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论文范文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族贫困地区；多重资本约束；减贫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3-0066—04

一、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现状

根据我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民族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文化环境、健康卫生医疗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民族地区贫困呈现出的三个明显特征不容忽视：

第一，我国贫困人群向民族地区集中，呈现大范围和群体贫困化现象，贫困程度深。2010年底，按照1274元贫困线标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有2688万，其中，民族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达到1481万人。2006—2010年，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例分别为44.5%、52.2%、52.5%、54.3%和55.1%，呈逐年上升趋势。在60个国家重点扶贫边境县中，民族自治地方扶贫县有54个，占90%。

第二，贫困率高。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尽管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但与全国同期贫困发生率相比，远远高出全国同期水平。2006至2010年，民族贫困地区贫困率分别为18.9%、18.6%、17.6%、16.4%和12.2%，高出全国水平12.9、14、13.4、12.6和9.4个百分点。

第三，返贫率高。2010年，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因灾因病返贫人群为226.4万人，返贫率为15.3%，比2009年上升了1.2%。一些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目前有1870.8万人存在饮水困难，缺乏基本生存条件需要异地搬迁的人达71.4万人。

针对民族地区贫困成因，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地理约束、资源约束、文化约束、能力约束、资金约束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20世纪50年代，空间经济学提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地理位置存在相关性，是地理因素导致了空间贫困陷阱。例如，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处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贫困县位于国界、省界和陆界的三界地区，贫困连片集中。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部级贫困县的案例研究发现，这些地区资源尤其是水资源极度贫乏、自然环境恶劣，教育落后导致了贫困（尚明瑞2011，欧阳玲等2012，朱金鹤等2011）。鲁建彪（2011）、徐贵恒（2012）独辟其径，从文化角度对民族地区贫困进行了诠释，文章认为我国扶贫政策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对民族地区文化贫困的内生性没有正确的认识。而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成为一种自我复制的固有力量，因此贫困存在一种自愿性倾向。印度经济学家森从能力不足重新定义贫困，认为贫困是由于贫困人群获取收入的能力被剥夺，因而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构建了反贫困的发展理论体系。森的理论对全球产生了重要影响，1997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从基本生存能力、健康生育能力和接受教育获取知识能力重新衡量贫困。

近年来，中国新的发展阶段中存在的多维贫困概念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例如，英国南岸大学发展研究部Taylor教授认为中国新的发展阶段公共产品缺失成为农村居民贫困的突出因素，在公共产品短缺背景下形成的新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要建立多维贫困指标对个人和家庭贫困进行核算。哈佛大学Perkins教授指出中国的投资和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差距，集中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都非常昂贵，按照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计算，贫困人口脱贫资金每年需要2180亿元。王海明认为多维贫困是福利不足或缺失造成的贫困，把社会包容、经济福利和个人发展分解为30个指标测算多维贫困，指出我国中前期要关注医疗卫生、加强多维贫困知识和文化传播。国家统计局关冰认为多维贫困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基本福利不足或基本权利缺失产生的贫困问题，即将传统的经济贫困（收入或消费贫困）扩展为涵盖了能力发展需求、社会公平机会等社会因素的贫困概念。在我国扶贫政策导向上，政府正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能够利用本土文化和传统社区组织，发挥他们在整个社区的决策和减贫中的作用。因此，对贫困定义的扩展隐含了政府扶贫政策目标的转向。

事实上，我国民族地区贫困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种资源约束合力产生的结果。如果遵循传统的减贫政策，外部冲击很难打破固有的贫困均衡。因此，要减少我国重中之重的民族地区贫困问题，要确立多元化的政策目标。

二、民族地区扶贫政策效应分析

1978年，我国实行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政府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解决2.5亿人的温饱问题。分田到户的土地承包经营体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产品价格的放开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从1978年到1985年，农村人均粮食产量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6倍；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下降到14.8%。民族地区贫困作为我国减贫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享受到了体制改革带来的益处。

在1986年到1993年的大规模扶贫开发中，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扶贫行动。在这一阶段，国家重点扶持的331个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有141个，占42.6%，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等十四个省区。针对贫困地区现状，1989年，国务院专门批转国家民委、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有关政策问题请示的通知》，对民族地区的扶贫进行部署，提出我国扶贫的主战场要放在民族地区，从资金、产业发展、减负等多个方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

在1994年到2000年我国扶贫的攻坚阶段，根据《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扶贫开发行动纲领，我国确定了重点扶持的贫困县592个，其中257个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占整个国定贫困扶贫县的43%。“八七计划”给予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政策重点倾斜和特殊照顾。根据2001年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从1994年到2000年，国家共向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三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投入的扶贫资金432.53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38.4%。其中，财政资金194.15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127.22亿元），占全国的40%；信贷资金238.38亿元，占全国的37.8%。到2000年，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3144万人。

在新世纪初期，我国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国家把贫困人口集中的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并在上述四类地区确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过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对人口较少民族及其聚居区投入各项扶持资金37.51亿元人民币，集中力量帮助这些民族脱贫。

在实践中，我国主要采取救济式扶贫、迁移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等多种模式落实政府扶贫政策。从总体上看，1978年至2010年，我国长期扶贫政策效应比较明显。民族地区的绝对贫困人数大幅度减少。图1反映了我国2000年以来民族八省区贫困人数绝对数下降情况。但从相对的角度，民族地区贫困依然严重，与全国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

新阶段的贫困特征促使我们对现有的扶贫模式进行反思。救济式扶贫主要对遭遇自然灾害、疾病的贫困人群直接给予物质和经济帮助。这种扶贫模式可以在短期内脱贫，但不具可持续性，容易养成贫困救济文化，导致自愿贫困产生。

开发式扶贫试图通过产业化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增加贫困地区综合实力。在实践中，通过瞄准贫困县、贫困乡镇、贫困村、贫困农户，利用财政资金、小额信贷、以工代赈等方式结合项目与当地优势资源，推动各级政府与贫困户参与减贫。目的在于通过扶贫提高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能力。作为扶贫开发的主要途径，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遵循了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理念，通过政府干预政策强制性减少贫困。但对这种模式的长期效应，学者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会给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带来好处，但政府的干预政策无法影响穷人的收入，反贫困政策的中心在于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对我国贫困减缓效应分析，经济增长的弹性在逐步下降。罗楚亮的研究显示，在2002-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不具有穷人收益性。根据国定贫困线和加权贫困距，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是穷人受损的，不利于极端贫困人群的福利改善。李石新研究发现，经济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贫困减少的主要动力，但收入差距扩大则弱化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农业、非农就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发展也对农村贫困减少起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多种资本的约束，仅仅依赖资金投入扶贫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贫困人群边际收益逐步递减。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化可以发现，我国民族扶贫县在开发式扶贫中更注重发展第二产业，但贫困人群并没有从第二产业发展中获益太多。根据贫困监测数据，在2002、2005和20i0年三个不同年份，民族八省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分别为38.9%、31.1%和21.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9.3%、35.2%和4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1.6%、33.7%和33.5%。而在民族八省区农民纯收入构成中，仍然以种植业收入和牧业收入构成的家庭经营收入为主，2010年，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为59.4%。克里斯藤森等（2010）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利用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对内蒙和甘肃的农户脱贫过程分析认为，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直是农村地区扶贫工作的关键因素。而农村多样化并未对减贫起到明显推动作用，研究结论强调农村落后地区扶贫规模的扩大主要应在农业领域，地区文化和农业生态对扶贫具有重要影响。

民族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缺乏使现有扶贫模式受到挑战。从长期看，靠外部输血的开发式扶贫在多重资本约束条件下难以实现可持续减贫。本文用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讨论民族地区多种资本约束下的扶贫路径。

三、多重资本约束：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把民族地区贫困诱因界定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本约束、地理资本约束和社会资本约束。生产资本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人力资本等与生产相关的因素；地理资本包括：生态气候、环境、距离、基础设施等与空间相关的因素；社会资本包括：政治、教育、文化、宗教、社会保障、能力等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因素。在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可以表述民族贫困地区受到不同资本约束下的生产可能性组合和消费组合。如果不存在交换，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用于消费，则可以运用预算约束讨论民族贫困地区居民的消费和福利。

如图2（a）所示。在不同的资本约束条件下，生产有各种可能性组合AB、A181、A1B和A282。根据经济学基本假定，生产可能性曲线离原点越远，表示一个社会越能生产更多的商品，则A282产出最高。假定A282为富裕地区的生产可能性组合，则AB、A181、A1B和A282的差距可以表示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地区的生产状况。如果生产全部转换为消费，与生产可能性曲线AB、A181、A1B和A282对应的预算约束线分别为CD、C1D1、C1D和C2D2，不同的预算约束线，对应不同的消费者效用线，分别为U1、U2、U3、U4。在预算约束和效用线的切点处，实现消费均衡，均衡点分别为E1、E2、E3和E4。根据假定，效用线离原点越远，表示消费者越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则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最高。

那么，在多重资本约束状态下，民族地区的贫困均衡如何体现？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民族贫困地区受生产资本和地理资本约束，所有资源用来生产两种产品X和Y，则所有商品组合为生产可能性曲线AB。AB线对应的预算约束线为CD，消费者效用曲线U1，在E1达到均衡，假定消费组合为（X1，Y1）；同理，在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下，生产可能性曲线为A181、消费效用曲线为U2，在E2点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消费组合为（X2，Y2）。但在既受到生产资本或地理资本的约束又受到社会资本约束时，两个约束同时存在下的生产可能性集为OAEOB1，消费集为四边形OCEOD1，此时消费者效用线为U0，在E0点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均衡，消费组合为（X0，Y0）。上述分析显示，在单一资源约束下，贫困地区生产和消费高于多种资本约束下的生产和消费。如图2（b）中的单一资源约束下的均衡点E1和E2处的生产和消费高于多重资源约束下的E0点处的生产和消费。E0成为多重资本约束下的强均衡点。

如何突破贫困均衡点？从理论上分析。可以通过三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扩大地理资本和生产资本投入。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强调扩大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扶贫的重要性。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政府扩大农村基础实施建设，缩小与外界空间距离，生产资本投入与扶贫结合，生产资本或地理资本线从AB移动到A1B，经济增长突破了原来的贫困均衡点E0。消费者在新的预算约束线C1D与新的效用线U3处实现均衡，在新的均衡点为E，处，贫困人群消费效用提高、福利增加。

第二条路径：充分利用地理资本和生产资本，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在实践中，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贫困人群公平教育的机会，从而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克服贫困文化的影响。社会资本扩大可以使A1B1移动到A1B，通过社会均等化突破原来的贫困均衡点E1，同样达到新的均衡点E3，贫困人群消费效用提高、福利增加。社会均等化扶贫路径会缩小贫富差距，为贫困地区后续经济增长积累人力资本。但这种方式需要较长的时间。

第三条路径：同时扩大生产资本、地理资本和社会资本投入，在贫困地区的所有资本得到合理配置时，可以实现E0点向E3点的移动。在E3点，消费者福利水平得到提高，但与富裕地区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从长期看，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E3点向E4点移动，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在单一资本约束下，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相对容易实现贫困均衡的突破，但在民族地区多重资本约束条件下，仅仅从生产资本和地理资本投入实现扶贫可持续性会受到制约。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调整扶贫思维和扶贫模式，构建多维扶贫理念，根据民族地区贫困特征与农户意愿，通过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扶贫。

四、民族地区减贫对策

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看，我国已经具备了通过第三条路径解决民族地区大范围和集体贫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行动。尤其是在2011-2020年扶贫刚要中，我国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关注连片特困地区，缩小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些都为我国解决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2011年GDP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国际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这为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奠定了经济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具备向民族贫困地区更多地转移财政支付的能力，可以通过利用公共财政为民族地区贫困人群提供公共服务、减少贫困带来的冲击。在长期的扶贫活动中，我们已经积累了扶贫经验，政府、行业、社会、国际组织等各界力量达成了扶贫共识，为民族地区扶贫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我国民族地区生产资本、地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发展现状看。政府在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进行了大量投资，自然村通路、通电、通电话、接收电视广播节目比例分别从2005年的75.5、93.5%、62.2%和82.2%提高到2010年的87%、97%、90%和94.4%，与全国差距很小。公共基础实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民族贫困地区与外界的空间距离，能够有效推动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外移。

因此，针对我国民族贫困地区扶贫短期效应、教育、文化和自我发展能力等与社会资本相关的投入不足、贫困人群的贫困文化和贫困心理薄弱等问题，本文认为我国应把扶贫资金投资重点投向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和个人能力培养、社会保障等与社会资本相关领域，为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人群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等公共产品，改善贫困人群的自愿贫困文化和心理依赖。同时，实施一个既符合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又符合民族地区资本特征和贫困人群意愿的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利用农业科技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我国目前民族贫困地区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2010年第一产业从业比例高达76.3%，希望得到扶贫项目构成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比例高达66.6%、林业比例为2.8%、农产品加工为3.5%，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比较优势在于农业，贫困人群希望通过农业脱贫的意愿也最为强烈。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民族贫困地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提高科技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贡献率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扶贫路径。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2篇

一、工作目标

以关于扶贫工作的总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落实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互利共赢原则，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切实解决贫困群众产品销路出窄，增强扶贫产业带贫益贫能力，筑牢贫困人口长效脱贫基础，形成持续稳定、互利共赢的消费扶贫长效机制。

二、实施范围

全镇5个行政村和4个有贫困户的社区，以建档立贫困户为重点对象，协同拉动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生产的地域性特色产品销售。

三、工作任务

1、督促各村和社区建立产品名录。结合上级文件要求，统计供应主体、产品产量、销售价格、产地等信息，优先将产量稳定、质量可靠的产品纳入“名录”，建立台账，及时报送消费扶贫产品名录。

2、帮扶单位助销。引导全镇8个帮扶单位带头消费帮扶村、贫困户产品，通过职工福利采购、“以买代帮”等方式消费“名求”内产品，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

3、电子商务营销。通过村级电商服务站，建立与贫困村、贫困户产品销售利益衔接机制，打通农产品上行销售渠道。提升农村电商网络节点的服务能力，建立健全农产品网销上下游服务链。让帮扶干部通过线上购买方式参与消费，提高电商物流服务站点农特产品销售规模。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全镇要把消费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营销活动，扎实做好贫困村、贫困户农产品产销对接工作，要充分发挥乡、村两级干部和帮扶队伍作用，组织实施好消费扶贫工作，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3篇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互利共赢原则，调动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切实解决扶贫产品销路难题，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带动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致富，促进扶贫产业良性发展，形成可持续增收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二、实施范围和时间

从即日起，通过线上线下定点购买贫困群众农副产品为主要方式，逐月完成采购任务，形成消费扶贫新格局。

三、主要方式

消费扶贫是精准脱贫的重要举措，是长效增收的有效举措，要协调社会各个层面，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动消费扶贫落地见效，真正实现贫困群众增收脱贫。

一要开展采购活动。公司及员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指定的扶贫农副产品，并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定向采购合作机制。

二要开展对接活动。进一步完善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维护双方权益，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三要开展宣传推介活动。在大力宣传扶贫农副产品的同时，充分发挥公司职工思路宽、交际广、渠道多的优势，鼓励带头消费帮扶贫困户的扶贫产品，为帮扶对象产品代言，开展熟人销售，向朋友圈、亲朋好友推荐产品，拓展销售渠道。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公司消费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由董事长同志任组长，总经理任副组长，各高管为成员，科学谋划、主动介入，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4篇

一、在政策文件出台方面

我区出台了《市区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对消费扶贫工作进行了目标设定，通过组织引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有关协作方面和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供销关系，力争销售贫困村农副产品10万元以上。我区结合市发改委出台的《市2020年消费扶贫工作方案》研究制定我区工作方案，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推进消费扶贫工作。

二、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我区积极响应发展“市集经济”号召，举办了“促脱贫攻坚、建美丽庭院”和“城乡接力，助农地摊大集”等丰富多彩的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活动，拉动了区疫情后的经济发展。

我们分别在两个贫困村开展的“促脱贫攻坚、建美丽庭院”活动，通过区委书记带头扫货、网红直播秒杀等方式，线上线下累计销售农副产品12万余元。在区政府门前开展了两期“城乡接力，助农地摊大集”活动，销售额达到35万元以上。

9月份我区在民俗村开展了“消费扶贫月”暨“丰收大集”活动，主要售卖贫困户种植的蔬菜水果，低保户养殖的土鸡蛋等农副产品，边缘户上山采集的蘑菇、野生猕猴桃，更有涉贫合作社及企业所生产的蜂蜜、沙棘饮品、月饼、酱菜等特色优质农产品供市民选择。各路网红主播也来到现场开启直播，通过线上优势，集中展示区产品特色，带动优质农副产品及旅游商品拓宽销路，销售额达10万元。

从六月份中旬开始至九月份，全区共有十二个镇街参与主场销售，共有商户400余户携带别具特色的农产品及农副产品销售商品，销售总额达140万余元。

通过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贫困村贫困群众产品变商品、收成变收入、服务变劳务，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促进贫困村生产好产品、打造硬品牌、对接大市场，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三、存在的问题

通过活动中我们发现，我区贫困人口相对年龄较大，生产的农作物主要以玉米为主，其他农副产品产量较少。在贫困村开展的活动消费主体为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两个贫困村离市区较远。产品种类多以鸡鸭鱼为主，品种单一。同时因位置偏远，致使部分扶贫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各环节成本过高，存在优质不优价的问题。

四、下步工作打算

通过当前工作来看，我区已初步完成年初设定的工作目标。下一步，我区将结合“扶贫日”“第一书记代言”等相关活动，不断宣传推广贫困地区农产品。继续组织开展“城乡接力，助农地摊大集”活动，扩大消费主体，提高全区人民消费扶贫意识。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5篇

要害词：西部旅游扶贫乘数效应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9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要害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9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9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赖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9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造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造、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治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导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治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动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仿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仿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仿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胜利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峻，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屹山，王广亮.资本的泛化与权力博弈[J].中国工业经济，2009.7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西部 旅游扶贫 乘数效应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5年的2365万，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5%，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现有贫困人口的分散化以及脱贫又返贫现象的存在，使我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越来越慢，扶贫难度也越来越大。

无论从贫困人口的总数还是从贫困发生率上看西部都是最高的，解决西部贫困问题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发式扶贫是我国目前扶贫工作的主要方式，实施开发式扶贫的关键是找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中、东部相比，西部地区发展旅游业具有明显的优势，旅游扶贫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问题，由此形成了旅游扶贫理论。在旅游扶贫理论中旅游乘数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说明旅游扶贫的可行性。

旅游乘数效应的概念在西部地区的体现

乘数这个概念是由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31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凯恩斯采用并进一步完善。所谓乘数，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即因变量的变化量与自变量的变化量之比。由于各个经济部门在技术和经营上是相互关联的，一种经济量的变化，可以导致其他经济量的相应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连续发生的，最终可导致数倍于最初经济量变化的结果，所有变化产生的最终总效应称为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是指旅游消费在经济系统中导致的直接、间接和诱导性变化与最初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旅游经济影响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乘数理论是评价旅游对目的地经济发展最具说服力的工具。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是指旅游者在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口所在地消费，最终可带给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多少收入、多少就业机会。由于旅游活动涉及的部门行业很多，旅游消费在经济内的流转又过于复杂，各项数据难以获得，要精确的计算旅游乘数难度很大。所以本文采用对旅游乘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

旅游乘数的大小主要受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诱导效应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效应的影响因素并结合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效应。

（一）直接效应

直接效应是指旅游消费对经济系统中直接给旅游者提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或部门在产出、就业方面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的多少，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以及旅游收入又取决于旅游业本身的发展水平。我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何呢？

通过对西部12省区的旅游收入和接待旅游者的人数的分析来看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仅从国际旅游方面来看，2005年全国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增长13.82%，旅游接待人天数同比增长21.17%，而西部12省区在旅游外汇收入上除了四川和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旅游接待人数上，除了四川、陕西、青海、新疆增长速度较慢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省区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尽管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规模上，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西部地区旅游的规模还很小，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292.96亿美元，西部12省区旅游业外汇收入合计为258358万美元，占全国旅游外汇总收入的8.82%。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138411276人天数，西部12省区接待入境旅游者人数合计为15091044人天数，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数的10.9%。所以从现阶段来看，整个西部旅游业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贫困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低，所以西部贫困地区旅游消费的直接效应会比较低。

（二）间接效应

间接效应是指直接旅游收入在目的地经济内流转过程中对当地相关企业或部门的收入、就业的影响。旅游业属于第三产业并且是综合性很强的第三产业，它的发展直接依赖于第一、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我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是对旅游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其产出的10%以上都提供给旅游业；电力、石化、金融保险业产出的6%左右贡献给旅游业；而邮电通讯、食品制造、房地产、公用事业及服务业等产出的30%左右都贡献给了旅游业。在旅游业依赖这些产业的同时也给这些产业带来了收入以及大量的就业机会。这种间接效应的大小取决于旅游目的地整个经济供给水平的高低或者说是整个经济的漏损程度的大小。漏损程度和间接效应的大小呈反方向变化，漏损程度越大间接效应越小，漏损程度越小间接效应越大。

西部贫困地区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相应的整个经济供给水平也很低。从总体水平来看，2003年末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国内生产总值7493.2亿，元仅占全国6.4%，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29.4元，而全国为907元。从产业发展来看，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第一产业是主导产业，但受自然条件及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产量较低，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22591千公顷，产量只有7893.7万吨，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22.7%，产量只占全国18.3%。人均粮食产量458.1公斤，全国为658.9公斤，其它农作物的产量远远低于全国水平。所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低，剩余产品少，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很难满足旅游消费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大量输入来解决，从而造成经济的漏损。

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虽然有较快增长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差、缺乏区位优势，同时劳动力文盲率高，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仍低于全国县域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基础设施方面，与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发展旅游业的地方大多是偏远山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所以西部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的投入，而当地资金又不足，西部贫困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省级财政安排的扶贫资金，占整个资金来源的78.2%。从2003年的数据看，以上来源的扶贫资金为2166678万元，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县只有3659万元，资金本来有限，而资金的1/3以上投向了第一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基本农田建设等）剩下不足2/3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提高生活质量的行业。这对于解决当地人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支撑旅游业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西部贫困地区要发展旅游业首先是解决资金问题，主要的方法就是引进外资，引进外资就意味着经济漏损的增大。在旅游者所需要的产品提供方面，贫困地区又力不从心，由于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在产品质量、类型、档次上都不能满足旅游者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大量的商品输入，这又意味着漏损的增加。在人力资源方面，贫困地区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一批专业的高级管理人才，人才的引进又形成经济的漏损。

从以上分析看，在间接效应阶段，由于西部贫困地区三大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存在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供给限制，这种供给限制使整个经济体系无法提供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所需要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致乘数效应值下降，影响间接效应的发挥。

（三）诱导效应

诱导效应是指所有直接和间接向旅游者提品或服务的企业或部门的职工，把其以工资或其他形式分享到的旅游收入用于当地的生活性或服务性消费支出时，对当地相关部门和企业产生的影响。很明显，这一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或企业的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从业人员大部分来自当地，所以需要计算当地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本文通过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各年的收入消费资料，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测算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并将其与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比较。

根据消费函数c=a+by，c为人均消费性支出，y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表1提供的数据，利用eviews软件分别构建出全国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函数及检验结果如下：

从回归检验的结果来看，可决系数（r2）和调整的可决系数（）的检验结果来看，检测值均在0.98以上，表明模型拟合的非常好。t统计量的值均大于t分布双侧分位数，表明回归系数通过检验，此外从f统计量的检测值看，总体回归方程是显著的。进一步代入相应数据对模型进行模拟检验，三个模型的实际值与模拟值的绝对误差很小，表明模型的模拟精度很好，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显著性很好，拟合程度很高，其结果是可信的。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城镇居民、全国农村居民及西部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0.757、0.709、0.772。

从本文测算的结果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全国城镇居民和全国农村居民，也就意味着西部贫困地区直接和间接旅游从业人员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所以在这一环节，旅游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大。

结论

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直接和间接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应会提高，由于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导致消费水平较快提高，在投资、政府转移支付、进出口净额不变的前提下，会导致当地国内生产总值以较快的速度增加，所以从理论上说西部地区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比较大。很多地方旅游扶贫的成功经验说明，旅游业在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繁荣地方经济等方面具有巨大乘数效应，发展旅游业对于消除贫困有重要作用。

边际消费倾向对国内生产总值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当地居民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入的多少，而当地居民获得收入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旅游收入的高低，另一方面还取决于旅游收入有多少留在了当地。旅游收入的高低取决于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旅游收入留在当地的比例取决于经济的漏损程度，漏损的多少又取决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经济供给能力的高低又取决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旅游乘数效应的发挥要有一定条件，会受到其本身旅游业发展水平及其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旅游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某些地区会被削弱，这样的地区往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旅游扶贫”的对象区域当然也包括在内。

分析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的意义不仅在于正确认识旅游扶贫的作用，还在于要为贫困地区提高旅游扶贫的乘数效应指明努力的方向。贫困地区旅游乘数效应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比较严重，经济漏损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比较低导致的，而在短期内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入手来相对减少贫困地区的经济漏损：一方面，应尽量利用区内资金。给区域内资金投入一定的优惠，比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等。另一方面，由于贫困地区利用外资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一些税收等优惠政策鼓励其利润再投资，从而使其利润用于发展当地的产业。人员聘用方面，尽量使用贫困地区的人员，虽然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但由于旅游业的大部分岗位的就业门槛比较低，比如保洁、基层服务等等。要减少漏损还可以走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的方式，走纵向一体化的道路，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大产业，从而相对提高旅游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

参考文献：

1.张屹山，王广亮.资本的泛化与权力博弈[j].中国工业经济，2004.7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贫困地区；粮食获取；粮食安全；购买力

中图分类号：F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8-0041-05

一、引言

粮食安全是指确保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为了生存和健康所必需的足够食物，其本质是既要保证粮食供应充足又要确保任何人都有能力得到足够的粮食。粮食安全的两个核心要素是粮食供给和粮食获取。粮食供给是粮食安全的必要条件，但粮食供给总量的充足只能说明人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粮食，但并不表示每个人一定有能力得到。粮食获取能力是在粮食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实现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决定了人们最终能获得的粮食的数量。近年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供应充足，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已处于发展中国家较高水平。尽管如此，对于贫困人口而言，他们的粮食安全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因为他们的粮食获取能力还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及贫困发生率显著大幅下降，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农村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年均减少9.29%，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6%，年均降低1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农村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口（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绝对贫困线的人口），2007年中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约2841万，占农村总人口的3%，2008年国家将绝对和相对两条贫困线合二为一，并将标准提高到人均年收入1196元，贫困人口达到4007万人，2011年将贫困线上调为2300元，贫困人口达到1.28亿。中国半数以上贫困人口分布于山区，2009年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52.9%，丘陵占23.6%，平原占23，5%。西部地区仍是中国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2372万，占65.9%，中部地区1052万，占29.2%，东部地区173万，占4.8%。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2001年扶贫重点县绝对贫困人口1812万，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61.9%，贫困发生率为9.1%，比全国高5.9个百分点，低收入人口3865万，占全国的62.9%，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9.4%，高出全国12.8个百分点；2010年，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1693万，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63%；贫困发生率8.3%，是全国的3倍。扶贫重点县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10年，西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1134万，占67%，贫困发生率10%；中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507万，占30%，贫困发生率6.5%；东部扶贫重点县农村贫困人口52万，占3%，贫困发生率4.O%。鉴于此，我们在做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居民的粮食获取分析时，将主要以2001年确定的592个扶贫重点县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合称为贫困人口。

二、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状况

整体而言，中国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能力已有很大改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一直维持在250千克/年/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进入21世纪。农村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逐渐下降，由2000年的250.2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181.4千克（见图1）。伴随着人均粮食消费量的下降，肉蛋奶类食物的消费不断增加，猪牛羊肉每年的人均消费量由1978年的5.8千克增加到2010年的15.8千克。细粮在粮食消费中占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49%增加到2010年的82.4%（见图1），表明粮食类食物消费质量的提高。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与全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如表1所示，2000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量仅相当于全国的76.3%，低收入人口的粮食消费量为全国的87.9%：而且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与全国的差距还在日益变大，在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量为全国的78%。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粮食消费量还在日益降低，2007年降到140千克，都低于150千克的警戒线，2008年和2009年有所上升，但仍低于150千克。

在592个扶贫重点县中，有332个不同程度缺粮，涉及人口近1.3亿，在国务院扶贫办重点调查的100个贫困村中，36.4%的农户不同程度缺粮。从粮食消费的主要构成看，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谷物和细粮消费量明显低于全国，薯类的消费则高于全国（详见下表2），谷物（特别是细粮）是品质较高的粮食类食物，而薯类的营养价值则较低。从热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看，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的热量和蛋白质摄入量仅处于基本满足中等体力劳动所需求的阶段，而且2002年以来，热量、蛋白质的消耗都在减少。从食品消费支出额及恩格尔系数也可以看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较全国还低许多，农村贫困人口食物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平均高出全国15个百分点（详见表1）。

综上所述，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较之于全国农村平均还相差甚远，而且近年来消费量逐年下降，差距进一步拉大，这表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获取能力还比较低，发展变化的趋势也较为不利。

三、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粮食获取能力的影响因素

1.影响粮食自行生产能力的因素

农村贫困人口消费的粮食主要来自于自行生产。2002年，中国扶贫重点县农户的平均粮食产量475.8千克，销售量114.2千克，仅占24%；到了2009年，扶贫重点县农户的谷物平均产量509.2千克，其中35.2%用于销售，可见，扶贫重点县农户生产的粮食有70%左右用于自己消费。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粮食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以及人均粮食产量都在不断增加，由表3可见，2001-2009年，三者分别由8025.5万吨增加到10814.1万吨，223.5千克/亩增加到280.2千克/亩，404.5千克增加到536.5千克，表明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粮食生产能力在提高。尽管如此。与全国相比，贫困地区的粮食生产能力还是较低的。单位面积产量仅相当于全国的80%左右；人均产量也在全国的60-72%之间。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粮食生产能力较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个方面：（1）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边远山区，耕地资源稀少，土地贫瘠。592个扶贫重点县，62%在山区，21%在丘陵或半山区，平原仅占17%。扶贫重点县耕地数量及质量与全国相比均存在一定差距。如下表4所示，重点县人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4左右。且耕地质量明显偏低，重点县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低于40%，而全国水平即使在最低的年份也有42.5%；人均有效灌溉面积也仅相当于全国的60%左右；此外，重点县耕地质量改善的进度缓慢，2001-2008年间。有效灌溉面积所占的比重仅提高了5.5个百分点，人均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增加仅为1.5%。（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拥有的农业生产性资产数量少、质量低。扶贫重点县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拥有量还较低，仅相当于全国的55%左右；扶贫重点县每百户拥有的拖拉机数量也仅相当于全国的80%左右。由下表5可见，2005年以来，扶贫重点县每百户拥有的胶轮大车数量超过了全国（重点村自2004年开始超过全国），而且扶贫重点村每百户拥有的胶轮大车的数量明显高于重点县；全国每百户拥有的胶轮大车数量在减少，但扶贫重点县和重点村在2004年之前却在增加。（3）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较少，财政、信贷支农偏低。2001年，扶贫重点县种植业人均生产投入200元，是全国的61.4%，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12.3千克/亩，是全国的70.3%；2009年，扶贫重点县种植业人均生产投入增加到511.8元，是全国的64.9%。2008年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16.7千克/亩，是全国的74.6%。尽管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的绝对数量和占全国的比重都在增加，但与全国相比，其投入仍然较少。（4）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较低。农业生产中的科技投入体现在良种的采用、现代农作机械的投入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使用上。2002年，扶贫重点县中使用节水栽培技术的村和有塑料大棚/温室的村的比重分别是6.3%和13.1%，2008年两者分别为6.3%和14.9%，前者与2002年持平，后者仅增加1.8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业生产中现代科技使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在科技研发、推广方面的投入较少。（5）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干旱、水涝、冷冻、病虫害等自然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显而易见，如果有足够的防范自然灾害以及灾后恢复生产的能力，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影响就会降低。2002年，扶贫重点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村的比重为61.9%，由于自然灾害而导致缺粮需救济农户的比重为14.9%，2008年，两者分别降低了21.1和8.3个百分点。平均而言，贫困地区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区域的比重在1/2左右，扶贫重点村发生自然灾害的比重和自然灾害导致的缺粮需救济农户的比重要高于扶贫重点县，这表明越贫困的地区遭受自然灾害的比重越高，而且后果也越严重。

2.影响人们购买力水平的因素

除自行生产，获取粮食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市场交易，因此，购买力水平就成为影响人们粮食获取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全国相比，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较低。从收入的构成看，无论是全国还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较低。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占纯收入的66.4%，2009年，该比重下降了12.8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则由2001年的29.9%上升到2009年的35.6%。与全国相比，贫困地区家庭经营收入在纯收入中占的比重要高，而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种植业收入，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种植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2.8%，高于全国的55.5%；2008年，该比重降为62.1%，但仍高于全国的58.6%。可见，越贫困的地区，农民的收入越依赖于农业，而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特别是种植业，这就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

造成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1）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性资产少。生产经营投入偏低。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进行家庭经营活动必须拥有一些必要的生产性资产，以及进行必要的生产投入，但在贫困地区，农民的生产性资产与投入较之于全国都较低。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户均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2745.2元，相当于全国的56.2%；2009年增加到6087.1元，相当于全国的61.1%；总体来看，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户均年末生产性资产仅相当于全国的2/3左右（详见表4）。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产投入较之于全国也要少许多。2001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生产投入414元。相当于全国的70.8%；2009年为977.9元，相当于全国的57.5%，下降了13.3个百分点。这表明扶贫重点县农民的人均生产投入不仅较低，而且还有相对下降的趋势。（2）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偏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总体较低，大部分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大约占80%。与全国平均相比，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更低。2001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高出全国8.4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高出11.4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则分别低14.6、3.9和1.4个百分点；2009年，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升，但较之于全国仍然较低，文盲和半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的比重分别高出4.9个百分点和7.9个百分点，而初中、高中、大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则分别低7.2、3.6和2个百分点。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所占比重看，贫困地区为10%左右，大约比全国低10个百分点。

3.影响粮食获取的其它因素

一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状况。粮食顺利到达消费者手中，才能实现其消费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将起到关键作用。贫困地区的交通通讯条件仍较差，592个扶贫重点县大部分分布在山区、丘陵和远离经济中心的边远地区，交通十分不便。在扶贫重点县中。距离县城所在地20公里及以上的村占58.6%。10-20公里的占19.9%。扶贫重点县通公路的自然村的比重在2002年为72.2%，比全国低24.6个百分点；2009年，该比重上升为86.9%，与全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贫困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与全国的差距也较大，2002年，扶贫重点县通电话的村占52，4%，能够接受电视节目的村占83.7%，分别低于全国39.8和14.7个百分点，2009年，扶贫重点县的通讯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通电话的村以及能接受到电视节目的村的比重分别上升到91.2%和94.5%，但与全国还有一定差距。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精准扶贫；智慧社区；农户；新战略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090-03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是艰巨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其中重点之一就是保证到2020年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已进入决定性时期，临近终点也意味着难度越大越关键。在讲话中不断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的特性。虽然在某些程度上，扶贫工作短期阶段性效果良好，但是，贫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实现“五位一体”的扶贫总目标并不像表面那么容易。尽管扶贫有一定成效，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多、扶贫工作开展困难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难度十足且任重而道远。随着“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智慧社区的应运而生，“智慧社区+ 精准扶贫”这一新战略将会带动贫困地区依靠自身优势寻找解决贫困问题的措施，有效地促使农户真正意义上地迈向小康生活。

一、传统扶贫模式及其性质分析

（一）政府主导式基础设施建设扶贫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农村贫困地区经常流传着“要致富，先修路”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响应国家的政策，力图让农村地区先突破地理因素的弊端，真正走出去，加强和外界的连通，进而逐步摆脱自身贫困。

这种模式依靠政府部门统筹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需要的资源，明确项目的开展进程与规模；将农村贫困地区的优势不断扩大，并积极寻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突破口；将扶贫工作与整个贫困地区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以维持农户的基本生活。尽管如此，它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精准性上，由于不同地区可能存在差异化的贫困因素和自身的特点，尽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扶贫问题的推进，但依然无法解决农村贫困的本质性问题。此外，可持续性不强。一是由于扶贫项目需要经过逐层审批，环节多、效率低，扶贫项目开展起来比较困难；二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毕竟只是解决农村贫困的第一步，如何在现有的基础设施落实之后，能够带动农村地区的发展才是关键。

（二）政府“输血式”扶贫

这种扶贫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政府部门通过财政手段向贫困地区发放各种补助，例如直接批播救济金、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等等，从而针对性地减少贫困地区农户的支出，降低他们的贫困程度。但这种直接灌输的方式造成贫困地区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农户自身谋出路的能动性差。同时，政府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基于此，此种扶贫方式只能缓解一时的贫困，可持续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没有找到真正促使农民脱贫的方法，要想长期持久地消除贫困，还需要更加妥善的策略支持。

（三）农村金融扶贫

农村金融扶贫是一种致力于减缓农村贫困地区的资金供需矛盾，从经济上改变贫困地区落后状况的新兴扶贫模式。它主要利用金融机构的杠杆作用，采用发放金融产品的形式，促使贫困地区人口提高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摆脱贫困的造血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近些年兴起的，随着农村信贷赊销等金融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农民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愿望略有加强。但是，这种扶贫仍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是难以准确估量不同贫困程度农户的生活生产情况，实际操作中总是存在一定数量的贫困农户由于自身条件限制等原因，无法获得金融扶贫带来的效益；二是扶贫项目难以创新开发，很难彻底解决经济贫困的问题；三是因为这种扶贫模式主要依赖于农户的参与，扶贫机构和相关部门只是单纯地提供平台，所以无法将扶贫的效益最大化。

（四）农户迁移扶贫模式

@种模式的重点在于生活环境相对恶劣、发展比较困难、经济实力落后的农村地区，将贫困地区的人口进行转移是扶贫的首要环节。但这种扶贫的后续流程是不明确的，因为即便贫困地区的农户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将以怎样的生产维持生计、如何调配生产要素等等关键环节都没有被纳入考虑。它只是说明了对于特困地区来讲，扶贫的第一步工作在于转移人口，消除恶劣环境带来的问题，但缺乏实质性的扶贫指导意义，同样没有深入农村地区解决贫困问题的本质。

传统扶贫模式的弊端主要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单纯依靠政府的资金扶持并不能够持续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而赊销信贷只是提供了较为短暂的资金支持，因为农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农副产品的销售问题无法精准而可持续地解决，所以使得这些传统扶贫模式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基于智慧社区的精准扶贫及其可持续性分析

在扶贫的攻坚时期，要克服传统扶贫方式存在的不足取得最终的成效，就必须采取更加适宜妥善的扶贫战略。而城市社区居民作为最稳定的农副产品需求者，如何精准地匹配城市居民的需求与农户的供给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精确预测社区消费者需求；其次，如何最少机会成本和最低费用精准配送到社区消费者手中；再次，社区消费者如何精准支付给农民；最后，城市社区中购买农产品的消费者如何将消费意见反馈给农民，构建良性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智慧社区模式下的精准扶贫

曾在一次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重点强调，扶贫开发的要领在于“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完成新时期的农村扶贫战略目标，就需要在已有扶贫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特点，构建扶贫开发新战略，而在这其中，精准性则是扶贫新战略的首要要求。在大数据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智慧社区可较为高效地将城市社区居民与贫困地区的农户联系起来。

通常情况下，精准扶贫战略的基本条件包括：制定精准的贫困地区“盯住”机制、进行精细的脱贫方针和执行有效的行动。首先，智慧社区的运行可以获得城市社区居民衣食住行、消费投资等等各个方面的数据，深人探索居民生活消费的规律，获取过去不可能获取的信息，在消费端为贫困地区农户提供了农作物种植生产的基本参考，可以实现农户对居民消费的合理预测。其次，智慧社区下的精准扶贫能够让不同地区种植的特色农作物有更广的销售市场和更稳定的销售渠道。信息透明化使得供应链上的农户和居民等多方参与者共享信息，进而减少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在比较之中达成双方共同满意的买卖。最后，智慧社区作为连通城市居民与贫困农户的平台，可以实现快捷准确的支付。如此一来，农户可以即时收到农产品等的购买资金，减少买卖中拖欠付款现象的发生。

考虑到“智慧社区+精准扶贫”的本质特征，农业再不像过去那样离城市遥不可及，而是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投资者了解这一领域的大量信息，通过智慧社区平台的展示与推广，提高对贫困地区农户农产品的购买率，使得贫困地区逐步脱贫。

（二）智慧社区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分析

精准扶贫从来都不是现阶段就能完成、一蹴而就的工作，扶贫是需要时间并会持续地过程，而且不单单局限于对现有绝对贫困人口和地区的帮扶和脱贫。扶贫开发的本质意义在于消除社会中的贫困问题，逐步实现贫困地区人口摆脱贫困的生活状态，开始迈入小康社会，这就对扶贫脱贫效果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精准扶贫战略和可持续扶贫战略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这样才使得扶贫是更有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要不断完善和加强可持续的精准扶贫，就必须根据不同扶贫对象的特点和自身需要做出调整，适宜地制订可持续的扶贫计划。由于受到区域因素的影响，不同农户的发展策略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和地理种植环境上，但如何保持住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他们通过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摆脱贫困就显得尤为关键。

不同于购买奢侈品，消费者对于蔬菜米面等农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所以当智慧社区将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提供给社区居民时，就形成了贫困农户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相比于超市出售的农产品，农户提供的农产品可能更新鲜并符合消费者的偏好，而且在价格上也更优惠，省时省力地就可以获得。这无疑将大大提高消费者的购买热情和农户主动发展生产的动力，进而推进可持续性扶贫的开展。

三、基于智慧社区的精准扶贫策略分析

农村地区的扶贫工作一直以来是中央非常关心的民生大事，尤其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效果更是较为显著，但是有一些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为了更好地进行精准扶贫工作，实现扶贫的更大胜利，是需要不断地提出更加有效和有针对性的策略来解决更多的问题。此外，智慧社区在该扶贫模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智慧城市的最小单元，将智慧社区下的精准扶贫拓展到智慧城市，即延伸到其他智慧社区，将大大提高精准可持续扶贫的效益。

（一）强化农户自身发展意识，树立坚定的脱贫理念

脱贫致富仅仅依靠政府带动是远远不够的，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户们必须有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意识，首先才能从思想上认识到脱贫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只有农户自己想走出去，才能使扶贫的工作有力有效地开展。智慧社区为农户搭建的平台，有利于确保农户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二）完善通信网络，构建“智慧社区+精准扶贫”的运营模式

信息网络体系建设是实现“智慧社区+精准扶贫”的基础之一，这样才能改善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使信息化能够体现在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的生活信息化水平高了必然会延伸到农业生产方面，建设完备并专用于服务农村地区的信息化交流平台。将标准化和高品质作为农产品的主要衡量指标，同时将高效迅捷的物流配送作为农产品的支撑保证；增加农户使用互联网进行网络交易结算的频率，智慧社区平台为农户进行产品推广及提供各类信息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

首先，充分发挥网络虚拟平台自身高度信息化的特点，将产业化经营不断落实，有效整合产业链上城市中智慧社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农村贫困地区的供应信息、价格信息以及产品市场需求情况等信息，通过互联网平台、智慧社区的运用，将供需匹配起来，实现农户和社区居民的双赢。随着消费的娱乐化提高以及服务的体验性增强，更多的消费者开始从线上消费转至线下进行消费，增加农户获得收益的可能性。

其次，消费者通过互联网预定以下订单的方式使农户生产量增大，最终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由于不同消费者拥有不同的消费偏好和需求，贫困地区农户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有差别地、分类分量地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和种植。

最后，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产品已成了一种习惯，况且网络为消费者提供的可认购和种植的农产品种类繁多。智慧社区邻里圈内的居民通过平台认购不同质量、多种类别甚至特定农户生产的农产品，共同筹集资金，预先支付给农户，可以减轻农户的经济负担。

四、小结

过去的扶贫政策主要以“普惠式”扶贫为主，这种“吃大锅饭”的方式不仅会造成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会导致贫困人口缺乏自力更生、主动发展的意识，传统扶贫方式的精准性差和可持续性弱的特点使得扶贫的效果大大降低。在互联网、大数据的背景下，利用智慧社区克服传统扶贫模式的种种缺点，在为城市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生活的同时，能将农村贫困地区的优势相结合，为农户带来长久稳定的收入来源。随着智慧社区模式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将会逐渐扩大至其他智慧社区，甚至智慧城市，从而惠及更多的贫困农户，为脱贫提供一定帮助。

参考文献：

[1] 黄承伟.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与研究，2015，（2）：56-59.

[2] 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及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3] ⒔饬.经济新常态中国的精准扶贫理论与机制创新[J].湖南社会科学，2015，（4）：156-159.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摘要：我国最新制定的贫困线标准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肯定扶贫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现行贫困线制度存在的问题，只有不断完善扶贫制度，科学的制定农村贫困标准，才能准确的识别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摸清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从而为我国调整扶贫战略，切实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贫困线 贫困人口 测定 对策

2011年11月29日召开的中央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央决定将国家扶贫标准上调至2300元，比2010年提高了1026元，增幅高达80%。新的扶贫标准顺应民意，与国际接轨，有利于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次调整符合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实际，体现了我国政府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民生为重的务实发展理念，是执政理念的巨大进步，充分反映出政府为解决好农村民生问题、努力缩小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的坚强决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还应看到我国现阶段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扶贫制度，以使广大贫困人口得到更好的保障。

贫困标准的现状分析

（一）贫困线概述

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是指国家为救济社会成员因自然、社会、经济、生理和心里等方面原因，收入减少或中断难以维持基本生活而制定的社会救济标准。其计算步骤是：根据维持人体正常生活所需的最低热量摄入量2100大卡来制定食品消费项目和数量，计算出这些食品组合的消费支出，最后加上一定比例的非食物消费支出，即得出贫困线。贫困线有相对贫困线和绝对贫困线两种。发达国家设定的贫困线我们称之为相对贫困线，除了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外，还可让他们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生活质量并解决发展权利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设定的贫困线多为绝对贫困线，或者称为活命线，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是真正的绝对贫穷，紧紧满足维持生计的基本需要。

（二）我国的农村贫困标准

1985年，我国政府将人均年收入200元确定为农村贫困线，把它作为识别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和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标准，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农村贫困线制度。此后，政府每年会根据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化来调整贫困线。从制度建立以来，我国的扶贫标准就一直在提高。2009年，贫困线标准提高至1196元，2010年又将这一标准提高到1274元，从1985到2010年，农村贫困线提高了6.4倍。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的1196元提高了92%，比2010年的1274元提高了80%，对应的贫困人口规模增至1.28亿。这次调整是我国在2008年将农村贫困线和低收入线合并之后，第二次大幅度提高农村贫困线。

新的国家扶贫标准相当于每天1美元，等同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国际贫困标准。按此标准，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扩大至1.28亿，剧增1亿，占农村总人口的13.4%，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十分之一。

我国现阶段贫困线制度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政府实行扶贫开发政策以来，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也要看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扶贫开发工作仍是一项长期和艰巨的历史任务，关于新的扶贫标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新标准仍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的贫困标准一直偏低，造成不少人“被脱贫”。2010年，农村贫困线调整为1274元，贫困人口为2688万。生活在这条线上的贫困人口，每天的消费支出相当于六个馒头，或三根香蕉，或两个半蒜头。新的贫困标准提高到了2300元，接近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日均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但联合国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绝对贫困”。 2008年，世界银行将国际贫困标准从每天生活费1美元提升至1.25美元，我国制定的新标准仍低于国际标准。贫困标准的测算同样采用国际通行的算法，但最后却得出迥异的结果，关键在于计算中非食物的消费比例占到多大。美国的计算方法中，非食物消费比例占到三分之二，高于我国的三分之一，这样就造成两国贫困线的差距。

2011年，美国贫困人口的定义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2314美元（见表1），按照这个标准，超过13%的美国人需要政府的帮扶。根据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在美国的贫困家庭中，购买房子的家庭占到46%，平均每家有三个卧室、一个半浴室和一个车库；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高达73%，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辆或以上；贫困家庭孩子所获取的营养物质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没有营养不良，都超出标准，甚至普遍超重。可以看到，两国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不具可比性。

（二）贫困人口的购买力降低

1985年，我国政府将人均纯收入200元定为贫困线，到2011年提升至2300元，24年来增长11.5倍；1985年到2011年，我国GDP由7780亿元增至471564亿元，24年来增长60.6倍；1985年到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97元增至6977元，24年来增长17.6倍；1985年，贫困标准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52%，2011年则降至33%（见图1）。可以看到，24年来我国农村贫困线的增幅均低于其他主要经济数据的增幅，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力下降，不如从前。有专家曾以北京米价做过一项统计，1985年北京大米0.254元每斤，贫困线200元能买787斤大米；2009年北京大米按照2元每斤计算，贫困线1196元只能买下598斤大米。这项统计说明，虽然贫困线一直在提高，但贫困人口的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却出现了下降。

（三）贫困县政策缺乏精度

我国目前的扶贫策略主要是以县和村为单位进行的区域瞄准，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保证供给，防止扶贫资金的分散使用。这项政策在帮扶落后地区发展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时至今日，不少贫困县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甚至成为经济强县，贫困在当下也不再以整县的形式呈现，贫困县所覆盖的贫困人口比例逐年下降，超过一半的贫困人口已不再集中于贫困县，单纯以县为单位的反贫困战略已不符合我国国情。2011年的“全国百强县”名单中，3个贫困县榜上有名，在西部百强县、中部百强县和东北三十强县名单中，有十几个贫困县也身在其中。由于“贫困县”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各地都把争取带上并且保住贫困线帽子作为一项政绩，“争当贫困县”、“脱贫不摘帽”、“贫县不贫”等问题突出。

贫困线制度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只有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农村贫困标准，使其更具科学性，才能准确地分辨贫困人口，测定出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从而为制定有效的扶贫战略，有针对性的做好扶贫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一） 健全贫困线调整机制

贫困线的确定是实施扶贫工作的前提，因此贫困线标准要根据现实情况及时调整。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贫困线的测算方法，但未就其调整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只是简单的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相挂钩。这种调整方式的缺点在于，CPI是类消费品的综合价格指数，而食品消费却是我国贫困线测算中的主要依据，但是食品类价格上涨速度远超CPI，因此会造成贫困人口购买力的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杨立雄教授建议，贫困线标准的调整应与食物价格指数建立联动机制，以保证贫困线的绝对购买力不下降；贫困线标准还应与收入水平建立联动机制，以保证贫困人口能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汪三贵教授认为，应该调整贫困线计算中的消费结构，加大非食物消费支出的比例，并且应该五年进行一次大调整。

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是由全国统一制定的一个标准，但由于我国东、西部生活成本差距大，各地政府还应在全国标准下，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制定出适合自己的贫困线。

（二） 调整扶贫策略以提高扶贫精度

贫困线的提高可以让扶贫资金覆盖更多的贫困人口，但要更精准的瞄准穷人，还需要对我国现阶段主要以县、村为单位的扶贫策略进行调整：第一，建立贫困县动态评定机制，有能力脱贫致富就退出名单，使政策和资金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以提升减贫效果；第二，关注个体，建立以户为单位的扶贫策略，加大农户扶贫力度，提高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率；第三，减少扶贫参与机构，缩减中间环节，降低成本，提高扶贫效率。

（三） 完善扶贫资金监管机制

贫困线标准的提高不仅增加了贫困人口数量，政府扶贫资金的投入也要增加。2011年，中央专项扶贫资金达到270亿元，同比增长21.25%，增量和增幅均达到历史最高。2012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幅将超过20%，中央还将进一步健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随着中央扶贫资金持续的高投入和高增长，各级扶贫开发部门应高度重视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全过程的监督管理：第一，努力创新监管工作机制，探索新方法，发挥广大群众的监督作用，建立问题投诉机制，引导群众参与监管，加大透明力度，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第二，明确监管责任，实行严格审批的监管制度，加大违规惩罚力度，对发现的问题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第三，建立扶贫资金的绩效考评机制，考评结果作为下年度扶贫资金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不断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四）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群体数量

长期以来，由于分配领域的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也成为贫困人口数量庞大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逐步完善贫困线制度外，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现实困境。第一，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着力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对收入过高行业从总量和水平两个方面加以限制，调节过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通过社会保障达到调节收入再分配，切实解决养老、教育、医疗、就业、低保等保障问题，让更多的人分享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公平。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在他的著作《贫穷的终结》中写道：贫穷的终结不仅仅意味着结束极端苦难的状态，更意味着经济进步的开始以及伴随着这种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信心和渴望。我国的扶贫事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在向更高目标迈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让更多的人走上发展的阶梯，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与希望。

参考文献：

1.潘进.阿马蒂亚.森贫困理论研究[J]，商业时代.2012 （24）

2.李力，欧涉远，李霞.对农村贫困线及贫困发生率的反思―基于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J].宏观经济研究，2012（8）

3.杨立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1（8）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反贫困；贫困转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农村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精准扶贫是对农村扶贫的发展与完善，是农村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创新措施，符合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实际。随着国家扶贫攻坚战略的持续推进，精准扶贫作为重要举措，在扶贫体系中日益深化和完善。同时，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困人口的结构及其致贫的成因都在发生变化，贫困的相对性、贫困的结构化及贫困生成的消费性等问题凸显，农村贫困正在发生转型。能否敏锐地把握住这种变化，并将其转化为精准扶贫的政策内容，将会对国家扶贫工作的实践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可以说，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如何有效应对复杂的乡村社会和贫困转型问题，真正实现扶贫的“精准”、有效，让资源更加科学有效配置，是必须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将从精准扶贫的内涵出发，结合农村社会贫困转型实际，找出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探索科学有效的推进措施。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与农村贫困转型的特征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

2014年初国家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开展精准扶贫的要求和任务，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向。精准扶贫开始作为一项战略全面推进，而精准扶贫的理念是借鉴广东省扶贫“双到”工作的经验［1］。就是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从区域扶贫到村到户，扶贫资金瞄准对象更加具体。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区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应政策，这样就必须深入理解精准扶贫的内涵和要义，从而对精准扶贫进行准确把握和理解。目前，对于精准扶贫的报道和宣传虽然较多，但是从学术层面进行的剖析和解读相对不足，尤其是结合乡村现实的研究还很不够，这使得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存在一定的脱节。要更好地推进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必须结合国情和农村实际，对精准扶贫涵义和价值进行探讨。从学界已有研究看，王思铁认为：“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和贫困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陆益龙提出：“精准扶贫战略就是把农村地区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的农户作为明确的扶贫对象，并在2020年要让这一贫困人群实现脱贫。”［3］吴敏指出：“精准扶贫就是在严格依据相关标准的判别后，有效识别真正符合标准的贫困村和贫困人口，帮助其脱离贫困的过程。”［4］董家丰则认为：“精准应是扶贫对象、扶贫措施与效果的精准。”［5］精准扶贫是在农村扶贫开发中实施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动态考核以及配套措施的减贫、治贫方式［6］。上述研究从不同层面对精准扶贫内涵进行了剖析，明确了精准扶贫的概念、程序和目标，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本文认为，就内容而言，精准扶贫主要包括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和动态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严格规范扶贫程序和标准，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现状，对贫困村、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开展联动帮扶和分类管理，形成动态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并对扶贫做出精准考核的过程。就目标而言，精准扶贫就是实现扶贫资源最优化配置，确保扶贫项目到村、到户，实现扶贫的高效化、精细化，以真正解决扶贫项目不到位、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的问题，切实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中国扶贫工作开展的实践来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调整，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贫困人口的数量仍然巨大。到2014年中国仍然有7000万多的贫困人口，而且扶贫工作也存在一些困难和不足。在扶贫资源大量输入和扶贫工作不断精准化的同时，贫困的治理绩效没有同步提升，贫困人口对扶贫资源的依赖性过强，部分体现了对于扶持主体可行能力的否定［7］，逐步导致扶贫对象出现“由于扶持带来的不努力改善自身生计水平的集体负向激励”［8］，贫困人口主动脱贫的能力和意愿都不足，而且自利观念加重，有些贫困县经过多年的帮扶发展，已经脱贫致富，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项目，仍然不愿意摘下贫困县的“帽子”。有些贫困农户已经脱贫，也仍然享受各种扶贫“待遇”。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分层快速变化，农村贫困领域转型特征明显，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是从统计数据中测算而来，还难以准确对照，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帮扶措施和效果也都没有详细掌握，而且存在贫困农户脱贫后返贫的现象，这都给精准扶贫带来一定的挑战。

（二）农村贫困转型的特征及成因

1．农村贫困内涵的相对性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流动性较弱，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人均耕地不足，加上天灾人祸，有些农户陷入贫困之中，这是一种绝对贫困，是温饱都难以解决的贫困。2007年相关数据统计，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在1479万左右。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税的取消以及城市对农村的反哺，2011年国家在《2000年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提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这就意味着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2011年国家开始设定贫困线，标准为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增加值1．28亿，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相对贫困人口。经过五年的扶贫攻坚努力，201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6663万人，国家扶贫标准由2010年的2300元动态调整为2855元，部分省的扶贫标准也高于国家标准。这意味着贫困与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当前的贫困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的贫困，贫困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府的认定不再是绝对生存性的贫困，而包含了更多生存基础上的发展性贫困。目前来看，在贫困人口的总量中，相对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非常大，也是扶贫工作的主要对象。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使得绝对贫困人口减少，扶贫线的制定使贫困内涵发生改变，相对贫困成为治理目标，但是相对贫困也给扶贫识别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同时，随着贫困差异度的缩小，也容易带来对扶贫资源争夺的现实问题。2．农户贫困地位的结构化目前，农村贫困转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贫困地位的结构化，这意味着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没有可以运用的途径、资源摆脱贫困，从而也陷入了结构性贫困的陷阱。从学术层面来看，结构性贫困是指一定区域内在外部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户）之间因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婚姻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不同而产生的贫困［9］。这就意味着贫困农户会长期限制在某个空间和场域内，难以有效实现流动和突破，固化了贫困人口的身份、地位和认同，结构也因此会长期存在，并由此带来更多不利的因素。由于先天性或者初始性的不平等，他们很难与精英群体进行竞争，获得资源的机会也必然不均等，农民的相对收入在不断提升，绝对的差距却在不断增大。处于结构性贫困中的农户不仅经济收入低，而且在乡村生活中由于消费能力不足，被邻里看不起，在精神、价值和思想上都受到冲击，他们在村庄中缺少话语权，成为村庄中的边缘人群。虽然处于结构性贫困中的农户数量较少，但他们是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结构性贫困，实现农民的有效流动，改变目前的贫困身份，对实现乡村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3．农村贫困的治理化贫困也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贫困与治理都难以分开。从政策的演进来看，中央和基层政府的贫困治理也在不断调整和深化。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解决贫困，依托强有力的行政力量和基层治理组织，让资源在乡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合理配置。这个时期的扶贫处于国家管制阶段，扶贫资源在国家的调控下配置，并以农民劳动改变地位和身份，使贫困人口能够有效流动，以抑制结构性贫困的出现。改革开放后，扶贫工作专门化，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国家建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并实施了村民自治制度，让农民参与到扶贫工作中。这个时期外部资源不断输入，财政下乡、项目下乡等措施协同推进贫困治理，形成了中央、地方和村民三层治理格局，贫困治理呈现出主体多元特征。实际来看，由于村民自治处于探索阶段，社会参与机制和模式不成熟，扶贫工作主要还是依靠行政力量推进，国家管制的规则依然很强，农户对于扶贫项目缺少发言权，扶贫项目的针对性不强，资源的散耗问题明显。而步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行政资源治理成本的增加和治理绩效的不足，国家开始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帮扶和监管，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等等，扶贫纳入了社会治理的视野，尤其是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贫困进入了治理范畴，成为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体共同努力的事情，扶贫参与的主体越来越多，扶贫的政治性增强，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扶贫不仅是解决经济贫困的手段，也是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和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措施。同时，也要注意参与主体的多元使扶贫治理复杂化，尤其是扶贫要在乡村社会内运行，且已经嵌入到乡村之中，而这个时期合村并镇、村庄撤并、市场经济进入等让乡村社会发生巨变，其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这使得贫困治理的风险和难度增大。4．农村贫困生成的消费性对于传统乡村社会而言，贫困农户的生成多源于先天性疾病、自然灾难等等。传统社会的农民注重财富的积攒，财富生产和使用多在乡村内部，由此也就具备了抵抗各种风险的基础能力。而随着村庄边界开放，人口流动增加，市场经济的冲击加速，消费主义深刻影响着农民，使得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更加注重攀比、竞争，消费的即时性、非理性问题突显，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希望获得即刻的享受，对于未来预期少，更加注重当下，无论是务农还是务工收入都少有积攒。这种非理性的消费也刺激了村庄内部的面子竞争，消费能力强者才有身份、有地位，才能够展现自我价值。对于年轻农民而言，他们不愿务农，务工收入基本用于消费，长年务工却极少有积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况下，任何的天灾人祸都使得他们陷入贫困之中。这是一种消费带来的贫困，是价值异化之后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农民的生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增加了贫困生成的风险。贫困生成原因的变化，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河南、四川一些地区把扶贫资金直接分给农民，让农民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开展一些项目，而有的农民直接拿去打牌、喝酒，非理性消费直接耗散了扶贫资源。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又通过分发牛羊等，让农民能够通过养殖来改变贫困，但是有的农民即刻拿到市场上卖掉，而不是用于扩大生产。由此来看，由于缺少规制和引导，消费充斥乡村社会，消费主义让农户缺乏长远考虑，即使短期脱贫也会再次返贫，扶贫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消费贫困的问题，通过分类施策、制度防范、价值重建等多重策略，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从根本层面杜绝贫困的生成和反复。

二、精准扶贫实践的乡村困境

精准扶贫作为新时期的扶贫战略，要直面农村贫困的转型的挑战，贫困转型使得贫困识别难度增大、贫困治理复杂化、扶贫效应的短期化等问题突显，这给扶贫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也考验着扶贫工作者的智慧。

（一）贫困识别的有效性困境

贫困人口的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将真正贫困的人口识别出来，才能针对性地制定帮扶对策。精准识别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贫困识别主要由贫困测量和对象认定组成，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较少，他们也是村民公认的贫困户，是扶贫必须覆盖的对象，识别相对容易。实际是，贫困测量要面对多数相对贫困人口，这些农民经济状态差别不大，都处于村庄中的一般水平，村民也普遍认为“村里条件差的好的就那几户，大部分家庭都差不多”，村民在收入水平、健康状况、教育、衣食住行等方面差异较小，如何进行综合测量，指标的设计怎样确保精准，这都考验着扶贫工作。即使能够进行测量，也要面对乡村脆弱的社会关联以及复杂的乡村生态环境，需要避免部分农民通过上访、闹事等极端行为争夺扶贫资源，这会破坏村庄秩序，给扶贫工作开展带来困难。同时，贫困农户的识别要依托基层组织开展，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下，村组干部常常会优先考虑亲戚、朋友，由于贫困差别极小，对关系户就难以辨别。“关系户”“上访户”的纳入，会降低精准扶贫的合法性，弱化扶贫工作的群众基础，这也是当前贫困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二）贫困治理复杂化的困境

贫困治理的复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带来了治理工作的复杂化。从中国贫困治理的过程来看，治理主体从政府救助为主，到政府、市场、社会、农民个体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方式从救助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参与式扶贫，到目前多元化方式的协同推进。多元力量以及多重方式的共用，让扶贫治理日益复杂化。扶贫治理中虽然治理主体多元，却并没有形成治理的合力，仍然是分散化和碎片化的治理，使得治理的绩效较低。在扶贫政策治理体系中，扶贫人口是由村级组织排查、乡镇审核、县级审批，以横向识别、管理为主，信息不对称，纵向识别的公平度不高。实际上，多数农民都期盼参与扶贫工作，了解扶贫开展情况，但农民参与水平并不高，不了解内部运行情况，而且对识别结果缺少话语权。企业、合作经济组织虽然也参与到扶贫治理中，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而多是依托政策来套取扶贫项目，贫困农户并没有受益。二是治理环境的复杂化。取消农业税后，基层组织的治理资源不足，基层组织也没有压力、动力和配置资源，治理担当和责任缺失［10］。由于治理方式不足、治理责任弱化，村组干部不再关心农民的生产、生活，遇到问题农民也很少主动找村干部，干群关系日益疏远，村庄社会关联度降低，农民对扶贫资源的争夺也更为激烈。为获得扶贫资源，部分农户经常以上访、闹事等途径要挟村组干部，为维持村庄稳定，他们的利益诉求一般会得到满足。一旦这种方式获得成功，他们就不断重复运用，其示范效应也会不断扩大，引发更多的上访农民，救资源成为治理村庄和维持秩序的工具，扶贫制度就会被扭曲、异化，这也给精准扶贫战略实施带来了一定挑战。

（三）贫困结构的消解困境

结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系统，其内部各子系统、要素都相对稳定且难以变化。农村贫困的结构化也就意味着其改变难度较大，而且贫困人口与富裕人口的差距不断扩大。从贫困生成的原因来看，主要有制度性和非制度两种，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差异等等都是制度性原因，也是造成普遍贫困的宏观结构因素，这需要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以及持续的政策优化、调试才能解决。此外，从乡村社会内部来说，存在劳动力结构、收支结构、生产条件结构等家庭性结构贫困因素，对于贫困农户来说，由于劳动力先天不足、资本积累不够、生产技术缺乏等因素，导致他们几代人都处于贫困状态，改变贫困状态需要从基础层面扶持和投入，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缺乏有效的扶贫政策，这种家庭结构性贫困将难以消除。乡村社会结构内部又存在贫困农户、普通农户和精英农户之分，他们在信息、技术、知识、教育、资本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贫困农户在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无论是在扶贫项目、农业生产、关系建立等领域，都很难与精英群体竞争，而不同领域的农民精英有着互助的需求和能力，联结成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项目信息、扶贫资金，并对这些资源进行筛选、过滤，以至于贫困人口只能获得较少资源。精英群体利用结构性的不平等因素对资源进行俘获，一定程度上导致扶贫资源大量投入却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贫困人口没有脱贫，他们逐步失去了对政策的预期以及对扶贫部门和基层政府合法性认同，扶贫陷入了内卷化困境，农村扶贫工作虽然使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状况有所改善，但并没有使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性质发生实质性改变，呈现出扶贫投资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效果难以长期保持以及贫困地区生态承载压力巨大等特征的综合矛盾现象［11］。扶贫工作不仅要精准识别，更要跨越制度障碍，打破贫困生成的结构性因素。

（四）扶贫效应的常态化困境

精准扶贫需要以有效的扶贫行动和政策作为支撑，改变了以往扶贫的片区策略，直接瞄准中国农村7000万贫困人口，扶贫目标高度聚焦，功能高度优化，效能更为突出，是一种实现脱贫致富常态效应的扶贫方式。要达成这一目标，就要通过帮扶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让贫困村和贫困户实现内生转型。这样就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产业发展特色等基础条件，科学制定长期与远期结合的扶贫规划和政策，拓展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发展空间。而这种方式会使得贫困任务更为艰巨，扶贫的战线拉长，扶贫任务的短期效应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不可避免地给当地政府考核带来压力。因此，扶贫攻坚也必须加快步伐，在国家政策出台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制定了脱贫规划，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普遍强调要加快节奏，尽快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并提出扶贫要注重效益，要防止出现形式化扶贫。而在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压力下，基层在执行中普遍存在“短、平、快”的扶贫思维，盲目上项目、搞建设，很多项目缺少科学论证，建成后闲置，一些建筑、设施不符合农民生产需要，而没有发挥作用，扶贫资源浪费问题突出。村组干部也希望能够顺利完成扶贫任务，以减少工作压力，把精力用于其他领域，因此有关部门也缺少深入思考和统筹设计，只是盲目争取项目，而忽视村庄实际需要，用虚假数字应对考核，一些村组干部甚至联合扶贫部门、企业套取项目。随着国家对扶贫重视程度提高，虽然扶贫已纳入地方政府中心工作，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面对压力型体制的目标设置和激励强度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现实能力不相匹配之时，就容易诱导基层政权组织以造假、“共谋”、“摆平”等非正式的权力技术来应对压力型体制中的高指标［12］。目前，基层组织治理能力不足，扶贫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在这种情况下异化的贫困治理策略将会生成，这不利于实现扶贫对象的内生转型，也难以形成贫困治理的常态化效应。

三、构建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精准扶贫路径

精准扶贫必须立足于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现实需要，将动态、复杂、多元的贫困特性融入扶贫工作中，不断优化扶贫的政策导向，完善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构建起应对农村贫困转型的有效路径。

（一）优化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方式

农村贫困人口内涵的变化以及政策变通执行等现象存在，使贫困人口识别难度加大，精准扶贫必须首先完善贫困人口识别机制，逐步从行政性的层级识别向纵横结合的网络化识别转变，以应对贫困人口内涵的变化，这就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引导行政方式识别的转化。当前，要将政策直接运用到贫困村和贫困户，在村级组织内进行识别，而不是由村、镇层层识别上传，必须推动识别方式的扁平化，加强村一级在识别中的功能，赋予其主体识别权，乡镇做好扶贫工作的服务，县一级加强监督和管理。同时，要充分发挥部分地区驻村扶贫工作队的作用，扶贫驻村制度的实施让原本只有村组干部参与的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变得更加透明、公开和公正，而驻村干部的存在也会让村组干部更少地发生为亲戚、朋友谋取扶贫利益的情况［13］。二是推动识别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逐步建立起农民、学者、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识别体系，做到识别的理性和决策的科学有效。可以通过村民扶贫代表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方式来选定和评议贫困农户，让农民参与到识别、监督中；学者可以凭借理性的分析和第三方的视角，采取观察、访谈、评价等方式，辨别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农村老年人协会、企业家协会等组织则可以参与识别，从公共化和公平性角度提出方案和建议。三是注重识别方式的当地化。在把传统的住房条件、收入结构、健康状况和教育程度等作为识别依据的基础上，要建立符合当地风俗和实际的评价指标，掌握农户家庭财产的真实情况。符合农民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评价标准，不仅精确度较高，而且具有较强的公平性，能够把真正贫困的农户纳入扶贫范围，也能够为相关政策实践和工作开展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建立高效的贫困治理机制

针对目前贫困治理复杂化的问题，要设计一套简便易行，且能够高效运转的治理体系。一是建立差异性的治理机制。在贫困治理中，任何单一措施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必须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致贫原因、自然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形成综合化、差异性的贫困治理机制。同时，要将贫困治理的内外资源进行整合，对多方参与主体进行有效组织，实现差异管理和多方联动帮扶，形成扶贫治理的复合优势。二是要激活贫困治理的内生力量。目前，村组两级仍然是治理的基础，村组干部对乡村社会最为熟悉，要通过建立完善的考核措施和激励机制，提升他们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组织、审核和动员中发挥应有作用，确保程序的公平、公正，实现政策的精准落实。同时，要积极引导中农群体参与其中，中农是村庄中农业经营的主体力量，年富力强，关心村庄发展，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政治都处于村庄社会的中间状态，在贫富分化及社会利益冲突的缓冲、社会地位公正获得的示范功能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14］，要充分发挥其在贫困农户识别、扶贫政策宣传和普及、扶贫难题的处理和困境化解、联动帮扶等方面的作用，提升扶贫的精准度，确保扶贫效应的可持续。三是建立精准的扶贫考核机制。要强化对贫困人口脱贫效果的考核，建立动态化的考核方式，对于扶贫各阶段和脱贫后的发展情况进行跟踪、考核，全面比较和系统分析扶贫效果，防止出现“假脱贫”、数字小康等现象，让有持续发展能力的人口逐渐退出。同时，要注重对扶贫主体和措施的考核，把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纳入考核指标，改进扶贫成效不理想的措施，让帮扶工作开展不力的人员退出。

（三）完善应对结构性贫困的制度体系

要消除农村社会的结构性贫困，使边缘化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就要完善资源配置的制度和机制，自由和机会是由主要制度的规范确定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是由它们调节的［15］。因此，必须加快保障农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制度改革，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合理流动，让贫困人口改变结构困境，增强贫困人口的内生转型能力，实现贫困人口的有效脱贫。一是完善教育扶贫制度。教育素质低是导致农村贫困人口难以脱贫的重要原因，扶贫工作要高度重视对贫困人口的教育资源投入，健全学生资助体系，将精准扶贫家庭的在读子女全部纳入资助范围，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程脱贫资助，确保贫困家庭学生都能上学，即使家庭已经脱贫，也要继续对其子女进行同一学段的资助。同时，完善贫困家庭年轻劳动力的免费职业培训制度，可由村组推荐贫困家庭子女到城市接受免学费的职业教育，通过技能培训提升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让贫困农户实现就业转移，增加获得财富的机会，提升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二是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前，城乡户籍制度虽然已经逐步改革，但是养老保险、医疗制度等还存在差异，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要做好规划引导，推动城乡养老保障制度的整合，逐步提高农民的基础养老金，破除因为城乡二元分割带来的公共服务差异。对于城乡合作医疗，要克服因为城乡差异而分设政策，消除城乡在保障分设、管理分割、资源分离等方面的障碍，化解城乡之间的差距，实现城乡居民在资源共享上的公平、公正。三是统筹推进城乡救助体系和扶贫政策。要推动城乡社会救助制度的一体化建设，逐步取消差别化的政策分割，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推动社会救助制度与扶贫政策的有效衔接，尤其是要做好医疗、教育、就业等专项救助制度与扶贫政策的衔接，发挥农村低保的“兜底”作用，提升专项政策的扶贫水平。同时，要注意避免重复性、福利捆绑式救助，使得救助资源和扶贫资源能够合理配置。

（四）构建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1篇

一、要善于抓住试题的关键字、词而不能跟着感觉走。

试题中总是会隐含着一定的有效信息，如答题的范围、方向或解题的思路等，如果这些有效信息被学生忽视，就容易造成偏题甚至跑题。

例1 根据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简述我国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意义。

解答该题的关键词是“结合”和“经济意义”，这给我们限定了条件，指明了方向。首先，要阐明的“经济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或其他意义；其次是要说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相“结合”的经济意义，既不是单单讲“引进来”的经济意义也不是只说“走出去”的经济意义。但是有不少同学，题目的关键字眼没抓住，只是凭着感觉写下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意义”，更有甚者答出了“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客观必然性”。从而不能做到围绕“中心”、紧扣“题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 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被题中的陷阱牵着鼻子走。

例2 辨析题：进口越多，越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解答该题的首要关键就是要抓住“进口”与“民族工业”这些关键的字词。其次就是要看到题中的陷阱―进口的“多少”对民族工业的影响，其实质不仅仅是要我们分析进口的“多少”对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分析进口“商品的结构”对民族工业的影响。如果能看到这一点，才能明白“适当增加本国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原料、半成品、生产工艺或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不但不会影响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还会使国内民族企业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和挑战，从而不断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化水平；同时还会带动本国加工工业的发展。”当然，对哪些商品的进口要严格把关，否则将会严重影响到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学生来说相对要容易一些。

三、 要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解主观题的习惯

我这里所说的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求学生在解题时，要将所学教材理论知识与试题材料相结合，既反对“默写”教材理论知识，又反对只分析材料而不运用原理。

例3 分析说明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出，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项历史任务。要充分认识扶贫开发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继续把扶贫开发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做出不懈努力。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都必须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年有所增加。要针对目前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的实际情况，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必须按照扶贫开发规划下达，落实到贫困乡、村，重点用于改变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

上述材料体现了财政的哪些作用？

这类分析说明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只要一方面掌握教材基础知识，（在这里主要就是财政的巨大作用）；同时又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试题材料，从材料中找出与财政作用相对应的地方，做到一一对应即可。切忌自说自话地在那里“默写”财政的巨大作用。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该题的参考答案：

①“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都必须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体现了国家通过财政可以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

②“要针对目前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的实际情况，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改变基本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国家通过财政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③“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的财政扶贫资金，必须按照扶贫开发规划下达，落实到贫困乡、村，重点用于改变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体现了财政可以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四、 要尽可能用专业术语而非口语来表达

具备了一定的分析理解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就一定能很好地解答政治主观题呢？我看未必。学习生活中，经常会有同学跑来找我说：“老师，你看，我都答到了，为什么没拿到满分呢？”仔细分析一下他的试卷就不难发现，问题的关键不是他不理解，而是他用语太不规范，过于随意和口语化。有例为证：

例4 材料一 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这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拓宽消费领域，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

（1） 张老师的生活消费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公平贸易 意义与困难 互助扶贫贸易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一、 公平贸易理论

公平贸易（Fair trade）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国际公平贸易联盟给公平贸易下的定义为：公平贸易是一种在谈判透明化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贸易合作的一场运动，目的在于改善小型农业生产者的地位，促使国际贸易更公平。

2001年，FINE对现代意义上的公平贸易进行了权威定义，它认为公平贸易是一种基于对话、透明及互相尊重基础之上的贸易伙伴关系，它旨在追求国际贸易的更大公平性，以提供公平的贸易条件、确保被边缘化的劳动工人及生产者（特别是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劳动工人）的权益为基础，致力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公平贸易致力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贸易的更加公平，所有这些要求发展互助扶贫贸易，与反贫困的理念不谋而合。

二、 铜仁市开展公平贸易的意义与面临的困难

（一）铜仁市开展公平贸易的意义。

国际公平贸易的开展是为保护发展中国家小型生产者的利益。通过在铜仁市开展国内公平贸易，意义重大：

1、加强铜仁市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通过发达地区人群消费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实现贫困户的脱贫。

2、通过在铜仁市的贫困地区建立互助扶贫贸易合作组织，提升贫困农户的组织化水平，提升这一群体在市场贸易中的地位，减少农产品销售中的中间商盘剥和农户间的相互压价。

3、通过互助扶贫合作组织，发展贫困地区生产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手工艺品或有机农产品，有利于当地文化的传承、环境的保护，减少全球化及现代性对地方文化及环境的影响和冲击。

4、通过互助扶贫合作组织，引起铜仁市对贫困地区生产者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加强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社会互动。

5、通过互助扶贫贸易，为铜仁市贫困地区的农户日后真正参与到国际公平贸易中积累经验、打下基础。

（二）铜仁市开展公平贸易面临的困难。

1、铜仁市乃至中国缺少相关的经验及开展公平贸易的人员。

2、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十分复杂，受各国贸易壁垒、贸易补贴等措施的影响，国际公平贸易的开展、实践受到现实的冲击，当前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并不是互惠贸易。

3、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开展国际公平贸易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各种危机的存在导致全球经济萧条、消费者消费水平急剧下降，降低了消费者对价格较高的公平贸易商品的消费数量，导致小生产者蒙受经济损失。

4、任迎伟研究指出，道德消费意愿与道德消费的实际行为之间的数量差额被称为公平贸易商品的道德消费缺口。要想减少公平贸易商品的道德消费缺口，需要具有较高的市场营销策划能力，而目前铜仁市贫困地区的人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难以应对复杂的市场。

由上述可知，铜仁市贫困地区的小农生产者虽符合国际公平贸易生产者的条件，但开展国际公平贸易以改善贫困地区农户的生活状况面临着很多挑战。

三、 铜仁市发展公平贸易的途径

（一）宣扬公平贸易理念，发展互助贸易。

贫困地区的农户在农产品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公平贸易提倡对话、透明、相互尊重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铜仁市的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社会互助美德依然存在，贫困地区还存在着大量的互助现象，这也使得将公平贸易理念引入互助贸易成为可能。因此，建立一个对话、透明、相互尊重的贸易平台迫不及待，通过这一平台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坐在一起商讨并确定价格，互利互惠，使得互助贸易能够更好的发展。

（二）成立互助组织，开展扶贫贸易。

1、利用互助组织，促进生产的标准化。

通过互助组织，将贫困地区的农民联合起来，解决了生产产品的单一性和不可持续性，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供了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通过成立资金互助社，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组织性和科学性，实现了资金和技术的共享，同时以互助组织的名义与公司企业合作，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为互助贸易提品支持。

2、利用互助组织，增强消费者的信任度。

通过互助组织，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标准化的产品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程度。同时，公平贸易理念要求在消费者中宣传倡导社会良知，互助组织利用其资金和人员对产品进行宣传，赢得消费者信任，为互助贸易提供市场支持。

3、利用互助组织，成立资金互助社。

资金的短缺严重抑制了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成立资金互助社，将分散的资金聚集起来，对农民进行放贷，解决互助组织社员资金需求问题。将各个村级互助组织联合起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互助贸易提供资金支持，解决社员资金短板问题。

4、利用互助组织，加强宣传作用。

贫困地区人员综合素质较低，大多不会使用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导致生产出的产品虽然很好，但由于缺乏宣传和推广，出现滞销等情况。互助组织利用现代化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工具，对市场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互助组成员，同时互助组织利用现代化通讯工具将农产品信息传递到市场上去，尽量多的宣传其产品，促进产品的销售。

（三）充分发挥铜仁市政府的引导作用。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3篇

1982年开始实施的“三西”（包括宁夏西海固、甘肃定西和河西）地区扶贫开发行动，是我国扶贫开发史上第一个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行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三西”人民充分发扬“领导苦抓、群众苦干、社会苦帮、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三西精神”，大力推行“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和“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方略，历时30年，使“三西”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考点链接】

经济生活：

①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有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②国家能够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③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践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政治生活：

①促进地区发展，为人民享有真实民主提供物质保障，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

②国家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

③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坚持民主执政。

文化生活：

①“三西”精神的形成，体现了“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动力，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

②发扬“三西精神”，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说明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③ “三西精神”既体现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生活与哲学：

① “三西”精神体现了正确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② “三西”开发与建设，体现了局部的发展能够推动整体的发展。

③ “三西”扶贫开发体现了“实践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④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⑤ “三西”精神是科学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创新练习】

1.“三西”扶贫开发中，由中央财政每年拨出2亿元专项资金，用于该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2亿元的专项资金属于

① 财政支出 ② 财政收入 ③ 行政管理支出 ④ 经济建设支出

A. ①② B. ②④ C. ①④ D. ③④

2.“三西”扶贫开发，促进了“三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消费的目的的角度看， “三西”人民的消费包括了

① 有形商品的消费 ② 生存资料的消费 ③ 发展资料的消费 ④享受资料的消费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3.“三西”地区大力推行“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方略，经30年的奋斗，使该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体现了

① 一切从实际出发 ②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

③ 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④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③④

4.自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扶贫开发计划起，“三西”人民以“领导苦抓，群众苦干，社会苦帮，以苦为乐，变苦为甜”的“五苦”精神，展开了一场反贫困斗争。在努力实现增收的同时，追求生态改善、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等等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扶贫开发，往往要面对贫困地区脆弱的生态和强烈的发展冲动这一对矛盾。因此，特别需要秉持这样的精神。

结合上述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1）“三西”扶贫开发是如何践行科学发展观的？

（2）“三西”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对贫困地区实现发展有何启示？

参考答案： 1.C 2.D 3.D 4.C 5.C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 理论内涵 现实考量 五大发展理念扶贫开发

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调查称，贫富差距问题是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通常人们习惯于用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状况，近年来我国已越过基尼系数0.4的警戒线，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73 ，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种状况使得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更受到现实的严峻考验。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和现实考量，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百年奋斗目标奠定根本理论支撑。

一、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内涵及其内在关系

2 0 世纪 9 0 年代初，邓小平在著名的南巡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简短的五句话从核心、途径和目标三个不同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为“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十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拓展和提高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境界和水平。

（一）回应迫切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凸显效率的重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293）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位置，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开了理论先河。过去由于总是脱离开生产力去抽象地认识社会主义，导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原则性、根本性问题长期不完全清楚。邓小平将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和核心位置，不仅是对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充分吸取，更是积极回应了我国需要迫切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纠正了我们以前单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忽视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倾向，尤其是明确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特殊地位。

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发达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首先强调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修正了过去我们不讲效率的错误认识和做法，凸显了效率的重要性，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提供了根本前提。正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将用也能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否则，再吹牛也没有用。目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社会的主要矛盾，应对和解决这一矛盾，没有生产效率肯定不行，因此唯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舍此别无他途。党的十以来，面对新形势，继续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极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

（二）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马克思揭露：“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造成作为被剥削者的工人与其劳动产品之间的异化。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论断，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导致剥削现象依然存在，贫富分化仍有发展的可能性。这似乎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相悖，实则不然。我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支撑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公平正义。邓小平从生产关系角度，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这一实现途径是对公平正义原则的体现和追求。在生产关系中，社会分配关涉社会公正，而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关涉社会分配。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对于维护社会公正起着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大胆改革我国的传统经济体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从经济制度方面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做了充分地安排。也就是说，为了最终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目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剥削现象存在，允许富裕程度有一定的差别，富裕顺序有先有后，这完全是由我国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只要我们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能够从制度上确保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实现，使生产力的发展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最终使生产发展成果属于广大人民。

（三）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二维融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放在社会主义本质最终目标的位置，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什么是共同富裕？邓小平阐述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又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二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邓小平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三是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邓小平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通过先富带动后富”的步骤：“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理论的生命力在于随着实践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关于“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论述，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对共同富裕的进一步深刻阐释。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把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尺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二者的结合点就是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共同富裕既是目标，也是出发点和归宿，是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优化，以及实现效率与兼顾公平的二维融合，在理解和透视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共同富裕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两极分化，是平衡效率与公平前提下的一种包容性发展，既兼顾了公平又注重了效率，将公平与效率有机统一，凸显了社会主义与以往所有剥削制度，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只有五句话，却使用了五个动词“解放”、“发展”、“消灭”、“消除”、“达到”，阐释了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不同层次的内容，这三个层次的内容体现了三对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是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二是体现了途径与目标的辩证统一；三是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这三对关系表明，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动态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这一理论，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它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贯彻到底。

二、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现实考验

改革开放3 0多年来，我国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是，自从20世纪末以来，贫富差距却在不断地扩大，而城乡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最近10年来，我国城乡基尼系数一直处在 0. 4 的警戒线以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形成严峻考验。

（一）贫富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马克思曾比喻：“当一座房屋与周围的房屋都一样大小时候，不管房子如何小，它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一旦这座小房子附近耸立起一座宫殿形成对比，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般。此时居住者不能讲究，只能满足最低要求，不管小房子的规模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宫殿同速度改善，那小房子的居住者越发的不适应，越发的不满意，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也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他们是相对的。马克思的这个比喻很形象地揭示了人的心理感受的相对性。众多周知，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够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但是一旦贫富差距超过了一定限度之后，特别是，如果这种差距程度还在持续地不断扩大化，就很容易使低收入群体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一项跨国实证研究证明，不公平程度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的公平程度越高，社会成员的付出与所得就会越趋向于一致，也就越能调动社会成员的劳动主动性和积极性。“公平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来提高‘效率’的，公平成了效率的根本保证。”反之，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就越会使人情绪低落沮丧，并严重挫伤人的热情，使人丧失对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会抑制人的劳动能力，降低生产效率，并进一步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会使社会消费出现断层，影响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消费市场出现两个极端，一方面，少数富人手里掌握着大量社会财富，具有强大的购买力，他们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需求之后，对奢侈品、高档消费品表现出一种过度的炫耀性的消费，造成基于这种病态消费基础上的扩大再生产，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低收入群体占有较少的社会财富，虽然他们人数众多，具有较高的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手中掌握的钱少，根本就形不成强大的购买力，使得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这两个极端情况的存在，不仅会严重影响消费需求结构的良性发展，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必然阻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贫富差距扩大严重影响社会公正与和谐

公正，即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什么是贫富差距？通俗地说，贫富差距就是贫富不均、收入不公平，那么，贫富差距扩大就是收入不公平程度扩大，显然这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一个社会若公平正义不足，就有可能引发不满和冲突，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何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邓小平曾警告，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随之，许许多多的矛盾就会被激化，就可能出乱子。

很多研究都可以证明，贫富差距扩大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稳定。虽然不能说贫富差距扩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原因，但它会引发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中某些不稳定的因素， 从而危及社会稳定与和谐。贫富差距过大，会使社会不可避免地分化为高收入和低收入两个群体，由于两个群体拥有的财富状况差距太大，很容易导致两者之间出现隔阂甚至摩擦， 尤其是面对个别非法暴富的人挥金如土、挥霍无度时，很容易使低收入群w心理失衡，产生不满，甚至产生仇富心理，导致两个不同群体之间出现对立，随之很多社会矛盾就可能尖锐起来，并且低收入群体很有可能把这种不满转化为对现行政策的不满，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对整个社会的不满， 一旦这种不满超过了人的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可能引发破坏社会秩序的报复社会行为，甚至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贫富差距扩大有悖于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并不单单是一种未来时，它更是一种进行时。共同富裕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实践中，都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整个发展历程中不断累积的动态过程，是一种正在实现的现实运动过程，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分努力中，可以说，在每一分的努力中都包含有共同富裕的因素。虽然说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也不是同样富裕，事实上，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一直都会有收入差距的存在，当初，邓小平设计的共同富裕的实现步骤中就包含着差距，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这个先富带后富的过程不能太长，这种富裕的差距也不能太大，无论太长还是太大，都是对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根本原则的背离。

对于什么时机考虑实行共同富裕问题，邓小平也曾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然而，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高居于 0.45 以上，自 1982 年到 2015 年，34 年间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绝对值由 230 元增长到 19773 元，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倍数，最初是 1.85 倍，一直增长到 3倍左右，并连续十几年保持 3 倍以上高位（近几年开始下降，2014年是2.75倍，2015年是2.73倍），这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并必然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我们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早在1993年，邓小平就很有预见性地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因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则强调，“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三、扶贫开发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路径选择

我们正处在还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遇到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矛盾，需要我们立足于客观实际，不断地深化和拓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同时不断地探索将这一理论转化为现实的路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是“十三五”时期的主旋律，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是农村贫困人口。扶贫开发无疑是补齐短板，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目标的重要路径选择。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唯有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扶贫开发，打赢脱贫攻坚战，才能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一）创新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动力

扶贫开发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方式，目前，创新不足不仅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制约扶贫开发顺利进行的基本因素。“十三五”时期的扶贫开发唯有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的理念，把创新摆在扶贫开发重中之重的位置，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不同时期，会面临不同的扶贫形势与任务，以及不同的扶贫开发难点与重点，随之，扶贫开发的思路与措施也必然有所不同。2011年以后，我国扶贫开发的形势与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加快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以及提高发展能力；另一方面，贫困人口点状分布、扶贫措施、扶贫资源传递不精准、扶贫开发效率低，以及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日益紧迫等情况，都对创新扶贫开发的理念与措施提出了迫切要求。

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要“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应对扶贫开发新形势与新任务的一种创新发展理念与措施。要想进一步提升扶贫开发效率，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真正做到识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必须创新扶贫开发路径，瞄准贫困群体，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搞“一副药包治百病”的“万能模式”。强调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他强调要对症下药，区别不同情况，坚持因人因地、因贫困原因、因贫困类型施策，切实解决好“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等问题。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历史与现实，遵循我国扶贫开发的发展规律而做出的科学决策，是指导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方针，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二）协调发展是扶贫开发的根本

协调发展不仅是扶贫开发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全面小康，难点在于“全面”，而要全面，就必须协调发展。目前，不协调仍然是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的又一块短板。要实现“十三五”时期乃至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把扶贫开发这块“短板” 补齐。目前我国还有贫困县83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2.8万个，这是扶贫开发、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唯有强化整体性，坚持协调发展，才能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一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目前，与城市相比，我国广大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教育、医疗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可以说，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严重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要进一步统筹城乡建设和发展规划，进一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坚持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要从财政资金上给予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更多的支持；要打破行政上的分割局面，强化扶贫开发工作的跨区域整合力度，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的跨行政区域的治理与合作，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跨区域衔接；要注重将已有的扶贫开发手段与其他改革政策进行协调，以及减少政策之间的摩擦，强化各类政策的配合，实现政策合力的目的，提高区域整体脱贫水平，扩大治贫规模。

（三）绿色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基础

贫困地区往往位于生态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区，因此，贫困问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生态问题。在空间分布上，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恶劣地区高度重合，截至2014年，我国仍有86.4%的农村贫困人口生产生活在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条件较为恶劣的中西部地区。由于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或者急于摆脱贫困，这些地区往往容易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开发不当、保护不够，陷入越扶越贫的恶性循环，甚至造成生态型贫困。

扶贫开发必须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绿色发展是一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形态，是扶贫开发的基础工程，“是对发展本质、规律和趋势的理性把握，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可持续发展新形态。”强调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座山”的思想是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阐释，我们只有坚持将扶贫开发置于绿色发展战略中，将生态保护纳入扶贫开发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才能走出一条消除贫困、保护生态、优化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子。

（四）开放发展是扶贫开发的关键

开放发展解决的是扶贫开发的内外联动问题，是增强扶贫开发能力的关键条件。早在主政宁德时就说过：开放政策与扶贫开发是彼此融合、互相促进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国的扶贫开发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但是，扶贫开发绝不只是党和政府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众人拾柴火焰高，未来亟需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大扶贫格局，形成强大的脱贫攻坚合力。因此，应该在坚持和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提出的“三位一体”的扶贫格局，即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基础上，积极宣传，广泛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扶贫，改变过去的“政府热，社会冷”的扶贫局面，并相应地建立起通过政府、社会和市场等不同渠道参与扶贫的途径。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不能仅仅依赖于某个国家的单一行动， 而是要依赖于全球性的国际合作行动。全球性的国际合作行动是对国家单一行动的有力补充， 它不仅有助于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还可以加快减贫进程，提高减贫水平，增强减贫能力，扩大减贫规模。2015 年 9月，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通过了新的减贫计划《2015年后发展议程》，提出要在未来15年内，将收入每天不到1.25美元的人数降为零，彻底消除极端贫困。这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壮举，将在2030年时实现。我国的减贫事业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我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因此，强调必须以开放理念引领扶贫开发，“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

（五）共享发展是扶贫开发的目的

共享发展不仅是扶贫开发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扶贫开发的目的就是要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共享发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发展，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了与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统一。共享发展明确了为谁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体现，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充分体现，更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扶贫开发应始终以消除贫困为根本任务，以实现共享发展为根本目的和方向。

共享发展是全体共享，也是共享全部。要让人人享有，当然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人享有，不是少部分或一部分人享有；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所有方面的成果，不是少部分或其中某一部分成果。共享还应该是共建共享，即共同参与整个发展过程，共享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价值物包括人的能力的锻炼、提升与发展；体验发展过程中的成就感、幸福感、获得感；对于发展意义的认识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总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不仅深化和拓展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目标实现路径的认同。“十三五”期间乃至未来的中国，应进一步强化五大l展理念，并以此引领扶贫开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 年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J].求是，2012，（15）.

[5]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6.

[6]张雷声.从效率与公平统一的视角理解社会主义本质[J].学术界，2005，（4）.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农村贫困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N].人民日报，2015-6-20.

[9]洪向华，杨发庭.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意蕴[N].光明日报，2016-12-3.

[10]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11].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12].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5-10-17.

消费扶贫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消费道德观和谐社会贫困生构建

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滞后于社会发展，以及历史、自然条件、个人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形成了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进入大学后，就成了贫困生。近几年贫困生在各高校所占的比例持续居高，已成为家长操心、学生忧心、高校担心，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带有普遍性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将构建和谐社会列为“十一五”规划，十六届六中全会又专门研究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因此，分析和掌握贫困生的生活状况以及消费道德教育现状，加强对贫困生消费道德观构建工作的引导，对于提高高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以及对于维护高校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贫困生的生活状况以及消费道德教育现状综述

前面已提及，高校贫困生大都来自弱势群体家庭。有学者将其分为四类:一类来自“老、少、边、穷”经济不发达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家庭收入少，难以支付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二类父母均为农民或无职业者，家庭无固定收入，经济困难，这是形成特困生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一些多子女家庭；三类来自父母双亡或单亲家庭，包括烈士子女、离异子女，缺少劳动力，经济无依靠，生活困难；四类来自城市因企业效益不好，下岗或工薪收入少的职工家庭。还有学者将其分为五类:一类来自农村，特别是偏远落后山区，家庭收入微薄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收入；二类来自城市下岗职工的家庭；三类来自遭变故的家庭；四类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孤儿；五类来自其他情况的家庭，譬如家庭人口多，有老弱病残或多人在校(特别是高校）读书，使家庭入不敷出。总之，分为四类也好，分为五类也罢，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都面临着贫困、窘迫的生活现状。有资料显示，20%的大学生都认为贫困对他们的学业影响较大。的确，贫困牵扯了他们更多的精力，这些学生除了要应对繁重的学习外，还要承受沉重的生活压力。以笔者身边的贫困生为例，有位在读研究生（女，公费），因家庭多次遭变故，从小学到中学，勉强维持生计并考上了大学。从大学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次学费都没有缴过，且几次因经济原因欲申请退学。8年来，虽品学兼优，多次获得奖学金，终因上大学期间欠费较多而被扣压抵作学费。大学毕业时，本打算报考名牌高校的研究生，因顾及母校会扣压毕业证而违心报考了本校的研究生。现正在毕业实习，又开始了是就业，或是继续“读博”的两难选择了。另据笔者所在学校的财务处负责同志介绍，每年开学都有学生将面额不等的零钱当作学费缴纳。据说这还是好的，有的学生根本就没带学费返校。那么，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高校是怎样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消费道德观的教育呢？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譬如对贫困生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缺乏研究，再加上“两课”教学中对贫困生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指导不够，学生辅导员对贫困生的消费观念的形成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勤工助学和困难补助机制没有起到积极的效应，校风和校园文化建设中缺少培养大学生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的内容，以及高校布置的某些需要学生操作的活动存在着刺激消费的嫌疑，等等，都使得对贫困生消费道德观的构建工作显得成效不大，或者说没有什么成效。

二、构建贫困生消费道德观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1.将消费道德观的教育寓于为贫困生解决实际困难之中

同其他大学生一样，对贫困生消费道德观的构建，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还关系到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发挥。因此，旨在影响贫困生的消费观念，引导贫困生科学、合理、适度、正确地实施消费的消费道德观的构建工作，虽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如何将其纳入高校德育工作之中，以拓展德育工作新的空间，寻找德育工作新的途径等，却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言而喻，贫困生消费道德观的构建是一项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于一体的工作，必须将其寓于为贫困生解决实际困难之中，使贫困生切身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师生感情的温暖。为此，要采取主动接近、经常找贫困生促膝谈心的方式，在感情上投入，在生活上关心，与他们交朋友，使其逐渐消除自卑心理和消极情绪。同时，还要采取帮助其联系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以及申请减免学费等，真正解除贫困生的后顾之忧。

2.坚持用传统教育资源对贫困生进行消费道德观的教育

传统教育资源很多，高校完全可以就地取材，利用身边的人和事进行消费道德观的教育，还可以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推介的典型人物进行消费道德观的教育。譬如，教育部2005年发出了向洪战辉同学学习的号召，高校可以组织大学生，尤其是贫困生学习洪战辉自强自立、勇于进取的坚韧品格；学习洪战辉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和战胜困难的顽强毅力；学习洪战辉面对困难不低头、面对挫折不放弃的奋斗精神；学习洪战辉刻苦学习、严于律己、诚实质朴的高尚品质；学习洪战辉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高尚的思想品德。……需要强调的是，利用传统教育资源对贫困生进行消费道德观的教育，一定要结合实际，一定要同“立志”、“拼搏”、“进取”、“顽强”等联系起来，从而深化教育和引导的层次。

3.坚持对贫困生进行“俭而有度，合理消费”的理念教育

“俭而有度”包含不抑制消费和不“超前消费”两层涵义。对于贫困生而言，主要是教育和引导他们不要过度抑制消费，而“超前消费”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在贫困生中并不普遍。“合理消费”指的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消费的和谐统一。物质消费不必多说，精神文化消费是指大学生为满足个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消费知识文化产品的活动。贫困生同其他大学生一样，也正处于学习知识，接受教育，储备能量的特殊阶段，他们对知识、精神和文化的消费是日常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贫困生一定要紧紧围绕“学习――成才”这个主题，坚持“学习性消费是主导，生活性消费是保障，娱乐性消费是补充”的原则，不断加大精神文化消费的比重。同时，高校可在多组织有益的校园文化活动上下些功夫，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吸引贫困生的广泛参与。

4.坚持开展勤工助学活动并努力完善帮扶机制

贫困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一是能够减轻家庭负担，二是能够拓宽视野，三是能够学以致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勤工助学活动，能使贫困生亲身体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社会的复杂性，竞争的无情性，有利于转变观念，培养自立自强精神。目前，我国高校的勤工助学和帮扶机制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为了帮贫扶困，没有真正发挥正面教育、积极引导和鼓励自立的作用。尤其是勤工助学，不能完全满足贫困生的需求，还缺乏全面的指导，不可能达到教会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来满足生活需要的目的。众所周知，物质上的帮扶只能解决贫困生短期的生活困难，而能力上的提高则会使他们在未来没有资助的情况下，通过诚实劳动也能获得报酬。高校单纯发放助学补助是件简单的事情，有必要从学生培养的角度，将助学与育人结合起来，为贫困生提供锻炼成长的平台。此外，对他们动手能力、社交能力以及心理素质的锻炼等，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大学教育的空白。

5.积极创造良好的校园消费环境

高校如今早已走出了神秘的“象牙塔”，如果对大学生实施封闭性的消费管理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行不通的。然而，高校完全可以引入内部竞争机制，开辟一些传统的低消费项目，譬如对餐厅、校园超市等日常生活服务设施采取平价优惠政策，使贫困生足不出户就能体面地享受到物美价廉的消费，则是有可能的。今后高校后勤社会改革，应该多在这方面费些心思。

三、应注意的问题

1.如何完善“物质帮扶”与“心理帮扶”相结合的机制问题

高校对贫困生实施物质帮扶固然必要，但对其实施“心理帮扶”同样重要。一些贫困生因家庭困难，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缺乏自信、悲观、气馁和无奈，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不愿让别人感到自己的贫困，于是自我封闭，和别的同学渐行渐远，或者闷头学习，或者走出校园寻找寄托，失去了应有的青春和活力。对此，高校必须将解决贫困生的实际问题同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他们思想政治教育和引导的力度，重视心理咨询工作，让贫困生辩证地看待贫困，鼓励他们树立自信，加强交往，积极面对人生。

2.如何看待贫困生的“超前消费”问题

据报道，日前，上海某大学出台了一条新规定：贫困生如果拥有电脑等高档消费品，或是吃穿超度，抽烟、酗酒、请客会友、铺张浪费等行为，学校将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监控，证明属实后将全额追回已发放的资助金。此报道在国内引起不同的反响。笔者认为，贫困生能否尝试“超前消费”，一是要看消费的内容。如果把获得贷款和补助的绝大部分用来购买电脑、书籍等，这样的“超前消费”还是可取的。二是要看消费的动机。如果贫困生是出于虚荣和攀比去实施“超前消费”，甚至给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这是不应该的；如果贫困生能够通过诚实的劳动来改善贫困现状，进而通过理性消费去弥补自身的“先天不足”，这对贫困生来讲是积极进取的行为，应该鼓励和提倡。三是要看有无还贷能力。是否有信心、有能力偿还贷款或债务等，是贫困生“超前消费”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自量力，一味透支，以追求同别的大学生平等的消费水平来获取自信，那么，最终会导致他们精神上的焦虑。很多贫困生在毕业前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快要脱离学校这个母体，将面临巨大的还债压力。因此，在试图“超前消费”面前，贫困生一定要对自己的还贷能力作充分的估计。

参考文献:

[1]韩明儒:大中原文集――大学写真集[C].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

[2]龚劲丹:高校贫困生现状及对策[J].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95～97

[3]曾洁珍.消费教育的重构――新世纪德育的重要课题[J].上海教育科研,2001，(6）: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