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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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论文范文第1篇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产生及影响由于生态文学旨在探寻和揭示造成生态灾难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因此，具有显著的文明批判的特点。1972年，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米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相继出版了大量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最终形成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伦纳德•西格杰、帕特里克•穆菲以及劳伦斯•布伊尔等美国评论家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汲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更高阶段。

(二)美国生态文学误区对于生态文学的认识，我们正在进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盲目扩大涵盖面，将许多并不是生态文化的作品，硬纳入其中。另外一个是西方作家强行地用生态文学批评理论指导文学创造，在“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语境中，“主题先行”这一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合法性带来困惑:生态文学批评试图将一切文本都纳入生态文学批评中来，从而使得所有文本都披上生态化的外衣，使其理论陷入由观念主导的伪感性文学批评漩涡中去。生态文学在艺术形式上，与其他种类文学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使其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价值。随之产生的生态电影这一新生文学艺术业态在促进生态文学的发展的同时也带给人们视听冲击。

二、欧美生态电影的兴起

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文学理论不断成熟和发展的同时，西方生态电影异军突起，成为一种迅速扩大的电影类型。

(一)生态电影兴起原因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对生态电影发生、发展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动力。具体而言:第一，生态文学的发展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使创造者能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创造生态电影，赋予影片深刻的生态思想内涵，使其具有前瞻性的生态人文主义精神，以此激发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文学培养人们正确的生态观，使人们认识到当前生态的脆弱性，为电影培养了大批的受众群体。所以，美国生态电影的兴起，离不开生态文学在前期奠定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及文本基础。第二，人们对生存环境和灾害的反思。10年间全世界各地都发生了各种严重的生态灾难:海啸、地震、火山爆发、核电站泄漏、墨西哥湾漏油，中国泥石流、阿富汗的山体滑坡，等等。敏锐的西方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制作出品了大量以生态危机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大地震》《后天》到纪录片《海豚湾》等，人类不断发挥着各种想象和推理能力来描绘未来所面临的自然灾难。第三，电影制作技术的成熟。现代科技特效的场景，惊心动魄的真切时空感受。

(二)生态电影与生态文学的比较同样作为文艺形式，两者所批评的主题和反映的内容相同，然而集声光电等多种表现形式为一体的生态电影，对生态文学作品冲击巨大。1．生态电影强化了感观冲击，生态文学无法做到“当摄影机被当作是对一系列投射影像的观看视角时，它就成为我们眼睛的人。”从电影理论上看，摄影机是导演给观众的眼睛，摄影机对准什么，就是观众看到什么。“我们希望理解影片，能够掌握它，就必须认同电影的观点”，受众以摄影机替代自己的眼睛视角，建构自身对故事的理解，因而接触到生态意识。观众在观看生态电影的过程中，电影文本文化内涵投射到受众内心深处，从而对其潜意识产生影响。电影里的灾难场景在现实真实上演，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类电影的重要价值，接受了电影所宣扬的思想主张。这种视角的替代和冲击，是生态文学这种文本无法实现的。最典型的影片，当属拍摄于2009年的纪录片———《海豚湾》，记述在日本和歌山县的一个叫“太地町”的小村镇，当地的渔民每年驱猎捕杀海豚的经过。人们亲眼看到猎杀的血腥场面，蓝绿的海水瞬间变成触目的红色，海豚的哀叫从有到无，海豚的尸体在水中浮上浮下，与渔民的笑谈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场面深深触动观众的心灵。然而，作为单纯的文本作品《寂静的春天》，却要花十年时间才被人们认识到其价值，两者之所以存在如此差别，主要是电影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们心理巨大的冲击，这是文学作品无法取代的。2．生态文学作品多种叙事方式强于生态电影生态电影通过对现实灾难的反思，表现其真实性，从而使人信服。不管是在表现自然灾害上，还是反思造成生态危机的人类自身因素时，美国的生态电影多采用形式主义的叙事风格，如《后天》中逼真的冰雪灾害;《洪水》中海水淹没城市的镜头。但是生态文学作品的表现风格，远比电影多样，包括形式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只要有利于表现中心主题，刻画人物心理都可以。这是生态电影无法比拟的，也正是生态电影的短板。生态电影终究是以现实主义为核心，否则得不到观众的心理认同，而有疏离感，最终会冲击票房和影片影响力。

三、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对生态电影的影响

生态电影从产生到现在只有十余年的时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无法取代生态文学。

(一)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为生态电影提供拍摄蓝本生态文学经过近50年的发展，从理念到理论，从作品到影响，都是成熟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其独有的虚构性、碎片化的风格，批判着美国政府及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应现实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兴电影类型，生态电影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和支撑，只有选择对读者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后现代文学作品作为拍摄蓝本，才可能准确捕捉到受众者的心理，从而通过视听冲击激发受众者的生态意识。

(二)生态文学作品的批判性指引美国生态电影的发展美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后现代文学小说具有多元化的鲜明特点，思维方式灵活、文字表达多样，颠覆了传统的形式，是对整个虚构的情节本身的种种描述和展现。其本身的批判性特点，尤其是对人类因过分追求利益而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做法的严厉批评，有助于生态电影，特别是生态纪录片，通过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其本身应有的生态思想性。因此，美国生态电影若想在思想上深度表达生态整体的和谐，应当在借助先进的电影技术的同时，以生态批评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

(三)文学作品弥补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一方面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拍摄蓝本，另一方面，过多的影像奇观和画面冲击，大大消耗了电影本身蕴涵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读者能够体味到人文关怀及对生态系统、非人生命体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同等看待人与自然的价值。然而，电影中的“人文关怀”超越了影片的生态理念，因而感觉不到生态和谐的内涵，这与追求科技发展的批判主题形成反差。因此，生态电影应更多地吸取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并将其以电影艺术的形式传授与受众者，以弥补目前生态电影中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的缺失现象。

四、结语

欧美论文范文第2篇

【内容提要】

在20世纪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唐代文学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集中了许多优秀学者，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选题广泛、新颖和研究方法多样化，但研究的热点较集中于大作家。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实证，深入细节，工具书的编纂和作品的翻译、整理卓有成果，关注宗教、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对中唐文学的特别关注尤为引人注目。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多研究综合性的问题，视角新颖，较为关注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关系，也比较注意叙事文学。

【关键词】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台港澳地区/日本、韩国/欧美国家

台港澳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

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及新加坡诸大学成立以来，唐代文学就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都有不少学者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台港澳地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是由郑骞、潘重规、饶宗颐、王梦鸥等一批民国年间的前辈学者奠定的，他们培养了许多学生，如今都已成为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在大陆学术中辍的

六、七十年代，港台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却有长足的进展。最引人注目的首先是研究方法的异彩纷呈，既有夏敬观《说唐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这样传统方式的研究，也有蔡英俊《李贺诗的象征结构试探》（《中外文学》1975年第12期）、姚一苇《李商隐诗中的视觉意象》（《文学论集》，书评书目出版社，1974）这样很现代的研究。张叔香《李义山诗析论》（艺文印书馆，1974）一书融汇现代文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对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提出不少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在杜诗研究中，有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杜诗加以探讨，如王三庆《杜甫诗韵考》（自印本，1963）、朱任生《杜诗句法举隅》（台湾中华书局，1973）、黄启原《杜甫诗虚字研究》（洙泗出版社，1977）。在诗体学研究方面，席涵静《唐人七言近体诗格律的研究》（昌言图书公司，1976）、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都是当时大陆学者较少涉及的题目。

传统的作家作品研究，仍是台港澳唐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年谱和作家评传、研究类的著作较多。前者主要有杨承祖《张九龄年谱》（台湾大学文学院，1964）、王梦鸥《唐诗人李益生平及其作品》（艺文印书馆，1973）、刁抱石《唐张文昌先生籍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马起华《韩文公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张达人《刘禹锡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罗联添《白乐天年谱》（中华丛书，1989）等，仅元稹年谱就出版了两种：薛风生《元微之年谱》（学生书局，1977）、张达人《唐元微之稹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后者则有杨慧杰《诗中的李白》（东大图书公司，1988）、杨文雄《诗佛王维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8）、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罗联添《韩愈研究》（学生书局，1977）、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2）、王基伦《韩柳古文新论》（里仁书局，1996）、杨宗莹《白居易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刘维崇《元稹评传》（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范淑芬《元稹及其乐府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李卓藩《李贺诗新探》（文史哲出版社，1996）、方瑜《中晚唐三家诗析论——李贺、李商隐与温庭筠》（牧童出版社，1975）、汤承业《李德裕研究》（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3）、吕武志《杜牧散文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4）等。罗联添《唐代诗文六家年谱》（学海出版社，1986）收入中晚唐作家独孤及、韦应物、张籍、刘禹锡、李翱和司空图6人年谱，多筚路蓝缕之功；论文集《唐代文学论集》（学生书局，1989）收有关唐代诗文的论文22篇，对唐代古文、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料作了广泛的考证研究，尤其注重材料的正本清源工作，结论平实而通达。

纵观台港澳地区的研究成果，专著主要集中于大作家研究，有关中小作家的研究只有潘吕棋昌《萧颖士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文津出版社，1985）、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6）等少数几种，后者对大历十才子集团之成因及诗人钱起、郎士元的生平和诗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而期刊论文涉及的课题则较广，比如皎然研究有姚垚《皎然年谱稿》（《书目杂志》1979年第2期），许浑研究有陈修武《全唐诗中所收的杜牧集和许浑集》（《书目杂志》1967年第3期）、《全唐诗杜牧许浑二家诗集互见诗篇考》（《书目杂志》1967年第2期），姚合研究有王梦鸥《唐武功体诗试探》（《东方杂志》1983年第12期）、邝健行《姚合考》（《中国诗歌论稿》，新亚研究所，1984），裴度和舒元舆研究有吕武志《裴度的文学观和散文》（《中国学术年刊》1992年，总第13期）、《舒元舆散文析论》（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等，这些论文都比大陆的研究早出多年。另外像傅锡壬《牛李党争与唐代文学》（东大图书公司，1984）、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天山出版社，1994）、李丰㮊《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文津出版社，1996）、凌欣欣《初唐诗歌中季节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7）、欧丽娟《杜诗意象论》（里仁书局，1997）这样的研究课题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大陆迄今尚未见有研究专著出版。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东大图书公司，1997）由6篇论文构成，由唐代诗歌与禅学的关系入手，关注唐人宴坐诗及王维、白居易、齐己诗禅世界，是继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之后又一部值得注意的专著。穆宏燕的《唐绝句与波斯四行诗之比较》（《中国国学》1994年，总第21期）详细比较两者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并推论其可能的联系，是唐代文学研究

中少见的中外比较论文。

综合性研究一直比作家研究要少，但90年代以来，一大批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中不少是综合性研究的课题，近几年内也许会出版一批专著。现有的成果，散文方面则有黄春贵《唐代古文运动探究》（汉京出版社，1980）、郑子瑜《唐宋八大家古文修辞偶疏举要》（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5），赋有简宗梧《试论唐赋之发展及其特点》（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1993）、邝健行《唐代律赋对科举考试的粘附与偏离》（《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胡楚生《韩柳赋之比较》）（《兴大中文学报》1993年第6期）等论文。1993年辞赋专家简宗梧教授指导的两部博士论文马宝莲《唐律赋研究》（文化大学）、白锡承《初唐赋研究》（政治大学）完成，这是唐赋研究寥寥可数的成果，值得注意。小说有王梦欧《唐人小说研究》（艺文印书馆，1971～1978），20年来享誉学林，是治唐代小说者必读的经典著作。近年王国良研究唐代小说文本的一系列论文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开拓。古添洪《唐传奇的结构分析》（《中外文学》1976年第8期）是较早用结构主义方法研究唐传奇结构特征的论文，研究方法和角度都很给人启发。90年代以来一大批学位论文取材于唐代小说，从主题、类型的角度对唐传奇的内容和表现作了全面的探讨。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是台湾唐代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王梦鸥《初唐诗学著述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可以说是20世纪唐代诗学研究出现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深受学术界重视。他的《唐〈诗人主客图〉试析》（《中央日报》1985年3月21～28日）也是一篇有见地的论文。杜松柏1976年出版的《禅学与唐宋诗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从禅宗各门派参禅机用的不同阐发严羽以禅喻诗之旨，对禅影响唐宋诗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不少独到发现。此外还有黄美玲《唐代诗评中风格论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2）、许清云《皎然诗式辑校新编》（文史哲出版社，1984）、萧水顺《从钟嵘诗品到司空诗品》（文史哲出版社，1993）、曹愉生《唐代诗论与画论之关系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等著作，也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诗学作了探讨。黄景进、陈晓蔷、王润华（新加坡）、陈国球、杨松年（新加坡）等学者也发表了关于王昌龄、皎然、韩愈、司空图及明清唐诗学研究的论文，在此不再胪列。

敦煌文献是台、港地区学者极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自潘重规、饶宗颐等前辈学者以降，黄永武、罗宗涛、郑阿财、雷桥云、林聪明等学者对敦煌文献的文学文本作了广泛的研究。最重要的工作是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煌煌135巨册，将伦敦、巴黎、北京等地分藏的敦煌写卷汇为一编，影印出版，给学术界带来极大的便利。其目录订正前人著录之误数千条，并考出数千张首尾残断而无名的卷子，将敦煌写卷的著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在此基础上编撰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增添俄藏部分，成为迄今最齐备的敦煌文献总目。关于唐诗，他专门编撰了《敦煌的唐诗》（洪范书店，1987）一书，梳理了唐诗卷子的问题，与罗宗涛《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林聪明《敦煌文书学》、《敦煌俗文学研究》、雷桥云《敦煌儿童文学研究》、朱凤玉《王梵志诗研究》、林玫仪《敦煌曲子词校证初稿》等著作一道，共同构成了台湾敦煌文学研究的强大阵容。

日本、韩国的唐代文学研究

在唐代文学研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之外，日本无疑处于首屈一指的位置。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无论在文本翻译、注释、考订还是在作家、文学史研究上都占有领先地位。

作为与自己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的外国文学，日本学者对唐代文学倾注了最大的研究热情，出版了许多唐代文学选本和别集的全译详注本。这些译注本在文本校勘和注释上的成果，足可为中国学者借鉴。丰田穰受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一文启发，1943～1944年连续在《斯文》发表《全唐诗纠谬》5篇，订正《全唐诗》作者、小传、题目、文本各种错误38则，可以说是海外学者整理《全唐诗》的前驱。日本学者还十分重视资料建设工作，对工具书的编纂投入了很大精力。平冈武夫自50年代起就主持编纂《唐代史料稿》，由《东方学报》刊出8篇，博得学术界的一致称赞，惜迄今未成书。他主编的《唐代研究指南》12册也是一套非常实用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工具书。小川环树主编的《唐代的诗人》（大修馆，1975），由32位学者合作完成，汇集传、墓志、序跋、随笔杂记等各种资料，注释翻译，将现存唐代诗人的传记资料作了初步的整理，有功学界匪浅。如果我们检阅一下日本学者的著述，就会发现，不少学者都是从编索引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如安东俊六《陈子昂诗索引》、花房英树《李白诗歌索引》、《韩愈诗歌索引》、丸山茂《张籍诗歌索引》等，这种工作为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日本学者的作风绵密而细致，很少仓促成书，总是选择一个作家或一个问题，一步步地解决问题，深入下去，最后形成一个集成性的研究成果。老一辈学者如铃木虎雄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学术界早有口碑。当今学界对唐代大作家的研究也出了不少厚实的力作，如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早稻田大学，1959）、花房英树《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汇文堂书店，1960）、《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1971），入谷仙介《王维研究》（创文社，1976）、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三省堂，1976）、武部利男《李白的梦》（1982）、内山春夫《杜牧研究》（汇文堂书店，1985）、太田次男《中唐文人考》（研文社，1993）等。铃木修次的论文集《唐代诗人论》（凤出版，1973）讨论了15位重要诗人的生平与创作，是日本唐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在所有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由于和日本文化史的独特渊源，一直是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焦点，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也最多。据丸山茂统计，1910～1994年日本出版有关白居易的书籍多至78种（不包括再版），比中国大

陆和台湾出版物的总和（65种）还多。1993年勉诚社推出太田次男、神鹰德治、川合康三等编集的《白居易研究讲座》煌煌7卷。作者以日本学者为主，有其他国家的白居易研究专家参加，集数十人之力，从资料到问题，对白居易研究作了一番总结性的工作。这在唐代文学研究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日本的学术传统一向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词曲研究不太受重视，除有关敦煌曲子的一些考论外，近年出版的论著有青山宏、村上哲见两位通论唐宋词的著作中涉及到唐代词人，户仓英美的论著涉及唐词的时空观问题。现代意义上的唐代小说研究，应该说日本比中国开始得更早，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是前驱之一。但有关小说研究的论著远较诗文为少，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木耳社，1977）、近藤春雄《唐代小说研究》（笠间书院，1978）是有代表性的著作。近年则有竹田晃、小南一郎、富永一登、增子和男、松崎治之、川口秀树、黑田真美子等学者致力于此。文学理论也是日本研究较少的领域，但《文镜秘府论》因属日本古典之一，格外受到重视，到40年代就发表了内藤湖南、铃木虎雄、中泽希男、加地哲定、吉田幸一等学者的论文近40篇，1948～1953年小西甚一出版《文镜秘府论考》三卷，在文本校勘、材料溯源、内容阐述、版本梳理各方面都做得很精致，成为里程碑式的巨著。此后中泽希男、兴膳宏、清水凯夫、古川末喜等学者仍不断有拾遗补阙和讨论声病学说的。兴膳宏《文镜秘府论译注》（筑摩书房，1986）可以说是集几十年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关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研究，以森槐南《二十四诗品解》和岩溪裳川《二十四诗品举例》最有特色，高松亨明《诗品详解》（弘前大学中国文学会）为集成性著作，船津富彦《唐宋文学论》（汲古书院，1986）中所收关于皎然《诗式》、《诗议》、托名白居易《金针诗格》、司空图“酸咸之外”说及唐传奇创作论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其他论文则有太田兵三郎《诗的风格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汉学会杂志》1935年第2期）、赤井益久《关于中唐的意境说》（《国学院杂志》1995年第4期）、兴膳宏《皎然诗式的结构与理论》（《中国文学报》1995年，总第50期）、林田慎之助《唐僧皎然的诗论》（日本中国学会创立50周年纪念论文集，1998）、川合康三《唐代对文学史的思考（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98年，总第37期）等。

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除受中国传统的文献注释考订方法的影响外，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重视唐诗的诗语和意象研究，通过唐诗常见的诗语和意象类型，作语义和意象分析，并从文化和文学传统阐释其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内涵，在这方面，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入矢义高等老辈学者都有一些杰出的论文，前野直彬《风月无尽》（东京大学出版会，1972）、松浦友久《诗语的诸相——唐诗札记》（研文社，1981）二书则是较集中地加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口语是日本学者特别关注的问题，早在江户时代伊藤东涯《秉烛谈》、释大典《诗语解》、释六如《葛原诗话》、津阪东阳《夜航诗话》等书中就有考究，1933年铃木俊发表《关于唐代文学中口语运用的一个考察》（《历史教育》1993年第8期）一文，丰田穰《唐诗俗语考》（《汉学会杂志》1941年第1、2期）、《关于唐诗的助词》（《斯文》1940年第12期）和入矢义高等续有发明，盐见邦彦《唐诗口语研究》（中国书店，1995）一书汇集增订中日有关成果，是一部集成性的著作。二是重视佛、道二教文学的研究。关于唐代佛教与文学，大谷大学的学者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专著有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的研究》（朋友书店，1978），对李善、李白、白居易、李商隐以及讲唱文学、小说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细致的探讨。佛教文学作品选有滋贺高义编《唐代释教文选译注》（朋友书店，1998）。对唐代诗僧的研究，发轫于市原亨吉《论中唐初期的江左诗僧》（《东方学报》1958年，总第28期），河内昭圆用功最勤，先后发表《〈澈上人文集序〉管窥——诗僧灵澈的生涯》（《大谷大学研究年报》26卷，1973）、《关于诗僧灵一》（《文艺论丛》1975～1976年第5、6期）、《〈皎然集〉与赞宁》（《大谷学报》1993年第1期）、《诗僧皎然的佛教》（《文艺论丛》1994年，总第42期）等论文，对中唐几位重要诗僧的生平和思想作了深入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论著，大野实之助《李太白研究》第三章第二节“道家的色彩”是首先应该举出的成果，作者将李白诗歌本文与《老子》、《庄子》、《列子》、《列仙传》、《抱朴子》、《神仙传》的文字相比较，从古注、神仙、白色等角度论述李白对道家的接受，非常有意义。此外，尚有森濑寿三《李贺诗道教的侧面》（《日本中国学会报》1976年，总第28期）、深泽一幸《杜甫与道教》（《言语文化研究》1990～1991年，总第16、17期）、《步虚词考》（《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同朋舍，1992）、《李商隐与〈真诰〉》、兴膳宏《初唐诗人与宗教》（同前）等论文。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从文体学和类型学的原理出发，注重从文体的表现机能和范式的演变来把握作家的艺术特征和诗史的阶段性，这主要体现在松浦友久及其学生松原朗等的研究中，松浦友久《李白研究——抒情的结构》、《中国诗歌原论》（大修馆，1986）二书及《中国诗文论丛》所载松原朗《六朝离别诗的形成》、《李白〈梁甫吟〉考》等系列论文为其代表。

统观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中唐文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所刊论著也最多。1990年，主要由年轻学者组成的“中唐文学会”成立，曾被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界目为“中国文学研究新的胎动”。他们的宗旨是加强横向联系和合作研究，多学科、多角度地考察中唐文学和文化。他们的论著更专门化，常以系列论文的形式钻研一个问题，或建立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形成个性化的研究成果。其中川合康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其《终南山的变容——中唐

文学论集》（研文社，1999）所收22篇中唐文学论文，能在文学史的流变中把握中唐的特质，在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中把握具体作家、具体问题，使具体问题的阐释达到不同寻常的深度，而那些个案研究的具体结论反过来又充实对中唐文学的宏观认识。他研究韩愈文章的叙事、白居易诗的语言、李贺诗的比喻，都能抓住文学表现的核心，深入阐述作家作品的艺术心理和艺术特征，体现了日本新一代学者的学术特点。此外如赤井益久的中唐诗歌主题研究，市川桃子的植物意象研究，浅见洋二的诗画关系研究，加藤国安的杜甫研究，高桥良行的刘长卿研究，下定雅弘、神鹰德治、丸山茂的白居易研究，松本肇、户崎哲彦的柳宗元研究等，都作了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开拓。他们在《创文》杂志（第346～352期）发表系列论文，表达自己对中唐文学的总体看法。松本肇、川合康三编《中唐文学的视角》（创文社，1998）一书作为其群体智慧的结晶，既有文学史的观照，又有关于题材和表现技巧之开拓方面的探讨，还有社会政治、文人生活和艺术观念的研究，无论涉及的对象和内容如何，背后都有一种整体的文学史眼光和综合性的多元视角支持，体现了新一代学者在融合传统与当代学术思潮中形成的作风细腻而又视野开阔的特点。

日本之外，韩国也是个重视唐代文学研究的国家。老辈学者如车柱环等学识渊博，在多方面取得成就，有关唐代文学研究的论著涉及诗论、古文、词曲等方面，发表有《云谣集考释》（《幼狮学志》第18卷第4期，1985）、《云谣集的性格问题》（《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司空图的诗观》（《亚细亚研究》第8卷第2期）、《中国文学和古文运动》（《中国学报》，1991）诸文。中年一辈学者如柳晟俊对唐诗的研究也很深入，论文涉及的研究课题包括初唐崔融到晚唐皮日休等众多诗家。根据有限的资料看，韩国唐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诗歌，关于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的论著占了最大的部分，代表性的著作有柳晟俊《中国王维、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亚细亚文化社，1980）、《王维诗研究》（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李锡浩《李白和道教》（集文堂，1981）、李丙畴《诗圣杜甫》（文贤阁，1982）、李章佑《韩诗的古诗用韵研究》（岭南大学，1981）、洪寅杓《柳河东诗研究》（瑞麟文化社，1981）、金在乘《白乐天诗研究》（明文堂，1991）、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通文馆，1986）。散文研究则集中于古文运动的问题，李章佑、洪寅杓、吴洙亨等发表有论文多篇。小说有张基槿《传奇小说研究》、丁镇范《唐代传奇研究》两种，金铉龙《朝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对唐传奇给朝鲜小说的影响作了比较研究。有关文学批评的研究，主要是几篇论司空图诗学的论文；有关敦煌文学的研究，则集中于变文。由于语言的隔阂，韩国的研究目前还很少为大陆学者了解。

欧美国家的唐代文学研究

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起步于翻译，早期的学者都是翻译家，他们虽然为唐代文学的传播作出不朽贡献，但初步的评述往往有许多误解，这经常成为促使后代学者重新审视唐代文学的一个诱因。比如翟理斯于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曾全文翻译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称它是表现道家思想的哲理诗，在欧美学术界影响深远。直到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篇关于中国诗人的长诗：司空图〈诗品〉的翻译与研究》（莫斯科，1916）出版，才还其诗论的原貌。

和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广泛和细致相比，欧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作家和人们关注较多的问题。如李白诗和传记，德国就出版了10多种翻译本。冯·扎克·艾尔文全译李白（未完成）、杜甫、韩愈诗集，被认为是德译唐诗最辉煌的成果。而作家研究，英国有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伦敦，1949）、《李白的诗歌与生平》（伦敦，1951），麦克姆伦《元稹与早期古文运动》，赫伯特《张九龄的生平与著作》；德国有沃伊奇《白居易研究》，察赫《杜甫》，顾彬《杜牧诗集试释》（韦斯巴顿，1976），高泰涅《唐诗中的明与暗的意象》（法兰克福，1990）；法国有雅热《唐代诗人及其环境》(1977)；美国有克罗尔《孟浩然》（特维尼，1981）和查尔斯·哈特曼《韩愈研究》（普林斯顿大学，1986）；苏联有费什曼的副博士论文《欧洲对李白的学术研究》(1941)、《李白的生平与创作》（莫斯科，1958），谢列勃里雅科夫《杜甫评传》（莫斯科，1958），贝京《杜甫》（莫斯科，1987），达格丹诺夫《王维创作中的禅宗思想》（新西伯利亚，1984）、《中国中世纪文化中的孟浩然》（莫斯科，1991）。

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有不少是华裔学者完成的。尤其是刘若愚的《中国诗歌艺术》（芝加哥大学，1962）、《李商隐的诗——中国九世纪的巴洛克诗人》（芝加哥大学，1969），对美国的唐代文学研究有草创之功。梅祖麟、高友工用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研究唐诗的意象、语义、结构，并与西方诗歌相比较，提出许多富于启发的结论，在欧美的唐诗研究中独树一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的魅力》(1989)集结了他们的成果。此外还有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台北，1966）、程纪贤《唐代诗人张若虚诗歌的结构分析》(1968)、余宝琳《王维研究：象征主义诗人》、李珍华《王昌龄研究》（太白文艺，1994）、陈祖言《张说年谱》（香港中文大学，1984）、陈月桂《寻隐者不遇——唐代的隐逸诗》（法兰克福，1985）等。

唐诗是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学用功最勤的领域，集中了一批优秀学者，从老辈学者傅汉思到中年学者斯蒂芬·欧文，都为唐代诗歌研究贡献了许多精彩的见解。他们的论著显示出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和良好的理论素养，其历史眼光的敏锐和观察问题角度的独特每给人启发，这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1994)可以窥见一斑。其中斯蒂芬·欧文是唐诗研究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他对中国诗歌有着极好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他的博士论文《孟郊和韩愈的诗》（耶鲁大学，1975）一出版就受到学界重视，以后他接连出版了《初唐诗》（耶鲁大学，1977）、《盛唐：中国诗歌的顶峰》（耶鲁大学，1981）、《传统的中国诗歌和诗论：一个预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学，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哈佛大学，1986）等著作，都从独特的视角提出了富有启发性

的问题。尤其是《初唐诗》，作为第一部整体研究初唐诗的专著，能摆脱学术界现有的成就，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不但迥别于以前西方学者的学风，也比中国学者更早几年作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究。另一位在叙事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是倪豪士，其《传记与小说：唐代文学比较论集》（南天书局，1995）以独特的视角考察唐代的叙事文学作品，往往结合时代思潮加以探索，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的开拓上给人启示。

欧美论文范文第3篇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

“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新晨

欧美论文范文第4篇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白鸟库吉。白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白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白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Bemhadi）、查哈（Von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1804－1908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正式形成时期（1908－1936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1960－1998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欧美论文范文第5篇

工业和邮政是不同的，人们的素质要求也不同。就期刊出版业而言，在大媒体环境下，编辑应具备以下素质：

（一）基本工匠素质。工匠精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品质，新时期的科技期刊编辑需要拥有良好的职业精神，也就是基本的工匠素质。基本工匠素质强调的就是注重质量，一切以质量为本。例如德国制造质量的蜕变是基于“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日本制造打开欧美和全球市场是基于“质量救国”战略等。大社会背景下的编辑被给予厚望，似乎编辑与出版社总能引导舆论的导向。因此现代的编辑就需要以事实说话，加工出优质的论文来引导社会舆论，这就要求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具备工匠精神，还要具备基本的职业能力，具体的职业能力下文会详细阐述。培养新时期的编辑最基本的工匠素质是社会对于编辑能力的需求，要求编辑“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才能增益其所不能。如若新编辑养成了良好的工匠素质，在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就一定会有所作为，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

（二）编辑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了，更不用说工作能力及工作阅历。在工作上，新老编辑的思想不同，处理工作的态度也就不同，但是又往往能够互补。老编辑思想守旧但是工作经验丰富，经常是马马虎虎，见怪不怪的工作态度。但是新编辑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与好奇，具有先进的思想却没有耐心和毅力。所以需要定期地对科技期刊编辑进行编辑观念更新的相关培训。编辑人员也可以定期去和科研人员交流经验。总之，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应该养成正确的编辑观念，编辑出读者喜欢的，正确引导读者世界观的论文。虽然现在智能系统发达，校正效率远比人工的准确又快捷。但是毕竟是通过系统来运行，远没有人脑灵活。近几年社会风气浮躁，在这种大背景下，更需要编辑发扬编辑观念，强化工匠精神，对论文精益求精，创造出最完美的论文，为读者服务。

（三）奉献精神。如今社会，加班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为了工作无私奉献自己的精力与时间。况且科研人员与编辑人员的工资本就不高，所以就需要新时期的编辑发扬工匠精神，奉献精神。当然，出版社也可以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来调动编辑的积极性，让编辑的生活不仅仅是与文字做伴，而是充满欢乐与色彩。除了设置奖惩制度外，还可开展部门特色活动，比如开展与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会等等。充分调动了编辑的积极性，编辑才能更好地工作，更好地为期刊奉献自己，发扬工匠精神。编辑自身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具有责任感，做出读者最喜欢的期刊。

欧美论文范文第6篇

1．教学设计

以三开为主轴，设计课堂教学。睁开眼睛:主动的阅读与观察。设计的教学活动有:课堂即刻阅读;课后围绕课堂关键问题的课后阅读;对下一讲内容有引导的课前阅读;为准备课堂论文围绕课程某个关键问题的深入阅读和结合课程见习的临床观察。张开嘴巴:主动的提问、表达和讨论。设计的教学活动有:课堂提问与回答;课堂小组讨论;对预留的问题进行课前提问;要求学生对课堂讲课中不明白的问题进行主动提问;全部课程结束时的集体辩论。开动脑筋:主动的解决问题和思考问题。设计的教学活动有:用个人学习加小组学习的方法，练习如何将书看“薄”，即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章节概述;启发学生认识目前具有争议的临床问题，主动了解“非标准答案”的重要性;围绕重点问题进行课程论文的准备，用这些方法让学生接触解决临床问题的真实途径。以上教学活动在教学中相互穿插，如在课堂教学中将教师的讲课中断，要求学生用短暂时间对指定的未讲授内容阅读、讨论，然后由小组代表进行发言。将教学延伸到课前课后，结合讲课中的基本概念、关键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列出阅读问题，引导学生进行三个层次的阅读，基本知识点重点阅读教科书;对学科中的关键问题要学会阅读参考教科书;难点和新知识点要学会阅读学术杂志的参考文献。鼓励学生带着问题来上课。运用课堂论文和课堂辩论的方法，是将上述环节灵活贯通的有效手段。自2002年到2010年，在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外科教研室颞颌关节教学中，对五年制和七年制的口腔医学生实行了课堂论文和辩论的安排。在进入颞颌关节专题教学的第一讲，首先提出一个学科内重要的论题，论题分为正方反方两个方面，如“颞颌关节弹响是否需要早期治疗?”“颞颌关节弹响是否需要手术治疗?”并要求学生在本专题讲课过程中通过自己的分析选择正方或反方的观点，结合在课外阅读的文献，要求阅读十篇以上的中外文文献。在课程结束后，写出一篇课堂论文。在教师审阅论文后，进行一次课外辩论，最后由教师点评论文和辩论情况。论文质量按照能否有明确论点、能否围绕论点收集文献资料、能否正确的引用文献及其观点进行讨论、能否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几方面进行评阅，在几方面都能够有突出表现的选为优秀论文，存在严重问题的选为问题论文，只讲存在的问题，不进行学生的点名。每次评出优秀辩手2～3名公开表彰，问题论文由教师通过网络或在课下进行个别交流。最后在进入临床实习前的临床见习中，回顾和强调课堂教学中的难点和发现学生易发生错误的知识点。

2．教学评估

对本教学方法的教学评估的方法有:学生直接对教学效果的评估、教研室联席听课、首都医科大学联席听课，听课人员打分和学生打分成绩均为优秀。三开教学法在首都医科大学进行教改交流并获得校长基金。

3．教学考核

2003～2005年期间，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颌面外科教研室将三开教学法所涉及的教学活动列为学生平时成绩，占学科考试的30%。

4．教学效果

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届五年制和5届七年制口腔医学生中，共有354名学生在颌面外科的颞颌关节课程中接受了三开教学法所涉及的课堂活动和课堂论文的写作，其中五年制学生205名，七年制学生149名。论文字数800～3000字，平均2500字;引用文献数量10～59篇，平均32篇。达到优秀论文水平的有42篇;96名学生参与了课堂辩论，产生优秀辩手29人;其中21名优秀辩手是优秀论文的获得者;有3名优秀辩手是问题论文的写作者。问题论文56篇，其中47人经过辅导后重新写作，重新写作后均有明显提高，有13人经过二次写作后达到优秀水平。8名优秀论文的获得者和3名优秀辩手成为免试推荐研究生，其中5名进入了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颞颌关节和牙种植的研究学组，4名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免试攻读研究生。

欧美论文范文第7篇

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是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进行综合研究的一种分析研究方法。该方法通过对所收集的文献信息进行客观、系统和量化的描述与分析展现某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综合运用了文献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外部特征与内容特征分析、空间分析与时间分析，因此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研究对象在一段时间内的整体态势，有助于厘清研究思路，掌握研究对象的发展趋势，找到研究的创新点。（王曰芬，2009：901-908）本研究的文献信息为国内有关科马克•麦卡锡作品的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研究中所涉及的信息数据均源于国内权威的期刊数据库CNKI和读秀学术搜索。通过检索与核实，CNKI收录28篇硕士毕业论文，2篇博士毕业论文。读秀学术搜索收录39篇硕士毕业论文，没有收录博士毕业论文。两个数据库共有28篇论文重叠，最终统计的硕博毕业论文总数为41篇。本研究以上述数据为基础，通过多维度梳理，客观地展现科马克•麦卡锡研究的发展现状，以期把握研究趋向，发掘新的研究点。

二、结果分析

（一）年代分布

从文献计量学理论出发，对论文的年代分布进行整理可以“直观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有助于掌握该领域研究在某个时间段内的整体趋势与变化（邱均平2008：16)。从检索的41篇论文的年代分布来看，南京理工大学的彭饮冰2007年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从社会化角度对科马克•麦卡锡小说〈骏马〉中主人公成长与命运的分析》标志国内硕士和博士对科马克•麦卡锡研究的开始，此时距麦卡锡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看果园的人》（1965）已经30余年，距论文研究对象《骏马》的发表（1992）也已经15年。2008年有两篇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没有。2010年至2012年掀起麦卡锡研究的热潮，论文数量从2010年的3篇骤增到2012年的15篇，达到顶峰。从折线图上看，2012年到2013年虽然论文的篇数降幅明显，但是2013年仍然有10篇硕博毕业论文。总体而言，硕博论文的年代分布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07年到2010年为萌芽期，特点是论文数量少，且有断层。2011年到2013年为快速发展期，三年时间发文35篇，是前4年发文数的约6倍。发文量激增体现国内硕博群体对麦卡锡关注度的迅速提升，预示未来一段时期国内麦卡锡研究将保持热度甚至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作品分布

对硕博论文所研究的作品进行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有助于揭示国内硕博群体的研究重点和倾向性，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经过统计，所有硕博论文的研究对象均为现已有汉译本的6部作品。在进行统计时，将“边境三部曲”三部作品的相关论文全部归为“边境三部曲”，其余涉及多部作品的论文单列一项“综合研究”。作品研究非常不均衡。硕博论文的重点研究作品是《路》和“边境三部曲”，两者相加占作品研究的81%。麦卡锡因《路》荣膺美国文学的重要奖项———普利策奖，也因《路》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对该作品的青睐不难理解。“边境三部曲”使麦卡锡成为美国西部文学的代表人物。三部曲中的暴力、成长、生态叙事契合了研究生青年群体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关切，因而成为重点研究作品。《血色子午线》被美国评论界认为是麦卡锡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但是仅有4篇论文研究该作品。《血色子午线》仍属西部小说，但叙述语言却是典型的南方文学代表人物福克纳式语言。文本中融入宗教、神话、哲学、历史、科学、文学等多重元素，加之惜用标点符号，长句俯拾皆是，难以卒读，更难翻译，导致研究该著作的论文相对较少。令人意外的是，只有1篇关于《老无所依》的论文。2008年，根据《老无所依》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国内上映，引起轰动。仅2008年发表在各类期刊上关于电影《老无所依》的论文就达30多篇，至今相关论文已达70余篇。莫非电影的光芒掩盖了原著的受关注度？个中情形有待深究。从上可以发现，对麦卡锡单一作品（包括“边境三部曲”）的研究占据麦卡锡作品研究的绝大部分，仅有3篇综合研究的论文，这其中包括统计中仅有的2篇博士毕业论文。一方面，表明综合研究的难度更大，对研究者的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也凸显目前硕博论文对麦卡锡作品的整体观照不够。在基础研究已近饱和的情况下，今后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作品的总体关照和深度研究。此外，所有的统计论文研究的都是麦卡锡的中后期作品，前期作品无一涉猎。这固然是一大缺憾，却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三）主题分布

根据文献计量学和内容分析法理论，通过对研究者的研究主题进行聚类分析可以了解相关研究的热点、重点和变化等。通过对检出论文的主题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硕博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文学理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以及具体作品的道德、精神、文化解读两个方面。被统计的论文共分为7大主题。其中研究后现代主义相关主题的论文共14篇，占比最大，主要包括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基本特征研究如存在主义、不确定性和空间阐释等。其中11篇文章研究麦卡锡的后启示录小说《路》。结合“作品分布”一节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对于最受关注的作品《路》，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为其后现代性。麦卡锡的主要作品都创作于后现代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至今，后现代性也是其主要作品的创作模式和叙事特征。以“道德与精神”为主题的论文有9篇，其中7篇研究《路》，成为《路》的第二大研究重点。研究“生态主义”主题的论文有9篇，其中7篇研究对象为“边境三部曲”，这与“边境三部曲”本身的主题完全吻合。总体而言，对麦卡锡作品的研究主题比较丰富，但仍然有创造的空间，比如理论性研究、宗教叙事、创作视角等。

三、结论

欧美论文范文第8篇

1．1中、西文合刊

中国近代主要的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如表1所示。除了表1所列期刊，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还有:《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东吴学报》《图书季刊》《电机工程》等。中国近代中、西文合刊的科技期刊，大都采用前半部分中文、后半部分西文的编排方式，也有少数是中、西文混排(这种期刊的西文论文比例往往比较小)。期刊中所用西文也主要为英、法、德文，且大多数为英文。在表1所列刊物中，有两个刊物值得注意:《麻疯季刊》(TheLeperQuarterly)和《同济医学月刊》(Tung-ChiMedizinischeMonatsschrift)。其他中、西文合刊的刊物，其中文论文与西文论文的内容是不相同的，而这两个刊物，其中文内容与西文内容相同。《麻疯季刊》前半部分为中文，后半部分为英文，内容基本相同。而《同济医学月刊》，德文与中文内容不但相同，而且完全同步:左半栏是德文，右半栏是德文的中文翻译。

1.2中、西文分刊

《清华学报》(TheTsingHuaJournal)，1915年由清华学校清华学报社创办，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间隔出版。1915年至1919年出版的前4卷中，1，3，5，7期为英文版，第5卷的2，4，6，8期为英文版。其余各期为中文版。该期刊1920至1923年停刊，1924年复刊时，因为有老师和学生认为“清华学制，名为中西并重，而实则偏重西文，故学生中文每况愈下”［7］而停止了英文版。1927年，该刊又改变为中、英文在同一期前后合排。

1.3西文专刊

中国近代主要的西文专刊如表2所示。除了表2中所列刊物，中国近代西文专刊还有《国立清华大学理科报告》(英文)、《中国物理学报》(西文)、Yunnania(英文)、《科学记录》(英文)、《中国科学通讯》(英文)等。《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原则上可用中、英、法、德文字书写，但实际上，除已故会员的中文传记，该刊所发论文全部是西文，且绝大多数论文都是用英文写成，因此将该刊列入西文专刊。《中国数学学会学报》(Jour-nalofChineseMathematicalSociety)也是如此。中国近代西文专刊，基本都隶属于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两大研究院以及当时具有国际水平的几个学会组织，比如中国地质学会、静生生物调查所等。其所刊发的论文，代表了中国近代各科学领域里的最高水平，为中国科学界及中国科技期刊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

1．4合刊到专刊的转化

《中华医学杂志》(TheNationalMedicalJour-nalofChina)，1915年11月创刊于上海，由上海中华医学会编辑出版，中、英文合刊;1931年，中、英文分刊。1932年，《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和《博医会报》合并，成为影响深远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正式定名为TheChineseMedicalJournal。《化学工程》(ChemicalEngineering)，1934年创刊于天津，由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创办。第1期即为中、英文合刊。1935年，为了便于国际交流，提高学术地位，决定用英文。但此后该刊所发论文并不全是英文，有些期次中还有一定量的中文论文。因此，该刊从合刊到专刊的转化并不彻底。

2近代西文科技期刊存在的原因

2．1加强国际交流，为中国科学界争得一席之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国科研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一些学科，如地质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最早兴起，其科研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准［6］。中国科学界开始寻求国际地位。翁文灏在《如何发展中国科学》一文中发问:“当此世界科学猛进之中，我中国学术界贡献几许，位置如何……”［8］中国学界要想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本国的科技期刊，把本国的科研成果推举给世界。但是，当时世界科学界的主流语言是西文，中文与中国科研一样，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因此，创办自己的西文期刊，成了中国科学界的共识和唯一的选择。正如谢家荣(1898—1966)在谈及《中国地质学会会志》创办时所说;“……因(《中国地质学会会志》)所载多为专门著作，为便于国际交流计，率用英德法三国文字发表，实为不得已之办法，非故为标新立异。”［9］同时，《化工》杂志在它的《本刊之旨趣与内容》一文中，讲到《中国化学学会志》之所以选择西文时说:“用西文发表，期在国际化学界占得相当之地位……”［7］便于国际交流，为中国科学界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是中国近代西文科技期刊创办的最主要的原因。为达此目的，这些西文科技期刊对论文的质量要求很高，所发论文不但代表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水准、而且具有较高的国际水平。例如《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JournalofPhysi-ology)，对论文质量要求之高，以至于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昭抡(1899—1967)在1935年感叹道:“是项刊物，迄今仍为国内专门刊物中取材最严格者之一。”［10］中国学者就是要用自己所创办的西文科技期刊让世界知道“中国民族，必能发展科学，而不可轻辱……以少数清苦无力之学人，图为国家民族，在世界学术同人中，博一称誉，争一口气”［11］。

2.2留住国内的高水平论文，吸引国外论文

中国科学界选择创办西文科技期刊，还因为在当时，中文想要承载高水平的科技论文还很困难。从文言到白话，从竖排到横排，新式标点的使用，公式术语的引入，近代中国科技论文文体在短时间内不断得以演进，但远未完善和成熟。单就各学科中专业术语的中文定名就成为了中文科技论文写作的一大拦路虎。“大学习于西文，中学安于故陋，巨师鸿儒，惮译名之难，不肯以中文述作。后起风从，遂皆袖手……”［7］而且，当时从事科学研究的主体，都是留学欧美的留学生，他们对于成熟的西文科技文体驾轻就熟，“遂致对国文反行生疏，当撰述之际，自舍国文而取英文……”［12］因此，当时具有一定水平的论文都是用西文写成的，如果没有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文期刊，这些论文只能流往国外。《中国生理学杂志》创刊以后，“国内研究论文投登国外之风乃稍衰”［6］，即可见一斑。中国科技期刊，包括西文期刊，往往都在西方国家多地设有联络点，并设有专门的人员，主要进行期刊的交换和海外稿件的征集。随着中国人所办的西文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西方学者的论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中国人所创办的西文期刊上。据统计，截至1949年，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上刊发论文的国外学者有54位［2］;截至1949年，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刊发论文的国外机构有16个［6］;《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刊载了大量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的讲学报告和专科会议论文［4］。2.3用于国内学者的学习与交流中国人创办的西文专刊，包括一些中、西文合刊上发表的西文论文，大都要求有中文题目和中文摘要，其目的就是为了中、西文对照，帮助中国人学习西方科技知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国一些大学所创办的西文期刊，其最初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于本校师生学习西方语言与科技知识，同时用于交流学习心得。《清华学报》出版英文版的最初目的就是如此。《同济医学月刊》由同济大学医学院创办，中、德文合刊，德文与中文内容不但相同，而且完全同步:左半栏是德文，右半栏是德文的中文翻译。“故本志编制，中德两文，相并而行，便对照也……至初学者，则更可就此校正其德语之智识，获益尤非浅尠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