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论文范文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篇

经济法论文范文一：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探讨

高职高专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动手能力强、实用型的学生，而随着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的单一理论讲解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特别是经济法课程作为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等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经济法课程中合理运用案例教学，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将从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作用入手，分析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对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作用

案例教学法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据统计，超过八成学生认为案例教学非常有必要，可以说案例教学在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寓教于乐

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基础相对较差，且很多学校都是入学第二学期开设经济法课程，其他的财经类专业课程尚未学习，要理解抽象的法律术语和专业性极强的法律条文，确实存在一定难度。而案例教学通过一个简单的案例让学生迅速理解并掌握，使繁琐无味的经济法更加易懂。同时，案例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让他们愿意去学习。以广州华商职业学院为例，讲授纯理论章节时，学生大多低头玩手机、睡觉或者干脆翘课，学生兴趣不高，参与度不强;而一谈到案例分析时，学生举手发言活跃，兴致高涨，互动性很强。

(二)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活学活用

以往的经济法教学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讲理论知识，与学生的交流较少。而案例教学则将填鸭式的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改变他们被动学习的状况。与此同时，案例教学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分析推理、表达和社交等各方面能力，使其全面发展成为应用型学生。

二、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现状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教学方法，上世纪80年代，它从英美法系国家介绍到中国。现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案例教学法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老师使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更强。但是，对于案例教学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中的应用效果，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案例教学形式缺乏新意，很多老师的案例教学仍局限于口头讲授;选取的案例质量较低，据统计，68.8%的学生认为老师在经济法课程中选取的案例一般，实践性和时效性都不够强;教师参与度、学生主动参与度不足，使得课程气氛不是过于沉闷，就是泛泛而谈。

三、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完善

完善和改进案例教学是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要求，不能在以往填鸭式灌输教学的基础上加几个案例就是案例教学，也不能过于简单化理解案例教学，而是应当在教学理念上有所转变，以学生为主体，着重培养学生自主参与学习意识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一)案例教学要与讲授教学相结合进行

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的，因而，案例教学还要与讲授教学相结合进行才可以。否则，学生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就进行案例教学的话，难以对案例中的知识点作出准确判断，对于案例的理解也仅局限于表面，也不能很好的运用相关法律法规或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更无法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

(二)案例选取要有针对性、时效性和实践性

在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引用案例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分析案例能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因而，案例的选择必须具有针对性，否则不仅没有起到应有效果，反而让学生更加疑惑。同时，民办高职高专开设经济法课程不仅是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如，合同法一章学习时，可以选取跟高职高专学生自身相关的案例，毕业后如何签订、解除合同，发生纠纷如何维权等。选取这些时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案例能让学生更好的投入学习，增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风险防范和运用已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活学活用。

(三)案例教学形式可多样化

从案例总向实践，是民办高职高专经济法课程教学的必然结果。因而，我们要采取多种形式将案例呈现到我们的现实实践中。除课堂讲授案例、案例讨论等形式外，还可以通过情景模拟建立模拟法庭的形式，组织学生扮演不用身份的当事人模拟案件，让学生在真实的体验中学会分析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与当地法院联系建立校外实践基地也不失为一种案例教学的好方法，通过组织学生旁听庭审，让学生在现实的案件中了解如何分析案件，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实践分析能力。

经济法论文范文二：经济法治市场经济论文

一、市场经济的理性图式

全会认为，市场调节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在长达三十多年对市场经济的探索中，经过争论、反复、坎坷，我党终于认清了市场经济的本质面相与发展规律，对市场经济有了成熟的、清晰的、准确的科学定位。我们知道，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计划工作的主观性因受制于道德、人情关系、理性能力都难以事无巨细地精准、科学。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一只驴，又累又饿，来到了两堆干草面前，欣喜若狂，它跳起了舞蹈;但是，有一个难题等着它，即它如何最大化地消费这些干草?理论先于行动，但它又如何能计算出最大化的消费方式?它在冥思苦想中逐渐失去了知觉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强大的、无处不在的计划所呈现出来的各种问题来看，马克思的经济学导师亚当斯密还是比较正确的：市场经济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能够创造秩序、一定程度的平衡、发现公共利益。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发展的动力与纠偏的功能。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说让市场归位，使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于是说市场调节为主、市场调节是基础。当然，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可能认识不到市场经济的缺陷：唯利是图、垄断障碍、调节滞后、冷酷无情。所以，我们就要用政府调节去矫正、补充市场的功能，使之更好地平衡并朝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公平目标前进。我们既不提计划调节为辅，也不提计划调节为主，我们提倡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好既是对权力的限制，也是对权力的要求。

政府太强大即是以计划为主，市场经济可能要被政府压垮;政府调节能力太弱，矫正市场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不够理性，人民要被拖垮。这就需要我国进一步探索：政府的权力范围与作用方式;政府调节行为的合规化。因此，我们把政府改革目标定义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于是，我国政府改革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政府可被授予哪些经济调控权力，这就是政府的权力清单课题。如果说，对于市场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那么，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不可为。政府的正面权力清单，要在试错中确定其调节权力的所在区域，也要在探索中确定调节方式的组合拳。而所谓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在笔者看来主要是要规范我国现有的8000部左右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多如牛毛的行政规章以下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防止其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私搭乱建，扰乱市场经济，破坏法治建设。二是政府经济调节权力的控制问题。孟德斯鸠有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为了进一步规范政府经济权力，我党提出：第一，确定科学决策的考量指标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第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依据权力清单，向社会全面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事项;第三，建立法定机制，即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第四，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执法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干预，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惩治执法腐败现象;第五，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第六，加强民主建设。马克思讲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同行。发扬民主，就是坚持人民群众在法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全会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经济法治的法律配置

依照一般法理，经济法治是民商法、经济法，辅之以劳动法、环境法、刑法等法律。在此，主要想谈一下民商法与经济法如何搭配以较好地达到控制市场经济的目的。民商法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创造市场主体自主创业、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就像四中全会《决定》强调的：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无论如何，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经济规律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所谓计划调节，就有可能成为无所不包、能够吞噬一切的黑洞自负自大、超级癫狂。因此，我国首先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讲，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这里的平等以尊重商品所有者的产权为前提，以契约精神为道德精髓，以形式平等为价值目标。产权保护，意味着公有制产权、私有者产权一律平等，一律受到法律的神圣保护;而马克思所说的天生的平等的含义，则意味着市场主体讲究诚实信用，一诺千金;要求亲兄弟明算账，一切放在纸面上、阳光下;其行为更是服从公认规则，非抢非夺，文明交往。这些权利、精神与理念，实际上都可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中的自由加以概括。换言之，民商法的任务的就是要保护自由竞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同：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自由(马克思语)，而社会主义的自由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我做主、自我发展、共同富裕的自由，自由中包含更为丰富的公平的含义。社会主义的自由也不同于自由散漫或自说自话。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2篇

1．1教学的目的

了解以公司法为核心市场主体法、以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为核心的财产法、以合同法为核心的市场交易行为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市场交易秩序法、税法为核心的市场调控法、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为核心的市场监督法、以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为核心的经济纠纷解决法。

1．2教学的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2015年3月15日修改并实施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八）民事基本制度；（九）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十）诉讼和仲裁制度；……”只能制定法律的（六）到（十）项都是关于经济法的，足见经济法教学的意义重大。

2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教师的问题

首先，教师没有实践经验。很多教师直接从这个大学到那个大学，没有实际进行过立法、司法、执法等领域的法律操作，举的案例都是从书本到课堂，很不生动；其次，教师教学没有针对性。很多教师不管下面坐的是那个专业的学生，教学往往采用相同的案例轮流适用，忽视了经管类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的差异性；最后，教师教学不能与时俱进。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经济立法也在不断完善，司法领域出现很多新型案件，但很多教师还是使用老案例旧思路教学，不进行前沿理论的研究。

2．2学生的问题

首先，经管类专业学生对学习经济法认识不足，经济法是平台课或专业基础课，不是经管类专业主干课程，很多学生没有考虑为什么学经济法？学到了什么经济法知识？更不知道如何具体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经济法律问题？其次，经管类专业学生缺乏相应的法律基础，对经济法的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怎么学好经济法？最后，经管类专业学生草率应付经济法考试，学生为了通过考试，使用要求老师考前划重点或者作弊等方式来应付考试。

2．3教材的问题

经济法教材的滞后性。教材是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和价值观念、进行教学活动的基本工具，具有静态性。但是经济法顺应于国家立法、司法、执法等法治发展进程的，经济生活也是日新月异，不断会产生新问题、新案例，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因此经济法教材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一本落后的教材，怎么给学生使用和老师教学？

2．4课时的问题

由于经济法在经济管理类专业不是专业主干课，很多学校往往只开设32学时到40学时，导致很多内容没有时间讲解。对于没有法律基础的经管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么短的教学时间，理解法律条文都存在很大难度，更不谈用法律知识解决实践问题。没有足够的学时，怎么学好经济法课程？

3经济管理类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对策

3．1针对教师的问题

首先，鼓励教师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比如每5年去律师事务所等企业、法院、检察院顶岗实习至少6个月或者每到寒假暑假去上述单位挂职学习。在那里可以得到大律师、大法官和检察官的指导，可以认识很多优秀的法律界同事，可以接触真实而鲜活的法律案件，可以让自己的法学专业得到发挥的空间和境界的提升。其次，要求教师制作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和教案。比如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不同计划，不同教案。比如工商管理专业至少三分之一课时；讲公司法和劳动合同法；市场营销和物流专业就要至少三分之一课时讲合同法；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至少三分之一课时讲税法、会计法和票据法；金融专业至少三分之一课时讲金融法等。最后，要求教师教学不断更新教学方法和内容，不断发表法学论文。在课堂授课的教学方法中，把自己论文中或别人论文中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学生。在案例教学法中，以律师事务所等企业、法院、检察院顶岗实习真实的活动情境或事件为题材，或选择网上有目的性、时效性的热点事件为题材，老师总结争议焦点，提出思考问题，让学生通过“头脑风暴式”的对案例提出自己的看法。

3．2针对学生的问题

首先，提高经管类专业学生对学习经济法认识。从法律案例讲解中强调经济法对每个人的意义。比如于润龙案前后经历13年，当事人两次入狱，四次受审，几经反复，终获无罪。于润龙案说明人治的时代，个人生命随时可能被国家机关剥夺，个人财产随时可能被国家机关以各种名义侵占。中国只有走法治，个人生命和财产才能得到保障。说明经济法很重要。其次，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教师通过多样的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比如可以进行法律顾问式教学法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在法律顾问教学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纠纷中的法人、非法人企业和自然人提供法律咨询、解决他们经营中的法律困惑，为他们提供解决法律问题的思路。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角色小组，分别代表原告、原告的法律顾问，被告、被告的法律顾问，法官、仲裁员等对案情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最后，改革成绩评定标准。教师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各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热点问题讨论题，法律顾问教学角色扮演教学，以学生在案例的处理表现作为平时成绩的主要参考依据。期末考试一律闭卷考试，考前不准划重点，严查作弊，倒逼学生学习经济法，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3．3针对教材的问题

可以用电子教材和纸质教材结合方式解决经济法教材的滞后性的问题。电子教材是指数字化、交互功能的智能化将教材内容以科学直观的视、音、图、文展现出来的通过电子介质阅读的课本。电子教材形式多样，比如PPT，WORD文档。教师定期发放PPT，WORD给学生，让学生了解电子教材上的案例和最新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电子教材可以弥补纸质教材滞后性的缺陷，可以加入书签、笔记和标注等功能，更好的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为传统教材模式向现代网络化教材转变提供了好的模式。

3．4针对课时的问题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3篇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4篇

经济法毕业论文范文一：高等院校涉农专业经济法分层教学

摘要：高等院校涉农专业经济法教学目标建构应契合涉农专业特点，同时需要拓展传达法律规范这一目标，通过结合法源、法律精神及不同法系等内容深究法律规范产生及变动的原因;并且有责任提出法律规范效用发挥的前置命题，即法律信仰、经济法律思维、和法律操作技艺等法学培养目标。这些目标需借助以能力测试为核心的多元考核方式来实现。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精神;法律思维

1经济法教学目标的专业限定性

传统法律观点指出，法律规则体系的存在形式是独立的，若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即可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于是，中国法学教育较多地遵循法条+法律解释+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经济法教学亦多数如此。教师对于经济法的教授，重视传达法律规范本身，忽视挖掘法律规范产生及变动的原因、忽视锻炼规范的思维意识，更不会涉及寻找规范不足的深度。美国法学家庞德提出，法学教育目的不在于教授法学知识，而应在于涵养法律思维，因为无论教授了多少实定法知识，总也无法赶上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等的变化。所以传达规范本身，是经济法教学的第一层目标;挖掘规范产生及变动原因是经济法教学的第二层目标;强化规范思维意识是第三层目标，寻找规范的真空地带是第四层目标。第一层目标层次最低，教授最为普遍，也最为容易达到。这在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区别不大，但鉴于学时及培养目标的差异，二者学习范围存在差异。第四层目标是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但不限定于法学专业。第二、三层目标在经济法教学中应该合理设置，并且能够通过教师适度引导和学生的积极探索，予以实现。针对第一层目标，由于经济法课程涉及法律、法规众多，教学中不能全部覆盖。因此必须立足涉农专业特点，思索其对经济法律知识的个性需求，有选择地设置教学内容。这种限定性来自以下三方面：

第一，涉农专业知识结构及专业培养目标导向;

第二，涉农专业人才培育可以简单直观地理解为服务农村;

第三，涉农专业要求掌握农村发展理论。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中应适当引入国际经济法的内容，让学生了解经济法的国别性(区域性);适当引入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法发展的关系，让学生认知经济法随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动性。第一层目标解决了传达法律规范是什么的问题，但若停留在规范是什么的层面，教学效果不会理想。因为知识学习与知识本身具有异质性，前者是将知识本身整合入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建构新知识，生成新价值与意义的过程，而非知识的简单记忆和机械训练。[1]换言之，学习在于寻求获取什么、怎样获取及获取后要怎样，而非知识本身。因此，需要适时修正与拓展子教学目标。

2经济法教学目标的修正与拓展

翁史烈认为存在一部分很难用公式、图标和文字方式表达，甚至不能言传的知识。它们可以通过实践和参与学习来意会或者领会，并对学习者产生较强的激发力和启示力。[2]这类知识就是隐性知识，蕴含着大量的个人经验和见解，但并未包含在教学内容的文字表述中，如何获取这部分有价值的、更高境界的知识是教学中应该积极予以探讨的。笔者以部分经济法内容的第二、三层次目标设置及达成为例，探索通过第二、三层次目标，使涉农专业学生在获取显性知识的同时，能够获取隐性知识的可行性。

2.1第二层目标法律规范产生及变动的原因

第一，结合法源。社会法学派代表人物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意味着法律根源于生活经验，每套法律规则都有与之对应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感性的;法律规则重新塑造着社会生活，以规范社会关系为目的，自然也只能以社会为依归。一旦偏离社会生活的常规和经验，势必导致自身定位的高远。学生体会、掌握二者间的辩证关系，明白法定为何如此，能够有效地消除神秘感和陌生感，激发其主动思考热情，开启探索式学习模式。

第二，结合法律精神。发掘法律规范背后的法律精神,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现实法律问题,这是形成法律思维，锻炼法律操作能力的必要条件。

第三，明确不同法系的功能。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渊源、法律结构、法官权限、诉讼程序及法律分类和术语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经济法师从德国、日本、苏联、其概念范畴、理论体系深具大陆法系色彩。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需要有大视野，因此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同法系的不同功能向学生作介绍，使其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规范产生的相对性和地域性特点。

2.2第三层目标规范发生效力的条件

第一，提升法律信仰和意识。法治意识反映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以及对法律效用和功能的信任和依赖程度，能够体现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程度。法治是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共同事业，而不仅仅是法律人的工作。[3]作为公民主体之一的学生群体，其法治意识和法律信仰的状况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和实现程度。经济法作为本科学生重点学习的法律部门，其课程教学主要使学生形成国家干预经济权力法定、社会公共利益本位、弱势群体利益倾斜保护、实质公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法律意识;使学生形成通过经济法律来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利、自主营业权利、公平分配权利、社会保障权利等法律信仰和法律意识。

第二，形成经济法律思维。著名法学家E.博登海默曾提出，法律知识的教授，除了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还必须教导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4]换言之，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法律思维能力。该思维的核心是规范性。经济法律思维是法律思维在经济法领域中的实现，本身蕴含较强的政策取向，具有多变性及不确定性。经济法律思维主要包括国家干预市场法治化、宏观调控规范化、市场竞争规范化、社会保障运行规范化等方式。

第三，锻炼法律操作技艺。如果说信仰法律、具有法律思维能力是法律规范产生效用的潜在前提，那么法律操作技艺则是工具条件，是使潜在变现的一种综合素质能力。这种能力是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关键，但是经济法课程作为法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责任提出培养法律操作能力的命题，并且可以通过企业、公司、合同、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案件处理来践行该命题。

3经济法课程多元考核模式设计

经济法课程分层教学目标的实现还须依赖科学的考核模式。乔纳森提出对学生的评价应该关注其如何解决问题，而不仅仅看其能不能为程序化的任务提供一个已知答案。教师应注重考核分析能力及过程，而非标准答案。[5]所以，经济法课程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应以测试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具体地可选用以下方式：

第一，仿真模拟。比如仿真模拟企业设立。可以让学生在同学中自由寻找合伙人或发起人组成团队，每个团队成立一家企业或者公司，形成《合伙协议》或者《公司章程》。从而能够使学生感性体会企业创建应遵循的法律规范。涉农专业以服务农村为主要就业方向，可适当设置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中的经济法律行为作为分析素材。

第二，视频题目。通过向学生展示一些经济行为题材的视频资料，让学生综合体会经济法律运用的奥妙。观后能就具体案例清晰地分析法律的运用手段及运用效果。比如，评论互联网+模式下农村居民网络购物权益保障问题等。农村市场较城市市场弱势，假冒伪劣等产品进入成本很低，是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分析的主要对象。

第三，农村社会实践及观摩。观摩教学是经济法教学中应该予以大量引入的。具体到课程考查环节，可以分两部分设置：一是自身参与农村市场活动，包括主要以消费者身份和以生产者身份，思考合同法、企业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二是对国家相关机关的经济管理行为进行观摩、思考，评价其法律性。

参考文献：

[1]潘洪建.当代知识转型及其对教学改革的启示[J].教育科学论坛,2007(6).

[2]翁史烈.转变人才观、教育观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1,22(1).

[3]陈骏业.法律思维能力在法律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定位及培养[J].河北法学,2008,26(2).

经济法毕业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研究

摘要:在市场经济研究框架中，法律观念、体制以及理论的调整与变革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权力的运行是法律观念下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竞争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则要求。本文主要是从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着手，对市场经济法律观念进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观念来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一)市场经济概述及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市场规律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能有效的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自我调节，但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且滞后性的特征，又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调控与政府行政管理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传统的经济发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还有待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秩序面临着一定混乱的局面。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损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有序的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1.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对促进经济社会规范化运转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关于经济发展的民法已达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发展秩序以及调整市场化行为，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已制定了较多的法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化的民法法律，这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经济行政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制定的行政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着可操作性差、不规范、不公开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规范，转变政府行政机关的职能，制定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法律规范。

2.加强行政执法。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以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应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行政，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严格加强执法，能促进良好的执法环境建设。

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探析

(一)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条件以权力为本的法律观念

权力是在相对自由的法律情况下运行的，以获得合法权益为可能的，权利的运行主要以利益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保障权利能为市场经济获得更大的利润，市场经济法律要首先确定以权利为根本的法律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质上是区别，市场经济并不是仅仅受到行政权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影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主体要不断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制度，让企业真正的享有自主运营的权力，减少对国家的依赖，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规律，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确立以权利为本的观念，着力完善民事立法与经济立法体系建设，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创造条件。

(二)市场经济竞争法则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

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包括:竞争参与的全面化、竞争规则的公正性以及竞争过程的透明化、竞争结果的有效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对上级要求的绝对服从，对个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斥，计划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来决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活动也受到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影响，市场经济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竞争导致市场经济不能平稳的发展。

三、结语

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是对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和增加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经济建设中的不足，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法律观念的建设，并将其中优秀、成功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保障市场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尤春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野中的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构[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法学正处于蹒跚学步的阶段，经济法学则因其发蒙未久而显得更加幼稚，特别是其基本理论还远未成熟。从总体上看，“经济法理论尚不成熟”的判断并非言过其实，但这种“不成熟”也许恰恰是新兴学科能够生机勃发、昂扬向上的重要动因和缘由。

人们大都承认：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人类行为的规范，来实现对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调整。由于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因而也有人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实质上是行为。[1](p124)这些认识使“行为理论”在法学研究中地位日显。但在经济法理论中，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则始终非常薄弱，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因此，即使从实践的需要来看，也非常有必要对经济法学中的行为理论加强研究。

但是，经济法理论的研究现状却是：一系列基本的范畴尚未完全建立，学者对某些基本的理论尚无暇顾及，以至于经济法学上有关“行为理论”的园地尚很荒芜，从而影响了经济法学的成熟、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如何从经济法主体、主体的权力和权利，以及其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来研究相关的行为理论，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入口和思考线索。

考虑到经济法学上各种具体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我曾以前辈学者的研究和一些国家的相关立法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多重“二分”，使一系列的“二元结构”得以形成（这并非刻意的设计）。如在体系上把经济法规范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在主体上把经济法主体分为宏观调控法上的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以及市场规制法上的规制主体和受制主体，等等。（注：这种“二分法”与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直接相关。对此我在《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曾经有所揭示。由于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涉及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政府与市尝公平与效率等多个方面，因而在各个方面都会形成一种“二元结构”。这是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假设。经济法究竟是应存在于该“二元”框架中，还是应当对其予以突破，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了研究上的便利，在此可把经济法的主体进行再概括，即把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合称为“调制主体”，把受控主体和受制主体合称为“调制受体”。

与上述经济法主体的分类相对应，本文把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分成两大类，即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或简称为调制行为和市场行为。其中，前者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行为，而后者则是调制受体（即实际上的市场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基于经济法的特殊性，以及调制行为的特殊重要地位，本文拟在后面的几个部分着重探讨有关调制行为的若干重要问题。

要有效地探讨调制行为问题，还需要注意研究方法的选择。从研究方法来看，如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等所构成的“二元结构”假设一样，在方法论上也存在着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方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方法、理性选择与行为主义的方法、演进主义与集体主义方法、干预主义与非干预主义方法等诸多“二分法”。但也有学者认为，上述的方法论上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他人的，任何有价值的理论都不可能严格地处于某一方面而与另一方面相对立，事实上，许多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并开辟了方法论上的“中间道路”。（注：卢瑟福提及的著名学者阿加西(Agassi)关于吸纳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合理性的论述，可参见J.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6(June),1975,P154.）[2](P6、46)从现实的研究需要来看，综合各种方法的可取之处确实是必要的。因此，结合经济法学本身的研究特点，在研究经济法主体的行为时，同样要注意各种方法论的可取之处。例如，不仅要注意整体主义的方法，也要考虑个人主义的方法，从而不仅可以看到法律制度、国家调制对个人的影响，也能看到个人对于法律制度的形成、变迁，特别是对于国家调制的目标与手段的影响。

此外，不仅综合各种重要方法论的优长是必要的，而且结合论题，确定较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也很必要。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各类调制主体所采行的调制行为，且这方面的抽象、概括还很不够，因而本文需要更加注意规范的研究方法，这对于新兴的、受大陆法系思想影响较深的经济法学的现实理论发展，也许更加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及对研究方法的考虑，本文选择有关调制行为的如下几个问题着重进行探讨：为什么要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它与经济法的职能有何联系？如何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认识调制行为的地位？调制行为有那些构成要素以及如何判断其合法性？

二、“调制行为”概念的提出及其与经济法职能的联系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已经越来越注意运用一系列法律化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手段来影响经济运行，规范市场秩序。例如，近几年来，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的问题，国家非常重视综合运用预算、税收、国债、转移支付、利率调整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其中，七次大幅度调低利率（注：开征利息税，具有变相降息的效应，这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如果算上利息税的恢复开征，则在近几年内，我国已八次降息。与此同时，我国还两次调低存款准备金比率，以期影响货币供应量。）、多次大幅度调低关税税率年4月，我国曾降低了4900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从而使我国的进口关税总水平降至23%；1997年10月再次降低了4874个税号的商品的税率，使我国进口关税的平均水平又降至17%；而1999年和2000年，为了加入WTO，我国又主动调整了一些商品的关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了我国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调高出口退税率（注：出口退税率本来应当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但由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出现了大量骗税等特殊情况，因而国家曾在1995年两次决定大幅度调低出口退税率，这是重要的调制行为。但其后果却是对出口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为了刺激出口，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较高增长率，也同时保护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我国近两年多次调高一些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开征利息税、增发国债（注：近几年，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大幅度提高，国家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2000年中央赤字为2299亿，国债发行总规模为4380亿，这样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调控的行为是否合适，规模是否过大，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等宏观调控行为，已经引起了国民的广泛关注。国家所实施的各类宏观调控行为，以及其他市场规制行为（注：如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地位的调整，对民航业“机票打折”问题的态度，对某些家电行业的降价浪潮的规制，对于某些商品出口的竟相压价的规制，等等，都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究竟在法律上应如何看待，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如何，是否侵犯国民的权利，是否构成对市场行为的不当干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非常值得研究，但整个法学界却未能给予充分注意。由于上述问题与经济法的调整密切相关，因而经济法学者应担负起研究的重任，更何况对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行为展开深入研究，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从理论研究的需要来看，有关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及责任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难垦之地”，同时，与其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经济法上的可诉性问题、经济法的“自足性”问题，以及整体上的“现代性”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很难深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相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缺失密切相关。经济法学如果不能在行为理论上有所突破，则许多相关理论的研究就很难拓展。因此，有必要对大量的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进行抽象和概括，以形成类似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之类的重要概念（注：民法学界对“民事法律行为”的研究远比对“民事行为”的研究要多。“法律行为”作为德国学者的重要创造，给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此外，“行政行为”这一术语作为德国行政法的奠基人奥托·梅耶(OttoMayer)的贡献，也对行政法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同上述术语一样，在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方面，同样也需要提出一些重要概念，并由各个方面的学者共同作出深入探讨。），从而进一步确定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责任制度。

在经济法理论上，经济法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能径称为“经济行为”，是因为“经济”一词词义较多，且外延往往较大，容易造成歧义和混淆。因此，必须在对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复杂行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概括和提出新的范畴。如前所述，基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我把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和规制行为统称为调制行为，并认为它像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一样重要。

为了明确何谓调制行为，不妨对其作出下列大略的界定：所谓调制行为，就是调制主体所从事的调控、规制行为，亦即在宏观上通过调节来控制，在微观上通过规范来制约，从而在总体上通过协调来制衡。由于调制行为是经济法主体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而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因而其全称应当是经济调制行为。此外，在上述界定中，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不同层次调制行为的手段和目标。

提出调制行为的概念，是因为它是经济法学者应予以关注的一类特殊行为，并且，对于经济法的研究和制度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调制行为的一些特质及其成因也须注意。由于各个部门法都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任务，因而各个部门法在调整对象、法域、价值取向、调整手段、权义结构、责任形式等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其中，调制行为与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的差别就更是巨大（这实际上也是认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区别与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说，上述三类行为的区别至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的主体不同。民事行为的主体是各类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行政行为的主体主要是行使行政权的各类行政机关；而调制行为的主体则是享有调控权和规制权的宏观调控部门和市场规制部门（未必是行政机关，更不是全部行政机关）。

2.行为的权源不同。合法的行为，必须有正当的权源，即必须有相应的权利／权力依据。民事行为的合法性，与民法所确定的民事权利相关联；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行政法所确定的行政权力相关联；而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则与经济法所确定的调制权（包括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相关联。

3.行为的性质不同。由于行为的主体不同、行为的权力／权利保障不同，相应地，行为的性质也不同。民事行为具有平等性，行政行为具有隶属性，或称命令－服从性；而调制行为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不完全的平等性和不完全的命令－服从性。调制行为之所以会存在，之所以会与相关的民事行为、行政行为等有所不同，主要是导因于经济法的特殊宗旨和职能。事实上，调制行为的实施正是实现经济法职能的需要。从经济法理论上的“机能说”来看，经济法之所以会存在并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经济法有着特殊的职能。（注：德国学者彼姆(F.B附图mu)和林克(Rinck)等强调经济法在“经济统制”方面的独特机能和功用的观点，被日本著名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概括为“机能说”。尽管这些学者的经济法理论尚可商榷，但能够认识到经济法有其独特的机能，则是较为可取的。）从经济法的宗旨出发，以及从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来看，经济法最主要的职能和任务就是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提供了法律支持。从而使“调制行为”的概念得以提出，并使其成为经济

法需加规范的一类重要行为。因此，深入研究经济法的职能或称机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的具体职能类似于“调制解调器”。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法与私法等“二元结构”中，经济法是联系“公”与“私”的桥梁，它就像调制解调器一样，要把相关的国家政策、法律的信息信号进行转换，把国家的制度供给信息传递给私人经济。同时，经济法也需要通过自身的调整，把市场主体的需求信息带给国家（或称政府）。也就是说，经济法的调整是在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转移和交换信息的重要途径。国家正是通过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自己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目标，而在调整过程中，如果没有相应的信号转换，则调整的实效必然欠佳。

在职能方面，经济法不仅是“调制解调器”，同时也是“内在稳定器”。而之所以能够实现“内在稳定”，是因为经济法的调整有助于达到“整体协调”的效果。事实上，调制是经济法调整的手段，而其目标则是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的状态。因为只有达到这种状态，系统才是稳定的，才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类主体的利益，实现分配正义。

由于调制行为直接体现着经济法的“调制解调器”和“内在稳定器”功能，因而必然在经济法主体的诸多行为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需加研究和重视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三、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在经济法的行为理论研究中应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因为它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也因为它是经济法的立法中心与执法重心，从而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也居于核心地位。明确调制行为的重要地位，更有助于说明研究调制行为的重要性。

1.在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

从行为结构上看，经济法主体的行为，虽然在总体上包括经济调制行为和市场对策行为两类，但前者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这与调制主体及其调制权的核心地位是一致的。事实上，调制受体的行为，主要是作为市场主体的对策行为，它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博弈，也不同于通常的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遵从，而是针对国家调制所做出的遵从或不遵从的选择；调制受体一般要比民法主体的选择余地小，而比行政相对人的选择余地大。

其实，与调制行为相对应的市场对策行为并非一个法律概念，它同样是在经济法理论上创设的概念，可用来揭示调制受体针对国家的调制行为所从事的对策行为。例如，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来进行市场规制，都属于调制行为。当国家财税部门调整税率和税收优惠措施，金融部门调整利率、汇率，计划部门调整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以进行宏观调控时，相应的受控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必然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求趋利避害，这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同样，如果国家的有关部门根据市场竞争的情况，加强或放松市场规制，则市场主体同样会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以使自己的利益损失最小化。这也是典型的市场对策行为。

可见，市场对策行为的采行，是以经济调制行为为前提和基础的，是调制受体针对调制行为所进行的博弈活动。如果没有调制行为，则针对调制行为的市场对策行为就无从发生，从而使经济调制行为与市场对策行为得以成为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一对范畴。事实上，不仅存在着针对国家调制行为的纵向对策行为，而且也存在着市场主体之间的横向对策行为。其中，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等市场对策行为，不仅侵害了竞争对手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侵害了社会公益，因而是经济法重要的规制对象。

由于经济调制行为，决定了经济法意义上的市场对策行为的对立存在，并且，个别的市场对策行为相对于政府的调制行为是很弱小的（这并不是忽视市场主体对策行为的整体力量），因而经济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必然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并使两类行为之间存在主从性、不对等性。其中，不对等性在具体的立法和执法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

2.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调制行为的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与市场对策行为的对比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法制建设领域，特别是在立法、执法，以及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上。事实上，经济法需着力解决的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等问题；需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而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力所不及的，因此国家的调制非常必要。但由于人类理性存在局限，国家的调制未必尽如人意，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因而如何做到“调制适度”，如何把调制行为纳入制度或法律的轨道，使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在立法上，一方面，为了解决经济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大量地规定有关政府调制的问题，从而形成经济法所特有的调控和规制的手段，并进而确立调制行为在整个经济法主体行为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对调制行为的权源、效力、实施程序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使调制行为也受到法律的制约。而这两个方面，都会使有关调制行为的规定成为经济法立法上的中心，从而也成为执法上的重心。

调制行为作为立法上需要规范的“核心标的”，在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上都有体现。例如，在财税法上，首先要规定从事财税调制行为的主体及其职权分配，规定行使财税调制行为的要件（如课税要素、预算收支的基本原则等）等；在金融法上要规定从事金融调制行为的主体，以及如何运用法律化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等；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要规定执法主体，以及规制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条件、程序等。事实上，各个形式意义上的法律，都是围绕着相关主体的调制权以及相应的调制行为而展开的。

调制主体所从事的

具体调制行为繁多，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与经济法作用领域的广泛性相关，同时也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手段的多样性有关。通常，调制主体都在从事一系列重要的调制行为，在宏观领域如预算收支调整行为、税目与税率的调整行为、税收优惠或税收重课行为、国债发行与收买的额度调整行为、转移支付行为；银行利率与汇率的调整、存款准备金与再贴现率的调整、公开市场操作行为等；在微观领域如对非法卡特尔、滥用市场经济力等垄断行为的禁止，对在价格、质量、信息等方面影响市场秩序的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划，等等。上述典型的调制行为，不仅是经济法立法的中心，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执法的的重心。惟有摆正它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总体上的“经济宪法”作用。（注：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高度重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作用，甚至将其称为“经济宪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观念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法中的宏观调控法在各国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谈到法律在整个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时，已经越来越不能忽视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和作用了。因此，在此强调要在“总体上”发挥它们的作用。）

可见，无论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中，还是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方面，调制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确保其合法性，如何确保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以真正达到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协调”状态，则是更为重要的。因此，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非常值得研究。

四、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合法性

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即构成调制行为必须具备的条件或称要素。对于个别的调制行为，在经济法学的某些分支学科中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在税法学上，对于课税要素等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尚未发现有人从总体上来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从研究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入手，不仅有助于调制行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从理论上解决经济法研究方面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微观上说调制行为如果不具备应有的要件，则调制行为就不能独立存在，从而不涉及合法性、效力等问题，也谈不到对于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益如何均衡保护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分析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再研究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效力等问题。

1.调制行为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调制行为作为经济法主体行为中最重要的一类行为，其实施主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调制主体，从而使调制行为在各类主体的行为中也占据主导地位。克里斯托弗·劳埃德(C.Lloyd)曾指出，行为总是发生在关系、规则、角色和阶级的结构之内（注：在对人类行为的认识上，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结构主义”，强调要认识到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各自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参见前注引卢瑟福著，第45页。），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行为与一定的社会角色及其按照一定的规则所确立的一定的社会关系有关，因而在研究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时，也应考虑到与之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基于上述考虑，不难发现，一种行为的构成，从角色的维度说，涉及到行为的主体、客体（在此指一种相对被动的主体），这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此外，还必须有主体针对客体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依据一定的规则（如法律或其他规范），也可能不考虑任何规则，并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产生一种关联，形成一种关系。基于上述认识，可以把调制行为的一般构成要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要素调制行为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是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其中，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是享有调制权的经济法主体。通常享有宏观调控权的主体主要是财税部门、中央银行、计划部门等；享有市场规制权的主体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构，如公平交易委员会等。这些机构虽然有些本身也是行政机关，但由于在调制方面行使的主要是国家的经济职能而非传统的行政职能，因此，与行政行为的主体还有所不同。

从主体要素来看，调制行为离不开调制主体，即拥有调制权的主体；不具有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就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同时也要看到，如果没有调制受体，调制行为就是无的放矢。通常，调制受体主要是不特定的从事市场交易行为的主体（但未必都是纯粹的市场主体）。

(2)行动要素调制行为的发生，不仅要有调制主体，还必须有主体运用其调制权的活动或称行动。并且，行使调制权的行为应当公示，以为一定范围的社会公众所知晓，从而使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发生联系，并形成其间的博弈。

从行动要素来看，调制主体必须履行其调制职能，审时度势，调控规制。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有为”，也可以“无为”，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都要基于调控的需要。而不能怠于行使调制职权。不行使调制职权的行为当然不属于调制行为；但如果对采取的调制措施秘而不宣，使调制受体无法知晓，则也不能构成调制行为。

(3)关联要素单有主体和行动要素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是行动可以归属于具有调制权的主体，即调制主体与调制活动存在直接的关联；同时，还必须使调制活动与调制受体存在关联，从而形成两类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样，调制行为才能够真正确立，才有自己的独立意义和价值。

关联要素往往容易被忽略，一般可能认为有了主体和行动的要素已经足够，或者把这一要素隐含在上述要素之中。其实，这一要素有时恰恰很重要。例如，税法上的征税行为是一种调制行为，该行为就需要与纳税人发生关联。当纳税人规避税法，致使“调制行为落空”时，就应依据税法上的“实质课税原则”，找到实际应承担税负的主体。为此，德国和日本等国学者曾主张，应当把“课税对象的归属”(Zurechnung)也作为一个课税要素[3](P109)，以使国家的调制更加有效和准确。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看到了主体与客体“联系”的

重要性，因为只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才真正能够确定征税的具体范围。

上述要素只是作为调制行为所应具有的一般要件，仅与之相符未必就是合法的调制行为或称调制法律行为。因此，还需进一步探讨调制行为的合法要件。

2.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实施调制行为是现代国家主体角色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而下面仅从法律意义上来分析调制行为的合法性及其要件。

调制行为有多种分类，但首先可以分为合法调制行为和非法调制行为，这种分类暗含着研究合法调制行为的必要性。根据调制行为的特点，可以将合法调制行为应具备的要件概括如下：

(1)主体合格即从事调制行为的主体必须享有调制权，无调制权的主体所从事的行为，不属于调制行为，当然也不是合法调制行为。事实上，享有调制权的国家机关并不多，许多国家机关，特别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是无权从事调制行为的。

(2)权源合法调制权的来源合法，是指调制主体的调制权，或者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经由合法的授权；所行使的调制权，不是超越自己应有权限的权力，也不是被溢用的权力。权源合法是调制行为合法的重要基矗

(3)调制合法包括调制的内容、调制的程序或称形式都要合法，即调制要充分认清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与相关的社会问题，尊重规律，审时度势，适度调制；同时，在调制的具体程序或应有的形式上，也都必须要注意，以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平衡私人利益。上述的“合法”，不仅包括符合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包括要符合法律的精神和宗旨。（注：经济法的宗旨是与经济法所欲解决的基本问题（如市场失灵问题）、所需协调的基本矛盾（如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直接相关的。正是由于该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我曾专门对其进行探讨（拙文《略论经济法的宗旨》，载于《中外法学》1994年第1期），此后又有多位学者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并越来越认识到宗旨对于确保调制合法的重要。）

以上各项合法要件，直接影响到调制行为的效力，影响到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的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因而非常重要。在合法要件的约束下，如果调制受体不遵从合法的调制行为，则可能要承担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如果调制行为违法，并给调制受体造成了损害，则调制主体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经济法上的责任。

除上述调制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以外，调制行为的效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尽管调制行为可分为有约束力的调制行为和无约束力的调制行为，但一般都具有公定力和确信力，同时，许多调制行为也都有拘束力以及执行力。

调制行为的公定力，是一种使社会公众对调制行为予以概括肯定并遵从的效力。作为对世的效力，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即应被概括地推定为合法，调制受体必须予以承认，这是确保调制的效率与秩序的需要。当然，如果调制行为因违法而无效或失效，则不应维持其公定力。

调制行为的确定力，实际上是对于已生效的调制行为不得任意改变的效力。其中，作出调制行为的调制主体，必须信守自己的承诺，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调制约定（调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广义上的契约行为），否则就可能损害调制受体的“信赖利益”。作为调制受体，一旦接受了调制条件，也不能任意改变，否则国家的调制将无任何权威可言。同样，上述的确定力也是以调制行为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违法的调制行为当然不具有“不可争力”。

调制行为的拘束力，亦即已生效的调制行为对相关主体所具有的约束力和限制力。从调制受体的角度说，由于现代国家越来越注意采取间接的调制行为，因而调制受体的选择余地也越来越大。通常，对于国家的调制条件，如税率、利率等，调制受体无权改变，这也是上述调制行为确定力的体现；但与此同时，调制行为的拘束力却受到限制。由于调制受体有选择的自由，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行为的方式来回避国家的调制，因而若其未接受调制条件，则不能对其产生拘束力。

调制行为的执行力，主要是为确保调制目标实现而要求调制受体遵从调制行为的效力。其实，执行力与调制力一样，都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注：根据王绍光、胡鞍钢的研究，国家能力主要包括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调控的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执行力。参见王绍兴、胡鞍钢著：《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如果调制受体不能自动遵行国家的调制行为，则国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的措施。这种执行力，同对调制受体的救济措施的执行，有很大的不同。因而有的学者将两者相等同是不妥当的。（注：与此相类似，在行政法学界普遍认为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针对行政相对人而言的，但也有学者认为执行力应同样针对行政机关。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以及〔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等等。）

调制行为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效力，是合法的调制行为应有的外部效应的体现。调制行为一经作出，就相对地独立于相关主体并对其产生约束。

五、结论

基于经济法学界对于有关行为理论的研究现状，考虑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提出了“调制行为”这一特定的概念，作为经济法学行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本文还分析了调制行为在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结构和相关制度构建方面的核心地位，以进一步确立该范畴在整个经济法学诸多范畴中的地位。此外，本文还尤其着重分析了调制行为的构成要素、合法性及效力等重要问题，以使调制行为理论的应用价值也能得以体现，使整个调制行为理论的提出和研究更有意义。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6篇

经济法论文范文一：经济法视域下收入分配的革新

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

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

(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

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

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结语

收入分配的改革需要法制的规范，随着依法治国和法治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经济法必将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收入分配改革保驾护航。

经济法论文范文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研究

摘要:在市场经济研究框架中，法律观念、体制以及理论的调整与变革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权力的运行是法律观念下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市场经济竞争下公平、公正是其法则要求。本文主要是从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着手，对市场经济法律观念进行深入化探究，以安全、信用的法律观念来保障市场经济安全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改革研究

一、法律保护与市场经济理论研究

(一)市场经济概述及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市场规律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对市场经济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有效的实现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是自由、平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诸多方面的影响，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的特征，它既能起到利益竞争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能有效的利用价值规律进行自我调节，但由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且滞后性的特征，又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因此，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制定相应的法律保障制度，法律的调控与政府行政管理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正处于经济制度的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传统的经济发展管理模式已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更好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还有待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秩序面临着一定混乱的局面。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的经济财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损失，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规范的市场秩序和有序的市场行为关系到我国的根本利益，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二)加强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护

1.完善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对促进经济社会规范化运转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根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关于经济发展的民法已达40多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为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发展秩序以及调整市场化行为，为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已制定了较多的法律，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系统化的民法法律，这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经济行政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制定的行政法在实践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法律也存在着可操作性差、不规范、不公开等方面的缺陷。努力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规范，转变政府行政机关的职能，制定真正适合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法律规范。

2.加强行政执法。行政机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是主要的执法机构，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能有效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以及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应用法律手段来规范行政，加强行政机关的执法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严格加强执法，能促进良好的执法环境建设。

二、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探析

(一)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条件以权力为本的法律观念

权力是在相对自由的法律情况下运行的，以获得合法权益为可能的，权利的运行主要以利益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保障权利能为市场经济获得更大的利润，市场经济法律要首先确定以权利为根本的法律观念。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本质上是区别，市场经济并不是仅仅受到行政权利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受到商品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的影响，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主体要不断建立健全现代化企业制度，让企业真正的享有自主运营的权力，减少对国家的依赖，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规律，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求市场主体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确立以权利为本的观念，着力完善民事立法与经济立法体系建设，为市场经济良好运行创造条件。

(二)市场经济竞争法则要求公平、公正的法律观念

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主要包括:竞争参与的全面化、竞争规则的公正性以及竞争过程的透明化、竞争结果的有效性。计划经济体制是对上级要求的绝对服从，对个体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排斥，计划经济在我国的发展，其公平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是由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化来决定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生产消费活动也受到供求关系及价格的影响，市场经济中不公平、不公平的竞争导致市场经济不能平稳的发展。

三、结语

在市场经济中的法律与计划经济相比较而言，是对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更新和增加市场经济法律观念，提高法律意识。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分析经济建设中的不足，借鉴其他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法律观念的建设，并将其中优秀、成功的经验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中，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规范，保障市场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尤春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野中的契约文明与法治政府建构[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2.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7篇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著，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 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9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 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其实，我们当前经济秩序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经济法制的不完善或执法不力有直接的关系。税务领域的混乱，要求我们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财经领域的不规范，呼唤我们尽快制定起科学合理的财政法律制度；假冒伪劣产品的大肆泛滥，敦促我们进一步健全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只有坚持标本兼治，边整边改，着力治本，铲除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的体制性障碍，同时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确保严格执法才能最终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可见，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基本保障。经济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行政干预力量逐渐归位，市场力量日益壮大的过程，是国家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各得其所的过程，也是经济法思想逐步确立、深化的过程。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推动经济转型的进一步发展，也以法律的形式巩固着经济转型的成果。 不仅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需要经济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经济法还为经济转型指明了方向。我国的经济转型主要是体制性转型，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转型的目标体制。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经济果真是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国家只充当守夜人角色的完全的自由经济吗？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早已证明，市场也会失灵。历史上从来没有完全依赖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将来更不会有。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更有其特殊性。发展中的中国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实现国家赶超战略，政府应当也有可能在领导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与其它市场经济一样在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强调效率的同时，却更加重视公平。而市场并不能自动产生公平，公平作为一种公共秩序应当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另外，我国还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大国。消除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全国大市场需要国家的力量，缩小区域间经济差距更不允许国家只做悠闲的守夜人。所以，未来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必将是在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积极充分地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作用，使市场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相得益彰的体制。一句话，就是经济法所主张的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新体制。 余伟平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经济法、法理学、理论多元、中国学术

国际经济法是二战之后新兴的年轻的法律领域，也是一个存在着概念争议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并未形成繁荣的学术景观和多元的理论争鸣。这大概与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制度实践在当时不够活跃、不够成熟或不够发达有关，也可以说与国际经济法学界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不够自觉、不够开放和不够沉潜有关。国际经济法理论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终于因缘各种契机（尤其是WTO的建立及其法理和实践）而开始形成了理论上的探索和学术上的争鸣、走出总体理论上的幼稚和贫困并进而出现了多元的理论视角和各种视角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一、全球变革——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和话语转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经济制度实践出现了重大的制度转型。英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拉美严重的债务危机、东亚“四小龙”经济的起飞、苏联解体和巨变，促成了自由市场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复兴，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越来越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全球经济越来越结成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统一网络体系。这种全球大转型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表现为各国和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正经历着自由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变革，在国际层面，WTO、IMF和世界银行这战后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三大支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经济领域及其法律制度的全球化大变革也带动着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人权等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紧张即生态系统的失衡，以及这种天人矛盾所引起的南北矛盾的复杂化导致发展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全球经济及其法律体制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问题，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越来越走向复杂、多样，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契机和因素。

语境变迁促动了国际经济法学术话语的转型。全球化既促成了传统的一般人文社会学科开始越来越自觉的把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纳入自己的理论视域，也促使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制度和秩序的一般秩序原理，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和学术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学术终于开始逐渐走出传统的，初级的议题和论争，例如，国际经济法是否存在？国际经济法是否有效？国际经济法如何定义？等等。如今，国际经济法学术已经开始超越了这种初期的国际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门类定位和定义之争，广泛深入

到国际经济法的更加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和更加专门性的具体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国际经济法学术也越来越具有法理自觉和理论意识，甚至越来越回归到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开始努力尝试走出传统上没有理论和不成体系的状况。这种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话语转型可以概括为“从概念之争到理论之争”。

二、法理思考——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多元和复杂进路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的十几年来，国际经济法学术开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研究热潮和学术争鸣现象。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夸尔希（Asif。Querish）在其1999年出版的《国际经济法》之中首先意识到并强调了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语境变迁及其多元进路。夸尔希指出，“可以从多种多样的角度来洞察国际经济秩序：法律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境的，哲学的（例如分配正义），目标导向的（例如比较优势模型），国家中心论的，个人的（例如人权），机构的，南/北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女性主义的，文化的，或者历史的。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仅仅从一个单一视角来理解，同样清楚的是，它需要从每个单独视角来更好的理解。”[①]随后，夸尔希教授推动了2001年5月4日曼彻斯特大学国际经济法多元视角的研讨会，并主编了《国际经济法诸视角》的研讨会文集，旨在荟萃国际经济法诸多视角各自的优点和旨趣，这些视角包括法律分析的综合视角、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国际机构冲突与协调视角、民族国家及其国民身份的视角、争端解决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多边贸易谈判的发展中国家视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人权视角、女性主义视角、新葛兰西政治经济学视角、弗兰克国际法正义论视角、伊斯兰文明视角、可持续发展视角、经济分析视角、历史分析视角等等，被划分为9大类16种视角。[②]不过，正如夸尔希所指出的，这些视角并没有穷尽国际经济法的所有视角，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观察国际经济法的模糊的大纲，而且，即使这些视角本身也并没有深入展开而仅仅是考察的起点。[③]除了以上这些视角之外，国际经济法的法理视角还广泛包括民主视角、视角、科学视角、视角、非政府组织视角、规制竞争视角、机制冲突视角、公共健康视角、经济制裁视角、域外管辖视角、国际伦理视角以及其他各种不断涌现的理论视角，等等。

在各种视角之中，Thompson阐释了治理全球化的机构视角，认为所谓全球化和国家自治空间的消失是夸大其辞的，国际体系的治理机制不应该被塑造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治理机构，也不应该像全球激进抗议者所主张的那样被激进的加以彻底摧毁，欧美日三边治理机制的作用也不必被过分夸大，民族国家、国家治理及其适当的国际协调仍然是最重要治理机制，同时，也可以考虑各种可能的区域一体化治理机制甚至可以考虑适当的各种私人市场治理机制和公民社会治理机制。Kwakwa指出，国际经济组织的不断扩展出现了职能、权限和管辖的冲突与重叠的现象和问题，认为需要保持既有国际组织的多样性，发挥不同国际组织各自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比较优势，加强不同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协调，加强不同国际组织的程序和过程方面的有效治理，并且需要创建世界经济安全理事会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总体战略协调。Carty强调“国民”（TheNational）应该是国际经济法的元概念，他认为当代国际经济法的意识形态基础在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拜物教，政治与市场的简单二元划分及其隐含的政府消极不干预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实践中遇到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在认识论上则存在着巨大的困境，“国民”概念提供了一种相对更好（尽管其力量很微弱）避免消费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无法在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之内实施，只能在国家或区域机构的层面实施，然后，在此基础上，立足“国民”概念而在国际经济法的全球联邦框架之中适当界定“国际”的概念地位，进而，达致必要的全球政治均衡。Sornarajah认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了当代国际经济法争端解决机制，为此，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战略来质疑目前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例如在有合理理由的情况下诉诸国家豁免原则和国家行为学说，在涉及环境、腐败、文化保护和世界遗产保护等全球公益问题的情况下，要考虑地方共同体乃至国际共同体的政策和价值，最好由国际法院来解决这样的案件，贸易和投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只能用来解决比较单纯的贸易和投资争端。Page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参加多边贸易谈判，这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之中可以结成新型的灵活利益联盟，多边贸易谈判的程序尤其是僵化的非正式程序缺乏合法性，应该作出调整，以便更多的更灵活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参与。Pomfret考察多边贸易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几次浪潮，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对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认为目前的第三次区域一体化浪潮本身对多边贸易体制没有大的负面冲击，却又一定的积极效果，而且，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仍然是处于领先地位的。Addo认为，人是国际经济法的价值所在和存在理由，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人的自由、尊严和福利，国际经济法中的国家应该遵守它们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同样影响到人权，争端解决机制如果限制利害相关的国家提讼也不利于保障人权，因此，必须把人权与国际经济法相互结合起来，必须认识到，所有国际法的基础都在于人，国际经济法必须兼容人权价值，必须具有人性化的面孔。

Childs与Beveridge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具有性别属性，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妇女的地位、价值、利益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更是“被排除的”，必须反思国际经济法的机构、规则和过程中的这些问题。Wilkinson将葛兰西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运用到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法领域，指出，国际经济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跨国统治精英和全球资本主义借以行使霸权的媒介，为此，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之中，应该在新的霸权秩序尚未形成之前，寻求各种替代的可能性。Rehman阐释了伊斯兰宗教法律传统对于当代法律文明和国际经济法的贡献，指出了当代伊斯兰国家面临的追求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的挑战以及走向伊斯兰国家区域一体化的前景。Subedi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可持续发展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与环境法、人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历史与实践，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整合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环境法，有助于实现更高的国际共同体目标。Cass把规范经济学的效率分析、实证经济学的效果分析、博弈论合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于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济法进行了经济分析，认为各种经济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丰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理解、解释乃至预测。Botchway从历史视角分析了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的演进和发展，认为历史分析有助于我们对于国际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把握。Cryer运用弗兰克的国际法正义论分析了国际经济法中的合法性和正义话语问题，尤其强调了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以及罗尔斯正义论的“最大最小”原则在国际经济法中的运用。[④]

三、管中窥豹——国际经济法学术的视角选择与学术采撷

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法理视角之中，我们选取三种基本视角加以概括介绍和初步分析。

（一）杰克逊实用主义政策视角、宪法理论与制度分析

杰克逊教授的国际经济法研究视角和理论风格都颇为独特，可以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宪法、政策和制度分析视角。

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研究特别强调国际经济法的规则导向、政策考量和便利功能。首先，杰克逊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界定体现出了典型的实用主义风格。杰克逊一方面认为国际经济法是一个范围非常广阔的领域，既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交易法”，又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规制法”，还包括了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同时又强调避免把许多不同的主题堆在一起的“大杂烩”（smorgasbord）方式。杰克逊屏弃了传统的概念主义的法律分科模式，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跨国法方法。其次，杰克逊对GATT/WTO研究在总体风格和具体内容上都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政策导向。正如DavidKennedy指出的，杰克逊教授的研究风格超越了传统上简单的公法与私法、经济与法律、法律与政治、外交与贸易、国际与国内的区分，尽管仍然可以看出经济更胜于法律、法律更胜于政治、私法更胜于公法、国际更胜于国内，但比之于传统上国际公法学者而言，杰克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更加自如，能够信手拈来的把各种理论、材料和历史融合在一起。杰克逊没有抽象的探讨国际法的存在、性质和效力问题以及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哲理问题，而是把国际法的存在和效力、自由贸易促进人类福利的好处以及国际法能够促进自由贸易直接作为一种事实、一种历史和一种背景。杰克逊强调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导向”，强调自由贸易和人类福利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又并不急于倡导建立一种严格的、明确的、肯定的、刚性的国际公法秩序和机制，他对各种宏大的理论和计划一般都持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怀疑。杰克逊强调的是如何通过一种分散化的、多元性的互惠、交易、协调、界面、调适的机制和过程来说服各国决策者支持自由贸易及其法律规则。这是一种管理相互依赖的政策过程和治理技术。第三，关于GATT/WTO法，杰克逊不仅强调一般的规则导向和各种具体的规则和程序，更强调GATT/WTO乃至一般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体制（system）即宪法问题。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宪法视角既体现了一般的精神，即强调规则导向而非权力导向，强调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SIFT”过滤功能来筛选出各国的合法的国内政策目标，削减跨国自由的国内障碍特别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和寻租活动对自由贸易的扭曲作用。但是，他却并不赞成过于理想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GATT/WTO法的“自动执行”或“直接效力”并不可行，因为这会违背国内民主代议制，会限制政府的灵活选择乃至轻微违反国际协定的空间，各国一般不会支持这种直接适用的制度安排。第五，关于问题。杰克逊的理论也明显体现出了实用主义政策导向的风格。杰克逊也否弃传统绝对主义的神话和鬼迷心窍的观念，甚至也赞成废弃这个词汇，不过，他还是认为可以保留这个词汇而重新理解其含义，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就特定事务的治理权力究竟应该配置在国家还是国际、民间还是政府这样一个权力资源的配置及其决策问题，在这里，就成为一种事务性的和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及政策过程。[⑤]

（二）彼德斯曼的自由主义理想视角、理论和人权分析

彼德斯曼是德国人，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家，他开创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

彼德斯曼结合国际经济法尤其是GATT/WTO法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指出，个人是知识和价值的最终源泉，只有通过个人在国内市场以及跨国市场上自由行使财产权利，才能够实现国际范围的有效的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最终促进各国国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和世界经济的长久繁荣，这就需要各国国内的民主法律规则。但是，在国际经济交往层面，各国历来都深受形形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想和政策的影响，进而在对外（经济）事务领域公共权力不能受到有效制约的国家全权主义问题，结果，往往都是维护国内特定产业部门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损害了国民总体财富和利益。

为此，需要借助于国际法律规则机制予以帮助解决国内层面自由贸易和体制的失灵和失效问题。WBG、IMF尤其是GATT/WTO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安排正是起到了限制和约束各国政府在经济事务尤其是对外经济事务领域的公共权力从而使之不被任意滥用的作用。彼德斯曼认为，WTO调整范围的不断扩展、法律规则的不断明确、监督机制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强化，表明国际经济法能够通过有效的机制来保障跨国私人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能够有效约束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权力滥用。但是，彼德斯曼也同时指出，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约束各国公共权力滥用和保障跨国经济自由客观上存在许多局限，为此，需要把直接约束政府权力行为而间接保护私人权利利益的自由国际经济规则有效地转化为国内法上针对政府权力的私人权利，并通过国内法院诉讼机制直接予以保护。这样，就可以把个人的跨国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提升到一项基本人权的地位，可以通过国际法的直接效力原则抵制国内法层面上固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问题，减少国家间谈判和交易层面上的公共权力滥用现象，克服国际谈判过程之中的权力、利益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生产商利益偏向的问题。

彼德斯曼指出，在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语境中，国际组织的数量扩展和职能扩张在民主的授权、权力和责任链条上拉得过长，确实引起了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危机问题。为此，

国际组织本身必须同样遵循和良治的一般原则。同时，这种危机也表现为经济领域与社会、文化、环境、健康等等其他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各国国内立法的民主，或者可以设立一个多边议会监督机制参与国际贸易谈判过程，需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国际经济立法过程的公开和透明，需要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决策和行为之中遵守或尊重国际人权义务，尤其是需要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之中比较灵活的解释国际经济条约，从而，真正实现财产权利、经济自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不可分割和相互促进，需要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尤其是有效参与国际经济法的立法、实施和争端解决过程及发展援助和能力建设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终仍然要立足于国内的民主机制。

彼德斯曼运用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秩序自由主义的构成原则与调节原则、民主与经济学乃至国际、政府规制与公共选择理论等等这些古典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当展，阐释了国际经济法的自由主义理论。论述了从国内民主秩序到国际自发经济秩序，从对外事务失灵到需要自由国际经济规则，从各国分散实施失灵到国际组织实施机制，从国际法律机制的困境到国内秩序的回归的国际经济自由秩序原理。[⑥]

（三）夸尔希的综合折衷视角、全球视野和复杂进路

夸尔希是著名的英国国际经济法学者，他特别具有国际经济法的学术自觉和理论意识，提出了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独特的多元综合折衷视角（aproactiveeclecticapproach），这种方法或者视角能激活现有的研究，使其深化或提高其水平。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视角可以指称某种追求的理念、观察的角度或者努力的方法，无论如何理解，“视角”必须具有规范品格和分析意义。国际经济法是一个内容纷繁复杂、图景极其广阔且论述多种多样的法律领域，因此，需要采取一种全球的、开放的、复杂的、折衷的过程和进路来追求、理解和从事国际经济法，而不适合追求一种单一的、独特的、清晰的特定或唯一视角。这是因为，对于国际经济法来说，各种视角与其说是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国际经济法的照明灯（illuminators），还不如说是经常成为教条主义的蒙眼罩（blinkers）。

夸尔希认为，利益驱动了不同的视角。为了理解国际经济法及其法理视角，必须思考国际经济关系之中存在的不同利益及其承载主体。国家、国际经济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分别具有不同的身份、利益和要求，它们分别具有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利益，例如出口利益、生产利益、发展利益、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公共健康，等等。为此，需要寻找各种方法、途径、进路来识别、认定和澄清各种利益。这可能包括从各国国内的善治和民主过程以及国际组织的法律过程来分析和思考。这样，不同的利益及其识别过程就提供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法理视角。法律在国际经济法中的地位可以包括便利基本宪法框架的确立、促成立法的变化和提供行动守则以及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冲突。在国际经济法的不同领域，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存在差异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国家、法律、制度（包括国际经济法制度）本身存在的差异，由于国际经济法之中公正话语的差异，导致了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分析本身存在各种不同视角，通过采取一种综合折衷的灵活视角，可以包容和审视各种法律视角，可以更好的理解国际经济秩序和从事国际经济事务。例如，有的强调国家管辖权，有的强调跨国私人经济人权，有的强调实证主义法学，有的强调自然法，有的将国际经济法仅仅理解为一套规则，有的则将国际经济法理解为一种过程。有的强调国际经济法就是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有的则强调国际经济法几乎无所不包，有的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但有的则认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是具有不同理论假定因而是不同并且可能相互冲突的两个领域。这些都体现了国际经济法的不同视角。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公正话语（fairnessdiscourse）也体现出法律视角的差异。这里的正义既包括实体维度即分配正义，也包括程序维度即正当程序，这意味着，国际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分配及其影响的配置标准必须是公正的，而且，实施和执行这种配置标准的形式过程也必须是公正的。正义话语的法理分析要求具有一种共同体感，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国家、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个人和非政府组织都是我们这个共同追求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的共同体的参加者。正义话语也要求区分集中总和意义上国家间公正，也要考察分散个体意义上的国家内部以及代语境之中个人之间的公正。国际经济法公正话语的核心在于遵循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最大最小”原则（“maximin”principle），即只有当处于分配水平最底部的每个其他国家都得到适当的或者不只是适当的利益和好处之时，不平等才可以说是正当的。就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而言，夸尔希认为，国际法院具有一种独特的、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和首要的宪法性的地位。这种地位既保障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又包容和便利了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即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夸尔希认为，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从事（engaging）国际经济法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开放的、包容的和分析性的，因为，这种多元综合视角更多的集中于如何从事国际经济法而非集中于国际经济法的实体内容应该是什么，这保证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国际话语不走向某种极端的主张。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首先有助于识别和澄清国际经济法各种可能的视角渊源，包括各种经济或非经济的利益以及表达这种利益的各种人格者；它提供了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各种可能方向和各种理解向度；它既考察了国际经济法的各种利益驱动，同时也分析了各种理论和哲学基础；它提供了一种能够最大程度上包容和汇合各种国内和国际经济“意识”（consciousness）的必要过程和思路；它也提供了从各种视角来分析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路。总之，国际经济法的多元综合视角作为一种从事国际经济法的方法论，在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必须是明晰的和深入的，在实体内容层面，则必须是一种既能够反映人类状况，又能够以一种公正和有效率的方式来实施的包容性的进路。

四、中国学术——国际经济法学术的中国视角和中国问题

中国学界曾经长期争论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对象、范围和体系及其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乃至国际商法之间的边界关系问题，无论是教材、专著还是论文往往都用大量的篇幅来介绍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之争问题。[⑦]这既与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的自身定位存在模糊之处有关，与国外学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主题、内容和范围的争论有关，也与国际经济法律实践之中所需解决的各种不同但紧密相连的法律问题有关。此外，这还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发展自身的两个重要因素密不可分。这里首先涉及到中国法律教育和研究中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国际公法学乃至国际商法学相互之间的学术论争和资源配置有关。[⑧]同时，中国之所以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存在长期论争且迄今尚未取得基本共识，也与中国法学尤其是法学基础理论（理论法学、法理学）受到苏联法学的深刻影响有关，法律部门的概念、划分及其标准是从苏联学界学习过来的，法律部门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但是，中国学界（以及苏联学界）对于法律部门的论争本身却存在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不符合基本的形式逻辑要求。这与其他西方学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西方学界探讨国际经济法的范围问题但却并不争论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及其独占调整对象的问题。[⑨]

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目前需要深化，进而超越国际经济法的定义问题和概念之争，走向多元视角和理论之争。晚近，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已经开始关注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秩序变迁及其对于国际经济法学术的影响，开始自觉关注国际经济法的多元视角和理论发展，[⑩]开始调动各种理论资源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资源和分析工具，[11]进而拓展国际经济法问题视域，加强国际经济法学术交流[12]。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大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术多元视角的语境之中，中国学界应该加强译介和研究当代西方国际经济法学术热点和学术前沿，发现和思考国际经济法的中国问题，开启当代中国国际经济法学术成长和学术繁荣之路，进而，为中国也为世界作出既具中国问题意识又有全球视野的学术贡献。

可以预期，随着国际经济法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法学的不断成熟，国际经济法的观察视角必然越来越多，而且，每一种观察视角也必将走向纵深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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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ee,AsifH.Qureshi,InternationalEconomicLaw,London:Sweet&Maxwell,1999,pp.3-4.

[②]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③]Ibid.p.vii.

[④]这些视角的综述均依据夸尔希编著的论文集。See,AsifH.Qureshi,ed.,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2.

[⑤]关于杰克逊的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JohnH.Jackson,GlobalEconomics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ConstitutionandJurisprudence,London: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8;JohnH.Jackson,TheWorldTradingSystem:LawandPolicyofInternationalEconomicRelations.2ded.Cambridge:MITPress,1997;Jackson,JohnH.,TheGreat1994SovereigntyDebate:UnitedStatesAcceptanceandImplementationoftheUruguayRoundResults,Columbia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Issue1-2,Vol.36,1997;DavidKennedy,TheInternationalStyleinPostwarLawandPolicy:JohnJacksonandTheField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Am.U.J.Int’lL.&Pol’y,Issue2,Vol.10,1995.

[⑥]关于彼德斯曼国际经济法视角的分析，主要参见：Ernst-UlrichPetersmann,ConstitutionalFunctionsandConstitutionalProblems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UniversityPressFribourgSwitzerland,1991;Ernst-UlrichPetersmann,TheWTOConstitutionandHumanRights,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momicLaw,Issue1,Vol.3,2000;Ernst-UlrichPetersmann,TheoriesofJustice,HumanRights,andtheConstitutionofInternationalMarkets,LoyolaofLosAngelesLawReview,Issue2,Vol.37,2003;王彦志：《国际经济法的进路》，《当代法学》2004年第4期。

[⑦]其中关于国际经济法性质、范围及其与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比较集中的讨论至少有3次，参见王铁崖、陈体强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9-397页；王铁崖主编：《中国国际法年刊》（1996），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09-439页；沈四宝主编：《国际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587页。值得指出的是，晚近中国学者对于国际经济法概念及其定位已经开始了深入反思，并且提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方式和解决方法，参见左海聪：《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徐崇利：《走出误区的“第三条道路”：“跨国经济法”范式》，《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⑧]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的成立（2005年7月6日）过程也体现出中国对于国际经济法的定位以及对于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商法之间关系的学术认知视角的矛盾和学术治理体制的问题。

[⑨]这种强调或者争论法律部门的独特对象和独立地位的现象不独存在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也存在于中国其他所有部门法学界，不过，在中国国际法学界这种争论更加突出而且迄今未能有效解决，这种现象似乎也可以说是中国法学包括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苏联传统和中国特色。

[⑩]See,YangYi&LuZhian,BookReview,PerspectivesinInternationalEconomicLaw,Manchester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Issue1,Vol.1,2004,pp.76-81.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9篇

一、问题的提出

过去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关于经济法的研究范围都是与研究者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紧密联系的。在此笔者将其称之为“调整对象说”。这一学说有多种观点①，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优秀的观点是以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为前提，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述为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法律部门，然后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②。这一理论，看似对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作了划分，但深入考察便不难发现：它并没有真正阐明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不可能划清它们的界限。这里明显的问题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至今仍无统一认识。以一个不确定的概念来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就不同学者所认识的不同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限或经济法的范围绝非毫厘之差。

本文无意于批判或非难某种理论，且笔者也是调整对象说的赞成者。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既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的深入，阻碍了纵深思维。因此，有必要跳出既定模式的简单框架。

笔者认为，现存的调整对象说在阐述经济法的独立性时，至少存在如下难题：

1、作为区分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与经济法的的调整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关系还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经济关系能否分割？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是共同调整还是分别调整？如果是共同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划分以什么为标准？如果是分别调整，不同的法律部门又以什么为划分标准？

3、法律部门的分类与学科分类是否同一概念？以调整对象为标准所划分的法律部门是学理概念还是法律形式概念？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艰难却又表现解决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问题。

二、调整对象与法律部门的划分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0篇

〔摘要〕本文在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的意义、目标、原则、基本内容和可操作性等问题，进而揭示了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 现代行政管理 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 〕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 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 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 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 条属于经济手段。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梅啥记康髁恕巴晟坪旯鄣骺亍闭庖蛔钪匾墓芾硎侄巍?/P>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 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1 〕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经济法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第4页。 〔3〕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页、第6页。 〔5 〕张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 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6年3月17日）。 〔8〕【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 中文版见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第118页；【日】江上＠②：《经济法、禁止垄断法概论》， 中文版见国外法学知识译丛：《经济法》， 知识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8页。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1篇

【内容提要】经济法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对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经济法主体作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暨经济法律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构建经济法主体体系的基础。本文结合相关的经济法概念，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是在一国的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内，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和归纳所形成的各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 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体系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有不少学者对经济法主体体系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例如，王全兴教授提出了“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层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框架理论，其中市场主体又具体包括投资者、经营者、消费者、劳动者四种。又如，单飞越教授以经济权利、社会自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为标准归纳出了三大经济法主体群，即市场、社会、国家，其中市场主体按经济性标准分为企业和消费者两大类。学者们的这些观点较之已往的“政府—市场”的二层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框架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据此，本文结合相关概念，对经济法主体体系略作一番探析。 一、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基本含义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⑴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经济法同其他任何法律部门一样，都由法律规范组成，都是各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以，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的共性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2）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经济运行而不是国际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对这种经济运行的协调是一个的协调即国家协调，而不是国际协调即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协调。为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这种国家协调，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经济法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的协调意志。所以，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不属于国际法体系，更不同于国际经济法。 （3）经济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法是对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它的调整对象是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人事关系等非经济利益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体现了国家协调。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属于国内法体系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律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2）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 （3）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权利（权力）和经济义务。 三、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根据经济法的主体体制所成立的主体，如根据国有企业法和公司法所成立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以及直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等。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本文所称的经济法主体，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经济法律关系，依法享有经济权利（权力）和承担经济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他们或依照法定条件、法定程序成立，或由法定机关授权，均可取得经济法主体资格。经济法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1）国家机关。国家协调经济、干预市场的活动主要通过国家机关来实施，所以国家机关是经济法律关系中重要的主体，特别是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综合职能机关和行业管理机关（如信息产业部、交通部等），其主体地位和作用都十分突出。 （2）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细胞，是经济法律关系不可或缺的主体，其数量大、种类多，作用更是不可估量。 其又可以分为三种：①企业（如个人独资、合伙、公司等企业），即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②事业单位，即拥有一定财政预算或其他拨款，并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非营利性组织；③社会团体，即根据自愿原则进行社会活动的群众团体、公益性组织和学术团体等。社会组织是市场主体的主要部分。 （3）公民个人。其主要是指以个人（或家庭）身份从事生产经营或特定服务的个人（如个体工商户），或者由经济法专门规定的个人（如依《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承包关系的农村承包户），还有各类消费者个人，都是经济法主体。 同时，以上的三大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一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①政府，包括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和微观经济调控主体（即市场规制主体） ②社会中间层，包括社会团体类主体、中间交易类主体、社会评价类主体和经济调节类主体等;③市场，包括政府和社会中间层以外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 四、经济法主体体系 所谓经济法主体体系，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依存和限制所在的经济体制，以经济法主体的分类为基础，表明各类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综合展示各种经济法主体的法律地位。显然，此观点并没有给经济法主体体系下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定义。 笔者以为，经济法主体体系，是在一国的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内，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和归纳所形成的各类经济法主体，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简言之，经济法主体体系就是一种由各类经济法主体有机组合所形成的关系模式。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构建，首先须对经济法主体进行系统划分和归纳；然后基于各自在本国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再将各类经济法主体加以有机组合，进而形成一种较为科学、合理的关系模式暨经济法主体体系。据此，我们可以以上文所涉及的“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的三层框架(以下简称“三层框架”）为例，对我国的经济法主体体系做一番浅显的探析。 笔者以为，“三层框架”其本身就隐含了三类经济法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中间层）之间的三种关系模式：①“政府市场”的关系模式；②“政府社会中间层”的关系模式；③“市场社会中间层”的关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层框架”就是以上三种关系模式有机组合而成的一种关系模式（即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有学者认为，理想的“三层框架”应该是对称互动的“三层框架”，在这中理想的关系模式下，社会中间层有适度独立的地位，政府通过社会中间层协调市场的力度与市场通过社会中间层作用与政府的力度大体均衡。由此，笔者以为，学者们所理解的理想的“三层框架”，是一种以“社会中间层”为中点，以“政府”和“市场”为端点，左右对称互动的（直）线型的关系模式。但正如学者们所认为的，在中国的现实中，社会中间层尚未成为与政府、市场相对独立的第三种力量，在许多领域还不存在社会中间层或者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政府通过社会中间层协调市场的力度远远超过市场通过社会中间层作用与政府的力度。因而，在中国的经济法律关系的现实中，线型的左右对称的“三层框架”的关系模式是尚未定型的。但是，组成“三层框架”基础的三类经济法主体（即政府、市场和社会中间层）又是客观存在的。据此笔者以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法主体体系是非线型的关系模式。如下图所示： 这种“三角”型的关系模式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等三大类经济法主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共同组成的一种较为合理的经济法主体体系。 五、结论 基于对我国经济法领域内相关概念的认识和对经济法主体体系的浅显探析，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法主体体系，应该是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有机组合所形成的一种非对称的“三角”型的关系模式。 注释与 飞跃.经济法理念与范畴的解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第二版)[M].北京: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体系；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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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

（1）能够有效地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建设的进程。一是要能够有效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二是能够不断扩大生产和促进商品流通，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三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保护环境。四是能够保证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贸易与经济发展。五是建立与WTO规则顺利对接到一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六是法律体系的法律规则能够“平衡协调”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贸易关系，以规范社会整体发展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相统一。

（2）经济法律所调整经济关系的覆盖面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不能有缺口和漏项。这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重要条件和基本标志。具体来说其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决策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宏观调控，特别是间接调控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属于部门（行业）经济特定的经济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的经济监督关系；在国民经济管理活动中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以及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3）政府的经济职权必须规范化，权责必须经法律加以确认，职权的构成必须科学，法律地位必须明确。政府机构在法律上的资格是否明确，以及体现，其法律地位的经济职权是否确定的规范化、科学化，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政府机构的经济职权是国家领导和组织经济建设的职能在法律上的表现。这种权力是法律授予的，政府机构既不能任意转让，也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限度面滥用；这种权力是权责一致的，即政府机构享有经济职权的权力同时也承担恪守职责的义务。

（4）必须明确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权利和义务。经营主体和消费主体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并在实际生活中能否付诸实施，也是经济法体系是否完备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成运行过程中，都要以它们为基本的依托和重要载体。

（5）法律体系上必须门类齐全、成龙配套、协调发展、系统严谨。经济法体系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和其中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要互相衔接、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即每类经济法律制度都必须与国家宪法相协调；地方性经济法规必须与国家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相协调；同类的经济法律法规之间相协调，以避免相互矛盾抵触。

（6）立法计划的实施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实现经济立法的规范化、科学化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立法机关收回经济立法权，进一步明确经济立法机关的权限，严格立法程序，进一步提高经济立法的的技术水平是法制文明的需要。

2我们只有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出发才能认清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应调整以下关系，这也是经济法的结构体系。

2.1经济法总论

主要研究经济基础理论和经济法总则。可以分为下列各部分：

（1）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经济学基础、政治学基础、社会学基础和法理学基础。

（2）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地位、宗旨、基本原则、作用、体系和适用范围等。

（3）经济法主体理论，包括经济法的基本分类（市场主体、经济行政主体和中间层主体）和立法模式，经济法主体资格与相关主体（民事主体或行政主体）资格的关系以及各种市场主体（中央、地方政府及其经济行政部门）、各种经济行政主体和各种社会中间层的特征、法律资格和法律形态。

（4）经济法行为理论，包括市场对策行为的概念、特征、要素和分类；市场规制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概念等。

（5）经济法责任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法律责任的立法模式，以及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的组合和运用的特殊性等。

（6）经济法奖励理论，包括经济法领域的立法模式、原则、形式、条件和程序。

2.2宏观调控关系

正如我们所知，“市场之手”的缺陷在于一定条件下会令经济陷入资源配置无序化与严重浪费的泥潭，因此需要超然于市场之上的力量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引导。

而对于宏观调控的方式，学界的认识较为一致。一般认为，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两次调控的成功，主要是运用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运用税率和国债利息率；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了银行利息率和货币发行总量，这样两个宏观调控的手段，拉动内需，刺激投资，扩大对外贸易，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安全着陆，继续健康发展，其法治手段配合得也还可以，但是滞后了，以至于腐败现象没能得到扼制，甚至还在漫延。因此一般来说，宏观调控手段，包括产业政策、利率、汇率、长中短期计划的制定、财政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及其货币政策手段，价格政策，地区开发政策，外贸进出口政策等方面及其法制化。

2.3微观规制关系

长期自由竞争必然会拉开市场主体之间的差距，当部分主体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垄断与限制竞争就产生了。垄断内生于竞争又限制竞争，这就是市场的辩证法。由于垄断可以带来超额利润，从而令人们趋之若鹜。同时竞争的发展也必然催生出不正当竞争，这是一种竞争过度，其对市场机制的损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垄断还是不正当竞争其结果都使市场经济的微观调节机制受到扭曲，令市场这无形之手失灵。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家的干预往往直接针对个案。而由于垄断组织势力强大，不正当竞争普遍猖獗，为保证法律的顺利实施，法律多以强行性规范为主。这部分的经济法律规范人们称之为微观规制法，其要义在于对市场障碍的排除，维护经济发展的微观秩序。

2.4国有参与关系

国有参与关系是国家基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社会投资比例再分配的一系列活动。从这点来看，国有参与关系可以认为是从宏观调控关系中分化出来的。之所以把它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一，是基于国有参与在世界范围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以及这类关系之间的共性——通过国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实现宏观经济目的。

2.5市场监管关系

市场监管关系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笼统归于宏观调控领域，也有些学说将市场监管列入微观规制领域，其实将市场监管关系单列研究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2.6涉外管制关系

以上五类调整对象及体系是有主从之分的，其中宏观调控居核心与灵魂地位，其他关系服从于宏观调控。3结语

当然，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体系设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体系设计。但我们认为，无论怎样设计，都应该符合前面所说的完备的经济法体系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拓宽研究的方法，争取更多的更完美的体系设计，让学术建立在更加宽阔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1］顾功耘.经济法教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价值

随着改变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对经济法的研究亦须进一步深化。笔者拟就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略述拙见，求教于专家和同仁。

一、经济法的基石范畴

任何一门学科，均为范畴逻辑推演、序列而生的范畴体系。其中作为逻辑起点，规定并贯穿着整个体系衍生的，则为基石范畴。它在体系中居于奠基和起始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是一个。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石范畴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也就是狭义上的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广义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狭义上则指社会物质利益，也就是社会经济利益，既蕴含现实利益，也蕴含将来利益。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它蕴含着后者的某些成分，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

笔者之所以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作为经济法的基石，就是因为利益是法律产生的根源，是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创造并发展了经济法。历史已经证明，法律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求，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总是体现为上层建筑对某种关系保护的需要，总是以某种利益的形式出现。因此，法律的实质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赫克曾指出：“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1]。因此，“利益——法律体系”可视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缩影。不同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决定着其特有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强调平等自由，要求保护个人（商人）利益，于是产生了以自由协调方式调整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商）法；国家或称之为公共利益的需求，产生了以命令强制方式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进入20世纪，正是由于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之间的紧张冲突，社会利益保护益愈迫切，经济法、社会法才应运而生。而二者的区别又在于社会法保护的是全方位的广义社会利益，经济法保护的是狭义社会利益，具有鲜明“经济性”，而且主要在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由上可见，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方法之间是本质与形式的关系。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并蕴涵着经济法的内在基本矛盾（即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对立耦合），揭示着经济法的深层本质（即社会性和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更以其固有的解释力和推演力，完成了对经济法必然性（即产生发展规律）、应然性（即价值理念）和实然性（即规则制度安排）的整套逻辑贯穿（后面阐述），因而是经济法范畴的起始和核心。

二、经济法的性质

公私法的划分本是西方理论，前苏联和我国曾一度否认或回避，但在近现代社会，这种划分是合乎客观实际的。私法、公法的实质区别就在于其分别保障个体合法权益的实现与国家公权力的正确行使。关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行政法的公法性，已为国内法学界所公认，但对经济法的属性却颇有争论。有的称之为“公法”，有的称之为“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有的称之为“社会法”，等等。笔者通过反思，以为经济法应是与上述称谓都不相同的公私有机融合的新法域。这一性质，可通过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所赋予的经济法的内涵、使命，社会经济利益促就机制矛盾运动导致经济法产生的过程以及经济法内容属性的剖析来说明。

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赋予了经济法“社会优位、个体基础”的辩证内涵。即在尊重个体利益的基础上促就社会利益，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去赢得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牺牲较小的自由去争取更大的自由，以“不自由”、“不利益”的方式去光大真正的自由和利益，进而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谐发展。当然，这是一种类似“帕累托效率”的理性状态，但经济法的使命就在于不懈地迫近这一状态。历史经验与理论逻辑证明：个体私利的自由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既利己，又利他，使社会整体经济利益隐存其中，并自发促就。换言之，社会自治机制在商品经济时期确能实现社会与个体的相对和谐。但在以高度社会化生产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体私利无限膨胀的天性，势必危害社会并最终殃及自身，同时，市场本身存在着天然缺陷（如公共产品缺陷、信息不对称、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对宏观经济作用有限、自我调节恢复作用有限等），因此，亟需要特别维护受到严重损害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进而恢复经济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对平衡的格局。这就需要依赖外力强行推进，对自由放任的社会自治机制予以修正。而修正的主体只能由“超社会”的最权威组织——国家（或国家联合体）来充当，社会外力只能以国家公权力来体现，国家成为与市场相对的重要一级，“国家之手”与“市场之手”的交互并用便孕育了经济法的诞生。可见，经济法是地地道道的社会责任本位法，国家只是以社会及其整体利益的代表人身份出现的，所谓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以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的公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偏解。正因为国家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界定，以防范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另一方面，经济法又规制市场主体行为，抑制私权的恶意弥散，防止和排除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经济法在对国民经济的调控管理中，既承接了公私法传统理论的精华，如恪守“诚实信用”、“严格责任”和“控权规则”，又对其进行着超越性的变造，如实行“双重限权”、“综合规制”、“加重责任”，从而完成了横跨两大法域的嬗变，成为既不“公”，又不“私”，而是公私有机融合的高层次法部门，显示出高屋建瓴的宏大气魄。

诚然，20世纪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有力推动了“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进程，如私法中引入了诚实信用、善良风俗、权利不得滥用等社会性规则，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自己责任进行了社会性修正；公法中也大大拓宽调整范围并大量充实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弹性调整手段，但民商法、行政法的基本属性却依然未变。而经济法、社会法却是本世纪法律体系适应社会本位思潮的两大创新。而且经济法又不同于以环境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法，它是社会性与经济性的有机统一，是致力协调整个经济运行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效益、自由和秩序要求。经济法的价值也在于实现这些目标，并在实现的同时更为具体地体现经济法部门的特征。”[2]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揭示了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这一特质就决定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效益和社会公正。

直接追求社会效益可谓经济法价值的独到之处。其他法律部门往往不追求或只是间接地实现社会效益。比如：行政法刻意追求行政效率，民商法集中关注个别、微观效益，都是间接地最终促进社会效益。而经济法则以社会整体效益作为评价行为的根本依据，将社会个体的财产使用当成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引导人们按照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妥善处理个体效益与整体效益、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促进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

所谓社会公正，即指实质正义，这也是经济法正义观的独特展现。行政法注重的是“程序正义”，以程序公平来促进实体公平；民商法关怀的是“形式正义”，它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强调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无力解决事实上的能力差别、收入差距、贫富分化进而又导致经济机会不平等的一系列问题。而经济法则追求全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正义和公平，强调以形式的不平等达到实质结果的平等。对关系全局的特殊领域、特别行为和经济弱者的具体人格予以倾斜性保护，既反对平均主义，又调节收入分配，妥善处理个人、阶层、地区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推进全社会的协作和共同富裕。实质正义是对形式正义的扬弃，它在关注整体结果公平的同时，同样也要求对相同情况作出相同法律调整，并从实质上为实现经济机会均等积极创造条件。

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方向，相互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效益”对社会总福利的增进构成追求“社会公正”的基础，没有公正的效益是不存在的；而“社会公正”对机会均等的实质性保障又为“社会效益”的促就提供着激励和动力，没有效益的公正也是没有意义的。二者的有机统一，使经济法依不同情势将其有机结合。在宏观调控中多以社会效益为主导兼顾社会公正（如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在市场机制中则常以社会公正为主导兼顾社会效益（如对过度竞争的限制）。由于资源有限性、稀缺性的制约，社会效益和社会公正也时时出现难以两全的紧张状态，此时，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决定了前者往往优先于后者，进而创造条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二者的统一。总之，经济法坚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有机整合的价值理念，既保障社会资源这块“蛋糕”分享的公正性，更激励人们去努力增加“蛋糕”的总量，实现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有机统一。

四、经济法的功能

法的功能是指按其固有特性必然具有的作用于外部事物而发生一定功效的机能。所谓经济法的功能，即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机制效能。功能由本质决定，价值靠功能的发挥实现。经济法的社会性、经济性和公私交融性，决定了经济法的功能是平衡协调，即从社会全局出发，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平衡各种经济行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综合处理各种经济矛盾，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

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复杂，利益实体多元，各类矛盾错综交织，既要求法律的分别调整，更要求法律的综合调整。而经济法正是反映经济关系分离与综合两个发展方向的需求，体现统、分两种法律机制结合的法律部门。它“是一种从世界观到方法论都与传统法律思想大不相同的法律思潮。一些在传统法学理论中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和体系在经济法中都有所动摇；许多被认为是此消彼长、水火不容、根本对立的观念和制度，如国与民、统与分、公法与私法、集中与民主、整体与个体……都在相互交错、沟通。”[3]因此，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经济法惟有平衡协调，对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地调整，对经济过程予以系统一体地规制，才能实现其目标。

经济法发挥功能的基本方式是国家以社会代表人的身份介入（参与和干预）经济生活；基本手段是经济、行政、民事、刑事手段的相机并用；基本方法是指导与强制相结合，激励与限制相结合，整体协调与个别规范相结合，积极调整与消极处置相结合。进而实现经济法的任务：引导人们作出有利于社会的经济行为；促进政府职能改善和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制约市场中的消极因素；保障利益、秩序及与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有的学者提出经济法的功能在于对经济关系的确认、保护、限制和禁止。笔者认为这实际是经济法的直接目标（或任务、作用之一），任何法律都是对特定社会关系的确认、保护、限制和禁止，到达目标“彼岸”的具有特性的“桥梁”（或途径、过程）才是功能。功能是事物的内在属性，目标是事物的外在要求。

五、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原则是法的灵魂，是法律价值的生动体现，是发挥功能的实践纲领，法律规定都是它的逻辑展开和具体化。它可以克服法的局限性、“无知性”，弥补立法上的疏漏，并对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给予合理、合法的依据和限制，有助于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少专家学者从多角度潜心探讨，不同表述有几十条之多。笔者也曾提出过社会利益、适度干预和讲求效益兼顾公平的原则，但现在看来并不确切。也有的提出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的原则，实际上，如前所述，它是经济法的功能，是经济法本质的内在构成，发挥功能的准则才是原则。经济法原则的确定也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比如：反映经济法的本质特性，统帅经济法的基本制度，具有规范性、定限性，能够提供行为的基本方向和模式等。笔者由此出发，提出适度规制与适度自由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是社会整体利益基石所蕴涵的“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内在基本矛盾的逻辑推演。前面说过，当社会自发促就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机制或称市场调节机制也就是社会自治失效时，就需要外力推进或称国家自觉推进机制也就是国家介入来促进，并且其作用方式、手段、力度的选择均服务于恢复社会自发促就机制的目的规定。基本矛盾双方的张驰变化，决定着经济法自身形态的流变：当社会自治度提高时，国家介入势必弱化，经济法即表现为调整范围的相对缩减及调整手段的相对弹性化，民商法则相对张扬；反之，社会自治能力降低，国家介入将自然强化，经济法即表现为调整范围的相对扩张及调整手段的相对刚性化，民商法作用则相对收敛。而国家介入主要是国家对经济行为的规制，社会自治主要是三大规律（价值、供求、竞争规律）作用下的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因此，经济法在调整经济关系时必须以国家规制与经济自由的有机结合为基本准则，决不能无视任何一方，而且核心在于“适度”。如何使规制与自由兼顾，并使各自的广度、深度“适度”，产生整合效应，鉴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经济法的永恒主题。

在这一原则中，适度规制又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尤为重要。因此需要衍化出衡量和保证规制“适度”的标准和规则。比如：第一，合法性规则。这是依据法定经济权力规制经济行为时必须遵循的规则，具体包括越权无效、程序正当和限制私权滥用等。第二，合理性规则。这是依据自由裁量权规制经济行为时必须遵循的规则，具体包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交易系数为正、规制成本小于规制收益、尊重个体自由和有利于社会经济安全等。第三，接受监督规则。具体包括人大、司法监督，行政制衡，受制主体自我救济和社会自治体资助等。第四，“失度”必究规则。违反合法性规则构成规制违法，违反合理性规则构成规制不当，二者均属规制瑕疵，即“失度”，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这是保证“适度”的消极规则。

六、经济法的体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笔者认为，经济法体系应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构成，这也是经济法基石范畴的逻辑推演。市场的弱点和缺陷，使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背离，须依赖国家力量校正。反映在法律领域，民商法主要是在直接追求个体（商人）私利最大化的基调中体现国家干预，对市场准入、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予以消极的社会性限制，间接维护社会利益；行政法主要是在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的基调中调整部分经济行政关系，对政府管理机构的设立、执法程序及行政救济作出一般性规定，不深入经济运行过程，间接促进社会利益；而经济法则是在直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基调中尊重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经济运行全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总体统一地调整。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调整事关全局的横向经济关系（即部分民商关系）。比如：对已经进入市场者从事特别交易活动，在民商法的一般市场准入规定之上，进一步设置“市场进入壁垒”，维护社会经济交易安全；对影响全局的经济联合关系（如影响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企业联合、兼并）规定特殊规则；对名义上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交易关系扬弱抑强；对不正当竞争关系进行阻却。诚然，民商法也能对经济弱者和不正当竞争受害者给予救济，但这种加害行为侵犯的却不仅是相对人，更重要的是直接侵犯了整个社会经济秩序，危害社会利益，其后果民（商）法是无力补正的。因此，依据吸收规则，正如盗窃应由刑法调整一样，这些事关全局的非理性经济行为理所当然地主要由经济法规制，具体就表现为市场管理法律制度，这正是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联系所在。有人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是调整市场管理关系，实属认识上的误区。市场管理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和特别交易管理法（如证券、期货、公共服务、中介服务管理）等。

二是调整国家与市场主体（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在现代市场社会，这种关系是间接的，再也不能主要由行政法调整。至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硬性规定被称为经济法，实为对经济法的扭曲，充其量不过是经济行政法。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按“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来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的处理只能在宏观调控中体现。而有效的宏观调控又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国家实施抽象经济调控行为。即国家对市场无力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宏观总量问题，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货币收支、财政收支、外汇收支总量的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收入分配中公正与效率的兼顾，市场效率条件的保证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主要运用规范化、法律化的计划、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调节手段，国家单方作出决策，引导不特定市场主体作出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行为；同时，为确保宏观调控的高效，又遵循经济权力的理性和规律，针对其主动参与性、易扩张性及对私权的易侵犯性，注重采用以刚为主，刚柔结合的手段，合理、适度地分权和限权，对不特定调控管理主体定权、定格、定位、定序，并授予受制主体相应的救济权利，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第二，国家实施具体经济管理、协调行为。即调整经济管理机构上下级之间、平级之间及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具体经济关系，对失范经济行为依法处置，对不和谐、不经济行为予以协调，保障经济权力有效行使和经济活动有序进行。这正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所在。国家实施具体管理协调行为，就是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落实抽象调控行为，二者不可分割，因而往往被逻辑地规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所以，上述主要内容便形成了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计划法、经济稳定增长与促进法、产业法、财税法、金融法、投资法和对外贸易法等。

由上可见，经济法基石范畴的逻辑推演，决定了其体系应由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两大部门经济法构成。二者紧密相连、相互渗透、相辅相成。但由于其主旨功能的差异，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中，二者的形成顺序、具体内容、法律形式、完善程度及地位强弱也不相同。多国的经济法实践证明，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立体化发展和现代法更强调宏观总体的趋势，经济法的“重心”已经和正在向宏观调控法转移。

当然，体系可依据不同的标准和序列构建。有的以经济法综合调整经济关系为前提，将市场准入法、市场主体法、经济合同法列入；有的以经济法的社会性为依据，将环境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列入；还有的按照国家调节经济的方式，将国有企业法、国家公司法列入……。这些观点无疑为深入研究经济法体系提供了多维思路和方法，给人启迪，但也值得商榷。衡量体系是否合理，关键在于所依据的标准是否科学，能否反映经济法本质所决定的边缘。经济法的确是对社会经济关系一体调整的法律部门，认为经济法仅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是不切实际的，但也不能无限延伸。经济法主要调整关系全局的动态经济关系。它是从直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主要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平衡协调功能，保障社会经济有序、持续发展的法。这就是它与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大致区别的“限”，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体。至于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强制、参与、倡导）不过是一种高度抽象，实践中经济法对任何经济关系的调整都是多种方式结合并用的，按调节方式来构建体系，便产生了许多无法解释和解决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体系的构筑既要忠实于经济法的属性，又要处理好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既要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改革实践，又要适应市场经济网络化、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时代精神的新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学思潮[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4篇

1.关于市场经济主体方面的立法。市场主体必须是多元化的,而且每一元的每一个主体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组织经营主体、责任主体和决策主体。这是形成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条件,也是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主体资格的基本要求。没有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和责任的约束,以及充分的经营决策自,企业就不会主动将自己置身于市场的竞争之中,就不会在市场上趋利避害积极追求自身经济活动效益的最大化,企业就不会有充分的活力。反映在对法律制度的要求上,市场主体必须要有独立的法律人格,保证各种经济组织有资格进入市场并在市场活动中有充分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必须要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清楚的财产关系,保证市场主体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在市场上的行为,根据市场需要运用自己的财产,处理自己的财产,行使自己的产权,而不需听命于他人和受他人支配;必须要有明确的收益边界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保证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有自己明确的利益和内在驱动力,并对自己的各种行为负责,使市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约束。另外,必须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尽管他们有所有制、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的差别,但不应有法律地位的差别,这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上进行平等竟争的一个重要法律保障。以上这些,是市场经济机制对市场主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反映在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上。

2.关于产权制度方面的立法。建立与市场经济机制相适应的产权制度,是确立和实现市场经济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企业真正进入市场的首要条件。改革开放以前,在理论上我们把单一公有制或单一国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实践上过早、过快、过急地推行公有化和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结果我国所建立的产权结构非常单一化,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又把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此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有着极为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单一的产权结构,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破坏生产力的形成,并且着手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和在实践中加以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说改革开放十多年我们在产权制度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但问题并未有得到根本解决,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现行的产权制度仍然阻碍着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因此,产权制度成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探讨的热点,同时因为产权制度牵涉到许多敏感的问题,产权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又成为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难点。现在我们国家和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应该说为产权制度问题的根本解决辅平了道路和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围绕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重新构造我们的产权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首先要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所有权改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产权。这个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国家只对原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享有所有仅,而对企业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的产品则不具有所有权,企业除了依契约上缴国家一定的产权收益外,其余财产则构成法人产权,继而实现国家原始产权和法人产权的分离。这样,法律一方面要界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界限,保证企业的经营权和收益权的行使,排除政府部门直接干预,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另一方面,法律要界定国家原始所有权与法人所有权的界限,保证企业拥有更多的权利和更大的活力,使企业成为真正合格的市场主体。二是在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中,确立“国家股”,使一部分国家的所有权转变为国家股权,国家股权的行使,应以保证国有财产的最大增殖为首要原则,在一般股份制企业中,国家的控股权不必成为企业经营控制权,以免重蹈国营企业老路,以使股份制企业顺利进入市场。三是实现产权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使企业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要,不断地重新组合资源,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又一要求。实行产权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能使资本不断地涌向社会需要的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协调发展。其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就是要实现产权制度的多元化。单一的所有者及其产权主体难以形成市场经济,它不能使市场机制内生化,从而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相互竞争的产权主体,对非公有制产权主体或非纯公有制产权主体,不但政策上鼓励发展,而且给予同公有制产权主体同等的法律地位和保护。以保证多种产权主体在市场上平等竞争。各种产权主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作用应主要通过市场公平竟争去决定。而不能通过简单的“抑制”与“保护”的方法去调整。凡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增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就应该支持、鼓励和保护,这才是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真正负责的表现。

3.关于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多元化,企业经营自主化,经济活动市场化,经济关系契约化,宏观调控间接化,这些都是市场机制的法律特征,但仅有这些还不够,要保证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市场秩序必须法制化,市场活动必须规范化,只有如此,才能维护各主体之间平等、互利、自主公平的关系以及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才能使市场经济关系得以实现,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并使市场活动规范化,应着重抓紧两个方面的立法:一方面是保护和服务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关系按期实现,保障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实现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譬如制定统一完善的合同法,使市场主体活动的联结与经济关系的实现提供完善的法律保证,制定统一的融资法,使急需资金的企业和个人及时方便地取得资金,使闲散资金得到有效运用,使贷出的资金得到保障;制定统一的证券交易法和票据法。给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创造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障民族长远利益的不受破坏,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竟争,实现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如审计法,会计法、税法,环境保护法,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权益法,就业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这两个方面的法律规范,是市场经济对市场挟序提出的内在要求,是市场调节能发挥作用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法律保障。

4.关于宏观调控方面的立法。市场经济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在市场经济系统中的各个主体以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为内在驱动力和追逐目标,并且独立经营、独立决策、独立进入市场,其活动极为分散。因此,在投资方向,生产要素组合、资源配置方面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一定的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力强大,对市场价格的反映灵敏,哪个行业和领域有利可图,就会引起资本向哪个行业和领域的迅速流动和转移,企业就会蜂涌而上,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是否会引起失衡,社会整体利益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社会经济结构是否会受到破坏。市场主体一般是不会考虑的,也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要求他们考虑这些也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应由国家承担。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经济的有力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经济调节所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弊端。反映在法律上,这个任务主要是经济法的任务。

市场经济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这已为世界经济实践所证明,不过市场经济情况下的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的,主要是运用经济法规、经济杠杆和经济决策。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如此,我们虽然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我们仍需有计划法,(当然是指导性计划)。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给予指导,相应辅以各种间接调控手段,使指导性计划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制定信贷政策和信贷法、投资政策和投资法,需要制定税收法、财政法、银行法、外贸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用以引导投资和发展,协调经济发展比例,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防止经济发展的大波动;用以协调社会各个部分,各种经济主体、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使之各得其所,防止两极分化;用以维护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和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保证市场经济功能的实现和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发挥,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二、建立民法、经济法新制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换好脑筋

市场经济在我国来说是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和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这种经济体制要求人们必须抛弃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法律观念,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法律观念。这就是要求我们法学工作者和立法工作者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换好脑筋。由于各种原因,“左”的思想和观念束缚了我们几十年,其教训极为深刻,虽经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反映在法制建设上,思想上依然很多,按领导意志和红头文件办事的心态和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等待观望的态度严重存在,依法办事的观念尚未形成,法制建设的标准并未真正确立。这些问题也同样反映在民法经济法学的研究上和民法经济法的立法上。社会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民法经济法是与市场经济关系最紧密的两个法律部门,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民法经济法新制度,首先要求民法经济法学工作者和立法工作者深入学习市场经济知识,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把握市场经济对民法经济法制度的内在要求,其次是解放思想,转换脑筋,实事求是,敢于丢掉旧的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敢闯,敢于按客观规律的要求办事;第三是要确立民法经济法学研究和民法经济法立法的标准,这个标准只能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保障市场经济、社会秩序,有利于维护人民民利和财产权利,有利于强国富民。

2.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立法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但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必须顺乎历史发展潮流,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各种客观规律,这样才能代表社会进步力量,代表社会先进阶级,否则,这个统治阶级则是腐配没落的统治阶级。民法经济法是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和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主要法律,因此,民法经济法首先应该反映市场经济的规律,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就是反映了市场经济对法律的内在要求。反映了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就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离开经济规律,一味地按照主观意志制定的经济法律,其结果必须是到处碰壁。这就向立法者提出一个严肃的要求:立法不能有任何随意性。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规律性,那么作为市场经济规律的民法经济法也有其必然性。从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一般特征来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区别,因此,其一般规律也是相同的。譬如价值规律,市场竞争规律,市场供求规律。优胜劣汰规律,等价交换规律等,都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对人们行为的内在要求及作用形式都是相同的,因此,建立民法和经济法新制度,其基本的制度是有规律可循的,可能具体的某一方面的细则会出现偏差,可能难以预见,但主要原则、基本框架是有必然性的,这些不能缺乏预见性,不能出现偏差,否则,将会再次贻误我们的事业并带来严重的后果。另外,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市场的统一性。在一个国家内,不允许存在地区分割和封锁,这就是求民法经济法新规范必须具有统一性,只有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统一,才能保证所有市场主体按照统一的行为准则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竞争,才能使市场主体有市场地位的平等。

3.对资本主义民法经济法制度要敢于大胆移植、借鉴和吸收。

从市场经济本身来讲,其一般特征不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市场经济就其基本方面,譬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国家间接调控等.具有世界范围的共性;从现代民法经济法及其立法制度来看,出现了许多趋同点,譬如,西方法律中的个人本位正在削弱,社会本位逐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由否定个人本位逐步发展到适当强调个人本位,都在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恰当结合的方向发展。又譬如西方国家由放任的自由经济发展到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而又不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间接调控,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既保持企业有足够的活力,又保持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市场经济生活中的技术性规范,更是为了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反映了市场活动的共同规则。这些共向性和共同点,为我国移植资本主义民法经济法制度提供了可能,为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立法经验奠定了基础。这些在相同或相似环境下产生的民法经济法规范,反映了共同的经济活动规律,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具有直接的适用性,实践也已证明,我国在一些经济特区采用资本主义的许多管理规范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科学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一切人类社会文明和有益成果,决不能拒之门外,要大胆引进和吸收。相应地,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民法经济法制度上的经验和立法技术,也要大胆引进和吸收,对成熟的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规则和管理制度,要敢于移植。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引进移植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的意志,而应该明确我们引进移植的是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同时又为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所认识,没有任何阶级性的经济活动的共同规则。因此,摆脱不必要的理论纷争,本着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迫切需要,紧紧跟上实践的步伐,着眼于民族前途和经济发展的大业,加快民法经济法新制度的建立,是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经济法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经济诉讼/诉讼程序内容提要： 经济诉讼是经济法的实施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经济诉讼作为一种新的诉讼类型，有着与传统诉讼类型所不同的特征和功能。我国应当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现阶段却存在着一系列使经济诉讼难以独立的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从外部环境的完善和具体程序的设计两个方面来推动经济诉讼的真正建立，以保障经济法得以良好的实施。 引言 自1978年11月原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试点开始，经济审判庭和经济诉讼逐渐从全国各级法院的民事审判庭和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并为1983年9月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确认，从此形成了民事审判和经济审判分立的格局。回顾经济诉讼走过的20余年发展历程，我们不能否认经济诉讼在支持和推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立法，提升人民法院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促进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等多个方面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但是，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后，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大民事”审判格局的建立，宣告终结了经济诉讼的发展前程，似乎是“经济审判工作已经历史性地完成了它在特定时期所承担的特殊任务”。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改革措施，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的强烈反响，至今余波未了。 经济法的实施不仅要依靠行政执法，还必须强化经济法的可诉性，重视运用司法手段来保障经济法的实施，这是为大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但是，经济审判庭被撤销后至少在短时期内堵塞了经济法实施的诉讼保障之路，因此，这一举措遭到广大经济法学者的一致反对是当然之举。广大经济法学者们的态度折射出他们对经济法独立品性的坚决捍卫和对经济法实施问题的重新审视。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举措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笔者愿意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投向对以往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和对经济法诉讼保障机制的独特要求和构建设计上，因为这对于在将来真正建立独立的经济审判机构和经济诉讼机制更为重要。 一、对中国经济诉讼历史和现状的三点反思 反思之一：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措施是否足以否定经济法的独立和真正经济诉讼的建立呢？诚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审判庭的撤销似乎意味着经济法的司法救济途径就此中断，但是，从长远来看，经济庭的撤销极有可能为建立真正的保障经济法实施的经济审判机构提供巨大契机。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审判庭审理的大多并非经济法性质的案件，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极少的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涉及民商法的合同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将经济庭撤销而改为民庭，至少在表面上是对理论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提出的经济庭“名不副实”之观点的接纳。对从事民商法学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士而言，将他们理论视域中的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返朴归真”，自然大为认同。而对经济法学者而言，我们有必要为一个经济审判的空壳的撤销而惋惜吗？显然不必，因为名不副实的经济审判庭的撤销，反倒凸显了经济审判的缺位，为我们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理论和完善经济法的实施条件提供了极好的实践契机。因为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理论的构建，而且已经得到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确定，特别是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而已经存在并且将长期大量存在的有关市场秩序、规制市场主体行为、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社会分配关系等类型的经济法案件，确实因现行民事审判无法有效解决而缺乏司法救济的途径。 反思之二：是什么造成了轻视经济法实施问题的现状，特别是对经济诉讼理论研究的缺乏？尽管类似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这样的话语经常被加以引用或阐发，尽管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实体法理论的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然而，缺乏对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理论的研究和现状分析却是现实。例如，对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对经济诉讼独立特性的揭示，或者说对经济诉讼与传统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区别和联系的系统论证都付之阙如。我们缺乏对经济诉讼理论系统的研究和对现实密切关注的热情，可能源于经济法理论本身的不成熟或所谓“纯粹性”，或许我们更愿“坐而论道”，认为经济诉讼研究是诉讼法学界的事，经济法实施问题是实务界的事。而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借口或理由一步步导致了对经济法实施问题特别是诉讼保障问题的疏忽以及对经济诉讼程序建构的漠视。 反思之三：为什么极少有人提出经济诉讼程序的大致结构？在笔者狭窄的视野内，仅见极少论述经济诉讼的文章，而其中又多以该不该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为重点，至于对建立一个怎么样的经济诉讼程序，则很少 有人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这种不愿（或不敢）突破传统观念的作法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试想，没有人提出一些初步设想，那就没有形成争论焦点的机会，就不能诞生成熟系统的理论，更谈不上对实践的指导。具体到经济诉讼，没有经济诉讼独立性的科学揭示和一种具有可行性的诉讼程序设计，怎么能让实务界试验这一程序并由此而相信经济诉讼独立的必要性和经济诉讼程序建构的可能性呢？我们不妨作这样的设想：倘若理论界就经济诉讼独立性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已就真正意义的经济诉讼模式达成了共识，并为实务界特别是司法机关所接受，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就不是撤销经济审判庭，而是经济庭审判功能的转换或正名，或者撤销经济庭后，建立起其他具有真正经济审判功能的专门法庭。 二、经济诉讼独立性的客观依据及其含义和特征的法律界定 （一）经济诉讼独立性的客观依据 诉讼是社会冲突不能和解并经过其他方法也不能解决的最终、最有效的解决途径。不同诉讼类型的存在取决于不同社会冲突的性质差异和程度强弱以及反映到不同实体法上的质的规定性。经济诉讼能否独立存在也需从社会经济冲突和相应实体法的规定中去寻找依据。 1.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质的经济冲突的大量存在和尖锐化，是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社会经济根源。伴随着我国社会变革的不断发生，社会经济生活正经历着剧烈的深刻变迁，经济冲突已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局面。拨开繁乱的社会经济生活的迷雾，不同经济冲突的性质归属和特殊表现依然是清晰可见的。第一类就是伴随市场的培育发展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作用的发挥，植根于市场的平等性、自由性、竞争性和自发性而存在的经济纠纷大量发生；第二类是根源于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警惕和抗衡而产生的规范政府有限、有序运行而发生的经济冲突也大量出现；第三类是基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经济矛盾和冲突日益增多而倍受关注。面对各自拥有不同属性和特质要求的不同类型的经济冲突，自然不能采用统一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应对，这就为我们在法律上采用多元的应对措施和手段提供了最深刻、最根本的依据。 2.具有自身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大量诞生和实施，是经济诉讼得以独立存在的实体法律依据。面对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冲突，世界各国都在不断调整着应对策略和措施。就法律手段而言，大量新的调整手段和法律机制应运而生。而这些新生的法律现象确是有着不同于传统民商事、行政等法律特质的新事物，它们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干预性和社会公益性，不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不论是对广大市场主体运行的规制和广大社会弱者群体的保护，还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干预，无不如此。这种新型实体法的大量出现，不论它被称为经济法或是被称为其他，都不影响它的社会生活中的实施和实现而对司法救济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从而也就对被称为实体法“姊妹”的程序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3.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解决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经济冲突的特定诉讼制度和诉讼实践，是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的直接实践依据。针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传统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包打天下”的作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为此，世界各国均已适应本国国情的需要作出了各自的调整和突破。不论是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作出突破或异化，还是传统三大诉讼模式的整合或嫁接，都是这一现实的直接证明，如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诉讼程序和州反托拉斯与贸易法规的规定，尽管还称为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但呈现出了与传统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的不同制度设计和程序要求。再如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审查及审判规则同样具有不同于传统诉讼模式的特别诉讼程序特征。 4.在我国，专门性审判机构设置的撤销和特别程序规定的缺位，是重构我国独立经济诉讼的紧迫现实依据。不论最高人民法院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了经济审判庭，在实践上确实造成了专门审判机构的缺位和其他审判机构难以应对特别经济冲突的尴尬局面。尽管在经济庭存续期间，由于其受理的案件大多归属民商事领域而颇受人们质疑，但在撤销之后，却又表现出某些不可缺少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在经济审判庭被撤销之前，它已经担负起解决体现国家干预和社会公益性质的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的实际任务，这在我国已经多次召开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已得到了明确体现：积极审理好与宏观调控关系密切的案件，抑制通 货膨胀，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积极审理好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相关的案件，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积极审理好与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案件，促进商品、金融、技术市场的建立、发育和完善；积极审理好涉及农业、农村经济的案件，促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等等。以上任务的确立与落实，无不体现经济诉讼与其他诉讼的不同特质所在。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撤销经济庭的举措是不慎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倒退。 综上所述，经济诉讼的独立性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法律的需要，也符合世界潮流，有其客观存在的依据。 （二）经济诉讼含义和特征的法律界定 对经济诉讼的含义，有相当一部分观点是从司法实践的既成事实中引申、概括出来的，缺少经济法的理论内涵。一般认为，经济诉讼是经济审判的同义语，经济审判和经济检察共同构成经济司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执法共同构成经济法的实施，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经济司法，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案件进行审判和检察的活动。经济司法包括经济审判制度和经济检察制度两个方面。”又如：“经济审判也叫经济诉讼，是指当事人发生纠纷后向人民法院起诉、应诉，人民法院依照诉讼程序对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的诉讼活动。”由此可以看出，对经济诉讼的内涵界定，其实是跟民事诉讼一致的，经济案件也同民事案件中的涉及财产纠纷案件有着大致相同的外延。传统经济案件仅有少量涉及经济法的案件。经济庭撤销前的受案范围大致包括十类案件：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技术合同纠纷案件，商标专利纠纷案件，票据、债券、股票纠纷案件，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企业承包经营、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案件，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包括因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不正当竞争造成的损害赔偿案件），企业破产案件，涉外、涉港澳台的经济纠纷案件，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等。此外，传统理论中的经济检察案件其实是纯粹的刑事案件，是人民检察院对经济领域中的犯罪行为进行法律监督的一种活动。对此类刑事案件应避免使用经济检察之名，以免和检察机关起诉的一般经济案件相混淆。 经济诉讼的含义如此之含混，几乎难以形成独立的具有真正理论内核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其与传统三大诉讼界限的模糊所致。应该说，经济诉讼是一种融传统三大诉讼于一体，但又有着自己特征的新型诉讼。 笔者认为，经济诉讼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发生法律上的争议，并将争议提交国家司法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在争议双方的参与下，根据经济法律法规，遵循经济诉讼程序（或经济特别程序），对争议事实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时发生的诉讼活动和诉讼关系的总和。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经济诉讼的一般特征是：首先，争议双方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争议的内容是经济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基于对经济法本质所达成的共识，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生活则构成经济诉讼的主要特征。举例而言，在反不正当竞争案件中，若甲公司因其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侵犯了乙公司的合法权益，遭乙公司的起诉，则案件为民事案件，属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若甲公司的不法行为还同时侵犯了其它的不特定市场主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其涉及国家干预及社会公共利益，而具备了经济诉讼的性质。其次，纠纷解决的法律依据是经济实体法律法规和经济诉讼程序法，经济诉讼主体所承担的责任是经济法责任。因此，经济诉讼应把经济生活中涉及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秩序、涉及市场主体行为规制和社会分配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各种经济纠纷和冲突作为自己的主要处理对象，发挥它“通过审判活动解决经济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建立”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经济诉讼的特征并不仅在其自身逻辑体系中得到认定，相反，经济诉讼只有在和传统三大诉讼的比较中，廓清它同传统诉讼类型特别是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界限后方可凸现其本质。以下将略析经济诉讼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关系。 经济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地位不同是区分二者的一个明显标志。一般而言，经济法律关系中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而反映到经济诉讼中，诉讼主体间的地位也是相异的，一方往往是享有经济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是享有诉讼实施权的人民检察院或其它国家机关，另一方则是受调控和规制的企业或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如宏观调控领域的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市场规制领域的市场管理机关和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而众所周知的是，民事诉讼 则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事实和法律的争议。当然，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有一部分民事案件尽管起因于平等主体之间的争议，但因其涉及社会公益而向经济诉讼转变。因此，经济诉讼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程序适用的错位，易引发程序上的问题及导致实体上的不公。例如，就环境侵权之诉而言，就有人提出：“环境侵权的受害者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加害者的法律责任往往面临许多程序上的难题。” 就经济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界限之模糊、关系之复杂远非民事诉讼和经济诉讼的关系可比。在笔者看来，影响经济诉讼独立的最大障碍是正确界定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下文详叙），以及经济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关系。如果说经济诉讼和民事诉讼是形式上的纠缠（经济审判庭功能的变异）的话，那么经济诉讼和行政诉讼则在内容上相互交叉。例如，二者的争议主体都是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双方，都可能涉及司法对行政的审查及部分社会公益（如司法地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尽管如此，仔细考察后，仍能发现二者的差异，比如，行政诉讼确立的“民告官”的诉讼制度，其原被告的身份具有恒定性；而经济诉讼并非如此，还可以是“官告官”或“官告民”，如美国司法部对微软公司提出的反垄断诉讼。在我国，也有学者倡导尽快建立“官告民”的诉讼制度。 三、经济诉讼独立的外部因素分析及对策 （一）经济诉讼难以独立之外部原因分析 从上面简略的分析即可看出经济诉讼有着与传统诉讼不同的诉讼机理和价值取向，因此，应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机制。然而，尽管经济审判庭自设立以来已有20多年的时间，但审理的大多是民事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依然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尤其是民事诉讼模式）在观念和制度上给我们所设置的限定”，[12]以致没有也难以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法律制度。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各种原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难以分割。笔者将其分列如下几条： 1.实体法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法是否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一直存在争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至今日，尽管大部分学者已就经济法的对象和本质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广大学者仍在固守着自己的论说和阐释，难以实现统一，形成合力。由此，对经济案件的范围界定也存在疑问，并直接影响了经济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在经济实体法的影响方面，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济立法上的纰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经济法律数量迅速上升，但是，许多经济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可诉的缺陷。“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具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主体加以判断的属性。”[13]如果说其他法律也存在不可诉缺陷的话，那么经济法的不可诉缺陷尤其严重。“……忽视对法律可诉性的关照一直是中国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的通病，缺乏可诉性成为不少法律的症结和表征，难怪某些‘看上去挺美’的法律往往进入司法操作时出现捉襟见肘式的尴尬”，[14]比如，作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保护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但是却没有赋予任何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另外，作为现代经济主体组织法的《公司法》也因对董事、经理的监督缺乏可操纵性的规定几乎没有进入诉讼的可能而受到质疑。 2.行政执法的影响。大多数经济案件往往在行政领域加以解决，进入司法领域的极少，当事人缺乏对经济诉讼程序的实践选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些具有宏观调控职能和市场规制职能的行政机关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执法主体，因而经济领域的许多纠纷并不是在司法机关解决的。”[15]在我国，对法律的判断明显偏向于行政而非司法，作为兼有公法属性的经济法尤其如此。“行政执法机关”是指具有法律判断职能的行政机关，行政执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权的独立和扩大。 3.司法不独立的影响。经济案件涉及面广，影响大，而且往往与政府或政府某一职能部门相关涉。比如财税案件涉及地方财政收入，并影响政府形象和相关领域人的责任。在缺乏强有力的独立的起诉机关的前提下往往很难进入诉讼领域，即便进入，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经济诉讼往往受到行政的干预。 4.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的痼疾。即使是在已经制定成文法典的传统三大诉讼法领域，在实践中亦难逃受轻视的命运， 更遑论在一个颇受争论的经济法领域建立独立的诉讼程序。 （二）建立独立经济诉讼的外部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要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必须处理好以下一些问题。 1.处理好经济实体法理论和经济诉讼法理论的关系。经济实体法中的诉讼程序规范应当分离出来，构建独立的经济诉讼法。现代经济法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是自足性，即现代经济法制体现程序价值和效率，追求内在的自给自足。[15]毫无疑问，现代经济法内含着大量的程序规范，这种制度的设计为提高其运作效率，追求现代价值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其内部构成中应多以经济行政程序规范、企业组织程序规范为主，对于诉讼规范，应当加以独立，以免影响经济实体法内部的体系完整，同时，为经济诉讼的独立运行提供条件。这种经济诉讼规范分离和独立的作法，并不影响现代经济法追求程序和效率价值。 2.有关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在有关经济诉讼难以独立的原因分析中，笔者曾分析了经济法本身的可诉性缺陷是原因之一。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多数文章是从完善经济实体法的可诉功能入手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设想在程序法领域解决这一实体法缺陷呢？程序法并非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的手段，程序法应当而且可以是弥补实体法缺陷的方法。就经济法的权利救济而言，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比在实体法自身范围内完善其可诉性缺陷有着更大的优越性。 3.诉讼观念上的转变。克服固守传统三大诉讼类型的观念，适应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建立起一种新型诉讼。比如，传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理论已经不能应付经济冲突的解决，不利于社会公益的保护，那么，在经济诉讼领域内，扩大当事人的范围，建立程序当事人理论就势成必然。因此，我们必须大胆突破传统三大诉讼的现有理念，科学地论证实现经济诉讼独立的前提条件和理论根据，合理赋予其区别于传统三大诉讼尤其是区别于民事诉讼的根本标志，才能够很好地体现经济诉讼直接为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的历史使命。 4.处理好经济行政和经济司法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诉讼独立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因素是行政执法权力过分强大，大多数经济案件往往在行政领域内加以解决。因此，合理限制行政执法权力，将一定数量的经济纠纷案件导入司法领域，是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的关键。我们很难相信，在经济诉讼案件不存在或很少的前提下，有建立经济诉讼法的必要。尽管我们基于现实和现代法治的要求而强调司法功能在经济领域中的充分发挥，但有以下几点应加以注意：首先，在削弱部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执法权力时，需赋予某些部门以准司法权甚至准立法权。当然，这些机构或部门必须具有独立或超然的地位。如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其二，保留的部分经济行政权对经济法律的判断、适用是非终局的，当事人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建立起完善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三，司法必须独立，主要是指司法独立于行政，否则，经济诉讼无异于经济执法的延续。 四、经济诉讼程序的初步构建 经济诉讼独立的外部环境具备后，在实践中必须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近年来，程序保障理论研究日趋兴盛，民事法学、行政法学、刑事法学都强调程序对当事人权利保护和纠纷解决的重要性。正当程序理论已逐渐成为人们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涉及经济法的案件由于没有独立的诉讼法和审判机构而难以得到彻底、合理的解决。因此，在理论上对经济诉讼程序进行具体构建，在实践上积极推动经济审判机构和经济诉讼的真正建立，则意义重大。 笔者认为，建立起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必须考虑以下具体制度的建构。 1.起诉环节。提起诉讼的可以是享有特定经济案件诉讼实施权的行政机关，如反垄断机构或人民检察院。行政机关享有其主管范围内经济案件的起诉权，检察机关则享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案件的起诉权。因为在一些经济案件中，往往是经济管理部门与一些经济组织相互勾结，此时若寄希望于行政机关的自查自纠，无异于与虎谋皮，比如在1999年三大著名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中，都有着当地财税部门的参与甚至操纵。此外，受调控或管理的经济组织和个人享有当然的起诉权，甚至一些与经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组织或个人亦得享有。 2.受理环节。要明确经济案件的性质，规定经济庭或其他专门经济审判庭的具体受案范围。尽管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仍存在争议，但根据现实中经济冲突的规律和基本达成一致的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案件属经济诉讼的受案范围：反垄断案件、反不正当竞 争案件、扰乱财经税收秩序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环境与资源案件以及其他经济公益案件。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或国家授权的组织或机构为保障社会公众经济利益起诉时，或者虽然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但是不完全是为了本人的权益而是为了社会公共权益起诉的，这种案件才可以界定为经济审判庭的受案范围。”[16]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3.审判机构。在刚刚撤销经济审判庭的不利条件下，马上重设经济庭不太可能，而且还得转换其先前功能。因此，考虑到经济案件的复杂性以及个案之间的差异，可以设立起专门的经济法庭受理各自范围内的经济案件，比如反垄断法庭、反不正当竞争法庭、财政税收法庭、国有资产管理法庭、环境法庭、社会保障法庭等等。 4.审前程序。鉴于经济案件往往是一些案情复杂、涉及面广的案件，因而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一步到庭的作法在经济审判中应避免。同时，应建立起以整理争点、交换证据为宗旨的庭前准备程序。为避免法官的先入为主，可以设立专门的经济诉讼审前事务官，主持审前程序的进行。 5.审判程序。审判过程中应对当事人的诉讼处分权作适当限制；制作一体化解决的裁判结果；适用判决效力扩张的理论。经济诉讼往往涉及公共利益，有的还涉及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因此，对诉讼主体的实体和程序处分权作适当限制，比如对调解制度和撤诉制度，要谨慎使用或加以审查，以免使社会利益因他的不正当处分而受侵害。另外，因经济责任本身的综合性，其中内含有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出于提高效率和避免裁判矛盾起见，经济责任应在一次审理过程中一体解决。在一些涉及人数不确定的当事人的诉讼中，比如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产品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引入判决效力扩张理论，[17]使判决的功能得到最大发挥，保护最大范围内的受害人。 6.其他。对经济诉讼程序中没有规定的内容，应准用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注释： 文敬。试论建立民商合一的现代审判制度[J].人民司法，2000，（9）：2 管斌。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商研究，2001，（2）：14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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