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家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里，曾经说过‘在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环境里，为人保存与其相称的文化环境，是大自然、先辈遗留的文明见证，这对人的平衡发展十分重要，为此应该使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将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整体规划加以考虑”。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民族的智慧，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感官上美的享受，她也是一部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的百科全书，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的窗口，并且她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们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目前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矛盾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上述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我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规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弱势”局面才得到扭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方面，195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保护地方文物古迹名胜的管理办法》，1953年了《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关于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法律法令的实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切实工作使文物保护逐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中。

然而“”的一场浩劫，借扫“四旧”之名，再次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文物等遭到严重破坏。真正使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正轨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至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所以，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文物保护的法制体系和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发育不良，这个历史原因也是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由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方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存亡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物保护能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因此，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步调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建设能带动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文物违法成本。建设方即使破坏文物，文物部门也很难对其采取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文物保护部门长期以来的专向资金依赖于政府拨款，从文物古迹的修缮到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全部是由专项资金来支付，因此国家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便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建设方的“主动”和文物保护方的“被动”，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难以维护，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城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甚至有些历史性建筑完全毁坏。

再次，我国长期忽视对大众文物保护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也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文物保护民间团体。使文物保护的群众基础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对城市规划中有损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决策形成舆论压力。也就是说，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淡漠，难以形成有利于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软环境。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则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其外在因素与教育密切相关，并且一些国家(如德国)，把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纳入法律程序，把规划目标、方案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公众意见，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盲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取向；全面保护；动态保护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动态的保护方法；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要和保护协调统一，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学、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如文物、建筑群、遗址等；“自然遗产”则指具有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如九寨沟等；“自然文化遗产”是以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本文所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即等同于上面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且，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合理利用，达到了保护与再利用的协调统一。

一、遗产保护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内容也在不断地增添和丰富。

首先，从保护对象上看，过去只有杰出的、在历史上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的建筑作品和艺术品才得到考虑。而现在，许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各历史时期的构造物及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的对象也被列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其次，从保护范围上看，作为保护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建筑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始扩大到它周围的建筑环境、自然环境…；从单纯的建筑艺术作品扩大到与历史文化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区和城市。也就是说，从点的保护扩大到地段乃至城市的“全面保护”。从小的方面说，延伸到环境中的各个组成元素，包括公园和街道的装饰小品和标志物等。

再次，从保护深度上看，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的保护规划，其内容原来都局限于物质方面，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但正如《马丘比丘宪章》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是其形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因而，除了物质环境以外，现在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特色的典型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和发掘城市精神文明方面更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单纯建筑实体的保护演进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都加以保护的综合概念。

此外，在保护方法及手段上，亦由过去单纯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更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从建筑师、规划师、文物保护者单方面的参与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群众参与(见图1)

二、遗产保护的价值取向原则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规定，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但这些价值指的都是文物自身固有的特征，基本上都属于历史的价值。而当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日渐融人到现代生活之中，它们的社会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世界潮流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国际文物保护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我国为成员国)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规定的保护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因此特别强调保护与修缮的目的是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即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30年来的实践，对何谓“真实性”，何谓“原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威尼斯宪章》规定：“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任何添加均不允许”。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就把残毁的原始草棚泥屋重建起来作为文物保存。我国在江西、福建也重建了不少被毁的革命纪念建筑，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俄罗斯把古迹的重建视为保护的最高标准，莫斯科、圣彼得堡重建了大量的宫殿、教堂。日本甚至把掩埋地下一千多年的奈良时期宫殿寺庙遗址发掘出来加以重建。这就说明，各个国家、民族对文物保护都存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因此，1994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理念是：首先要承认并尊重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其次要尊重所有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用以检验各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第三，确定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总之，“不可能按固定的标准来判断价值和真实性”；“真实性判断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遗产的背景及它的时代演变，可以同多种多样信息来源的价值联系起来”。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也规定，“因特殊情况”，经过必要的审批，文物建筑也可以重建、迁建。

根据上述的实践和认识，当前应当明确一些新的保护理念：第一，保护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既有自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也有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第二，保护措施取决于价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只要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相容，无论加固、防护、修复、迁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选择；第三，价值的取向来源于价值判断的信息。文物的真实性或文物的原状主要体现在其信息的真实性，并由此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从大树到森林——全面保护观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曾提出：“以往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点总放在一座庙、塔等文物保护单位上，但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这些，需要保护得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环境风貌，这些往往是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集中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形态上，那么，在改造后的新城市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就被割断，沦为“文化孤岛”。散布在新城市中的这些“孤岛”，在常人看来就只能是一个被“崭新的”混凝土、森林包围着的古建筑或旧房子，那么渺小，那么不协调。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这些渺小又不协调的“孤岛”，又将成为绊脚石、拦路虎。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

此前不久在绍兴举行的“全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论坛”上，绍兴在古城保护中将名人故居保护发展为名人故里保护，从保护“文物大树”发展到营造“文物的森林”，恢复文物的原生态，专家称此为“绍兴模式”，此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学习。

1．“文物孤岛”现象

绍兴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历史上曾是越国和南宋小朝廷的国都。在历史的演化中，绍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个性、清晰的历史文脉。但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绍兴古城已受到严重破坏，仅1952年至1978年间就填掉河道17条，拆除桥梁百余座，许多文保单位也曾成为文物孤岛。即便是鲁迅故居，周边的环境也惨遭破坏。1972年将周家新台门拆除，建鲁迅纪念馆，一座现代建筑极不协调地矗立在鲁迅故居旁。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路拓宽工程，宽仅6米、两边屋檐隔窗相望的鲁迅路被拓展成25米宽的大马路；咸亨酒店南新建了百草园公园，公园旁挺拔的小区楼群俯瞰着鲁迅故居。

建设性破坏现象在古城中普遍存在，一个个文物孤岛在现代化建设中岌岌可危。“绍兴模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2．从“故居”到“故里”

本世纪初，绍兴开始做鲁迅故居保护规划。此后有专家建议，扩大保护范围，将鲁迅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也保护起来，恢复鲁迅当年生活的原貌，建议将鲁迅故居保护扩大成为鲁迅故里保护，并进而保护整个历史街区。2002年8月，由清华大学和绍兴市设计院共同完成的规划方案终于通过了评审。在这个方案中，保护范围已从故居扩展到故里，保护面积从14公顷扩增到51．57公顷。

鲁迅故里2003年9月25日对外开放后，马上引来好评如潮。保护名人故里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两幢建筑，还需要保护建筑周围的环境，营造出历史人物的成长生活环境。

3．从大树到森林

绍兴模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从保护“文物大树”到营造“文物森林”，以恢复文物的原生态。“森林说”源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

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市区有74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79处文物保护点。绍兴古城是个整体，是一片森林，鲁迅、秋瑾、蔡元培等名人故居都是一棵棵大树。但是这些大树如果孤立地存在，那就成不了森林，要营造大树周边的环境，恢复其历史风貌，把文物的大树连成森林，产生森林的生态效应，恢复文物的原生态。绍兴历史街区的修复把一棵棵文物大树连成文物的森林。鲁迅故里、仓桥直街等历史街区，以粉墙黛瓦、竹丝台门、乌黑柱廊、棕色油漆为基调的绍兴传统民居和谐淡雅，江南历史文化古城的原生态气息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四、科学、动态的保护观

1．现代科学的保护观

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是通过对具体保护对象的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保护方法的过程。古建筑、石窟寺、近现代建筑等借助于物质的实体传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的信息，保护即是现代人对这些物质实体实施的干预，其目的是延缓物质实体的蜕变从而使历史文化信息更真实完整、更长久地传递下去。

各学科的综合、分化、再综合体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新的科学突破和学科生长点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点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多学科的合作。

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界仍然存在着学科割裂现象，参与遗产保护的学科门类较少，且多是单兵作战，这种现象制约了保护技术的提高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在许多人眼里，历史学、考古学是文物保护行业的正宗，其他学科即便参与，往往只在局部的项目上。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使得保护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合作(见图1)。因此将现代科学“聚散共生”的概念引入文物保护领域，孕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是十分必要的。

2．动态保护观与“可逆性”原则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科学的认识始终在进步和发展中。即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继续公布的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逐年扩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断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日渐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都说明文化遗产判定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同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保护技术的提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认为今天所实施的保护措施可以使文化遗产一劳永逸的留存下去，就可能产生过度的行为。动态保护观即是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为发展留下余地。

“可逆性”原则是动态保护观的最好体现。即在还不能够肯定现今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时侯，应当采用最少干预与最简单的加固措施，以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例如，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措施，就应当尽少地发掘和展示。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再利用

1．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是遗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把世界遗产当作发展经济的“金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和利用，结果使“遗产”受到伤害，甚至导致不可修复的破坏。不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以“现代化”建设等名义，大兴土木，大毁古建，甚至置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于不顾，将已明确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夷为平地。还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保护一部分，拆毁或改建大部分。有的则将文物古迹拆毁后在异地重建，实行所谓的“异地保护”。

文物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布局。据英国文物建筑学会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中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欧洲城市大多规划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与现代化建筑浑然天成，整个城市既是美丽的花园，又是一个别致的“大博物馆”。这自然与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文物保护的理念息息相关。法国普罗万小城位于巴黎以东80公里处，11—13世纪曾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如今，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所以说，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2．正确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1)历史例证。这是作为文化遗产首先要发挥的作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证明历史，而且可以补充历史、修正历史，甚至可以成为一部实物的历史，包括各种历史的例证，如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文化艺术史和各门专史。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物保存门类丰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文化遗产在这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

(2)科学研究参考。我国许多文化遗产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成果，有些东西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如天文、冶炼、化学、水利等，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应用的。

(3)实物教材。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许多文化遗产中凝聚着先辈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聪明智慧。这些文化遗产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等的生动教材]。由于文化遗产是实物例证，借此进行形象化教学，收效更大。

(4)创新借鉴。改革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历代留存的文化遗产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凭空的创新也是没有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可以为改革创新提供实物的、形象的借鉴。

(5)文娱欣赏。有许多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陶冶精神情操，提高文化素质。

(6)旅游参观。文物古迹是旅游参观的重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式旅游的优势。万里长城、故宫、十三陵、云冈、龙门、敦煌、秦始皇兵马俑等都是旅游的热点。

在此以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为例，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目前我国名人故居的规模、建筑风格等因素看，一些规模较大或建筑形式非常独特的名人故居适合开发成旅游景观。如杭州清代巨商胡雪岩故居，占地面积0．67公顷，故居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修复开放两年来游人如织，成为当地的一大新景观。一些濒临风景名胜区的故居，也可以修复作为景区的一处景点对外开放。但大多数名人故居坐落于老城区的街巷民里，建筑形式与其所生活时代的民居并无大异，曲径通幽，交通不便，游人难免稀少，这时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在国内、国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故居可以改建为纪念馆、纪念地、研究学会等，举办与名人有关的展览、学术讲座等活动，吸引一批研究学者群体；一些位于居民小区内的名人故居，可以结合社区文化建设，将其建成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图书馆、阅览室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也可供游人参观、休息、阅读；一些位于老城观光旅游区的故居，可以在室内进行适当改造供居民居住，居民可以搞一些经营活动。如云南丽江古城、安徽宏村古民居村落，游人自由出入，参观游览与居民生活两不误。或者，将一些名人故居进行修缮后由原住户居住，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住户不得随意改变故居的外貌、内部结构等，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保护办法。又如，为使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得到有效保护，山西平遥县将在四年内从古城迁出两万多居民，古城内所有单位将搬迁出城，城内人口减少到两万人，生活中心区也移至城外。有关专家指出，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这是我国为保护世界遗产首次大规模迁移城镇居民。目前，仅有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古城虽历经沧桑却保存完好，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明清时期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同时，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公民生存发展权之间的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从中得到了解决。类似的例子还有丽江古城的保护，同样采取了“保护古城、另辟新城”的模式，今日的丽江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一个标牌，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里，它的保护和发展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更希望它通过自我完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经典之作。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取向；全面保护；动态保护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动态的保护方法；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要和保护协调统一，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学、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如文物、建筑群、遗址等；“自然遗产”则指具有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如九寨沟等；“自然文化遗产”是以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本文所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即等同于上面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且，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合理利用，达到了保护与再利用的协调统一。

一、遗产保护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内容也在不断地增添和丰富。

首先，从保护对象上看，过去只有杰出的、在历史上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的建筑作品和艺术品才得到考虑。而现在，许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各历史时期的构造物及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的对象也被列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其次，从保护范围上看，作为保护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建筑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始扩大到它周围的建筑环境、自然环境…；从单纯的建筑艺术作品扩大到与历史文化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区和城市。也就是说，从点的保护扩大到地段乃至城市的“全面保护”。从小的方面说，延伸到环境中的各个组成元素，包括公园和街道的装饰小品和标志物等。

再次，从保护深度上看，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的保护规划，其内容原来都局限于物质方面，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但正如《马丘比丘》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是其形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因而，除了物质环境以外，现在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特色的典型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和发掘城市精神文明方面更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单纯建筑实体的保护演进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都加以保护的综合概念。

此外，在保护方法及手段上，亦由过去单纯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更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从建筑师、规划师、文物保护者单方面的参与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群众参与(见图1)

二、遗产保护的价值取向原则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规定，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但这些价值指的都是文物自身固有的特征，基本上都属于历史的价值。而当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日渐融人到现代生活之中，它们的社会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世界潮流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国际文物保护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我国为成员国)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简称《威尼斯》)规定的保护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因此特别强调保护与修缮的目的是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即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30年来的实践，对何谓“真实性”，何谓“原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威尼斯》规定：“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任何添加均不允许”。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就把残毁的原始草棚泥屋重建起来作为文物保存。我国在江西、福建也重建了不少被毁的革命纪念建筑，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俄罗斯把古迹的重建视为保护的最高标准，莫斯科、圣彼得堡重建了大量的宫殿、教堂。日本甚至把掩埋地下一千多年的奈良时期宫殿寺庙遗址发掘出来加以重建。这就说明，各个国家、民族对文物保护都存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因此，1994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理念是：首先要承认并尊重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其次要尊重所有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用以检验各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第三，确定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总之，“不可能按固定的标准来判断价值和真实性”；“真实性判断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遗产的背景及它的时代演变，可以同多种多样信息来源的价值联系起来”。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也规定，“因特殊情况”，经过必要的审批，文物建筑也可以重建、迁建。

根据上述的实践和认识，当前应当明确一些新的保护理念：第一，保护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既有自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也有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第二，保护措施取决于价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只要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相容，无论加固、防护、修复、迁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选择；第三，价值的取向来源于价值判断的信息。文物的真实性或文物的原状主要体现在其信息的真实性，并由此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从大树到森林——全面保护观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曾提出：“以往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点总放在一座庙、塔等文物保护单位上，但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这些，需要保护得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环境风貌，这些往往是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集中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形态上，那么，在改造后的新城市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就被割断，沦为“文化孤岛”。散布在新城市中的这些“孤岛”，在常人看来就只能是一个被“崭新的”混凝土、森林包围着的古建筑或旧房子，那么渺小，那么不协调。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这些渺小又不协调的“孤岛”，又将成为绊脚石、拦路虎。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

此前不久在绍兴举行的“全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论坛”上，绍兴在古城保护中将名人故居保护发展为名人故里保护，从保护“文物大树”发展到营造“文物的森林”，恢复文物的原生态，专家称此为“绍兴模式”，此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学习。

1．“文物孤岛”现象

绍兴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历史上曾是越国和南宋小朝廷的国都。在历史的演化中，绍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个性、清晰的历史文脉。但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绍兴古城已受到严重破坏，仅1952年至1978年间就填掉河道17条，拆除桥梁百余座，许多文保单位也曾成为文物孤岛。即便是鲁迅故居，周边的环境也惨遭破坏。1972年将周家新台门拆除，建鲁迅纪念馆，一座现代建筑极不协调地矗立在鲁迅故居旁。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路拓宽工程，宽仅6米、两边屋檐隔窗相望的鲁迅路被拓展成25米宽的大马路；咸亨酒店南新建了百草园公园，公园旁挺拔的小区楼群俯瞰着鲁迅故居。

建设性破坏现象在古城中普遍存在，一个个文物孤岛在现代化建设中岌岌可危。“绍兴模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2．从“故居”到“故里”

本世纪初，绍兴开始做鲁迅故居保护规划。此后有专家建议，扩大保护范围，将鲁迅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也保护起来，恢复鲁迅当年生活的原貌，建议将鲁迅故居保护扩大成为鲁迅故里保护，并进而保护整个历史街区。2002年8月，由清华大学和绍兴市设计院共同完成的规划方案终于通过了评审。在这个方案中，保护范围已从故居扩展到故里，保护面积从14公顷扩增到51．57公顷。

鲁迅故里2003年9月25日对外开放后，马上引来好评如潮。保护名人故里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两幢建筑，还需要保护建筑周围的环境，营造出历史人物的成长生活环境。

3．从大树到森林

绍兴模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从保护“文物大树”到营造“文物森林”，以恢复文物的原生态。“森林说”源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

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市区有74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79处文物保护点。绍兴古城是个整体，是一片森林，鲁迅、秋瑾、蔡元培等名人故居都是一棵棵大树。但是这些大树如果孤立地存在，那就成不了森林，要营造大树周边的环境，恢复其历史风貌，把文物的大树连成森林，产生森林的生态效应，恢复文物的原生态。绍兴历史街区的修复把一棵棵文物大树连成文物的森林。鲁迅故里、仓桥直街等历史街区，以粉墙黛瓦、竹丝台门、乌黑柱廊、棕色油漆为基调的绍兴传统民居和谐淡雅，江南历史文化古城的原生态气息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四、科学、动态的保护观

1．现代科学的保护观

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是通过对具体保护对象的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保护方法的过程。古建筑、石窟寺、近现代建筑等借助于物质的实体传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的信息，保护即是现代人对这些物质实体实施的干预，其目的是延缓物质实体的蜕变从而使历史文化信息更真实完整、更长久地传递下去。

各学科的综合、分化、再综合体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新的科学突破和学科生长点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点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多学科的合作。

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界仍然存在着学科割裂现象，参与遗产保护的学科门类较少，且多是单兵作战，这种现象制约了保护技术的提高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在许多人眼里，历史学、考古学是文物保护行业的正宗，其他学科即便参与，往往只在局部的项目上。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使得保护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合作(见图1)。因此将现代科学“聚散共生”的概念引入文物保护领域，孕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是十分必要的。

2．动态保护观与“可逆性”原则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科学的认识始终在进步和发展中。即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继续公布的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逐年扩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断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日渐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都说明文化遗产判定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同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保护技术的提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认为今天所实施的保护措施可以使文化遗产一劳永逸的留存下去，就可能产生过度的行为。动态保护观即是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为发展留下余地。

“可逆性”原则是动态保护观的最好体现。即在还不能够肯定现今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时侯，应当采用最少干预与最简单的加固措施，以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例如，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措施，就应当尽少地发掘和展示。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再利用

1．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是遗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把世界遗产当作发展经济的“金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和利用，结果使“遗产”受到伤害，甚至导致不可修复的破坏。不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以“现代化”建设等名义，大兴土木，大毁古建，甚至置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于不顾，将已明确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夷为平地。还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保护一部分，拆毁或改建大部分。有的则将文物古迹拆毁后在异地重建，实行所谓的“异地保护”。

文物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布局。据英国文物建筑学会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中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欧洲城市大多规划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与现代化建筑浑然天成，整个城市既是美丽的花园，又是一个别致的“大博物馆”。这自然与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文物保护的理念息息相关。法国普罗万小城位于巴黎以东80公里处，11—13世纪曾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如今，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所以说，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2．正确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1)历史例证。这是作为文化遗产首先要发挥的作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证明历史，而且可以补充历史、修正历史，甚至可以成为一部实物的历史，包括各种历史的例证，如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文化艺术史和各门专史。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物保存门类丰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文化遗产在这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

(2)科学研究参考。我国许多文化遗产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成果，有些东西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如天文、冶炼、化学、水利等，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应用的。

(3)实物教材。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许多文化遗产中凝聚着先辈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聪明智慧。这些文化遗产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等的生动教材]。由于文化遗产是实物例证，借此进行形象化教学，收效更大。

(4)创新借鉴。改革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历代留存的文化遗产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凭空的创新也是没有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可以为改革创新提供实物的、形象的借鉴。

(5)文娱欣赏。有许多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陶冶精神情操，提高文化素质。

(6)旅游参观。文物古迹是旅游参观的重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式旅游的优势。万里长城、故宫、十三陵、云冈、龙门、敦煌、秦始皇兵马俑等都是旅游的热点。

在此以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为例，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目前我国名人故居的规模、建筑风格等因素看，一些规模较大或建筑形式非常独特的名人故居适合开发成旅游景观。如杭州清代巨商胡雪岩故居，占地面积0．67公顷，故居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修复开放两年来游人如织，成为当地的一大新景观。一些濒临风景名胜区的故居，也可以修复作为景区的一处景点对外开放。但大多数名人故居坐落于老城区的街巷民里，建筑形式与其所生活时代的民居并无大异，曲径通幽，交通不便，游人难免稀少，这时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在国内、国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故居可以改建为纪念馆、纪念地、研究学会等，举办与名人有关的展览、学术讲座等活动，吸引一批研究学者群体；一些位于居民小区内的名人故居，可以结合社区文化建设，将其建成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图书馆、阅览室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也可供游人参观、休息、阅读；一些位于老城观光旅游区的故居，可以在室内进行适当改造供居民居住，居民可以搞一些经营活动。如云南丽江古城、安徽宏村古民居村落，游人自由出入，参观游览与居民生活两不误。或者，将一些名人故居进行修缮后由原住户居住，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住户不得随意改变故居的外貌、内部结构等，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保护办法。又如，为使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得到有效保护，山西平遥县将在四年内从古城迁出两万多居民，古城内所有单位将搬迁出城，城内人口减少到两万人，生活中心区也移至城外。有关专家指出，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这是我国为保护世界遗产首次大规模迁移城镇居民。目前，仅有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古城虽历经沧桑却保存完好，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明清时期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同时，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公民生存发展权之间的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从中得到了解决。类似的例子还有丽江古城的保护，同样采取了“保护古城、另辟新城”的模式，今日的丽江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一个标牌，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里，它的保护和发展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更希望它通过自我完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经典之作。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如何保护这些遗产，使旅游与保护不冲突，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解决当前的问题，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旅游才能走出目前窘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部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四、结语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维度可以是多元的。应当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历史文化遗产陷入可能同时被简单处理与被过度消费的双重险境。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必须确立人文价值优先的理念，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处，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其特定的时空形态渗透于当代人的生活中，进而跨越当代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鲜活”的文化资源，内含着现实社会中个人都难以比拟的精神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消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任务，而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确立正确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和评价过程是整个遗产概念以及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

一、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衍生现象

一般而言，人们都不会提出历史文化遗产是否有价值的疑问，因为凡是被列入各级各类文化遗产名单的，都已经符合某种价值标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中对世界遗产的界定是：“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很显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成为世界遗产的的核心标准。至于这种“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具体内涵，《公约》中并没有进一步阐明。笔者认为，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普遍性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为全体人类所共同信守的基本价值追求，如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等。当然，每一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无不又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甚至正是这种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民族文化特征，才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征，历史文化遗产从被创造出来之日开始就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价值。这也符合人们对于文化本质的理解。梁启超先生认为：“文化者，人类心智所开启的有价值的共业也”。不仅如此，而且“遗产的文化价值本身是无形的、多面的，它包括审美历史、精神、社会和符号等因素。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在于它能够满足和实现创造者的某种目的或需要，如建造长城旨在抵御外族进犯，开凿龙门石窟旨在阐释佛教义理，建造紫禁城则旨在彰显皇权规制。当然，严格意义上说，长城或紫禁城在它最初被建造、并按照建造者的需求发挥作用的时期，还不是“历史文化遗产”，“遗产”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当某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存在被称为“遗产”时，它已经被纳人历史的视野，具有了初始价值以外的“历史价值”——衍生价值，诸如唤醒历史记忆、启迪创造心智、激发生命激情、感悟信仰超越、体验审美愉悦等等。显然，历史文化遗产所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些价值功能，并不一定是它的初始价值，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境变迁，不同时代的人们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构建的新的价值关系。例如今日人们登临长城，多以感怀历史、观览风光为主，重在感受长城形态气势之俊伟磅礴。当然，这种衍生价值依然离不开其初始价值的支撑，正是二者之间存在着的时空重叠现象，又进一步化生出历史文化遗产特有的精神魅力。

历史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具有价值衍生功能，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遗产与人类之间存在的主客体相互建构关系。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已在”的客体，对人类的思想情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能动的认识和实践主体，总是不断调整和更新着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依据当下的主体需求，重新定位和阐释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自身的价值内涵。在这一双向建构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形态上的改变(或保持)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为关键的乃是时间因素，时间长度本身对于文化遗产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要素，是构成历史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换言之，文化遗产的年代愈久远，其衍生的历史价值就会愈增加，反之亦然。更为实质的意义还在于，文化遗产的时间变量还在于它意味着人类主体的自我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人类会将自己身处其中的时代精神投射到历史文化遗产上去，从而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传统的儒家经典——六经——同样也是文化遗产，在传统宗法制社会中，人们视其为“修齐治平”的圭臬，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认为六经是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而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当下人们在言及六经时，就会更多地发现其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原创价值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面临全球化时代可能导致民族认同危机、市场化趋向引发伦理失范等现实问题的时候，人们通过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会发现六经中还具有维系民族命脉、彰显人文精神、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价值。不久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为题材与主题(击缶、读经、汉字、书法、丝绸之路、京剧昆曲等)的创意赢得了巨大成功，也昭示了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开放性与衍生性，仍然能给当今人类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强烈的精神愉悦。

二、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实体存在具有惟一性和确定性，但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则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遗产进行多种阐释和解读。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具有体现秦代科技水平、军事思想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展示生命力量、体态造型的美学价值；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统层面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价值连城的经济价值。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所呈现出来的价值维度，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而且这一结构形态愈复杂，价值维度愈多样，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就愈高。

但是，在这种多维度的价值结构中，每一种价值之间并非是互相并列或可以简单相加的，其中有一些是决定历史文化遗产基本性质与功能的要素，属于历史文化遗产自身具有的核心性价值，而有些则是人们围绕历史文化遗产核心功能所逐渐附加于其上的价值意义。例如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于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还是在于它能够防洪和灌溉，造福于成都平原。没有都江堰在水利灌溉方面的独特功能，整个都江堰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失去了依托。至于与之相连的“二王庙”、安澜桥与飞沙堰等等景观，其文化历史价值也都源于都江堰的核心价值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孔府孔庙孔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向历史和未来昭示着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不朽。这是“三孔”文化遗产不同于故宫或其他古代纪念性建筑群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中历史文物的观赏性、教育性，作为文化遗产的附属价值，都是与其核心价值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它的初始价值。

不过，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初始价值，既有关联又并不完全等同。有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其初始价值，如上述都江堰水利工程即是一例；但许多时候，由于文化遗产价值的历时性变迁和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更多地表现为主体的主动建构，即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主体的当下需求，赋予或发现文化遗产具有某种新的价值特征，并逐渐把这种新的价值特征视作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如万里长城，其军事价值是它的初始价值，也曾经是它存在的核心价值，但是进入当代社会，其军事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今天的人们更看重长城在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及艺术审美方面所具有的教育价值。这样，万里长城的当下核心价值乃是其综合性教育价值，而不是其原初的军事价值。当然，这种教育价值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的，而是作为初始价值的现代衍生价值，与历史上长城的初始价值是密不可分的。

三、共存与冲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困境

如果从人类社会历史河流的不可切割性角度来思考，“当代”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始终与当代人共生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中．共同构成了“当代”的文化系统与景观。但是，在实际生活之中，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历史”与“现代”割裂开来，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紧张，并时常陷入一种“存在或毁灭”的困境中。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

首先从精神文化层面看，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思潮变革时期，由于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文化遗产很可能被作为旧的历史传统的象征而受到质疑、否定和批判。例如，雷峰塔曾是杭州西湖的著名文物古迹，《西湖志》中这样赞美“雷峰夕照”：“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但是鲁迅先生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出发，曾把雷峰塔视作封建专制、扼杀自由的文化象征物，对塔的倒掉的态度是：“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基于同样的价值取向，鲁迅先生对于长城、京剧、中医等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都表示了某种的否定和批判。毋庸讳言，思想文化界精神领袖的这种态度，影响波及蔓延到政治、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破四旧、立四新”成为“文革”期间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当然理解鲁迅先生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激烈态度的理由，也许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特定时期文化变革与进步的必然选择。这里只是以此说明，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总是能够与当下社会的主导价值和谐共存，长相共处的。

其次从现实功利层面看，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冲突。在许多时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被消极地理解成“为过去付费”，特别是政府的决策者往往认为，不应当让历史文化遗产阻碍社会经济建设规划的实施，而在二者之间出现某种冲突时，就会牺牲历史文化遗产。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改善北京市交通和加快城市建设，决定拆除北京旧城墙，尽管这一决定受到梁思成等专家的反对，但北京老城最终还是难逃被拆除的厄运。至今一些人士提到此事还是痛心疾首。特别是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今天，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所谓“市长”与“专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例如在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建设工程中，尽管对三峡库区大量的历史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或保护，但对于具有不可复原性的某些历史文物来说，即使在发掘后进行了迁徙或重建，其遗产价值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

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发现历史文化遗产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目前，一门旨在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的学科——文化遗产经济学一已经悄然兴起。这种理论强调，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除了美学或精神的维度外，还具有经济维度，特别是在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与其他产品相似的可消费性，并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于是，文化遗产就成了一种可以增值或升值的文化资产、或文化资本。基于这种市场化的消费拉动与利益诱致，维护、开发文化遗产成为当今许多地方政府愿意为之乐此不疲的大事，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名义下，他们积极组织规划、筹集资金，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维修保护，有的甚至不惜进行商业化包装，千方百计申报各级历史文化遗产，以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进行“文化消费”。于是，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下子从“包袱”变成“财富”，从老古董变成摇钱树，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阳光产业”。这种基于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开发与保护，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延续来说，其祸福利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可能潜藏着严重的因被过度消费导致文化遗产资源更加稀缺的危机。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指导思想或基本理念问题。

四、人文本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理念

概而言之，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可以区分为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两大方面。正如文化遗产经济学者所说的，我们不否认文化遗产可以产生的经济收益，但是我们更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凝结和体现着人的目的与意志，代表着人的类本质力量，广义地说，它是一种与“天文”相对的“人文”现象。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辛历程，表达着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足迹与成就，作为文化遗产．它们犹如一滴滴水珠．汇聚形成了人类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之河，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社会里，它做为人类保持历史记忆与生命延续、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方式，被视作“和基本人权相关联”，“对一个社会的长久健康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属性，而且这种人文价值属性正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

基于此，在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就应当确立人文价值本位的基本理念，即无论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维修、保护、抢救，还是进行旅游开发或市场消费，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为根本出发点和主要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人文需求，包括历史、宗教、美学、伦理等方面的多维需求。具体而言，这种人文价值本位理念体现以下几点：

1．人文优先原则。对历史文化遗产人文价值的追求与关照，是人文价值理念的优先体现。即首先用合乎人性的思想原则。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内涵，满足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特别是当追求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可能影响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时，应毫不犹豫地舍弃其经济价值的实现而维护其人文价值。即使是为了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也要着眼于其人文价值的展示，使人生活环境向更加人道、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比如，对祭祖、庙会等民俗，是几千年来民族传袭下来的生活风习，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对这些习俗优先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并满足人的需求，就是对人的生活原则的最高尊重。

2．人文生态原则。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都与特定的人文环境休戚相关，是民众生存发展的一个点或一个载体，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艺术与审美等于一体，形成自主互动的人文生态系统，构成人赖以立足的生命家园。人文生态的保护开发原则，是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开发过程中不能只看历史文化遗产的单一事项或代表事项，忽视与其相关的其他事项的保护与开发。比如，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以苗族中的独角苗的生活内容建起的保护独角苗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态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他们的茅草顶居民住房，老年妇女坐在门口的织机前织布，背上还背着孩子；走崎岖的路，还可以看见苗族姑娘背水的情景等完整的苗族人的生活历史与场面。这是人文生态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体现。正如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所谈到的：“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接纳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骄傲和自豪。作为游客来说，游览以人文生态原则保护开发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真实完整丰富的人文意义和浓郁的人文风情，而非历史文化遗产的碎片。

3．人文秩序原则。“人群秩序、国家秩序、自然秩序，这些哲学上的重要课题在世界遗产中会频繁出现”。可以断言，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渗透着被创造、传承到创新的人文秩序。比如，中国的皇宫，以南北为中轴线，座北朝南；宫外有城，城城包围；整个建筑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与后殿的建筑规制上，表现了一种方正均衡空间秩序观、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观及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再如北京的天坛、地坛的建制与位置等反映了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观。我们今天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坚持的人文秩序原则，一方面让人们充分了解我们历史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既定人文秩序，把握既定人文秩序的在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满足人们不断地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追求的生存发展的秩序需要。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与保留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而是人有目的、有秩序地创造与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应遵循这一人文秩序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对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生存秩序发展需要，而不是机械地为保护而保护，为开发而开发。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维度可以是多元的。应当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历史文化遗产陷入可能同时被简单处理与被过度消费的双重险境。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必须确立人文价值优先的理念，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处，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其特定的时空形态渗透于当代人的生活中，进而跨越当代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鲜活”的文化资源，内含着现实社会中个人都难以比拟的精神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消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任务，而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确立正确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和评价过程是整个遗产概念以及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

一、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衍生现象

一般而言，人们都不会提出历史文化遗产是否有价值的疑问，因为凡是被列入各级各类文化遗产名单的，都已经符合某种价值标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中对世界遗产的界定是：“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很显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成为世界遗产的的核心标准。至于这种“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具体内涵，《公约》中并没有进一步阐明。笔者认为，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普遍性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为全体人类所共同信守的基本价值追求，如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等。当然，每一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无不又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甚至正是这种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民族文化特征，才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征，历史文化遗产从被创造出来之日开始就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价值。这也符合人们对于文化本质的理解。梁启超先生认为：“文化者，人类心智所开启的有价值的共业也”。不仅如此，而且“遗产的文化价值本身是无形的、多面的，它包括审美历史、精神、社会和符号等因素。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在于它能够满足和实现创造者的某种目的或需要，如建造长城旨在抵御外族进犯，开凿龙门石窟旨在阐释佛教义理，建造紫禁城则旨在彰显皇权规制。当然，严格意义上说，长城或紫禁城在它最初被建造、并按照建造者的需求发挥作用的时期，还不是“历史文化遗产”，“遗产”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当某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存在被称为“遗产”时，它已经被纳人历史的视野，具有了初始价值以外的“历史价值”——衍生价值，诸如唤醒历史记忆、启迪创造心智、激发生命激情、感悟信仰超越、体验审美愉悦等等。显然，历史文化遗产所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些价值功能，并不一定是它的初始价值，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境变迁，不同时代的人们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构建的新的价值关系。例如今日人们登临长城，多以感怀历史、观览风光为主，重在感受长城形态气势之俊伟磅礴。当然，这种衍生价值依然离不开其初始价值的支撑，正是二者之间存在着的时空重叠现象，又进一步化生出历史文化遗产特有的精神魅力。

历史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具有价值衍生功能，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遗产与人类之间存在的主客体相互建构关系。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已在”的客体，对人类的思想情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能动的认识和实践主体，总是不断调整和更新着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依据当下的主体需求，重新定位和阐释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自身的价值内涵。在这一双向建构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形态上的改变(或保持)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为关键的乃是时间因素，时间长度本身对于文化遗产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要素，是构成历史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换言之，文化遗产的年代愈久远，其衍生的历史价值就会愈增加，反之亦然。更为实质的意义还在于，文化遗产的时间变量还在于它意味着人类主体的自我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人类会将自己身处其中的时代精神投射到历史文化遗产上去，从而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传统的儒家经典——六经——同样也是文化遗产，在传统宗法制社会中，人们视其为“修齐治平”的圭臬，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认为六经是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而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当下人们在言及六经时，就会更多地发现其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原创价值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面临全球化时代可能导致民族认同危机、市场化趋向引发伦理失范等现实问题的时候，人们通过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会发现六经中还具有维系民族命脉、彰显人文精神、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价值。不久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为题材与主题(击缶、读经、汉字、书法、丝绸之路、京剧昆曲等)的创意赢得了巨大成功，也昭示了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开放性与衍生性，仍然能给当今人类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强烈的精神愉悦。

二、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实体存在具有惟一性和确定性，但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则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遗产进行多种阐释和解读。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具有体现秦代科技水平、军事思想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展示生命力量、体态造型的美学价值；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统层面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价值连城的经济价值。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所呈现出来的价值维度，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而且这一结构形态愈复杂，价值维度愈多样，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就愈高。

但是，在这种多维度的价值结构中，每一种价值之间并非是互相并列或可以简单相加的，其中有一些是决定历史文化遗产基本性质与功能的要素，属于历史文化遗产自身具有的核心性价值，而有些则是人们围绕历史文化遗产核心功能所逐渐附加于其上的价值意义。例如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于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还是在于它能够防洪和灌溉，造福于成都平原。没有都江堰在水利灌溉方面的独特功能，整个都江堰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失去了依托。至于与之相连的“二王庙”、安澜桥与飞沙堰等等景观，其文化历史价值也都源于都江堰的核心价值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孔府孔庙孔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向历史和未来昭示着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不朽。这是“三孔”文化遗产不同于故宫或其他古代纪念性建筑群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中历史文物的观赏性、教育性，作为文化遗产的附属价值，都是与其核心价值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它的初始价值。

不过，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初始价值，既有关联又并不完全等同。有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其初始价值，如上述都江堰水利工程即是一例；但许多时候，由于文化遗产价值的历时性变迁和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更多地表现为主体的主动建构，即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主体的当下需求，赋予或发现文化遗产具有某种新的价值特征，并逐渐把这种新的价值特征视作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如万里长城，其军事价值是它的初始价值，也曾经是它存在的核心价值，但是进入当代社会，其军事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今天的人们更看重长城在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及艺术审美方面所具有的教育价值。这样，万里长城的当下核心价值乃是其综合性教育价值，而不是其原初的军事价值。当然，这种教育价值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的，而是作为初始价值的现代衍生价值，与历史上长城的初始价值是密不可分的。

三、共存与冲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困境

如果从人类社会历史河流的不可切割性角度来思考，“当代”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始终与当代人共生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中．共同构成了“当代”的文化系统与景观。但是，在实际生活之中，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历史”与“现代”割裂开来，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紧张，并时常陷入一种“存在或毁灭”的困境中。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

首先从精神文化层面看，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思潮变革时期，由于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文化遗产很可能被作为旧的历史传统的象征而受到质疑、否定和批判。例如，雷峰塔曾是杭州西湖的著名文物古迹，《西湖志》中这样赞美“雷峰夕照”：“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但是鲁迅先生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出发，曾把雷峰塔视作封建专制、扼杀自由的文化象征物，对塔的倒掉的态度是：“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基于同样的价值取向，鲁迅先生对于长城、京剧、中医等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都表示了某种的否定和批判。毋庸讳言，思想文化界精神领袖的这种态度，影响波及蔓延到政治、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破四旧、立四新”成为“”期间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当然理解鲁迅先生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激烈态度的理由，也许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特定时期文化变革与进步的必然选择。这里只是以此说明，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总是能够与当下社会的主导价值和谐共存，长相共处的。

其次从现实功利层面看，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冲突。在许多时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被消极地理解成“为过去付费”，特别是政府的决策者往往认为，不应当让历史文化遗产阻碍社会经济建设规划的实施，而在二者之间出现某种冲突时，就会牺牲历史文化遗产。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改善北京市交通和加快城市建设，决定拆除北京旧城墙，尽管这一决定受到梁思成等专家的反对，但北京老城最终还是难逃被拆除的厄运。至今一些人士提到此事还是痛心疾首。特别是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今天，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所谓“市长”与“专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例如在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建设工程中，尽管对三峡库区大量的历史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或保护，但对于具有不可复原性的某些历史文物来说，即使在发掘后进行了迁徙或重建，其遗产价值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

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发现历史文化遗产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目前，一门旨在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的学科——文化遗产经济学一已经悄然兴起。这种理论强调，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除了美学或精神的维度外，还具有经济维度，特别是在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与其他产品相似的可消费性，并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于是，文化遗产就成了一种可以增值或升值的文化资产、或文化资本。基于这种市场化的消费拉动与利益诱致，维护、开发文化遗产成为当今许多地方政府愿意为之乐此不疲的大事，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名义下，他们积极组织规划、筹集资金，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维修保护，有的甚至不惜进行商业化包装，千方百计申报各级历史文化遗产，以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进行“文化消费”。于是，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下子从“包袱”变成“财富”，从老古董变成摇钱树，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阳光产业”。这种基于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开发与保护，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延续来说，其祸福利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可能潜藏着严重的因被过度消费导致文化遗产资源更加稀缺的危机。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指导思想或基本理念问题。

四、人文本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理念

概而言之，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可以区分为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两大方面。正如文化遗产经济学者所说的，我们不否认文化遗产可以产生的经济收益，但是我们更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凝结和体现着人的目的与意志，代表着人的类本质力量，广义地说，它是一种与“天文”相对的“人文”现象。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辛历程，表达着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足迹与成就，作为文化遗产．它们犹如一滴滴水珠．汇聚形成了人类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之河，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社会里，它做为人类保持历史记忆与生命延续、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方式，被视作“和基本人权相关联”，“对一个社会的长久健康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属性，而且这种人文价值属性正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

基于此，在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就应当确立人文价值本位的基本理念，即无论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维修、保护、抢救，还是进行旅游开发或市场消费，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为根本出发点和主要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人文需求，包括历史、宗教、美学、伦理等方面的多维需求。具体而言，这种人文价值本位理念体现以下几点：

1．人文优先原则。对历史文化遗产人文价值的追求与关照，是人文价值理念的优先体现。即首先用合乎人性的思想原则。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内涵，满足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特别是当追求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可能影响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时，应毫不犹豫地舍弃其经济价值的实现而维护其人文价值。即使是为了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也要着眼于其人文价值的展示，使人生活环境向更加人道、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比如，对祭祖、庙会等民俗，是几千年来民族传袭下来的生活风习，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对这些习俗优先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并满足人的需求，就是对人的生活原则的最高尊重。

2．人文生态原则。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都与特定的人文环境休戚相关，是民众生存发展的一个点或一个载体，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艺术与审美等于一体，形成自主互动的人文生态系统，构成人赖以立足的生命家园。人文生态的保护开发原则，是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开发过程中不能只看历史文化遗产的单一事项或代表事项，忽视与其相关的其他事项的保护与开发。比如，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以苗族中的独角苗的生活内容建起的保护独角苗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态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他们的茅草顶居民住房，老年妇女坐在门口的织机前织布，背上还背着孩子；走崎岖的路，还可以看见苗族姑娘背水的情景等完整的苗族人的生活历史与场面。这是人文生态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体现。正如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所谈到的：“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接纳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骄傲和自豪。作为游客来说，游览以人文生态原则保护开发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真实完整丰富的人文意义和浓郁的人文风情，而非历史文化遗产的碎片。

3．人文秩序原则。“人群秩序、国家秩序、自然秩序，这些哲学上的重要课题在世界遗产中会频繁出现”。可以断言，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渗透着被创造、传承到创新的人文秩序。比如，中国的皇宫，以南北为中轴线，座北朝南；宫外有城，城城包围；整个建筑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与后殿的建筑规制上，表现了一种方正均衡空间秩序观、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观及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再如北京的天坛、地坛的建制与位置等反映了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观。我们今天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坚持的人文秩序原则，一方面让人们充分了解我们历史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既定人文秩序，把握既定人文秩序的在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满足人们不断地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追求的生存发展的秩序需要。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与保留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而是人有目的、有秩序地创造与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应遵循这一人文秩序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对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生存秩序发展需要，而不是机械地为保护而保护，为开发而开发。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环钦州湾地区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须遵循以挖掘文化内涵为主脉，突出地域特色，重点开发、保护为主的原则，进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建设具有鲜明的铖州湾特色的历史文化品牌，形成规模效应，以实现文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根据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l7届大会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文化遗产是指从历史、艺术、科学或审美、人种学、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和普遍价值的各类文物、建筑群、遗址。本文界定的历史文化遗产主要指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可移动遗产和不可移动遗产，包括法定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虽未定级但确有价值的古建筑、纪念建筑物、名人故居、传统民居、遗址遗迹、反映城市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建筑物以及周围环境等。

环钦州湾是中国南海北部湾的一部分，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面，包括东起英罗港、西到北仑河口向中国内陆延伸的整个广西沿海金三角地区，主要为广西北海市、钦州市及防城港市及其所属县区的地域范围。这里的历史文化遗存独具南方沿海民族文化特色和独特的人文历史价值。进行文化资源调查，保护、利用、开发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实现其文化价值，可以为环钦州湾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源泉。

一、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概况

自古以来，环钦州湾人民在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这片沃土上积淀了丰厚的文化遗产。

1．史前文化

“灵山古人类洞穴”是目前已发现的广西地区分布最南且时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义化遗址。贝丘文化和大石铲文化为环钦州湾地区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主要特征，现合浦的高高墩、二埠水、清水江和牛屎环塘遗址，钦州独料、芭蕉墩和亚陆江杨义岭遗址，防城港市的亚菩山、马兰嘴、玟杯墩、社山等遗址是历史佐证。

2．百越土著民族文化(骆越文化)

骆(雒)越，以青铜文化为典型特，耕种雒田，主要种植水稻。今天环钦州湾民间仍残留着较典型的骆越风情：喜食鱼蛇蛤蚌、铜鼓文化的遗风、信尚鸡卜和跳岭头等，遍布该地区的壮语地名那丽、那思、那蒙、那彭、那香、那勤等，有力地说明环钦州湾的底层文化就是壮族文化即“那文化”(稻作文化)。

3．中原汉文化

当代环钦州湾的汉族居民，是秦汉后因戍军、屯田、逃难、流放、任官、经商等原因陆续从中原等地迁来的汉族人的后裔或已汉化的当地土著后裔。史书载，隋唐时的合浦尚多俚僚，但到明朝时已“衣冠礼乐盖斑斑然矣”。；钦州，明崇祯年登记人口“土著七分，寄籍三分”，而清“乾嘉以后，外籍迁钦，五倍于土著”。今天，合浦、浦北的客家村，灵山大芦村、苏村明清建筑群等都是汉文化的标志。

4．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以环钦州湾沿岸的合浦及广东徐闻等地为始发港，开辟远洋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把环钦州湾地区与中原文明更密切联系起来，并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发生经济文化交往。今天，主要分布于浦北旧州附近、合浦廉州镇周围的范围广大、墓主身份复杂(包括郡守、县令、庶士等多个层次)的汉代墓葬及西门江岸遗存的烧制汉代建筑用瓦的大型窑场等给人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土文物史料实证。如洪寨、乌雷县、江东博易场等原址的考证以及潭蓬运河等都可以印证汉唐至明清海上丝路的繁荣。

5．南珠文化

南珠，即合浦珍珠，号称“中国瑰宝”。围绕珍珠的采捞，产生对海神和龙神崇拜为核心的信仰，有关于七大珠池的传说(七大珠池所产珍珠的品质因池而不同)、祭海神文化、“珠还合浦”的传说等，天妃庙、白龙城遗址等是珍珠文化的有形体现。

6．钦州坭兴陶文化

坭兴陶，学名紫坭陶，也称“紫砂陶”。其特有的“窑变”艺术，其成品独具特殊的使用价值，堪称“中国一绝”。1915年和1930年，坭兴陶作品两次在世界陶瓷展览会上荣获第一名、金质奖章，跻身于中国四大名陶之列。现存的古龙窑址、古工艺遗存以及传统陶业的一些重要工具、实物、有关坭兴陶的历史文献、近现代坭兴陶珍品等是坭兴文化的物化体现。

7．反侵略文化

环钦州湾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雄辈出。一批战场遗址、历史名人遗物、遗址是反侵略文化的体现。

8．京族文化

环钦州湾沿海是中国京族的唯一聚居地，京族是以海为特征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东兴市江平镇山心、巫山和沥尾岛。“唱哈”、竹竿舞、独弦琴，被誉为京族文化的三颗“珍珠”。京族人崇拜多神，信奉的神多与海洋有关，其传统民居别有特色。

9．近代西方文化

环钦州湾地区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1876年《烟台条约》订立后，英、德、法、美等八国陆续在北海建立领事馆、海关、洋行、教堂等，“总计北海大小洋楼，共二十二座”4，环北部湾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据点。但外国教会在北海建立医院、开设学校等，带来了先进的科技文化，西方的思想文化、习俗和观念逐步传人并生根，一批融西方建筑精华与传统岭南建筑结构于一体的骑楼建筑陆续在北海珠海路、中山潞，廉州中山路、阜民路，钦州中山路、防城中山路出现。

10．现代革命文化

环钦州湾地区人杰地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一批批钦州湾儿女为之浴血奋战，奉献他们的青春和生命。一批历史遗址、烈士纪念碑等历史文物是现代革命文化的体现。

总之，环钦州湾历史文化类型丰富，在地上地下保存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

二、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自2005年7月始，我们课题组用了1年多时间，考察了各种文化遗址200多项，其中地面不可移动文物154项。从调查情况来看，目前环钦州湾地区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205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自治区(省级)18处，市(县)级181处。具体隋况如下：

钦州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56个，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个共4个点(刘永福旧居建筑群、冯子材旧居建筑群、刘永福墓、冯子材墓)；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8个(黄明堂墓、久隆古墓群、钦江县故城址、三海岩摩崖石刻、灵山人遗址、钦州故城遗址、越州古城遗址和芭蕉墩、上羊角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5个(孙中山铜像及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碑、刘永福墓、冯子材墓、黄明堂墓、冯敏昌墓、宁原悌墓、黄秋槐墓、四峡坳抗日烈士墓、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天涯亭、文峰卓笔、大芦村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3个。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在市区8个，灵山县15个，浦北县12个，钦南区15个，钦北区4个。钦州港区2个。

防城港市现有文物、博物保护管理机构2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即“广西连城要塞遗址和友谊关”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包括防城港市境内的大清国1—33号界碑)，自治区级保护单位4处：贝丘古人类遗址2处(茅岭玟杯墩遗址和社山遗址)、潭蓬运河、白龙炮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6处，其中，港口区2处(石炮台、杨瑞山墓)，防城区2处：刘永福故居、刘永福母亲墓，上思县38处：刘永福父亲墓、烽火台、石狗等，东兴市4处：烈士纪念碑、陈汉东烈士墓、六角亭(“胡志明亭”)、罗浮天主教堂。

北海市已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共有9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山口大士阁、合浦汉墓群遗址、地角炮台、近代西式建筑群：内含17处近代西洋建筑)，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处(东坡亭、东坡井、海角亭、惠爱桥、下窑村窑址和白龙珍珠城遗址)，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88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个点(冠头岭炮台、普度震宫、北海天主堂、合浦图书馆等)，县处级文物保护单位69处(东山寺等)。现有馆藏文物3900多件，含国家一级文物21件，国家二级文物92件，国家三级文物95件，合浦博物馆收藏了出土、传世文物5000余件，其中铜凤灯、铜方匾、三足盘等5件曾随“国家出土文物展览”到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还有一大批未整理修复鉴定的汉墓出土文物，有百年老街珠海路、中山路、廉州阜民路等历史文化街区及一批待发掘和保护的明清民居、客家土围屋、古城堡等。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类型有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石碑刻等，基本上囊括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型，具有明显的南方民族文化、海洋文化、边关文化特点。从分布来看，古人类文化遗址集中在沿海贝丘地带，．汉至隋唐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合浦县、浦北县，唐宋遗址在钦州、灵山和防城区较为集中，合浦县是古合浦郡所在地，是古建筑集中的地区，明清古建筑群保存较为完整的是灵山县，北海是近代海上交通枢纽和商业集散之地，是近代西洋建筑较集中的地区，记录近现代革命历程的遗址和建筑物，主要分布于浦北县和防城县，此外，各地还散见有一些对研究地方史极具重要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祠庙寺衙及集雕刻、绘画、书法艺术之大成的碑刻题记等。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环钦州湾各级政府建立健全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积极采取措施保护文物古迹；各文物保护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制度性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重视的力度不够、措施不够到位、文物保护队伍的整体力量较薄弱、资金奇缺、条件原始、基础设施差等原因，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1．一些分布在乡镇、地处偏僻的历史文化遗址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如钦州的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谭池岭唐瓷遗址、上羊角新石器遗址、北海涠洲岛城仔天主教堂、东兴交东贝丘遗址的保护状况不尽如人意；防城港市23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已列入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之列的广西“连城要塞遗址”的1至33号界碑，保护情况也并不乐观。列入合浦县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75处文物点目前只有19处保护得较完好。

2．一些文物保护点无标志或标志已受损坏。如钦州的谭池岭唐瓷遗址、独料新石器遗址、上羊角新石器遗址、旧州古城遗址都没有任何标志或原有标志已遭到破坏。列入合浦县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75处文物点有46处现已无标志牌。

3．文物保护点被人为侵占。在合浦县，北部湾畔最高的明代宝塔——文昌塔，却因墓地之争而无法解决归属问题，广西最大的古代州府级学府——孔庙，仍然由单位占用。北海部级文物“西洋建筑群”含17处西洋建筑，但大部分建筑物一直来都被有关单位占用。2006年，甚至还有人在浦北越州古城遗址内建房。遗址内葬坟、农户种植农作物、挖养虾塘等现象屡屡发生。

4．一些古建筑、文物遗址由于年久失修，自然残损严重。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防城罗浮教堂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自治区宗教局曾投资对大礼堂进行翻修，但修女楼、钟楼破坏仍较严重；号称“仙人垅”的防城潭蓬运河现基本保持原貌，但水下石壁所刻的文字有的已模糊不清；江山半岛的白龙炮台，现存的六门火炮已锈迹斑斑，字迹模糊、遍体磷伤；防城谦受图书馆年久失修，已闲置不用；灵山三海岩摩崖石刻的洞外石刻长期被青苔藤蔓滋生撑裂；北海最具特色的老街中山路和珠海路，不少房子(骑楼)已破旧不堪；始建于宋的千百年岭南名刹合浦东山寺破旧不堪，而惠爱木桥因长期受风雨阳光侵融，自然损害较严重；面积为68平方公里的合浦古汉墓群保护区，登记在册的汉墓超过1200座，均带有突出地面的墓葬标志——封土堆，但由于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封土堆已消失的汉墓增多。

5．各种人为行为对文化遗址的破坏。2000年，防城江山半岛旅游区擅自对白龙炮台群中的“白龙台”进行维修，在露天炮座上增砌了由瓷砖镶嵌的用于架设仿制铁炮的基座，严重破坏了文物的原貌；北海西洋建筑之一法国领事馆旧址，主体建筑原一层，1973年使用单位在屋顶上加建一层变为平顶，地台上原镶嵌的“大法国领事馆”中英文雕刻基石被毁，合浦县级文物保子庵因内部装修已破坏原貌，白龙珍珠城大部分遭破坏，仅剩残垣破壁。

6．历史文化遗址周边环境恶劣。不少古建筑防火措施薄弱，存在火灾隐患，同时防盗办法和措施都有待于改进和加强，防城港市的茅岭玟杯墩和江平交东社山贝丘遗址内有群众擅自挖虾鱼塘，建房子等，环境日益恶化；

7．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对地上、地下文物的不同程度损害。如合浦廉州中山路、阜民路、惠爱街上，已有原居民在拆毁重建那些见证了明清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仍繁华至今的商铺、旧海关、木桥、青石板路等，经历沧桑的骑楼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1987年南宁至北海二级公路施工，穿过合浦汉墓保护区，虽然有关部门发掘了240多座汉墓，但多少对保护区造成一定损害。同时，这一庞大的古汉墓群分布在县城四周，与民居、水库、道路、村庄交杂相处，因居民建房、城市建设而造成古墓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

8．—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或纪念意义的遗址、建筑仍没有纳入保护之列。有些明清建筑，一直无法把之纳入文物保护渠道，只能听之任之，自生自灭。

三、环钦州湾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及开发

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及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是一部环钦州湾民族文化发展史，必须遵循以挖掘文化内涵为主脉，突出地域特色，重点开发、保护为主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建设具有鲜明钦州湾特色的历史文化品牌，创新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提升文化竞争力，以形成规模效应，实现文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1．加强文化研究，挖掘环钦州湾文化内涵，突出地域特色

以史前贝丘文化、百越土著文化、南方汉文化(客家文化、蛋家文化)、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南珠文化、坭兴陶文化、反侵略文化、京族文化、近代中西文化融合、现代革命文化、壮汉民族文化融合、区域历史名人事迹等文化内涵为主脉，突出环钦州湾地域文化特色，以此为原则确定环钦州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设具有鲜明环钦州湾特色的历史文化品牌。如古建筑遗址的整合：哥特式建筑、欧式券廊式建筑、中国古寺庙建筑和古桁梁式建筑等，北海西洋建筑群、普渡晋宫、合浦的惠爱木桥、灵山浦北的古民居镬耳楼等是经典代表；土著居民、南迁汉民和外来民族的历史遗迹：蛋家棚、干栏式建筑、客家围屋、西洋建筑等；瑶族、京族、壮族等具有民族风情的历史文化遗址和遗物；历代驻军和军屯遗址、古炮台遗址、界碑等组成边关文化遗迹；海上丝绸之路、南珠文化、蛋家文化等构成海洋文化的组合，这些都是环钦州湾文化特征的物化表现，应加强研究进一步挖掘、整合，形成品牌、规模效应，扩大影响，吸引资本、开拓文化市场。

2．贯彻保护为主的原则，增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意识

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措施应该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的种类与形态十分丰富，历史和现实状况复杂，涉及的单位、部门众多，由于人力、财力、物力和智力资源有限，必须长远规划，通盘考虑，分步实施。各级政府要把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使文物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以确保历史文化遗产的安全及有效利用。同时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原则，立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广泛开展文物法规的宣传活动，提高人们对文物保护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3、积极开展历史文化遗产的普查和保护

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的两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环钦州湾地区文物部门进行了有效的文物抢救、征集、保护、开发工作。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已有的保护工作已严重滞后。为此，要藉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之机，挖掘史料，发掘亮点，打造精品项目，系统宣传，带动人们共同认识钦州湾文化。由于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保护为主”，把历史文化遗产本体及其原生环境的保护放在主要位置。为此，要编制《钦州湾历史文化保护和开发规划》，挖掘、整理、保护各种历史文化遗产，把一批较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及墓葬等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创造条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村等。如合浦县可利用古合浦郡的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创造条件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还可以以“特色化、系列化、多样化、中小型”为原则，办好各种层次的特色博物馆：公益性博物馆；社会公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博物馆，如汉墓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集收藏、展示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或收藏馆等，打造各具特色的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互融共促。

4．正确处理城市现代化建设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

既要使城市经济社会得以发展，尽快提高现代化水平，又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保护，使保护和建设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要尽可能保持文物古迹的历史环境，以便完整体现其历史风貌。对反映城市历史传统的典型街区、古城格局和古树名木，要特别注意保护，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在城市建设中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如北海市的西洋建筑群浓缩了北海近代历史的精华，北海的中山路、珠海路老街及合浦中山路、阜民路，钦州中山路等南洋骑楼式建筑是环钦州湾地方文化的象征，要投入资金修整，尽力恢复原貌。要按照《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在工程立项、规划设计及方案审定时认真听取文物主管部门的意见，在动工之前，建设单位要会同文物部门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文物调查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

5．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

资金奇缺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第一难题。近年来，北海市已投入了1400万资金对合浦汉墓群、东坡亭以及大士阁等进行抢修性保护，但合浦汉墓博物馆建了将近20年仍无法峻工；有着百年历史的涠洲盛塘天主教堂和城仔教堂因年久失修而破旧不堪，却因巨额预算未能得到较好的维护，惠爱桥、孑l庙、石康塔等已到了抢救性保护的时候。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对历史文化保护开发利用的投入，理清资金来源的思路，出台保护历史文化资源的优惠政策，采取办法来吸纳外来资金，实现投资的多元化。文化主管部门要积极寻找资金渠道，特别要重视项目申报工作，加大项目前期经费的投入，争取立项成功，使更多历史文化遗址能列入各级文物保护之列。在资金运作方面，钦州冯子材故居、刘永福故居、浦北县博物馆的建设都有一些成功经验。

6．旅游开发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协调

文物古迹是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形象化标志，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相互协调，是一个地方旅游胜景构成的重要条件。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文化内涵深、经济价值高的文化旅游品牌，可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而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又能进一步促进文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但由于旅游业是新兴行业，许多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存在着过度开发、错位开发等问题。因此，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对环钦州湾历史文化遗产采取合理利用的方针，以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8篇

姚安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国土面积1803平方公里，姚安坝子面积119平方公里，县城栋川镇海拔1870米，全县辖5镇4乡(栋川镇、光禄镇、前场镇、弥兴镇、太平镇、适中乡、左门乡、官屯乡、大河口乡)，77个村(居)委会，1205个村民小组，居住着汉、彝、回等23个民族，总人口20.79万人。姚安古为滇国地，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始置弄栋县，历时819年，直至唐武德四年设姚州都督府及南中统部，节制今川南、黔西、滇东南和滇西部分领地；南诏时，置弄栋节度；宋大理段氏改统矢府；元置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明设姚安军民府；清时罢府为州，属楚雄府管辖；民国改姚州为县。史称“六诏之清时罢府为州，属楚雄府管辖；民国改姚州为县。史称“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和生存发展的文化基因，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姚安历史悠久，是古“西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境内文物古迹众多、馆藏文物丰富，有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华寺，有德丰寺、李贽桥、文峰塔、文昌宫等省、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馆藏珍贵文物达600余件，位居全州第一、全省第三。到2009年底全县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项，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项，州级文物保护单位7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项。龙华寺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姚安历史文化名人荟萃，唐代李善、骆宾王、程本立、明代李贽、徐霞客、杨慎、钱谦益、李元阳等均有诗文留存；姚安籍文人陶埏、陶珙兄弟，则有诗集传世；清代高裔映博学多才，著书八十余部甘氏一门著述甚丰、流传于世：清代姚安军民府知府纪容舒，史称“姚安公”，其子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姚安多有美谈；民国赵鹤清、由人龙、由云龙均有诗作刊印于世，赵鹤清画集《滇南名胜图》饮誉海内外，演绎了“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候”的政治文明传奇和“一门出五举，三步两道台”的佳话。

光禄古镇成功申报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全县13项重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被州政府公布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2006年5月我县的花灯、梅葛和马游坪村彝族传统文化保护区被公布为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6月彝族梅葛、姚安花灯、姚安坝子腔先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扩展名录。“梅葛文化”商标注册成功。

二、对姚安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近年来，姚安县委、政府对文化工作高度重视，提出“文化荣县”战略，确立了建设“文化姚安”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对一些优秀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传承保护、挖掘整合，对龙华寺、德丰寺、李贽桥等历史文物古迹进行了保护修缮。但是，由于自然力的侵蚀和人为的损坏，大量的历史古建筑年久失修，有的已经破败不堪。如不采取措施加以修缮和保护，不少古建筑将湮没于城市，消失在乡间。为了切实加强对我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点保护措施：

1.1　增强协渊，明确职责。

积极建立以县委政府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摸清家底，统筹规划，科学安排，综合协调各职能部门(如园林、环卫、旅游、街道、城管等)积极开展保护工作。将保护工作落实到具体单位，由单位再落实到个人，建立层层问责制。

1.2　加强宣传，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宣传标语、传单、文艺等多种媒体的宣传作用，广泛地向社会深入宣传《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等知识。通过宣传，提高全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监督作用，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做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1.3　保护利修复古建筑。

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在保证对古建筑整体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对其底座进行加固，对其外表进行美化处理，修补破损之处。另外，由政府主导全面改造新建的光禄古镇，积极吸引商家参与投资，以古建筑为中心，修建商业街，店铺的外形均统一采用古典风格。修建的时候需要政府人员到场监管，防止对其传统风貌的破坏，尽量减少城镇建设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1.4　完善法律法规、增强执法力度。

尽快制定和完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点等历史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的规划措施，做到有章可循，提供法律保证和技术保障。只有将其纳入县城总体规划或乡镇总体规划，才能做到有规可循，依法保护。

1.5　积极争取项目，筹集资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物质保障。

要多渠道筹集修缮、保护经费，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要鼓励社会有识之士为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慷慨解囊，形成政府重视、部门支持、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确保我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积极利用市场机制，利用灵活的政策，吸引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历史建筑的维护中来，使历史古建筑文化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抓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契机，弄清姚安境内的文物家底，积极主动地申报国家、省州级文物保护单位，争取文物专项保护修缮经费。继龙华寺成功申报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德丰寺及新发现的重大文物遗迹也正在积极申报之中。2009年“7.09”姚安6.0级地震发生后，国家主席同志亲临地震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和慰问受灾群众。之后，田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先后两次赴姚安地震灾区察看文物受损情况，并出席姚安龙华寺修复开工启动仪式。

三、对姚安县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

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正确处理好城市开发和历史文物保护两者之间的关系已迫在眉睫，只有在城市建设中切实搞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才能维系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不仅不会阻碍城市的发展，反过来还能促进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整体。一味的开发而不保护，我们将失去这一珍贵的财富，一味的保护而不开发，则会造成政府财政负担，拖累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将二者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历史文化遗产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其应有的潜在价值，是当今社会各界正普遍关注并力图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姚安的历史文化遗产的

开发应采取以下措施：

1.1、积极利用优势，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

姚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商旅交通要地，文物古迹宝库，有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应积极向省、州争取资金，大力发展以光禄古镇为核心的“中国福地、福禄之城”文化旅游产业。配备相应的旅游公交汽车，连通姚安各历史文化旅游风景点，以文峰塔、德丰寺、龙华寺、光禄古镇为中轴打造一条集旅游、餐饮、住宿、购物与娱乐为一体的黄金路线。

1.2、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科学定位文化旅游的开发。

姚安县在历史文化的充分挖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梅葛文化、李贽和高裔映等著名历史人物文化的挖掘、收集和整理，以及邀请中国十大策划人第一名、策划最高奖“金钥匙”持有者熊大寻先生针对姚安福禄文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进行了充分的挖掘，科学规划了姚安文化旅游发展总体策划案，提出了打造“中国福地福禄之城”的发展定位。但从总体上看，挖掘整合、开发力度不够。

1.3、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历力史义化名城的形象。

姚安县在省内和国内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度较低，目前，省内很多人还不知道姚安的深厚历史文化，外省人知道的则更加稀少。这是姚安目前文化旅游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加强对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广泛深入地进行“历史文化名城”的舆论宣传，树立“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福地”、“福禄之城”的形象，才能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随着姚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提升，接待的游客数量也将大大增加。

1.4、依托历史文化，塑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城市建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浙江省衢州市位于浙江省西部，拥有18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之城， 1994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孔子后裔的第二故乡。现存城墙为明代所建，保存有城门、城垣和钟楼。清代重建的孔氏家庙为全国两个孔氏家庙之一，史称“东南阙里、南孔圣地”，是儒文化在江南的传播中心。早在东晋时期就有文献记载衢州樵夫王质在烂柯山遇神仙下围棋的故事，这是关于我国围棋起源最早的文字记载。衢州烂柯山作为中国围棋的发祥地，已被收入《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辞海》、《中国地名大辞典》等名典。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衢州城市建设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越来越凸显，现已成为衢州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竞争优势之一。近年来，衢州积极实施区域转型，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摆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来抓，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多项殊荣。

一、在城市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

城市化是中国当前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也是促进中国经济提升的一个主要因素。鉴于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旧城改造中的规划设计已经成为各城市政府管理部门所关注的焦点问题，随之而产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就成为了旧城改造当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建设现代化的城市是全球各大城市努力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基础，也是城市十分重要的内在气质。各时代均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创造并且留下了滋生的痕迹。保护历史文化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智慧，带给现代人的不仅有视觉上美的享受，而且还是今人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古代文化的重要窗口，对于现代城市的硬、软件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二、衢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做法及其经验

（一）制定出台《衢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

2012年2月，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出台了《衢州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对本市北门街、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作出了具体规定。

一是明确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本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应当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二是明确了各职能部门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职责：市住建部门是历史街区保护管理的主管部门，市规划、文广（文物）、财政、综合执法、工商、食品药品监管、卫生、环保、公安、消防、旅游等部门和柯城区政府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历史街区保护管理工作。住建部门负责历史街区的综合管理和协调工作。

三是明确了市区历史街区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该保护机构具体负责历史街区的保护建设和日常管理。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历史街区相关审批手续的，应征求保护机构的意见，并将相关的行政许可决定抄告保护机构。保护机构按照市政府确定的历史街区保护修缮工作建设任务组织项目实施，做好项目的规划编制、项目报批、项目建设等具体实施工作。

四是明确了保护建筑的产权人或使用人的职责。保护建筑的产权人或使用人应当按照历史街区保护规划的要求，负责保护建筑日常维护和修缮，保持原有的高度、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等历史风貌。由政府补助资金统一实施房屋修缮整治的，修缮整治时其产权人或使用人应当做好相关配合工作。

（二）推进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的措施

衢州市在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实施中，力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现代商业发展相融合，努力做到文化保护传承和旅游经济发展双赢。将北门街区打造成为文化底蕴深厚、建筑风格鲜明、基础设施完备、商业氛围浓厚的历史街区，同时改善原街区居民生活环境。保护利用的主要内容是：拆除违法建筑和部分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收回单位房的使用权，划拨市城司管理；最大限度收购房屋产权，经综合设计后，部分修缮予以保留，部分拆除以疏散建筑密度。鼓励保留的私有产权民居内部实施厨卫改造；有保护价值的建筑（如四角门厅、和平巷9号等）收购以后，进行保护性修缮，收购并拆除其周边不协调建筑；对街区内道路统一改造，实施管线迁改；在街区入口、主要节点（如双眼井等）建设仿古建筑及景观小品、雕塑、绿化、景观墙（学校围墙）等，提升街区品位；统一设置具有历史街区特色的夜景亮化设施；按规划要求统一规范设置店招、店牌；对街区内保留的现代建筑，采用增设古建风格门厅或长廊、改变建筑色彩、设置遮挡等各类改造提升手段，使其与街区风格协调一致；控制街区周边新建建筑风格。由于涉及旧建筑修复和仿古建筑建设，技术要求复杂，工程设计采取邀请招标方式结合方案竞赛的形式确定设计单位，中标单位继续承担施工图设计编制工作。

（三）推进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的措施

衢州市在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实施中，致力于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内历史遗存的保护、历史建筑的修缮、历史风貌的再现、历史文化的传承，秉承“敬畏历史、关注当代、展望未来”的原则，实现“保护、利用、改造、复兴”的目标。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项目实施范围为：北至新河沿，南至皂木巷，西至衢江中路，东至县西街。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220米，占地约10公顷。保护利用的主要内容是：实施水亭街及上营街、下营街沿街建筑及天王塔院，原叶敬德堂的建筑补白，原新民小学地块的建筑补白和地下空间利用以及街巷内重点区域民居的修缮，占地约43000平方米。修缮房屋建筑面积约为27469平方米，补建风貌建筑5500平方米，复建天王塔院占地3200平方米。在前期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街区内商业老字号；引进符合街区定位的业态。开展项目推介、招商，争取引进国际、国内知名商业集团，借助其丰富的经验和一流的团队策划和运营街区商业，引导和调整既有业态。在街区局部区域形成以咖啡馆、酒吧、特色餐饮等业态为主的休闲场所；修缮历史建筑及民居；改造沿街建筑物立面；拆除违法建筑，按规划要求处置与历史风貌不协调的建（构）筑物；补建部分风貌建筑；改造雨污管道及各类通信管线，恢复街巷石板路面。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在中国当今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的分析，提出目前农村规划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系统保护的原则，点、线、面相结合的原则，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一、前言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定历史时期各种文化的载体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是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和凝练。然而，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那些表面陈旧、破烂的古建筑、古民居、古桥梁、古水道正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在许多农村规划中把成片的古建筑群定义为“空心村”，把旧村落整片街区划为拆迁改造区，即使有几幢祠堂被保留下来，其周围的历史空间环境已被所谓的“现代建筑”空间所取代，以往古老的空间格局和传统风貌荡然无存。

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古老的历史文化传承，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处理建设和保护的矛盾，已是摆在世人面前刻不容缓的必须加以思考的问题。本文就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属性特征、系统构成进行详细的分析，并就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提出了若干措施和方法。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和建设。

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特征

所谓农村历史文化遗产泛指村落地域之内地上地下所有有形遗存和无形文化积累。本文狭义只指有形的不可动的历史文化遗存。①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物的地理信息，都有它的空间位置信息和属性信息。空间位置信息在地理信息中是用图形、图像表示，称为空间数据，也称为地图数据、图形数据、图像数据；而属性信息则是用数值、文字表示，称为属性数据，也称为文字数据，非空间数据。空间数据对事物最基本的表示方法是点、线、面和三维表面。

用这个理论来描述、分析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信息和特征，符合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结构模式和管理要求，有利于将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分类登记、跟踪管理和保护。

所谓“点”是指该事物有确切的位置，但大小、长度可忽略不计。④这里特指以单体建筑形式存在的建筑物、构筑物、古墓葬、古树名木等。单体建筑虽然有长度、宽度和一定的占地面积，但是和整个建筑所处的空间环境面积相比，其大小、长宽可忽略不计，只表示该事物所处的确切位置。这个点暂且用这个单体建筑的中心点来描述。所谓“线”是指该事物的面积可以忽略不计，但长度和走向很重要。此处我想把“线”扩展到线所包含的要素及离开这些要素一定距离的邻近区，又称缓冲区。如古商业街及两侧古建筑，古河道及两侧生态保护区。有二个缓冲区共同形成的区域称为古村落的历史文化街区。

所谓“面”是指该事物具有封闭的边界、确定的面积，一般为不规则的多边形。这里特指古村落的整个建成区，即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文化传统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整体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古村落建成区。

目前，全国分二批已有36个类似的古村落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村)”。各省、市(县)级的历史文化各镇(村)则更多。历史文化名镇(村)是中国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文化产物，古村落之多，地域分布之广世界罕见，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所在，是农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

“三维表面”是指该事物在一定地理范围内边界比较模糊，在空间上可能是逐渐或连续变化的，突变只是个别的，如不规则的地形表面。这里特指村落建成区之外的与这个村落生产生活有紧密联系的耕作区和外部地理空间环境。这个空问环境不但与村落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其中也散落着许多古建筑、构筑物、古树名木等历史文物，是历史文化遗产依存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1964年5月25日一31日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即威尼斯宪章)。该宪章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因此，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呈点、线、面和三维表面的形态分布，点、线、面、三维表面构成了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个空间信息。有的村落只有点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幢祠堂，其四周的历史空间已荡然无存。有的村落只有线状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如只留下一两条商业街。有的古村落则整体保存的比较完好。因此，对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应园地制宜地进行分类、评估和保护，对不同形态的历史文化遗产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正确地处理保护和改造的关系，使农村规划、建设既有自己历史风貌特色，又有新农村的朝气和活力。

三、历史文化遗产的属性特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历史文化的客观遗存，具有历史性、物质性、社会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本质特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发展的产物。历史性首先表现的是时问性，特指过去时间里发生的事件或做的东西。现在发生的事件或完成的工程，不管有多伟大，都不能称其为文物。这是文物区别于其它物质的本质区别。

物质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客观存在性。任何一个历史文化遗产，都是以一种有形的遗存表现出来的，是客观存在的，一且失去了客观存在性，也就不能叫做文物了。因此，对已不存在的文物古迹一般不提倡重建。其次，物质性表现为文物的人为性。城市、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人工化的物质环境，现存的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是古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的人工物质的遗存。因此它具有物质的人为性特点。另外物质性还表现为它的自然性，除了人工环境之外，城市、乡村依托自然环境而存在。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存在，而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景观、古树名木等本身就是自然性的表现。

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它的承载性。任何文物都承载着生产这一文物之初的人类需求，社会互动、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信息，承载着人类社会活动的特定历史过程，反映着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类活动的物化和见证。

文化性首先表现为它的创造性。历史文化遗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新技术、新工艺、新文化的诞生和创造，是新的科学技术的伟大实践，许多历史性的建筑物、构筑物、工艺品，它们的制造方法和水平，至今看来仍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准，因此它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明。其次文化性表现为它的传承性。历史文化遗产一般都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代表，它记载着当时先进科技文化的信息，它的遗存使得古代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是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经济性则首先表现在它自身的经济价值。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可以说每一件历史文化遗产都有一个衡量价值的尺度标准。虽然不能像一般商品一样进行流通和买卖，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更不可能以一个确切的价格来衡量，但客观上它具有一定的价值。其次经济性表现在它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能为人类经济建设服务，并通过第三产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四、历史文化遗产系统的构成

(一)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的构成

历史文化遗产的物质系统按区域的分布可分为两个子系统，即以历史文化名城为核心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和以历史文化名镇(村)为核心的农村历史文化遗产物质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中按其物质所占空问的大小都可以分成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线状历史文化遗产、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和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现把系统归纳如下：

(二)两大子系统的区别

1．规模上的区别。二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物，首先在建筑体量上有较大的区别，其次是不同保护等级文物数量规模上的区别。大部分受保护的高等级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系统中，仅从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名镇(村)数量看，历史文化名城目前总共有101座，而部级历史文化名镇(村)只有36个。

2．质量上的区别。两大子系统相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明显的质量上的区别。城市系统的质量一般都高于农村系统的质量。这不仅体现在建筑材料质量的好坏，建造工艺水平的高低，还体现在文物主人生活质量上的质的区别。

3．所处的生态环境区别。城市各类历史文化遗产都处在一个大型的人工物质环境之中，相比之下其的自然生态环境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工业化、城市化的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社会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态环境。而农村历史文化遗产则更多地处于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之中。自然生态环境和各类历史文化遗产联系得更加紧密。表现出一种休戚相关的共存关系。

4．文化内涵的区别。农村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内涵的单一性。主要体现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内涵，而城市系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文化的复杂性。它包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要素信息。见证着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变迁。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采取整体保护的原则，坚持“抢救第一、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注重保护性开发。通过开发利用，达到进一步保护的目的。

(一)点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点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类和改善类三大类。保护类历史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被各级政府确定为文保单位，而前者是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但尚未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改善类是属于应保留的一般性历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类文化遗产参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办法；改善类历史文化遗产以保存、修缮或复原外形、内部更新改造为主要手段。

(二)线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线状历史文化遗产按保护的重要性分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区和改善区。保护区和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区别在于后者已通过法律程序得到了法律的保护，而前者是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空间保留得比较完整，但尚未被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改善区是里面零星的分布着一些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空间环境关系也具有整体保留的价值，是整个村落历史空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保护区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保护区参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方法；改善区重点对空间、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及零星分布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改善。

(三)面状历史文化遗产——古村落建成区的保护

对建成区的保护应采取严格控制措施，严格保护现存的空间格局。严格保护古村落的整体风貌。严格保护文物古迹。保护民族风情、地方文化和特有的风俗习惯。

1．修旧如旧。对古建筑的修缮要实行保护性修缮，做到修旧如旧，即是濒临倒塌的房屋也尽量保护好内部主体构架，外部围护墙体修复应尽量恢复原来的古旧风貌。

2．修新如旧。对在原址重新修建的房子，在高度上尽量与周围建筑空间尺度相适宜；建筑风格应和古建筑相协调，包括色彩、门窗、立面风格等做到修新如1日。

3．不要随意改变街巷的空间格局。街巷的空间格局是古村落空间格局的最典型的反映，是古村落最主要的公共空间之一。在街巷里的一些构筑物如过街楼、牌楼、轿厅等都是空间分隔的生动手笔，也是古村落空间最美的表现，要切实加以保护。

4．加强生活设施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人依宅生，宅依人存”，“人宅相扶”。一旦古建筑投有人的居住，就失去了灵气，就会慢慢败落。因此。再旧的房子，也希望有人住、有人管、有人修，关键是加强旧住宅生活设施的改造。旧房子只要加以改造，仍然能满足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要求，满足现代人物质文明的需要。

5．开辟新区，保护古村。随着古村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加，古村落空间肯定不能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发展的需要，同时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许多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也必须跟进。因此，在保护古村落的原则下。开辟新区，将新居住区和旅游服务设施等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功能上相衔接，空间上有过渡，使古村落新区和老区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三维表面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1．建成区耕植区的改造与保护

这个区域是古村落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然空间环境，是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创造生活、改造生活，寄托着无限美好希望的地理空间场所。同时也是整个村落人刨造文明，进行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空问环境。因此，在这个空间中，除了耕地之外，还会有很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及弥补风水不足的建筑、构筑物(如上水口、下水口等处的构筑物和建筑物)。这是古村落和周围自然山体之间的一个过渡空间，是构成整个村落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

①加强这个区域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和保护。许多庙宇、祭坛、凉亭、宝塔等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已濒临倒塌，但不要随意拆迁，那些还留存的建筑物、构筑物要用一定的人力、物力进行修缮。

②加强这个区域的环境整治。在耕作区往往会有许多茅厕、粪坑等与农作有关的构筑物。有机肥尽管是农作的主要肥料，但对于历史保护区和以旅游开发为主体经济的古村落。拆除这些设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现代的复合肥完全可以代替有机肥，或者把粪坑进行地埋处理，采用化粪池的技术方法进行改造。

③保护耕作区原生态的地形地貌。耕作区原生态地形地貌的保护，关键是农田不要园田化，水渠、水沟只作疏通，不要硬化处理。已主要从事旅游业为主的古村落更不能把这些耕地进行抛荒。因为农耕文化是古村落世代最具生命力的活文化。应世代相传，形成古村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自然生态区的保护

自然生态区的保护，以不改变自然山水、空闻格局为原则。

①山体实行封山育林，加强自然植物多样性和动物多样性保护，防止泥土流失；尤其对古树名木要进行登记造册、动态跟踪。对因遭矿石挖掘或因自然崩塌而造成破坏的山体要实行人工保护和培育措施，使之恢复自然生态的生命力。

②加强自然地质灾害的监测，如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对自然地质灾害要进行全面调查，一旦发现，必须采取地质保护措施、防止地质灾害的发生。

③加强水体的疏浚、加固、拓宽、改造。对于流经保护区的溪流，原则上不改变其河床的位置。但对易造成山洪隐患的地段，要实行拓宽改造，采取加高、加固措施。在改造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古桥的保护，加强古石坎的保护，加强具有造景功能的堤坝保护，加强两岸古树名木的保护。

(五)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1．风俗习惯的继承和发扬

风俗习惯主要包括“吃、穿、住、行”等习惯，它是儒家文化在礼俗层次的主要表现形式，主要以“礼、乐”为核心内容。叭‘吃”主要反映地方的饮食习惯和文化；“穿”主要反映地方的服饰特色和衣料的特殊制作工艺；“住”主要反映地方的房屋建筑风格。包括建筑形制、建筑装饰、建筑结构、建筑色彩、建筑立面、建筑材料等，是地方特色最具形象化的表现；“行”则主要表现在村落的各种节日活动，中国民间有“七时八节”的节日活动之说，其中尤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为重。现在又增加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各种节日里的不同纪念活动构成了礼俗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活动雅俗共赏，内容健康，营造出“诗、乐、礼、孝、义、忠、信”的环境氛围和文化精神，是构成现代农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2．传统手工艺的继承和发扬，开发旅游产品

中国自有文明史，便有手工艺的痕迹。据《礼记-曲礼下》所载，在商朝，王室中已有“六工”，即“天子之六工，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至周代已由原先之“六工”发展到“八材“、“八艺”，实现了从“工”到“艺”的升华。随着时展技术进步，工种越分越细，艺术水平越做越高，到宋代，官府手工场文思院所辖工种已有四十二作之多。

这些工艺技术从宫廷走向民闯，并在不同地域成流成派，自成一体。共同构成了记录中华文明史的手工艺艺术宝库。而这些手工艺一般世代相传，在某些地域成为了一大产业，零散的手工艺家也多以手艺为生。因此，手工艺不但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更是中国产业构成不可或缺的重要技艺，是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应不断地继承和发扬，并作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世代传存下去。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1篇

一、民间组织的定义及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历史

由于各国的发展和政治体制不尽相同，其中民间组织发展更是不同，现在关于民间组织的定义在国际上尚未达到明确的界定，对此各国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和定义，但普遍达成共识，即民间组织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指不是政府或其附属机构）”、“非营利性”和“志愿性”。

（一）民间组织的定义

笔者将其归纳为：民间组织即由公民志愿参与，不以营利为目开展一系列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或机构。

（二）我国民间组织的现有发展状况

中国民间组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是全球社团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民间组织兴起的深层欲求，也反映了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的变革要求。民政部于2012年四季度全国社会服务业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民间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自治组织）约为117.2万个。还有一些未注册的已具有一定规模的组织，笔者将其归为潜在民间组织。在中国，民间组织主要涵盖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是指由公民或单位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后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创办的，从事非营利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总体来说，我国民间组织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受到管理体制不健全和政府强硬管理，受一些法律法规和地方政策的限制，后续资金不足等的问题，都仍待解决。

二、国外民间组织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国外民间组织在国家管理和发展中一些重大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了特别大作用，像欧洲一些以旅游收入为国家经济支柱之一的国家，相关的民间组织发展更具规模，体制和运营模式更为成熟，有很多借鉴之处。

（一）公众参与程度高，保护意识强，范围广

众所周知，美国的历史保护信托组织是针对美国工业遗产保护再开发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民间组织。而它脱胎于英国信托组织，在英国，民间组织众多，发展完善，日益成熟。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如英国五大民间组织，还有很多全国性、地方性和针对某种类型的民间组织形成了一个保护网，它们吸引了大批民众参与其中，出版各种形式丰富，充满趣味的手册和书籍；设立专门的纪念日，和活动日，如英国的“历史遗产开放日”；建立各种专业咨询培训和奖学金，如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的“威廉・ 莫里斯手工艺基金”等。这些措施吸引了民众的同时，又加强了知识传播，激发了民众的热情。

（二）协助政府管理，民意沟通，提供专业咨询

在众多的民间组织的协助下，更多来自民众，社会的建议被有效，快速地反映到政府，更在政府有所决策起到一些建设性意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英国由环境部所规定的五大民间组织；古迹协会、不列颠考古委员会、古建筑保护协会、乔治小组和维多利亚协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介入法律保护程序，而且凡涉及登录建筑的拆除、重修或改建，地方规划当局都必须征得他们的意见作为处理这些问题的依据。这5个团体按期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各地登录建筑“许可证”的申请问题，写出评审意见送交中请者所在地规划局，并同时呈送给环境部。由于介人法定程序，每年英国政府给5个团体相当的资助。[]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民间组织以其专业性和群众性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达到了决策者的位置。

（三）推动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其根源是需要明确细化的法律法规作为支持。明确，细化的法律法规可以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决策和执行更为快速和畅达。在这一方面，国外民间组织的组织活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其国家立法的速度，如老牌的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其明确的宗旨使国家将古建筑纳入立法范围，并在1882年颁布了《古迹保护法》，还有意大利的民间组织“我们的意大利”，美国1935年《历史遗址与古迹法》，之后的《美国古迹保护之准则与纲要》、《国家古迹保护法》等，都是在相关民间组织的协助推动下颁布了。

（四）组织运作具有市场性，资金充足

任何组织运行都需要资金，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拨款、民间捐赠和经营收入这三个部分。而国外的民间组织除了有强大的国家支持外和外界踊跃的社会捐赠外，使得国外民间组织更为成熟和有序，发展的特色也不是不单纯性依赖前两种资金来源，将市场机制引入经营中，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在保护的过程中可以创收人，仍不失为一个双赢的方法。国外民间组织通过专业人员的设计的宣传手册和书籍，纪念品，各地景点门票的收入和会员的年费等多种途径组合营销，将市场化与保护相辅相成，这样的成功在英美，希腊，法国等国家已达到显著成效。

三、对我国现有及潜在民间组织和政府的启示

（一）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根本上保证了民间组织的合法地位；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规定了四类性质的法人，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团体法人，该法为民间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登记等提供了法律依据；[]在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针对民间组织存在的多头管理的现状，国务院委托民政部起草了《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并于1989年10月正式颁布实施；为了管理其他特定的组织，国务院又颁布了其他一些社团管理法规，计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1998年）、《基金会管理办法》（1988年）、《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1999年）、《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2000年）、《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2001年）等。[]法律应该在保持基本的准石下有时宜的改变，目前对我国有关的民间组织的不足之处，我国急需出台《中国民间组织法》，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法律的完善是不可缺少的，而相关本文针对的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组织更需要有其明确的划分和保障，使其更好的运营和发展。

（二）政府打破“自上向下”的管理方式，积极推动与现有和潜在民间组织发展合作

由于发展历史和制度的原因，我国现在的民间组织团体的组织形态单一，政府对其管理也是自上而下，单一粗暴的直达命令式，双方缺乏合作，也没有相应的沟通平台。应对这样的局面，首先，政府应该放下姿态到群众中去，发展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和支持，使沟通顺畅，及时接受其反馈意见。扶持其发展成更多更强更具专业性的民间组织，最终实现强强联合的状态，充分发挥其作用，给民间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辟更为广阔的舞台。

（三）加强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普及，提高公众参与热情和投入

作为民间组织自身而言，如何吸引更多民众投身其中，发展更多民众参与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去，面对国人对保护“事不关己”的态度，如何转变成“国事即家事”，这是一个值得大家一起努力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民间组织中大量的科技技术和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才，在活动中，如何发扬其创新精神，打造人人积极参与保护和知识传播的良好环境和事业发展。

四、结论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2篇

为贯彻落实中央巡视整改意见，加强和改进理论学习，引导干部职工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着力提高在大局下谋划和推动工作的能力，灌阳县组织党员干部全面学习、理解、掌握同志关于档案工作、历史学习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等重要论述。

一是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好《关于档案工作、历史学习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重要论述摘编》的重要意义。通知下发后，县里高度重视，印制学习手册和宣传资料,共印制《关于档案工作、历史学习与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等重要论述摘编》学习手册 份，发放给单位在职和退休人员学习；印制宣传资料 份，发放给办事的机关人员和群众了解学习。召开专题会集中学习,组织全体在职党员干部专题学习相关重要论述，要求各科室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制定学习计划，层层传达、落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二是在学深悟透中强化政治引领。始终坚守“姓党为党”政治灵魂，发挥“党管一切”体制优势，主动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把学习《摘编》与学习贯彻党中央、区、市最新决策部署结合起来，与具体职能职责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实效转化为推动新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在服务中心保障大局中展现自身的政治担当。

三是在融会贯通中理解思想本质精髓。学好《摘编》，要强化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做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摘编》精神统一思想、武装头脑。依托“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全文系统学习《摘编》内容，召开学习经验交流会，充分发挥领学促学作用。组织干部自学，领会精髓要义，形成学习笔记，推动《摘编》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利用“今日灌阳”微信公众号载体，持续推送刊登相关学习内容。通过现场学习和交流座谈相结合、集中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深入学习、提高认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四是在学以致用中加大实践转化力度。用好《摘编》，要紧密联系实际，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统筹推进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法、知法、守法、用法氛围。积极谋划部署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制定庆祝活动编研项目方案，超前筹划、精心选题，力争推出一批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红色文化产品，充分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运用 哲学 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 规律 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 发展 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 科学 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 现代 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 艺术 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 教育 的价值以及精 英文 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 自然 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宪章》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 理学 ，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 经济 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 法律 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 历史 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 教育 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 法律 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 艺术 价值， 科学 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 农村 ”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 旅游 ，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历史文化遗产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三位一体；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2-0073-6

近年来，随着线性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我国线性文化遗产的现状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实践工作也不断的深入，古蜀道由历史名词到如今公认的文化遗产这一转变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但即便如此，我国目前对于这类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仍处在摸索阶段，也并没有出台具体的法律和有效的措施。针对这种状况，继续深入的探索和完善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理论，以期合理应对时展给历史文化遗产带来的冲击，从而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主要内涵

线性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

针对以上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别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这三大要素，即由具备统一特征的文化因素串联起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从而成为一个现实存在着的文化遗产群体。换言之，即强调了线状文化带中各个遗传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及其对人类社会和历史产生的长时间的深刻影响。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等都是重要表现形式。

蜀道，作为中国历史特指的历史名词来说，主要是指历史时期全国各地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以及古代蜀地范围内的交通道路。如果我们以成都平原为基点考察：自成都向北，由陕入蜀的，有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古时汉中属蜀国），有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称洋巴道）；有由甘肃人蜀的阴平道；自成都向西，有连接通西域的茶马古道；成都以南，有由云南人蜀的五尺道和在此基础上拓展可通向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成都以东，有自三峡溯长江而上的水道。从这个意义来说，蜀道的产生应从战国时秦并巴蜀算起，下至近代，是一个自开通以来前后延续2000多年，并随着时间变迁范围不断变化的古代水陆路交通系统。从狭义上说，仅仅指历史时期关中尤其是长安地区进出蜀地的道路。即从古代长安地区翻越秦岭到汉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和从汉中翻越大巴山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又称洋巴道）。

本文的讨论范围为狭义上的蜀道，并以其中的古金牛道、古褒斜道为中心。古金牛道具体线路在历史时期虽略有变化，但大致是沿南起今成都，过广汉、德阳、罗江、绵阳、梓潼，越大小剑山，经广元而出川以后，在陕西褒城附近向北进入古褒斜道，后沿褒河过石门，穿越秦岭，出斜谷，直通八百里秦川这样的路线。古金牛道最为重要的部分，即梓潼至广元段，与今天我们所说的剑门蜀道基本重合。

剑门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不仅完全符合线性文化遗产的定义，同时也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

第一、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多，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剑门蜀道及其支线跨越川陕两省，途径四川广元市、绵阳市、巴中市、南充市、德阳市、达州市、广安市和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宝鸡市、西安市11个城市。仅主线而言，全长便有1000多公里，途径的行政区划总面积达到11万平方公里。

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剑门蜀道沿线，是官吏、商贾、僧侣、士子等各色人等南北往还的交通要道，各种官方的私人的活动在剑门蜀道沿线留下连绵不断的文化遗迹。这使蜀道不仅成为我国古代道路工程史的重要物质遗存，也是物质文化史上有关金石书法、佛道宗教造像的珍贵遗存，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诗词颂赋、游记散文的实物见证。

第二、尺度较大，是跨越众多城镇的的军事、交通、文化、贸易交流之路。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蜀道是保存至今人类最早的大型交通遗存之一，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它不仅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往西南的要道，也是区域间交流的主要干线。

第三、承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关联。川陕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蜀道交通线路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剑门蜀道穿越了西南地区多民族聚居区，使其成为了汉、彝、羌等多种民族文化汇合交融的场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蕴育了大量的民风民俗文化，如川主庙会、城隍会、娘娘会、牛牛灯、哭嫁等传统节目、传统风俗。

第四、涉及到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

从历史时期至今的经济交流来看，剑门蜀道既促使巴蜀地区，尤其是成都平原较快融入了以关中一中原为主体的全国商业城镇网络体系和经济体系，又促使蜀中地区更加富庶，这样的商业贸易交流自秦汉至明清近代绵延不绝。

从自然生态系统来看，从蜀道沿线所分布的生态资源来看，秦岭、大巴山是我国中西部重要生态旅游资源基地。千里蜀道大部分路段蜿蜒于秦巴山区的高山峡谷、急流险江之间，清澈的溪流，雄奇的山水风光使得蜀道具备了优越的生态资源。

因此，蜀道是“活态”的大型古代交通系统，沿线分布着众多自然与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不断创造和发展着不同的景观，在时间空间上体现了线性文化遗产的典型特征；蜀道线性文化遗产突破单体文化遗产的范畴，以更具生机的要素和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更大尺度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拓展延伸，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提升与把握蜀道遗产的整体价值。

二、“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理论再构建

古蜀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具有的丰富多元性与强烈复杂性的特点，一方面为其可持续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另―方面也决定了对其保护存在着的困难。因此，对于它们的保护，必须根据其性质和特点，必须在科学合理的理论模式指导下制定出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的、可持续、可行的长期保护对策和方法，从而开展实地的保护工作。

（一）“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略述与讨论

在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理论的有益探讨中，部分学者提出了将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本体相结合的“三位一体”保护模式。

此举即指从线性文化遗产的特性出发，以文化线路本体为轴线，串联起其附属和沿线区域内的古遗址、古墓葬及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划定保护区域，再选择本区域内相应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其中，使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体化”的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体系。

这一模式的创新性在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纳入线性文化遗产的框架中进行思考，在这样的理论模式下自然的将地区的文化遗产统一成整体，那么在未来的保护开发与规划中能够形成集约优势，增强整体吸引力，对以整体带动各类文化遗产的发展与创新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框架虽然在宏观上提出了将线性文化遗产的三大内涵融为一体的宏观整体性思路，但在微观上仍然孤立的看待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三者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意义在具体到某一文化节点时，仍然是以文化线路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为舞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在这种层次的意义上，作为展示舞台的“以文化线路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意义的剧院、剧场并没有本质区别，而这样的布展和表演，就只是一场场静态的文艺演出，展现的并不是活着的文化遗产。单霁翔便认为：“在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方面，从重视现已失去原初和历史过程中使用功能的古迹、遗址等‘静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仍保持者原初或历史过程中的使用功能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工业遗产和农业遗产等‘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

文化是适应于外界环境的系统，系统的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维持着系统的正常运转，因此，在看待处于同一时空的文化遗产时，应当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文化遗产本身，更面对着文化遗产与其创造者背后的整个生态系统。

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文化线路，都是人类社会本身在一个不断拓展和延续的空间与时间中留下的痕迹，这个痕迹必定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的反应，也是一个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物质文化遗存，不论其是否由其现存空间居住的人群及其先祖所创造，其所在的空间也决定了它必然与它所在空间居住的人群发生联系，这种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伴随着特定人群（原住民、原住民的征服者、文化遗产长期拥有者等）对它历史内涵的再赋予，从而使其成为特定人群生存环境的有机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更是原住民对于应对生存环境的更直接反应与参与，与一个社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和原住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从历史时期以来形成的特定文化线路就是这个生态系统最大的扰动者和长时间文化进程的最大动力来源之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在构建线性文化遗产“三位一体”保护模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遗存（无论其是否得到权威机构的认定）应当成为一种活着的语言，一种将文化遗产内涵传达给受众的方式，这种语言由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构成，有意识的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阐释它们所处环境中的文化线路及其相关联的物质文化遗Uo

（二）“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再构建

为了完成上述讨论中提出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来阐释相关文化线路与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笔者认为，在“三位一体”保护模式中应当引入两个概念“历史地段”与“生态博物馆”。

1、“历史地段”内涵与必要条件

“历史地段”概念本是城市规划中对于文物建筑保护理念的拓展和延伸，当城市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保护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性保护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初次提出“历史地段”的概念，是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典通过的《雅典》：“对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街区，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1987年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又称《华盛顿》提出“历史城区”（historic urbanareas）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不论大小，包括城市、镇、历史中心区和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和人造的环境。……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体现了城镇传统文化的价值。”

按美国“历史性场所国家登录”的定义，“历史地段是指一个有地区性界限的范围――城市的或乡村的，大的或小的――由历史事件或规划建设中美学价值联结起来的场地、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实体，在意义上有凝聚性、关联性或延续性”。

要进行历史地段的保护，最重要的内容22--便是划定保护区，历史保护区是为保护历史地段的整体环境，协调周围景观而划定的一定范围的建设控制地带。由于历史地段类型、内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保护区范围划定上也必须因地制宜。历史地段有可能是文化遗产本身，也有可能是一处场地，或是一个完整的街区，也有可能是整个历史时期的城镇的范围。一般而言，保护区≥历史地段≥文化遗产。

由上述定义可见，对于历史地段的保护是对历史环境全面整体的保护，也是对文化遗产所在地带特色的保护。活的历史地段至今仍然在原住民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是在历史中不断积淀和发展，有很强的生命力，最能体现地域特色，也是文化旅游中最具吸引力和游览价值的地方。保护好历史地段，对当地居民也十分重要，对于提高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促进公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生态博物馆”内涵与必要条件

生态（社区）博物馆是是在原来的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中保存和介绍人类群体生存状态的博物馆。是一种通过村落、街区建筑格局、整体风貌、生产生活等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综合保护和展示，整体再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的新型博物馆。

要建立生态博物馆，必须首先对整体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普查；然后对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与现状进行普查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记录、传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器物采集和相关文化背景进行研究；最后是对各种文化保护实践进行规划和参与，即对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和保护技术进行研究。而相关的成果藉由开放式宣讲和体验的形式进行传播，并将这种宣讲任务的承担者由传统的博物馆变为开放的社区，社区原有的地方传统产业也由此得以发展，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展。

3、“历史生态地段”保护模式概念

基于对“历史地段”与“生态博物馆”两个概念的提出与讨论，以及针对历史环境保护实践中出现的部分主要矛盾与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了“历史生态地段”的概念。

“历史生态地段”的内涵：以线性文化遗产重要文化节点为中心，与文化节点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带及其保护地带为主要区域，并依托此地理、社会和文化条件对其区域内原生社会进行综合保护和展示的，具备博物馆功能的历史保护区。即线性文化遗产是一个以文化节点为轴串联起来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所组成的线状或带状遗产带，其基本单位就是“历史生态地段”。

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历史生态地段保护模式，其关键便是“动态性”保护理念，由此区别于传统的标本式的“静态”保护思路，其实这一方面是划定历史地段标准中的历史延续性理念的体现，同样也是生态博物馆原生性展示的要求。历史地段的第一性质是供人所居住、使用的，应该是原住民的居住环境而不是历史的标本。如果使其“标本式”保存的话，那就无法让原住民在其中生活，那么其原生生态环境无法展示，保护文化遗产的“活态”则无从谈起。

“历史生态地段”概念其实质便是将线性文化遗产的文化节点、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分布的历史地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以文化节点为中心原生态地集中展示的生态博物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线性文化遗产的基本单位，由此构成宏观上“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一体；在微观上“文化节点”、“历史地段”与“生态博物馆”一体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新“三位一体”模式。

三、古蜀道基于新“三位一体”模式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创新性

古蜀道基于“三位一体”保护模式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线性文化遗产沿线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由于线性文化遗产呈线状或带状分布，跨越范围广，资源种类多，保护工作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不仅现状堪忧，也给未来的保护工作增加了极大的难度。单霁翔便表示：虽然目前蜀道文化线路保护逐渐进入人们视野，但是蜀道文化线路的保护状况仍然令人担忧。

首先，是传统的保护方式僵化和死板。2006年，剑门古蜀道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按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制办法》规定，划定了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为沿蜀道50米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沿蜀道100米范围。但是，这个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保护模式没有将文化线路和其周边环境有机联系起来。整齐划一的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没有考虑到不同地段文物遗存的分布状况，也没有考虑到不同文化地段的文化重要性。

对于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来说，其文化线路原初的历史作用逐渐丧失，加上数千年的自然风化与人为破坏，一些历史建筑和考古遗址的毁损严重，特别是大量栈道遗址，或被现代公路所取代，或被杂草和灌木丛所遮掩，还有蜀道文化线路两侧的部分交通设施、驿站和驻军遗址由于其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准，未被划为保护单位，对于这些文化节点的保护也就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随时面临自然或者人为破坏的威胁，但是其作为蜀道文化线路节点的意义却不容低估。

例如作为古蜀道交通遗存重要的标识――驿道设施（驿铺驿站）现基本无存，驿道古桥亟待修固。以剑门蜀道线路为例，唯一幸存驿铺建筑高店铺陈旧残破，标志不明。其他驿铺如筹笔驿、嘉陵驿（水驿）、望喜驿、剑门驿、汉阳铺、抄手铺、凉山铺、柳池沟驿、武连县驿、上亭驿、送险亭和演武铺只有遗址地点。驿道古桥剑溪桥、石垭桥、清凉桥和武功桥，亟待修固。护险砭（拦马墙）、门槛石等为驿道交通道路设施，保护状态不好的地段道路设施基本不存。

其次，历史环境保护与现实发展的常常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现有实践中，历史保护区的划定一直比较敏感，屡屡出现文物建筑被破坏，控制区与禁建区被突破的现象，如2009年，因涉及商业项目，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在媒体广泛报道后才引起社会关注。2012年郑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郑州国棉三厂的大门及办公楼等苏式建筑，其配楼被郑州一开发商拆除等事件，便是这一现象的现实事例。而这种矛盾在城市与农村有不同的反映：

第一，是在拆迁与建设的城市中，一些村民因担忧保留这些老屋就会失去很多的拆迁补偿，签名反对将自家老房子列为历史建筑。

第二，是在空巢化的农村中。如笔者在走访四川广安肖溪古镇时发现，由于上游水电站的修建导致嘉陵江水位抬升，造成古镇老街汛期水涝灾害不断，古镇居民受此影响多选择外迁，一般迁移到镇政府旁高地，多数年轻人更选择外出打工或者直接向外地迁移，迁移人口大约占古镇居民的三分之二，余下未搬迁的居民除部分正在准备搬迁以外，多半为无力搬迁的老年人。而无人居住的空屋自然因缺乏修缮与维护逐渐破败。

而在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本体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城市拆迁和时间流逝引起的消逝和风化，而是文物贩子和原住民自己。

因此，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面临着西南地区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人们的迁徙活动日益频繁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对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节点的保护工作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众多物质遗存逐渐消失；同时也威胁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在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不断减弱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的背景下，愿意发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少，而现有的传承者却不断凋零，许多即使已经被认定和受到广泛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

就可行性而言，首先，将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线路相结合的可行性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再累述，仅就“历史生态地带”模式的可行性进行略述。在上文提到的情况下，如果将线性文化遗产与其覆盖范围内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按“历史生态地段”为基本单位进行保护，以①确定文化节点②划定历史地带及其历史保护区③在历史保护区基础上建立生态博物馆这样的保护理念与行为层级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实际的保护操作，是具有可行性的：第一，古蜀道线性文化遗产的主体线路大体清晰，脉络完整。古蜀道有保存较好的、有一定价值和影响力的、不同类型文化节点。主体线路经过区域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古遗址、古建筑等多种类型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次，古蜀道文化线路覆盖区域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很深的交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其生态环境有很强的交互性，例如栈道、索桥、溜筒、偏桥等传统技艺，与蜀道险峻的生态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在物质文化遗产中，各类摩崖石刻、宗教造像，其景观与文化价值的形成与其生态更是不可分割，因此，蜀道线路两侧物质文化遗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融合是完全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