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论文范文

一、文献综述

本文属于带有金融摩擦的宏观金融模型，目的在于分析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与程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与金融摩擦微观基础的文献、金融危机文献和宏观金融文献都紧密相关。Basak＆Cuoco(1998)首先将有限参与约束(limit-edparticipation)应用于资产定价，Holmstrom＆Ti-role(1997)则较早地将股权融资约束应用于解释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研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典的文献为Diamond＆Dybvig(1983)，Holmstrom＆Tirole(1997)和Allen＆Gale(2005)等。上述文献都为静态模型，本文则为动态模型，主要探讨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的程度和发生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Kiyotaki＆Moore(1997)和Bernanke等(1999)都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的宏观模型。他们的关注点在于金融摩擦是否可放大宏观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他们在稳态附近用线性展开得出近似解，因此忽略了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这导致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波动与资产价格的波动呈现单向的正相关关系。本文解出了全局解，可较好地刻画经济大幅偏离稳态时的金融危机的特征，本文的数值模拟认为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呈现非线性的相关关系。与本文最为相关的文献是HK(2011，2013)和Brunnermeier＆Sannikov(2014)(以下简称BS)。HK(2011，2013)的模型为禀赋型经济，因而无法探讨金融机构的危机传导至实体经济的情形，且他们重点在于解释此次次贷危机中的风险溢价特征。BS(2014)中的金融摩擦为借贷约束，这导致他们模型中的经济只能被分为正常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本文模型中的摩擦为股权融资摩擦;且本文的经济可被分为三个阶段，正常阶段、金融机构危机阶段和金融危机阶段，这更符合现实。更重要的是，上述文献都未在股权融资摩擦的模型中对外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以及金融发达程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将按照如下结构来写作。第一节为导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模型的直觉性描述和文献综述。第二节详细介绍了模型设定。第三节和第四节分别为参数的选择和模型的数值结果。第五节为结论。有关模型的所有证明和数值计算过程都在附录中给出。

二、模型

(一)生产经济中有家户和专家两类人，每一类人都为测度为1的连续统，且每一类人的内部都是完全同质的。不同于HK(2011，2013)，本文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为内生。这种设定使本文可清晰地描述金融机构的危机以及金融机构的危机如何传导到实体经济。经济中的投资和生产分为两种，一种为由专家作为经理的金融机构所进行的投资和生产，另一种为家户直接进行的投资和生产。金融机构和家户的生产函数分别。

(二)金融机构和最优合约假设金融机构由专家管理，但家户可通过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来获得更高的回报。类似于HK(2011，2013)，模型中有两个维度的信息不对称:家户无法观测到专家所选择的投资组合，也无法观测到专家是否尽责地对金融机构所持有投资组合进行管理。由于信息不对称，专家和家户在合资组建金融机构时会签订激励相容的合约。合约的条款为专家和家户在金融机构股权中各自所占的比例βt，1－βt{}，该比例也决定了双方如何分享收益和共担风险。限于篇幅，正文中只给出最优合约的结果，并在附录I里给出详细的最优合约的证明。值得指出的是，相对于HK(2012，2013)，虽然本文的模型加入了内生且异质性的投资函数和生产函数，但最优合约的形式仍较为简洁。此处的最优合约基于两个假设。首先，专家每期都将自己的全部财富投资于金融机构的股权，这是异质性资产定价的标准假设，如Basak＆Cuoco(1998)和Guvenen(2009)等。第二，假设家户必须将λNHt的净财富进行储蓄(投资于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资产)，而只能将剩下的(1－λ)NHt部分⑧在金融机构的股权、金融机构发行的无风险债券和自己直接购买资本KHt之间进行选择。⑨

三、参数赋值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并无意于完全拟合此次金融危机的数据特征。因此，本文主要根据相关的文献对参数赋值，并对参数做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表明模型的核心结论不随参数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限于篇幅，此处仅给出参数的赋值结果(表1)。

四、数值结果分析

(一)稳态、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附录II和III可证明，模型中所有的内生变量都可被表示为状态变量ηt的函数。特别地，附录III给出了状态变量ηt的演化方程。给定基本的参数，可数值计算出ηt的漂移项和波动项、金融机构管理的资本存量的比例Ψt、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相对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率、资产价格和经济中生产率和投资效率的变化情况。金德伯格(2011)所提到的多数金融危机及此次次贷危机都有如下特征，即金融部门首先急剧萎缩，实体经济在滞后一段时期后才遭受大幅损失。特别地，在此次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行业公司的股价于2007年4月率先急剧下跌，而标准普尔指数在2007年的10月才有明显的下跌趋势，美国真实的GDP的增长率则在2008年4月才开始持续地下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先于实体经济出现危机。基于此，本文分别给出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定义如下。也即当经济没有任何危机的时候，社会总财富下降1%，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最多下降2.3%。从左下角子图中可以看出，位于该区域的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维持在整个经济的最大值，分别为aΨ(ηt)=0.1和Φt(it)=0.041。从右上角的子图中可以看出，资产价格也维持在最高的水平上，此时，qt=1.41。总之，在该区域内，金融机构资本金的变化与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相差不大，实体经济和风险资产的价格都维持在最高水平。直觉而言，ηt∈(η－，1］的区域对应于美国2007年5月之前的经济走势:金融行业股票指数的变化基本与标准普尔指数。

(二)比较静态分析: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与金融危机宏观经济中的外生波动大多被认为是技术冲击、偏好和天气等冲击的波动，价格波动σqt则被表示为外生冲击波动率σ的函数。在基于一阶线性展开的DSGE模型中，σqt与σ的关系往往为正相关，本文模型的数值结果则表明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其次，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随σ的下降而上升。该结论的直觉为，行为人的谨慎性储蓄动机会随外生波动率σ的下降而降低，进而金融机构倾向于构建更高的杠杆率进行投资，这必然会导致一旦发生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将导致资产价格qt下降得更快，因此，临界点η=处的σqt也必然更高。BS(2014)在借贷约束的模型中发现了发生金融危机时的σqt与σ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本文的股权融资约束的模型中，两者之间甚至是负相关关系。本文所关注的另一问题为，是否股权融资摩擦越小(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越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金融发达程度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是什么关系?下文的数值分析对此做了初步的理论性探讨。直觉上，当没有股权融资摩擦时，经济中的资源会以股权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最有生产率行为人手中进行生产，风险和收益被有效率地分摊。对应于本模型，股权融资摩擦越小，m越大，金融发达程度越高。当m=+!时，金融市场趋向于没有股权融资摩擦的状态。对应于不同的m，我们分别计算状态变量ηt的稳态值η*t、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值η－、发生金融危机的临界值η=以及其所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σqt。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表2有四个特征。首先，不论m如何变化，经济的稳态值都不会变化，这是由于我们设定家户的劳动收入l不太大，这保证了稳态位于没有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阶段，也即η*t∈η－t(，1];只要η*t位于此区域内，从附录III中可知，其不会受到m变化的影响。其次，随着金融市场越来越发达(m越来越大)，发生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会显著降低，而且当m→∞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的临界值都趋向于0。该结论的含义为，如果两个经济体的金融机构恰好同时位于发生危机的临界点，则给定此时两个经济发生的负向冲击使得各自的专家的财富损失同样的数量，对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机构危机转移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大;当m非常大时，金融危机和金融机构危机几乎同时发生。换而言之，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紊乱传导至实体经济的可能性越高。第四，资产价格波动σqt的最大值会随着m的上升缓慢上升，也即股权融资摩擦越小，一旦发生金融危机，经济中的资产波动率σqt更大。原因如下:对于股权融资摩擦较小的经济体而言，由于家户在金融机构的股权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当股权融资约束变紧(也即经济位于发生金融机构危机的临界点)时，导致专家财富损失一单位的外生冲击将使得家户必须以更大的倍数撤出投资于金融机构股权的资金。这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损失更多，进而导致金融机构债务资本比(杠杆率)更高。较高的杠杆率使得金融机构为了偿还无风险负债必须向家户出售更多的资本存量，这导致资产价格下降幅度更多，经济中资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更大，金融危机会更严重。实际上，Acharya，Drechsler＆Schnabl(2014)和Bolton＆Jeanne(2011)通过微观模型表明，金融越发达的经济体，金融行业的紊乱所带来的损失越大;本文的动态宏观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五、结论

本文将HK(2011，2013)拓展到内生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情形，探讨外生波动、股权融资摩擦、资产价格波动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首先，由于行为人会内生地调整谨慎性储蓄，当经济中的外生波动降低时，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会更高，进而当发生金融危机时，资产价格的波动也会更大，金融危机越严重。这表明政府应在经济平稳(经济波动率较小)的时期进行宏观审慎的监管，可通过向金融机构征收托宾税的方式增加债务成本，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从而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此外，经济体的股权融资摩擦越低(金融越发达)，该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临界点距离稳态点越远，也即经济会以更大的可能性位于生产率和投资效率最高的状态;但金融机构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越大，且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资产价格的波动更剧烈。该结论的现实意义在于，虽然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但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经济波动。因而政府需确定最优的金融发展程度，以使得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达到最优的平衡。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对金融危机相关议题的初步探索，该领域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被严肃地讨论。如经济到达平稳分布时，金融机构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与外生波动率的关系是什么?当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时，政府如何选择最佳的干预时机和干预方法以使得金融行业的紊乱不至于传导至实体经济?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作者下一步要进行的工作。

作者：梁志兵王一鸣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