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展论文范文

1涤纶长丝的差别化

1．1切片纺涤纶长丝的差别化从我国涤纶长丝的发展历程来看，是从常规纺到高速纺发展而来的，而我国的高速纺又是从切片纺开始的。那时生产的涤纶长丝都是普通的，然而利润率却达到100%以上，但是，随着我国PET熔体直纺长丝生产的稳定成熟，以及切片纺生产企业的急剧增加，使得切片纺涤纶普通长丝的利润率下降到只有5%左右。这就迫使切片纺的生产企业寻求一种方法来与熔体直纺的企业竞争通过研究国外化纤工业发达国家的化纤发展过程和分析当时进口的高附加值涤纶面料的纤维的组成及结构，开始了切片纺涤纶长丝的差别化的研发工作。首先投放到市场的差别化涤纶长丝是以各种异形截面的涤纶长丝开始的，然后又相继开发出有色长丝、阳离子改性长丝、异收缩混纤丝、阻燃涤纶长丝、涤锦复合纤维、海岛型复合纤维、高收缩纤维、全消光纤维、超细旦纤维(dpf≤0．3)、蓄光型复合纤维、导电型复合纤维、民用及工业用涤纶单丝等等［3］。随着各种差别化涤纶长丝的不断问世，涤纶长丝的利润率不但没有被熔体直纺普通长丝拉开，反而越来越接近，甚至最近几年里切片纺差别化涤纶长丝的利润率还超过熔体直纺普通长丝。因此目前我国切片纺的生产企业都在力所能及地生产各种差别化的产品，以争取本企业在市场中的生存空间。

1．2熔体直纺涤纶长丝的差别化熔体直纺涤纶长丝在我国问世时，由于具有生产成本低和产品品质稳定等优势一直是切片纺涤纶长丝生产企业努力追赶的目标。但是随着切片纺涤纶长丝差别化产品的不断问世及熔体直纺长丝生产量的急剧增加，使得熔体直纺涤纶长丝这些优势逐年下降，甚至现在有些切片纺差别化涤纶长丝的生产企业的经济状况还好于熔体直纺涤纶长丝的企业。为了生存，熔体直纺涤纶长丝的生产企业也不得不寻求差别化涤纶长丝的生产途径。但由于熔体直纺的特点，以及差别化涤纶长丝的需求量不会象常规品种那样大，所以熔体直纺涤纶长丝的差别化不像切片纺那样容易。因此，目前国内的熔体直纺涤纶长丝的差别化仅限于生产不同截面或不同单丝线密度的产品。2011年大连合成纤维研究设计院为日本东丽(南通)化纤有限公司熔体直纺生产线进行了6个部位的差别化改造探索并获得成功，为我国熔体直纺生产企业进行差别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及保障，对熔体直纺企业提高其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4］。

2涤纶工业丝的差别化

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涤纶工业长丝行业在我国开始发展至今，涤纶工业长丝行业的生产技术及工艺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随着下游终端产品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中国涤纶工业长丝产品性能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制造设备，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制造技术，集成创新，使得涤纶工业丝产品的品质不断提高［5］。产量也由2003年前10年总和的大约10万t发展到2013年的年产约130万t。我国涤纶工业长丝行业如此迅猛地发展，使得涤纶工业长丝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迫使我国涤纶工业长丝生产企业又开始寻求差别化发展道路。涤纶工业长丝的差别化不同于民用涤纶长丝，它不但受下游终端产品消费结构所制约，还受下游终端产品的应用领域所制约。因为它用于工业领域，所以它没有像民用服装面料等产品要求那样广泛。目前我国涤纶工业长丝生产企业的差别化还仅限于所生产品种尽可能的多元化(线密度及应用领域)、适应下游终端产品生产工序(如:适应下游一道浸胶的预活化丝等)以及适应下游终端产品安全及标识要求的有色涤纶工业长丝这些方面。因此认为随着下游终端产品的不断开发及要求的提高，涤纶工业长丝的差别化产品会不断涌现出来，涤纶工业长丝的发展也一定会像涤纶民用长丝那样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3结语

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涤纶最大的生产国，但不是涤纶生产的强国，要想成为强国就必须加大科研的投入，加大新品种、新性能纤维的开发。从我国涤纶的发展历程来看，不进行差别化纤维的开发，就只会一点一点地走向衰败直至死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涤纶差别化是化纤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马英杰陈钢郭群单位：大连合成纤维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一、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调整：经验证据

（一）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活跃，持续推进产业整合近年来，我国并购重组十分活跃，交易模式层出不穷，交易金额屡创新高，占全球的比重由2003年的1.46%上升为2014年一季度的10.20%（图2）。资本市场是企业并购重组的主渠道。2013年，并购重组涉及的行业广泛，尤其是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并购重组数量最多（图3），充分体现了资本市场通过企业之间的参控股、收购、多种形式促进存量调整及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引导资本集中于新兴产业，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以沪市为例，2012年和2013年，共有737家次启动了重大或非重大的资产重组和吸收合并事项，合计交易金额达到6560亿元；有12家沪市公司收购海外资产，交易金额近500亿元，比较典型的有三一重工收购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公司，中信证券收购法国里昂证券等，通过跨境并购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提升了公司价值，实现了多元化资产配置。

（二）资本市场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促进新的主导产业形成沪市属于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新兴产业公司，虽然市值规模和盈利规模较小，但是从经营业绩看，2013年新兴产业公司实现平均营业收入88亿元，同比增长10.4%，实现平均净利润6.6亿元，同比增长16.5%，高于沪市整体增长率。从盈利能力看，2013年新兴产业公司实现净资产收益率11.74%，销售净利率11.1%，远高于沪市非金融类公司整体水平，反映出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和更高的行业壁垒。2013年，沪市战略新兴产业类公司形成的指数上涨40.74%（同期上证综指下降6.7%），媲美纳斯达克及道琼斯指数。深市共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有532家，占公司总数的33.08%，其中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各82家、221家和229家，分别占对应板块公司总数的17.08%、30.74%和60.42%。2013年，这532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平均销售毛利率24.23%，高于深市20.21%的平均水平；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25亿元，同比增长13.34%，远远高于深市全体公司平均增速1.67%。数据表明：新兴产业公司发展态势良好，资本市场解决了资本结构失衡问题，全面提高了公司研发能力和产品性能，实现了快速发展。

（三）资本市场创新特征突出，推动技术进步创业板设立四年多来，已成为创新型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重要平台。创业板公司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技术、环保、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行业，创新特征更加突出。2013年，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占比和平均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均居三板块之首。2011-2013年，创业板3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超过30%的公司共63家，占该板块公司总数的16.62%，其中19家复合增长率超过50%。沪市新兴产业公司的创新特征也更加明显，从研发投入来看，2013年新兴产业公司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平均为4.4%，高于沪市均值2.6%。

二、资本市场与青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分析

（一）青海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2013年，青海地区生产总值2101.05亿元，同比增长10.8%，增速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列第9位。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07.59亿元，增长5.3%；第二产业增加值1204.31亿元，增长12.3%；第三产业增加值689.15亿元，增长9.8%。三次产业结构由2004年的12.4∶48.8∶38.8转变为2013年的9.9∶57.3∶32.8（图4）。第一产业占比下降，说明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增长速度最慢；第二产业占比上升，受惠于国家西部大开发等优惠政策，全省通过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培育了一批特色、优势工业，建成了铝电联营等一批重大工业项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符合工业化过程的一般规律。第三产业占比基本呈逐年下降态势。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0.0%、43.9%、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相比而言，青海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滞后，与全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不符。三次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2004年的7.7%、58.5%、33.8%转变为2013年的4.2%、65.8%、30.0%（图5）。该指标直观显示出青海省第二产业贡献率持续保持高位，经济发展对其依赖度较高。同时，近年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有所下滑，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青海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情况青海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抓住时机，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效果。1.高原现代农牧业加快发展。青海第一产业中设施农业、生态畜牧业、林产业规模和效益进一步提升，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不断涌现。但由于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同时第二、三产业与农业的衔接不够，加工和服务功能不到位，制约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2.工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青海第二产业增长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依托优势资源，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型重化工业，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等项目建成投产，一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发填补空白。但青海省工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方式粗放，主要工业产品大多为工业初级产品，资源和能源消耗较高，工业能耗占青海省全社会综合能耗的80％以上。二是生产力布局重复，产业结构趋同，轻重工业比例不协调，重工业占92％，轻工业占8％，轻工业发展明显滞后。三是产业链条短、企业规模小，竞争力弱。3.服务业和消费结构不断优化。青海第三产业中，国家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及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事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均超过第三产业整体的增长速度。另外新兴行业如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广告业等也开始呈现强劲增长的发展势头。但从增加值比重来看，这些新兴行业所占比重较小，第三产业仍以传统行业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对农业和工业的提升作用还很有限。

（三）资本市场对青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效应1.直接融资增加，推动地方经济发展。2001年至2013年，青海省企业通过股票市场首发融资73.6亿元，增发181.58亿元，可转债110.70亿元，累计融资共365.88亿元，有力支持了一批龙头企业发展。2014年，辖区四家上市公司启动再融资工作。其中，金瑞矿业计划募集资金1.34亿元，广誉远计划募集6.39亿元，青海华鼎计划募集10.89亿元；盐湖股份计划募集54亿元.青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已达到200余家，并成功发行了私募债券合计3000万元，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个性化的金融服务。2014年辖区有三家企业在深交所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共计7.54亿元。2.并购重组增加，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青海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的主渠道作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一是2004年，泰达科技入主青海明胶，此后青海明胶的毛利率由13%上升为21%，增长了53.8%，并重新启动停滞了4年的扩产方案，产能扩大一倍，在销售、研发、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加强。二是2010年，盐湖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盐湖集团，扭转了*ST数码亏损局面，避免暂停上市的风险，整合了双方资源和业务，发挥了协同效应，彻底解决了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问题。3.引进战略投资者，选择并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投资者是市场新价值的发现者和创造者，近几年来青海省引进战略投资合计约19.75亿元，支持了全省中小企业快速发展，如某农牧业企业获得1.45亿元投资，远高于企业当时的盈利能力和资产规模，帮助企业克服了资金瓶颈。同时，战略投资者能够促进青海优势资源、特色产业与东部地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对接，有助于青海省中小企业转变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

一、农药管理工作现状

从平凉市农药管理工作的历史和实践来看，农药作为农业投入品中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生产资料，历来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人畜中毒及农残超标引发的安全事故更是将农药管理工作推到了风口浪尖，社会关注度持续增高。2012年前的近10年时间里，平凉市农药经营市场主要由农牧、质检、公安、安监、工商等部门协作进行监管，农药经营单位必须在安监部门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后方可正常营业，日常监管工作却由各县（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植保站负责。这种多头管理造成的尴尬局面是业务交叉，未形成合力，在监管上出现了真空和漏洞，需要执法时相互推诿扯皮，政令不畅通，管理工作不能及时跟进，相对市场滞后，效果不理想，尤其是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不能全面摸清底子，掌握市场动态，遇到纠纷或药害等案件时处理起来力不从心。这种管理模式极不利于农药市场的健康发展，售假售劣及坑农害农现象时有发生。根据《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农药经营许可制度的决定》（甘政发[2011]138号）精神，决定从2011年12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文件明确规定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不再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农药市场监管的主动权又回到了农业行政主管部门。2012年2月～5月，受平凉市农牧局委托，平凉市植保站对全市农药市场进行调查、摸底，并举办农药经营从业人员培训班，对申请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材料认真进行初审和复审，最后共上报市农牧局审批发证605份。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度的最大好处是每一个农药经营者都纳入到了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之中，实现了对经营单位的全覆盖，为农业部门有效、精准监管农药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农药经营市场及监管当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往工作实践和这次调研结果来看，虽然平凉市农药市场有了很大发展，经营秩序有了明显改观，农民群众科学用药的意识在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㈠监管机构不健全，关系不顺目前平凉市没有成立专门的农药管理机构，日常监管业务主要由市、县两级植保站承担，发生案件时交由市、县（区）农牧局执法支队做出处罚。一些县（区）还没有成立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在对农药市场进行监督检查时难以协调，往往会出现部门间配合不力，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㈡农药管理手段落后，人员、经费紧缺大多数的农药管理人员，没有农药质量鉴别所必需的工具、资料和设备，大部分人员的现场检查只能靠直观印象，很少使用《农药登记公告》《农药管理信息汇编》《农药电子手册》等进行核对，执法工作存在很大漏洞。农药的质量鉴定只能依靠省上的抽检，农药质量管理存在较大困难。特别是人员、经费紧缺问题，多年来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药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㈢农药经营人员专业素质较低由于缺少正规专业培训和行业标准考核，经营者缺少足够的专业知识，经营指导的随意性很大，大多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唯利是图，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服务。㈣现行的有关农药管理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农药管理工作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无污染、无公害食品已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方向。农产品质量安全已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农药管理工作也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出台后，现行的《农药管理条例》已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监管工作的需要，亟待修改或出台新的农药管理法律法规。㈤农民群众科学用药意识不强，农药使用率低当前情况是好多用户在购买农药时不看说明，仅仅依靠经营人员的推荐和指导购药、用药，未受到一定的技术指导，针对性不强。尤其是在用量、防治时间、施药方式等关键环节掌握不好，事倍功半，极易造成浪费，降低农药使用效率。㈥有些经营单位进销货台账不健全，果蔬生产基地未建立生产档案在以往的执法检查中，经常发现有个别门店进销货台账不健全，有些果品、蔬菜基地没有按照要求建立生产档案，这都给日后的违法行为查处和消费者维权埋下了隐患。㈦复配制剂农药种类繁多，一药多名现象突出目前生产的复配制剂品种越来越多，原因是单制剂农药大多有国标、行标，企业不容易钻到空子，而复配制剂基本是执行企业标准，审查的尺度比较宽松，产品质量令人怀疑。在平凉市销售的许多复配型杀虫剂中，部分品种可能含有违禁的高毒农药成分，存在源头上的安全隐患。

三、措施建议

当前，平凉市的农业发展正朝四个“百万”的目标迈进，果蔬产业蓬勃发展，尤其是苹果栽植面积在迅速扩大，这些都为农药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何让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防病治虫，稳产丰产，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出贡献，又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做到绿色无污染，这是摆在我们农药管理工作者面前的一大课题。经过调研、交流，结合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㈠健全农药管理机构，加大经费投入，加强队伍建设要想打胜仗，队伍是关键，针对当前农药管理工作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各级政府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大经费投入和人员配备，保障工作有序有效开展。农药管理人员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监管能力。㈡加大执法检查和案件查处力度为保护广大农民朋友的切身利益，净化经营环境，有效震慑假冒伪劣农药坑农害农行为，农药市场监工作管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对违法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大案、要案移送司法机关。㈢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群众科学用药水平我们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平台，举办讲座、培训班，让农民朋友了解如何鉴别假劣农药，如何科学选用农药，鼓励群众对非法经营行为及时举报，提高用户抵制假劣农药产品的自觉性，增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㈣大力发展统防统治组织，提高专业化防治水平从农业生产的实际来看，一家一户施用农药防治病虫害，往往收效不大，且常常出现“漏治一点，危害一片”的现象，而且多次施药，大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效率；而专业化统防统治具有技术程度高、装备先进、防控效果好、防治成本低等优势，能有效控制病虫害的暴发流行。各地实践证明，专业化统防统治作业效率可提高5倍以上，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从源头上控制假冒伪劣农药，杜绝禁限用高毒农药在蔬菜、水果等鲜食农产品上使用，减少农药用量，防止农药残留超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㈤不断推进新农药试验、示范继续组织开展好新农药和器械的试验示范，筛选、推广一批适合平凉市粮食及果、菜施用的优质农药品种。㈥推行农药诚信经营，发展一批放心门店尝试建立农药经营综合评价体系，树立和造就一批诚实守信的标杆型农药经营单位，使它们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放心门店，带动平凉市农药市场健康发展。㈦不断创新经营模式，扶持发展直销及连锁企业为了给农民群众和用户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并保证农药产品质量。结合农药市场管理，相关部门应大力扶持和发展一批农药直营和连锁企业。㈧大力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低毒低残留农药具有选择性强、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等特点，是今后农药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推广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是从源头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业生态安全、减轻农村面源污染的关键措施，是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但推广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难度大，原因是大多数低毒低残留农药见效慢、价格高，农民朋友购买使用的积极性不高。对此，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宣传推介及示范推广力度，提高农民朋友对低毒低残留农药的认知度；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建立使用低毒低残留农药补贴机制，以调动农民选用低毒低残留农药的积极性，这一举措目前在国内许多地方已有大量的成功经验，补贴方式也多种多样，我们可以学习借鉴。㈨进一步完善信息系统，实行可追溯管理农药经营事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所有经营单位都必须严格完善进销货台账制度，蔬菜、果品基地也要建立生产记录和档案，便于农药管理部门及时有效掌握农药产品的来源和使用等信息，为查处案件和消费者维权打下基础。

总之，农药是一类特殊、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药的经营和使用直接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通力合作，多部门联动，加大农药市场监管力度，使农药市场监管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认真研究目前农药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严厉打击假劣农药坑农害农行为，坚决纠正和严肃查处制售假劣农药和哄抬农药价格等坑农害农行为和大案要案，规范农药市场秩序，维护好农民合法权益，不断提升农药管理水平，推进农药产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为平凉市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作者：王小喜高焕荣单位：平凉市植保植检站

一、黑龙江省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市场结构失衡经过多年的努力，包括存贷款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票据贴现和再贴现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证券基金市场等金融要素市场的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已在黑龙江形成。但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市场、黄金市场还没有建立，外汇市场的现行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能适应当地金融发展的需要，投资基金市场才处于萌芽阶段；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国债市场、票据市场等主体市场与不仅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跟一些经济水平相当的省份也有距离。

（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仍不协调前些年，在黑龙江，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且主要依赖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随着黑龙江银行体系的逐步完善，企业的融资渠道也随之逐步拓宽。但是，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还没有拓展开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严重失调。这样的融资结构，不仅不利于企业筹集长期大额的资金，阻碍企业发展壮大，还将金融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机构，不仅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还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健康运行。

（三）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前些年，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能力受限，业务品种少，新业务金融创新不足，而黑龙江省金融机构在省内开展的创新业务更是少之又少，且主要经营的业务大都还停留在筹资功能强、操作简单的劳务密集型业务上，缺少利用金融信息、自身信用等软件优势从事代客理财，缺少为企业的兼并、重组、收购提供项目咨询等技术含量高的智力型服务。

（四）县域资本外流严重黑龙江省以农业为主，且以初级产品为主，县域经济中国有企业成分占有的比例高，股改成分低，经济效益差；由于投资环境差，收益率低，有限的资金存储大部分流向大城市或外省。

（五）外汇市场有待进一步繁荣一是辖内个人本外币兑换业务特许机构数量和网点少，仅有2家特许机构，黑龙江恒信物流有限公司和渤海通汇黑龙江分公司，边境地区只有1家分支机构；二是兑换业务量萎缩，今年1-11月,黑龙江省辖内特许业务兑换量总额为384.53万美元，同比下降45.41%；三是备付金调剂受限，卢布现钞头寸出清难，特许机构之间没有备付金调剂机制，借助银行渠道调运现钞成本过高；四是受政策限制兑换限额过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五是业务创新能力较低，经营范围狭窄，业务种类单一。

（六）跨境人民币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目前黑龙江省开展的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主要有直接投资、跨境融资等，在境外发债、证券投资等方面还没有相关业务，并且资本项下结算金额与经济发达省份比起还很少，这些都极大的限制了黑龙江省跨境人民币资本市场的发展。

（七）保险市场中的非车非农险发展相对滞后2012年，信用保险对非车非农保险保费的贡献度达到72.63%。剔除信用保险因素的影响，黑龙江省非车非农险发展仍相对滞后，企财险、工程险和货运险均同比负增长，其中企财险保费收入4.56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37亿元，同比下降7.36%，低于全国16.62个百分点。工程险和货运险保费收入分别为0.69和0.88亿元，同比下降12.86%和3.49%。

一、约束我国环境物权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对环境物权确权的约束在我国，环境物权的确权工程已经开始，林权改革的基本成功给环境物权的确权工程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如今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确权，土地确权是指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认、确定。《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也提到“赋予农民更多财权”。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应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不是要分给农民什么新财产，而是要让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得到更好的实现和保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权利等，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结合相关政府文件，这次农村土地确权的范围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被认为是“第二次土地革命”。在地方巨大核心利益———土地财政的干扰下，土地确权工程进展并不如人意。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界定边缘分析，集体土地所有制产权边界模糊不清。在农村内部，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农民之间，行为边界不甚明了；在外部，政府与国家(全民利益的抽象代表)、农村集体与城里人的行为边界也含糊不清。在这个基础上，土地物权的确权很难按照预定方案进行，“模糊的权利空间”引诱出相关利益，人们各出奇招，争夺包含其中的巨大利益。2012年4月，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严格落实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全覆盖的通知》：“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对目前有关工作受到影响停滞下来的，要迅速恢复工作，把工作进度赶上来；对于工作受到有关方面干扰和阻挠，确实无法完成年底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要分清责任，按照‘谁阻挠、谁负责’的原则处理。各地要将本通知精神向本级人民政府汇报，遇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全国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报告。”[2]

（二）我国环境污染治理行动框架缺陷分析在任何存在环境污染的地方，无不侵害着环境物权。在我国，对环境污染的主体采用点源追溯，采用侵害评估补偿模式，该模式具有四大特征：一是难以评估面源污染。目前的环境污染治理一般是，如果对环境排放不超过其自净能力的物质或能量，就会被认定为合法；超出的情况则属于对承受环境的污染。在这种框架下，容易出现面源性污染很难认定的问题。二是没有明确认定环境优化的价值。在侵害评估模式中，对于环境物权优化的认定是鼓励性的，缺乏对环境物权优劣价值评估，所有的环境物权被分为两大类：适合的与被污染的。在适合这个层面上，并没有实行市场规则，优质优价不见了。正是这种价值评价的缺失，使得对环境物权优化只能成为鼓励行为，而不是市场交换行为。作为环境物权主体的农民，只能投入繁重劳动，获取土地种植收入，根本没有考虑对自己的环境物权进行优化。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环境物权的优化成为政府与农民进行另类博弈的重要项目。三是促使政府单纯追求GDP。由于对区域发展负责，政府考核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GDP，在追求GDP的同时，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准等缘故，必然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被戏称为“黑色GDP”。在目前的状况下，地方政府一般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污染管理模式，优先获取区域经济发展。四是模糊了环境物权的社会价值观。现实中，大家都推崇青山绿水，却不愿意为自己享有的优质环境付费。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下游区域对于上游区域环境有要求，但对上游区域为环境优化的努力则视而不见。

（三）对环境污染管理模式缺陷分析我国对环境污染治理主要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被动管理模式，属于事后处理模式，忽视生态补偿，不能将环境污染预防优先，由此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扮演的角色问题。从目前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行为分析，政府成为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角，既立规则，又作检测；既负责环境维护，又作处罚裁量，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潜规则不少，有些官员被拉下水。二是企业扮演的角色问题。企业是否成为对社会负责任的主体，是衡量其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在比较低端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是他们最迫切的问题。如何处理好企业与社会价值获得问题成为企业市场定位的关键之一，现行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不利于弘扬企业正面价值。三是农民扮演的角色问题。在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中，农民的序位比较靠后，话语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加上当前环境物权未能十分清晰，他们不能完全扮演环境物权主人应有的角色。区域政府往往成为环境物权的虚拟人，农民的环境物权权利与义务，承担起环境物权人的责任。

二、促进我国环境物权市场健康发展的政策举措

（一）确立科学合理的政策组合运作模式参考国外环境整治实践，政策组合运作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它认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多样化，各类主体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表现不完全相同，在政府的主导下，按照实际情况，设计各类政策，形成全部政策组合。二是政府承担责任模式。它认定政府应对环境负全责，从公共产品的角度出发，按照政府行政方式来合理设计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制度。三是市场分责模式。它认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责任方必须在政府的监管下按市场交易原则进行有序活动。2007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了《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08年，天津市与河北省联合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为此，天津市在2009年～2012年每年安排2000万元资金，用于河北省境内滦河上游的污水处理厂建设，以改善滦河上游及潘家口、大黑汀水库水质。[3]市场分责模式的核心是政府作用的定位、环境物权确权与区域化市场交易准则与规范的设计等。目前，我国正处于第一种模式向第二种模式转变的过渡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应转到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强化公共服务上来。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相关环境产权将变得更加清晰，政策组合中市场色彩的引导政策将取代行政色彩相对更强的干预政策，为第三种政策组合运作模式创造良好的条件。市场经济中各责任方利益将随着政策组合的调节而日益明晰，属于个体的环境权益将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体可以把环境物权通过一定的方式归集起来，形成区域性环境物权，使涉及环境市场的交易变得简单明了。拥有环境产权的权益所有者将可以获得较高财产性收入，从农民的角度来看，这不仅将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居民收入方式，彰显农民的主人翁地位，而且可以激活他们环境保护和投身农村生态建设的巨大热情。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与激励下，实现“要我保护”到“我要保护”的转变。

（二）实施有效的环保专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建立相应的环保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物权市场发展的有效保证，国家已经将财政政策专项与货币政策涵盖于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组合中，形成了除行政政策外的最重要政策组合。面对生态污染严重的事实，我国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配套出台更加积极有效的环保专项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1.确立积极的绿色税收政策体系绿色税收政策是国家为调节污染行为和环境保护而采取的一种经济手段，包括环境税、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税收及优惠政策、消除不利于环境的补贴政策和环境收费政策。[4]建立绿色税收政策是一项最有效且艰巨的工作，我国目前在以下几个税种中考虑了环境保护的因素，包括燃油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消费税、关税、出口退税等现行税种，但这只能适应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手段的环保政策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取修订、整合与补充等形式建立起以生态税制为核心的绿色税收政策体系十分必要。2.建立有效的绿色货币政策体系绿色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环境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与措施，主要包括绿色信贷政策及利率政策。[5]绿色信贷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引导资金与贷款流入促进国家环保发展的企业和项目，从源头上控制资金流向，从而实现资金的“绿色配置”。[6]我国已有相关企业绿色货币政策组合的出台，如湖南省株洲市环境保护局会同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株洲市银监分局联合下发的《株洲市绿色信贷工作管理办法》已经正式实施，如果存在7种环境违法行为之一的，新增贷款申请一律不批。[7]如今绿色信贷主要是定性评估，企业金融风险难以估算，各银行机构制定的绿色信贷政策并未因地制宜。环境物权市场的发展必须完善绿色货币体系，通过积极有效的绿色货币体系推动绿色经济发展。3.科学协调并运用绿色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的特点决定了两者在调节绿色经济过程中，彼此互补、缺一不可。因此，在科学设计绿色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时，除必须考虑每一项具体政策设计、每一类政策体系结构等因素外，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还应该注重从政策协调角度加强功能互补、信息共享，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同时，在政策组合出台后，应该迅速、准确、不折不扣地执行，以真正达到政策设计预期效果。[8]

（三）政府在各个发展阶段的角色定位政府归位，让市场更多地发挥作用，这是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必须做的事情，也是执政文明的重大举措，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其整个过程可以分三个阶段设计：1.政府主导环境物权明晰阶段借鉴土地承包、林权到户的成功经验，政府将自己模糊认领的环境物权归还真正主人。在这个过渡阶段，仍然是政府管理为主，政府对于环境治理负有责任：对约束企业污染、治理生活污染、保护森林、保护水源地、保护湿地等作出科学安排。2.量化的绿色价格体系建设阶段绿色价格体系设计必不可少，政府要大力推出绿色会计核算体系，将定性为主的体系转变为定量为主的体系。本阶段是环境物权市场准备与培育阶段，可以在第一个阶段的后半阶段起步，在第一个阶段结束后，第二个阶段才能真正实现预期设想。在本阶段结束时，政府不再认领环境物权，通过强化监测，验证绿色会计信息，引导环境物权市场的定价机制的形成。3.丰富环境物权市场阶段本阶段主要是培育市场，创造环境物权产品，促进环境物权交易市场的成熟。试点地区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重点在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工夫，先封闭运行，做到风险可控、积累经验、以点带面、扎实推进。在该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用大约3年的时间逐项放弃其他角色，专注市场监管，确保环境物权市场健康发展。

一、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关于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的理论以及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等关于金融约束的理论指出，在金融压抑下，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将金融资源投入到大的项目和国有部门中去，而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支持不够。银行部门虽然拥有较强的激励和动力支持实体经济，但由于竞争不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难以满足。［2］金融体系不健全使得金融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生活中存在过多的金融管制措施，而受到压制的金融反过来又阻滞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

1．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缺口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存在的金融压抑造成的，实际利率没有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导致资金的过度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出现金融缺口。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企业的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3］中国银行体系、证券市场等建设的滞后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中小企业在中国发展历史相对来说较短，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而金融体制的改革、证券市场的发展等相对来说要滞后，由于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与市场，这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窄。在国内金融抑制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的大环境下，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整体状况是远远落后的，其发展缓慢且滞后于经济发展。［4］在直接融资方面，中国对股票和债券发行做出规定的条件极力严格与苛刻，进入的门槛过高,使得中小企业望而却步，无法通过直接融资满足自身经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在国外，中小企业以股票市场、二板市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为主，美国高达50％以上，中国仅占3％左右。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和贷款。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为中小企业专设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但是其发行上市条件和上市程序与主板市场区分度不大。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较高的进入门槛使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依然可望不可及，难以实质上为中小企业提供触资便利。经国务院同意，2009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创业板开板仪式，这意味着酝酿10年之久的创业板开板，也成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举措，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在发行企业债券方面，由于涉及金融风险问题，民营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难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另外对中小企业来说，其规模小、资信记录空白、评级机构在对其风险评级时手续复杂，债券的包销费用高昂，企业难以承受。国家对上市流通债券等级的要求也是一般中小企业所难以达到的，这使得债券自由流动性受到很大影响，投资者对小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存在顾虑，缺乏购买信心，［5］中小企业难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取得资金。

2．金融自由化深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金融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建立一个广泛而发达的银行体系。1992年之前，政府对金融部门采取的主要政策是金融压抑，维持国有银行在金融部门中的垄断地位，包括准入限制、规模限制、业务限制等，以便通过国有金融部门来支持经济增长（主要是体制内经济的增长）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目标定位使银行部门的功能性缺陷越来越明显，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也难以为快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而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还阻碍了国有银行自身效率的提高，使其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出现了“大而不倒”的局面。1992年之后，金融政策开始由金融压抑逐步转向金融自由化，以满足不同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金融政策的转向有助于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并逐步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方向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其自由化深度不足，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从区域视角来看，政策对地区金融深化过程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改革次序使得东部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东部地区借此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西部地区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逐渐获得了政策优惠，中部崛起战略则开始得更晚。无论是从速度还是效率上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本来需要大量投资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获得相应资金，而原本拥有充裕资本的东部地区又从中西部地区吸引了资金。投资渠道的单一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导致这些资金涌入股市、房市，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资金供需矛盾。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影响则是加剧了“割裂”性的经济结构，使得资本报酬率在三大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进而则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3．金融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金融企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源泉，因为现代金融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点，金融业务、金融管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成为提高金融绩效的必然路径，现实中富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集团如花旗、汇丰都能通过金融产品和技术等创新，向全球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求获得利益增长。中国金融机构由于体制、技术和观念上的制约，使其金融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和创新能力不足。外资金融机构由于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早已经通过市场磨练形成创新制胜的观念,并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基于此，外资金融机构可迅速确立在新型金融业务方面的优势，建立业务竞争优势壁垒，争夺优质客户，建立高端业务，压缩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空间，加大中资金融机构业务竞争能力提升的时间成本。

4．风险管理水平不高。风险管理能力是提升金融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以及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包括识别、交易和转移，始终是金融业永恒的话题。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全球金融业面临的重大问题，金融全球化给全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商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融资渠道，但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最终会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形成金融行业的风险。面对成因复杂的金融风险，外资金融机构一般都已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建立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拥有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近年来，尽管中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已有所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有所增强，但在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识别的技术和风险处置的方法等方面，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样势必就会影响到中国金触机构竞争力的提升。

二、完善金融市场的路径选择

目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在2013年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低迷，并且在随后的两年中全球经济面临滑入再度衰退的极大风险。有鉴于此，金融市场应当根据经济创造的实际需求进行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兼顾企业的投融资需求、避险需求和国家的宏观调控需求，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国际化准备条件；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金融市场创新、金融管理创新和金融监管创新十分重要，以便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在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的基础上，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再配置效率，提高社会投融资的便利度和满足度，加大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一、研究设计

（一）模型建立和变量定义本文的研究假设通过混合面板模型进行验证，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FROEt表示t期的预期净资产收益率，由于预测数据无法获得，这里FROEt采用曾颖和陆正飞（2006）、蒋琰和陆正飞（2009）的方法，由t期期末每股收益与t期期初每股净资产的比值获得。GLS模型要求采用至少12期的预测数据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本文设定T=12的预测区间，对于终值的前三期采用实际数据计算获得，而对于后9期采用递延或者迭代的方式求得预测数据。其中，FROEt从t+3期开始向行业平均水平直线回归，从t+12期开始保持在行业均值水平。而Bt在有实际数据的年份以实际数据替代预测数据，此后以迭代的方式求得，公式如下：Bt=Bt-1+Bt-1×FROEt×（1-K)。其中k为近5年的股利分派率平均水平。GLS模型的含义在于股权融资成本是使得企业未来各期净现金流的现值总和等于当前公司股票价格的内含收益率。（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审计意见（adopinion）、审计质量（adquality）与金融市场环境。其中，参考朱凯和陈信元（2009）、魏锋（2012）、魏志华等（2012）将审计意见分为标准无保留意见与非标准意见，以虚拟变量衡量，其中保准无保留意见为1，其他意见为0。由于公司审计的统计截止日期为年末，但披露时间为下一年第一季度，故而选取审计意见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雒敏和麦海燕（2011）、徐寿福（2012）、张鸣等（2012）以会计事务所的实力即“国际四大”或者“国内十大”作为审计质量的度量，本文借鉴前人观点，对公司进行审计的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则审计质量为1，其他为0；金融市场环境则引用樊纲等（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指数衡量。（3）控制变量。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D.Henry，2009；支晓强和何天芮，2010；Z.Lin，et.al，2011；CF.Baum，et.al，2011；张宗益和骆垠杏，2012；杨兴全等，2012），选取企业性质（cqxz）、资产规模（lnasset）、资产负债率（lev）、盈利水平（roa）、成长能力（growth）、账面市值比（btom）、风险系数（beta）、资产周转率（captur）、股票转手率（stotur）等反映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同时设置行业、年度虚拟变量控制行业、年度差异。变量定义如表（1）。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择2007年至2009年沪深A股有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基本样本，由于股权融资成本的计量需要未来3年预测数据，本文以实际数据的计算值替代，故而实际样本为2007年至2011年。样本删减的过程中：（1）剔除股权融资成本在［0，1］范围之外以及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2）剔除ST、PT公司、金融业公司，由于注册地在西藏的公司市场化水平与其他地区差异过大，同时删去注册地在西藏的上市公司；（3）剔除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异常与极端值的公司。经处理得出1195家公司每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市场化指数源自樊纲等（2011）《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股权融资成本通过财务数据进行计算获得，通过Matlab编程获得批量股权融资成本数据。文章实证过程采用Stata12软件。

二、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通过样本描述性统计表（3）可以发现，各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差异较大，最大值为0.8400，而最小值仅有0.0002；独立审计方面，从上市公司的审计意见均值为0.9598可看出绝大多数公司都能得到标准无保留意见，其财务信息披露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由于差异不大看不出审计意见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于是做出审计意见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分组描述，由表（3）发现，审计意见为0时股权融资成本均值为0.0458高于审计意见为1的股权融资成本均值0.0419，初步符合本文假设。然而对比审计质量，仅0.0675的均值说明只少数公司在信息披露时聘请高质量会计事务所，审计质量并不是上市公司普遍采取的外部治理方式。市场化指数最大值为11.8，最小值为3.25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显著，不同注册地的上市公司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环境中，很可能成为影响股权融资成本的因素之一。

（二）回归分析首先进行是全样本的多元回归，同时为了考察不同企业性质是否会影响金融市场发展、独立审计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本文还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可以得出如下分析结论：（1）表（4）的6种回归模型与表（5）的结果均表明，审计意见均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即获得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上市公司比获得非标准意见的上市公司承担更低的股权融资成本，并且审计意见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股权融资成本，该结果说明审计意见作为外部治理的一项方式能够有效补充内部公司治理，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影响投资者的预期与资金投向进而作用于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验证了假设1。（2）表（4）的模型2、4表明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即聘请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上市公司承担更低的股权融资成本，但是二者关系不显著。然而在表（5）的分组回归结果中，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出现两种迥异的原因可能是，审计质量与公司治理存在两种效应：一是高质量审计能够提供更有效的信息披露，对于公司而言是一种治理机制，能够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层与股东冲突，提高企业营运效率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雒敏和麦海燕，2011；魏锋，2012）；二是问题越突出的公司越有聘请高质量的外部独立审计的倾向（曾颖和叶康涛，2005），故而高质量审计同时反映企业内部治理问题，影响投资者的预期进而影响股权融资成本。综述所述，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不确定，由治理效应与信息披露效应的相互作用决定。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3）金融市场环境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市场环境直接影响股权融资成本，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具备更加效率的竞争、交易机制，更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更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进而减少企业融资的效率损失，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二是金融市场环境通过加强独立审计的治理作用影响股权融资成本，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使得投资者更为全面的考察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能力，作为信息披露的一种方式独立审计能够引起足够的关注进而影响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表（4）模型5中，金融市场环境对权融资成本的直接影响系数为-0.0004，并且二者关系并不显著；而模型6中，审计意见与金融市场环境的交叉变量的系数为0.0056，并且审计意见、金融市场环境、二者的交叉变量均与股权融资成本关系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金融市场环境主要通过第二个途径影响股权融资成本。假设3得到验证，但关系不显著，假设4得到验证，关系显著。（4）性质不同的企业，其股权融资成本受到独立审计、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国有控股公司比民营控股公司承担更高的股权融资成本。由此，按照企业性质对金融市场环境、独立审计与股权融资成本进行分组回归，得到表（5）。可以发现，一是国有控股公司的审计意见系数、金融市场发展系数的绝对值为0.0811和0.0085，分别大于民营企业的0.0197和0.0021，并且审计意见、金融市场发展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更显著，即独立审计、外部治理环境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影响更甚。这意味着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控股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与信息披露强度较低、问题更突出，外部治理的改善能够显著降低其股权融资成本。二是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正相关，再次证明了审计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的关系不确定。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考察研究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在计算股权融资成本时将预测期从12期延长到18期；对审计质量的衡量从国际四大扩大到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上公布的排名前十的会计事务所；增加公司治理的控制变量，如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两权分离等；将金融市场发展的衡量指标替换为金融业的竞争程度。不管是改变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或是控制变量，研究结果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实证结果基本稳健。

三、结论与启示

一、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支撑因素

1.工资性收入的增加给农民增收提供了支撑就农村居民而言，其工资性收入主要包括居民在本乡地域内劳动得到收入、在非企业组织中劳动得到收入、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收入三部分。近几年来，焦作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成为拉动全市农民家庭期内现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据统计资料显示，2013年，焦作市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1292.9万元，比2008年增加468.5万元，同比增长56.8%。

2.农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继续保持稳步增长家庭经营现金收入是焦作市农民家庭期内现金收入的又一主要来源。2013年焦作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现金收入为1255.3万元，占期内现金收入总额的46.1%，与2008年相比净增123.5万元。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现金收入分别为781.8万元、100.7万元、372.8万元，与2008年相比分别增加17万元、11.5万元、95万元。

3.惠农政策的落实让农民直接受益近年来，国家惠农政策持续出台，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改革，用了六年时间取消了农业四税；2004年国家建立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2006年建立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2007年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8年全部免除了学杂费，修订新的义务教育法；2009年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3年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政策。一系列政策的落实，让农民切切实实地得到了实惠。

二、制约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的因素分析

在焦作市农村消费品市场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依然存在诸多因素制约了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增长。

1.农民的消费习惯落后，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增长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民在对待消费的态度上一贯是消费不足，节俭有余，几千年以来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消费意识在一部分农民当中根深蒂固，不少农民家庭，收入不低，住房也很漂亮，但是家里的家具十分简陋，家用电器档次低、数量少，原有的老家俱、老式电视机、单缸洗衣机等如果未坏，就舍不得淘汰，也没有更新的愿望，整体消费意识不强。二是少数农民受传统封建意识和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了一定收入后不是用于正常的生活消费，而是大搞封建迷信，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不堪重负，使有限的购买力使用在正常的消费之外。三是大部分农民的信贷意识淡薄，对超前消费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对车房及大件物品的购买，一般都是通过多年积攒，根本不愿意信贷消费，这些主观因素的存在也是导致焦作市农村消费品市场发展缓慢的又一因素。

2.农村消费品市场上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销售服务不健全，影响了农民的消费受收入水平、文化程度、消费习惯和消费环境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商品的质量、性能与价格都有特定的要求。多年以来，许多商家企业对农村市场重视不够，把精力放在自己比较熟悉而又比较容易操作的城市市场上，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均以城市为重点，忽视了农民的消费需求，往往以农民在消费时间上具有相对的滞后性为由，简单地将城市滞后商品、档次低商品推向农村市场，致使当前农村市场商品供应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是城市卖不掉的高价商品进入农村市场，农民买不起也用不着；二是低档劣质商品进入农村市场，农民看不上。因而农民很难买到价格合理、功能实用，适用农村消费环境的商品，这就影响了农民正常的消费。同时一些商家企业面对农村市场没有树立整体产品概念。从目前企业商家的广告和产品会可以看出，他们面对的服务对象是城市，很少考虑到农村居民消费的现状，很少开展对农村的售前、售中和售后一条龙服务的研究，很少进行商品知识宣传、送货上门、免费安装、技术咨询等方面的服务。当前农村市场销售服务链脱节，或者是只销售不服务，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消费和农村消费品市场规模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