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5:42:05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篇

近年来，由于家庭教育的不和谐，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产生了许多的困惑：为什么现在许多孩子学习挺好，但动手能力很差呢？为什么现在许多孩子多才多艺，但心理素质很糟糕呢？为什么现在许多孩子在学校是个"乖乖娃"，在家里却成了"小霸王"？发生在学生身上的种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深思。

一、现代家庭教育的常见方式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必须是良好的学校教育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然而，教师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学校辛辛苦苦地教育了一周，难以抵挡家庭消极教育一天。我们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家长的心态和行为后不难发现，当前的家庭教育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望子成龙"型。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的家庭教育，占有相当的比重。家长们因为历史的原因，常常把自身成长过程中的种种"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而对孩子"成才"的期望值较高。具体表现在：

其一、重视分数。孩子不好好学习，是家长最棘手的问题；孩子的功课分数，是家长最关心、最敏感的话题。"学"而优则"奖"，已成为许多家长鼓励子女学习的常用手段，"学习至上，成绩至上"是孩子的唯一目标。于是，家长包办代替了孩子的家务劳动，一是心疼孩子，不肯过早地把责任加在孩子身上；二是不屑于让孩子干"杂活"，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倘若孩子考了个好分数，家里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倘若孩子考差了，家长几天都没有笑容。

其二、舍得投资。不少家长为子女请"家教"、买《参考》、或者亲自辅导，心甘情愿地吃苦受累，目的只有一个--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孩子的学习，一切为了孩子的分数。除了叮嘱孩子学好学校的功课以外，课余时间又陪孩子去参加作文班、书法班、英语班、美术班、音乐班……在家长的心目中，这完全是一种"责任"。

（二）"顺其自然"型。这是独生子女现象出现后，家长因为自身的价值观的认同而采取的教育方法。不可否认，有的家长是因为懂得遵循教育规律而理智地采取的这种教育方式。但更多的则是因为忙事业而无暇顾及，或因为自身的局限而无赖放弃。具体表现为：

其一、"家长"的现象较为普遍。许多家长把教育子女的事情让位于外公、外婆等"隔代人"。于是，长辈们的晚年生活都以孩子为"重心"、"中心"、"轴心"。"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时时刻刻牵动着长辈们的心。长辈们那"特别的爱"，使得孩子普遍缺乏生活经验，自我服务能力差；热衷于自我设计，缺乏责任感。孩子许多的不良行为和习惯，就在长辈无微不至的"关爱"中滋生。转贴于

其二、"心有余而力不足"。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成才。然而，强烈的"希望"和教育"方法"之间差距实在太大。在家长的眼里，孩子成了"熟悉的面孔陌生的心"。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可以领导成千上万人的企业家，不能说服家里的一个"宝贝"而找老师"告状"、"述苦"的现象绝非个别。家长常常感叹在子女面前，教育"无从下手"、"伤脑筋"。

二、现代孩子差强人意的表现

现实生活中的孩子，由于受家庭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了种种令人担忧的"怪圈"。

"怪圈"之一、崇拜金钱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学生对金钱已越来越渴望。在学生的口袋里，或多或少装有零花钱。据调查，半数以上的学生拥有个人存款，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学生手中有了钱，请吃零食、赠送礼物、请打台球、玩游戏机的现象随之出现；用钱请人做作业、做清洁的现象也不是什么新闻；特别是"下暴"现象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不良现象的产生与"崇拜金钱"的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

"怪圈"之二：浪费钱物我们通过调查后发现，学生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渠道有：

（1）测验考试成绩"达标"后的"奖金"；

（2）替家长买东西时剩余的"零钞碎票"；

（3）家长每天给孩子的早餐费和车费；

（4）个体经营者的孩子还有"帮工钱"；

（5）亲戚朋友赠送的钱物……在学生眼里，这一切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因而浪费钱物的现象十分严重。他们可以随意浪费食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文具，衣服鞋帽不时髦新潮就打入"冷宫"。学校门口的地摊，其热闹程度并不亚于集贸市场。学校拾到的各种衣物，极少有学生前去认领。

"怪圈"之三：流行享乐有的学生对生活十分挑剔：吃的要精细营养，穿的要新潮高档，用的要新奇漂亮。男孩玩的是四驱车、电子游戏机、变形金刚……女孩拎的是精致的小包,戴的是精巧的发卡,看的是精美的卡通书……有的学生上学、放学还要请人接送；有的学生干脆用钱雇佣"棒棒"背书包；有的学生懒得走路，打的回家让父母下楼给钱。在家里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

"怪圈"之四：唯我独尊有的学生在家里对父母的称谓已用"喂"来代替。不能不说他不爱自己的父母，不能不说他不尊敬自己的长辈，也许，在他（她）的心目中，或许他（她）更爱的是自己，更看重的是自己。现在的独生子女，只知受人爱，不知爱别人。缺少互爱精神，对别人、集体的事漠不关心；缺乏平等、公正的意识，对损害别人的利益的事无动于衷，他们心中只有"我"的利益。

三、造成家庭教育缺失的原因

家庭教育的超现实性和不一致性是造成"望子成龙"和"顺其自然"的家庭教育方式的主要症结所在。

所谓的"超现实性"，是指家长对待孩子"严"而出"格"。他们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和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一种过高的估价和希望，常常用邻居、同事的小孩的优点去评判自己孩子的成败，从而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纵观社会，不难发现，现代家庭教育确实存在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东西。有些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成天把孩子关在高高的院墙里，不考虑孩子是否愿意，硬逼孩子在书的海洋中遨游，不让孩子参与社会实践，成天不是做作业就是读书，不是读书就是做作业，真正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单调的生活别说天生活泼好动的孩子十分讨厌，就是成人也难以适应，难怪孩子不喜欢家长，甚至讨厌

所谓的"不一致性"，是指家长教育孩子"严"不入"格"。在情感上，家长都重视孩子的教育；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忽视教育的点点滴滴。如"顶嘴"、"自私"、"不招呼客人"、"不孝敬老人"等等行为，有的家长往往放松对孩子的严格要求。长此以往，孩子养成了一些不良行为，家长一旦醒悟，招数使尽亦束手无策。于是出现了学校里的"乖乖娃"成了家里的"小霸王"的异常现象。有的家长则在孩子面前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干坏事，这样的家长在纯真的孩子心中简直就是大坏蛋，深恶痛绝，彻底没有地位，这时你的教育会有效吗？……

在学生中出现的种种"怪圈"，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一些不良意识正在潜移默化地污染着学生的心灵。消除"怪圈"，亟待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必须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和帮助。

四、家庭教育的对策

面对现代教育的发展，面对两代人的关系日益恶化，现代家庭教育该如何适应呢？

（一）家长要改变教育观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年代已逝，父母与孩子的社会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因而父母也应该尊重孩子，孩子有他独特的思想，独特的思维方式，作为父母应该时常换位思考，了解孩子的需要，并做积极的肯定与支持，即使发现孩子有错误，这个错误是父母认为的，孩子却不认为是错，毕竟孩子的社会阅历不深，还有许多东西是他们未知的，这是的父母更多的应该是说服教育，用浅显易懂的例子、用心平气和的语调讲明这样做的危害性，而不是过去那种大声呵责，除了打就是骂，这种简单的教育方式，没有从思想上解决，孩子也许当时服从，但内心都在咕哝，不服气，甚至产生逆反心，如果长期积存，一旦爆发出来，后果可想而知。

（二）家长应该了解一些现代教育思想。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各行各业都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你的孩子即使考不上大学成不了“李四光”、“陈景润”，但他也许能成为“徐虎”、“刘翔”之类的人才，你有何必苦苦要“分”、要孩子考大学呢？现在推行的是素质教育，培养的是身体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都好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光有高分，身体素质、思想素质不好，即使考上了大学，将来也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被社会淘汰出局，甚至走上歧道，那时后悔已无济于事了。

结合教育的现状，笔者总结出了现代家庭教育应遵循的十原则，供家长朋友们参考。

1.爱：孩子都需要爱，他们对爱的需要远远胜于对玩具的需求。

建议：与孩子道别时挥挥手；孩子回家时给他一个问候；轻轻地拍拍孩子的肩；临睡前给孩子一个吻……

2.规则：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你应该教给他一些为人处事的规则，让他懂得自我约束的重要性。

建议：使用严厉的但能被孩子理解的规则来约束孩子的不良行为，要平心静气地告诉孩子：“不管你什么时候再犯这样的错误，我都会阻止你的，直到你自己改正为止。”

3.以身作则：对孩子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往往不是你的言语，而是你的行为，因为在孩子整个成长中，他都会模仿父母的行为，并以父母为榜样。

建议：时刻提醒自己，孩子正在看着自己，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4.自尊：儿童的自尊是通过父母对他的尊重培养出来的。

建议：即使孩子的发展与你为他设计的目标不一致，或者他的表现令你难以理解，你也应该尊重他的个性。你要关心他，但不要什么都替他作主，而应该鼓励他独立思考，勇于探索，还要让他知道你在关注他。

5.表扬、批评恰当：对孩子良好的行为给予称赞是重要的，但如果言过其实，反而有损孩子在自我评价方面的健康发展。相反，过多的批评和指责则会破坏孩子的成就感。

建议：让孩子独立地去做一些事情，在他做完后说一声好，让孩子有成就感。

6.良好的健康习惯：父母注重身体、饮食卫生，无疑是在告诉孩子，照料好自己的身体很重要。

建议：让孩子定期去医院接受必要的体验，让孩子了解坏习惯对身体的危害。

7.多跟孩子在一起：即使工作再忙，你也要让孩子知道他在你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建议：每周和孩子一起计划一次与孩子共同参与的活动，让孩子期盼这个时刻的到来，让他知道你非常乐意和他在一起。

8.学习动力：要注重孩子内在学习动力的培养，切忌拔苗助长。对幼小的孩子来说，过大的压力会影响他内在学习动力的形成，影响孩子的可持续发展。

建议：在幼儿期就开始指导孩子阅读；培养他对自然和周围环境的好奇心；经常倾听孩子的想法，和他一起讨论问题。

9.幽默感：不要总对孩子一本正经，和孩子一起欢笑：笑声能让孩子更加热爱生活；要引导孩子积极、轻松、愉快地看待事物。

建议：和孩子一起阅读幽默书籍，看喜剧电影；当孩子尝试幽默行为时，父母应表现出很欣赏的样子。

10.伙伴关系：孩子需要和同龄或年龄稍大的孩子一起玩耍，你所要做的是适时给他们一些指导。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家庭教育的现状。

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形成，必须是良好的学校教育与良好的家庭教育密切配合的结果。然而，教师们常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学校辛辛苦苦地教育了一周，难以抵挡家庭消极教育一天。

现状之一：教子方法有失偏颇我们通过深入分析、研究家长的心态和行为后不难发现，当前的家庭教育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究其原因，家庭教育的超现实性和不一致性是造成"望子成龙"和"顺其自然"的家庭教育方式的主要症结所在。所谓的"超现实性"，是指家长对待孩子"严"而出"格"。他们不能正确、客观地看待和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往往对自己的孩子都有一种过高的估价和希望，常常用邻居、同事的小孩的优点去评判自己孩子的成败，从而导致心理上的不平衡。

现状之二：孩子的表现差强人意现实生活中的孩子，由于受家庭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了种种令人担忧的"怪圈"。

"怪圈"之二：浪费钱物我们通过调查后发现，学生经济收益的主要来源渠道有：

（1）测验考试成绩"达标"后的"奖金"；

（2）替家长买东西时剩余的"零钞碎票"；

（3）家长每天给孩子的早餐费和车费；

（4）个体经营者的孩子还有"帮工钱"；

二、家庭教育的对策

对策之一：重视教育合力的形成

只有当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形成了合力，我们的教育才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学校要充分利用家长学校和家长开放日，利用现代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观点，全面指导家庭教育。

1、指导家长"信任孩子"。孩子是新生力量，相信孩子，就是相信自己。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对孩子有充分的信心。

2、指导家长"赏识孩子"。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从小就处在选择之中，几乎天天都有己的选择。

孩子的兴趣就是探索世界，越是不会干的，他就越想干，会了就不干了。孩子是培养教育的对象，不把孩子当宠物，不要剥夺孩子的权利。赏识孩子所作的一切努力，赏识孩子所取得的点滴进步，甚至要学会赏识孩子的失败，让孩子感到家长永远是他的后盾。在提高家长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同一的内容，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教育与评价。学校重在"如何做"，家庭重在"怎么做"。学校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实践为重点，及时反馈，树立榜样，找出差距，再教育，再实践，从根本上克服"教育靠学校包打天下"的被动局面。对策之二：重视家庭活动的开展。

生动、活泼的活动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教师完全可以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活动。如春节期间开展"受欢迎的小客人，受称赞的小主人"实践活动；在妇女节、重阳节期间开展"妈妈好"、"祝福老人"等情感活动；在中秋节期间开展"我爱我家"的系列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家长以"情感"的桥梁，以"亲情"为纽带，适时对孩子进行教育，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多元文化；家庭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一、多元文化思想的两重性

（一）多元化是历史的进步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一元化的历史。秦始皇焚书抗儒痛下杀手以期扼杀不同的声音，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专权，思想文化上的一元。虽说以后的日子里文化上也有一些变动的波澜出现，但终不出一元文化的囹圄，主要因其政治上专权所致。

但是由一元向多元文化发展如百川东归海一样势不可挡，并且成为历史的必然。世界上西班牙、葡萄牙率先进行了地理大发现的活动，随之整个世界的面貌浮出水面，真正的世界史开始了。孤立的各大洲连在了一起，势必引起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和交汇。

国外和中国产生文化激荡和交汇的时候正值清代，是为晚清。洋务运动在经济、教育诸领域学习西方，在教育上终于打破了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中国人中出现了西学之秀。四书五经之外，晚清的文化中也夹杂了些许天文算学的声音，甚至留着长辫子、穿着长袍的中国人也说起了英语。晚清由一元步履维艰地走向多元，中国开始接触到世界上先进的工商业文明。晚清在逐渐多元的社会境况下和世界逐渐熟识起来。

（二）多元化——改革开放成果之一

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新中国关闭了接纳世界多元文化的大门。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重新开始了和世界接轨的坦途。多元文化成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卓著成果之一。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带领下，新中国稳步前进，人民生活逐渐富裕，国力逐渐强大，国际地位逐渐提高。

（三）多元化背景下爱国主义思想面临的挑战

较之以前的一元文化，多元文化导致了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冲突和道德相对主义，造成思想跌宕、迷失，缺乏独立性，进而随波逐流。上了大学家长对学生的约束力弱化，是处于大学生自我能动性较强发挥的阶段，大学生面对多元文化带来的五颜六色的生活难以控制，享乐思想严重，像中学那样的刻苦学习精神几乎丧失殆尽。

尤其是当前多元文化中非常突出个体本位思想，使大学生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愿望日益强烈，整体和全局观念淡化，甚至导致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表现为国家意识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减弱。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有一些学生谈起爱国就认为是强硬外交或者武力外交。崇尚暴力外交的这些大学生却对国内民众态度淡漠，存在爱国容易爱人难的尴尬处境。

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之前多数已满18岁，此时家庭教育已成功地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并已塑造出孩子某种性格和思想倾向。面对多元文化激荡大学生存在诸多思想上的问题，兹从家庭教育上寻找原因，在学校教育上寻找对策和方法。以期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流于形式，取得实效。

二、大学生家庭教育失误及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思考和对策

（一）改变告知式教育，代之以参与式教育

在孩子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国人不自觉地一直忠诚的贯彻着告知式教育，即在孩子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时我们总是告之这个事能做、那个事不能做、这个该这样做、那个该那样做，孩子被剥夺了先思考，然后做决定的权力，家长的意志取代了孩子的意志和思考。

比如我们带孩子去买衣服，家长看上了一件格子上衣，就大加渲染格子上衣的众多好处，诱使孩子去买，实际上孩子看中的是带蝴蝶结的纯粉色连衣裙，最后家长使用不给孩子买玩具等方法进行威胁，迫使孩子接受了家长相中的格子上衣。有时我们带孩子去买玩具，我们认为孩子应该买一个比较复杂的益智玩具。我们的理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适合这种玩具，并且锻炼了手、眼协调，有益智力发展，这钱花的值当。而孩子看上的恰恰是一辆没有益智含量的铝合金车模，并且家里已经有一个车模了，当然孩子相中的这个车模和家里的那个还是不一样的，这样双方就发生了分歧，家长坚决不买车模，只买家长认可的益智玩具。诸如此类反复的斗争过程中孩子独立思考、独立选择的意识和权力逐渐被侵蚀掉了。

孩子们被从小告知见到叔叔、阿姨要问好，而孩子对我们的这种告知式教育并不买账，他们用逆反的方式进行反抗，你让我问好我偏不问。这种不合作的逆反方式妨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人际交往。

孩子在游乐场打滑梯，有时候他想直接从滑梯下面冲到滑梯上面，为了增加自己向上冲的惯性，孩子会进行助跑。我亲眼目睹了两位妈妈在孩子助跑中起的不同作用。

一孩子跑离滑梯大概100多米处，然后向滑梯冲去，他努力地冲进滑梯，手紧紧抓住滑梯两侧试图攀登到滑梯顶部，在快要接近顶部的时候终于又被地球的引力拉回到滑梯的底部。旁边的妈妈忍不住发言：“你离滑梯太远了，离滑梯近点你就能上去了。”这位妈妈觉得孩子助跑距离太长了。

另一位妈妈在面对同样的场景，她也认为助跑的距离确实有点长，孩子的一些体力会耗在短跑上。妈妈说：“刚才你在那儿朝滑梯跑，现在站在这儿，朝滑梯冲，感受一下有什么不同。”孩子在距离滑梯四、五步的地方朝滑梯冲了过去，最终上去了。妈妈引导孩子从不同的地点上滑梯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孩子通过实践自己就得出结论：距离滑梯太远冲不到滑梯顶部，离滑梯四、五步远会比较容易上去。

如果第二位孩子能比较持久地从父母那里获得启发式教育，那么这位孩子长大后就会独立思想、分析问题。我想这种教育可以被称之为参与式教育。

既然有为数众多的孩子在接受告知式教育，进入大学以后在课堂上包括课下大学生们生活的众多方面，老师们都要积极、有意识地去实施参与式教育，就像我上面举得第二个妈妈的例子一样。

（二）培养大学生发散性和批判性思维

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人格教育缺乏独立性培养。比如有的父母带孩子去海边玩耍，却不准孩子坐在沙滩上，理由是沙滩潮湿会侵害身体。如果父母在限制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事情就会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给孩子带一块防潮的朔料用品，告他说：“沙滩潮湿，宝贝坐在这上面就不会被潮气伤害到身体了。”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供孩子学习的各种兴趣班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家长在给孩子选择兴趣班时往往依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极少就此来询问孩子的想法。剥夺了孩子思考、选择的机会。

在大学生活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在限制他们某个有害行为时，可以提供多个解决的办法供学生选择，其中应该包括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办法，诱导学生在这些方法里分析、选择，最后做出决定。较为长久地进行下去，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发散和批判性思维习惯。

（三）培养和重塑大学生理性的心态，纠正其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

据问卷调查，一些大学生存在脾气暴躁，不考虑别人感受只顾自己的利己思想，也存在因恋爱失败就动手打人甚至动刀的情况。寻其诱因应该从家庭教育中入手。

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和榜样，大学生暴躁的脾气大都来源于他（她）性格暴躁的父母。改变大学生业已形成的暴躁脾气，首先要求其父母以身作则，即遇事不急不躁。同时在学校要尽量使学生承担因其暴躁脾气所带来的自然后果。

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也可以从家庭教育中找到原因。孩子的玩具父母随便借给或送给别的小朋友，从来不去询问自己的孩子是否可以那样去做。如果孩子在场并反对，父母会说：别那么小气，不就是个玩具吗。否认、忽略孩子的感受，并且孩子得以建立自我的物权秩序被破坏掉。分不清楚哪些东西自己应该占用，哪些东西不属于自己，进而懂得自己无权占用和处置。不经过孩子的同意就把玩具或者孩子的其他东西借给抑或送给别的小朋友的做法，就等于在告诉孩子他也可以在别人不同意的情况下拿走别人的东西。这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极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

学龄前的孩子们在一起会因为吃得、玩的东西而引起纠纷，当孩子没有能力要回自己所属的物品时，在旁边陪伴的家长很多时候为了大人之间的面子和情分，反过头来劝说自己的孩子不要斤斤计较，甚至为此呵斥孩子，导致孩子在物品所有权的概念上产生混乱。同时不去鼓励孩子维护自己真实的情绪感受，不能在自己是正当的情况下说“不”，影响孩子的心智发展，长期发展留下反面情绪。应鼓励孩子勇敢地说“不”。

在孩提时期得到足够的来自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在恋爱方面就会处理的相对理性。大学生恋爱失败动刀砍人并不鲜见。因为他（她）在成长期缺乏必要的来自父母的爱和关注，以后到了谈婚论嫁时因为害怕失去爱，害怕孤独，会失去理智动刀杀人。这也和孩提时期物品占用属性混乱有关。

这样的大学生相对比较多的需要周围人的关怀和情感理解。帮助这样的大学生，我们需要和他们真诚的心与心的沟通和关爱，周围环境温情脉脉了，他（她）精神情感得意满足，就会相对容易变得理性些。

（四）引导大学生有意识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

在和平年代爱国不仅体现在捍卫国家的、领土的完整，更应体现在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民众、爱这个国家内的每一项公共设施和建筑。

马路边的阴井盖子不翼而飞，也就是说被偷，傍晚和儿子散步，看到一路人险些掉进去，随惊出一身冷汗。夜深之际，奔跑的汽车、夜归的骑车人、偶尔晚归徒步的行人，掉进去会是怎样的一种险境。遂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一则报道：都市陷阱。一个手拿五颜六色气球的小女孩在路边玩耍，不经意间，路人看到一串气球从阴井中飘出，路边已看不到小女孩的身影。还有几年前，我的一个同门师姐做家教晚归，因一电缆井盖被偷，师姐骑着自行车一头栽了过去，头、脸、胳膊、腿都有深度磕伤。路边的阴井盖子，甚至供游人登高的小塔铁质扶手也被连根拔起不见踪迹，更有甚者就连小区内供居民锻炼身体用的体育器材也缺胳膊少腿。

如此在乎小利者，在重利诱惑之前岂能洁身如玉？！有谁敢保证在重利与爱国之间，他不会选择重利而出卖国家的利益。

培养大学生高尚的情操不可忽视，只有在如此的基础上爱国方可成为可能和现实。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教育良性互动；策略

福建省晋江市作为中国百强县之一，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人口流动也进一步加剧。同时，信息化和高铁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了晋江人通讯出行的方式，还深刻影响到晋江居住民的生活习惯、人口结构、思维方式、社会价值观等领域，并对现行的晋江学校教育产生诸多的影响，甚至于触及了晋江教育的一些传统习惯。如何有效地降低社会综合发展带给学校教育的影响，优化教育的整体氛围？笔者通过对晋江部分中小学的调研和分析，认为以学校为中心建立起“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三位一体的教育良性互动模式，可以有效地优化学生的自我教育体系，稳步提升教育的整体成效。

一、相关概念

本课题涉及五个重要的概念，即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教育良性互动、自我教育，笔者先做如下概念定位，以揭示它们间的内在联系。

（一）家庭教育

本文指一个未成年个体在家庭生活中，家庭成员、生活习惯、教育方式等综合因素对其成长产生作用的过程。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其教育作用位居儿童六大雕塑家之首，是一个人教育的起点和基点。

（二）学校教育

本文指适龄的人集中到学校，以课程体系、授课形式、组织方式等一系列有目的地施加影响，促进成长的过程。它在人的成长作用中位居第二。

（三）社区教育

泛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未成年个体，受到社会风气、人际关系、生活氛围等社区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过程，也属于社会教育的狭义范畴。它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是影响人成长最主要的三个要素。

（四）自我教育

即未成年个体自我反思外部现象，以自身情绪感受、接受程度为基础的自我教育内化过程。以上三种教育最终均会转化成自我教育的能力，影响自我教育的基本价值定位。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与自我教育在人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结构图体现如下：

（五）教育良性互动

教育是未成年个体成长中受到综合影响的过程，由于施加影响的各方因素在个体身上产生作用的不确定性，它们所施加的影响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反或多方向的。本文中的“教育良性互动”，就是指在遵循未成年个体成长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一定措施的矫正和相互间的良性作用，致使未成年人接受社会正能量的综合作用，激励自身树立起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正能量气场。

二、一线调研与现状分析

立足学校教育的需要，从观察学校营造教育合力的基本现象出发，课题组对晋江市农村中小学“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的现状做了近三年的跟踪和分析，采用了现场调查和报道分析两种基本形式，现场调查主要立足笔者所在学区的中小学，报道分析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晋江市教育信息网。经过梳理分析，晋江市农村中小学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存在着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功能孤立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三者的存在相对孤立，教育间的合力缺乏整合，教育作用此消彼长，常常出现“5+2

图2 “家―校―区”教育功能孤立示意图

（二）活动零散

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三者监管主体责权的不明确性，导致在教育活动协同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晋求学学生的家庭教育，家庭单位间存在着重视程度、方法艺术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在大部分家庭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家长的基本素质。学校教育的监管主体相对比较明确，主动性较强，但仍会受到家庭、社区教育不同程度的影响。社区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就算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布置要求下，其教育活动也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并且依托于辖区学校开展，走过场的多，效果极不理想。

（三）形式单一

从时序角度分析，“整合家庭、学校、社区教育，共同构建教育合力”的话题越来越得到一些学校的重视，在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也比往年有了很大进步。但在整合教育的活动形式上仍然相对单一。如学校、家庭教育整合仍以家长会、家访等为主，再如学校、社区教育整合上，主要也以进社区老人院慰问老人、进烈士陵园祭扫活动为主，而且组织的次数、参与的学生数都很有限；社区、学校教育整合上，最常见的是公安部门安全教育进校园的活动交流。这些都说明在家庭、学校、社区间教育合作的形式、深度、广度都还很有限，作用也很有限。

三、理论分析与策略构建

在整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的合力，促进未成年个体自我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握好哪些基本理论，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去设计教育良性互动的策略，构建起良好的教育互动呢？

（一）心理学理论相关论断的运用

1. 过去的经验对现在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来源于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启示：教育良性互动策略的确定要立足于对服务区学生以往共性状态、喜好、心理等因素的分析。

2. 一切行为都是环境影响造成的，行为的形成和维持是强化的结果。来源于行为学派的观点――启示：教育良性互动策略要有可持续操作的程序，要有利于活动的持续开展。

3. 人人都有向上和向善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积极健康地实现自我。来源于人本主义学派的观点――启示：教育良性互动策略要有普及功能，对每位学生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社会学理论相关论断的运用

1. 一切组织都具有自动调整、顺应和改变的功能。来源于功能学派的观点――启示：教育良性互动策略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渐完善的过程，它需要以实践做为平台。

2. 组织成员间的冲突，有助于成员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和角色。来源于冲突学派的观点――启示：教育良性互动策略设计过程中，应充分注意到家庭、学校、社区等责任主体的互动，促进互动策略中临时组建组织的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人们的互助、互惠行为是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来源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启示：家庭、学校、社区教育良性互动具有良好的需求基础，有效的互动策略可以优化三者的教育合作氛围，促进未成年个体的良性成长。

（三）“家―校―区”三位一体教育良性互动模型设计

综合以上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及教育良性互动策略的设计条件和特点，“家―校―区”三位一体教育良性互动策略建构模型阐述如图3所示。

四、策略解读与实施建议

教育良性互动是依赖于家庭、学校、社区三个责任主体分别开展有效的活动，并以活动为载体来实现的。按家庭、学校、社区三者在教育中所承担的不同作用，在学校统一协调分配下，共同承担起对未成年个体进行良好教育的责任。

（一）学校教育――教育良性互动策略的设计培训、协调实施者

本文中的“学校教育”，狭义指学校良好的内部学习环境以外，在营造教育合力所应承担的教育责任。在不考虑学校课程设置、文化建设、氛围营造等内部因素的前提下，在“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教育良性互动策略的构建过程中，学校教育应承担起对互动策略的设计、培训、协调、督促等责任。如图3所示，其主要工作职责有：负责建立教育互动委员会、开展家长素质培训工程、构建信息化服务沟通平台，并以此作为教育良性互动的基础工程。

1. 建立教育互动委员会并指导工作的开展。教育互委会由学校德育主干、家委自治会主干、社区教育主干、学生代表等部分组成，旨在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沟通协调学校、家庭、社区、学生等主体关系，设计、指导各项互动策略的组织实施。

2. 推进家长素养工程，发挥家长学校的效果。家长素养工程，即通过案例分析、方法学习、现场对话等方式，促进家长教育素质的提升，优化家庭教育环境，降低家庭负面行为带给学生成长的不良影响。

3. 构建信息化服务平台，保持教育主体沟通的即时性。依托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移动终端等技术，以QQ、微信等平台，建立起教育互动相对稳定的沟通途径。如建立班级QQ群，加强班级学生群体或学生个体的学习情况通报，作业督促和指导，成绩汇报与策略沟通，延伸学科课堂学习，发挥统筹课内外、学科间的作用。也可建立班级微信群，作为出勤通报、一分钟家长会、好方法推荐等平台，统筹校内外对学校教育的关注度。

（二）家庭教育――教育良性互动策略实施的中坚力量和榜样示范

目前，晋江大部分家长都是被动地关注学生在校的学习情况，很多时候参加家长会、家访等活动也都由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家长缺乏主动性、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素质不高等诸多因素，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能够激起家长兴趣的参与平台。因此，教育良性互动策略在实施过程中，建构起能够强化家庭教育作用的平台至关重要。

1. 建立家长督学制度，引家长到学校管理中来。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从图1分析可得出，中小学是学校教育逐渐占重要地位、家庭教育影响逐渐降低的阶段，二者对此时未成年个体成长都产生着重要作用。因此，学校可以主动建立家长督学制度，整合中小学阶段两股最重要的教育力量，通过学校的教育平台，为学生平稳渡过叛逆期保驾护航。家长督学可通过学校安全管理（如学校大门接送轮值等）、解决学校投诉案件、班级听课巡课、校外活动组织等方式，引导家长代表参与到学校的日常管理中来，在寻找家校教育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收获家校教育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2. 成立家委自治会，由家长沟通协调自己孩子的事。由家长委员会牵头，成立家长委员会在校常驻机构――家委自治会，设定其工作职责：第一，履行家长督学的责任；第二，围绕学校敏感问题（如学生在校用餐问题、校服问题等），负责组织召开家长听证会；第三，当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产生冲突时（如家校教育方式出现分歧等情况），做为第三方机构介入调解，谋求统一的解决意见。

3. 开设家长讲坛，让成功家长传递成功的经验。一所学校的人才资源是极其丰富的，除了教师、校友资源外，还有一股随时不断丰富的对象，即家长资源。由学校提供场地，家委自治会负责邀请组织，请每一届学生家长群体中，在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为学生做人生、职场、学习等方面的讲座，为家长做家庭教育方面的辅导，用一个个生命经历去引导、感染一群生命的成长。

4. 组织家长接待日，让家长也做些孩子的事。缺乏家庭沟通，缺少相互理解，往往是导致家庭矛盾的重要原因。学校可以依托家委自治会，组织较为广泛的家长接待日活动，邀请一些特定的家长参加，让他们也做做学生在校所做的事，如食堂接待日，家长也吃吃平常孩子在校的饭菜；在校活动接待日，家长也过过学生在校的生活；开展亲子活动日，家长和学生一起接受挑战完成任务等。通过家长接待日活动，让家长与学生多些谈论的话题，促进相互理解；也让家长深入了解学校办学的情况，促进家校理解。

（三）社区教育――教育良性互动策略实施中的社会导向和助推器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社区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社区文化背景将助推教育环境的进一步净化，家庭和学校教育效果的进一步优化。

1. 建立社区助学制度，创设学生动手与实践的平台。社区助学制度，在本文指社区依托社区资源，开发一些学生社会实践平台，以弥补学校教育中学生动手实践机会少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社区教育代表通过实地考察和评估，选择几处配套比较完善的定点实践单位，与学校配合组织做好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以增加学生社会阅历和动手实践训练量。

2. 开设社区论坛，开通行业精英职业指导的渠道。初高中学生都面临着中高考后的重要转折，要选择职业教育还是选择常规的升学教育。在适当的时间里，邀请社区主干企业精英，开设社区论坛，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职业知识，提供职业与兴趣磨合的导向，有利于学生做出更符合镇域经济模式的升学选择。社区论坛可以采取学生走课的方式进行，进而给学生提供最大的行业信息量。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字】流动儿童；家庭策略；教育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在读研期间，一直在一个服务流动人口群体的公益机构做一名志愿者，这使笔者接触到了来昆的大量流动人口及其家庭，尤其作为一名专业社工，主要开展儿童服务工作，从而了解到流动儿童家庭的就学情况。另跟随导师开展该机构的“小升初”调查，在调查中了解到流动儿童家庭在考虑子女小学升初中过程中会有一些困惑或疑问，与其深入交流了解到现今昆明市小学升初中的外来人员子女需要办理相关证件提交教育局等待分配名额才有机会申请到公办学校读书，不然则只能就读民办学校，且表明了在未来的高考时还是需回户籍参加考试，这些父母开始考虑子女是否留昆，整个家庭都在思考。留昆明，则意味着开办各种相关的证件并等待教育局的分配结果是否可能前往公办学校读书，另需在一两年后将子女转学回老家的环境再适应及其教育持续性；回家，则意味着子女的回家适应环境，学校的寻找及其在老家的家庭照顾考虑情况。父母与子女对升学选择的互动性等方面最终促成了流动儿童小学升初中的教育选择。因此，流动儿童家庭小升初教育选择问题突显了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考虑因素会最终决定教育选择，因此本文就从家庭策略理论视角出发对小升初的过程事件开展深入分析。

二、家庭策略理论和过程—事件分析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个概念来自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工业化过程中家庭的作用，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①。笔者认为，所谓“家庭策略”并不局限于危机事件的应对，家庭策略是一个前后相继、绵延不断的过程，生活中每一个小的决定都反映并构成了总体的家庭策略。换言之，“家庭策略”理论对“结构与行动”的超越是嫁接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上的国内的家庭策略研究，理论研究主要有张永健的《家庭与社会变迁》、樊欢欢博士的《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两篇文献，而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则只有谭深研究员的《家庭策略，还是个人自主-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式的性别分析》、约翰·罗根和边馥芹的《城市老年人口与己婚子女同住的观念与现实》以及陈杰博士的《两头家-华南侨乡的一种家庭策略》②。家庭决策绝不仅仅是一种相互商量和民主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支配与被支配、充满着夫妻争执和父母与子女的争论。对家庭策略的研究加深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家庭不是被动地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是以自己原有的特点对社会做出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是家庭各成员之间的合力，合力的方向或家庭策略的取向取决于各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因此，家庭的性质又必然影响社会的变迁③。

过程——事件分析（Process——Event Analysis）（场域），孙立平教授提出以“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农民有他们独特的思维，关系的亲疏远近从称谓上是反映不出来的，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远谁近，这种“有事情的时候”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过程一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其基本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它强调一种动态的描述风格，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以揭示其中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④。

笔者认为，从具体情景出发，整个家庭在小学升初中的最后做出去留决策需要考虑几个因素：（1）决策主体。家庭策略是一个集体概念，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具体决策者重点在父母、子女的身上。（2）决策过程。本文重心主要放在父母、子女在决策的因素分析，剖析隐藏在决策后的因素。（3）影响因素。本文需要弄清楚哪些因素影响个体的决策，又有哪些因素超越了个体层面促成家庭决策。

从以上三个因素出发，笔者以W社区的三所民办学校的小升初学生为研究对象，按照人数以省内、省外按1：1的进行抽样调查后确定了20个深度访谈家庭和一些零散的走访家庭，并进入不同的家庭与家长、孩子分开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对子女升学的意愿及其打算，是否存在于子女进行协商，并从客观的家庭环境深入了解家庭的流动历史，家庭关系等等从而更加明晰到子女升学背后可能隐含的因素，从中看小学升初中的决策是哪些因素更为重要。

三、流动儿童家庭的教育策略分析

（一）父母的教育考虑

1.流动儿童家庭的流动与教育的关联性

从流动的因素来看，流动儿童家庭选择流动是多种多样。笔者访谈的家庭大部分来自于四川、贵州、云南，还有小部分来自湖南，家庭构成基本是为多子女家庭。他们都谈到流动儿童家庭流动的原因选择，如教育环境、躲避计划生育、生计等方面的因素促动他们的流动。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案例：小鹏来自云南地州的山区，上学的路比较远，而且要走山路，父母说出了让他留在昆明读书的理由之一：“因为这里上学可以不走山路，我们老家那里都是坡坡，要走山路，担心孩子无人照顾和安全问题所以就想留在身边照顾。”流动儿童家庭表明了家庭的选择因素，看起来很简单，只是因为孩子读书不走山路。从侧面更多分析则知道这是一种家庭教育环境的选择，子女的教育安全，教育质量作为考虑而选择进入城市生活。流动人口将子女带到城市主要是基于两方面：一方面为了孩子更好的读书，方便照顾孩子，因留在老家无人照顾或无人管理而荒废学业；另一方面在城市里自己一边上班同时给予孩子读书更好的条件，教学质量有保障，带孩子进入城市同样也是让孩子见识多一些，开阔眼界。

2.教育资源及其师资力量富足促使流动

有些流动儿童家庭的父母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为了子女的教育，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师资力量，于是父母举家迁徙到城市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家庭教育。如访谈中遇到好几个家庭都谈到了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流动到城市，如小强，一家五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和小强。父亲为小强教育放弃在老家的民办教书但远离家人的稳定工作，全家迁移到昆明，全心全意为子女的教育寻找出路。现租住在杂货店的楼上，在交流过程中小强爸爸给我们谈到：小强出生在昆明，在王家桥FZ小学读书现即将毕业，小强一家有意愿将小强留在昆明继续就读，同时也按照FZ学校的要求办理升学的条件等待教育局的分配，期望能分配到昆明的公办学校就读。但现在有些担心，因FZ学校的升学一般都分到民办初中，现在父母比较担心小强今年的分配情况，也打电话咨询学校老师，老师给出需要等待到八月中旬的教育局分配，整个家庭一直关注在小强升学的整个过程。

3.家庭照顾缺失，流动子女随迁就读

家庭照顾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同时流动儿童家庭父母在城市不仅要生计工作，同时需要兼顾整个家庭的家庭照顾，但家里的爷爷奶奶或老家无人照顾对流动儿童的照顾会存在缺失，因此大部分家庭会将子女留在身边进行照顾。如个案小婷，一家全是四川人，家里共四人，父母、自己、妹妹，居住在一间出租房，两张床，一台电视，一张小桌即吃饭又是小婷的功课桌。小婷父母一直在外地打工，先在西安又转到昆明，回四川老家的时间比较少，小婷对老家也是比较模糊。本有打算将小婷送回老家读书，但考虑孩子太小且老家无人看管而有些担心，并打算在自己身边有一个照顾，希望小婷能初中毕业。如果成绩还上不去，长远打算就想小婷去读技校，学一门技术。父母表达了希望小婷能认真读书，如果成绩不好，考虑小婷读技校学一技之长，为未来生活做考虑。

4.教育制度限制，回家就学能持续保障

部分流动儿童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理想，远离家乡外出务工为临时性且挣钱不多，家庭不是那么宽裕，子女的升学必然会花费比较多，另外家庭的子女多负担重，更多的从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和子女的长远打算，考虑子女的就学以适应家庭的状况，即减轻了家庭负担，同时保证了子女的升学需要。如小娟一家，贵州人，就读民办小学，家里5口人，还有一个哥哥在老家读初二，妹妹在昆明读小学。父母是流动商贩，售卖手机零配件，每天奔波在昆明市周边的乡镇赶集。和父母访谈中父母说出原因：要进昆明公办学校太难进，去私立学校读书又贵，家庭承担不起。同时现在异地高考的制度也还没出台，子女就读到初二或初三又要被迫转学回老家，即不利于子女的学习适应性，同时也耗费家庭经济。现在老家实行的免费义务就读，话费不会太多且可以长久持续就读，不会影响子女的学习。整个家庭考虑决定让子女回家就读即有制度的限制也是整个家庭的经济考虑。

（二）流动儿童的自身升学考虑

流动儿童家庭流动到城市后，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流动儿童希望父母可以听听自己的心声，能了解自己的想法，但父母忙于生计和家庭操劳，很少去了解子女的内心想法。就升学过程中，流动儿童对自身的升学，在交谈中了解到更多的谈论与谁去读属、自己想去的学校或者沉默不语，不清楚自己的升学，父母会给自己寻找，无明确的方向，同时表达了就读选择更多是父母决定。从交流中得知流动儿童对升学的信息来源显得被动，更多来源学校教师的传达及其家庭需要准备及打算。从老师那里得知，在昆明就读初中必须交付相关的准备材料，同时读到初二后转学回户籍所在地就读，不然就无法参加中考、高考信息传达给父母，而后父母就开始考虑如何为子女就读谋出路。

整个流动儿童的升学过程中，我们更多的看到民办学校老师的力量，流动儿童家庭则是被动的接受学校的安排，并必须立即考虑决定子女的升学问题。与流动儿童的访谈中，我们看不到流动儿童的心声，问及升学相关的信息，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升学的一种期待，没考虑到现实的情况。从流动儿童的处境，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国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是曲折的。流动儿童的就学问题比较多，如户籍制度的限制、家庭的流动性、家庭的经济支持力度、流动儿童的同伴关系等等方面。我们看到整个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家庭所能给予支持的力量是比较少的。在整个升学过程中，是被动的接受到学校的通知，面对的是继续留在昆明就读后的转学或回家升学的选择，给流动儿童家庭带来的突然的撞击等等情况，这使得流动儿童升学的处境比较动荡，并且可能毫无准备的面临转学。

四、结论

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我们看到流动儿童家庭在面临子女升学的选择是艰难的。学生是受教育的主体，在义务教育阶段，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条件和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是在实践中，这个巨大的群体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流动儿童家庭在面临子女升学过程时，从民办学校被动得知就学程序及其后续必然选择。入读城市公办学校，不仅存在地方教育政策的制约同时可见城市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很多家庭都不愿子女就读民办学校，源于学校的教育环境，师资力量及其经济的负担且子女的教育不稳定。另源于公办学校对流动儿童家庭的门槛过高，限制性强，即为保护本地子女的就读同时也是教育资源的紧缺无法保障巨大的教育需求。

笔者认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改革户籍制度并不是要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其核心在于逐步消除导致城乡隔离的各种户籍相关制度，以保障城流动儿童能享受与城市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同时昆明市实现九年义务教育普及以来，在对流动儿童的入学机会的平等上在不断的完善。日前首要应该实现的是教学质量上的平等，公办初中和民办初中的均等，如充实一些薄弱的私立民办初中的教学、师资、资源等方面，收费均等化，这样流动儿童就有很多的选择机会，有自身的选择权。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继续推进教育机会公平的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教育质量公平，积极地提高教育质量，使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真正每个受教育者的生存和发展打下应有的基础，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本地儿童，同样都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教育观念上应为“公平优先、不分公办与民办、兼顾效率”。

【注释】

①樊欢欢.家庭策略研究的方法论——中国城乡家庭的一个分析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0，（5）.

②韩晓燕.隐性抗争还是隐性合谋——上海市流动人口家庭初中后教育选择的家庭策略互动模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③张永健.家庭与社会变迁——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动向[J].社会学研究，1993，（2）.

④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洞察[J].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1999.

【参考文献】

[1]韩晓燕.隐性抗争与隐性合谋：城市新移民家庭策略的互动模式[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

[2]刘芳，王宁.流动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原因分析与解决对策[J].黑河学刊，2011，（07）.

[3]刘爱香.小学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

[4]牟方志.当前流动儿童的学校社会化困境[D].成都：四川社会科学研究院，2011.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幼儿家庭教育；现状；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生活和教育场所。家庭教育对幼儿的认知、情感、个性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孩子。对幼儿家庭教育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地成长。笔者从中国知网搜索的数据结果显示，国内学者对“幼儿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方面”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很少有学者对“家庭教育和幼儿发展相互影响”方面有深入研究。近几年来，国内对“幼儿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方面的研究学者主要有：郝士艳、徐东、胡丹芝等，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幼儿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式方法不合理，教育内容萎缩，教育环境不合理，家长自身素质不高，并针对这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当前国内学者对幼儿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前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现状

（1）关于幼儿家庭教育概念界定的相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缪建东认为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生长与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这个概念界定方面的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家庭教育专家赵忠心。他认为，家庭教育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主要是父母）对幼儿实施的教育和影响；广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在家庭里，无论是父母对子女还是子女对父母，一切有目的、有意识施加的影响，都是家庭教育。

（2）关于幼儿家庭教育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当前，我国对幼儿家庭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家庭自身对幼儿教育的影响。幼儿园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发展。

李泉梅在《影响幼儿家庭教育的因素及策略》中指出：“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影响因素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因素有家庭氛围、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及评价、家长的行为与教育态度、家长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客观因素有家长的职业特征及文化程度、家庭的结构。”

（3）关于家庭教育与幼儿发展的相关研究。家庭教育对幼儿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幼儿的个性形成、幼儿的心理健康等方面。

范艳梅《论家庭教育对幼儿个性发展的影响》中论述了家庭环境、家长的教育程度及职业、家长的性格特点对幼儿个性形成的不同影响，提出了有些家庭教育在幼儿个性形成方面走入了误区，并提出了促进幼儿个性形成的具体方法。

2.幼儿家庭教育研究的不足

（1）研究的范围。幼儿家庭教育是家长与幼儿相互影响的教育，而大多学者都集中在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幼儿影响的研究，而很少有人研究幼儿的行为对父母的影响。

（2）研究的方法。关于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性研究为主，以此来分析幼儿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很少深入幼儿家庭教育的内部，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从实践的角度去探究幼儿家庭教育。

3.幼儿家庭教育研究的展望

（1）研究体现时代性。幼儿家庭教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家长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方法。父母教育幼儿的观念、方式方法跟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相关研究只有立足于时代，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更好地指导实践。

（2）增加幼儿对家庭教育影响的研究。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身不断感悟和学习的过程，家长的感悟和学习来源于幼儿对家长的影响。父母时时刻刻向孩子学习，才能真正用幼儿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幼儿，促进亲子关系，促进幼儿更好地成长。

参考文献：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区域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家庭教育政策

一、本课题研究概述

家庭教育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古人很早就认识到“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古代有“孟母断织”“唐太宗诫子”“朱皇帝杀驸马”等许多家庭教育佳话，家庭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小生产社会里，对于造就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潮干扰等原因，家庭教育一直得不到重视，“”期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传统还受到无理批判。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起步，现代家庭教育事业也开始起步，90年代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家教工作网络，2004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或文件，明确指出“要把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1］近年来，我国家庭教育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但就全国而言，家庭教育工作仍没形成社会事业，存在诸多困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笔者就把学校德育和家庭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世纪之交，面对全国家庭教育误区严重和家庭教育工作徘徊不前的状况，笔者将研究重点逐渐放在我国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上，发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进展之分析》，提出了家庭教育事业的概念，向海内外同行介绍了我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成就，受到关注。［2］2002—2006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东南沿海地区儿童少年品德问题与家庭教育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提出了我国家庭教育评价指标、家庭德育目标和内容、家校合作的原则等理论观点。［3］2008年以来，笔者分别主持了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家庭伦理关系新变化对和谐家庭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广东省政府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项目《加快广东现代化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研究》，对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及其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研究逐步深入。目前，笔者正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家庭代际伦理变化与家庭教育政策研究》工作。笔者曾在全国多个地市做家庭教育方面的调研，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深圳市宝安区家庭教育事业的成就。宝安区政府于1993年元旦在惠阳地区原宝安县政府机关挂牌办公，2004年底完成了城市化建设，设置10个街道，人口接近200万，其中非户籍人口165万。建区后经过五六年的艰难起步，宝安区渐入正常轨道。宝安区委、区政府遵循中央和广东省暨深圳市的方针、路线，全面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过程中，敏锐地觉察到家庭教育在居民亲子两代人成长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打破家庭教育是民间私事的习惯性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家庭教育工作，1997年10月宝安区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正式启动，区委、区政府把现代家庭教育工程作为实现教育强区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到政府的工作计划来实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先进典型。［4］从2002年至今，笔者及其研究团队数十次到宝安区调查该区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接受调查的包括区政府、教育局、司法局、文明办、妇联、关工委的领导和中小学教师、街道干部，通过查阅文献、座谈讨论、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理论思辨等，获得了十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我们还注意理论研究，学习和吸收国内外有关社会事业发展、家校合作、家庭教育评价的理论。近几年，我们重点思考了宝安区和我国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试图从教育政策的层面提出改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其间我们回到深圳宝安，与当地家庭教育工作者讨论，拜访广东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部分领导，深入交流，得到启发。

二、宝安家庭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做法和主要经验

从多次调查结果来看，宝安区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把家庭教育工作当作重要的公共事业

多年来，我国多数地方的家庭教育工作由妇联、教育局、关工委分别开展，未能很好地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没有纳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大局中。宝安区从1997年实施家庭教育工程以来，区领导始终把家庭教育纳入到宝安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建设的战略全局，作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区委、区政府把家庭教育工程作为实现教育强区的一项重要指标，区委宣传部长和主管教育的副区长经常过问，教育局长挂帅，妇联、工会、共青团等有关部门参与，关工委积极主动地做好参谋咨询，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的架构，1998年区政府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心，1999年6月成立了全区家长学校(总校)，随后各镇(街道)相继成立家长学校管理委员会，各中小学成立家长学校分校，具体实施对家长的系统培训。由此构建起区家长学校———各镇家长学校管委会———中小学家长学校分校三级管理和培训网络。

(二)认真制定和努力落实家庭教育的工作规划

深圳宝安区的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非常明确，家庭教育是一项涉及全区居民、需要多个职能部门和广大家庭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的社会事业，必须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实施方法，因此在创业之初的1997年，区教育局就制订了《宝安区“家庭教育工程”实施方案》，到了结束阶段认真总结，然后提出新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逐步向新台阶迈进。在2000年、2006年宝安区分别制定了宝安区家庭教育工作发展的“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2011年提出“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工作是优化师资队伍、创新培训模式，聚焦家长课堂、提高家长教育教学实效性，开展丰富的家庭教育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科学家教氛围，实施督导评估监测、示范带动推广家庭教育经验，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构建家庭教育新格局，做到了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努力促进家庭、学校、社区“三教”结合的良性互动

宝安区有关领导懂得青少年的成长是一个多方面积极影响的过程，对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指导和服务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因此他们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互相配合:一是开展创建学习型家庭宣传活动，让“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使广大居民树立社会主义新风，爱学习、爱科学，爱文明，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二是推动学校将家长学校办到各个社区居委会，优化育人环境，为家庭教育提供科学指导，使孩子在一个和谐健康友爱的家庭、社区和学校中成长;三是学校教育走进家庭，调动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热情，将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延伸到学生家庭，鼓励中小学生参加“我让父母感动的一封信”活动，组织评选“十位优秀家长”。各校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了师德修养，提高了教研水平;密切了与家长和社区的关系，学校的办学水平明显提升。

(四)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高水平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

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来看，必须有一支思想道德良好、知识能力过硬、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就有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招收家庭教育硕士研究生，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建立起培养家庭教育专业工作者教育教学体系，现在的家庭教育专家大多数是其他领域专家转行或者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工作实践中锻炼而成的。宝安区为了建设这支工作队伍，聘请优秀教育工作者组成家庭教育讲师团，选拔各分校优秀教师统一培训组成兼职教师队伍。还采取“走出去”的方式，把家庭教育骨干送到国内外培训，并且“请进来”，把知名家庭教育专家接到宝安实地指导工作。2010年，宝安区教育局与区职业开发局、区妇联联合举办“理想家庭教育”系列专题讲座，邀请省市教育名家，送教下乡，深入社区和民办学校，全面提高家庭教育骨干教师的素质，终于培养和锻炼出了自己的工作队伍。

(五)不断提升家长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改进办学方式

家长学校是培训家长、提高家长素质的基本手段，是家长学习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家长学校遍地开花，但各地家长学校的质量和效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宝安区的各级家长学校把“家长的困惑，就是我们的课题;孩子的进步，就是我们的追求;公民素质的提高，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作为自己的办学理念，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活动促发展”的方针。近年来，宝安区还创建“家教大篷车”和网上家校，前者则是根据社区家长的实际需求开设课程，并组织家长学校老师带着各类宣传资料送教上门，到社区去上课;后者则是通过开通家长学校网站，班主任可以随时与家长沟通，家长亦可随时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在校学习、表现的基本情况，家长可以把教育孩子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与困惑请专家解答，这些做法都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

(六)想法设法保障家庭教育工作活动经费的投入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无论是举办正规家长学校，还是举行小型咨询答疑活动，或是编印家教常识手册，都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没有经费的家庭教育很难持久。在宝安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开始之初，宝安的家长学校按上级有关部门文件规定由各家长学校分校向参加培训学习的家长收取一定的费用。在2003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停止家长学校收费政策之后，宝安家庭教育工作也一度断了经济基础。区委、区政府认为政府出资保障家庭教育理所当然，只有这样才能使宝安家庭教育“队伍不散，工作不松，标准不低”，自2004年起每年从财政经费中下拨100万元作为家庭教育专项经费，给区家长学校划定两个事业人员编制。多年来，尽管受到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宝安区的财政收入起伏变化，但对家庭教育的投入始终未变，而且还增加了若干专项经费投入。广东省政府曾经专门在宝安召开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时任副省长许德立等领导充分肯定了宝安的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一致认为宝安的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成效显著，意义重大。笔者根据多种材料，总结宝安区的经验如下:

第一，提高认识是家庭教育工作获得成功的关键。在宝安区家庭教育工程启动初期，很多教职工不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血肉联系，总是把做家庭教育工作看成是“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但是区教育局领导坚持在家庭教育工作上大量投入，并得到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家庭教育工程取得明显实效以后，宝安区有关人士在实践面前终于认识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是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有关部门都支持政府在家庭教育工作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

第二，三个结合是提高家庭教育工作水平的有效办法。宝安区教育局等部门在实践中总结出了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的水平和效益的有效办法:一是办好家长学校与深入家访、个别指导、跟踪服务相结合，不能因为家长来参加学习就放弃与他的交流;二是广泛宣传发动与接受咨询相结合，既要场面火热的造势活动，也要一个对一个地答疑和指导;三是依托中、小学校办家长学校和在社区举行家庭教育讲座、接受咨询相结合。随着家庭教育从一般化指导过渡到个性化指导，越来越多的校长和教师提高了家教行动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以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引领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当前，社会的深刻变迁使居民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深圳宝安区从2002年起就开展家庭教育个案跟踪指导的规模化研究，由区教育局教科培中心研究人员和部分中小学班主任进入500户学生家庭了解现状和跟踪指导，使多数样本家庭的家长和学生有了明显进步。宝安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优秀研究成果的转化，定期举行家庭教育热点问题研讨会，使家长学校的教师在授课和辅导过程中把最新的家庭教育研究成果普及到家长中去。

第四，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是家庭教育工作成功的根本。宝安区家庭教育现代化工程实施十多年来，一直受到了宝安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每年一度的宝安区委、区政府区人大的工作报告中，在区领导的日常工作安排中，家庭教育工作都占了重要的地位。区教育局汇报家庭教育工作时，都能得到区委、区政府的及时支持。宝安区十多年来坚持每年一度表彰家庭教育工作模范人物、每年12月的第一周举办家庭教育宣传周，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各界人士把家教当作全区的大事，积极参与。

三、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思考和建议

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党委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可以亲自抓家庭教育工作，调动行政、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力量参与家庭教育工作。但在全省或全国这样的大范围内发展家庭教育事业，就必须通过颁布家庭教育政策等措施。我国的现代家庭教育事业起步已有30多年，但是在2010年之前对家庭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和颁布执行却很少。以往与家庭教育政策密切相关的教育政策主要是对学校教育制度的规范，涉及非制度化的家庭教育不多。另外，我国的家庭政策主要从经济方面规范居民的社会福利，尚未延伸到家庭教育。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家长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尊重子女的健康情趣，培养子女的良好习惯，加强与学校的沟通配合。”［5］2012年全国妇联、教育部等中央七部委了《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提出的总目标是:“构建基本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完善基本的家庭教育公共服务”。［6］当前，无论是家庭教育事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还是学校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需要，或是家庭和谐与社会进步都需要通过家庭教育政策对家庭教育和家庭教育事业的指导和规范。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认识的家庭教育工作在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社区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保障作用，把家庭教育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众事业、公共服务来抓，统筹规划，加强领导，保证家庭教育工作的顺利发展。借鉴深圳宝安区的经验，笔者提出如下几条促进广东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一)明确家庭教育事业领导管理体制的格局

201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应当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7］现代家庭教育事业属于公共服务事业，根据上述文件精神，全省的家庭教育事业应当由省委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导，更加紧密地同加强和改进未成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同和谐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加入到精神文明建设大格局中。建立由省委暨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导的全省家庭教育事业管理中心，妇联、关工委等社团参与管理;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要发挥家庭教育事业的社会作用。

(二)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

现在中央财政中没有家庭教育事业项目费用，但是广东省及其下辖的地市、县区可以先走一步，在省市区三级财政中拨出专款，用于发展家庭教育事业的专项开支。省级家庭教育事业费用的数额可以参照未成年人口数量，比如每人每年平均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也可以参照基础教育费用数额，按照基础教育经费的1%～10%来计算，具体标准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和财政状况，经过合法的程序进行论证。各级财政应当担负基本的家庭教育事业经费，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拨款方式，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经费来源，支持家庭教育工作者获取合理的劳动报酬。

(三)不断提高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家长学校是中小学校(包括幼儿园)对学生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组织形式，对家长提高教育子女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照《全国家庭教育工作“十二五”规划》《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等文件的要求，广东家长学校的质量普遍不高。深圳宝安区构建“区/县家长学校总校———各街道/乡镇家长学校管委会———各中小学家长学校/社区家长学校三级管理和培训网络，组建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宣传讲授、指导服务三支队伍”的经验是可以推广的。不仅要对教师和教材严格把关，对学生家长也要加强管理，保障一定的出勤率。最终，要把家长学校办成内容适宜、方法得当、家长参与率和满意率高、学生支持的学校。只要政策明确、管理到位，家长学校的质量是能够逐步提高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4－03－23(01)．

［2］骆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进展之分析［J］．教育曙光(香港)，1998:21－26．

［3］骆风．论建立我国家庭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J］．学术研究，2005，(6):121－125．

［4］骆风．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典型考察报告［J］．未来与发展，2011，(12):79－82．

［5］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N］．人民日报，2010－07－30(01)．

［6］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卫生部、国家人口计生委、中国关工委．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EB/OL］．新华网，2012－03－08．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8篇

1.1研究目的与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教育问题。一方面教育对贫困家庭意义重大，是他们未来改变贫困状况的有利机会；另一方面贫困家庭难以承担高费用的的教育负担，这个矛盾在政策支持与社会救助的情况下将会持续并激化，不仅不利于贫困群体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团结。普及义务教育不仅是提高全体国民人力资源能力的基础，也是彻底改变贫困群体弱势地位的基础，而城市贫困的具体问题最终能解决到何种程度，又直接取决于政府是否实施了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①因此，十分有必要对现有相关政策进行评估与改进。

本研究在已有的城市贫困研究成果和社会救助理论基础上，借助对北京市朝阳区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通过揭示城市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状况，分析现有社会救助政策和教育政策的不足，发现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需求，从而得出需要对贫困家庭实施全方位、系统性、制度性救助的结论，目的是为政府部门提供改善和利用现有政策的依据，进而不断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义务教育阶段城市低保家庭子女的教育情况、享受教育救助情况和救助政策认知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其需求状况、政策受惠程度以及享受救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其他问题，了解政策实施满意度，分析制度实施的制度与非制度影响因素，建立有效的信息系统，让好的政策能真正发挥应有之义，提高救助效率。本研究从社会政策评估理论出发，主要采用侧面影响模型进行分析，见图1。

1.2.2样本选取

调查总体为北京市朝阳区垂杨柳学区、八里庄学区和酒仙桥学区子女正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低保”家庭。本次调查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操作性定义是当时当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市居民家庭，其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做出这样选择原因是：首先，这些家庭已经从政府的行政程序上和其他相关方面都被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确认为是“贫困的”，即他们已被贴上了“贫困”的标签。其次，由于我国在居民收入、财产和纳税等方面，政府和社会都还没有积累起可供实际研究操作使用的资料，目前没法根据其他方面来做出更合适的定义。当然，我们不能说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家庭就等于全部的城市贫困家庭，边缘困难家庭、临时困难家庭都应符合“贫困”。但是，这些受助对象无疑是贫困家庭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选取朝阳区的原因在于它作为实现和拓展首都城市性质功能的重要区域，综合实力雄厚，在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上也走在前列，因此，研究朝阳区的城市贫困问题可以为北京市整体性救助事业提供前瞻性借鉴作用。

1.2.3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采用调查问卷形式。根据朝阳区教委所提供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贫困生名单，对朝阳区垂杨柳学区、八里庄学区和酒仙桥学区小学部的“低保”家庭进行了抽样调查，共发放223份问卷，回收220份，回收率为98.7%，其中有效问卷197份，有效率为89.5%。调查问卷主要按照贫困家庭基本情况，享受教育救助实际情况和政策执行对贫困家庭的影响三大类收集资料。同时本文也将结合官方数据来说明一些问题。全部问卷资料由笔者核查后进行编码录入，利用SPSS17.0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2.教育救助理论与城市方面的义务教育救助政策

2.1教育救助理论

社会救助体系是通过一定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保障机制实施，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以及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特殊困难而建立的各项救助制度的总和。②教育救助是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同时兼顾高中和大中专教育阶段的弱势群体家庭成员而设立的一项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对于保障弱势群体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家庭的脱贫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一般意义来讲，教育救助的对象主要是贫困家庭子女，在他们不同的学习阶段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

2.2城市方面的义务教育政策

2.2.1全国义务教育政策

20世纪80年代，我国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开始进行教育改革，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与此同时开始了义务教育阶段救助政策的探索。1986年7月1日起执行的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条规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1992年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作出了“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收取杂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应当酌情减免杂费”的规定。1995年，国家教委和财政部颁发《关于健全中小学学生助学金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初级中等学校（含职业初中）和部分小学（主要是有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他贫困地区和需要寄宿就读的地区）实行助学金制度”。③1997年，国家教委、财政部了关于印发《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助学金实施办法》的通知。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做出规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义务教育阶段改革逐渐从农村扩展到城市。2008年，国务院了《关于做好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工作的通知》，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生学杂费。至此，我国全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惠及全国范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救助政策初步形成。

2.2.2北京市义务教育政策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关于“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的规定。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在全市普及免费的义务教育”，《北京市“十一五”时期教育发展规划》提出“逐步在全市城乡统一实施‘两免一补’政策”，确保每一个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的义务教育。京教财[2007]33号文规定了从2007年秋季开学起进一步完善“两免一补”政策的范围：在城八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就读的有本市户籍的学生免收杂费，其中本市农村户籍学生免交教科书费，并规定了资金来源及分担机制。为进一步加大对城乡低收入家庭的救助力度，明确城乡低收入家庭的临时救助范围，2008年，京民救发[2008]546号文件明确了教育救助临时救助范围：城乡临时救助家庭中，在校就读学生符合条件的，可按照教委、民政、残联等部门的有关政策规定申请享受教育救助。

3.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现状分析

3.1贫困家庭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调查有效问卷中，共197户家庭，其中独生子女家庭为141户，占总家庭数的71.6%；非独生子女家庭为36户，所占比例为18.2%；单亲家庭为20户，所占比例为10.2%。根据2006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分类救助指标体系，城市单亲或多胞胎“低保”家庭至少可以获得本市“低保金”标准额度10％的额外补助，主要用于孩子的教育和生活开支。

从年龄上看，全部贫困家庭中父亲的平均年龄为44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8岁。父母平均年龄为41岁，对父母平均年龄进行分组可知父母年龄主要集中在36岁到45岁之间，占全部家庭的60.4%。父母文化结构来看，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中专）到高中水平。家庭收入状况来看，按照2009年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每人每年现金收入数据，低收入家庭总收入平均为14111元，由于本次调查主要针对“低保”家庭，2010年北京市城市“低保”标准为430元/月。工作状况上，父母处于失业和无业状态的居多，其中父亲无业人数占全部贫困家庭父亲人口的51.3%，其次是失业，所占比例为21.3%。母亲无业人数占全部贫困家庭母亲人口的58.9%。另外，在全部家庭中，父母全部在职的比例仅为4.6%，父母有一个在职的占13.7%，父母均非在职的占67.0%。子女性别结构来看，本次调查显示所有贫困家庭中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男孩有104位，占52.8%；女孩93位，占47.2%，男女性别比为1.12。从年龄上看，全部受访子女的平均年龄为9.33岁，人数主要集中在小学中年级，8～10岁组共102位，占51.8%；其次是11～13岁组共56位，占28.4%；7岁及以下组38位，占19.3%，14岁以上1位。综合看来，所调查的贫困家庭子女多为独生子女，年龄范围集中在8～10周岁。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城市“低保”，父母多处于无业或失业状态，年龄范围集中在36～45周岁，受教育水平中等偏下。

3.2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现状分析

3.2.1教育支出

所调查贫困家庭享受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的教育救助政策，使其实际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购买课外书籍、报刊和杂志，以及辅导班、兴趣班和家教等方面。调查显示，每年用于子女购买课外书籍、报刊和杂志的花费平均为237.3元，每年参加辅导班、兴趣班和请家教的花费平均为1092.5元，每年其他方面的花费为577.3元。平均每年实际支出总计1907.1元。本次调查的全部贫困子女均为走读，因此不涉及住宿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09年5000户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城镇全市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26738元，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17893元，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为2655元；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年可支配收入11729元，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10009元，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方面低收入户为1299元，“低保”家庭在其他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微乎其微，主要仍集中在子女的教育费用上。因此，本次调查中的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并且无论是低收入户全市平均教育费用约1299元/年，还是本次调查教育实际费用1907.1元/年，均超过了家庭年收入14111元/年的平均水平，子女教育支出对北京市居民家庭来说仍然是比较沉重的负担，需要教育救助资金更大程度的支持。同时反映出的问题是政府在提供政策支持时重点是把救助资金放在了学校经费层面的“学杂费”方面，近几年对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不断增长，但对一般家庭来说，孩子受教育不单是学费的问题，学费只占开销的一部分，生活费、补课费、兴趣特长等等其他费用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贫困家庭在支付子女的基本教育费用方面都存在困难，根本无法为其子女提供较为良好的学习条件或环境，更何况营养补助和其他方面的福利.例如日本用了6%的财政保障义务教育在实施质量上的均等，花了大力气扶持薄弱、边远地区，贫困家庭孩子受教育还能享受牛奶、午餐及校车等的补助。④

另外，从增速上来看，低收入户教育文化娱乐费用近年有所下降，但2009年再次呈现高速增长趋势，比2008年增加了19.61%⑤，而从经费投入上看，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2009年为4310300万元，比2008年增长了13.65%⑥，城市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费用增速超过相应教育经费投入增速。

3.2.2教育支出来源

调查显示，贫困家庭用于购买课外书籍、报刊和杂志，参加辅导班、兴趣班和请家教等费用的主要来源于“低保金”，比例高达80.7%，依靠亲戚朋友借助的占24.5%，依靠工作收入的占15.2%，依靠做小生意、打零工收入的占10.2%，依靠教育救助以外的政府补贴或政策优惠的占13.7%，依靠其他来源的占4.1%。这些数字也反映出贫困家庭在支付子女教育经费上比较困难，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才能承担小孩的教育开支。

3.2.3教育求助渠道选择

从渠道选择上来看，贫困家庭在子女教育费用上遇到困难时主要会选择找亲戚朋友借，选择这一渠道的比例高达62.9%，其次是向居委会或政府部门求助，该比例达到53.3%，另外，选择向子女就读学校求助的占36.5%，选择向社会慈善组织求助，向工作单位或原工作单位求助和向银行贷款的比例相对较低，百分比依次为9.1%、6.2%和1.5%，选择其他渠道的占6.1%。在教育费用的求助方式上，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家庭想过向社会慈善组织机构求助。在问卷或访谈中，很多家庭都反映不知道这些机构在什么地方，有的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存在这些机构。这说明在我国，亲戚朋友间的互助在人们的求助方式中最为普遍，绝大多数人都十分信赖和依靠亲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政府在贫困家庭中逐渐建立起较高的威信，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慈善机构则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教育救助的社会层面需要进一步发展。

3.2.4父母对教育负担的态度

父母对未来子女教育的态度是，如果负担过重，会让子女辍学或说不清的比例为23.8%，表示不会让子女辍学的比例为76.1%。假设家里没有孩子上学，父母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态度是，认为能稍微改善一点的比例最高，占59.4%，认为能脱离困境的占8.1%，认为没什么大变化的占12.7%，表示不清楚的占19.8%。可以看出，子女教育是贫困家庭的主要负担，并且压力很大，对于未来子女教育的态度大部分家庭仍然是支持的，已意识到教育对于子女和家庭的重要性。综合看来，所调查的贫困家庭实际教育支出主要集中在购买课外书籍、报刊和杂志，以及辅导班、兴趣班和家教等费用，支出来源依靠“低保金”的比例最高。大多数家长未来不会因教育负担过重而使子女辍学。相当规模的家庭认为子女上学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假设没有孩子上学，经济状况将会稍微得到改善。

4.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政策实施效果分析

4.1政策效果评价模型选择

一项社会政策实施后将会在目标领域之内、目标领域之外出现许多预料不到的或不希望出现的结果。政策评估者如果要客观、全面地评估一项政策，就必须将这些结果都纳入考察范围⑦（参见图1）。根据“路径相关”的说法，一项新政策出台，经常是为了解决原有政策所引起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由“侧面影响”造成的）。故而，评估者所得侧面影响的信息对于决策者制定新的政策或计划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关注的教育救助政策将就侧面影响信息对特定对象展开调查，并进行分析。

4.2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效果

4.2.1教育救助政策的目标

对持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证家庭的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实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

4.2.2政策评价

所调查的对象中，有95.9%的家庭希望子女申请并享受教育救助，而另外4.1%的家庭则持否定态度。调查显示，65.4%的家庭对现有教育救助政策满意，不满意的家庭只占34.6%。对救助政策不满意的地方集中体现在政府财政支撑能力不高，比例为74.3%，对于其他方面诸如政府理念、社会排斥和政策执行管理等方面不满意的相对较低。在享受教育救助政策的134户家庭中，认为救助资金水平达到预期水平的有41户，所占比例为30.6%，认为未达到预期水平的有93户，占69.4%。绝大多数贫困家庭都希望能够在子女教育上获得帮助，数据充分表现出贫困家庭特别希望获取教育救助的心情，也间接地表明了贫困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负担仍然偏重。在教育救助政策和形式方面，很多贫困家庭都表现出相同的愿望。他们对政策本身如何制定和实施没有提出什么期望，但是都希望国家能够真正地把这个政策思想延续下去，从贫困群体的角度来为他们考虑，让子女都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资源。有的家庭还提出从改善教育本身的角度来完善教育救助，整治教育不公平现象，增加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让子女有更多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机会。

4.2.3教育救助政策的侧面影响

通过调查贫困家庭假设申请和享受教育救助可能带来的侧面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在可能得到的好处方面，认为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占62.4%；认为能使子女享有更好教育资源的占62.4%；另外有3.6%的家庭认为能带来其他好处。在可能带来的坏处方面，41.1%的家庭认为可能伤害孩子自尊，感觉自己被排斥；26.9%的家庭认为家长自尊会受到伤害，并被困境所困扰；19.8%的家庭认为会带来其他坏处。整体来看，现有教育政策带给人们的影响是好处大于坏处，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小。另外，通过对“享受教育救助会使家长自尊受到伤害”和“是否享受过教育救助”两个变量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得出，二者不存在相关关系（sig值为0.745，相关系数为0.023），说明目前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几乎不会因为自身心理因素影响子女教育救助的申请。通过调查贫困家庭假设不申请享受教育救助可能带来的侧面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在可能得到的好处方面，认为维护了尊严和面子的占51.3%；认为带来其他好处的占21.3%。在可能带来的坏处方面，79.2%的家庭认为经济压力不能得到缓解，教育负担过重；12.7%的家庭认为会带来其他坏处。整体来看，如果不享受教育救助将会带来的坏处大大高于其带来的好处，并且不享受的直接损害是影响家庭经济压力，所带来的好处甚微。

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救助政策总体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使贫困家庭子女基本实现了“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活费），免于因负担不起学校费用而辍学。预期良好的效果是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贫困家庭子女能享受的教育资源相对有所增加。预期的不良效果是，家庭经济压力依然偏紧张。非预期的良好效果是，政府在贫困家庭中逐渐建立起较高的威信，从教育救助渠道选择上来看，贫困家庭会主动向相关部门申请，而救助政策的出台也得到了贫困家庭的正面评价。非预期的不良效果是教育费用主要补贴在学校教育层面，对于全方位素质发展的小学生来说，各种兴趣培养费用、营养福利等方面的费用需要进一步建立独立的支持经费和项目进行管理。

4.3北京市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城市贫困家庭教育救助制度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将选择几个最主要的因素加以分析，以期有助于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政策的执行与发展。

4.3.1社会救助体系因素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是城市贫困化发展背景下的产物，对困难群体的救助，一般从人类的基本需求着眼，即衣、食、住、学、医几个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依次可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一个文明社会，人类的需求层次和水平随着社会环境的进步而逐步提高，社会救助体系也要在社会经济条件逐渐成熟的前提下不断充实和更新，使困难群体在基本生活救助基础上，保障其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医疗和司法等方面的救助。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救助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尤其是1993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上海市正式实施，到1999年底，县级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的镇基本上都建立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最低生活保障为主的社会救助体系也渐渐得到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重视，发展速度十分迅猛。“两免一补”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杂费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一项政策。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所以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仍然局限在基本生活方面，其他方面的救助只是进行相关的配套措施和优惠政策。

4.3.2教育费用增加因素

经济状况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从宏观上讲，薄弱的经济基础以及严峻的经济发展环境是教育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从微观上讲，贫困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极为有限，教育体制的不合理、国家教育投入有限以及教育产业化导向等等导致教育费用逐年上涨，形成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的一大主要原因。本研究调查显示，74.3%的家庭认为资金不足，国家财政支撑能力有限是影响教育救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的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依次是“养老”、“买房装修”和“预防意外”，比例分别为18.9%、14.1%、11.8%和10.7%。由此可见，教育费用已成为家庭的主要负担。与其他地区相对比，北京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而与此同时教育经费处于增长减缓的趋势。2007年，北京市预算内经费执行数为2933000万元，比2006年增长27.45%，2008年38128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19.87%，2009年4310300万元，比上年增长了13.65%。另外，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导向滋生了许多校外培训项目，为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和维护孩子自尊心，许多贫困家庭包括一些工薪家庭都无法承受日益上涨的多元化的教育费用，教育救助问题也逐渐变得严重。

4.3.3社会慈善事业因素

从理论上来说，实施教育救助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民间非营利部门或是个人。在目前城市贫困现象日趋严重而政府的财政能力难以全面承担起反贫困责任的现实情况下，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很难实现对于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特别是其子女的教育救助，这关系到贫困家庭将来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贫困家庭是否能真正脱离贫困。因此，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基本国情来讲，社会组织以及相关机构也应被定位为救助贫困群体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加大社会力量在反贫困中的作用有着极大的功能需求。从调查结果中得知：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能够得到社会组织或个人捐助的情况几乎没有，了解社会捐助及慈善的家庭很少。当前，社会力量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方面所起的作用确实十分微小，我国目前的社会捐赠很多都局限在高等教育阶段，而且社会各界对高校进行捐资也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如扩大捐资者的影响、从学校挑选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学生和帮助困难学生、巩固与学校各种合作关系以及校友回报学校培养等。⑧

5.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政策相关建议

5.1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救助体系

社会救助制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面临着理念、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的转型，在救助内容更新上提出拓宽开发性扶贫的思路，将教育救助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全方位、系统性、制度性，强调整体性与动态管理的社会救助体系尤为必要。北京市现有政策的实施所取得的效果应该给予肯定，特别是向城市投入的教育救助资金已经能更加集中地发挥作用。但是现有法规政策，或是只涉及到对贫困学生救助的某些层面，或是针对某项具体救助措施做出相应的规定，总的说来还很不完善。“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出台实施低收入家庭收入和财产认定、核查办法，建立低收入家庭救助标准调整机制。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进行专项审查，实行分类救助。因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强调生存、忽视发展的问题，分类实施发展性救助十分必要。而制度优化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效果的途径。例如通过设立针对某些贫困家庭特殊需要的附加保障如教育救助额外专项经费支持，要使社会救助更有针对性，即适当区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需要基本生活救助的人群不一定全部需要专项救助，应当将教育特别是实际生活中贫困家庭面临的专项救助的范围扩大。另外，促进贫困家庭就业扶持与救助，展开定期家长培训等内容也应放到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中来。

5.2建立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救助经费增长动态调整机制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2010-2020年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是教育经费投入的均衡配置。日本政府投入学校教育的经费在总教育经费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义务教育的经费在学校教育费中占的比例也较高。也就是说，日本政府对于义务教育的投资比其他教育领域要多，由此可见，其对于义务教育的重视程度。⑨建议我国建立社会救助系统中独立的教育经费投入监管体系，包括教育经费筹资与投入情况的外部审计监管、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的内部稽核监管与教育经费向社会公开的社会监管三部分。采用动态管理来规范和调整相应的教育救助职责，实时把握贫困家庭对贫困资金的使用情况，同时在制度上控制教育救助经费的筹资与投资，促进教育经费资金保值基础上，不断扩大救助比例。

5.3鼓励社会慈善事业发展

基于本研究对慈善捐助方面的调查，一方面，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社会捐助资金十分有限，社会组织及个人的捐助无论在整体数量还是自身能力建构方面，都还不足以应对社会现实的需求。另一方面，贫困群体对这一方面的救助渠道认知相对匮乏。政府应加强社会对于贫困群体特别是其子女教育的舆论宣传，强化教育扶助意识，尽可能提供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来鼓励社会组织及个人，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贫困学生的教育问题。同时，在制度上予以支持，例如通过建立一个用于管理救助物资的事业单位性质的中介机构，设在民政机构，并配备相应的事业编制，然后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企业、单位、学校等地方建立教育捐助的接受站。只有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管理体制，形成一个全社会捐助活动的网络平台，才能促使捐助活动社会化。同时，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对这些接受站的统一管理，使有限的社会资源达到效用最大化。从创新和长远的角度看，社会捐助活动应逐渐从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序列中转移出来，由非营利的社会公益组织来承担。我国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创造各种便利条件培养这些组织，推动他们快速健康成长。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9篇

关于家庭教育纳入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的探讨

对孝顺的新思考

家校联手引导孩子妥善处理“学生时代十大关系”

家庭教育与国际传播

实施“家文化”工程的思考——智慧家庭教育与企事业单位“一家人”文化

从实践案例中看独生子女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家庭教育策略

关于特殊儿童家长参与特殊教育的问题探讨

消除县域家长学校办学“高原现象”的实践研究

家校联动显实效和谐育人促发展——吉林省梨树县沈洋镇中心小学家庭教育工作经验回眸

当前我国农村小学生与父亲沟通的现状研究——以内蒙古某地为例

对西部农村幼儿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及思考

论离异家庭对未成年子女心理的影响

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音乐之美在家庭教育中闪光——艺术教育融入家庭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传播·激励·探索·指导——全国家庭教育现场会综述

2010“亲子阅读·书香中国”读书计划启动——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家庭教育对大学生品格发展无可替代

新世纪大学生“直升机父母”现象的教育反思

提高家庭教育工作水平的出路在于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家庭教育观的偏离

《周易·咸卦》之“感应”思想对家庭教育沟通中的启示

家长学校科学发展的五大办学机制

关于家长心理学校的探索及路径实践

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调查研究——以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为例

以青岛市崂山区为例谈农村留守儿童的隔代教养问题

家庭气氛对心理健康和学业戈就水平的影响及其营造

家庭环境对初中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

提高“80后”年轻妈妈育子素养的培训与研究

父亲参与幼儿家庭教育研究综述

马卡连柯的儿童游戏思想及其对现代家庭游戏的启示

加拿大家庭学校教育的发展及其启示

两代父母协同教育幼儿的个案研究

3～6岁流动儿童问题行为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

走向关怀与理解——基于青少年期亲子沟通现状的思家庭教育地位要强化

我国家庭教育管理体制刍议

家庭职业指导略论

浅谈成人群体中的家长学习

幼儿教育中家长教育能力的提高

浅谈家庭教师的兴起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家庭教育指导市场浅探

中小学课外教育需要创新思维

家园配合指导幼儿“保护环境、珍惜资源”的有效策略

变劣势为特势：在挫折中成长——基于“留守儿童”“留守”环境的思考

农村“留守幼儿”家庭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以广西宜州市怀远镇为例

在家庭教育中注重幼儿敏感期的教育及其训练——关于蒙台梭利的儿童敏感期思想的实践

幼儿家长教育观念的主要误区与指导的研究

试析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重庆市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报告

浅析家长学校的定位问题

依托社区，三方联动，构建“和谐育人”的理想教育网络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家庭教育；亲子关系沟通；子女性格培养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09-0000-02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普及以及现代科技不断向家庭教育进行渗透，传统的家庭教育受到猛烈的冲击，一旦改变它的形式，也将改变人们在家庭教育上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目前，家庭教育面临着教育内容片面失衡、教育观念守旧、教育方法方式单一等问题，使得家庭教育功能缺陷。而计算机辅助的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是用于家长教育的，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交叉领域学科，它针对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关键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一、研究现状

全国妇联调查组织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家长反映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不成功；95%以上的家长表示对如何教育孩子苦无良策；近80%的家长在喂养和教育孩子方面没有经过系统的、科学的培训，只是用经验法教育。面对儿女教育知识和技能的缺失，需要迫切地解决面向家长的家庭教育新模式。

伴随着家庭教育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全国家教工作“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的不断完善，家庭教育支出的不断增加，家庭教育越发引起广大家长的重视。尽管如此，面向家长的教育培训仍寥寥可数。

另外，调查显示，在中国，教育软件已经占领了整个软件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而现今的教育软件也主要分为家用教育软件、校用教育软件和远程教育软件。但是，大部分软件都是以孩子学习为目标，意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提高升学率，几乎很少出现面向家长的教育培训软件。尽管存在少数的家长培训机构，但因为大班教学的模式，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且价格高昂，费时长，难以保证效果，也不为多数人所接受，因此覆盖面低，推广性不强。

再而，家长获取教育方法的渠道一般为杂志、教育网站、论坛等，家庭教育知识零碎繁杂，家长难以抛下工作或者无法在如此浩瀚的网络和大量的杂志中获取相关有用的知识。因此，家长的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和专门性，无法保证其科学性。

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人们都很难从家长教育的角度去透视家庭教育中的问题，很少从怎样培训家长及其教养素质的角度去开展家庭教育工作，这是家庭教育领域研究的一种缺陷，也是本培训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二、计算机辅助的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目前人工智能水平的局限以及家庭教育方法对策研究的片面性，目前的培训系统仍难以做到针对特殊儿童的家长教育。同样，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适合在6至18岁的儿童的父母，旨在引导家长们发现教育中的存在问题并给予科学的方法对策。

在设计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前，我们根据前期的需求调研，确定了系统的目标与架构。本系统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家长更为客观科学地评价与教育孩子。对于系统的架构：1.我们通过调研提取家长关注的重点内容，即亲子关系沟通与孩子性格培养。2.针对其内容设计一套完整的测试系统用来准确评估目前用户与子女之前的沟通状况和子女性格。3.根据测试系统结果匹配相应的教育方法。4.将教育方法规划到日程安排上，使家长养成科学的教育习惯并跟踪家长对教育方法的实施情况。5.最后家长根据效果调整教育行为。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设计200多条具体可行的教育方法，并以任务的形式将相应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周期显示在日历中，旨在使家长养成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教育习惯，能持之以恒地运用。

对于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所需的内容，目前随着家庭教育理论的不断深入研究、网络的日益普及与资讯、论坛，特别是家庭教育网站的大量出现，使得系统所需要的资料来源十分丰富。为此，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设计具有大规模的资料库以满足系统的需要。

对于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的技术支持，采用新的界面框架WPF（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来实现友好的交互体验，提升培训效果；利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2010开发工具进行开发，实现了亲子沟通关系评测、子女性格评测、教育方法筛选和教育方法任务规划等基本功能，不存在难以冲破的技术问题。

三、计算机辅助的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的难点分析以及对策

计算机辅助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的基本思想是构建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量表测试—教育方法数据库，这个库包含有关亲子关系沟通和子女性格的测试量表，并且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匹配相应的教育方法。

（一）难点剖析

利用计算机建立系统的量表测试—教育方法数据库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亲子关系沟通量表。目前对亲子关系沟通的测试量表种类繁多，题目分布散乱且缺乏系统性，不能明确地指出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哪方面的沟通问题。而本培训系统旨在将亲子之间的沟通细分成几个具体的方面，让家长能够对症下药，改善亲子之间的关系。

2.子女性格量表。用于对性格测试的量表诸多，如艾森克个性问卷（EPQ），韦氏儿童智力量表等。然而，本培训系统需要一份能够专门针对孩子性格测试的量表，能够权威准确地测试出孩子的性格特征。

3.针对亲子关系沟通和子女性格的不同匹配相应的教育方法。现今关于家庭教育的书籍、杂志非常多，但是不一定每种方法都适用于每个孩子。本培训系统要求其教育方法不仅要有针对性，更要保证科学合理性，这需要通过查阅、整理一系列资料，最后给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二）对策研究

在建设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中，针对上述的问题，可以采取如下的解决方案：

1.对于亲子关系沟通量表的设计，我们首先引用亲子沟通的5个维度：发起交往，提供情感支持，施加影响，自我袒露，冲突处理。其中，“发起交往”指父母与孩子沟通的主动性，用于考察父母是否能够引导孩子进行交流；“提供情感支持”用于测试沟通双方是否愿意沟通、提供帮助、互相倾听以及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测试双方对互相的理解与接纳程度；“施加影响”考察家长能否以身作则，说服子女同意自己的观点或做法，以及父母能否尊重孩子的隐私等；“自我袒露”旨在说明一方能否主动或被动地通过语言或行为向对方传达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冲突处理”指父母与孩子之间能否用合理的方式处理冲突，包括亲子间能否换位思考等。根据这5个维度，系统能够生成量表同时给出每个方面的沟通等级，让家长能够明确地了解到自己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处于怎样的阶段，哪个方面还做得不足等信息。

2.对于子女性格量表的设计，我们采用了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它自七十年表以来，研究证实其信度和效度较好，也是在众多的儿童行为量表中用得较多，内容较全面的一种，是目前被公认为评估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最常用的工具之一。并且，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是一款面向家长的教育软件，而CBCL也是让家长根据孩子的行为表现填写的量表，符合系统的需求。CBCL量表中的测试题目分属9个综合征，分别是抑郁、分裂、交往不良、强迫性、体诉、社交退缩、多动、攻击性和违纪行为。家长完成这份量表后，系统会给出孩子性格特点的分析，能够使得家长了解子女在这九个方面的性格表现。

3.针对亲子关系沟通和子女性格的特点匹配教育方法的原则。

关于亲子关系沟通的培训：由于沟通细分成5个不同的维度，每个维度划分不同的等级反映家长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情况，因此系统会依据不同的情况匹配具体的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均遵从以下几个教育原则：定时沟通；尊重子女人格；鼓励表达；耐心倾听；宽容异见；解释规则。

关于孩子性格方面的培训：系统会针对孩子的性格特点匹配具体的教育方法，这些方法也将遵循美国的《父母》杂志和“保持孩子健康”网站相结合的10个训导原则：家长要给孩子做好榜样；家长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和信任的环境；父母要保持一致，态度要持之以恒；孩子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家长立规矩要趁早；家长要少对孩子说“不”；家长要表扬孩子的好行为；孩子发脾气或者大哭大闹时候要“忽视”他们，千万不能让步；家长不要打孩子，不要体罚；家长要分清奖励和贿赂；父母要讲究说话技巧。

同时，为了能够让家长更加行之有效地使用这些教育方法，系统会以日程安排的形式，使家长按照日程表实施。不仅令家长有“法”可依，还能为家长的实施提供了监督机制。实现了操作简单、科学教育、方便快捷的目标。

四、结语

一个现代家庭，能否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教育功能，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创造家庭幸福的重要基础。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利用计算机进行家庭教育也已经变得切实可行。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养系统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使家长学会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教育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并且，系统以日程表的形式安排教育方法，既可以让家长方便快捷地获取教育信息，又可以让家长持之以恒地实施教育，从而养成科学的教育习惯。

参考文献：

[1]宣兆凯.家庭教育研究的理论方法模型—家庭支持系统[J].教育研究,1999,(11):63-66

[2] Buhrmester,D., Furman,W., Wittenberg & Reis. (1988), Five domains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n pee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6), 991-1008

[3]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二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199~204

[4]雷雳,王争艳,李宏利.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J].教育研究,2001,(06):49-53

[5]张卫民.美国家长训导孩子培养好性格的十原则[EB/OL].

,2010,2010-04-21/2011-11-25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家庭教育；亲子关系沟通；子女性格培养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99 (2012) 09-0000-02

一、研究现状

二、计算机辅助的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的可行性分析

三、计算机辅助的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的难点分析以及对策

计算机辅助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的基本思想是构建一个具备一定规模的量表测试―教育方法数据库，这个库包含有关亲子关系沟通和子女性格的测试量表，并且根据不同的测试结果匹配相应的教育方法。

（一）难点剖析

利用计算机建立系统的量表测试―教育方法数据库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对策研究

在建设家庭教育方法对策培训系统中，针对上述的问题，可以采取如下的解决方案：

3.针对亲子关系沟通和子女性格的特点匹配教育方法的原则。

四、结语

参考文献：

[1]宣兆凯.家庭教育研究的理论方法模型―家庭支持系统[J].教育研究,1999,(11):63-66

[2] Buhrmester,D., Furman,W., Wittenberg & Reis. (1988), Five domains of interpersonal competence in pee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5(6), 991-1008

[3]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二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199~204

[4]雷雳,王争艳,李宏利.亲子关系与亲子沟通[J].教育研究,2001,(06):49-53

[5]张卫民.美国家长训导孩子培养好性格的十原则[EB/OL].

http://group.hudong.com/tiancai/doc/jRQNBCFgWAlNdAkJF.html,2010,2010-04-21/2011-11-25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空巢”家庭思想道德教育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及理论探索

经过课题组一年多的研究总结，探索出较为适合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实际的干预策略：即从家庭、学校、社会和慎独（自身）“三维一体”中着手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

家庭中家长以填补孩子缺失的亲情为契机，通过明确法律赋予自己监护子女的责任，担起教子职责，调整外出方式，与学校和孩子定期联系，进行心理沟通；学校是孩子学习的主渠道，是个性发展与完善，思想道德培养的集中场所，因此学校应该自身不断完善和落实针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社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有机群体，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应该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干预，出台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以社会团体等民间组织为协助共同实施关爱，整合形成良好健康的社会环境来无形中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思想道德进行感染教育；慎独教育就是在“三位”教育发挥有力的长效机制作用后，孩子形成全面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同时具备一定自控自治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二、课题实践探索及成果总结

近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引发了一批特殊群体――农村“空巢”家庭子女。因受客观环境因素影响，这类孩子的全面发展受到严重挑战。经调查研究，我们认为在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家庭、学校、社会和自身教育中探求一条行之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与策略，供政府、教育系统和家长合理解决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这一突出问题。

1．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在“三维一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解析

问题为：家庭教育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的断层；学校教育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的乏力；地方政府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发展缺少关注；农村“空巢”家庭子女在社会环境中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

2．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在“三维一体”教育中的解决途径

经过课题组对大量资料的分析与梳理，找好切入点，以及对会宁部分地区的抽样问卷调查认真剖析研究，对现有某些地区正在施行的、正在探究的方法和策略进行借鉴，本课题组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应对措施归结如下：

（1）家庭教育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的补救策略

家长应增加与孩子沟通的机会；家长尽力全面担起教子之责；调整好外出方式；家长加大与监护人的联系；家长应主动与学校紧密联系。

（2）学校教育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策略的落实

学校应将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教育纳入管理目标；学校应建立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成长档案；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构建和谐蓬勃向上的人际氛围，让学校成为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精神乐园；学校与政府结合营造良好的校园周边环境；加强班级管理，创造和谐班集体；充分发挥各门学科的作用，使其强力渗透思想道德教育；开设心理课程，加强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工作，为留守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借助同伴教育，开展心理互助，引导农村“空巢”家庭子女在互助中快乐成长；创建寄宿制学校，寄宿制学校是解决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生活、学习、教育问题的一种尝试，寄宿制学校可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搭建平台；启用家校联系卡，建立定期或不定期家访制度；开办网络互动平台，建立网上家教专栏、开通热线电话，使得在外打工的家长上网同样学得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法规，了解学校的课程设置，学习成功的家教经验。

（3）社会教育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思想道德教育的策略

①政府策略有待完善

改革现有制度，政府应将农村“空巢”家庭子女问题同解决“三农”问题、同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并统筹计划解决；实施监督有关政策的落实；建立并完善农村教育和监护体系，成立关心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教育指导机构；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负责对它们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改革现有的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体制；建立农村“空巢”家庭子女托管机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加强关爱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社会宣传；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发展学前教育；发展更多的示范性家长学校；合理配备农村教师资源，完善农村教师工资机制，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水平；党委、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问题的调查研究。

②社会干预策略

社会上各种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团体，对农村“空巢”家庭子女进行帮助和关爱，倾献爱心是应有的责任，应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和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共同关爱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具体有：“代管家长”模式；开展征询“爱心妈妈”、“爱心爸爸”活动；设立农村“空巢”家庭子女基金会；开办“阳光课堂”。在外出人员比较多，“空巢”孩子比较集中的地方，积极提倡民间开设“阳光课堂”；群团组织应该承担起责任。

（4）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自身教育

为了使自己能够健康地成长，除客观条件之外，还需自身的不懈努力。如自己的远大理想的树立，兴趣爱好的抉择，学习态度的取向，勤奋刻苦的程度，自我约束的能力，待人处事的方式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自己的成长和发展。

三、课题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探索，通过收集、整理与分析材料研究得出，要解决农村“空巢”家庭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作为保障机制；要求家庭、学校、社会形成教育合力，自身不断努力，不断完善，才能保证教育工作的顺利实施；管理网络的构建，即以时间流程为主线，以学生自我教育为主体，学校教育为主导的三维网络，使每个学生时时处处落在管理网络之中，辅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内容的教育系统工作体系，是较有管理效能的。如图：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3篇

在对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个体观”路径的困境进行分析，基于生态系统观提出应在系统的情境中认知个体需求和提供关爱服务，并尝试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提出关爱留守儿童群体的“家庭生态系统观”。研究认为，在家庭生态系统内部，需在时间系统上注重事先干预，保证留守儿童家庭抚育决策时机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社会性时间”发生的一致性;重视支持留守儿童家庭功能实现的意义，强调家庭责任与权力的共存。在家庭生态系统的外部环境中，认为应首先定位好家庭的基础性角色，完善主体间的联动机制;积极投资家庭，加强家庭能力建设，通过改善家庭生态系统间接关爱留守儿童，最终营造公平制度环境，形成关爱留守儿童及家庭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生态系统;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引言

2015年，贵州“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死亡”震惊了整个社会;而更令人震惊的是，此次惨剧与三年前震动全国的“五名留守儿童取暖闷死垃圾箱”事件都发生在该市七星关区。人们在质问为什么又是毕节之时，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为解决留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国内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也从最初对留守儿童人口特征、现状的全景描述，开始转向构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干预研究，并围绕如何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纷纷开展探索。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实践虽然回应留守儿童的关爱需求，也确实缓解了对留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但留守儿童悲剧的频频发生证明越过家庭、直接面向留守儿童的“个体观”关爱服务路径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实践成效。笔者认为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历程是个体以家庭为基地、成员间共同互动组成的家庭生态系统与外部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只有在生态系统的情境中，在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适应外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才能完全认识留守儿童的个体发展。因而，影响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路径选择的因素，不仅涉及留守儿童个体的微观层面，而且与广泛的社会情境中如何帮助和支持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功能发挥息息相关。创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路径。

二、问题的提出

西方福利国家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就已通过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干预家庭抚育儿童事务，其中对儿童福利供给实现路径问题的探讨，一直是西方福利国家的研究议题。相关研究以家庭生态系统功能实现的价值理解作为研究起点，并将其作为影响儿童福利政策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欧盟不同国家间福利制度进行比较后发现，很多国家的福利供给路径往往是基于国家对家庭功能实现机制的不同研判进行构建的［1］;有学者围绕国家与家庭在儿童福利供给中的关系归纳儿童福利类型，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家家长主义”所强调的国家干预路径，还是“家庭父母权利论”和“家庭结构论”所强调的家庭主导路径，或是儿童权利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多元路径，都就以下两点达成基本共识:一是确立国家儿童福利供给的主导地位。当家庭抚育儿童模式无力承担责任、面临失灵之时，国家作为儿童终极监护人天然具有干预家庭儿童抚育事务的责任;二是西方学者在国家和家庭责任界限不断重新界定中，不仅注重国家层面的儿童福利供给，而且开始重新重视支持家庭功能实现在儿童福利供给的作用，并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角度支持家庭积极行使育儿责任［2－4］。西方福利国家虽然与国内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完全不同，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对于家庭功能实现意义的重视及所强调的国家儿童福利供给的天然性和介入方式的合理性，值得学习和借鉴。国内学者对于如何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根据国家介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方式的不同，主要形成以下模式:一是国家干预模式。此模式认为国家应当在家庭出现困难或危机时，以事后补救方式向留守儿童个体提供服务。如社会支持理论下设立留守儿童专项基金，“替代”视角下开展的“寄宿制学校”、“家长”、“机构托管”等关爱服务模式等;但与此同时，该观点担心为育儿父母提供制度化支持会削弱其责任意识、破坏家庭内互助传统，所以其首先强调的是留守儿童父母的养育责任与义务，遵从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家本位下的育儿责任分配，将育儿视为家庭私领域，希望家庭尽可能承担养育责任，并对父母监护权进行监督［5－6］。二是儿童权利中心模式。该模式强调留守儿童的能力、主动性和参与权，相信留守儿童拥有支配生活、建立自信的主动性和能力，进而使其拥有权力，参与自身相关问题的决策。如通过“赋权”等方式支持留守儿童组建留守小队［7］。三是家庭权利中心模式。国内一些学者较早关注到了家庭在国家—个人关系中的“中介”地位和政策工具作用，并在其影响倡导下逐渐形成家庭权利政策模式［8－9］。该模式强调对家庭的支持作用，认为家庭既是责任主体，也是需要国家支持的权利主体，如提出了“支持、投资家庭”、“通过立法或公益捐赠等形式，确保留守儿童家庭的亲子团聚权”等建议。从上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实践模式可以看出:现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主要延续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面向个体的福利供给思路，不仅忽视了留守儿童的年龄意义和家庭抚育间的关系，而且走的是一条以政府为单一责任主体、“事后补救”、强调家庭责任取向的“个体观”路径。我国家庭变迁背景下家庭功能的日趋失调及儿童福利供给中“支持家庭”的缺席所带来的弊端都启示我们，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有效运行需跳出家庭责任取向下“个体观”路径的思路。尽管不少学者赞同家庭权利取向路径，但国内对于此路径的探讨多停留在关爱行动的经验层面，不仅少有学者针对留守儿童提出系统的、可操作的关爱服务政策去帮助整个家庭照顾、关爱留守儿童，而且对于该采用何种路径展开工作、进而深化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学者们也没有达成一致性看法。

三、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个体观”路径的困境分析

研究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路径选择问题，研究思路上要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10］，首先将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生活放置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偏向城市的“功利性”国家发展模式之中进行考察，从宏观上了解留守儿童问题出现的根源;而如果“家庭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是由新境遇的特点、策略的习惯行动方式以及其所察觉的需求和选择所建构”［11］，则还需考察“留守生命体验”微观层面的社会化生态环境。即在与家庭、社区、学校及政府等主体的互动中探讨留守家庭结构缺损背景下，到底国家应通过何种路径为留守儿童提供关爱服务。本文认为需关注留守儿童社会化的两个阶段，即家庭内、家庭外社会化。选取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省X市寄宿制小学———塔集镇中心小学的一留守儿童小刚(化名)作为个案分析对象，在对家庭生活史访谈资料质性研究基础上，按照其家庭内社会化过程和家庭外社会化过程展开介绍。

(一)家庭内社会化阶段:家庭责任取向下的抚育能力下降和家庭策略失灵在家庭内社会化阶段，我国目前家庭责任取向下的“个体观”路径关爱服务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受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人们对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寄予厚望，强调并希望家庭承担起照顾子女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家庭育儿责任;但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和家庭变迁却使农村家庭保障根基遭受破坏，随着家庭抚育能力自生性不断减弱、家庭策略日趋失灵，家庭难以有效承载育儿的责任。而小刚兄妹家庭内社会化经历也正反映了这种两难境地。小刚的父母结婚后于2006年和2008年生下一男一女。为解决沉重的生计压力与减轻育儿负担，小刚出生后其父就南下到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由于离家远、工作假期少，小刚父亲只有过年才回家团聚，平时通过电话和家人联系。由于爷爷、奶奶过世早，家里照顾孩子、操持家务都由小刚母亲承担;在对小刚母亲的访谈中进一步得知，家里除了孩子免费接种疫苗等母婴保健方面可获得国家支持外，孩子遇到看病缺钱等困难时也多是向亲戚等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寻求支持，而非求助于国家。到了2011年，为过上正常家庭生活、解决分离之苦，小刚父亲把妻子、兄妹二人一起接到东莞生活。2012年即将到入学、入园年龄的兄妹二人，因非东莞本地户口，入学和入园需缴纳不菲的“赞助费”，尽管多年打工有了一点积蓄，但高昂的费用还是让一家人犯了愁。加之工厂经济不景气、打工收入下降，小刚父亲面对“家庭温情”和“孩子教育机会”，无奈选择了后者，不得不让妻子和小刚兄妹二人离开东莞，回河南老家上学。在留守儿童家庭内社会化阶段，我国目前家庭责任取向下留守儿童关爱的“个体观”路径已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具体原因有两点:一是家庭责任取向下的家庭抚育能力下降。家庭被赋予了充分的政策想象空间，但受人口和社会双转型影响，小刚一家正面临由于家庭成员离散造成的不稳定性增加、家庭功能趋于失调等问题，尽管其能提供较好的生活物质抚育，但其承担传统社会抚育责任的能力已严重下降。二是传统家庭抚育策略日趋失灵。从家庭抚育策略视角看，小刚父亲将一家人接到东莞是其主动适应社会转型的体现。但囿于城乡二元制度藩篱和“功利性”国家发展模式，异地打工时很难以最稳妥的家庭“双系”抚育方式将孩子带在身边，其子女也难以享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待遇;小刚一家受制于“经济吸纳、社会排斥”的制度体制返回原籍，尽管其母亲承担着照顾兄妹生活的责任，但社区、邻里守望互助资源日趋式微下的“单系抚育”策略，难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物质生活抚育和社会抚育压力，并使得家庭不完整、不稳定所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

(二)家庭外社会化阶段:介入服务的角色定位不清，关爱主体间关系脱节此阶段，学校、同辈群体等与家庭一起构成了影响儿童家庭社会化的主要环境;而这一阶段社会化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进行社会文化教化传递、完成“社会继替”［12］。而此时儿童家庭外社会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农村寄宿制学校，无论是国家中小学的教育布局调整到“两基”攻坚，还是到应对留守儿童关爱不足问题，均被当作重要的政策工具。国家制度层面推行的“撤点并校”以及寄宿制中小学建设，在和家庭抚育的互动中正型构着小刚兄妹的生命历程和人生轨迹，影响着小刚兄妹家庭外社会化的发展。2013年9月，小刚到了上学的年纪，因该镇2001年就已开始推行撤点并校、集中办学，所以小刚只能到离家足有4公里远的镇中心小学上学。为了免于上学的奔波，小刚母亲带着女儿搬到学校附近租房住，开始了陪读生活。2014年年初，为解决留守儿童和偏远地区儿童的义务制教育和生活问题，塔集镇教育部门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发展寄宿制学校。7月份新改建成的塔集镇中心小学成立，有职工68人，学生1210人，其中寄宿生592人，成为该地区最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小学。9月份，小刚母亲安排好兄妹俩寄宿后，同年10月份到东莞和丈夫一起打工。住宿期间，小刚兄妹的伙食相较于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留守儿童好，因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会经常去食堂打点新鲜的蔬菜和肉类;学费方面，兄妹俩并不符合国家“两免一补“相关政策，每学年每人要交280元的寄宿管理费和80元的课本作业费。这样算下来小刚兄妹每年总计会有将近4000多元的食宿、生活和学习费用，小刚兄妹俩的教育费用相较于非寄宿制学生增加明显，这也给家庭造成了额外的经济负担;在生活照顾方面，虽然学校每3个宿舍会配一个生活老师，但因”僧多粥少“、管理考核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难以照顾到每个学生，小刚兄妹俩的生活大部分需要自理;而更让人担心的则是心理照顾方面，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尽管学校定期组织开展父母和留守子女间的”亲情电话“、”谈心屋“等弥补留守儿童感情缺失的活动，基本的父母关爱和亲情温暖难以进行简单替代。据孩子反映，每周最不愿过的就是周末，因为老师和很多同学们都回家了，在文化生活封闭的校园中他们感到孤单苦闷，特别想家，但有家难回。通过上述案例，一方面可以看到，被列入《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的寄宿制学校建设，作为一种直接面向留守儿童个体的关爱服务平台，凭借老师的亲情、同辈群体的友谊一定程度上确实弥补了留守儿童关爱不足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以“家庭式的学校管理和校园生活”、“家长式的教职工”等方式来为寄宿制留守儿童提供的关爱服务，并没有收到预期成效。结合案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介入的角色定位不清。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关爱服务介入的价值取向不清。寄宿制学校建立的初衷是解决撤点并校后上学远、上学难以及减轻家庭的交通费等育儿负担，被许多省市地方政府作为解决留守儿童关爱不足问题的一剂“良药”。但实际过程中却发现，寄宿生活不仅没有减轻农村家庭的育儿负担，而且造成了留守儿童弃学现象的增加。这与“我国公共政策中家庭价值取向的摇摆不定”有着莫大关联［13］;另一方面是留守儿童年龄意义下的关爱服务介入角色错位。对于留守儿童而言，寄宿学校开始逐渐超过家庭成为影响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因素。虽然采访中塔集镇中心小学校长也谈到希望为孩子们提供一个“离开父母、不离爱的大家庭”，但任何机构都难以完全替代家庭这一“原始性结构”来满足留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需求［14］，应慎言将寄宿学校作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中的“万灵药”来替代家庭抚育和父母关爱，这一点也早已被国外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二是关爱留守儿童的主体间缺乏有效链接，关系脱节。留守儿童家庭外社会化需要通过家庭、儿童同辈群体、师长以及大众传媒等家庭生态系统各主体间的互动共同完成中介社会成员间的交流。但调查中却发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多元主体间的关系脱节，缺乏有效链接。一方面，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脱节。塔集镇中心小学囿于教育经费有限、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师生比一直不高，这些留守儿童学业上难以获得学校老师及时的督促与指导。生活上，寄宿制小学又因错位的替代角色，学校老师和家长之间缺乏经常性的互动与反馈，因而小刚和妹妹出现成长烦恼和心理问题也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和排解;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等外部环境主体都被赋予了关爱留守儿童的职责(如在“毕节四名留守儿童集体服毒死亡事件”的紧急事态下，政府相关负责人被问责停职、教育部门和学校老师也被处分)，但调查中发现当地确实存在政府部门、学校等服务主体间“无专属责任”的现象［15］，主体间缺乏必要的协同合作，彼此难以形成服务合力。从上述案例分析中可以得出，目前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实行的是家庭责任取向的“个体观”路径。在家庭内社会化阶段，尽管仍寄望延续传统家庭育儿的自主性，但在留守儿童家庭抚育能力下降以及家庭策略日趋失灵的背景下，忽视了当下家庭生态系统输入与输出间的严重失衡状态。在“功利性”的偏城市发展模式下，国家不仅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政策支持，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像小刚这样的农村家庭生态系统中汲取资源，而此种资源的单向输出，不仅会加速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正熵值的增加，而且会增强农村家庭生态系统的无序性，从而加速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崩溃。在家庭外社会化阶段，国家推行的寄宿制学校建设既忽视了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微观层面的家庭自我能力建设，又因其外部环境输入服务的角色不清和输入主体间脱节等原因，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家庭亲情需求，而且极易造成家庭抚育在留守儿童家庭外社会化关键阶段的失语。

四、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路径建构

沿着家庭责任取向“支持个体”路径演进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被实践证明难以真正满足留守儿童需求和提高关爱服务的成效。放弃单纯依靠传统强调家庭责任的“个体观”路径，转而采取“家庭生态系统观”来指导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创新，或是我国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可行路径。为探讨这一问题，借鉴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对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家庭生态系统观”路径进行论证。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分析范式，在发展理论指引下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对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詹姆斯•梅志里(J．Midgley)、吉登斯(A．Giddens)、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谢若登(M．Sherraden)等。其理论的基本思想理念是，在政策重点上，其重点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社会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强调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基本功能上，强调社会投资，认为其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手段;在思维方式上，相对于传统社会政策的事后干预思维，其更注重对社会问题进行事先预防，重视“上游干预”［16］。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政策与经济协调发展下的生产论，认为社会政策是生产力，它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保障作用;社会投资论，认为通过再分配政策将社会资源用于人力、社会资本的投资，由缺陷干预转向提升个体和家庭的能力建设;社会政策对象的整体系统论，认为社会政策的对象是全体成员，将传统救助的特殊对象转变为对个人和家庭福利系统的整体提供;社会政策的事先预防论，强调将发展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起来，反对事后补救型的救助，主张通过对“上游干涉”来影响个人的社会竞争力，从而减少不利困境的因素［17］。尽管发展型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引入国内的时间不长，但目前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如张秀兰、徐月宾等人通过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研究而较早提出了“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8］，另一些学者则从该视角分别就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18］、社会保障体系建设［19］等展开探讨，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

(二)构建“家庭生态系统观”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从生态系统观出发，“家庭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指要理解留守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就必须将其放置于家庭生态系统之中，“除非是在系统的情境中，否则无法完全认识个体的发展”［20］;另一方面，是指要从更广泛的社会情境来看待家庭生态系统的功能发挥，即留守儿童所处的家庭生态系统也是嵌套于宏观系统、外观系统、中介系统和微系统等一系列系统层级中的，其在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互动中会影响家庭自身生态系统的功能，进而影响到留守儿童的发展。因此，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以生态系统观为导向，从家庭生态系统的时间系统、家庭生态系统内部的微系统以及家庭生态系统外部的环境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等三个层面，来论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家庭生态系统观”路径构建问题。1、时间系统:注重事先干预，保证家庭抚育决策时机与个体“社会性时间”发生的一致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家庭生态系统观”路径的时间系统，不仅要把个体的生命历程置于社会变迁背景下考量重要事件对于个体的影响，而且还要从个体的特殊年龄意义出发关注个体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社会性时间”。对于身处特殊年龄段的留守儿童来说，其社会性时间是指他们按照社会期待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而按照纽加尔顿的“标准时间表”理念，为促进留守儿童家庭外社会化的顺利实现，应保证留守儿童家庭抚育决策的发生时间(如父母亲一方留守下的“双系生活抚育、单系社会抚育”等家庭抚育决策)与接受学校义务制教育的社会性时间重叠。这种与留守儿童个体生命历程的“标准时间表”高度保持一致的家庭决策发生时机恰当与否，直接决定了其对于留守儿童早期社会化的影响程度。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目前仅仅对留守儿童提供应急或修补性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更应重视对其社会化发展的预防性事先干预，并将留守儿童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才能使留守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可持续进行。为家庭抚育决策时机与留守儿童个体生命历程中接受学校教育“社会性时间”发生的一致性创造条件，一是通过促进外出务工人员“就近就业”、为留守母亲提供就近就业培训等形式，努力创造条件鼓励父母亲一方留守看护和照顾幼儿，不仅利于家庭抚育决策的实现，而且利于家校教育联动合作机制的建立;二是针对目前撤点并校后给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所带来诸多弊病，建议相关部门应制止过度地撤并农村学校之风，并尽快通过科学规划、立法等形式为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提供依据，从最基层的村小教育和社区生活底层型塑开始，力图保证留守儿童在“恰当时间”(Timing)按照社会期待接受学校教育、顺利实现社会化。2、微系统:重视支持家庭功能实现的意义，强调家庭责任与权力的共存对于家庭内社会化阶段的留守儿童而言，家庭微系统是个体活动和交往的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环境;生态系统观下家庭生态系统内的亲子关系、父母关系的互动，会对留守儿童产生最为关键和基础性的影响。因此，政府主导下为日益恶化的留守家庭生态系统提供支持和援助也是发展型社会政策应有之义。一是明确帮助和支持家庭生态系统发挥育儿功能的意义。在家庭生态系统日趋恶化的背景下，要提高关爱留守儿童的成效，首先就得改善留守儿童生活的家庭微系统功能，使家庭微系统内亲子保护性因素能对留守儿童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二是注重家庭责任和家庭权利的共存。需要明确的是必须首先强调留守儿童父母应负有首要的抚育和保护责任，但同时也要认识到留守儿童的家庭困境和其策略失效也决定了国家责任的必要性;国家在给予留守儿童家庭帮助和支持的同时，应通过制度文本设计附带条件(如要求其参加劳动技能培训等)保证或监管其行使育儿责任，正如“第三条道路”观点所强调的，“公民必须先尽责后享受”。3、中系统:明确微系统互动中家庭的基础性角色，完善主体间的联动机制中系统是家庭、学校、社区等各微系统之间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作为中系统的组成部分，家庭与学校、同辈群体等微系统的互动关系也影响着留守儿童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家庭生态系统甚至决定着其他微系统对留守儿童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所以，首先要在重新定位家庭功能基础上，界定清楚家庭在微系统互动中的基础性角色，明确正是家庭“原始性资本”的特性决定其难以简单被寄宿制学校、社会救助和保护机构所替代。良好的家庭环境不仅有利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减少社会化过程中各种不良行为的出现，而且也有助于储备未来潜在的人力资本;其次，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主体间的联动机制。针对案例中寄宿制小学建设的主体间脱节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在农村小学教育布局进行修正的基础上，立足于建立“家村校”的三级联动机制，旨在通过家庭、农村社区与学校的密切合作，综合利用各种资源，形成各主体共同参与、合力保护局面，从而促进留守儿童全面发展。4、外系统:积极投资家庭，加强家庭能力建设，改善家庭生态系统外系统是留守儿童未直接参与、但却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如现行的社会保护政策和制度等。为承担育幼责任的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和服务帮助，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为提高关爱留守儿童的服务成效，首先需要调整关爱服务的配给和组织方式，即纠正单纯以个体为单位提供关爱服务弊端，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公共服务，积极投资家庭、发展家庭能力，改善家庭生态系统，进而间接促进留守儿童的社会化顺利实现。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国家可以对留守儿童家庭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如义务制教育中将其子女列入“两免一补”的对象;二是提供社会服务支持，在育幼、医疗等一些基本社会服务领域采取支持性措施，以减少家庭抚育成本，如通过政府、企业、社区等的联动为留守儿童父母创造就近就业机会，促成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在平衡工作———家庭的关系基础上从“出口”方面减少农村留守儿童;三是加强家庭能力建设。依据社会支持服务的目的、目标人群的不同，政府可通过直接提供或间接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等方式，通过社会工作介入等形式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指导以及家庭婚姻关系咨询等服务，提高和提升留守儿童父母的抚育能力和教育水平，通过改善家庭生态系统间接满足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等基本的需求，从而促使其健康成长。5、宏系统: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形成支持和投资家庭的文化氛围布朗芬布伦纳指出，处于最外层的宏系统是共存于微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中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系统，其实际意义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社会化的发展。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出发，“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因此根本之策还在于首先要注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从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政策也是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打破以往将其视为经济发展负担的错误观念，营造公平、合理的体制政策环境，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的城乡差异、以财政支付转移手段为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平衡进行物质、资源和服务等形式的社会投资;其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关键是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支持家庭、投资家庭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即形成一个政府、学校、社区等都有责任、动机和行动支持家庭、帮助家庭行使其功能的制度框架。

五、结语

如何有效地为留守儿童提供有效的关爱服务，不仅关乎我们国家未来和民族命运，而且更能“展示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灵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在于此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城乡二元区隔体制的消除、偏经济导向“功利性”国家发展模式的变革，而且牵涉到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后布局的再调整等诸多问题。尽管如此，此问题背后的实质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如何合理调整国家、社会与家庭三者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关系模式与角色定位。对此，围绕着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路径选择问题，在分析家庭责任取向下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支持个体观”路径弊端的基础上，以生态系统观为导向，提出在家庭生态系统的情境中全面认识留守儿童个体的发展需求和提供有效的关爱服务，并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尝试从家庭生态系统的时间系统、内部微系统以及外部环境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三个层面来建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的“家庭生态系统观”路径。即在留守儿童家庭生态系统的时间系统层面，要注重事先干预，保证家庭抚育决策时机与个体“社会性时间”发生的一致性;在微系统层面，重视支持家庭功能实现的意义，强调家庭责任与权力的共存。在家庭生态系统外部环境的中、外、宏三个系统层面，首先要在微系统互动中定位好家庭的基础性角色，完善主体间的联动机制;其次，积极投资家庭，加强家庭能力建设，从而通过改善留守儿童的家庭生态系统间接关爱留守儿童;最后要营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最终形成支持和关爱留守儿童家庭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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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　残疾儿童　家长教育　需求

分类号　G760

1　前言

家庭是残疾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场所，也是实施残疾儿童早期干预的理想环境。父母比专业人员陪伴孩子的时间较长，可协助幼儿的成长。有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教育活动，可协助残疾幼儿有效地成长、适应与发展，促进其融入主流社会。父母参与残疾儿童教育能促进儿童学习表现，改善亲子关系。

家长教育(parental education)，台湾学者译为“亲职教育”，是为了帮助残疾儿童的家长更好地扮演父母角色，解决其教养问题，提供与残疾孩子发展相适应的教养子女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指导家长以正确、负责的态度帮助残疾子女发展与成长，建立家长的信心，维持家庭的正常功能，从而成为更加有效能的父母的教育。对残疾儿童家庭开展家长教育能促进父母参与，提高特殊儿童的认知、沟通与语言表达和行为能力。实施家长教育训练，能提升父母的教养知识与技巧、改变教养态度。开展残疾儿童家长教育，是预防和解决残疾儿童家庭压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国外关于残疾儿童家长教育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和深入研究。一般是通过立法保障残疾儿童家长教育服务的实施，对父母的援助已成为特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美国从1986年在全国启动了“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计划”，障碍儿童及其家庭能在最短时间内接受到专业人员的服务与指导，几乎所有的0-5岁家长都享受到相关的家长教育服务。

台湾2009年修订的《特殊教育法》规定：“各级学校应提供特殊教育学生家庭咨询、辅导、亲职教育及转介等支援服务”。中国大陆由于具体的国情不同，残疾儿童家长教育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的重视，但相关领域的研究和实践与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无论在立法、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还比较薄弱，尚处于探索阶段。一些机构虽然已开展家长培训以及家庭服务等实践尝试，但还处于摸索阶段。只有在一些有关残疾儿童家庭需求的研究中涉及到残疾儿童家长的教育需求。但具体到以增进家长教养知识和技能的残疾儿童家长教育的专题研究很少，只有零星的研究报告。国内关于残疾儿童家长教育方面的实证研究比较薄弱。现有研究取得的成果和获得的经验还很零散，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

由于残疾儿童家长教育程度、经验背景的差异，父母教育需求的内容和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各学前康复服务机构在实施家长教育和培训之前，有必要对家长进行需求评估，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为家长提供服务和支持。

本文于2011年1月-6月对北京市313名0～6岁残疾儿童的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能全面地了解目前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的教育需求情况，探讨影响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为今后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开展有效的家长教育服务提供理论依据，为政府部门建构残疾儿童家庭服务支持体系提供参考。

2　调查对象及方法

2．1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家庭背景资料调查表》，旨在了解儿童和家庭的基本数据；第二部分《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调查问卷》。该问卷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北京市实际自行编制而成。本问卷把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内容划分为五个维度，共有36题。其中：残疾儿童相关的法律政策需求6题、康复服务信息需求5题、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10题、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6题、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8题，开放题1题。该问卷主体计分方法如下：采取李克特式五点式量表记分，选项由“非常需要”、“需要”、“不确定”、“不需要”、“非常不需要”，依序给予5、4、3、2、1分，用以测量家长教育需求程度。其得分代表被试者判断家长教育需求高低的依据，分数越高，表示需求越高，反之则越低。

2．2　研究对象

2011年1月-6月选取北京市公立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民办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和公立特殊教育学校的北京籍0～6岁残疾儿童家长共334人，其中有效样本313人。包括智力残疾儿童家长74人，肢体残疾儿童家长56人，精神残疾(孤独症)儿童家长41人，听力残疾儿童家长73人，言语残疾儿童家长10人，视力残疾儿童家长3人，多重残疾儿童家长56人，其中残疾儿童父亲73人，残疾儿童母亲203人，残疾儿童亲友37人。问卷中儿童的年龄在0～6岁之间，平均年龄4．5岁，男孩203名，女孩110名。

2．3　调查方法与统计

问卷直接发给残疾儿童家长，每户一份，独立完成，由调查员现场解决问卷填答过程中家长的疑惑。35个单项合成5个维度，分别为法律政策需求、康复服务信息需求、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分析方法为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数据统计用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调查问卷信效度分析

3．1．1　信度分析

本文采用重测信度：随机选取20位残疾儿童家长，月初和月末分别对同一批家长测量一次，观察各维度前后两次测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显示，5个维度前后两次测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在0．68以上，P值都小于0．01，说明调查问卷的重测信度较高。

3．1．2　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内容效度：专家评判所选题项是否符合测量的目的和要求。专家团队聘请了北京市残疾儿童康复领域专家9名，包括特殊教育学专家3名、儿童康复专家3名、流行病学专家1名，培智学校校长2名。通过专家评审和修改，本调查问卷得到了专家的广泛认同，测评的内容符合评价的目的和要求。

3．2　数据基本情况

3．2．1　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状况

由表1可知，残疾儿童家长的教育需求愿望非常强烈，总问卷平均得分4．350。五个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维度的样本平均值从高到低排序为：法律政策需求、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康复服务信息需求、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从整体上看，法律政策需求、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强烈，样本标准差小，有较强的需求一致性。而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有较强需求，但得分波动较大，个体需求存在不同。

3．2．2　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各维度状况

进一步细致考察每个维度中每个问题的得分。从表2可知，法律政策需求中家长最需要了解与孩子相关的康复保障政策(如康复救助、康复补助等)，其次是医疗保障政策(如医疗补助、医疗保险等)；从表3可知，康复服务信息需求中家长最想了解残疾儿童家长培训信息，其次是关心可以利用的咨询与求助渠道信息；从表4可知，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维度中家长最想学习如何发现并发展孩子的优势能力，其次是学习如何塑造孩子的积极行为；从表5可知，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中家长最想学习简易家庭康复训练方法，其次是学习如何与专业人员合作一起指导孩子。从表6可知，尽管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平均分相对略低，但个别需求仍然很强烈，如学习积极应对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3．3　单因素方差分析

本文以五个需求维度为因变量，分别与如下¨个自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再对存在显著差异的自变量作两两均值比较。这些自变量为：填表人与孩子的关系(父亲、母亲、亲友及其他照顾者)、填表人年龄(30以下、31-40、41-50、50以上)、填表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及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家庭人均月收入(500以下(含低保、低收入家庭)、500-1000、1000-2000、2000-3000、3000-4000元、4000以上)、户籍类型(农业、非农业)、孩子性别(男、女)、残疾类型(智力、肢体、精神、听力、言语、视力、多重)、残疾程度(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孩子接受康复训练的情况(从未接受、接受过)、家庭形态(已婚、离婚、分居、丧偶、其它)和填表人的健康状况(良好、一般、多病但可以照顾自己、生活不能自理)。结果见表7至表12。

从表7可知，填表人与孩子的关系在所有5个维度都有显著差异，其中父亲、母亲之间无显著差异，父亲、母亲教育需求显著高于亲友及其他照顾者。具体表现为：法律政策需求维度，F=7．30>F0.05(2，313)=3．025，父亲、母亲法律政策需求显著高于亲友及其他照顾者(p

从表8可知，填表人年龄在所有5个维度都有显著差异，其中30以下、31-40、41-50显著高于50岁以上。具体表现为：法律政策需求维度，F=4．01>F0.05(3，313)=2．63，填表人年龄30以下、31-40、41-50法律政策需求显著高于50岁以上(p

从表9可知，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个维度(法律政策需求、康复服务信息需求、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有显著差异，其中500以下(含低保、低收入家庭)在3个维度都显著高于其他收入人群。具体表现为：法律政策需求维度，F=3．54>F0.05(5，313)=2．24，500以下的家长对法律政策需求显著高于500-1000、1000-2000、2000-3000、3000-4000元、4000以上(p

从表10可知，孩子接受康复训练情况在2个维度(法律政策需求，F=5．56>F0.05(1，313)=3．87，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F=5．66>F0.05(1，313)=3．87)有显著差异，其中孩子接受过康复训练的家长在2个维度都显著高于孩子从未接受的康复训练的家长。

从表11可知，残疾程度对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维度有显著差异，F=4．36>F0.05(3，313)=2．63，具体表现为：残疾程度二级(重度)对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显著高于高于一级(极重度)和四级(轻度)(p

从表12可知，填表人文化程度在法律政策需求维度存在有显著差异，F=3．45>F0.05(3，313)=2．63，具体表现为：填表人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

专、大专及本科在法律政策需求显著高于文化程度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家长(p

4　讨论

4．1　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状况

4．1．1　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整体状况

从总体上看，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程度非常高，这表明其需求是很迫切的，而且各个需求维度的得分都比较高，表明其需求范围广泛、众多，这与谌小猛、李敏，刘爱民，张海丛、刘琳，林云强等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显示，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在法律政策需求维度得分最高，说明家长最急需了解与孩子相关的法律政策信息，这与谌小猛、李敏2011年对山东省某特殊教育学校105名家长教育需求研究的结果相似。台湾学者蔡淑桂2002年在台北某福利中心对2-6岁残障幼儿家长所做的亲职教育干预研究也显示，家长对政府法令与家长权益、家长团体和社会资源了解相关的资讯需求是排第一位的。本研究发现，家长的心理建设与成长维度得分相对较低，不如其他需求维度强烈，此发现与谌小猛、李敏的研究结果相同，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残疾儿童家庭内部压力相对较少，面对残疾孩子带来的压力，家长的处理方式差别较大，部分家长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另外一部分家长倾向于选择自我排解，而不太习惯向专业人员寻求安慰。

4．1．2　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各维度分析

残疾儿童家长在各维度都呈现出高需求，其中在法律政策需求维度中，家长对了解残疾儿童相关的康复保障政策、医疗保障政策的知识是最关注的，这说明随着残疾儿童早期康复事业的发展，残疾儿童家长的康复意识和法律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希望能多了解一些权利和保障。近年来，尤其是北京在0～6岁残疾儿童康复、医疗领域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由于宣传不到位，很多家长无法获得相关信息。今后在开展相关培训中，要特别加强残疾儿童康复与医疗保障制度的宣传。

在康复服务信息需求维度中，了解家长培训信息排在前面，这说明家长的学习愿望很强烈，家长已经意识到自身在养育残疾儿童中的作用，在本研究中62．1％的家长认为自己在残疾儿童的早期康复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专业人员仅仅是孩子康复的辅助者。家长强烈的主观学习愿望为今后开展家长教育培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维度中，学习如何发现并发展孩子的优势能力和学习如何塑造孩子的积极行为的需求排在头两位，说明家长更关心孩子的未来发展，希望发展残疾儿童的潜能，孩子将来能有一技之长。本研究有64％的家长期望孩子能独立生活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维度中，学习简易的家庭康复训练方法的需求是最高的，此结果与林云强等、黄辛隐、蔡淑桂、刘爱民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林云强等在重庆对59名自闭症儿童家长需求调查中发现，家长在育儿方面的专业支持需求极高，迫切需要专业指导。黄辛隐2009年对71例自闭症儿童家庭需求研究中发现，家长对机构最大的需求是专业人员给予家长有关孩子的教育建议，本文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该研究结果。

在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维度中，学习积极地应对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的需求最大，这表明家长更倾向学习积极地应对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去面对压力，此结果提示：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相对比较乐观，这可能和北京户籍残疾儿童得到的康复救助及特殊服务相对其他城市儿童较多有关。同时，这也提醒专业心理学工作者在对残疾儿童家庭进行辅导时，应更多地帮助家长用积极心理学的视角考虑问题。

4．2　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

4．2．1　填表人身份对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填表人的身份和年龄对家长教育需求有显著的影响，填表人为父母亲的家长教育需求显著高于亲友其他照顾人，年龄50岁以下的照顾者家长教育需求显著高于50岁以上的填表人(主要为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这种影响符合一般生活常识。残疾儿童父母之间的家长教育需求差别不显著，但母亲的家长教育需求在五个维度上都高于父亲，与谌小猛、李敏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另一方面，这也支持了母亲作为残疾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更倾向于寻求相关的社会支持。

4．2．2　家长文化程度对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家长文化程度在法律政策需求维度上对家长教育需求有显著影响，研究生以上学历家长的法律政策需求明显低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家长，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这或许与高学历父母获得知识途径和方式较多，对相关法律政策比较熟悉有关。这与谌小猛、李敏研究认为教育程度对家长教育法律政策需求无影响的结论不同。

4．2．3　家庭收入对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

家庭收入对家庭接受家长教育需求存在显著影响，人均月收入500以下(含低保、低收入家庭)的家庭在法律政策需求、康复服务信息需求和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教养需求3个维度上明显高于其他收入人群，有统计学显著差异。这说明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教育需求在有些维度比高收入家庭强烈。本结果与谌小猛、李敏的研究取得了一致的结论，与张海丛、刘琳研究发现，经济收入不同家庭的家长教育需求无差异的结果不同。本结果提示我们：低收入家庭更需要外部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实施家长教育时，应该重点扶持这些低收入家庭，给予他们更多的政策照顾和支持。

4．2．4　儿童残疾程度对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孩子残疾程度对家长教育需求有影响，在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孩子残疾程度为二级(重度)的家长教育需求显著高于残疾程度是一级(极重度)和四级(轻度)的家庭。这表明重度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较高。这或许是因为重度残疾孩子的特点导致家长的心理状况更容易波动，家人之间的沟通互动容易出现问题，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4．2．5　孩子接受康复训练情况对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接受过康复训练儿童的家长教育需求在法律政策需求、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维度上显著高于没有接受过康复训练的家庭。这表明已经或正在接受康复训练儿童的家长更加重视法律政策、更加关注专业指导与合作需求，这两项需求都是与孩子康复密切相关的。本结论目前没有找到相关文献支持，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结论

从整体上看，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是广泛而强烈的。在家长教育需求的五个维度中，法律政策需求程度最高，其次是专业指导与专业合作需求、儿童身心发展与教养技巧需求、康复服务信息需求、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

北京市0～6岁残疾儿童家长教育需求的影响因素较多，包括填表人身份、家庭经济收入、家长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孩子残疾程度、孩子接受康复训练情况都会影响家庭的家长教育需求。

6　建议

6．1　建立残疾儿童家庭支持服务体系，强化行政制度和法律保障

相关部门在制定规划时，应将残疾儿童家庭的教育需求列入考虑，建立0～6岁残疾儿童家庭支持服务体系。为0～6岁残疾儿童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提升残疾儿童父母的教养能力，帮助父母更有效地参与儿童的早期康复。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通过立法保障残疾儿童及家庭享有相关家庭服务。

6．2　多形式、多渠道满足残疾儿童家长的教育需要

(1)残联或教育部门应编印残疾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手册，设立专门网站，开通家长咨询专线电话，为残疾儿童及其家庭免费提供家长教育资料及咨询服务。同时，积极开展业务培训，提高相关服务人员开展家长工作或服务的专业能力。

(2)以特殊学校、康复服务机构和残联为平台，定期举办家长课堂，提供家长教育讲座，对家长进行集体培训。

家庭教育对策论文范文第15篇

内容摘要：学校收费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家庭在经济上的不利地位，造成了农村家庭教育费用与支付能力相脱节。本文通过对我国东、中、西部六省农村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与收入呈反向变化关系，农村家庭收入存在着地区差异等结论，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教育支出负担率家庭收入家庭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

近几年，随着学校经费制度的逐步改革，教育市场作为卖方市场，收费的多少完全由学校单方决定，教育成本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家庭收入增幅逐年下降，家庭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相脱节。本文拟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支出及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相关结论及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地区比较

农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住户用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支出。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教育财政政策就是开始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成本分担，收取一定的学费。从消费结构来看，教育消费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家庭教育支出是指家庭为其子女求学而支付的各种费用，根据家庭教育支出所涵盖的范围可以分为基本教育支出、扩展教育支出、选择性教育支出和总教育支出四类。本文所用资料是按家庭计算的总教育支出的人均值。

表1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同人均纯收入一样，均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部差距。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总的来说符合从东到西减少的趋势，但中部的湖北省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小于辽宁省，而其人均教育消费支出高于辽宁省，这一差异便是来源于地区偏好的不同。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的比较

按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全部支出可以分别计算出两个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或

式中，或是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平均，是第i个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是第i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是第i个家庭的全部支出，n为抽样家庭数。

计算教育支出负担率所采用的教育支出指标是总教育支出，总教育支出负担率反映了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的现实，省市间的差异的大小说明了各地教育支出负担率的不均衡程度。（见表2）

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及恩格尔系数的比较

表3结果表明，恩格尔系数基本上存在着从东到西增加的趋势，例外的省份是广东省和甘肃省，说明家庭消费支出的结构还取决于一定的地区偏好。此外，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

按人均收入分组比较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

从收入分布看，按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的不同收入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和教育支出负担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教育支出负担率与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正向变化趋势；按家庭消费总支出计算的教育支出负担率除了最低收入阶层明显较低外，其他各收入阶层没有明显差异，说明农村最低收入阶层因为没有能力供子女上学，以牺牲子女的学习机会为代价换来了较低的教育支出负担率。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差异较大，东部省市的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经济欠发达省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也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部差距，其变化规律与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变化规律相一致，经济发达水平越高的省份，其教育支出也越高。此外，教育消费还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偏好差异。

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尽管其家庭教育支出额较高，但其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家庭总支出更高，故其教育支出负担率较低。从收入分配看，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正向变化关系，收入最低的阶层家庭食物支出和教育支出负担率之和过高，负担过重，以至于为了保证其他消费支出而压缩本已很低的教育支出。

政策建议

应充分重视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差距问题，改革现今简单划一的教育收费标准。国家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于经济落后地区在教育经费上给予一定的倾斜，以改善这些地区的办学条件，使各个地区的教育得到均衡发展，所有公民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

进一步发展教育贷款、勤工助学和困难补助等形式的教育资助政策并完善其告知制度，通过招生简章和录取通知书等途径告知学生及家长有关资助政策，学校、各级教育部门和金融机构相配合，加强对学生及家长现代消费观念和金融知识教育，使其敢于也善于利用国家有关资助政策支持自己或子女的学业，使贫困家庭学生不至于因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学的机会或中途辍学。

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实行真正的学分制，使学生学习年限有一定的可伸缩性，利于学生更好的安排生产和学习，减少其上学的机会成本。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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