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化学论文范文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及时帮助，以防为主 

初中英语的教学重点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教学应面向全体同学，争取做到人人基本达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出现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出现，就应该及时找学生谈，分析他们掉队的原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同时给予学习方法的指导，耐心帮助他们补习功课。对于一些有可能掉队的学生，及早指出，说明掉队的严重后果，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讲究教法，因材施教 

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严谨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学生在初一阶段所获得的语言技能，能否在初二年级得到继续发展，是防止分化的又一个问题。这就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力求把教学搞“实”、搞“活”。所谓“实”就是讲究实际效果，把教学大纲化为具体的要求，落实到教和学上，对每课时的教学计划逐项落实。课堂上，少讲空话，多做实事，精讲多练，以学生为主；对每个单元进行考查、总结，分析存在问题，及时补遗，帮助学生过关。平时作业或测验得到好成绩或有进步的，一定在班上进行表扬，给予肯定；对作业错漏较多的当面批改，及时订正。所谓“活”就是侧重听说训练，把外语课由“讲演课”变成“实践课”。采用展示性的直观教学方法，使学生一上课就置身于一个讲英语的环境中，在既紧张而又活泼的气氛中学习英语。如教学一开始就寓于情景，教师一边做动作，一边说“WhatamIdoing？I＇mwritiong／drinkingtea．”等等，接着让学生表演动作。“Readingabook，please．”当学生在读课文时，问这位学生：“Whatareyoudoing？”帮助他回答：“I am reading a book．”再叫学生表演，让学生其其他同学：“What＇s he doing？”并回答，从而引出新单词。学生在情景中大量实践，很容易掌握所学内容。 

三、激发动机，诱发兴趣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2篇

一、歧义的历史：光复诗文再发现

光复初期台湾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不仅是其自身历史发展所致，更与整个中国态势息息相关。回望历史，“光复”作为一个符号，“光复初期”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域，被赋予截然不同的阐释。

遮蔽还是还原?让我们拨开迷雾，通过光复书写的再发现来探寻历史的真相。党外运动兴起后，“本土派”矫枉过正地塑造“本土悲情”，出于对白色恐怖的逆反，出于对政治压抑的反弹，“本土”成为打击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政权的利器，同时也不幸沦为分离主义的帮凶。回溯历史，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本土”是针对日本殖民者；上世纪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中的“本土”主要是针对“西化”；直至“”势力兴起后，“本土”才渐渐异化成“祖国”的对立面。在异化的“本土”观下，“二二八”事件、光复初期的历史都被一定程度地歪曲了。

“二二八”事件从原来的官僚统治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演变成外省族群与本省族群的矛盾。关于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光复的文本少了，对日本统治带来的“殖民现代性”的歌功颂德则日渐增多。

与光复初期相关的台湾文学，创作与研究最多的是“二二八文学”。在相当长时间里，“二二八”在台湾成为禁忌，被禁止言说。后在民间要求下官方整理了“二二八”事件的相关资料，但多从官方如何应对的角度出发。上世纪八十年代，“二二八”成为政治图腾，成为台湾悲情意识和族群建构的符号。台湾实行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后，“二二八”更是被别有用心者作为操弄台湾族群建构和省籍矛盾的工具。目前，岛内“二二八”文学选本有四个，许俊雅主编的《无语的春天――台湾二二八小说选》和林双不主编的《二二八台湾小说选》。这两个小说选，除了三四篇是写于光复初期外，其它的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虚构小说，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党外运动和本土论兴起后，二二八文学创作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更多悲情控诉和族群建构的痕迹。”不同编者所选的作品文本，除了个人偏好外，作者的政治意识和身份认同也是决定作品范围和选本整体风貌的关键。大陆学者李娜在《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一文中，对台湾“二二八”文学从横纵两个方面展开深入论述：一方面是书写者的身份――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亲历事件者或战后出生者，男性或女性乃至大陆人、流亡海外的人；另一方面，则是作品创作时间――事件发生前后、时期、解严前后、九十年代以来。横纵交织论述展现一个立体的“二二八文学”时空，从中探析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与情感，以及半个世纪以来台湾知识者的心灵历程等。

其中，曾健民对光复初期文化研究贡献颇大，曾先生注重史料挖掘，企图以丰富的史料还原历史现场。他主编的《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说、诗、报道、评论》、《文学二二八》编选题材和立场上较为一致，都是希望以感性真实的文学作品带读者回到“二二八”的时空现场。《文学二二八》的作品大多创作于光复初期，是编者翻阅报刊资料从湮没历史中重新出土的，如宋非我的故事诗《蓬莱仙岛》、杨逵的《二二七惨案真因》、梦周的小说《创伤》等等。《文学二二八》不仅包括台湾的作家作品，也有部分是“二二八”事件后回到大陆的作家在五十年代后所创作的。文体类别也更宽泛：小说、诗歌、报道文学、事件评论等。对此，陈映真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经由审美的形式，更加深刻、鲜活地表现了事件的更高层次的真实，有意义地表现了历史和生活的内核，生动地表现了民变的社会心理，从而彻底颠覆了反民族的二二八史论的基本教义。”。《文学二二八》的意义除了审美形式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光复初期的历史和社会心理。通过文学史料的挖掘和再现，回到历史现场，瓦解今日台湾“本土论”者的“二二八”分离主义和族群撕裂的诠释。通过《文学二二八》的阅读，可以看出光复初期的台湾政经腐败、民生凋敝，广大人民与官僚统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所谓的“省籍矛盾”是指少数外省官僚统治者对台湾民众的欺压和优越感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但大部分大陆赴台的人士和台湾人民是处于同等境地的。曾健民在《文学二二八》编者语中如是说：“透过文学的形象重新开启二二八历史的生机，使干枯的悲情升华为爱与希望，让永无宁日的对立化为安详与宽容”，这个愿望“化成本书的编辑方针，就是让事件回到历史现场，让事件当时的作家、作品说话；我们相信当今只有通过阅读、倾听，感受历史的声音才能让历史化成今日盎然的生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充满悲情控诉和族群分野的“二二八小说”相比，光复初期的“二二八”创作，一方面是揭示社会黑暗、统治腐败、官民矛盾等阶级矛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事件中本省与外省同胞的互助友爱。从《新二二八史像》与《文学二二八》可以看出曾健民、横地刚、蓝博洲等左翼人士企图通过感性的文学史料还原二二八的历史真相，探寻光复初期的社会命脉和人物心灵，以弥合与化解今日台湾的族群撕裂和社会仇恨。

除了“二二八”文学的发现外，曾健民、蓝博洲、吕正惠等学者同样注重对光复前后文学的重新整理。曾健民主编的《1945光复新声――台湾光复诗文集》的目的是“还原光复的历史真义”，除了以“光复文学(古典诗词与小说)”再现1945年台湾民众对光复的

欢迎和期盼外，还收录了“台湾的民族意识”、“御用绅士应退场反省”、“精神上的去殖民”等相关主题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台湾人民内部自我反省和自我去殖民。此外，左翼统派学者对历史现场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光复诗文的整理与发现，他们还“出土”了不少被文学史淹没的作家与作品。曾健民、吕正惠几经周折证实了欧坦生不是“蓝明谷”，确认了欧坛生的大陆赴台身份及他的主要创作成绩。朱双一先生也通过实地访谈，找到了光复初期在台湾文坛相当活跃的大陆赴台作家杨梦周先生。“梦周先生”的发现，是朱双一先生对于台湾左翼统派学者“回到光复历史现场”的主张和努力的呼应和声援。他指出：“梦周的意义更在于提示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上，有一批来自闽、粤、浙等地的文学青年，他们活跃于报刊上，以对现实的紧密关注和直接反映，与许寿裳等著名新文学作家重在传播中华文化的活动构成互补。”两岸学者对光复初期作家的重新发现，一方面弥补了文学史的空白，另一方面则通过作家作品纠正当下的意识形态与身份立场主导下的有意“误读”。

此外，朱双一先生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不仅论述了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态势，而且对两岸文学的互动、交流、对接做了细致的比较和阐析。他把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放置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大背景下，发现光复初期两岸文学的“同构化”现象。朱教授通过具体诗文印证民众怀着喜悦和期待迎接光复，并指出1946年初民众情绪已有了很大的逆转。“文学主题由欢呼光复转到批评官僚统治，台湾文学就与大陆文学实现了主题的交集和融汇。”对“困苦和苦闷”的“共感”中，台湾文学迅速走向与大陆文学的“同构”，即：虽在右倾、反动的的统治下，却是左翼的、进步的现实主义文艺占据文坛主流的位置。左翼文学在台湾占据文坛主流，笔者认为除了日据时期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台湾现实困境外，也与光复初期许寿裳、李何林等大陆左翼作家大批赴台以及鲁迅思想在台湾的传播、接受不无关系。

二、文化重建与“鲁迅”接受

1945年，当局接管台湾，为了去除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遗毒，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去殖民化”、“再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在此过程中鲁迅思想得以在台湾广泛传播。黄英哲先生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湾为文化重建(1945-1947)》和曾健民先生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对此有较为系统的论述。徐秀慧的博士论文《战后初期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文学思潮的考察(1945―1949)》则主要从义学的角度看待战后文化场域。

黄英哲教授以翔实的资料论述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党部与台湾本地文化人对于文化重建的不同看法，官方和民间都希望去除日本殖民影响，增强中国民族意识。受陈仪邀请和委托，赴台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是主持台湾文化重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工作的具体执行者，他希望通过传播鲁迅思想，在台湾掀起一个新的“”以肃清日本殖民影响，强化民族意识。台湾省党部强调三民主义是战后台湾最需要注入的新精神，扬言要“党化新台湾”。台湾本地文化人受到鲁迅精神的鼓舞，养成了批评执政者的精神，并强烈反对将日本化等同为奴隶化的论调，抗议“台人奴化论”。有趣的是，许寿裳在台湾宣传为当局所忌惮的鲁迅思想，得到陈仪的默许，而鲁迅战斗精神又启发了知识界对现实的批判，以致揭露陈仪当局的黑暗。曾健民的《台湾一九四六・动荡的曙光》隐含着对“本土论”及“”思想的批判，以“去殖民”与“中国化”为主轴对战后初期台湾社会进行详尽分析。一九四六年的台湾利社会如何从殖民地社会转换为民族社会?如何从一个日本的殖民地复归为中国的一省?在这样大的历史格局中，有“去殖民”的问题，……也有教育、语言、历史的“民族化”问题。然而，“去殖民”的反面，就是“中同化”；当时，刚从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的中同仍带有浓厚的半封建残余，、贪污舞弊横行。曾健民先生指出台湾的“中国化”内含着“恶性的中国化”与“良性的中国化”，进步中却又带着矛盾。

当局对台湾文化重建主要是否定日本教育，肃清其影响；为了尽快地“去殖民”，光复一周年后开始禁用日语。禁用日语的文化政策与“中国化”的急迫心理有密切关系，但却给俞湾知识界造成不便。黄英哲认为：台湾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反思之后，对“奴化”这个词汇反应非常激烈，努力将“奴化”问题超越“日本化”的是与非，从“世界化”的方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摸索着战后台湾文化的出路。针对“奴化”论训，台湾民众也奋起反驳，认为日本语只是一种工具，是“世界化”，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对此，曾健民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个“世界化”，是指日本殖民统治期所达到的殖民地形态的现代化，在台湾复归祖国后仍要予以保留和发展。它与前面提到过的陈仪、宋斐如、黎烈文、许寿裳等人，对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看法无甚大差异，也与黄得时在《谈台湾文化的前途》座谈会上，主张今后应走“中国化”与“世界化”的说法，是大同小异的。

如何评价光复初期行政长官公署推行文化重建的效果，黄英哲与曾健民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黄英哲持保留态度，他指出“行政长官公署一年多的文化重建政策执行的结果，台湾本地知识分子对‘中国化’相当有意见，而且台湾与大陆之间不但没有缩短距离，反而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对此，曾健民先生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即使‘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许多严重的恶性阻象(恶性的中国化等等)，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台湾光复初期，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进步人士或保守人士，从来就没有人质疑过‘中同化’的必须性、必然性和进步性。”曾健民对光复初期的“中国化”显然是肯定的，他认为当时台湾各界人士对“中国化”都是满怀信任和支持的。同时，曾健民指出光复初期“中国化”有着多重意义：“祖国化”与“民族化”是其重要内涵，是相对殖民统治的“日本化”而言的。而当今民族分离主义者所谓的“中同化”不但完全没有“祖国化”的意涵，甚至被歪曲成为“殖民化”，台湾光复被认为是“再殖民”阶段。曾健民先生厘清“中国化”一词的历史意涵，以驳斥今天分离主义者的荒谬。同一词语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的辨析，有助于同到历史现场，有助于真相的把握。如果没有当局的腐败统治，没有受内战牵连的台湾物价飞涨等经济问题，“中国化”的文化重建会是怎样的面目?

黄英哲对光复初期文化研究的另一贡献是：梳理论述了鲁迅思想与台湾战后文化重建的关系，在许寿裳、黄荣灿以及本省文化人杨云萍、杨逵、龙瑛宗等人努力推介下台湾形成“第二次鲁迅风潮”。当时，三种力量纠葛：首先，许寿裳在长官公署的默许下，在台湾传播和介绍鲁迅思想希望引起一个“新的”以达到文化重建的目的。其次，国民

党领导的台湾执行委员会的文化政策与许寿裳的台湾文化重建构想上的矛盾与冲突，一批激烈批评鲁迅先生和许寿裳先生的文章刊登在党部系统的刊物上。1948年许寿裳被害，此后鲁迅传播风潮被抑制，左翼文人或多或少受到当局迫害。其三，是台湾文化人吸收了鲁迅作品的“社会性”、“政治性”、“战斗性”，获得启发，借鲁迅思想、精神表达对当局和治理无能的不满。黄英哲对鲁迅思想与光复初期台湾文化重建的论述相当全面，指出台湾文化再构筑与鲁迅思想的传播密不可分，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范畴。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鲁迅风潮”基本消退。当局退台后对左翼文学全面禁绝，除了苏雪林等反鲁文人的作品，鲁迅思想的传播处于冷冻状态。因此，如果说光复初期的“鲁迅风潮”使中同新文学的优秀作品在台湾被传承与接受，则“第二次鲁迅思潮”就如同潜流，对台湾文化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三、光复初期文学论争的再诠释

光复初期台湾文学论争主要是指在1947―1949年《新生报》“桥”副刊上省内外作家对于台湾文学的性质、定位以及两岸作家如何团结合作等方面进行的争论。台湾相关研究有陈映真、曾健民等编《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陈建忠《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大陆则有朱双一先生的《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以及江苏大学2000年主办“俞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学术研讨会的与会文章。

陈映真、曾健民等编的《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训：被“本土论”者所独占和隐藏的光复初期论战史料得以重新面世。陈映真写道：“欧阳明首先提出的这个台湾义学与大陆义学问相互紧密联系的论题，在整个论争结束前，受到论者几乎众口一辞的支持和强调而殆无异说。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力言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殊途分立之说，大相径庭。考虑到当时是四七年三月屠杀之后，这种文学上坚强的民族理解与民族团结，发人深思。”@对此，朱双一先生有相似的看法，他强调“论争者们不仅从台湾已回归祖国的‘现实’，得出台湾即为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文学也必然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论断，而且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加以检视，证明即使在严苛的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文学也仍与祖国文学保持无法割断的紧密渊源关系，它们相似的处境和共同战斗目标更使它们具有紧密的关联性，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证明。”

同样是研究1947―1949年“桥”副刊上的争论，台湾学者陈建忠的《被诅咒的文学：战后初期(1945―1949)台湾文学论集》有着与陈映真先生颇为相异的看法。首先，陈建忠在《导论》中写道台湾“被光复”，“被光复”暗示了作者的身份立场和发言位置，“光复”是被动的、不情愿的。他始终强调台湾的客置，认为台湾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一如书的题目“被诅咒的”。因此，该书对“桥”副刊上的论议，相比论争本身的分析阐释，更为注意论争者的身份，更强调论争中的文学场域与权力关系，过分夸大本省与外省文化工作者的差异。其次，他认为外省文化人掌握主要文化媒介，对台湾文化重建的建议是“指导性”的“建议”，认为台湾本省文化人处于劣势，与外省文化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差异。陈建忠因“桥”副刊的主编是外省人歌雷，得出大陆赴台文化工作者掌握了主要的媒介和话语权，对台湾文化重建进行居高临下的“指导性”建议的结论。他着重强调省籍区分，有意无意忽视光复初期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和两岸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但是，化约历史资料，只选取与自身理论建构相关的部分进行论述，其论述过程和细节部分则难以自圆其说。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

 

在实数范围内分解因式的常用方法有好多种初中数学论文初中数学论文，其中十字相乘法是常用的方法之一。但对于有些多项式直接应用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本文给出了通过变形而转化为直接应用这种方法的几类多项式。

一、可化为二次三项式的多项式

可化为二次三项式的多项式用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比其他方法有规律，所以简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举例说明如下：

例1、把多项式a2x3+a(2a+1)x2+a(a+2)x+a+1分 解因式。

这是含有两个字母的高次多项式初中数学论文初中数学论文，由观察知，该多项式具有可化为关于a的二次三项式的特点初中数学论文初中数学论文，故重新组合后用此法分解。

解：a2x3+a(2a+1)x2+a(a+2)x+a+1

化为关于a的二次三项式 (x3+2x2+x)a2+(x2+2x+1)a+1

=x(x+1)2a2+(x+1)2a+1

x(x+1) 1

x+11

=[x(x+1)a+1][(x+1)a+1]

=(ax2+ax+1)(ax+a+1).

例2、把多项式ab(a-b)+bc(b-c)+ca(c-a)分解因式。

这是轮换对称多项式，乘开后可化为关于a或b或c的二次三项式。用十字相乘法分解因式就避免了用其他方法分解的繁难。

解:ab(a-b)+bc(b-c)+ca(c-a)

化为关于c的 二次三项式 (a-b)c2-(a2-b2)c+ab(a-b)

=(a-b)[c2-(a+b)c+ab]

=(a-b)(c-a)(c-b).

例3 把多项式 (x+y)(x+2y)(x+3y)(x+4y)-3y4分解因式

将该式化为关于多项式x2+5xy+4y2 的二次三项式初中数学论文初中数学论文，分解更为简便.

解：(x+y)(x+2y)(x+3y)(x+4y)-3y4

=(x2+5xy+4y2)2+2y2(x2+5xy+4y2)-3y4

=[( x2+5xy+4y2)+ 3y2][(x2+5xy+4y2)-y2]

=(x2+5xy+7y2) (x2+5xy+3y2).

例4 把多项式a4+b4+c4+2a2b2++2b2c2+2c2a2分解因式。

解: a4+b4+c4+2a2b2++2b2c2+2c2a2

化为关于a2的二次三项式a4+2(b2+c2)a2+(b4+2b2c2+c4)

=a4+2(b2+c2)a2+(b2+c2)2

=(a2+b2+c2)2

本例说明某些齐次式也可用这种方法分解因式。

二、二元二次多项式（注）（三元二次齐次式）

二元二次多项式ax2+bxy+cy2+dx+ey+f在实数范围内若能分解因式，则可分解为a1x+b1y+c1与a2x+b2y+c2的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由待定系数法得a=a1a2, c=b1b2,f=c1c2, b=a1b2+a2b1,d=a1c2+a2c1, e=b1c2+b2c1.于是初中数学论文初中数学论文，由十字相乘法得

二次项ax2+bxy+cy2=(a1x+b1y)(a2x+b2y).

关于x的二次三项式ax2+dx+f=(a1x+c1)(a2x+c2)

关于y的二次三项式cy2+ey+f=(b1y+c1)(b2y+c2)

上述三式的因式分解可以表述成

a1b1 c1

a2 b2c2

由此，一个二元二次多项式如果系数间有上述关系，可用此法分解因式。

例1、把 2x2-7xy-22y2-5x+35y-3分解因式。

解： 2x2-7xy-22y2-5x+35y-3

2 -111

12-3

=(2x-11y+1)(x+2y-3).

三元二次齐次式中，如果将第三个元看成常（系）数，也可用上述方法分解因式。

例2、把 2x2-3xy-5y2-11xz+31yz-6z2分解因式。

解：2x2-3xy-5y2-11xz+31yz-6z2

2-5z

1 1-6z

=(2x-5y+z)(x+y-6z).

[注] 二元二次多项式的因式分解也可以用一中讲的方法去做。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4篇

传统的语文教学方法过于单一而没有变化性，很容易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失去学习的动力与兴趣。语文作为我国教育中的"三大主科"之一，对学生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今后的初中语文教学，应对固有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进一步开展革新，同时应找到其中的关键问题，专注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压制问题。语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偏向于主观上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师生沟通，减少意见上的冲突。

一、初中语文多元化教学的概念及重要性

1、初中语文多元化教学的概念

多元化教学指的是，教师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从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教学。初中语文学科包含的内容较多，同小学语文相比，初中语文教学已经脱离了单纯的读和写，在教学内容上已经有了拓展。另外，初中语文包含的知识面较为宽广，比较侧重培养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情感素养，因此在新课改背景下，应该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进行语文教学。

2、初中语文多元化教学的重要性

初中语文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多元化教学是一种多元思维教学方法，教师通过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活跃学生的思维，加深学生的思维深度。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多元化思维人才产生了大量需求。因此，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语文成绩和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初中语文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制定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能力，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除了让学生掌握这些必要的语文知识外，教师还应该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想象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素养。因而，制定语文多元化教学方法，要注重将语文教学中可能涉及到的要素都考虑其中。例如，在理解课文时，教师可以首先分析课文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文章的主旨，然后让学生理解课文。在此环节中，教师要从多元化角度帮助学生理解课文，而在写作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分析写作题目，让学生养成多元化思维模式，帮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

三、初中语文多元化教学方式的实施

1、保护学生们高涨的学习情绪

对于初中学生而言，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态度对学习效果具有较大的影响，教师应通过多元化的手段来保护学生们高涨的学习情绪，促使学生主动的去学习，提高成绩、巩固语文能力。结合以往的教学经验和当下的教学标准，保护学生们高涨的学习情绪，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第一，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聆听学生的思维和观点。现阶段的部分语文教师，总是将自己作为课堂的主体，并没有与学生开展广泛的交流，将自己的思维凌驾于学生的思维之上，未得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日后，只有聆听学生的声音，才能更好的保持高涨的学习情绪，便于开展各种教学工作。第二，在写作等课程中，应脱离课堂的束缚。如果条件允许，可带领学生前往周边山林去写作，帮助学生增强个人的体验，使其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更好的感悟，以此来写出更好的作品，提高写作能力。

2、分组组织辩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辩论的教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从课程上来分析，辩论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并且在口才上也会有较大的进步。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主张对学生实施分组组织辩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一，为学生设定多元化的辩论题目，不要是总是集中在课本上的一些问题，应放眼世界和社会，积极的辩论与学生有关的问题，让学生时刻拥有较高的学习情绪。第二，分组组织辩论过程中，应良好的划分两组学生的实力，避免造成过于悬殊的情况。初中学生对辩论的要求，更多的是一种刺激的感受和激愤的心理，教师应在辩论中，不断的帮助学生认清客观事实，并且减少个人的主观臆断，实现教学水平的提升。第三，辩论的结果很重要，初中学生非常注重结果，教师必须保证公平的裁断，这样才能促使学生不断的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提升途径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1-0128-01

引言：当前，初中语文教育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以素质教育为代表的综合性教育在全国上下风风火火地推进，但另一方面初中语文教育也面对着巨大的升学压力，不得不围绕着中考的指挥棒，不断调整课堂组织，以适应中考升学的需要。如何在保障课堂教学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初中语文的教学视野，提高学生的综合学习效果与能力成为众多语文专家与学者共同研究的课题。虽然研究方式不同，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一个共识：必须不断提高初中语文教学的课堂高效水平。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展开研究。

1.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概念

什么是"高效课堂"？在本人看来"高效课堂"是相对于"低效"、"无效"课堂而言，主要是指学生在初中语文教学课堂中达到的学习效果最大化。其衡量标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量的方面，它是指语文教师与其学生在教学课堂中，达到发费时间与精力的最小化，又能使教学与学习内容最大化；另外，还包括质的方面，指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真正理解课堂所教，并真正掌握、灵活应用相关知识。"高效课堂"有两个高效主体：教师与学生；"高效课堂"有两个高效过程：高效教学过程及高效学习过程。

2.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情况抽样调查

当前，初中语文"高效课堂"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主要采取抽样调查分析法，以本人所教晋江市**中学的初二（2）班和初二（3）班为抽样调查对象，进行分析。

2.1调查对象。本人所教的初二（2）班：男生23人，女生29人 ；初二（3）班：男生31人，女生 21人 。

图1 所教晋江市**中学的初二（2）班和初二（3）班男女生比例构成图

2.2调查方法。采用《晋江市**中学初中语文"高效课堂"相关问题调查问卷》对本人所教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归纳分析出晋江市**中学初中语文"高效课堂"存在的突出问题，追溯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并探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为晋江市**中学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4份，收回104份，有效问卷98份。

3.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存在问题调查分析

根据调查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当前初中语文"高效课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教师不能准确定位。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设置了一个问题："你是否每节课都清楚地知道老师即将开始教学的主要内容与相关重点"，根据问卷分析，还有23%左右的同学对教师的教学内容与重点不是十分明确，由此可以得出，即使已经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本人在教学中的教学定位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其存在原因分析：首先，还不能完全树立学生是初中语文课堂主体的意识，过分注重教师的传授；其次是教师在课堂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再次，教师的知识构成与综合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通过这次问卷调查，本人深刻意识到自己身上还存在的问题，并正逐步采取措施有效解决相关问题。

3.2学生学习无目的性。"高效课堂"必须是学习目的十分确定的课堂组织形式，它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十分明确课堂教学的内容与重点。在课堂前，进行充分的预习并提出自己对课文相关内容的理解，其中不理解的部分留待课堂中通过教师教学或者课后提问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通过该问卷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在有效的98份问卷中，有34份问卷调查显示学生不能准确把握学习内容与重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高效课堂"中，教师应当注重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引导，以提高其学习效率。如在《愚公移山》的教学中，重点是要让学生体会愚公的意志与品质，在《孔乙己》的教学中，重点是要让学生体会封建体制的毒害作用等。

3.3忽视以课本为"本"。"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在初中语文教学中，要强调以课本为本。在此次的问卷调查中设置了一个有针对性的问题："你在课后自己去通读课本的次数是？"，有14%的同学选择0次，23%选择1次，26%的人选择2次，19%的人选择3次，11%的人选择4次，7%的同学选择5次以上，说明学生"以本为本"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高。因为，我们的语文教科书是通过科学的筛选、比较、论证得来的，其可读性要大于其他教材或读物。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2所教学生自主通读课本比例构成图

4.初中语文"高效课堂"教学提升的具体途径

针对以上具体问题，应当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促进初中语文课堂的高效化，具体如下：

4.1明确教师"高效课堂"教学定位。首先，必须准确定位教师在初中语文"高效课堂"中的定位，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主体定位，着重对其进行重点引导，更多地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比如在教授《荷塘月色》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课堂组织的高效化。一是学生自读课文，让其自己对文章有个大概的认识；二是重点标注，对于一些自己认为的重点与难点应该做上记号；三是引导学生谈论交流；最后是教师进行有技巧地点播。这样可以最大程度上提高学习的自主性，并大大提高学习效果。

4.2突出"高效课堂"教学重点。既要注重课本的学习，又要有所侧重。学习不能一刀切，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能够在整体上对课本有个重要的了解，又要明确文章的重点与难点，做到有的放矢。比如说，在记述文的阅读时，要明确叙述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在具体事件中要清楚事件的具体原因、发展及其结果。议论文要突出论点、论据及具体论证过程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教学与学习的效率。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初二英语分层教学实验

 

在初中阶段的英语教学中，初一年级学生开始学英语时热情高，成绩普遍较好，但时隔不久一些学生就落后掉队，不及格者、放弃不学者越来越多。这种两极分化现象一般在初一第二学期开始出现,以后越来越严重。初二年级的分化现象往往十分突出，直接影响着学生在整个中学阶段的英语成绩。

（总人数：56人）

 

 

 

优秀

及格

低分

初一上学期期末

48

53

2

初一下学期期末

26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党的十五大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本文拟就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行探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以往发生的失误，制定的有些方针政策所以不符合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阶段认识还不清楚，不明确。诸如“一大二公”、“急于求成”、“大干快上”、“急于过渡”等等，都与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有密切联系。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所以成功卿 F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全党同志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客观实际，有了清醒的、科学的和坚定的认识。正是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来确立和确定同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成果，才有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因此，正确认识党的十五大对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党的十五大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初级阶段的理论呢?

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不成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它除了具有一般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总结十三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概括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论述:①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总的概括;②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③这个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④这个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⑤这个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⑥这个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⑦这个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⑧这个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⑨这个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上述九条系统、全面地概括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科学描绘了它的整个历史进程，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努力的奋斗目标;使人们懂得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九个方面的概括，与十三大的概括相比，不仅更具有科学性，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的概括方面，目的性更明确;把“商品经济”改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等，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十三大五个方面的概括增加到十五大的九个方面概括。

三、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概括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几十年实践中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特别是近二一i一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为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并明确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①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③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④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一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匕，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①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③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本形成能力，发展特点，中学生。　分类号G442

1　问题提出

优劣写作者的差别在于写作者怎样使用写作的成分和过程，学生写作能力包括文本合成技能和主题发展技能。前苏联学者提出，写作能力包括审题、表现中心思想、搜集材料、系统地整理材料、修改文章、语言表达和选择文章体裁等7种基本能力。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想法的产生、故事构思与组织是影响写作的重要因素。

我国研究者将构成儿童作文的能力综合为6个方面，即审题立意、选材、确定详略、组织材料、语言表达和应用修辞手法，随后的两项对高中生写作能力的研究认为，高中生写作能力结构由驾驭语言、确立中心、布局谋篇、叙述事实和择用方法的能力构成，以及由立意、布局、体裁、表达、词汇量和造句等方面构成。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提出㈣，小学生写作能力包括审题、立意、选材、组材、言语表达和修改6个方面，并进行了发展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三到四年级和五到六年级发展迅速，四年级为关键期。

国内外对写作的具体执行过程方面，即文本形成能力十分重视，主要集中于审题、立意、选材、组材和基本表达等各维度。但是，目前中学阶段这方面较为完整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发展特点方面的研究尚未见到；同时，以往研究表明，上述被看作影响写作的重要能力，在小学六年级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而实际情况是。写作成绩在整个中学阶段仍在明显提高。因此对中学阶段文本形成能力的发展特点予以探索和分析，显得愈加必要。

鉴于此，本研究以中学6个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项选择、排序和判断并说明理由的测验方法，考察和分析探讨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的发展特点。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从洛阳市一所录取分数处于中等水平的市区普通中学，抽取初一到高三6个年级816名学生作为被试。研究结束后，除去未在问卷上做任何回答的被试15名，有效被试801名。被试基本特征见表1。

参考周泓等人、林崇德、黄仁发、吴昌顺有关写作能力的研究，自编《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测验》。问卷设3类题：多项选择题12项，分别测查审题、立意和选材能力；排序题4项，测查组材能力；判断并说明理由题3项，测查基本表达能力。根据中学写作特点，测题编制考虑到如下方面：审题的条件数量，立意的具体事物与抽象观念，选材的记叙文与议论文，组材的时空顺序与意义逻辑关系，基本表达的准确简明、连贯得体和生动变化。统计结果表明：被试得分呈正态分布；各项任务的难度分布合理，平均p值为0.57；各项任务的区分度好(p

测验计分标准如下。多项选择题：2对无错4分，2对1错3分，1对无错2分，1对1错或1对2错1分，全选或未选O分；排序题：顺序全对4分，连对3项3分，连对2项2分，1项及以上位置正确1分，全错或不答0分：判断并说明理由题：每选对或答对1项1分，全错或未选答0分。

2.3　施测

2.3.1　预测

从郑州市一所普通初中一、二、三年级抽取语文成绩好、中、差共36名学生进行预测。预测后，针对指导语理解困难、任务要求难易等方面。对测题予以修订。

2.3.2　正式测验

主试选自被测学校平时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测试前在指导语、测试要求方面对主试培训。使用下午一节自习课时间对所有被试同时施测。测试开始时先由主试读指导语。然后学生答题。学生完成答题时。由主试核查测验基本项目部分。答题不限时。

2.4　数据处理

问卷回收后，由发展心理学博士研究生按照评分标准计分，然后将数据录入计算机，使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对文本形成能力整体和不同维度的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

3.1　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的总体发展特点

各年级文本形成能力总分的描述统计结果和发展趋势见表3和图1。

表4显示，文本形成能力总分年级主效应极为显著，性别主效应极为显著，女生优于男生。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初一、初二与初三及以上各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文本形成能力总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二、初一、初三、高二、高一和高三。这表明。初三年级是中学生文本形成能力发展的关键期。而在其前后发展平缓。

为了解不同年级学生发展水平的具体情况，我们分析了不同年级得分的分布情况，得分被分成4个等级：0分－0.99分，1分－1.99分，2分－2.99分，3分－4分，结果见表5。

表5显示，初二学生文本形成能力2分以上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初三超过第三四分点，接近80％，高中阶段2分以上学生的比例稳步增长，但3分以上的学生较少。这表明，初三年级文本形成能力达到了基本水平，之后逐步提高，但高三达到完全成熟水平的学生仍较少。

3.2　5种文本形成能力的发展特点

5种文本形成能力随年级变化的情况见图2。

图2显示，总体来看5种文本形成能力的起点基本在同一水平，初二以后逐步分化。初三以后向上发展的趋势基本消失；5种文本形成能力均在中等偏上的得分区间波动，没有出现大的起伏。

为探查不同文本形成能力随年级和性别变化的情况，我们分别以每种文本形成能力的得分为因变量，以年级、性别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3.2.1　审题能力的变化特点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主效应显著，F(5，800)=2.953，p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单一条件下。初一、初二与初三及以上各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一、初二、初三、高三、高一和高二：在复杂条件下，年级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看到。在单一条件下审题能力的发展主要在初二到初三年级。而复杂条件下审题能力没有显著发

展。另外，单一条件下与复杂条件下的平均得分之间差异极为显著(t=16.377，p

3.2.2　立意能力的变化特点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主效应十分显著，F(5,800)=3.623，p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针对具体事物情况下，初一、初二与初三及以上各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一、初二、高二、初三、高三和高一；在针对思想观念情况下，初二、初三与高二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结果为：初三、初二、初一、高一、高三和高二。可以看到，在针对具体事务情况下，立意能力在初二到初三年级显著发展。而在针对思想观念情况下，发展则相对较晚，较不稳定。另外，针对具体事物与针对思想观念情况的平均得分之间差异极为显著(t=8.358，p

3.2.3　选材能力的变化特点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主效应极为显著，F(5,800)=7.035，p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记叙文情况下，初二和高三之间、高一和高三之间差异显著，随年级增高呈曲折向上发展趋势，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二、高一、初一、初三、高二和高三；在议论文情况下，初一、初二与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高一与高二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三年级显著上升，初三以后呈曲折发展，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一、初二、高二、高三、初三和高一。另外，记叙文与议论文两种情况之间在平均得分、初一起点和高三最终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均极为显著(t=5.540，p

3.2.4　组材能力的变化特点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主效应极为显著，F(5,800)=14.590，p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时空顺序情况下。初一、初二与初三及以上各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三年级是显著上升的年级，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二、初一、初三、高一、高二和高三：在意义逻辑关系情况下，初一、初二年级与其它各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三与除高一以外各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三年级是发展迅速的年级，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和高三。另外，时空顺序与意义逻辑关系两种情况之间在平均得分、初一起点和高三的最终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均极为显著(t=15.13，p

3.2.5　基本表达能力的变化特点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年级主效应极为显著。F(5,800)=14.018，p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在准确简明方面，年级间没有显著差异；在连贯得体方面，初一、初二年级与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三、高一年级与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得分由低到高按年级顺序排列；在生动变化方面，初二与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一年级与除初三年级以外的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初三年级与除初二以外的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高二年级与除初三、高一以外的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高一年级与除高二、高三以外的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高三年级与除高一以外的其它年级之间差异显著，得分由低到高的年级排序为：初二、初一、初三、高二、高一和高三。可以看到，准确简明没有明显发展：连贯得体随年级增长而发展，初三年级是显著发展年级；而生动变化则呈曲折向上发展。另外，3个方面在高三年级发展水平上差异极为显著，F(2,314)=22.072，p

4　讨论

根据上述结果，就文本形成能力整体发展特点和不同维度不同侧面的发展特点作如下讨论。

4.1　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的整体变化特点

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初中发展明显，高中比较平缓。年级间的比较结果显示，只有初二与初三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其主要发展阶段在初中，初三年级是发展的关键期。一般智力理论认为，个体在16岁左右达到智力成熟，而初三年级学生的年龄一般在15岁左右，两者基本同步。

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的发展水平，可以从各年级得分的分布方面获得较为清晰的概貌。初一和初二年级文本形成能力的得分达到2分以上学生的人数比例在50％－60％左右。初三年级开始超越第三四分点(79.6％)，高一以后逐步提高(高一为82.0％，高二为84.5％，高三为86.7％)。因此，我们认为，初三年级是文本形成能力基本形成的年级。由于文本形成能力是写作的基本能力，因此初三年级也应是中学生写作能力基本形成的年级。

关于上述情况，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分析。第一，写作文本形成能力是程序性操作能力，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形成文本的操作问题，其基本水平的操作对智力水平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不需要过于复杂的分析综合过程，经过训练较为容易达到。第二，学生在文本形成能力方面所接受的教育从小学开始，经过较长时期的不断要求和训练。形成了较好的文本形成能力基础。从我国教学大纲对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提出的相应要求(2000)和文本形成能力的特点看，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的发展和形成，受到了学校教育长期而直接的影响。第三，研究结果显示，初中阶段文本形成能力的起点较高，而且以后的发展幅度也不是很大，这说明中学阶段前半期是文本形成能力基本形成的时期。我国的研究结果表明㈣，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审题、立意、选材、组材和基本表达能力已经发展到相对较好的水平。从中小学生写作能力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支持了上述分析。

另一方面，尽管整体上中学生的文本形成能力

随年级不断提高，但是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得分没有达到基本水平，即存在个体差异。我们分析，其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学生对文本形成知识的理解存在困难。或者是针对性训练较为缺乏。另外，初中生得分比高中生得分的离散程度要大，这反映出初中阶段个体发展不平衡的一面。研究结果还显示，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存在性别差异，整体看女生由于男生，这种情况可能与学科特点有关。

同时。尽管中学生的文本形成能力整体上达到了基本水平，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这提示人们。中学生文本形成能力可能受到某些方面因素的制约。

4.2　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不同维度不同侧面的变化特点

文本形成能力不同维度的发展基本一致，高中阶段基本不再发展或发展缓慢。但是，不同维度的发展在其所涉及的不同方面，却表现出较大差异。

在审题能力方面，中学生在单一条件下发展显著，具体表现在初二年级到初三年级之间，而在复杂条件下年级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单一条件和复杂条件情况下的平均得分差异极为显著，前者优于后者。这说明，在中学阶段，审题能力发展的年级差异来自于单一条件的审题发展，而审题能力整体水平的制约因素来自于审题所需考虑的条件数量。这表明，中学生审题对于条件数量极为敏感，当遇到看似简单而又条件较多的情况时，会因为需要加工的因素的增加而面临困难。也就是说，审题能力受到认知加工容量的制约。

在立意能力方面，中学生在描述具体事物的情况下发展起点较高，而在阐述思想观念方面发展起点较低，前者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后者，即前者的发展明显早于、优于后者。这种情况反映了学生阐释、分析事物深度的差别，其本质是概括能力的差别。因此可以说，立意能力的发展受到概括水平的制约。

在选材能力方面，中学生在记叙文和议论文两种情况下，在平均分、初一起点和高三的最终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均极为显著。本文认为，这种差异，受到学习内容和智力发展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小学、初中作文教学以记叙文为主，记叙文的发展较为充分；高中阶段要求各种文体同时学习，又以议论文为主。因此议论文的发展较快；另一方面，记叙文与具体形象思维和经验型抽象逻辑思维的关系较为密切，而议论文与抽象逻辑思维，特别是理论型抽象逻辑思维的关系较为密切。个体抽象逻辑思维发展较晚。对议论文的选材形成了制约。

在组材能力方面，在时空顺序和意义逻辑关系两个方面，其发展趋势极为相似，但是在平均分、初一起点和高三的最终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均极为显著。时间空间方面所对应的题目与学生生活的联系较为密切，也较为具体，而逻辑关系所对应的题目内容则更为抽象。因此认为，中学生组材能力的发展受到抽象思维能力的制约。以往研究表明，我国中学生演绎推理能力的发展较为平缓，平均得分仅为4.99分(满分10分)，这支持了上述分析。

在基本表达能力方面，连贯得体、生动变化与准确简明之间在最终发展水平上差异显著，前者优于后者，本文分析这可能与3个方面在要求和训练上的差别有关。准确简明对应于文字的恰当与精炼。是较高的写作要求标准，在中学阶段较难持续顾及并达到较好水平。

综上，文本形成能力在初三年级基本形成，但仍存在发展空间。基本水平的写作执行程序不以较高水平的分析综合能力为必需条件，而较高水平的文本形成能力则依赖于相应的心理发展水平。文本形成能力的发展在较低水平上更多地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在较高水平上主要受到认知加工的容量、概括水平和抽象逻辑思维水平等心理因素的制约。

5　结论

根据研究结果，研究获得如下结论：

(1)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起点较高，初三年级是基本形成的关键期：

(2)中学生写作文本形成能力在高中阶段发展平缓：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9篇

 

在西方英语国家学术界，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大致有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二者。尽管二者间的交流既多且频，甚至主要人物也跨越大西洋而在英美两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如英国学者诺曼· 布莱逊（norman bryson），但二者却有一些区别。就方法论而言，二者大同小异，基本上都借用了二十世纪的欧美哲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美术史研究方法和美术批评方法，并采纳了当代影视理论、传播学理论和大众传媒的方法。但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方面，二者却同中有异。其异在于，英国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了视觉艺术，例如绘画。相对而言，美国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则跨出了视觉艺术的界线，主要研究美术之外的图像及其功用，例如新闻媒体和商业广告所使用的图像。

    美国学派的代表学者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歇尔（w.j. thomas mitchell，1942-），他任教于该校英文系和美术史系，并任著名学术期刊《批评探索》的主编。米歇尔的学术专长在于比较文学和美术史论，他对二十世纪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比较了解，并站在当代学术前沿，引领美国视觉文化研究的方向。米歇尔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其“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概念，甚至成为国内文化商业界一些从业人员鼓吹文盲式“读图时代”的理论根据。米歇尔著述甚丰，涉及视觉文化之图像理论的主要有三部，《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1986）、《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1994）和《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从美国九一一到伊拉克虐囚》（cloning terror: the war of images, 9-11 to abu ghraib），其中《图像理论》有中文译本，由陈永国、胡文征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

2008年1月，米歇尔应邀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康科迪亚大学美术学院讲学，介绍他的图像学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研讨视觉文化与当代图像学。其间，笔者有机会向米歇尔请教诸多问题，尤其是与笔者正写作的专著《视觉文化传播》相关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概念。

    在涉及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时，笔者专门向米歇尔求证其观点：您主张的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不包括视觉艺术，诸如美术或绘画？米歇尔的答复非常明确：不包括。作为视觉文化研究之美国学派的领军人物，米歇尔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对潘诺夫斯基的传统图像学进行了挑战，并以“图像转向”为号召，主张超越绘画和视觉艺术，使图像研究成为后现代以来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弃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专业术语iconology，转而使用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常词汇picture（图画），以示自己的大众文化研究与前者的精英文化研究相区别。

要之，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美国学派，是指以米歇尔为代表的学者，他们主张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去研究非艺术的图像，而不再局限于美术的角度和作为艺术作品的图像。本文作者赞同超越美术领域去探讨美术，也认为美术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大师及经典作品。但是，笔者不认可美术研究同视觉文化研究相对立的观点，不认为二者相互排斥。相反，笔者认为，美术研究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是，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了美术研究，并为美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美术的视角，这使研究者有可能从其它视角去发掘美术的更广、更深的意义，及其可能被美术研究所忽略的潜在价值。

 

 

    二    三种图像

 

虽然笔者不能全盘接受米歇尔关于视觉文化之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褊狭主张，但这并不妨碍笔者向他进一步请教相关问题：美术史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有何区别？米歇尔回答说，美术研究和美术史研究，是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来看待，即研究“艺术的图像”（artistic image），正如文学研究之于语言，是探讨怎样艺术地使用语言。相反，视觉文化研究关注的是“非艺术的图像”（non-artistic image），也即世俗的图像（vernacular image），尤如语言研究中对日常用语及其使用方法的关注。

    在这样的意义上讲，所谓“图像转向”就不符合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为“读图时代”的视觉狂欢而寻找舶来理论的初衷。就这个问题，笔者特意向米歇尔求证：您说“图像转向”，是否意味着语言文字的表意功能被图像取代了，是否意味着语言文字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不重要了？米歇尔的回答十分清楚：绝不是这样。他说，语言文字自有其价值，不可能被视觉图像所取代。今天，所谓图像转向，是说图像研究超越了美术研究的疆界，而进入了摄影、电视等新的大众传播领域。这个观点，正是米歇尔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的理论前提。

    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涉及三个“图像”术语，颇能说明“图像转向”及美国学派之视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新对象。第一个是潘诺夫斯基采用的图像学术语iconology，源出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肖似”一词，后来指基督教的图像，自19世纪初则被东正教用来指称圣像。潘诺夫斯基将这个词发展为专业术语，用于他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宗教艺术的阐释。第二个术语picture以其通俗化和大众化而具有后现代主义之平民文化色彩，不仅是对潘诺夫斯基之专业术语的颠覆，也是对其图像学基本概念的颠覆。然而，在米歇尔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中，他又使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术语image。于是，笔者向米歇尔请教：在当代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中，image与picture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异同？

    米歇尔用形象的语言来解释这个问题：一个picture就象一张画片，你可以用电脑软件来修改它，也可以把它撕毁，但画片上的原初图像却无法被改变或毁掉，这原初图像就是image，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地方，例如，它以数码方式存在和传播。于是笔者问：这是不是说，picture指图像的物理（physical）存在，而image则是原初图像本身，超越了物理的存在，而隐身于变形的picture中？米歇尔回答说是这样，并进一步解释道：作为原初图像的image不能被人为地任意扭曲，而被扭曲的只能是picture。经过人为扭曲后的图像，已经不再是最早那个未被扭曲的原初图像，而是一个具有实际用途的picture，例如商业或宣传用途。然而，在这被扭曲的picture中，却以基因密码的方式保存着原初image的信息。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关注image怎样变成了picture，关注image所携带的信息，以及image经过了加工或人为的扭曲而成为picture后，这picture所具有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功能。

    米歇尔的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便是对这一理论的阐述和实践。在涉及image转化为picture的过程和方式时，米歇尔提出了一个关于当代图像学的关键词“生物图像”(biopictures)。

三    生物图像

米歇尔对“生物图像”这一概念的阐释，是从人工智能、遗传基因、生物工程、数码复制等角度进行的。他的基本看法是，当作为image的图像借助大众传播工具而被广泛复制和传输时，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数码复制和传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码信息保留了image原初的dna编码。与此相对，失真的图像是人为操作时出现的有意扭曲，是操作者出于某种目的而特意为之。他认为，当代大众传媒对于图像的使用，有意利用了人为失真的picture，但我们透过这图像的表象，却能把握其原初图像的真实信息。

照我的理解，任何图像一旦经过传播，无论是image还是picture，都会失真。传播是一个大规模复制并散发的过程，处于传播之另一端的图像，与原初图像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使复制和传播的图像，失去了它原初的语境。图像携带的原初信息，在相当程度上由其语境所确定，一个失去了自身时空语境的图像，只能是一个失真的图像，这就像本雅明所言，失去了该图像产生时的特定“光晕”（aura）。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传播图像，都是无根漂浮，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初的本真。

针对笔者提出的这个疑问，米歇尔说，本雅明所说的图像复制，是机器复制，与今日数码复制完全不同。数码复制所传输的是图像的生物信息dna，而不是机器复制所传输的图像外观。生物信息虽然脱离了原初的“光晕”，但所携遗传密码并未改变，因此不存在失真问题，这是今日数码传输的要义。我在此注意到，米歇尔的探讨转入了技术层面，他绕过了图像文本与其语境的关系问题，而开始了形而下的解说。虽然笔者坚持认为，图像的信息受制于原初的语境，但“生物图像”之说，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对我而言，这启发就在于“仿生学”（bionics）和仿生艺术。仿生学是二十世纪兴起的一门工程技术科学，它研究生物功能，并转而将其应用于工程设计。例如在潜艇的设计中，为了降低航行的噪音，设计师们研究鲨鱼皮肤的内部构造，并模仿其构造而设计出具有静音功能的人工鲨鱼皮，用以制成消音瓦，将其覆盖于潜艇外壳，从而降低潜航噪音。这种生物仿制，是一种仿生学复制，尽管不必复制生物的外在表象，但却把握了生物遗传的信息编码，这使工程技术中的复制得以实现高保真。仿生艺术在西方兴起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产物，多是以装置为外在形态的观念艺术，旨在传播环保意识。

由于米歇尔强调图像所携带的信息是以生物编码的方式来复制和传输，于是笔者便问他为何不用现成的术语“仿生图像”（bionic pictures）,而要生造一个新术语“生物图像”，并问及二者有何种关系。米歇尔回答说，“生物图像”是一种用类似于克隆技术复制的图像，与机器复制的图像不同，不仅没有失真，反而因基因改造而优化了图像，而机器复制却因“光晕”不再而失去了原初的本真，因此，“生物图像”与“仿生图像”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由此想到，借助仿生学技术来复制图像，涉及的不仅仅是图像的外形，更重要的是涉及了特定外形所携带的内部基因密码。正是由于这生命遗传的密码，才使生物的外形与其功能密不可分，而生物外形与其生命功能的关系，又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要义，在今天不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涉及到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在此，“生物图像”关注的是生物外形与生命信息的编码，关注二者间的功能关系，并与当代艺术的方式发生了某种关联。

 

 

四    恶搞图像

 

关于这种关联，在我看来，米歇尔的上述理论虽然不是关于美术的，但这理论的意义，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例如，生物图像的复制，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渊源上认识今日艺术中的“恶搞”方式。恶搞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修辞方式，然而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恶搞与今日中国时髦的恶搞却有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都以幽默为基调，但前者带有相对强烈的政治信息，而后者则大多出于赢利的商业目的和庸俗趣味。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无条件地赞同西式恶搞或一概否定中式恶搞，我说的只是今日艺术中的一种倾向。

西式恶搞的政治内含，与米歇尔所说的“图像战争”（war of images）密切相关。米歇尔的讲座，从头至尾贯穿了他对美国总统布什及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指责，他在讲座中使用的图像，也大多是伊拉克战争的新闻图片。照他的说法，发动战争和反对战争的双方，都利用了战地新闻图像。布什发动战争，其视觉依据之一，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中纽约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的图像，而后来人们反对伊拉克战争，其视觉依据之一，则是伊拉克阿布格拉监狱的虐囚照片和视像资料。

在虐囚图像中有一令人触目惊心者，是一个囚徒从头披着一身破麻布，双手接通两条电线。这个图像经过新闻媒介和网络而迅速传向世界各个角落，成为布什战争罪行的一大证据。由于这一图像广为流传而且极具感召力，美国苹果公司便将其借用来作商业推销，把原初图像中受电刑的囚徒，修改为一个听ipod的人正载歌载舞。这个被修改被扭曲了的图像作为广告推出后，招来社会各界的一片责难，苹果公司只好收回了这一不道德的广告，并灵机一动，又改头换貌赶制了嘲讽伊拉克战争的广告，继续推销自己的产品。

苹果公司对虐囚图像的两次修改利用，其实就是一种恶搞，先是商业恶搞，然后涂上了政治色彩。的确，除了这种商业恶搞，在西方有更多人对虐囚图像作了政治恶搞。米歇尔展示的一幅政治恶搞图像，是利用图中人的外形相关性，而将受电刑的伊拉克囚徒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经典的耶稣受难图重叠起来，由此赋予这一虐囚图像以强烈的政治性，表达了恶搞者对布什发动战争的不满。从米歇尔之当代图像学的角度看，原初的虐囚图像image和被修改的虐囚图像picture之间，虽然经过了复制和传播，外貌发生了变化和失真，但其生命遗传的编码却得到了保存。换言之，原初图像中的生命密码,通过数码复制和传播而被转移到扭曲的图像中。这生命密码所携带的信息就是有关人类蒙难的信息。正因为人类蒙难的基因密码以数字方式保存了下来，所以虐囚图才与耶稣受难图有了内在的同构，这类似于仿生学的同构，于是进一步唤起了读图者对这二者之视觉外形的认同，从而使政治恶搞的目的得以实现。

虽然米歇尔的视觉文化研究不涉及美术，但在虐囚图像的话题上，他却言及了旅居纽约的著名哥伦比亚画家费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因为这位以描绘傻笨肥俗的浅薄形象而闻名于世的当代大师，近年绘制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在伊拉克监狱虐待囚徒的作品，以幽默的恶搞，来表达了艺术家明确的反战态度。博特罗的作品在纽约和欧美各地展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应和了西方世界的反战呼声。

在博特罗的绘画中，作为一种寓言的政治恶搞，发挥了图像的修辞功能，显示了图像的威力。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视觉文化理论，他超越了美术的领域，将视觉文化研究引入了传媒政治中，使我们可以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阐释博特罗绘画的政治性和批评价值。然而非常有趣的是，米歇尔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形式主义者”（i am a die-hard formalist）。我猜测，米歇尔的视觉文化研究，关注图像的构成、存在、复制、扭曲和传播方式，因此他是形式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切的背后，以生命密码的方式潜藏着米歇尔的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这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性的文化政治学者。

如果借用他自己的术语，我想这样说：米歇尔之视觉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以生命遗传的密码方式而成为其当代图像学内在的原初图像image，而他从形式角度对图像构成和传播方式的研究，则是其外在的picture。反过来说，在这个image中，以生命密码的方式，潜藏着他的政治信息。唯其如此，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批评布什发动的战争，而不是去进行浅薄的商业恶搞。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位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连接着小学语文教学与高中语文教学。与小学、高中相比，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内容与方法多有不同。初中语文教学内容在难度与小学相比有所提升，要引导初中学生正视语文学习内容，教师需要丰富教学方法，加大语文教学改革。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开展语文教学，有利于初中语文教学效率的提升。本文以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多元化教学方法为主题，展开了探讨与分析，希望能给大家带来若干思考。

一、初中语文教学中多元化教学方法的设计

在教育改革快速实施的今天，加强初中语文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具有较强的必要性。要开展多元化的语文教学，需要初中语文教师对教学活动进行有效地设计。

一般来讲，初中语文学习的内容主要有教材中的课文以及写作两个主要部分。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给学生讲解课本内容，引导学生进行写作。除此之外，当代初中语文教师要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重视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以及联想能力的提升。像在阅读理解教学中，教师就可以对教学方法进行多元化设计。在阅读课文的过程中，对文章内容进行解析。教师先引导学生一起去探究文章的大意，发现文章的核心内容与精神，再让学生从自己个性角度去谈个人体验，促进初中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文章。在初中语文课堂中，教师要积极鼓励学生从多个角度去分析一个观点。像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去审题，发现作文题目的层次性，就能够促进学生写作想法的多元化，让学生的写作结果更加丰富。

二、初中语文教学中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实施

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实施多元化的教学方法，需要教师开发不同的教学手段，做好初中语文教学创新工作。

（一）丰富初中语文课外活动

目前的初中语文教学普遍缺少课外活动，教师过于关注课堂内的教学活动，忽视了课外活动的开展。课外活动，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方法。只有让学生具有学习兴趣，他们才乐于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多元化教学的实施，需要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调动，强烈的学习兴趣，可以让学生的思维变得活跃，让学生乐于发挥自身的创造力。所以，当代语文教师要重视课外活动的作用，利用课外活动的有效开展去满足初中学生的好奇心与未知欲望。课外活动的设计应当符合课内教学需求，通过课外活动去扩展学生的视野，让语文学习变得更有乐趣。

比如在开展写作教学活动的时候，教师就可以针对写作主题引导学生开展课外活动。像在以“我的自然之旅”为主题进行写作练习时，教师可以利用课下时间组织学生来一次自然之旅。教师要结合当时的季节，选择不同的自然之旅项目。在春季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春游，在夏季，可以组织学生去参加森林公园，开拓学生的眼界，让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中了解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在课外活动中，学生深入观察，与大自然合为一体，有利于其收集写作素材，激发学生的写作情感，将个人情感与初中语文写作学习结合在一起。

（二）加强分组讨论活动

课堂讨论活动的开展，有利于教学氛围的活跃。教师引导学生在课堂中进行分组讨论，有利于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发挥，更能让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得以形成，共同探究语文学习内容。分组讨论活动的开展，会让初中语文教学活动形式更加丰富，促进学生思维的多元化发展。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合理分组，让思维活跃度高与思维能力一般的学生一组，让学生之间建立学习支架，促进学生共同进步。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给学生选择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促进学生在小组内开展讨论，得出小组讨论结果。

比如讲解《背影》的时候，教师就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父亲的背影在文章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作者从父亲的背影中体会到了什么？”这些问题具有开放性，不同的学生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组织学生讨论，有利于学生分享他们的个性化想法，让学生在讨论中学会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学会合作学习。在讨论之后，教师让每个小组派出一个代表向其它小组分享他们的讨论结果，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成就感，有利于激发其语文学习兴趣。

结语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1篇

本人思想进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热爱学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在广大师生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具体表现如下：

一、教学科研追求创新。

本人积极关注新课改，刻苦学习新理念，努力探索新教法，把提高教学效率当作首要的任务。在平时的教学中做到把教育心理学与历史教育两者结合起来，注重研究教学规律，大胆改革历史课的教学模式，实现授课、实践报告和活动等双向交流方式的多样化。同时运用现代化手段，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所任班级的历史成绩优秀，特别是所任初三班级的历史会考合格率都接近X%。

本人还积极从事教育科研，注重对教学的反思和积累，成果斐然，所撰写的论文《x》在X年X月获得X市优秀历史教学论文二等奖;论文《x》在X年X月获得X市中学历史教研论文二等奖;论文《x》在X年X月获得X市历史学科优秀教研论文二等奖。

同时还多次在比赛中获奖：X年获X市历史学科新课程新理念新方法说课比赛初中组二等奖;X年获X长X中学历史教师说课比赛一等奖;X年获长泾中学“教育论坛”演讲二等奖。

二、教育工作讲究特色。

本人在担任班主任期间积极营造宽容、理解、和谐的班级氛围，努力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与学生一起共同学习，激发学生的创造渴望。

在班级文化建设方面独树一帜的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既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性特长，为学生特长的发挥积极创设条件，同时又把全班凝聚成一个团结上进的集体，班级学生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奉献精神。因此所带的班级在各项大型活动中表现出色而受到表彰，班级成绩也处于年级前列。

三、课外辅导重视实效。

本人具有一定的特长，在课外积极辅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指导学生撰写实践报告、小论文等，组织学生进行历史故事演讲和历史短剧的排演等活动，同时还辅导学生学习多媒体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1949年至1966年；上海；党员干部教育培训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11-0012-03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百废待兴，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党要领导各项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特别需要一支坚强有力的党员干部队伍。基于此，1949年至1966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总体部署，结合解放初期上海建设的实际形势，采取集中教育与经常教育、系统培训和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办法，对党员干部进行以政策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文化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为顺利完成解放初期上海的各项建设任务提供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保证，也为今天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借鉴。

一、1949年至1966年上海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

（一）政策教育

这主要是指解放初期在党员干部中开展的接管上海的政策教育。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党中央高度重视上海的接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就对各方面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和部署。

1949年5月初，5000名接管干部相继抵达江苏丹阳。在华东局的组织下，他们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城市工作的指示，学习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指示以及接管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的经验，按照入城纪律报告的要求，进行入城纪律演习。入城政策和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为接管上海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1949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成立。自7月开始，在为期一年的时间内，上海市委党校分三期对原地下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和接管上海的党员干部进行轮训，学习形势、任务、政策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前后训练党员两千多人。这些党员受训后，大部分成为各单位骨干及提拔干部的后备力量。这一时期，各区区委也分别举办夜党校轮训干部，全市8000余名党员，有90%经过各级党校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政策水平。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解放初期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开展的政策教育，使党员干部弄通了如何运用政策，锻炼了党性，增强了执政能力，最终粉碎了敌对势力“共产党治理不了上海”，“共产党在上海，维持不了三个月”的谣言。

（二）思想理论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党中央始终把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指出：加强理论教育是为了克服党内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理论学习应当循序渐进，分学习政治常识、理论常识，以及马恩列斯的理论著作和的理论著作三个层级；解决理论教员问题是主要关键；提高党的理论水平的主要责任是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这些精神成为这一时期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的主旨。

根据中央精神，上海对理论学习提出具体办法和严格要求。按照干部的文化程度和理论基础，编为高级组、中级组和初级组。高级组一般是有独立研究能力的老干部，着重理论的提高，以自修为主，有计划地学习规定的理论书籍，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联共（布）党史》、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社会发展史》等。中级组的文化程度相当于高小毕业、缺乏初步的理论基础，着重学习政策与补上理论书籍，采取自修与讲授相结合的方式。初级组往往是新干部和留用人员，着重思想改造与政策教育，采取逐章逐节讲解的方式。为保证质量，对学习的组织领导、时间、检查与考试等都做出规定。

1953年，全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在学习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中央号召全党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和经济建设著作，上海党内形成系统学习理论的热潮。每周有两个半天为全市各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日，初级组开始学习经济建设常识读本。1955年，进一步规定原来的高级组学哲学，中级组学政治经济学，初级组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1956年，实行时事形势报告员制度，针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重大政策和国际形势问题，由市委领导和相关领域专家作讲演，得到党员干部的欢迎。与此同时，市委要求“把干部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调出来学习经济建设理论，打开眼界，克服盲目性，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市委党校从第6期训练班开始，组织学员系统学习理论，向正规党校过渡。从1953年6月至1957年6月，市委党校举办五期培训班，每期学制6至8个月，对全市正副科长级党员干部2524人进行较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教育。

在对理论学习的总体部署中，上海市委重点抓了两方面工作。一是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到1952年12月，全市有近400名高级干部参加理论学习。从1955年8月开始，分期开办局级以上干部自修班，使这些高级党员干部轮流离开工作岗位2至3个月，集中起来自修马列主义理论。二是培养骨干教员。如，1956年市委宣传部举办的业余政治学校师资训练班。1959年2月，原市委初级党校和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合并而成新的市委党校成立。之后，进一步推进了培训教员的力度，通过举办7期培训班，培训理论教员和宣传干部500多人。此外，市委党校还以讲座形式，对全市机关、工厂3400多名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进行哲学、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的辅导。

党的以后，党的干部政策从原来大批迅速地提升干部职务转变为“稳定干部职务、提高干部能力”，通过轮训，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这一时期，由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发展速度，经济建设领域出现严重的失误和曲折，为帮助干部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中央做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提出用一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轮训，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着的问题。上海贯彻的整体情况是：高级干部参加市委党校举办的轮训班；各个基层单位采取业余时间集中上党课的办法，每两至三周上课一次，（按支部）分散讨论；采取举办训练班和讲座、备课等形式培训支部教员。

到1963年4月，在列入轮训干部规划的49468人中，有90.8%参加了轮训。在此期间，根据中央重新教育党员的精神，1962年对没有列入干部轮训范围的党员，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的教育，先是分批进行短期脱产训练，然后转入经常的党课教育，全市有近26万党员参加了训练，占应训党员总数的95.7%。通过大规模的轮训和训练，一般的党员干部懂得了一些党的基本知识和道理，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思想觉悟和工作积极性得到一定提高。高级干部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

（三）文化教育

针对建国初期干部文化知识水平偏低的情况，上海各级党组织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干部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要求“凡在机关工作的人员，其文化程度在高小毕业以下者，均以学习文化为主。”“所有干部都须学习业务”。主要学习语文、算术两门课，程度低的参加扫盲班，能够识文断字的参加机关业余文化学校，高小毕业满足一定条件的由组织选送进工农速成中学。1953年，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后，市政府文化委员会设立干部文化教育处。市委党校开设工农干部文化班，分初中班和高小班，招收市、区党政机关文化程度初小以下、科级以上党员干部。

1956年秋季，上海成立了干部文化学校，分批吸收有培养前途的工农干部和科级以上干部，通过一年或一年半的学习，使其学历水平达到初中毕业。1960年初，根据市委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制造高精密尖产品的基地之一和科技研究中心之一、要在8年内培养70万科技干部的指示精神，上海进一步加大职工业余教育的力度。同时，更加重视有生产实践经验干部的培训，通过吸收他们参加半工半读班、业余中专以及职工业余学校中的技术班和中专班等途径，提高干部指导生产的能力。1960年4月，上海成立业余大学，采取半工半读方式，吸收5年以上工龄、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35岁以下具有一定生产实践经验的干部入学，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管理干部。此外，市委党校还专门开办科技干部轮训班。

通过大量的有计划的学习培训，全市干部的文化程度得到普遍提高，到1964年在初中以下的比例下降到37%。

二、经验与启示

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不仅是一项教育工作，也是一项政治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在干部教育培训领域所进行的探索与实践，构建了上海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框架，有效提高了解放初期党员干部的理论、文化和业务水平。这不仅为上海建设提供了队伍保障，也对今天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带来了启示。

（一）坚持政治性是根本

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姓“党”，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学历教育和各类培训的根本特点。由此出发，一要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充分把握中心工作重点环节的需求，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增强党员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上海解放前后的政策教育，就是对干部进上海的一次充分“预习”，使干部做到心中有数，从而为顺利完成接管和解放初期的各项工作打下重要基础。刘晓（时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党校校长）对党校培训与上海中心工作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概括：“从党校学习过程中，可以看到上海工作发展的过程。如第1期主要是学习政策，做好接管工作；第2期主要是学习群众工作政策，做好群众工作；第3期主要是为了提高基层组织，加强支部工作；第4期的前半期是镇压反革命政策的学习和实际斗争，后半期学习整党，准备出去作为整党骨干；以上这样一个过程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全上海，将群众组织起来了。”二要注重理论教育。建国初期的理论教育和政治教育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一来使党员干部能够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待事物，克服经验主义倾向，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能力；二来使党员干部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增强党的观念，学会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来进行工作。理论教育要与实际相结合，解决思想中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切忌形式主义。当时理论学习的气氛很浓，探讨理论的气氛也很浓，比如在市委党校某期轮训班中，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就“辛辛苦苦埋头苦干是否算树立了不断革命思想？”“为什么对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肯定它，又要否定它？”等问题展开专题辩论。凡是专题辩论开展得较好的，学习效果就比较显著。

（二）分层分类实施是抓手

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在坚持政治性的同时，也要遵循教育培训的一般规律，遵循干部的成长规律，充分考虑干部的个人需求和自主选择。所谓分层，就是要根据党员干部不同的能力水平，确定适合的教育培训内容和方式，既不能失之无味，也不能拔苗助长。所谓分类，就是要处理好党员干部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党性教育的关系，全面提高干部素质。建国初分小组培训党员干部的方法，就是根据干部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理论需要、以及学习条件进行的分类组合，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按需施教的教育培训观念。改革开放以后，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学历壁垒已渐渐消失，信息爆炸、文化多元的时代，综合统筹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要求凸显，对干部教育培训提出更高的要求。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资源，结合个人层面、组织层面、社会层面的需求，设计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具有针对性的干部教育培训方案，既发挥组织的引导性、教育性，又体现个人的自主性、选择性。

（三）培养骨干教员是关键

合格的教育者是培养好被教育者的前提。上海这17年中，骨干教员除一般意义上的党校教师外，还有各委办局的专职理论教员、高校政治教师等。市委党校多次举办专题培训班，培训宣传教育的干部，在整风、整党之前，都举办了培养骨干的专门培训班。针对建国初期缺少教员的突出问题，还要求部分高级组的干部担当下级组员的教员。当前，有些干部教育培训缺乏有效性，根本问题是干部教育培训的队伍建设没有跟上。一方面不仅是党校，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确有条件的都可以纳入骨干教员培养的规划中，形成干部教育培训的大师资库；另一方面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本身也需要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应重视加强对这部分人的培养。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1949年-1965年）[Z].

[2]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党建文献选编（1949-1976）[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3]中共上海党志编纂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

初二化学论文范文第15篇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实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意见》;根据省,市教研室和县教育局2004年工作思路,围绕"课程改革"这个中心工作,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加大教学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评价的工作力度,发挥指导职能,强化服务意识,为巩固我县"创强"成果,顺利实施新课程而努力工作.

二,工作要点和策略:

加强学习,更新观念,积极稳妥地做好新课程实验工作

课程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教育创新,课程改革的全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学习.我们要结合新课程的实践活动,帮助广大教师树立新型的教学观,人才观,评价观和课程资源观.

1)认真组织好第三次县级学科培训(分两个阶段进行).调整培训模式,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培养一批课改骨干力量.努力探索与教研,科研及校本培训相结合的新模式.

2)研究和改进新课程标准下的课堂教学常规和课堂教学评价.

3)召开课程改革实施工作专题研讨会,组织"走进新课程,实践新理念"的教师论坛活动.

4)试行《湖州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与评价》方案.

5)积极探索和研究新课程理念下的考试内容,方式的改革和促进学生发展学业评价方案.

6)配合市,县教育局,积极做好"省课改成果巡礼"的参展准备工作.

2,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工作

教学研究和教学管理是实践性,指导性很强的工作.

1)完善一日集体调研制度.本学期在调研活动中将选择有代表性的学校,帮助总结成功的经验,并予以推广

2)配合市教研室,加强对高中段教学的研究和指导工作.研究05年高考对策,收集,整理和研究新的高考信息及其措施,供学校,教师参考.

A)组织中学教研员对高中段学校进行集中教学调研(重点是昌硕高级中学);各科教研员根据各校学科的实际情况,经常到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帮助高三教师搞好教学工作.

B)组织好高三"期末调研"考试,阅卷及分析工作.

C)重视高一,高二年级的教学指导工作.要与各校教师一起进行探讨,切实加强对高一,高二年级的过程管理;组织好高一,高二"期末调研"考试,阅卷及分析工作,以保证高中段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3)加强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根据新课程理念,做好义务教育阶段教学管理的指导工作.做好中,小学教学质量抽测工作.

4)加强对学科教研活动质量的管理,为学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A)本学期的各学科教研活动要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以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为主攻方向.通过活动切实促进教师业务提高,达到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合作探究的目的.

B)加强教研活动的策划和运作.活动前要有充分准备,要有目的,有计划,活动后要总结.

C)各学科教研员,要以课程改革为契机,认真组织好公开课,示范课,观摩课,评议课和实验课等多形式课型的交流,促进"课堂教学模式多样化";"课堂教学内容个性化";"课堂时空拓展延伸化";"课堂教学手段现代化".

5)继续加强初,高中学科教学质量动态评估办法的研究和改进工作;改进音乐,美术,劳技等学科的测试办法.配合督导室,基教科等科室做好中小学办学水平评估工作.

6)组织中,小学教导(务)主任学习现代教育理论,研究教学管理,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

7)继续重视全县各校的教研组,备课组建设.使教研组,备课组团结协作,较好地发挥群体效能.加强校本教研,校本培训,校本课程开发等的研究,指导和服务工作.各学科要建立和建好学科教学基地;各校教学要逐步形成学科教学特色.

8)科研向教研落实,教研向科研提升.积极做好省,市,县三级教学教研系统课题的实施工作(申报,立项,过程管理和成果推广),在学科教学科研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服务.

9)加强对高中会考工作的领导,思想重视,操作规范,切实提高各会考学科的合格率,优良率,降低会考工作的差错率.

3,加大教师培养的工作力度

课程改革顺利进行的关键是有一支精良的师资队伍.加强教师教育理论,教学业务的学习,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以适应课改新形势的要求.

1)配合教育局做好"名师工程"的实施工作.

2)继续做好对新教师的业务指导和教学常规管理工作.

3)对重点培养和指导对象,要按计划搞好培养,指导活动.

4)建立,健全学科教师业务档案.

5)各学科在教研活动中除要抓好教师的基本功训练工作外,更要组织教师学习现代教学理论,树立新的教学理念.认真组织好学科的各类评比活动.

6)继续进行各级教学明星,教学能手,教坛新秀,骨干教师的观摩课,示范课,送教上门等活动.

7)加强学科竞赛辅导教师的培训,加强学科竞赛的组织,辅导和研究,争取更好成绩.

4,加强教研室自身建设,提高教研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教研室不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到学科教研员个体,都必须具有良好的素质,才能提高教研工作的水平,才能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

1)组织教研员认真学习"十六大精神",自觉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提高政治思想素质,教育理论水平和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自觉性.真正在学习,研究和指导服务上下力气.

2)完善教研室内部管理制度及岗位工作目标,岗位考核等办法,积极稳妥地进行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本学期要完成几个有质量的教学调研报告.

3)办好《安吉教研》安排好每期内容,职责落实到人.

4)继续关心和改善教研人员的工作条件,确保教研人员全身心投入教研工作.

5)加强教研室工作作风建设,密切与基层学校的联系,强化服务意识.虚心听取意见,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

三,2004学年第一学期教研活动安排

(八月份)

初中语文新教材培训

初中科学新教材培训

初中英语教研组长会议

中学政治教师理论学习

初中政治新课改培训及调研工作

(九月份)

初,高中语文教研大组会议

高三语文高考总结分析会议

初中学校数学教研组长会议

高中数学教研组长会议

省初中数学优秀课评比

组织高中数学竞赛辅导活动

召开初中科学,高中化学大组成员会

物理教研大组长会议,高三物理竞赛

高中(各完中)英语教研组长会议

10,中英语听课教研活动

11,高一与高二英语备课活动

12,初,高中历史与社会教研大组会议

13,各完中历史与社会教学调查

14,市初中思想政治优质课评比

15,传达省高中劳技信息

16,县中小学体育教研大组成员会议

17,布置中小学体育优质课评比事宜

18,新教师听课(职教)

19,中小学成绩统计分析表下发

20,全县教科室主任会议

21,小学高段语文大组成员活动

22,组织召开小学低段语文大组成员

23,小学低段语文"重培"组活动

24,小数(高段)教研大组活动

25,小学常识大组活动

26,县新课程备课活动(小学思品)

27,县小学思品大组会议

(十月份)

1,初中语文学科青年教师阅读能力竞赛

2,高一语文教研活动

3,初,高中语文优质课评比

4,全国高中数学竞赛

5,高一数学教师集体备课

初中数学新教材教学情况交流

高中数学优质课评比

市级初中自然青年教师业务素质比武推荐活动

高三化学2004高考试卷分析研讨会

10,高一化学课堂教学质量评比

11,初中自然中考复习分析会

12,高一物理新教师优质课评选活动

13,高二新教材(英语)听课教研活动

14,初中新课程教案评比(历史与社会)

15,高中历史教学片段评比

16,市地理学科论文评比

17,高三生物教研活动

18,总结03年度体育健康标准实施情况和布置下届……

19,课堂教学指导(职教)

20,高中电脑课教研活动

21,教科研成果推广

22,小学语文作文序列研究活动

23,小学语文参加全国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评比活动

24,小学语文第二册新教材第二次培训

25,小学数学,小学常识命题竞赛

26,小学数学青年教师课堂教学观摩活动

27,小学低段数学课标交流,讨论(一)

28,小学思品培养对象活动

29,1—6年级思品命题竞赛

30,小学英语听课教研活动

(十一月份)

高二语文教研活动

高三数学教学研讨会

初中数学课改研究小组活动

召开高二化学教学指导研讨会

高三物理研讨活动,初二自然研讨活动

中学生英语能力初赛

高三英语教研活动

初中社会优质课评比

体育高考研讨会

10,体育青年教师教法培训(中,小学)

11,期中高三语文教学评价(职教)

12,初中电脑课教研活动

13,教科研活动一次(课题指导)

14,小学低段语文命题竞赛版权所有

15,实践新课程的论文评比(小学低段语文)

16,小学低段数学课标交流,讨论(二)

17,一年级教师上课比赛(小学思品)

18,骨干教师外地学习(小学思品)

(十二月份)

中学数学优秀教研组评比

湖州市高二数学竞赛

初三数学竞赛

初中科学第三批培养对象会

高中综合理科复习研讨会

初中科学新教材第二次培训

高二物理研讨活动

中学生英语能力决赛

新课改评价研讨会(历史,社会)

10,高一历史教师县外教研活动

11,高二生物教研活动

12,生物优秀论文评比

13,中小学体育检查辅导

14,职教语文教师公开课

15,教科研活动一次(课题结题)

16,承办市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评比活动(小学语文)

17,小学高段语文第二批"重培"对象课堂教学汇报活动

18,小学4—6年级数学竞赛

19,小学低段数学教案评比

20,小学电脑课教研活动

(05年一月份)

做好期末考试工作(物理)

《历史与社会》教师教材教法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