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论文范文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篇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公司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联系，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思潮几乎同时产生和发展，但实践表明，就生产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问题在于：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早在一百年前，帕累托就提出这个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引发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这场论战作出了肯定回答。

应当清醒的看到，建立与私有制具有天然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经历三百年的漫长探索，不同阶段有不同特点，不同国家又有不同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课题，要在三十年内就建立完善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焦点，是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由于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动辄几年建立、几年脱困、几年完善、几年成熟。当改革的实际进程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时，有些人便对国有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他们根据“经济人”的假说，以“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效率最高为由，提出“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家不可能定理”，主张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这未免言之过早，失之偏颇。事实上，作整个经济体制中心环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不仅受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受到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配套改革，国有企业只能是无水之鱼。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既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也有经验的原因，不仅仅是产权虚置的问题。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组织，现代企业不像小私有者那样，多卖一元钱就能多的一元钱。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链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结构。只要做到产权清晰，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国有或国有控股并非决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业，倒闭的远多于存续的，的“休克疗法”，并不是“一私就灵”，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也没有进入世界五百强的。鉴于建立公有制市场经济是领导有序的自觉进程，也许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场经济那样经历三百年的自发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本世纪中叶今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经济体制与中华文明

人们不难发现，我们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存在一种普遍现象：科学技术一学就会，既快又好。世界市场出现什么新产品，往往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到国产品。一年半前，一般人还不知道什么叫光盘，一年半后，我国的光盘产量就成世界之最。而经济体制一学就变，既变形又变味[1]。行业协会本来是自下而上成立的自治组织，我们一学就变成“二政府”。股市从来就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我们这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可股市一片大跌，一路下跌。究其原因，乃在科学技术是自然系统，服从自然规律，而经济体制是人造系统，与人文休戚相关。

什么是中华文明？从源头上看，不外乎历史形成的传统文化和近代形成的革命文明。

我国的传统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世界今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传统文明的真谛；《大宅门》、《大染坊》是传统文明的缩影；遍布全球的“唐人街”，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历史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儒家文化在韩国、日本乃至“去中国化”的台湾地区，也得到较好的延续。反观中国大陆，历来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往往因有糟粕而去精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费尔巴哈是形而上学唯物论，黑格尔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正是吸取两者的合理内核，才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而儒家和道家在2000年前的共识“天人合一”，就因为带有“唯心”色彩而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以致付出沉重环境代价以后，才引进可持续发展理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于西风劲吹，国际“接轨”，人们都知道当代首富盖茨的致富之道，却未必知道先秦巨万陶朱公的计然之策，人们都知道西方情人节，却未必知道牛郎织女七夕节。陶瓷源于中国，中国因此得名China，但在今天的世界陶瓷市场上，中国陶瓷却上不了人家的礼品货架，销量也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经络学和针灸学、中医学和中药学，有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底蕴，连外国人都当作“奇迹”，我们却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以现代科技进行挖掘和升华，反而成为中草药净进口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党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革命文明，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的主旋律。从长征到三峡，从红旗渠到宇航船，从大庆精神到鞍钢宪法，从乡镇企业到股份合作制，都是革命文明的伟大创造。人们至今对1950年代怀着美好的回忆：生活水平不高，但社会秩序井然，假冒伪劣没有了，赌毒黄娼绝迹了，偷盗贪贿也少见了。但是随着20年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意识形态日渐多样，污泥浊水日益泛滥，导致党风日下，世风日微。现在，某些人只把革命传统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甚至当作笑料，嗤之以鼻。

正由于传统文化文明“没用”了，革命文明“过时”了，许多人出现精神空虚或精神危机。大量的频繁的窝案、串案表明，他们就像经济动物一样，仅凭本能追逐私利，以致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恶性案件，不仅违背中华文明，就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未见或少见，可谓旷世奇闻。试问：“郑百文”是什么文明？“注水肉”又是什么文明？这些人只是借市场改革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怎么能指望他们学好别人的先进经验呢？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支柱，弘扬中华文明是完善这以经济体制的根本保证。

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

一般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着改革开放,我们正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的混合经济。在经济基础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

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存在，必定产生市场经济的意识。一位营销员，从早到晚做的都是：怎样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得到尽可能大的提成。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实践，怎么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到头做的都是：怎样通过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实行短期利润最大化和长期资产最大化，连做梦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经济人”的实践，仅靠一月一次的党支部会，怎么形成“解放全人类”的胸怀？正确舆论导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日益加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取得任何信息，各种思想彼此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各国政府都不会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但是，政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的只是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学校，而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宣传已经收效甚微，进教材、进课堂，却未必进头脑。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家庭、社会、手机、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将可口可乐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将美国文明送往互联网的所有终端。伯努瓦在《经济全球化》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力量最终表现在他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一样思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形成双重人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明里是一套，暗里是一套；“头”在是一套，“头”去是一套；单位是一套，家庭是一套；群体是一套，独处是一套。结果，从显规则来看，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从潜规则来看，则无烟瘴气，两个天地。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正确区分伦理观与经济观，弘扬优秀中华文明，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无论历代还是当代，也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大气凛然，嫉恶如仇，出污泥而不染。许多企业家都能遵循经济法则与道德准则，在经营活动中斤斤计较，在公益活动中出手大方。同时，宣传教育也是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杜绝一切貌似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马克思主义是与各种错误的思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只有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下去，仅靠禁书、禁演、禁播、禁网，关起门来灌输，充其量只能培养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导致更大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只有提高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识别力和免疫力，才能“胜似闲庭信步”，做到“三老、四严、四个一样”。

[1]变有两种：一是结合国情，有创新；一是扭曲变形，画虎不成反类犬。这里指后一种

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

中国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强、最长的封建国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1]私人规制（privateregulateon）就是公共规制(publicregulateon),官本位根深蒂固。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官本位思想一脉相承，而且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朝代。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现象，除了同历史上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2]由于党政不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官本位往往以党为“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要反对党为“虎皮”的官本位，也因投鼠忌器，格外困难。

毫无疑问，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没有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前清等中华盛世，都与强有力的中央有关。在当今中国，要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是关键，而且不可替代。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界定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人们往往用舵手与船员、裁判员与运动员来描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作为界定点。也就是说，一项经济活动，如果通过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收益，就交给市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制订公共规制，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公共规制。

在入世谈判中，欧美国家以“政府影响”为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政府影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在争论，也未解决，现在却苛求于正在转轨中的中国，这是一种政治偏见。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虽然一直在改革，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尚未根本转变，该由市场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抓在政府手里。无论是十年前的经济软着陆，还是这次防止经济过热，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调控也只能主要限制地方的信贷规模。这就是说，我们的调控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而不是“政府市场企业”，市场主角是政府还不是企业。

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搞一个项目，没有政府支持，行也不行，有了政府支持，不行也行，而政府支持往往大有文章。“审计风暴”表明，几乎所有重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环保有令不行，矿难屡禁不止，走私越抓越多，造假越打越假，背后往往有政府充当保护伞。

“铁本事件”说明，有关部门并非不知道这个项目明显违犯国家相关法规，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原来，市委已经将这个项目作为赶超邻市的重大举措，有关部门必须大开绿灯，否则，后果可想而知。而处理的结果，受处分的只是某些执行者，而决策者却安然无恙——作为依法治国执政党一级组织的市委，还不是法人，并不负法律责任。

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一针见血的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3]现在,25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已经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许多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的案犯说明，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究其原因，仍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尚未解决，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上不规范。用一位来县委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动手，纪委下手”。当然，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这只能从领导体制上解决，党政交叉任职是靠不住的。因此，“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第一。”[4]

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有进行的重大变革。如果说，1949年全国解放是政权更迭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利益重构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权力再造的第三次革命。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政权更迭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党革别人的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革自己的命，触及千千万万干部的权力，也可以单独看成一场革命。鉴于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审慎从事，不能影响稳定，但革命总是有风险的，害怕风险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会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5]“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6]

[1]汉书．盖宽饶传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7、32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

国际合作与国家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资源将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一国事务的还是国家，左右一国政策的还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外来干涉越大，反弹越强。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统一，也只有首先建设好自己的国家，才有能力尽到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世界近代史表明，当一国国力强盛之时，主张对外开放，否则就闭关自守。英国在17世纪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竞争中不具优势，就奉行重商主义，实行民族保护；当18世纪开始产业革命以后，成为“日不落帝国”，便主张自由放任，自由贸易。美国经过7年解放战争刚取得独立时，曾提出“门罗主义”，口号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插足美洲事务；当羽翼丰满以后，便在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要求与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及至当代，一霸独强，全球化也叫得最响，借口“人权高于”，企图实现全球美国化。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国家具有特殊重要性。众所周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的势力一直以苏联为主要敌人，苏联瓦解以后，美国的势力又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由于在反恐、反伊、朝核问题上搞得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某种策略联合，但只要腾出手来，总是千方百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利用台湾裂解中国，阻挠统一。他们对中国改革说过一些好话，也只是因为他们将“特色社会主义”误解为“特色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误解为“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和平演变”。如果说最强的资本主义美国与最强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左右20世纪世界局势的主角，那么21世纪的世界局势正日益走向多极化，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角则是中美两国。

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全球大举来审视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维护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我国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两者有统一的一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够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增强综合国力，能够尽到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如果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势必落后挨打，何来国家？同时，两者又有矛盾的一面：参与国际合作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势必影响我国完整，政策选择受到制约。我们决不拿原则做交易，但凡事都有机会成本，要获得国际合作的好处，就只能让渡某些国家，从无条件的国家变为有条件的国家。T·托马斯说，加入经济全球化犹如穿上“金色紧身衣”：经济增长了，而政治萎缩了，政策选择范围缩小了，要末可口可乐，要末百事可乐。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我们不能非此即彼，只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不同对象，冷静观察，权衡利弊，两手准备，沉着应付。

应当看到，现有的超国家世界组织和国际会议，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他们邀请中国参加，也许设下圈套，别有用心，但是，我们与其站在外面反对，不如参与其中斗争。包括八国首脑会议在内的一切全球或区域会议，如有可能，都应争取参加，取得国际规则发言权，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合作与国家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奋斗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如果离开现实而空谈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但忘记理想而只谈现实，又会迷失方向。

剧变以后，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命运议论颇多，有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有人则认为已经是“历史的终结”。反观国内，倒是讳莫如深，在世界最大共产党的各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如何发展，应当由实践去回答。但是，现实纲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最高纲领。距今150年前，当共产党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今天，有了苏联70多年和中国50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最高纲领及其实现进程做出科学预见。不可否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正在困境中坚持奋斗。占全球共产党员90％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应拿出21世纪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迈向共产主义的需要，这是各国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需要，这也是各国政党对共产主义再认识的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却很少进行公开的探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最高理想，但是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具有属人性——人与其知识难以分离，如何“共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消灭，民族国家自行消亡，世界大同。全球化论者也说，随着资源在世界自由流动，民族国家消失，全球一体（所谓“资本无国界，人才无国籍，企业无祖国，市场无边界”），两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一界定是否可逆——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共产主义？为什么克林顿说“我们距离共产主义比中国更近”？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少先队员在对歌中也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必须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并写入党纲，使大家对共产主义不仅信仰，而且信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献身这以崇高理想。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3篇

1、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2、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判断所有制是否优越的标准。3、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4、市场经济的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5、国家宏观调控，6、国有经济：地位、作用，国企地位和搞好国企的意义。7、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8、运用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农村基本政策。分析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措施。

【哲学常识角度：】

1．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2．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3．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4．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5．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6、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科学理论对实现的指导作用。7、运用联系观点，8、运用全面的观点分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9、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的原理。10、科学理论的指导意义

【从政治常识角度】

l、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举措。3、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情提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主要思想。

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五个统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到“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

【经济常识角度：】

1、社会主义本质；2、做好五统要遵循价值规律，以市场为导向。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3、财政作用、税收作用；4、农业的地位作用现状发展方向；5、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6、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

【哲学常识角度：】

1、物质与意识关系；2、主能与客规结合；3、联系：整体与局部关系；4、内外因、量变与质变关系；5、具体问题具体分析；6、重点与两点；

【从政治常识角度】

l、当代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最终决定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必须完成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3、中国共产党根据我国国情提出用21世纪头20年时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政治领导。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4篇

从某种程度上讲，会计产生源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通过相应可靠会计信息，更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对企业进行必要监督，而经营者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评价出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和设置相关的战略发展目标，实际上经济体所有者和经营者，在会计报告中获得相关利益，可以直接被认为是经营者进行人力资源利用所产生的产权收益。可见产权会计制度下主要功能对产权进行有效界定、确认和维护，通过相应会计制度法律法规以及固有道德保障会计制度有效性实施，利益会计制度下财务处理及相关日常操作，约束和维护好相关利益群体权益。会计制度下经济增长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产权会计制度规范下，构建出一种更加有效经济体组织形式，并确定相关利益群体的财权所有权，将个人经济获取不断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活动，保障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方向一致性，直接减少经济利益分配过程中不劳而获现象；二是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利益获取范围，使经济体在获得收益同时，能够提供真实可靠收益报告，实现一个复杂多变市场经济活动系统，从宏观到微观逐级分解、界定和明确利益群体之间的权责，更好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式。可见产权会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能够不断促进不同经济体，提供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得经济体产业发展能够真实反应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从而通过产权会计制度影响社会经济制度调整和控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

上述研究和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和密不可分关系，会计制度会计准则制定和产权制度明确，将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性作用，而经济增长作为会计制度变迁需求，有利于促进和完善我国会计制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对于资源分配决定性作用地位越来越突出，这也直接要求我国政府能够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会计政策；另一方面产权制度和会计制度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在我国宏观经济改革大环境下，产权结构多元的改革将会推动会计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会计制度进一步明晰和使用，将会更加有利于社会中利益群体之间产权分配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政府对于经济体监督支出，实现企业中经济交易费用。本文建设性提出经济增长与会计制度协同发展的措施和建议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

与国际标准会计准则制度相比，我国会计准则制度还存在一定程度上差异性，结构和内容还存在不完善性，没有构成多方面需求性主体，对于会计准则制度绩效评价效果和方式不健全，同时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方经济利益主体参与程度不高，本文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制度建议如下，一是有序改变现有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从博弈论角度看，只有经济体各方利益者积极参与会计准则制度的制定，并进行规制的利益博弈，制定出的准则才能实现利益多元化共赢纳什均衡最佳状态，才能使经济体的各方利益达到满足，进而推动各方经济利益合理增长，可见会计准则制度应向公开方向发展，逐步改变政府性主导地位，实现多元化主体参与，达到动态博弈平衡；二是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透明度，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从最终目标上看，是为更好平衡各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从过程上主要体现是否经过各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平衡结果，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科学合理性，必然需要一个相对透明环境，公共利益各群体积极参与及实现更为完善会计准则自我调整，因此建议我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积极有序借鉴发达国家会计准则制定经验，制定出积极有效保障措施和法规，调动其个利益群体和公民代表积极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平衡博弈

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如果一类高收益资源领域，不具备相应准入机制，各方利益群体将会争向加入，以此获得自身的最大收益，资源将会被无限制过渡性应用，直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需求与资源关系上存在一定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经济利益体彼此排除对方，但是有必须相互合作，这实质上就是一类发展过程弈行为，会计制度和产权制度之间相互融合及制定，实质上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多次博弈，最后达到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模式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选择，会计外部环境条件，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过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由于从自身最大利益角度出发，为谋求自身生存和权益，在一定规则和制度环境下，势必将会发挥经济利益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去与企业经济利益体进行博弈，达到一定范围和程度博弈均衡，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创新和信仰，又产生一种新博弈状态，因此会计和产权制度相互影响就是一种不断更新博弈平衡关系。保证和实现会计和产权制度的博弈主要措施，一是完善会计法，依据我国具体经济实际情况，制定相应会计准则和行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于市场干预，造成的不必要资源浪费；二是会计制度制定必然严格体现出主导公平性，确实保证各个经济利益群体公共利益；三是在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前提下，选用合适方式，例如政府主导下诱导下会计和产权制度博弈，从而更好实现利益各方协调，满足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5篇

一、学术热点：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源于何时?

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形成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论说，一种是“文化传统说”，另一种是“战后改革说”。前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具有日本固有的文化背景，根植于民族特性。日本型企业和官僚制的原型，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的‘藩’和‘家’。可以认为连带意识和平等主义的根源，早在农村共同体中就已经存在。”后者则强调：“战后的日本是在战争的废墟上站起来的‘新生的日本’，同以往的日本有本质的差异，同以往的历史没有联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生日是终战日，我们的父母是战后改革’。”由于“战后改革说”代表了长期占据日本史学主流地位的“战后史学”派的观点，因此在日本最有影响。

但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否定“战后改革说”的动向在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1977年，木神原英资、野口悠纪雄发表了《大藏省·日银王朝的分析——总体战经济体制的终焉》一文；提出了强调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存在连续性的“假说”，认为“战争结束时，日本社会的形式和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特别是作为实行金融统制之基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基本上得以存续”，“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体制，基本上是战时总体战体制的继续”。1978年，中村隆英在《日本经济——其成长和结构》一书中指出：“战后和战前，不是飞跨战时联结起来的。战时形成、战后继续保持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技术、生活方式、习惯等，实在是出入意料之多。虽然这些东西在形成的时候，以后会变得怎样没人能够预料，但它们却构筑了战后的企业形式、生产组织乃至生活方式。”1988年，山之内靖发表了题为《战时动员体制的比较史考察——为了了解今日日本》的论文，认为日本为进行“总体战”而进行的战时动员，“形成了某种‘全体主义’。这种‘全体主义’，是形成战后日本‘体制社会’的起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日本面临种种经济难题为背景，诸多学者对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日本战后经济体制是战时经济体制而延续”的结论。1993年，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编纂出版了由8位学者共同撰写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该论著撰写者对日本金融体制、企业体制、劳资关系、业界团体、财税政策、农业状况等各经济领域在战时和战后的变迁，进行了详尽的历史性考察和比较分析，指出日本至战前30年代的企业统治，即由财阀家族确保股东的经济体制，是盎格鲁—萨克逊型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经济体制转变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正是这种转型后的体制，构成了促使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制的原型。他们通过各项考察后最终得出结论：“构成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大部分要素，都是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为了对国家资源进行总动员而实施‘计划经济化’的战时经济的需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统制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1995年，山之内靖、J·维克特·考希曼(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主编了作为13位日美学者共同研究成果的论著《总体战和现代化》。该论著同样对构成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几个方面进行了颇为详尽的考察，并最终得出结论：“战后各项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战时的各项改革是共通的，这些改革使战前经济体制的制度性基础彻底解体……使战后体制向战前体制回归的道路被封闭。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体制是一种独特的经济体制。”问同一年，野口悠纪雄发表了《1940年体制一再见了，战时经济》(按：他所谓的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考察了“1940年体制”即战时体制的形成过程、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1940年体制”的关系、“1940年体制”的基本理念、日本经济体制面向未来的选择等几个方面，明确指出了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的存续关系：“在战前具有浓厚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性格的日本企业和金融市场，在战时经济中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

总之，20世纪90年代后，以日本经济风光不再为背景，对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存在连续性的探讨，构成了日本学术界一个持续的热点，其影响波及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通过初步的历史考察，笔者认为至少就日本经济体制而言，战时和战后无疑存在连续性。

二、历史考察：日本战时和战后经济体制是否连续?

按照《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中的论述，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具有五项特征，即：(1)不是股东，而是经营者的“企业所有和经营的关系”；(2)以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为代表的“企业内的雇佣关系”；(3)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为代表的“企业间交易关系”；(4)以银行借贷为中心的“和金融市场的关系”；(5)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如果我们认同该论著对战后日本经济体制之特征的概括并逐项进行历史考察，那么当不难发现，这些特征都是在战前呈现雏形、在施行战时计划和统制经济时期最终形成、在战后得以延续的。

就第一项特征而言，战前的日本企业也曾经是股东。但是1937年侵华战争的爆发，使前此日本“股东”的古典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模式受到了极大冲击，“使日本企业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极端的股东，向极端的从业人员180度的转变”。曾赴美就职、后任日本电源开发总裁的高琦达之助，在1954年曾对他1916年和1947年两度回国时获得的不同印象作了生动描述。对前一次印象，他这样写道：“我首先没有料到的是，第一，在会社从业员不知情时，会社的股票已经从A大量流向B，而在股票流动时主要经营首脑已发生更换，经营方针很不稳定。第二，经营首脑主要不是着力巩固会社的基础，而是竭力博取股东的欢心和获取高额红利，以及竭力使股价上扬。”对第二次印象，他却这样写道：“股东的权益完全被无视，事业的经营由从业员执其牛耳，恰好同我大正五年(1916年)第一次回到日本时截然相反。”

日本经济体制的第二项特征同样是战时的产物。在战前，日本的劳动力流动曾经相当普遍。在明治时代，熟练的机械工人在全国到处流动的状况，至大正时代仍得以继续。大正年间大阪市的《劳动调查报告》曾这样写道：“不管怎么说，我国劳动者的最大缺点，就是在同一个企业里工作的时间太短。这种状况无疑使我国工业不断蒙受极大损失。”没有终身雇佣，也就没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年功序列。但是，同样由于侵华战争的爆发，为了摆脱通货膨胀的困境，日本政府对经济进行了战时统制，并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对形成终身雇用和年功工资序列产生重要影响的法令，有1939年颁布的《从业者雇人制限令》、1940年颁布的《从业者移动防止令》和《工资统制令》。前两项法令禁止随意招募员工和随意离退职，使职业流动现象几近消失，后一项法令则不仅扩大了工资中的定额部分，而且使基本工资定期、自动提高作为一种惯例在全国迅速普及。1939年3月，作为施行上述法令的具体措施，日本政府又规定了“初任给”，即对刚参加工作的员工的工资数额，根据地域、年龄、性别进行统一规定。另外，自1939年9月开始，又施行“工资冻结”，即一律不准擅自加薪的工资统制。1942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所劳务管理令》，规定在某种条件下，如果获得厚生大臣的许可，企业可以不施行“工资冻结”。所谓的“某种条件”，就是制定加薪规则，事实上，日本政府“规定一年一次必须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基准额进行加薪””2)。如尾高煌之助和中村隆英所指出的：“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过程，年功序列工资和根据工作年限升职制度，在全国得以普及。”构成“企业内的雇佣关系”另一个侧面的企业内工会，也是在战前工人运动的推动下呈现雏形，在战时最终形成的。在这方面，为战时经济需要而组建的“产业报国会”，可以说是战后企业内工会的母胎。按照中村隆英的观点：“战后按照占领军的指令迅速组成的许多工会，均以该组织(产业报国会)作为母胎。”“按企业形成并存续至今的日本工会，事实上只不过是战时产业报国会等组织变换了一下名称。”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第三项特征(同时也是日本制造业的一大特征)也是在战时形成的。在战前，日本的大企业即使零部件一般也自己生产，并不采取下包的形式。但是，由于战争，很多企业的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作为一种紧急措施，不少企业采取了将部分产品，特别是零部件交中小企业生产的“下包”方式。由于这种紧急措施不仅强化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关系，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使中小企业因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订单而减少了破产和被大企业挤跨的风险。所以，下包制或系列企业在战后作为一种理想的生产方式而得以保留。例如，根据美国学者约翰，多尔的研究，至20世纪60年代末，向丰田汽车公司供应零部件、作为其子公司的企业，40%以上都是在战时通过下包制，和丰田公司构筑起这种关系的。”

作为日本经济体制的第四项特征，即主要通过向银行借贷，而不是发行股票或企业债券融资的“间接金融”体制，更是战时的产物。在明治时代，日本企业基本上是依靠股份和企业内部资金储备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属内部金融时代。在这广时代，由于财阀占有矿山开采和对外贸易等高收益产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因此一般均以企业内资金进行再投资，扩大再生产。不受财阀支配的一些产业，如棉纺织业和铁道运输业，则依存于以股东的股份担保金额支撑的内部金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正式进入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期，以往通过内部金融机制筹措资金的做法逐渐捉襟见肘。于是，企业通过外部筹措资金的做法开始被普遍采用。日本金融体制开始呈现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二者并重的状态。不过，当时主要仍以直接金融为主。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当局金融控制的全面强化，日本进入了“时局金融”时期，上述情况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据统计，1936年，日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63.8%。但是战争爆发后，这一比率逐年下滑，再至1939年占33.6%，至1945年则仅占0.6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向银行借贷作为取代股票发行筹措资金的方式的比重，则自1939年呈显著上升趋势：1936年为40.6%，1945年达到93.2%，即企业已几乎完全以向银行借贷作为基本融资方式。”不言而喻，间接金融体制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

最后，以行政指导为中心的“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是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特征，也是“东亚模式”的两大特征之一。但同样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在实现近代化的历程中，日本政府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侵华战争以前，日本政府事实上并不直接、全面地介入民间的经济活动。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概览当时一系列“统制立法”，我们便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在战时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仍是保护、扶持乃至救助民间企业。只是为了发动对华侵略，日本当局开始真正将国民经济转人“战时经济”，才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广泛介入民间经济活动，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一阶段，战后政府和业界团体双向关系或者说行政指导体制的原型，开始出现”。

三、福兮祸兮：如何认识日本“战时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般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因日本向和平国家转型而摆脱了军费负担，以及农地改革、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劳动立法等经济民主化政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日本经济所以在战后迅速恢复并马上实现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他这样写道：“‘日本型企业’的各种特征，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起了发动机的作用。”“正是由于实行了金融统制，才可能对资本集约性战略产业实行重点资源分配，才可能在作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支柱产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实现工业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以说在金融体制中维持‘战时体制’，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原因。”不过，野口悠纪雄对“战时体制”的评价，绝不仅止于肯定它的积极作用，绝不意味着他称颂乃至推崇这一体制。相反，他认为这一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要求，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他明确指出：“迄今为止，虽然日本政府几度试图进行改革，但是这一体制依然没有改变。在日本走向未来的今天，1940年体制已经成为一大桎梏。”

野口悠纪雄的观点，有助于启发我们对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进一步思考。众所周知，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以此为背景，西方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奇迹”，而上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曾被视为日本创造“奇迹”的要因。

首先，将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归因于日本特有的企业用工制度和机制的观点，曾经倍受推崇并非常流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沃格尔于1979年发表的《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沃格尔在该论著中通过对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科教和社会生活作了详尽的考察后得出结论：日本所以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企业拥有一大批愿意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工；而日本企业所以能拥有这样的职工，就是因为日本企业具有“对企业忠诚，对工作热爱，以及为企业献身”的激励机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埃德温·赖肖尔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厄斯·詹森也认为：“终身雇用制度在日本发挥着良好作用。”“年功序列制度，也为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日本的雇用制度和工资制度显然对该国的工会发展产生影响。”

其次，就间接金融体制而言，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一直充当了资金的提供者和企业经营风险监督者的角色。所以，尽管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惊人，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整体上金融秩序井然，没有出现大的金融动荡。之所以如此，战时形成、战后延续的金融体制具有稳定性，是一大要因。寺西重郎提供的一个数据为此提供了证明：在战前，银行破产是寻常的现象，1902年至1919年的18年间，经营出现破绽的银行年均24.6家，1920年至1932年的13年间为43.5家，1933至1945年的13年间为7.8，但是在战后，直至70年代，没有一家银行倒闭。

再次，认为日本经济“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政府和企业间的“密切协作”的观点，也曾经盛极一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1970年美国学者吉姆斯·阿布格伦在《探讨日本式经营——株式会社日本》一书中提出的“日本株式会社论”。在该论著中，阿布格伦将日本比喻为一个综合企业——日本株式会社，日本政府是“总公司”，各日本企业是分公司。虽然阿布格伦的原意，是讽刺日本依靠官民一体的体制追求经济利润，但是，这一比喻，又被视为官民密切协调发展经济的范例，是“东亚模式”获得成功的一条经验。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6篇

怎样改革？图书馆学界有两种相反的建议：一主张改变图书馆的性质。一认为改变图书馆性质已不成其为图书馆，还谈什么改革。

图书馆改革是图书馆本身的事。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源地。至今文献信息仍是封闭式的，必须整理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化，也必须分类按主题序次。

整理牵涉到人才，图书分类法及其教材等等问题。没有才能的人是不能胜任整理工作的。目前图书分类法教材培养不出这种人才。一部错误百出如国家标准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用以分类是成问题的。

图书分类法，图书分类法教材要改革，基础知识课要增设，所有上述各项解决后，才是图书馆发展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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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书馆改革与发展规律

近几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普遍地感到由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图书馆已是进入了“低谷的谷底”，这显然对图书馆发展规律缺乏认识。

图书馆是上层建筑，是随着经济基础发展而发展的，是与社会前进相适应的。我国图书馆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封建时代，汉武帝平息匈奴之患后，经济由恢复到发展以至于繁荣。他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这时因发展典藏之书“书缺简脱”，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到成帝时“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史等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府之室”。时书有散亡，成帝仍命刘向等校书天禄阁。刘向校书近二十年成《别录》卒，袁帝使向子歆卒父业而成《七略》。

向、歆父子校书天禄阁是皇家图书馆的开始。章学诚肯定向、歆父子整理皇家图书馆藏书是学术性的事业，说“古之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使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图书馆整理图书工作，一开始就是学术性的。

东汉以下魏晋战争频繁以及五胡乱华生产力受到阻碍，生产遭到破坏，数百年间，一直停留于以布帛、谷物为交换的自然经济上。明代在中国经济史上是承前启后具有独特地位的。明代后期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时货币地租逐渐代替了实物地租。农民为了向地主交纳货币地租，把自己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向商场出售。农业、手工业商品化，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随之而日益繁荣，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提供有利条件。

图书馆亦随之发展，建立了私家藏书楼，如：明丰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清杨以增的海源阁，瞿绍的铁琴铜剑楼，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陆心源的bì＠①宋楼等都是较著称的。到民国时代改称图书馆，图书馆从此具有社会性了。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图书馆仍停留在封闭型阶段，按照自己确认的模式运动着，“吃大锅饭”办好办坏一个样。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图书馆学界清醒的认识着图书馆必须改革，既是大势所趋，亦有图书馆本身及所牵涉的原因在。

二、市场经济对图书馆的冲击与启示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社会改革。这场改革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历史的必然性，不可逆转的。

1987年以前，商品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经济？在经济学界有过争论，有的经济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而不能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互不相容的。有的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不是对立互不相容的。再有的认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辩证的统一，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计划经济指导市场经济。”有的则指出：“这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要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是否定改革的。”

1978年中共十三大“正式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也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大力发展商品经济。1988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发表了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若干理论与实际问题》，其中一段对中国图书馆的改革本人认为有所启发，现节录如下：

“经过将近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体制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企业方面，……企业的地位在改变，逐渐有了程度不等的自，……开始逐渐转为面向市场。二是在市场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扩大……。三，……经济建设资金中来自国家财政预算渠道的比重下降，而来自银行信贷渠道的比重上升……。四是在内外经济联系方面，随着发展商品经济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过去的封闭型经济开始面向开放型经济转变。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有的学者提问：“是不是有损我国，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呢？”答曰：“从政治上说，经济交流既不附带有损我国的事件，也始终保有自己的独立性，不会改变自己的性质。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在交织中，基本道理要搞清楚”。对外开放，就是对外经济交流，“不同外国经济交流，又怎能购买外国的新设备、新技术”，从而发挥我们的才智把它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加速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三、图书馆产品商品化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确立，图书馆界改变了对图书馆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改革图书馆的建议和方案。

图书馆经费全部由国家拨给。由于通货膨涨，书刊价格不断上涨，图书馆在不能把握变数的新形势下，有的提出筹集资金以缓解经费之不足。

肖伟在所著《市场体系培育中图书馆改革思路》举武汉大学图书馆筹集资金为例：（1）争取世界银行贷款；（2）争取港、澳、台友好人士捐款，等。但都不是“改革思路”，不值得借鉴。

因此，有的对图书馆改革提出：“图书馆产品商品化，图书馆市场化。”所谓图书馆产品商品化，指的应是文献信息产品，意即文献信息商品化、产业化。

有的图书馆学者认为“图书馆信息产业化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图书馆产品已由管理型服务向智力型、技术型服务转化。产业化已成为图书馆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再有的提出把图书馆从事业型转化为经营型成为“企业图书馆”，认为“文献信息是由零散无系统文献资料经过整理、加工而成为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产品、商品，其间是以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代价的。”“无偿转让是不符合价值规律的。”他们认为：“文献信息商品化，不仅变传统的单一服务为多途径服务，变被动为主动，变一馆之藏为社会公藏，也是图书馆走出困境、拮据的一条必由之路。”

有的学者提出：“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已被人所接受。”“生产商品化，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标志。”从而主张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动下，图书馆信息产品商品化是图书馆改革和发展根本希望所在。”“图书馆要正视文献信息服务的现实意义。加强文献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适应市场需求。”

周全明《文献信息产品的商品化——是图书馆情报部门的出路》提出“有条件的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可在馆内建立文献信息产品经营部，挂牌营业，常年批发和零售各类文献信息产品”的建议或设想。亦有如：《图书馆》1992年第6期，《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4期刊载主张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文章。这些对图书馆根本性质的改变，有些图书馆学者是不同意的、反对的。在下一问题再谈。

四、图书馆属于事业范畴，不能改成企业或租书馆

关于图书馆产品商品化的问题，有的图书馆学者认为“图书馆产品是知识形态的产品，和物质产品不同，不能标价，无法成为买卖的对象，因而不能用市场经济观点来看待知识形态的产品，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般商品。”这是说：图书馆属于事业范畴，由图书馆本质决定的，不能要求图书馆企业化那样创造财富，更不能把图书馆变成市场出售产品。

鲍林涛、徐光复在《论公共图书馆系统改革的宏观调控》一文中说：“国际图联1975年将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概括为四条：（1）保存人类文化遗产；（2）开展社会教育；（3）传递科学情报；（4）开发智力资源。这是公认的图书馆在社会中存在、发展的基本依据。……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有时人们会对图书馆的职能产生片面的认识。图书馆强化信息职能是对的，但夸大这项职能认为图书馆可以成为信息产业就很值得商榷。”

丁道谦《图书馆改制的困惑及出路》反对“将图书馆从事业型改为经营型，甚至干脆将图书馆办成‘企业图书馆’。似乎这样一改才可以……实现有偿服务，从而改善图书馆的财政收支状况”等等。他认为一个事业要改成一企业，特别是图书馆这样具有特别使命的事业要办成‘企业图书馆’，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谈何容易。

王春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馆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提出：“图书馆能办成租书馆吗？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理论界为解决图书馆目前所遇到的经费紧张等一系列困难所开出的良方之一，就是实行有偿服务。……甚至提出变图书馆为租书馆，就显得有点走极端了。”

高树榆《图书馆与租书馆》是针对《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年第4期发表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写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作者“要冲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怪圈”，“只要能‘杀开一条血路’，‘前景将无比美妙’。”高树榆认为“图书馆的职能和它的公益性就决定了它不是一个营利性的机构。”“变图书馆为租书馆的结果，是消灭图书馆，取消图书馆。这条“血路”是一条死路，它的前景并不‘美妙’，并不令人“欢欣鼓舞’。变图书馆为租书馆之日，即图书馆被埋葬之时。”

五、图书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当今，图书馆改革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改革要力求按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逆转的。

上层建筑之于经济基础是为基础服务的，加速基础的发展。从前面图书馆学界学者所提各种论点来看，图书馆还不能适应基础发展的需要，起不了这种积极作用。图书馆要改革，但改革的内容是什么？在图书馆学界存在一些意见。

图书馆是文献信息的源地，文献世界的一个缩影。图书馆改革，目前所提到几皆为文献信息的问题。如：有的图书馆学者提出“变‘死’文献为活的资源”。有的则提出“文献信息的运用没有处理好，造成使用盲目性、被动性。”有的认为“没有发挥文献信息运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妨碍图书馆的发展。再有的认为“没有发挥文献信息的很好作用，没有正确发挥文献信息潜在的能力。”还有的提出图书馆改革要从“以藏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用为主的新型模式，”充分运用各种文献资源为社会服务。

“变‘死’文献为活的资源”要从“以藏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用为主的新型模式”等等建议不是说说而是如何做到的问题。从而有的学者提出：“从大量的原始文献中发现、摘取、积累和比较、鉴别、编辑信息并使之变为便于利用的形态。”再有的提出“把零散的、无序的、不系统的文献资料经过整理、加工、分析、选择成为有组织有系统”也都是如何做到的问题。再有的提出：“将散见于各出版物的同一主题内容的原始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集中”，值得重视。

“各种出版物”指图书、期刊、小册子、科学研究报告、试验设计工作报告、设计说明，学术会议论文集、会议录等等都是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文献。发明、创造、改进首先见于这类文献。从这类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汇集各门学科成千上万的主题，其工作的繁重性是可以理解的。所有文献信息按主题汇集，图书馆改革是否就能事毕矣？

我看仍有问题。按主题汇集文献要不要分类序次？不要，岂不是乱糟糟的？要，必是按图书分类法，如：国家标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中图法》类目编制的错误岂止百出，据以分类序次很成问题。《中图法》要改革。再从现今已出版的图书分类法教科书来看能培养出胜任具有学术性繁难主题分类序次的工作吗？显然是不能的。图书分类法教科书要改革。图书馆情报学院系设有培养担任这项工作人才的课程吗？一直没有设立过，应增设一门基础知识课。这些改革都是与图书馆改革有牵联，与图书馆改革本身息息相关，不改革，图书馆改革就很成问题，不可等闲视之。

六、第三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要改革

《中国法》类目编制在理论上、技术上、学术上的错误是惊人的。今各举一类为例如下：

（一）理论方面：

B0哲学理论

B0—0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

B01哲学基本问题

B013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B015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总论）

B016本体论

B017认识论

唯物主义认识论入B023

唯心主义认识论入B081．2

B02辩证唯物主义

B03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一般所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下级类目是正确的。哲学基本问题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假使说：不是。为什么把它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假使说：是。那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总论），本体论，认识论（总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假使说：B1哲学基本问题是B0哲学理论的下级类目，那么，B2辩证唯物主义，B3历史唯物主义就是B0哲学理论的下级类目，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是的吗？假使说：不是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那么，中间又为什么编出B01哲学基本问题？乱编吗？乱编对于类不是讽刺又是什么？图书分类法说得上是一门学问吗？

（二）技术方面：

F014．3商品生产与交换

论述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价格与交换、商品流

通与市场等的著作入此。”

F03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031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

F04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045商品生产与交换

F045．1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

F713商品流通与市场

F714商品价格与流通费用

F72中国国内贸易经济

F723市场

F724商品流通

F76商品学

商品的分类就是这样编制的吗？根据这样编制的分类，有关商品的各项信息能汇集在一起吗？（三）学术方面：

O43光学

O431光本性的理论

光的微粒论，光的波动说，光的电磁理论和量子理论（波

粒二象性，量子光学）入此；光子入O572．31，中

子光学入O571．56。

光学指的是可视光，X光或射线学。光学是牛顿于1704年建立的，1840年法拉第使光学成为经典光学。光学既为可视光，“光本性的理论”就应编入O413量子论。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说和蒲朗克的放射能论为量子论的基本组成部分。1924年得布诺格假设光的波、粒二象性得到了证实，成为量子论。O43光学所研究的应是：光性学，自然或物理光学，分光学，光谱学，辐射X射线，等等。

七、图书分类法教科书要改革

图书分类法教科书为什么要改革？现举国家教委选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图书分类学》为例来说明。这本教材是经过专家教授如白国应、张琪玉等提出具体修订意见的，应该说用不着改革。但事实有不然者，兹列举几点如：

“建国后，我国所编制的几部影响较大的图书分类法，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都以恩格斯和关于科学知识分类的思想为依据编制的”（第41页）。

《人大法》基本部类是四分，《科图法》、《中图法》基本部类是五分。四分、五分是两个矛盾的命题，怎么“都是以恩格斯和关于科学知识分类的思想为依据编制的”呢？怎么，四分、五分两个矛盾的命题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图书分类学”？

恩格斯“创立了按照物质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思想，将科学知识概括划分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第40页）。“关于知识分类，曾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这段话里，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50页）。

这就不能不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怎样根据它“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在第40页不是说“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思想，将科学知识概括划分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究应怎样？自己都弄不清楚。再问：“……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三大门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一门类是刘国钧加上的，是知识还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类。

说知识只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紧接就说：“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图书分类学》编者以及其他维护刘国钧错误的分类者竟明目张胆删割说的：“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删割这句关键性的话，对的知识分类，对本人是什么样的行为都不引起重视，不能说不是我国图书馆学界的怪事。再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一门类，就不能不问说的“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指的是什么哲学？置之不问，也是怪事。

长沙会议修订后，其特点可概括为：（1）／（10）（第144—5页）。编者说：“综上所述，《中国法》确实是一部较好的分类法。”《中图法》错误百出，编者一个错都指不出，全书一点学的气味都没有，但却以“学”作门面，何也？这样的教科书能培养出人才吗？不需要改革吗？

八、基础知识课要增设

文献是记录储存和传输人类社会各种知识与信息的载体，每年成千成万的出版，致使人类社会成为信息世界。如何“从大量的原始文献中发现、摘取、积累和比较、鉴别、编辑信息并使之变为便于利用的形态”是由人来实现的，人才是关键，没有掌握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人才，是很难或不可能实现的。

当今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着资料人员基础知识差，不能适应文献信息发展的需要。针对人才的缺乏，不能不采取培养人才的方法。因此，培养人才，发展人才是当今的急务。有的学者提出：“培养出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把‘专’‘博’统一起来。”但，如何培养？怎样统一？则没有提。有的提议“干部人员培训选出的全体人员无例外的都要接受一定科目的训练，采取循环培训制度。”

李景正在《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的体系》介绍圣·彼得堡文化学院教学内容，认为“只有采取通才教育和按专业方向侧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才有灵活的适应性。”

其“新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分为六个课群”：

1．社会经济类：近代史、哲学、经济理论、政治学、政治学说史、社会学、文化学（理论与历史）、伦理学、美学艺术学、宗教史。

2．人文科学类：教育学（成人）、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成人心理学）、历史、文学（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外语（二门）情报学（含计算机技术）。

3．专业基础课：图书学（理论与历史）、图书馆学（理论、历史、事业组织藏书与目录）、书目学（理论、历史，方法）、公共关系学（社会交流学）。

1、2、3占总学时50％左右。

李景正提议：“在发展我国图书情报教育事业的同时，借鉴参考和了解国外同行业的现状或发展趋势，其中包括俄罗斯在内，是必不可少的。”

圣·彼得堡文化学院所开设的1、2各门课程是不是学期课？是否由外系教员讲授？是否针对整个文献信息知识之所必需提出的？科技类的课未涉及，其成效究为如何也未涉及，无从预测。

本人所提增设一门基础知识课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开设这门课也不无问题，如：以什么为教材，由谁讲授就是问题。开设这门课，在目前形势下，暂以百科全书为教材，由图书情报学系、院选定一名教师讲授，边教边学习，几年之后，教师就可自行编制教材。学生出学后再继续学习、研究，就能出现许多具有广博知识的人才，他们对整理文献信息之能真正发挥作用，以及对图书分类法的修改、补充和对图书分类法教材的编制都是主要力量。

九、尾语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改变了人们对图书馆传统的看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图书馆开始正视自己的本质职能。为了实现其本质职能，大量的运用所藏各学科各专业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知识信息最重要的资料，对于人类征服自然，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图书馆改革需充分利用丰富馆藏的知识、信息，通过各种知识、信息向社会向企业等提供，物化为生产力，企业等获利后，必须转而资助图书馆，事业人士因图书馆工作卓有成效，亦必乐而捐助。

图书馆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图书馆改革应走自己的路，改革自己本身的职能及相关联各事项。不这样改革，图书馆终于成问题。改革是为了发展这一根本目的。只有图书馆各事项及相关联或牵涉事项改革了，才是图书馆发展的起步。＊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反垄断法；经济宪法；行政垄断 内容提要: 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我国反垄断立法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因此，国家需要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建立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法律，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可以说明我国经济体制的性质，说明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尚未彻底完成，加上反垄断法本身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我国反垄断初期执法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市场化”方向而来，也应当坚持向“市场化”的方向走下去。在当前行政垄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障碍的情况下，我国应努力打破行政垄断，特别是从法律上保证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一视同仁地适用反垄断法。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建立了一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在民、商、经济法领域，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2007年颁布了反垄断法，这就使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原则：合同自由、保护所有权和竞争自由。本文主要论述反垄断法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笔者的观点是：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的颁布和执行也有利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各种思想、观点的撞击不仅推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竞争文化，而且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万花筒中的一大亮点。 一、我国反垄断立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表明，市场竞争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激发人们的智慧和热情，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竞争是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阶梯，是民族繁荣和昌盛不可缺少的推进器。因此，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使市场机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我国就应当建立一个推动和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的法律制度。对于一个实施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 （一）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竞争论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不仅不被视为调节生产的手段，是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动力，而且“竞争”二字也被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负面的东西。例如，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一书中，将“竞争”称之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规律的作用，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充分的利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和破坏。”“一方面，大批商品卖不出去，堆在仓库里或被毁坏掉；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者则因失业而陷于贫困。”其结论就是：计划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也就失去了作用。”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对竞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和不公平的。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们之所以蔑视竞争，将竞争视为洪水猛兽，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抽象分析作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理解。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竞争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联在一起的，而私有制则把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开来，且置于相互对立的地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应当是一种没有商品、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从而也没有竞争的社会。恩格斯在其《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对新社会作了以下描述：“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由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简言之，未来的社 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的利益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致的，竞争从而也就消灭了。 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未来社会进行一种逻辑分析，而后来的人们却将这种抽象的逻辑分析作为可立即付诸实施的方案，未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物质条件和人们的思想水平，从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作出不合乎实际的评价。例如斯大林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视为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式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总而言之，由于很多人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没有市场和没有竞争的理想化社会，这就使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极大的难题。对此，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了非常好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35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从企业方面来说，这种僵化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不是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是被作为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或基本生产单位，其任务只是完成上级机关所指定的任务，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按比例地发展。这正如《决定》指出的：“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复杂，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企业与市场完全割裂开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不能发生作用。因为企业原则上只是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其产品不管能否满足社会需求都可由国营商业企业统一销售，生产中的盈利或亏损都由国家统一承担，企业本身既没有利益也没有责任，从而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外部压力。这正如《决定》指出的：“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 第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和职工普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从而导致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的生产率低下和短缺经济的问题。这也正如《决定》指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二）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命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因此是一场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规律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应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虽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已经把市场调节纳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性步骤。《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从总体上说，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下，由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五个环节构成，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鲜明特色。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国也从一个在过去竞争文化严重缺失的国家，逐步开始倡导和鼓励市场竞争。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有些人将竞争视为“洪水猛兽”，对之口诛笔伐。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竞争已被视为优化配置资源和协调生产和需求的根本机制。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上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就充分肯定了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肯定了价格调节和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本能的秩序，从而也肯定了竞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也是与市场竞争同步发生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它必须与竞争相联系，即要运用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淘汰低效率的企业，剔除不合理的生产程序和劣质产品，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通过价格机制由企业确定生产计划和经营计划，以改善供求关系，满足市场的需要；并且还要运用竞争这个强大的激励机制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以最少的投人，实现最大的产出。另一方面，推动竞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机制。然而，事实上，市场竞争就是市场机制，竞争规则就是市场规则，竞争的作用就是市场的作用。所以，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机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企业，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转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然而，竞争对搞活企业同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企业的活力在于它们能够按照市场的需要，不断进行组织调整，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然而，没有市场竞争，企业就没有动力按照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和发展自己，也不会创新和改善经营管理。由此，没有竞争就不能搞活企业，竞争是搞活企业不可缺少的手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保护竞争 竞争作为调节市场的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然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自由竞争的机制。恰恰相反，竞争中的企业为了减少竞争的压力和逃避风险，它们总想通过某种手段谋求垄断地位，限制竞争。就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不成熟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限制竞争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如企业联合限价，限制生产数量，分割销售市场，生产和销售企业联手排除竞争者，有些行业通过联合或组建企业集团甚至发展到少数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当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政企不分的情况尚未完全改变，来自政府方面行政性限制竞争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性限制竞争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从而成为妨碍我国建立有效竞争市场模式的主要症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生活虽然开始有了竞争，但是由于形形色色限制竞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政府对不同企业的差别待遇和实行高度的经济分割，其结果就是一些低效率企业劣而不汰，高效率企业优而不胜。这种竞争状态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会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也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至少有三个，一是开放性的市场，即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二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即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价格，决定投资方向，制定自己的经营计划；三是市场竞争规则，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没有规则不能比赛，没有规则不能决定胜负。在当前， 第一和第二个条件的实现需要我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只要企业的上面还有“婆婆”，还分属这个部或那个政府，它们就很难享有真正的经营决策权，也谈不到竞争性市场主体。只要企业进入市场还会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种种阻力，没有真正的投资决策权，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就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从而也很难谈到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这第三个条件则是国家在立法方面的任务，需要我国建立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建立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 总而言之，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给我国市场上的企业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法律环境，我国需要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抽象和概括地反映了市场本身的规律，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我国需要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而是有秩序的经济体制。 二、反垄断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法律 我国于2007年颁布反垄断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了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即通过30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垄断制度已经被打破；企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实现了多元化；国有企业已经享受到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且随着对外开放政策，我国的经济已经彻底融入国际经济，我国的市场已经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法律制度就应当现代化，特别是应当建立一个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为企业营造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我国配置资源的方式已经基本上从政府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机制，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一）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原理是，一个企业如果取得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它势必会抬高产品价格，减少对市场的供给。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国反垄断法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借鉴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实体法方面：（1）禁止垄断协议（第二章）;（2）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三章）;（3）控制经营者集中（第四章）。此外还出于国情的考虑，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第五章）。除了实体法，我国反垄断法也规定了执法机构（第9，10条），调查程序（第六章）和法律责任（第七章）。 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反垄断法相比，我国反垄断法的特点首先是其鲜明地立足于国情，例如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此外，《反垄断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说明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虽然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但是还必须从国情出发，使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出于这个考虑，《反垄断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这些规定说明，我国反垄断法在制止滥用市场势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还鼓励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规定说明，竞争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国家唯一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我国立法者确有必要考虑很多问题。因此，一部法律体现多个立法目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但它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法律手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法律武器。人们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哪一个政策应当优先。这个问题只能由未来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来解答，且这个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地位、权威和独立性，也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我国反垄断法作为一部21世纪产生的法律，它有条件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第二个特色就是它在很多方面借鉴了竞争政策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借鉴了美国法和欧洲法的经验。例如第2条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也就是说，一个在外国订立的价格卡特尔或者一个在外国发生的并购活动，如果能够对我国市场竞争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对其有管辖权。鉴于卡特尔的严重危害和隐蔽性，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借鉴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宽恕政策，规定经营者能够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酌情减免处罚。这个规定有利于分化瓦解违法者联盟，提高反垄断执法的效率。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借鉴欧盟竞争法中的承诺制度，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如果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垄断行为后果的，如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接受承诺可以解除它对限制竞争的担忧，就可以把接受承诺作为解决限制竞争问题的办法。我国反垄断法还借鉴了很多德国法的经验，如豁免卡特尔的规定、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以及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推断等。借鉴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潮流，我国反垄断法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还大幅度提高了行政罚款的金额，对实施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可处违法者上一营业年度市场销售额10％以下的罚款，大大提高了反垄断法的威慑力。这些规定不仅说明了我国反垄断法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法律，而且也说明了我国反垄断法所要推动和保护的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 （二）反垄断法是我国的“经济宪法”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称为“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必须要把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带到市场上接受消费者的检验和评判，这个过程就是市场竞争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 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地位取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在我国配置资源中同样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手段，反垄断法在我国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不是说这一法律制度在我国宪法中作出了规定，而是说这个法律可以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说明我国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秩序。德国著名法学家梅斯特梅克认为，经济法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国家经济秩序则取决于人们制定其经济计划的方法。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就是国家的计划，经济法就是制定、执行和修改国家计划的法律。市场经济秩序是以经济主体独立自主地制定其生产经营计划为特征，这种分散订立的经济计划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通过竞争和在企业自由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制度，是经济法的核心。哈耶克也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经济法的区别。他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因为这些规则的前提是：“每个人在一定组织中的地位是由命令规定的，每个人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其地位和目的，而这些目的是由命令的权威事先规定的。”相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它们适用于不确定的人或事件，它们的适用于不取决于任何共同的目的，甚至个人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共同的目的。”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秩序的制度。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重要地位也是由其反垄断和保护竞争的伟大功能决定的。因为实践已经表明，绝大多数的垄断包括企业垄断和行政垄断都是不合理的现象，其本质不过是限制价格机制调节社会生产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从短期看，垄断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从长期看，垄断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和国家经济短缺。更重要的是，垄断会遏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精神，而竞争精神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除了理论上的意义，反垄断法的地位也取决于它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反垄断法是专门针对企业市场行为的一种法律制度，因此毫无疑问，它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企业将会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这即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即便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它们也没有权利可以随意限制市场竞争。反垄断法禁止企业以结成价格联盟、共同限制数量或者分割市场的方式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允许企业通过并购手段消灭竞争对手，导致垄断性市场结构；也不允许那些通过各种方 式，例如通过国家授权或者凭借知识产权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势力，随意盘剥消费者或者妨碍竞争对手。可以预见，随着反垄断法的颁布，我国企业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同时也是企业不断适应市场和不断完善自己的动力，从而会提高它们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在实践中，反垄断法对两种企业可能有着更大的影响：一种是带有行政色彩的国有大企业，另一种是以专利、技术标准等为手段的大跨国公司。《反垄断法》第5条虽然规定，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企业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但同时也明确规定，这些经营者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些大国有企业与其他的垄断性企业一样，在市场行为方面将会受到我国反垄断法的特别关注。大跨国公司一般不仅拥有世界驰名品牌，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和广告宣传，而且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较我国一般企业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有些在我国市场上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为了避免和减少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市场的情况，为了避免占市场支配地位的跨国公司滥用其市场势力，我国就需要一个竞争政策。在这方面，反垄断法是最重要的法律武器。当然，我国反垄断法不仅是遏制外国的垄断势力，而且是运用竞争这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因为大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甚至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就应当特别关注这些企业。 因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消费，反垄断法毫无疑问地对我国消费者有着重大影响。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自主交易方面的权益，因为在垄断和限制竞争市场条件下，消费者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限制。事实上，反垄断法的任何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例如，禁止卡特尔的规定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控制企业合并的规定可以维护市场的竞争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消费者自主交易的权利。反垄断法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目的也是制止这些企业滥用其市场优势，剥削消费者，从而是直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7年正值反垄断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期间，方便面协会出面组织本行业的企业联合抬高产品的价格。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我国反垄断法不仅在总则第11条规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还在“垄断协议”一章作出专门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的实践已经表明，只有市场竞争才能给消费者带来最低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因此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反垄断法就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禁止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对各级政府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该法第五章详细列举了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各种行为，包括强制交易、地区封锁、限制跨地区招投标、限制跨地区投资、强制从事垄断行为以及抽象性行政行为等，这就有助于提高我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反垄断意识，有利于他们明确是非，划清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也有助于在我国减少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当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反垄断法没有把行政垄断的管辖权交给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这使反垄断法面对行政垄断有点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但是，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因为它表明我国立法者对行政垄断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表明反对行政垄断是全国上下的主流观点，从而有助于在我国培育和发展竞争文化，长远来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政企分离。 （三）反垄断法与私法 谈到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地位，也有必要谈谈反垄断法与私法的关系。在起草反垄断法的过程中，有些民商法学者担心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颁布会影响民法的合同自由原则和保护所有权制度。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不需要反垄断法，因为合同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竞争自由、所有权保护和合同自由三大支柱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所有权保护和合同自由两大支柱之上。这说明，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自由不仅是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从而可被视为一种外在的东西；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内涵、本质和属性，从而也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首先谈谈反垄断法与私人所有权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如果国家可以随意没收私人财产，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可以随意遭他人抢劫，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去创造财富，国家和社会就不会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保护私人所有权是出于两个目的，一个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另一个是激励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市场经济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如果一种所有权会导致长期的垄断性经营，并由此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这种所有权就不应当得到保护。例如，美国历史上拆散过很多垄断企业。美国法院1982年对电信垄断企业AT&T的判决中，强迫该企业向竞争者开放电信网络，这实际就是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1997年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一案中，美国地方法院也考虑过拆散微软。德国梅斯特梅克教授曾指出反垄断法对私人所有权的重要意义。他说，私人所有权制度不足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私人所有权可以随着市场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效力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功能。而在这方面，反垄断法就是避免私人所有权导致经济和社会不良状态的重要手段。 反垄断法不仅是对私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目的是保障这种制度对市场经济能够发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以保障这种自由能够对市场经济发挥积极的影响。同私人所有权制度一样，合同自由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在没有合同自由的条件下，人们不能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易，不能自由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样的社会肯定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之所以被称为短缺经济，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者没有经营自主权，没有合同自由。为此，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市场上没有保护竞争的制度，市场上没有竞争，合同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在消费者面对垄断企业或者面对霸王条款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享受合同自由的，合同自由必须得以市场竞争为保障。再举例说，我国《宪法》第16条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然而，要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前提条件是保障企业的竞争自由。如果我国到处是地方割据、地区封锁以及其他各种限制竞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或者合同自由就是空话。其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就是我国经济生活不断打破垄断的过程。我国很多企业没有真正的经营自主权，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经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自由包括合同自由的保障。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是一般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事实上，任何言论自由都会受到一般法律的限制，如保护青少年以及保护人格尊严的法律规定。与此相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自由同样会受到限制。反垄断法禁止限制竞争的行为，特别是禁止竞争者之间订立卡特尔，禁止严重限制竞争的企业并购，禁止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行为，这是因为这些限制会损害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它们不能适用合同自由原则。反垄断法规范市场秩序，规范企业市场竞争行为，并通过禁止性的规定为企业的合同行为划定了一个可以发展的范围。 简言之，合同自由、所有权保护和竞争自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以及这种经济制度下市场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它们相互不是独立的，而且也都不是绝对的权利。人们通常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人们应当享受什么样的合同自由、所有权保护和竞争自由。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和根本属性。 三、反垄断法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经过十多年争论，我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获得通过，并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尽管反垄断法已经开始实施，但我国绝大多数人对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信心不足，这是因为这部法律能否真正成为一个打破垄断和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的法律武器，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关配套制度、竞争文化，当然更取决于我国决策者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政策的决 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因为反垄断法的任务是反垄断，保护竞争，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和反垄断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我国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市场化，我国配置资源的方式将进一步以市场为导向。 （一）我国反垄断执法当前面临的挑战 反垄断法虽然能够对国家经济生活和几乎所有经济部门产生重要影响，对企业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者产生重要影响，是一部规范国家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但因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任务尚未彻底完成，特别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尚未彻底分开，加上反垄断法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之处，可以预见，我国反垄断初期执法会遇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反垄断法执法首先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即我国反垄断法处于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工商局三家机构分头执法的局面。多家机构分头执法毫无疑问会影响反垄断法的效力和权威。虽然按照国务院法制办的解释，我国建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就是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今后的调整和变化留有余地，但在统一反垄断执法机构建立之前，多家执法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管辖权的冲突或执法工作中的摩擦，特别是国家工商局和发展改革委员会之间的管辖权很难明确划分，这是影响我国反垄断法有效执行的一个大问题。 我国反垄断执法还面临法律本身不完善的问题。如该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但是，何谓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就需要法律解释。因为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非常原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控制经营者集中等各方面的很多条款都需要释义性配套法规，可以想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在立法方面任重而道远。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而是刚刚走完的第一步。 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反垄断执法还面临行政垄断的问题。行政垄断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行业垄断主要表现为某些行业集行政管理权和生产经营权于一体的特权企业，它们往往凭借政府的授权，有着一般企业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生产、销售以及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权力经商”。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8部门1999年第38号文件规定，除了中石化和中石油外，其他企业一概不得从事成品油的批发业务。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5部门的2001年第72号文件中，中石化和中石油又被授予石油产品零售的专营权。地区垄断也称为地方保护主义。如有的县政府为阻止外地化肥流入本地，在的地方性文件中规定：“为了保护本县化肥生产，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供销合作社系统）从外地购进化肥，违者除没收商品和非法所得外，还要按有关法规予以重处，并追究乡镇人民政府和管理部门主要领导的行政和经济责任。”上述限制竞争有些是出于个别企业的利益，有些是出于地方的利益，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即偏爱个别企业，排斥其他企业；或者偏爱个别地区，排斥其他地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有着平等地位的市场主体实施不平等的待遇。行政垄断的后果是保护落后，妨碍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妨碍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导致“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而且，因为行政垄断是“官商勾结”，为某些官员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从而也会引发腐败，损害政府的形象。因此，反行政垄断是我国反垄断法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反垄断法》第8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第五章还较详细地列举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表现，包括强制交易；妨碍商品在地区间自由流通；排斥或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活动；排斥或限制外地资金流入本地市场；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制定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法规，但却没有把行政垄断的管辖权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但是《反垄断法》第51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就使反垄断法面对行政垄断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笔者认为，出于下列原因，反行政垄断的任务不能依靠政府上级机关：第一，行政性限制竞争本质上都是歧视行为，目的是保护地方企业或者个别国有企业的利益，这就使政府上级机关在其下级机关与非国有企业或者与来自其他地区企业之间的争议中，很难保持中立态度。第二，这 里的“上级机关”不是专门的机关，也不是特定机关，这些机关工作人员一般没有反垄断意识，不可能对其下级机关的限制竞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不可否认，反行政垄断在其他国家也是一项艰难任务，因为这是在限制政府权力。反行政垄断在我国尤其是一项艰难任务，因为这不仅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无论如何，在行政垄断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下，在国有企业可以寻求政府“保护”或者可以通过政府“寻租”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二）行业垄断是我国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最大障碍 经济体制改革30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寻租”特别是行业垄断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据2008年调查数据，我国石油民营批发企业663家已经倒闭2/3，民营加油站45064座已经倒闭1/3，亏损企业达1万多家。有些民营石油企业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断油的困境中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签订了购油合同，但是由于我国进口原油的垄断权属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些民营企业在进口原油的交易中困难重重。[11]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我国石油产品市场的后果有目共睹。有学者指出，我国垄断性原油进口和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巨额补贴，这一方面导致垄断企业可不计成本地从国际市场采购原油或者产品油，进而直接对政府形成调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补贴也加强了石油行业的垄断性，抬高了我国石油产品的价格。[12] 据学者们的独立研究，我国权力寻租的“租金”约占GDP总额20％~30%，总金额高达4万~5万亿元。[13]“权力寻租”的受益者当然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当前主要是国有大垄断企业，如电力企业的抄表工一天抄4次电表可以领取10万年薪。收入严重不公的现象也反映在金融、证券、保险、石油等其他国有垄断行业以及电信、铁路等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人们感到忧虑的是，国有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所获的垄断利润无止尽地不断扩大，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失去其传统上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成为在社会上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殊群体。一方面，有人甚至担心，一些以国有经济为基本形态的垄断大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担心这些大企业因在政府部门有代言人，“权力寻租”问题难以得到解决。[14]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有人认为“国有经济负有帮助政府调控经济”的任务，是“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认为我国不应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应当扩大这个比重；不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数目，而是应当提高这个数目，并提出“同样是中央掌握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什么私有化的俄罗斯保留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好多倍”的问题。[15] 其实，世界各国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比例虽不能说明国家的经济体制，如法国和德国的国有经济比例有很大不同但都属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过大，这肯定对国家经济体制产生质的影响。因为在生产资料全部或者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政府代表国家是经济的绝对统治者，企业不可能真正享有自主权，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过是完成国家经济计划的方式和手段。这种情况下，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国家计划或者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这种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具体行业或者具体部门。即当一个行业或者部门的生产资料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时候，尽管法律上有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规定，但因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包括选派或者任免企业领导层，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制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以我国电信业为例。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等开展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国资委代表国家作为这些企业的出资人，对企业领导层随意相互调动，或以推动国有资产合理流动为由要求它们相互合并，这些企业能够相互竞争吗？因此，当一个行业或者部门国有经济的比例过大，大到控制这个行业或者部门的情况下，这个行业或者部门就难以引入竞争机制。正是因为国有经济部门事实上不存在竞争，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过去都有对电信、电力、邮政、银行等垄断性行业的豁免规定。这些豁免一方面基于行业的自然垄断或者国家垄断属性，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所有权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特别是随着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这些行业逐步引入了民营经济 ，降低了垄断性。特别是那些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一不是将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中央集权经济的重要手段。有些国家如波兰甚至明确将反垄断与经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要在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机制，除了改革国有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国务院于2005年2月也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并提出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它们的社会服务等措施。然而，根据非公经济论坛2006年调查报告，我国2/3以上的民企认为，我国垄断行业的改革尚未见效，1/3以上的民企认为没有享受国民待遇。这说明，行业垄断是当前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制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少有以下好处： 第一，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人们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性建议，如兼并、重组、股份制、债转股、抓大放小、搞活搞死等。但从根本上和长远的眼光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是，只有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才会努力降低产品价格，改善质量，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改善经营管理。事实上，市场竞争就是企业不断磨练自己和不断适应市场的过程。这从企业的角度看，是提高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优化配置了资源。任何人都不可否认，在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方面，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改善国家财政。国内外实践表明，任何国家对国有垄断企业都存在补贴的情况。亏损的多补一点，盈利的少补一点。不管是明补还是暗补，补贴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我国对国有企业更是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补贴。打破垄断和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而且随着私人投资进入国家垄断经营的经济领域，还会大大减少国家对这些部门的投资。这样，国家一方面减少补贴和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税收，国家财政状况自然会得到改善。 第三，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打破垄断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价格，增加产出，这从长远看有利于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例如，即便打破垄断会出现失业问题，但随着新的经营者进入市场，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把社会主义简单看成是公有制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说过：“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6]他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致富不是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基础上的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给社会主义下的一个精辟定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因为行业垄断在我国明显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一个经济原因，我们没有理由维护个别企业在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更没有理由加强它们的垄断地位。 （三）反垄断法是打破行业垄断的法律武器 尽管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包括行业垄断的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但由于下列原因，这些规定在打破行政垄断方面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第一，一个国家是否将一种行为视为滥用，在于这个国家的反垄断意识。如果国家认为，推动建立大企业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手段，它就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将一个行业的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本国的“航空母舰”。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政府强迫企业加入企业集团虽然可能严重损害竞争，但因为这些企业并购是国家鼓励的，它们就可能被视为合法并且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如我国《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集中作出不予禁止的决定。考虑到《反垄断法》第7条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以及实行专营专卖行业的经营者国家予以保护的特殊规定，这些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就可能易于通过“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而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第二，界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还取决于国家其他法律制度以及竞争政策之外的其他经济政策。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目的不同 的法律和经济政策，它们会不同程度或不同范围地影响国家的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如很多国家对某些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仍然实行国家管制的政策，或对某些行业实行优惠的产业政策，或者实行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或者实行过度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等等。这些制度或者政策因为不是专门保护竞争，它们就可能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产生冲突。我国《反垄断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条规定给反垄断执法机构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给了它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适用国家产业政策的可能性。 笔者要强调的是，尽管竞争政策不是国家唯一的经济政策，尽管反垄断法在制止行政垄断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行政垄断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行政手段相比是配置资源更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限制竞争对市场竞争影响的程度、范围会大大超过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这正如古典经济学派指出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的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危害最甚的行为。正是出于行政性限制竞争的考虑，很多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原则。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30条明确规定，除中央银行外，该法适用于全部财产权或者部分财产权属国家所有的企业以及由国家管理和经营的企业。为了维护共同体大市场的竞争秩序，《欧共体条约》第86条第1款还对国家授予特权或者专有权的企业作出了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据此，欧共体尽管在原则上不禁止成员国出于普遍经济利益的需要向国有企业授予特权或者专有权，[18]但这些授权不得违反《欧共体条约》中关于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原则，特别是不得违反条约中的竞争规则。根据欧共体法，因国家授权取得特权或者垄断权的企业不得滥用其垄断地位，特别是不得将垄断权随意扩大到其他领域，如以拒绝交易的方式阻碍竞争者进入与其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上游或者下游市场。欧共体法院1993年对Corbeau一案的判决就是这方面一个著名案例。Corbeau是法国一家提供特快专递服务的私人企业，因为它提供的特快专递服务比国家邮政的服务更快、更有效，而且还能提供特殊服务，如允许客户变更其邮递地址，它被国家邮政视为不可容忍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下，国家邮政便阻挠Corbeau的业务，并以损害了自己的专有权为名对Corbeau提起了诉讼。欧共体法院的判决指出，尽管国家邮政提供具有普遍公共利益的基本邮政服务，但Corbeau提供的是国家邮政没有能力提供的服务，且这些服务不损害国家邮政所提供基本服务的经济稳定性。因此，国家邮政妨碍Corbeau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做法是不合理地扩大其垄断权，违反了欧共体竞争法。[19]欧共体委员会竞争总局前局长埃伦曼指出：“欧洲法院的判决表明，除绝对必要的情况，任何导致限制竞争的专有权都应予以禁止。无论电信、邮政还是能源服务，它们的专有权只是基于服务的非盈利性和公共利益。成员国授予它们专有权或者维护专有权也只能出于公共利益，即在合理、公正和无歧视的条件下向社会提供普遍服务或者提供公共网络的必要性。”[20]国有企业基于公共利益的服务在这里是指，一个交易不管经济上是否有利，它们都得与对方进行交易，如国家邮政规定全国统一的价格，而不考虑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距离。因此，国有企业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服务也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为保证竞争政策在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些反垄断法还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向政府部门提供有关市场竞争的咨询意见。匈牙利1996年修订后的《禁止不正当的和限制性市场行为法》规定，所有涉及或者影响市场竞争（特别如限制经营、限制进入市场、保护专有权或者影响价格或者销售条件）的法律、法规草案必须征求竞争局的意见。[21]俄罗斯1995年《关于竞争和在商品市场中限制垄断活动的法律》第12条规定，俄联邦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有权向联邦行政权力机构、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和市政当局提出取消专有权、取消配额等各种建议，而且有权对这些机构禁令，制止它们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或者撤销、变更它们与反垄断法相抵触的合同。波兰2000年12月修订的《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据欧共体竞争法，还授权竞争主管机关监督国家补贴的情况。据此，国家补贴某些服务或者某些产品的生产而扭曲市场竞争，这些补贴得被视为违法行为。与欧盟法相一致，波兰竞争法中的国家补贴是广义的，包括国家财政补贴、无息贷款、国家担保以及国家以优惠 条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根据这个法律，仅当国家补贴是出于自然灾害或者例外的情况，它们方可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22] 四、结 束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市场化”方向而来，它也应当坚持朝“市场化”方向走下去。在当前行政垄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障碍的情况下，我国应当通过各种措施来打破行政垄断，特别是应当从法律上保证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保证国家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和适用相同的竞争规则。所以，反垄断法在反对行政垄断中大有可为。当然，反对行政垄断不是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奏效的。在这个方面，我国还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改革行政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监督。但这些改革需要法律先行，法律不仅可以维护现有的秩序和制度，而且还能够推动建立新的秩序和新的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政企进一步分离，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能够自由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我国企业将在竞争中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我国消费者将在竞争中享受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和更大的物质进步，我们的国家也必将在世界竞争中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注释: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59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 220页。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如金名俊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中提倡竞争有以下三大危害：第一是给社会生产带来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第二是会腐蚀党组织、干部和职工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第三是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社会主义关系。参见金名俊：《竞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德]E. J．梅斯特梅克：《经济法》，《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C. Christian von Weizsaecker， Wettbewerb in Netzen， WuW 7 u. 8/ 1997， S. 576 ff. 参见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李必达：《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行政执法》，《中国反垄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12月。 [11]钟晶晶：《民营企业欲诉两石油巨头垄断》，《新京报》2008年10月13日。 [12]张锐：《谁在抬高中国石油价格》，《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8月15日。 [13]张剑荆：《市场化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1日。 [14]邓万民、杨尧忠：《消除两极分化的有效手段—停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侵占》，《社会科学报》2007年8月9日。 [15]参见刘国光：《十七大重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2月13日。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7]同上书，第373页。 [18]根据欧共体法院判例，提供普遍经济利益的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1）提供的服务属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如供应电力或者传递邮件等；（2）基本服务在一定地域提供；（3）基本服务得按人们能够承受的价格或者其他条件提供，如电力供应应保证24小时需求。提供普遍服务的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发生亏损可从国家税收中得到补贴。见V. Emmerich， Kartellrecht， in:Dauses （ Hrsg. ）， Handbuch des EU-Wirtschaftsrechts， Bd II， Rdnr. 155. [19]EuGH 19.5.1993， Slg. 1993 12553， 2569 "Corbeau". [20]转引自Ray Rees， Competition Policy and Public Enterpris 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Aad van Mourik: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p. 63. [21]Hungary， www.oeed.org/dateoecd/32/27/2404607.pdf. [22]htto://naiz.pl/index/?id=43baa6762fa8lbb43b39c62553b2970d.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我国农业循环经济链务的断裂是由于制度建设的缺失重塑农业循环经济，制度建设是根拳因此，只有进行制度建设．才能为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最终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农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

“循环经济”一词是在全球人口剧增、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生态蜕变的严峻形势下，人类重新认识自然、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经济规律的产物。它首先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循环经济是一种把经济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按照生态规律改造经济社会运行的方式。它倡导的是一种物质不断循环再生利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即“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和减少废弃物的经济活动为行为准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农业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在农业资源投.人—农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中，自然资源投人品都能在不断进行的循环中得到最充分、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农业产业链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因此，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经济建设融为一体，是一种可持续农业生态发展模式，是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结合。

二、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但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也不可避免地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加上长期以来对农业采取掠夺性经营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一种“资源—产品—废弃物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农业发展模式。在此种经济行为中，人们以农副产品在数量上的高速增长为驱动力，无计划、无节制、高强度地将农业资源过度掠夺开发。同时，采用粗放型、低利用工艺生产，不仅产生了大量污染物，而且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产生的危害和问题日益严重。

1.资源耗竭。我国耕地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3.8%,人均耕地为1.5亩，不足世界人均面积的1/3，每年耕地面积还在以700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1953--2008年，我国耕地减少了2000亿万亩，耕地数量已逼近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同时，耕地的质量也呈下降趋势。全国耕地有机质含量已降到1%，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2.5%--4%;耕地持有水量低于世界年均水平30%左右，人均占有水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农业用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而且水资源分布不均，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森林面积分别仅占世界的4%,1/3--1/2和1/7;草地资源退化，绿色屏障功能削弱，人均占有草地量仅为4.8亩，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0%，有13亿亩草地退化，30亿亩草地处于风沙的威胁之中，每年还在以1500万亩的退化速度增长。

2.环境恶化。水土流失面积共达55亿亩.占国土总面积的38%，流失的土壤超过50亿吨，流失肥料约5000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大国之一;土地荒漠化面积达到23亿亩，而且每年仍在以2400万亩的速度递增，即一年荒漠化一个中等县，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荒漠化大国;遭受“三废”污染的农田急剧增多，由此而导致每年粮食减产1000亿公斤以上;环境污染加重，由于CO和SO2在大气中的浓度增加，全国每年受酸雨危害的农田达3990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达20亿元;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农田生态平衡失调，土壤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下降。

3．农产品质量低劣由于农业环境的污染和农业生态系统的退化．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农产品的质量与人类的健康密切相关。品质低劣的农产品不仅威胁到人类的健康．而且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我国不合理使用农药而导致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地区农产品特别是蔬菜类中农药残留量超过国家允许标准的1—3倍。由于氮肥施用过量．化肥有效利用率只有30％。部分农产品巾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含量超过国家允许标准，农产品污染严重．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也随之降低。

三、制度建设是重塑农业循环经济的根本保证

1制度建设的缺失是导致农业循环经济链条断裂的症结所在我国传统农业基本上是一种符合循环经济理论的生产模式，．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大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得到消化．如秸秆被用做肥料、饲料及燃料．产生的畜禽粪便被用做肥料，少有固体废弃物排放尽管我国循环经济在理念和实践上是先进的，但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过程中．在体制和技术上却落后了．传统生态农业技术正在萎缩。由此使我国农村发展偏离了循环农业的轨道．形成了高投入、低产出和高污染的农业发展路径，大量原本是宝贵资源的农业废弃物反过来成为农村的主要污染源．导致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间接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业、农村无法可持续发展。

据《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有机肥占肥料养分投入总量的90％以上．1980年为47．1％，2000年为30．6％，2006年已降到25％。农业废弃物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有机肥施用比例不断下降．化肥用量迅速上升。我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用掉了占世界近30％的化肥这给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

这些问题的产生表，对我国农村变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矛盾我们缺乏应对措施。当农村经营规模缩小、专业化生产加强、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劳动力价值提高以后．有关农业废弃物的有机肥加工利用技术、政策和相关的法律规范却没有与之相适应地发生变化．致使其利用受到影响，农业循环经济的链条也就随之断裂了。

2008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任务之一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培育以非粮油作物为原料的生物质产业．推进农林副产品和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加强对农村工业、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行政领域的强制性规范问题。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主要是规制工业污染．针对农业循环经济规制．第23条规定禁止损毁耕地烧砖第24条规定土地集约利用和优先发展生态农业第34条规定利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发展生物能源第35条规定发展生态林业这些规定除第23条属强制性规范外．其他都是指导性的，笼统而不具体，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因此．在立法、司法系统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仍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而且最大的问题是立法的理念并未达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程度。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在立法和司法领域强化农业环境保护的制度设计．仅在行政系统提升国家意志．其力度是有限的。

2制度建设对重塑农业循环经济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循环经济是生态保护型经济．重塑农业循环经济．制度建设首先要明确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要用循环经济的运作规律来防治农业点源和面源污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农药及化肥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等，造成农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交叉污染有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因过量、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流失到农田之外．污染地下水．使湖泊、河流和浅海水域生态系统富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体缺氧，水生生物死亡：同时，施用的氮肥中有很多以温室气体氧化亚氮形式逸失到空气里。二是要以农业循环经济引导传统农业向工业型大农业发展．引导资源耗费型农业向资源循环利用型农业转化。农业生产是人类有意识地干预自然生产的过程只有将循环经济理论引入农业领域来组织引导并协调农业生产．或者将农业作为一个工程．借鉴、运用工程项目论证、立项、设计、施工和评估等办法．通过对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利用来促使污染或废弃物减量化．才能达到生产和环境保护相容的理想状态。

基本前提是农业循环经济制度建设所要规范的行为和内容．但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它是决定经济社会经济效益的最重要因素．也决定着人的行为。优越的制度可以不断激发经济主体的创造性，挖掘其创新的潜能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就不会产生，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制度建设高于技术设计。

制度建没对农村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至关重要我围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个整体性问题．与一直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有关现在．相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过度刺激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会产生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不利后果．所以．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弱化了速度要求而增加了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这说明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解决环境经济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作为．但主要取决于制度建设和政府决策国家是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因此．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从制度建设做起“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首先是在国家层面制度建设上提出的命题

制度建设对农产品质量的有效监管是可靠保证农产品质量监管的具体过程发生在基层．但监管的权力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授权。目前，农产品质量管理上“无法可依”和“执法不严”是同时存在的．执法不严也与法律制度规定有漏洞相关因为在许多环保法律法规中．法律责任的规定都比较轻．处罚程序漫长．这不仅对严格执法是先天不足。而且与相关制度设计有密切关系。

制度建设对农村经济实施生态管理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以制度和政策引导农村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有利可图．使农民对环境保护得到更多的效益．可以引导循环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例如：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手段调节或影响农民的行为，以实现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指导农民制订和实施清洁生产计划．无偿为农民提供清洁生产技术方面的信息通过建立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制度．使激励和惩罚制度并重，引导农民自愿发展循环经济．实施生态管理。超级秘书网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经济体制改革；反垄断法；经济宪法；行政垄断 内容提要: 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也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我国反垄断立法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的，因此，国家需要建立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建立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法律，因为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可以说明我国经济体制的性质，说明市场机制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尚未彻底完成，加上反垄断法本身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我国反垄断初期执法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市场化”方向而来，也应当坚持向“市场化”的方向走下去。在当前行政垄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障碍的情况下，我国应努力打破行政垄断，特别是从法律上保证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一视同仁地适用反垄断法。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建立了一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在民、商、经济法领域，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2007年颁布了反垄断法，这就使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基本原则：合同自由、保护所有权和竞争自由。本文主要论述反垄断法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笔者的观点是：反垄断法作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的颁布和执行也有利于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各种思想、观点的撞击不仅推进了我国的法制建设，推动了我国的竞争文化，而且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万花筒中的一大亮点。 一、我国反垄断立法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契机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国家几百年来的经验表明，市场竞争非常重要，因为只有竞争才能激发人们的智慧和热情，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竞争是国家经济发展和进步的阶梯，是民族繁荣和昌盛不可缺少的推进器。因此，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使市场机制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真正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我国就应当建立一个推动和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的法律制度。对于一个实施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国家，我国的反垄断立法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 （一）反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竞争论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不仅不被视为调节生产的手段，是优化配置资源的机制，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动力，而且“竞争”二字也被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是负面的东西。例如，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一书中，将“竞争”称之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争夺经济利益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竞争和生产无政府规律的作用，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充分的利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和破坏。”“一方面，大批商品卖不出去，堆在仓库里或被毁坏掉；另一方面，千百万劳动者则因失业而陷于贫困。”其结论就是：计划经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只有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经济才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也就失去了作用。”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对竞争的评价是不正确的，至少是片面和不公平的。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们之所以蔑视竞争，将竞争视为洪水猛兽，其根源在于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抽象分析作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理解。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竞争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联在一起的，而私有制则把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开来，且置于相互对立的地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应当是一种没有商品、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从而也没有竞争的社会。恩格斯在其《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对新社会作了以下描述：“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由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简言之，未来的社 会因为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的利益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一致的，竞争从而也就消灭了。 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未来社会进行一种逻辑分析，而后来的人们却将这种抽象的逻辑分析作为可立即付诸实施的方案，未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物质条件和人们的思想水平，从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作出不合乎实际的评价。例如斯大林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社会主义的竞赛视为水火不相容的概念：“竞争的原则是：一些人的失败和死亡，另一些人的胜利和统治。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同志式的帮助，从而达到普遍的提高。竞争是：打败落后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社会主义竞赛是：一些人工作得不好，另一些人工作得好，再有一些人工作得更好，赶上更好的以达到普遍的提高。”总而言之，由于很多人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生产、没有市场和没有竞争的理想化社会，这就使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遭遇了一系列极大的难题。对此，198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了非常好的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制度的基础上，必然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建国35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已经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必须指出，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从企业方面来说，这种僵化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企业不是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而是被作为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或基本生产单位，其任务只是完成上级机关所指定的任务，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按比例地发展。这正如《决定》指出的：“由于社会需求十分复杂而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企业条件千差万别，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复杂，任何国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和迅速适应这些情况。如果全民所有制的各种企业都由国家机构直接经营和管理，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压抑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企业与市场完全割裂开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不能发生作用。因为企业原则上只是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其产品不管能否满足社会需求都可由国营商业企业统一销售，生产中的盈利或亏损都由国家统一承担，企业本身既没有利益也没有责任，从而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外部压力。这正如《决定》指出的：“如果脱离现实的国情，企图把种种社会经济活动统统纳入计划，并且单纯依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忽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那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在计划的指导思想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计划同实际严重脱节。” 第三，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和职工普遍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从而导致计划经济普遍存在的生产率低下和短缺经济的问题。这也正如《决定》指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二）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命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发展道路，因此是一场真正的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规律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应建立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虽然不是市场经济，但是已经把市场调节纳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性步骤。《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从而突破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念。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从总体上说，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下，由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五个环节构成，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鲜明特色。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国也从一个在过去竞争文化严重缺失的国家，逐步开始倡导和鼓励市场竞争。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有些人将竞争视为“洪水猛兽”，对之口诛笔伐。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竞争已被视为优化配置资源和协调生产和需求的根本机制。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上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这就充分肯定了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范畴，肯定了价格调节和市场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本能的秩序，从而也肯定了竞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也是与市场竞争同步发生的。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市场经济，它必须与竞争相联系，即要运用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淘汰低效率的企业，剔除不合理的生产程序和劣质产品，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要通过价格机制由企业确定生产计划和经营计划，以改善供求关系，满足市场的需要；并且还要运用竞争这个强大的激励机制推动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改善经营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价格，以最少的投人，实现最大的产出。另一方面，推动竞争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机制。然而，事实上，市场竞争就是市场机制，竞争规则就是市场规则，竞争的作用就是市场的作用。所以，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机制。改革的另一方面是企业，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转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然而，竞争对搞活企业同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企业的活力在于它们能够按照市场的需要，不断进行组织调整，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然而，没有市场竞争，企业就没有动力按照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和发展自己，也不会创新和改善经营管理。由此，没有竞争就不能搞活企业，竞争是搞活企业不可缺少的手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保护竞争 竞争作为调节市场的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然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自由竞争的机制。恰恰相反，竞争中的企业为了减少竞争的压力和逃避风险，它们总想通过某种手段谋求垄断地位，限制竞争。就在我国现阶段市场不成熟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限制竞争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如企业联合限价，限制生产数量，分割销售市场，生产和销售企业联手排除竞争者，有些行业通过联合或组建企业集团甚至发展到少数企业垄断市场的局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当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政企不分的情况尚未完全改变，来自政府方面行政性限制竞争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而且，从发生作用的范围和深度看，行政性限制竞争远比经济性限制竞争严重得多，从而成为妨碍我国建立有效竞争市场模式的主要症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生活虽然开始有了竞争，但是由于形形色色限制竞争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政府对不同企业的差别待遇和实行高度的经济分割，其结果就是一些低效率企业劣而不汰，高效率企业优而不胜。这种竞争状态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会严重影响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且也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 根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市场有效竞争的前提条件至少有三个，一是开放性的市场，即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二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即企业可以自主决定价格，决定投资方向，制定自己的经营计划；三是市场竞争规则，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没有规则不能比赛，没有规则不能决定胜负。在当前， 第一和第二个条件的实现需要我国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只要企业的上面还有“婆婆”，还分属这个部或那个政府，它们就很难享有真正的经营决策权，也谈不到竞争性市场主体。只要企业进入市场还会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种种阻力，没有真正的投资决策权，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就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供求，从而也很难谈到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这第三个条件则是国家在立法方面的任务，需要我国建立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特别是建立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 总而言之，为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给我国市场上的企业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竞争的法律环境，我国需要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抽象和概括地反映了市场本身的规律，是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能和内在的要求。我国需要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经济，而是有秩序的经济体制。 二、反垄断法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法律 我国于2007年颁布反垄断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顺应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了我国于1978年开始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即通过30年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垄断制度已经被打破；企业所有制结构已经实现了多元化；国有企业已经享受到比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而且随着对外开放政策，我国的经济已经彻底融入国际经济，我国的市场已经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法律制度就应当现代化，特别是应当建立一个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为企业营造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我国配置资源的方式已经基本上从政府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机制，我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基本上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一）我国反垄断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原理是，一个企业如果取得垄断地位或者市场支配地位，它势必会抬高产品价格，减少对市场的供给。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就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国反垄断法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借鉴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实体法方面：（1）禁止垄断协议（第二章）;（2）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三章）;（3）控制经营者集中（第四章）。此外还出于国情的考虑，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第五章）。除了实体法，我国反垄断法也规定了执法机构（第9，10条），调查程序（第六章）和法律责任（第七章）。 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反垄断法相比，我国反垄断法的特点首先是其鲜明地立足于国情，例如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此外，《反垄断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说明我国反垄断法的目的虽然是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但是还必须从国情出发，使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出于这个考虑，《反垄断法》第5条规定，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这些规定说明，我国反垄断法在制止滥用市场势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还鼓励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这些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规定说明，竞争政策固然很重要，但它不是国家唯一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我国立法者确有必要考虑很多问题。因此，一部法律体现多个立法目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但它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法律手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法律武器。人们可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哪一个政策应当优先。这个问题只能由未来的反垄断执法机关来解答，且这个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地位、权威和独立性，也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 我国反垄断法作为一部21世纪产生的法律，它有条件站在他人的肩膀上。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第二个特色就是它在很多方面借鉴了竞争政策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借鉴了美国法和欧洲法的经验。例如第2条规定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也就是说，一个在外国订立的价格卡特尔或者一个在外国发生的并购活动，如果能够对我国市场竞争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我国反垄断法对其有管辖权。鉴于卡特尔的严重危害和隐蔽性，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第2款借鉴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宽恕政策，规定经营者能够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可以酌情减免处罚。这个规定有利于分化瓦解违法者联盟，提高反垄断执法的效率。我国《反垄断法》第45条借鉴欧盟竞争法中的承诺制度，规定被调查的经营者如果承诺采取具体措施消除垄断行为后果的，如反垄断执法机构认为接受承诺可以解除它对限制竞争的担忧，就可以把接受承诺作为解决限制竞争问题的办法。我国反垄断法还借鉴了很多德国法的经验，如豁免卡特尔的规定、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因素以及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推断等。借鉴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潮流，我国反垄断法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还大幅度提高了行政罚款的金额，对实施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可处违法者上一营业年度市场销售额10％以下的罚款，大大提高了反垄断法的威慑力。这些规定不仅说明了我国反垄断法是一个很现代化的法律，而且也说明了我国反垄断法所要推动和保护的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 （二）反垄断法是我国的“经济宪法”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在德国被称为“经济宪法”，在日本被称为“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必须要把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带到市场上接受消费者的检验和评判，这个过程就是市场竞争的过程。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 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地位取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在我国配置资源中同样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根本手段，反垄断法在我国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的经济宪法。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不是说这一法律制度在我国宪法中作出了规定，而是说这个法律可以说明我国的经济体制，说明我国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一种经济秩序。德国著名法学家梅斯特梅克认为，经济法是关于国家经济秩序的法律，国家经济秩序则取决于人们制定其经济计划的方法。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国家的经济秩序就是国家的计划，经济法就是制定、执行和修改国家计划的法律。市场经济秩序是以经济主体独立自主地制定其生产经营计划为特征，这种分散订立的经济计划是通过市场价格进行协调的，而市场价格又是通过竞争和在企业自由参与市场交易的条件下产生的，保护竞争就是市场经济秩序不可缺少的制度，是经济法的核心。哈耶克也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下经济法的区别。他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是组织法或者授权法，因为这些规则的前提是：“每个人在一定组织中的地位是由命令规定的，每个人遵循的规则取决于其地位和目的，而这些目的是由命令的权威事先规定的。”相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它们适用于不确定的人或事件，它们的适用于不取决于任何共同的目的，甚至个人也不需要知道这些共同的目的。”因此，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秩序的制度。当然，从另一方面说，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重要地位也是由其反垄断和保护竞争的伟大功能决定的。因为实践已经表明，绝大多数的垄断包括企业垄断和行政垄断都是不合理的现象，其本质不过是限制价格机制调节社会生产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从短期看，垄断导致产品价格上涨和质量下降，损害消费者利益；从长期看，垄断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和国家经济短缺。更重要的是，垄断会遏制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竞争精神，而竞争精神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除了理论上的意义，反垄断法的地位也取决于它对我国经济生活的影响。反垄断法是专门针对企业市场行为的一种法律制度，因此毫无疑问，它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企业将会产生直接和重大的影响。这即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即便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它们也没有权利可以随意限制市场竞争。反垄断法禁止企业以结成价格联盟、共同限制数量或者分割市场的方式排除、限制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不允许企业通过并购手段消灭竞争对手，导致垄断性市场结构；也不允许那些通过各种方 式，例如通过国家授权或者凭借知识产权取得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其市场势力，随意盘剥消费者或者妨碍竞争对手。可以预见，随着反垄断法的颁布，我国企业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压力同时也是企业不断适应市场和不断完善自己的动力，从而会提高它们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在实践中，反垄断法对两种企业可能有着更大的影响：一种是带有行政色彩的国有大企业，另一种是以专利、技术标准等为手段的大跨国公司。《反垄断法》第5条虽然规定，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企业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但同时也明确规定，这些经营者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些大国有企业与其他的垄断性企业一样，在市场行为方面将会受到我国反垄断法的特别关注。大跨国公司一般不仅拥有世界驰名品牌，拥有强大的销售网络和广告宣传，而且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较我国一般企业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有些在我国市场上已经取得支配地位，甚至垄断地位。为了避免和减少跨国公司垄断我国市场的情况，为了避免占市场支配地位的跨国公司滥用其市场势力，我国就需要一个竞争政策。在这方面，反垄断法是最重要的法律武器。当然，我国反垄断法不仅是遏制外国的垄断势力，而且是运用竞争这个优胜劣汰的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因为大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有着明显的竞争优势，甚至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我国反垄断法就应当特别关注这些企业。 因为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社会消费，反垄断法毫无疑问地对我国消费者有着重大影响。反垄断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自主交易方面的权益，因为在垄断和限制竞争市场条件下，消费者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实际上受到了限制。事实上，反垄断法的任何规定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例如，禁止卡特尔的规定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控制企业合并的规定可以维护市场的竞争性，从而有利于维护消费者自主交易的权利。反垄断法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目的也是制止这些企业滥用其市场优势，剥削消费者，从而是直接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07年正值反垄断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期间，方便面协会出面组织本行业的企业联合抬高产品的价格。出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考虑，我国反垄断法不仅在总则第11条规定，“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自律，引导本行业的经营者依法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还在“垄断协议”一章作出专门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前后的实践已经表明，只有市场竞争才能给消费者带来最低的价格、最好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因此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反垄断法就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禁止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对各级政府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该法第五章详细列举了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各种行为，包括强制交易、地区封锁、限制跨地区招投标、限制跨地区投资、强制从事垄断行为以及抽象性行政行为等，这就有助于提高我国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反垄断意识，有利于他们明确是非，划清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也有助于在我国减少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当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反垄断法没有把行政垄断的管辖权交给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这使反垄断法面对行政垄断有点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但是，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意义仍然十分重大，因为它表明我国立法者对行政垄断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表明反对行政垄断是全国上下的主流观点，从而有助于在我国培育和发展竞争文化，长远来说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有利于促进我国政企分离。 （三）反垄断法与私法 谈到反垄断法在我国的地位，也有必要谈谈反垄断法与私法的关系。在起草反垄断法的过程中，有些民商法学者担心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颁布会影响民法的合同自由原则和保护所有权制度。有人甚至认为，中国不需要反垄断法，因为合同法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都是建立在竞争自由、所有权保护和合同自由三大支柱之上，而不是仅仅建立在所有权保护和合同自由两大支柱之上。这说明，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自由不仅是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从而可被视为一种外在的东西；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内涵、本质和属性，从而也是一种内在的东西。 首先谈谈反垄断法与私人所有权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制度。如果没有保护私人所有权制度，如果国家可以随意没收私人财产，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可以随意遭他人抢劫，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去创造财富，国家和社会就不会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体制保护私人所有权是出于两个目的，一个减少人们以暴力和欺诈手段剥夺他人财产的欲望，另一个是激励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激励人们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然而，市场经济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保护不是绝对的。如果一种所有权会导致长期的垄断性经营，并由此导致社会经济效益低下，这种所有权就不应当得到保护。例如，美国历史上拆散过很多垄断企业。美国法院1982年对电信垄断企业AT&T的判决中，强迫该企业向竞争者开放电信网络，这实际就是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1997年美国政府诉微软公司一案中，美国地方法院也考虑过拆散微软。德国梅斯特梅克教授曾指出反垄断法对私人所有权的重要意义。他说，私人所有权制度不足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私人所有权可以随着市场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市场竞争效力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功能。而在这方面，反垄断法就是避免私人所有权导致经济和社会不良状态的重要手段。 反垄断法不仅是对私人所有权的一种限制，目的是保障这种制度对市场经济能够发挥积极的影响，而且也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以保障这种自由能够对市场经济发挥积极的影响。同私人所有权制度一样，合同自由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在没有合同自由的条件下，人们不能自由地与他人进行交易，不能自由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样的社会肯定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之所以被称为短缺经济，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其根本原因就是生产者没有经营自主权，没有合同自由。为此，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市场上没有保护竞争的制度，市场上没有竞争，合同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在消费者面对垄断企业或者面对霸王条款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享受合同自由的，合同自由必须得以市场竞争为保障。再举例说，我国《宪法》第16条规定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然而，要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前提条件是保障企业的竞争自由。如果我国到处是地方割据、地区封锁以及其他各种限制竞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或者合同自由就是空话。其实，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历程，就是我国经济生活不断打破垄断的过程。我国很多企业没有真正的经营自主权，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经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垄断，特别是行政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破垄断，反对限制竞争，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自由包括合同自由的保障。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也没有绝对的自由。比如，言论自由是一般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事实上，任何言论自由都会受到一般法律的限制，如保护青少年以及保护人格尊严的法律规定。与此相似，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自由同样会受到限制。反垄断法禁止限制竞争的行为，特别是禁止竞争者之间订立卡特尔，禁止严重限制竞争的企业并购，禁止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行为，这是因为这些限制会损害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它们不能适用合同自由原则。反垄断法规范市场秩序，规范企业市场竞争行为，并通过禁止性的规定为企业的合同行为划定了一个可以发展的范围。 简言之，合同自由、所有权保护和竞争自由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以及这种经济制度下市场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它们相互不是独立的，而且也都不是绝对的权利。人们通常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为了建立和维护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人们应当享受什么样的合同自由、所有权保护和竞争自由。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反垄断法所保护的竞争不仅是国家配置资源的手段，而且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内涵和根本属性。 三、反垄断法是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器 经过十多年争论，我国反垄断法终于在2007年8月30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获得通过，并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尽管反垄断法已经开始实施，但我国绝大多数人对这部法律的有效实施信心不足，这是因为这部法律能否真正成为一个打破垄断和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的法律武器，还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关配套制度、竞争文化，当然更取决于我国决策者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和竞争政策的决 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因为反垄断法的任务是反垄断，保护竞争，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和反垄断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我国经济体制将进一步市场化，我国配置资源的方式将进一步以市场为导向。 （一）我国反垄断执法当前面临的挑战 反垄断法虽然能够对国家经济生活和几乎所有经济部门产生重要影响，对企业的市场行为和消费者产生重要影响，是一部规范国家经济秩序和市场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但因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任务尚未彻底完成，特别是政府和企业的职能尚未彻底分开，加上反垄断法本身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完善之处，可以预见，我国反垄断初期执法会遇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反垄断法执法首先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国尚未建立一个统一和独立的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即我国反垄断法处于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家工商局三家机构分头执法的局面。多家机构分头执法毫无疑问会影响反垄断法的效力和权威。虽然按照国务院法制办的解释，我国建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就是为反垄断执法机构今后的调整和变化留有余地，但在统一反垄断执法机构建立之前，多家执法机构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管辖权的冲突或执法工作中的摩擦，特别是国家工商局和发展改革委员会之间的管辖权很难明确划分，这是影响我国反垄断法有效执行的一个大问题。 我国反垄断执法还面临法律本身不完善的问题。如该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但是，何谓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这就需要法律解释。因为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非常原则，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控制经营者集中等各方面的很多条款都需要释义性配套法规，可以想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在立法方面任重而道远。我国反垄断法的颁布不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结束，而是刚刚走完的第一步。 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反垄断执法还面临行政垄断的问题。行政垄断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行业垄断主要表现为某些行业集行政管理权和生产经营权于一体的特权企业，它们往往凭借政府的授权，有着一般企业不可能具有的竞争优势，在生产、销售以及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处于人为的垄断地位。这种现象也被称为“权力经商”。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8部门1999年第38号文件规定，除了中石化和中石油外，其他企业一概不得从事成品油的批发业务。在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经贸委等5部门的2001年第72号文件中，中石化和中石油又被授予石油产品零售的专营权。地区垄断也称为地方保护主义。如有的县政府为阻止外地化肥流入本地，在的地方性文件中规定：“为了保护本县化肥生产，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供销合作社系统）从外地购进化肥，违者除没收商品和非法所得外，还要按有关法规予以重处，并追究乡镇人民政府和管理部门主要领导的行政和经济责任。”上述限制竞争有些是出于个别企业的利益，有些是出于地方的利益，但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即偏爱个别企业，排斥其他企业；或者偏爱个别地区，排斥其他地区，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有着平等地位的市场主体实施不平等的待遇。行政垄断的后果是保护落后，妨碍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妨碍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导致“优”不能胜，“劣”不能汰，社会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和有效的配置。而且，因为行政垄断是“官商勾结”，为某些官员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提供了机会，从而也会引发腐败，损害政府的形象。因此，反行政垄断是我国反垄断法一项重要任务。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反垄断法》第8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反垄断法第五章还较详细地列举了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表现，包括强制交易；妨碍商品在地区间自由流通；排斥或限制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活动；排斥或限制外地资金流入本地市场；强制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制定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法规，但却没有把行政垄断的管辖权交给反垄断执法机构。但是《反垄断法》第51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就使反垄断法面对行政垄断像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笔者认为，出于下列原因，反行政垄断的任务不能依靠政府上级机关：第一，行政性限制竞争本质上都是歧视行为，目的是保护地方企业或者个别国有企业的利益，这就使政府上级机关在其下级机关与非国有企业或者与来自其他地区企业之间的争议中，很难保持中立态度。第二，这 里的“上级机关”不是专门的机关，也不是特定机关，这些机关工作人员一般没有反垄断意识，不可能对其下级机关的限制竞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不可否认，反行政垄断在其他国家也是一项艰难任务，因为这是在限制政府权力。反行政垄断在我国尤其是一项艰难任务，因为这不仅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但无论如何，在行政垄断普遍存在的社会环境下，在国有企业可以寻求政府“保护”或者可以通过政府“寻租”的情况下，反垄断法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二）行业垄断是我国市场公平自由竞争的最大障碍 经济体制改革30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寻租”特别是行业垄断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据2008年调查数据，我国石油民营批发企业663家已经倒闭2/3，民营加油站45064座已经倒闭1/3，亏损企业达1万多家。有些民营石油企业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巨头断油的困境中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签订了购油合同，但是由于我国进口原油的垄断权属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些民营企业在进口原油的交易中困难重重。[11]中石油和中石化垄断我国石油产品市场的后果有目共睹。有学者指出，我国垄断性原油进口和国家对垄断企业的巨额补贴，这一方面导致垄断企业可不计成本地从国际市场采购原油或者产品油，进而直接对政府形成调价的压力；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补贴也加强了石油行业的垄断性，抬高了我国石油产品的价格。[12] 据学者们的独立研究，我国权力寻租的“租金”约占GDP总额20％~30%，总金额高达4万~5万亿元。[13]“权力寻租”的受益者当然是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当前主要是国有大垄断企业，如电力企业的抄表工一天抄4次电表可以领取10万年薪。收入严重不公的现象也反映在金融、证券、保险、石油等其他国有垄断行业以及电信、铁路等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人们感到忧虑的是，国有垄断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所获的垄断利润无止尽地不断扩大，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失去其传统上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成为在社会上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殊群体。一方面，有人甚至担心，一些以国有经济为基本形态的垄断大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基础，担心这些大企业因在政府部门有代言人，“权力寻租”问题难以得到解决。[14]但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有人认为“国有经济负有帮助政府调控经济”的任务，是“保证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经济基础”，认为我国不应减少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应当扩大这个比重；不应减少国有企业的数目，而是应当提高这个数目，并提出“同样是中央掌握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什么私有化的俄罗斯保留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好多倍”的问题。[15] 其实，世界各国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的比例虽不能说明国家的经济体制，如法国和德国的国有经济比例有很大不同但都属市场经济，但是如果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过大，这肯定对国家经济体制产生质的影响。因为在生产资料全部或者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情况下，政府代表国家是经济的绝对统治者，企业不可能真正享有自主权，它们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过是完成国家经济计划的方式和手段。这种情况下，国家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国家计划或者政府行政命令，而不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市场机制，这种经济体制也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具体行业或者具体部门。即当一个行业或者部门的生产资料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的时候，尽管法律上有尊重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规定，但因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包括选派或者任免企业领导层，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制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市场需求。以我国电信业为例。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等开展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国资委代表国家作为这些企业的出资人，对企业领导层随意相互调动，或以推动国有资产合理流动为由要求它们相互合并，这些企业能够相互竞争吗？因此，当一个行业或者部门国有经济的比例过大，大到控制这个行业或者部门的情况下，这个行业或者部门就难以引入竞争机制。正是因为国有经济部门事实上不存在竞争，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过去都有对电信、电力、邮政、银行等垄断性行业的豁免规定。这些豁免一方面基于行业的自然垄断或者国家垄断属性，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所有权制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特别是随着私有化和减少政府行政干预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主流，这些行业逐步引入了民营经济 ，降低了垄断性。特别是那些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一不是将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解决中央集权经济的重要手段。有些国家如波兰甚至明确将反垄断与经济私有化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要在垄断性行业引入竞争机制，除了改革国有企业，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国务院于2005年2月也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并提出要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它们的社会服务等措施。然而，根据非公经济论坛2006年调查报告，我国2/3以上的民企认为，我国垄断行业的改革尚未见效，1/3以上的民企认为没有享受国民待遇。这说明，行业垄断是当前制约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制约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对国家经济发展至少有以下好处： 第一，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人们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政策性建议，如兼并、重组、股份制、债转股、抓大放小、搞活搞死等。但从根本上和长远的眼光看，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是，只有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才会努力降低产品价格，改善质量，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改善经营管理。事实上，市场竞争就是企业不断磨练自己和不断适应市场的过程。这从企业的角度看，是提高了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优化配置了资源。任何人都不可否认，在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方面，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改善国家财政。国内外实践表明，任何国家对国有垄断企业都存在补贴的情况。亏损的多补一点，盈利的少补一点。不管是明补还是暗补，补贴全部来自国家财政。我国对国有企业更是普遍存在各种形式的补贴。打破垄断和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不仅可以减少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而且随着私人投资进入国家垄断经营的经济领域，还会大大减少国家对这些部门的投资。这样，国家一方面减少补贴和投资，另一方面增加税收，国家财政状况自然会得到改善。 第三，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打破垄断可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价格，增加产出，这从长远看有利于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例如，即便打破垄断会出现失业问题，但随着新的经营者进入市场，还可以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把社会主义简单看成是公有制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邓小平说过：“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6]他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致富不是社会主义，“一大二公”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基础上的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给社会主义下的一个精辟定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因为行业垄断在我国明显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发展生产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一个经济原因，我们没有理由维护个别企业在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地位，更没有理由加强它们的垄断地位。 （三）反垄断法是打破行业垄断的法律武器 尽管我国反垄断法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包括行业垄断的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但由于下列原因，这些规定在打破行政垄断方面只能发挥有限作用： 第一，一个国家是否将一种行为视为滥用，在于这个国家的反垄断意识。如果国家认为，推动建立大企业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手段，它就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将一个行业的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本国的“航空母舰”。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政府强迫企业加入企业集团虽然可能严重损害竞争，但因为这些企业并购是国家鼓励的，它们就可能被视为合法并且从反垄断法中得到豁免。如我国《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作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作出对集中作出不予禁止的决定。考虑到《反垄断法》第7条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以及实行专营专卖行业的经营者国家予以保护的特殊规定，这些行业的经营者集中就可能易于通过“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而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 第二，界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还取决于国家其他法律制度以及竞争政策之外的其他经济政策。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目的不同 的法律和经济政策，它们会不同程度或不同范围地影响国家的竞争政策和竞争法。如很多国家对某些被视为自然垄断的行业仍然实行国家管制的政策，或对某些行业实行优惠的产业政策，或者实行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或者实行过度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等等。这些制度或者政策因为不是专门保护竞争，它们就可能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产生冲突。我国《反垄断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条规定给反垄断执法机构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给了它们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为它们提供了适用国家产业政策的可能性。 笔者要强调的是，尽管竞争政策不是国家唯一的经济政策，尽管反垄断法在制止行政垄断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但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必须高度重视行政垄断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竞争机制与政府行政手段相比是配置资源更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政府限制竞争对市场竞争影响的程度、范围会大大超过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这正如古典经济学派指出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的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危害最甚的行为。正是出于行政性限制竞争的考虑，很多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原则。如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30条明确规定，除中央银行外，该法适用于全部财产权或者部分财产权属国家所有的企业以及由国家管理和经营的企业。为了维护共同体大市场的竞争秩序，《欧共体条约》第86条第1款还对国家授予特权或者专有权的企业作出了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据此，欧共体尽管在原则上不禁止成员国出于普遍经济利益的需要向国有企业授予特权或者专有权，[18]但这些授权不得违反《欧共体条约》中关于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原则，特别是不得违反条约中的竞争规则。根据欧共体法，因国家授权取得特权或者垄断权的企业不得滥用其垄断地位，特别是不得将垄断权随意扩大到其他领域，如以拒绝交易的方式阻碍竞争者进入与其产品或者服务相关的上游或者下游市场。欧共体法院1993年对Corbeau一案的判决就是这方面一个著名案例。Corbeau是法国一家提供特快专递服务的私人企业，因为它提供的特快专递服务比国家邮政的服务更快、更有效，而且还能提供特殊服务，如允许客户变更其邮递地址，它被国家邮政视为不可容忍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下，国家邮政便阻挠Corbeau的业务，并以损害了自己的专有权为名对Corbeau提起了诉讼。欧共体法院的判决指出，尽管国家邮政提供具有普遍公共利益的基本邮政服务，但Corbeau提供的是国家邮政没有能力提供的服务，且这些服务不损害国家邮政所提供基本服务的经济稳定性。因此，国家邮政妨碍Corbeau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做法是不合理地扩大其垄断权，违反了欧共体竞争法。[19]欧共体委员会竞争总局前局长埃伦曼指出：“欧洲法院的判决表明，除绝对必要的情况，任何导致限制竞争的专有权都应予以禁止。无论电信、邮政还是能源服务，它们的专有权只是基于服务的非盈利性和公共利益。成员国授予它们专有权或者维护专有权也只能出于公共利益，即在合理、公正和无歧视的条件下向社会提供普遍服务或者提供公共网络的必要性。”[20]国有企业基于公共利益的服务在这里是指，一个交易不管经济上是否有利，它们都得与对方进行交易，如国家邮政规定全国统一的价格，而不考虑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距离。因此，国有企业具有公共利益性质的服务也具有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为保证竞争政策在国家各项经济政策中的优先地位，有些反垄断法还授权反垄断执法机构向政府部门提供有关市场竞争的咨询意见。匈牙利1996年修订后的《禁止不正当的和限制性市场行为法》规定，所有涉及或者影响市场竞争（特别如限制经营、限制进入市场、保护专有权或者影响价格或者销售条件）的法律、法规草案必须征求竞争局的意见。[21]俄罗斯1995年《关于竞争和在商品市场中限制垄断活动的法律》第12条规定，俄联邦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仅有权向联邦行政权力机构、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和市政当局提出取消专有权、取消配额等各种建议，而且有权对这些机构禁令，制止它们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或者撤销、变更它们与反垄断法相抵触的合同。波兰2000年12月修订的《竞争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据欧共体竞争法，还授权竞争主管机关监督国家补贴的情况。据此，国家补贴某些服务或者某些产品的生产而扭曲市场竞争，这些补贴得被视为违法行为。与欧盟法相一致，波兰竞争法中的国家补贴是广义的，包括国家财政补贴、无息贷款、国家担保以及国家以优惠 条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等。根据这个法律，仅当国家补贴是出于自然灾害或者例外的情况，它们方可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22] 四、结 束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市场化”方向而来，它也应当坚持朝“市场化”方向走下去。在当前行政垄断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巨大障碍的情况下，我国应当通过各种措施来打破行政垄断，特别是应当从法律上保证公有制与私有制、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保证国家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和适用相同的竞争规则。所以，反垄断法在反对行政垄断中大有可为。当然，反对行政垄断不是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奏效的。在这个方面，我国还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改革行政法，加强对行政权力的规范和监督。但这些改革需要法律先行，法律不仅可以维护现有的秩序和制度，而且还能够推动建立新的秩序和新的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和政企进一步分离，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能够自由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我国企业将在竞争中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我国消费者将在竞争中享受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和更大的物质进步，我们的国家也必将在世界竞争中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 注释: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7-59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 220页。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9页。 如金名俊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中提倡竞争有以下三大危害：第一是给社会生产带来无政府状态，从而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第二是会腐蚀党组织、干部和职工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第三是会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的社会主义关系。参见金名俊：《竞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 、、[德]E. J．梅斯特梅克：《经济法》，《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C. Christian von Weizsaecker， Wettbewerb in Netzen， WuW 7 u. 8/ 1997， S. 576 ff. 参见王晓晔主编：《反垄断法与市场经济》，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李必达：《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行政执法》，《中国反垄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7年12月。 [11]钟晶晶：《民营企业欲诉两石油巨头垄断》，《新京报》2008年10月13日。 [12]张锐：《谁在抬高中国石油价格》，《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8月15日。 [13]张剑荆：《市场化改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9月1日。 [14]邓万民、杨尧忠：《消除两极分化的有效手段—停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侵占》，《社会科学报》2007年8月9日。 [15]参见刘国光：《十七大重申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12月13日。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 [17]同上书，第373页。 [18]根据欧共体法院判例，提供普遍经济利益的企业应满足以下条件：（1）提供的服务属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如供应电力或者传递邮件等；（2）基本服务在一定地域提供；（3）基本服务得按人们能够承受的价格或者其他条件提供，如电力供应应保证24小时需求。提供普遍服务的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发生亏损可从国家税收中得到补贴。见V. Emmerich， Kartellrecht， in:Dauses （ Hrsg. ）， Handbuch des EU-Wirtschaftsrechts， Bd II， Rdnr. 155. [19]EuGH 19.5.1993， Slg. 1993 12553， 2569 "Corbeau". [20]转引自Ray Rees， Competition Policy and Public Enterpris 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Aad van Mourik: Developments in European Competition Policy， p. 63. [21]Hungary， www.oeed.org/dateoecd/32/27/2404607.pdf. [22]htto://naiz.pl/index/?id=43baa6762fa8lbb43b39c62553b2970d.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农村经济；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结构

一、当前农村经济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是兴国安邦的基础。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举措。从国内经济形势看，农村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改革，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改革，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改革，就难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当前，在全面加快新农村建设下，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要遵循以下三条原则。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单一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向农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其次，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最后，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三、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分析

1.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安全

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实际是三大问题。第一是承包经营土地问题；第二是农村建设用地问题；第三是宅基地问题。在国际经济加大波动性和传染性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村经济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对策上寻找出路。第一是要保护耕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增产，及时研究和解决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新问题；第二,在国家征用土地中和农地转移用途中，把农民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制定出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第三，继续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建立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

2.进一步抓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种植结构单一，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较差是农村的现实问题,这与许多地方的自然条件差、土地多为盐碱地有很大关系。小麦、玉米、大豆等传统农产品产量少且附加值低，增收非常困难，因此只有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才是村民尽快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

3.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结合农村粮食作物丰富的实际,可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合作医疗建设、乡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坚实基础上,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业；利用退耕还林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林木的粗加工业等；通过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业、林业加工等有效地拉动农业产业链条,以集体股份企业等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在推动经济的集团化、规模化、品牌化的过程中，要加快龙头企业发展，鼓励企业靠强联大，投入农产品加工销售行业，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提高龙头企业的效益。

4.充分认识以智力支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农民既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没有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很难实现。新型农民是指，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人才。实用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科技普及的载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农民没知识缺乏文化，没技术缺乏能力，只会干活不懂经营，只会出力不懂科学，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转化和提高生产力。农民不掌握先进的文化和技能，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只能是空谈。现阶段农村人才培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与文化知识和素质培训相结合，使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短期效益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容易更快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同时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文化素养、法律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劳动技能和文明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

5.切实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农业生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销售，针对当前农产品销路不畅的情况，要加强市场发展的规划，改善市场基础设施，扩大市场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加大市县级粮食专业市场的培育，优化政策环境，增加政府投入，重点解决基层和农民及生产者的信息连结，努力做到以需定产、以销定产。

总之，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富裕安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02-14(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7-01-29(1).

[3]孙凤德: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农业科技与装备，2007(6).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1篇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虚置化”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和通常惯例，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是同农户相对应的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独立的经营层次或主体。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却是徒有虚名的“伪实体”。伴随着村民自治组织强势介入，村民小组的生产功能被农户取代，公共物品主要由村委会提供，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发包、证书签发等由村委会一级。本应是集体与农户双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协议，却又设计出一个政府的确权环节，集体经济组织被一步步“虚置”起来。实体性的集体经济组织被观念化，具有中国特色和农耕文明积淀的村级生产组织和治理功能被抛弃，以村集体为单元的农业适度规模生产受到限制，引发了农技服务不到位、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管护主体不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和质押困难等一系列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农户耕地违法利用行为处于失控状态。尽管国家严禁在承包的基本农田内发展林果业、挖塘搞养殖、建房、取土等行为，但在承包土地上违规建房、挖塘仍是普遍现象。而且这些违规行为缺乏管控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无人去管、乡镇政府无权去管、执法主体无暇去管。只好听之任之，任其违法，任其侵权。不仅如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宪法确定的、具有生产经营功能的经济实体，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却是一个“市场黑户”。除非改制，否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无法进行工商登记注册，也无权接受金融、税务等部门的管理和服务，更进不了代码标识系统，是一个被政府部门“入另册”的经济组织。

2．成员资格确认面临困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然而，谁是成员、如何认定成员身份没有给出解释。土地承包资格主体的认定，始终困扰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一种民事权利能力，人要存活，或者说，活人才享有和具备集体成员资格，人死则资格取消。成员对土地的承包权是只有成员本人才具有的人身依附权利(经营权是土地所有权衍生权能，二者源自不同主体)，应随着成员的更替和迁移来调整其对集体土地及其他资产的权属。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框架下，成员资格的确认矛盾表现为尖锐的利益冲突和对生存资源、谋生资本的争夺。假如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关系被固化，在社会变迁、人口自然变动和转移的作用下，农村无地人口将不断增加，多男户生存将陷入困境。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因为误读农民概念，最终却可能损害真正的农村从业者的利益，违背成员承包的法律公平精神。无论是就业和婚姻引起的人口流动，还是社会和自然因素所引起的农户结构调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始终面对着成员资格界定的难题，因集体成员资格认定而引发的征地补偿费等收益分配矛盾一直困扰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左右着本应随成员变动适时调整的集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之间的承包经营关系。

3．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其一，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不确定。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资产，是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权框架中脱胎而出的。改革初期的主旨是推行承包制，只要农户得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于谁是发包主体，是行政村还是村民小组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政府和农户来讲都不重要了，因而也不为人们所关注，各方共享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二级所有”的错觉愉悦。然而，无论是三级所有还是二级所有，都有悖于所有权排他性定律，助长了产权关系的暧昧性。特别是到2013年，在全国行政村30年减少33．7万个、村民小组15年减少38．6万个的状态下，村与村、组与组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权力和利益的冲突逐渐增加，增加了农村治理难度。其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匹配关系不确定。产权理论把产权理解为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时的权利，是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一束权利的统称。产权是拓展了的所有权，所有权是法律化的特定产权;产权是权利束，所有权是基本权能的复合体。所有权权能分解及其合理配置非常重要。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虽然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作出了区分，但是对土地所有权基本权能在农户、集体及国家间的配置关系缺乏规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边界模糊，所有权权能与承包权、经营权、财产重组权等衍生权能的关系不明晰。农村土地名义上是集体所有，但是集体所有权的权能不完整，最重要的处置权不属于集体，收益权被挤占，使用权被限制。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边界不明，与集体产权边界不确定。其三，农村土地承包合约的权责非对称性。“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体现了国家、集体、农户三者利益分配关系。其中“交足国家的”体现了土地承包者对国家应尽的义务，“留足集体的”体现了农地集体所有者权益。但是，伴随着农税改革，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家庭承包经营概念互换，农户承包土地与农产品也“失联”了，承包土地最基本的“联产”责任和义务也无须履行。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户土地发包，是一组严格的责权对称契约关系。土地承包关系中的承包对象、承包期限、生产什么产品、是否允许撂荒等等，都应该是发包者———集体经济组织在承包协议中确定的，而不应该是承包双方之外的其他组织及其政府的外部强加责任。在免除对国家的义务、取消村集体提留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虚置化”的共同作用下，村级组织的经济及社会组织功能弱化、乡镇政府的基层管控纽带断裂，也动摇了农村及国家治理的基础。

4．存在委托缺陷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的约束下，由村委会主任直接任人。这里，除僭越村民小组权利外，至少还存在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人选择缺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的选择者或授权人，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全体成员，委托方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需要双方合约规范。指定村委会为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无疑是对集体成员财产权利的“合法”侵权。其二，权责边界缺陷。赋予村委会管理集体资产的权力，却不明确责任和义务，权责不对称，管理者不承担村集体经济的损益风险。其三，时限缺陷。集体经济组织人的期限或委托关系续存期，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绩效的函数，受管理激励的约束，而不是依照村民自治组织的游戏规则，限定服务期限、定期进行更换。

5．存在村委会主任的道德风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委会，实质是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会使得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函数具有一定的重合度，但利益不一致性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依然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信息不对称性，如果与一个具有道德缺陷的人重合，委托的道德风险，就会表现为对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侵害。原因在于:一是村委会主任的合约不完备性。作为法定的资产管理者和自治组织负责人，缺乏基本的经济责任约束。二是在集体土地的征收、集体资产经营状况上，存在着信息屏蔽、信息不充分现象。契约不完备、信息不对称、道德自律性不强的因素重合，损害委托人权益就成了一种可预见的结果。近些年来，村委会主任侵犯集体及其成员利益的事件并不鲜见，“小官大贪”并非个案。

6．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权缺失政府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这种利益相关性，根源于农村土地资产的稀缺性和生产性，根源于政府作为国民根本利益维护者的责任。然而，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缺乏有效渠道。比如，传统农区耕地向宅基地转换的内部控制性，会导致粮田被宅基地挤占。实行宅基地集体划拨制度，农民家庭随着子女的成长和新家庭的组建，就需要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重新划拨宅基地，为新婚者“立户”。尽管政府严格保护农村耕地，对此却束手无策，任凭自然村自然地长大。这其中的治理缺陷或政府治理主体权力的棚架问题无疑是存在的。金融机构是现代经济组织治理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由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常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为身份问题阻碍了金融介入，进而阻断了金融机构参与治理的渠道，金融治理主体严重缺位。

二、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的制度创新

1．确立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完善农村治理体系，关键是确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利用集体经济的组织能量，实现农业资源的有效组织和农村的有效治理。一个基础性工作是给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身份证”，确定其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地位。通过立法，对实行双层经营体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相应的解释，明确双层经营体制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责任、土地及所属资本的管理运营体制机制，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基本的、特殊的市场组织，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注册登记及其他管理服务办法。有了法人身份，发改委、财政及政府各有关部门，才方便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对象给予支持和服务。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身份，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政府可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直接发生关系，集体经济组织同农户依合约规范权利与义务，发挥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农村经济的作用，化解因其贷款主体的资格缺陷而导致的贷款难问题，从而夯实农村治理的经济和组织基础。

2．建立农村土地国有化制度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实质是确定农村土地的国家所有性，在国土范围内，实行城乡土地无差别化的国家所有制度，变城乡土地所有权差别为政府对农业用地与建设用地等的管理差别，由城乡土地所有权“二元化”转化为管理“二元化”。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不但必需，而且条件已经具备。这里的关键是明晰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及其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权能的解构和重构，理顺经营管理权和承包经营权的匹配关系，建立国家作为农村土地所有者保留处置权，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对农村土地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权能即经营管理权，农户从集体获得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即经营权的农地产权制度。从操作层面看，实行农地的国家所有制，是对现行的政府实际拥有农村土地处置权制度的确认，是政府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产权依据和法律依据。国家所有制会增加政府对农村土地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和义务，但不会触及和改变集体与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及其农户的经营权。保护耕地“并不必然要求农地的私有化改革”，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对农地国有化的呼唤。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农地经营管理权，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明确谁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并赋予其法人资格。二是明确政府赋权经营管理土地的边界。对目前农村土地确权认证的工作和政策做出调整，变政府对农户承包土地确权为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赋权确权。在农村土地的权能配置环节，政府对集体是赋权关系，集体与农户是对等的承包关系，后者是两个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行为。三是村集体土地经营管理权的边界及责任要明确。不仅要把对农户的发包权赋予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且要把除处置权、土地用途变更权之外的权能，赋权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政府对农业、农地的扶持性资金和项目等，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本集体范围内组织实施和落实，使土地利用保护行为和活动在相对大范围实施，使经营权在更大规模上实现有效配置，解决一家一户生产经营所解决不了的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的问题。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赋权给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经营管理权的同时，赋权给农户的。要明确在承包合约约定的期限内，农户对所经营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的边界和农户转租权、转包权、托管权等的规定，明确农户必须履行的对国家、对集体、对土地利用的责任和义务。要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的承包合约，纳入国家合同管理体系进行管理，以法律文书的形式确立土地承包关系。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以土地经营管理权作质押、农户可以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质押实施担保或贷款的融资体系。农村土地国有化，所有权从低级别向高级别公有制转化，是公有制经济之间的资产重新配置。在农民的认知体系内，“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和个体同时享有土地支配权”的观念具有很高认同度。加之改革仅涉及法律制度的修订和政府管理体制及集体经济组织权责的调整，权能匹配同现行制度安排不存在冲突，不会引发利益矛盾，改革阻力小，甚至比农村土地确权成本还要低，因而是一项性价比极高的改革措施。农村土地国家所有，意味着农村土地的国家征用不需要变更所有权，但是，同样需要对集体经营管理权和农户经营权转让给予相应的补偿。就是说，农地国有并不意味着对集体和农户补偿标准的降低及权益侵蚀。

3．建立以村民小组为法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体制产权具有排他性。如果农地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行政村也好，村民小组也好，可以根据强势一方的意志任意而为，产权明晰的基础就不存在。规范农地产权关系，政府赋权对象需要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之间作出二选一的决断。村民小组不是天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天然地选择了村民小组。从历史渊源看，村民小组多是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民及村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农耕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同时，村民小组又多是由生产小队改制而来，本来就是三级所有的基础。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成员和土地权益边界的历史承接性、延续性。从现实来看，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也多是村民小组在行使。据农业部对1200个村组调查，65%的村民小组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从土地规模种植来看，村民小组行使土地经营管理权，不仅土地资产的产权边界相对清晰、土地数量相对确定，而且适合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国情。如果按全国18亿亩耕地、500万村民小组进行推算，每个村民小组拥有集体经营管理的土地面积约为360亩;而在传统平原农区或粮食主产区，由于自然村人口集中度高，村民小组土地规模往往会超过千亩，这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管理的合理规模，也是提高农业生产组织水平的有效边界。从法律关系看，村民小组是依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设置的，基础是土地产权。成都的改革经验表明，集体资产最终权属明确到村民小组是合乎规律的选择。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确权的方式，不仅将村民小组作为最基层的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组织，而且也恢复了它作为基层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建立以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需要在三个层面采取措施。第一个层面，政府对村民小组所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进行确权认定，并由乡镇政府发放土地确权或赋权书，委托集体经济组织对所确权的国有土地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第二个层面，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程序向集体成员转包土地经营权，由农户根据承包协议依法对承包地自主经营。第三个层面，村民小组在用好保留的集体土地管理权的同时，把除土地之外的集体资源性和经营性资产量化到成员，成员或各自自主经营，或以此作为股权建立股份经济组织，实行集体经营，最终形成村集体经营管理、农户自主承包经营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集体的经济法人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农村耕地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而是给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的基本思路是城乡统管、严控新增、村内调整、村外交换。城乡统管是经过确权的农村宅基地及其房产等设施一并纳入城乡建设部门统一管理，实行城乡“一元化”住房建管制度。让农民房产可转让、可继承、可质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严控新增是从严控制新增宅基地。新增宅基地涉及土地性质的变更，需要出台专门法规，严格限制和规范管理程序。总体上讲，城镇化和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农村宅基地应该会更多地被空置或复耕，总量减少而不是新增。村内调整是通过建立本村居民间宅基地有偿调整、减免税费、重新过户的制度，实现宅基地在村民组或行政村内调换，赋予集体成员拥有购买同村村民宅基地和房产优先权。村外交换是行政以外的农村宅基地按照市场规则实现公平交换。只减不增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不新增宅基地，而是严格制度、提升门槛。如果经农户申请、村集体评议推荐、乡镇政府审核，确实需要新增的，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城乡建设管理部门方可据实复核审批，申请人按规定和审批意见实施。

4．创新行政村管理体制行政村顾名思义是按照行政管辖关系设定的村子，是国家在乡镇政府以下建立的最基层、有代码的行政单元;行政村由若干个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组成，相当于城镇居委会，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确定以村民小组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主体，意味着行政村的行政主体性和村民自治社团组织性的回归，把本来应该厘清的集体经济组织与行政村或村民自治组织的边界，从制度上标明区别。确定行政村组织属性、组织功能、组织责任、组织义务，使村委会切实履行行政村范围内的社会治安及其社会保障、卫生教育、公共文化体育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责任。村民小组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在土地的经营管理上，与行政村村民委员会不存在权力的冲突，原因在于一个是经济组织，一个是村民自治的社团组织。村委会在行政村范围内履行公共事务的自主管理和村民事务调解等职责;集体经济组织在村民小组范围内承担土地经营管理等经济管理职责。需要调整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修改关于村委会管理集体资产的法规条款，以适应村集体经济组织履行经营管理责任的调整。然而，这并不排除以行政村为单位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存在。因为，村民小组成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定形式之后，同样可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在自主的基础上，改制组建成以行政村为边界的新型经济实体。

5．创新乡镇政府管理体制乡镇政府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管理层级。创新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事务的关键是“还权、赋能”，增强乡镇政府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稳定性和人员编制的合理性。还权于乡镇政府，坚持“设而有用，设而必用”的层级管理原则，把农村经济管理服务职责还给基层政府，让乡镇政府成为国有农地的所有权者，由乡镇政府向辖区村集体经济组织颁发赋权证书，增加乡镇政府农村土地管理的责任。明确县、乡两级政府及其上级部门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事权，扩大乡镇政府优化整合区域内财政性投资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权。赋能于乡镇政府，增强基层政府的履职能力。坚持人权、事权、财权相统一原则，将有关农业生产、乡镇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机构和人员并入乡镇政府;将城建、环保、文化、水利等行政执法中的管理职能赋权给乡镇政府;将公安派出所、法庭、财税所、工商所、国土所等垂直机构人员的党团组织关系纳入乡镇组织体系，提高乡镇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把曾经被撤销现又恢复了的乡镇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等农业公益组织列入乡镇政府管理序列，以提升机构效率和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立乡镇基础数据管理平台，对所辖各行政村、各集体经济组织、各农户及成员的资料，以及土地、水利设施、集体经济、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情况实行台账式动态管理，及时处置相关事务，增强乡镇政府这根“针”承受“千条线”的承载能力。

三、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及其相机治理

1．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非改制状态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村民组成员代表会决策、管理委员会执行、党组织监督的内部权力制衡的治理结构。农地经营权由集体转至农户之后，承包农户取得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力。村集体经济组织保留对已转包农地的管理权，并按国家土地利用规划和政府赋权内容，对农户土地利用情况进行适时跟踪服务，为集体成员提供生产技术服务，为集体土地上的公共水利设施建设和土地的永续利用服务，维护好农户承包经营权益，调动集体和农户的两个积极性。村民组成员代表会的成员代表或由农户推举，一户一票权，一户一代表;或以法定年龄确定成员代表，一户多代表，一人一票权。成员代表会主要职责是:选举、增补或罢免管理委员会成员，决定管理委员会成员分工，审定上报辖区乡镇政府备案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变更材料，审议管理委员会对内对外的集体土地承包及管理的方案等。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党组织负责人和主管会计三人组成，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法人代表。管理委员会基本职责是:执行成员代表会议决议，代表集体经济组织同辖区乡镇政府签订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责任承诺书，与集体成员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接受并在成员间规范分配政府部门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的救、扶持性资金和项目，监督组织成员生产经营过程的履约情况，协调组织成员做好诸如集体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建设等关系集体生产经营活动的项目和事务，经营和管理好除土地之外的集体资源性和经营性资产。农村集体党组织的监管职责是:对村民组成员代表会程序和决议内容合法性，对管理委员会成员履职情况及其管理行为，对农户履行承包责任等进行监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本的合作性，决定了其成员对政府授权经营管理土地的权责人头均等性及其利益的均享性，决定了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结构或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同时，也对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建立集体成员利益均享、责任分担的治理机制，完善政府、集体和农户共同维护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利用的激励机制提出新的要求。

2．非改制状态农户承包经营的相机治理农户承包经营的相机治理通过集体与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的动态调整来实现。动态调整是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土地和成员变动情况、依照法规对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具体数量和方位进行的调整，是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承包合约对农户承包经营状态作出的合乎法规的经营权利再配置。要实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动态确认。这有利于对成员权益的公平维护，符合成员自然变动的客观性。据我们理解，农村承包经营制度的长期不变性，来源于农村双层经营体制的宪法规定，意味着村民组或村集体经营管理土地在空间及数量上的确定性，明确的是唯有农民才具有承包农村土地权利的政策原则性，而不能被误解为每个具体的农户、村民承包土地的位置、数量不可以随成员资格变动而调整。事实上，在农村居住且以农业生产为谋生手段的农民，其权益的保护同承包土地的数量和规模直接相关。在土地确定的条件下，维护农户或农民合法权益，就需要对集体成员资格适时据实确认，建立定期、动态确认成员资格的制度和机制。③只有形成成员退出机制，实行农户承包的相机治理，以农业为生计的集体成员才有可能占有、使用更多的土地资源，才会真正增加务农收入。集体成员资格的确认，既涉及集体组织内部调入和调出土地农户间的承包土地调整，又涉及已在城镇就业生活的“进城农民”群体与非进城农民群体、与城镇“原住民”群体的利益矛盾。为减少资格确认的矛盾，增强资格确认的公平性，应把资格确认权力交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让集体经济组织按制度和政策，通过成员代表会等法定的形式，实现资格动态认定，维护和平衡自身的权益配置关系。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在于提出资格确认的标准程序及其政策规范，建立一个村集体成员会议认定资格、乡镇政府调节矛盾并最终备案、司法机关裁决纠纷的多层次确认机制。集体成员通过成员代表会的形式，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决策过程，行使组织治理权力。同时，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依法、依其承包合约自主经营。农户可以通过租赁、托管、转包经营权的形式，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也可以通过建立合作社，实现成员合作经营。当然，农户流转经营权并非绝对权力，其流转的仅仅是从集体承包下来的土地的联产经营权力和责任，转包的仅仅是有限时段里土地有限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处置权始终属于国家。一旦流转行为触犯了法规和经营权流转合约，集体及其乡镇政府有权力、有责任、有义务依法干预，并可中止承包经营合约、经营权流转合约，从而形成对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经营权流转的约束机制，实现家庭外部治理介入，实现对土地经营行为的最终控制和经营权接管，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合法权益。承包经营行为的动态治理，并不违背保护农户合法承包权的规则，而是对不遵守合约的承包经营者活动的规范。法律不承认绝对承包权。

3．非改制状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机治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具有对其经营状态的依存性。不同的经营状态反映了不同权益实现的格局。政府行使控制权的相机治理状态，首先由农地生产经营或农产品贡献状态所决定，体现为政府对不同自然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类治理。不仅“米袋子”农业与“菜篮子”农业的治理体制会有所差别，而且，山区及坡岗区与粮食主产区的农村治理管控目标也不尽相同。政府行使控制权的相机治理，还体现为另一种土地经营状态。当集体经营管理的土地需要变更性质、在集体之外变更土地使用权，或集体经济组织发生超越其与乡镇政府赋权约定的行为时，作为土地所有权者的乡镇政府就会接管土地管控权，对土地的用途变更、使用权过户等实施最终控制权接管。尽管这种接管会有不同方式，即便是仅履行一个简单的登记手续，但体现的也是一种所有权治理。金融机构参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为前提的，通常发生在农地经营严重影响或威胁金融机构权益的情境下。集体经济组织可向金融机构贷款和提供担保，但当集体或被担保农户由于经营不善而产生严重的偿贷问题之时，金融机构会按协约接管集体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实施相机治理。这不仅给金融机构吃了一颗放贷“定心丸”，而且也迫使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提高对贷款使用的谨慎程度和利用效率。工商资本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参与，体现在对农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接管状态。在土地租用或托管、订单生产等状态下，工商资本缺少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权益支持。然而，一旦工商资本进入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改造领域，尤其是运用现代企业组织方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事实上脱离本文所界定的非改制状态，按照股份制企业或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规范治理，达到新的治理状态。行政村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治理接管，始于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内在冲动，成于行政村所辖各村民小组或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重组。行政村在“原生态”状态下，并非法定的经济组织，作为经济实体往往是各村民小组或集体经济组织改造及其产权重组的结果。行政村各村民小组产生了组建新型集体经济实体的内在要求，经协商达成共识后，以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经营管理权及其相关集体权益作为股权，参与以行政村为单元组建的新型经济组织。改制后的经济组织运行，意味着村集体和农户的土地经营权、管理权转移。新型经济组织必须继续履行原集体经济组织对政府的土地经营管理承诺，承担实现政府赋权目标和成员收益的职责，建立权责对称的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经过改制的农村经济组织已经不是单纯意义的土地合作组织，而是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产权组织，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组建的新型企业。在新的运行机制和治理框架中，“双层经营”体制不再运行，但新型企业的组建却是以“双层经营”体制为基础，此与法律并不相左。

四、结论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2篇

在此基础之上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正。但至此，一个贯穿改革始终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政府活动有时会缺位、越位和错位，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因此，后来十六大、十七大相继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相继衰退，而中国经济却逆势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主要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其使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又可以使政府适时适度地发挥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十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如果这些政策一一得到认真贯穿落实，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愈走愈远，愈来愈自信。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充满活力，动态发展，不断演进。实践发展需要形成体制以适应它的发展要求，体制在回应实践需要的过程之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进行创新，又去指导实践，如此不断反复。体制不是僵化的，是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二是巧妙地处理好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是全球公认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正如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印度市场经济体制的超越

为什么拿中国跟印度比较呢?一是印度的国情和中国国情相似，两个国家都是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也很相近。二是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印度实行的是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总量和民生两方面可以看出中印之间的差距。一是经济总量的超越。改革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用三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取得的成就，而印度的GDP总量远远比不上中国。二是民生方面的超越。在医疗卫生方面，印度穷人的医疗费往往占其收入的四分之一，而那些最富裕的人，医疗费仅占其收入的3.5%，大众所需基本药物的生产产量也很少。虽然保障的标准还不高，但中国实现了全民医保，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奇迹。在脱贫方面，据世界银行（WorldBank）估计，截至2005年，中国的极度贫困人口（定义为每日生活标准1.25美元）比例已降至16%，而在印度，这一比例仍超过40%。以更高一些的每日2美元的贫困线衡量，世行报告称，印度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穷人，而中国的相应比例为36%。三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超越。中国的这种政党体制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确保政府能够进行合理的宏观调控。而印度执政党更迭频繁，无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民生。

3结语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3篇

县乡财政是我国的基层财政，也是地方财政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农村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县乡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日益严重，收支矛盾尖锐，极大影响着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和“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央及政府部门的极大关注，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2004年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不仅要作为经济工作来抓，更要作为政治工作来抓。可见，尽快找到问题的症结，实施有效的改革，使我国县域经济走上良性运转轨道，已是势在必行。

一、县乡财政面临的困境和突出问题

（一）收支矛盾突出。一方面，各县乡财源基础薄弱，新的财源增长点少。另一方面，县乡政府的机构不断膨胀，使得仅人员经费一项就耗用了大量财力，与此同时，县乡两级政府要向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各种法定支出和硬性增支政策使得财政支出的增幅远高于收入。

（二）债务居高不下。据统计，1999年全国乡镇政府负债总额达到1086亿元，2000年负债总额达到2000亿元。债务形成的原因既有多年财力不足累积的因素，也有其他的政府行为失当转化的因素。这些债务对于本来就已匮乏的财政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各项拖欠面广量大。截止2002年底，县乡累计拖欠工资48亿元，1999年和2000年全国欠发工资县分别达779个和797个，涉及23个省。此外，除拖欠工资外，粮食棉花亏损欠账、社会保障欠账也都普遍存在。

（四）“建设”资金“吃饭”用。大多数县乡的财力只够发工资和维持一般运转，县乡财政停留在“吃饭”水平上，县乡公共事业建设资金甚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这就形成一个怪圈：不搞经济建设会落后，落后财政收入会更少，更没有钱搞建设。然而，现阶段大多数县乡都处在这个怪圈里无法自拔。

（五）财政虚收问题严峻。有的地方迫于财政压力，在税收任务上加码，出现了“寅吃卯粮”，甚至贷款借款缴税的现象，侵蚀了税基，破坏了税源，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县乡财政困难的制度根源

（一）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是由横向和纵向组成的，纵向是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横向是城乡分治体制。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转轨，体制的转轨仅仅打破了这种纵向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实现了市场经济，而横向的城乡分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分治的经济体制固化了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城乡差距日趋扩大化。城市经济步入了良性循环，建高楼大厦，搞花园城市，县乡却举步维艰，连最基础的设施建设都无法保障。这样“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初期也许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现在已经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县乡财政困境问题，最根本的无疑是把经济搞上去，增加财源，而在不公平的二元经济体制下，发展县域经济又谈何容易呢。

（二）财政体制

1、税源不足，县乡财政难为“无米之炊”。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集中了75％的增值税和100％的消费税，而留给地方的只是一些征收成本高的小税种，这使得经济不发达的县乡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地方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呈下降态势，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和其他非税收收入成为拉动财政收入增长的主体。

2、财权上收，事权下放，县乡财政负担加重。在中央集中财权的同时，省市级也将这种趋势盲目扩大和延伸，对所属县乡集中财力。据统计，1994年以来省级政府对县乡级财政的集中程度平均每年提高2％。与之相对应，事权却有所下移。县乡政府一直要提供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等公共产品，同时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而且县乡两级政府所要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账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以微薄的财权承担超负荷的事权，县乡财政苦不堪言。

3、政府级次过多，直接降低了分税制收入划分的可行性。目前，现行税种有28个，数量已不算少，可相对于我国过多的政府级次来说，28个税种在5级政府之间分配的确是个不小的难题。1994年以来分税制改革的实践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性，许多地方上下级政府之间实际上实行的仍然是"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其中县、乡两级政府之间更加普遍。

（三）行政体制

1、县乡机构膨胀，政府运行成本上升。据统计，县乡财政供养人口从1998年的2800万，逐年增加，至2001年已突破3000万，2002年已接近3200万，人员经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我国采用的是“品位分类”的人事制度，因人设岗，人事任免不考虑财政的意见，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另一方面，行政体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没有将竞争理念引入政府。庞大的机构使财政不堪重负。

2、县乡政府追求政绩，干预经济失当扩大了财政缺口。由于我国现行的干部任免制度，地方政府官员都热衷于追求政绩，即便是贫困的县乡，也致力于争投资上项目大搞政绩工程。政府盲目的短期行为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且浪费了大量的财力。

三、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思路

基于以上几点，可见造成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转轨后的经济体制与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及行政体制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只有在制度上进行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改革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培育和壮大税源，从根本上缓解县级财政困难。一方面要从政策资金服务等方面大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支持民营经济采取收购、兼并、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鼓励民营企业家创业，促进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推动农村城镇化；最后，科学规划小城镇区域布局，努力在县域经济中建立起以几个城镇为龙头的“增长极”，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

（二）进行第二轮经济转轨，重点解决横向的城乡分治体制问题。一方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渠道，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产业和非农产业，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村工业化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向农民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过渡，最终使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同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三）完善分税制的财政体制，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分配格局

1、中央和地方财政比重应适度。既要保证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宜片面强调提高中央财政比重。应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区别对待。经济发达地区，中央应调低税收返还比例，对中西部地区，中央应提高税收返还比例。改革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变省市集中财力过多的情况，增强县乡财力。

2、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在保证中央适当集中的基础上，赋予省级政府一定的税权，将一些区域性强、不影响经济发展全局和分配格局的地方税种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逐步将财产税作为县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3、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县乡两级财政缺口巨大，公共品提供极不均等，转移支付一方面平衡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均等各县乡公共品提供，因而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有条件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转移作为补充的复合型态。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改进现行的税收返还、定额补助及专项拨款等形式的转移支付方法，使决策过程公开、透明。

4、实现事权的合理配置。县乡政府应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使其投资收缩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益性项目上，而省对于一些重要的投资项目应有限参与。借鉴国外经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还应共同负担教育、农业、科学、社会保障、公共投资支出。在农业方面，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事权责任。

（四）改革以人为中心的行政体制，缩减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行为。人事录用制度上采用“职位分类”，按位定人，避免走入“膨胀——精简”的怪圈。干部任免制度上，要建立绩效评估机制，综合评定干部的业绩，而不仅仅靠政绩工程。同时，对一些职能弱化、重叠设置的部门和机构要进行撤并，对一些从事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的部门单位要使之尽快与行政脱钩，利用多种途径和有效载体分流在职机关干部职工，尽量减少财政供养人员。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4篇

一、建立市场服务型的政府经济职能

1、改革市场准入靠行政审批制度。

对市场过多的人为干预和行政垄断是我国市场规范化建设中的主要阻碍点，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是阻塞市场的核心因素。因此，加入WTO后应全面改革我国市场准入的各种行政审批制度，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对现行的各种市场进入限制进行调整、撤消和废除，特别要清除那些阻碍民营企业、国外企业和产品进入市场的差别性限制；要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许认可项目和环节，由采用许认可制度向采用申报与核准制度转变。对于必要的许认可项目，要实现审查标准的明确化、具体化和数值化，尽量减少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和由此衍生的权力型垄断。申请申报制度要坚持尊重企业的自主性原则，逐渐将事前申请申报制改为事后申请申报制；对于涉及资格条件和业务范围等方面的资格制度要从有利于保障资格认证申请人自主性的原则出发进行调整，放宽资格认证方面不必要的限制，实行核准制；在涉及行业及生产标准和规格等方面，要尽可能减少政府的直接管制，尽量采用民间或行业自主检查制度；对于新设立的政府管制必须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新设管制实施一段时间后，要重新审查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并配套相应的公众听证制度；要完全改革政策制度不透明，常以内部文件、内部传达、领导批示的形式贯彻政策的所谓“暗箱操作”的行政方式。

2、改革地区、部门自定法规的行政管理制度。

实行全国立法执法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改变政府各地区各部门自己制定、自己解释和自己执行法规的现状。全面清理、撤消各地区为封锁市场等各自利益而自行设立的各种“土法规”和“土政策”，拆除各种地区行政垄断的“篱笆墙”和严厉惩罚以“土法”代替正法的行为；改革目前我国的行业法规由行业主管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或人大批准的制度，特别是改革一些行政性行业集团公司自己为自己制定“法规”和被赋予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的“政企合一”制度；行政法治化和民主化应尽快列上议事日程，其中，引入行政的社会监督制度和行政司法权力制衡制度是行政管理改革必走的第一步。

3、政府职能转变应由控制市场转向服务市场。

加入WTO后，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职能必须有进有退，由控制市场模式向服务市场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应进一步加强的领域包括：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体制环境、机制条件和法治建设；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和战略管理体系；保证国家安全、经济自由、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信息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职能应退出的领域包括：从法治、市场制度能够正常运转的领域退出；从市场能够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领域退出；从社会和市场中介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从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中退出；从垄断领域包括从自然垄断产业领域适当退出。

二、以效率为指针全方位深化所有制改革

1、加大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力度，大力发展混合经济。

加入WTO后，应完全抛弃劳民伤财的“公”、“私”意识形态之争，以发展的效率为指针，全方位实施所有制改革。应执行好中央提出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应当加强、收缩和退出的领域及行业，制定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具体实施办法，打破所有制、地域和资产经营公司界限，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分散化。逐步减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采取优惠政策和加快设立创业板，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有企业上市、重组、改制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应通过立法建立起制度运行和保护平台，规范政府行为，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权保护和政策支持，以引导和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应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大力发展混合经济，一方面以此来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进程，一方面可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腾出更大的空间。发展混合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应重视对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扶持，加入WTO后，应在进一步“放小”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制定促进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加快“放小”进程。对乡镇企业，应在继续抓好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完善集体资产管理体系，进一步明确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推进集体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营运监管体系，建立规范有效的国有企业内控机制和管理机制。

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的同时，应加快实现基础性、命脉性国有企业的管理现代化。首先，应强化国有资本出资人地位和职能，完善国有资产营运监管体系。主要措施包括：强化各级国资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能，加大国资部门对资产经营公司的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资产经营公司的运作，使资产经营公司的出资人职能真正落实到位。资产经营公司要重点强化战略规划、资本运作和监督约束功能，不干预企业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应完善母子公司的管理体制，选择部分国有集团公司试行事业部制；推进驻港澳国有企业改革，加强驻外国有企业的监管，研究制定外向型国有企业集团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和加强管理的制度，规避经营和金融风险。其次，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目标一致、权责明确、相互制衡、高效运作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理顺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推行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不得“同纸任命”。推行董事长由所属层级的人大委员会投票聘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由董事会聘任的高层管理聘任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监督的办法，研究制定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资质认证和禁入制度办法；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应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录用，不能再套用行政级别；通过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进出竞争制度和引入经理人员薪金期权制度来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才市场，加快企业家市场化进程。

3、以二元结构突破为主线，系统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我国加入WTO，“三农”面临着较大的冲击。要变被动为主动，必须全面提高农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其核心是从宏微观上全面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目前，农村的双层所有制制度与制度仍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翻版，乡镇集体依然是政经合一的所有者，农村依然存在相当严重的行政垄断，农民只是在经营土地上有了一定的自。因此，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从打破捆绑式的行政型集体产权制度开始，实行政经分离的产权制度，这需要宏观上必须有打破二元制度的政策制度支持，如取消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以最终使农民摆脱土地依附和村庄依附。当前，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以此为核心展开，一方面，应加快乡镇工业产权改革使其脱离集体产权制度，建立起新型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脱离“乡镇”，走进中小城市。另一方面，应在宏观经济战略上加速城市化步伐和第三产业发展，把农村工业纳入城市工业体系，加速乡镇企业产权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此外，农村合作经济也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应加快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改革步伐，逐步将社区建设和管理纳入政府一般服务管理职能范围，对乡镇和村委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村务、企务公开，并尽早出台合作社法，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中介组织和合作社发展。

三、以市场平稳运行为目标建立完善的公共经济服务与管理体系

1、建立基于现实条件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失业、养老和医保制度改革。

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将使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的现象增多，经济波动性也将加大。因此，建立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平稳运行、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应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起收、支、管、投四个环节相对独立运行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由税务部门征缴社会保障税（费）、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费的计发、由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由独立的经营机构负责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同时，要建立起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体系。对失业保障制度改革，要将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失业救济津贴的发放实行累退制，以激励失业人员努力寻找新的工作，并将部分失业保障保险基金用于失业人员的培训和推介，帮助失业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养老社保制度改革，要建立起包括城乡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职工在内的统一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和推广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从法律上要求企业和职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适当降低个人帐户部分的缴费率，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出台公务员补充养老保险新政策，在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实现公务员退休制度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对医保制度改革，要实行医、药分开，医院与医生分开，建立逐级转诊制度；取消现行医保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以加大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来替代；公务员医疗待遇按加大补充医疗保险缴费比例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方法实行；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各项改革，探索试行医疗卫生机构分类管理模式；进一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医疗收费调整、中外合资办医等各项改革。与此同时，应从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又能覆盖农村的全面社会保障制度。

2、财政体制要突出改革公共性、科学性和法制性，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加入WTO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要加速向提供公共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方向推进，重点在三大领域：一是财政预算改革要注重科学性。应建立科学完备的预算编制体系，包括建立起以经济预测为基础的预算编制模式；摒弃基数法，采用零基预算法、绩效预算法和其他科学方法；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建立统一完整的国家预算等。同时加强预算全程监管，硬化预算约束，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控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加大社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力度。二是财政支出改革要注重公共性。应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企业经营性发展项目和应用性研究项目以及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财政资金都应逐步退出，严肃预算调整的法治性，经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一般不能变动，如特殊情况需要调整，也必须依法定的程序进行；将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相分离，把财政部门和使用部门的预算执行职能分开，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收费制度改革要注重法制性。由于我国目前费税混杂，以费代税的现象严重，因而收费制度改革必须加快税费分流，包括：清理乱收费，把政府职能中的行政日常性管理服务收费清除；把有偿转变经营性价格，按市场竞争收费；政府公共建设投资所需资金应通过税收或公共融资方式来解决，杜绝用政府“收费基金”来替代；补偿性收费资金应专款专用，彻底清除“小金柜”私利性收费；应将农村乱收费“重灾区”的三项村提留、五项乡统筹费用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除行政性收费或向农民提供特殊服务的补偿性收费外，其它规定外的收费、集资、摊派等不合理的农村“乱收费”应全部取消。目前，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在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应抓紧制定颁布《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实现政府采购的管理监督职能与组织实施职能彻底分离；实行政府采购资金由财政总会计统一管理，集中直接支付制度；培育政府采购市场，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采购运行机制。

3、清理整顿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规范经济秩序。

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受传统体制和市场经济发育不全的影响，存在不少问题，与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加入WTO后应对市场中介组织实行全面清理整顿和改制，重点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税务和工商注册等机构、价格鉴证机构、评估机构、建设监理机构、工程造价站、行使经济鉴证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类型的经济鉴证社会中介机构。整顿的措施应包括：规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进行脱钩改制，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依法规范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对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的监督、指导和管理；对资产评估行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加强行业管理，统一执业规则，规范评估机构运作；对国有评估机构和国有资本还没有从评估行业中退出的要加快退出步伐，对各类评估机构进行以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改制等。同时，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改革必须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以同国际惯例接轨作为长远目标。

四、立足与国际市场接轨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

1、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与产权市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来自外部的压力日见明显，能否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在入世后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对此挑战，我国首先应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我国应加快发展包括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完善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电子交易系统，开发金融债券、住房抵押债券等新的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者数量，逐步沟通债券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积极培育票据市场，大力发展商业与金融票据抵押、贴现业务，使之逐步成为企业和银行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重要场所，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市场完善方面，一要规范主板市场，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强化对上市公司违规操作的惩罚措施，减少政府政策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干预和影响。二要加快建立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二板市场和大力培育债券市场成长，扩大发行可转换债券，逐步开放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丰富市场品种，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三要培育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发展开放式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推动养老基金进入证券市场。其次，我国应培育真正意义的金融市场主体。应加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造和股份化改造；规范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股份制合作银行；增资扩股和重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增强其竞争能力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放宽保险的进入限制和地域限制，推进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等。第三，我国应发展作为企业与金融市场纽带的产权市场。应加快制定《产权交易法》，建立健全产权交易运作体系，不断拓宽产权交易的运作范围，引进挂牌交易、公开拍卖、竞买、托管等方式，大力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化进程。第四，我国应制订优化金融市场环境宏观政策，尽快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应制定《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法》，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运作程序，严禁边立项、边设计、边施工的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对政府大型投资项目实行稽查特派员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继续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大力推行招投标制度和强化工程质量、造价、工期监理制度；进一步培育科技风险资本市场，加大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力度；促进项目市场、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相互结合与配套，形成比较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

2、建设适应网络经济的市场体系，建立国际接轨的市场流通体制。

加入WTO后，我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市场发育将向纵深发展，市场管理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为此，我国应建立起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体系，重点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改革措施包括：加快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地区、部门、行业垄断和封锁，废除阻碍全国市场统一的各种规定；加强市场设施建设，发展大宗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培育发展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要素市场，全面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完善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切实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加大价格检查监督力度，制止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同时，我国应与加入WTO和网络经济发展相适应，建立现代型市场流通体系。应采取的改革措施有：以繁荣零售、重组批发为重点，加快物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步伐，搞好供销、仓储与交通等不同环节的衔接与配套，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物流配送市场系统；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和配送，鼓励各类连锁企业延伸发展；建立以综合交通体系为主的运输平台和以邮电通讯和网络技术为主的信息平台，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物流与商贸间的协调和互动；完善网络市场规则，强化网络市场监督管理；进一步深化市场管理巡查制改革，建立“经济户口”电脑管理系统，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发展知识产品市场；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全面改革企业外贸经营权的管理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的转变；加大进出口配额管理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进口配额招标办法，把计划性进出口许可证分配改为市场化招标分配；改革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市场制度规则，实行外贸政策公开透明化，为全面放开外贸经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曾培炎，《2001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M］，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3月版。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500题解答》［M］，中国计划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3月版。

3、刘世锦，《中国“十五”产业发展大思路》［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版。

4、李朴民、李冰，《推进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J］，《经济管理》，2001（7）：9－13。

5、夏镇龙，《市场中介组织的改革与发展》［J］，《上海改革》，2001（5）：12－15。

经济体制论文范文第15篇

若以俄罗斯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初期的条件远不及俄罗斯。若将中国1978年与俄罗斯1990年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发展条件相比，第一，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罗斯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的PPP（实际购买力平价）美元值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罗斯为644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国农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罗斯水平，中国为82%，而俄罗斯为26%，是一个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第三，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就业比重大大高于俄罗斯，中国为71%，俄罗斯为13%，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第四，中国人力资源条件大大不及于俄罗斯的情形，中国盲率为31%（1982年数据），俄罗斯为2%，中国15岁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为4.6年（1982年数据），而俄罗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与俄罗斯相比，也是差异甚大。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生产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俄两国改革初期的条件差异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为不同，而所获得的改革结果大为不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94年与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长了1.51倍,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6.3%；俄国1994年与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7.0%。(WorldBank,1996)

为什么中国比较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呢？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是什么？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等国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年）认为，支持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高增长有四个重要条件：第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二，经济结构的变革；第三，选择了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务实和渐进的改革；第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之路与人力资产》（美国兰德公司，1994年）一书，是在众多研究中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改革具有何种性质呢？如何准确的评价呢？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十几年来，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即使计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时间，也不过只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1/3，然而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1978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有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到目前为止，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与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3/2，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居民房租，水电器费用等）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是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饬街肿偷暮狭看蟮男泻湍媪鞯睦顺保鞘强赡芷苹滴榷ǖ那痹谝蛩兀易苁悄岩栽狻5怯芍噶钚约苹孟蚴谐【米途褪潜浠媚獾模喝嗣乔籽勰慷昧饲八樟投饭业木帽览！M酉绱逍偷呐┮瞪缁嵯虺鞘行偷墓瞪缁岬淖鸵灿行矶喾缦铡T诟辉9抑校庖蛔陀昧思父鍪兰偷氖奔洹6谥泄庖唤瘫凰醵涛淮嘶蛄酱说氖奔洹5]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或者说决策者变得比较聪明了，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断调整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减小风险，减小阻力，减少动荡，使改革较为平稳地进行，有力地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向世界证明，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呢？作者首次提出决定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产，相当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作者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各种资产问题及转化途径。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资产：一是物质资产，诸如国有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已及土地等资产；二是制度资产，诸如工业组织、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制等；三是人力资产，即包括各种人──改革的决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工人、农民、个体户等，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经验、技能、习惯和价值判断。几乎在处理所有资产转化过程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处理物质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同样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处理旧的制度资产，如何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视人力资产的转换与再升值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制度选择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发展、进行的。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改革中最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与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改革的环境与改革的进程。人不仅是发动改革、决定如何改革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约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资产及其价值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人群，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知识与经验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别本身与人力资产形成的特征有关。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改革进程变化有别，改革的成效大为不同。因此，作者的重要结论是，在原有体制下的所有资产，人力资产在变革时代处于所有资产转化的中心，也是整个体制导致变化的决定因素。这就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必然采用了渐进方式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

渐进改革取决于改革中人力资产的变化积累过程。处理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就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宣布“私有化”，一下出售国有资产，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但是，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有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并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是不能靠一个政治宣言和一个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实现，它需要不断实践摸索的过程，更需要花费时间。作者明确提出，人力资产形成、转化、升值必然须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新体制下的人力资产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由外部输入的，它恰恰基于旧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各类的人力资产及其转换。首先，决策者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试错法”和“边干边学”过程。诚如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猫论”或“摸论”），采用实验、试点的方法，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或扩散，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本身成为渐进改革的一部分。领导人的人力资产存量──即他们对改革的知识、经验、理论的积累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了一个“由少积多”、“由浅入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过程，甚至还包括“跌跟抖”、“翻车”、“下台”的痛苦教训，同时也学会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地降抵了社会和个人政治风险，改革同期的变化幅度趋于明显缩小。其次，政府官员需要学习甚至借鉴他国建立市场、保护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诱导企业行为、维持秩序、增加社会公益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知识与经验；再有，企业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克服不确定因素、降低各种风险、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结构、吸引新技术和新知识，改进管理方法等知识与经验，官员公务员化、专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程度明显地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也超过许发展中国家；还有，十分分散的亿万农户、十几亿消费者需要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权益，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也都需要经经历必要的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这就决定了受各类人力资产变化约束的改革进程必然要是“渐进”的，改革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

作者强调了人力资产转化及再升值对政策的重大意义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在所有的资产中，与其说物质资产配置不合理，不如说人力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当，既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压抑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对人力资产进行重新调整、改造、转化，就不可能实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积极引进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大规模吸引外资，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彻底制改造国有企业，但是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就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的职工，同样也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下岗待业”。所谓人力资产的转化，按照作者的定义，是指“完成人的特性从一个经济体制到另一个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由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产转变为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力资产”。在两种不同体制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后者更多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特性有本质性差异，因而人力资产的效益相差悬殊。前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浪费，长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资源潜力，有效地“发多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新体制减少了对人的选择与决定的限制，激励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提高人对知识与经验的需求，因而这一人力资产转化之后，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整体价值的提高”，是人力资产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仅仅是人才还不能构成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只有使人才完成这一根本性（以渐进方式演进的）转变，才能成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如何促进人力资产转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说如何使新的人力资产成为新制度生存与发展进而发挥作用的基础呢？作者将人力资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固定的人力资产，如经验、知识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资产，包括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资产转化与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资产的迅速扩大。这包括三种途径：首先，促进分散化决策。因为原有的计划官僚体制控制和削弱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变化作出反映的能力，而市场经济则是促进企业、农户和消费者扮演主要角色，自主决策，灵活反应。其次，促进多样化实验。因为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觉”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觉”的圣贤。采取多种实验能让人们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和产生的信息。这就需要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宽容的自由讨论、相互对话沟通的环境。再有，促进开放式信息交流。因为中国不仅是工业化的后来者（late--comer），而且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赶超先行者最主要的途径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独特?肪程跫赂母锷杓频闹匾慰祭丛础？攀降男畔⒔涣鳎不岽俳稚⒒霾吆投嘌笛椋嗣怯刑跫梢岳媒衔诺男畔⒔换焕囱罢摇⒀瘛⒈冉细髦痔逯疲佣铀偃肆ψ什淖驮偕倒獭?/P>

最后，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王辉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改革过程，对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的感受，熟悉各种重要文献及其背景；而后赴美国著名的重要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研究生院作为第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受到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并广泛接受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以“远距离方式”观察中国改革进程及其复杂性，创造性的解释和说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革命结果，从新的视角“人力资产”理论做了深刻的概括。没有作者的丰富的改革体验，没有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理论，便没有这部书的新观点和新研究。

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十几亿人民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变革的过程，其困难之大，风险之高，复杂程度以及不平衡性发展都是达到历史上的空前程度。然而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这一渐进式的革命远未有结束，我们对其认识过程尚未完结，对中国改革的深远影响及其长期结果，我们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吸收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独立地思考，认真地总结。我相信十几亿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硕果，也会创造出宏大的社会变革理论成果，以其特有的文明贡献于人类社会。

写于1997年11月22日

参考文献：

WangHui：1994，TheGradualRevolution：China’sEconomicReformMovement，TransactionPublishers，NewBrunswick（U.S.A）andLondon(U.K.),CopyrightbyRAND.

WorldBank,1991,WorldDevelopmentReport1991:TheChallengeoftheDevelopment,NewYork,N.Y.:OxfordUniversity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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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WashingtonD.C.,TheWorldBank.

[2]张卓元：“中国经济理论三部曲：商品经济化、市场趋向化、市场经济论”，《财贸研究》，1992年第11期。

[3]《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