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范文

《世界经济研究杂志》2014年第五期

一、人口转型、劳动力套利与国际分工重塑的典型化事实

1．世界人口转型人口转型是指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中，由于死亡率的先行下降而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而后因为出生率的下降，人口增长减速，从而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蔡昉，2004)。从各国人口转型的结果看①，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度的人口老年化，而发展中国家也即将迎来老年人口比重的逐渐上升。可以发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比重已逾10%，进入“超老龄化”社会，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老年人口也在不断攀升，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随人口“老龄化”接踵而至的是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均技能水平的上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梳理各类经济体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发现，小学入学率基本维持在100%，世界文盲人口逐步消除，高等院校的入学率也从1980年的12．3%上升至29．17%。另外，受教育水平变化的地区差异引人关注，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人口技能水平要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中低等收入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际分工的调整，也在不断提升自身的人口技能结构。

2．人口转型引起的国际分工变化人口转型的地区差异引发了全球制造业空间布局大调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虽面临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但由于在上一轮国家分工中把制造业大规模转向发展中国家导致劳动力供大于求，为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它们提出了“制造业回流”政策，重振制造业国际地位。中国、俄罗斯等一些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较严重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调整问题。短期内，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会丧失，能够保持制造业分工地位。但从长期来看，低端制造业面临欠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这类国家只能顺应趋势，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将重心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外流一些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这无疑为一些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发展契机，通过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实现自身参与国际分工。人口转型也引发劳动力套利形态出现变化，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外包高速增长并呈现多元化、高端化发展趋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际竞争的新领域。郑雄伟(2011)认为，缘于劳动力成本方面的劣势，发达国家服务外包行业的竞争力逐年下降，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在2010年GartnerIT排行榜中，有7个发达国家被挤出了榜单，全球服务外包行业承接地已经进入新的发展状态。虽然欧美目前实行“制造业复兴”计划，但也不能阻止服务业的发展势头，诸如中国、印度等一些新兴经济体正在培育人力资本优势，提高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竞争力，实现长足发展。

二、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国际分工涵盖了贸易参与国的生产、消费、贸易条件等各类因素，考虑到贸易结构与生产结构的相互耦合，本文仅分析人口转型对国内生产结构的影响，贸易结构被认为是生产结构的衍生物。前文的分析表明，人口转型一方面体现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减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技能劳动力的不断增加。由于高技能劳动力需要长期的投资获取，我们不妨将高技能劳动力视为资本，我们的模型具体如下:(1)存在高级劳动(资本)、低级劳动两类要素，每一类的要素总量是固定的，但可以在不同部门间自由流动;(2)经济体系提供制造品和服务品，制造品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品是资本密集型的;(3)消费者同时消费两类商品，当经济均衡时，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

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形式，具体如下U表示总效用，CM和CS代表制造品与服务品的消费量，γ刻画消费者对于两类商品的相对评价，ε表示替代弹性。当单位货币在两类商品上的边际效用相等时，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此时有:式(14)表明，人口转型后，高技能劳动力存量增加(或低技能劳动力存量减少)使得投入在高附加值产品、服务业等方面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加，投入在低附加值产品、制造业等方面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下降，相应地，高附加值部门的产出将扩张，而低附加值部门的产出将萎缩。这就是人口转型赋予国际分工的涵义，诸如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其人口转型对全球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由于人口转型速度较快，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比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较大的变化，其相应的要素价格也会攀升并发生结构调整，从而对外贸形成倒逼，基于比较优势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国际分工将迎来一个新的格局。

三、计量模型、数据与检验结果

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根据理论分析，我们将影响国际分工的人口因素分解为老年人口抚育比(old)、少儿人口抚育比(young)以及人均技能水平(edu)。考虑到一国参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贸易的国际分工格局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国际分工的再调整并非朝夕便可完成，前期情况对当期结果可能存在不可忽略的影响。因此，我们将制造业国际分工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一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引入模型，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方程。其中，下标i代表国家，t表示时间，μi为观察不到的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RCAman和RCAser是本文的两个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用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来衡量，人均技能结构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刻画。控制变量Z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以2000年美元价格计算的人均GDP衡量，贸易开放度用商业服务业进出口总额及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之和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为减小异方差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人均GDP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本文的数据来源情况如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数据库，全球商品、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出口总额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他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WDI)。由于联合国在估计各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时没有小国数据，在与世界银行数据相匹配后，本文最终选择63个国家作为观测样本，其中不仅涵盖英、美、德、日等OECD国家，也囊括了中国、印度、巴西等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分工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兴国家。由于联合国的估计结果在2005年之前只有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数据，1985的数据我们用1980年和1990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来代替，1983年的受教育年限用1980年和1985年的平均数，以此类推，我们得到1980～2010年63个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为了直观地描述各变量的变动趋势，我们绘制了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这4年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图1、图2显示，1980～2010年间，老年抚养比的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虽没有呈现出左移或右移的整体趋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曲线的顶端在下降，尾部在拉长，这意味着老年抚养比越来越分散，高老年抚养比的国家在增加。1980年少儿抚养比的密度曲线仍呈现比较明显的双峰形状，在1990年隐约还可以看出，双峰特征不再明显，而到了2010年少儿抚养比的密度曲线在转变为单峰形状的同时有了较大幅度的左移。可以看出，就少儿抚养比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布曲线的顶端在上升，尾部在缩短，这意味着各国的生育率在不断下降，普遍面临着可加入产业工人队伍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减少的挑战。与人口年龄结构不断恶化不同，人口的技能结构在持续改善，这可能有助于扭转人口老龄化对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带来的不利影响。由图3可以看出，1980～2010年间，世界各国人口技能的整体水平呈现了持续增加的态势，这表现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核密度函数分布曲线不断右移。图4中样本国家各国平均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曲线进一步验证了世界各国的人口技能水平在普遍提高。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一直很低，与样本国家平均水平还差3年左右。

2．动态面板估计结果由于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内生性问题，在很难利用外部变量构造有效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广义矩估计(GMM)获得广泛应用。GMM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先对原方程进行差分，然后用滞后变量作为差分方程中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与传统估计方法相比，GMM估计在不需要随机误差项准确分布信息的同时还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因此得到的参数估计比传统估计方法更有效。在实际估计时，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和技能结构外生给定的性质，本文将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设定为外生变量，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分工可能互为因果，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而国际分工中的专业化生产又会促进经济发展，本文将取自然对数的人均GDP设为内生变量。表1显示，由Arellano-Bond的一阶和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可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的残差项都存在显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进一步，由Sargan过度识别检验可知4个模型都接受了“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说明GMM估计是适用的。与系统GMM估计相比，差分GMM估计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差分GMM在差分时不仅去掉了不能观测的地区特定变量，还同时去掉了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其次，其估计量并不一定有效，尤其是在小样本的情况下更为明显。考虑到系统GMM估计能够同时利用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的信息，工具变量有效性通常会更强，因此在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解释时本文采用了系统GMM的估计结果。从模型1、2和模型4、5的估计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3点基本结论:第一，正如本文所预期的，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中制造业国际分工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约为0．8，而服务业国际分工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在0．9左右，这说明制造业和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动态惯性是维持一国进出口贸易现状的重要因素。第二，老龄化的加速不利于一国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而对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影响不显著。从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来看，不管是从总人口抚养比的角度，还是区分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角度来看，人口负担系数越高的国家，制造业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越低，这主要因为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参与，人口红利高的国家往往能在制造业国际分工中取得优势。在模型4和模型5中，总人口抚养比系数的显著性并不高，而老年抚养比系数的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表明人口老龄化还未影响到服务业的国际分工格局;少儿抚养比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是因为青少年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显示出了较强的经济活力，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第三，人口的技能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更多地参与制造业国际分工还是服务业国际分工，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的国家更广泛地参与服务业国际分工，而平均受教育年限低的国家更多地从事制造业生产。制造业国际分工模型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负，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更多地需要低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而非高技能的产业工人;而服务业国际分工模型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大批高技能产业工人的加入，尤其是IT技术的服务外包、金融业创新等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都很高，因此在模型2和模型5中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估计系数符号相反。为进一步考察人口转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我们进行分时间区段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人口年龄结构对国际分工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在制造业国际分工模型中，3个时期老年抚养比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后两个阶段通不过显著性检验。在服务业国际分工模型中，第一个阶段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影响显著为正，第二个阶段显著为负，第三个阶段则不显著。与表1的结果相比，人口技能结构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比较稳健，没有出现随时间变化而发生方向性逆转的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制造业“外包”，因此在第一个阶段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估计系数的符号为负，而随着3D打印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的兴起，高附加值的“精细工业化”成了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制造业回流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新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国际分工的影响变得模糊。

四、政策建议

作为生产中的重要要素，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对国际生产产生影响，人口老年化、“人口红利”的式微意味着以低端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国际代工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印度等“制造大国”的地位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与此同时，人口技能水平的提高为发展中国家承接中高端价值链环节、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契机，国际分工经历着新一轮的调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应对使经济能获得长足发展，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要顺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加大高端制造业的投入，实现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变，提高制造业附加值;第二，抓住国际服务外包的契机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商务流程外包等现代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充分利用IT技术使传统制造业得到信息化改造;第三，加大教育培训、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鼓励留学人员回国，以创新型经济带动开放性经济，以开放型经济促进创新经济学的发展，为外贸领域由“竞次”向“竞优”转变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作者：任志成单位：南京审计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