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内在矛盾
[作者简介]张昊，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00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2-0044-04
2005年12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研究提供了科学平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所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四大矛盾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一以贯之的整体性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的困境以及原因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世界整体以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具有普遍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实质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整体性是最容易遭受忽视和受到损害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受损害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一以贯之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马克思主义被肢解、被否定、被片面化。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惯用的手法。他们通过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否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制造各种对立，如“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诋毁恩格斯的历史地位，把马克思和列宁刻意区分开来等等。还有人以肯定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来否定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革命和建设两个独立的部分等。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困境，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整体看待。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涵，抵制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片面化，提高自身理论水平。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受到损害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受到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三篇题目名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以及列宁在1913年为《启蒙》杂志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影响，人们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只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想法，恩格斯和列宁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刻意把马克思主义分为这三个部分；--是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他们企图制造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分裂。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被损害的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比如割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关系，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形式化，进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忽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就容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科学，忽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功能，也会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因此，我们学习掌握内在矛盾关系，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捍卫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深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多次阐述：“马克思主义完整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理论特质，即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是其面向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学科、各个阶段的。内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各个时期现实实际达到的相互改造、相互转化的矛盾状态，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觉面对实践的挑战和世俗的偏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的发展的整体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体现了理论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体现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内在矛盾关系有：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
(一)内在矛盾关系有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的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过一百六十多年的发展，其发展历程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的过程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同时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从马克思内在矛盾关系人手，能够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遇到的瓶颈和难题，既能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特点，又能从微观上透视马克思主义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
(二)内在矛盾关系是从理论自身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具有“一以贯之”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特点。内在矛盾关系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矛盾关系，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新挑战面前避免分裂的命运，从而保持马克思体系上的完整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之间的联系，是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有效途径。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这些矛盾关系能够及时解决现实问题中的理论困境，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内在矛盾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和发展阶段紧密联系成了整体，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特点，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度。
三、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有很多。很多学者从各个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学科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层次结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角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视角等等。这些方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深化。除此以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理论来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理论体系。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理论也不是僵化的，其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德国其他哲学严格区分开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机统一起来，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效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环环相扣的整体。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这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立足于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
(二)从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括起来主要是两大功能、两种基本价值：一是意识形态功能及其相应价值；二是文化功能及其相应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功能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我们探寻真理的认知功能、提高人们素养的道德功能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功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不可分割，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特点。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揭示和对科学真理的具体阐释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旧的制度提供了可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体现了鼓舞无产阶级斗志的意识形态性。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努力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给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解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工具。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结合，决定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从物质和意识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物质和意识关系问题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唯物主义科学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有利于人们在实践中理解世界的本质，把握世界的联系和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奠定了基础。
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统一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社会历史领域，物质与意识关系表现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问题；物质和意识关系的方法论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表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既肯定了哲学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论的联系，又把二者区分开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一于物质和意识关系中，只有承认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地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物质和意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
(四)从原因和结果的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从原因和结果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来源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综合的、相互渗透的，是一种“合力”，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者现实和理论期望在同化过程中不断成长的结果，这个生成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和历史的整体；另外，马克思主义也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天才性的智慧和劳动以及马克思以后的共产党领袖、经典作家共同追求真理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传统理论、时代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必然的，是深刻的思想和实践来源。把握好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由来和脉络。
四、把握内在矛盾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理论与实践、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物质与意识、原因与结果四大矛盾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重要视角。把握内在矛盾关系的目的是厘清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特点，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一)从内在矛盾关系视角坚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意义
从内在矛盾关系视角出发，有利于更完整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有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思想的逻辑性，能够让我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由来，各个组成部分的整体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功能的整体性等，有利于我们更完整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同时，从内在矛盾关系出发，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要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把握马克思主义内在矛盾关系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辩证法；矛盾；黑格尔主义；多元决定论
一、《矛盾论》苏联教材的简单复制
持第一种观点的波兰著名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讲到：“《矛盾论》是一种对自己所读过的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大众化与简单化的解说，同时也加进了一些从当时革命需要中得出的政治结论”；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托拉姆，他认为：“《矛盾论》中前几章几乎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教材，而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笔者认为，的确是通过阅读苏联的教科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但并不是一味的照抄，而是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融入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理解中去，这也是《矛盾论》为什么缺乏“学究气”的原因所在。只有理论与实践实现双向互动才能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进展。至于是什么意义上的创新和进展，我们不妨可以通过另外两种观点来分析出其中的一些内容。后两种观点都对《矛盾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他们分析的逻辑和立场却截然相反，分别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逻辑线索，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
二、《矛盾论》黑格尔主义的复活
第二种观点坚持《矛盾论》是黑格尔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复活，其代表人物美国当代学者莱文在他的《辩证法的内部对话》中对《矛盾论》中辩证法问题深入研究后指出：“《矛盾论》之所以成功，归根究底是因为他成功地复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黑格尔主义辩证法因素。”莱文的这一观点虽然在时间上晚于第三种观点，但他却具有逻辑的在先性，是对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人本马克思主义的再现。《矛盾论》也是强调和重视辩证法的本体论地位，强调非经济因素的能动作用，莱文还指出：“之所以在《矛盾论》中超越苏联教材批评斯大林的‘经济决定论’和革命内部的教条主义，有其政治上考虑”。迫切期望确立中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再惟苏共和共产国际所唯命是从，由于这一时期苏共的思维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属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因此苏共并不重视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而将实质性的援助给予了，然而就是要论证在经济严重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矛盾论》的创作就是要为这种政治上的“中国化”，而不是“俄国化”提供哲学基础。坚决反对把意识和思想体系看做为单纯的经济附属品，强调意识思想对经济的反作用，并且这种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是决定性的，在当时落后的中国进行革命，尤其要注意后者。莱文认为恢复了黑格尔主义。
三、《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多元决定论的精准把握
第三种观点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用结构主义的视角解读了《矛盾论》，他认为只有真正把握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正内容。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矛盾观是一种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把一切复杂的事物的原因都还原为一个简单的矛盾运动，他认为复杂的事物包含的是一个多元的矛盾结构，这个结构是不可还原的，这个固定的结构中有多重矛盾，主要矛盾随着结构的不平衡性不断变化，并且，并非经济因素在这个结构中总是固定不变的决定力量，其他非经济因素随着矛盾运动的进展也有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阿尔都塞所作的这些工作就是为了反对两个对象，一个是苏联教材中的“经济决定论”，一个是“人本马克思主义”。在阿尔都塞看来，两者在因果观上是并无二致，都是表现因果观。阿尔都塞指出这两种因果观都是典型的一元决定论，将复杂的事物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本质，只不过前者是物质决定论，后者是精神决定论。阿尔都塞认为只有多元决定论才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科学性所在。阿尔都塞指出：“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并不一定要返回到黑格尔主义，在吸收黑格尔主义合理因素的同时，并没有被黑格尔同化，相反，有保留地接受了黑格尔，并在本体论层次上坚决拒绝了黑格尔。这就是对非经济因素的‘半自律性地位’的确认”。接着阿尔都塞又分析到人本主义思路存在的问题是，它尽管肯定了非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它对人的中心地位、主体地位的张扬过于夸张，以致动摇了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把非经济因素具有的半自律因素当成了完整的自律性，让经济因素不得不处在屈从和臣属的地位，人本主义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唯一合理之处就在于将主体从“物”中解放出来。阿尔都塞称赞是一位多元决定论者，因为《矛盾论》既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又在本体层面清除了黑格尔主义，强调矛盾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认为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是一个永恒范畴，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由矛盾推动的，但事物内部矛盾具有特殊性和不平衡性，主要矛盾决定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次要方面。由于矛盾之间的不平衡性，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以至于决定事物的主要矛盾具有历史性，很好地找到了人本马克思主义与科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张力，这样无疑就成为了阿尔都塞思想上的盟友。
参考文献
[1] 叶卫平.西方学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1933年.
[2] [美]斯图尔特·托拉姆，田松年等译.的思想[M].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3] [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矛盾；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斗争以及党政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性，对丰富我国古典传统哲学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哲学思想以其特殊的“哲学”韵味改变着中国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凝练总结与概括，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历史现实意义。统言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而哲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于一般理论，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其它理论的“最高”概括与总结，这是哲学与其它理论的最大区别所在。“一般”理论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同时可作用于其具体物象，而哲学则是对“一般”理论的再次抽象概括与总结，不直接联系于具体事物，更具指导性。因此，哲学更具“最高”代表性，是理论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哲学思想与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思想不仅在特殊战争时期抑或是当代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外延，统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各方面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某一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而哲学思想则是对这诸多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总结，并对各方面理论产生较高指导性。哲学思想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与“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争的世界观与有效理论体系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社会实践价值。
哲学思想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世界发展规律与哲学基本原理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与指导上具有更高实践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更具历史性与现实性。哲学思想的基本哲学内涵、思想范畴、理论指导原理与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致相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做出了统筹研究，深入分析了自然、社会、人类思想与思维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颠覆与改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与社会理论体系本质范畴的前提下对其原理、内容与概念进行了更深更远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展特征，更具时代特色，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与内涵性，在历史演变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哲学思想则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哲学思想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还在深入剖析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运用价值。
（一）的人学“辩证唯物”论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本质思想与主要理论内涵，其历史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研究“人”前提下开展而来，都对人的各种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式本质化分析研究，其各种思想体系也都体现了人学思想。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思想本质是历史唯物论，而它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是对特殊条件下的各类人民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讲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关键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矛盾论》核心是辩证法，而其主要对人应如何正确分析主次矛盾并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了阐述，讲人应如何通过正确处理矛盾来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的《实践论》中对认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然而主要内容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以及人类社会改造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充分体现了的“人学”思想[2]。此外，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哲学无不体现了人学思想，各类思想理论体系皆是在研究人类本质问题的基础上开展而来，在仅仅围绕人的问题关键点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独特魅力与神圣地位，赋予哲学思想了新本质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灵魂――《矛盾论》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而统一存在于世界中，都遵循矛盾法则与理论体系，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客观存在的规律，与形而上学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对于人类社会与历史革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依据矛盾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对立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各种矛盾的斗争永无休止，而在某一阶段中的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存、共同斗争，可以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又都有各自发展特点，矛盾的某一侧面可在特定条件下向另一个矛盾侧面相互转化，是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此，我们改造人类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遵循矛盾客观性发展规律这一本质特性，对矛盾本身的特殊性、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进行统筹分析，认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存在本质区别来推动我们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矛盾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完整融合提供了前提与必要条件，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矛盾提供了足够哲学论证与科学理论指导支持，具有革命性意义。哲学思想是基于矛盾论并在社会实践与理论认知中合理运用矛盾论的灵魂思想，对于改革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斗争理念与群众思想路线提供了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方法论与世界观，因此，也唯有坚持矛盾论指导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对哲学思想进行发展性继承才能完整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的“古典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古典哲学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基础与本质来源，哲学思想在吻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对思想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哲学思想遵循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发展本质，注重探索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存在规律，并在实践与认知中不断升华“修齐治平，安身立命”理论体系，并在革命斗争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还非常注重对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存在思想的探索，相信“人定胜天”唯物论，倡导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应运用唯物辩证关系处理矛盾，发挥内因决定外因的本质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唯物辩证思想，充分把握国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内外因与主次矛盾，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争指导思想，因势利导，正确分析形势，可以在困难中预见胜利，在成果中预见困难。此外，本人及其钟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理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史进行了透彻分析研究，凝练了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研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斗争指导理论体系[4]。
（四）用语具有通俗性、大众性
通俗性、大众性是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其丰富的人文社科阅历与知识经验向世界人民重新阐释了我国古典经典文学的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其语言、著作群众性等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善于从人民群众语言中以及生活中总结、提炼古代历史文学与常识，还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与社会文化背景。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地阐释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各种阶级斗争的变化[5]。古板单调的古代哲学理论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改造，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人民群众也很容易理解。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指挥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髓，是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根本思想保障，在我党长期战争中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观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事求是要求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遵循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的是分析探索，“是”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因此，实事求是观要求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需要从根本存在的国内外、党内外以及县区内外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事物的规律性与矛盾性，不形而上学地凭借主观意识做事。在实践中，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将知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立足本土逐渐发展，最终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实事求是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剑英，汉族，出生年月：1989年5月3日。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职位：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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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邹非老.浅论哲学思想特色[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1（02）.61-63.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4篇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写作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
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
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5篇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不仅与发达国家比，即使同发展中国家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见《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1987年，他在会见日本友人的谈话中，用同样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
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还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同时又称这条路线为“中国的发展路线”。因此，可以说，发展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重要转变。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史观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中，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4—255页。）他还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他强调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
应当说，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这一解决矛盾的基本要求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应当加以坚持的。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和处理一系列涉及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关系，在创造性地研究和处理这些重大关系的过程中，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总是寻求一种使矛盾双方都能够在其中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他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时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正确把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提出“一国两制”的新思路。他认为，解决香港、澳门和问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非和平方式就是以斗争性为主解决问题，而且采取诉诸武力的办法，一方吃掉另一方，大陆吃掉港澳台。和平方式就是以同一性为主解决问题，不排除使用武力，但争取不使用武力。采取非和平方式武力解决问题，对各方面都不利。采取和平方式，不仅对大陆而且对港澳台都有好处，是宜于各方都能接受的统一的方针。根据这种实事求是的分析，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事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经过5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的实现社会主义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既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提出“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能够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
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重新判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有效促进其社会矛盾的解决。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
光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的做法，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
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他认为，在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
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322、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实践论；矛盾论；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0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69（2017）07-0020-04
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
一、“两论”的成因及理论来源
“两论”发表于1937年的7、8月份，最初是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一部分。“两论”是提纲中最核心、最精华的部分。其中，《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于7月份讲授，《矛盾论》原本是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名为“矛盾统一法则”，于8月份讲授。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亲自将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以及第三章第一节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尤其是对第三章第一节的“矛盾统一法则”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分别于1950年的12月29日和1952年的4月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随后，又把《实践论》《矛盾论》收入到了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
（一）“两论”的成因
毛泽东写作完成“两论”，并非为了阐述个人思想，也并不是纯粹地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了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1.总结中国革命的曲折经历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的确，哲学总是时代的产物。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瑰宝，“两论”的产生也绝非偶然。毛泽东同志曾强调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論》，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3]毛泽东之所以在战争年代，坚持在革命圣地延安写了“两论”，主要是为了从哲学的视角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的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体党员、干部，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新发展。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1937年“两论”发表，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两胜两败”让中国共产党有了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了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二一年建党后，经过了十四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场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是写不出来的。”[4]181
2.厘清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路线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虽然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才是导致两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其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
对此，毛泽东做了相应的总结，他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利，原因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领导，而“左”和右的错误是最根本的原因。两条错误的思想路线虽然表现不同，但是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不符合客观，都离开唯物辩证法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因而才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相符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了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总结经验和教训必须上升到哲学高度，因为政治错误都与辩证唯物论有关。而“两论”正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二者都是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为具体地制定各种政策、策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二）“两论”的理论来源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吸收与借鉴
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哲学，他所注的《〈伦理学原理〉批注》就体现了他青年时期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后来，在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又反复阅读并且研究了《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谈辩证法问题》《共产党宣言》等经典原著，写的心得、札记和批注手稿达数万字之多。在延安十年，毛泽东同志依然坚持读了很多的哲学著作，比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他在写“两论”时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很多思想，《实践论》一共用了马列著作十条引文，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共有九条。《矛盾论》直接引用马列著作的则有十七条。
2.对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教科书的批判与继承
毛泽东不仅向马恩列学习，也虚心研读中国与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在李达、瞿秋白、郭沫若，尤其是艾思奇的推动下，中国很快兴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并且出现许多哲学著作和教科书，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艾思奇1934年写的《大众哲学》和李达1935年写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同志在继承李达、艾思奇哲学思想的同时，又加以发挥，比如在他们二者的著作当中并没有出现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的概念，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大大发挥的。除此之外，李达、艾思奇基本上是按照苏联哲学的模式讲认识理论，只讲认识的一次飞跃，没讲认识的第二次飞跃，即理性认识指导实践，而这正是毛泽东同志一再强调的。
同时，毛泽东阅读了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以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认真阅读了这几本书并做了许多摘录和批注。批注中既有对原著的概述、归纳，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质疑，然而更多也最具特点、最有针对性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所作的发挥。
3.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实践论》中虽然没有直接引自中国传统哲学著作的，但是却多次使用“知行”这个哲学范畴。在文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的“行先知后”论，同时克服了以往认识论思想所具有的直观性、封建性、历史性色彩。在发表《实践论》时，毛泽东同志还为该文加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由此也表明了毛泽东同志试图解决中国传统哲学争论数千年的问题：知和行的关系。
《矛盾论》批判地继承了《周易》《老子》《孙子兵法》等辩证法经典中所涉及的辩证法思想，如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他在文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5]所以，“两论”可以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二、“两论”的历史地位及时代价值
“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两篇哲学著作，它们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两论”的历史地位
1.“两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在“两论”中，毛泽东不仅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详细地分析中国革命的现状，进而指导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高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理论，要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两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高度分析中国革命，不仅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而且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发展。其中，《实践论》主要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之下，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4]284《矛盾论》则主要强调，矛盾内外因的辩证关系、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主次矛盾以及矛盾主次方面的原理，突出强调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主线。正是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根据中国国情，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2.“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以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理论。而“两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无不闪耀着哲学的光芒。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两论”正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成果。
3.“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两论”发表，中间经过了“两论”16年的创造历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很多人是就事论事，就革命说革命，就军事说军事，就政治说政治。毛泽东则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两论”正是从哲学的高度来把握中国革命的问题。这种哲学总结不是零碎的而是系统的，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表面的而是上升到事物本质的。在“两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两论”中的精髓，反对一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革命才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4.“两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理论建设，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建的首要和重要位置，它是我们党一直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革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同志心存疑虑：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革命道路和俄国不一样？有的同志甚至怀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一场农民运动而已。“两论”正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这也为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两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同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要充分发挥“两论”锐利思想武器作用。
（二）“两论”的时代价值
“两论”是毛泽东哲学著作中的扛鼎之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主义的光辉阐述。李瑞环同志曾说过：“真正学懂了‘两论’，也就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6]
1.“两论”凸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没有过时
在“两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建立了新中国。今天，“两论”虽然已经发表80周年了，但是它所阐述的理论至今依然显示出科学理论的伟力，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理论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是一次新的长征，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依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仍然离不开“两论”的指导。比如，当前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现“十三五”规划的目标，在扶贫的过程中，就要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脱贫工程，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就是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新时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都放射着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光辉。
2.“两论”体现了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7]毛泽东一生都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他强调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两论”就彰显了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問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比如，《实践论》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抨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而在《矛盾论》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突出论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并且详细阐述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以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他在阐述这些辩证法理论时，并不是就理论说理论，而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以及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更好地指导实践”[8]。然而现实中，我们不乏“描绘蓝图”的党员干部，但是有的同志没能把“蓝图”变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有的同志在实践过程中没能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仅要善于客观地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突出问题，而且要从矛盾的普遍性中发现矛盾的特殊性，避免犯“一刀切”的错误。新时期，要解决“本领恐慌”的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工作中，要善于灵活运用认识论与辩证法，善于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24-04
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关系的提出经历了从旧哲学向新哲学转变的长期过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基础，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并非是一个纯粹无主体能动性的机械客观运动过程，而是包含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发展线索的。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梳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提出过程，并试图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线索作为一种表象和历史发展坐标系的另一重主体向度，是如何在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形成、离而又转向科学的。
一、 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客观向度线索的历史建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代表了青年马克思最高峰的观点。虽然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了“生产力”的概念，但实际并未引起重视，而是作为引述和摘录使用，因为此时的马克思正深受费尔巴哈理论影响，在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理解劳动“类本质”的外壳之下，仍然是充满价值悬设以及道德动机光晕的的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内核，并没有能够达到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层面。但其实从“进入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就一直坚持从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这两个方面来介入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研究，只不过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始终受制于其经济学的理论水平”[1]。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试图用异化劳动理论来揭示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其本质，虽然马克思抓住了“劳动”“私有财产”这些关键词，但是作为马克思理想的劳动并非现实的劳动，而是置于价值悬设的“异化劳动”，而私有财产只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这并没有科学解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曾这样强调过：“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其实，这种对象化劳动就是后期生产力概念的原型，因为正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才体现了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人本主义唯心史观的遮蔽下开启了其隐性的生产方式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的最初建构。
到了《神圣家族》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的萌芽，但新的世界观仍未出现。比如马克思虽然提到“私有制”，但是此时马克思的理解重点在“私有”而不是“制”，即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制度，这跟后来马克思成熟时期所说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重视“私有”与重视“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而再一次使用生产力概念，是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下简称《评李斯特手稿》）中。但是此时马克思使用生产力概念更多的是在批判生产力对人的奴役，比如马克思讥讽道：“为了破除美化‘生产力’的神秘灵光，只要翻一下任何一本统计材料也就够了。那里谈到水力、蒸汽力、人力、马力。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力’。人同马、蒸汽、水全都充当力量的角色，这难道是对人的高度赞扬吗？”[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李斯特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原初影响是巨大的。在李斯特那里，生产力本身也指的是生产的潜力，其实也就是对象化劳动能力，但囿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力，李斯特无法用哲学话语表达。而借助李斯特，马克思曾在《评李斯特手稿》中说过“当然了，我们也可以以不同于肮脏的买卖利益之外的方式看待”[4]生产力，这其实已经接近于承认生产力在一定的工业阶段的发展的客观性，对后来生产力概念所包含的客观性和历史性都有一定的影响。
而当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作为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现实的实践这个全新概念的时候，崭新的世界观出现了，正是实践的现实维度和社会维度所确立的崭新世界观的确立，使得马克思能够从社会活动层面的实践出发从而看到社会发展动力不在于个人，而在于具有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也从而抛弃个体实践的外在矛盾的局限，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到内在矛盾运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基于新的世界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生产关系的概念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5]。虽然《形态》已经能够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并且生产是已经包括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等的总体生产。但是，此时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达到逻辑上的终结，或者说，此时马克思对“关系”范畴的理解并没有达到“生产关系”的高度，而是停留在“交往关系”的层面上[6]。在《形态》中，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被理解为跟人相关的，还并不是后期的完成意义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为单纯的交往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是无法与生产构成矛盾运动的，因为交换过程其实是生产过程的表现，只有深入到生产关系，才能真正发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能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而真正开始做到这一点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说到：“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7]这表明，分配、交换关系已经明确退出马克思理解生产关系的透视镜，不再仅仅从交换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而一旦进入到生产领域，马克思才能发现被掩藏在交换价值下面，也就是后来的剩余价值的秘密，此时的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已绝不是交换的不合理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转而认为这种交换“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8]。这个“另一种范畴”就是剥削，也就是说进入资本章之后马克思之所以开始谈生产，是因为将资本视为一种生产关系过程。因此，对于生产关系来说，只有在越过交换关系之后才能领悟到生产关系的本真内涵。也正是在确立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科学内涵之后，马克思才完成了历史发展动力的真正发现和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客体向度的最终确立。
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主体向度线索的遮蔽与解构
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但长期以来，这对矛盾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单一形成过程。其实，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的主体向度，它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并非毫不相干与重合，而是相互关联和交织。可以说将这两条线索是同一个坐标系上不同层次的两个轴，共同影响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最终形成，而由于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对人的能力发展具有制约作用，因此生产方式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线索。
马克思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线索，经由人本主义时期的将劳动作为人的理想本质的对象化，到逐步发现生产力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将物质生产的概念从经济概念中抽，变成一个哲学的概念，再到后期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理解成由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特有的生产关系形式，看到“通过一种奇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9]。即看到生产关系的客观的进程性，才最终真正发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在这一进程中，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线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评李斯特手稿》中，马克思曾说过：“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10]但此时的矛盾指的是跟人的发展有关系的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矛盾。可见，李斯特谈的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而马克思谈的是人的发展，但其实内容是相近的，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人的发展只是来解释生产关系而已，因为马克思已经看到自由竞争中的劳动组织的矛盾的线索，但囿于此时的理论水平，还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后来的生产关系线索。因而，在《评李斯特手稿》中也有人的发展的线索，但残缺了生产力线索。随着新的世界观的发现，在《形态》中，人的发展线索与生产力线索就都具有了。
在《形态》中，以人的全面发展的坐标系形成的第一层次的矛盾也是客观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被理解为跟人相关的，凡是对大多数人形成破坏的力量的生产力仍然具有发展能力，这与后来的由于私有制的束缚而导致生产力的停滞不前是不同的。其实在《形态》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与物质生产已经搭建了桥梁，透过物质生产的平台来揭示人的能力展现。因而，如何判断物质生产有无问题，是看对大多数人的破坏还是积极的作用，这还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而推进到了第二个层次的矛盾观之后，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关系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虽然马克思借用了经济概念，但是却没有掉入经济学概念，从人的全面发展到社会现实历史的发展，通过后者实现了前者，通过前者生产平台的展现演变成后者更为具有的阶段性的展现。前者是生成性的展现，螺旋式的上升，最终实现自由。所以说，为什么《形态》能够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点就在于它突破了单纯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向度线索，而转向了物质生产线索。实际上，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来说，社会物质生产并非中介而是一个限制条件，正是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放弃了单一的主体向度，而这对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线索的突破和推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
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方式本身就包含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生产力概念不是马克思独创，但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力是建立在“社会”层次上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所表述的“经济危机”不是个人创造能力的丧失，而是失业，是社会生产力的下降。因此，生产力到什么程度，交往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的能力发展到什么程度，反之亦然。马克思提出社会关系的概念，就是为了能够描述人的自由创造的能力――因为人的自由创造财富的能力也是一种自由创造的能力，而正因为只是作为描述性语言，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线索无法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矛盾”感，因而只能作为生产方式矛盾的“包含”线索，成为对矛盾环节的展开的复杂的过程的表象，因而在《形态》中马克思所抓住的矛盾虽然还不是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但是已经是处在作为描述生产方式客观矛盾表现的包裹之中。因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多种形式的，当经济危机尚未出现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表现为对个人的生产能力的束缚；而一旦爆发经济危机，这种阻碍已经远非仅仅是阻碍个人的生产能力，而是阻碍整个社会生产力。因此，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向度线索与生产方式矛盾的客体向度线索的建构是相互交织和促进的。历史不仅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过程，也是人的能力发展的过程。
三、一个简短的结论
虽然个人全面发展能力的线索与生产方式矛盾的线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常常被纠缠不清，即所谓主体的线索和客体的线索。但是，无论主体关系的异化还是主体性独立性等其实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狭隘表现出来的内容。在思考这两种线索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两种线索确实可能在同一时期同时存在，但是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线索在《形态》中已经确定是一个本质的线索，而我们应该要思考的是这个本质的线索在表现形式上的区别。
传统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本质线索的问题在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同质性的话语。比如在资本逻辑中的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其实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因为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并非一种自由交换，而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处在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必要交换。当劳动在出卖劳动力时，实际上它的出卖内容、形式、方式都是被资本逻辑所确定的。而资本逻辑其实也是由生产关系的狭隘性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对资本逻辑的最终颠覆也仍然来自于生产方式矛盾的本质线索，但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质线索的现象维度却是丰富的。因而，将生产方式矛盾作为本质线索的同时，看到人的能力发展线索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丰富性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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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唐正东.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的哲学内涵论析.学术研究，2005，（5）：13-18.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104.
〔3〕〔4〕〔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07.261，272，259.
〔5〕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15.
〔6〕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6）.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34.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价值意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051-02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内容概述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方法：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1.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不断强调要实事求是，但是回首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不难发现，我们常常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原因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制约，以及我们经济的发展状况等。而主观因素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过分保守，照搬书本，意识不到已经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这个思想。而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彻底地解放思想，只有解放了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
首先，解放思想就是要我们必须立足于实际，在把握问题的共性的同时，发现并抓住问题的个性，绝不能从本本出发。一切客观事物都具有多样性，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充分认识到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联系，把握好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联系，才能真正做到思想与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抽象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只有共性没有个性，因而它不能代替客观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因此，我们绝不能从这些抽象的原理出发，更不能从本本出发来推导出对事物的完整认识，这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只会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更新我们的传统观念，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的观念只是对事物过去的一种认识，仍将它拿来作为对现在已经变化了的事物的认识，显然也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就一定要立足于实践中的客观事物，一切从实际出发。
其次，解放思想必须要以实践为基础，积极参与到实践活动中去，认真做好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客观事物，是主观思想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关键。
再次，解放思想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主观的认识必然会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变化，同时主观的认识又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也难免会出现错误的认识，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以及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错误的认识必然会被纠正过来，因此认识过程中的曲折性是不可避免的，认识的过程也是循环往复，没有止境的。我们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立足于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认识与实践的相统一。
2.理论联系实际
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本本”出发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要求。但是，不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并不代表就能脱离理论而只讲实际，如果不将实际与理论结合，而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实际，过分强调事物的个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也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是割裂了客观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因此，我们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要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客观事物都是个性与共性，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只有同时反映出来才是真正的与客观事物相符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能使我们少走弯路，少走冤枉路，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第一，指导认识和实践的理论要符合当下的具体实际，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适合当下的具体实际，这就需要我们找出正确揭示了这个具体实际的一般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第二，理论的真理性也是有阶段性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的实践可能会突破原有的某些具体理论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运用当下实际中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才是有效的。第三，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实际，尊重实际，在实践上下工夫，认真研究突破创新，找出更适合指导新实践的新理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我们以后的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方法论简述
1.矛盾分析法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论是事物内部自身，还是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存在着矛盾，通过这些内外矛盾的共同作用，从而推动了事物的前进与发展，正是事物的这些矛盾发展的过程，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及其存在的规律显现了出来。我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存在的矛盾的客观认识和正确把握，从而掌握客观事物之间存在的规律，在联系和区别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运用矛盾分析法需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全面认识事物的矛盾，同时重点把握其主要矛盾，用发展的连续的逻辑来扬弃简单的两极对立的逻辑。首先需要找到客体存在的基本矛盾，并在此基础之上，客观、全面地把握事物的其他矛盾，然后分析找出当下实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存在的主要方面，抓住这些主要方面，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其他次要方面，从而找出其存在的规律本质。第二，运用矛盾分析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转化。在分析事物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分析好矛盾的性质，注意矛盾双方的转化条件，并充分利用这种变化，抓住它的特殊性，从而使事物朝着好的有利的方向发展。
2.实践历史主义
首先，马克思说过：“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作为本原的社会存在与实践是同一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社会意识是第二性，派生出来的社会意识与认识又具有同一性，将实践作为依据，而阶段性的认识则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和向导，即依据社会存在的实际状况，适当地以社会意识作为向导，来揭示社会各个方面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变革，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让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所以改造社会就必须先要改变社会存在，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思想问题，及时清除掉落后腐朽的思想，将改变社会存在与改造社会意识结合起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建设。
其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一再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列宁也曾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5]因此，我们要重视实践，尊重实践，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用实践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使认识服务于实践。
3.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法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观点分析阶级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以下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3）这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6]
4.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其最主要的思想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评价其他一切事物好坏优劣的最高标准。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价值意义
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7]近年来，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往往忽视了恩格斯的这句话，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教义来宣讲，最终落入了空泛的、毫无实际意义的诡辩之中，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真正价值意义。
（一）全面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
不少学者在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些文章中，总是片面的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个具体的方法来立论，虽在运用某一具体方法时考虑得全面细致，但仍不免会给人感觉思考面狭窄单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应用价值，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互联系，互相贯穿的，其中认识与实践相结合，逻辑与历史相结合，这就要我们不能孤立地将这些方法割裂开来看，或者单独只应用其中的某一个方法，应对研究对象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阐发，读后能让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总体把握。
（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1.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应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互相转化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当我们在这种科学的认识下去解决并指导我们的具体实践时，即是我们科学的方法论。如果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仅仅只是停留在世界观上，而不将其应用于实践变成方法论，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却不会有任何的意义。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和运动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怎么样”，方法论则告诉了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只是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上的这些基本原理和理论，而不从中去悟出方法论的要求，那马克思主义也只能是一些教条，就不会成为我们改造世界行动的指南。
2.如何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会了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世界、认识世界，但它的价值远远不只仅仅停留在它科学的世界观上，而是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转化成方法论，从而更好地来指导和应用于我们的实践，因此，我们十分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首先，我们要先揭示出隐藏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的方法论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观变成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实践的观点以及认识论，这些理论仅仅是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方法，而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揭示这些理论中隐藏的方法论的内涵，从而找出这样的方法论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就是，踏踏实实地彻底吃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只是流于形式一知半解，从而找出方法论的内涵，将这些世界观转化成具体实践中的方法论。其次，找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中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它的方法论也只能是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一般要求，即它只能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共性、普遍性，无法解决问题的个性和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出适合当下具体实践的理论，这才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实际的根本途径。正如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当下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新出来的、符合当下具体国情、对我国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就像一个纽带，联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人们的社会实践生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具体化、操作化，最终转变成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工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并使之成为一个方法论的理论体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来，想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就必须先要做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这就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时候，必然要审视其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科学性，也必然会发现某缺失及不当之处，并作出相应的修改，这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在当下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的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我们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了诸多例如南北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富两极分化拉大等问题，如何用一个正确的眼光去看待、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去解决这些在我们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来导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来引导找出解决的途径，并通过党和政府的领导，使这些问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得到调节和化解，从而推进我们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发展;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观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2-0067-04
科学发展观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体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就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重要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科学发展观充分把握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能够解决我国在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的,并为其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必须为经济基础的发展服务。如果两者相适应,那么生产关系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也会顺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将产生严重的阻碍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不仅发展生产力本身,而且不断调整和改革社会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发展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总体上研究和回答了“什么叫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并对其做出了价值判断,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以人为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在新时期的充分展现。
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每一个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意指“全面”,而且包含着“自由、充分、和谐”发展。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了其对人的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马克思主张从人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从人的历史发展中研究人,指出私有制造成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矛盾,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这个矛盾,产生全面发展的人。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物质财富不丰富的现时代,实现人的自由、充分、和谐、全面发展,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努力过程。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科学发展观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既把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题中之义,又不脱离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阶段,指出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要比较充分地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这只能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不能要求过急。
总的来说,科学发展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充分体现了牢牢把握社会基本矛盾注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着力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注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与价值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拓展运用的马克思主义观
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拓展运用,充分体现了以和谐为主题的矛盾思维,注重矛盾的普遍性又把握矛盾的不平衡性,联系发展全面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各个领域,既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问题,又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问题;既管当前,又管长远;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重大的实践问题。科学发展观所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充满着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于社会基本矛盾,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社会自身等的矛盾。
科学发展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视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同时又运用和谐的矛盾思维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矛盾思维主题由斗争向和谐的历史性转换。同志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矛盾的不平衡性,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环节,科学发展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一要义是发展,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科学发展观注重对各种矛盾的统筹与协调,强调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科学发展观把握了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和发展的总体特征。联系包括一切事物、现象、过程及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发展则是前进中的变化,反映一种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这都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观点看问题。矛盾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全面发展反映了矛盾全局的发展。协调发展体现了矛盾普遍联系的内在要求,把握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普遍联系。可持续发展符合矛盾运动的前进性和发展性要求,遵循了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性,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三、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观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科学发展观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时期新形势下提出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科学发展观也是党以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对认识论的合理运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地深入,科学发展观是历史和实践的产物。科学发展观同时是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观的检讨与矫正,传统发展观片面地以经济的增长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作为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最高评价尺度,崇尚“以物为本”,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历史教训。科学发展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并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也有教训和不足,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社会发展经验的反思与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成员收入悬殊分配不均。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实践和具体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时,科学发展观又为我国的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指导,为社会实践服务。实践证明,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指导思想是顺应和符合社会实践要求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和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对实践作出的积极回应。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实践的积极回应,而且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系统。科学发展观把握了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找准社会前进的历史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超越阶段的理论,进一步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理性回归,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格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向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转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和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观。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执政理念,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切实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而清晰的历史自觉对自身使命和执政规律的认识。
四、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倡导求真务实的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了我国的基本国情,牢牢抓住发展这一个主题,同时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清晰认识党自身的历史使命,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发展与创新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用这一观点观察世界和指导改造世界,而且用它来认识和对待自己,把发展看作是自己的内在品质和要求。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起,经历列宁主义,发展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自身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不断发展创新的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生命力。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新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在实践过程中发展而形成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同时,也以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指导实践,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在发展问题上的运用和拓展,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本身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科学发展观倡导以人为本,充分发展维护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都贯穿了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另外,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还是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发展中得以实现。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1篇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类的生态危机，而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就是这一流派在当代的领军者之一。奥康纳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思考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消解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奥康纳关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内涵及其消解途径的思考，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添加了新内容。
一、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提出和根源
奥康纳认为，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外，事实上，资本主义还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导致了社会中常见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则造成了生态危机，同时，双重矛盾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也加重了双重危机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此，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纯属无稽之谈。
(一)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待发展
奥康纳认为，尽管马克思从某种程度、在某些方面研究了生产条件，对生产条件进行分类。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没有对生产条件做出应有和完整的诠释，仍然要发展与丰富。首先，马克思十分关注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没有充足时间去深入研究因生产条件受损而不断兴起的社会运动。其次，马克思要么是偏重于研究因外部物质条件的不足而引发的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要么是在个人条件的研究上，偏好于分析资本原始积累对无产阶级的生活、生产方面的危害。总之，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生产条件研究不够，存在轻视或者忽视研究生产条件的倾向，以至于无法从生产条件层面提出关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理论。
然而，奥康纳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无论是在研究危机理论，还是在解决生态危机这一令人头疼的问题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拥有一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做出阐释的经济危机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些经济危机理论)。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危机理论都能使我们勇敢地面对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1]298可见，奥康纳依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指导原则。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提出
奥康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看待与分析“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对生产条件进行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奥康纳认为生产条件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外在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进入到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种是‘生产的个人条件’，它指的是劳动者的‘劳动力’。第三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譬如‘运输工具’。”[1]257然而，这些生产条件在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断地被人类破坏，日趋衰败。在这里，奥康纳突出了生产条件的重要位置，将生产条件摆到了前面，为他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提供了基础。
之后，奥康纳明确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矛盾的科学论述，他进一步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是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除了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之外，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1]257在此，奥康纳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
(三)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产生原因
奥康纳在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之后，又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2]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破坏生产条件的精辟论述。奥康纳也认为，由于资本在积累过程中无休止地增长，对于利润的无限渴望，从而在破坏了环境条件、耗尽自然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内大面积的交通堵塞，高效的劳动力缺乏等现象。这些现象是资本对于自然、劳动者、城市基础设施等生产条件毁灭的真实写照，也就使得“私人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时候，健康和教育的成本、城市交通的成本、房屋及商业性的租金、以及从自然界中榨取资本要素所要付出的代价都将会上升。”[1]284显然，资本积累不仅产生了环境问题，破坏了生产条件，而且造成了生产成本的提高，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减少了利润空间，不得不缩减剩余价值。当生产成本提高到某一临界点时候，那么就产生了“生产不足”的危机。这种成本层面的巨大压力，造成了资本加快将成本外化的进程，从而转移生产高成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资本会把更多的成本转移到环境、土地和社会中去”[1]396。如此循环往复，造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同时在更大程度上、更宽广的范围内破坏了环境。换言之，资本主义造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毁坏，以至于不能使生产条件再生产，这正是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出现的原因。
显然，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的同时存在，使得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影响相互交织，且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破坏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生产条件，导致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而生态危机的出现又加深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和影响。资本主义在毁灭生产条件的过程中，也在进行自我的毁灭。换言之，这就使得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实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设想都是无稽之谈，或者说是痴人做梦。
二、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消解途径
奥康纳认为，既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存在二重矛盾，“资本主义在生态上是不可持续的”[1]378，那么，我们就需要着手寻找一条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道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奥康纳设想“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许不是一条而是两条”[3]，也就是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他在充分分析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解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途径。首先，我们需要把“保护第一”运动，作为解决目前已经表现得十分紧迫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保护第一”运动必然是革命性的。其次，我们必然要在反对“分配性正义”的同时，坚持“生产性正义”。最后，我们要坚持国家民主化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
(一)坚持“保护第一”
马克思曾指出：“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4]奥康纳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可能也不会保护生产条件，也就是说，“资本是拙于对事物的保护的”[1]503。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时表现的软弱无力，正是其对于生产条件保护不力的现实反映，而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无视自身的生产条件，同时倒置了其与生活条件的正常关系。
因此，奥康纳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把“保护第一”运动作为解决目前已经表现得十分紧迫的生态危机的方案。他指出：“‘保护第一’是指运用劳动力与原材料、技术与机器、知识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去斗争、去重建、去修复、去更新、去维持、去保存、去保护：第一，劳动力自身(人类智力的、体力的、审美的、以及其他一些可能性的拓展;心理与生理的健康);第二，环境(生态系统、宜人性)与环保运动;第三，社区(社会的与物质的基础设施、正义与平等、团结与公民德性)与社区权利运动。”[1]505-506在“保护第一”运动中，我们绝不能把“社区商业、合作制、混合企业、以及其他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式(还有公共开支、非利润预算等)”[1]501当作对人类、自然的投资，期待经济上的各种收益和回报。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社会中经济的组织和货币开支的某种形式，这些都是为了保护、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条件。
在此，奥康纳强调：“保护第一”是需要不断增长的，这是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和保护环境能力。“保护第一”也要求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这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不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人们能够很好地自我管理，提高发展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的能力。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5]
奥康纳还说：“保护第一”绝不是放弃劳动，而是深入劳动中。“保护第一”不但改造了劳动关系，而且也会减少劳动时间。在“保护第一”运动中，平等主义原则和社会政治逻辑将会控制劳动，而不是经济的逻辑在作祟。劳动是为了维护环境与社会的平衡，而不是为了资本的不断增值。可以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6]134劳动在“保护第一”中，不仅在工具层面中有意义，而且在情感和审美的层面中也有重大意义。因此，“保护第一”与资本主义是不相容的，“这种替代性方案(它同样要求减少劳动时间)从其意图和后果来说都是革命性的。”[1]513
(二)坚持“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性正义”，认为“分配性正义”是伪善的、虚假的，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奥康纳指出，我们应当实现从“分配性正义”走向“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是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有力方式。
奥康纳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出于追逐最大利润的目的，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在这一生产过程中，交换价值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抽象劳动凌驾于具体劳动之上。奥康纳说，“分配性正义”中有很多问题。构建在“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用一个最小公分母即金钱来衡量”[1]536的地基上的“分配性正义”，缺乏对于生命个体价值的尊重，造成了社会中的各类非正义现象的出现。它只是把成本效益分析运用于计算成本的过程中，比如，“北部国家对南部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所欠下的生态债务。”[1]536即资本主义企业考虑到在发达国家中发展高污染的工业，必然会增加自己的成本，于是就将这类工业转移到普遍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中去。还有资本主义对于劳动者、妇女、少数民族以及后代人也欠下了生态债务。
此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资源分配过程出现了不公正，自然资源本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全体人民都应该被赋予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利。但是，在“分配性正义”的掩护下，一些人占有了另一些人本该拥有的自然资源，以损坏另一些人的权利而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毫无补偿地占有他人资源。同时，这些人只看到了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而无视更重要的“生态价值”。给自然资源定市场价格，这是简化自然的突出表现。即使他们对自然资源成本进行了支付，也只是对自然的经济补偿，仅仅是对自然资源的“工具价值”方面的反映，“生态价值”早已不见踪影。这是“分配性正义”产出的必然“果实”，是在现实中出现的各类残酷现象。由此，奥康纳说：“资产阶级的正义是‘分配性正义’，而不是‘生产性正义’” 奥康纳强调：“‘生产性正义’不仅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由此，“分配性正义”被替代的可能性就会出现[1]537。奥康纳在批判“分配性正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性正义”，主张用“生产性正义”彻底代替“分配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必须超越“分配性正义”。奥康纳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主义，唯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地复兴社会主义，“把它从对定量性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的迷恋中拯救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1]515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既做出了定性的批判又做出了定性的实践，属于“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本来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
正如恩格斯所说：“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7]41奥康纳认为，生产过程不再按照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而是根据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共同具有的需求为标准，即社会化的需要。不再如从前那样仅仅是为了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是为了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抽象价值从属于具体劳动。人们关心产品的质量如何，而不再是产品的数量多少。人们关心生产中的产品，而不是分配中的产品。“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1]538无论是禁止有毒废弃物排放，还是建设社区和在实践中的自我发展，这都是“生产性正义”所追求的，所高度支持的。所以，“生产性正义”是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有力方式。
(三)坚持国家民主化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
奥康纳说：“‘可持续性’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问题。”[1]375在这里，奥康纳把国家民主化，即由人民控制下的国家，作为重建自然和重建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条件。资本主义下所谓的民主政治必然会阻碍环保运动、市政建设和社会规划的长远发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部门是非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为资本的自我扩张利益服务的，而资本的自我扩张必然是反生态、反社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行政部门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将生态的、民主的内容输入国家行政部门中。“也就是说，将民主的内涵置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的民主形式(或程序)之中去。”[1]491同时，国家民主化不是废除国家，而是在这个国家中，民主地组织人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劳动、社会建设中去。如同马克思所说：“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7]41
奥康纳指出，在消除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过程中，除了坚持国家民主化外，我们必然要走国际化的道路。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6]419奥康纳强调：“从意识形态上斩断了它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关联。”[1]515-516我们需要一种国际性的运动，使在世界上各地方的团体、激进绿色分子等真正地联合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目标是要从国际性的视角出发，制定出全球性的战略。换言之，我们不仅要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坚持地方性的行动，还要从地方的角度思考，坚持全球性的行动，最终形成思考和行动的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结合。“生态社会主义将会是国际的和世界的，否则其就一无是处。”[8]
三、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价值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发生巨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遇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潮期。“资本主义终结历史论”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奥康纳并没有“随大流”，而是坚定地站在了时代的前沿，审时度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奥康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生态学发展的指导原则，强调我们“离不开马克思学说的指导。马克思学说的生态意蕴不仅表现为使我们能正确地认识‘历史与自然’、‘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体现为帮助我们真正把握‘社会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9]。马克思主义历来尊重自然的地位和自然的先在性，强调生产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而不是为了通过消费商品，满足自身病态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促进国家民主化，使人民获得当家作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历来支持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435。奥康纳在探讨如何化解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过程中，先后提出了“保护第一”运动，反对“分配性正义”和坚持“生产性正义”，使国家民主化和实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目标。显然，奥康纳所提出的这些思想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的必然结果。
(二)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奥康纳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这也就意味着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从生态的维度出发的。这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即“集中于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以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10]，也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如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奥康纳指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就是罪魁祸首。从生态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破坏的恶劣作用，从而指出了变革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此外，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不同于同一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如阿格尔、莱斯、佩珀等。后者要么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要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消费的角度去抨击资本主义，而奥康纳把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充分结合起来，进而对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三)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
奥康纳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重视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没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进行深入解析，或者说，轻视乃至忽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存在理论发展的空间。奥康纳正是从这个基础出发，对生产条件进行了分析，论述了资本主义对于生产条件的破坏是无可挽回的这个事实，进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奥康纳又明确阐明了消解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途径。尽管奥康纳在论述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过程中，观点有些偏颇，用词有些不当，特别是关于马克思没有深入研究社会运动的观点有失公允。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奥康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系的理论价值，这确实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哲学思想；《实践论》；《矛盾论》；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44-02
《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是的哲学名著。“两论”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次研读“两论”及研究“两论”的著作，若有所得，意欲溯其源。
一、现代中国革命直接催生了“两论”的问世
1937年，“两论”问世。“两论”的问世，不是偶然的，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们是适应当时革命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现代中国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党内却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了揭露经验主义、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更是为了从哲学文化上探索一种能够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特别是正在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写了“两论”，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1]825“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2]36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思想遭遇此敏感时期和激烈历程，必随之飞跃，达到另一个历史和思想的高峰，“两论”正是达到了这一高度，无论内容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意义，但它毕竟发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对于落后国家的人民的革命运动没有具体的分析和深入的论述，而只是指明了方向。中国革命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显然是很危险的。“两论”很及时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事实上，“两论”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
二、马列主义是“两论”产生的主要思想来源
“两论”作为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哲学的总结和概括。“两论”的诞生，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中国现代革命，但“两论”的文字和思想不是仅因为历史渊源便能从的心中生出，便能从的笔端流出的，它们有其思想来源。马列主义就是“两论”产生的主要理论来源。当然，“两论”不仅继承了而且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著作的思想并使其中国化。
一贯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虽然在写作“两论”时并没有读完全部的马列著作，但也读了其中的若干本，直接从中吸取了许多重要思想。在《实践论》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九条，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八条。在《矛盾论》中一共采用了引文二十五条，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十六条之多。因此，美国学者弗兰西斯·苏评价“两论”说：“就术语本身而言，的辩证法理论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论”虽然直接引用了较多的马列论断，继承了马列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但它们绝不是对这些著作的简单再现或以另一种方式出现，而是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两论”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论”重新定义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两论”选择了认识和实践作为认识论的一对基本矛盾，而非以往的一些哲学家提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第二，“两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即特别强调“能动”二字。诚如在1818年读《伦理学教程》的批注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当然也与的性格分不开。
第三，“两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应用研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而军事辩证法是其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思想中最辉煌的一部分，而它的理论依据最早见于“两论”。正是“两论”把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及应用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
第四，“两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中国化。“两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但非常清楚地知道要从方法论意义上使中国人明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学说，就必须使其中国化，这就必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的传承与开拓创新。中国的圣人是既出世又入世的，以出世之心超脱功名世俗，以入世之心奉献社会人生。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这个道理。“两论”批判地继承了这一伟大思想，这些当然是在马列著作中没有的。
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两论”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两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世之作，它们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曾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中国古代文化”，“他的哲学继承了古代阴阳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两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关于承袭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上，“两论”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在语言结构上，“两论”纯粹是中国古代哲学式的，这也难怪，诗词也都是中国古典式的。第二，“两论”无本体论，而中国古代无所谓本体。第三，“两论”中虽直接引用了不少的马列原著，但大多数材料还是引自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执著地追求和深刻地了解，他对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终身都保持着浓厚兴趣，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书籍是他一生中读的最多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古人经典那是信手拈来。
但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的态度。“两论”正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和矛盾学说进行分析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的结果。
知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中国哲学认识论探讨的主题。唯心论者主张“知先行后”论，老子宣扬“不行而知”，孔子更有“生而知之”论。唯物论者则主张“行先后知”论，古之墨子、荀子皆持此理。近代孙中山亦主张先行后知，陶行知更是如此，连名字都改为先“行”后“知”。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几千年来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进行了系统清理和革命地创造，将其融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又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其中国化，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实践论》中，一方面对“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又对“复知”的唯物主义做了继承和革命性的改造。如《实践论》中所言，“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错误思想。”[3]272《实践论》对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有了创造性地见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往复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273
在《矛盾论》中则指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虽然古人重感悟而轻思辩，主张“性灵说”等，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动静观”和“常变观”。一种是坚持“运动”“变易”、“分化”的辩证法观点，认为客观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另一种是坚持“静止”、“有常”、“凝聚”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矛盾论》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和斗争，指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3]275。主要论点有：第一，不变论，即事物永不变化。第二，量变论，即只有量的增减而无质的变化。第三，外因论，即只讲外力的作用。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其基本特点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去看世界，主要论点有：第一，发展论，即是万事万物永远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第二，“两变”论，即量变和质变。第三，“两因”论，即内外因关系问题。
《矛盾论》之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有三个继承和创新：第一，《矛盾论》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3]294。第二，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合理思想，创立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第三，《矛盾论》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思想，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总之，现代中国革命催生了“两论”的问世。“两论”直接继承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认识论思想的精华。这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之中，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另一方面，又使中国的传统哲学获得现代生命而使其现代化。
参考文献：
[1]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3篇
李达的《解说》一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对哲学思想有着真挚的感情和科学的态度，同时对阐释和宣传哲学思想有着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正因如此，《解说》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理论特色。
第一，准确性。准确性是解读经典著作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解说》对“两论”的解读，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这里所谓的“准确性”，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阐释的准确性，也包括对“两论”中哲学思想的解读的准确性，而这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解说》的准确性，首先是由于李达本身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长期精深的研究和深刻的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一向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理解而著称，他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和《唯物辩证法大纲》都无不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上的准确性。同时，《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与之间的学术互动，也有效地保证了《解说》的准确性。例如，《〈实践论〉解说》书稿中曾写道：“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显然，修改后的论述更为准确，因为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一定就是今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来源”。实际上，从《解说》的写作过程中李达与的学术互动看，互动双方都在努力追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准确性。例如，在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的信中写道：“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第二，深刻性。《解说》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解说》对“两论”内容所关涉的许多哲学问题和哲学理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说》并不只是就“两论”的文字而解读“两论”。为了帮助人们理解“两论”中的哲学思想，李达在《解说》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入探讨和论析。例如，《解说》第34页至37页关于人类认识从感性阶段向思维阶段推移过程的阐释、《解说》第41页对贝克莱、莱卜尼兹、黑格尔关于感觉与思维关系的观点的论析、《解说》第61页对哲学史上“唯理论”诸派别的考察、《解说》第89页至95页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关系原理的阐释、《解说》第135页关于庸俗进化论者魏斯曼观点的论述、《解说》第165页关于苏联孟什维克的唯心论者德波林派观点的阐述、《解说》第168页至169页关于《资本论》中矛盾运动原理的阐释等等，都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其二，《解说》也对哲学思想作了深刻理解，抓住了哲学思想的根本。在《解说》中，李达特别强调哲学思想所蕴含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李达深有感触地说：“要搞通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在学习思想的过程中，只有首先抓住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实事求是的态度，实践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然后才能理解思想的精髓。”在《解说》中，李达经常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和矛盾分析法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这也体现了他对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自觉实践。
第三，通俗性。通俗性是《解说》又一显著特色。对于这一特色，在1951年3月27日写给李达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评价：“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解说》是写给广大干部和青年看的，是写给工农兵看的。《解说》的写作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大众性取向，作者注意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历史典故和生活中的故事，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地阐释深奥的哲理，有时还辅以各种形式的图解。
第四，科学性。《解说》所具有的科学性，是使得该书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科学性源于两个方面，即李达本人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具有突出的科学精神，同时他对解读“两论”的工作抱有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今天，我们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甚至提出不同的学术见解，是十分常见的事情。但李达在建国初期就能如此，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两大事件，在实践上验证了思想的真理性和威力。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的著作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李达《解说》科学性的突出体现。李达对“两论”所存在的理论上的漏洞、瑕疵并未加以掩饰，而是实事求是地、科学严谨地给予了明确的“修正”、弥补。例如，李达写《〈实践论〉解说》时，认为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笼统地视为排外主义的例子是不妥当的，并纠正了这种说法。又如，在《实践论》中讲到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突出强调了二者的先后顺序。李达则用他所认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观点来解说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看法。他在《〈实践论〉解说》中写道：“两者互为条件，互相补充，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两者具有有机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决不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阶段，其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人们如果割裂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把两者分离开来，或者专重理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感性认识，或者专重感性认识而无视或轻视理性认识，就背离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陷入于主观主义。”再如，《矛盾论》存在着过分推崇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强调“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而没有反过来说没有同一性同样没有斗争性。李达则在《〈矛盾论〉解说》中明确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在任何事物或过程中，都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我们运用矛盾法则研究任何过程时，决不可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割裂开来，或者只认识矛盾的同一性而忽视其斗争性，或者只认识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其同一性。若果是这样，就会违反唯物辩证法，甚至要陷入机会主义的立场。”还如，《〈矛盾论〉解说》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但它是非对抗性的，社会成员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的利益“是在一条共同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自身可以及时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50年代初李达提出的观点。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启发下，于5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作了科学的规定。《解说》的这个特色，也充分说明了李达对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特殊贡献。
第五，细致入微。1978年李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再版时，《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作者对思想细致入微的解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深刻阐述，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学习‘两论’。”《解说》“细致入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两论”的逐段解读上。这种逐段解读，与时下流行的重点词汇注解、提纲挈领介绍、主要观点评述、篇章结构分析、段落大意归纳等经典作品解读方式都有明显不同。这个显而易见的特色为《解说》带来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如果一定要分析其中的道理，那就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个文盲和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想把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实践，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实现哲学思想影响的最大化、指导作用的最大化，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逐字逐句地向民众解释，把高度概括的哲学理论通俗化，让民众明白其精神实质。”《解说》将的“两论”分89段引出，然后“运用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和人类斗争的经验材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而准确地阐释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蕴含的哲学思想”。《解说》对“两论”的细致入微的解读，到今天仍能深深感动每一个阅读它的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当李达认为“两论”的语言足够流畅、无需解说时，他宁肯坚持在《解说》中照录“两论”的原话，以使《解说》的语义保持连贯、完整，也绝不跳过。只有彻底放下了学者的架子、全心全意为普通大众读者着想的人，才会有如此的举动。
二、《〈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重要意义
“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影响最大的学者型理论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李达创造了多项绝无仅有的传奇”。“李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泰斗。”也曾当面称赞李达“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以上对李达的评价都指向这样一点，即一切想要从理论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人，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宣传与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活动的研究、都不可能绕开对李达研究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述的研究。李达的《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首先，《解说》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建国初期，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其中不少人甚至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而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特别是如果没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们就很难对党的事业及其发展前途形成统一的认识，就会在思想方法上出问题，就会在实际工作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指出：“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而在建国初期的情况下，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帮助他们学习“两论”，向他们宣传普及哲学思想。李达撰著《解说》，是自觉地为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代需要服务的。他说：“《矛盾论》和《实践论》一样，同是思想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宇宙观，是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
这两篇杰出的著作，都是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提高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而作的。在革命和建设任务异常繁重的今天，我们千百万党与非党的工作干部，以及愿意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学习《实践论》之后，进一步学习《矛盾论》，以提高思想水平，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偏向，掌握正确的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就必然能够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避免或减少错误，有效地为国家的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事实上，《解说》也确实很好地适应了建国初期提高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当时对哲学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普及。其次，《解说》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建国初期，在一个文盲与半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进而帮助和引导人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理论工作。《解说》的准确性、通俗性、科学性等理论特色，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范本。特别重要的是，李达不是那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他懂得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百姓，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的实际经验。他强调指出：“从实际出发，是一切工作者最基本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就是从感性认识的材料出发。所谓实际，就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的具体情况。任何工作者，必须调查与自己工作部门有关的一切实际的材料，吸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调查各阶层的生动的生活状况，即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依据辩证的方法，进行思考，引出论理的结论。”在《解说》中，李达正是这样做的。他反复强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而《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思想的基础。因此，他在解读“两论”时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注意运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事例来阐释哲学思想。无论是从内容还是方法上看，《解说》都是对于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的生动诠释。《解说》无疑为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提供了一个重要范例。应该说，在任何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解读即文本解读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题中有应之义。然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人完全沉迷于文本而罔顾现实，他们既不关心文本中的思想对现实实践的指导意义，更不会联系现实去阐释文本，而是醉心于文本自身的逻辑，纯粹是为了解读文本而解读文本。有人甚至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应该是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正确原则的，而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结为这种形式的文本解读，只会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入死胡同。考虑到这种情况，半个多世纪前李达在《解说》中为我们提供的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范例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再次，《解说》为推进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并吸收其合理内容，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并通过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概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为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两论”为主要本文的哲学思想正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既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精粹，又是对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的哲学概括，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这个角度看，建国初期《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的系统展示。《解说》对“两论”的解读，同时也是对于建国后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李达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撰写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名典。《解说》是李达建国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要文本，它既是对“两论”的解读，也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他在谈到《实践论》的重要性时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锁钥，而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一个基础———《实践论》，自然是指导中国革命行动与建设新中国的总指针。在现在，中国人民正面临着一个新兴的时代，一切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滋长着，新时代必须带来新事物，因而也就必然产生着新问题。
三、总结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辩证法；对立统一；矛盾；中国特色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通常用“矛盾”、“相反相成”来表示类似“对立统一”的涵义。相比较“‘对立统一规律”的说法，“矛盾规律”这一提法更为大家所熟知。矛盾概念出自《韩非子》（卷第十五·难一第三十六）中关于“自相矛盾”的典故：“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莫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①，这个典故形象地说明国人对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关联的理解。老子在其《道德经》中阐明宇宙间万物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②。《周易》中，阐明宇宙初始为太极，太极依阴阳两股势力来创造万物。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为我们接纳理解唯物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可能，而且使国人在阐释对立统一规律时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一、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认知及其深化
在《矛盾论》中一方面重申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依据自己的理解，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对这一规律进行了新的阐释。
首先，认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内容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既是运动，既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路，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③。
的这一观点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想的进一步阐发。在多年的实践活动中，深深感到，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才能显示出它的理论魅力，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突显了矛盾的特殊性。在《矛盾论》中用了相当篇幅阐述矛盾特殊性的具体表现，而其点睛之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④则可以看作是整篇文章的要害。
其次，在《矛盾论》中，详细分析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辩证关系，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发展和贡献。
在《矛盾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社会分层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由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打破，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又受到来自国内统治者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因而就需要依据已经变化的革命形势不断调整革命策略。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搬经典，“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⑤
第三，运用矛盾规律，采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思想的又一个特色。不仅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而且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就运用矛盾规律对当时中国社会构成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主要依靠对象和革命的对象，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矛盾论》中，随处可见列举的关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例证及其相应的解决对策。可以说，运用矛盾规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解读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落脚点，而正是这一理论归旨使得《矛盾论》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被后来的学者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运用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来解读当时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他在建国后陆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文章，都可以看作他试图突破原有的理论范式，回应新的实践难题的积极尝试。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发展了他在《矛盾论》中关于“对抗在矛盾中地位”一节的观点，认为矛盾存在者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应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经过制度建设，在体制内化解。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模式已经不适应于新的形势，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当然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还处于建设时期，政府工作还处于探索时期，人民群众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适应也还处于转变过程中。因而他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认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者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他主张要把绝大部分出现的矛盾看作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来解决。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多样化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体现了他运用矛盾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贯思路。
可以这样说，对立统一规律通过恩格斯的系统化的阐释，经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程式化，最后在思想中得到了最详尽和细致的说明。正是从开始，对立统一规律逐渐被矛盾规律的说法所替代。
二、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新解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邓小平同样十分重视矛盾规律。他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相比，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解读和运用呈现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稳定作用。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上。邓小平在上任伊始，就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拨乱反正也好，纠正冤假错案也好，都是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的这一思想为尽快结束的混乱状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将长期存在，世界虽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但是总起来说，和平的力量在发展，经济竞争将替代政治斗争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心，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而这就需要各国在国际间的合作互助，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个认知框架内，邓小平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邓小平的这个判断不仅扭转了多年来我们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而且为经济建设争取到良好的国际氛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邓小平运用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理念。他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为合理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典范，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认知。
第三，邓小平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利用各地区经济发展得相互制衡关系，以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比较好地解决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
概而言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者，邓小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理论难题，赋予对立统一规律的新的时代内涵。
三、和谐社会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成功运用的典范
以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又一个成功运用的典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各类矛盾的存在的合理性，矛盾解决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是“求同存异”，达至统一，实现共赢。“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的尝试，深化了我们对矛盾规律的认知，可以预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和新的现象，我们关于矛盾规律的认知必将继续深化，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注释：
①《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8页.
②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 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78页.
③.《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④.《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⑤.《选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⑥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⑦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参考文献：
[1]. 选集（1-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6]《二十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 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
注：
本文为校课程建设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精彩一课”（精彩教案）系列研究成果。
马克思矛盾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 群众路线 矛盾论 实践 认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1《矛盾论》的内容、产生背景及历史地位
《矛盾论》是的一部专题性著作，内容针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及教条主义，是对建党以后十六年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为了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王明一伙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1937年8月于延安写了《矛盾论》这部重要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特别着重地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关系的原理，从而雄辩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贯穿矛盾学说的各个方面，是全文的一条红线。为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后来回顾写作《矛盾论》时的情况，曾表明：“在民主革命时期， 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 两次比较， 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 这些都是适应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这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写作“两论”的历史背景。《矛盾论》追根溯源，通过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的教条主义，纠正了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统一了全党思想，为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再树新风，是党抗战和革命胜利的思想保障。
2《矛盾论》与“群众路线”的哲学内在统一
2.1“群众路线”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识论根源
同志的《矛盾论》最后一段明确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矛盾论》是讲思想路线问题，也就是讲群众路线问题，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群众路线作为思想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保持了高度一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同志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作为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要求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通过科学决策，再放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实践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所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形成正确认识的过程，又是保持正确领导的前提。亲身走到群众中去，过百姓的日子，想百姓之所想，先行后知，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这些对群众生活的认识，就是我们工作的方向。仅有了认识尚且不够，更需要将其作为党执政的原动力转化成实际行动，实践到人们的生活中去，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实践、认识、实践，这样周而复始的坚持，看似圆环周始，实则每一次实践都会有新认识，都会发现新问题，都会产生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实践上的巨大进步。群众路线即使领导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二者的相通之处就是深入群众实际调查研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党内必须广泛深入的提倡。
2.2“群众路线”中的“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论根源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种“群众――领导――群众”的过程，同人的认识“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过程是一致的。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人类的认识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同志把认识论的这一原理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他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织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矛盾论》讲，“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里指的就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大体说来，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只有这两个过程不断反复循环，才能使人们的认识不断加深和扩大，使我们的政策不断丰富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踏踏实实地深入到具体工作中去，抓住典型，加以解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一般意见或一般号召，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个别指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