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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化论文范文

欧美文化论文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

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对绝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来说,他们到美国后的第一感受是强烈的茫然感。他们是新来者,不会说英语,不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知道在新世界里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举止得体,因而不免被早于他们移居美国的其他犹太人和土生美国人嘲弄。初入美国的犹太新移民常常对先于自己移居美国的同胞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到震惊和难以接受。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为了逃避主流社会,大多居住在“犹太城”中,基本上可以避免与其他移民群体和主流群体打交道;并且仍旧能够用他们熟悉的意第绪语交谈,遵循传统的家庭和宗教生活模式,可以从同乡商人那里买到或赊购到用传统方法制成的民族食品。他们发现,“源自旧世界生活经历、常识的群体禁忌和行为模式,在新世界依然有意义”。这是东欧犹太移民获得心理安慰和安全感的源泉,也表明迁入美国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传统生活和文化的骤然断裂。

在东欧,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主流文化的包围和渗透下谋求生存空间、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在东欧一些国家,政府从法律上承认犹太社区的存在,并分配给它一定的义务;犹太人受法律的管制,必须生活在犹太社区中。由于外界敌对势力的压制和几个世纪里生活于一个圈定区域的历史经历,东欧犹太人尤为倾向于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认同。在美国,犹太社区不再是政府划定的,而是犹太移民自主的选择;主流群体不仅不会阻挡试图走出犹太社区的犹太人,而且采取各种措施“诱惑”犹太人同化于主流社会;虽然反犹太主义也存在,但是整个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不存在暴力专制,这有利于东欧犹太移民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不过,人们往往遵循已有的生活轨道,不可能突然之间改弦更张。东欧犹太移民需要花时间去体验美国的现实生活,逐步驱散几个世纪前就已形成的对外界和主流文化的恐惧与敌对情绪。在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中,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或能完全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他们多是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人士,认为“同化”能使自己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大多数东欧犹太移民认为必须尽可能地保存犹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他们所认可的适应美国环境的模式是局部的“文化适应”,而不是被完全同化。

在东欧犹太移民群体内部,正统派犹太教徒与世俗主义者对维持犹太传统的理解有所不同,前者看重的是对正统犹太教信仰的维持,而后者偏重的是对犹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19世纪末迁入美国的第一批东欧犹太移民多是正统派教徒,他们对本民族的极其尊崇,并试图在美国重建东欧犹太社区的生活。在犹太节日里,几乎所有的正统派教徒都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礼拜或祈祷仪式;在日常生活中,正统派教徒也恪守正统犹太教规,比如肉类食用禁忌。20世纪初迁人美国的第二批东欧犹太移民中,有一部分人是受欧洲犹太启蒙运动①和激进思想影响的世俗知识分子,他们与正统派教徒有所不同,但是在犹太节日里,也有人像正统派教徒那样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祈祷仪式;他们主要围绕同乡会、共济会、文学社团、复国主义团体和激进组织展开社会和文化活动;与正统派犹太教徒不同,他们通过对意第绪或希伯来文化的尊崇而不是对犹太教的信奉,来表现其对犹太传统的忠诚。

在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为了让孩子充分利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东欧犹太移民对公立学校的“美国化”措施基本上持容忍态度。对他们来说,公立学校既是其子女通往成功之路,同时又是同化“陷阱”,会导致子女与自己疏远。但为了子女的前途,他们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东欧犹太移民根植于传统文化和历史背景的重教观念、对子女的期望,在美国充满机会和相对宽容的环境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决定了他们对公立学校的反应。但是,他们对“美国化”教育也会心生不满。公立学校若采取有损犹太教的举措,就会激起东欧犹太移民的抗议。最初,美国公立学校中有些老师未能正确估量犹太人强烈的宗教情结,想当然地以为所有移民子弟都应该成为基督徒,他们教犹太学生唱赞美耶稣的歌,庆祝耶稣诞辰,企图使其改变。此举招致了犹太学生家长的抗议和抵制,他们向学校施加压力,呼吁其“停止将令人反感的强加于学生身上”,最终迫使公立学校放弃了“诱使”犹太学生皈依基督教的做法。

犹太学生的父母呼吁公立学校增设希伯来语和犹太文化课,以增强犹太学生的族裔意识和对犹太民族文化的感情。但是,公立学校教育者们对此类呼吁置之不理。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公立学校“美国化”教育的负面影响,向下一代传衍祖先的和文化遗产,东欧犹太移民创办了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希伯来学校,主要包括私人开设的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和社区资助的犹太律法学校。这些希伯来学校一般在公立学校的课余时间上课,着重向犹太儿童教授希伯来语和犹太教知识。从总体上看,希伯来学校教师的素质比公立学校教师差,他们的授课内容和方式陈旧,激不起学生的兴趣。在公立学校上了一整天课、精神疲惫的犹太子弟,往往不愿再到没有吸引力并且看似多余的希伯来学校就读。除了私立犹太儿童宗教学校和社区资助的犹太律法学校外,还有犹太工会、复国主义者、工人团等建立的世俗学校,同样也是在公立学校课余开课,主要教授犹太儿童意第绪语、犹太历史和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族裔认同。

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希伯来学校,还是世俗学校,都只是公立学校的补充,它们只能与公立学校“争夺”犹太子弟的时间、兴趣。这些学校虽然可以使犹太子弟了解自己祖辈的文化遗产,有利于他们族裔意识的形成,但无法阻挡其“美国化”的趋势。公立学校始终是犹太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机构。1914年,纽约市几乎所有小学学龄段(6―14岁)的犹太孩子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而同年只有25%的犹太孩子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犹太教教育。但是,不能完全否定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在维系和传承犹太传统文化上的努力。

在未成年时就随父母或亲友迁人美国以及出生于美国的东欧犹太裔(以下统称“东欧犹太后裔”),虽然同其父母一样面临文化适应的难题,但他们成长和生活的经历与其父母不同,因此所做出的选择也就与其父母存在很大的差别。与父母或亲友一同迁居美国的未成年犹太人虽然早先曾受到犹太传统文化的熏染,但是还未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有很大的可塑性,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新观念。他们大多喜欢在美国看到的一切新奇事物,也急于摆脱父辈“落伍”的生活方式。在“旧世界”时,这些犹太孩子热爱自己的,爱戴自 己的父母,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伟大的《塔木德》学者。可是在进入美国后,即便在他们未入公立学校就读之前,一些犹太小男孩就已开始接触到一个与“旧世界”截然不同的“新世界”。不知不觉间,他们从玩伴那里,或从自己的姐姐或哥哥那里,学得了一点英语和美国俚语,模糊地感到美国的生活充满新奇。他们入学之后,更是受到公立学校持续、系统的美国文化的灌输,迫切地要成为“美国人”。而出生于美国的东欧犹太后裔,从一落地就置身于美国文化氛围中,对父辈所固守的传统只有模糊的认知。他们受美国世俗教育的熏陶,一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美国。“成为美国人,衣着上像美国人,看起来像美国人,甚至谈吐上像美国人”是许多年轻的东欧犹太后裔的目标。当时有一位观察家曾写道:“没有哪一个种族像犹太人那样迅速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做出回应。年轻的犹太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适应了现代生活……他们对我们思想的理解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东欧犹太后裔“美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母语。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大多数居住在“犹太城”中,工作和所需日常生活用品都能在“犹太城”中得到满足,因此其日常的交流语言仍然以意第绪语为主,只学会了简单的英语。而对于东欧犹太后裔来说,英语则是其在美国立足和发展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熟练地使用英语是进入名牌大学、获取高薪工作和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很快丢弃了意第绪语。这令他们的父母非常不安。一位犹太移民妇女对先于自己迁居美国的女儿的“美国化”行为非常惊愕,她向《犹太前进日报》写信诉苦:“在没有我们相伴的几年光景里,她变成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佬,已经忘记了怎样说意第绪语……她说意第绪语不优雅,还说我是个‘新来者’。”反过来,东欧犹太后裔则为其父母讲意第绪语或带有外国腔调的英语感到尴尬和害臊。美国的一位东欧犹太裔青年给《犹太前进日报》的主编亚伯拉罕・卡恩写信,抱怨他的父亲在公众场合说意第绪语。有一次这位青年同父亲到一家商店购物,其父亲对着一个他认为是犹太人的售货员说意第绪语,这使儿子感到非常尴尬,并责怪其父亲。卡恩对这个年轻人责怪父亲的行为做了批评,但同时阐明在美国说英语的重要性。上述两个例子反映了两代犹太人在如何适应美国社会这一问题上,因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在日常行为举止方面,东欧犹太后裔也逐渐打破了父辈的传统。有些人开始在公众场合握手,而这在犹太教正统派传统中是被禁止的;有些人则在大学的餐厅里吃猪排,完全将犹太教饮食戒规抛之脑后。

对东欧犹太后裔来说,努力学做“美国人”带来的并不尽是正面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能认同父辈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能被主流社会完全接纳,因而丧失了某种归属感,成为身处“新、旧世界”之间的“边缘人”。实际上,东欧犹太后裔并不能被塑造成全新的“美国人”,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混血儿,是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中的人;即便他们可以抛弃传统,他们也不太情愿这么做;而另一方面,由于种族歧视,他们又不被新社会完全接纳……他们是生活于两种文化和社会边缘的人”。这是很多徘徊在“新、旧世界”之间的东欧犹太后裔共同的尴尬处境。

东欧犹太移民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解决老一代人与年轻人在文化适应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如何在犹太文化传统与美国现代观念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从而能够身兼“犹太人”与“美国人”的双重身份?有几位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一位是犹太教正统派领袖卡斯里尔・萨拉索恩,他是美国意第绪语文报业的先驱,创办了《意第绪周报》和《意第绪日报》。按常理,犹太教正统派领袖是不能接受美国现代观念的,故而不可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但从萨拉索恩的经历来看,即便是保守的犹太教正统派领袖,也可能主张犹太移民在某种程度上融入美国社会。萨拉索恩出生于波兰,成长于完全正统的犹太教环境中。由于萨拉索恩生活在俄属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一个深受德国犹太人思想影响的地区,因此他也很难摆脱犹太启蒙思想观念的熏染。正统犹太教信仰和犹太启蒙思想的双重影响,决定了他在引导东欧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时表现出的双重立场。萨拉索恩笃信正统犹太教,不遗余力地帮助犹太移民维系正统的,坚定不移地维护《塔木德》在犹太移民日常生活中的首要地位。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他强烈地批评左派的世俗主义者;但同时,他又希望自己的同胞能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投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萨拉索恩将美国视为犹太人定居的理想之地,认为美国为长期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了经济公正、税收公平和人身安全的生存环境。他宣称,为回报这种自由和平等的待遇,犹太人有义务成为美国公民,拥护美国的政治体系。

萨拉索恩身兼正统派犹太人和“美国化”论者的双重角色,在旁人看来是反传统的,也是自相矛盾的。萨拉索恩虽然属于犹太教正统派,但他的言论却让人感觉他像一位改革派犹太人。萨拉索恩不仅敦促犹太同胞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而且希望犹太移民身上的“外国”特质少一点,而这正是改革派犹太人的一贯立场。正因为如此,他赢得了美国德裔犹太人的尊敬。萨拉索恩去世之后,美国德裔犹太领袖在为他致的悼词中说:“尽管萨拉索恩观念保守,但他很清楚地知道怎样去填平犹太社区中新、旧之间的沟壑。”改革派犹太人还高度评价萨拉索恩创办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在推动东欧犹太移民“美国化”方面的影响。《美国希伯来人》的编辑约瑟夫・雅各布在1910年《意第绪日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之际这样写道:“那些只会说意第绪语、迁入美国时年龄过大不可能学会英语阅读的同胞,本来也许永远无法了解当时有关美国的新闻。所有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尤其是萨拉索恩所办的报纸在促进新来者‘美国化’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萨拉索恩试图将“异类”的东欧犹太移民塑造成政治上活跃的美国公民,但同时又维持正统派信仰和意第绪语文化。这是犹太移民领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的一种尝试。

另一位寻找这种平衡点的东欧犹太移民领袖是1898―1907年间担任教育联盟(Educational Alliance)主席的戴维・布劳施泰因。布劳施泰因作为东欧犹太移民的一员,无疑比创立教育联盟的美国德裔犹太人更能敏锐感知到同胞们的内在需求和感受,深深体会到犹太传统文化的韧性。他在任职的九年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教育联盟的强制同化策略,在推动东欧犹太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尊重他们的宗教和民族传统。

在布劳施泰因的领导下,教育联盟保留了原先开设的英语、公民学、美国史等旨在促进东欧犹太移民“美国化”的课程,而且增设了有关犹太语言和文化的课程,包括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课程,以及犹太历史、宗教和艺术等课程。教育联盟还举办免费讲座,使用的语言也从以英语为主转为适当增加意第绪语。讲座既有涉及美国的地理、历史、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美国伟人的内容,以帮助犹太移民了解美国的制度,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美国公民,也有关于意第绪语文学、犹太宗教和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为中年和老年犹太移民所喜爱。布劳施泰因对 于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在文化适应中所产生的代际矛盾与冲突一直有敏锐的感受。在处理此问题时,他力图兼顾犹太传统与美国现代观念。在他看来,家庭是犹太人生活的基础,因此必须维持家庭的完整与和谐。他认为,教育联盟不仅是一个同化犹太移民的场所,而且是维系犹太移民家庭亲情关系的重要场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布劳施泰因在主持教育联盟的事务时,教导年轻一代犹太人尊重父母的宗教和生活习俗;同时他也希望犹太移民理解其子女的“美国化”倾向,从而使两代人的思想观念相调和,以化解矛盾,确保家庭关系的和谐。总体而言,布劳施泰因改变了教育联盟原先的彻底同化东欧犹太移民的目标。他认为,“美国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过去,成为美国人并“不需要牺牲自己的种族特征和或是文化上的完全转变”。布劳施泰因曾坦率地声明:“让我们在说话、衣着、政治等方面同化或变得‘美国化’吧,但是说到社会生活,我认为还是保持我们自己(的方式)。”

与卡斯里尔・萨拉索恩和戴维・布劳施泰因相比,更具影响力的东欧犹太移民领袖是亚伯拉罕・卡恩。卡恩是一位社会主义信仰者,但并不教条。他担任左派报纸《犹太前进日报》主编几十年,一直致力于帮助东欧犹太移民解决适应美国社会的切实问题,而不是局限于空洞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使该报受到普通犹太移民的欢迎,成为在美国犹太社区中最有影响力的意第绪语文报纸。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卡恩是《犹太前进日报》的舵手和灵魂人物,他制定办报方针,使《犹太前进日报》的“美国主义”(Americanism)特点非常突出。有学者认为,“这份报纸的主要工作,就是将东欧犹太移民引入现代社会,教给他们西方民主政体的思想和制度,最重要的是将他们塑造为美国人”。卡恩在《犹太前进日报》上开设的“读者来信”专栏常常向东欧犹太移民提供适应美国生活的明智建议。不论是有关、观念冲突的大问题,还是恋爱、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烦恼小事,都能从那里得到答复。上述诸种问题,有不少是因犹太移民中的长辈与晚辈对美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接受态度上的差异引起的。卡恩和编辑们给予的回答,一般是主张接受美国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但又提醒读者不能完全抛弃犹太传统文化。卡恩主张,犹太移民必须学会英语,这对他们自身有利,如果不这么做,对他们的进步则是一个严重的障碍;犹太移民还须学会美国式的礼貌、礼节和卫生,并作为有见识的公民参与公民和政治事务。然而,卡恩并不主张完全抛弃意第绪语文化。他在《犹太前进日报》上专门留出版面,为那些优秀但不出名的用意第绪语文写作的作家发表作品。他自己也将意第绪语文作为与普通犹太移民沟通的一种方式。他用意第绪文写了一部美国历史,而且将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翻译为意第绪文,并加以注解;还写了许多著名美国人的传记,其目的是为了让犹太移民熟悉美国社会。

上述三位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领袖兼顾犹太传统和美国现代观念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为成长于美国的犹太中产阶级领袖所接受。这些犹太中产阶级领袖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是由美国社会文化环境塑造的。他们对于主流社会的各个方面比其父辈有更广泛的了解,因此在美国社会中感到较为自在。他们的领导方法更具美国色彩,他们驳斥“盎格鲁一撒克逊主义者”对美国的认知,推崇“熔炉”论者将美国视为“世界性国家”的观念;但他们对“熔炉”论的理解与主流群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像后者那样将美国视为“合众为一的和谐整体”,而是强调“统一中的多样性”,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多元主义观念。美国的第二代东欧犹太裔领袖将“美国化”理解为犹太人获得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行动自如的基本技能,这意味着要学习英语、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熟悉美国的经济体系;但在、文化和生活习俗方面,他们赞成本族裔群体保持一定的独特性。

在芝加哥,年轻一代的犹太领袖与第一代移民中的世俗知识分子联合,于1903年11月创立了希伯来学会,以取代美国主流群体中温和同化主义者开设的“赫尔之家”(Hull House)之类的福利、教育和文化活动中心。希伯来学会力图用现代的教育方法,让犹太孩子同时熟知美国和犹太传统,既促进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又在其身上培育犹太族裔意识。

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芝加哥希伯来学会在最初四年间开展的活动十分有限。后来在美国德裔犹太人的大力资助下,该学会得以买下一座大楼,1907年之后发展成为芝加哥西区的犹太社区活动中心。每周来此参加活动的犹太人从1910年的1.1万多人(次)上升为1912年的1.6万多人(次),而到“赫尔之家”参加活动的平均每周仅为9000人(次)。芝加哥希伯来学会为犹太青年开设了体育锻炼场所、戏剧和文学俱乐部、工艺学习班,以及人文科学、社会政治和自然科学课程,向犹太青年讲授美国观念和传统。此外,它还开办了一家人籍咨询所、两所初级和中级夜校、一所职业培训学校,以帮助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社会。然而,它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强调传承犹太价值观、文化和传统,培养犹太人的族裔意识。为达到此目的,希伯来学会建立了一个现代的犹太会堂,宗教仪式分别使用希伯来语和英语来主持,在犹太教节日均要举行庆祝活动,举办有关犹太历史的演讲,举行犹太音乐会,组织犹太艺术家作品展览,资助戏剧俱乐部用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英语表演剧目。该学会还决心复兴犹太教育,开设了一所安息日学校和一所希伯来学校,利用现代的教学方法教授希伯来语、犹太历史和文化。

希伯来学会举办的活动与“赫尔之家”举办的活动相比,在目标上截然不同。“赫尔之家”虽然也为犹太移民举办具有族裔特色的社会文化活动,但其意在于推动犹太移民与土生美国人以及犹太移民与其他移民群体之间的交融,逐渐消除族裔障碍,最终形成一个文化统一的社会。而东欧犹太移民领袖虽然也认为族裔群体需要相互了解,但是他们更喜欢的族裔生活模式是多元的。希伯来学会举行犹太艺术活动,向犹太青年教授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犹太历史以及其他文化知识,均旨在增强年轻一代犹太人的族裔意识。

正是由于犹太领袖的积极引导,东欧犹太移民在美国文化与犹太传统文化之间没有简单地否定任何一方。他们既没有像主流群体所设想的那样,彻底地抛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坚决地抵制美国现代观念的影响。第一代东欧犹太移民身上还保留着根深蒂固的犹太特性,但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接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观念。而东欧犹太后裔则不同程度地放弃了父辈的正统犹太教信仰、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在各方面“美国化”了,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离开“犹太城”。不过,他们虽然可以离开有形的“犹太城”,却无法完全摆脱独特的犹太历史、文明、和戒律所构成的无形“犹太城”的影响。早期移居美国的大多数东欧犹太人及其后裔选择了一条中问道路,既吸收主流社会中能为自己所用的文化因素,又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犹太文化传统的精髓,塑造出了兼顾犹太文化传统和美国现代文化的双重文化认同。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跟据学者王宁的分析,五四时期至三十年代后期是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1]。当时在诗歌上的艺术探讨,最主要得力于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作家群[2]。他们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诗歌艺术所影响,从而对本身的创作加以模仿以至接受,并作进一步的创作。这群诗人中,卞之琳正是当中较特别的一位。事实上,他既借鉴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诗歌创作,并有一种选择性的接受过程,从而吸收当中的养份来转化成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本文将会以此作一个讨论。

本文将分为四个主要部份,首先将会对本文所指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作一个适合讨论的界定,其次再解释「接受和「转化两个概念和关系,接着再分析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情况,最后在他的诗歌中,选取三首作品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及讨论,务求提供一个完整的论述过程。

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界定

对于何谓「现代派,还是「现代主义的讨论,这是一个十分宽阔的范畴,一直以来的讨论也十分炽热。例如现代主义是一种美学倾向和精神,现代主义和创作方法跟美学有密切的关系等方面的描述。而在中国较为著名的两种意见发表人正是王宁教授和袁可嘉先生。

以时间上来说,袁可嘉先生是中国较早研究现代主义的一位学者。他在《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中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文学思潮,「是一个包括象征意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而就诗学来说,象征意义、表现主义和意象主义是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东西。总括来说,袁可嘉对「现代主义的界定可以用「五国六主义来括概。

可是,另一位学者王宁教授却并不认同袁可嘉的说法,他认为「现代主义其实具有两种含义,即是指宽泛的现代主义创作原则,挑战传统文学理性和现实主义文学。另一种含义由他对外国的研究中所研发,例如在《现代主义:1890-1930年》一书中,已指出现代主义文学已成了一种历史现象,王宁便从中认为它的另一个含义是「作为文学运动和思潮,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由诸多流派所组合成的结合体。[4]

综合而言,笔者总结上述两位学者的意见,认为现代主义有广义和狭义的意义。在狭义来说,它指一个已经发生了的文学思潮运动。在广义来说,则指一种反抗传统写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这一些创作原则,既有属于象征主义的,亦有属于意象主义的。笔者并不赞同它们被视为一个如袁可嘉所指的「流派的总称,因为每一种主义的文艺观未必相同,例如未来主义者具有反传统的倾向,但另外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如叶慈等却具有重视传统的一面。此外,据西方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历史亦不能接受,因为普遍大众和学者已将「现代主义注入一种史学以外的美学讨论,不能令人容易接受。由此可见,现代主义本身极具复杂性,难以作出如科学化的解释,而笔者在本文中,综合袁可嘉和王宁的观点,作出取舍,以定一个可以讨论的框架,以广泛的现代主义来说明。

三、卞之琳诗歌的「接受和「转化关系

在文学上,所谓的「接受(reception),其实有数个方面的指涉,而现在则指一个作家如何接受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作品,重点放在「接受者(即是

作家)对文本(Text)的诠释和产生出的创造性意义。而这一个意义产生的过程并非每一个接受者也会相同,它是受到接受者的「接受屏幕[5]所影响,所以同一样东西,来自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的甲和乙所接受到的东西也会不相同。

另外,所谓的「转化(transformation),即是指一个作家在吸收另外一个作品或文学体系的影响后,从而化用在本身的文学创作上。这一种的创作在背后已有作者主观的文艺价值取向,使到被影响而创作的东西在艺术取向上和原本的东西有所分别,这正是作者经过艺术选择之下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风格。

由此可见,「接受和「转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一个作定受到某一种文艺所影响,而他会根据本身的「接受屏幕来选择接受那些东西。当他选择后,他便会将那种被选取的艺术取向融入自己本身的创作之中,并作出必要的消化变形(appropriation)[6],再创造出另外一种艺术特色出来,这一个由吸纳到再创造的过程,有助继承和发展原来的特点。

当时,西方象征主义[7]的诗歌艺术对卞之琳是产生了影响的,他亦对象征主义有所接受,并且从一个接受到转化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智性诗歌风。卞之琳最初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已经对象征主义「一见如故,并谓自己的诗乃是有意仿照魏尔伦[8]。他对象征主义诗歌的钟情,一来由于他的老师梁宗岱的影响[9],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象征主义的题材取向和艺术形式和卞之琳本身的诗歌风格取向有接合的地方,从而发挥象征主义的内在涵意丰富的特点,提炼成一种知性上的关注,深化作品内内容,达至意象和意义的配合的内在意义。

由此可见,他有意识地根据本身需要来选择接受的地方,由早期借鉴波特莱尔和魏尔伦的诗法,以至到后期向后期象征诗人如雷里瓦等人学习,再应用在他的创作上,可见他的接受是有取舍的。卞之琳避免象征主义晦涩难懂的风格,受本身文化影响,形成一种清新的文字风格,意象的选择亦避免艰深,以反映内在精神世界为标准。而在题材上,卞之琳亦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智性取向有所选择和转化,把感性和理性融合,增强新诗的理趣,注入哲理性的沈思,表现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把西方的象征主义演化入自己的作品里,中西诗学得到融合。

因此,卞之琳的诗歌,并不如一些学者如袁可嘉所言,仅是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融合古化欧,其实当中是涉及一种诗歌艺术的再创造,并非全部接纳,反而,保留本身的优点,并向西方学习,形成卞诗的独特风格。否则,若如李金发般,只一味全盘接收象征主义的形式,只会得出一种失去诗味的东西出来,叫人难涩难明。

四、文本分析部份

接着,笔者将会选择三首卞之琳的著名诗作,作文品细读式的分析,从而体现他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和转化,再创造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三首作品分别是〈长途〉、〈断章〉和〈白螺壳〉[10]。选择它们的原因是因为这三首普遍可以代表卞之琳的两个创作时期的特色,由最初接受魏尔伦到最后接受瓦雷里等人的后期象征主义特色。

1.〈长途〉的尝试

〈长途〉是一首属于卞之琳早期的诗歌创作。他接受象征主义的时间大概是三十年代,而〈长途〉则写于1931年。袁可嘉认为这首诗「有意模仿魏尔伦的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11]。卞之琳亦指写蝉的诗句是受瓦雷里启发[12]。在内容上,诗中透过一连串意象的营造,用「旷野、「蝉声、「太阳和「杨柳等刻划一个灰色调的城市画面,从而把城市描述成一片死气沉沉,这首诗无论在主题的取向,以及艺术形式的安排,明显受当时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子。可是就艺术有价值而言,它的成就并不高,诗作品的歧义性(ambiguity)并不高,反而较为单一。另外,整首诗的语言之间的张力(tension)亦不足够,大大减低它的可读性,反而因为意象之间的普通化和简单化,使这一首诗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虽然〈长途〉只是徒具象征主义的形式,但是这一个尝试却有助诗人的发崛,使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日趋成熟。

2.

哲味深长的〈断章〉

标志着卞之琳诗歌艺术形式及题材的转化成熟的诗歌正是〈断章〉。这一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它虽然短,但却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引来不同的评论家对它作出分析,写下洋洋万字的评论。由此可见它的吸引力。例如余光中曾经指出,这一首诗有一种交相反射,层层更进的情趣,更阐明世间上万事万物的相对概念[13]。学者张曼仪女士亦指它把相对境况并列而层递推移,物我关系互相变易,境中有境[14]。

笔者认为,一首只有四句的诗能够吸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定和它的「内部肌质和「逻辑结构有关。首先在「逻辑结构上,它的内容十分简单,写「你「看风景人「明月和「别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基本上是没有具体的内容可言的。但是它的「内部肌理却十分有趣,尤其是在歧义 (ambiguity)这一点上,它更引发很多的联想,不同的人感悟到不同的东西和理趣出来。它透过主客两体的易位,把「矛盾语(paradox) 加剧,本来位于主体的「你在桥上看客体「风景,但转到以「看风景人在主体看「你,即「你又可以是一个客体。主客的认识,在乎你所位处的角度,而这种主客互调的相对关系,又正正是构成世界的原素,增强诗歌的艺术性,大大加强它的「张力。

整首作品中,作者选择用「风景和「明月作为意象,更加深诗中的象征意义,令歧义性更加复杂,不同的人可以各自解释当中的意义。但是,这一首意义深长的作品却没有晦涩难懂的问题,反而令人一看再看,实有赖作者接受象征主义中的表达内在哲理的命题倾,加上融化本身的艺术取向,使到诗中的表达十分畅达,令人一看明暸,它可说是卞之琳的代表作。

3.

成熟的白螺壳

最后,〈白螺壳〉是一首较晚的作品,写于1937年。当时作者的创作经验已相当丰富,因此这一首诗可谓卞之琳诗艺最成熟之作,艺术技巧十分高,主题的歧义性 (ambiguity) 亦恰到好处,虽然未至于如〈断章〉及〈鱼化石〉般丰富,但是却有了一个较清晰的方向,指向人生至善至美的境界追求。诗中借「空灵的白螺壳,这一个意象,串连整首诗,引发诗中人的反思,「我感叹你的神工「你的慧心啊,大海而因为纯白而不留纤尘,从而引发出联想,由人生的困境至世情的处置也涉及其中,并以追求人生理想为目的。但最后妙的地方在于作品最后的部份:

「檐溜滴穿的石阶,

绳子锯缺的井栏—

时间磨透于忍耐

上述的情况事实上是不会发生的,石阶不会穿,井栏不会被锯缺,所以加以反讽 (irony),「黄色还诸小鸡鸡「玫瑰还诸玫瑰,原来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改变,经历坎坷受尽得失,到头来只剩下一串「宿泪,人生受挫折而欷歔。整首作品的陈义极高,指向人生哲理的命题,而艺术技巧亦十分成熟,意象架构合理,可说是卞之琳的成熟诗作。

六、结论

卞之琳评价自己的诗歌创作时,认为「规格本来不大,我偏又喜爱淘洗,喜爱提炼,期待结晶,期待升华[15]。再阅读他的诗作,笔者认为他的诗作的确具有哲理性的内容,而且表达恰到好处,不会习染西方象征主义的晦涩病弊,反而接受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在取材上和艺术形式上的优点,写成如〈断章〉和〈鱼化石〉般意味深长的诗歌。这一种特色,既符合艾略特对诗歌的主张,「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又融入本身的诗艺追求,融古化今,寻求智性的理趣,可以肯定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席位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先行者,实非过誉。

[1]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2] 1935年孙作云发表《论“现代派” 诗》一文,把当时有相似倾向的年青人的诗歌创作概括为“现代派诗”。

[3]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的边界线》,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7。

[4] 王宁:〈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命运〉,收录在王宁着《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189。

[5]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2。

[6] 可参考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07-108。

[7] 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河,它的得名由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在巴黎《费加罗报》首先提出。它重视写个人内心感受,并透过建构意象来表达,详细内容可参考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的第五章。

[8] 可参考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9] 梁宗岱曾留学法国,回国积极译介象征派诗,并希望建立象征主义诗学。

[10] 本文依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所收的版本。

[11] 袁可嘉〈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收录在袁可嘉着《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91。

[12] 张曼仪:〈卞之琳论》,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62。

[13] 余光中:〈诗与哲学〉,收录在张曼仪编《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卞之琳》(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页299。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主权、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主权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扞卫主权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国内学者研究英国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不外乎按照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以1993年欧盟成立前后为界分为英国与欧共体关系以及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研究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都有着自己的观点,他们主要观点涉及政党政治、外交、法律、政策传统、安全防务通过这些方面来阐述着重分析了欧洲一体化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以及英国给欧洲一体化带来的变化。最近几年研究欧盟的学者日益增多并且角度开始有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 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是英国对待加入欧洲一体化表现出来的独特态度。主要有陆梅《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王鹤的《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分别论述了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到二十世纪末英国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的变化。陆梅在其论文《英国在欧洲一体化上政策摇摆的多元形成因》谈到了英国与欧州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原因主要有三因素:地理因素、历史因素、英美特殊关系。 赵怀普《英国缘何对欧盟若即若离》指出了三个因素影响英国对待欧盟的态度:入盟涉及英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入盟侵蚀英国的、入盟冲击英美特殊关系。作者认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若即若离的困境是由深层次英国的独特政治文化和外交传统决定的,这同时意味着摆脱这一困境的艰难。 王鹤在其文章《论英国与欧洲一体化———评价英国政府的欧盟政策》按照时间顺序表述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从70年代加入加入欧共体始终是一个难以合作的伙伴。以后自80年代末期以来英国在欧盟中处于一种自我选择的孤立状态,主要政策可以总结为不全盘接受欧盟又不从欧盟中退出;立足点是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主要立足点。指出主要的英国与欧盟的争论点包括两个方面就是问题的争论和经济问题的争论。 有的学者从议会政党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主要代表有李世安《英国议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捍卫国家和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王展鹏《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谢峰的《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议会如何捍卫以及工党、保守党如何对待欧洲一体化角度来表明欧洲一体化对英国的影响。王展鹏关注与工党对欧洲政策的转变在其《政治文化的趋同与英国工党的亲欧转变》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总的来讲工党政策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由反欧向亲欧方向转变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共体早期的政策与工党国有化、福利国家的理想是有冲突的。另一方面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自己采取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措施而工党自身选举的连续失败转向了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二者在某些方面是有契合点的。作者认为国内研究欧洲一体化问题时往往重视文化差异所构成的障碍,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学习的过程。谢峰在他的论文《英国保守党欧洲一体化政策评述》提出了究保守党的对欧政策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个各方面进行研究其一是保守党领导核心公开的对欧政策其二是保守党内部与前者向差异的个人组织和派别对欧洲一体化的意见。 汪波的《论英国对建立冷战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从安全防务角度阐释了欧洲需要防务的原因: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大量种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使欧盟意识到滋生建立起一个安全防务机制的迫切性。但是英国两党基本上对此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有以下几个原因:政治文化传统、历史现象原因、深受英美特殊关系影响、对欧洲合作的期望。国内学者也有从法律角度阐述了欧洲一体化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例如王展鹏:《话语与制度变迁: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英国宪法司法化》看出了英国司法体系与欧洲体系有较大的差别。作者得出结论应该说英国在三百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内外部的挑战表现出来了一种渐进变革的能力值得赞赏,全盘照搬欧美的法律体系未必明智。 国内学者也有从学术角度来分析英国与欧洲一体化例如常鹏飞曹永伟《英国学派与欧洲一体化:一项基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比较分析》分析了英国学派,英国学派: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独立于美国“主流”学派之外的一个学术特色鲜明的学者群体,其最大理论特色是运用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来阐释国际政治。总的来说未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是乐观的,向前进的,英国学派的介入给予处于困境迷茫中的欧洲一体化以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摆脱目前一体化研究的定式。所以说,作者认为门户开放的英国学派与螺旋上升的欧洲一体化相结合是有大意义的。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IssuesdContemporaryWorldSocialismMar.2004AQuiterly,No.1(总第79期)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社会主义】

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

张骥闰磊

(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石家庄050000)

【摘薹1目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作为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索而青较为隐性的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其他因素难以企及的影响,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本文试从欧洲统一观念的形成、发展、演变.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欧洲观念的深化发展.歇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问题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论述。・

【关t谭】欧洲一体化;文化认同;文化差异

【作者简介】张骥,男.法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同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管理学院固厍政清专韭礴±研究生

【中田分类号】A81,DO【文献标识码lA【宣章箱号】1001—5574(2004)Ol一0083—11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已经从最初的6孱发展到如今的15国,2004年将发展成25国,其内涵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深人劐趣国家机构的建立与共同货币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全致策、司法和甓驶事务的政策台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对殴洲统一观念、歇洲文化认同、欧洲共同的文化政策和在文化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压力面前欧洲的文化抗争及文化因素阻碍一体化进程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欧洲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形成

“欧洲”或“欧罗巴”一词,源自希腊神话,13世纪以后开始在欧洲典籍中广泛出现。尽管欧湘人把欧洲视为同一文明体系的地理单元,妻张实行欧洲联合却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但这种理念是深深植根于古罗马帝国的光荣和基督教的教义之中的。

欧洲一体化的深刻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源于希腊的欧洲古典文明在罗马共。本文为教育部t五规划立项课题‘国际政治文化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号为01JABl0011。・83

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得到了极大的补充,这个时期的“希腊化”进程使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欧洲文明的构架,这两者之间的交汇被认为是“人类发展史上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IJcp2”)。罗马文化对后世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曾经照耀着宗教、文化同一的几乎整个欧洲。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共同的宗教信仰则使得欧洲人彼此接近、互相认同。后来罗马帝国分裂。但统一的基督教信仰仍然在精神上联系着欧洲的东部和西部。古罗马时期的文化成就使欧洲人难以忘怀,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灵感源泉。古罗马文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给其所属地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无论欧洲的民族和语言如何复杂,每个民族都以大体相同的方式接受了来自同~渊源的文化。随后,“基督教世界”的形成,标志着欧洲完成了从古典文明向基督教文明的过渡,两个文明之间有着巨大的分野,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

中世纪以后,查理曼帝国曾经短暂地统一过欧洲西部,但这个帝国很快土崩瓦解,西欧陷入了长期的分裂之中。后来罗马教会曾试图建立普世的统治权。“普世主义”既来自于罗马教会维护其在“基督教世界”中精神统治的努力,也来自于古罗马帝国经久的魅力。十字军东征(1096--1270),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着,也太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脚-28)。有人评价说;“基督教会通过宗教信伸,通过它的宗教组织系统把当时那个分崩离析的西欧联结在一起,这种状况在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西欧各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加速了欧洲文化的认同过程,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确立莫定了基础。”【2】(-p5””’尽管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和教会权力的酱遍性,但终予戤不过王权,最后教会本身也分裂了,然而,谋求统一的追求与梦想覆盖了以后几十代欧洲人的昃魂。

17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它一方面为欧溯各国人民的交往以及欧洲在世界的霸权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使欧洲的分裂持久化,并导致了连绵不绝的战争。这些战争给欧洲文明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它客观上也促进了各民族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此时,欧洲的理想主义者提出了各种统一欧溯的方案,以谋求欧洲的和平与发展:

1713年,法国的圣一皮埃尔在<争取欧溯永远和平方案》中最早提出了建立“欧洲邦联”的思想;卢梭则认为,只有依据各民族人民的意志,欧洲联合才可能实现;杰・边沁在《国际法原则’中提出了“普遮和永久和平的计划”;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公布了一个永久和平计期;圣西门致力于“重新组织致溯社会”.提出要建立一个议会制的联盟;拿坡仑有过用武力统一欧洲的宏伟计划,他曾表示:“我要把还是计划的内容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货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这就是唯一的理想结局。”L3J(”16_1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联台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1925年,法国时任总・84・

理赫里欧明确表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1929年,法国外长自里安向德国政府建议组织“欧洲联邦”.并于1930年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了备忘录,倡议建立欧洲主权国家的联盟。库当霍夫・卡莱吉认为欧洲必须保持它的个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共同的欧洲灵魂。他认为欧洲曼魂有三个特性:基督教的深度,希腊的广阔,日耳曼的高度。在这样的欧洲联邦里,每个公民都是一个优秀的本国的公民,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如同人们热爱自己的父母,他们也能热爱他们的父国与母国——欧洲。库当霍夫断言,欧洲联邦是一个精神的领域,并且不能区分其语言、种族或宗教团体[4】(p坤27—83”。

纳粹在德国的上台宣告了欧洲联邦计划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欧洲衰落的过程。在这场战争中。传统欧洲体系的崩溃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通常所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欧洲现已死去,而且无复活希望。往日耀眼的“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5】<p578】。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欧洲人重新审视欧洲联合问题,他们坚信,解决欧洲问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的统一。战争使欧洲成为废墟,美苏对抗加深了欧洲的分裂局面,以德国为界,欧洲各国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历史的苦难似乎还没有结束,欧洲文明正在沉沦.欧洲人有失去自我特性的危险。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后写下了《西方的没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创伤后写下了《别了,欧洲历史》。而丘吉尔则发问:“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6】(p257)

1946年,丘吉尔提出:“我们必须创建一种欧洲合众国。只有这样,几亿辛劳的人民才能重新获得使生活具有价值的快乐和希望。…・一为什么不应有一个欧洲组织,让这个动荡而强大的犬陆上的迷茫的人民拥有扩大的爱国主义和享有共同的公民资格呢?为什么它不应拥有其应有的地位,与其它庞大的群体一起来安排人类的命运呢?必须有一个操多种语言的亿万家庭自觉参加的信仰行动。”【7“耐“)

1950年,好曼计划提出:“欧洲联邦的第一步是发展经济,煤、钢工业的联营立即为它提供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将改变那些长期从事战争武器制造地区的命运。……为维持和平,欧洲联邦是必不可少的;依靠联合进行基本的生产,依靠设置一个约束法国、德国和其它成员国的高层权力机构,我们的建议将为欧洲联邦的实现奠定第一个坚实的基础。”11]1mIO—it)

1951年,欧洲统一之父——让・莫内在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也强调了欧洲统一的前景。他指出:“煤钢共同体所属6国的煤钢事业在顺利发展,应该使其顺利发展下去,直到建成欧洲合众国时。才算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莫内还在西欧领导了一个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奠内后来评价煤钢联营时说:“它本身只是一个技术措施,但其共同机构下的新的程序,使人类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革命。”[7】《p20’他进一步论述说:“控制别国的思想支配各国的政策达几个世纪,现在我们肴到,欧洲已经克服了这种思想。这一点对我们生活在古老的欧溯大陆的这些人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它还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将会把同样的心理传给欧洲以外的国家和人民。欧洲这个新的行动方式取代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企图,它所依靠的是集体适应于新条件的一个稳定过程,这个过・85・

程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使一个变化引起另一个变化的催化剂。”在阐述了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和欧共体的远景后,他说:“实际上,当欧洲的统一开始影响到英国、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时,我们看到了这种世界责任感正在增长。欧洲统一不是一个蓝图,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人类的本性没有改变,但当国家和人类接受了同一个准则和机构而保证采用它们时,人类相互之间的行为就会改变。这就是文明的进化。”¨J(p20’由于冷战国际环境的存在,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谈论的欧洲统一,主要限于西欧地区,不过戴高乐却是一个例外。

1959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关于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中提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还强调:“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柬。冷战结束为欧洲统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时人们已开始谈论“大欧洲”,甚至整个欧洲国家的统一问题。在苏东演变过程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他认为,苏联对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统一的思想应当重新集体研究探索”,“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戈氏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叶利钦、普京所继承。

“大欧洲”的范围基本上与欧洲的文化与地理范围相吻合,即戴高乐所讲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分。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稣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8】(耐“~07)。陈乐民先生指出:“俄罗斯有两个‘祖国’,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欧洲。这一点连饿国的‘斯拉夫派’也不能否认。其中原因之一(应当是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说到底是‘欧洲’的一部分,与西欧和北欧同属欧罗巴l东正教虽有东方色彩,桊奉的毕竟是同一一卜基督……俄罗斯文化刨根追底。其至今居于主流者,最终会追到小亚细亚到古希腊这一脉。¨9J(p3”)而且,在欧洲统一观念发展的历史中“有一种不合理的感情因素是不窖忽视的。不合理的感情比冷静的经济、科学或社会学的动力更容易推动大群构A,决定事件的发展。太们可以称之为‘欧洲梦’。它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但丁在他的‘帝翻论)一书中曾描述了欧洲大陆在~统之下得治的模糊愿望。……它从未实现,却也始终没有消失……歇洲是西方种种思想和希望的诞生地,是其故乡。我们要捍卫它们无非是因为我们知道,教有它们,生活就没有过头。”[IO](ppl一2)

欧溯一体化有着深远的文化禺想渊源,二战后,几千年来的统一梦想逐步付诸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这是其实现~体化的深层次原因。・86・

二、欧盟文化政策与欧洲一体化的深化与整合

欧盟文化政策是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整合,具有战略意义。欧盟对文化认同的构建是文化民族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国家矛盾和民族利益的反映.它正在推动民族进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超民族阶段,这一阶段是民族发展的更高层次。它是多元与共同文化层次兼容互动的新民族文化。

文化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文化政策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政策难以企及的空间发挥独特作用。文化政策作为政治、经济目的的辅助手段,反映了欧洲一体化深层次的探索过程和指导思想,它与政治、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对一体化起到了引导、发展和巩固的作用。

(一)、欧盟文化政策的主要内窖

欧盟的文化政策包括视听业、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艺术、书籍与阅读政策、文化“2000”计划等层面。从资金、政策、人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其文化政策的战略内涵包括:l,文化政策作为欧洲一体化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经济、政治战略不可或缺的辅助手段,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渗透,弥合、融注和巩固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成果,从而将利益集团提升为具有悠远、广泛的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使之具有稳固性;2,欧盟文化政策是欧盟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一是与美国竞争.二是泛欧主义思想的反映,文化政策具有超前性,它在一体化中表现尤为突出;3,参与国际事务,提高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形象与地位,表现在:通过发展影枧业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通过与国际组织的台作来扩大影响力,还加强了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

欧盟缔造文化认同的政策有:针对个人、群体、国家。泛欧层面。采取不同政策,加强文化认同意识;其途径是:强凋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以历史为纽带,也以欧洲观念来淡化国家和民族意识,通过跨文化对话确立欧洲的地位,形成归属感【111{plz83-87)。

(二l、文化欧洲蠢设簟精对欧洲一体亿的促进

今天的欧洲一体化面临着继续深入和扩大的双重任务。在这种情掘下,文化欧洲的建设便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欧洲之父让・英内说过,如果髓重薪傲起的话,我将从文化人手。文化欧洲建设不仅成为深入一体亿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巩嗣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有力保障。因此,文化欧洲建设的重要性巴越来越受到救溯磐界人士的重视。

近年来默iIIf人谈得较多的一个概念是“欧洲文化”。他们所用的文化一词是复数,因此欧洲文化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的组合。”文化欧洲”的实质是主张欧盟各国在其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的文纯融合,以便促进默溯一体化的深入和欧洲文明的发展。

在欧溯历史上,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鉴于这一特点和历史现实,文化欧洲的建设必然要走一条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路。脒乐民先生在谈到“欧洲观念”时指出:“欧洲观念”反映了“同一性”和“多样性”两种古义的交织【12】(蝴’2”)。因此.文化欧洲建设必然要选择多样性与一体化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唯一可行的选择。・87・

近年来,欧盟各国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它们认识到青年是文化欧洲的希望和未来。因此在教育合作方面制定并实施了一些计划,例如70年代将促进外语教学和高等教育合作提上El程,80年代又借“公民欧洲”计划加强了教育台作和培训方面的努力。欧盟一方面强调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明显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出,保护欧洲共有的重要文化遗产……在尊重民族和地区多样性的基础上促进各成员国文化的繁荣。但是,欧盟也认识到文化欧洲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它采取了“政治经济在先,社会文化跟上”的基本政策。所以,关于文化、教育的计划大多是为配合资本、人员跨国界流动而制定的。而且还强调,这些计划的实施都应本着“辅助性原则”,即“自下而上”,尽可能由各国自己负责11川(pp48-52)。

《三)、对文化欧洲建设前景的分析

毋庸置疑,相近的物质经济生活水平巳在大大均质化着成员国的社会文化需求及其基础性的价值观念。成员国间这种超国家的联合已经不仅是国际性经济与政治竞争的客观压力,也是社会公众追求并实现更高质量生活的内在需求。相应地,社会公众对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标志及其对政治文化本身的理解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不仅可以容忍一体化进程某一阶段可能暂时带来的物质利益牺牲,也可以逐步接受原有民族化文化与社会认同标志的放弃或将相应的身份识别符号转向更高的层次。所以欧盟委员会的Marcelino0reja呼吁:“为了忠诚于我们的文化遗产和使欧洲一体化与它所表现的理想相一致,我们必须有共同的远见。”u41

从历史上说,欧洲人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实现欧溯统一的历史机遇,欧盟东扩计划所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要求。而超国家机构在中东欧地区的扩展,不仅会加快缩小欧盟与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差距从而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且能成为一种整合所属区域内社会公众社会需求与价值意识的规范性甚或强制性的重要力量。另外,欧盟深化与东扩的进展不可能是赢线推进的。虽然成员国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利益要求.始终是影响着歇洲一体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因素,但共同体内这种基于经济利蘸的纷争及其最后达成的政治妥协总是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与社会与文化因素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当某一成员国的主体成员将共同体制定的某些经济与政治性规则槐为对它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传统的成胁时,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些经济与政治规则得到这一成员国的社会甚至法律认可,同样,任何一个共同体范围内的重要推进如条约或协定的签署、决策权限的超国家层次转移、政治机构的建立等等,仅仅政治精英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要各成员国公众的社会与文化屡面的理解与接受。

现在,欧盟成员的数量与地理意义上的扩大带来的冲击更将是全方位的。可以肯定.各成员国将首先致力于重瓤确定自己或小区域在欧盟大家庭中的有利位置,而这几乎必然影响到基于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感的形成。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很可能只是一个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燕要进展后的“社会与文化消化期”。卓越的欧洲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也认为:“欧洲一定要从目前模式走下去,从长远来看,欧洲势必走向统一,但这将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而且将会有抵制。"【”】我们认为消化期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仅是必要的,还会成为下一轮一体化周期的重要促动性因素。

目前,在欧盟范围内,文化问题属于各国协调协作的范围,不具有强制性。不过,・88・

我们可以看到,欧盟试图通过立法,举办官方文化活动并加大财政投入,以此形成泛欧洲的文化区域,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欧洲的同一性,构建文化认同。欧盟试图打破基于民族国家文化疆界而采取的各种文化交流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从长期来看,仅仅通过官方努力和各国精英合作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这种官方文化认同还取决于外部条件性,尤其是在面对美国的文化霸权时。

三、应对美国文化霸权与欧洲一体化的建设

历史上,欧洲被称为“旧大陆”,美洲被称为“新大陆”。美国的主体文化实际上就是被移植的欧洲文化,所谓“欧风美雨”,常常被视为同根一体的东西。冷战中,美国扮演了“欧洲保护者”的角色,大西洋两岸结成命运共同体。欧洲是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地区,有着特殊和共同的文化自豪感,当美国以一种强势的方式介入和领导欧洲时,引起了不同层面的反弹。二战后,欧洲开始了一体化的整合,欧洲认同逐步形成。除了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外,欧洲一体化还反映了欧洲人的一种内在心理要求,即通过“泛欧”情结获得~种现实的自尊和自豪。

冷战结束后,“泛欧”情结同美国的“唯美”主义显现了较多的不和谐点。很明显,欧盟在扩大的过程中,蕴涵着谋求强化欧洲政治力量的雄心。克林顿总统把文化称为“可以利用的软手段”,美国向欧洲发起强大的文化攻势。对这个问题,布热津斯基分析道:使欧溯感到痛恨的是,美国文化尽管有些粗俗,却有无比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而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后,它就具有十分巨大的战略意义。在其他手段无法企及的层次发挥效果。由于美国主宰全球娱乐、通讯、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美国就在世界上建立了文化统治,美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它在全球的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性“础-3s)。

在美国文化霸权的挤压下.欧洲意识到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谋求保卫和强化欧澜共同的文化独立性,确保歇盟在未来国际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强调欧洲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同一性的必要。在后,当时的欧共体明显加强了与愿苏联东欧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同时加大了对该地区文化活动的资金援助。目前,欧盟已与东欧国家在文化领域广泛开展了台作。这种接近具有战略意义,是欧洲谋求强大,争取成为冷战后国际格局中重要一援的必要途径,是泛欧思想的具体反映,是欧盟加强自身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影视业、出版业、电子产品等方面,欧盟强调利用统一太市场及文化财富的优势,改良技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传播欧洲的独特文化。欧盟不仅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来扩大影响,而且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合作与资助,通过组织并参与像“亚欧文化节”、扩大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影响等手段,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欧洲和欧洲人的理念。以此反击英国的文化霸权主义【川(蚪4_B6)。

在抵制美国文化入侵中,典型的事件是“迪斯尼兵败巴黎”。法国的左派示威者们用鸡蛋、番茄酱和写有“米老鼠回家去”的标语来对付剐建成的迪斯尼乐园。一些知识阶层的人士甚至将刚刚诞生的米老鼠和米老鼠公司视为对欧洲文化的污染,他们称之为-89・

可恶的美国文化。

不过,与美国相比,欧洲缺乏共同的理想与意识形态。这对于欧洲是不利的。大多数欧洲政治领袖意识到,欧盟缺乏鼓舞了美国宪法起草者们和那些为美国殖民地的独立作出最大牺牲的人——这是对政治使命感的关键性的考验——意识形态上的热情和人民的忠诚。到目前为止,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愿意为“欧洲”而献身【16】(pp36—43)。

尽管美欧间的不和谐点在增多,但其文化共同性仍是主要方面。也许文化欧洲建设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文化侵蚀,但其内部在此问题上的分歧势必将阻碍共同行动的步伐,比如,除法国外,没有几个国家将美国的电影、快餐等当作威胁,而是当作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丰富。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欧洲需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建设,联合自强;从文化融合的角度,则应兼收并蓄,尤其是与其同源的美国文化似乎更容易吸收,进而促进欧洲共同的文化繁荣。

四、阻碍欧洲一体把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不可否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很久以来就存在。其他地区的人们往往比欧洲人自己更容易认出它来。但在看到文化因素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文化因索对欧洲一体化的阻碍作用。正如路易吉・巴尔齐尼所肓“是什么隐藏着的力量妨碍西欧像牛奶里放入凝固剂后立即形成鲜美的奶酪那样简单地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呢?有一点是极其明显的,那就是显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敏感的民族自尊心……”[iol(棚”。他认为,各国都一味维护本国的尊严而产生的冷漠气氛阻碍着欧洲情感的自发产生,妨碍着实际统一的迅速实现。正如戴高乐曾经抱怨过的——有多少个成员就有多少种不可侵犯的利己主义。

目前,欧盟面冁东扩中的文化同一性问题。如果第五扶扩大能够成功,将促进实现欧洲人长久以来的“大欧洲”梦想——一个在经济、敢治、外交、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高度统一融合的欧洲大陆。这样的话,英国主导欧洲事务的髓力和俄罗斯在欧iI}f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欧洲也将成为拥有强大敢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世界一极。对中东欧国家来说,欧盟是其文明归属的“精神家同”,特别是入盟圆了它们的“回归欧洲梦”,改变了其国家属性,彻底摆脱了雅尔塔体系强加的文化撬念,回归它们的哲学和文化及基督教故乡。实现与西默国家文化上的平等。选就将进一步加强默溯抗击美国文化霸权战略的力量,但关键是欧盥如何整合同褥不同流的民族文化,尤其悬当中东欧国家有些是自成体系的斯拉夫文化时。同时还阅藉鲁着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羽纠纷。逸就给欧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前德国总理施密特认为:“欧洲人希望……最终脱离一种以民族为根本的历史记载,而达到共同的欧洲的历史记载。它不应只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历史,还应当讲述共同的文化演变。这样就能表明:欧盟尽管如今天常常说的完全是一个‘法律共同体’.但它所涉及的要广泛得多。

相对而盲,共同的文化发展只是较少地触及这个大陆的某些民族和国家。今天的欧・90・

盟15国属于那些被打上欧洲文化烙印的多数国家。现今被列人人盟候选国名单的国家并不一定都属于这一范畴。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斯洛文尼亚属于共同的欧洲文化,塞浦路斯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个国家在文化特点方面(除去今天岛上的土耳其部分)与欧盟成员国希腊几乎没有区别0其他人盟候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马耳他的文化归属存在疑问。这里没有提及的尚未成为候选国的巴尔干各民族只是很有限地融人到欧洲的文化连续性当中。

尽管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经历了来自西方的文化冲击,尽管他们对整个欧洲文化做出过贡献,但他们连同他们的2亿多国民只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文化圈,这一点毋庸置疑【"l(PP”。17)。

我们可以看到,新一轮的东扩带来了许多问题,不同文化的融台势必更将困难.不仅是新增的个体加大了共同文化建设的难度,而且本身文化属性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也参与欧盟,给欧盟的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文化相对于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等人盟标准是难以确认和不易改变的,其历史上形成的惯性似乎很难改变。基于不同文化基础的民族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阻碍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其原因在于民族文化决定民族的行事方式,欧洲舞台上代表不同民族文化的行为者,其行为是各自民族文化的逻辑延伸,因而伴随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欧盟的东扩,各种民族文化差异的矛盾将凸显,并直接影响欧盟内部的合作,进而影响欧洲一体亿的政治进程,欧盟必将承担协调民族文化摩擦和建设欧湘文化的任务。

欧洲有些学者认为,西欧各国在思想、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之大,以致“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问刨建一个13益紧密联盟”的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故他们被称为“欧溯文化差异派”。

欧洲文化差异派认为,民族身分是最重要的身分。“个人、群体和民族的身分蕴涵于行为、态度和道德习俗,即文化”之中;作为独特“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确定自己的集体身分或集体认同和民旗身分或民族认同(nationalidentity)的基石,对。集体人格”(collectiveper,,onalities)和“各种行事方式”舶文化直觉使得人们将本民族的。我们一群体”(we—group)同其他民族加以区别。而且在西殴许多国家内部.地方文化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因此,欧洲文化差异搌强调.。不要因为重视民族文化而低估地方文化的作用,城方型亚文化罴“歌_llIl戈纯话力的骣柬翱削弱民族文化霸权的工具”.是一体化深化的主筹障碍。欧洲文化差异派樗曲精论:“文化是欧洲一体化的迟滞因素,民族文化从不同方面制约和影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民族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接受一种欧洲政治模式凡乎是不可能的”118J(tnal-槲。

对欧盟而亩,敢治一体化不仅意味着融合不同的政治文化,也意昧着增加新政治单元中的文化差异。一体他成本的不同会影响公民对一体化现实和前程的态度,并因此而影响政治一体化本身。仅有政治精英的合作、没有公众支持的教治一体化是不可行的。因此,在当今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应当促使人们走出本鼠、本民族的圈子,用新的眼光正视国与国之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适应和进入一体化进程,鼓励不同文化群体进行合作。如果合作在延续,只要没有过分的破坏或威胁合作者各自的文化价值,合作者之・91・

间就会培育出一种新的共同看法、准则和惯例。

“在现阶段,粗略统计,就可以看到欧盟成员国有大小32个民族,官方语言和地方官方语言至少有21种,在欧盟和其成员国内部,文化是多元的,而且一些成员国正大力强调纯正和发展本国语言文化。所以民族主义问题、特别是文化认同问题是欧盟深入一体化发展的最棘手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彻底消除民族主义、实现民族融合,那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以后的事情,只有在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民族融合,实现了民族融合,民族主义也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欧洲联盟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在经济政治加深一体化发展的同时,还得承认文化民族主义,还得尊重本民族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对欧盟内部的多元民族文化还只能相互认同,互相吸纳,而不能操之过急地进行融合。”【19“旧8】一个明显的例子足以说明现阶段承认文化民族主义的必要性:欧元是欧洲国家经历几十年努力才实现的单一货币,而小小的硬币上却为各国保留了一方“民族天地”,此举意味委实深长。用欧盟一位高官的话说:欧洲人需要团结的欧洲,而不是色调单一的欧洲【20j。欧元货币是欧洲实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共创未来的象征,但决不意味着各个成员国将失去自我,失去民族特性。

五、结论: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在欧洲一体化中的影响

综上可以看到,文化因素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塑造欧盟的思想文化基础,这成为欧洲一体化深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民族国家文化对共同文化政策的反击,切忌急于求成,唯此,欧洲一体化才能不断深化。

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必将长期共存,但总的趋势是民族主义的东西会逐渐地淡化。或许,留给民族的东西可能是具有各自特性的文化,这种特性,是与各自的历史和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紧密相连的。单从语盲的角度看.亨廷顿明确指出:“文化的两个核心要素是语言和宗教。”【21】l”…一m’欧洲人对基督教普遍信仰,然而却坚持讲本民族的语盲。欧洲各种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将成员国的“语言平等”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例如,在2001年的“欧洲语育年”蒎议草案中就明确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看.所有的欧洲语育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联盟具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的笔译和Is译服务部门,同时也有专项资金用于维护欧盛内部的“语言多样性”。

目前欧盟组织内部的交流是用十一种语寓进行的,随着欧盟的进一步东扩,势必带来更多的内部交流语言,而歇飘目前就已设有世界上最太的翻译服务机构。何况欧盟的座右铬“在多样性中发展”(Strengthindiversity)亦保证了欧洲人引以自豪的“多语性”,圣经中的巴比塔,岂是容易建成的?其实语言就是概念,概念就是简单化,同种同文的人之间的交流都难免出现误会,何况与“非我族类”交流了。在这一个问题上,亨廷顿却“没有研究西方文明各组成部分之间彼此不能理解的东西。以及具有整合作用的部分,就开始把西方文明放到和人类其他文明的比较中去讨论文明的冲突了。”【22】(1,p”-25’因此,欧洲文化的同一性和多样性必将长期共存。・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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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旭鹏 论欧洲一体化的文化认同建构[期刊论文]-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2)

6. 慕怀琴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研究[学位论文]2010

7. 陈春常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期刊论文]-国际观察2003(1)

8. 臧海蓉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认同[学位论文]2009

9. 林晓娜 从圣经浅析欧洲基督教文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期刊论文]-时代文学2010(7)

10. 陈耀华.CHEN Yao-hua 欧洲文化认同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期刊论文]-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7,28(2)

引证文献(7条)

1.宋娟 认同危机对欧盟一体化深化的制约[期刊论文]-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1)

2.吴志成.蒋方兵 合法性视角下的欧盟东扩[期刊论文]-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1)

3.王小海 欧洲一体化进程不同阶段理论评析[期刊论文]-现代经济探讨 2007(6)

4.王雅梅 试析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对欧盟的重要意义[期刊论文]-德国研究 2007(2)

5.孙洪魁.李霞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文化视角--打造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期刊论文]-东北亚论坛 2006(3)

6.孙建伟 欧盟东扩的文化视角[学位论文]硕士 2006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在《现代主义伦理学》中,欧瑟关注的问题是:人性是否生而有之?通过艺术或文学的教化,人类是否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欧瑟通过对文学中“人性”的考察将现代主义纳入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吗?在现代主义时期,人性发生变化吗?具体到文学领域的讨论中,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五位作家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和发展他们的现代主义伦理观点?

欧瑟认为现代主义延续了唯美主义传统,其本质是否认人性的存在。他分析了现代主义最经典、最有影响力的五位大师的作品,试图证明现代主义道德是基于脱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个人意识。他指出笛卡尔哲学的传统之一便是否认人性的存在,并依次梳理了笛卡尔对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从康德、威廉詹姆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莱维纳斯、德里达,一直到福柯。而与唯美主义传统相对的是两大确信人性存在的思潮,分别为“新达尔文主义”(Oser1)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Oser5)。这两种思潮虽截然不同,但都“目标宏伟也具有缺陷”(Oser1)。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品克(StevePinker)。在《白纸一张:现代主义对天性的背弃》一书中,品克阐述了他对“天性与教化”(NatureVsNurture)的这一古老争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有天性的,而且经过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性以复杂的方式预设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可见,品克对人性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欧瑟并不认同品克的人性观,而是推崇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与道德观。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坚持“具体而真实的道德生活”的信仰的复兴(Oser5)。“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一词也在本书中不断出现,指的是与真实世界接触的、并在群体中行使特定道德行为的个体。“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是自然的、真实的、具有目的性的,并且是头脑与身体的统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头脑与身体分离的“现代主义的身体,。从16世纪以来,笛卡尔式对人性的误解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现代主义正是笛卡尔式“头脑与身体分离”在文化上的表现。欧瑟认为现代主义的目的就是用“现代主义的身体”、“美学的身体”、以“头脑里的影像(animageinthemind)”(Oser9)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

厘清了现代主义伦理观的理论源头之后,欧瑟对比了两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和瓦特帕特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两人观点的对立预示了现代主义伦理和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冲突。阿诺德“为人性作了最后一次辩护”,此后佩特的观点在现代主义潮流中独领风骚。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诺德将身体和头脑相结合的行动置于诗歌的中心,提倡从行动中得出“伟大的人类情感”(Oser11)。而佩特却恰恰相反,从大众的人类经验中疏离出来,转向个性化的和抽象的人类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将美德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而佩特却认为,习惯窒息了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所推崇的独特而强烈的经验表达。

在此基础上,欧瑟提出了他最有创见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延续了佩特的唯美主义思想,追求的是“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普遍标准世界相敌对的纯粹的美”(Oser15),而这最终将导向“虚无主义最后的胜利”(Oser133)。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真正完成现代主义的“道德课题”,唯有建立亚里士多德式的人性观,追求阿诺德所提出的“全面完善的人性”(humannaturecompleteinallsides)(Oser11)。欧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五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解释现代主义“用艺术改变人性”的道德课题,挖掘和探讨作品中的伦理思想,勾画出现代主义唯美思想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第一章“叶芝超越自然”中,欧瑟追溯了诗人早期对象征主义、布莱克和雪莱的探索,后期对尼采、伯克莱和温德汉刘易斯研究,以及形成“存在的统一”(UnityofBeing)的这一美学思想的过程。欧瑟认为,叶芝试图塑造一种“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统一性”(Oser43),一种整体性的幻象,但却拒绝用自然科学来支撑这种独立的主体性。与尼采一样,叶芝怀疑科学的基础和价值,笃信“科学和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38)。叶芝试图用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来取代科学,从而陷入了笛卡尔主义带来的怪圈。他全盘否定了科学的指导性力量,使个人思想成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他不仅将艺术置于自然之上,也只通过艺术来理解自然。欧瑟认为由于受制于这样的指导原则,在叶芝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物质却不存在了”(Oser43)。

在第二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现代亚里士多德”中,欧瑟将艾略特作品评论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布拉德雷和阿诺德的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欧瑟不仅细致地分析了艾略特与亚里士多德和阿诺德的关系,而且深入挖掘了阿诺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欧瑟把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但丁一样“通过神经系统和血液”与社会相连的诗人,另一类则是与社会毫无联系的“文学流放者”(Oser53)。早期的艾略特应该属于第二类诗人,尽管艾略特的宗教诗却需另当别论。欧瑟借用了布拉德雷对于进化论式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清教徒式的神学伦理观的区分。根据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们的文化常规一般来源于第一种伦理观,而第二种伦理观教导人们疏离于自然,将自我意愿完全交给上帝。欧瑟认为,艾略特的《鸡尾酒会》中西莉亚孤独而“神秘的英雄主义”(Oser63)与爱德华、皮特等被社会所谴责的道德观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两种伦理观的区别。

在第三章“詹姆斯乔伊斯:怀疑主义者之爱”中,欧瑟认为乔伊斯的道德观具有“浪漫的讽刺”的特点,是一种“通向道德权威的健康的怀疑论”(Oser66)。他指出乔伊斯的怀疑论是一种自由形式,它既抵制了将人们导向战争和暴力的狂热,也丰富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尽管乔伊斯大量使用了浪漫主义讽刺,但他追求一种建设性的道德目标,而他的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道德教育形式。在《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中,斯蒂芬的成长经历了初期的自我意识到改良的(refined)自我意识的转变,为作者和读者确立一种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统一的模式。斯蒂芬拥有一种艺术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恰恰是佩特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在艺术的梦工厂中,身体沉睡了”,斯蒂芬完成了“美学洗礼”(Oser69)。如果《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拥有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那么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斯蒂芬已经转变为现代主义的身体。

在第四章中,欧瑟将伍尔夫置于与乔治摩尔及其《伦理学原理》的联系中,来探讨其美学观所蕴含的道德意识。根据摩尔的理论,美的意识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的蕴涵,而“善”则是“意识的一种非自然的特性”(Oser89),它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善”存在于“对平凡的世界的存在和事物的意识”中,而亚里士多德却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Oser86)。欧瑟认为,摩尔理论对伍尔芙产生了的极大影响,她的几部主要小说都凸显了美学化意识的重要地位。伍尔芙的美学意识是一种“革命性的意志,在涤荡心灵的同时重建人类现实世界”(Oser92)。她相信,只有在美学家眼中世界才是一个美的存在。《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将一位母亲和儿子转变成了紫色的三角形形状,《波浪》中的小说家伯纳德消融了世界和自我的区分,将其融合在“形式化思想的复杂的整体中”(complexwholeofhisformalizedmind)(Oser101)。欧瑟指出在伍尔芙的美学观里,“形式主义战胜了人性”(Oser92),而佩特的人性观取代了阿诺德的人性观。在伍尔夫的艺术世界里,“艺术的美,因其美本身,超越了对生活的否认”(Oser101),而这种观点的实质便是以对美学意识的追求而抹煞了真实世界的存在。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尽管两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有明显差异,但从总体而言,这两组观点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还是一致的。这两组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都是资本,基本方法也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政治经济分析。在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民族国家和欧洲一体化仅是资产阶级获得超额经济利益的工具或副产品。如果从国家理论来说,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都持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国家观。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将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把马克思的这一经典分析发挥到极致。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只不过,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不是国家,而是欧洲的超国家,可以说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都是工具主义的欧洲一体化观点。然而,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出现一些变化,譬如马克思早期的理论和作品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从经济分析转向国家和社会分析等等。这种转向在欧洲最经典的例子体现在“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辩”(Miliband-Poulantzasdebate)中。希腊出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Poulantzas)反对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并提出一种结构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结构凌驾于资本家个人和资本家阶级派别的特殊利益之上,通过其相对自主性保证各统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稳定性。普兰查斯则试图表达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②虽然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辩论的核心是国家的自主性地位,但其对欧洲一体化还是有指导意义的。在工具主义视野下,欧洲一体化主要是资产阶级跨越国家边界实现其资本利益的工具。在结构主义视野下,欧洲一体化则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跨越边界的一种活动。在此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阶级统治在一定疆域上的重新组合。结构主义路径并不完全反对资本的作用,而是更为关注将资本包含其中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按照这一逻辑,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跨国公共管理和制度构建(与财产权和劳工权相关)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补充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还采用其他策略如全球化来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从这一视角来看,欧洲一体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兴起的一部分,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结构主义国家观的兴起导致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衰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讨论并没有终结。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流派: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

研究者对主流理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主流辩论中的自由多元主义假设忽视了潜在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国家的阶级本质。第二,两种路径都忽视了欧洲一体化所发生的冷战情境。冷战情境中至少有两点对于欧洲一体化非常重要: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资本需要寻求对欧洲市场进入,以及试图取代战时主导欧洲的军事或准军事部门;二是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欧需要联合起来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影响。所以,阿姆斯特丹项目一开始就致力于挖掘一体化的深层因素。阿姆斯特丹学派早期的经验研究主要借鉴冷战史中修正学派的一些观点,①偏重分析美国利益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譬如,该学派代表人物谢斯•范徳皮杰(KeesVanderPijl)的研究表明,②舒曼计划导致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产生,而这个计划很明显是美国为欧洲设计的。③范徳皮杰还将美国福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联系起来,他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资本价格较高,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时,以大规模生产和劳工控制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就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汽车工业是福特主义最典型的代表。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打击,但罗斯福新政以国家干预的形式保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通过马歇尔计划植入西欧经济的运行之中。国际鲁尔区的建立及跨国煤钢联营的出现是福特主义国际化的早期试验。煤钢工业曾经是纳粹德国军事工业的支柱,但经过福特主义的改造,煤钢工业已经被代表民用消费的汽车工业所支配。④欧文比克的研究则表明,1945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通过钢铁工业的国家化为福特主义系统引入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努力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在1979年的《国际层面的阶级形成》一文中,范徳皮杰开始将欧洲跨国阶级作为其欧洲一体化分析的基本概念,其研究受到普兰查斯的启发。⑥范徳皮杰认同普兰查斯的欧洲跨国资产阶级概念,但强调欧洲跨国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情境及跨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在其论文《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地区的阶级形成》和专著《大西洋统治阶级的形成》中,范徳皮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进行历史叙事。①另外,他的研究还偏重关注代表不同功能资本(商品资本、金钱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全面的控制而产生的结构性利益冲突。②《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89年组织的“跨国关系与阶级战略”专辑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标志性成果。③在专辑中,范徳皮杰的论文是与欧洲一体化最为相关的,他对其之前提出的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范徳皮杰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欧洲资产阶级对“洛克心脏地带”(ALockeanHeartland)进行全面控制和争夺的一种努力。“洛克心脏地带”是范徳皮杰提出的核心概念,④此概念内涵包括三方面:(1)心脏地带主体是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市民社会;(2)世界银行家和跨国管理者为国家间的治理结构提供服务,并保证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3)“洛克心脏地带”是竞争性的全面控制概念(comprehensiveconceptsofcontrol)起支配作用的领域。跨国资产阶级在洛克心脏地带之内和之外争夺霸权的战争,取代了世界政治的传统形式,而更多表现为“全球国内政治”(globaldo-mesticpolitics)的形态。⑤根据范徳皮杰的界定,“洛克心脏地带”源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从一开始,这一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就是跨国家的,其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英国,而这一复合体在英国向外移民和殖民的过程中得到了扩张,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如范徳皮杰所言,“我们更倾向于说这是一个‘洛克心脏地带’,而不是一个‘个体的洛克国家’(individualLockeanstates)。在这里,一种被资本国际化所驱动的社会国际化是更为本质性的特征。”①与“洛克心脏地带”相对应的是“霍布斯国家”(HobbesianState)。因为跨国空间主要由“洛克心脏地带”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阶级所主导,所以“霍布斯国家”的统治阶级在表达其国际利益时也经常受到限制。所以,对于这类“霍布斯国家”而言,其必须被迫采取持续的、革命的赶超战略。所以,国际关系的根本矛盾在于“洛克心脏地带”与“霍布斯国家”之间的对抗,结果往往是后者被前者击败。这样一种击败往往伴随着两种结果:一种是将失败者逐渐整合入心脏地带(如1945年的德国),另一种是去整合(如苏联)。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随着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我国也不断深化对外的会计交流与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2014年7月,现任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就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 Foundation)受托人;2015年11月,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高一斌成功当选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咨询委员会委员。同一时期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中国会计学会上也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会计事务和国际会计规则的制定,进一步提升中国会计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和欧盟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和国际趋同上一直发挥着主导作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声音都相对弱小。如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最高权力机构提名委员会(NC)7名委员中,美国独占3名、欧盟共占3名,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竟然没能拥有1个名额。可见,中国尚未能取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会计国际话语权。

然而,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并施加重大影响的时机已经到来。2013年9月和10月,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分别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由于会计是国际通用商业语言和商贸往来的共同平台,涉及金融、税收等各个领域,因此,“一带一路”沿线需要建立各方互认的会计准则,而中国便可以通过协调与主导“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在保证各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改变当前国际会计话语权的格局,进而提高中国国际会计话语权。

美国单级主导期

1919~1973年为会计国际话语权美国单级主导阶段,该阶段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其本土远离一战战场,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的机遇。美国文化开始流行世界,由美国文化土壤滋生出的会计准则模式,也搭乘美国文化的快车进行文化输出。全世界由于贸易交往需求,不得不向美国会计准则进行单向趋同,美国也借此确立了会计国际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特征是美国会计准则模式产生的精神内核。在这种文化主导下,社会强调职业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低,人们思想自由开放,对社会事务参与程度高。美国会计职业团体由此逐渐形成自律监管的传统,早在1887年就成立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936年,美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民间会计准则机构――会计程序委员会。个人主义文化特征使得美国在会计组织创新和会计规范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国际会计领域,美国利用自身会计职业团体的强大和会计准则制定历史的悠久等优势,不遗余力地通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世界银行(WB)、世界会计师联合会(IFA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传播美国的会计准则模式,这使得美国的会计准则模式被世界众多国家认同,甚至直接采用US GAAP作为本国会计准则,FASB的权威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确立,美国藉此获得了会计国际话语权的单级主导地位。

美欧话语权竞合

1973~2003年为会计国际话语权美欧争夺阶段,其中的文化因素是:欧洲统一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竞争意识促使其各成员国联合与美国相抗衡,欧盟会计国际话语权得以迅速提升。

欧洲统一文明的历史渊源为欧盟的建立奠定了不可取代的文化认同基础。在国际会计领域,基于对欧盟内部渊源统一文明的高度认可,以及作为现代奥运发源地的古希腊所倡导的竞争精神,欧盟渴望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欧盟于1973年6月在英国发起成立了IASC并开始IAS,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欧盟内部会计准则“多而散”的深层次难题,而且逐渐取得了与美国相抗衡的会计国际话语权。

21世纪以来,美国文化和欧盟文化呈现出既竞争又联合的新特点:一方面,随着欧盟经济实力和文化的双重复兴,美国和欧盟展开了对世界文化领导权的激烈争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文化日益向多元化的趋势发展,无论是美国文化还是欧盟文化都受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多元文化的挑战。为联合应对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挑战,美欧文化在竞争的同时也展开了合作。其结果导致美欧对会计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暂时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状态,共同主导会计国际话语权。

在竞争方面,美国于2011年5月26日提出了“趋同认可”而不是“直接采用”IFRS的新策略,即在FASB不放弃制定US GAAP的条件下,通过与IASB 合作制定新IFRS,力争将新IFRS纳入US GAAP体系以取得对欧盟的优势地位。在联合方面,2001年4月IASB重组时,美欧利用在会计文化、会计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联合对IFRS各权力机构成员设置了极为苛刻的“技术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被严重削弱。

中国会计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

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大背景下,中国提升会计国际话语权应采取文化创新路径。

一是加强文化建设以提高IFRS权力机构的参与度。

首先,培养熟悉中西方文化的国际型会计人才队伍。中国应进一步完善高级人才的培养模式,造就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的高端会计人才,努力使中国高端会计人才达到美欧设置的“技术标准”;

其次,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和品牌声誉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中国会计职业团体起步较晚且由政府主导,这为美欧诟病中国会计职业界提供了借口。中国应大力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和品牌声誉的民间会计职业团体,努力使中国的会计职业团体达到美欧水平;

最后,加强国内会计学术基础理论的建设,不能仅仅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成熟会计理论和研究成果,国内会计学术界应当尽量构建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创建一套不仅适用于中国同时也对国际会计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的会计准则。

二是协调与主导“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经济体,确立中国会计准则为标准。

首先,拓宽国内会计理念的传播渠道,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交往深入具体地阐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文化脉络,传播好中国的会计之声;

其次,通过国内外“受语者”都认同的表达方式,传递我国会计价值观,以换位思考的角度理解并回应相关国际利益集团的利益关切,赢得对我国会计国际话语的认同;

最后,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秉持“平等参与、共同协商、合作共赢”的精神,加强跨文化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努力实现中国会计准则作为“新兴经济体总标准”与美欧作为“发达国家总标准”相制衡的目标。

三是提升文化吸收整合创新能力以提高中国会计准则应用度。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美国;法国;国家关系;观念利益;转型;根源

一、两国国家关系驶入转型轨道

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事态演进,美国和法国的国家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战争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表示,谋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双边关系。

旧的跨大西洋主义概括了美国与法国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和范式。美法关系作为美国与欧洲盟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苏联威胁。美国占据主导地位,但通常采用协商和对话方式协调大西洋两岸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行动。这种方式被表述为协商、达成一致、存在分歧、谈判的程序。

布什就任总统后,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越来越充分地表现出抛开欧洲盟国(包括法国),我行我素的单边主义姿态。布什先后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拒签一系列国际协议。使多年来国际合作的成果毁于一旦或受到严重挑战。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做法把关法关系拖入一种新的范式。针对伊拉克战争,法国分别在北约和联合国等重要国际舞台对美国的颐指气使给予杯葛,强化了旧的跨大西洋主义范式的渐行渐远。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双方为弥合分歧所作的努力遮遮掩掩,使人们越发认识到美法双边关系的确发生了某些根本性改变。回到布什上台之前的老路上缺乏现实性.同时鉴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维持现状也非明智之举。美法迫切需要确立一种区别已往的新型双边关系。一种后大西洋主义的范式。

美法这种新型国家关系必须超越分歧。针对共同威胁。面向共同目标,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二战后,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并非没有发生过,也并非只出现一次.但面对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大西洋两岸始终能够克服困难,团结为重。1966年,由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国力提升和自主意识的增强,北约面临生存的严峻挑战。1967年,由比利时外长哈默尔(PierreHarme1)领导的小组提交的哈默尔报告(Ha硼elReport)兼顾美欧立场,为北约采用建立在共识之上的缓和(Detente)战略,兼具进攻和防御、军事和政治双重手段,继续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由佩尤中心(PewC~nter)所作的民意调查也显示,74%的法国人认为法美矛盾的根源是布什和它的施政方针,只有2l%的法国人把法美矛盾与美国本身联系起来。历史和现实都为美法两国缓和紧张,建立新型双边关系创造了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美法关系已步入转型期。深入探究造成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终结和新的后大西洋主义诞生的根源,是正确理解人们拭目以待的未来两国关系所具有的本质特征、表现形式以及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二、两国对21世纪世界蓝图的设计之间横亘着战略鸿沟

美国设想的世界新秩序是美国霸权主导和操纵的世界秩序,被称之为布什主义的核心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宏观上看,布什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理论,具体上则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当代霸权稳定理论发端于经济学家奥尔森(MantlrOlson)建立的静态公共产品模型(staticpublicgoodsmode1)和集体行动理论。金德尔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从国际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角度分析近代以来英国(19世纪后期)和美国(20世纪中叶)两个霸权模型后,认为国际经济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国际体系中供不应求。除非某一占据控制地位的国家有兴趣并且有能力提供。于是国际经济的稳定系于这样一个具有霸权特征的稳定者。20世纪70年代,以吉尔平(RobertGilpin)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经济学流派扩大到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霸权稳定论的理论基础。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与国际秩序的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家依赖其超群实力。为国际社会提供以国际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公共产品,促成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稳定。而且霸权实力越强,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越稳定。时下全球治理理论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将全球治理狭义化并嫁接到霸权稳定理论而形成了新的霸权治理理论,使霸权建立和维持不仅具有“客观需求”,而且被涂抹上西方的价值观。具有了“人道”、“人权”、“民主”色彩。

源自斯特劳斯学派(Straussianschoo1)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具体理论基础,伴随布什主义的演化而逐渐炽热。极端保守的《旗帜》(TheWeeklyStandard)杂志主编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1)是曼斯费尔德(HarveyMansfidd)的学生,另一代表人物、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维茨(PaulWolfuwitz)是布鲁姆(AIlanBloom)的学生,而两位老师都是被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教父”、曾培养100余名博士的施特劳斯(LeoStrauss)的骄傲弟子。

施特劳斯在其代表作《自然权力与历史》(NaturalRightAnd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强权领导国际社会完成其目标是智慧和强力发展的“自然权利”。古罗马帝国是自然权利的典型,其最终法律都是自然法:有些自然正确,有些自然错误。由这种自然权利不可避免地派生出“无限正义”(InfiniteJustice)。显然,掌握这种“无限正义”的国际实体就是具有霸权特性的国家。

1981年,里根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自由不只是少数幸运儿独有的特权,而是全人类的天赐权利。里根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与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纳入“邪恶轴心”,本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即美国拥有判断善恶的“自然权利”和“无限正义”,美国成为事实上的“道德帝国”。新保守主义主张处理与美国安全相关联问题时。必须同时推广美国价值观,珏要时,须使用其超群的强大军力,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手段。表现为布什主义的新保守主义是布什继承了其前任里根总统对抗思维和军事遗产、其父老布什的政治抱负、克林顿总统丰硕的经济遗产,在后冷战条件下,特别是9·11事件后的总爆发。

美国今天建立“新罗马帝国”的鼓噪也深深孕于其建国史中。美国国父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笔名都是古罗马时期军事统帅普布利乌斯的名字,美国议会和国会山也都借用了古罗马的称呼。当年,这种借用更多地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民主理念,今天人们联想的则是古罗马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帝国形象。

而法国主张世界多极化(multipolarite),仅对华关系中,希拉克总统就曾在与、会谈中和在中国春节招待会上多次强调这一点。希拉克说:只有一种主导力量的世界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欧洲也必然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法国未来世界的蓝图设计与美国截然不同。

无论是“霸权稳定论”向外输出霸权化机制。还是“新保守主义”向外输出霸权价值观,都是围绕霸权的诞生、维持和强化而展开,因此,必然在行动上都表现为相似的进攻性、掠夺性和单边性。2002年9月,布什政府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原则”,把布什主义的政府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布什主义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霸权稳定论”和“新保守主义”。

而按照所主张的世界多极化蓝图,总结法国历史的经验教训,结合法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设想,法国采取的是和平对话与平等协商的方式来应对新世纪的挑战。法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使法国愈发珍惜可贵的和平国际环境。同时,法国拥有西欧最大的穆斯林社区。总数达四至五百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近1/10。海湾战争中法国的参战曾在法国社会造成文化、宗教的分裂气氛。当时,法国实施了名为“PlanVigipirate”计划,也加强了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内务安全措施。这些都使法国进一步认识到在不同文明之间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危险。

希拉克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可能导致冲突,导致’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或’宗教冲突’的事情。最重要的结论是互相尊重,在掌握真理的问题上没有人更有特权。”2002年被法国定为“阿尔及利亚文化年”,2003年又被定为“中国文化年”。法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进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和睦共处。上述举措正是法国所主张的区别于关国的多极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两国对21世纪法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引发的认知冲突

关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国未来的地位和作用存在尖锐对立。

法国认为。法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保证了法国在21世纪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从经济角度看,欧盟与美国伯仲之间,伴随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成员规模扩大,欧盟将越来越有能力发出影响世界的强音。处于这一进程核心位置的法国凭借自身大国的综合国力以及欧盟的雄厚依托,必然在21世纪获得更加充分的话语权和享有更加广泛的行动自由度。法国不是欧洲衰落的象征,而是力量重新凝聚的代表。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希拉克才表现得自信而果敢。我们姑且称之为希拉克主义——面向21世纪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戴高乐主义。与对其它崛起国家的态度类似,美国对法国同样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认为21世纪是亚太世纪,法国不过是正在衰落中的欧洲的一员而已,欧洲一体化的实质是一群无助的乘客拼命挤上一艘正在下沉的航船之中。美国有理由漠视和忽略它。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势微论”;

另一相反的观点认为,欧盟成员国部分让渡的结果将导致未来形成一个再生的强大欧洲,新欧洲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必然构成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威胁。而美国冷战结束后所力图避免的正是这样性质的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势力出现,即使这一假设挑战来自它的盟友。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国”。

无论是“法国势微论”,还是“法国”,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即打破传统跨大西洋主义的束缚,在全球范围推行霸权战略,对法国也不例外。科索沃战争以来,美国不仅对联合国采取有用拿来、无用踢开的策略,而且逐渐摸清了欧洲的军事软肋。伊拉克战争终于为美国提供了抛开联合国和北约的契机。美国的轻蔑还表现在布什上台后不与欧洲盟友协商,单方面退出一系列国际条约。

针对欧洲联合自强的趋势,美国还对欧洲采取“分化”(disaggregation)策,大力扶持英国和“新欧洲”担当“特洛伊木马”,发挥牵制和制衡作用,实质是发动针对欧盟的先发制人式的搅局攻势。显然,在这次美法伊拉克危机中,美国一方面分化欧洲,给法国贴上“旧欧洲”标签,另一方面把欧洲当成一个任意选择玩具的盒子,通过组成临时性的自愿联盟(CoalitionoftheWilling)壮大美国势力,削弱欧洲团结,破坏欧洲一体化进程。

四、两国面向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存在根本矛盾

中、近东地区既被欧洲,也被法国看成它的后院,正如拉丁关洲被美国当成后院一样。

法国除对因美国发动战争引发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心存顾虑之外,更有其积极推动的一体化欧洲与美国在21世纪的长期能源利益矛盾。

世界能源贸易的90%来自石油。从上表可以看出。欧盟和美国基本实现了石油进1:2来源的多样化(其中,美国在西半球进12:中,加拿大占16%,委内瑞拉占15%,墨西哥占10%),似乎在中东地区并不存在能源利益的聚积和冲突。

2002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世界的25.4%,欧盟占18.1%;美国石油消费的52%需要进1:2。欧盟也是52%。从表面上看,美国与欧盟大体相当,也并不矛盾。然而。两者的潜在矛盾非常突出。2002年,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65.4%在中东地区,余下依次是中南美、欧洲与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分别为9.4%、9,3%、7.4%、4.8%、3.7%。中东地区石油储量占据绝对优势。而当年,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28.5%,其它中南美、欧洲和中亚、非洲、北关和亚太地区,分别为9,4%、22%、10.6%、18.7%、10.7%,均相当或超出其储藏量所占比例。据预测,2010年后,以中东地区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世界石油产量份额,将由目前的39%增加到50%以上。2015年前,世界石油供需大体平衡,当年产量达到45亿吨峰值,其后趋于紧张,石油供给更加依赖于中东地区。欧盟扩大将增加石油进口,石油消费量与关国更加匹敌。21世纪,欧盟若要发挥与它政治预期相称的作用,不可减轻在中东地区的发言分量,否则它所设想的多极化将成为空中楼阁。法国从来不会对事关其未来大国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东能源利益这一原则问题与美国作任何交易。美法因此而较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五、政治历史造就的民族心理特征差异

从政治史和心理学角度看,法国与关国双边关系始终在波折中演进,造就了法兰西针对美国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1778年,法国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法国对美国反英的民族独立力量给予支援,法美关系正式展开。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关英《巴黎合约》就在凡尔赛签署。然而。1793年,华盛顿总统撕毁美法同盟条约,发表著名的中立宣言,拒绝帮助法国大革命者反抗英国领导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武装干涉。法关矛盾由此而产生,也首次在法兰西民族心底埋下对关不信任的种子。而且拿破仑战争遗产之一的民族主义在其诞生地法国更加深入人心,使法兰西民族的遇美反弹心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得尤其强烈。

戴高乐曾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它国的自由之间有着绵延2000多年的公约。历史上,法国始终作为欧洲和世界强国而发挥作用,长期的传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以及作为先进政治文化诞生地孕育了自豪、甚至自大的民族心理,大国观念往往同道义使命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法国人特有的心理特征。

战后,法美既能合作,又有争斗,而法国是西欧国家中唯一长期不畏于同美国直接争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盟国。法关最重要的矛盾焦点事件包括美国反对法、英、以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提出填补中东力量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戴高乐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1966年),提出“缓和、理解、合作”、“从大西洋到鸟拉尔的欧洲”的东方政策;法国公开反对美国里根总统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1983年)等,贯穿整个冷战时期。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1篇

陈乐民提出“欧洲学”时,正是国际问题研究中人们热衷从经济和政治角度来看问题,对问题背后的文化、宗教、社会、民族等因素比较忽视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哲学,乃至文明的讨论太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然而,不久人们就开始给予关注了。这主要归功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然而人们往往更关注欧美学者的学说,对本土学者的研究思想却容易忽视。事实上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之前,陈先生便力主开展对欧洲社会文化的研究。

在以经济学或政治学为主流学科的国际问题研究界,许多研究者缺少文史哲基本功培养,不仅难以表达思想,也难以形成思想;特别是有人对欧美学说如数家珍,而对中国的文化却视如敝屣,更难形成具有中国学术风范的国际问题研究。陈乐民先生将国际问题研究概念下的欧洲问题研究提升为“欧洲学”,不但开创了中国欧洲问题研究的新视阈,同时也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陈乐民关于“欧洲学”的思考

欧洲研究能否成“学”,学界见仁见智,尽可讨论。但是,欧洲文明本身所具有的极为丰富的内涵,却是不容否认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大的影响,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当代世界,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作为当代欧洲问题研究者,我们有必要在“知其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这无疑是一门大学问。

陈先生没有就“欧洲学”写出专著,他对“欧洲学”的思考主要见诸他各种研究成果。但是,在学术研讨的场合,陈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建设“欧洲学”的思考。2002年5月27日,陈先生应邀到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演讲,曾专门就“欧洲学”的问题发表了看法。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十多年以前,应该讲是上个世纪80年代, 我曾提出过,中国的欧洲研究,能不能构建一个中国的欧洲学(Europeology),当时意见纷纭,反对者居多。我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认为提出一个欧洲学概念,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是一种视角,是对欧洲文明的一种看法,……在研究欧洲问题时,应该对欧洲的整体和联系加以关注。也就是说对于欧洲问题要搞好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别的关系。”

“那么,欧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科呢。我只是提出一个指引性观点,应该就是欧洲三史,也就是‘欧洲三科’……第一是欧洲通史,我认为国际关系史就是其中一个科目(陈先生在北大讲课时改为“‘国际问题研究’应属于‘通史’里的一部分”――笔者注);第二是欧洲思想史。我想说的是它不是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社会史、哲学史都包含在其中;第三史,我称之为欧洲艺文史。它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

从这段演讲来看,陈先生所说的“欧洲学”实质上是探索欧洲文明从古到今如何发展的学问。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欧洲艺文史实际上都是大学问。

首先从欧洲通史来看。陈先生非常重视对欧洲历史的研究。在他的笔记本中记载了他阅读许多欧洲历史专著的体会,仅涉及欧洲统一问题书目就有《欧洲及其国家》、《欧洲先驱者》、《欧洲观念的演化:1914-1932》、《欧洲:一种观念的诞生》、《泛欧洲的圣战――一个人的自传和一个运动大量》等近20种。

这些读书产生的思考最后都以学术著述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主要的专著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进程》、《20世纪的欧洲》以及《〈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等。这些论著的最大共同点是,谈的是历史,着眼的是现实,显示了作者对欧洲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整体感。

第二,从欧洲思想史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不管什么学问,在无止境的深化过程中,都可以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终于剥出叫做“哲学”的芯子来。我想,欧洲思想史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欧洲学”的芯子吧。

陈先生认为,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陈先生在谈到欧洲思想史上一些哲学家对欧洲和平、国家理念、道德、政治等问题的“哲学方案”时,清晰地表明了他对哲学与欧洲问题关系的认识。我以为,他所说的欧洲通史和欧洲思想史,就是要在对当代欧洲问题的研究中有历史与哲学的研究视角,这实际上也是陈先生建立“欧洲学”的基础学科。

第三,从欧洲艺文史来看。“艺文”概念相当广泛,我理解这个概念应基本属于大文化范畴,包括各种艺术和技术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建筑、医疗、工艺、技术、服饰、习俗等;可以泛指精神物化后的一切事物。如果从“欧洲学”的建构来看,我想应该是物化的欧洲历史,或者说是欧洲思想家精神的物质化,如社会的构成、经济的运作、制度的建立、法律的尊重、科学的发明,等等。对这些事物的认知构成了“欧洲学”第三支柱。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可以更直接地了解欧洲人的所思、所想和所做。了解这些事物是认知欧洲文明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对欧洲通史和思想史的认识便成了空中楼阁。

“艺文”概念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从欧洲通史和思想史视角来考量,就都可以归纳到欧洲文明的发展上来;如此,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感便凸显出来了。

物质文明反映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影响物质文明。最近我读到一本涉及西方“仿像论”的书。作者认为,技艺在古希腊指专门知识,包括医疗、绘画、政治、修辞。作者还讨论了“仿像论”中“原”与“象”的关系。由此,我对陈先生将技艺史作为“欧洲学”第三支柱的要义有了更深的领悟。前面提到,陈先生自己说过,欧洲艺文史……主要是关于欧洲的美学,所有文艺、美术、音乐等等都可以纳入其中。从认识过程来看,事实上,我们了解欧洲一般也多从“艺文”开始,由对艺术、建筑、经济、政治等等表象的事物逐步深入到它的通史和思想史中去,回过头来又对这些表象事物有了更深认识。故而,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欧洲艺文史存在着互为印证的关系。“三史”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建构起“欧洲学”的学术大厦。 研究欧洲问题,必须要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了解欧洲的人文精神则必须要对欧洲思想史有所研究。 “欧洲学”的意义

从陈先生的治学思想,到他提出的“欧洲学”理念,反映了他求解“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想心路。这对提高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欧洲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首先是从认识欧洲的层面来看。中欧交通历史悠久,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横穿亚欧大陆。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入的了解。直到近代,双方的了解才开始逐步加深。这一过程很长,其间多有曲折。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是从感受欧洲列强“船坚炮利”的侵略开始的。军舰、大炮、技术、科学、工艺等欧洲“艺文”就这样最先进入了中国。由此,洋务运动兴起。国门大开后,中欧交往逐渐开宽,各种思潮纷纷涌入,于是有了争取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再后来又有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华的思想。以为只要把它们请到中国来,再加上科学技术的引进,中国便可像欧洲列强一样走上强国富民的道路。但是,将欧洲文明割断开来看或用,显然是不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的坎坷遭遇便证明了这一点。“欧洲学”是将欧洲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来进行研究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对欧洲文明有更系统的了解,而且对当代欧洲的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事实上,“欧洲学”也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欧洲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是中国对欧洲认识的升华。

中国第二次国门大开,是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不断发生“文明的冲撞”。毫无疑问,这种“冲撞”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互了解。所谓“西方国家”,除了欧洲国家外,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其法律、政党、议会及国家制度和理念等无不源自欧洲,或受到欧洲文明极大影响。因此,欧洲文明是西方国家的“根”。

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愈来愈深刻而广泛,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实现和平崛起,必须对世界有深刻了解,特别是深刻了解在当代世界占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文明;通过了解欧洲进而了解世界,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同时,中国在与西方国家交往中,也需要了解它们的“根”。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尽管各门学科的学者、专家不乏其人,各种学术成果也不乏精品,但是,在深刻认识欧洲文明的问题上,还没有形成合力,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学科。而这就是“欧洲学”的价值所在。“欧洲学”的框架,以及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将为推动各种学科协调,合力加强对欧洲的研究,为认知欧洲文明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欧洲是马克思主义故乡,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文明的土壤中诞生的。对这块“土壤”的忽视,无疑是不可原谅的。“欧洲学”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这块“土壤”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因此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层面是从提高中国自我认知的科学性来看。近代以来,中国在逐步加深认识欧洲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开始了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自己的过程。过去中国的自我认识是封闭式的,是完全“自我”的。鸦片战争将欧洲文明带进中国,使中国得以有了客观认识自己的参照物。这也是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在陈先生从多种角度对“欧洲之所以为欧洲,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思考中,更关心的还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中国在走向世界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启示

第三个层面是从国际问题的研究来看。陈先生曾经说过,“……研究欧洲,就必须把欧洲当作一门学问来对待。”此话言简意赅,道出了欧洲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真谛。“欧洲学”把欧洲研究当作学问来做,国际问题研究同样应该如此。做学问就要有学理,就要有自己的学术理论工具。现在学界已经有学者在探讨建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理论,但许多研究者还是习惯跟着欧美学者的理论走;虽然其中有人持尖锐批判的态度,甚至全盘否定,也有人是批判性的接受,但也有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全盘接受。尽管欧美学者的理论不乏可取之处,尽管也有对其批判或接受的需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话语权还很弱,没有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作为一个世界新兴大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大国,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欧洲学”的提出,对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来说,便属破题之举,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

事实上,陈先生从文明视角下对欧洲问题所做的研究,以及他关于“欧洲学”的理念,也引起了欧洲学界的关注。1992年,陈先生应邀在日内瓦大学发表有关演讲后,受到在场欧洲学者的高度赞扬。许多人纷纷前来与他握手,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的“欧洲学家”,并建议以后继续联系,讨论建立欧洲学的问题。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国际问题研究大多属于政策性研究。其中不乏佼佼者,但因学者个人学养参差不齐,总的情况并不乐观。特别是有些所谓“创新”成果,或是玩弄概念,或是逞一时“灵感”,终因缺少学术功底,难有可持续性。“欧洲学”谈的虽然是欧洲,但其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对国际问题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以“欧洲学”为借鉴,建立中国的“美国学”、“非洲学”、“日本学”,乃至“世界学”,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对中国真正做到在国际舞台拥有强大话语权,极有裨益。中国的发展正面临一个重要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有国际发展的大战略;而没有大学问是做不出大战略的!学界津津乐道的战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出台,不正得益于人类学家的贡献吗?

在当前国际问题研究浮躁之风盛行的情况下,陈先生的治学理念尤为可贵,值得珍惜和进一步开发。

陈先生提出“欧洲学”理念,实际上是选择了一条从“根”上做学问的路径。这样做学问是要吃苦的,需要排除浮躁习气,摒弃为“创新”而“创新”,为吸引眼球而标新立异等等虚张声势、急功近利的做法;特别有一些所谓“专家”,在既不对国际问题做深入研究,也不对中国国情国史做深入了解的情况下,贸然对国际问题或对中国外交政策发表不负责任的妄判、妄解,更是不可助长。应当指出,国际问题研究是严肃的科学,它需要专业化的知识、科学的态度,还要有吃苦的精神。同时,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问题也应有所研究、有所了解。这样的研究和了解,绝不是数字上的,表面的,而是有深度的,有人文精神的。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2篇

摘要:出生在美国的小说家、评论家亨利・詹姆斯是西方历史上一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流散”作家。早在19世纪70年代,亨利・詹姆斯就选择了自我流散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论文以后殖民主义批评大师赛义德的流散理论为思想基础,阐释亨利・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作品其实是作者在流散的不同时期产生的不同文化倾向的反映。

关键词:亨利・詹姆斯 文化夹缝 流散写作 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3-0060-02

随着后殖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流散现象和流散写作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关注的又一新的热点。随着全球化大潮的高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潮也日益加剧,流散批评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但学者们更多地关注西方主流话语中的族裔文学的研究,而忽视了西方历史上的经典作家及作品。其实,流散写作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历史有之。从西方文学史的发展演变来看,广义的流散写作有其先声。

亨利・詹姆斯就是西方历史上比较独特但又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流散”作家,自我流散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其作品的“国际主题”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国内外对亨利・詹姆斯的研究主要是对其小说理论和国际主题作品进行探讨,比如:代显梅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龙昕的《探寻不同文化的融合之路――解读亨利・詹姆斯作品中的国际文化主题》等。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到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对欧美文化的不同思考以及其根本原因。本文尝试以后殖民理论大师赛义德的流散理论为思想基础,阐释亨利・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不同文化倾向并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 詹姆斯的流散生活以及赛义德的流散理论

亨利・詹姆斯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和批评家。1843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富有的家庭。父亲老亨利・詹姆斯一生追求哲学与神学研究,是当时美国文化圈里的一位著名人物。像当时所有有教养的美国人一样,老亨利认为他的孩子们应该接触欧洲的文化和生活。他偏爱欧洲教育,认为它比美国的优越。所以。詹姆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被父亲带到了欧洲。此后,他们经常往返于欧洲和美国之间。所以亨利・詹姆斯所受的教育是世界性的。他在英国、瑞士和法国等许多学校读过书,受到过良好的“全球化”教育,尤其欧洲文化的熏陶。“越界”一方面使他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具有了双重视角;另一方面与本土的分离以及与寄居国之间的隔膜使他成了边缘人,始终徘徊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自我流散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亨利・詹姆斯的文学创作。他的小说最常反映的就是国际主题,独特地描写和反映了欧美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而不同时期的作品则体现了他在不同的流散阶段对两种文化的思考。

针对流散经历对流散者的影响,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Essays)中写道:“Exile is strangely compelling tothink about but terrible to experience,It is theunhealable rift forced between a human being and anative place,between the self and its true home;itsessential sadness can never be surmounted,And whileit is true tha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ntaln heroic,romantic,glorious,even triumphant episodes in anexile’s life,these are no more than efforts meant toovercome the crippling sorrow of estrangement,”(Said173)也就是说流散者通常会陷于一个中间状态:他们既不能与本土文化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人们会觉得流散者是他所处环境中的~员,但他自己总是格格不入。

二 作品:作者夹缝状态的最佳展示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詹姆斯不同时期的代表作《美国人》,《贵妇画像》,以及《美国的景象》,说明詹姆斯不同时期的“国际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对欧美文化的不同感受,并结合流散理论阐释这三部作品体现出不同文化倾向的原因。

在詹姆斯的早期作品《美国人》中,主人公纽曼因为不满于既有的生活,决心到一个新的世界(巴黎)去感受异样的文化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但还是被当地贵族奚落和捉弄,最终还是在异己的生活圈子之外徘徊。而纽曼的经历也是很多初到欧洲的美国人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单纯天真很容易被老到的欧洲人所愚弄。流散使詹姆斯接触到欧美两种文化,因此他具备了双重视角,可以真实的描写美国人在欧洲的经历。他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欧美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贵妇画像》是詹姆斯更为成熟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詹姆斯通过塑造主人公伊莎贝尔,细致地描述了流散者在欧洲的经历。

伊莎贝尔对欧美文化的看法体现在她对于婚姻对象的选择上。她拒绝了代表典型美国文化的戈德伍德和代表典型的英国文化的沃伯顿勋爵,这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出生在美国的伊莎贝尔对欧洲充满了向往,于是拒绝了追求她的戈德伍德。来到英国遇到沃伯顿勋爵,并被其深深吸引。不久,当她逐渐适应了英国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之后,伊莎贝尔又缅怀起了在美国的“自由”,于是当沃伯顿勋爵向她求婚时,伊莎贝尔虽然很犹豫,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其实这个阶段的伊莎贝尔是非常矛盾的,她始终处在美国文化与英国文化选择的摇摆之中。而她最终选择了代表欧洲文明的美国人奥斯蒙德,似乎两方面都兼顾了。但是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品末尾,当伊莎贝尔发现自己被骗后,还是没有接受戈德伍德和沃伯顿勋爵的好意,也说明她终于明白自己无法回到未出国前美国人的状态,也无法完全融入英国人的生活。

这部小说更完整地描述了流散者在他乡的心理感受:在初期,流散者对异邦充满兴奋和好奇: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流散者清醒地意识到欧洲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流散者并不能被旅居国完全接纳,与欧洲文化总是格格不入。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我们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 的字里行间。(王宁78)

《美国的景象》是詹姆斯的后期作品之一。在欧洲定居了很长时间之后,詹姆斯不免开始怀念祖国:于是带着思乡之情重返美国并记录此行的所见所闻。令他无法接受的是,美国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在美国他也有了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最终他还是选择英国作为老年生活的地方。

这三部作品完整的表现了流散者在流散过程中对祖国以及寄居国的不同倾向:初期,流散者被欧洲的文化吸引;中期,流散者意识到流散者并不能完全融入到寄居国;后期,流散者开始怀念祖国,却发现在祖国自己同样是个局外人。于是流散者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这正反映了赛义德的流散理论。

三 《小说的艺术》:作品是现实的反映

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可以用来证明流散经历始终影响着詹姆斯的创作。他在书中写道:“Novel is in its broadest definition a Dersonalimpression of life;that to begin with,constitutesits value,which is greater or less according tO theintensity of the impression……”(James 121),詹姆斯认为作品是反映生活的,因此他作品中流散者的流散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亨利・詹姆斯的流散经历的再现。正因为詹姆斯深刻地了解流散者的感受,具备了双重视角,他才能成功地塑造了国际小说中的流散者形象。同时,其不同时期的作品体现出不同的文化倾向也正说明了其不同时期的流散经历一直影响着他的小说创作。

结语

由于离散者游移于多种文化之间,故而拥有更宽阔和多元的视角,得以重新参与文化的改造与传承。流散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又或许,流散是一种与母体撕裂的伤痛:但在富有创造性的后殖民理论家那里,流散又是一种特权、一种不可多得的优势。萨义德、巴巴和斯皮瓦克等的流散论述,为我们审视后殖民语境下差异性文化的变迁与碰撞提供了一种痛苦而又难得的视角。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3篇

王义桅曾作为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在欧洲任职三年。其间切近观察和感受了欧洲的现状,试图从文明的角度解读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

“为海上扩张而衰者,是谓海殇。”王义桅在书中这样定义。他认为,海洋文明曾让欧洲称霸世界,却因过度扩张而辉煌难再。

在反思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王义桅提出“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希望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仰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进行纠偏。

“在过去的交谈中,王义桅博士关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分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王义桅的这本书“将其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令人期待”。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十分欣赏王义桅对于中欧文明关系的评论与思考,“这本书将被寄予极大期待。我希望它能帮助欧洲勾勒出对华政策新蓝图。”

近日,王义桅就欧债危机的文明解读、中国怎样走向新海洋时代,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中欧文明关系等问题,接受了《t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是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 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王义桅说。

欧债危机折射的是文明危机

《t望东方周刊》:你在布鲁塞尔任职时曾近距离观察过欧债危机的爆发,并试图从文明的角度解读欧债危机,认为其是一种过度扩张的海洋文明所导致的制度危机,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王义桅:首先,我认为欧盟的创立是因为欧洲海洋文明扩张到了极限,扩张不动了,所以回到欧洲大陆。以前英、法、德、荷、西班牙等国家在海上争夺殖民地,进行过多次战争,后来更发展为两次世界大战。他们最后已经无法继续承担扩张的代价了。所以欧洲一体化本身也是欧洲海洋文明衰落的一个结果。

现在他们虽然回归到欧洲大陆,却仍带有强烈的海洋文明的基因。欧洲人以前认为,全球化就是欧洲化,后来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首强后,就改为西方化,冷战结束后,又变成了美国化。但无论如何,这还是欧洲海洋文明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外延。

欧洲对美国不那么排斥,是因为美国折射了它的成功。美国如今就是西方的代言人,而美国现在在世界上的霸权也突出地表现为一种海上霸权- - -用航空母舰把全球管控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个世界市场纳入其体系中。这就是欧洲海洋文明的一种延伸。

再看看欧洲现在的处境,他们回归大陆搞一体化,面临的问题首先是市场地区化了,观念上却还自认为他们代表的就是全球化。欧债危机出现后,他们光靠欧洲大陆又解决不了,不得不把美国人也拉进来,搞美欧自由贸易协定,把眼光又放到了大西洋,就是重新走向海洋。所以欧洲一体化从一开始到现在的处境,都是和海洋文明的收缩和进一步复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欧洲大陆的整体衰落和海洋文明本身的衰落也是密切相关的。以前为什么他们能殖民,能全球化?是因为海上贸易通道不仅成本低,还可以打破陆地上的限制,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在陆地上,成吉思汗征战了2300万平方公里,已经到极限了。海洋则超越了这种限制,只要带着指南针,就可以到达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海洋国家纷纷崛起。

但随着现在各种陆上、空中交通和互联网的发展,还有新材料的进步,许多产品不再需要笨重的集装箱去运输,海洋在全球化中作为一个载体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当年只要谁占领了海洋,就可以控制世界,但现在你控制了海洋,也控制不了世界。这一切都导致了海洋文明的衰落。所以欧洲作为海洋文明扩张的产物,就随海洋文明衰落而衰落了。

欧债危机背后折射的正是一种文明的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其海洋文明的基因。欧债危机如此尖锐的原因,表面上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统一。但为什么其最初不能统一呢,就是因为老百姓不同意统一。欧元设计者一开始就希望通过这种危机的出现来推动欧洲的一体化。但是它再怎么一体化也还是有局限性的。面对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庞然大物的崛起,它相对还是一个小的经济体。

更重要的一点是,海洋文明带来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扩张性,这使他们没有节约精神,没有自律。所以,欧洲的生产能力和它的消费市场总是不匹配。

现在欧盟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表面上是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但是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在新一轮的全球化中相对衰落的结果。欧盟可能还有一定进步的空间,它还在扩大,在深化,是有希望的,但是作为整个欧洲大陆来看,显然是在衰落的。它以前是主导世界的,美国出现后,它退而变成想争取世界的一极,而现在连争取这一极都有些力不从心,前有美国,后有新兴国家。

《t望东方周刊》:是不是欧洲重新走向海洋就能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呢?比如美欧自由贸易协定。

王义桅: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他们现在的处境,拓展市场。可能更有利于德国,但对其他的国家却未必。比如法国,要是和美国互相开放市场,它的汽车、文化产业、农产品估计都竞争不过美国。所以法国其实严重拖了欧洲一体化的后腿。现在欧洲一体化就靠德国这个单一发动机,英国则动不动要“闹离婚”。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趁机把欧洲一体化纳入它的轨道里。

《t望东方周刊》:美国在欧洲衰落的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王义桅:首先,美国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欧洲的第一波衰落。现在欧洲面临的是第二次衰落,因为新兴国家也崛起了。美国是欧洲中心的终结者,但同时也是欧洲中心的一种延续,它把欧洲中心变成西方中心了,因为美国也讲欧洲的那套普世价值。尽管美国现在已经多元化了,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在欧洲。

其次,美国在二战后,也借助欧洲一体化来阻挡苏联的入侵。所以,美国的支持是欧洲一体化能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而北约的存在更让欧洲人不用在意防务了,直接搞经济上的一体化就可以了。但这也同时限制了欧洲只能在经济上一体化,而在军事上不能搞一体化挑战美国。美国需要一个在它所能容忍和控制范围内、并为它所用的一体化。

欧元的诞生实际上挑战了美国,所以在欧元诞生之初,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了,包括这次的欧债危机,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所以,对于美国来说,欧洲一体化绝对不能挑战美国的霸权。所以美国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欧洲问题的。如果欧洲衰落得厉害,成为美国的麻烦,那也不符合它的利益。美国认为自己主要的“敌人”和挑战者是中国。它希望欧盟能帮助自己重返亚太,服务于其战略轨道。

海洋2. 0时代

《t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提到现在人类进入了深海时代,又称“海洋2.0时代”,能否说说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欧洲的海洋文明为什么不能适应现在的这个时代?

王义桅:第一个海洋时代的到来是由于指南针、造船术等的发明。海洋只是承担一个海平面的作用,就是承载一种运输交通工具和武装力量的投送工具的作用。欧洲的商业、武力和传教士都是通过海洋扩张到全球的。这种扩张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各国都在走向海洋,而且各种新技术的发展也使人类降低了对海洋作为运输载体的依赖。

但是,传统的欧洲海洋文明对于海洋内部的价值开发得并不多。对于海洋本身价值的探索,人类还只是刚刚开始,这就是我说的海洋2. 0。传统的海洋文明在衰落,而一种新型的海洋文明却正在开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洲在海洋的开发上没有太大的领先优势。在新一轮的海洋开发中,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动力,又是第一大造船国家,正在逐步实现赶超。比如现在深海钻井就是中国走在最前面。

《t望东方周刊》: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是否具有“海洋基因”?

王义桅:中国人传统认为“四海一家”,但这是源于我们的祖先认为天圆地方,我们这块大面被海包围,这种“海”还是局限于内海的概念。因为我们是大陆文明,所以我们没有“洋”的概念。中国为什么以前一直没有走向海洋?因为没有必要。天朝无所不有,可以自给自足,所以郑和只是下西洋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后来中国施行了海禁,因为(走向海洋)破坏了内陆的贸易,再加上海盗的滋扰,最后干脆闭关锁国了。

《t望东方周刊》:你认为郑和当年下西洋并未留下殖民的脚印,这对于现在中国走向海洋是一种后发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何处?

王义桅:首先,欧洲曾经有过很多殖民地,但是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殖民孽债,导致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欧洲人分享福利,这给欧洲带来了沉重的包袱。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历史负担,在精神上是清白的。

其次,欧洲以前局限于一种扩张方式,所以产业结构比较单一。比如希腊经济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原来的航运、旅游等产业。而在新的深海时代,他们反而船大难掉头,很难转型。而中国因为之前是一张白纸,所以容易后来居上。

还有,中国现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内陆的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消费市场了。这也逼得我们必须往外走,走向海洋,占领更大的市场。另外,如果能在深海中找到新的能源,也可以缓解目前陆上能源的极度短缺。这就是需求产生的推动力。

《t望东方周刊》:那中国走向海洋要注意些什么?能从欧洲海洋文明兴起和衰落的过程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王义桅:首先我们要正确理解海洋文明,我们走向海洋必须要有文明和文化作支撑。欧洲是用基督教作支撑,中国要用什么?是否能挖掘并放大我们传统文明中的“海洋基因”?

但是我们不能重复欧洲走向海洋的老路,以为走向海洋就是争取海权、扩张海军,着眼海底资源,秉承赶超思维,只能将中国拖入与现有海上霸权美国的对抗之中。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与相关国家)在海上协作分工,维护共同利益。

中国走向海洋也不是简单的复古,因为我们以前的海洋基因是狭义的“海”的基因,靠海吃海,但现在是深海时代,“洋”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去实现转型升级。现在的南海问题,就是因为海洋上的游戏规则我们根本还不会制定。这个如果不跟上去,走向海洋是走不远的。

另外,现在海洋文明本身就在转型,而中华文明又要从内陆走向海洋,这就面临双重转型,这是对中国走向海洋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更非“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即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海洋时代2. 0”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

“中国悖论”

《t望东方周刊》:你曾作为驻欧盟外交官在布鲁塞尔任职三年,据你观察,欧洲人对于中国有什么样的印象?

王义桅:从文明的角度来说,欧洲人还是非常尊重中华文明的。欧洲文明中虽有着东方的比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的因素,但中华文明对于他们长期以来却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所以有距离感,感到很神秘,也很敬畏。欧洲人的触角曾延伸到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诸多区域,很多文明都被它殖民过,只有中华文明没有。所以,也有欧洲人认为,中华文明对于他们是一种挑战,甚至是威胁,因为他们搞不懂,也征服不了。

现在面对蒸蒸日上的中国,欧洲人本想把它也纳入其普世价值体系之中,但后来发现中国作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也可以实现现代化,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经济持续繁荣。

2010年初,欧洲人中开始流行一句话:“看起来中国模式还真起作用了”。他们以前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一直增长,迟早会崩溃,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中国走的是和他们不同的发展道路,没有他们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市民社会,等等。

18世纪,欧洲曾兴起中国热。以伏尔泰、莱布尼茨为代表,对中华文明极度崇拜。因为那时欧洲经历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他们想要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但从其自身难以产生动力,而当时中华文明能给他们启发。后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曾经批评了这群人,认为他们为了自身的需要,把中国神化了,把中国坏的、落后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但不管怎样,当时的人们都清楚他们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典型来刺激西方的变革。现在也有一些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他们认为中国如今非常成功,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之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上反差非常明显。

比如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说,以前我们很辉煌,但是那是“昨日辉煌”,现在中国才是真正的辉煌,创造了奇迹,这就显得美国梦、欧洲梦都黯然失色了。所以这些人对中国崛起、中国梦还是很警惕的。

事实上,中国崛起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大国之间此起彼伏的循环。中国不是宗教国家,中国崛起也不是以完全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庞大文明体的复兴,这是西方人从没遇到过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来源,但同时也是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之所在。

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

《t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那么你认为中国今天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欧洲文明?

王义桅:我之所以说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我们被欧洲打败了,就由“天下观”变成了“民族观”,观念里只有东西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把我们的思维局限了。事实上,现在除了“东西”问题,还有“南北”问题。不能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过,就忽视了我们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对人类文明作者出更大的贡献,对文明有更大的担当,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东西南北”一起考虑。

如果我们不破除仰视欧洲、崇拜欧洲的神话,那么我们就没有自觉,也认不清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人认为中国梦很简单啊,就是拥抱普世价值,按照西方的思路改革就可以了,有这么简单吗?欧洲人自己都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了,还能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吗?所以我们应该破除这种路径依赖的思维方式。

要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首先就要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角度来看待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来反思我们超越170年来的纠结。我们当然要向西方学习,但绝对不是“接轨”。如果你长期以来仰视西方,会把它的东西当成自然的。现在很多人就把西方的理论照搬过来套用,但那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中国的复兴是一种原生文明的复兴,不是简单地实现全球化、现代化,它有恢复历史的因素,也有面向未来的因素,还有当下的复杂因素,西方的那一套东西难以涵盖中国今天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复兴要有文明的担当,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那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它对于整个人类的贡献和价值都是巨大的。

我所说的改造我们的欧洲文明观,是指要超越欧洲近代以来的文明和它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实践,重新认识中国今天的发展对于东方、对于世界未来和全球化所具有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明方面的启示。

在改造的基础上,我们要重新挖掘我们的原生文明。以前我们否定过的东西可能又适合人类的发展了,也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发展。

更进一步说,我们要回到世界,明白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未来趋势。

以前我们研究欧洲、研究西方,都是简单拿中国来比较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把欧洲现在的处境和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放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然后再看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这是个三角形的关系,都要经历人类历史这个共同媒介。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已。应该回到人类这个共同的主题,而且要更加关注人类的未来,即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才是文明的担当。

长期以来我们学习西方都是实用主义的,因为我们国家不独立、不富强,所以我们缺什么就去学什么。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你首先要搞清楚它文明的精髓是什么,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去学习。我们现在相对能够平视西方,能心平气和、兼收并蓄地学习了。不是说不学,但是欧洲人也在学我们,大家都要相互学习。因为任何一种模式,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足以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所以大家都要创新、转型发展。创新是面向未来的,谁能抓住新一轮的创新,谁就能引领下一轮的产业革命。

《t望东方周刊》:如何在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规避可能出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王义桅:鸦片战争以来,也有人认为西方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孔子也有民主思想,天朝无所不有。我认为这显然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所以对待西方不能是情绪化的一种反应,要么全盘西化,要么一概排斥,这都是太极端的方式。我们现在需要心平气和地寻找一条更具包容性的道路。

中华民族5000年来,受过两种异质文明的重大影响。一是东汉末年传入的佛教。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也是被排斥的,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自信而成功地把它变为中国的佛学和禅宗了。第二种就是西洋文明,从明末开始传入,那时候还是小打小闹,直到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冲击,及至甲午战争,这种冲击更巨大,因为我们不仅被西方打败,还被西方的徒弟日本打败,所以全盘西化的思想就开始流行。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4篇

王义桅,环境工程学士、国际关系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中欧学术连线(CEAN)主任,兼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及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2008—2011),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2001—2008),比利时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访问教授(2009—2010),韩国延世大学访问教授(2005),兼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室副主任(2004),法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青年精英学者(2002),美国耶鲁大学福克斯学者(Fox Fellow,2000—2001)。

二、研究领域与代表作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中国学派建构。最先倡导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学者之一。在中国学界曾掀起国际关系理论属性的“科学与艺术之争”,提出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分析框架及“生命力假说”。代表作是《超越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解读》一书及论文《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国际政治》2003年第1期全文转载);《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论文(《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获上海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社联2003年度优秀论文奖;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China Is Seeking Its IR Theory,in 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ver,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ISBN:978-0-415-77

236-5),chapter 6,Routledge 2008等。

公共外交理论与中国公共外交。国内开展公共外交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公共外交研究成果的中国本土学者,代表作是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SCI),March 2008 616.(Google学术显示,被引用34次);发起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公共外交国际论坛”。

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提出被神话的美国终将成为地区强权、防止美国过快衰落、中国的美国观是中国观的折射、中国崛起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重塑美国的国家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美国化等观点,引发学界和社会热议,代表作是《被神话的美国》。

欧洲一体化研究及对欧洲文明的反思。推动建立中欧学术连线,提出中欧文化G2说,倡导全球视野下研究中欧关系,代表作是《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

中国外交战略反思,提出包容性崛起战略。代表作《超越和平崛起——中国实施包容性崛起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和平崛起的三重内涵》,(环球时报,2004年2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亚洲时报》、《中国日报》、《大国》、《和平崛起研究》等国内外媒体、书刊全文转载)。

中国民族主义话语权解构。代表作《探询中国新的身份:民族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被先后收录在Arif Dirlik、俞可平主编的《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论丛,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谈火生主编的《大国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情况

在中国外交部、上海图书馆、国内外高校、智库发表学术演讲近百次,出访美、加、英、法、德、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韩、印度、新加坡及土耳其等国共计80余次,包括两次在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办的“非正式欧洲议会”上做主旨发言;两次参加英国威尔顿庄园会议(WP1055、WP881);六次参加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2002年起连续六年参加国际研究协会(ISA)年会;2002年参加“第27届英国国际研究协会(BISA)年会”;2003年起连续四次参加中美安全对话(SASD);2006年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主题为“文明与世界秩序”的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2007年应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邀请赴新德里、加尔各答、孟买讲学;2007年参加第四届济州和平论坛;2011年参加柏林外交政策论坛等。

欧美文化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近代 非欧世界 历史地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