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题目：血、汗、泪：“日神-酒神精神”下对杰克？伦敦小说《拳赛》的研究
Blood，Sweat，andTears：AStudyonJackLondon'sNovellaTheGameunderApollonian-DionysianSpirit
选题依据：(包括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的有关情况)
目的：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其文风刚劲，热衷在文学中探寻生命和自然的本质，在美国甚至世界文坛“自然主义”文学中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在对杰克？伦敦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哲学思想中，尼采的哲学的影响最深(白淑荣2)，学界对杰克？伦敦“自然小说”中尼采哲学渗透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
然而，学术界对杰克？伦敦在“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大关注，却忽视了其在另一文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这一领域便是拳击文学。在对国内外拳击文学研究进行检索之后发现，学界对拳击文学的准确概念尚无定论，普遍认为拳击文学是拳击运动市场化的一部分(Mitchell225)。类比体育文学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拳击文学定义为“从拳击的基本精神及立足于此的现实情况出发所进行的文学性虚构”(申相星29)。杰克？伦敦作为美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拳击文学作家(Mitchell225)，其拳击小说理应受到读者及学术界的重视。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填补文学界对杰克？伦敦拳击小说研究的空白，以杰克？伦敦作品中最为核心的尼采哲学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索尼采的代表性思想“日神-酒神精神”在杰克？伦敦拳击小说上的体现程度及体现方式，证明“日神-酒神精神”是杰克？伦敦拳击文学创作的主导哲学主题，更是一大创作特色和标志。
意义：
拳击文学是杰克？伦敦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与其非拳击文学拥有相同的文学地位。同时，拳击文学作为“体育文学”这一更大类别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研究“日神-酒神精神”在杰克？伦敦小说上的体现，不仅仅可以完善杰克？伦敦小说的研究，更是对体育文学所承载的哲学内涵愈加深入的挖掘，对学术界具有双重意义。
国外研究情况：
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检索表明，在杰克？伦敦拳击文学研究这一领域里，成熟的学术研究非常匮乏。实际上，自杰克？伦敦的第一部拳击小说诞生起，学术界和评论界便对之采取忽视态度，没有以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予以对待。富兰克林？沃克评价杰克？伦敦的拳击小说《蹩脚？贝路》为“杰克？伦敦最差的小说之一”(Mitchell226)，凯文？斯达在其为小说《月亮谷》所做序言中，对主人公比利？罗伯特的拳击手背景只字未提。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文学界才出现了少量对杰克？伦敦拳击文学的研究，且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对其拳击场面描写“真实性”(Mitchell229)的探讨，而未深入至主题及哲学内涵层面。
国内研究情况：
反观国内，学界对杰克？伦敦文学的研究更为局限，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总库中以“杰克？伦敦”为关键词检索，所得结果60%以上都是对其“自然主义”小说《野性的呼唤》、《海狼》和《白牙》的研究，而其余研究也大多关注杰克？伦敦的政治观和超人思想，极少涉及“日神-酒神精神”，更未见对其拳击文学的分析。在此研究背景下，本研究将尝试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并试图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完善杰克？伦敦小说的研究，更为体育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内容。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预期结果
主要内容：
本文的写作基于广泛阅读，包括杰克？伦敦的小说《拳赛》及尼采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国内外各评论界批评文章，以及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的相关文献。
写作内容主要分为：1、“日神-酒神精神”的概述；2、利用“日神-酒神精神”对杰克？伦敦小说《拳赛》进行文本分析，具体包括(1)情节分析，(2)人物分析，(3)写作手法分析；3、综合文本分析，总结出杰克？伦敦的拳击小说在“日神-酒神精神”视角下的文学意义和哲学内涵，并得出其拳击小说作为传达“日神-酒神精神”的载体之一所具备的独特性。
预期结果：
本论文试图证明尼采的“日神-酒神精神”不仅仅是杰克？伦敦的“自然主义”小说的核心哲学思想，也是其拳击小说中的重要哲学主题，是杰克？伦敦创作艺术的一大特色和标志。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杰克·伦敦拳击小说：《拳赛》。
研究方法：1、文献资料法，通过对于作家作品、相关评论等文献资料的阅读，搜集有价值的信息，并进行整合。2、逻辑分析法，对文章内容进行分析，比较和归纳，找出内在联系。
论文进展计划
6月10日论文撰写工作启动，通知学生暑假论文选题，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7月15日——8月31日学生阅读文献，撰写开题报告
9月1-6日学生将论文开题报告交给班长，统一汇齐后交给外语系负责老师。
9月15日前外语系根据学生选题分配论文指导教师，通知学生与指导教师见面，制定科研工作计划。
9月30日前填写毕业论文任务书。
10月31日前查阅资料、处理数据，完成论文写作大纲，交给指导教师审定。
11月30日前按指导老师审定后的提纲完成初稿，交给指导教师审阅，进行论文中期检查。
12月20日前按指导老师意见完成初稿修订工作，提交论文二稿
1月10日前提交论文终稿，交给指导教师，进行论文初步评定。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中常出现的问题
摘要：开题报告是本科论文工作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为提高大学生开题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大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阶段的工作和学习，本文结合实践教学工作经验，总结了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中常出现的几个问题，并进行了必要的阐述。
关键词：本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1.前言
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的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过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进行初步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能力，提高分析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因此，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环节。同时，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做好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对于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毕业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题报告是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工作的首要环节，是为阐述、审核和确定毕业论文题目而做的专题报告，它是实施毕业论文课题研究的前瞻性计划和依据，是监督、检查和保证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同时也是培养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与学术著作撰写的能力的有效的实践活动［2］。为提高大学生开题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大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阶段的工作和学习，我们在本文中对大学生开题报告的目的和在开题报告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做一个简要的阐述。
2.开题报告答辩的目的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往往通过“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答辩”的形式组织专家对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进行审核和检查，其目的主要是（1）检查学生阅读的相关文献是否充分；对研究背景的了解是否深入，全面；对国内外研究工作的具体进展是否了解的全面、详细；引用的资料是否具有针对性，可比性；（2）检查学生是否充分具备完成论文研究工作所需要的相关知识；（3）检查学生所选课题是否符合其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否具有一定的理论上的意义或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是否有利于培养学生在其专业方向上从事科学研究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4）检查所选课题的研究内容是否适中，是否适合于本科生的特点和毕业论文的时间要求。（5）检查学生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是否合理，是否切实可行等等。为有助于学生的毕业论文顺利进行，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答辩”中，专家组还针对具体的检查结果对学生及其指导教师进行必要的指导。因此大学生的论文开题报告应主要针对以上目标和要求进行准备。
3.大学本科生开题报告中常出现的问题
实践教学中我们发现大学本科生的开题报告中经常出现一些问题，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开题报告题目中出现的问题
开题报告题目是毕业论文中心思想的高度概括，因此开题报告题目应该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尽量简要概括出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为此要求题目既要准确又要规范，既能将研究的问题准确地概括出来，又能反映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此外，开题报告题目中的用词造句要科学、规范。在开题报告题目中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一个是所选题目过大，过于笼统。例如2006年我校有个学生的题目是“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性质研究”。众所周知，稀土过渡族化合物有很多种类，每一种又有多方面的性质，因此从题目上根本得不到论文选题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在开题报告题目中另一个常出现的问题是题目与将要研究的内容不符，例如2004年我校有个学生的题目是“2∶17型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结构与磁性”，答辩中发现其研究内容是2∶17型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热膨胀性质。虽然2∶17型稀土过渡族化合物的热膨胀性质与其结构和磁性有关，但很明显这个题目与具体的研究内容是不相符的。实际上出现这些错误与指导教师的工作不细致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求指导教师在开题报告的题目上要充分重视起来，严格把关。
（2）文献综述中出现的问题
文献综述，即论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进行分析比较，要以查阅文献为前提，所查阅的文献应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但又不能过于局限，过于局限就会忽略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关系，不能充分理解文献的意义，不能准确地掌握文献中的研究方法，使视野狭隘，思维窒息。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要摒弃偏见，不引用与导师及本人观点相悖的观点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实践中常出现的问题主要有①文献阅读量少，信息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对重要文献的评述，反映出学生对研究状况了解的不够；②对文献只引用，不评述，缺乏对文献的理解，实际上是对文献的罗列；③文献综述定性描述过多，缺少重要的定量的数据指标。例如2009年有个学生描述其拟研究的某种光致色变材料时，介绍这种材料最大的优点是“电导率高”，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定量的与其它相关材料的电导率的比较，作为其立论的依据；④引用文献的结论时不加标注。文献综述所引用的主要参考文献应予著录，这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此外，在文中相应的引用之处必须加以标注；⑤对文献中（研究内容中）中所涉及的特征量（研究目标）的含义不清楚，这实际上反映出学生缺乏相关的基础知识。例如2008年有个学生拟研究的内容是某种有机分子磁体的结构对Tc温度的影响，答辩中发现学生不知道“Tc”这个符号表示的是居里温度，更不知道居里温度的意义，甚至在反铁磁材料的论述中还在讨论Tc温度。这个学生显然不具备研究内容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因此在文献阅读之前，应该补上这些必要的知识。这一点要特别引起学生注意，任何一个研究工作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以前没有学到过的知识，因此在研究工作开始之前及贯穿整个研究过程之中都要不断地去学习。另外，学生在文献综述中经常过多地介绍基本概念，占去了大量篇幅，实际上忽略了文献综述的主要目的。
（3）研究内容中出现的问题
研究内容应该充分考虑到本科论文的目的、特点和完成论文的时间要求，学生的研究内容计划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研究内容过多、过泛，有些甚至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这在本科论文半年的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其次是忽略了主次关系，研究计划中对重要的问题没有充分安排，而不重要的问题却安排得很多，这实际上反映出学生对研究目标的理解还不够。
（4）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中出现的问题
选题确立后，最重要的莫过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本科论文应尽量采用已经成熟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当然，采取一个新的视角，采用一种新的方法和技术路线，也常能得出创新的结论，但在本科论文阶段，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路线时一定要慎重，最好有一定的预研工作作为基础。在这部分学生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一个是对已经成熟的方法介绍得过细，占去了过多的篇幅，另外一个是详细描述整个实验（或研究）过程，包括每一步的研究结果，似乎研究结果已经确定，全部研究工作已经完成。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的每一部分基本上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开题报告之前为学生专门做一个专题讲座，以提高开题报告的质量，这将有利于大学生完成毕业论文阶段的工作和学习，为将来的工作和进一步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一、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申请者的学位必须符合下述条件之一：
（1）已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2）应届硕士毕业生须在博士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
3、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申请者的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
4、健康状况符合北京大学研究生入学体检标准。
二、报名申请
1、采取网上申报。具体时间及程序同博士生招生（10月下旬可在北大研究生院主页查询）；
2、申请者（包括大陆和港澳台申请者）在我校网上报名结束后，于1月20日前，向我系研究生教务办公室寄（送）达以下申请资料（自备信封统一装入），共计9项：
（1）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打印的《报名登记表》；
（2）学位、学历证书的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提交所在单位研究生院或研究生部的证明信）；
（3）硕士课程成绩单的原件或复印件（提供复印件的同学须在复试时提交原件）；
（4）硕士学位论文（应届毕业硕士生可提供论文摘要和目录等）；
（5）两位与所申请学科相关的副教授（或相当于副教授）以上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6）个人陈述，即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的研究计划（准备致力研究的问题和研究方案等，很重要）；
（7）学术论文（可以是未发表的论文）；
（8）其他可以证明自己能力或成就的材料，如获奖证书、专利等；
（9）外语等级证明，必须提供以下至少一种证明，各种成绩证明6年内有效（以报名截止时间起算向前推算）。
英语语种申请人至少提供以下条件的其中一项：
① TOEFL成绩；
② GRE成绩；
③ WSK(PETS 5)考试成绩；
④ 国家英语六级考试成绩；
⑤ 国家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
⑥ 雅思成绩；
⑦ 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或地区参加过英文授课学位项目学习并获得学位；
其他语种申请人只包括学校规定的法语、德语、日语、俄语，须提供语言水平证明。
3、申请者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一经发现申请者不符合申请条件将不予录取，已录取者取消录取资格。相关后果由申请者本人承担。
三、选拔方式
1、在招生当年2月，我系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包括大陆、港澳台、留学生以及本系硕博连读申请者），进行素质审核。根据素质审核结果和当年招生计划，原则上按照3:1的比例择优确定进入考核的候选人,根据生源情况可适当增减； 3月初在哲学系网站公布具体复试名单、时间等详细信息。
2、对所有申请者考核采取笔试与面试相兼的方式进行差额复试，对学生的学科背景、专业素质、操作技能、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进行考察。
3、笔试按专业分类考试，考试时间3小时，总分100分。考试科目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80%，西方哲学20%）
中国哲学专业：中国哲学史（按方向选作导师题）
西方哲学专业：西方哲学（含现代）
伦理学专业：伦理学原理（伦理学理论60%，中西哲学任选40%）
美学专业：中西美学与哲学
逻辑学专业：符号逻辑
宗教学专业：
宗教学方向：宗教学与宗教哲学
基督教方向：宗教社会学、中国基督教史（按照方向选作）
佛教方向：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史与佛教哲学（按导师方向选作）
道教方向：道教史
东正教、俄罗斯宗教哲学方向：东正教与俄罗斯哲学（按照方向选作）
科技哲学专业：科学技术哲学（按方向选作导师题）
科技史专业：科学思想史
4、面试内容：申请人须向面试小组作报告，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了解和看法、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面试总分100分。
5、考核时间一般安排在3月上中旬。
6、笔试、面试各占50%，任意一项不合格不予录取。对于合格考生，从中择优确定初取名单并公示，报经研究生院批准后录取。
四、监督机制
1、我系将成立博士招生工作委员会，对招生工作统一管理，确保选拔的公平、公正、公开。
2、各专业相关负责人组成考试小组，负责笔试科目的命题、考试、阅卷等工作。
3、各专业导师组成面试小组，负责面试选拔工作。
五、其它事项
1、学习年限、毕业就业、奖助学金、学生住宿按我校招生简章的规定执行；
2、有关招生指导教师的情况可参阅我院网站有关招生导师的介绍；
3、如发现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作弊及其它违纪行为，将根据学校规定严肃处理。包括取消录取资格及学籍等。
4、本说明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六、招生咨询
我系招生信息请查询：哲学系网站招生信息栏目。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哲学专业学习；人文学科；思维能力训练；理论素质培养
北京市教委2017年1月4日了《2016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详解了2016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有91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而在本科及以上就业中，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最高。为此，《光明网》特刊发评论员文章《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文章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具有长线学习逻辑的学科，与很多专业不一样，它的精准就业一一‘从事哲学研究’，事实上是以博士教育打底的。所以，选择哲学专业的人会有更长的深造预期，而就业率统计是包含深造率的，即考研和读博同样归类于所在教育阶段的‘已就业’类别。”“二来，哲学是人类文明最早熟的学科之一，几乎是人类一切学科的母体，也表征着众多学科的价值归宿。”文章最后指出：“这两点，可看成‘哲学就业率最高’的解释，换个角度，也是对‘如何选择专业’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所启发。”这个看似肯定哲学专业的结论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第一，真的是因为考研和读博归于“己就业”类别而使得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提高？第二，选择哲学专业真的与“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关吗？由于《光明网》的评论员文章流传甚广，看似也回答了人们心目中的“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问题
哲学专业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究竟如何？根据即将出台的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5），“哲学类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又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作为基础性学科，哲学对公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哲学类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能够运用哲学思维认识、分析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能力，良好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的专门型或复合型人才。”这表明，哲学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专业培养应当以塑造理论思维能力和良好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为主要目标。这样，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就很清楚了。
首先，哲学专业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指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还包括宗教与文化等，总之这些都是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或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热莸摹R虼耍哲学作为人文学科，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的经验生活距离较远，也与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需要的生活条件等现实问题相距甚远。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培养的目的并非为了职业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岗位的需要，而是为了培养具有健全思维能力和深厚文化素养的理论人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除去哲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1）创造性地学习哲学专业知识的能力，（2）将所学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3）能够以哲学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4）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5）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创造性地学习，是指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所学到的哲学史和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学会从理论上把握哲学基本观点和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和分析一切哲学理论和观点。要做到这些，的确需要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哲学理论，更可以用于解释一切理论观点，因为理论思维和分析论证原本就是锻炼人们思维能力的重要内容。当这些内容被用于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就成为哲学专业培养所需要的实践能力。抽象的理论思维与严密的分析论证，经过哲学专业的严格训练，就可以成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我们能够推进社会进步和思想变革的重要方式。因此，哲学专业训练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思维上的抽象能力和论证上的推理能力，能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从事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新思想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锻炼。显然，这些都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职业无关，而是与他们走入社会、进入工作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关，与他们将来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事业有关。这才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哲学专业虽说是属于人文学科，但与文学、历史以及艺术等人文学科不同，这个专业更多承继的是逻辑的思想训练和理论的概念分析工作，突出对已有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考察，强调对逻辑论证的细微入理，提倡对哲学观点的思想阐述。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哲学专业教学中贯穿始终。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专业完全是一门阳春白雪的学问，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精英培养的方式？其实，细想一下，这不过是哲学专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并不完全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专业。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和概念分析的训练恰好是我们从事任何问题研究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试想，如果我们无法从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到对相近事物的普遍认识，如果我们无法对一个概念的使用形成观念或想法，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呢？逻辑思维是帮助我们能够形成正确判断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形，如何能够通过分析梳理形成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正确理解，这就需要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哲学专业学习正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这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认识活动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是我们得到判断和进入推理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就需要对概念的意义和用法作出清楚的界定，了解概念的内容和出处，并能够恰当地使用概念形成判断和推理等。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始终是学习推理论证的第一步，也是构成推理的重要内容。只有当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概念内容，可以恰当地运用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断和有效的推理。例如，对于“人”这个概念的意义和用法，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推理。抽象地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不考虑语境和用法，就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概念的使用，首先需要对概念所出现的判断或句子有清楚的说明，只有在这些判断或句子中才能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孤立地使用概念或对概念的用法提出问题，都无法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这些都是逻辑思维训练中的基础，但却是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经常出错的地方。哲学专业学习就是要反复训练这样的推理能力。
哲学专业教育在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通过论文写作检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得到了培养。论文写作是哲学训练的综合性考查，其中包括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也包括对重要观点的提炼和分析，特别是对自己观点的逻辑论证和对重要文献的使用。这些都必须通过文字的方式加以表达，辅之以口头陈述和讨论等。由此，哲学专业的培养方式应当包括这样一些重要环节：文献阅读、难点讲述、问题讨论、观点论证、文章写作、文章推敲和修订。由于思想观点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文献的阅读，而对观点的表达则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方能成立，这样文献的阅读能力和观点的表达能力是需要着重锻炼和培养的。应当说，这些能力培养并非只有哲学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而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必须具备的。但哲学专业教育更强调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专业能力加以锻炼和培养。这如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朋友，但把音乐表演和创作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却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所要做的工作。哲学专业就是如同音乐专业一样，是对人类共同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专门培养。
必须特别说明，哲学专业培养的目标并非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而是从事哲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以及具备以上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家和思想家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由时代造就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学的哲学专业既不可能也o意培养哲学家或思想家，只能致力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的文献阅读和知识学习，掌握更多以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运用逻辑分析和理论思维能力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哲学学习是一种思维能力训练，也是一种培养学生能够更好地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的方式。
哲学专业学习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光明网》特约评论员在分析“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的原因时，提及深造率被归为就业率统计的问题。的确，哲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包括读研、考博和出国等）一直比较高，许多毕业生选择深造，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这恰好说明哲学本科专业学习的重要特点，即哲学专业不是为了传授某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或者培养某类专门的人才。换言之，哲学专业学习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特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这里的“通识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如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各类通识课程。哲学作为一种通识教育，是指“哲学”的本义就是使人变得更为智慧的学问。我们知道，“哲学”本身并非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问。早在20世纪初，当哲学专业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后，哲学教育就被当作哲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甚至就直接称作“哲学教育系”，如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育被李达、潘光旦、冯友兰等哲学家看作是哲学专业的重要内容。如今，在各师范类院校以及其他大学中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最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师范院校的哲学专业就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哲学教育原来就是哲学专业的本义，哲学专业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能够更好地寻求智慧的方式为目的的。所以，自从哲学专业设置以来，哲学专业本身并无专门的技术和知识需要传授和掌握，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掌握人类一切知识去做好准备，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在一切知识中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是为了使学生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能够对一切问题提出分析判断和形成理论观点。一句话，就是为了使学生有一颗求真之心和理性大脑。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误解哲学是“无用之学”的问题了。
的确，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看，哲学专业属于“无用之学”。不仅如此，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属于这样的“无用之学”，因为它们都不能给人直接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不会传授某些专门的知识或技术。它们只是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关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关乎个人的人文素质培养。这样，包括哲学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是仅仅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与人类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关。进一步说，如果说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的话，哲学专业则基本上不提供这样的专门知识，而只是帮助学生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虽然哲学专业学习也要了解大量哲学史和各种哲学理论观点，但掌握这些内容并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能力培养的训练手段，类似于数学学习中要做的大量习题一样。所以，死记硬背地掌握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哲学学习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相反，掌握这些知识是为了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观点的分析，更好地训练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这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
既然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学科领域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思维训练，这样，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并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更好地运用在哲学专业中所得到的能力训练。所以，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时，更多会选择非哲学专业，其中既有与哲学专业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有关系较远的自然科学或实用学科等。而最后选择哲学专业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方向，或许更有机会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也说明，为什么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比较高的深造率，而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被纳入就业率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哲学专业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未来人生发展？其实这个问题与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所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考察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确，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从广义上来说，哲学的确可以并且总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哲学专业学习与此不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热爱音乐，这是人之常情，但要把音乐作为专业来学习则是另一回事情。严格地说，哲学专业学习不是直接地考察人生的意义，也不是对智慧的追问，而是为更好地考察人生的意义做好准备，是为更好地追问智慧而锻炼自己的能力。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哲学专业本身并不培养哲学家，而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是培养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候选人。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高屋建瓴的哲学创见
李礼然，1992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毕业于建道神学院（香港），获基督教研究硕士。2009年，毕业于东南亚神学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获神学硕士。他从1992年开始致力于本体哲学、哲学科学的研究。2011年12月他的科哲论文：《“（我、你、他）主体间性关系主体”三一论之本体哲学科学前设初探》将科学和神哲学有机结合，很好地阐述了他的科学和哲学观点。
李礼然通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研究，认识到此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本体──事物/理念的二元主客认识论，容易促使人的认知与实践产生偏执、对立与局限。在总体本体论，一个主体的人的人称代名词同时存在着（我—第一身）、（你—第二身）、（他—第三身）三个主体称号，一个主体的人的自身是内存一个三一主体间性关系主体的三一结构。人（类）在完整的个别存在中，存在“我·你·他”的主体间性。当我与你处于主体间互状态，他则是客体存在/或他者存在的主体性主体。因为个人的主体性的内在结构中的外向主体性涉及一般客体和他者主体（当个人是主体时，他人也可以是主体）的存在，亦即在我们与你们之间，存在着他们/他者性的主体存在。
因此，在主体间性的总体存在中，某特定的物种/事物之自身的总体本体主体存在的结构可以是一个“三一（本者、是者、非者）主体间性关系主体”的三一存在结构。可见，物种/事物既是一个主体，其自身亦同时存在三个主体。一为“本者”，即某“物种/事物”的整全本体主体；二为“是者”，即该“物种/事物”的整全本体中的部分本体主体；三为“非者”，即该“物种/事物”的整全本体中，有别于“是者”的本体主体之其余部分主体。
科哲结合引导企业创新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活到老，学到老”，这是刘卫平的治学理念与人生格言，而他也是以实际行动履行的。1978年，刘卫平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87年，河南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1993年7月，晋升为哲学副教授；1998年，晋升为哲学教授；2001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学位。
刘卫平自1982年大学本科毕业后就一直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要进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需要掌握各种学科知识，形成完善合理的知识结构，进一步而言，跨学科的知识构建对克服思维局限、增强思维拓展能力和进行创新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刘卫平正是在实践中认识到了思维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偶然的一次机会(院领导要他主讲一门新课――思维方式与方法)，使刘卫平对思维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把重点转向了创造性思维领域的研究。思维科学研究是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深化，二者具有内在的深刻联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思维科学仍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但仅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运用认识论理论来研究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人的思维活动被公认为“黑箱”之谜，研究人员若无跨学科知识储备，则成效甚微。刘卫平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习过有关的“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与“新三论”(即耗散结构论、协同学和突变论)等新兴课程知识，为他的思维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础，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的重要成果。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创思维学科，刘卫平属于我国较早从事思维科学及其创新思维研究活动的学者之一，主持和参加“思维创新的认识论研究”、“民营企业家创新心智模式比较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6项；主持“青少年创新思维教育理论与方法”等省级规划研究课题6项：出版了《创造性思维结构论》《创新思维》《青少年创新思维及其教育》等8部学术著作。其中，《创造性思维结构论》是我国第一部首次从认识论高度，结合社会学、系统科学、信息论、自组织论等多学科科学原理对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进行了跨学科系统研究的学术专著，受到国内思维科学研究界同仁的广泛好评。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哲学教育；中学生夏令营；全程导师制；知哲学知社会；精确；精细
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当谈到哲学、历史等基础学科时，人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社会对这些专业的认同度不高。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从事这些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们，成为他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表现在招生、培养和就业的各个环节。在招生环节，学生报考志愿率不高；在培养环节，学生要求转往应用性专业的比率偏高；在就业环节，社会对这些专业学生的接纳程度低。
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认知偏差方面的问题，也有这些基础性专业不能主动对接社会需要的问题，但根本上还是由当今中国社会转型造成的。经济上急剧的市场化转向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开辟了疆场，也强化了人们及时兑现眼前利益的诉求，作为不能为人们带来及时利益的基础性学科的萎缩也在情理之中。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和社会的成熟，这种状况无疑会改变。实际上，近些年的情况已经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人们对基础性学科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增强。但是应该认识到，这种改变仍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这种改变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特别是从事这些专业的教育者们做出各种努力。
针对当前哲学类本科生招生和培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最近10多年问，南开大学哲学院围绕着如何做好专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形成了一套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就业的“全链条式”的人才培养方案或模式，取得了好的效果。
一、以“中学生夏令营”为载体精准选拔哲学人才
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随着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当90后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对专业选择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兴趣而非单纯的利益关切开始成为专业选择的重要考虑因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一些“不实用专业”无人问津的窘境。既然个人兴趣己经开始成为专业选择的一个重要考虑，为了提高哲学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大学哲学院系的人才培养环节就应当前置，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将那些愿意学习哲学而又适合学习哲学的中学生选拔到大学哲学专业学习。
认真分析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哲学专业之所以对中学生缺乏吸引力，志愿率不高，并不是哲学本身没有吸引力，而是因为广大中学生对大学哲学专业缺乏基本了解，甚至存在许多误解，因而影响了他们报考哲学专业的积极性。在这一点上，哲学与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相比是较为特殊的。中学生们大多不会误解大学的历史和文学专业，但却常常因为中学曾经学过的一点哲学常识而误解大学的哲学专业，很多学生将哲学等同于中学教材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为打破大学专业教育与中学教育之间的壁垒，丰富中学生对哲学的认知，培养他们对哲学的兴趣，吸引对哲学类专业具有浓厚兴趣且具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中学生报考哲学专业，南开大学哲学院在全国率先将中学生夏令营与自主招生相结合，针对优秀营员采取降分录取的方式，招录学生。这就是要在现有高考体制下，通过精确定位，在千百万高考生中寻找到“心甘情愿的哲学门徒”。从2009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暑期哲学夏令营”始，截至目前，南开己连续举办七届夏令营，共吸引来自全国23个省市100余所重点中学的700余名优秀中学生参加，报名人数更是超过2 000人。中学生在营期间，通过参与名师讲座、校友互动、素|拓展、辩论赛和哲学素质考核等一系列活动，对哲学专业形成了初步但却生动的理解，多数学生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2009年开始夏令营工作，2010年开始有夏令营学生入校学习。自2010年至2015年，六年间共有27名优秀中学生通过夏令营以及南开大学自主招生活动考入南开大学哲学类专业，也有一些学生参加了南开夏令营之后考入其他高校哲学专业。
从学生培养的角度看，以夏令营的方式进行的自主招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至目前，南开哲学院通过夏令营录取的优秀营员已经有13人毕业，他们都成长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学习成绩保持在全部学生的前20%，绝大多数毕业后选择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继续深造。例如，2010级共录取4名学生，他们全部考取或被保送到比利时鲁汶大学、法国鲁昂高等商学院、英国巴斯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继续深造；2011级的6名学生全部考取或被保送到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南开大学哲学与逻辑学专业继续深造；2012级有3名同学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深造。目前仍然在校的14名夏令营优秀营员的学习状况均表现良好，综合素质高，尤其是在本专业上大都展现出很大的培养潜力。例如从学分绩排名来说，2013级有2名同学在全年级排名并列第一，2014级的2名同学分列第二和第三名。
南开大学哲学院开展的中学生哲学夏令营活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好评。《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以及天津各大媒体作了报道。第一届招生荣列教育部“阳光高考”网络平台2009年度四大标志性事件。
二、以“知南开知哲学”为载体的“地方专业史”教育
夏令营优秀营员只是考入南开大学哲学院全部学生的一部分，虽然这部分学生对整个年级学生专业思想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但本科新生入校以后如何进一步巩固专业思想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与大多数高校一样，南开大学允许二、三年级学生重新选择专业，即在本校转换高考录取时确定的专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院申请转往其他院系学习的学生比例非常高，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成为困扰哲学教育者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认识到，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一方面是要让他们了解哲学、热爱哲学，另一方面要增加他们对自己所在学校的专业的认同感，热爱自己的学术共同体，而这需要他们对南开大学哲学学科自身的历史有所了解，对身边老师的哲学研究有所感受。根据这一设想，我们在常规课程之外针对一年级新生开展了“知南开、知哲学”教育。主要做法是请常年任教于南开的老教师讲述南开哲学院的历史、南开哲学专业发展史，以及个人治学心得和个人成长经历。通过与身边老一辈南开哲学人的交流，学生对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晦涩艰深的哲学研究变成了身边学人从事哲学研究的生动的、可感知的个案。这大大增加了学生对哲学专业的学习兴趣，也增强了他们对南开哲学院的认同感。这种课程外的专业发展史教育，我们将其称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地方专业史教育”。
以“知南开知哲学”为主要载体的“地方专业史教育”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开展这一活动以来，哲学院哲学专业转向非哲学类专业的申请人数明显减少，学生对哲学的兴趣更加浓厚。南开大学是我国较早设立逻辑学本科专业的高校，逻辑学科有悠久的历史。但受社会俗见的影响，在以往按哲学大类招生之后进行的分专业过程中，很少有学生申请学习逻辑学专业，而强制进行专业分流又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近些年，由于逻辑学专业的老师们积极参与“知南开知哲学”等活动，积极担任一年级新生的班级学术导师，申请逻辑学专业的学生大大增加，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三、以“全程导师制”为载体的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
与许多所谓的“热门专业”相比，我国各高校哲学院系的本科招生人数都不多。这在客观上形成了高校中哲学类专业优良的师生比。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进行量的扩张过程中，这是高校哲学专业教育难得的优势。如何利用好这一优势，精细化培养人才，优化哲学类本科生的育人模式，是我们需要认真探索的。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南开大学哲学系就以“全程导师制”为载体进行人才精细化培养模式的实验。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细化规章制度，完善这一培养模式，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哲学人才精细化培养体系。
所谓“全程导师制”就是从本科生入校到毕业全程配备学术指导教师。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全方位的，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而且要指导他们的学业计划、学术研究、就业和人生规划。形象地说，就是要拿本科生当研究生培养。由于考虑到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大多属于全校公共必修课，还未过多涉及哲学专业的课程，因此“全程导师制”分两段实施：大学一年级为第一段，根据专业特点配备班级学术导师，对学生遇到的学业问题进行指导；大学二年级之后为第二个阶段，配备个人导师，负责一对一的学业指导。与许多兄弟院校和兄弟院系的导师制相比，南开哲学院实施的导师制更强调对学生入校后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指导，因此称为“全程导师制”。
保证全程导师制的实施，关键在于制度的制定和落实。为此我们针对导师制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并力促落实。例如，我们规定：所有的在职教师均有义务和权利成为本科生导师；每位教师根据自己的学术特长拟定3个左右学术方向供学生选择；导师凡指导一名本科生每年按2学分的课程计算工作量；导师的确定采取双向选择，首选权在学生，等等。高校教各方面工作压力巨大，他们往往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指导上去，因此有了这些细化的制度，导师制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全程导师制”对学生培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使得学生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学术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其次，加强了师生之间的联系，使学生无论是对哲学学科还是南开大学都形成了更强的归属感。再次，很多导师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组织不同类型的学生就相近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实际上使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形成了联系。最后，对于指导教师而言，这些学生很可能成为潜在的研究生生源，继续跟随导师深造，因而也为未来的研究生教育提前打下基础，为师生互联的学术共同体所进行的具有特色的学术研究的良好接续提供了机制。
四、以“知哲学知社会”为载体的社会接轨教育
大学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也应包括帮助学生如何在走出校园后尽快地适应社会，如何运用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也就是说，哲学教育不仅包括哲学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也应当包括运用哲学的教育。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专业知识和能力与社会的对接尤为重要，因为除了小部分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生之外，哲学专业知识与社会工作的对应性并不是直接和明确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学生和家长总是会不断地问“哲学有什么用”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解决的。
为了全方位培养人才，多年来我们充分调动校友资源，在大四毕业生中开展“知哲学、知社会”的社会接轨教育，开展校友走访活动，丰富学生的社会实践内容，为学生走向社会提前做好准备。主要做法是，请南开哲学院的成功校友来学校开设讲座，使学生尽快了解社会，了解哲学知识的应用，以便未来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结合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毕业实习，我们还组织学生对哲学院的毕业生进行走访，一方面加强了校友与在校学生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校友的帮助下提前走进社会，接触社会工作。由于身处社会各行业第一线的校友比高校教师更了解社会对哲学人才的需要，更了解哲学专业知识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因此由他们担任学生的职业导师或社会实践导师，对于那些即将走入社会的学生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7篇
本科哲学专业精品课建设是新时代综合大学哲学教育的一个新尝试，本文试图结合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本科实验班开设的哲学精品课的实践，对本科哲学精品课的目标及内涵进行初步探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争，是近年来世界教育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话题。本文试图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本科哲学精品课的目标及内涵，对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的一点思考。
一、通识教育和专业精英教育的互补关系和现实处境
通识教育是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古典教育和自由教育的理念。这种理念以文史类课程为核心，以阅读古典著作为主要手段，以培养“完整的人”（the whole man）、“饱满的人”（well-rounded person）为主要目标[1]。在20世纪，通识教育理念得到了充分发展，以美国为例，很多一流大学建立的“核心课程”体系成为通识教育的主要模式，内容不仅涵盖人文科学，也涵盖自然科学。核心课程被分为几个大类，学生必须在其中选择一定的学分才能毕业。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分有六类：一是外国文化，二是历史学，三是文学与艺术，四是道德推理学（伦理学），五是自然科学，六是社会分析。核心课程的分类大体呈现出以人文类为主，自然类为辅的特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通识教育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标，对人性本身和人类社会的了解自然占据核心位置。
从专业教育的目标上来看，分为高低不同的层次，高层次的专业教育是以培养各个理论学科领域和具有高技术附加值的实践领域的专家和精英为目标，低层次的专业教育是以培养各种相对容易掌握的谋生技能为目的的专业教育。本文探讨的专业教育，主要指高层次的专业精英教育。
通识教育和专业精英教育的关系应该是互补的，二者各有各的功能目标。一方面，每个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都必须擅长和精通某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不能是面面俱到的“全才”。因为在高度现代化的21世纪，知识的数量已经超出了个体能够掌握的极限，前现代时期达?芬奇式的精通多学科的天才学者已经不可能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专业分工体系，通过各专业人才分工协作来推进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实践能力的增加，导致社会生产力的急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高度发达的分工体系使得每个人乃至每个专业领域都无法涵盖人类知识的全部图景和内容，使得“隔行如隔山”的现象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为自己的专业性思维所限制，已经难以超越自身的局限，全面地思考关乎人类社会整体命运和人类文明走向之类的大问题。而且，专业思维的另一个误区，是不同专业之间相互隔绝，会阻碍交叉性学科的产生，而后者恰恰是与创新型思维互为因果的。创新型思维必须突破学科壁垒，有了创新型思维，就会促进交叉性学科的产生，而交叉性学科的产生也会促进创新型思维。所以，通识教育在这个时代不应该被遗忘、被边缘化，而应该加强。
中国近年来的大学改革中，也把通识教育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这种改革的理由和国外略有差别。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学教育沿袭苏联的办学模式，以专业教育为主，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专业人才。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专业教育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首先，从原来的计划性比较强的专业设置，转为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但由于市场需求变化比较快，而大学的专业计划调整则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再加上一些教师的知识和技能更新较慢。所以，一些紧跟市场需求的新专业也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其次，市场需求也具有一定的功利化色彩，导致一些传统的“冷门专业”不受用人单位重视，而且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学位高消费”。第三，随着高校扩招，毕业生数量大规模增长，从本科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处于一种数量上的“大跃进”，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这种种因素导致专业教育暴露出其内在的缺陷。
有鉴于此，中国一些高校开始进行通识教育改革，开始重视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性，在大学课程体系内设置通识教育模块，或设置以通识教育为目标的机构。第一种通识教育改革的思路是以复旦大学的书院制为代表，其通识教育改革走在全中国大学前列，它把一年级本科生新生编入不同的书院，进行为期一年的通识教育，然后再进入专业教育阶段。它把核心课程分为六大模块，即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科学精神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课程由长江学者、部级教学名师以及知名教授等担任主讲教师和课程负责人，形成了经典导读、助教制度、小班讨论、多元考核、网络互动等富有特色的教学模式。第二种通识教育模式就是独立学院模式，以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学院等一系列学校为代表。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首先，通识教育部门和其他专业学院并列，学生可以从其他学院的高年级学生选拔。其次，这种模式的教学目标是以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专业精英人才为主。如果说第一种模式的重点是“拓宽知识基础，塑造全整人格”，那么第二种模式的重点在“打通专业壁垒，塑造学术大师”。
上述两种通识教育改革的模式主要是在国内一些一流大学中实施的，而在其他的综合性大学中，通识教育改革基本是模块式的改革办法，即把“公共必修课+全校性的选修课”作为通识教育模块，和专业教育并行不悖。这种通识教育改革模式只能说是一种不完整的通识教育改革模式。改革力度如何，完全看各个学校是否重视，课程体系是否完备[2]。如果通识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则这些学校有可能按照上述两种模式来改造自己的课程结构。现有的这种模块式通识教育模式是否可以成为第三种可行的模式，则有待于观察研究与实践。
二、哲学精品课的两面性
黑龙江大学哲学专业开创于1958年，至今已经有五十余年的历史，拥有一支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专业素养突出的教学科研队伍，在国内大学的哲学院系之中属于中坚力量，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的哲学理论人才。从2004年开始创设哲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实验班，至今也有十年的历史。在历史悠久的哲学课程基础之上，建设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专业基础课程在内的哲学精品课体系。哲学精品课的目标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为主，但又同时面向全校开放，这一点又带有通识教育的功能。
根据哲学精品课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哲学精品课教育切勿掉进两种误区。第一种误区，是按照培养学术大师的标准教授课程，特别强调课程的学术性，讲课和辅助教学手段务求专深。这种误区起源于错误地理解“研究性学习”的理念，不仅容易导致拔苗助长，而且也混淆了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区别。第二种误区则是尽量地按照非哲学专业的标准，通俗易懂地进行讲授，而忽视了哲学课程的专业性，这种误区不经常发生，但是也值得警惕，因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历来都是强调专业性，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通识教育理念都是全新的，原有的全校性选修课被很多人理解为无关紧要，按照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这个误区源于对通识教育的误解。通识教育本来就不等于通俗易懂，而是强调不要限于狭窄的专业思维，并不等于完全不进行任何专业探讨，只是探讨的方式和目标有所不同而已。
在笔者看来，本科专业的研究性学习模式还不能等于研究生的学习模式。研究生的学习目标是以学术训练的方式培养学生，以严格的学术论文形式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本科阶段的学习虽然也有学术论文，但是这种学术论文并不一定要求有特别强的学术性，实际上，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很难达到真正的学术创新，因为哲学专业的特点，博士阶段才能谈到真正的学术创新，本科生的学术训练还远远达不到可以进行学术创新的水平。本科阶段的研究性学习模式的特点应该是鼓励和推动学生主动探索和主动研讨，教师多布置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加大课堂和课后的讨论和互动分量，加大学生的阅读量，以此摆脱传统的“上课抄笔记，课后背笔记，考试背笔记”的填鸭式教学模式。总之，本科专业的哲学教育还是以课程为中心，精品课的任务并不直接以科研为任务，而是促使学生习惯哲学思维，而并非直接把培养学术研究人员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哲学精品课的内容切忌太深，而是重视初步的哲学思维训练，核心是围绕着“哲学家提出了什么思想，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思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有什么意义和启示”，即了解哲学知识背后的“所以然”。与之相比，研究生的哲学教育的核心则是掌握“纯技术”层面的论证方式，并对哲学思想提出自己的论证，两个阶段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8篇
李振声(1931―):
山东淄博人。遗传学家、小麦育种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现任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李振声院士长期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开创了小麦远缘杂交品种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的先例,1987年,他带领科技人员对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进行大规模改造和治理,6年时间实现该地区粮食增产504.8亿斤。他开发的以“小偃6号”为代表的系列品种,成为我国北方麦区的主要优质源之一。
同时,李振声院士创建了蓝粒小麦和染色体工程育种新系统,为小麦染色体工程育种的实用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并提出了提高氮、磷吸收和利用效率的小麦育种新方向和资源节约型农业发展观。李振声院士是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他著有《小麦远缘杂交》等两部专著。
吴文俊(1919―):
上海市人。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
吴文俊院士是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研究工作涉及数学的诸多领域,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在拓扑学的示性类、示嵌类等领域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影响深远,享誉世界。他还提出了利用机器证明与发现几何定理的新方法,这项工作对数学的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数学在数论、代数、几何等方面的成就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2000年,吴文俊院士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东生(1917―)
辽宁沈阳人。地球环境科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欧亚科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现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刘东生院士长期从事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黄土研究等领域。
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的多旋回特点,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学说”。他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他把青藏高原研究同黄土高原研究结合起来,把固体岩石圈的演化同地球表层圈的演化结合起来,开辟了地球科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刘东生院士于2003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笃正(1916―):
安徽安庆人。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
叶笃正院士是国际大气科学界屈指可数的学术巨匠,为全球变化、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长期致力于动力气象、高原气象、海气关系、大气与地表面过程、全球变化等专业方向的研究工作。尤其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等领域成就显著,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近年来,叶笃正院士一直从事如何利用全球变暖的正面效应、降低负面效应的研究,他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
叶笃正院士曾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了国际气象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气象组织奖”。2006年1月9日,国家主席为他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吴孟超(1922―)
福建闽清人。我国肝胆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历任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副校长,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医学科技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副理事长,中德医学协会理事等职。
吴孟超院士在上世纪50年代研究正常人肝脏解剖,提出了适合临床外科应用的分叶分段新见解,为肝脏手术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60年代首创简便安全的肝脏外科手术新疗法――间歇阻断切肝法,并突破肝脏,施行中肝叶切除术成功。70年代成功地切除了世界首例18公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对中、晚期肝癌首先提出二期肝切除及再次肝切除的新论点。至1986年底已进行肝叶切除术1019例,成功率97%,切除总数和成功率均居国际领先地位。、著作100余篇,著有《肝脏疾病手术治疗的临床研究》一书。吴孟超院士是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魏寿昆(1907―):
天津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的冶金学家、工程教育家,我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1929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矿冶系,1935年获德国德累斯顿工科大学工学博士学位。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顾问。
魏寿昆院士曾任西北联合大学、重庆大学、北洋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天津大学教授、副教务长,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教务长、副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物化学会第一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常委。魏寿昆院士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冶金过程热力学和动力学的研究,运用物理化学理论解决冶金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其中共生矿分离的基础理论研究“铌在铁液及钢渣中的热力学行为”获得成果。编著有《冶金过程热力学》、《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中的应用》等书。
石元春(1931―):
湖北武汉人。著名土壤学家、两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56年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现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资源环境委员会科学顾问。
石元春院士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和盐渍土发生与改良方面的工作。1973年开始,持续在黄淮海平原从事中低产地区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和农业发展的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研究达20年之久,1978-1990年先后是该项目的专家组组长和课题主持人。1992年开始,石元春院士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节水农业的基础性研究”,在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治理实践上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1993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得陈嘉庚农业科学奖和萍科学奖。出版专著7部,发表文章100余篇。
王大珩(1915─):
江苏苏州人。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英国伦敦帝国学院应用光子学硕士学位。我国光学界的学术奠基人和组织领导者。
王大珩院士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王大珩院士指导研制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和许多国防光学仪器。1986年,王大珩院士与其他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中国的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由此国务院发出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863 计划”)。
王大珩院士曾在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陶诗言(1919―)
浙江嘉兴人。气象学家,中国当代天气预报理论和方法的开拓者之一,国际知名的季风研究专家。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陶诗言院士在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副主任期间,培养了大批天气预报的骨干,为开展中国天气预报业务作出了贡献。他划分了入侵中国的寒潮路径,指出寒潮过程是大型天气过程急剧调整的结果。在研究梅雨方面,他指出中国长江流域的梅雨同东亚和北半球大气环流的突变密切相关,尤其同亚洲夏季风的爆发和西风急流的北跳关系更大,这些都对中国天气预报工作有指导作用。
陶诗言院士是中国最早将卫星资料用于预报方面的研究者之一,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成果奖,1980年的科学技术成果推广应用奖。
李政道(1926―)
上海市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理论物理学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李博士1956年和杨振宁博士合作,解决了K介子的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认识到很可能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提出了几种检验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不是守恒的实验途径,而共同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方面。
李政道十分关心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多次回国访问讲学。他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为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作出了贡献。
丁肇中(1936―)
祖籍山东日照。美籍华裔物理学家、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62获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起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1977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丁肇中主要从事高能实验物理、基本粒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γ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在1974年,与里希特各自独立地发现了J/ψ粒子,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丁肇中在1979年夏发现了三喷注现象,为胶子的存在和量子色动力学提供了实验依据。
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高能物理学人才,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6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1996年度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杨振宁(1922―)
安徽省合肥市人。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44年毕业于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获硕士学位。1948后先后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普林斯顿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起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兼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
杨振宁博士于1956年与李政道博士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因而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一原理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对称性的认识,为人们正确认识微观粒子世界开辟了新天地。另外,杨振宁博士还是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场论、数学物理等诸多领域中重要研究方向的先驱和奠基人。
1971年以来,他多次努力帮助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在美进行科研和学习,在促进中美科技交流和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钱学森(1911―):
浙江杭州人。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副教授、教授。
钱学森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国航天工程的技术领导工作,任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由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两弹结合”试验的研制,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钱学森于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1991年获“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著有《工程控制论》、《星际航行概论》等著作。
王永志(1932-):
辽宁省昌图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总装备部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61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投身于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火箭的研制工作,继尔参加了多种火箭的设计和研制。
先后担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新一代地地火箭总设计师,是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和研制总指挥,曾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1992年11月至今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先后担任洲际火箭副总设计师、三种新一代地地火箭总设计师,是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运载火箭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和研制总指挥,曾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院长,1992年11月至今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
金怡濂(1929―):
江苏常州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专家、我国巨型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56－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电子计算机技术。现任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计算机学会名誉理事。
金怡濂院士先后提出多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巨型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相继参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多种通用机、专用机的研制，主持完成了多机并行计算机系统的研制。
上世纪90年代,金怡濂受命主持研制国家重点工程――“神威”巨型计算机系统,担任总设计师。随后,金怡濂继续担任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的总设计师。为我国在世界高性能计算机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罗沛霖(1913―):
天津人。新中国信息产业奠基人之一、电子学与信息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3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52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特荣誉级哲学博士学位。信息产业部高级工程师。
曾负责引进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并参与工厂设计,以后为建厂技术总负责人。多次参加主持编制国家科技规划的电子学部分。主持了我国第一部超远程雷达和国产最早系列化电子计算机研制的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对我国电子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工业建设做出重要带头及奠基性贡献。在学术与技术方面,对雷达、信息理论、电子电路、电子计算机逻辑设计、电机、电器、工艺评估方法学、经济财政数理分析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发展动向等有创造性成果。获2000年度中国工程科学技术奖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建会百年纪念奖。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士。
任继愈(1916―):
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即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建国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宗教学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等。
季羡林(1911―)
山东临清人。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吴敬琏(1930―)
江苏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9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6年,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1999年,为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江苏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195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1990年,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成员;1994年,为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客座教授;1996年,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问研究员;1999年,为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研究员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朱光亚(1924―)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9篇
1、张中行，1909年出生于河北香河。原名张璇，字仲衡，出自《尚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因名难认，以字的简化“中行”（《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行世。河北香河屯镇人，著名学者、哲学家、散文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同年入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35 年毕业后，先后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贝满女中、北京大学任教，曾任佛学杂志主编，副刊编辑。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工作，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2、季羡林：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3、金克木：金克木（1912～2000 ）字止默，笔名辛竹，1912年8月14日生于江西，祖籍安徽寿县。中学一年级就失学，若论学历不过小学毕业。1935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自学多国语言，开始翻译和写作。1938年任香港《立报》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任湖南桃源女子中学英文教师，同时兼任湖南大学法文讲师。 1941年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兼任《印度日报》及一家中文报纸编辑，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走上梵学研究之路。1946年回国，应聘武汉大学哲学系。1948年后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随后娶历史学家唐长孺之妹唐季雍女士为妻。
（来源：文章屋网 ）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版权所有
(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1篇
(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版权所有
(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2篇
(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错,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并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这当然是一项重要工作。但是更重要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我们常常明确地指出哪些问题是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为什么惟独在哲学问题上就不可以这样说呢?列宁正因为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毛泽东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没有研究过的问题,邓小平正因为研究了马、恩、列、毛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当然,我们不能轻率地断言某某问题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例如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研究过“人”,我看这是活天冤枉。全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哲学)就是为了彻底改变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处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创立的,怎么能说它没有研究过人呢?但是确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深入地系统地研究过的问题,却是事实。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还没有提出、或者没有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现在时代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新的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都提出了大量的新问题,而且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已经汗牛充栋,正在影响着全世界。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就说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拓宽了研究的领域,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二)当前世界哲学研究的问题多如牛毛,我们都不能不关注,不能没有发言权。但是,哲学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毕竟还是社会的实际生活,不管哲学家本人是否意识到了都一样。有些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未必那么迫切,甚至还不到提上日程的时候。例如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就是如此。我不是说不可以作超前的研究,但总还要有轻重缓急之分,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气力去研究的还是对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例如,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被弄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矛盾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有一种责任感,不想或多或少尽一点微薄之力吗?我看近年来许多同志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需要的驱动下开展起来的。人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就是如此。研究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平?很可能会,但不是必然会。这第一取决于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精度如何,第二取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如何,第三取决于宣传的方式如何。过去多年来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我们不会再走这样的路。我们要走的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路。我们会以世界的眼光和时代的眼光来解决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为中国、也为世界哲学作出自己的一份独特的贡献。
(三)我觉得我们搞哲学的同志对科学的负面作用似乎讲得多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万能论是错误的。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科学的思维方法也决不是唯一合理的思维方法;科学的不合理的应用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不少的灾难。这都是事实。哲学指出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也是无可替代的。西方某些学者把科学说成灾难之源的怪论千万不可附和。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血迹斑斑,并不是由于科学太先进,而是由于科学太落后。现在我们的祖国站起来了,可是数以亿计的人还迫切需要科学启蒙;我国科学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不仅使我们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且连安全都受到威胁。我们现在应当着力强调的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而不是大讲科学的“缺点”。在大家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时候去讲吃得过饱、身体太胖的危害性,提出“减肥”的办法,自然也并无不可,因为这种理论如果确实符合实际,也是一项有价值的成果;但恐怕毕竟不是当务之急,而且有点文不对题。哲学当然不应当是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当是科学的训导员;它应当是科学的朋友。过去苏联和我国都发生过哲学硬充科学的“指导者”和“裁判者”而造成严重后果的事,再也不能重复了。
(四)哲学对人类、对民族确实太重要。它既是民族精神的升华物,又是民族精神的铸造者。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侏儒。轻视哲学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但是哲学和科学一样,也不是万能的,也要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哲学有自己的崇高使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不必因为受到冷遇而自惭形秽或愤愤不平;但也不必把自己抬得至高无上。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可能“为万世开太平”。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哲学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哲学是反思的学问,这种性质注定了它难免做黄昏起飞的枭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做高鸣报晓的雄鸡,做“事前诸葛亮”。要做好“事前诸葛亮”,先得老老实实地做好“事后诸葛亮”,否则高谈不免流于空谈,热闹一阵也就烟消云散了。
(五)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就逐渐成形了。不过,从大家的发言看来,立足本土,放眼世界,融会中外,自创新局,似乎还是一种共识。也许大家将来踩出来的就是这样的“路。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3篇
弗朗索瓦・于连(Frangois Jullien，1951－)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因借助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来反思欧洲哲学，而成为见地颇深的汉学家。于连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72-1977)，1978年获巴黎第七大学(七大)远东研究博士学位。曾游学于北京和上海等地的大学(1975-1977)，担任过设于香港的法国汉学研究分会的负责人(1978-1981)。 后于1985-1987年赴东京做法日文化馆的访问研究员。198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88-1990年担任法兰西中国研究学会会长，后继任哲学国际学院院长(1995-1998)。2001年被晋升为法国大学科学院高级院士，现为巴黎七大教授，兼任法国葛兰言中心主任，法国当代思想研究所所长等职，同时指导法国大学出版社(PUF)的“东方学”系列丛书的出版。弗朗索瓦・于连著述颇丰，著有《迂回与进入》、《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效率论》、《平淡颂》、《时间论》、《大象无形》、《过程与创造》等十余部作品，并被翻译为多国文字。
于连的著作大多与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有关。他在研究西方哲学时，之所以选择中国古典哲学，原因在于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文明相对孤立，不像印度和穆斯林文明都与西方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于连看来，中国是一个伟大的“他者”，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他虽然表示自己的研究只是从理论上把中西方的哲学进行对比，了解中国是为了研究欧洲的哲学，但这对于法国的汉学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于连不像其他汉学家如杜明(Jean-Luc Domenach，1945-)、侯芷明(Marie Holzman，1952-)等采用民族志式研究，专注于外部描述，对中国政府和人权抱有成见。在于连看来，要理解中国的现状，不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是无法进行的。换句话说，于连在进行中西方哲学对比研究的同时，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治现状与它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说，于连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审视西方与中国在诸多方面的差别，如经济、人权、自由、民主等。他在与杜明的对话中，就谈到，“如果忽视不同于欧洲的中国的独特思维方式，就不能理解中国的发展”，应避免激进地一味把西方的价值观武断地强加给中国。
于连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他者”存在的合法性是由不同文化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激进地以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以一种观念代替另一种观念是不可取的。于连质疑西方价值的普遍性，认为让中国快速接受西方民主制并不现实。谈到“人权”。他认为，人权的产生具有特定的文化背景，他说，“我不知道为何我们要把欧洲的这种东西强加给其他文化”。西方与中国分属不同的文化逻辑――解放和整合。前者强调个体的独立，个体的自治与政治上的自我组织，后者则强调整合、和谐、秩序，法自然。正是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法自然、因势利导、随机而变”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易经中的“时、易”，才使我们在今天的中国，看到了一种实用思想，一种内在哲学，一个正在颠覆世界权力平衡关系的古老文明，一个能用“两条腿走路”(语)的、被称作共产主义的国家，但它取得了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在发生着“静悄悄革命”，令世界震惊。于连还指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新的中西方两极将出现，不过不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经济、艺术、哲学方面的竞争。
弗朗索瓦・于连熟悉中国的古代贤人，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王夫之等，他对中国的分析尤其受《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这部可称作“中华文明脊梁”的古典著作实际上也是中国不同古典思想，甚至各行各业的行动参照系。正因为采用了历史主义的方法，所以于连的观点比其他仅以民族志式解读的法国汉学家更具说服力，同时为其他对中国怀有偏见的研究同行做出了表率。不过，于连毕竟是西方学者，还是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留恋西方的价值观，如人权等。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4篇
科学的哲学特性
1．科学必须以形而上学为基础康德由于赞叹和敬畏头顶的星空，所以致力于“科学为什么成为可能”的研究，并写出了巨著《纯粹理性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为科学成为可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德认为，“一切本义上自然科学都需要一个纯粹的部分，在它上面可以建立起理性在其中所寻求的无可置辩的确定性。”〔6〕在康德自己看来，这个纯粹的部分唯一的是形而上学，即“按其本义来称谓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以自然的形而上学为前提的。”〔7〕事实上，科学史上的几乎任何重大的科学理论的诞生都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为前提的，没有形而上学的支撑，整个科学大厦就将成为空中楼阁。哥白尼作为一个牧师，既是虔诚的基督徒，又是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坚信，宇宙是简单的、和谐的、有规律的，这不仅因为“万物皆数”，而且也因为上帝是按照某些法则、规则、规律、原则或甚至数学公式来创造宇宙的，所以整个宇宙绝不可能是复杂的、杂乱无章的、无序的。然而，托勒密的“地心说”竟然用80多个本轮和均轮来解释观察到的天文现象，太过复杂，这显然违反了世界简单性、有序性、规律性原则，而只有“日心说”才能与这一原则相吻合。同样，爱因斯坦之所以提出统一场论的观点，是因为他认为“世界是统一的和简单的”。正如今天地球上尽管存在150多万种动物和30多万种植物，但它们都有共同的祖先，都是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演化或进化而来的；自然界中尽管有多得数不清的物质形态，但它们其实都是两种最基本的物质形态—“粒子和场”的不同组合或结合形式，甚至粒子和场本身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也是一种物质形态的两种形式。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宇宙中的四种力或场，强核力（场）、电磁力（场）、弱核力（场）和万有引力（场）在宇宙诞生之初其实是由一种统一的力（场）演化而来的。其后物理学的发展表明，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形而上学作为宇宙的本体论学说，作为哲学的核心，它为科学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2．价值观为科学研究定向或开辟道路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即都是在思想观念或主观意志的指导下完成的。这就意味着，是否进行科学研究或是否认识自然界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受人们价值观的直接左右。如果一个人认为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那么他就会积极主动地去进行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甚至花费毕生的精力去做。事实上，科学史上许多科学家都为科学事业贡献出了他们的整个生命。相反，如果一个人认为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都没有什么意义或价值，根本就不值得去做这样的事，那么他就绝不可能去进行任何科学研究。很显然，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问题，或者说，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人们做什么事或不做什么事。从哲学史和科学史看，西方近代科学之所以在文艺复兴后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并在此后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古希腊人特别注重对自然界的探索，因此其自然哲学特别繁荣和兴盛。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把认识自然界看作是人类最值得做的事，完全是由他们的价值观决定的。在他们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8〕人类要想驱除愚昧，就必须揭示自然界的奥秘，即认识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如此产生的原因，以合逻辑地对之加以解释。这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而仅仅知道自然现象本身，只是感性知识或经验，并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因为现象世界是多变的、不真实的，甚至是虚幻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9〕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孜孜不倦地研究物体运动的原因和规律，阿基米德要对“木头为什么浮在水面，而石头却沉到水底”的原因和规律进行解释，牛顿为什么一心要探究“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而不飞到天上去”的原因，近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科学院和民间机构为什么每年都要悬赏征文解答诸如“磁针的变化和倾角与各种物理力之间的关系”（1809年丹麦皇家科学院悬赏题目）、“利用精确的实验确定光线的衍射效应”（1818年法国科学院悬赏题目）这样的问题。原来这些都是价值观使然。这就是说，“他们探索哲理只是想脱出愚昧，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10〕与西方人的这种热衷于探索自然界，并且认为认识到自然现象的背后原因才算获得了“真知”的价值观相反，中国人认为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并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人类更无法弄清楚自然现象的背后原因，因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所以人们应当“言其所当然，而不复强求其所以然。”〔11〕正由于此，中国人从不探究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事实上，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小磁针一头指南，一头指北”，早就知道了“磁石召铁”，早就知道了“孛星”（即哈雷彗星）等现象，但却从未想到过要弄清楚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3．信仰信念是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科学研究作为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一种活动，明显地和决定性地受人们信仰信念的影响。作为科学家，首先必须坚信，自然界是简单的、和谐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决不是偶然的堆积；其次必须坚信，自然界的奥秘，自然界的简单性、有序性、规律性是能够被人类所认识的，人类凭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够把握自然界；最后必须坚信，人类尽管不能获得关于宇宙的终极真理，但随着人类的不懈努力，完全可以逼近真理，越来越正确和越来越全面、深刻地揭示出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没有这些坚定的信念，就不可能为艰辛的科学研究提供足够的动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12〕丹皮尔说得更清楚：“他们关于神与世界是人可了解的假说，也使得西欧聪明才智之士产生了一种即使是不自觉的也是十分可贵的信心，即相信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和一致的；没有这种信心，就不会有人去进行科学研究了。”〔13〕事实正是如此，“天空的立法者”开普勒之所以穷毕生精力研究行星运动的规律，是因为他坚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创造世界的，所以根本性的数学谐和，即所谓天体的音乐，乃是行星运动的真实的可以发现的原因。”〔14〕爱因斯坦之所以致力于统一场论的研究，长期引领物理学的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是因为他坚信，“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一个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的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15〕所以说，信仰信念是促使科学家一心探究自然界奥秘，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信心的来源和不竭动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希望观察到的事实能够从我们的实在概念逻辑地推论出来。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理论能够掌握实在，要是我们不相信我们世界的内在和谐，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并且永远是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力。”〔16〕4．科学方法是哲学思想的延伸稍懂科学的人都体会到，科学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手段、工具，对科研的成败会产生决定性影响。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数学方法、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等，科学研究将寸步难行，甚至科学本身都不可能诞生，更不可能得到迅猛发展。其实，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运用适当方法解决科学问题的过程，因此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与之相应的适当方法。然而，科学方法显然来自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哲学思想，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即哲学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比如，作为古希腊时期持续500年时间以上的三大学派之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17〕这就是说，“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18〕“而全宇宙也是一个数。”〔19〕既然宇宙万物是由“数”构成的，是由“数”派生、演化而来的，那么人类要想认识自然界，揭示宇宙的奥秘，当然必须用“数学”来进行描述。而这正是西方人热衷于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对西方科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直都产生着重要影响，像哥白尼、开普勒、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几乎都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思想的信徒。同样，实验方法的诞生也有其深刻的哲学原因。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反，古希腊哲学坚持“主客二分”思想，即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和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世界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人类要想认识客观世界就必须有一个中介或桥梁，把主客体联结起来，否则主体就不可能认识客体，这一中介或桥梁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就是“实践”。对认识自然界或科学研究而言，这一“实践”形式当然就是“实验”。不难看出，科学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哲学特性，是由哲学和科学的本质所决定的。哲学作为宇宙观、价值观、信仰信念和方法论，集中地体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它直接地影响和决定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成效或结果。而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揭示自然界奥秘的一种活动，它的基础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其成果形式说明了什么？以什么思想指导这种活动？以什么方法进行这种活动等等？几乎无一不与哲学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科学活动看做是具体化的哲学活动。之所以古希腊时期科学和哲学同为一家，怀特海认为“科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划分是很不容易的事”，许多理论科学家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也正是由于科学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科学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思想。
几点启示
哲学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中医药教育；机遇；挑战
中医药学在历史上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今天，仍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卫生保健做出新贡献。笔者从事中医药教育工作三十余年，本文从中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及挑战角度，剖析我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以期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高等教育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一、中医药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
1、国家政策方面
新世纪之初，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医疗体制改革已到攻坚阶段，医疗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医药教育事业在新形势下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选择，在这关键时期，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医药学是我国医学科学的特色，也是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讲话虽然简短，但内涵十分丰富。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教育事业的一贯关心和重视，同时对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医药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不但明确了中医药学的科学性和文化性，同时肯定了中医药学历史和现实的作用和地位。
2、中医药学自身的专业特色
（1）中医药学的医学哲学特色：“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是中医哲学特色所在。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这个整体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医的哲学基础，所以强化“道在于一”，是自然规律的哲学思考。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变化规律分析中医药学发展史，历史表明：古往今来的中医学家都没摆脱哲学对他们的支配，这是把握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的关键。
（2）中医药学的研究方法特色：其一，中医传统研究方法早就寓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逻辑方法于其中，诸如比较和分类、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证明和反驳、三段推理等，尤其重视逻辑推理的作用。
二、中医药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1、中医药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医学与社会的发展需求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中医药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但是现有的形式单一、内容呆板、缺乏灵活多变的中医学教育模式未能紧随医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而变更，专业结构不合理、范围狭窄、缺乏灵活性的结果是：中医院校毕业生择业难，甚或无人问津，出现医疗卫生人才的短缺和中医药人才相对“过剩”的尴尬局面。
2、课程内容陈旧、课程安排不很合理，学生知识掌握泛化
在中医药有关课程体系的设置中，包括因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所出现的病症（如烈性传染病等）以及对此必须采取的诊疗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在当今医学科学一体化的背景下，陈旧或被西医内容所代替，而在中医学教材中对这部分内容的更新，却远远滞后于现实。面对现代西医学的强劲冲击，中医学生难免对“博大精深”的中医药理论产生一种困感和茫然，理想的、系统的、规范的中医思维的培养受到置疑和影响，更甚者，极易出现“西化”、“异化”的倾向。
三、结语
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应该有的放矢，不断的提升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笔者认为，目前的中医药高等教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首先需要我们转变教育理念，传统的中医药教育只注重中医药理论中的基本内容的讲述，课堂上采用“填鸭式”的教育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文化素质将起到很严重的阻碍作用，这就需要从老师到学生教与学两个方面转变教育观念，将原来的“传授”型教育理念转变为“引导”型教育理念；其次，需要课程设置的改革，中医学是一门富含哲理和临床经验，并自成体系的学科。无论是其理论体系，还是其研究方法，均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地方。再次，高等中医药院校建立“回归制度”，定期对毕业生实施返校继缕教育。“回归制度”就是要高等中医药院校对毕业学生定期实施返校再教育，进一步使毕业生有一个继续受教育和继续学习、深入研究的机会。最后，注重能力培养，促进全面发展，着眼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不断优化中医人才的知识结构，达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有合理知识结构，又有较强能力和创造才能的中医人才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陆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就学习重要讲话》，引自《中国中医药报》2001年6月。
[2]王庆国：《关于中医药现代化的几点思考》，选自《面向21世纪――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0年版，253-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