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保持平稳的中期增长态势范文

摘要: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较2016年回升0.2个百分点，扭转了近年来经济增速逐年放缓的态势，回升的不同性质意味着不同的中期增长态势。而分析中国三年左右的中期增长走势，既不同于短期经济走势分析，也不同于对五年以上增长潜力分析、走势预测，在现有的模型方法中并不能较好处理。从逻辑和时间线索看，“新周期论战”“去杠杆之争”和“中美经贸摩擦”是分析中国经济回升和中期增长态势的三条重要逻辑线索。由于周期上行的力量还能提供一定支撑，去杠杆政策优化且逐渐显效会促进中长期增长，经贸摩擦会逐渐平息并降低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总体看，中国未来三年左右将保持总体平稳的增长态势。

关键词:新周期；去杠杆；经贸摩擦；中期增长

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6.9%，较2016年回升0.2个百分点②，扭转了近年来经济增速逐年放缓的态势。经济增速回升是否意味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增强?或是依靠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刺激结果?不同的回升性质意味着不同的中期走势，也意味着未来经济趋势变化中对政策重心的不同把握。分析2017年中国经济回升的主要原因及动力可持续性，对于判断中国经济中期增长趋势进而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一、分析中国经济回升性质及中期增长态势的主要方法评析

分析中国三年左右的中期增长走势，既不同于短期一年内的走势分析，也不同于对五年以上增长潜力分析、走势预测。短期增长分析预测通常是假定供给面不发生明显变化，而主要是看“三驾马车”的近期走势变化。而长期增长分析预测则相对更关注总供给面的变化，通常采用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关于分析预测宏观经济运行和短中期经济增长趋势的主要方法，大体上有三种思路。每种思路分别对应的是从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国民核算统计学的不同角度建立的量化模型，也具有不同局限。第一种主要采用宏观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一些用于分析、模拟宏观经济运行及政策效应的经济模型，使用DSGE模型及其改进模型等，以及CGE模型及其改进版的动态CGE模型等。第二种主要采用多重联立方程组的计量经济模型测度、模拟宏观政策的效应。多采用VAR模型及其各种改进模型等，如李雪松(2016)的研究等。第三种主要基于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统计模型。通过直接或间接分解具体政策对“三驾马车”、三次产业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测算。第一种宏观经济模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DSGE和CGE及其改进模型通常建立在一般均衡的假设上，迄今没有能够将制度变化特别是将当下中国改革较好地纳入模型中，由此便限制了此类模型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测度政策效应上的应用。第二种计量经济模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通常需要建立不同宏观变量，如投资、消费等的行为方程和结构方程等构成的联立方程组，通过输入不同宏观指标的变化来分析、模拟不同经济政策的效应。但是，建立与制度变化相关的行为方程和结构方程却不容易，尤其是制度变化相关变量具有的连续性或不规则的离散性，使得难以与其他固定频率的宏观变量建立联立方程。第三种国民收入统计核算模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模型中的主要宏观指标都是建立在一套有固定统计核算、制度体系下的，指标间是具有内在关联的稳定恒等关系，因而不能直接适用于与这套国民收入核算等式不相对应的政策变量。比如，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等，没有直接的变量，不能直接纳入核算等式中测度。

二、分析中国未来三年左右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三大重要视角”

对中国三年左右的中期增长走势的分析预测，既需要基于短期和长期的增长分析框架，也需要在此基础上纳入可能相对更为重要的其他因素，特别是由于经济运行内外环境变化及其引发的内外政策的重大变化调整。从分析中期增长的逻辑和重大事件的时段长度划分看，如果对2016年以来至今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层逻辑及宏观政策作用加以梳理，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未来3年左右的中期增长走势。2016年以来，有三件广受瞩目的事件持续发挥着影响，影响着市场和政策的逻辑，即所谓的“新周期论战”“去杠杆之争”“中美经贸摩擦”。本文试图从这三大事件演变的视角及其发展的脉络和逻辑关联，复盘我国2017年GDP增速回升的性质及2018年的政策和经济走势，进而分析展望中国未来三年左右的中期增长。2017年初以来，中国经济数据继续好转。同时，大宗商品上涨。2月末，中金经济学家王汉峰提出当前市场环境与2003年有些类似，中国有望在2010～2015年周期调整后迈向新周期的起点。方正证券任泽平博士在年初以来的系列研报中提及“新周期”开启，由此引发了“新周期”争论，成为贯穿2017年全年宏观经济研究者争论的主线。进入2018年以来，防风险、扶贫、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响，去杠杆等资管新规导致信用收紧、企业融资困难加剧，特别是清理PPP对基建投资增速影响明显，带动投资增速持续走低，进而拖累就业和经济增长等;叠加环保限产导致工业生产停工持续发酵，进而间接影响到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放缓等。从国外看，中美经贸摩擦也对国内企业日常经营和投资预期产生不利影响。由此便引发了2018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之辩:到底是新周期步入尾声?还是没有新周期而只是政府刺激政策的持续衰减耗竭?或者是由于防风险去杠杆政策等的操作节奏、力度不当，同时叠加贸易摩擦影响导致了对中国经济的打压?相关辩论演变成以“去杠杆之争”为主线的关于2018年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操作的不同看法。

三、由2017年大宗商品涨价和经济增速回升引发的“新周期论战”

“新周期”论战，最初是由2017年初大宗商品的行情引起的，因为周期性驱动的大宗商品涨价刚好应和了2016年以来市场价格的反应。随后，方正证券任泽平博士在系列研报中反复提及“新周期”开启，他指出:供给出清新周期是产能周期第三个阶段，行政化去产能导致供给出清进入尾声，行业进入胜者为王、企业盈利改善阶段，资产负债表修复，为新一轮产能扩张积蓄能量的状况。任泽平的说法既得到一些人的响应，但也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总结正反双方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的:提出新周期的一方认为，由于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速下滑，许多产能已经出清，需求开始出现，而出口、房地产和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巨大，经济进入新周期。支持者主要包括任泽平(2017)、梁红等(2017)、李慧勇(2017)、赵湘怀(2017)、张成思(2017)等人。邓海清(2017)认为，新周期已经持续得到验证，并且早已开始，现在讨论是后知后觉。而不支持新周期概念的一方则认为，没有市场化的出清，没有过剩产能的淘汰，没有新需求的出现，仅仅只是人为的利润在产业上下游，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划分，经济没有新的动能，新的需求没有出现，因此增长不可持续。如，2017年初张斌就认为，中国经济已全面进入景气周期下半场。白重恩认为，中国并未进入经济增长新周期，因为民间投资增速慢于总体投资增速，以新需求或者新技术驱动的可持续、高效投资尚未形成。李迅雷、巴曙松、管清友、姜超、李稻葵、哈继铭、徐高等人也认为没有新周期。定量研究发现，2017年GDP增速回升主要源于出口复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净出口为GDP增速贡献了0.6个百分点，较2016年提升0.9个百分点，远远超过GDP增速0.2个百分点的回升。

四、2018年因去杠杆等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去杠杆之争”

自从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以来，“去杠杆”一直是近年来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相关职能部门启动了去杠杆的进程;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8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并提出未来几年要重点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2018年以来，去杠杆政策收紧导致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波动，引发了去杠杆政策抑制经济的争论。2018年5月，高善文在以《去杠杆之殇》为主题的演讲中提到，当前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主要在地方政府，杠杆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宏观的、全国性的，这种条件下不需要进行全国全部门的去杠杆，去杠杆需要宽松的货币环境，当前在紧缩效应下去杠杆导致适得其反。7月，高善文又用手术类比中国“去杠杆”，认为去杠杆就是给中国经济这个“病人”做手术，但中国上半年去杠杆跟中世纪医生给病人做手术是一样的，不麻醉，不消毒，也没有输血支持，有点像没有拿到执照直接就上台了，是边做手术边学习，由此给经济带来了负面冲击。去杠杆操作不当对经济打压的逻辑大体是:一些地方的防风险带来信用收紧，使现有企业项目部分受到影响，使存量项目因融资续接问题而无法继续融资，进而导致业务进度缓慢、停滞等。有些地方PPP整治不当引发停工等，拖累了基建投资，并间接影响到关联需求。同时，资管新规的去通道等节奏偏快，导致银行经营难度加大，迫使银行金融以前的一些业务收缩过快，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银行相关业务对企业的金融支持能力，并间接传导导致企业间欠款增多等，增大了民营大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加剧了部分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风险等，并影响企业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进而也影响到企业投资业务扩张等。随着高善文在成都的演讲引发去杠杆问题争论，更多接近决策部门的研究人员加入了讨论，触及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同等去杠杆的配套政策问题。孙国峰认为，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金融风险攻坚战，控制宏观杠杆率，从根本上要管住货币总闸门。梁红认为，去杠杆是一个在三五年内应该实现的目标，但需要把握好节奏，不能够靠金融去杠杆单兵独进。徐忠认为，我国高杠杆风险的根源在于财税体制改革之后，无论是政府部门隐性债务，还是高杠杆国有企业及近年来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财税体制缺陷是重要原因。行至2018年年中，经济形势出现变化，去杠杆取得一些成效，但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和股市波动下行压力加大，加上外部不确定性增大，从而结构性去杠杆、配套政策和把握好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被提了出来。党中央、国常会对下半年政策进行微调，央行调整资管新规细则、银保监会微调银行理财细则，都反映出宏观经济政策开始相机调整。

五、中美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走势增添了变数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演进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从美国对中国出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和中国进行的反制，再到美国对中国出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威胁还可能会对额外的2670亿美元商品出口加征关税等，事态的发展让中美两国的企业和全球市场都感到不安。虽然中美两国元首在阿根廷的G20峰会期间达成暂停加征关税并努力促成谈判协议，但两国经贸摩擦的靴子至今仍未完全落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主要有:贸易摩擦前景不明影响企业日常经营和未来预期;原材料成本及产品定价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企业不敢轻易签订大额和长期订单，订单暂缓执行或取消事件增多，一些全球布局的集团公司已将部分订单转移至海外;汇率大幅波动显著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及利润;因担心产业链关联企业受冲击，企业投资顾虑增加，部分企业因而暂缓或取消了投资计划。受近几个月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和抢出口因素影响，2018年下半年以来东南沿海一些省份的出口表现还比较平稳。但从2019年起随着相关政策逐渐生效，影响或将显现。

六、中国在未来三年左右仍将保持总体平稳的经济增长态势

展望未来，市场内生动能将持续，且之前产生不利冲击的去杠杆、贸易摩擦将边际改善，都将有利于维持中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的态势。

(一)市场内生的“周期上行动能”持续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2017年“新周期论战”上演后，2018年争论基本归于沉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2018年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现出明显的逐步回落态势，季度GDP增速和月度消费、投资增速等均呈现回落趋势。既有看法认为是新周期结束，也有看法认为是由于防风险政策的节奏、力度和协调不当以及外部贸易摩擦升级对经济运行形成了打压。特别是清理PPP等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债务风险等，使一些地方直接停掉相关建设项目等，由此引发了基建投资增速下滑并引发了连锁影响。但是，从月度数据看，2018年一季度的主要宏观数据还比较好，而自2018年开年以来清理PPP等与地方政府相关的债务风险等推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才逐渐往下走，特别是跟PPP密切相关的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强力推进资管新规导致非标过快回表，使一些民企融资变得非常困难，也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从供给面看，2018年上半年的主要宏观指标还行，下滑态势主要是下半年来日益明显。但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走高，房地产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服务业增长较好，而这些都是与市场内生动能密切相关的，反映出市场内生动能还是比较强的。由此来看，市场内生的“周期上行动能”能持续为中期增长提供支撑。

(二)去杠杆政策操作不断优化有利于中期经济增长经历两年多的去杠杆，中国宏观杠杆率已经基本趋于稳定，一些重点领域的杠杆持续上升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出现了明显下降，与地方政府相关联的各类债务得到了有效规范，一些金融领域的风险得到了有效管控。从中长期看，有效降杠杆将为中国中期增长奠定更加坚实、良好的基础。预计未来随着防风险工作方法的进一步优化，控风险的正面效应将更加显现而负面影响将明显边际减弱，去杠杆政策总体上将进入促进中国中期经济增长的轨道。

(三)贸易摩擦逐渐趋于平息会改善经济前景预期和外部环境2018年底的G20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随后，两国团队积极推动相关谈判工作。从近期美国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和发生的各种事件看，预计大概率会获得较乐观的结果。中国方面，在2018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特别指出落实阿根廷中美元首会晤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美国方面，中期选举后拿下众议院并对特朗普形成越来越强的掣肘，叠加美国股市大幅下挫，以及特朗普对美联储过快加息节奏非常不满，美墨边境移民墙事件发酵导致白宫持续关门等，都使特朗普等共和党人面临更大的内部压力，所以在中美经贸摩擦方面也希望达成协议。今年以来，双方进行的多回合谈判显示出双方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虽然从长期趋势看，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会产生越来越强的抵触，由此会从各方面对中国制造越来越多的摩擦。但在中短期，仅就经贸摩擦看，只要保持谈判顺利，大概率还是会趋于缓和的。由此来看，预计随着贸易摩擦趋于平息，会改善中国经济前景预期和外部环境。

作者：杜秦川 马琳 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