合点[6-7].因此,我校的农业工程类专业扩大了研究领域,实现了机械工程、电子信息、能源工程、环境工程、经济管理、生物工程等领域的综合研究,促进了学生的多领域发展.目前,河南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类专业培养学生的研究方向分为农业装备工程与机械化、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农业生物环境与高效农业、农业电气化工程、农产品物流工程五部分,从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使他们能够向复合型人才发展,提高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提升了他们的社会竞争力.
一、生物工程专业教学体系现状及问题
(一)生物工程专业规范方面在招生规模不断扩大的环境下,增设生物工程专业成为许多高校的办学热点之一。由于各高校办学基础参差不齐,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时,差别较大,甚至差异迥然。一些缺乏工科办学条件的师范院校开办生物工程专业的过程中,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过于突出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结构模块,对工程知识传授与工程实践培训则鲜有涉足;而一些地方工科院校的教学计划中不仅生物基础理论模块十分薄弱,且受办学成本限制,对工程技能培养也相当弱化,课程能减则减,学时能缩则缩。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发现部分高校生物工程专业办学思路不清晰,生物工程专业与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混淆、人才培养方案雷同,教学计划制订程序不严谨欠规范,校内校外均缺乏严格的专家认证过程,导致教学计划安排随意性明显,没有意识到生物工程专业工程应用性强的特点并加以落实和强化。因此,制订统一规范的生物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已经成为生物工程专业办学工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工程技术实践教学环节方面在我国,一些高校生物工程教育往往重书本、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重科研、轻教学,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脱节。目前国内部分高校的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大多数对运用综合知识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工程设计缺少理解,觉得科学比技术更重要,这也正是这些生物工程专业工科教育不重视实验教学和工程设计的误区,导致学生缺少综合实验设计和工程设计的经历。此外,实验教学内容基本以验证性实验为主,教师把实验的内容、操作方法与步骤、报告格式甚至每一步得到什么结果等都写得清清楚楚,学生依葫芦画瓢,机械地完成操作,缺少主动积极的思考。综合性实验也由于学生人数偏多、设备台套数不足,动手操作的少,旁观的多,教学质量大受折扣。而设计性实验更是凤毛麟角。生物工程专业工程实习教学则包含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环节,一般以校外为主,校外实习基地是工程训练最好的场所,是工程教育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一些学校由于经费紧张,实习经费偏少,实习基地的建设经费往往由企业单方面提供。由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尽管不少高校与多家企业签订了校外实习基地的合作协议,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绝大多数企业接收学生实习没有制度约束和政策支持,对学生实习热情不高,而生物工程专业相关企业又相对偏少,导致一些新增生物工程专业实习单位不对口,实习内容能减则减,实习过程流于形式,质量难以保证,常常是走马观花,草草结束,难以发挥实习应有的作用。
(三)实践教学过程控制及考核方式方面高等学校生物工程专业一般都建立严格系统的理论课程教学过程监控措施和考核评价办法,而一些高校对实践教学却往往缺乏有效的全过程监督和健全的考核评价制度,或没有认真落实和执行。构建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过程控制体系是生物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得以保证的前体也是实践教学环节的难点,由于实践教学流动性强、机动性明显,不易对学生实践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并给出准确评价,因此,少数地方高校生物工程专业实习指导教师往往采取点名制方式进行过程控制,对于实践效果则依赖于最后的实践理论考试,考试内容通常属于死记硬背的知识点,极少有学生不及格。通过考试的方式考核学生的实践效果仍旧属于应试教育,导致学生对实践教学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抹杀了学生兴趣,阻碍了个性发展,确实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工程技术实践能力和水平。因此,有必要强化生物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过程控制,建立完善的监控方案,并不断改进实践教学考核办法,高质量的实践教学才能得到保证。
(四)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近年来,虽然新增生物工程专业教师队伍中引进了大量的具有生物专业背景的博士人才,有效解决了多年来教师队伍整体学历学位偏低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发现,这些新增专业新进教师相当数量属于学术型的,擅长科研学问研究,很少在企业工作过,从学校到学校,大多数缺乏工程技术学习和研究经历。由于缺乏工程实践环节的专门训练,自身尚不能成为行家能手,因此难以胜任相关的实践指导工作,况且一些高校为这些教师创造培训、进修、企业锻炼的机会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教学过程中,导致这些高校部分生物专业教师宁愿多上些理论课,也不肯指导学生进行生产实践。即使在举足轻重的毕业(论文)设计教学环节中,选择毕业论文的多,采用毕业设计教学方式的则寥寥无几,极少数高校新增生物工程专业甚至清一色的采取毕业论文形式。这些现象严重制约了生物工程专业学生工程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悖于专业培养目标。目前,特别是新增生物工程专业教师队伍仍然存在结构不合理、缺乏具有“双师型”教师、师资专业背景比例失衡、专业教师缺乏工程实践经历等问题。(五)工程师培养体系方面近年来,教育部联合有关部门和行业协(学)会,共同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该计划就是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战略服务,促进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强国的重大举措。“卓越计划”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二是学校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三是强化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经审核,教育部最终批准61所高校成为首批批准的“卓越计划”实施高校,一批涉及工程与工艺的工科专业成为试点专业。相比而言,属于朝阳产业的生物行业尚在培育、壮大过程中,虽然许多从事生物工程教育的人士已经意识到“卓越计划”对生物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部分相关企业并未深度参与到一些高校生物专业工程技术人才培养过程中,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空间依然广阔,职业资格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工程师培养体系尚不够健全。为了适应国家工程教育发展新趋势,必须进一步加强生物工程专业工程教育与其相关产业的合作,使得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这两条驱动生物行业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主要链条灵活运转。
二、生物工程专业教学体系改革措施及途径
(一)规范专业教学质量标准,明确工科办学思路我国生物工程专业正式设立时,对本科专业培养目标作了明确规定: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需要,具备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文修养,具备生物技术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及其产业化科学原理、工艺过程和工程设计等基础理论、基本技能,能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从事设计、生产、产品技术研究开发、质量检测和企业管理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在构筑生物工程人才培养体系时,要重视生物基础、化学、生物化学工程等基本知识单元的设计,以此组成专业核心知识体系,体现专业的本质、交叉与融合。高校专业教学计划的制订要兼顾个性差异,留有足够的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具体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按各校的特色和条件设定,特别是选修课程更要体现不同学校的基础和专业定位,如生物制药、环境生物工程、发酵工艺、能源生物工程、生物材料等,以适应不同学校的学生来源、教育资源的差异以及培养目标的行业方向和特色。
(二)强化实践性环节教学,确保工程技术教学质量在实验教学方面,逐步减少认识性、验证性实验内容,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比例以及研究性实验。根据实验内容的内在联系,科学地综合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积极引用生物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科研新成果和社会应用新项目,引入国内外方法成熟、适合本科实验教学的先进的实验项目,激发学生实验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生物工程专业实验课程应当有体现工程技术训练的内容,不应仅限于生物工艺技能,而应有所拓展。为了保证实验教学质量,应逐步加强实验仪器设备投入和加快实验室建设,扩大实验室开放力度,提高实验室综合利用率;利用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平台,搭建具有生物工程技术环境的实践教学平台;引进企业的资源和设备,与企业合作共建实验室,模拟现场工程环境。在工程实践教学方面,分层次构建完整的“生物工程专业工程实践与工程应用教学体系”。通过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节培养学生综合应用工程能力与初步设计能力,利用生物工程仿真技术、校内外工程实践等环节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与工程应用能力。为保证工程实践教学质量,应着重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为顺利完成工程实践教学提供必备的条件和环境。通过与企业联合投资生物产品中试生产设备、购置生物工程仿真装置等方式构建校内工程训练中心。工程训练中心是拥有或模拟一个真实的生产系统,完成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可以实现或模拟真实的产品生产,给学生提供一个系统而真实的工程实践环境,学生可以按教学要求逐个环节进行安装、调试、运行和生产,这个训练过程在企业的实习过程是根本无法做到的。生物产业属于朝阳行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涌现,通过引导、扶持、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教师和学生创办生物工程企业。同时积极寻求一种校企共赢的产学合作模式,提高企业与高校合作的积极性,这是校企合作实践基地能够顺利建设和良好运行的关键。积极推进工程实践教学内容改革,整合实践教学环节,使校内实践和企业综合实践相辅相成,从而确保并不断提高生物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技术能力。
关键词:生物技术;生物安全;风险社会;反身性;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
内容提要: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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