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论文范文6篇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1篇

1．社会网络及其对风险行为的影响社会网络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视角，它将个人或组织视为“节点”，将这些人或组织之间的联系视为“线”，这些点和线形成了一个个网络状的结构，人类社会即由这一个个网络结构构成，甚至整个社会都可视为一个大网络［17］。社会网络视角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研究之中，其中社会网络与健康的研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早期研究社会网络与健康关系的学者主要采取一种“功能性”视角，关注社会网络可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对健康产生的直接积极作用或间接“缓冲”作用；其后有一部分研究者开始采取“结构论”视角，重点关注个人所处社会网络结构对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认为社会网络从两个方面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一是通过提供知识／信息。有关网络与信息传递的研究表明，网络的规模和结构均对信息传递有影响，规模较大、异质性较高的网络更有利于信息传递。二是通过提供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情感、社会关系支持等方面。个人除了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信息以外，还能从网络成员那里获得各种物质70《科学与社会》（S＆S）和精神上的实质性帮助和支持。社会支持对精神和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可以促进心理方面的适应性、减少压力和焦虑等心理问题，即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缓冲效应的存在是因为社会支持促进“适应性评价（AdaptiveAppraisal）”和“应对（Coping）”。从生理学途径来看，社会网络有助于免疫系统、神经内分泌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健康。以往研究表明，强关系和同质性关系多的网络在提供社会支持方面更为有效，亲属是最主要的强关系。网络密度描述网络的连接性，网络密度与更多的合作、信息分享和责任有关，可以预测个体能够获得的物质支持的程度。网络密度也影响个体获得关系资源的能力［29］，高的社会网络密度意味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有助于成员之间形成归属感。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了社会网络对风险行为影响的问题。Berten研究了青少年在同伴网络中的位置对个体风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学生的滥用和风险等不仅受到关系最好的同伴影响，还受到网络中位置相似的同伴的影响；相比较中学3年级的学生，5年级的学生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网络凝聚力的影响大于网络中同等结构位置的影响［2］。一项针对走失和无家可归年轻人的研究表明，没有社会网络支持的个体，更有可能非法使用、有更多的性伴和生存性；对于有社会网络支持的个体而言，当社会网络的规模较小、但情感支持特征明显（社会网络主要有朋友构成，通常包括酒精和非法使用者）时，社会网络将不是他们风险行为压力的来源。随着社交媒体的流行，在线社会网络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在线上青少年对风险健康行为有更加正向的态度，更多地使用（网络）社会网络媒介会增加个体的风险行为，比如吸烟、滥用酒精、吸毒等［30］。有关社会网络与融资决策这种风险行为关系的研究也表明，社会网络可以给决策者提供信息，帮助过滤掉复杂的信息，借款的社会关系会直接影响他的借款行为。总之，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可以从提供信息、社会支持两个方面对风险行为产生影响，而且不同的社会网络特征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支持不同。比如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弱关系等更多地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而网络密度、网络同质性、亲属关系的比例、强关系等与网络可以提供的社会支持相关。

2．社会网络对有机食品选择的影响尽管社会网络对风险行为影响的研究已有不少，但具体研究社会网络对有关食品安全风险行为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有研究表明公众的主观知识（信息）是他们感知的转基因食品风险的风险因素［26，29］，也有研究表明给公众提供生物技术相关的信息可以增加他们感知的生物技术带来的利益，但是没有减少他们感知的生物技术风险［6］。还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的缓冲作用是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风险的积极影响因素［23］。那么，社会网络的不同特征是否影响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如果存在影响，网络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影响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的？已有研究并没有关注这些内容。本文以调研的数据为基础，分析社会网络的不同的结构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

二、数据与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两项调查，一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二是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于2008年在长春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两项调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调查问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关于食品风险的感知、行为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数据分别代表中国大城市、大中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公众风险感知情况。三城市调查均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区名册中随机抽取若干社区，再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随机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被访者是现居家中的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北京、长春和湘潭三市共获得有效问卷2153份，三个城市的有效问卷数分别为987份、506份和660份。

2．变量与测量方法（1）因变量。我们在调查中询问被调查者：假如市场上的一般黄瓜卖1块钱1斤，您愿意花多少钱买没有喷撒农药的黄瓜？以此测量被调查者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2）自变量。本研究中的主要自变量是个人讨论重要社会问题的讨论网络，具体测量方法采用提名生成法（Name－generator）。提名生成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根据研究的要求，让每个被访者提供自己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姓名、个人特征以及这些成员的关系等信息［32］。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描述社会网络的情况。我们要求被访者回忆跟自己讨论问题最多的5个人，以及这些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类型、讨论的问题、关系亲密程度等。然后计算社会网络的密度、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员的比例等指标。以此为基础，我们建立了研究的自变量，包括：网络规模、平均熟悉程度、网络密度，网络中亲属的比例、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管理人员的比例、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3）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健康状况、对我国食品安全状况的满意程度、自己或者家人的经历、自己最近七天的健康状况、已有的食品风险知识等。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3．分析方法由于因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我们在对其做对数处理后，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三、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SPSS软件分析社会网络特征对有机蔬菜购买意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模型一中分析的社会网是讨论网，即与被调查者讨论任何重要问题的成员构成的网络。统计结果表明，个人讨论网络的密度和网络中管理人员的比例显著地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受过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则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食品的购买意愿。研究结论也表明，相比较基准模型（仅仅包括控制变量的模型），在模型中增加网络特征变量，显著地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就控制变量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都显著地影响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女性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显著地降低；文化程度和相关知识显著地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在只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成立）。在前面的文献综述中我们提出网络影响风险行为可能存在两种机制，即传递知识（信息）和提供支持。根据以往研究的结论，一般认为密度较高的网络更可能提供社会支持，同时网络中的管理人员因拥有较多的权力资源而更可能提供支持，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员和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则更可能提供知识和信息。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点，我们又单独分析了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情况，这时的网络成员仅包括那些与被调查者讨论食品安全的成员。我们的假设是：由于食品安全讨论网的成员都会讨论食品安全问题，因此在这种网络中知识和信息传递是必然存在的，而社会支持的传递则不一定存在。从表2模型二的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在食品安全讨论网中，只有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显著地影响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其他网络特征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推测，既网络密度和管理人员的比例更可能是通过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而降低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而网络中讨论食品安全人数的比例和网络中高等教育人数的比例通过提供信息而增加了公众对有机蔬菜的购买意愿。

四、结论与讨论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信息社会、社会结构、虚拟社会

影响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信息的传播。这种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与其说是传播的内容，不如说是传播媒介本身。由于网络带来的强烈冲击，各国学者都在对网络出现以后的社会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探讨。

媒介的社会影响研究“网络”与“信息社会”是两个时髦而又神奇的概念。“信息社会”的概念产生在二、三十年以前，而“网络”则是近几年的新概念。网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工具或平台，网络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把越来越多的媒介联系在一起、整合到一起，整出了一个网络时代。信息社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林雄二郎在60年代末提出。这一概念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也发生了几次变化。90年代的“信息社会”则意味着媒介的融合和网络的发展。

关于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传统的传播效果研究理论总有些捉襟见肘。从60年代起，西方传播学家就在探索一条更宏观的综合社会研究的道路。这当中，勒纳等人的大众媒介与社会发展的研究，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研究等值得重视，这些研究又被称为“发展传播学”。这个课题的提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战后美国推行了“马歇尔计划”即全球发展计划和一系列援外协定。这是一项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丹尼尔·勒纳在其《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1958），施拉姆在其《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1964）书中，他们都提出了基本的理论观点。

这类研究在90年代取得了新的突破进展，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泰尔。他给网络下的定义是：“网络就是一组相互联结的结点，结点到底是什么，要依赖于具体的网络而言。比如，在全球金融网络中，他们是股票交易所和其附属的高级服务中心。网络是一个开放结构，能无限扩展，所有的结点，只要他们共享信息就能联系。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开放的系统，在不影响其平衡的情况下更易于创新”[i]。卡斯泰尔还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主要功能和方法均是围绕网络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是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源泉。

日本的信息科学研究把信息技术、计算机科学和社会信息科学整合到一起的综合研究，也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值得借鉴和学习。

网络的出现使一直玄玄乎乎的信息社会概念好象一下子找到了定位，似乎网络就是信息社会，一时间“网络社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虚拟社会”等等等等，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那么，我们究竟面对的和即将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下面我们从历史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现象等几个视角来审视和思考这一问题。

作为历史发展阶段的信息社会许多社会发展的研究都在致力于怎样清楚地解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过程和轨迹，给信息社会描述一个清晰的轮廓。但是这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种观点认为信息社会是继工业化社会以后的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丹尼尔·贝尔是其代表人物，他在70年表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书，提出了“有关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ii]。但是，贝尔显然把握不住这一历史转折的深刻程度，无法以准确概念加以概括，所以用“后工业社会”一词来表述。贝尔之后，有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莱昂的《新信息社会论》等很多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在贝尔的基础上前进多少，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过程和环节，也没有弄清楚推动着社会和经济转变的动力是什么。

日本学者长谷川把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信息化是继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国际化等社会发展过程后的一个新阶段和新课题。见图1的描述。

信息社会的概念与信息化的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信息社会是对社会的静态的描述，而信息化则是对实现信息社会目标的社会动态变化过程的描述。然而，两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信息社会是信息化的结果，信息化过程总是与一定的信息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条条道路通罗马”，信息社会可以采取不同的信息化模式来实现。信息化是一个世界潮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按照不同的道路，或快或慢地，或是较顺利、或是非常艰难地向信息社会这一目标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信息化模式。

在信息化的研究方面，卡斯泰尔也提出了一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信息社会的形成是由一种新型的社会技术组织和资本主义重组所决定的，而新技术的运用和它们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又决定了重组过程的特色[iii]。我们通过他的信息化理论得到一个启示，即除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信息化产生直接影响外，由科学技术所带动的社会发展本身也会对信息化的进程也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信息社会社会结构分析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惯用的方法，一般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社会的结构和特征。信息社会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

信息时代的经济结构将从以工业为中心转向以信息产业为中心。我们可以从三个产业的比例构成中分析出来，也可以从就业情况分析出来。信息化还将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这主要表现为信息的产业化与产业的信息化。一方面，被称为“第四产业”的信息产业正在迅速扩张，一系列与之相关联的新行业正在从无到有地迅速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正在不断地被信息化。从而使国民经济中信息生产所占的份额和劳动力比率逐年增加，直到超过农业、工业或服务业的比例。比如，英国、美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在1970－1990年间制造业迅速下降，其下降幅度分别为35％下降到23％，26％下降到18％、27％下降到22％，同时农业日趋萎缩甚至消失。

信息化也使社会劳动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这表现为从事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的人员逐渐减少，而从事信息生产和信息服务的人员逐渐增多，因此，人们把信息劳动者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超过半数当作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之一。

信息化这不仅是发达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信息化的过程在很多国家往往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发展规划。

2、政治结构

网络时代的政治结构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信息的权力化，社会组织结构将进行大调整、大重组。传统的金字塔型、铁板一块和官僚型的组织框架被打破，代之以快速应变、灵活机动的网络化组织机构和形式。信息和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也是新的权力源。信息社会的权力斗争将会围绕着争夺信息源展开，现实政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流的冲击，并将在国家之间以及社会水平上普遍表现出来。由于不同团体、阶层和个人的条件的不同，掌握信息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是不同的。正如美国里根政府所明确表白的：“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3、文化结构

由于信息环境多元化，网络时代的文化结构从中心文化转向多元文化。这可以从社会思潮和社会时尚的多样化来分析。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相区别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没有停留在产业、劳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内的深化上，而是向教育、福利、娱乐、交往等广泛的精神领域和日常社会生活领域扩展。也就是说，它正向我们的整个生活渗透，我们的生活也被信息化了。

信息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待社会生活态度上发生的变化。在工业社会时代，人们注重效率、追求物质享受，用世俗的、理性的态度来思考和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在信息社会时代，人们更注重精神、更注重情感、更崇尚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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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社会现象的虚拟社会网络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还在影响着社会空间结构的变化，最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大都市的变化。纵横交错的网络使这些城市变为二元化，出现了一个虚拟的社会，信息化城市的崛起成为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失去了原来的城区概念，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空间，向郊区拓展，由信息网络构成的流动空间正逐渐取代原有的城市空间。在流动空间中，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运行，然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新的专业管理阶层控制了城市、乡村和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生产和消费、劳动和资本、管理和信息之间发生着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新的全球化经济。

虽然未来学研究的观点已经指出，由于卫星和光纤网络等通讯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将逐步走向分散化，但这个变化的实际过程十分复杂，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因素，我们必须深入地剖析这一变化过程和各种因素，才能理解新的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和它的现代含义。

在网络社会的环境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存在，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维空间，而劳动力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千差万别的个体的存在。这也就是说，资本是在全球化的而劳动力则是个别化的。“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社会代表了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iv]。那么，如何将原有的城市空间和新的流动空间连接起来呢？这需要在三个层面上把社会发展和空间规划进行同步结合：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

在文化这一层面上，地方城市社会是从领土上加以界定的，应该保护它们的个性，保持它已建立的历史根基，而不管其经济和职能是否存在对信息空间的依赖。同时，城市也必须与其他城市保持充分的交流，克服部落主义的危险。

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在信息时代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公司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而且又受到各种挑战。对家长制的挑战及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使文化失去了有序性，使个人不再感到安全，人们得不到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从而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

在对城市的虚拟空间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中，政府仍然担当着重要角色。它只有通过强化自身角色才能对经济和政治组织施加影响，从而恢复地方社会在虚拟空间中的意义。

总之，网络等信息科技的发展把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更多的国家正在向信息社会过渡。这个过渡的过程一般被称之为“信息化”。信息化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经济结构从工业为中心转向信息产业为中心；政治结构从金字塔型转向网络型；文化结构从中心文化转向多元文化，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其代表。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信息化：信息化就是在现代信息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由工业化社会或其他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和信息媒介高度普及的社会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逐渐收缩，被信息型、服务型生产方式所代替，知识和信息的作用大大突出。伴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也发生巨大变化。

注释:

[i]ManuelCastells,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p469,BasilBlackwellLtd.,1996.

[ii][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P14，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3篇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追求的目标之一。社会和谐根源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了人的能力、需要、社会关系、自由个性的内在要求。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如今，网络已经渗透到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促成了现代人交往的革命性变化———网络交往。信息、知识作为人的发展最重要因素之一，成了衡量人的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它为人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群体环境，有利于实现了个人需要和个性发展，个人在获得丰富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自身的社会本质。

二、网络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全新挑战

(一)从参与网络文化的主体构成来看，青年人的网络社会化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潜在影响。当前网络媒体主要的宣传、传播、引导的对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年轻受众。他们是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希望所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有活力、最积极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西方敌对势力所蒙蔽和利用的一代，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最难于引导、说服和教育的一代。由于网络提供的是一个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虚拟社会，对于青少年来说，它很难形成像现实世界那样强烈的社会规范，在网络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很可能附带网络影响的消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建设还应包含建设主体主体意识的培育，它加大了和谐社会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改变了以往人们文化的传播途径，要求将社会的主流文化传递给青年个体，使个体接受主流的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

(二)从网络文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看，它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全新课题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网络参与。网络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提供人们表达意愿渠道、促进个人发展等方面，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功不可没。同时，又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如何引领网络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何净化网络环境，如何更好地加强网络管理，回答这些问题是新时代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维护网络安全，净化网络环境，引导网络文化，强化网络管理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上网群体与不上网群体的构成看，易形成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及和谐社会建设我国互联网分布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是十分严重的。尽管我国网民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从互联网普及率上看，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差异依旧明显。在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省份，以及直辖市，互联网水平发展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水平发展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信息分化，不利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是第一资源，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政府机关和大型的工作人员等一小部分人不仅掌握着经济资源、管理资源，而且还掌握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信息资源。而其它较低的社会阶层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很难参与到网络文化中来。这不利“五个统筹”的实现，更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和谐网络: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加强虚实和谐建设

对虚拟现象的认同，首先需要观念的更新。如前所述，网络和谐社会是是建设现实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和谐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执政者转变执政视角，从关注现实中的社会建设转移到现实和谐和网络和谐的共同建设。在信息化建设的今天，领导干部不关注网络社会的呼声和网络文化的建设，就不能全面地、真正地理解和谐社会建设，就不能彻底地、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

(二)倡导和谐管理

首先，“和谐”表示不同事物“相应”且“配合得当”，多种要素相统一，本身蕴含着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灭异，这就要求执政者对网络管理抱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抵制错误和腐朽”的积极态度。其次，要认识到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一定会在网络上显现甚至被夸大，另一方面，网络管理和网络文化的建设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和谐社会理论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治国理想和治国方略的一次大飞跃。

(三)寻求积极主动建设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研究者不再仅仅关注翻译文本，而同时将目光投向翻译文本生产背后的人及其社会因素。描写翻译研究的出现，首先揭示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认为“译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从事翻译活动，因此遵守不同的规范作为其翻译行为的准则”。［1］图里后来将翻译规范进一步明确为有关翻译的“一个群体共享的一般价值或思想，”［2］即被广泛接受的有关翻译的观念或价值判断。虽然图里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社会学痕迹，但并没有探讨“译者作为一个具有个人历史和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作者、其他译者、客户、编辑、出版者以及文学评论者等）之间的互动的网络关系。”［3］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兴起的翻译社会学弥补了描写翻译学派的上述不足。加拿大学者Semioni最先提出布迪厄的惯习概念作为翻译规范的补充，认为翻译规范只有通过译者惯习才会对翻译产生影响。［4］随后的翻译社会学大多以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其基本观点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会在惯习的支配下有意无意地追逐各类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教育文凭等）、社会资本（各种人际关系）和象征资本（职业声誉等），而其拥有的各类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又反过来决定了其在特定场域中的地位。除了布迪厄理论之外，另一个被西方翻译学者较多引用的社会学理论是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Buzelin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分析行动者构建的网络关系，可揭示翻译过程的复杂性和翻译行动者的多样性（hybridity），是对布迪厄理论视角下翻译研究的补充和完善。［5］通过以上对翻译社会学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译者社会网络的初步理解，即这个网络是由译者以及其他翻译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翻译规范、行动者的各类资本、惯习、地位以及网络中的关系等社会因素会对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为了对译者的社会网络及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全面和直观的描述，笔者引入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Analy－sis）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随后一直占领了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其主要优点在于能对个体（或称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形式化的直观描述和分析。其方法要点是，在网络空间中用点表示个体，以直线表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以直线的箭头方向表示资源等流动的方向，从网络关系的数量、强度以及结构特点等维度对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6］

二、译者的社会网络分析

尽管当前翻译社会学对译者的分析大多关注文学译者或译家，对非文学类的译者研究较少，但和文学译者一样，包含外宣在内的非文学翻译的译者也是社会中的人，也会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网络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旅游外宣的网页翻译而言，在传统模式下，其翻译过程至少涉及翻译委托人（如旅游区当地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译者和读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以委托人为中心的翻译社会网络。委托人在网络中拥有的节点最多，意味着其拥有的社会资源最丰富；同时，由于译者与读者都必须通过委托人进行交流，因此，委托人也处于Burt所称的结构洞（struc－turalhole）的有利位置，占据着掌握信息和资源流动的优势地位。［7］与一般文本翻译不同，网页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网页读者通过政府部门即翻译委托人的网站获取信息，并将网页内容视为政府部门提供的官方信息，而不是译者提供的译文，读者和译者之间没有直接交流。这个社会网络中主要有委托人与读者以及委托人与译者这样两种关系。

（一）委托人与读者

图1中委托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用单向箭头的直线表示，表明两者之间是单向而不是双向的交流。在调查的旅游官网上，只有委托人通过网页向读者提供信息，但网页没有读者留言区或开设BBS交流平台，因此读者没有途径对网上的信息进行回馈。由于网页翻译不能像一般纸媒翻译产品那样直接通过销量等来反映读者对产品的接受程度，因此委托人缺乏衡量网页翻译质量的读者评价。

（二）委托人与译者

图1中委托人与译者之间是双向箭头，表明双方能进行交互式的信息交流，即委托人与译者可以就翻译目的、质量要求、交稿时间、稿酬等内容进行直接协商。两者之间的关系强度取决于两者交往的时间长度、交往频率、情感紧密度以及信任程度等。［8］如果双方的情感较亲密、信任度较高，则两者间属于强关系，信息沟通比较全面，情感因素会在翻译协商中占较大比重；反之，则两者之间属于弱关系，信息沟通不充分，经济因素在翻译协商发挥主要作用，类似于翻译委托关系。由于翻译行为持续时间一般较短，委托人与译者之间的关系也往往随翻译行为的结束而结束，因此传统翻译模式下大多数委托人与译者之间属于弱关系。随着翻译市场的兴起和翻译业务的增加，委托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翻译公司或中介人完成翻译任务，因此具有委托性质的翻译关系日益增多，其整个关系网络如图2所示。委托人将翻译任务委托给人（个人或翻译公司），再由人转交给译者。这种新型模式比传统模式更复杂，虽然委托人与读者的关系没有变化，但出现了两对新的社会关系，即委托人与人以及人与译者的关系。

（三）委托人与人

如图2所示，委托人与人处于整个网络的中心，拥有结构洞的优势地位，掌握着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但两者在网络关系中的位置不同，拥有的资源和利益也不一样。在旅游外宣翻译中，委托人的主要利益是对外宣传当地旅游信息和文化，吸引外国游客；而人的根本诉求是谋取经济利益，即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委托人的收益取决于人付出的努力和成本，而人的收益就是委托人支付的成本。因此，两者的利益并不一致，甚至会发生利益冲突。此外，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即委托人不了解人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也无法直接观察和了解人工作的努力程度、付出的成本以及具体的翻译流程。同时，由于与读者之间没有双向交流，委托人缺乏评判翻译质量的标准。这样，人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谋取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两种后果。逆向选择一般发生在关系正式确立之前。为了获得翻译任务，人会过份夸大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努力程度，以获得委托人的信任。委托人为了规避风险，会倾向于选择合作成本较低的人，导致服务质量好的人由于其交易成本过高而反遭淘汰，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式的逆向选择。在关系正式确立之后，信息不对称会促使人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隐瞒翻译管理和质量等方面的信息，在损害委托人利益基础上获取自身利益，做出有损自身职业道德的行为，即出现道德风险。

（四）人与译者

与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类似，人和译者之间也存在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在人介入的翻译网络中，传统的委托人与译者之间的直接沟通被阻断，必须通过人才能进行，译者在网络中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在与人的谈判中，译者的主要筹码来自自身的教育背景（教育文凭）、翻译能力（各类资格证书）和在业界的地位和声誉（拥有的工作经验、各类头衔和荣誉等象征资本）。由于翻译市场还很不完善，尤其是没有实施基于资质认定基础上的市场准入制度，人和译者都没有可靠渠道获取对方的客观信息，因此都有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取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人会利用自身拥有的或委托人赋予的权力和信息资源，在稿酬协商、译员选择、任务分配、质量管理等过程中操纵信息或权力，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翻译工作或提高报酬，部分译者会夸大自身拥有的能力和资本，例如在各类证书和翻译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等。一旦发现译者真实表现与所提供的信息之间差距较大，人为了降低风险会相应提高译员的聘用门槛或降低翻译的薪酬标准，导致优秀译者由于没有合理回报而选择离开翻译网络，即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继续从事翻译的译者，由于薪酬过低，往往通过减少时间和精力上的投入等手段来降低自身的成本，做出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并导致了各种翻译质量问题的产生。

三、旅游网页翻译质量问题分析

由于翻译网络中客观标准的缺失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人、人和译者为了规避风险、谋取自身利益往往采取符合各自即时利益的行动策略，导致翻译质量问题的产生。也就是说，网络外宣翻译中的质量问题，不能仅从译者方面寻找原因，而应该着眼于译者所处的社会网络，从整个网络中的不同成员身上寻找答案。同时，由于各网络成员分别占据不同的网络位置，信息不对称作用于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他们对翻译质量产生影响的方式也不一样。

（一）委托人的译者选择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委托人处于翻译事件的起点，拥有较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译者的选择；而委托人的选择行为会受到自身的网络位置以及网络信息的影响。委托人与译者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此外，由于委托人一般不是翻译专业人士，对翻译行业的了解也会存在误识和误判的现象。有的委托人低估了翻译的复杂性和创造性，认为懂外语的就会做翻译，只愿付出较低的翻译成本，结果或者聘用能力不过关的人充当译者，或者导致译者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而出现道德风险。总之，委托人的信息不对称和错误的翻译观念，会导致能力不合格或态度不负责的译者进入翻译网络，结果出现了一些质量低劣的译文。在本次调查中，这样的翻译网页并不少见，在拼写、语法、语言和常识等方面错漏百出。

（二）人的翻译管理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选择合格的译者是获得合格译文的前提，但并非充分条件；此外，还必须有科学的翻译管理过程。人处于委托人与译者之间的核心位置，起着网络资源配置的关键作用，是翻译过程的管理者。在传统模式下，委托人可以兼任管理职能；但独立的人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方面，人拥有较丰富的译者资源，能实现翻译网络资源的最佳配置，找到合适的译者；另一方面，人一般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对翻译流程进行具体的管理，包括制定标准、分配任务、控制进度、统一术语、审校文字、排版编辑等。但由于翻译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翻译人为了节约成本，往往并没有认真进行翻译过程的管理，既没有对译者的语言问题进行校正，也没有对翻译的一般策略、进度以及术语等方面进行协调统一。从被调查的网页来看，比较突出的问题除了语言错误之外，还有译名或译法上的不一致，尤其是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例2：OfHuangshan’smanypeaks，thethreemostwidelyknownareTheLotusPeak，TheBrilliantTopMountain，andTheCelestialCapital，allofwhichriseastunning1，800metersabovesea－level．莲花峰、光明顶和天都峰是黄山的三座主峰，其译名属于专有名词的翻译，在译文中应尽可能地统一，做到名从主人、专名专译。但网页中光明顶和天都峰分别出现了BrightnessTop，TheCelestialPeak，TheCe－lestialCapitalPeak，CapitalofHeavenPeak等不同译名，容易误导读者。另外，不同专有名词之间的翻译方法不一致。专有名词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前面部分属于专名，后面部分属于通名，可以根据“专名译音、通名译意”原则进行翻译。［9］句中通名部分的“峰”和“顶”意义相似，但例2中却译为“TopMountain”或干脆省略不译，导致句内意义不够连贯。同时，“莲花”、“光明”和“天都”属于专名，一般可以进行音译；但由于这些词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意译方法也可以接受，但由于Lotus和CelestialCapital都是名词或名词词组，“光明”也应该译成名词。综上所述，这三个专有名词可分别译为“TheLotusPeak”，“TheBrightnessSummit”和“TheCelestialCapitalPeak”。

（三）译者的翻译惯习对翻译质量的影响

如果说委托人和人的作用在于避免不合格的译者或译文的出现，那么是否能产生优秀译文则取决于译者本身，更确切地说，取决于译者的翻译惯习。Simeoni曾指出译者在“文化以及社会－经济上的依赖性”导致了其“自甘为奴”的惯习，主要表现为对客户、公众、作者、文本、语言等方面的屈服。［4］Simeoni所描述的这种“奴性”，是指译者缺乏主体能动性，这一点在旅游网络外宣的译者中也非常明显。网络中的信息的不对称以及译者、委托人、人在地位和资源上的不平等，常常导致译者的弱势地位以及纵和被剥削的处境，并最终产生译者翻译惯习中能动性的缺失。具体而言，能动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行动的意愿和能力。”［10］从调查的网页来看，在意愿方面，一些译者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不愿付出精力收集材料并在译文中进行解释或注释，而是直接意译、甚至音译了事，让外国读者感到莫名其妙。例如网页中，有译者直接将“清明上河图”译为“QingminShangheTu”，将“徽商”译为“Huishang”等，不但没达到文化外宣的目的，而且给读者带来认知上的困难。在能力方面，一些译者拘泥于语言文字本身，习惯于对原文亦步亦趋，不能根据文化差异和受众心理对文本信息进行深度加工以吸引读者。这种情况较为普遍，而且通常体现在整个语篇上。这是对黄山风景区总体介绍的首页第一段，共五句话（句前序号为叙述方便而添加），属于重要的“开篇之作”。但和大多数网页的译文一样，译者没有根据语篇衔接的特点和中英文宣传语篇在文体上的差异对译文进行加工和调整。一是原译语义不够连贯。段中第二句和第三句的句内逻辑主语出现了不一致，同时和前后句子的主位之间不连贯，存在主位推进和语篇衔接的问题。二是语气上缺乏感召力。

四、结语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5篇

由于新浪微博对数据的获取作了很多限制，本次研究选择在腾讯微博开博的出版社。腾讯微博中，按照听众数的不同，用户大体可以分为“名人”与“草根”两大类，“名人”微博由于听众数量较大，因此在微博信息传播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选取出版社微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1)听众数在10万以上;(2)经过腾讯微博官方的认证。具体操作步骤如下:(1)通过腾讯微博搜索功能，搜索类型为“用户”，搜索关键词为“出版”，共得到20911位用户。(2)选择“认证”，得到2993条筛选结果，这些微博已经经过腾讯微博官方认证。(3)逐条浏览筛选结果，选择“听众”数在10万以上的用户，这些微博具备较高的代表性。最终得到用于本次研究的共15家出版社微博，相关数据收集时间为2014年6月20日。通过此类方法构成的微博组仅仅是整个出版社微博社会网络中的一个子网络，但由于这些微博听众数量众多，在全部出版社微博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大的影响力。本文即对此小型社会网络开展研究。

2出版社微博社会网络关注矩阵及结构图

社会网络可以用社群图、关系代数、邻接矩阵等模型来描述，此网络中每一个出版社微博为一个节点，将用户之间的“关注”和“被关注”的关系通过邻接矩阵表达出来，形成一个15×15的互链网络的二值矩阵，其中“行”表示关注者，“列”表示被关注者。“1”表示关注关系存在，“0”表示关注关系不存在。得到的邻接矩阵如表1所示。通过Ucinet的Netdraw软件可以将微博互链网络关系图直观地表示出来，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互链网络中存在着2个孤立的结点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公安出版，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信出版等居于互链网络的核心位置。

3结果分析

3.1密度分析

密度是衡量社会网络中各节点关系紧密程度的指标，在图论中用图形中实际存在的线与可能数量的线的比例来衡量。一般来说，关系紧密的节点合作行为较多，信息流通较易、情感支持也会较好;而关系疏远的节点，则常有信息不通、情感支持少、协作程度低等问题。密度值介于0和1之间，值越接近1则代表关系越紧密，越接近0则表示关系越疏远。可见密度为0.1714，标准方差为0.3769，说明出版社微博间存在着相互的连接和沟通，但密度值不大表明整体上该社会网络的联系不算非常紧密，相互交流的程度还有待提高，说明国内出版社在微博应用方面仍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微博在信息传播、营销宣传方面的巨大优势吸引了很多出版社尝试使用，但很多出版社思想层面对微博在出版行业的定位认识不清，行动层面也显得不够重视，没有大胆进行应用方面的探索。

3.2中心性分析

3.2.1点度中心性

点度中心性反映的是网络中那些相对于其他行动者而言处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此概念来自于社会计量学的“明星”概念。一个中心点是指处于一系列关联“中心”的点，该点与其他各点具有诸多直接的联系，而处于网络边缘的节点则较少与其他节点相关联。某个节点的点度中心性最简单的测量方法是计算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的个数，数值越大其在网络中的地位越趋于中心。在有向图中，点度中心性还可以分为内点度中心性和外点度中心性。内点度中心性表示一个用户被其他用户“关注”的程度，外点度中心性表示一个用户“关注”其他用户的程度。在出版社微博互链有向网络中，前者指被关注的出版社微博节点总数，后者指该出版社微博关注的其他关联微博的节点总数。通过Ucinet的NetWork－Centrality－Degree得到出版社互链网络的内点度中心势为42.857%，外点度中心势为27.551%，中心势越接近1说明该网络越具备“集中”的趋势。可见该网络的整体中心势趋势较强，存在着网络核心。但内中心势数值较大，说明被“关注”的用户更具备集中的趋势。如表3所示，内中心度较高的节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北京、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社理想国，它们在网络中被其他节点关注较多，居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因此在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拥有较大的权力，这些微博的信息更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外中心度较高的节点为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中信出版，表明这些微博关注其他微博的数量较多。其中译林出版社的内外点度中心度均较高，说明该微博受到其他成员的广泛关注，其微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和被认可度，同时该微博注重于其它微博的联系，形成了广泛的交际网。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北京的内点度中心度较高，外点度中心度较低，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外点度中心度为0，说明它们在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但不能积极链接其它微博，不善于与人交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安出版的内外点度中心度均为0，说明它们的微博相对独立，不被其它成员关注，同时没有积极链接其它成员，缺乏与其他成员的交流沟通，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

3.2.2中介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用来度量某个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对信息流动或传播控制作用的大小，即信息从节点A传到节点B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节点C。Freeman认为一个节点处于多对节点之间，那么它的度数一般较低，这个度数较低的节点可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因此有可能是网络的中心。中介中心性的研究是围绕“局部依赖性”建立的，其值越大，说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越重要。该出版社互链网络的中介中心性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译林出版社、重庆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北京、广西师大社理想国中介中心性较高，其中译林出版社更是远远高于其他微博，中介作用最为突出。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其他出版社微博想要获得信息对上述几个微博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说明这些出版社微博在网络中的位置相对重要，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控制信息的流动。但整个网络的中介中心度仅为13.99%，说明整个网络的大部分节点不需要别的节点作为桥节点就可以获得信息，整个网络的信息扩散范围较广，不易受到某个出版社微博的控制。

3.2.3接近中心性

在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个行动者在交往过程中较少依赖他人，则此人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核心地位，接近中心性就是基于网络节点的不受控制性而提出的测量指标，与上述两种中心度相反，该值越小说明该点距离其他各点越近，获取信息时越不易受其他节点的控制，其在网络中的相对独立性越高。由于该网络并不连通，因此基于网络的整体接近中心势不能被计算，从信息的难易程度来看，排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江文艺－北京、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社理想国、长江文艺出版社、中信出版、重庆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排名越靠前越不易受他人控制，越具备独立性。从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排名为福建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与新华出版社、中信出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重庆出版社与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广西师大社理想国、长江文艺－北京，排名越靠前获取信息越容易，独立性越强。

3.3凝聚子群分析

当网络中的某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以至于结合成一个次级团体时，这样的团体在社会网络中被称为凝聚子群。由于凝聚子群成员之间关系非常紧密，因此凝聚子群分析又被称为“小团体分析”。小团体分析将子群从整个网络中分离出来，以便了解特殊子群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并揭示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关系。

3.3.1成分分析

成分分析是根据子群内外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度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如果一个图可以分为几个部分，部分内部成员间存在关联，各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则这样的部分就是成分。通过Ucinet的NetWork－Regions－Components－Simplegraphs，在Kindsofcomponents对话框中选择Weak(弱关联)，所得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显示，在弱关联图形定义下，共有3个成分，其中第1个成分包含了13个节点，其成员为长江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华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内蒙古文化音像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中信出版、广西师大社理想国、长江文艺－北京。它们之间通过一定的途径相连接，彼此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另外2个出版社微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公安出版分别构成1个成分，它们是社群图中的孤立点。这一分析结果和图1显示的一致。

3.3.2k－丛分析

k－丛是建立在点度数基础上的，一个k－丛就是满足下列条件的一个凝聚子集，即在这样的子群中，每个点都至少与除了k个点之外的其它点直接相连。通过Ucinet的NetWork－Subgroups－k－Plex，此时Ucinet会把有向图当无向图处理。K值越小网络的最低规模越大则条件越严格。在Valueofk中对话框中填入2，MinimumSize中填入3，所得结果如图2所示。3k－plexesfound．1: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2: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中信出版3:译林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由柱状图可以看出，译林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中信出版构成了一个小团体，该团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较为紧密，交流互动积极主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并且在长期的交互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交流模式。但该子群规模较小，仅仅少数微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整个群体的互动性还不强。

3.3.3凝聚子群密度

凝聚子群密度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大的网络中小团体现象是否严重，这在分析组织管理问题时十分有用。如果一个企业的E－Iindex过高，表示该企业中小团体可能结合紧密并开始图谋小团体私利，从而伤害整个企业的利益。常见的情形是大团体很散漫，核心小团体却有高度的内聚力，或者大团体中有许多内聚力高的小团体，很可能出现小团体间互相争斗的情况。通过Ucinet的NetWork－Cohesion－E－Iindex，得出结果如表7所示。可见凝聚子群密度为0.188，一般来说凝聚子群密度取值范围为［－1，+1］，该值越接近+1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大;该值越接近－1，意味着派系林立的程度越小。现在该值大于0，表明出版社各微博间的互动并不局限于凝聚子群内部，子群间的互动也有一定的互动，但是该值较小与1差距较大，说明微博成员更趋向于在较小范围内互动，凝聚子群内部成员联系紧密，信息交流与分享较好，但与子群外部成员的沟通交流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该社会网络的发展。

4结论

社会网络论文范文第6篇

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是思想有效表达和传播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的培育和践行要坚持内容为王，创新取胜，以求新、求活、求实的创新理念融入到网络文化产品创作和供给过程中。学校注重网络文化的内容创新，着重从影响力、创新力和供给力三个抓手入手，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实效性。打造网络文化精品，扩大影响力。围绕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细化、渗透到专题栏目打造上。如，建设学校新闻传播的权威品牌———“成电新闻网”，融合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建设成就和学校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新闻于一体，倡导和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价值；打造弘扬主旋律、传播大学精神的人文精神高端品牌———“成电讲坛”，紧贴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点，邀请校内外学者开设系列主题讲坛，倡导和引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旋律；培育身体力行、见微知著的学校微品牌———“成电微信”、“微观固事”、“微党课”等等，以学生或教师实践力行为核心，倡导和践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内容上，着重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网络文化精品的文案策划、内容设计和传播推广等关键环节，努力在打造网络文化精品感染力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上下功夫。如，由成电微盟发起的“成电青春万岁”话题讨论，获得70万次讨论，有效地引导青年学生树立青，实现成才梦。通过校内外媒体报道，充分发挥网络媒体二次传播力量，极大地扩大学校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建立大数据教育研究中心，开拓创新力。学校以大数据教育中心为基地，协同学工部、教务处、信息中心、计算机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等，建立了“平台构建—职能部门—教师或辅导员—项目组数据分析—可视化呈现—教育对策”的“思想政治教育链”，建立起了“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把握学生思想行为最新特点、动态和需求，梳理和挖掘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理解、践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大学生思想行为进行精准画像和过程评估，从而使网络媒体、理论课教学和时事教育能够根据大数据呈现的问题，开展针对性、个性化的定制式教育和引导，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座谈会、个别辅导谈话等教育方式，增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的实效性。建立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增强供给力。网络文化是一种精神性的公共产品，学校依托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点基地，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价值层面和维度，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创造出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公共文化产品。比如创建了思政论坛“微电马”、思政专家微博、新闻即时网评等，并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

二、注重方法创新，拓展教育渠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辟网络文化建设新路径

方法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学校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网络媒体教育传播方式，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播和践行的网络空间以及舆论引导制高点。通过创新网络平台等教育和传播途径，努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有效发挥各部门积极性，打造网络新平台。在校级层面，重点打造五大平台，即新闻资讯类网站“成电新闻网”、综合服务类网站“学生之家”、聚合类网站“成电新媒体联盟”、导航类网站“成电导航网”、视频类“影像成电”等网络文化创作、教育和传播的系列平台。同时，基于学生学习科研和思想交流等需求，研发和应用“面聊”APP手机移动终端应用程序，面聊软件坚持“去面聊，趣发现”的指导思想，设置了荣誉勋章、讲座抢票、课程查询及评教、志愿服务、新生天地、就业抢先看、奖助勤贷申请、安全伴我行，有效地将生活服务与思想教育引导有机结合；学校的各职能部门积极进行微平台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传播，如党委组织部开发的“成电先锋”APP手机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将微党课、网上组织生活、互动讨论等融为一体，图书馆“书香成电”和“掌上图书馆”、档案馆“成电往事”微信平台等进行立志成才教育引导和传播；在学院层面，创建学院新闻网、微信平台、辅导员和学生微博微信等，如UESTC信软、资环港梦想湾、掌上大政管、青春生命等学院微平台。这些院校两级网络平台大力开展主题性、微细化、互动性的文化活动，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教育和践行的新渠道。充分利用网络新技术，开辟网络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充分利用“国家精品课程”等各类网络学习资源，开设以社会热点为主题的微讲座、播放微电影等方式，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体式教育和传播，实现课堂上下、校园内外的互动结合，增强课堂教学实效性，引导大学生增强信仰力量和道德力量，进一步赢得青年大学生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定力和信心。广泛寻求媒体支持，建立校外联动机制。学校与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腾讯官方微博、四川新闻网等权威媒体建立了长期的校外媒体联动合作机制。与新浪微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电青春万岁”毕业晚会、“名校辩论邀请赛”均通过新浪微博、腾讯视频、中国大学生在线进行视频直播和图文报道，实现了以小见大的微传播和大效应，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实效的社会影响力。再如，开展主题性成电形象微博推广活动，以系列精美图片展现出成电优秀学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形象，基于联动效应实现40多家权威媒体广泛报道传播“我在成电等你”栏目。

三、创新管理制度，加强队伍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网络文化建设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