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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批评中诠释范式转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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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批评中诠释范式转移

摘要:20世纪的文学理论颠覆了以往的文学批评,从传统的以作者为中心,到20世纪上半叶以文本为中心,再到中后期以读者为中心,最后到了世纪末对如何诠释的争论,这些都使文学理论本身走向了文学研究舞台的中心。基于艾布拉姆斯关于艺术作品“四因素”说,通过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清楚呈现出西方文学批评诠释范式转移,并通过对读者角色转变的研究表明了诠释范式转移的轨迹。

关键词:西方文学批评;“四因素”;范式;诠释;读者

一、关于范式

(一)范式的概念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结构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改变了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范式的运用很快超出了自然科学领域,被用于许多学科的研究,到后来甚至库恩自己都觉得难以解释其具体含义,没有给出一个固定的定义。库恩认为,一个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是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所组成的。人对事物的认知是处在一定历史语境中的,是受制于他所处的共同体所接受的共同而且公认的概念和价值体系。这些先于个人而存在的思想和信念,这些公认的并被大家都接受为“常规”的科学观念、传统、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就是那个时代的科学范式。库恩用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为例,来说明范式的存在并在人的认知领域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刚开始读《物理学》,库恩怎么都不明白亚里士多德在说什么,或者说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于物理学的表述很多都是错误的,因为从当时的视角和范式去看亚里士多德,觉得他甚至是个物理学的门外汉。但为什么他在很多领域都被认为是开创者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呢?转念一想,库恩认识到也许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事物或者使用的词汇在他那个时代可以很容易被理解或者至少被一部分人理解。这说明那个时代科学的公认的原理、理论和论述物理的方法与现当代的表述是有很大不同的,即库恩和亚里士多德所处的科学范式是不同的[1]。既然范式之间很难相互理解,科学是怎么发展的?库恩认为这是范式转移的结果。

(二)范式的转移库恩认为科学不是连续性的、积累性的进步过程,而是范式的间断性转换的结果。以自然科学领域为例,在一个范式中,科学家已经接受了这个范式里常规科学的权威,在研究过程中,突然发现那些非常规的数据或者事物,即“反常”,这与他们在进行研究之前的心理预期是相反的,所以有一部分敏感性较强的科学家会立刻发现这是个“危机”。这个危机引起科学家的思考和进一步的研究,如果要战胜这个危机,必然要引进新的理论模式,这就与原先的理论不同,甚至相违背。这种质的怀疑,也就引起了“科学的革命”,使新的范式成为一种可能。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这是范式最基本的特征。库恩没有说新的范式一定比旧的范式更接近真理,只是说新的范式给出了旧的范式解决不了的办法。新的范式在慢慢确立的过程中会使用新的术语、新的概念等,以表示与旧的范式的区别,而即使使用了之前的术语或者概念,也会使这些概念拥有新的涵义。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新的范式取代了旧的范式,基本上就抛弃了之前的理论,所以才叫“革命”。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新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旧的理论,却会成为这个时代主流的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也是如此。

二、诠释的范式

从文艺学传统来看,文学批评的目的是通过对文学作品或文学史的研究来形成一定的意义。但20世纪的文学理论摆脱了文学附属地位的这个角色,在某些阶段有了“喧宾夺主”的嫌疑,甚至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数十种批评理论相继产生,其中一些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批评观。如何去分析和研究这些理论,也为理论家们所关注,其中,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艺术作品的“四因素”分析法,让文学理论研究有法可循。

(一)“四因素”说艾布拉姆斯把艺术作品(文学作为艺术)分解为四个因素: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把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作为研究的中心,并关注其与其它三者的关系,都会形成相应的批评理论。文学批评的众多理论也被他简单归为四类: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模仿说关注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反映和模仿世界;表现说关注作品与艺术家(作者)的关系,作品是艺术家本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表现;客观说关注作品本身,艺术品就是艺术,不用考虑其它社会、历史和人文因素;实用说关注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强调作品的接受和被听众使用的情况。

(二)诠释学从施莱尔马赫研究神学部分的诠释学,到狄尔泰引入非神学因素,到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转向,再到现当代对诠释对象的界定,诠释学从一门古老的学说变成了有争议的焦点。潘德荣教授认为,现代诠释学主要有三种形态,即三个方向:强调作者原意的诠释学、强调文本意义的诠释学和强调读者所领悟意义的诠释学,前两者都属于认识论的诠释学,第三种是属于本体论的诠释学。潘教授认为,由于译介原因,中国学界侧重于对后者的研究———本体论的诠释学,在西方却是对前者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2]。

三、文学理论中诠释范式的转移

(一)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诠释转移认识论的诠释学认为,诠释是“解释”“认识”和“认同”,不管是找出作者的意图,还是解释文本的意义,都是属于认知类的。从诠释的对象来看,诠释学源于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对《圣经》的解读。对教义的解释,在同一个教派里有且只能有唯一的解释,这样才能让信众信服。但在不同教派里,同样的教义却会有不同的解释。《圣经》被认为不仅仅有字面的意思,还有着深刻的、隐喻的、神圣的意义,每一句话都是上帝的旨意,都可能会遇到上帝,因此特别强调阅读《圣经》且不可乱解的重要性。由于宗教教义的特殊性,诠释被希望只有唯一正确的诠释。后来诠释的对象开始扩大,包括世俗的作品,这些世俗的作品不同于宗教的教义,作者的意图成为诠释的主要对象,开始考虑作者作为作品的主人,被认为是意义的给予者,他的背景、信仰、意图、受到哪些影响、作品如何与社会现实联系等,成为分析的重点。受索绪尔语言学和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是语言本身。文本自成一个主体,作者被抛弃,读者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只有文本才是意义生成的起源和决定者。这种认识论的诠释学预设了有个先于读者理解之前就存在的意义,也属于一元论、中心论。到了20个世纪中期,去中心化、去主体、去上帝等成为主流思想,所以这种理论一度遭到批评。而本体论的诠释学强调在诠释的过程中,读者的参与是意义生成的关键,没有读者,文本就是一堆无人问津的符号,没有读者就没有作品,读者的解读才是意义生成的来源。所以,诠释的对象不再是作者,也不再是文本,而是能够解读文本、了解文学传统、熟悉语言符号的读者。同时,读者也正因为阅读而有了“此在”。

(二)从作者意图到文本意图再到读者意图的诠释转移“四因素”很清楚地表明,文学批评侧重其中的任何一个方向,都会有不同的批评理论产生,即有四个范式。同一个范式之下,会有不同的批评理论。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转移,文学的发展、表现手法、技巧发生了变化,随之而来的文学理论也经历着范式的转移。19世纪前的文学理论主导思想主要关注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认为世界和作者是意义的决定因素,如古典主义、启蒙运动等。19世纪文学理论的主导思想受当时浪漫主义影响,关注作者,认为作者才是意义的决定因素,属于作者中心论,如浪漫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等。20世纪前半叶,受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认为文本才是研究的中心,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研究等,批评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作品/文本本身或者语言本身,是文本中心论。20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接受美学、读者反映批评理论、心理分析等理论,关注读者在意义诠释中的作用,认为读者是构成意义绝对不可缺少的因素,属于读者中心论。

(三)读者角色转变体现了文学理论范式的转移在20世纪之前的文学批评中,读者基本上都是被忽略的角色,不管是古典主义研究、中世纪的神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人性,启蒙运动强调理性、新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强调诗人和作家的灵感,到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强调反映世界,这些都没有强调读者的作用。但是受众(读者)确实也曾经是部分理论考虑的对象,正如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追溯的实用说的历史,他认为从古希腊的修辞学考虑对听众的说服力,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悲剧的理论和“净化”说,到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时期强调诗歌最终目的就是娱乐和指导读者,再到新古典主义关于文学的目的是指导、娱乐和教化等,这些理论都是试图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实用说批评家的强调,才使文学从关注对世界的模仿到对人性的探究,最后到对读者接受力的强调;正是由于考虑到读者,才使作者更加努力地创造出更高质量的作品。但是读者仍然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20世纪初,西方文化开始反思科学和理性,弥漫着一种对整个文化、思维方式、哲学思考、政治制度、信仰等都产生怀疑的思潮。反对专制、中央集权、中心化等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就是反对“作者”这个在过去代表着意义的给予者。俄国的形式主义、英国的实用批评、美国的新批评、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反对作者中心论。这些理论基本上被认为是文本中心论,因为他们考虑到既然作者是被打倒的对象,带有主体性,读者也同样带有主体性,只有文本才是客观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因为文本中心论依然预设了一个中心,这些理论被那些关注读者或者说关注读者与文本互动的批评理论所取代,出现了读者反应理论、接受美学等。艾布拉姆斯在解释读者反应批评的时候简单总结了这些理论,认为有三个相同点:第一,这些读者中心论不再像传统的理论一样认为作品是一个已经生成的有意义的作品,而是开始关注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头脑中的反应和运作;第二,读者中心论相信阅读的过程充满了期待、违背、延迟、满足、新的期待这些环节;第三,读者中心论认为对于读者来说,一个文本根本就不存在一种正确的解读,文本的意义是读者的再创造[3]256。

四、结语

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是西方诠释范式转移的历史,经历了从认识论的诠释到本体论的诠释,历经了关注作者意图的诠释范式到关注文本意图的范式诠释,最后到关注读者意图的诠释范式。其中,读者角色的转变,正呈现了文学理论诠释范式的转移。

参考文献:

[1]佐佐木力,邱慧.托马斯•库恩与科学观的转向[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S1):117-122.

[2]潘德荣.诠释学:理解与误解[J].天津社会科学,2008(1):32-35.

作者:崔芳芳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