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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论文范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篇

1.社会网络及其对风险行为的影响社会网络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它将个人或组织视为“节点”,将这些人或组织之间的联系视为“线”,这些点和线形成了一个个网络状的结构,人类社会即由这一个个网络结构构成,甚至整个社会都可视为一个大网络[17]。社会网络视角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研究之中,其中社会网络与健康的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早期研究社会网络与健康关系的学者主要采取一种“功能性”视角,关注社会网络可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对健康产生的直接积极作用或间接“缓冲”作用;其后有一部分研究者开始采取“结构论”视角,重点关注个人所处社会网络结构对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认为社会网络从两个方面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一是通过提供知识/信息。有关网络与信息传递的研究表明,网络的规模和结构均对信息传递有影响,规模较大、异质性较高的网络更有利于信息传递。二是通过提供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情感、社会关系支持等方面。个人除了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以外,还能从网络成员那里获得各种物质70《科学与社会》(S&S)和精神上的实质性帮助和支持。社会支持对精神和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可以促进心理方面的适应性、减少压力和焦虑等心理问题,即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缓冲效应的存在是因为社会支持促进“适应性评价(AdaptiveAppraisal)”和“应对(Coping)”。从生理学途径来看,社会网络有助于免疫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以往研究表明,强关系和同质性关系多的网络在提供社会支持方面更为有效,亲属是最主要的强关系。网络密度描述网络的连接性,网络密度与更多的合作、信息分享和责任有关,可以预测个体能够获得的物质支持的程度。网络密度也影响个体获得关系资源的能力[29],高的社会网络密度意味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有助于成员之间形成归属感。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了社会网络对风险行为影响的问题。Berten研究了青少年在同伴网络中的位置对个体风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学生的滥用和风险等不仅受到关系最好的同伴影响,还受到网络中位置相似的同伴的影响;相比较中学3年级的学生,5年级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网络凝聚力的影响大于网络中同等结构位置的影响[2]。一项针对走失和无家可归年轻人的研究表明,没有社会网络支持的个体,更有可能非法使用、有更多的性伴和生存性;对于有社会网络支持的个体而言,当社会网络的规模较小、但情感支持特征明显(社会网络主要有朋友构成,通常包括酒精和非法使用者)时,社会网络将不是他们风险行为压力的来源。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在线社会网络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在线上青少年对风险健康行为有更加正向的态度,更多地使用(网络)社会网络媒介会增加个体的风险行为,比如吸烟、滥用酒精、吸毒等[30]。有关社会网络与融资决策这种风险行为关系的研究也表明,社会网络可以给决策者提供信息,帮助过滤掉复杂的信息,借款的社会关系会直接影响他的借款行为。总之,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可以从提供信息、社会支持两个方面对风险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不同的社会网络特征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支持不同。比如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弱关系等更多地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而网络密度、网络同质性、亲属关系的比例、强关系等与网络可以提供的社会支持相关。

2.社会网络对有机食品选择的影响尽管社会网络对风险行为影响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具体研究社会网络对有关食品安全风险行为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有研究表明公众的主观知识(信息)是他们感知的转基因食品风险的风险因素[26,29],也有研究表明给公众提供生物技术相关的信息可以增加他们感知的生物技术带来的利益,但是没有减少他们感知的生物技术风险[6]。还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是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风险的积极影响因素[23]。那么,社会网络的不同特征是否影响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如果存在影响,网络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的?已有研究并没有关注这些内容。本文以调研的数据为基础,分析社会网络的不同的结构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两项调查,一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二是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于2008年在长春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两项调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调查问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关于食品风险的感知、行为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数据分别代表中国大城市、大中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公众风险感知情况。三城市调查均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区名册中随机抽取若干社区,再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随机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被访者是现居家中的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北京、长春和湘潭三市共获得有效问卷2153份,三个城市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987份、506份和660份。

2.变量与测量方法(1)因变量。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调查者:假如市场上的一般黄瓜卖1块钱1斤,您愿意花多少钱买没有喷撒农药的黄瓜?以此测量被调查者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2)自变量。本研究中的主要自变量是个人讨论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网络,具体测量方法采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关系等信息[32]。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描述社会网络的情况。我们要求被访者回忆跟自己讨论问题最多的5个人,以及这些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类型、讨论的问题、关系亲密程度等。然后计算社会网络的密度、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员的比例等指标。以此为基础,我们建立了研究的自变量,包括:网络规模、平均熟悉程度、网络密度,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健康状况、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程度、自己或者家人的经历、自己最近七天的健康状况、已有的食品风险知识等。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我们在对其做对数处理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三、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PSS软件分析社会网络特征对有机蔬菜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模型一中分析的社会网是讨论网,即与被调查者讨论任何重要问题的成员构成的网络。统计结果表明,个人讨论网络的密度和网络中管理人员的比例显著地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则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研究结论也表明,相比较基准模型(仅仅包括控制变量的模型),在模型中增加网络特征变量,显著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都显著地影响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女性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降低;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在只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成立)。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提出网络影响风险行为可能存在两种机制,即传递知识(信息)和提供支持。根据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般认为密度较高的网络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同时网络中的管理人员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而更可能提供支持,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员和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则更可能提供知识和信息。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点,我们又单独分析了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情况,这时的网络成员仅包括那些与被调查者讨论食品安全的成员。我们的假设是:由于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成员都会讨论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在这种网络中知识和信息传递是必然存在的,而社会支持的传递则不一定存在。从表2模型二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讨论网中,只有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显著地影响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其他网络特征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推测,既网络密度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更可能是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网络中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通过提供信息而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信息社会、社会结构、虚拟社会

影响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传播的内容,不如说是传播媒介本身。由于网络带来的强烈冲击,各国学者都在对网络出现以后的社会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探讨。

媒介的社会影响研究“网络”与“信息社会”是两个时髦而又神奇的概念。“信息社会”的概念产生在二、三十年以前,而“网络”则是近几年的新概念。网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或平台,网络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越来越多的媒介联系在一起、整合到一起,整出了一个网络时代。信息社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60年代末提出。这一概念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也发生了几次变化。90年代的“信息社会”则意味着媒介的融合和网络的发展。

关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传统的传播效果研究理论总有些捉襟见肘。从60年代起,西方传播学家就在探索一条更宏观的综合社会研究的道路。这当中,勒纳等人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研究等值得重视,这些研究又被称为“发展传播学”。这个课题的提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战后美国推行了“马歇尔计划”即全球发展计划和一系列援外协定。这是一项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丹尼尔·勒纳在其《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58),施拉姆在其《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书中,他们都提出了基本的理论观点。

这类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新的突破进展,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他给网络下的定义是:“网络就是一组相互联结的结点,结点到底是什么,要依赖于具体的网络而言。比如,在全球金融网络中,他们是股票交易所和其附属的高级服务中心。网络是一个开放结构,能无限扩展,所有的结点,只要他们共享信息就能联系。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创新”[i]。卡斯泰尔还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

日本的信息科学研究把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社会信息科学整合到一起的综合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络的出现使一直玄玄乎乎的信息社会概念好象一下子找到了定位,似乎网络就是信息社会,一时间“网络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虚拟社会”等等等等,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我们究竟面对的和即将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下面我们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几个视角来审视和思考这一问题。

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信息社会许多社会发展的研究都在致力于怎样清楚地解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和轨迹,给信息社会描述一个清晰的轮廓。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种观点认为信息社会是继工业化社会以后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丹尼尔·贝尔是其代表人物,他在70年表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提出了“有关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ii]。但是,贝尔显然把握不住这一历史转折的深刻程度,无法以准确概念加以概括,所以用“后工业社会”一词来表述。贝尔之后,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莱昂的《新信息社会论》等很多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在贝尔的基础上前进多少,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过程和环节,也没有弄清楚推动着社会和经济转变的动力是什么。

日本学者长谷川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信息化是继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国际化等社会发展过程后的一个新阶段和新课题。见图1的描述。

信息社会的概念与信息化的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信息社会是对社会的静态的描述,而信息化则是对实现信息社会目标的社会动态变化过程的描述。然而,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信息社会是信息化的结果,信息化过程总是与一定的信息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条条道路通罗马”,信息社会可以采取不同的信息化模式来实现。信息化是一个世界潮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按照不同的道路,或快或慢地,或是较顺利、或是非常艰难地向信息社会这一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化模式。

在信息化的研究方面,卡斯泰尔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信息社会的形成是由一种新型的社会技术组织和资本主义重组所决定的,而新技术的运用和它们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又决定了重组过程的特色[iii]。我们通过他的信息化理论得到一个启示,即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信息化产生直接影响外,由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社会发展本身也会对信息化的进程也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社会社会结构分析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惯用的方法,一般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社会的结构和特征。信息社会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

信息时代的经济结构将从以工业为中心转向以信息产业为中心。我们可以从三个产业的比例构成中分析出来,也可以从就业情况分析出来。信息化还将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主要表现为信息的产业化与产业的信息化。一方面,被称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产业正在迅速扩张,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新行业正在从无到有地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正在不断地被信息化。从而使国民经济中信息生产所占的份额和劳动力比率逐年增加,直到超过农业、工业或服务业的比例。比如,英国、美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在1970-1990年间制造业迅速下降,其下降幅度分别为35%下降到23%,26%下降到18%、27%下降到22%,同时农业日趋萎缩甚至消失。

信息化也使社会劳动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这表现为从事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的人员逐渐减少,而从事信息生产和信息服务的人员逐渐增多,因此,人们把信息劳动者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超过半数当作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之一。

信息化这不仅是发达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信息化的过程在很多国家往往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规划。

2、政治结构

网络时代的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信息的权力化,社会组织结构将进行大调整、大重组。传统的金字塔型、铁板一块和官僚型的组织框架被打破,代之以快速应变、灵活机动的网络化组织机构和形式。信息和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也是新的权力源。信息社会的权力斗争将会围绕着争夺信息源展开,现实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流的冲击,并将在国家之间以及社会水平上普遍表现出来。由于不同团体、阶层和个人的条件的不同,掌握信息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是不同的。正如美国里根政府所明确表白的:“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3、文化结构

由于信息环境多元化,网络时代的文化结构从中心文化转向多元文化。这可以从社会思潮和社会时尚的多样化来分析。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区别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没有停留在产业、劳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内的深化上,而是向教育、福利、娱乐、交往等广泛的精神领域和日常社会生活领域扩展。也就是说,它正向我们的整个生活渗透,我们的生活也被信息化了。

信息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待社会生活态度上发生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时代,人们注重效率、追求物质享受,用世俗的、理性的态度来思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在信息社会时代,人们更注重精神、更注重情感、更崇尚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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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社会现象的虚拟社会网络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还在影响着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最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大都市的变化。纵横交错的网络使这些城市变为二元化,出现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信息化城市的崛起成为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失去了原来的城区概念,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间,向郊区拓展,由信息网络构成的流动空间正逐渐取代原有的城市空间。在流动空间中,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运行,然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新的专业管理阶层控制了城市、乡村和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生产和消费、劳动和资本、管理和信息之间发生着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新的全球化经济。

虽然未来学研究的观点已经指出,由于卫星和光纤网络等通讯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将逐步走向分散化,但这个变化的实际过程十分复杂,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因素,我们必须深入地剖析这一变化过程和各种因素,才能理解新的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和它的现代含义。

在网络社会的环境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存在,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维空间,而劳动力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千差万别的个体的存在。这也就是说,资本是在全球化的而劳动力则是个别化的。“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iv]。那么,如何将原有的城市空间和新的流动空间连接起来呢?这需要在三个层面上把社会发展和空间规划进行同步结合: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地方城市社会是从领土上加以界定的,应该保护它们的个性,保持它已建立的历史根基,而不管其经济和职能是否存在对信息空间的依赖。同时,城市也必须与其他城市保持充分的交流,克服部落主义的危险。

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在信息时代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公司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而且又受到各种挑战。对家长制的挑战及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使文化失去了有序性,使个人不再感到安全,人们得不到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从而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在对城市的虚拟空间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中,政府仍然担当着重要角色。它只有通过强化自身角色才能对经济和政治组织施加影响,从而恢复地方社会在虚拟空间中的意义。

总之,网络等信息科技的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更多的国家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这个过渡的过程一般被称之为“信息化”。信息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经济结构从工业为中心转向信息产业为中心;政治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向网络型;文化结构从中心文化转向多元文化,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其代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信息化:信息化就是在现代信息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由工业化社会或其他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和信息媒介高度普及的社会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逐渐收缩,被信息型、服务型生产方式所代替,知识和信息的作用大大突出。伴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

注释:

[i]ManuelCastells,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p469,BasilBlackwellLtd.,1996.

[ii][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P14,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3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社会和谐根源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人的能力、需要、社会关系、自由个性的内在要求。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如今,网络已经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促成了现代人交往的革命性变化———网络交往。信息、知识作为人的发展最重要因素之一,成了衡量人的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它为人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群体环境,有利于实现了个人需要和个性发展,个人在获得丰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社会本质。

二、网络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新挑战

(一)从参与网络文化的主体构成来看,青年人的网络社会化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潜在影响。当前网络媒体主要的宣传、传播、引导的对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年轻受众。他们是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希望所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有活力、最积极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所蒙蔽和利用的一代,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最难于引导、说服和教育的一代。由于网络提供的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虚拟社会,对于青少年来说,它很难形成像现实世界那样强烈的社会规范,在网络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很可能附带网络影响的消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建设还应包含建设主体主体意识的培育,它加大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改变了以往人们文化的传播途径,要求将社会的主流文化传递给青年个体,使个体接受主流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从网络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看,它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全新课题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网络参与。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人们表达意愿渠道、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功不可没。同时,又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引领网络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何净化网络环境,如何更好地加强网络管理,回答这些问题是新时代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引导网络文化,强化网络管理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上网群体与不上网群体的构成看,易形成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和谐社会建设我国互联网分布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是十分严重的。尽管我国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省份,以及直辖市,互联网水平发展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水平发展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是第一资源,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政府机关和大型的工作人员等一小部分人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管理资源,而且还掌握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信息资源。而其它较低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很难参与到网络文化中来。这不利“五个统筹”的实现,更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和谐网络: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加强虚实和谐建设

对虚拟现象的认同,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如前所述,网络和谐社会是是建设现实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和谐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执政者转变执政视角,从关注现实中的社会建设转移到现实和谐和网络和谐的共同建设。在信息化建设的今天,领导干部不关注网络社会的呼声和网络文化的建设,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和谐社会建设,就不能彻底地、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

(二)倡导和谐管理

首先,“和谐”表示不同事物“相应”且“配合得当”,多种要素相统一,本身蕴含着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灭异,这就要求执政者对网络管理抱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的积极态度。其次,要认识到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定会在网络上显现甚至被夸大,另一方面,网络管理和网络文化的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理论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治国理想和治国方略的一次大飞跃。

(三)寻求积极主动建设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翻译文本,而同时将目光投向翻译文本生产背后的人及其社会因素。描写翻译研究的出现,首先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认为“译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从事翻译活动,因此遵守不同的规范作为其翻译行为的准则”。[1]图里后来将翻译规范进一步明确为有关翻译的“一个群体共享的一般价值或思想,”[2]即被广泛接受的有关翻译的观念或价值判断。虽然图里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社会学痕迹,但并没有探讨“译者作为一个具有个人历史和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作者、其他译者、客户、编辑、出版者以及文学评论者等)之间的互动的网络关系。”[3]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兴起的翻译社会学弥补了描写翻译学派的上述不足。加拿大学者Semioni最先提出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作为翻译规范的补充,认为翻译规范只有通过译者惯习才会对翻译产生影响。[4]随后的翻译社会学大多以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其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会在惯习的支配下有意无意地追逐各类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社会资本(各种人际关系)和象征资本(职业声誉等),而其拥有的各类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又反过来决定了其在特定场域中的地位。除了布迪厄理论之外,另一个被西方翻译学者较多引用的社会学理论是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Buzelin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分析行动者构建的网络关系,可揭示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翻译行动者的多样性(hybridity),是对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翻译研究的补充和完善。[5]通过以上对翻译社会学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译者社会网络的初步理解,即这个网络是由译者以及其他翻译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翻译规范、行动者的各类资本、惯习、地位以及网络中的关系等社会因素会对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为了对译者的社会网络及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全面和直观的描述,笔者引入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一直占领了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其主要优点在于能对个体(或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形式化的直观描述和分析。其方法要点是,在网络空间中用点表示个体,以直线表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直线的箭头方向表示资源等流动的方向,从网络关系的数量、强度以及结构特点等维度对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6]

二、译者的社会网络分析

尽管当前翻译社会学对译者的分析大多关注文学译者或译家,对非文学类的译者研究较少,但和文学译者一样,包含外宣在内的非文学翻译的译者也是社会中的人,也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网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旅游外宣的网页翻译而言,在传统模式下,其翻译过程至少涉及翻译委托人(如旅游区当地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译者和读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以委托人为中心的翻译社会网络。委托人在网络中拥有的节点最多,意味着其拥有的社会资源最丰富;同时,由于译者与读者都必须通过委托人进行交流,因此,委托人也处于Burt所称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的有利位置,占据着掌握信息和资源流动的优势地位。[7]与一般文本翻译不同,网页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网页读者通过政府部门即翻译委托人的网站获取信息,并将网页内容视为政府部门提供的官方信息,而不是译者提供的译文,读者和译者之间没有直接交流。这个社会网络中主要有委托人与读者以及委托人与译者这样两种关系。

(一)委托人与读者

图1中委托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用单向箭头的直线表示,表明两者之间是单向而不是双向的交流。在调查的旅游官网上,只有委托人通过网页向读者提供信息,但网页没有读者留言区或开设BBS交流平台,因此读者没有途径对网上的信息进行回馈。由于网页翻译不能像一般纸媒翻译产品那样直接通过销量等来反映读者对产品的接受程度,因此委托人缺乏衡量网页翻译质量的读者评价。

(二)委托人与译者

图1中委托人与译者之间是双向箭头,表明双方能进行交互式的信息交流,即委托人与译者可以就翻译目的、质量要求、交稿时间、稿酬等内容进行直接协商。两者之间的关系强度取决于两者交往的时间长度、交往频率、情感紧密度以及信任程度等。[8]如果双方的情感较亲密、信任度较高,则两者间属于强关系,信息沟通比较全面,情感因素会在翻译协商中占较大比重;反之,则两者之间属于弱关系,信息沟通不充分,经济因素在翻译协商发挥主要作用,类似于翻译委托关系。由于翻译行为持续时间一般较短,委托人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也往往随翻译行为的结束而结束,因此传统翻译模式下大多数委托人与译者之间属于弱关系。随着翻译市场的兴起和翻译业务的增加,委托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翻译公司或中介人完成翻译任务,因此具有委托性质的翻译关系日益增多,其整个关系网络如图2所示。委托人将翻译任务委托给人(个人或翻译公司),再由人转交给译者。这种新型模式比传统模式更复杂,虽然委托人与读者的关系没有变化,但出现了两对新的社会关系,即委托人与人以及人与译者的关系。

(三)委托人与人

如图2所示,委托人与人处于整个网络的中心,拥有结构洞的优势地位,掌握着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但两者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不同,拥有的资源和利益也不一样。在旅游外宣翻译中,委托人的主要利益是对外宣传当地旅游信息和文化,吸引外国游客;而人的根本诉求是谋取经济利益,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委托人的收益取决于人付出的努力和成本,而人的收益就是委托人支付的成本。因此,两者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即委托人不了解人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也无法直接观察和了解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付出的成本以及具体的翻译流程。同时,由于与读者之间没有双向交流,委托人缺乏评判翻译质量的标准。这样,人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谋取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两种后果。逆向选择一般发生在关系正式确立之前。为了获得翻译任务,人会过份夸大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努力程度,以获得委托人的信任。委托人为了规避风险,会倾向于选择合作成本较低的人,导致服务质量好的人由于其交易成本过高而反遭淘汰,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向选择。在关系正式确立之后,信息不对称会促使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隐瞒翻译管理和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在损害委托人利益基础上获取自身利益,做出有损自身职业道德的行为,即出现道德风险。

(四)人与译者

与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人和译者之间也存在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在人介入的翻译网络中,传统的委托人与译者之间的直接沟通被阻断,必须通过人才能进行,译者在网络中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在与人的谈判中,译者的主要筹码来自自身的教育背景(教育文凭)、翻译能力(各类资格证书)和在业界的地位和声誉(拥有的工作经验、各类头衔和荣誉等象征资本)。由于翻译市场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没有实施基于资质认定基础上的市场准入制度,人和译者都没有可靠渠道获取对方的客观信息,因此都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取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人会利用自身拥有的或委托人赋予的权力和信息资源,在稿酬协商、译员选择、任务分配、质量管理等过程中操纵信息或权力,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翻译工作或提高报酬,部分译者会夸大自身拥有的能力和资本,例如在各类证书和翻译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等。一旦发现译者真实表现与所提供的信息之间差距较大,人为了降低风险会相应提高译员的聘用门槛或降低翻译的薪酬标准,导致优秀译者由于没有合理回报而选择离开翻译网络,即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继续从事翻译的译者,由于薪酬过低,往往通过减少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等手段来降低自身的成本,做出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导致了各种翻译质量问题的产生。

三、旅游网页翻译质量问题分析

由于翻译网络中客观标准的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人和译者为了规避风险、谋取自身利益往往采取符合各自即时利益的行动策略,导致翻译质量问题的产生。也就是说,网络外宣翻译中的质量问题,不能仅从译者方面寻找原因,而应该着眼于译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从整个网络中的不同成员身上寻找答案。同时,由于各网络成员分别占据不同的网络位置,信息不对称作用于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对翻译质量产生影响的方式也不一样。

(一)委托人的译者选择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委托人处于翻译事件的起点,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译者的选择;而委托人的选择行为会受到自身的网络位置以及网络信息的影响。委托人与译者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由于委托人一般不是翻译专业人士,对翻译行业的了解也会存在误识和误判的现象。有的委托人低估了翻译的复杂性和创造性,认为懂外语的就会做翻译,只愿付出较低的翻译成本,结果或者聘用能力不过关的人充当译者,或者导致译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而出现道德风险。总之,委托人的信息不对称和错误的翻译观念,会导致能力不合格或态度不负责的译者进入翻译网络,结果出现了一些质量低劣的译文。在本次调查中,这样的翻译网页并不少见,在拼写、语法、语言和常识等方面错漏百出。

(二)人的翻译管理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选择合格的译者是获得合格译文的前提,但并非充分条件;此外,还必须有科学的翻译管理过程。人处于委托人与译者之间的核心位置,起着网络资源配置的关键作用,是翻译过程的管理者。在传统模式下,委托人可以兼任管理职能;但独立的人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方面,人拥有较丰富的译者资源,能实现翻译网络资源的最佳配置,找到合适的译者;另一方面,人一般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对翻译流程进行具体的管理,包括制定标准、分配任务、控制进度、统一术语、审校文字、排版编辑等。但由于翻译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翻译人为了节约成本,往往并没有认真进行翻译过程的管理,既没有对译者的语言问题进行校正,也没有对翻译的一般策略、进度以及术语等方面进行协调统一。从被调查的网页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除了语言错误之外,还有译名或译法上的不一致,尤其是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例2:OfHuangshan’smanypeaks,thethreemostwidelyknownareTheLotusPeak,TheBrilliantTopMountain,andTheCelestialCapital,allofwhichriseastunning1,800metersabovesea-level.莲花峰、光明顶和天都峰是黄山的三座主峰,其译名属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在译文中应尽可能地统一,做到名从主人、专名专译。但网页中光明顶和天都峰分别出现了BrightnessTop,TheCelestialPeak,TheCe-lestialCapitalPeak,CapitalofHeavenPeak等不同译名,容易误导读者。另外,不同专有名词之间的翻译方法不一致。专有名词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面部分属于专名,后面部分属于通名,可以根据“专名译音、通名译意”原则进行翻译。[9]句中通名部分的“峰”和“顶”意义相似,但例2中却译为“TopMountain”或干脆省略不译,导致句内意义不够连贯。同时,“莲花”、“光明”和“天都”属于专名,一般可以进行音译;但由于这些词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意译方法也可以接受,但由于Lotus和CelestialCapital都是名词或名词词组,“光明”也应该译成名词。综上所述,这三个专有名词可分别译为“TheLotusPeak”,“TheBrightnessSummit”和“TheCelestialCapitalPeak”。

(三)译者的翻译惯习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如果说委托人和人的作用在于避免不合格的译者或译文的出现,那么是否能产生优秀译文则取决于译者本身,更确切地说,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惯习。Simeoni曾指出译者在“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上的依赖性”导致了其“自甘为奴”的惯习,主要表现为对客户、公众、作者、文本、语言等方面的屈服。[4]Simeoni所描述的这种“奴性”,是指译者缺乏主体能动性,这一点在旅游网络外宣的译者中也非常明显。网络中的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译者、委托人、人在地位和资源上的不平等,常常导致译者的弱势地位以及纵和被剥削的处境,并最终产生译者翻译惯习中能动性的缺失。具体而言,能动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行动的意愿和能力。”[10]从调查的网页来看,在意愿方面,一些译者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不愿付出精力收集材料并在译文中进行解释或注释,而是直接意译、甚至音译了事,让外国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例如网页中,有译者直接将“清明上河图”译为“QingminShangheTu”,将“徽商”译为“Huishang”等,不但没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而且给读者带来认知上的困难。在能力方面,一些译者拘泥于语言文字本身,习惯于对原文亦步亦趋,不能根据文化差异和受众心理对文本信息进行深度加工以吸引读者。这种情况较为普遍,而且通常体现在整个语篇上。这是对黄山风景区总体介绍的首页第一段,共五句话(句前序号为叙述方便而添加),属于重要的“开篇之作”。但和大多数网页的译文一样,译者没有根据语篇衔接的特点和中英文宣传语篇在文体上的差异对译文进行加工和调整。一是原译语义不够连贯。段中第二句和第三句的句内逻辑主语出现了不一致,同时和前后句子的主位之间不连贯,存在主位推进和语篇衔接的问题。二是语气上缺乏感召力。

四、结语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5篇

由于新浪微博对数据的获取作了很多限制,本次研究选择在腾讯微博开博的出版社。腾讯微博中,按照听众数的不同,用户大体可以分为“名人”与“草根”两大类,“名人”微博由于听众数量较大,因此在微博信息传播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取出版社微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1)听众数在10万以上;(2)经过腾讯微博官方的认证。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通过腾讯微博搜索功能,搜索类型为“用户”,搜索关键词为“出版”,共得到20911位用户。(2)选择“认证”,得到2993条筛选结果,这些微博已经经过腾讯微博官方认证。(3)逐条浏览筛选结果,选择“听众”数在10万以上的用户,这些微博具备较高的代表性。最终得到用于本次研究的共15家出版社微博,相关数据收集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通过此类方法构成的微博组仅仅是整个出版社微博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子网络,但由于这些微博听众数量众多,在全部出版社微博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即对此小型社会网络开展研究。

2出版社微博社会网络关注矩阵及结构图

社会网络可以用社群图、关系代数、邻接矩阵等模型来描述,此网络中每一个出版社微博为一个节点,将用户之间的“关注”和“被关注”的关系通过邻接矩阵表达出来,形成一个15×15的互链网络的二值矩阵,其中“行”表示关注者,“列”表示被关注者。“1”表示关注关系存在,“0”表示关注关系不存在。得到的邻接矩阵如表1所示。通过Ucinet的Netdraw软件可以将微博互链网络关系图直观地表示出来,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互链网络中存在着2个孤立的结点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公安出版,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等居于互链网络的核心位置。

3结果分析

3.1密度分析

密度是衡量社会网络中各节点关系紧密程度的指标,在图论中用图形中实际存在的线与可能数量的线的比例来衡量。一般来说,关系紧密的节点合作行为较多,信息流通较易、情感支持也会较好;而关系疏远的节点,则常有信息不通、情感支持少、协作程度低等问题。密度值介于0和1之间,值越接近1则代表关系越紧密,越接近0则表示关系越疏远。可见密度为0.1714,标准方差为0.3769,说明出版社微博间存在着相互的连接和沟通,但密度值不大表明整体上该社会网络的联系不算非常紧密,相互交流的程度还有待提高,说明国内出版社在微博应用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微博在信息传播、营销宣传方面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很多出版社尝试使用,但很多出版社思想层面对微博在出版行业的定位认识不清,行动层面也显得不够重视,没有大胆进行应用方面的探索。

3.2中心性分析

3.2.1点度中心性

点度中心性反映的是网络中那些相对于其他行动者而言处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此概念来自于社会计量学的“明星”概念。一个中心点是指处于一系列关联“中心”的点,该点与其他各点具有诸多直接的联系,而处于网络边缘的节点则较少与其他节点相关联。某个节点的点度中心性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是计算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的个数,数值越大其在网络中的地位越趋于中心。在有向图中,点度中心性还可以分为内点度中心性和外点度中心性。内点度中心性表示一个用户被其他用户“关注”的程度,外点度中心性表示一个用户“关注”其他用户的程度。在出版社微博互链有向网络中,前者指被关注的出版社微博节点总数,后者指该出版社微博关注的其他关联微博的节点总数。通过Ucinet的NetWork-Centrality-Degree得到出版社互链网络的内点度中心势为42.857%,外点度中心势为27.551%,中心势越接近1说明该网络越具备“集中”的趋势。可见该网络的整体中心势趋势较强,存在着网络核心。但内中心势数值较大,说明被“关注”的用户更具备集中的趋势。如表3所示,内中心度较高的节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北京、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社理想国,它们在网络中被其他节点关注较多,居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因此在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这些微博的信息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外中心度较高的节点为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中信出版,表明这些微博关注其他微博的数量较多。其中译林出版社的内外点度中心度均较高,说明该微博受到其他成员的广泛关注,其微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被认可度,同时该微博注重于其它微博的联系,形成了广泛的交际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北京的内点度中心度较高,外点度中心度较低,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点度中心度为0,说明它们在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不能积极链接其它微博,不善于与人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安出版的内外点度中心度均为0,说明它们的微博相对独立,不被其它成员关注,同时没有积极链接其它成员,缺乏与其他成员的交流沟通,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

3.2.2中介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用来度量某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对信息流动或传播控制作用的大小,即信息从节点A传到节点B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节点C。Freeman认为一个节点处于多对节点之间,那么它的度数一般较低,这个度数较低的节点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有可能是网络的中心。中介中心性的研究是围绕“局部依赖性”建立的,其值越大,说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该出版社互链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译林出版社、重庆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北京、广西师大社理想国中介中心性较高,其中译林出版社更是远远高于其他微博,中介作用最为突出。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其他出版社微博想要获得信息对上述几个微博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说明这些出版社微博在网络中的位置相对重要,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信息的流动。但整个网络的中介中心度仅为13.99%,说明整个网络的大部分节点不需要别的节点作为桥节点就可以获得信息,整个网络的信息扩散范围较广,不易受到某个出版社微博的控制。

3.2.3接近中心性

在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个行动者在交往过程中较少依赖他人,则此人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核心地位,接近中心性就是基于网络节点的不受控制性而提出的测量指标,与上述两种中心度相反,该值越小说明该点距离其他各点越近,获取信息时越不易受其他节点的控制,其在网络中的相对独立性越高。由于该网络并不连通,因此基于网络的整体接近中心势不能被计算,从信息的难易程度来看,排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北京、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社理想国、长江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重庆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排名越靠前越不易受他人控制,越具备独立性。从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排名为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与新华出版社、中信出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与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广西师大社理想国、长江文艺-北京,排名越靠前获取信息越容易,独立性越强。

3.3凝聚子群分析

当网络中的某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以至于结合成一个次级团体时,这样的团体在社会网络中被称为凝聚子群。由于凝聚子群成员之间关系非常紧密,因此凝聚子群分析又被称为“小团体分析”。小团体分析将子群从整个网络中分离出来,以便了解特殊子群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并揭示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关系。

3.3.1成分分析

成分分析是根据子群内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度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如果一个图可以分为几个部分,部分内部成员间存在关联,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则这样的部分就是成分。通过Ucinet的NetWork-Regions-Components-Simplegraphs,在Kindsofcomponents对话框中选择Weak(弱关联),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在弱关联图形定义下,共有3个成分,其中第1个成分包含了13个节点,其成员为长江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华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中信出版、广西师大社理想国、长江文艺-北京。它们之间通过一定的途径相连接,彼此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另外2个出版社微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公安出版分别构成1个成分,它们是社群图中的孤立点。这一分析结果和图1显示的一致。

3.3.2k-丛分析

k-丛是建立在点度数基础上的,一个k-丛就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一个凝聚子集,即在这样的子群中,每个点都至少与除了k个点之外的其它点直接相连。通过Ucinet的NetWork-Subgroups-k-Plex,此时Ucinet会把有向图当无向图处理。K值越小网络的最低规模越大则条件越严格。在Valueofk中对话框中填入2,MinimumSize中填入3,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3k-plexesfound.1: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2: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中信出版3:译林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由柱状图可以看出,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中信出版构成了一个小团体,该团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较为紧密,交流互动积极主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并且在长期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交流模式。但该子群规模较小,仅仅少数微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整个群体的互动性还不强。

3.3.3凝聚子群密度

凝聚子群密度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大的网络中小团体现象是否严重,这在分析组织管理问题时十分有用。如果一个企业的E-Iindex过高,表示该企业中小团体可能结合紧密并开始图谋小团体私利,从而伤害整个企业的利益。常见的情形是大团体很散漫,核心小团体却有高度的内聚力,或者大团体中有许多内聚力高的小团体,很可能出现小团体间互相争斗的情况。通过Ucinet的NetWork-Cohesion-E-Iindex,得出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凝聚子群密度为0.188,一般来说凝聚子群密度取值范围为[-1,+1],该值越接近+1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该值越接近-1,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小。现在该值大于0,表明出版社各微博间的互动并不局限于凝聚子群内部,子群间的互动也有一定的互动,但是该值较小与1差距较大,说明微博成员更趋向于在较小范围内互动,凝聚子群内部成员联系紧密,信息交流与分享较好,但与子群外部成员的沟通交流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社会网络的发展。

4结论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是思想有效表达和传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培育和践行要坚持内容为王,创新取胜,以求新、求活、求实的创新理念融入到网络文化产品创作和供给过程中。学校注重网络文化的内容创新,着重从影响力、创新力和供给力三个抓手入手,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实效性。打造网络文化精品,扩大影响力。围绕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细化、渗透到专题栏目打造上。如,建设学校新闻传播的权威品牌———“成电新闻网”,融合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建设成就和学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新闻于一体,倡导和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打造弘扬主旋律、传播大学精神的人文精神高端品牌———“成电讲坛”,紧贴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点,邀请校内外学者开设系列主题讲坛,倡导和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旋律;培育身体力行、见微知著的学校微品牌———“成电微信”、“微观固事”、“微党课”等等,以学生或教师实践力行为核心,倡导和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内容上,着重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化精品的文案策划、内容设计和传播推广等关键环节,努力在打造网络文化精品感染力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上下功夫。如,由成电微盟发起的“成电青春万岁”话题讨论,获得70万次讨论,有效地引导青年学生树立青,实现成才梦。通过校内外媒体报道,充分发挥网络媒体二次传播力量,极大地扩大学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建立大数据教育研究中心,开拓创新力。学校以大数据教育中心为基地,协同学工部、教务处、信息中心、计算机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等,建立了“平台构建—职能部门—教师或辅导员—项目组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教育对策”的“思想政治教育链”,建立起了“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把握学生思想行为最新特点、动态和需求,梳理和挖掘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理解、践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大学生思想行为进行精准画像和过程评估,从而使网络媒体、理论课教学和时事教育能够根据大数据呈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个性化的定制式教育和引导,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座谈会、个别辅导谈话等教育方式,增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的实效性。建立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增强供给力。网络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公共产品,学校依托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点基地,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价值层面和维度,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创造出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公共文化产品。比如创建了思政论坛“微电马”、思政专家微博、新闻即时网评等,并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

二、注重方法创新,拓展教育渠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网络文化建设新路径

方法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学校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网络媒体教育传播方式,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播和践行的网络空间以及舆论引导制高点。通过创新网络平台等教育和传播途径,努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有效发挥各部门积极性,打造网络新平台。在校级层面,重点打造五大平台,即新闻资讯类网站“成电新闻网”、综合服务类网站“学生之家”、聚合类网站“成电新媒体联盟”、导航类网站“成电导航网”、视频类“影像成电”等网络文化创作、教育和传播的系列平台。同时,基于学生学习科研和思想交流等需求,研发和应用“面聊”APP手机移动终端应用程序,面聊软件坚持“去面聊,趣发现”的指导思想,设置了荣誉勋章、讲座抢票、课程查询及评教、志愿服务、新生天地、就业抢先看、奖助勤贷申请、安全伴我行,有效地将生活服务与思想教育引导有机结合;学校的各职能部门积极进行微平台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传播,如党委组织部开发的“成电先锋”APP手机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将微党课、网上组织生活、互动讨论等融为一体,图书馆“书香成电”和“掌上图书馆”、档案馆“成电往事”微信平台等进行立志成才教育引导和传播;在学院层面,创建学院新闻网、微信平台、辅导员和学生微博微信等,如UESTC信软、资环港梦想湾、掌上大政管、青春生命等学院微平台。这些院校两级网络平台大力开展主题性、微细化、互动性的文化活动,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教育和践行的新渠道。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开辟网络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等各类网络学习资源,开设以社会热点为主题的微讲座、播放微电影等方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体式教育和传播,实现课堂上下、校园内外的互动结合,增强课堂教学实效性,引导大学生增强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进一步赢得青年大学生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定力和信心。广泛寻求媒体支持,建立校外联动机制。学校与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腾讯官方微博、四川新闻网等权威媒体建立了长期的校外媒体联动合作机制。与新浪微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电青春万岁”毕业晚会、“名校辩论邀请赛”均通过新浪微博、腾讯视频、中国大学生在线进行视频直播和图文报道,实现了以小见大的微传播和大效应,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实效的社会影响力。再如,开展主题性成电形象微博推广活动,以系列精美图片展现出成电优秀学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形象,基于联动效应实现40多家权威媒体广泛报道传播“我在成电等你”栏目。

三、创新管理制度,加强队伍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网络文化建设新动力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7篇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络媒介场域日益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场域,与此同时,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有多重表现形态,从层级看,最基本的失范表现为资讯泛滥、垃圾信息、泛娱乐化和传播庸俗化、低俗化和媚俗化;第二层级的失范是个别舆情经网络传播无限放大成为“公共问题”而出现群体极化现象,最终引发网络暴力;第三层级的失范是传播者利用网络的虚拟性捏造虚假信息,或出于某一不正当利益诉求恶意传播网络谣言、进行网络欺诈或网络诽谤。

1.第一层级:网络传播中的“三俗”随着网络的普及尤其是微博、微信等微技术的广泛应用,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在网络媒介的不同样式和各种社交平台中肆虐横行,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大量无用信息层层包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文字图像泛滥成灾,以文化作品传播为例,我国数百个电视频道的网络平台,每年播放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色情、娱乐绯闻铺天盖地,理性信息的获取和传统社交方式变得困难重重。2010年起,中央高层发声,从中央到地方重拳整治广电和文化系统的“三俗”之风;2013年起,宣传文化部门和新闻媒介着重开展网络乱象清理行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全国开展打击互联网传播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网络传媒生态和社会舆论格局得到较大程度改观,但哗众取宠的“标题党”现象、搜索引擎网站中格调低俗的广告图片信息仍时有出现。

2.第二层级:网络传播中的舆论暴力近年来,个别事件引发网民非理性围观最终形成网络舆论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网络舆论暴力主要表现为以恶毒语言侮辱谩骂和以“人肉搜索”等网络过激行为形成网络舆论集结,从而对当事人进行“通缉”和“追杀”,如2007年“铜须门”事件、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2009年“70码”事件(胡斌案)、2010年“我爸是李刚”事件(李启铭案)、2013年广东陆丰少女自杀事件等,几乎每年都有引起严重后果和社会广泛反响的网络舆论暴力事件发生。虽然巨大的网络申讨声浪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因素,如2009年“天价烟”事件(周九耕案)、2012年“表哥”事件(杨达才案)等,都是由网络舆论最先揭开贪腐面纱,使网络舆论表现为反腐的一把利剑,但网络申讨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极易伤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由网络舆论暴力导致的媒介审判严重干扰司法的独立性,典型的个案如胡斌案、李启铭案,本来是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提前于法庭审判的网络舆论审判使得司法不可避免地受其左右,从而影响司法公正。

3.第三层级:网络谣言和网络诽谤网络谣言指的是在网上传播未经证实的特定信息的行为,近年来频发的网络谣言主要出现在公众关注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食品安全等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多由部分网络“大V”恶意歪曲或捏造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经网络水军传播扩散而成,网络谣言严重损害公共利益,危害社会稳定。如2011年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泄漏后的谣“盐”风波引起了大规模的抢购食盐事件和民众生存恐慌,2012年葡萄致癌谣言导致宜春袁州区葡萄滞销。网络诽谤则指在网上歪曲或捏造事实损毁他人名誉的一种侵权行为,如一些网络在线论坛、新闻组、公告板上的人身攻击、恶意灌水、煽风点火等不良行为,不管是否具有实质恶意,都触及到了网络诽谤的边界。网络诽谤由于网络空间的多重特性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远比普通诽谤严重,因而具有实质恶意的网络诽谤被点击、浏览、转发达到一定的量,被认定为“情节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2014年宣判的“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件,就是网络诽谤超越伦理道德失范的范畴构成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从2011年到2013年,秦志晖、杨秀宇等人组成网络推手团队,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网名,组织网络“水军”长期在网上炮制虚假新闻,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攫取非法利益,包括严重诋毁雷锋形象,贬损杨澜、张海迪名誉,捏造“7•23”动车事故国家花两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等,引发大量网民对英雄形象、公众人物和国家机关公信力的质疑,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最终构成刑事犯罪。

二、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深层原因

数字技术操作上的低门槛瓦解了精英传播的话语霸权,互联网传播的草根性和超现实想象一开始就以叛逆的姿态出现,这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技术原因;传媒业的过度产业化和市场逻辑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经济原因;媒介管理领域互联网空间管理的相对空白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制度原因。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看,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映的技术、市场、制度背后是深刻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传播中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相关社会角色的不平衡和缺失问题,具体而言,社会关系上中国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政治资源分配不平衡、权力信任危机导致的民众的普遍性社会焦虑、社会结构上中层组织的匮乏、社会角色上知识分子在新媒体环境中的集体失语,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主要社会原因。

1.从社会关系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下层民众普遍性社会焦虑的新媒体镜像反映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民众,包括一般办事员和职员、个体户、无业游民、农民工、下岗工人和城市低收入者等,他们具有不同的职业面貌和身份,并不具有统一的阶层特征与共同意识,内部差异性大,但就共同性而言,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经济政治资源少,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公共话语平台和利益表达渠道,社会地位不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中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转型期社会权力、社会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社会结构重大变迁所造成的不平衡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仍然感觉到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在单向度的决策思维下,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也引发了民众对权力的信任危机,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和民众普遍性的社会焦虑。如中国PX项目相继在厦门、大连、宁波引发抗争,并在昆明、彭州等地遭到公众抵制就是典型的案例。互联网门槛的低准入使这些在现实政治和经济社会中被拒之于主流话语权门外的阶层获得了自我地位确认的机会和可能,网络信息环境的开放、民主和宽松使他们的意志充分得以表达,对大众情绪与平民价值的认同和对精英传播与主流话语的排斥,以及以“社会共识”的面目营造民间舆论场,激烈抨击那些道德假想敌,是他们释放生活压力、表达社会焦虑和宣泄对现实生活不满的一个出口。除少数恶意炮制谣言的网络推手外,传播网络谣言的多数网民并无显著不良动机,谣言只所以得以生成和传播,在于它们所体现出的价值判断往往暗合了民众对以往社会问题的集体记忆和对当前社会关系的认知偏向。

2.从社会结构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暴露出中国社会中层组织的缺失中国宏观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只有两个层级,一层是国家,国家控制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另一层就是民众,作为国家与民众的中介———社会中层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尽管发展较快,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3.1万个,社会社团23.9万个[9],但相对于泱泱人口大国比例偏小;从类型看,行业协会构成注册社团的主体,2001年,这一比例达到45%[10],而如环保、慈善等公共事务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的组织处在散、小和在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状态,这反映了中国市场化发展下政府一个时期的偏好。社会组织数量不足和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组织对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无论在“外在”效应(如平衡国家权力和公共话语传播)还是在“内在”效应(如发挥社会资本效用)等方面都是有限的。美国社会学家康豪瑟(WilliamKornhauser)在《大众社会政治》一书中指出:政治精英-中层组织-民众三个层级是构成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发达的社会中层组织能为民众与国家对话提供平台和管理国家难以涉及的领域,具有促进组织成员互相交往和交流以及提高成员政治参与能力、促进公众认同等多重社会功能,从而摆脱公众被集体动员进某一情境中去的困境,起着社会稳压器的作用。中国社会中层组织在数量、多样性和发展程度上的不足,导致了社会成员与政治精英之间有机联系和沟通渠道的缺乏,而网络媒介的扁平化、普及化、匿名性、虚拟性和强大的传播力使民众极易被非理性地大量动员进同一个运动中去,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成为必然。

3.从社会角色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背后映射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新媒体时代社会角色担当的不足和网络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社会角色一般指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社会角色构成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知识分子在西方语境中即“intellectual”,有学者将其译为“智识者”,认为其原意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群体,这些人具有真知灼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以理性给人启迪,从而产生影响并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11]。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一般主张萨义德(E.Said)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将其界定为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具有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是“智识者”的重要特征。本文认同中国学者的一般主张,认为知识分子应是具有担当精神的社会公共角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当代知识分子,有着时代特有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但他们在网络传播上却未能作为一个知识阶层起到应有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引领作用。知识分子网络公共话语的失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知识分子网络参与占比不足。《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显示,从年龄结构看,网民群体主要以青少年为主,30岁以下占比为57.2%,其中20岁以下占比26%;从学历结构看,初中学历及以下人群占比为47.9%,大学本科以上仅占10.8%,《报告》指出,从趋势看,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二是参与和使用互联网的知识分子公共话语表达不足。尽管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博客、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在各种言论中扮演着社会批判者和道义担当者的角色,如对旧有体制的抨击、对道德缺席的反思、对失败教育的谴责等”,“但人数并不多,且先后卷入各种是非争端中”;从不乐观的情形看,网络新媒体一方面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非理性微博场域的迎合”和“虚妄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是“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延续性归隐和缺位”[12],惯习使他们擅用纸媒等传统媒体进行话语表达,而对网络这种新媒体更多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而一批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为时不久,由此带来的荣光使他们着迷于时尚与趣味文化的消费,他们虽然拥有知识,却缺乏社会批判的精力与意愿;相对集中的大学生网民群体,他们青春热情、个性张扬、关心时政,但他们对网络的使用主要以娱乐、交际、资讯搜集为目的,有学者调查发现,大学生对于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网络传播行为,虽然保持较高关注,但相当比例的人选择潜水,经常参与的并不多,而且由于大学生自身网络素养尚不成熟,极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导致传播失范,尚不具备智识者所应有的公共批判性。公共话语的集体失语使知识分子在网络传播领域“智识者”角色的光环黯然失色。

三、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

2013年以来,我国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网络的基础管理、内容管理和行业管理,在引导网上舆论工作、规范完善网络视听节目管理、防范和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采取了一系列专项行动,如依法封闭部分微信自媒体账号,严惩制谣传谣的网络推手“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违法犯罪团伙,查处或关闭快播公司、人人影视、射手网等一批涉黄、涉暴、涉恐的知名机构和网站,关停迅雷弹窗服务,清理关闭色情信息账号等等。刚性治理对网络传播失范问题形成了强悍的威慑力,网络空间和网络生态走向清朗。但从传播社会学的视角观照,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有赖于更和谐的传播社会关系、更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更明晰的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其中,纾缓民众社会性焦虑、缓解社会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结构的合理完善需要社会中层组织的大力发展并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众传播中发声;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公共角色的建构需要知识分子的“智识者”担当。

1.缓解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紧张,需要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对公众的关注和关怀体现一个社会的人本取向,也是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根基。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MonsieurSergeMoscovici)在研究群体行为时指出,对于群体行为的任何误解或忽视,可能就意味着对当代世界的极端无知,因为这个世界的主要特点就是制造群体社会,而民众就是这个社会的主角。社会公众是变动不居的存在,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身份更多时候是被动员和“询唤”出来的,通过询唤而被规范化的网络社会大众比作为社会实体存在的公众往往更强大。社会焦虑是社会结构性紧张的表现形式,指征了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愿望和诉求表达,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扁平化结构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有学者指出:社会热点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及支持者倾向于利用网络作为唤起公众舆论同情和政府关注的最优方式,为此,公共行政部门有必要摈弃单向度决策思维,主动为大众政治参与打开一扇机会之窗,为公众参与公共讨论提供全面而平等的机会,从而构建宽松和谐的社会关系。公共行政部门可从三方面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一是直接搭建网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网络平台,以公众为导向,以再造组织结构、促进公共利益、推进公共服务以及促进民主价值为目标,以政务信息公开、在线办公和公众参与为核心内容,对政府门户网站和电子政务系统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和内容架构,尤其要重视公众参与的设计、建设以及为网民所喜闻乐见的业态、文风、语境建设,注重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网站论坛等新媒体形态建立官民网络平等对话机制,使网上政务、网上、网上问政听证和网络受理等成为常态。二是要善于与非政府门户网站合作打开民声通道,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如做客知名网站与网民对话,以更开放、更理性的心态听取不同意见,直面公众质疑等,让公众在经常光顾的综合门户网站中接受公共行政部门和政府官员的主动询唤,让社会在个体身上充分在场,从而使公众社会焦虑在公共行政部门主动开放的网络空间中得以纾缓,降低社会风险。三是要善于借力网络“大V”建构公众传播的网络社会空间,网络“大V”作为网上公众人物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公共行政部门要善于与其主动沟通,使其在网络社会空间发挥情感动员和询唤的正向功能、减少负面影响,对部分网络“大V”主观恶意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行为引发的则要通过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法治手段加以管制和规约。

2.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是预防和治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固本良方和谐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以中间阶层为主体,而上层和下层比例都较小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需要政府加强城乡统筹、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来实现。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则是短时期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当前,我国应大力引导和促进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等多类型中层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层组织制度化关系网络的功能,让广大民众通过成为组织成员促进信息交流、获取社会资本、推进自发合作,开展公共话语传播,从而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政府则要加快转变职能,厘清政府权责边界,要向企业放权,培育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向公众放权,扩大公众的现实社会参与;要向社会放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准政府组织、群众团体、中介组织、草根社团、虚拟社团等各种社会中层组织的作用。第三个放权关键在于政府要向社会中层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参与社会管理让渡包括舆论空间在内的社会空间,让社会中层组织切实承担起社会公共性事务服务职能、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社会慈善和社会公益职能、决策评估职能、公权力监督职能等,减少社会性矛盾和冲突的囤积,加强实体社会的公众政治参与和传播疏导,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网络虚拟社会的传播失范问题。

3.网络精神家园的重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共角色担当共时性地经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反映在信息传播领域,精华与糟粕共存、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同堂、真理和荒谬边缘消解、不同观点不同话语扁平共处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存在,况且,中下层民众能够共时态拥抱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本身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应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成为领跑者。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放大效应,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沦为工业的标准化生产引起的,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美国大众文化时所指出的,大工业生产凭借现代科技手段的标准化使文化沦为工业产品不断被复制,文化被物化了,人们需要思考的内在联系被割裂,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从而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商业逻辑驱动下的大众传媒则为这一异化推波助澜。知识分子不应被文化工业的灰尘遮蔽心灵,沦为如当年美国白领职业者那般作消费上的前卫者、政治上的哑巴和精神上的贫乏者,在网络传播中集体失语;更不应成为传声筒、扩音器,而应切实担负起“智识者”角色,在文化工业化、消费市场化、传播大众化的社会转型万象中确立起应有的问题意识、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在网络社会中有所关注、有所忧思、有所坚守、有所担当,成为网络传播的引领者和主力军。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回归,有赖于知识分子现代科学理性精神的自我觉醒,而滋养独立精神的人文土壤和制度环境的创造,更是不可或缺的。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8篇

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学者们可谓是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精准定义。笔者查阅了绝大多数学者关于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高见,更倾向于认同学者谷士刚博士对网络民族主义的内涵的理解。他指出,“所谓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空间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行为的总称,它是民族主义在网络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以网络作为平台、途径、工具和手段进行相关的表达、传播和行动”。这种界定强调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技术载体支撑,即网络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具有其正确性,但是对于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其他因素并没有涉及,不能准确地表达出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本质内涵。因而,通过借鉴以上定义中的正确性部分,同时运用社会生态学的观点,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仅仅因网络而产生的孤立的社会政治现象,它同时也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生态因子相互影响的结果,是网民基于民族感情和爱国精神而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民族主义情绪、言论、思想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进行民族主义的实践运动以达到预期目的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网络民族主义这一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突发性和应激性并重

网络民族主义的发生往往是毫无征兆的,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传统的传播媒体无论在传播速度上还是在传播内容上较之网络信息传播方式都难以望其项背,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一地方发生的民族主义事件,消息一旦被传到网络上就会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形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因此,网络民族主义事件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的特点就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网络民族主义的这种突发性又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在处理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时的应激性特点。尤其是影响较大的一些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由于其容易转化成网络民族主义事件,引发网民的诸多反应,因而,一旦发生这类事件,为避免事态朝着不良方向发展,政府部门就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灵敏性和反应性,注意疏导网民的不良情绪,从而引导网络民族主义事件朝着良性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

从语言表达上看,网络民族主义的相关言论表达呈现出理性与非理性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尤其是那些逻辑严谨、文笔流畅、观点深刻、篇幅较长的上乘之作,很可能是出自学界的学者或带有官方背景的研究者之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被各大网站、论坛、博客甚至平面媒体频繁转载,这类文章较多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前景的担忧,体现了作者关于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有些网络民族主义言论的表达表现出很强烈的情绪化特征,许多网民大量使用暴力性语言,失之于极端和偏激,存在极端化倾向。这类言论表达者往往缺乏理性思考,其话语表达没有经过系统化理论化的构建,一时冲动只顾自己不良情绪的宣泄,而不考虑其言论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这足以证明,我国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

(三)大众化与体制外并行

从参与者的身份视角和人数多寡来看,网络民族主义具有大众化和体制外的特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尤其是原来不掌握话语权的草根阶层和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借助英特网在公共场合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上发生的某些事件的见解,以及发表对政府如何处理这些事件的观点进而对政府施压,并且逐步把网络视为他们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和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大多数网民往往倾向于以虚拟符号出现,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所依托的网络空间具有不可察觉的时空位置和形态,其网上交往活动不具有实体性和可触摸性”。即便如此,网络民意的表达依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这又使得网络民族主义呈现出体制外的特征。

(四)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从网络民族主义者的言行来看,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衬托出网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通过对大多数网民的言行进行分析得知,不管他们的言行是否客观、理性,他们的初衷都是基于朴素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本民族的热爱,出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损害我国利益的愤慨,出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意愿,“其指向也多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污蔑中国国家形象的言行,表达着对国家发展前景和生存发展空间的忧虑。”此外,由于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特点,部分网络民族主义者可能只在网络上发表其爱国言论,而不参与现实的行动,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网民的极端偏激的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观点,因此,不能将网络民族主义完全等同于网络爱国主义,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二者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即使是一些网民的比较极端的情绪化的由于一时感情冲动而发出的言论,在其背后深藏着的仍然是对国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毋庸置疑,爱国主义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生态环境分析

以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和分析网络民族主义,我们认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不是一种孤立的行为,它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社会生态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产物。

(一)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经济生态环境分析

在社会生态环境中,经济生态因素是影响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子,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网络民族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除了与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之外,还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所造成的全球化与本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息息相关。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三十余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举世瞩目,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也随之得到改善和提升。此外,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融入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我国在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系列的碰撞和利益冲突。这一切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持续发展,全球化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难以避免,加之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必然要求在一些涉及到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大量涉外言论中,无一不体现着这种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初衷,“而其论证的前提无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次,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和辉煌成就促使我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渐复苏,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伴随着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民众的国家利益意识也随之觉醒,在与国际社会的一些利益冲突中,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网络舆论力量。再次,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中国民众开始接触到网络,使用网络的人群日益增多,更多的网民出于爱国意识开始加入到网络大军中发表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和意见,甚至被呼吁加入到网络行动中。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就是在这种经济生态环境下产生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与我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切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我们都可以将其视作政治生态环境的范畴。把网络民族主义现象放到生态环境中去考察,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其能够在社会生态环境中获得良性发展。整体来看,影响网络民族主义现象产生的政治生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总体上讲,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广大民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为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较之以往有了较大进步,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文明程度大大提高。相应地,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政治风气大为好转,社会民主、包容程度不断加强,我国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它也是我国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民主的政治制度为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网络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他们网络参政议政的意识不断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素质不断加强,这都对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2.在涉内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关键节点,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频发,问题层出不穷,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政府和社会都产生了不满情绪。

这是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处于转型加剧期的当代中国,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闯关的关键时刻,社会矛盾和问题丛生,诸如住房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等事关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网络上的舆论大战,激发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其中不乏一些网民的极端言论,他们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社会充满了仇恨心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党的执政形象,也不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构建,更会误导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健康发展。因此,为消除人们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情绪,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党和政府就要认真努力解决好这些事关民生和自身发展的社会问题。

3.在涉外方面,当有损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出现时,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就会被激发出来。

这也是当前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秉性、精神纽带和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民族精神反映在思想学说上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精神是内核,民族主义是外在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的认同、归宿、忠诚的强烈思想意识和实践活动,是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毋庸置疑,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利益的认同和捍卫。解读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网络民族主义,不难发现,针对一些国际争端事件的发生,无论是中日间、中美间,还是中韩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事件等,我国网民所发起的旨在维护我国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网络抗议运动,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凡是涉及到损害中华民族利益的一些国际争端和摩擦事件,我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就会显现出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和对外震慑作用。

(三)网络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

文化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一种软实力,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要素之中。当前我国风起云涌的网络民族主义,与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与反思推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我国的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曾一度认为就是这种传统文化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国家落后和民族屈辱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原因”,主张摒弃传统文化、实行全盘西化。由此导致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持虚无态度,甚至形成了民族虚无主义和。这两种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极为不正常的,也是有害的,因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知识界对这两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批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家园,力图找到民族复兴与民族文化复兴的结合点”。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形成,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网络民族主义开始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

2.当前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网络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重要推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因此,十七大报告明文规定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党的十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文化的繁荣发展问题。我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勃兴就是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一种体现。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网络民族主义思潮就是其中的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助推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高涨。而如何有效利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为我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服务,则是我们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3.广大网民自身民主素质提高,网络政治参与的热情高涨。

这也是我国网络民族主义产生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随着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自身民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政治参与的热情与日俱增。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现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网络,加之现在手机的普遍流行,大多数民众基本上都是人手一机,与手机形影不离,他们即使不使用计算机,也可以使用手机上网,这就更增加了人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为他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无疑这会进一步推动网络民族主义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问题,不管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只要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利用自媒体在网络上各抒己见,自由发言、讨论,甚至有时会将网络上的言论化为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凸显网络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但是我们要注意引导网络民族主义朝着理性健康的轨道发展,不能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分析网络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生态的重大意义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9篇

一、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两项调查,一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二是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于2008年在长春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两项调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调查问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关于食品风险的感知、行为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数据分别代表中国大城市、大中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公众风险感知情况。三城市调查均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区名册中随机抽取若干社区,再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随机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被访者是现居家中的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北京、长春和湘潭三市共获得有效问卷2153份,三个城市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987份、506份和660份。2.变量与测量方法(1)因变量。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调查者:假如市场上的一般黄瓜卖1块钱1斤,您愿意花多少钱买没有喷撒农药的黄瓜?以此测量被调查者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2)自变量。本研究中的主要自变量是个人讨论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网络,具体测量方法采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关系等信息[32]。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描述社会网络的情况。我们要求被访者回忆跟自己讨论问题最多的5个人,以及这些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类型、讨论的问题、关系亲密程度等。然后计算社会网络的密度、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员的比例等指标。以此为基础,我们建立了研究的自变量,包括:网络规模、平均熟悉程度、网络密度,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健康状况、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程度、自己或者家人的经历、自己最近七天的健康状况、已有的食品风险知识等。3.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我们在对其做对数处理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二、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PSS软件分析社会网络特征对有机蔬菜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模型一中分析的社会网是讨论网,即与被调查者讨论任何重要问题的成员构成的网络。统计结果表明,个人讨论网络的密度和网络中管理人员的比例显著地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则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研究结论也表明,相比较基准模型(仅仅包括控制变量的模型),在模型中增加网络特征变量,显著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都显著地影响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女性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降低;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在只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成立)。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提出网络影响风险行为可能存在两种机制,即传递知识(信息)和提供支持。根据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般认为密度较高的网络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同时网络中的管理人员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而更可能提供支持[32,33],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员和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则更可能提供知识和信息。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点,我们又单独分析了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情况,这时的网络成员仅包括那些与被调查者讨论食品安全的成员。我们的假设是:由于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成员都会讨论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在这种网络中知识和信息传递是必然存在的,而社会支持的传递则不一定存在。从表2模型二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讨论网中,只有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显著地影响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其他网络特征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推测,既网络密度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更可能是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网络中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通过提供信息而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

三、结论与讨论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网络社会;道德危机;成因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极大开放和自由驰骋的空间—网络社会,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中,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病毒、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网上侵犯个人隐私等不道德现象大量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而且带来了人际情感冷漠、人性异化等问题,可以说,网络社会正面临道德危机。如何实现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的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消除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基本前提。本文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来看

(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导致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现实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友以及充分放大了的家庭—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进行交往,交往的对象都是熟识的人。慑于道德他律手段的强大力量,以及长期形成的道德氛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既有的道德规范。而在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中,网络行为具有了“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依赖现实的各种条件,也不再需要真实的身份,通过计算机终端,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人们上网进人网络社会就如同去参加一场假面舞会,“在这个舞会上,我所面对的‘你’和‘你’所面对的‘我’都消失了,我们都成了似曾相识的‘他人’”。在网络社会中,一个“在线交谈”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网络行动者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与之交谈的“英俊少年”可能早已是不惑之人。

而且,一旦进入周围没有熟人的公共社会,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人际情感筑成的防线便很容易崩溃。即使一些“私德”尚可的人,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也往往表现不出应有的公德。相反,“反正没有人认识我”这种意识,恰恰成为一些人无视公德的最好借口,似乎只要避开了对自己有实质约束力的监督、管理者的目光,干什么都可以。更有甚者,把网络社会视为“道德的真空”,认为“在网络世界里只有能力的高低,没有道德的善恶”。在网上,父子对骂、优秀的学生在网上行骗、语言粗俗等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把人之为人的起码的“底线伦理”都抛弃了。

正是由于网络社会的虚拟性,类似于传统“熟人社会”中道德他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作用,导致道德约束力弱化,造成道德危机。

(二)网络社会的开放性结构易引发诸多伦理道德问题

网络社会的结构与现实社会结构具有十分不同的特点。现实社会采用的是一个由下往上机构逐渐减少而权力却逐级集中的纵向的金字塔式结构,每一个基层组织的运行都服从于更高一级的指挥和命令,总体的社会结构必须依赖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机构。而网络社会采用的是离散结构,它是开放的、松散的,不设置一个国际性的中央控制设备或中心,所有的计算机都处于各自的中心地位。应该说,这种结构对于避免网络系统的崩溃,保证网络系统的良好运行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网络社会的这种开放性结构易引发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主要表现在:

1.网络的开放性使个人隐私保护更加困难。在网络社会,除非人为去封闭,不会有人生活在信息孤岛上,个人的姓名、性别、身体状况、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社会生活背景等有关个人隐私的各种资料在计算机及网络中都用一连串的符号来表示。计算机网络的开放性与这些符号的通用性的特点构成了对个人隐私保护权的严重挑战。甚至可以说,在一个如此开放的信息网络社会里,真正需要考察、真正难以做到的是:人们如何能够在必要时“封闭”起来,以保守真正属于自己的秘密。

2.网络的开放性使侵犯知识产权更加方便。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跃发展,使信息的复制、传播变得非常简单和便捷。又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的资源共享性,人们可以任意下载大量的信息和服务。于是,通过网络非法复制、使用他人的科技成果,侵犯知识产权等不道德行为随之产生。网络的开放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

3.开放性使网络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开放性是网络产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开放的网络却随时面临来自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的安全威胁。从理论上说,网络的安全性与其开放程度成反比,最安全的网络是自我封闭的网络,但这不符合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原则。

4.网络的开放性使道德冲突加剧。互联网是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发表任何意见。网络的开放性使人们很容易在网上交流,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各家各派的学说在网络上自由碰撞,使网络文化以几何级数的形式发展。在网络中各种各样的道德观相互并存、交互辉映。但网络的开放性也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道德冲突加剧。

二、从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来看

(一)人们对网络社会的认识存在误区

1.人们对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存在误解。把虚拟混同于虚幻与虚无,因此对网络社会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现实社会,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地把网络社会视为人类的新的生存空间,由此导致了人们对网络社会道德问题的不同态度。有人认为,网络社会是虚拟的、非现实的,也就是说是虚幻的、想象的、不存在的,我们没有必要对网络道德问题大惊小怪。但是网络社会虽然是虚拟的,但并不是虚幻的,它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可能漠视它。也有人认为,网络道德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它的虚拟性,因此解决网络道德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关闭网络,这样就一劳永逸了。但是,网络本质上是开放的,开放性是网络的根本特征,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关闭网络意味着消灭网络,我们不可能因噎废食,不能为了网络空间的道德问题而拒绝网络,因为它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2.信息崇拜误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信息的依赖与日俱增,他们的工作、学习甚至生活都越来越离不开信息,信息己成为现代人新的崇拜对象。网络道德危机的出现就与信息崇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谁对网络环境的破坏程度越大,人们越容易认为他对信息操纵能力强,水平高,从而推祟他、敬仰他。“信息崇拜”者使网络环境下的一些破坏行为反而成了英雄壮举。美国学者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就曾全面、深人地揭示信息崇拜的负面效应。罗斯扎克在充分肯定计算机技术的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提醒人们警惕“信息崇拜”的负效应。他指出“信息被认为与传说中用来纺织皇帝轻薄飘逸的长袍的绸缎具有同样的性质,看不见、摸不着,却倍受推崇”。“如同所有的崇拜,信息崇拜也有意借助愚忠和盲从。尽管人们并不了解信息对于他们有什么意义以及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信息,却已经开始相信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周围的每一台计算机都成为信仰时代的‘真十字架’:救世主的标志了。

(二)网络法律和制度不健全,网络管理困难

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形容的,“我们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挣扎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网络社会是一个与现实社会不同的新的生存空间,现有的法律和制度在网络社会很难发生效力。网络的非中心化、可匿名性特点,使得一些网民抱着“我是百姓我怕谁”的心态,在网络上尽情地放任自己,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网络行为,而直面现实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无所畏惧。同时,又因为适应网络社会的法律的制定面临许多新的难题,其中涉及到许多法律界定难以进行:一是法律主体难以确定。在网络社会,任何个人、单位、组织都可以以非真实的多个身份上网,“网上”、“网下”相去甚远,难以界定。二是法律责任及其程度难以界定。如,一个人利用网络上的黑客软件,轻松地窃取了有价值的信息,那么提供黑客软件的网站要不要承担责任、该承担多大的责任。三是法律规范难以统一。不同的国家对道德、犯罪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规定,互联网上很难形成通行的国际法规,网络管理也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法度。道德一旦失去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就会显得苍白无力,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就有可能越来越严重。

(三)道德评价上存在双重标准

由于对网络社会的认识不足,或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过分崇拜,人们在对待互联网中的言论、行为时,采取了与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伦理道德评价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道德问题的深化。比如在对待黑客与盗贼、电子公告版(BBS)与大字报等问题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社会的黑客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盗贼,他们往往在网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人网民的电脑(即网民的“家”),或大肆破坏,或任意盗取信息。但是在对待黑客与盗贼的问题上,人们却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盗贼,人们恨之人骨,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对于黑客,人们却表现出太多的宽容,甚至是敬佩、崇拜。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人遭受偷窃了,无疑会赢得众多人的同情,但在网络空间,当某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被黑客闯入攻破时,社会的同情心有时并没有放在被害者身上,反而对黑客的行为报以敬佩。也正因为如此,黑客们乐于公开自己的黑客身份,并公开集会讨论交流。在互联网上,各种有关黑客的专门网站比比皆是,在众多的综合网站的BBS上,有关黑客的讨论也随处可见,以高学历、高智商人群为主的网民可以在此相互学习、交流破解他人计算机系统的方法,并且以自己高超的破解技术为豪。而与此相反的是,盗贼受到社会的唾弃,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拥有高超计算机技术的人决不会因自己是盗贼而自豪,更不要说是公开自己的盗贼身份了。

同样,人们对网络空间的BBS、聊天室与现实社会的大字报也持不同的态度和评价标准。BBS,聊天室号称无纸化的大字报,任何人都可以尽情地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比起现实社会中的大字报,BBS、聊天室在许多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影响程度、广度、方便快捷的程度及隐蔽性均大大超过现实生活中的大字报。有些言论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公开发表,但在互联网上却能发表并能长期地保存下去。由此看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对BBS、聊天室也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与放纵。并且,许多学校和网站都纷纷开辟出BBS、聊天室。众多的BBS,聊天室构成了网络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人们对网络行为的宽容和放纵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网络不道德行为的蔓延,既而导致道德危机。

三、从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来看

(一)人际交往的“伪装”心理

人际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生活在社会上必须与他人进行交往、交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类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而人们在交往中,受许多因素(诸如一个人的喜好、脾气、性格、文化程度、修养水平等)的影响,或多或少地都要对自己进行一些“装扮”,扮成能使他人喜爱的,使他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心态、形象去与他人接触,以使交往顺利进行,于是人际交往就带有了“面具性”。网络化使得人类这种交往的“面具性”通过电子时空的放大而更具戏剧性、伪装性,从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网络道德问题。

(二)侵略和占有心理

现实中的人,同时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双重属性,这样在人性心理中就本能地具有侵略性和占有欲,只不过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碍于各种伦理道德规范,以及现实社会中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人们不便过于表露,而且总是不断地对自己进行修养来抑制人性中一些本能的需要和欲望。然而,在虚拟社会中,人们可以“相逢对面不相识”,可以不谋面而进行交流、交往,因而表现得非常自由,人性中那些本能的需要和欲望就显露出来,难以控制。这也正是网上“黑客”猖撅的一个主要原因。电脑“黑客”们利用自己丰富的计算机知识,突破系统设置的安全保护,在未取得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闯人别人的计算机系统,以实现自己的侵略欲望和自我满足的占有欲望。

(三)宣泄压抑的心理

心理学研究表明,每个人都有宣泄压抑的心理需要,人只有把压抑在心里的一些需要、一些郁闷的情绪都宣泄出来,才能使人性得到健全的发展,才能使人心情愉悦,身心健康。对任何一个社会人而言,他在现实生活中都可能会遇到挫折,产生不满情绪而感到郁闷。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不可能随时随地发泄自己的郁闷心情。网络空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全地进行宣泄的场地,人们可以尽情地、自由地、无拘无束地宣泄工作生活中带来的压抑。然而,网络社会的特殊环境很可能使人们更加肆无忌惮、裸地释放自己而不计任何后果,由此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1篇

舆情传播模型的研究,我国起步相对较晚,欧美基于“Publicopinion”视野开始对舆情传播模型进行研究,Sznajd–Weron运用离散分析个人怎样受到外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提出了Sznajd模型[22],Sznajd假设个人意见只有+1和-1表示,每个人的意见受邻里或群体的影响并影响着邻里以及群体,各群体或者子系统意见将会趋于一致。在Sznajd模型中,用+1或者-1表示个体意见,在现实生活中,个体意见并不是非左即右,往往处于两者之间,呈现出连续的状态。很多学者用离散模型修正对Szanjd模型进行修正,在连续模型中,混合模型[23]和边际动力模型[23]对后来研究影响较大,混合模型和边际动力模型与Sznajd同样,进行模型模拟结构并未解释模型,缺乏理论模拟解释。ShuguangSuo和YuChen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提出Sznajd修正模型—社会网络动力舆情传播模型[24],假设个人意见只有+1和-1,通过对模型连续的观测,在某一个时间点上选取一个点,并随即选取某一个邻居,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后,系统内成员总会达成一致,具有相同的观点。但现实中,社会长期存在多种观点,而且在交往过程中也总是与多个系统以及系统外成员进行交往,为此我国学者潘新、邓贵仕、佟斌针[4]对这种情况进行,对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舆情传播模型,试图解释舆情传播连续性和交互性;最后解释为在社会网络中,信息受体(个人)并非直接全部接触信息源的观点,而是有选择地接受信息源的观点,在整体网络中存在持不同观点的受体且成一定比例;否则整体网络中所有受体观点将趋于一致。在舆情前传播阶段,体育赛事在关注的群体中观点较为一致地传播。一旦突发成型舆情事件,社会各界(自媒体)加入到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传播中,形成更复杂更宽广传播系统并带入多种观点。为此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体育赛事舆情传播模式,试图揭示体育赛事舆情传播规律,路径以及传播宽度和速度。

2赛事舆情社会网络结构

斯坦利•沃瑟曼、凯瑟琳•福斯特[25]分析认为,社会中的人、组织彼此间关系可以表述为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或规律,这种个人、组织之间关系将对彼此产生影响。社会网络分析不仅可以描述行动者个体与其周边邻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连接,并且可以借助计算机工具对行动者和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可视化建模,使研究者更加直观清楚地了解行动者的关系和关系图式[27]。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可以用一种基于关系模式或规则进行表述,然而WEB技术发展,传统的社会关系模式已经难以适应,通过量化和可视化两个角度对社会行动者实体关系进行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最常选用社群图和社群矩阵两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网络分析重要方向。社群图通过节点和连接线描述行动者之间关系,社群矩阵分析行动者角色及其关系。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行动者之间的信息传播有接受也有传出,为此赛事舆情事件传播表述需要采用有向图。突发赛事舆情事件传播社会网络传播模型通常采用关系矩阵和社会网络分析结构图。本文研究对象仅为体育赛事网络传播舆情传播,研究该事件网络传播集合内部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1—模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时,整体网结构、行动者在整体网地位和角色以及网络内部结构特征都是1—模网络分析重要内容[21],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内容。社会网络分析研究自20世纪40年代在社会理论和实证发展之间因为缺乏中层理论而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90年代受到多个学科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很多用于结构测量的参数[28]。按照网络规模可以将其分为整体网络结构、局域网络分析和个体网络分析[29]。本文测度赛事舆情事件传播,对体育赛事舆情传播网络模型进行分析和研究,分析1-模网络整体结构。网络整体结构主要通过行动者之间紧密关联程度进行描述,即密度和中心度,密度反映整体网络凝聚力的总体水平。巴恩斯研究了随机网络模型,指出网络图密度最大值为0.5[30]。Lauman,Marden[31]对网络整体结构研究指出:整体网络中核心结点极其重要,可通过分析核心结点数量及链接结点测度核心结点的重要性。整体社会网络核心结点测量为中心度测度提供了可能和大量的参数,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就是社会网络中心最常用的两个参数。Proctor和Loo-mis[32]认为行动者中心度和组群中心势是分析行动者中心位置的指标,反映其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利以及中心点位,这也是早期社会网络分析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心度反映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联系紧密程度,反映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在整体网络中拥有“权力”大小。整体网络中行动者点度中心度就是该行动者直接联系行动者数目。说明整体网络集中趋势为中心势,中心势描述整体网络差异性程度,整体网络中心势描述额该网络整体的集中趋势。由于行动者在整体网络角色和地位不同,起到作用也各异。斯坦利•沃瑟曼[25]、罗家德[28]等在对整体网络进行分析研究时指出,社会网络是通过结构等价描述和探讨个体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如何嵌入到整体中网络中的,两个行动者接受和发向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结构等价。Burt[33]通过研究指出欧几里得距离法通过度量成对行动者传播距离来测度整体网络行动者角色和地位。成对行动者距离构成观测矩阵,矩阵中的每个元素度量的是行行动者与列行动者的欧几里得距离。在整体网络中,并不是所有的行动者直接联系,通过中介传播必不可少,Burt将这种非直接并通过中介传播的联系定义为结构洞[33],结构洞也是描述行动者位置和角色重要概念。结构洞的存在使得部分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联络位置,因而在整体网络中对资源和信息流动具有重要的作用。结构洞计算相对复杂,目前关于结构洞计算主要有两种方法:Burt的结构洞计算和Borgetti中间度计算,结构洞计算测量主要是测量有效规模、效率、限制度以及等级度,限制度在整体网络结构洞测量中最为重要,是指该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运用结构洞的能力或者协商能力[29],测量数值越大,限制能力越大,测量数值越小,行动者跨越结构洞可能性越大,结构非冗余信息源能力也越强[34]。在社会结构网络中,联系越紧密,联系关系越强,越易受关系的限制,在舆情传播过程中,弱联系有利于信息传递。组成整体网络基本要素就是行动者及子群,测评行动者、子群关系,是测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凝聚子群在整体网络测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整体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具有较强、直接、紧密、经常的或者积极关系的行动者子集合[25]。在舆情传播网络中,凝聚子群指该社会网络行动者之间关系特别紧密,结合成为一个内部结构的团体,从而成为交流传递信息的集合。本文采用κ-核分析凝聚子群,κ-核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相邻结点链接形成凝聚子群,凝聚子群内部行动者关系紧密,有利于信息传播和分析;不同凝聚子群行动者交叉重叠则更加有利于信息的扩散。

3实证研究

3.1“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概况

2012年11月18日,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马拉松比赛,10公里选手陈杰和5公里选手丁喜桥比赛中突发休克,最后经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凤凰网等新闻网站在第一时间报道了相关新闻,赛事组委会也通过各类渠道积极对外消息。由于体育赛事本身受体人群庞大,经微博等自媒体爆炸式传播,形成强劲舆论影响力,仅新浪微博上与广马死亡事件有关的微博就达到135万条之多。本次赛事受到了政府官员、媒体、医疗行业等等关注。2012年11月18日当天,随着第一名运动员猝死,舆情掀起了一个小高峰;2012年11月25日,第二名运动员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掀起舆情传播高峰。随着组委会信息公开,舆情在此刻达到高峰后逐步下降。2012年11月26日,广马引起的新闻报道共1520篇,网名跟帖179万次条。广马舆情,主题事件影响大,波及范围较广,传统媒体在整个事件扮演着信息源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赛事组委会和广州市体育赛事主办单位积极应对,及时公布信息,尤其是在后半阶段,国内主流媒体正面引导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赛事负面影响。赛事组委会积极与媒体沟通,并通过新媒体及时公布信息,成为本次舆情事件应对的关键点。

3.2数据处理与采集

3.2.1社会网络分析概念描述本研究用关联矩阵表示舆情传播网络结构,节点表示舆情传播行动者,边表示行动者之间关系。基于赛事舆情事件传播速度快,为此假设赛事舆情传播在某一节点时间内,为静止状态[4]。分别用+1和0表示舆情传播系统的两种观点,即在初始状态下,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意见被随机设为+1和0,进而对网络传播链接进行计量[21]。基于社会网络舆情传播分析主要就是对网络结构、角色地位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测量对整体网络结构、行动者网络角色和地位、整体网络内部结构[4,35]进行测量和分析。整体网络结构分析参数为密度、中心度和中心势,行动者角色和地位参数主要为欧几里得参数和结构洞限制度,整体网络内部结构参数为κ-核。3.2.2赛事舆情网络传播数据采集本文以2012年广州马拉松舆情事件为研究对象,选取公共信息发表平台和个人信息交换平台进行数据截取。公布信息平台选取了40个节点,包括新华网、人民网、大洋网、南方都市网、网易、新浪、腾讯新闻等以新闻传播为主线的信息平台;选取了天涯网、猫扑网、搜狐论坛、凤凰论坛、百度贴吧等以论坛和交流社区为主线的公共信息平台,以优酷网、土豆网、凤凰视频网、百度视频、酷六网等以视频为信息平台。选取自媒体舆情行动者40个,主要来源于微博、博客、微信等自媒体,通过挖掘各结点之间关联线以及评论进行数据采集。信息传播由信息源往受体方向传播,信息员向受体传播的方向性,为有向社会网络结构。舆情传播过程中,信息源将信息传递给受体,受体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影响信息源,表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模式。在有向社会网络关系中,信息受体既可以反作用影响信息源,也可能并不发送信息影响信息源,为此存在单向网络和双向网络。通过网络循证数据,整理排列出80×80互动关系矩阵,运用PAJEk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生成广马有向舆情传播结构图,具体见图1。

3.3整体网络结构侧度

3.3.1密度分析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常用指标,尤其是在无向网络分析中,指网络实际连接数量与理论可能存在最大连接数量之间的比值,密度越大,表明行动者之间连接越密切,信息交流就更为顺畅;密度越低,情况相反。由于密度受测评传播网络规模的影响,社会网络最大联系数为N×(N-1),当增加一个行动者时,增加的社会网络最大连接数较大,但实际连接数相对固定,尤其是在网络规模较大时。为此社会网络分析专家引进了点度概念用语测评社会网络密度,点度是指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所拥有最大连接数量。通过Pajek软件测量广马舆情事件密度可知,平均密度(矩阵)为0.156,平均点度为24.95,即一个行动者将与24.95个邻居进行信息互动,实现信息传播。由此可见,在广马舆情事件结构图中,各节点相互联系紧密。尤其是传统公共媒体间存在信息互动,这成为推动广马事件迅速传播最直接原因,扩大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增加受关注程度,造成关注过于集中,给广马赛事带来不良的影响。3.3.2点度中心性分析点度中心度是基于行动者与它接邻行动者节点数,节点入度是邻接至行动者的节点数,出度是邻接到自行动者的节点数。在社会网络中,点度中心度出度是扩张性测度,入度则是接受性测度。对出度测量,有利于掌握信息扩展的途径,对入度的测度,有利于掌握信息发展的态势。表1为广马舆情事件点度中心度的测度数据。广马舆情事件传播节点的点度范围4~95,整体传播点度密度为0.45472,lc老蔡通过网络传播邻居数量最少,在社会网络中,相对孤立,对网络传播产生的影响最小;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出入度较高,网络传播邻居的数量最大,影响相对较大,成为网络传播有力推手。3.3.3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中,行动者距离是用来描述一个行动者到另一个行动者之间最短距离,也称为“测地线”,尤其是在六度空间理论发展起来之后,行动者距离在社会网络分析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图2显示,广马舆情网络结构图中,各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其中最大距离以76号行动者“联合早报”到17号行动者“静如山岳”为代表,最大距离值为12,最小为1,大部分行动者之间的距离为1和2。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距离越短,传播速度就越大,造成的影响力也越大。整个广马舆情传播的平均距离为2.93833,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3.4行动者在整个网络中的地位和角色

3.4.1行动者整体结构等测度———相似性检验行动者整体结构等价用来说明两个行动者接受或发向网络中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相同的,那么认为其在结构上是等价的,主要是测评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多大程度上的相似。图3通过Pajek测度的相关系数图。通过图3可知,除了在对角线相关系为1外(行动者与自己在结构上是完全对等的),非对角线元素中没有等于1的元素,这也就是说在建议关系上没有结构等价的行动者。其他行动者之间相关系数各不相同,行动者等价结构也各不相同,各自在社会网络中影响力也各不相同。为此行动者相互替代之后,必然会影响到整个网络传播,为此结构等价性较小,可替代程度也较小。由此可见,传统媒体在网络传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大众媒体在舆情传播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能被取而代之。3.4.2结构洞分析结构洞主要用于测评社会结构网络非直接联系以及关系断链的现象,由于社会网络结构传播过程中,行动者之间非直接联系,造成行动者信息传播的缺失,从网络整体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结构洞存在使得处于中间位置的行动者居于重要的位置。为此本文根据结构洞特征,对广马舆情事件结构洞指数和中间中心性进行测度。在结构洞测度中,主要测度社会网络限制度。社会网络限制度是衡量一条纽带的重要性或独占性指标,代表了一个行动者与邻接行动者关系的比例,占这个行动者对所有行动者管理的比例。限制度是指行动者与对方的关系会对对方产生的影响,这种限制取决于行动者对方强连接节点与行动者之间的纽带强度。图4是通过Pajek测度的广马舆情事件限制图(图4)。从图4可知,广马舆情网络结构中,存在大量的传播结构洞,各指标之间的限制度程度不一至,说明了信息传播的制约性,各自受制约的程度大小不一至,最大为62号“体育咨询榜”,受64号“zg赵哥”约束性达12%,这就意味着62号“体育资讯榜”有12%的信息是通过“zg赵哥”这个行动者传播出去的。通过图4可知行动者受结构洞影响力约束相对较小,这说明行动者在舆情信息传播过程中,行动者接收多个行动者的信息,不易受单一其他自媒体或传统媒体的影响。点度中介度就是在网络中所有其他行动者之间的测地线,经过该行动者的测地线比例,对信息传递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占据更为重要的中心位置。通过表2可知,大洋网、搜狐新闻和星岛新闻点度中介度相对较高,点度中介度值分别为0.146023、0.122810和0.109847,在整个网络传播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说明这些网络占据较多信息资源,并为扩大自媒体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交流平台,从而促使信息资源资源共享和信息资源的传播。但通过表2可知,整体网络中介中心势并不高,这说明在广马舆情事件中,直接信息传播在整体网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受中介影响较小。

3.5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

κ-核就是每个节点至少与一定数量κ的其他节点相邻接的子图,来界定舆情传播中存在的小团体数量,κ-核界定了相对密集的子网络,相对密集κ-核有利于信息在子网络传递。测度结果显示,广马舆情事件κ-核的最大值为17,结点数共有17个,占全部节点21.25%。通过图5可知,κ-核的值在15级以上的占整个舆情网络的66.25%,说明在该舆情事件中存在联系紧密的凝聚子群,该子群在整个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通过彼此信息的互动,掌握大量的舆情信息,通过凝聚子群约束性进而占据了传播途径的重要节点。

4结论与建议

通过研究表明:广马舆情事件传播网络中整体密度较高,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信息互动传播频繁;各行动者信息互换距离较短,从而导致信息传播速度较快。通过对行动者整体网络结构等价性的侧度发现,行动者在整体网络中地位和角色相对独立,虽有结构洞的存在,但约束力相对较小,对信息传播制约有限,尤其是点度中介值较低,说明信息以直接传播较多。通过对整体网络内部结构测度,发现广马舆情事件广泛存在凝聚的子网络,子网络存在加速了信息在子网络行动者间的共享和交换,从而促生多中心的传播网络结构。

4.1组建多中心并行舆情网络结构

由于举国体制以及政府办赛等原因,我国发生体育赛事舆情事件,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主办方新闻会,经由传统媒体进行传播,具有信息传播渠道单一性以及传播时间阶段性的特点,显然不能适应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的复杂性特点以及自媒体网络传播迅速发展的需要。构建并行化、连续性的多中心网络结构,替代机械、僵化、费时的信息传播管理模式,实现并行舆情网络管理流程,提高舆情管理者对传播环境的感知能力和适应能力,确保对舆情事件反应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体育赛事舆情事件发生时,不同利益主体将从不同的角度传播信息,强调网络传播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利益和协助重要性,在舆情传播管理中尤为重要。由于互连网络技术发展,打破传统的单一的、面对面的信息传播途径,扩展了多元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多元灵活组合的可能,多元主体相互依赖,共享信息,形成动态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将原有信息管理传播网络纳入体育赛事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系统,增强信息管理深度和广度,建立横向舆情评估体系,实现突发舆情事件管理的即时性、完整性和通达性,完善多中心并行舆情监控与协同应对。

4.2关注舆情事件网络引导时机

突发舆情危机时,当持某一观点信息源占据优势时,网络受众就会迅速靠拢,形成“集聚效应”[36]。突发舆情事件主要体现在个体信息交换以及信息共享之后的群体,这种群体行为属于非常规状态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好奇、恐慌心理,导致的临时性、非正式的弱关系。舆情事件在社会中受关注程度越高,这种临时的、不稳定弱关系就越容易形成。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公众既是信息受体,也是信息的传播者,通过自身将信息传播到其他结点。基于社会网络舆情网络分析不仅关注信息内容,更关注信息传播者与受体之间的关系,在进行舆情监控管理过程中,选择合适时机,选择关键位置,通过舆情引导的方法对舆情发展进行干预,将在较短时间内改变或引导受众的观点,起到较好的舆情引导作用。同时建立透明的舆情传播平台,促进受众在透明的平台下理流和理性探索,支持理性化的多样性,提高公信力。

4.3增强核心网络效应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问题

互联网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信息传递快捷、获取方便、信息内容丰富、交往全球性、隐蔽性和思想互动性的特点被广泛运用,改变着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活动空间和生存、生活方式,及建立在生活和生存方式基础上的伦理道德观念[1]。而这种改变的影响重大而深远,特别是对还未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伦理道德观念将影响他们对国家、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和行为。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网络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关注和深入研究讨论。

一、对网络伦理道德的认识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来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手段和人类自我完善的一种社会价值形态,它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是随着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网络道德亦不例外。所谓网络伦理道德,是指网民利用网络进行活动和交往时所应遵循的原则与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伦理道德关系。与现实社会道德相比网络道德是一种新的道德形态,它与现实道德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现实社会道德规范是网络道德的基础。网络道德是社会道德的延伸与拓展。是针对网上行为的特殊性而相应作出的对现实社会道德的细化和充实。网络道德除具有一般道德所具有的特性外,同时具有多元性、开放性、自主性等鲜明的特点[1]。

二、当前大学生中存在的网络伦理道德问题表现

1.价值观扭曲

网络是开放、自由的空间,由于目前尚未建立和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使得一些西方的有害的思想充斥其中。我们的一些青年学生由于缺少理论根基与人生阅历,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在此情况下长期接触网络,就易于被这些学说所迷惑而出现思想上的混乱和动荡[2]。当前大学中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抬头就是其体现,而长此以往学校的正面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受到巨大挑战。

2.沉迷于网络色情难以自拔

网络社会是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这其中不仅有无穷的有用知识,同样有着各种垃圾一样的信息和看上去很美的害人的诱惑。这些诱惑中,色情最为突出。国外有许多纯免费开放,尽管网络技术可以过滤掉一部分,但相当多的还是可以长驱直入的。同时,一些正规网站甚至是知名的大网站也有意无意地借助色情的东西吸引眼球,以增加访问量。这样一来就造成了色情充斥网络:打开一个网站,的与遮掩的色情就会扑面而来:文字的、音乐的、图片的、动画的、电影的和聊天互动的等等,想躲都躲不开!时间长了,沉迷色情就成为自然。而这种色情沉迷会使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上将变得非常压抑、自卑、脆弱,甚至与他人打交道都会变得困难。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大学生自控能力有限,极容易因为网络色情内容和信息的诱惑而致网络色情成瘾。这种成瘾的一大严重后果是为了得到性,可能直接对异性犯,这样不仅违背了伦理道德而且为国法所不容。

3.迷失自我

互联网提供的东西很多,娱乐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娱乐中网络游戏(简称网游),又是最为重要和最受欢迎的娱乐,在今天的大学生中没有进行过网上娱乐的极少,而没有进行过网游的更是少之又少。网络游戏以其联网性和虚拟性等特点,通过为游戏者提供虚拟世界来充分表达和展示自己,使游戏者最大限度地得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自尊和自信,因此,一些大学生乐此不疲。而沉迷网游的伦理道德危害在于网络游戏频繁的角色转换,会使大学生的人格统一性受到影响和破坏,容易出现双重人格及多重人格:生活中的有缺陷的“我”,“网游”中寻找完美的另一个“我”。现实生活中不完美的我是“常态”,要改变获得长久完美的“我”只有沉醉于虚幻的“网游”了,而这样的后果是迷失自我,甚至发生心理疾患。当前大学生中因“网游”而有“网瘾”心理疾患的不在少数,有了这样的心理疾患,学生的学习天职也就难以履行了。

4.道德情感淡漠

网络的互动性特点使网络世界中存在着网络人际关系,而这种网络人际关系具有的虚拟性、平等性及匿名性,彻底地改变了大学生的交往方式与思维方式,也为大学生重新建构新的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能。但是,当一些大学生不能正确的开展网络交往时,就可能会过于迷恋网络上的人际交往。特别是当大学生现实世界中遭遇人际挫折或者失败以后,更可能会逃避现实人际交往,沉迷于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聊天的盛行就是体现),淡化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区别,而长此以往会使大学生对现实交往淡漠及现实人际交往技能退化,这样一来,性格内向的学生会更加封闭,自卑的学生会越来越丧失信心,而诚信的大学生也可能会因为网络匿名性而学会欺骗。

5.丧失是非观念

网络世界是一个言论约束少的地域,网络中不乏宣传科学真理、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的言论,这些言论,体现了时代精神、推动了网络文化发展。然而网络的虚拟性、网络地址的隐蔽性和网民身份的难以确定性,也使许多人包括少数大学生利用网络的这些特点,将现实生活中的不满释放于各种论坛、博客、聊天室等网络场所。这其中不乏造谣生事,对他人进行谩骂、攻击、恶意中伤、侮辱和诽谤的言论。而网络的公开性和内容传播的快捷性,使网络言论信息一旦,就可能形成相当广泛的波及面,甚至可能永远流动、永远无法恢复原状,从而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给受侵害人造成巨大创伤。

三、采取积极措施,防范网络伦理道德失范

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栋梁,对他们应该倍加呵护和积极引导,使他们德、智都没有缺失,特别是不能让他们迷失于网络科技。因此,有必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技术、法律和伦理道德教育等方面防范网络伦理道德的失范行为发生:

1.转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使其跟上时展

网络的普及与使用,深刻地改变着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育人环境,直接影响着传统德育教育的主导地位。先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也强调启发疏导,但主要还是面对面的“我传授,你接受”的单向直达模式,强调以教育者为中心,把受教育者——学生放在从属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学生所处环境单纯,接触的事物少,教师的讲授往往成为影响学生最为重要的元素。而现在有了互联网,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更直接地接触社会,接受来自网络的“立体”型信息。为此,思想政治教育有必要进行变革:从内容到形式都要跟上时展,从而达到学生乐于接受教育、信服教育内容,自觉排斥网际的“异端邪说”的效果,从而使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

2.加强对大学生情感关怀,让他们的心结疏解于现实社会

如前所述,大学生忘我的迷恋网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从现实生活得不到需要的温暖关爱,转而寻求网络。如果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必要关爱和在其遇到挫折时进行必要的心理抚慰,那他们必然会减低对网络社会的依赖。而由过度依赖网络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也就可以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高校可以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这方面工作,如可以在校内依托校医院开设常设的定点的心理诊所,还可以利用校园网开设心理网站,开展网上心理服务,制作心理宣传网页进行心理常识教育;开设网上心理关爱咨询热线,进行对话辅导,帮助大学生疏解心理、情感问题。

3.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使用时的伦理道德素养

我国有几千年伦理道德底蕴,只是网络发展速度过快,人们在如此快的发展速度下难以适应,才容易出现道德缺失。因此加强伦理道德教育,提高大学生网络使用时的伦理道德素养,引导大学生上网行为,就非常可行了。为此,首先,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应开设有关网络伦理道德课程,通过持久、深入教育,使伦理道德思想深入人心,增强个人的道德责任心,提高国民的整体网络伦理道德水准;其次对大学生还应开设相关讲座,如大学生刚入学时候就开设技术价值观的讲座,使他们能在合理价值观指导下,成为合格网络公民。

4.加强法律、规范建设,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

人光靠自律往往是难以真正约束住自己的,特别是在“独处”的情况下,上网行为往往多就是一种“独处”状况,因此,靠自律约束上网行为不做违反伦理道德违反法律的事情是不够的,在自律之外还需要靠他律来约束。基于此,政府或民间团体应出台相应网络使用规则,以规范网络使用者的行为,对违背伦理道德规范的给予社会舆论监督与惩罚。这样会有利于规范大学生网络行为。

5.不断提高网络技术,阻止不良信息的获取、传播

提高网络道德意识是通过提高学生的自律性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而加强法规建设是通过提高学生的他律性来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这两方面都必不可少,而通过提高网络技术手段,阻止不良信息的获取、传播扩散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同前两种手段相辅相成的。为此,国家或网络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统一技术标准建立一套网络安全体系,严格审查、控制网上信息内容和流通渠道。例如通过防火墙和加密技术防止网络上的非法进入者;利用一些过滤系统、软件过滤掉有害的、不健康的网站、信息等;同时还可以通过技术跟踪手段,使有关机构可以对网络责任主体的网上行为进行调查和控制,确定网络主体应承担的责任,以警示网上行为等。

尽管出现网络伦理道德问题的大学生是极少数,但由于网络伦理道德问题复杂而难解,并且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学校、家庭和社会必须要重视,齐心协力谋求对策进行解决,否则问题越来越多,对大学生的成长十分不利。

参考文献:

[1]王颖.关于网络发展中的伦理问题的思考[J].理论观察,2008(5).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3篇

社会网络对大学生学习能力的影响。行为理论中的学习能力,是指“发现错误,并重新建构学习方式”。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学者们对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内涵进行了进一步扩展,更加强调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的主动性。即引导大学生通过对网络中资源的信息收集、分析识别,进而对收集到的资源进行总结、整合以及吸收。在社会交往中,大学生需要对外部环境进行识别、适应以及解释,进而与环境进行持续的互动。社会交往中,大学生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表明,社会网络地位不同是造成大学生学习能力差异的重要原因。大学生所在的社会网络能够对大学生行为特质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大学生在创业过程中的学习能力培养与塑造。具有广泛社会网络资源的大学生,创业机会识别、创业机会把握以及创业资源整合的能力更强。大学生学习能力能够提高创业绩效。在创业活动中,具有良好创业意识的大学生对于追求更高的创业绩效具有强烈的导向意识。大学生创业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在组织的能动性、个人学习能力等决定的,即学习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其创业意愿的产生。也有一些学者对大学生学习能力与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学校环境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将产生显著的影响,这种影响作用是以大学生的学习能力为中介的。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不仅可以激发创业激情和动力,还可以促进创业潜力的发挥,加强与相关创业资源、客户以及其他主体的合作关系,进而促进创业绩效的提升。学习行为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作用在初次创业与二次创业中的作用具有差异性。

变量测量。本文相关变量的测量量表主要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并根据预调研对问题项加以修改以确保其科学性与合理性。调查问卷采用了通用的Likert五点量表形式。其中,社会网络测量量表主要参考了程聪等的研究成果,分为关系强度、网络规模和网络中心度等三个维度。关系强度的测量条目包括“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拥有更加广泛的人脉”;“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拥有更多的合作伙伴”;“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三个问题项。网络强度的测量条目包括“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与研究人员关系密切”;“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与重要伙伴保持频繁联系”;“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能够快速获得朋友的帮助”三个问题项。网络中心度的测量条目包括“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能够不断认识新伙伴”;“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在相关行业都有新伙伴”三个问题项。大学生学习能力测量量表主要参考龙永等研究成果,分为机会识别与资源整合两个维度。其中,机会识别的测量条目包括“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创业信息”;“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对创业机会更敏感”;“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会积极寻找潜在创业机会”;“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创业热情更高”等四个问题项。资源整合的测量条目包括“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素质更高”;“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拥有的知识能够推动企业进步”;“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能够与客户经常分享彼此的产业信息”;“相对于其他创业者而言,贵公司的创业者有能力与客户、供货商或伙伴相互合作来解决问题”等四个问题项。有关大学生创业绩效主要参考了丁岳枫和杜建华等的研究,分为生存绩效与成长绩效两个维度。其中,生存绩效的测量条目包括“贵公司的产品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投资成本)好”、“贵公司净收益率(净收益/总销售额)较高”、“贵公司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高”三个问题项。成长绩效的测量条目包括“贵公司的产品销售额增长速度快”、“贵公司的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快”、“贵公司的产品资金周转速度较快且资金链稳定”三个问题项。研究样本获取与信效度检验。关于研究样本获取,本文采取问卷调查方法进行数据收集,以杭州地区的13所高校中展开创业或者有创业意向的高校大学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调研的形式主要采用现场发放问卷与邮件发放两种方式进行。本次数据收集活动从2012年9月开始到2013年11月,共发放600份问卷,收回486份,回收率为81%,其中有效问卷156份,有效回收率为26%。从调研所收集数据的分布来看,在样本的学校与专业分布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关于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在本文中,信度我们通过Cronbach’sα系数来进行检验。社会网络、组织学习以及创业绩效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01、0.813和0.739,所有量表的Cronbach’sα都超过了0.7的标准,测量量表中的问题条目相关度最小的为0.431,高于0.4的基本要求。这说明,本文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水平。另外,KMO最小为0.793,且因子载荷量的比例也都在50%以上。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综上所述,本文的测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水平。

在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中,涉及大学生社会网络、大学生学习能力与大学生创业绩效等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我们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对这种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在整体模型检验中,我们采用AMOS17.0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第一步,构建了大学生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二步,构建了加入中介变量条件下的大学生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影响的中间变量模型,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直接模型与中介模型的模型拟合指标中χ2/d.f值分别为2.46和2.43,均处于1到3之间,达到理论上的合理水平;GFI指标值分别为0.932和0.929,均高于0.9,达到理论要求的水平;CFI指标值分别为0.949和0.951,均高于0.9,达到理论要求的水平;TLI指标值分别为0.972和0.989,均高于0.9,达到理论要求的水平;RMSEA指标值分别为0.061和0.047,处于理想水平0.01到0.08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本文中的直接模型和中介模型可以用来检验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直接模型中我们发现,大学生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457,且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因此,我们推测大学生的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将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假设成立。在中介模型中,大学生社会网络对于大学生学习能力与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31和0.325,显著性水平分别小于0.01和0.001。大学生学习能力对于大学生创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307,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大学生学习能力在大学生社会网络与大学生创业绩效之间产生了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4篇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体现在众多方面,创业者借助社会网络能够很好地整合创业中所需的生产资料、营销网络、政策资源以及管理战略、企业文化、创业成就感等各种硬性和软性的资源[2],弥补企业创立和成长过程中由于新进入者缺陷导致的资源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劣势,并能够获得情感和道义上的支持[3],促进企业快速成长。因此,本研究认为:H1: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维度是广为采用的测量社会网络特征的尺度,结构性维度(网络规模、网络异质性)关注的是网络的整体架构及结构模式,关系维度(网络强度和信任)则体现了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间关系性质和质量。一方面,网络规模的大小反映出创业者可获取外部资源、知识的量的多少,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成员背景差异性越大,越能为创业者提供丰富有效的信息、资源、机会和经验,在融资方式上也含有更多选择,通过网络中的信息克服信息不对称,更好地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而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更好的认识,并最终获得创业绩效的提高。另一方面,网络强度反映的是创业者可获取外部资源、信息的充裕程度,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越密切,意味着越能够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和资源,同时能够加强情感密切、身份近似、职业相近和交往频繁的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而获得更多的商业支持,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成长;同时,信任和支持的关系则是个体积极变化的一个关键推动者[4],与社会网络成员间信任的水平越高,就越能获得创业的情感支持[5],获取不同的创业隐性信息、知识、资源,提升管理企业水平,并最终影响创业绩效。由此得出假设:H1a:社会网络规模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b:社会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c:社会网络信任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H1d:社会网络强度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创业者乐观调节作用

近年来创业领域中关于情绪作用的研究激增[6],相关研究发现情绪对支持创业者行动具有重要意义[7],且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事业的成功。乐观是创业者常见的积极情绪[8],对创业者行为有重要影响,对社会网络的拓展[9]和创业绩效的提升也有重要影响。乐观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是个体在总体上对未来积极或者消极的结果期待[10],并最终导致积极或消极的行为,不同的乐观程度对创业者行为有不同的影响。本研究将考察不同乐观程度的创业者在结网行为及其对创业绩效影响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参考已有学者对于乐观的定义,本文将乐观定义为创业者预期外部事物或环境之未来状态具有积极正面性,将乐观程度(OptimismDegree)定义为创业者预期外部事物或环境之未来状态的积极正面程度。根据研究需要,在此将乐观划分为三个程度即过分乐观,适度乐观,较为悲观,本研究将悲观看作是乐观的一种状态。大量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与悲观者相比,乐观的人将拥有更多的资源,更长久的友谊,以及在面对压力时更多的社会支持[11]。适度的乐观能够更好地联合和维系朋友的友谊,能够激发创业者的行为,产生接近和趋近倾向,积极拓展有用的技能和人际网络[12],从而比悲观的个体拥有更为发达和亲密的社会网络,而更广阔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加强新创立企业同外部建立广泛的联系,疏通资源流动的渠道,进而获取资金、识别创业机会,增加获取创业资源、信息的机会及坚持创业的信念,而这与创业者的创业绩效息息相关,对于创业绩效的提高是非常有利的[13]。Carveretal.(2002)[14]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乐观的人能够更好地处理压力事件是因为他们比悲观的人更会发展更广阔的支持性社会网络,更会吸引潜在的关系伙伴和有用的社会网络节点。但过分乐观的创业者则可能高估自己,忽视网络中资源的有效性,阻碍其与他人广泛而有效地交往,其结果是减少了创业者获取创业资源的能力,不利于创业绩效的提高[15]。因此,可以看出,乐观陷入某一拐点后具有向下趋势[16][17]。基于以上的考虑,本研究假设:H2: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H2a: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H2b:创业者乐观程度在创业者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间起调节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概念模型,见图1。概念模型中,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关系特征影响创业绩效,而创业者乐观起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

1.调研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调研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采用深度访谈进行探索性研究,依托福建省YBC组织,并根据2011年6月18日《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选取10家小微企业创业者进行访谈。通过访谈,梳理社会网络特性、创业绩效、创业者乐观间的关系,对问卷的语义及量表的设置进行修改。正式调查前,依托福建省YBC组织的协助,面向70位创业者进行了探测性调研,通过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删减并修正了部分问题,最终形成了正式问卷。正式样本调研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两种方式,面向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YBC组织的创业者进行发放与填写,共发放650份问卷,回收528份,有效问卷409份,回收率81.23%,有效率77.46%。本次调研主要针对的是小微企业创业者,包括正在进行创业并准备建立小微企业的创业者,或已经参与小微企业的创立(并不要求是发起人,可以是参与者),是已成立的小微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总体上看,样本的分布情况比较广泛,具有一定代表性。

2.问卷评价及结果

首先,用SPSS20.0软件对测量题项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来看,所有因子的Cronbach'sAlpha值均大于0.6,在可信区间内。其次,对测量问卷进行效度检验,得出社会网络四个因子KMO值为0.632,Bartlett’s球形检验拒绝了相关矩阵为单位矩阵的假设,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四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0.29%;同理得出,创业绩效两个因子的KMO值为0.767,两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8.63%;创业者乐观一个因子的KMO值为0.729,共解释了总变异的74.73%。总体来看,整份测量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适宜开展回归分析。其次,为了更好地了解问卷中创业者乐观水平,本文运用SPSS20.0进行了样本平均值和标准差的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调研样本创业者乐观的平均值在中等偏上,印证了以往研究中发现创业者具有较高的乐观水平的观点[15][18]。3.假设检验及结论本文采用SPSS20.0对数据进行多元层级回归分析,构建相关回归模型(见表4、表5、表6)。为了避免其他因素对分析过程的影响,研究选择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行业经验、创业经历、创业者父母是否创业、创业者年龄作为控制变量。表4给出了控制变量对创业绩效回归的统计结果。一般认为,方差齐性检验显著值大于0.05视为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方差分析前提条件。而方差分析显著水平若低于0.05这一显著水平,则说明控制变量将对观测变量产生显著性影响。表4显示,先前经验、父母是否创业等显著影响创业绩效水平,而创业者年龄、受教育水平变量对创业绩效的影响不大。表5给出了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创业者社会网络规模、创业者与社会网络成员的关系强度及信任程度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的假设得到验证,且T值分均高于1.96(在0.05显著性水平上),说明影响显著,假设H1a、H1c、H1d得到支持。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访谈案例可以说明,重视社会网络的作用,扩大社会网络规模,与网络成员建立信任关系并经常互动加强联系能更深入地将社会网络中提供的各种创业者资源、信息加以利用,确实可以提高创业绩效。而网络异质性对创业绩效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H1b,得到部分验证,网络异质性与个人绩效相关系数为0.01,其T=1.24<1.96,可见这条路径的T值不显著。为此,笔者又带着疑问访问了一些小微企业的创业者,以究其原因。在访问的过程中,一些创业者跟我们讲述了在其创业的过程中,个人绩效方面如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是否能够满足家庭需要等,与其社会网络中成员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情况没有太大的关系。基于以上实证结果可知,社会网络对创业绩效有正向影响,假设H1得证,但不完全是显著影响。表6显示了创业者乐观对于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关系的影响。首先,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乐观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R21=0.413,社会网络结构、创业者乐观、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者乐观的乘积项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R22=0.435,R22明显大于R21(R2变化约为2.2%),所以创业者乐观在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2a得到验证;社会网络关系、创业者乐观、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者乐观的乘积项与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为R22=0.458,R22明显大于R21=0.431(R2变化约为2.5%),所以创业者乐观在社会网络结构与创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H2b得到验证,因此假设H2得到验证。同时,从表6可以看出创业者乐观负向调节着社会网络结构及社会网络关系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因为其标准化系数(-0.101,-0.031)均为负数,说明创业者乐观在创业者社会网络与创业绩效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四、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5篇

网络沉溺,作为伴随信息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新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已经显现出了社会问题的“症候”。而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络的进一步普及,网络沉溺也必将会加深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从而更明确地凸现为一种值得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

一、“网络沉溺”的判定

网络沉溺,指的是上网者由于长时间地和习惯性地沉浸在网络时空当中,对电脑、互联网络以及整个网络世界的一切都产生了强烈的依赖,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而难以自我摆脱的行为状态和心理状态。网络沉溺的实质,就在于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人,丧失了行为活动的自主性,而蜕变成为互联网络的“奴仆”。

很多研究者注意到,网络沉溺者最典型的行为特征,则是他们对电脑和互联网络形成了深度的依赖。他们在操作电脑和上网时,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而乐此不疲;可是一旦离开,他们就会感到失魂落魄、烦躁不安和无所适从。

对于网络沉溺的判定,需要采用比较明确的标准,并且应当联系其所特有的表现形态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综合的分析。对于网络沉溺的具体判定,应当着重分析四个方面的情况:

其一,行为上和心理上的依赖感。对网络行为主体的当事者,即平时人们所称的“网民”、“网友”或“网迷”来说,他们不仅会在行为上对电脑和互联网络产生强烈的依赖,比如每天都必定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操作电脑和到网上去“走走看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心理上,也对电脑和互联网络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正如同其他类型的成瘾性一样,人们有时也会沉陷于电脑和互联网络之中,难以自拔。一旦离开,则会感到怅然若失、百无聊赖。

其二,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基本丧失。由对电脑和互联网络深深的依赖所决定,沉溺于电脑网络的人,仅仅凭借自身的理性,很难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其自控能力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在电脑网络面前,尽管人仍然作为行为活动的主体而存在,但其主体性却已经被消解,从而很难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对自身行为活动的自主把握。他们所能做到的,也无非就是“跟着感觉走”,被电脑和互联网络里的各类信息“牵引着”往前走,而至于究竟要走向何处、走下去有什么意义,却都难得有心思去考虑。情况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人们甚至会对做出“下网”和“关闭电脑”的决定都感到“力不从心”。

其三,工作和生活的正常秩序出现紊乱。电脑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电脑和互联网络正以其独特的优势,愈来愈紧密地融入普通大众的工作和生活,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一天天地加大,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对于那些不能妥当地处理自己与电脑和互联网络这一“常用工具”之间关系的人而言,他们的痴迷,势必会将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打乱。这时,电脑和互联网络,就不仅不能成为提升工作和生活质量的手段,反而会起到干扰和破坏作用。

其四,身心健康受到较严重的损害。人们一旦痴迷于电脑和互联网络,那么,对他们为说,社会生活中的其他的一切,就都失去了价值,就都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了。他们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每天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端坐在电脑前、徜徉于网络中。而长此以往,不仅他们的身体机能会发生某种障碍或变异,而且,他们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威胁。

二、网络沉溺的生成机制

从社会的和心理的层面来找原因,可能会对分析网络沉溺的生成机制有所启发。

第一,对高效便捷的电脑和互联网络的广泛使用本身,也必然伴生并强化着使用者对这一“工具”形成程度渐深的依赖。电脑和互联网络带给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便利,是有目共睹的。随着它们的日益普及和被广泛使用,它们“嵌入”并改变社会生活的程度,还会进一步加深。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一方面在“工具”和“功能”的意义上,更加普遍地享用着它们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付出“依赖和受制于工具”这样的代价。所以,在自如地运用和操纵工具的背后,那些“独立而且自由”的人们,却也日益变得“不独立和不自由”。显然,这是一个技术发展的“悖论”。

第二,海量信息的无节制、无限量供应,既满足着人们对新异信息的无限制渴求,同时又考验和嘲弄着人们的这种渴求信息的欲望。置身于信息网络时代的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海量信息的冲击和挤压。“信息超载”已经成为信息网络时代的特有风景。其实,信息生成和信息传播本身,无所谓“多与少”,无所谓是否“过量”和“超载”。但如果将其同人们的接受和处理能力相对照,则必定要出现“供给”和“需求”的反差问题。人对新异信息的渴求固然无可厚非,但其对海量信息的接纳与处理能力,却总有一个限度。事实上,在信息的海洋当中,人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取一瓢饮”。这是信息时代的“悖论”。

第三,网络空间匿名、开放与自由的氛围,以及网络管理规范和网络行为主体自律机制的缺位,的确给人们的行为活动营造了空前广阔的自主性空间和表现发挥的余地。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漫步和徜徉于无限广阔的虚拟的电子空间,尽情地展现自己的才智,释放自己的欲望,放松自己的心情,变换自己的角色,体验和勾画美妙多姿的人生。但网络空间的宽松与缺少约制,并不意味着人们就真正获得了“无拘无束的绝对自由”,恰恰相反,如果人们连自我约束的“防线”都不幸丧失的话,那么,人们最后就注定要为这种没有任何节制的自由,付出沉陷网络、人为物役的代价,这是人的自由的“悖论”。

第四,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不满,有可能被转移到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予以发泄和补偿。对任何一个社会人而言,他在社会生活中都可能会遭遇挫折、产生各种不满情绪。当他们感到在现实生活中无从解决的时候,他们会到精神世界里寻求其他的“慰藉”。互联网络这一特殊的虚拟空间,尽管有别于虚幻的“冥想”,但它同样可以充当“精神慰籍师”的角色,为人们提供一个发泄不满、再造梦想的场所。在这样的特殊场合中,行为者会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自己给自己一个“妥善的交代”。但是,这样的“虚拟安排”,毕竟无从取代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所以,虚拟的网络空间,也仅仅是一个安抚灵魂的“暂居之所”。这是虚拟世界的“悖论”。

或许正是以上几种社会生活的“悖论”的展开,才使得不少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网络沉溺的特殊状态。

三、网络沉溺的社会对策

防范和疗救网络沉溺这种社会病态,要从不同的方面入手,采取综合的应对措施。

1.认清电脑和互联网络的本质,做自己行为的主人

或许,对特定年龄阶段的人,比如青少年或儿童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失去把握和调控自己行为的自主性,而自觉不自觉地变成沉陷于网络而又难以摆脱出来的“问题人群”。但是,也应看到,即便是那些行为活动的自主程度较高的成年人,也未必能够清醒而理性地看待和处理自己同电脑和网络之间这种特殊的“行为者与工具”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他们往往也很难抵制网络的巨大诱惑,也会深深地被其吸引和左右。为此,每一个生活在信息网络时代的人,都有必要提醒自己,不要“为网所累”,不要成为电脑和互联网络的“奴仆”,而应当真正成为电脑和互联网络的“主人”,成为自己的行为活动包括电脑操作和网上行为活动的“主人”。

2.明确电脑操作和上网的目的和任务

互联网络的发展,的确带给人们一个可供选择的自由信息空间。但问题似乎并非如此简单。国外的一些学者研究指出,在网络这样一个给人们提供了海量信息的媒介里,信息超载已经成为困扰人们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就曾指出:“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并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注:(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事实正是如此。从表面上看,人们在网络中对于信息的接收,具有很大的主动权。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信息数量的增多尤其是无限量地增多,只是意味着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选择的可能性,却并不必然地增强人们对信息的选择能力。相反,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人们倒是大大削弱了对信息的选择能力。人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从多如牛毛的信息中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些信息,的确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在浩渺无边的信息海洋中,最关键的并不在于网络提供了什么,而在于你选择什么。在互联网络的信息海洋中,不懂得选择就意味着“自我”的迷失。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信息价值观和网络价值观,做信息的主人。要在信息海洋中坚持“按需取用、适量获取”的原则,做到让各类纷繁复杂的信息为我所用,避免因信息超载而造成信息沉溺。

3.强化自我约束,控制上网时间

尽管在电脑和互联网络上花费的时间的长短,并不能被视为判定一个人沉溺与否的标准,而且,长时间地操作电脑和上网浏览,也并不必然会导致网络沉溺,但可以肯定,时间因素作为一种“量的积累”,也的确是网络沉溺得以生成的必要前提。所以,从时间因素入手,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藉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可能会对电脑操作者和网络使用者的生活有所助益。在此,我们提出定时原则和限时原则。所谓定时原则,就是根据工作和学习的需要,有计划地给电脑操作和上网分配固定的时间。它主要适用于那些行为者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而必须要每天都面对和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络的情况;所谓限时原则,就是人为地预先规定好电脑操作和上网的时间,一旦超过预定的时间限度,则强制性地离开电脑和网络。这一原则,主要适用于那些行为者在工作和学习活动之外使用电脑和上网,行为活动很难受计划的约束而没什么规律的情况。这样做,会有助于形成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络的良好习惯。

4.强化健康保健意识

首先,要科学地安排时间,做到有节制地使用电脑和上网。不要数小时甚至通宵达旦地连续操作;实在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而不能回避的,也要注意穿插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或者进行一些体育锻炼,让机体有时间得以恢复和休息。

其次,要听从专家的建议,有针对性地了解一些健康保健的科学常识,保持行为活动的科学性。比如,在电脑面前,要保持舒适的坐姿;在等待网页内容时,适当地调整一下身体的姿势;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紧握鼠标或者把双手放在键盘上;上网时定期离开电脑休息活动一下;定期做眼保健操,对手部、腕部和颈部进行按摩等。

另外,还要注意合理的饮食和定期的健康检查。饮食方面,要注意一日三餐的合理搭配。平时还要多吃含纤维素高的食物,有意识地多选用保护眼睛的食物,以防止近视或其他眼部疾病。除此之外,还应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和自我心理测定,及早发现病患,及早予以诊治。

在心理健康方面,首先要注意适当地离开电脑和互联网络,多多地回归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间,不要太多地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在遭遇挫折或不幸的时候,应当向周围的人寻求现实的帮助,而不应仅仅是躲避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找寻解脱的办法;对网上的各类新奇的信息和另类的刺激和体验,要抱定适可而止的信条,不要走入恶性循环的误区;一旦发现有情绪低沉、喜怒无常或失眠健忘等心理疾病的前期症状出现,应尽早接受心理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5.动员社会的力量,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网络沉溺的出现,固然有行为者个体的原因,但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外在因素,对于网络沉溺的生成,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消除或减少这些因素的负面影响,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对网络的信息管理,以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

互联网络开放和宽松的信息环境,在给人们带来信息传递和信息获取的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失控”的危险。在互联网上,传统媒体上能够奏效的那些信息管制手段,变得不再那么有效。发送到网上进行传播的各类信息,失去了“过滤”的屏障,导致网络上冗余信息和有害信息泛滥的局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固然要靠网民自身的自律和自觉,但如果不从信息的流通环节(即网络信息的上传与传播环节)上采取得力的措施,恐怕还不能很好地奏效。

我们认为,网络空间不应当变成一片因无人管理而杂草丛生的“蛮荒之地”,而应当成为为人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和传播社会文明的一片“净土”和“乐土”。从全球协作入手,通过法律的途径,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的信息管理,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是虚拟的网上社会真正实现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防范网络信息沉溺的有效手段之一。

其次,要加强对网站、网吧等网络服务机构的运作管理,形成良好的环境。

一些游戏网站为了吸引更多的网民,往往会推出一些优惠措施加以促销,这些环环相扣的促销措施,如同迷宫一般,紧紧地将网络游戏爱好者笼络在自己的网站经营中,至于他们是否因沉溺于网络游戏而耽误学业、损害健康,网站经营者们是不予考虑的;同样,那些提供和出售色情信息的网站,更不会关心这类信息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危害;至于那些提供上网服务的网吧,也只是为了获得好的经营效果,为了多盈利,而为那些自控力差的网络痴迷者提供吃饭、住宿、赊帐、保密等“配套服务”,吸引青少年儿童留恋于空气污浊的网吧里面,赚取大把大把的黑心钱。对此,有关的职能部门,应当加强管理和规范,以增强这些经营机构的自律意识,提升它们的经营品质。

再次,要加强网络文明的宣传教育,加强对青少年上网的有效监护和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