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译论文范文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媚外，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 printed cash as Ya suiqian or gift money is one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 (橄榄树)，纸老虎 (paper tiger)，一国两制(one courtry with two systems)等等。
3.5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 Revolution against Qing Dynasty)等
3.6 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 one's head (笑掉大牙)；1ead a dog's 1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 (to spend money 1ike water)；力大如牛(as strong as a 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 与文化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 printed cash as ya suiqian or gift money is one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 (橄榄树)，纸老虎 (paper tiger)，一国两制(one courtry with two systems)等等。
3.5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 revolution against qing dynasty)等
3.6 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 one's head (笑掉大牙)；1ead a dog's 1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 (to spend money 1ike water)；力大如牛(as strong as a 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 与文化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翻译；语言；文化；文化负载词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媚外，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andpracticesofasociety”。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3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音译。对于源语文化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printedcashasYasuiqianorgiftmoneyisoneritualofChineseincelebratingLunarNew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橄榄树)，纸老虎(papertiger)，一国两制(onecourtrywithtwosystems)等等。
3.5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RevolutionagainstQingDynasty)等
3.6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one''''shead(笑掉大牙)；1eadadog''''s1ife(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tospendmoney1ikewater)；力大如牛(asstrongasa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白靖宇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5篇
旅游作为重要的对外宣传方式之一，涉及旅游与文化的翻译。中国旅游翻译的原则是介绍中国文化，吸引国际游客。旅游翻译不应该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应该是文化层面的诠释。旅游翻译应顺应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化大融合的趋势，从单纯语言形式的对比和转换上升到文化分析和对比的高度，揭示语言形式与文化隐喻所蕴含的深层含义，真正使翻译活动成为跨文化交流，促进旅游业发展，在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中打响自己的旅游品牌。
二、归化和异化理论
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文努提(LawrenceVenuti)1995年在他的《译者的隐身》中提出了异化和归化的概念。所谓异化,指“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采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他提出一种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认为翻译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体现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1]。他主张异化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异化翻译的前提是文化是有差异的,交际因语言社团之间和语言社团之内的文化差异而变得复杂。异化是以原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着眼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坚持文化的真实性,旨在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性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让读者感受不同的民族情感,体会民族文化、语言传统的差异性,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丰富译文语言的表现力。
所谓归化翻译,是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奈达认为,“翻译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要看人们在听、说、读译文时获得的是什么。判断一个译本的效用不宜拘泥于相应的词汇意义,语法类别和修辞手段的对比,重要的是考查接受者正确理解和欣赏译语文本的程度”[2]。翻译既然是一种交际,如果不对信息接受者的信息进行全面研究,对交际作任何分析都不是完整的。重视读者反映是为了让译语文本读者能大致和原语读者一样去理解和欣赏一个文本。译文的表达方式是完全通顺自然的。通顺自然的翻译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避免文化冲突,消除文化障碍,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通顺可以看成是归化翻译理想的策略。
三、异化与归化的关系
在翻译实践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译作完全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只是表现出在处理原语文化信息时的基本倾向。过度的异化或归化都有损译文的质量。刻意的异化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索然无味,甚至会闹笑话。作为两种翻译策略,异化和归化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各自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异化寓于归化之中,归化中也包含着异化,绝对的异化和绝对的归化都是不存在的。平常所说的异化与归化,主要是就译者的倾向性而言,即或异化为主或归化为主。在翻译实践中,两者的统一并非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是依翻译的目的、文本类型的不同而显示为现实的、具体的、动态的统一。
四、旅游文化翻译对异化与归化的动态选择
1.旅游翻译目的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汉斯·威密尔(HamsVermeer)从行为学的理论出发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翻译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或译文是否完美,而是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即译者必须能够针对特定翻译目的选择特定的翻译方法或策略。”[3]（笔者译）因此旅游资料的翻译其目的就是要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有关信息，让国外普通旅游者读懂、看懂、听懂,并且喜闻乐见。
就保留源语旅游文化而言，异化翻译有利于保留我国旅游文化的“异国情调”，并以之打动目标读者的心，激发这些潜在外国游客的旅游兴趣，其缺陷在于：由于异化翻译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追求一种不透明、不流畅的言语风格，且译本中所含源语文化信息过多，容易造成译文晦涩难懂，从而损害旅游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造成我国境外旅游客源的减少。
归化翻译则因遵循目标语言规范并用目标文化材料替代源语旅游文化，译文流畅，因而通俗易懂，老少咸宜，可读性和可接受性都较高，比异化翻译更能吸引潜在外国游客。归化翻译的弊端也很明显：过分倚重目标语言固有表达形式和文化材料，以译语旅游文化替代源语旅游文化，容易造成我国悠久、独特旅游文化身份的丧失甚至错位和扭曲。
2.旅游文本类型对异化与归化动态选择的影响
纽马克(Newmark)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并根据不同的内容和文体,将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informativetext)、表情文本(expressivetext)和祈使文本/召唤型文本(vocativetext)的结合体,同时具有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呼唤功能。”[4]信息功能文本在正确传达信息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归化”性手段使译文具有可读性,以利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求得译文文本的读者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信息准确真实、语言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是这类文本译文追求的目标,因而这类文本更多地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去思考、去感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大多会用“阐释”而不是“复制”的方法来处理这类文本,因为译文中“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的传递效果和读者的情感呼应,即读者效应。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为保证译文的信息准确并感染受众,实现其文本的“呼唤”功能,译者可以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不拘泥于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综上所述,不同文本的特点在异化和归化的选择上有不同的侧重。信息型文本要忠实于原文的“真实性”,归化与异化相结合;呼唤型文本则要忠实于读者的反应，侧重于归化，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形式。在实际的操作中,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会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动态地穿行,这在翻译实践中已屡见不鲜。
旅游文本中大多带有十分浓厚的文化色彩,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翻译应该充分考虑该文本的使用语境及其具体功能,灵活选择翻译的具体方法。例如,如果是信息功能突出的旅游文本,比如景点、风俗等具体的介绍,由于缺乏文化对等词,其中的文化因素可以以直译加解释等方法充分解释其意义和内涵;而对号召型的旅游文本,如旅游景点、旅游广告语等,可以使用译入语中同样具有文化色彩的近似词来进行类比,以激发读者的兴趣,达到推介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终极目的。根据归化和异化动态统一，笔者对旅游文化翻译提出如下翻译策略。五、异化与归化理论指导下旅游文化翻译策略
1.文化信息内容的补偿和增添
英美读者因文化差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会有理解上的困难,这时我们应该调节信息,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或注释。为了便于译文的读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译者（亦即传者之一）,应添加新信息来加强传播效果。“作为目的语读者的英文读者因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如果按照字面直译这些句子,他们在把语言符号转为意义的过程中势必受阻,从而影响到信息的有效接受。”[5]
如：仙人洞系悬崖绝壁中之天生石洞,因其形如手,故又名佛手岩。洞高7米,深逾14米。内有一石制殿阁——纯阳殿。殿内立纯阳(洞宾)石雕像。洞深处,有两道泉水沿石而降,这便是《后汉书》记载的千年不竭的“一滴泉”。洞旁建有老君李聃骑牛雕像。景区内还有石松、御碑亭、访仙亭等景观。区内游步道为1452米。
译文:Immortal’scaveisanaturalcaveinaprecipicewhichlookslikeahandofaBuddhaandsoitisalsocalledtheRockofthehandoftheBuddha.Thecaveis7metershighand14metersdeep.Inside,thereisastatueofLuDongbin.TwospringsflowdownfromthecracksoftherocksandtheyarethefamousOneDropSprings.NearbyistheLaoJunPalace,withastatueofLaoJunonthehandofanox.Inthisdistrict,youcanalsopayavisittothepineintherock,theimperialTabletPavilionandFangxianPavilion.Thepathgoingthroughthedistrictruinsaslongas1452meters.
在这段译文中吕洞宾、老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人物,而翻译中应添加补充信息,使译者有所了解。而且访仙亭等景点的翻译可以补充出“seekingtheimmortals”,这样更好地达到交际的效果。
2.文化专有名词的注释性加译
外国游客一般对于带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专有名词十分感兴趣,像中国的学生学习语法一样,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这个那个有什么区别。对于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交流障碍,如果不予以适当的解释就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请看下例：
再配上左右两边的砖雕壁画:“百鸟朝凤”和“五伦全图”,更是美妙绝伦[6]。
“百鸟朝凤”原译:“OneHundredBirdsWorshippingthePhoenix”拟译:“AllBirdsPayingHomagetothePhoenix”(PhoenixinChinesedoesnotreferto“deathandresurrection”,butatraditionalsymbolofmonarch,asdragonfortheemperororking,phoenixfortheempressorqueen)
根据中国民间传说,“百”只是概数,“百鸟”指众鸟,所以笔者认为还是前者贴切。再者凤凰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汉语中“凤凰”有“祥瑞尊贵”之意,故有“龙凤呈祥”“凤毛麟角”之说。然而笔者查阅了英、美、加、澳等国词典,都发现在英语文化中“凤凰”指“神话中生活在沙漠里的一种鸟,每500-600年自焚,并于灰烬中重生”,当然它也指代“极为出类拔萃或美艳的人或物,如完人,殊品等”。所以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就叫凤凰城,并且是有名的旅游胜地,香港也有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当然为避免误会,最好仍加以简单解释,说明“凤凰”在不同文化中的差异,并强调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尊贵吉祥”之意。
3.文化类比
类比也是一种巧妙的寻找最佳关联点的译法。文化交流过程中,类比有利于消除文化陌生感,迅速、有效地实现交际和文化传播的目的。“舟的前方架着一柄长舵,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7]。其中“形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怎么译?试比较一下两个译文：
A.……isshapedliketheswordintraditionalBeijingoperausedbyGuanYu,ageneralofthestateofShuoftheThreeKingdomsperiod.B.……isshapedliketheknifeontheWesterner’sdinnertable.
译文A运用解释性增译,文字累赘,没看过或不了解有关关羽的京剧情节的外国游客根本不知所云;译文B将西方游客陌生的青龙偃月刀与他们的餐具联系在一起,处理努力(Processingefforts)弱化了,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s)增大了,找到了最佳关联,照顾了游客心境,达到“导”的效果。如下例：
(南岳的)祝融殿theHallofZhurong,theChinesePrometheus;炎帝神农氏EmperorYandi,theChineseSaturn
上述两例翻译,抓住中国火神祝融与古罗马传说中为民盗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中国农业文明的始祖神农氏与古罗马神话中的农神的相似点,照顾了西方游客的认知环境,因关联而语境效果突出,译文的语用语言等效达到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类比能大大激发游客的旅游兴趣。比如在向西方游客介绍苏州时,因苏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合流之太湖旁,由20多个湖泊环抱而成,可以称之为“VeniceofChina”。
4.适当删改汉语特色文化信息
在旅游资料的翻译中,删除和更改有时是十分必要的。应该删改的是多余的对译文理解没有多大帮助的内容。中西文化的差异难免会造成文化冲突,一些汉语特色文化信息的直接英译难以让外国游客接受,甚至适得其反,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败。因此在处理旅游文化翻译时必须照顾到译文读者的思维模式与目的语的逻辑结构,对原文结构进行语式分析,根据目的语思维习惯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译者要考虑作适当的删改以突出主题信息,从而软化僵硬呆板的宣传语气。如：
江岸上彩楼林立,彩灯高悬,旌旗飘摇,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千姿百态的各式彩龙在江面上游弋,舒展着优美的身姿,有的摇头摆尾,风采奕奕;有的喷火吐水,威风八面[8]。
译文:High-risebuildingsornamentedwithcoloredlanternsandbrightbannersstandoutalongtheriverbanks.Ontheriveritself,gailydecorateddragon-shapedboatsawaittheirchallenge,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Oneboatwagsitsheadandtail;anotherspitsfireandsprayswater.
原文过度修饰,言辞华丽,若直译则使译文累赘冗长,令人厌读。为有效传达其中文化信息,译者灵活处理了中英文在行文习惯上的差异,将原文两句改译为三句,调整了句子长度;删去了“呈现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场面”、“风采奕奕”、“威面八风”等词句,通过“gailydecorated”和displayingtheirindividualcharmstotheirhearts''''content,以简洁明快的语句,表达原文中龙舟赛场壮观热烈的气氛和千姿百态的龙舟风采。通过改译后的译文既符合译入语表达习惯,又保持了原作的韵味。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6篇
目前国内外有关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的著作数以十计，但专门探讨翻译与文化外交关系的研究却不多。加拿大LuisevonFlotow教授曾于2007年撰文介绍高雅文学(比如诗歌)的翻译在西方国家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国内相关文献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很少提及文化外交，而是采用了其他概念和视角，包括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简称外宣)和文化“走出去”等，所采用的分析框架有译介学、传播学、翻译改写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翻译规范理论、跨文化交际等。本文以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Lasswell，1948)为主要框架，简要介绍新中国以文学艺术等外译为途径的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总结外宣翻译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参考。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将传播过程归纳为五个要素:传播主体(Who)、传播内容(SaysWhat)、传播渠道(InWhichChannel)、传播受众(ToWhom)和传播效果(WithWhatEffects)。在翻译领域，与这五个要素相应的要素是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渠道及手段、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郑晔，2012:11)。这些要素相互关联。
2我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变迁
一般认为，法国是第一个设立文化外交专门机构的国家。该国于1883年成立法语联盟，旨在传播法语文化，提升法国国家形象。英国于1934年设立英国文化协会，美国则于1938年设立国务院文化关系司以主管文化外交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文化外交活动。1956年4月，总理在第二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Passin(1963)在其China’sCulturalDiplomacy(《中国的文化外交》)一书中列出中国自1949年至1960年有关文化外交活动的许多统计数字。文化外交的思路、做法和工作重点依国际政治风云与国内政策形势而变。新中国成立伊始便面临西方对我国的经济文化封锁和分别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这时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工具，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声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至1976年的“”对文化外交工作造成巨大冲击。八十年代，政府对对外传播工作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注重同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间往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自此文化外交活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阶段。2004年8月，原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新时期新阶段，我们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开展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提出“文化外交”这一说法，文化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外宣翻译活动自新中国成立便开始。其中，文学翻译在对外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曾说过，读者通过阅读莫言的小说“可以更加了解中国，比看任何一种符合我们国家正统的有关中国的报道了解得多得多”(魏格林，2010:80)。
2.1译介内容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成立，主管对外宣传、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52年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成为国家对外宣传外文书刊的统一出版机构，其宣传任务是“有系统地向国外读者介绍我国的革命经验、基本情况、现代(包括“五四”时期)和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戴延年，陈日浓，1999:30-31)。外文出版社在五十年代时创设多种多语种刊物，其中英文版《中国文学》创刊于1951年。从外宣翻译题材而言，1949年至1976年外宣书刊的重点是政治类图书(如著作和政策法令文件)。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共翻译出版中文图书494部，其中政治文献类约占总数的39%，戏剧小说类约占总数的23%。(滕梅，曹培会，2013)外文出版社在1953年工作计划中也认识到“书题种类太少，缺乏多样性”，“大多数是中国革命经验理论、政府法令报告和时事性的综合报道”，“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文化、艺术方面的，几乎一种也没有”(周东元，亓文公，1999a:71)。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外宣书刊成了输出思想和宣传“”的工具，中文小说仅外译了三种。这一时期，刊登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的作品也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刊物译介的作品主要是工农兵题材，宣扬革命斗争，以作家的政治身份为标准来挑选现当代作家，“”期间译介的现代作家只剩下鲁迅一人(郑晔，2012)。1981年，应《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提议，“熊猫丛书”系列外宣图书开始出版，其选材标准是作品适合对外宣传，并且文学质量要高。截止2009年底，该系列共出版图书200余种，包括英文版图书149种;英文版图书中，现当代小说有97种、诗歌散文戏剧类有33种、信息性文本(如《藏北游历》)有15种(耿强，2012)。1995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国家重点出版工程立项，旨在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约110种，题材涉及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军事、科技等，目前已出版90余种。进入新世纪，中国图书外译项目增多，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2006)、“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6)、“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等。根据中国翻译协会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2012年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出版发展报告》，1980至2009年30年间，翻译成各个外语语种出版的图书累计有9763种，其中数量最多的三类分别是历史地理类、中国政治法律类、中国艺术文化科学教育类，各占20%以上，中国文学类占10%，马列主义与思想类数量不足1%。从译介内容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对外宣翻译的影响日趋减弱，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信息性文本大幅增加，文化学术类图书明显增多。
2.2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包括政府外宣主管部门、外宣出版单位、翻译与编辑人员等(郑晔，2012)。新中国成立后，外文局(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改制而来)长期以来都是国家外宣书刊统一的出版机构。九十年代，外文局成为中央所属事业单位，其部分下属出版社与杂志社开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从事外译的出版社开始多起来，比如《大中华文库》参与出版社有20多家。1980年左右，中央和地方出版社便开始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尽管这在当时与文化部的规定并不一致(戴延年，陈日浓，1999:378)。外文局从事外译工作的人员包括中文编辑、英文编辑(即译者)和外国专家等。其中，中文编辑在选稿和改稿的权力上一直大于译者。杨宪益(2001:190)在回忆录中写道，“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八十年代，译者地位有所提高，但人员调动频繁。到了九十年代，外文局人才流失严重，出现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郑晔，2012)。对此，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谈到外文局“职工的工资低、奖金少、住房困难”，难以吸引社会上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周东元，亓文公，1999b:475)。从译者角度看，书刊外译有三种模式:一是由外国专家翻译，二是由中国译者翻译，三是中外合译。这三种模式在外文局均存在，比如中外合译方面著名的例子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尽管两人也经常单独翻译。翻译界常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认为，如果翻译的是文学作品，译者或第一译者最好是外国人。谢天振教授持同样观点，他举例说在美国大学，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上都远逊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的译本(赵芸，袁莉，2010)。这对外译工作不无启示。
2.3译介渠道及手段
文化走出去的渠道大体有两种:非盈利性的对外文化交流和盈利性的文化贸易。前者主要由政府和文化组织机构(如作家协会)推动，后者则通过市场机制推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统一经营书刊进出口贸易的机构是国际书店(1963年改由外文局领导)，其任务是输入各国书刊，并输出中国可以出口的书刊以增进国际宣传。1953年，国际书店称，出口书刊“贸易发行占82%，非贸易发行占18%”(戴延年，陈日浓，1999:40)。1959年12月，对外文局要求书刊对外发行要“继续执行以贸易发行为主，非贸易发行为辅的方针”，“非贸易发行部分应适当增加”(同上:100)。不过，据时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在1997年讲，80年代以前，外宣书刊在发行上实行国家买断，“虽也采取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发行方式，但贸易只是形式，实际是低价销售或非贸易赠送”(周东元，亓文公，1999b:469)。由于国家财政的大力扶植，外文局书刊对外发行总量在七十年代末一度辉煌，发行范围达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到了80年代，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别是1989年的影响，外文局对外发行总量急剧下降，90年代时年发行量由原来的3000万册降为几百万册(同上:470)。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改变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拓展对外文化传播渠道。新的文化贸易模式目前已形成“借船出海”、“造船出海”、“购船出海”、“银企合作”等模式，其中的“船”指的是国际化平台(如海外知名出版机构)，比如“借船出海”模式指中方企业和有实力的海外公司采取合作、合资等方式出版发行，双方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曲慧敏，2012:56)。长期以来，书刊一直是文化外交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电影、电视、网络视听等现代媒体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11月底奥巴马参观好莱坞，向现场数千名群众强调:“我们可以通过娱乐业，塑造全世界的文化。”我国也开始在影视剧输出方面加快步伐，有关单位正合力将数十部电视剧、电影、动画片和纪录片译制并推向非洲等地区，其中《媳妇的美好时代》等在多国热播。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书阅读器的广泛使用，电子图书日趋主流，数字出版成为一种趋势。比如，外文局于2011年底推出中英双语《中国文摘》iPad读物。
2.4译介受众与效果
“”之前，我们把读者对象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民族主义国家(亚、非、拉)和资本主义国家(欧、美、日本)三类来划分，对外宣传对象以亚非拉广大中间读者为主(郑晔，2012)。外文出版社1955年在总结经验时称著作、文艺作品和介绍中国文化生活的读物在国外需求大且受欢迎，不过人们在选题和编译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选题时不对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意见进行研究分析、中文编辑加工自以为是、外文流于死译硬译等，要求在此后工作中大力克服死译现象，加强外文译稿的编辑工作。(周东元，亓文公，1999a:113-117)这些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然难以解决。1962年，该社在其思想汇报中反映了“以我为主，照顾读者”的方针问题。(同上:243)“”期间，外文局编译人员人人自危，怕犯错误，翻译工作中直译、死译现象很普遍，不敢与外国专家接触，怕被控为“里通外国”，如此便严重影响了外译书刊的可读性。(同上:257)由于我国长期注重对外宣传政治经济成果，输出意识形态，外文版图书在西方国家通常被视为宣传品，难受普通读者的欢迎。在文学译介领域，研究表明，在80年代，英美读者倾向于从政治和社会学角度而非审美角度阅读以“熊猫丛书”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1989年的强化了英美民众对中国“极权政府”形象的想象，使英美出版社在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时倾向于选择持不同政见者或反映、批判、讽刺中国“极权政治”的作品。(耿强，2010)90年代，政府不再为书刊外译提供大量资金，于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熊猫丛书”也几乎停止下来，读者也转为国内读者为主，英美等国的普通读者群逐步丢失。中国国际书店(现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在80年代进行改革，由外文书刊出口为主转为中外文书刊出口为主，由国外市场为主转为国内外市场并重。前，该机构的主要海外读者群是华人、汉学家、学者和中文学习者。
3经验教训与策略分析
3.1译介受众
无论是从常识还是从传播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角度来看，受众在文化外交中都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要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取得最佳传播效果，其他传播要素均需体现受众意识。在外译活动中，我们就需要从受众角度看待译介内容、主体、渠道及手段、翻译方法等环节，考虑受众的兴趣和需求。长期以来，我们在外宣工作中将国外受众视为被动接受的宣传对象，以期对他们进行指导教育，促进世界革命。而在西方国家，民众认为宣传即谎言，对我们的外宣活动并不信任。外文出版社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在1962年的经验总结中称:“最好的宣传使人不觉得是宣传……不要不分场合地、过分天真地暴露出我们的宣传意图和政治目的”，“让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不要说教。”(周东元，亓文公，1999a:250-251)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在对外传播中逐渐不再将国外受众视为政治意义上的宣传对象，而是有理性、有需求的市场信息消费者，开始尊重他们的需求，提高对外传播的针对性(钟馨，2010)。这是传播观念上的巨大进步。
3.2译介内容
80年代之前我国的译介选题工作具有相当的盲目性，比如外文出版社的选题步骤是:基本不懂外文的中文编辑根据外宣需要和经验制定出统一的中文书目，对内容进行编辑，然后交由译员严格按照中文内容译成外语。即使一本书刊要译成多种语言，各版本的内容与形式亦是一致的(周东元，亓文公，1999a)。由于各国受众所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习惯，同一国家受众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和欣赏水平也不相同，因此要满足各类受众的需求并非易事，需要对国外受众进行系统化、正规化的前期调查。在文化外交中，文化一词有三个层次的含义:最的物质文化层(如长城、兵马俑)、中间的制度文化层(如风俗习惯)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层。(曲慧敏，2012)无疑，文化外交中最重要的应是核心价值观走出去。2012年中共十报告明确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此指明了方向。据调查，国外受众通常较感兴趣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包括:体现人文关怀和共同价值观的题材(如爱情、家庭、环境问题)、传统文化(如文化典籍)、关于旅游教育社会方面的题材、有关现代中国的内容(比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等(胡兴文，巫阿苗，2014)。目前，文化典籍外译工作接近尾声，国外对能反映国际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中国现当代作品(包括文学、学术作品等)的需求增大。文化外交中对外传播的信息即使到达受众，并不意味着受众完全接收该内容。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有四个层次:1)了解所传播的信息;2)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3)同意或同情;4)信服(沈苏儒，2009)。达到第二个层次已属不易，因为人们在理解外国文化时难以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文化折扣”难以避免。那么应该如何提升受众对译介内容的接收程度或译介效果呢?
3.3译介手段
翻译策略对于译介效果十分重要。早在50年代，外文出版社就确定以“信、达、雅”作为翻译原则，其中的“信”(即忠实)是主要原则。前面所讲的死译硬译即是过度忠于原文文字的结果。然而在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中，编译并不少见。据汉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讲，国外编辑在读了他译的《狼图腾》后，为让译文更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吸引更多的读者，将译文删掉至少三分之一;他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时，国外编辑对原文结尾不满意，于是莫言为此撰写了一个全新的结尾(李文静，2012)。翻译的方式除全译外，还有摘译、编译、缩译、改译、阐译、译写等(黄忠廉，2000)。当今社会，“文化快餐”盛行，许多人看名著只看精简版。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近3000名读者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在其“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上，《红楼梦》、《百年孤独》与《三国演义》分居前三位。另据报道，《三国演义》的原著译成法文，由于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很多法国人读不下去。不过，《三国演义》连环画的法文版却在法国取得成功。因此，在文化外交中，没有必要全部采用全译的方式，可以先采用受众较易接受的摘译、编译等方式和漫画、口袋书等形式，在时机成熟时再推出全译本(胡兴文，巫阿苗，2014)。
3.4译介主体
如前所述，文化外交的主导者通常是政府。由于国外受众对我们官方渠道所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较低，我国政府应鼓励民间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传播中华文化，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市场运作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置身其外。有研究表明，2001年《中国文学》停刊后，由于我国当代文学译介机构长时间缺位，国内大量非主流文学作品被海外出版机构以“社会化”、“新闻化”的意识形态视角译介出版，如2001-2010年间被翻译出版最多的是卫慧的《上海宝贝》(何明星，2013)。目前，我国在文化外交中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整合政府和民间两种资源(蔡武，2014:234)，政府为民间机构提供政策上的指导以及资助。作为译介主体之一的翻译人员已成为制约我国文化外交的一个因素，主要原因是中译外人才短缺。为解决这个问题，自2007年起，国家设立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然而据笔者对所教翻译硕士生的调查，他们当中竟无人有意毕业后从事单纯的翻译工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翻译薪酬过低。对此，陆谷孙先生曾评论道:“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赵芸，袁莉，2010:18)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本书的资助经费常为40万元，这为翻译薪酬标准提供了一种借鉴。
4结语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关联理论；最佳关联；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104-02
一、导语
近年来，关联理论被广泛用于翻译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译界的重视。在关联理论框架下，文化翻译的实质有了新的界定。对于如何处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很多学者对此作过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从关联理论的角度探讨文化翻译的文献还不多见。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译者必须深入探明翻译内容所涉及的原语和目的语文化特征及其差异，将双语的文化内涵适当对接。也就是说，译者不仅要传达出原文的信息意图，更重要地是传达出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在关联理论的语用视野下进行文化翻译，才能够完整地体现整篇文章的准确性和艺术性。
二、关联理论
1986年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联名出版了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Wilson的学生Gutt又进一步发展了关联理论，把关联理论和翻译结合起来，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该理论将翻译看成是一个对源语进行阐释的跨文化、跨语言的明示——推理活功，是语言交际的一种方式。
关联理论有两条关联原理（principle of relevance）。第一条：人类认知常与最大关联相吻合。第二条：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传递着自身的最佳关联假设（Sperber & Wilson）。而最佳关联假设的内容又包括两点：①明示刺激信号具有足够的关联，值得受话者付出精力进行加工处理。②明示刺激信号具有发话者的能力和意愿允许范围内的最大关联性。
由此可以看出，最佳关联假设是涉及受话者和发话者两方面的关联程度问题。根据Wilson在Relevance and Understanding一文中的论述，一个话语在某种解释下如果并且只有具备下列两个条件时才是最佳关联的：①它取得足够的语境效果，达到值得受话者注意的程度；②在取得这些语境效果的过程中，它不耗费受话者多余的精力。
三、文化翻译
1.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化翻译的实质
运用关联理论研究文化翻译，重在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把翻译当作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活动，突出翻译的认知特性。由于每个人的认知结构各有差异，在不同的话语情境中，即使是同一个人所推导出的前提也不尽相同。所以语用推理中的前提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假设，这种假设必然受到认知语境的制约。比如中国读者就很难理解雪莱的诗歌《西风颂》中的“西风”了：“O，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因为“西风”往往会使中国读者想到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时的“西风”在中国人的认知环境中是与凄凉、萧瑟、悲伤关联。其实，这是一种语境的差异，英国的西风恰似我国的东风，代表的是春天。西方读者也很难理解这句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东风和西风都是大自然的不同方向的风，因为他们缺乏这一认知语境：在中国革命时期，东风和西风分别代表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
从以上例句的翻译可以看出，文化翻译过程中译者试图寻求信息的关联，取得语境效果，找出话语与语境的最佳关联。关联理论强调的‘最佳关联’正是译者所追求的目标，语境效果越好，关联性就越强。
2.文化翻译策略
（1）语境假设。关联理论将翻译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翻译时译者应关注原文所使用的环境、参与交际者的身份、原文反映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以把握话语的特殊涵义和所蕴含的意图，并设法在译文中再现出来，使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真减少到最小。如中国人旧时见面时习惯用问候“吃了吗”来打招呼。这句话如果直接翻译为“Have you eaten”，在母语是英语的人看来，一见面就问这句话，似乎是要请对方去吃饭，而非一种习惯性的问候。其实这句话就相当于“你好”。因此，就将其翻译为“Hello”或“Howa re you？”即可。这样，译者若是明白了原文产生的语境，就能将原文作者企图传给原文读者的语境假设正确传递给译文读者。
（2）文化信息调整。由于文化习惯、民族心理和价值观等差异，两种语言的认知环境不同，使得某些源语中的文化信息在被译为目的语后失去了它原有的交际意图和语用功能，这个时候就需要译者去调整译入语的文化信息，以实现现其交际意图和功能。如美国运动用品NIKE，读音为[′naiki]，原意是希腊的胜利女神之名。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时，译者将其译为“耐克”，取其经久耐磨，结实可靠之意，而且非常符合人们希望的运动产品“坚固耐穿”的愿望，又包含了克敌制胜的意义，正好与胜利女神的原意相吻合。若直接音译成中文“奈基”或“娜姬”的话，因中国消费者不熟悉胜利女神在源语文化中的意义，难以从文字中得到任何相关产品的信息，包括产品名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可见选用符合目的语文化的商品名称，将原文的信息传递给目的语国家的消费者，有利于产品的销售。
四、结语
关联理论的交际观认为，语言交际是一个认知——推理的过程，而文化翻译则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明示一推理过程。译者必须在对原文理解的过程中，通过付出推导努力，寻找原语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期盼的最佳关联，实现交际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传递有效的信息，译者从原文中提取其认为符合译文交际功能的文化信息，再将其用目的语准确地表达出来。若原文所含信息无法在译语文化中表达出来，那么，译者可以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通过语境假设或调整原文的文化信息，进行文化信息的传递。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摆脱原文结构的局限，避免生搬硬套原文的字面意义，使译文与原文一样文理通顺，让交际效果达到最佳程度。
参考文献：
[1]Gutt,Ernst August.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Cognition and Context[M].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2]Sperber,D.& 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asilBlackwell,1986/1995.|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杜福兴.也谈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2005,(2).
[5]方梦之.译学词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6]何峻.论语用视野的文化翻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4).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8篇
奈达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应注重这一过程与文化间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德国功能学派在翻译时也重视研究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在中国，严复最先提出在翻译时，应该考虑读者、文本的目的和中国的社会状况等。但是直到近几年，伴随着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的诞生，我国才形成了初步的文化翻译理论框架。谈及旅游翻译，其关键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实现译语文化和原语文化在功能上等值以及译语读者与原语读者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当然，这其中还有不少策略值得研究，下面将具体介绍。
2、翻译策略
2.1直译，完全保留汉语的指称意义和句子言内意义，求得内容与形式相符的方法。如：芦笛岩是桂林最精彩的岩洞。Reed Flute Cave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of all in Guilin.
2.2音译＋释义：结合这两种方法，既弥补了单纯音译法表意能力差的缺点，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难译词在意译时可能出现的语意误解、表达累赘等弊病。如：天涯海角和鹿回头风景点 Tianya-Haijiao (the end of earth and the edge of the sea) And Luhuitou (turn-round Deer)scenic spots.
2.3增译：它是指增添适当的理解原文所必需的背景知识，如历史事件发生年代，名人身份及其在历史上的贡献名胜古迹所蕴含的建筑文化、历史典故等。中国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赋予了旅游文化丰富的内容，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但是，英文读者因文化差异，对富含文化背景的译文往往难以理解。因此，在进行旅游文本英译时，译者应该增加相应的文化背景解释，努力将原文中的特色文化传达到译文中，以满足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如：“杨贵妃”可译为Yang Guifei, favorite concubine of a Tang emperor；“黄帝陵”可译为the Tomb of Huangdi (Yellow Emperor), the first Chinese emperor；“诸葛亮”可译为：Zhuge Lia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Shu Kingdom. 这样一来，没有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的外国游客也可以清楚地了解旅游资料中所传达的信息。
2.4减译：汉语常用修辞来润色从而显得同义重复，这与英语的简练形成鲜明对比。在翻译旅游资料时，没有必要将描写性词语一一译出，可以适当删减，保持内容和意思完整准确即可。如：奇特秀丽的海景、山景和石景，海山相连，相得益彰，蔚为奇观Wonders of nature---hills, the sea and rocks present a splendid sight. 原文用用了3个四字成语来描绘这儿的美景，如“海山相连”、“相得益彰”、“蔚为奇观。但在西方人眼里，这些四字格缺乏实际内容，夸张有余而真实感不足。因此，译者将这些虚化朦胧的四字结构省略，只译出原文主要内容，使译文景物描写真实客观，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2.5类比：对于外国游客不了解的相关知识，采用英语文化中相似的内容来译。
纽马克在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即用译入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互相替换的两种文化负载词很难说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所以在旅游文本中用类比法能使译入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文本的呼唤功能也更容易实现。如：济公劫富济穷，深受穷人喜欢。Jigong, Robin Hood in China, robb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 he was loved deeply by the poor.
类比其实是一种变通手法，可以更便利地向外国游客介绍旅游文本中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年代、地名、人名或事件，可以使游客将陌生事物与自己文化中对应的事物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和交流。这一方法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类比淡化了中国文化特色，应该是在增译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方法。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9篇
文学翻译除了本身包含的知识性和逻辑性,重点在于传递形象信息、情感信息和审美信息,所以文学翻译的特色是情感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文学翻译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还要传达文字符号外的形象、情感和审美信息,给译者留下更多的创造空间,也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1919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文学翻译迎来了第一个高潮。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的文学翻译出现了第二次高潮,着名作家茅盾提出“艺术创造性的翻译”口号。如今,在以发展创新为特征的21世纪,文学翻译因包含巨大文化因子而再次受到翻译界的广泛关注。
二、模因论概述
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1976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Richard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提出了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模因,用于解读文化传播方式和机制。模因作为模因论的核心术语,能够像基因一样自我复制实现传播,从而决定我们的文化和心理结构。Heylighen(1998)提出模因的生命周期共有四个阶段,即同化、记忆、表达和传输。同化阶段指模因感染新宿主、进入他的记忆并重组于现存认知因子的过程。记忆阶段即宿主对模因进行选择或者淘汰的过程。表达阶段指在与其他个体交流时,模因从记忆中的储存模因中出来,进入能被他人感知的物质外形这一过程。传输阶段着重体现模因借助各样载体扩大传播范围,是对表达阶段的延扩。
三、模因传播与归化异化翻译
翻译过程可以看做是异国文化的模因通过语言向本国传播的过程。翻译中的模因传播过程指的就是包含原作者思想理念的核心模因与原作者文化背景的其他模因共同构成载体———原作,译者通过对原作解码编码形成载体———译作,从而感染读者,继而进入新的传播阶段。最理想的翻译就是译文不仅能传达原文的思想理念,还能从语言、文化和风格上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正是异化翻译所追求的目标。但是纯粹的异化翻译也有自身的弊端,因为过度异化,追求“异国情调”,可能会使译文晦涩难懂,缺乏流畅性,甚至产生悖误,最终阻碍文化的交流。归化翻译是将具有异域文化的模因信息以译语语境中已有的、广为熟悉的表达模因呈现给读者,目的就是使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消除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排斥感。但是归化翻译采取的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态度,拒绝接受新鲜的文化熏陶,会抹杀异域文化。因此,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各有优势和劣势,在文学翻译中可以起到不同的作用,满足不同的文学翻译需求,两者虽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最优的文学翻译,应该是归化异化翻译之间的一种平衡,既体现原作风貌,又为读者所接受。
四、文学翻译中归化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文化形象和语言表达习惯中存在差异,文学作品翻译应该尽量反映源语国家的文化习俗,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地接受和期待,传递源语信息。基于模因论,要想最好地实现文学作品翻译,只有综合归化异化两种策略,根据译者翻译的目的,合理运用,一主一辅才行。下面通过《红楼梦》的不同译本来分析。……况那晨风夕月,阶柳亭花,更觉润人笔墨;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红楼梦》第一卷这些文字,曾有多位翻译家对其进行翻译,其中杨宪益夫妇、Hawkes和程永生的译文很受读者肯定,下面我们来分析他们的翻译策略。、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在翻译贾雨村这个人名时使用了威妥玛式拼音,没有使用汉语拼音,目的可能是为了方便英语读者,但结果是与用汉语拼音拼译汉语人名、地名的通行做法相抵;两位译者在处理假语村言这个谐音双关时感到棘手,没有采用增加译文的办法予以处理,而是增加了注释(笔者未引);译文虽然对语篇结构有所调整,但在词句层面上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的翻译,基本上不增不减,可能是受了“信、达、雅”理论的影响。因此,许多评论家都认为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基本上采用的是异化译法。、Hawkes翻译《红楼梦》时多采用归化译法,许多地方甩开了原文的表层结构和表层意义,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英语读者的写作与阅读习惯,下笔抒词。至于假语村言和真事隐去之间的关系干脆略去不译,而将假语村言说成是vernacular。假语村言虽含有vernacular的意思,但重心在一个假字上,因而其真正的意思是说明作者用小说写生活、写经历,托石兄之名,说雪芹之实。程永生的译文没有改变原文语篇结构,使用汉语拼音翻译人名;用增加说明性译文的办法译出贾雨村与假语村言的谐音双关。就翻译策略而言,这段译文不像杨氏夫妇那样较多地采用异化译法,也不像Hawkes那样纯粹采用归化译法,只是对某些细节进行了删节或调整,实现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结合,更易被读者接受。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语言；文化；文化意识；翻译
翻译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译者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还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并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对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有正确的理解，以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落入翻译陷阱。
一、语言、文化与翻译
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总和。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具备文化内涵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语言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涵。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往往会受到文化差异的干扰。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语言既是文化的反映，又是掌握一种文化的直接有效的工具。如果对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没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将会影响对其语言的深入理解和恰当运用。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文化交流。交流又促进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不是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长期处于孤立、闭塞的状态之中，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好处。现代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更是以空前的规模、内容、形式和手段，在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着。因此，可以说，在现代国家中，绝对不受外来影响的固有文化是不存在的。
跨文化的交流又必须通过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跨文化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也丰富了世界文化，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可见，语言、文化、翻译之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二、文化差异——翻译的障碍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移植过程。译者，作为这个过程的主体，不仅应该精通原语和译人语这两种语言，而且应该通晓这两种语言所反映的文化。任何两个社会都有文化重叠现象。但是除了相似点以外，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交际的障碍。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面对不同于他们母语的一种异族语言和文化，常常碰到一些用自己的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标准无法理解或者无法解释的事、物或者观念，这种跨文化的困惑在翻译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如：英文电视台新剧集《高校风云》(Bos—tonPublic)中有句对白“No，youdidn’tdisturbUS．Wewerejustchewingthefat．”Chewtheaft不指嚼肥肉，真正的意思是“闲聊”。所以，此句应译为“不，你没有打扰我们。我们只是在闲扯。”又如：刚刚才发薪水，有人提议周末大家一起上馆子打牙祭。一位中国女士想要减肥，好穿新近买的一条短裙，推辞说：“No，Idon’tthinkIcanmakeit．1wanttotightenmybeh．”后来，朋友悄悄地问她：“如果你最近手头不方便的话，我能帮你什么忙么?”该女士被问得一头雾水，解释半天才弄明白。原来，“tightenmybelt”是经济拮据，必须节衣缩食度日。例如：“Theharvestwasbadlastyear，weallhadtotightenourbelts．”(去年收成很差，我们必须节衣缩食度日。)
看来文化差异引起的麻烦还真不少，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
1．文化差异影响听话人获得信息的原因，往往是说话人越过了话语字面意义，传递一种带有文化因素的暗含意图。例如：Thatguy’SgotaMidastouch．作为听话人，我们首先要懂得Midastouch是什么。
尽管我们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故事，Midastouch指的是希腊国王Midas的点金术(theGoldenTouch)，但仍不足以完全领会这句话的文化内涵，无法获得说话人要传达的信息。我们还需要结合社交语境(如商务活动)，最终推断出这句话的意图是说那人很会做生意，他无需花费太多气力，就会像点石成金那样轻松赚钱。
2．汉英两个民族在各自文化熏陶下衍生出不同的思辨方式和推理模式，这种差异会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产生不同的联想。交际双方如不注意这种文化差异，就会使交际发生障碍，造成相互间的信息传递不畅。例如：英语中的adultbooks一词语，从字面上看，这个是“成年人”，一个是“书”，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淫秽书刊充斥市场，为了遮人耳目，这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seniorcitizens一词，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这里的senior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更不想变老，老年意味着孤独，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senior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
对诸如此类的词汇，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就很难真正理解、正确运用。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如有人将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把“milkyway”理解为“牛奶路”，那更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
3．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了词语的文化内涵不对应，形成了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出现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
例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这座昔日被誉为远东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的城市正在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中发展起着龙头作用。
译文：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hiscity，formallycrownedasthefinancial，economicandrade 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dragonhead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该句中把“龙头作用”译为“dragonheadrole”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英文中，dragon一词的意思是：amvthicalmonster(thatresemblesalargefire—breezinglizard”柯林斯最新英语)，中国人把“龙”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无上的帝王的象征，甚至把它看做是光明的未来，而望子成龙”。可是英美却把“龙”视为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而这里所谓的“龙头作用”意指“引导、领头、先锋作用”。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就会造成误译。
应改译为：Withitsdeepeningeconomicreform，thiscity，formerlycrownedastheifnancial，economIc and tradehuboftheFarEastisplayingaleadingroleinboos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theYangtzeRiv—erValley．
可见，文化差异会给理解和翻译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人民中含义往往不同。如不了解其文化内涵，很难正确理解、正确翻译。因此，翻译决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应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含义。译者必须深谙所要交流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至于文化差异的可译性多高，则取决于译者的文化素养和语言的功底，取决于译者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三、提高文化意识，跨越文化鸿沟
文化意识即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而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或者用母语传授的文化经验去曲解信息。这就会导致误译。所以，我们说，翻译不仅仅是个语言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活动。英国译学理论家苏珊·巴思内特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有机体中的心脏。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既涉及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翻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一是如何正确地理解原作的意思；二是如何让译文的读者在其自身的文化框架中去正确地理解译文的意思，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原语的文化养分。译者作为文化传播者，应尽力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尽量缩短两种语言文化问的距离，清除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而造成的障碍。有了这种态度，译者才能让翻译真正成为传播文化的媒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还要善于发现语言的共通性。如：Speakofthedevil，andheappears．(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不难发现，中英文在这一成语上有着惊人的异曲同工之处。汉文化中，曹操素有“奸雄”的称号，而英语中就使用了“devil”这个词。中英文用法上有惊人相似之处的还有：He that has been bitten by a serpent is afraid of a rope．(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To wam a snake in one’S bosom讲述的正是我们汉文化中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种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等特征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
由于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间存在着众多差异，文化差异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不可能相同。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读者的这一独特的文化敏感性正是作者在创作语言作品时的语用前提。因此，用某一种语言创作的作品只有生活在这种语言文化环境中的人才能做出作者所期待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只能是大致相同。俗话说得好，读《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 monk,two buckets; two monks, one bucket; three monks,no bucket, no water一more hands, less 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移情 跨文化翻译
Abstract: In translating process, what are involved are not just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but also the different culture in the two languages.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ranslators put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a text which can be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from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proper use of empathy may help the translators to overcom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e, which is a guarantee of the loyalty and artistry of the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empathy;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一、引言
移情最初是由德国的罗勃特•费肖尔首先使用的一个美学概念。在随后的进一步发展中,移情逐步扩大到包括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在内的其他的领域。在心理学中,移情指的是通过对情感的觉知而自身产生与他人情感相接近的情感体验,也就是情感上的共鸣。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谓文化移情就是交际主体地转换文化立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如实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高永晨,2003:29)文化移情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前者指的是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认真的倾听他人的言语,同时对说话人的表情、动作等等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仔细观察,从而客观有效的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和他所处的情绪状态,在此基础上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在他人所处的境遇中体会他人的情感和情绪,产生情感共鸣,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后者则指交际主体根据他人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所表达出的情绪状态,采取恰如其分的行动,通过言语或动作向他人表达诚挚的理解和关心。移情是解决跨越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果说翻译是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里的“信息”自然包括文化信息。(金惠康,2002:343)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实际上是文化的翻译,是书面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要想尽可能合理地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必须进行适度的文化移情。
二、 跨文化翻译中阻碍移情的因素
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平等性和互补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世界丰富多彩的重要条件,这也是跨文化翻译工作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各具特色的文化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和高下之分。但人类在几千年的进化发展中,各个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历史发展经历的差异,构成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方法,行为模式,交际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再加上对其它文化相关信息的缺乏,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诸如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民族定势和偏见(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这些障碍是导致译者不能适度移情的重要因素。
1.民族中心主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越心理,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优越感一样。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顾嘉祖,2000:226)在跨文化翻译中,民族中心主义使得译者在处理作品的文化因素时,以本国文化为导向,漠视别国文化,不能正确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误解甚至是曲解他国的文化,因而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较远的心理距离。而移情则是译者在充分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摒弃本国文化的影响,从他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准确的体会作者的情绪状态,从而完成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忠实而通顺的解读和表达。由此可见,民族中心主义是翻译中阻止移情的主要障碍。比如:在翻译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杨宪益先生和英国学者霍克斯就有着两种不同的版本:
(1)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Yang)
(2)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一个民族的,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红楼梦》里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杨宪益先生借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 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汉文化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对应的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样一来,霍克斯就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可见,翻译时的文化移情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改变民族文化立场,才能原汁原味地解读源语言的文化。
2.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定势是过于一般化的,过于简单化的,过于忽略细节差别的,过于夸大了与某种类别或某一群体的人相关的信念或态度,是一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译者一旦形成的定势后,就会对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采取一种十分简单的模式化的态度,运用一种呆板的方式来进行跨文化翻译。偏见是一种以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反感心态。(贾玉新,1997:106)“偏见是比定势更为强烈、更为露骨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有了民族偏见的先入为主,译者不可能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自然而然的影响了他对原语言文化的解读。无论是定势还是偏见,在跨文化翻译中都是移情重要障碍。如: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阿Q正传》)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家庭没有子嗣是最大的不幸,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骂人“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很淡薄,尤其在现代年轻人中,独身主义蔚然成风,断子绝孙对个人和家庭根本是无关紧要,因此,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直接将“断子绝孙”直译为“sonless”, 英美读者不可能理解译文中“sonless”的文化含义,只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中西文化差异,在译文中加上一条注释:――a curse intolerable to ear in China, 才能使读者确切理解全句的语用含义。(包惠南,2001:20-21)
总而言之,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的存在使得译者不能摆脱本民族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和影响,不能以公正客观的心态处理源语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导致译入语中移情的缺失,错位或越位。要想保证跨文化翻译中双向沟通的顺利实现,首先,译者应该将自己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平等的基础上体现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只有从自身克服这些文化移情的障碍,才能有效的缩短两种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
三、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
文化移情是跨文化翻译中连接源语和译入语之间文化和情感的桥梁和纽带,是保证两种文化有效沟通的重要因素。理想的译者应该是一位善于移情的中介者。文化移情的中的“不及”和“过度”只会导致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沟通的障碍。要想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就要求译者正确将文化移情与文化恣情,文化矫情和文化同情区别开来。
文化移情体现的是立足自身又超越自身的统一,在文化立场上虽然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本土背景,但是,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主动投射到他人所处的境遇中去体验他人的情感和情绪,达到自我与他人情感的融合以及感情的共鸣。(高永晨,2003:30)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和源语文本的作者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感知,并且译者通过本民族文化的感知去解读源语文本的话,势必会导致误读,省略,失真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移情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它能使译者从源语文化的角度,通过源语文化的感知来解读源语文本,从而避免误读,省略和失真的发生。而文化同情在跨文化交际中从自己出发,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立足点仍然是本民族的文化,容易不自觉的产生民族群体中心主义等心理障碍。由于文化同情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情感的内容,仍然是情感的缺失。
文化矫情是跨文化交际中移情不到位的表现。它主要表现在过度地压抑自己的情感,知觉反应冷漠,不能敏感地察觉和捕捉交际客体的情感,作出适当的共鸣。在翻译中,由于受到源语与译入语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或者是出于有意向读者介绍源语文化特色的目的,译者保留了源语文本中过多的或难以理解的源语文化信息,却没有提供充分的,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来帮助读者完成对源语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移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很容易凭借对母语文化习惯性的感知来解读译文,那么,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译本的误读和曲解,这就是文化移情不到位所导致的后果。例如: 名牌自行车“飞鸽”用一个“飞”字暗示其性能,用“鸽”字表示人们爱好和平,是成功的商标。但当它被译为Flying Pigeon后,却没有在英语文化读者中营造出同等的效果。因为在英语文化中,鸽子有两种:pigeon 和dove,前者是猎人打来食用的,后者才用来象征和平,因为pigeon是一种又小又弱的鸟。显然,将商标“飞鸽”译为Flying Pigeon 是不能译出原商标所追求的效果,是文化移情不到位的表现。
与文化矫情的移情不足相比,处于另一极端的就是文化恣情的移情过度。文化恣情是文化移情的严重越位,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感情,丢弃了自己民族本土文化的立场,否定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性。如果译者过于迁就读者或者对读者源语的文化能力水平估计过低,就容易程度过高的同化策略。过高程度的同化或完全同化是译者移情过度的表现。在跨文化翻译中,过度移情于读者就必定会破坏和抹杀作品的民族性,破坏了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色,使读者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下面译例:
My aunt, however, took all possible care of him;had all the doctors in town to prescribe for him; made him take all their prescriptions, and dosed him physic enough to cure a whole hospital.
我姨母对他的照顾真是个无微不至,为他开方诊治,镇上半数以上的郎中都请过,又让他按照他们的方子一一服药。他服过的那些个丸散膏丹,把一个医院的病人治好都绰绰有余,可他的病却不见任何起色。
上例的译文中,译者过于移情于中国读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中的词语“郎中”和“丸散膏丹”,虽然方便了中国读者的理解,但这些词语的运用给译文蒙上了一次非固有的文化色彩,使原文中所蕴涵的特定的文化意韵荡然无存。由此可见,译者移情过度必定影响译文的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翻译不仅仅只是一种语码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与其说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还不如说它涉及的是两种文化。译者要想成功地将源语转换为译入语,不仅应该具备高深的双语素养,还应该充分了解两种语言所处的文化。那么,在翻译的这种文化处理过程中,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将很大程度上帮助译者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有效处理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因此,在翻译中适度运用移情是必不可少的,是保证译文质量和可接受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3]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文化转向；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关系
一直以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都是在翻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话题，针对二者孰高孰低、孰本孰末、孰先孰后的问题争论不休。笔者结合个人的翻译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从文化转向的视角，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表个人见解，希望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实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的再认识。
一、文化转向的内涵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翻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在文化转向出现之前，翻译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近年来人们开始更关注翻译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并非是语言之间的机械转换或文本之间的对等翻译，而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跨语言的文化交际活动，受到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此后，翻译学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将研究的内容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基础上加入了文化音素，将文化理念注入到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工作当中，使翻译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筑起了翻译学的又一里程碑。在随后的一段时间，诸多专家学者都尝试通过自己的理解，阐述“文化转向”的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翻译学家亨利梅肖尼和奥地利翻译理论家霍恩贝的论述。亨利梅肖尼认为：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的研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霍恩贝认为，把“文学因素”与“翻译的选择及其在文学系统中的作用方式”联系起来研究，就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两人的观点都强调了“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及其作用。
二、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在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尝试打破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框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翻译
在文化转向之前，翻译界往往倾向于翻译理论优于翻译实践的观点，认为翻译理论是从多次翻译实践中提炼和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与统一原则，译者在掌握了翻译理论之后，就可以按照规定的翻译程序和技巧从事翻译工作，也就是说，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到规范的作用。中国近代的翻译学家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理念，就分别强调了翻译过程中的准确性、顺畅性和文雅性。然而出现了文化转向之后，发现这种理念有失偏颇。
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文化在翻译中做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发现语言翻译不是数学公式，不能通过简单的套入与代换来完成，也就是说，翻译理论并非“金科玉律”，在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中，]有一套翻译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人们在认识到传统翻译理论框架的局限性之后，开始尝试打破这种刻板框架，用动态化、情景化、开放化的姿态看待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倡导在遵循基本翻译理论的同时，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的翻译判断。针对这一观点，还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翻译流派――文化派。他们认为，翻译实践应该在关注语言与文本的同时，还要关注宗教、饮食、历史、思维等诸多文化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文化派”的理论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由完全的“服从”演变成了“启示”。
（二）翻译实践对翻译理论不再是单纯的参考数据，而是发挥修正作用
曾经有很多长一段时间，翻译界都陷入到“理性主义法则”当中无法自拔。人们认为，翻译理论是理性思维的结果，是对翻译实践的提炼与升华，而翻译实践是感性思维的结果，是对翻译理论的实验与践行。无可否认，“理性主义法则”曾经为翻译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它也存在严重弊端，将思维与物质隔绝开来，否定物质对于思维的决定作用，是其最大的问题。比如，我国近代的首位翻译家林琴南，他就是“理性主义法则”的忠实拥趸。在他的译作当中，完全忽略了英美国家的思维习惯和风俗习性，彻彻底底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描述英文国家发生的故事，这导致他的译文毫无原作的特色与神韵，读者难以从译本中领略到故事中一丝一毫的异域风情。
随着文化转向的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理性主义法则”，并开始承认，翻译活动是伴随人类语言自然出现的，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理论形成之前，翻译实践就已经存在了。基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翻译实践不仅仅是为翻译理论提供参考数据，供专家学者进行研究与总结那么简单，相反，翻译实践具有独立于翻译理论而存在的可能，且能够反过来影响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有着完善与修正的作用。例如，现代著名翻译学家林煌天曾经在《中国翻译词典》中指出，“一般来说，真正在一线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习惯性地重视实践、轻视理论。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视实际工作中的翻译经验的积累，这是值得提倡的，但是重视实践经验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轻视理论研究……事实上，任何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某种翻译理论的影响或指导，或者是受到某种翻译观的支配”。他的这番话，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而郭建中在他的著作中，对于这句话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更有益的做法是既重视实践， 也重视理论。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位学者的观念合二为一，就恰恰印证了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新思路：重视实践，但也要重视理论，更要重视从实践中提炼提论，对理论进行修正与完善。
（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不再是分离或竞争关系，而是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关系
一直以来，翻译界对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与讨论从未停止，且愈演愈烈，大体上可以分为“倾理论派”、“倾实践派”、“理论与实践相离派”和“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四个流派。 文化转向之前，前三派的理论分别盛行一时，甚至还出现过“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文化转向萌芽之际，“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加入“战斗”开启了翻译界“四派混战”、“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漫长的翻译学发展时期，各门各派中都涌现出一些代表人物。例如，绝对的“理论派”代表人物曼里乌，他曾经提出过“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论”，还要求翻译者要“放弃主观判断权”；著名学者斯坦纳是比较坚定的“实践派”的代表，他曾经说过，“现代语言学所掌握的证据远远没有达到科学所要求达到的可靠性，而仅仅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数据，一些互相竞争的假说，一些全凭直觉而来的推测，以及许许多都的印象”，他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翻译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倡导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和方法；事实上，无论是“倾理论派”还是“倾实践派”都可以被归结到“理论与实践相离派”当中，不过，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学者，既不倾向于理论，也不倾向于实践，单纯是旗帜鲜明地倡导理论与实践二者分离。只不过这一派别缺乏代表人物和鲜明观点，故在翻译学发展史上没有产生如前两个派别一样重要的影响；而“理论与实践相合派”作为文化转向之后的主流派别，则可谓硕果累累、影响颇深。
在文化转向之前，人们对于翻译的理解无非是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共通之处，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当时人们倾向于在“文本”上寻求共通之处，实现语言符号的“转码”。而在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开始重视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因素，认识到不同的语言“种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会结出不同的“果实”。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在“文化”上寻求共通之处，主张结合、历史文化、思维方式、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寻找两种语言之间的契合点，实现意境、内涵、风格与特色的“集体转码”。如此一来，单纯奉行理论主义或单纯奉行实践主义就都行不通了。人们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对文本进行加工修饰，才能真正体现文本的原有内涵及意境。于是，自此之后，“理论与实践相合派”占据主流。例如，奈达就大胆提出了用交际的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的观点。他将现代语言学应用于翻译学当中，改变了传统翻译中将一种语言代码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代码的方式，从跨语言文化交H的层面，确立交际学理论，实现翻译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翻译界出现文化转向后，翻译研究与翻译实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人们开始摆脱传统翻译学中单纯偏重理论或者单纯偏重实践的狭隘思想，开始重视“文化”音素对于翻译各方面的影响和意义，并以此为契机，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重新结合，更高程度地实现二者的相互融合。本文谨以笔者个人的翻译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对文化转向出现后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发生的变化及其关系发表见解。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为广大翻译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方向和思路，实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
参考文献：
[1]孙圣勇.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取向、文化初识与文化转向[J].外语学刊，2010（04）.
[2]程悦，王少凯.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4）.
[3]曹明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结合的方式[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1）.
[4]史丹丹.翻译等值理论和变译理论视角下的翻译实践报告[J].西安外国语大学，2016（06）.
文化翻译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文化派 翻译研究 芭斯奈特 翻译学
翻译作为两国或多国之间交流的桥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西方翻译界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如以莱斯（K・Reiss）、费米尔（H・J・Vermeer）和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功能派理论，左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以及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翻译理论等。文化派翻译理论以文化作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影响翻译的因素，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与翻译的关系。对这些翻译的干扰因素的研究，使翻译研究不在是语言的对等，而是朝着更深入，更多元，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向审视翻译。芭斯奈特把这一重心的转移称之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shift）。
一.文化派翻译理论是以文化为切入点对翻译进行的研究。
“文化转向”是对翻译的一种文化反思，是在以往过分强调“忠实”的规定性翻译研究的批判下产生的。翻译的“文化转向”是一次研究视角的转移，是针对翻译即语言的对等和忠实提出的，指出了另一种影响翻译的因素：文化。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深受本国文化影响，会有意或无意地用自身的文化去改写译本文化，用自己或本国读者习惯接受的方式去解读和阐释译本中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操控”。这种对译本文化的“操控”和“改写”受译者的社会活动、思维活动、语言活动的影响。译者通常是无能为力的无意识行为，如林纾的翻译。林纾将西洋小说译成中国当时容易接受的章回小说。但是有时译者为了使译作达到一定的目的也会有意地对原作进行改写。如郭沫若的翻译。对于这种改写，文化派以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其原因并指出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在真空下完成，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影响和制约有时会造成译文的不忠实，甚至是扭曲和变异，比如为了政治目的或迎合译语读者的需要等对原文进行增减或改写。这种增减或改写的行为并没有遵循翻译的基本原则，即正确理解和传达原作的意义或意图。对于这些因素的揭示和研究，能使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到译本对原本是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和忠实。
二.文化派翻译理论是务实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
文化派翻译理论在传统翻译理念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翻译理念。全新的翻译理念是对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鱼目混珠似的伪译进行辨证分析，肯定了伪译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为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文化派结合伪译现象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创新性地提出译者应注重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渊源，具有务实性。此外，文化派的翻译理论还具有灵活性。芭斯内特在她的《种子移植：诗歌与翻译》这一论文中提到两个重要术语：文本特征（textual features）和超文本特征（extratextual features）。前者是指词汇、语法或形式等语言本身的文本特征。后者是指如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等超出语言文字以外的文本特征。在跨文化的翻译中，尤其是诗歌语体翻译中，超文本特征的研究更为重要。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接触中互相碰撞，或冲突或融合，从而形成从单一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因此文本特征背后所隐含的超文本特征正越来越引起读者的重视。翻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词语翻译，它受翻译语境的制约。通过比较，图瑞（Toury）便有了“规范”的概念;芭斯奈特便有了“翻译则操控”、“翻译则改写”的结论。这种翻译描述正是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翻译理论，灵活地处理翻译中无法对等翻译的词汇、语法等。文化派翻译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翻译中伪译的现象，并辨证地分析其种类和原因，肯定有些伪译不是原于翻译者的水平不够或道德败坏，而是灵活地处理局部的不对等，不忠实，实现整体的对等和忠实。务实中现灵活，灵活以务实为基础。
三.文化派翻译理论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连接的桥梁。
芭斯内特指出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在文化的视野中，翻译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最终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一本源性的问题。文化派翻译理论将研究的视角从只注重文字、语义、修辞、文体等的转换和表现转向到考虑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差异，以及译者在翻译中立场等若干文化问题上。芭斯内特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观的思想，即：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是在译语文化中该文本功能的等值译换。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翻译研究不再只是对其本体的研究，而是阔宽到文化的大环境中，指出了翻译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将翻译本体与外界连接起来。
文化派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理论指导意义。然而，文化派翻译理论也不是完美的。其以文化为翻译单位的方法似乎过于笼统且缺乏切实可行的划分标准。“翻译则改写”、“翻译则操控”等过于绝对的论断容易违背翻译的价值判断。但它把翻译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的、文化背景下探讨翻译研究，并且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其理论具有高度的宏观性。在评判标准、对等与等值等问题上，充分考虑多种制约因素，为翻译研究拓宽了思维空间。
参考文献
1.赵彦春《翻译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