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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范文

财政补贴

财政补贴范文第1篇

一、财政补贴存在的问题

(一)补贴厚此薄彼,重国企轻民企、重上市公司轻中小企业与国企、上市公司相比,民企、中小企业可享受财政补贴额度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甚微,补贴申请过程无比艰难曲折。2012年,财政补贴最大的10家上市公司,占补贴总额33.13%,剔除其中2家民企,8家国有控股企业占比达28.36%。LED行业“盛宴”中,财政补贴大多为大型LED企业所受益,而中小LED企业难以享受;节能补贴新政将小企业直接排除在外,引发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尽管国企担负“稳物价、保民生”之责;上市公司肩负新兴产业、技术创新之任,其分享更多的财政补贴,可谓理所当然。但是,让国企、上市公司分享财政补贴的做法,特别是产能过剩严重、落后的公司,值得商榷。石油行业总体利润并不少,每年却还能获得数以百亿计的财政补贴令人难以信服。同时,财政补贴让国企、上市公司获得竞争优势,造成对民企、中小企业新的不公,违背补贴促进产业转型、支持技术创新的初衷。

(二)设租、寻租、腐败现象屡见不鲜财政补贴更是催生一批“补贴掮客”,利用所谓的资源、关系、项目,在政府、企业、官员之间架起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条。企业为了获取财政补贴,不惜重金进行各种“公关活动”,补贴随即成为掮客揽财捷径。

二、财政“乱贴”带来的弊端

(一)诱发产能过剩屡禁不止,抑制产业结构调整在政策刺激、财政补贴以及税收减免、廉价工业用地等优惠政策下,加大了企业的投资冲动,争项目、争补贴,加快圈地和重复建设。同时,受不真实的“内需”影响,企业决策判断失误,蜂拥而上,造成产能过剩,最后只得以价格战收场。财政补贴甚至成为LED产业“夭折”的催化剂;终端的消费补贴变成为直接补贴生产企业。再将补贴注入产能过剩领域,由此形成的资源错配更是扭曲、掩盖价格关系,背离产业发展方向,不利于落后产能的淘汰。

(二)违背了市场经济所倡导的自由竞争,弱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尽管产业引导性补贴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保壳”、“不退市”补贴的加剧使得退市制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干扰了正常市场秩序。同时,财政补贴的实质是一个利益再分配问题,无形中将企业分为受惠企业和非受惠企业。倘若二者存在竞争,补贴无疑使非受惠企业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直接威胁其生存。

(三)日渐增多的“骗补”、日益严重的“补贴寻租”等乱象使补贴绩效下降,成为财政重荷过多过滥农业、新产业补贴没有换来农产品质量与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也未能使我国迈入科技创新时代。相反,却成为寻租的对象。财政补贴“生”不出现代化农业,也“养”不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应及时调整现有的农业、新产业等补贴策略,否则会严重拖累财政,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之下会进一步放大财政风险。农地流转“套补”,扭曲了政策本意,浪费了财政支出,挫伤了种粮热情。

三、探究财政“乱贴”背后的根源

(一)维持地方财政收入,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

产能过剩是不争的事实,但享受补贴的企业在地方财政贡献中占据重要角色,且大多具有国资背景,确保纳税大户的利润维持在一定水平,才有充足的税源以满足政府各项基本开支。同时,享受补贴的企业承担诸多社会责任,扶持产能过剩、亏损的企业是维持就业率的一种手段,尤其在一些西部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也对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德国1980-1985年曾提供了大量的补贴以挽救钢铁行业危机。

(二)“唯GDP”论、政绩观作怪,缓解节能减排压力

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绩考核,加剧了各级政府的产值速度意识和攀比情绪,而财税政策一直被视作刺激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万能钥匙”,不惜动用财政资金进行不必要的救助。何况,项目获得国家财政补贴本身也是一种政绩。对虚报土地流转面积以套取补贴的行为,地方政府往往视而不见,甚至与之合谋。同时,“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是实现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16%,目前实际进度落后于目标。截止2013年末,单位GDP能耗降低累计仅为5.5%。钢铁业在社会能耗中的占比约为15%,自然成为节能减排改造的重点领域。

(三)阻止企业外流,维护地区形象

知名企业的存在是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竞争力强弱的一种象征,有利于形成良好经济发展环境。上市公司可以提升地方知名度,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投资。因此,不管出于保住再融资资源,还是出于维护地区形象,地方政府都会竭力保住上市公司的招牌“壳资源”。同时,受到企业迁移的威胁,为了留住纳税大户,也会竭力援助。

(四)不恰当的主观逻辑思维

财政补贴涉及金额巨大、无本之利,“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跑技术不如跑关系”的不良心态,加剧“谋利”冲动。同时,补贴发放过程中亦存在“不花白不花,给谁不是花”的错误思想。

(五)财政补贴程序漏洞多

1.补贴不规范,存在随意性、盲目性。财政补贴的法律依据零散,立法层次不高,效力不强。中央和地方均拥有相应的补贴支出管理权限,而地方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权决定补贴与否、补多补少,还可任意增加补贴项目、授予补贴,补贴款时常被挪用、滥用,造成难以从宏现上控制补贴的范围和数量,以及“饥饱”现象的屡见不鲜。

2.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缺乏弹性。补贴没有严格的标准,导致补贴范围过大过滥,直接影响到补贴支出的有效安排,多报、虚报、重复补贴成为常态。部分补贴项目有增无减,形成补贴的惯性、刚性化,违背补贴弹性原则,加重财政负担。同时,补贴一视同仁,均采用财政冲销的方式,政策性亏损补贴演变成经营性亏损补贴,实报实销,造成补贴的失控。

3.补贴透明程度不足。财政补贴项目种类繁多,且很多几乎无迹可寻,公众难以知晓,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对企业支持和利益输送,客观上也给“乱贴”以可乘之机。

4.监管机制不健全。财政补贴“重拨付,轻管理”,只表现为拨付,监督环节不能及时有效跟进,致使补贴中间环节遭遇层层“瘦身”,也为寻租行为提供可乘之机。若财政补贴发放被质疑,往往也是由同级政府部门调查,利益捆绑和问责使得“同级自查”易“沦于形式”。同时,项目绩效评价不完善,造成对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约束力。企业亏损补贴一直被视作财政收入的减项,无法保证财政补贴的严肃性,绕过了预算监督程序,直接进行退库,抵消财政补贴的行为。

5.违规惩罚力度不够。事后审计无法从源头上起到预防作用,即便挪用、侵占财政补贴行为被审计发现后,处理上也是草草了事,未得到严肃处理;加之一些腐败行为,更是增大惩处难度。比如,惩处主要集中在经销商骗取家电下乡财政补贴的小案上;而对于知名企业的骗补行为,却只停留在退钱了事,违法乃至犯罪者免于重罚。

四、规范财政补贴管理,提高实施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一)总体思路

财政补贴锦上添花固然可喜,但更应充当雪中送炭的角色。补贴不应过度拘泥于资本主体和规模大小,也不可视关系亲疏而厚此薄彼,而应在于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同时,合理利用补贴的经济杠杆,让其落地有声,有效应、有反馈、有变化。着力加强财政补贴的顶层设计,协调多方力量,构筑防止“乱补”的“防火墙”,平衡补贴与收支的关系,将财政资金用到实处。财政补贴并非神丹妙药,从来都是一种应急性、辅助性手段,次优之选,无法起到根本性作用。企业若要占领市场还得靠技术创新、品牌和渠道建设,而政府则应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和经商环境。更何况,获得补贴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财政也越发难以负担规模庞大、没有效益只要补贴的企业。

(二)注重“三性”原则

1.注重财政补贴的适度性。财政补贴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运用不当则有损于公平和效率,易掉进补贴“陷阱”,引发“揠苗助长”的种种非议。补贴数额过大,势必影响财政收支平衡,挤占其他支出;补贴刚性过强,难以压缩,导致赤字增加;补贴范围过广,则会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掩盖经营性亏损的事实。

2.注重财政补贴的灵活性。结合行业发展特点,分阶段配置补贴资金,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补贴标准、规模和期限,保证财政补贴发挥最大的效用;在财力可控范围内,防止补贴刚性。价格补贴的非排他性使得富裕消费群体却成为价格补贴最大受益者,违背了财政补贴增进全社会福利的初衷。

3.注重财政补贴的时效性。财政补贴政策存在“效力递减规律”。短期内能起到鼓励和引导作用,有助于扶持企业、刺激消费;若长期使用,则会形成强力的路径依赖,扭曲产业结构,导致低效率、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三)具体举措

1.改革政绩的评价标准,树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打破“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制度,削弱不合理补贴的动机。避免将土地流转规模作为政绩考核标准,引导农地流转朝理性、务实方向发展。同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晰政府“为”与“不为”的边界,从支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创新发展以及改善民生的角度,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时作为是否暂停上市的考核指标,来遏制违背市场规律的保壳行动。

2.完善财政补贴的申请标准和流程,取消不合理的补贴项目。细化财政补贴的流程,尽量避免政策设计环节上的漏洞,从根本上杜绝违规现象。做好事前调查,详实了解补贴对象,明确补贴方式;建立补贴标准的测算指标体系,使补贴更加公平合理。同时,坚持有保有压方针,尝试设立补贴基金制度,规范补贴范围,严控补贴规模,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整合现有“碎片化”式的农业财政补贴,加大财政惠农补贴力度,完善农业补贴体系;调整企业补贴政策,加大研发补贴,谨防混淆经营性亏损和政策性亏损以骗取超额补贴;完善民生补贴政策,统筹城乡居民,着重关注低收入群体。

3.优化财政补贴方式,注重激发市场主体发展动力和内生活力。根据项目的特点,择优选择补贴方式,减轻对市场规律的影响。将对生产经营项目的无偿补助改为政府的短期股权投资,避免扭曲市场竞争行为。税收优惠比直接补贴对企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具有更高效率的诱导作用。同时,补贴并非维持贫穷的机制,而是改善生活的阶梯。应将有限财力更多用于改善生态环境、医疗、教育、扶贫等领域,增强保障对象自身发展内生动力,谨防跌入“均衡的补贴陷阱”。

4.实现财政补贴操作的阳光化,压缩寻租空间。严格限定范围的财政补贴公开,难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财政资金作为公共财产,补贴的标准、额度、条件以及申请机制和流程应予以公开,让公众能够理性地监督和评判。打破“封闭式审核”传统,挤掉项目中的水分,减少暗箱操作,约束设租寻租行为。同时,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全过程的网络公开披露相关图表、注释、审计报告等信息,确保财政补贴专款专用,实现其导向作用和乘数效应。

5.加强财政补贴的立法,加大惩处力度。强化财政补贴的立法,逐渐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实现财政补贴的规范化、公平化、透明化。依法规范补贴项目的检查、绩效考核、补贴资金使用,明确规定补贴条件、补贴金额、补贴程序等,确保补贴使用的合理性,解决决策者的随意性。同时,依法严惩骗补等行为,适时对不合理补贴项目启动事后问责机制,确保补贴分配的公平,抑制权力寻租的冲动。

财政补贴范文第2篇

(一)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目标

公交企业最理想的财务目标应该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以及为企业带去最大化的经济效益。社会价值最大化即是指企业为社会提供最大化的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成长。公交企业应该做好社会价值与经济效益二者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互相促进、共同增长。公交企业既然是企业,就必须有经济效益的考量,但公交企业也不能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众所周知,现代企业必须具备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最基本的品质,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有效的途径就是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作为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交企业必须首先满足社会价值的实现。在此前提下,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完美统一。因此,公交企业必须把实现最大化的社会价值作为其财政补贴下的最基本的财务管理目标,为此所付出的全部成本价值,即为公交企业的最大目标成本,此目标成本约束下,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寻求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最终,产生的难以弥补的差异,成为寻求财政支持的依据。

(二)加强公交企业的资金管理

公交企业要解决财务管理问题,就必须加强对企业资金的管理。公交企业有财政补贴的拨付,为企业运营解决了后顾之忧,而财政补贴一般结算到当年年底,拨付在下一年度,甚至到下一年年底,企业应加强预算管理,保证资金均衡运转,在财政资金到位前,要善于筹划利用应收、预付等财务手段,稳定运营;财政资金集中拨付到位之后,要善于理财,体现资金集中的货币价值。另外,随着公交IC卡的普及,城市公交预收款项、租用押金资金量保持着增长,且日趋稳定,IC卡余额的资金管理,也是公交系统新的效益增长点。

(三)重视公交企业的资产管理

由于有着财政补贴的大力支持,公交企业的运营车船大多数是财政购买或财政担保下的贷款或融资性租赁取得,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公交出行的延伸,公交企业规模在增长,用于营运的固定资产也快速增长并不断更新换代,固定资产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总量都越来越大。因此,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应该与资产管理部门携手合作,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资产管理制度。要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技术管理,通过改进和完善公交车船的调度、使用、保养、维护等管理制度,延缓公交车船的使用性能的下降;通过培训、考核、激励等手段提高基层操作人员的素质,促进固定资产的保值;通过制度设计,加强固定资产的采购、报废、转让管理,避免资产闲置与浪费;还可以利用GPS卫星定位系统和智能调度系统等现代的科学手段取代传统的人工调度运营车船的方式,从而达到提高公交车船使用率提高运营效率的目的。总之,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部门要建立一套创新、科学的资产管理模式,以应对企业发展的需要。

(四)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随着财政预算公开透明的进程,人大代表对巨额财政补贴支出,享受补贴企业资源配置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质疑声层出不穷。公交企业作为享有财政补贴的企业,不能“等”“靠”“要”,可以通过开源、节流的两个方面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首先要开源,公交是城市的主动脉,大量的隐性资产、隐性收入,如公交车船的冠名、广告等等要做好管理和服务;配合调研部门,在一些公交场站开展增值服务项目,并加强现金管理和财务监督。

(五)然后要节流,就是要加强企业的成本控制

公交作为典型的服务性企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大,部分公交企业人工成本达到了60%以上甚至70%,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工成本上涨压力更大,由此造成的近年来,因工资性价比偏低人员流失严重、人员不稳定技术水平下降、操作不熟练相关设备维护成本上升、人员培训成本增加、新招工困难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已然成为企业效益增长的阻力。因此,财务管理要密切关注人力资源成本,与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协调配合,积极制定人员稳定计划、激励政策,并合理控制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与一线操作员工的比例,以降低的人工成本和管理支出。燃油管理是公交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当然也是公交企业最传统财务管理实施途径,管控与激励相结合的措施是企业要继续坚持的。另外,公交企业拥有大量的运营资产,运营车船等的维护、保养、维修费用也是成本控制的关键,财务管理要不断探索,用数据说话,加强成本控制。

二、公交企业财政补贴下的财务管理问题的几点思考

(一)公交企业财务管理要迎接财政补贴逐步降低的挑战

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各地方政府为促经济、缓解城市拥堵,支持公交建设,在财政补贴的支持下,公交企业或多或少有了一定依赖思想,只要多关注社会效益,哪怕违反经济学的规律,企业也可以靠财政补贴生存。效率低下的资源配置必然引起公众的质疑声,因此,公交企业要从思想和技术上做好准备,破解财政补贴逐步降低财务管理的难题。

(二)借鉴香港成功的公交经营管理模式

香港政府强调市场运作的优势,公交服务全部由私营或公营机构经营,政府不直接介入,不提供补贴等直接资助,但在站场土地使用、首期登记费、牌照费和燃油税等方面给与公交公司间接补贴。政府通过划拨或短期租借土地给公交公司建设公交保养场;政府建设公交首末站和中途停靠站并无偿提供给公交公司使用;通过减免公交车辆的首期登记费、牌照费和燃油税来提供间接补贴。政府通过不同的方式将公交服务提交给市场经营,例如通过批出专营权给地铁公司、专利巴士公司和渡轮公司;发出牌照给非专利巴士和的士;通过法规批出经营权给九广铁路和轻轨。政府主要履行宏观管理职能。政府最重要的宏观管理是对公交工具实行总量控制与价格监管。政府通过对巴士运营线路、渡轮航线实施经营专利权许可,对巴士车辆的更新,对公共小巴、出租车牌照实行定额拍卖发放,有效控制各类公交工具发展总量。政府统一确定出租车等运营价格,审批巴士公司调价方案,通过官股代表对拥有自主定价权的地铁、九铁公司的定价决策实施实质影响,确保各类公交工具收费合理,保障市民根本利益。基于上述成功的香港公交管理模式,公交企业的财务管理要站在战略管理的层面研究对策、迎接挑战。

三、结束语

财政补贴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美国

1引言

农业保险具有降低风险的功能,是近几年来普遍采用的新兴支农政策,也是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农业保险对于农民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实施农业保险策略在农村已经完全可行,业内对两者也已达成共识。由于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性,所需费用也比较高,保险赔付也较高,适当的政府财政补贴是农业保险稳健运营必不可少的条件。自1938年至今,经过80年的探索与发展,美国逐渐形成了政府财政补贴农业保险的基本框架,建立了比较合理的相关财政补贴机制,农业保险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较而言,我国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起步较晚,于2007年才开始实行。尽管农业保险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但我国的保险补贴政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补贴机理不明确,方式单一、补贴额度不高等。因此,为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本文参考了美国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关建议。

2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

美国针对农民和保险公司的双向财政补贴机制,促进了政府、参保户以及保险公司的团结合作,同时使财政补贴更为公平地惠及每个农民,确保资金有较高的运作效率。美国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制度按照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事前纯保费补贴、事中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与事后再保险。

2.1事前纯保费补贴

美国农业法案以及相关法案对纯保险补贴机制的内容作了界定。美国政府为了使农民主动参与农业保险,实施了有差别的补贴策略,主要是根据不同的保险类别、不同的保障水平及保险单位三个方面来确定补贴额度。(1)保险险种。美国农业保险业推出了多种多样的保险产品,不同的保险产品有不同的回报率,其风险损益也各不相同,因此,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与收入保险产品相比,产量保险产品的保费补贴要略高,团体保险产品的保费补贴与个体保险产品的保费补贴相比,前者要高于后者。(2)保障水平。保险的保障水平与政府的保费补贴呈负相关关系。对于最低保障水平的巨灾保险,政府补贴纯保费的全部;对于保障水平很高的扩大保障保险而言,政府的保费补贴比例较低,具体为38%~67%。就个体保险产品来说,当风险保障水平呈递增趋势时,政府的保费补贴就呈递减趋势;反之,则政府保费补贴越高。两者呈负相关关系。(3)保险单位。2008年,农业法案以保险单位作为依据确定了保费补贴比例。进一步对保费补贴的差异性进行了细化,农民在参加农业保险时,选择的保险单位覆盖的作物品种越多,越有利于分散风险,就能获得更多的保费补贴。在保障水平相同的前提下,农场单位的补贴比例在各种单位的比例中是最高的,其次就是企业单位,获得补贴最少的是基本单位。

2.2事中经营管理费用补贴

由联邦政府和保险公司协商制定的《标准再保险协议》规定了经营管理费补贴机制的内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包含了三个部分,分别是日常经营费用、销售费用及赔付费用。经营管理补贴费由政府根据保费的一定比例计算所得。具体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为保险险种的不同而不同。比如:巨灾定损费用补贴为6%,经营管理非补贴相对较高,具体为12%,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提供补贴,能够降低农民购买农险的门槛,调动保险公司经营农险的积极性。

2.3事后再保险保险公司的承保

必须依据相关法规进行协议,必须向每位合格的生产者推出相应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按照政府提供的赔付标准统一赔偿额度,防止浪费、欺诈等不良情况的出现。保险公司只有根据法规的要求来进行赔付,政府才会为其提供再保险。政府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农业保险提供低廉成本的再保险,政府与公司之间就形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出现了损失两方平摊,获得了收益则两方共享。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共享收益激励保险公司积极经营农业保险,另一方面要求分担损失又能使保险公司在承保和理赔时更加谨慎,从根本上降低部分风险。总体而言,美国实际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显著提高了农业保险的参保率,转移部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虽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风险、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不断加大的问题,就政策实施的目的和效果来看,其财政补贴制度还是利大于弊的。

3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建议

近十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取得了巨大成就:全国的参保农业保险金额不断提升,从2006年的0.11万亿元猛增至2016年的2.16万亿元,增长了18.2倍;农业保险产业不断发展,提供农业保险服务的机构由2006年只有5家增长至2017年的31家。中央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不断加强。2007年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38.8亿元,而2017年已增长到317.8亿元,是2007年的近8.19倍。但是,由于我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农业保险体系不健全,在农业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足。首先,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的费率定价较为粗放,中央政策性险种主要按省级、计划单列市为行政单位拟定费率,在区域内费率一致。但根据实际风险区划来看,省级区域风险分布存在较大差距,简单地使用统一费率不符合当地实际的风险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有碍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更好、更快地推广。其次,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比例高,但效果并不显著。在美国,现阶段的平均补贴比例具体为44%,而就国内而言,中央财政以及地方财政同时实行了保费补贴,加起来其补贴比例接近美国的一倍,这样的补贴比例相比起美国财政补贴所达到的显著效果收效并不理想。再次,保费收取比较困难,农民的参保积极性不高,对于农业保险这项强农惠农政策我国财政也给予了许多补贴,这对农业保险事业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农业保险事业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保费中仍有一部分需地市县级配套和农户自交,这其中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财政补贴政策与区域发展不一致。在中国,农业大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配套能力反而较弱,不利于农业保险的深入推进。

二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户外出务工,“空心村”现象逐渐凸显,收取农户自交部分保费存在困难。由此,参考美国先进的相关制度,提出以下几点看法。(1)发挥政府农业保险管理服务的作用。中国农业保险的专门性行政法规已出台,但在实践中,有效的相关管理服务体系还未建立,农业服务操作健全远远不如美国农业保险管理服务体系,保险市场和政策一旦发生变化,相关体系便不再有用。缺乏灵活性。这种服务体系亟须改进:首先,设立单独的农业保险管理部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设计保险险种。其次,在农村地区,应该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当农户不确定购买何种保险时,基层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积极地普及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提高我国农民的参保意识。(2)推动风险区划,落实风险对价。目前,我国农业保险费率定价模式以“一省一费率”为主,这一定价模式操作简单,但不符合风险一致性和对价交换原则,容易导致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保险的发展。鉴于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因素,保险机构无自主定价权,相关部门应主导加快推进风险区划管理,实行经过测算后进行保额、保费和免赔额的定价策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及农作物种植结构的生产风险执行差别化费率,逐步精细化管理。同时建立农作物产生灾情数据库,以大数据支撑农业生产风险区划和费率厘定,积累数据以便更科学地实现风险对价。(3)实施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政策,优化财政补贴标准。利用经营管理费用、巨灾风险基金等各种各样的财政补贴项目,整合和协调各个补贴项目,使农业保险效用能够获得较大提升。

现阶段,中国农业保险补贴主要是保费的补贴,单纯的保费补贴无法让农民主动地参与保险,保险机构的经营风险也不能全部分担出去,扩大财政补贴范围显得尤为必要,这样一来,农业保险业务的成本也减少了。从美国的经验看,其财政补贴项目名目繁多,除了保费补贴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补贴。通过整合各个补贴项目,农业保险效用得到了巨大的提升。(4)分业施策。目前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保障深度有限,就养殖业而言,其保障深度与保障广度相比,前者高于后者,规模覆盖率也不是很高。因此对种植业和养殖业而言,要想使其保险保障水平得到提升,就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提标”和“增品”能够提升种植业保障水平,首先要将农业保障深度进一步提高。开发新的适用保险产品。其次,根据农户的不同需求推出不同形式的保险产品,而对于养殖业来说,“扩面”和“增品”是提升保险保障水平的两项主要措施,首先对家畜、家禽上保险,充分融合保险和养殖产业,扩大畜牧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其次,就是“增品”,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推出与当地相适应的畜牧业保险产品,提高保险扶持畜牧业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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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补贴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补贴,农业补贴,黄箱补贴,绿箱补贴

一、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演变

财政对农业给予有效补贴,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旨在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所谓财政补贴支农,就是指政府利用财政补贴方式支持“三农”发展。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以国营拖拉机站的“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形式出现,之后逐渐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农业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方面。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制定实施受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制度、国家财力和不同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4年)是现行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第二阶段(1994年~2002年),财政补贴支农政策发展时期。财政补贴支农逐步增加,加大了对生态建设的支持,加大了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支持。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是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的创新时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继续执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开始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补贴支出主要用于农村,同时在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国债资金方面加大了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变财政支农方式,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改革农业税制。

从2004年起,国家财政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并不断加大对部分地区种粮农民的良种和购置农机补贴力度。财政部统计显示,2006年全国粮食直补资金达到142亿元,比2005年增加约10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区)126.8亿元,均占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良种补贴资金40.7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6亿元,分别比2005增加2亿元和3亿元。

我国还将继续加大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力度。这一补贴制度是财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调价为契机,综合考虑柴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因素,针对种粮农民农业生产资料增支而新增的综合直补。200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25亿元对种粮农民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增支实行综合直补,使7.28亿种粮农民直接受益。这是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对减轻因柴油、化肥等农资价格变动对农民种粮收益的影响,稳定农民种粮收益,促进粮食生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二、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存在的问题

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经过多年的演变、调整和发展,财政支持“三农”政策框架体系已经显现。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当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政策还存在以下问题:

1.财政补贴支农总量偏小,稳定增长机制尚未形成。与发达国家比,目前我国财政补贴支农水平不高,补贴总量根本达不到WTO《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8.5%的水平,并且近几年,财政用于“三农”的财政补贴数量虽不断增加,但年度间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地方财政补贴支农投入不足、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观。按照WTO《农业协定》我国可利用的支农补贴分为以下几方面:黄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根据WTO黄箱政策规定,我国今后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480亿元人民币,而现有补贴大约平均每年仅276亿元人民币,离480亿元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即所谓的“绿箱补贴”,即对农产品价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我国绿箱补贴量较多但结构不尽合理。如我国每年平均支出1514.2亿元人民币,主要对农业提供的“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人民币(95亿美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其次是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46.4亿美元),占25%;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所占比重较小,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补贴等,尚未列入财政预算科目。

2.各地方补贴标准和办法混乱。我国的补贴数额随意性很大,省际间补贴标准差距过大。由于各省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数的因素与应补贴的粮食种植而积的差异,各省粮食补贴标准差距较大。例如,江苏省补贴水平较高,水稻亩均补贴20元;山西省补贴水平较低,玉米亩均补贴5元。省际间人均粮食直接补贴金额也相差较大,四川省享受直补的农民人均补贴8元,辽宁省人均25.66元。我国各省补贴的依据也不一样。如粮食直补依据的确定,按照补贴是否与当期粮食播种面积及价格挂钩分为两种情况:(1)不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挂钩,即不管市场上粮价的高低,不管当期是否种粮都按前几期的计税面积或者计税常产给予农民补贴,这种补贴实质上就是固定补贴;(2)与当期实际播种面积挂钩,即按农民实际种粮面积,向农民兑付粮食直接补贴。这种形式属于与面积挂钩而不与价格挂钩的半挂钩补贴。

3.管理体制运行不畅,补贴成本高。关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主要涉及财政、农业、外经贸、粮食、民政和银行等部门,因政出多门,协调困难,交易成本高,时滞长,加之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使得农业补贴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从而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效率。另外,因中国农民数量庞大,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中介组织载体,许多针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其运行成本都比较高。如粮食补贴中,山东省每亩补贴的工作成本为1元。河北省在今年粮食直补工作中,县、乡、村三级共抽调2万多人,每人用了近60个工作日。一般一个乡镇的直接支出费用为2万~3万元(不含人工),直补工作成本约占直补资金的10%.一些省粮食风险基金按季均衡拨付和分两次发放直补款,既不方便农民,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另一方面,一些省按照当年实际播种面积进行补贴,在核实面积时需要三次张榜公布核实,工作量很大。另外,有些地方实施良种补贴政策时,多数农户已备足种子,给良种推广带来一定难度。

4.补贴方式及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1)对农业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短期化。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化、补贴方式模糊等现象,影响了补贴效果的发挥。财政直接用于农业的补贴政策一般与当时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相挂钩,成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财政的直接补贴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2)补贴重点欠明确,某些方面补贴力度不够强。就补贴领域而言,对农产品的补贴主要集中在粮棉产品,虽然已开始有选择地补贴某些优质品种,但还不够普及、稳定;对投入品的补贴几乎涉及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的力度有限;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同样面临金融支持乏力的难题,这些均反映出补贴重点不够合理、明确。从补贴力度来看,在一般政府服务中,对农民培训的支出比例很低,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其中没有或很少有补贴,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农业技术推广补贴力度不大,进展迟缓;市场营销服务未明确给予补贴性支持,呈现短缺态势;检验服务因补贴资金缺口大,比较落后,难以满足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出口及国内生产的需要。在国内粮食援助上,一方面补贴资金欠缺,另一方面粮食库存积压严重。(3)忽视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农业保险业务出现全面萎缩,农业缺乏防灾补损的支持。在近年来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农业危害程度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也给国家财政造成较大的压力,不得不动用财政资金用于灾后重建。(4)农业出口贸易补贴不足,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过剩问题开始显现,使财政、信贷和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面临较大难题。由于财政和银行信贷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补贴中占用大量的资金,难以有充足资金用于补贴农产品的出口,使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三、完善我国财政农业补贴应遵循的原则

农业补贴制度在我国起步时间不长,经验不多,效果虽显著但不可自满,还需加以完善。完善中应把握好以下几条原则:

1.目标清晰。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补”、需“贴”的地方很多,因此在执行目前出台的少数农业补贴政策中,有意无意加入了过多的附着功能,使得补贴的目标混杂起来。同时实行直补办法后,农民拿到钱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补贴的具体政策意向,从而使补贴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为了使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出效力,从政策制定者这方面讲,应注意使各项补贴政策的目标指向更加清晰,从政策推行者这方面讲,应注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宣传力度,使补贴政策信号能够迅速准确地传到千家万户。

2.受益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应当是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门和其他中间环节在实施农业补贴过程中只能间接受益。但农民处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层实施国家补贴政策的“人”、“经营人”,总会有个别人自觉不自觉地“讨”农民的“便宜”,他们在事实上是“反”补贴的力量,因为他们的行为在实质上损害着农业补贴。所以,完善农业补贴制度要加大监督机制的建设,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统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齐备的农业补贴,必须设计出各类不同功效的补贴制度,对农业农民实施全面完整的保护。在实施补贴中,应注意区分各类补贴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让各类补贴配合使用,起到综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单项补贴功效的作用。现在各项补贴分散在不同的部门掌管,容易出现各唱各的调的现象。努力整合各类补贴使之产生“共振”,当是我们完善农业补贴制度的应有之义。

4.操作简便。多年实践证明,最可行的办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简便易行的政策。因为有些“好”政策实施成本过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复杂,不易为基层准确把握,基层往往会简单化操作,使那些复杂的“好”政策产生出了“坏结果”。当然,很多简便易行的政策,缺点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难免,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简便易行的好处是在执行中不容易走样,容易取得政策效应最大化的效果。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也必须朝“操作简便”的方向努力。

四、财政对农业补贴的目标选择

1.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政策目标不是体现在地区、部门、企业利益上,而是体现在农民利益上。财政对农业的补贴就是通过财政的补贴资金让农民直接或间接受益,不断提高农民的收益水平,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2.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粮食等特殊农产品购销政策的畅通。结合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市场的特点,财政对农产品市场补贴的重点目标宜放在收购环节上。对这一环节的补贴,不是再对粮食企业的亏损补贴,而是对粮食的仓储建设、保管费用、正常损耗的补贴。因为现行的国有粮食企业购销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并实现了粮食的顺价销售,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出现新的经营亏损。

3.提高农民增收能力。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当前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但直接以撒胡椒式的给予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是授之于鱼,不能够长久;又由于受我国的财政实力的不足和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像欧美等国那样的大量的财政补贴也是不现实的。如在美国种植棉花的农场主3.5万美元的年均收入中,补贴约占三分之一。逐步提高我国农民的自主增收能力是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应有之义。

4.保护农业环境,改善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财政补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繁荣,也就不能促进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没有农村生态的良好,全国生态就难以达到良好。

五、当前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的改进措施

(一)改善农业补贴管理,保护农民利益

1.建立健全农业补贴的法规,使财政对农业的补贴成为一项长期和稳定的制度。我国财政对农业的补贴长期存在着补贴政策目标短期性、补贴方式模糊性、补贴对象和补贴数额的随意性等,使补贴效果难以集中体现和发挥出来。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农业补贴法规,使之成为支持、保护和发展农业的一项制度。从法律上明确对农业的补贴数量,把对农业的支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美国把支持农业的资金投入公众化、固定化并写入农业法中的做法对我国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对农业的投资数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建立农业补贴综合管理体制。应强化农业部的职能,或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农业补贴的部级单位或部级的监管部门,整合财政补贴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集中、高效、协调财政农业补贴,解决目前农业补贴多头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问题。

3.成立全国农作物专业协会,保护农民的补贴利益。国外经验表明,成立专业性农民协会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适应加入世贸组织新形势和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借鉴国际成功做法,建立小麦、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的全国性农民专业协会,加强行业服务,规范交易行为,调解或仲裁有关贸易纠纷,充分发挥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保护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利益。

(二)增加补贴额度。改进补贴方式

1.切实改变过去财政补贴过多直接投入生产建设领域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出资,市场运作”新型财政资金运作模式,加快将财政资金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来,史多地依法、依规采用补助、贴息、奖励、保险、物资援助、风险补偿、减免税费、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和激励措施,支持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把钱用到农民直接受益的项目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通过财政补贴,建立对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通过贴息、担保、政策优惠等方式,引导并刺激银行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农业,提高农业投资的吸引力。同时对目前的财政补贴资金扶持对象、项目审批等方面的政策进行清理,减少社会资金投入农业体制性障碍,通过贴息、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规费减免等方式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的投资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凡是社会资金投入农业都可以平等享受财政资金的扶持,从而引导社会资金的广泛投入,丰富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方式。

3.积极推行财政对农户直接补贴公示制度。对补贴农户的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对种粮农户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资金进行全方位公示,发挥了广大农民直接监督的作用,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

4.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如安徽省今年在农村及农村教育的财政体制上将明确三点:对面向农民的补助及支持,通过计算机存档管理、银行卡发放等方式,保证中间不会出现截流、挪用;改变对教育的补贴方式,变过去对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补助为直接对农民学生家长补助,建立一套规范的投入机制;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起消化农村债务的长效机制,调查债务状况、规模及成因,逐步帮助解决农村债务这一难题。

5.保护价政策和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同时应用。保护价政策和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并不是相悖的,按照WTO协议,我国的“黄箱政策”的实施余地还很大。当然,保护价政策的实施要结合市场行情,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政府对不足的差价部分给予补贴;相反,则不予补贴。市场价由中央政府在粮食收获季节结束后的一定时期内,根据主产区批发市场行情检测结果予以公布,保护价粮食可由多家有资质的大型粮食企业与农民签订产销合同按市场价收购,保护价与市场价的差价部分政府按照不超过合同规定的实际销售量给予补贴。由农民依据产销合同和法定的销售单据到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网点、乡财政所或税务所领取现金。

(三)在补贴对象上实现从全面补贴向重点选择的转变

限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国力,在总体上不可能采用美国模式,在现阶段期望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进而实行全面补贴是不现实的。理性合理的选择是突出重点、顺序推进,即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补贴到关键区域和重点品种上,以强化其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1.重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仓储建设和出口补贴,缓解农产品的过剩问题。国家实行粮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加,而国家对粮食的消化和转化又很有限,这就必然造成过剩局面。对过剩粮食的处理办法目前只有两种:扩大仓容,增加出口。扩大仓储容量是当前解决粮食过剩的主要办法。要建设容量为500亿公斤的粮食储备库,依靠地方财政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中央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的力量。在扩大仓容的同时,增加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出口的补贴是非常必要的,按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规定,至少在今后5年内也是可行的。增加出口,不仅能有效解决国内农产品过剩问题,而且有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周转,减轻仓储压力,减少保管费用和损失。目前,国内粮食仓储的保管费用为每公斤每年0.11元,占用资金5000多亿元。如果将保管费用用于补贴出口,即使用两年的保管费,即每公斤0.22元,也是合算的,能有效地减轻粮食过剩的压力。

2.注重对农业保险业务亏损的补贴,强化农业保险防灾补损职能,健全农业风险补偿机制。农业保险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风险大且难以控制,赔付率高,经营保险业务普遍存在亏损问题,以至许多商业保险企业限制开办或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支持农业保险业务的全面开展,首先,需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由政府直接开办或政府委托的保险机构开办,经营亏损由财政补贴。这项补贴肯定比财政直接用于救灾支出少得多。不仅能有效地分散风险,分摊风险损失,而且能极大地减轻财政的救灾支出压力。其次,鼓励地方或农户成立互助保险合作组织,建立农业保险专项风险基金,通过减免营业税、所得税等优惠办法,扶持其发展。

财政补贴范文第5篇

国外学者对创业投资的政策扶持研究主要包括税收政策、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财政补贴等。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税收政策的讨论相对较早,内容丰富,也相对成熟(Abbott&Zuckert,1941;Poterba,1989;Cumming,2005),多数研究表明,税收政策调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因具体税种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随着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理论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学者们对于补贴政策的关注比较少,只见Keuschnigg&Nielsen(2002)构建起一个包含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研究了投资补贴以及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人部门的作用,发现投资补贴与产出补贴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的努力程度,这与此前Keuschnigg&Nielsen(2001)的研究结论相似。之后,Keuschnigg&Nielsen(2004)转向创业投资机制的微观研究,构建了一个双重道德风险模型,在该模型中创业资本家与创业投资人的努力都不可观测,此时无法用财政补贴方式量化纠正资源的无效配置。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重点在于直接扶持手段,但关于财政补贴研究基本停留于宏观分析,甚至直接纳入在笼统的政策扶持定性讨论中(王关义、陈裕,2000;申金升等,2001),很少有单独的定量分析。王彦等(2001)在分析我国创业投资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发展创业投资除了拓展风险资金来源、培育多元化的创业投资主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外,还应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为创业投资者和创业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建立政府担保机制等。最近,李吉栋(2011)基于配置决策模型的定量研究指出,政策扶持不仅能够增加创业资本供给,还能提高创业投资人的努力程度。但上述分析是在完全信息情形下进行的,缺乏对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的考虑。此外,模型直接假定政策扶持会提高创业投资项目的期望收益率并降低收益率的标准差,这就默认了政府扶持的有效性,否定了可能的“政府失灵”问题。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不难发现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相对缺乏,尤其是我国在其量化分析方面基本空白。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其定性分析结论比较明确和成熟,难以引起学者的研究兴趣和关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我国目前理论研究的模型数量分析技术还不够成熟,加之国外政策扶持领域的研究也不够充分,使得定量分析的开展受到一定局限。

2财政补贴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机制研究

2.1经济学分析:外部性传统经济理论分析通常把政府对创业投资的参与和支持看作是对“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的纠正(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8;戴志敏,2002;李万寿,2006;Rinetal.,2006)。“市场失灵”是指,指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市场经济在其自身的运行中自发产生的缺陷或弊病。“市场失灵”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几百年运行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和私有经济的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市场”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几乎是“无所不能,完美无缺”的,它具有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强大能力,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到萨伊“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再到马歇尔“市场自动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设”,使西方社会对市场效率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无比“有效”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个个“失灵”面前终于失去了它“万能的光环”。市场失效的出现使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更深刻了。广义的“市场失灵”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微观经济无效率,二是宏观经济不稳定,三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其中,创业资本市场的“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归结到微观经济无效率下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理论是市场失效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它所揭示的矫正外部效应方法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外部性(Externality)也被称为外部效应、外在性等,指的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了他人,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或者说,外部性就是指未被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额外经济交易成本或收益。当市场交易导致了对第三方的影响,而价格机制又不能为之提供正确信号时,就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这里价格机制的失灵导致了市场机制的失灵。正外部性的产品或劳务,由于其价格只反映了其私人边际收益,而不能充分反映其社会边际收益,导致产出供给不足,从而给生产或消费者带来了额外的效益损失,根据“黄金规则”MC=MB=P,存在外部性下的资源配置亦是无效率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正外部效应的产品或劳务的生产与消费将呈现不足状态,而提高它,增加其供给,社会将因此而获得净效益。正外部效应产品或劳务的私人标准均衡和社会标准均衡对比情况可见下图。在图1中,当不考虑额外收益的补偿时,自由竞争市场会使正外部性产品按照私人边际成本(MarginalPri-vateCost,MPC)和私人边际收益(MarginalPrivateBenefit,MPB)决定的均衡价格(P0)和均衡产量(Q0),来配置资源,它反映了私人的最佳资源配置,但却偏离了社会的最佳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过少,价格偏低。在图2中,当政府对额外收益进行补偿时,正外部性产品将会按照社会边际收益(MarginalSocialBenefit,MSB)和社会边际成本(MarginalSocialCost,MSC)决定的均衡价格(PS)和均衡(QS)产量进行资源配置。这时,产量较Q0增加,价格提高。由于政府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以及交易费用优势等,因而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优势,这也是由政府来纠正创业投资“市场失灵”的理论依据所在。

2.2局部均衡模型分析:不对称信息但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前提是:首先,必要条件。市场存在失灵,而政府又是为追求公共利益去弥补市场缺陷。其次,充分条件。政府的活动的确比私人的活动更成功、更优越。即政府的经济活动在取代私人活动后,能经受市场考验,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最后,优势条件。政府拥有政治强制力。这使得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具有某些明显的优势。如: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命令权等。政府通常利用政治权力监管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对政府行为来说,“市场失灵”是必要的而不是充分的条件,“市场失灵”本身并不能构成政府部门干预创业投资市场的理由。因为政府干预本身也有可能造成扭曲从而缺乏效率,即政府行为不能增进效率或政府把收入再分配给那些不应当获得这种收入的人,由此导致政府失灵。事实上,政府机构确实不是完美的,也不是没有任何摩擦和成本就能运转的。低效率、决策失误、腐败等等,都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财政补贴能够促进创业投资的观点不能仅立足于创业投资“市场失灵”本身,而应该进一步深入分析财政补贴能否确实提高创业投资活动的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也正因为如此,下文基于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EquilibriumMode)l对政府扶持的微观效率展开数理分析,特别地,该模型在不对称信息情形下论证了创业投资市场上的政府干预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2.2.1模型设定基于前人的研究框架,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局部均衡模型来研究政府设备投资补贴和产出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假定在时间总量为1的情况下,创业企业家最基本工作时间为0<δ<1,δ是可观测的,而其余私人时间1-δ无法被创业投资人观测。如果创业企业家积极努力工作,则意味着他会私人时间1-δ里也从事于创业投资工作;如果创业企业家消极怠工,即意味着他在私人时间里会另寻私活。我们已经知道创业企业家的努力对创业投资的成功具有关键作用,假定创业企业家付出的努力程度为e,如果创业企业家全身心投入,即e=1-δ,创业企业的工作才有可能以P>0的概率实现创业投资最终成功(退出);如果创业企业家把私人时间用于兼职其他工作,即e=0,则创业企业成功的概率P=0。假定创业投资人通过提供内部增值服务a,如管理咨询、行业经验等可以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p,而一些政府也会免费为创业项目提供外部增值服务g,如培训、信息服务以及行政管制解除等,从而也提高创业投资的成功率,体现在函数性质上即为。假定:①创业投资人接私活,即e=0时,则创业投资人提供的增值服务也无益于提供创业投资成功率,p=0;②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产出补贴率为σ,设备投资补贴率为z,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为b,初创时的固定设备投资为K,市场对产品的需求价格为Q,则创业企业的总收入为(1+σ)Q,净利润为(1+σ)Q-b-(1-z)K。但若创业失败,则血本无归。因此,创业企业的期望净利润为:pQ(1+σ)Q-b-(1-z)K。由于创业企业家只有创业项目,故创业资本需由创业投资人提供,其注入的成本投资为I=b+(1-z)K。作为对价,则创业企业总收入(1+σ)Q中固定比例1-s的部分必须归创业投资人所有。假定创业投资人提供内部增值服务需要花费a个劳动单位。其中,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c应为机会工资加上风险溢价补偿。

2.2.2不对称信息下的契约激励假定创业企业家面临收益风险时为风险规避型,而创业投资人由于拥有许多的创业投资项目因而可以完全规避非系统性风险①,基本工资加产出提成模式能够激励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吕朝晖,2005)。在给定了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及外生的政府外部增值服务支出g后,创业企业家选择努力程度e。以上三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创业成功的概率。则创业投资人的最优化问题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给定内部增值服务水平a和相应的创业投资成功率p时,确定创业企业家的基本工资b与产出提成比例s,以最小化其支付c。由模型设定部分知,如果创业成功,则创业企业家总收入为sQ(1+σ)+b;而如果创业失败,则其创业工资仅为b,但可能从私活中获得其他收入(1-δ)w,这种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总收入为b+(1-δ)w。其中,参与约束(PC)表示,创业企业家从事创业投资工作产生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机会工资,而激励约束(IC)表示,创业企业家全心投入创业投资工作带来的期望效用要大于其接私活产生的效用。在完全信息情况下,创业企业家的努力是可观测的,激励约束就可以剔除。成本最小化的解为:b=w,θ=0。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参与约束(PC)和激励约束(IC)束紧,故In(b+(1-δ)w)=In(w),求解得b=δw,代入参与约束(PC)得。第二步,创业投资人最优化选择要求先确定创业投资成功率p如何影响激励相容契约的成本。创业失败时,创业企业家有固定工资b,这并不依赖于创业投资成功率p,但p的提高会改变创业企业家在项目收入中的收入份额。给定市场需求价格Q与产出补贴比例σ,(8)式的解决定了创业企业家的收益在项目收入中的占比,s=θ/[(1+σ)Q]。由(9)式可以看到,鄣θ/鄣p<0,即更高的创业投资成功率会降低其收入占比s,这是因为创业投资人通过降低来维持激励支付θ不变。对于创业企业家而言,创业投资成功率p提高可以降低收入风险,故可以接受s下降。此时,激励契约成本c=pθ+b所受创业投资成功率p的影响取决于。上述①式和②式可以看出,p对c有两种相反的影响效应。一方面,更高的p会提高相应的支付成本θ;另一方面,项目风险降低会使创业投资人以更低的风险溢价来保证参与约束。而当弹性μ>1时,后一种效应大于前一种效应,从而边际成本降低。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最基本工作时间比重δ的上升导致道德风险空间缩小,相应的风险溢价支付也会随之减少。

2.2.3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的影响政府通过财政政策补贴设备投资与产出,降低了创业投资成本,促进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和创业企业的发展。财政补贴的作用机制可以分别从对创业投资人和创业企业家的影响来分析。本文把m称为统计意义上的“创业成功成本”,下面本文要论述的是,政策扶持会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来促进创业投资人进行创业投资,从而推动创业投资市场的形成。由(7)式与(8)式可知,财政政策只能通过影响创业投资成功率提高创业企业家的期望收益,而没有直接的影响效应。在支付最小化问题中,由包络定理可得。财政补贴在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后,创业投资产业发展使得需求价格不断降低,直至市场利润为零。最后,尽管产出补贴不影响“创业成功成本”,但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从而激励创业投资活动,这符合Sobe(l2006)的研究结论。②财政补贴对创业企业家的影响假定创业投资市场上有E个创业企业家,给定创业投资成功率为p,则市场上成功的创业企业数为pE。在每个创业企业产出为1的情况下,pE即为行业产出总量。给定需求函数D(•),当且仅当下式成立时,市场出清。由上式可以看到,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创业企业家的供给,特别是在市场需求影响下,通过增加创业企业家来增加市场供给。而产出补贴由于市场价格降低,只通过需求面效应激励创业企业家的供给。财政政策目的在于降低创业投资风险,鼓励创业企业发展。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一定的情况下,若创业投资成功率上升,则所需创业企业家减少。而(16)式最后一项是通过改变创业投资人增值服务而产生的间接供给效应。如果鄣p′/鄣g<0,政府扶持会“挤出”内部增值服务,而降低创业投资成功率。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pE不变的情况下,所需创业企业家增多。通过对(16)式提取公因式鄣p′/鄣g≤0可知,当需求弹性大于临界值,即η≥η*≡m/(m-c′)时,η*<1,净效应为正。如果进一步假定鄣p′/鄣g≤0,那么财政补贴对内部增值服务的效应为负,由上述分析知,财政补贴会促使创业企业家的供给数量增加,由此市场对创业企业家的需求价格降低。综上所述,本模型在考虑了信息不对称下的契约激励后指出,财政补贴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创业成功成本”并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励创业投资活动,另一方面在创业投资行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挤出”创业投资人的内部增值服务,从而增加提高创业企业家数量。在两种渠道共同作用下,财政扶持将推动创业投资活动的开展乃至创业投资市场的深化。

3总体评价

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关于财政补贴对创业投资中影响与作用机制的文献,发现多数研究停留于定性讨论,缺乏量化分析,并且基本局限于完全信息情形。基于此,本文先就创业投资的外部性分析了财政补贴的必要性,进而基于局部均衡模型论证了财政补贴政策在扶持作用上的充分性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认为,设备补贴能够降低“创业成功成本”,而产出补贴会提高创业投资人的收入激发创业投资积极性,同时设备投资补贴通过需求面和供给面促进了创业企业家的供给。基于本文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我国创业投资的财政补贴政策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措施:①加大扶持力度,借鉴美国1982年制定的《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政府可以建立类似技术创新基金的机构,专门负责按较高比例对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提供各种资助和发展经费,补偿创业投资可能的风险损失,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风险资本进入高技术领域。特别地,考虑建立反向的补贴申请与审核制度,由创业投资企业根据企业实际发展需要和政策规定自行申请补贴,再由相关执行单位邀请专业人士进行评估、审核;②加强有关财政补贴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的普适性,并采取措施监督落实我国当前有关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培训补贴、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和资金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提高政策的执行度。此外,必须建立一套相应的惩罚制度,对财政补贴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处罚;③尽快完善创业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支撑条件的建设。鉴于创业投资主要是以股权投资形式开展,为防止资本市场的投机与欺诈操纵行为,政府需制定有关法规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

财政补贴范文第6篇

DEA方法,也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它把单输入、单输出的工程效率概念扩展到多输入、多输出同类决策单元的有效性评价中,并能指出决策单元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度,在避免主观因素、简化算法、减少误差等方面显示出优越性,现已成为管理科学、系统工程和决策分析、政策效率评价等领域中的常用分析工具。

(一)纵向评价模型与指标选择纵向评价模型以我国2007年至2012年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序列数据为决策单元,主要的评价目的是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即在保证一定的农业保险效果下,如何使财政投入资金最小化,因此选择投入导向型的DEA模型。投入指标选择“中央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衡量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发展的投入情况。选取“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农民人均收入”为产出指标。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反映农业保险业务开展的规模,是财政投入最直接的绩效体现。农民人均纯收入反映农业保险对稳定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户收入方面的绩效。

(二)横向评价模型与指标选择受地区数据搜集的限制,横向评价模型以我国部分省份2012年的截面数据为决策单元。评价的目的主要是探究各地区在一定量的地方财政资金投入上是否实现了产出最大化,故选择产出导向型(BCC模式)的DEA模型。选择“保费补贴数额”为投入指标,保费补贴数额指的是各省区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的配套资金支出,“农业保险单位面积赔付”、“农业保险密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产出指标。指标含义与计算如下:农业保险单位面积赔付衡量农业生产受保险的保障程度和受灾后的恢复能力,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单位面积赔付(元/公顷)=农业保险赔付支出/耕地面积农业保险密度衡量农业保险的覆盖面,即农业保险在农村的渗透和推广情况,计算公式为:农业保险密度(元/人)=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农业人口

二、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效率评价的实证分析

通过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年鉴和各省的财政预决算文件获取指标数据,利用DEA软件6.2进行测算,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DEA测度的是被评价单元的相对效率,当效率值等于1时,表示被评价单元在最有效率的生产前沿运行。效率值越小,表示离生产前沿面越远,效率越低。CRS为不变规模收益,VRS为可变规模收益,CRS下的技术效率=VRS下的纯技术效率乘以规模效率。对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效率评价,纯技术效率可以解释为制度效率,即政策机制的完善程度是不是有效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包括财政投入的力度、补贴的方式、补贴的对象和补贴标准、推广与实施等。规模效率可以解释为农业保险补贴制度已经给定的前提下,对应的补贴投入规模是否有效,包括保险补贴的品种、补贴的市场范围等。如果规模有效则意味着在农业保险财政投入力度和标准既定的前提下,保费补贴规模恰到好处,既不浪费也不紧缺,如果规模无效即规模递增或递减,则表示投入规模不合理,存在投入不足和投入过剩的现象[3]。

(一)纵向评价结果分析根据表1,2007年和2012年技术效率均为1,规模收益不变,达到生产前沿,财政资金的投入效率较高。2007年是我国实施财政补贴农业保险保费的第一年,从无到有,财政资金投入效果显著。2012年,随着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逐步完善,也呈现出较高的效率。2008-2011年技术效率未达到生产前沿的年份,并且2010年和2111年均为规模收益递减,表明当期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投入存在冗余。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数值可看出,2008-2011年各年的规模效率均大于相应年份的纯技术效率,表明这些年未达到有效生产前沿的主要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低,即财政补贴机制的不完善。

(二)横向评价结果分析横向评价中,受数据的限制,选取了我国15个省份作为评价单元,根据评价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黑龙江、福建、上海和山东,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为1,高效率运行,财政补贴规模适度,财政补贴机制完善,同时规模收益为不变,意味着其在农业保险补贴领域的有效生产前沿进行运作。第二类:内蒙古、辽宁、江苏、江西、海南综合效率较高,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小于1,且纯技术效率都高于规模效率,即总效率的无效率主要来自于规模无效率,因此改进应该从扩大农村保险规模入手,即在扩大农业保险领域,还未充分挖掘保险市场;同时在保险的理赔、推广及实施方面,也需进一步提高运作水平。第三类:河北、云南、西藏,综合效率较高,但普遍存在规模效率高于纯技术效率的情况,表明即总效率的无效率来自于纯技术效率,因此提高综合效率需要完善财政补贴措施。第四类:湖南、安徽、四川,综合效率偏低,普遍低于0.3,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都远远小于1,即总效率偏低的原因既有规模问题,也存在财政补贴机制不完善。

三、优化我国农业保险财政支持政策的建议

(一)财政扶持政策外部化、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应积极探索政府引导下市场化运营的农业保险资源配置机制。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保费补贴比例高达80%,甚至有的地区实施强制保险或完全政府补贴制度,从短期来看,快速提高了农业保险覆盖面,但从长期来说不利于农户风险意识的培养和农业保险的市场化、自主化可持续发展。在农业保险业务逐步在较大范围开展并走向正轨后,随着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和农户风险意识的建立,政府可逐渐降低保费补贴这种直接的价格补贴方式的比例,应出台更为市场化的扶持政策,通过建立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完善再保险市场,健全完善相关权益机制,允许保险公司进行金融工具创新等措施,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二)财政补贴对象向供给主体转移在农业保险达到一定覆盖面的前提下,未来我国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应逐步向保险公司转移,加大对保险公司的扶持力度。一是对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扩大税收优惠范围。除了免缴营业税外,还应免征或减征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以有利于经营主体增加准备金积累,提高保险公司拓展业务的积极性。二是对农业再保险提供税收优惠。具体来说,即对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实行减免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将所减免的税收直接转入农业再保险费的收入中去[4]。三是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实施补贴,提高其经营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和竞争能力,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实施,补贴比例为各保险机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5%-10%[5]。

(三)财政补贴标准差异化随着农地加速流转,我国已经进入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加快现代农业的重要时期,实施差异化的财政补贴政策,加大对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1)差异化财政补贴标准和服务。对种养大户,如种植规模达到50亩以上,牲畜存栏量100头以上,提高保费补贴标准,实行上门服务,单独出单,缩短理赔周期,免费提供市场、科技、气象、灾害信息和防灾减灾措施。(2)差异化区域补贴政策。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和种粮大县的保费补贴比例,把规模化设施农业、大型农机具等纳入中央财政保险补贴覆盖范围,支持地方财政实力强、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发展特色农业保险。

财政补贴范文第7篇

(一)理论模型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从宏观经济角度,可将社会经济因素进一步划分为:资本因素、劳动力因素、技术因素与政策因素。国家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每年对农业生产提供财政支持,自2007年起,国家在财政支农项目中增加了农业保险补贴。因此,农业保险补贴作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一项投入,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

(二)研究方法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nes和W.W.Cooper在1978年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参数的效率评价方法。该方法是评价存在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的同质决策单元(DMU)效率值的一种有效的方法[9]。DEA方法一般分为测量综合技术效率的不变规模报酬的CCR模型(Charens、Cooper&Rhodes)和测量综合技术效率的可变规模报酬的BCC模型(Banker、Cha-rens&Cooper)。通过DEA方法取得的结果和结论的有效性是相对的,当决策单元的效率值为1时,称之为DEA有效,而当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小于1时,则为DEA无效。该方法在分析过程中几乎不需要考虑参数的性质,对处理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方面的问题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运用DEA模型对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评价依附于基于DEA的农业生产效率模型,其投入和产出变量应保证指标项可以全面反映农业生产各领域,满足系统性的要求;同时考虑到指标数据的可取性与准确性,本文选择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农用机械总动力、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与其余财政支持作为投入指标,选择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产出指标;以2003~2012年每个农业生产年份作为DMU决策单元。以上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2003~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

二、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表1的运行结果,2003~2008、2011、2012年份为DEA有效决策单元,2009、2010年2个决策单元为非DEA有效,占决策单元总数的20%。十年间,我国农业生产总体状况良好。2009、2010年为非DEA有效决策单元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旱灾影响,造成农业生产大量减产。尤其是2009年,属于严重旱灾年份,全国耕地累积受旱面积6.32亿亩,旱灾造成粮食损失348亿公斤、经济作物损失433亿元,共有1751万农村人口、1099万头大牲畜因旱灾发生饮水困难。2007年,国家开始实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力求通过支持农业保险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以2007年为节点,对其前后年份分析发现,2003~2006年区间虽然都为DEA有效决策单元,但是被用作DEA有效参照的单元仅有2005年一个决策单元;而2007~2012年区间,除了2009、2010年因严重旱灾导致非DEA有效外,其余年份均被用作DEA有效参照单元,被参照次数占总数的85.7%,并且2008、2011年被参照的次数达到2次。在实施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后,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除去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保险补贴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到农业保险补贴效率,通过表2可以看到,除2010年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投入有冗余之外,2007~2008、2011年份DEA有效决策单元以及2009年非DEA有效决策单元的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均达到了100%,总体上,国家财政对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投入与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相匹配,并不存在盲目投入扶持现象。2009年,农业生产受到旱灾的严重影响,部分投入冗余且产出不足。但是,农业财政补贴效率却达到了100%,修正率为0,低于其他通过投影分析做出修正的投入变量。说明即使是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的效果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农业保险补贴的高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投入指标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为我国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侵袭提供了保障。

2010年,同样受到旱灾影响,农业生产部分投入冗余且产出不足。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投入量为111.25,投影值为107.30,修正率为-3.55%,是其余投入变量修正率的近7倍,如此高的投入冗余,在10年内的农业生产中较罕见。分析认为,造成2010年投入过剩产生冗余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是由于受到2009年严重旱灾的影响,政府在计划2010年财政支出时,过重估计了2010年农业生产可能遭受旱灾的严重程度,因此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投入过量,导致其修正率过高,利用率不足。第二,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例如:1,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宣传不足,不少农民并不知道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因此没有参保。2,很多中西部省份并未纳入农业保险补贴范围,由于当地补贴能力有限,大部分农户没有购买农业保险,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就得不到赔偿。3,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各级地方政府对补贴的利用不透明,容易滋生腐败。结合表1和表2的实证结果,可以知道,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在2007~2009、2011~2012年的高效率对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与保障作用;但在2010年,国家财政持续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却造成了农业保险补贴冗余、农业生产效率下降的结果,说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只有农业生产各项投入达到良好匹配,才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单一的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011年,国家在做好了应对自然灾害准备的基础上,合理制定了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计划,因此,即使遭遇了凝冻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效率依然得到了保障。

三、结论与启示

财政补贴范文第8篇

(一)财政效率及农业财政补贴效率理论财政效率是指公共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农业财政补贴效率表现为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给予支持的财政资金配置与产出和效果间的对比情况,基本内涵涵盖了两个层次:一是指在同期农业产出总额中,财政对农业进行支持的资金额所占比例符合财政资金有效配置的客观比例性要求,即资金配置的合理性;二是指既定的支农资金与其他财政支持项目间的分配符合效率性原则,使既定的支农资金带来最大的效益和产出,即资金运用的有效性(辽宁省财政厅和东北大学联合课题组,2004;郭忠孝,2008[16])。从理论上说财政补贴效率至少应包括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和谐发展的效率,即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王谦等,2008)[17]。因此,本文认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主要为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

(二)财政补贴效率评价指标体系1.财政补贴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财政支农支出经济效率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具体表现为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郭忠孝,2008)。(1)农业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财政的规模效率是从总量上考量财政效率,表现为在一定时期内财政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金总量要能够满足政府履行支农职能的要求。(2)农业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这主要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本地财政支农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合理的前提下,支农支出内部各构成要素占财政补贴总量的比例合理且符合社会共同需要的状态。简而言之,就是指政府应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在各方面的投入比例,使政府的财政支农结构符合合理性原则。(3)农业财政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这体现为在财政收支总量和结构一定的情况下,每笔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原则要求财政资金的使用与私人资金的使用一样,按照成本—效益原则选择项目和实施方案,使有限的资金有更多的产出,发挥更大的效益。2.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宏观层次上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表现为政府通过运用财政工具,实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提高的目标,而微观层次上的财政补贴社会效率表现为政府对社会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以及对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影响效应。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直接减少农民的保费支出,间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和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选用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来衡量这一层次上的补贴效率。3.财政补贴效率值计算。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分别从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方面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效率进行分析。经济效率指标包括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以及资金使用效率,并分别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占当地财政补贴总额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规模效率;用财政补贴占当地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比例来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结构效率;用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占保费收入的比例代表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资金使用效率。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用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家庭消费额来表示,分别依据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指标值大小处理成5级得分形式的定序变量。由于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支出最直接体现出的是对要素资源的配置,实现财政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即带来经济效率,一方面减少了农民的保费支出;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通过财政提供的要素资源(补贴资金)对特定农作物进行保险,能够在灾害发生时,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社会效率,因此经济效率是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的直接体现,作用程度较大,应赋予其较高权重,而其评价指标内部构成中的各指标作用程度应相当。相应来说,社会效率作用程度应略小,其评价指标构成中农业生产总值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衡量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而人均家庭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则是从农民个人的角度来衡量社会效率的,因此赋予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上社会效率评价指标相同的权重;考虑到同一层次内部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应相同,因此根据各指标的作用程度赋予其相应的权重,并根据各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加总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综合效率值。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模拟

(一)模型构建和样本分析关于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是否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学者们的观点并未统一(赵书新和王稳,2012;陈晓安和叶成徽,2012)。而关于农业保险财政补贴额度及其最适规模的问题,学者们研究的则较少。由于中国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及其较大的补贴力度,一方面直接降低农民个人的保费支出比例,减轻农民的缴费负担,且能够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保障农业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及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安定和谐;另一方面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无疑增加了财政负担。而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①,增加农业保险财政资金投入量起初会使该要素的边际产量增加,增加到一定量后,再增加投入量就会使边际产量递减。因此,政府对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应把握度的问题。根据上述的相关理论分析,本文可得到如下假说。假说1:由于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并不长,政府对其补贴的总量相对不足,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近几年财政投入资金的边际产出应是递增的,即政府财政补贴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假说2:随着中国农业保险的不断发展,政府财政补贴力度及补贴年份的增多,财政资金投入量不断积累,根据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终会使边际产量达到最大值,此时的财政补贴额度即为最适规模,补贴效率最大,之后增加财政补贴则会使边际产出递减,补贴效率下降。因此,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存在一个最适规模,此时的补贴效率最大。假说3:农民的保费支出越多,一方面会减少农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其生活质量,减少财政补贴社会效率;另一方面较高的保费支出体现出农民的保险意识和参保意愿越强,得到的补贴力度越大,在损失发生时越有利于提高农业保险对农业的保障水平,增强其对农民的保障效果,同时增加财政补贴经济和社会效率。因此,农民的保险意识越强、保费支出额越高是否越有利于提高或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值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两方面影响效应的大小,有待进一步验证。根据上文的理论界定分析,本文能够得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进一步,政府财政补贴是否影响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以及对补贴最适规模的探讨是本文的另一研究目标。本文假定农业保险补贴效率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反映政府财政补贴对农业保险补贴效率的影响;二是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反映政府财政的支持能力;三是农民的自身情况,包括家庭保费支出额、人均纯收入水平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因此,以计算出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Y为因变量,以政府财政补贴额X1表示政府财政的支持力度,以各地区的生产总值X2表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农民的保费支出额X3、家庭人均纯收入X4和农作物播种面积X5表示农民的自身情况,设定回归模型为其中,Y为农业生产总值;X1为农业生产的资本存量,用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表示;X2为农村劳动力数量,用农村人口数来表示;X3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投资量,用财政对农林水事务的支出额来表示;X4为农业保险政府财政补贴量,用财政对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总额来表示;ε为随机误差项;得出的系数βi(i=1,2,3,4)即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31个省份的年度横截面相关数据;依据各指标数值的大小,进行相应赋值,并采用5级打分法的形式处理成定序变量,反映数值大小程度的得分取值是由5~1依次递减的。各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农业保险补贴效率越高。根据统计结果,本文对财政补贴支出占当地财政补贴总额的比例大于3‰的赋值5分,1.5‰~3‰(不含下限含上限,下同)的赋值4分,0.8‰~1.5‰的赋值3分,0.5‰~0.8‰的赋值2分,小于0.5‰的则赋值1分;财政补贴占当地农林水事务支出的比例大于3%的赋值5分,2%~3%的赋值4分,1%~2%的赋值3分,0.5%~1%的赋值2分,小于0.5%的则赋值1分;农业保险赔付支出占当地保费收入的比例大于70%的赋值5分,60%~70%的赋值4分,50%~60%的赋值3分,40%~50%的赋值2分,小于40%的则赋值1分;农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14%的赋值5分,11.5%~14%的赋值4分,8%~11.5%的赋值3分,6%~8%的赋值2分,小于6%的则赋值1分;人均家庭纯收入在14000元以上的赋值5分,11000~14000元的赋值为4分,8000~11000元的赋值为3分,5000~8000元的赋值为2分,5000元以下则赋值为1分;人均家庭消费额在8000元以上的赋值5分,5200~8000元的赋值为4分,4600~5200元的赋值为3分,4300~4600元的赋值为2分,4300元以下则赋值为1分(表1)。

(二)数据模拟与结果分析在确定了各指标的得分值以后,还需要根据各指标影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程度的大小赋予其相应的权重,赋予作用显著的指标较大的权重,否则赋予的权重应较小。为了保证权重设计的客观性,本文的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评价指标权重设计采用的是传统的德尔菲法①和层次分析法②(农业保险综合效率评价各分项指标及相应权重如表2所示)。根据各指标得分值及相应权重进行计算加总得到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综合效率得分,进一步将综合效率得分处理成100分的数值形式,并以此作为因变量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Y的取值。本文进而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1)进行回归,得到模型的回归效果不显著,X3、Χ5不能通过t检验。因此,剔除不显著的变量X3、Χ5对其重新进行回归,并进行异方差性检验,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进一步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2)进行回归,发现回归方程存在异方差性,因此改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模型(2)进行回归(表4)。在式(3)中,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可见每一变量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模型最终结果看,模型的回归效果一般,政府财政补贴额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财政补贴效率值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地区生产总值对财政补贴效率值则具有抑制作用;而农民的保费支出额以及农作物播种面积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其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或影响效果极小。从模型的最终结果还可看出,近几年政府财政补贴额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影响的力度较大,其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的边际倾向为0.0268,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政府财政补贴额每增加一个单位,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将平均增加0.0268个单位。政府财政补贴额对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效率值具有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补贴力度较大,能直接增加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经济效率。进一步,较高的财政补贴额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农民的保费支出,间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增加了消费和投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农民的参保意愿,吸引农民积极参保,从而有效缓解了受灾地区农民的损失程度,解决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增强了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社会效率,也验证了假说1。而农民的保费支出额对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给予了农业保险较大比例的保费补贴,农民的保费支出占总保费的比例较小;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保费支出两方面影响效应的大小相当,其作用效果相互抵消,总体上对补贴效率值没有显著影响,实现了对假说3的验证。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原则可知,由于财政每提供一单位公共服务都必须使用一单位社会资源,即财政补贴的边际成本为1,因此,理论上决定最优财政补贴规模的条件为MPG=1,即一单位财政投入恰能得到一单位的农业产出。该条件表明当财政补贴增加1单位同时使农业产出增加1单位,此时的财政补贴规模是最优的,补贴效率最大;若农业产出的增加大于l单位(MPG>l),则表明财政补贴不足;反之,产出的增加若小于1单位(MPG<1),则表明补贴过度。

从(4)式中可以看出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产出弹性为0.0825,表明财政补贴对农业产出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即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补贴每增加1%,农业产出平均增加0.0825%。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产出弹性。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