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论文范文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艺术社会学观念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过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研究意义

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客体有艺术品、创作者与欣赏者和社会，它们是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由社会决定和影响创作者及欣赏者，再由创作者及欣赏者决定和影响艺术品。简而言之，艺术和社会是通过创作者和欣赏者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著名艺术史家岑家梧在《论艺术社会学》中提出“百数十年来，艺术社会学者在着重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艺术发展的规律性，使艺术学的研究，逐渐脱离了玄学的范畴，这是这派学者重大的灾献。”他还充满信心地说:“现在艺术社会学，不管它的本身怎样的幼稚，在将来，它终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学方法，吸收史进步的学说的精华，而成为真正科学的艺术学，这确是一种趋势!”［3］蔡仪认为，包括艺术社会学在内的艺术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没有美学便没有完全的艺术学;而美学的领域应当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也就是现实美、美感和艺术美。因此，“艺术学和美学的关系，好像内切的两个圆，艺术学是内切于美学的。”由此决定，艺术社会学的意义“是考察艺术及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的相对应的关系，和其随社会基础的发展而变化的相关联的规律。”［4］据此可知，艺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社会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的，所以想教好和学好艺术，就必须重视艺术社会学的指导作用，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艺术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二)严格区分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

社会学批评与艺术社会学既有内在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应该严格区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指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评方法，即是一种艺术批评模式。与社会学批评不同，艺术社会学是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讨论的，是用社会学的先进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科学的方法对艺术的产生、创作、传递等艺术现象进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会学批评是从社会这个大环境对艺术现象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关系来考察研究艺术现象，从艺术作品、艺术家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研究艺术作品，从而在揭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联系关系中体现出的社会学批评的广阔视野。艺术社会学是把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对艺术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综合的研究。由此可见，在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高等美术教育应当立足于使学生在美术学习中，从社会生活的视野对所学习和创作的艺术作品和一系列的艺术现象进行宏观、综合地学习研究。

(三)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影响

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艺术理论界由于对庸俗社会学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错把庸俗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弗里契视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之指导者”，庸俗社会学在中国艺术发展历史中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发展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干扰和影响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所说的艺术社会学立场与庸俗社会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艺术社会学是建立在一种综合和包容的立场上，探讨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研究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会学对高等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如何正确加强艺术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改革对策

(一)注重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

艺术社会学认为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例如艺术与经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等的关系。在进行高等美术教育改革时，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艺术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背景，艺术现象的社会功能，艺术现象的艺术价值的标准和取向，艺术社会过程中的艺术生产、传播和消费等一系列活动的完整整体的各个环节。因此，在高等美术教育活动中应注重对学生关注生活，加强生活体验的培养。高等美术教育应当以对生活的切入来极大地丰富学生个体的经历和体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离开了生活，体验就无法生成。如果高等美术教育中，老师对美术知识与技能技巧的传授得不到学生个体经验的认同，那么学生在这样的高等美术教育中所学习到的相关的美术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术层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体验，与社会生活脱节，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就会相应地缺乏艺术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国的小威廉姆E多尔在其著作《后现代课程观》提出:教育和文化两个方面，前者可自然称之为教育联系，指课程中的联系赋予课程以丰富的模体或网络，后者也可自然地称之为文化联系，指课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联系，这些联系形成了课程赖以生存的大的模体，两者相互补充。［5］艺术社会学强调艺术现象与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其在揭示艺术与社会诸多因素的关系时，把艺术活动当作多种因素的复合整体，重在宏观研究和整体性考察。这就要求高等美术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术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内容、方式和类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着“求同存异”、“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术教育应当是一种综合的教育，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应主要以综合性为原则，从传统的分科走向综合的发展，实现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构起综合的学科门类。高等美术教育的课程改革还应当注重美术学科内容的综合，将“工艺美术、现代设计”与强调审美的精神功用的“纯艺术”结合起来。老师在高等美术教学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并积极地引导学生从一点出发多点结果的多元或从多点出发以多点结果的多元地进行思考和学习。

(三)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

艺术的理想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仅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艺术作品的形式能够体现和表达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人生意义。艺术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如果不是结合着社会现实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创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艺术作品中，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的。艺术社会学的转向就是从对形式技巧的讲究转向对内容意义的追求。简而言之，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内容是具有形式的社会。综上所述，在对高等美术教育进行改革时，我们应当注重高等美术教育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即在进行高等美术教学时，要培养学生具有既要注重艺术的形式创新，又要注重艺术的内容丰富的思维。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高等院校社会艺术论文

一、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形势和任务

根据文化部的关于加强和改进艺术院校德育工作的实施意见中主要内容：艺术院校是培养社会主义文艺专门人才的学校，要重视从自身的行业特点出发，研究文化体制改革和艺术教育自身改革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科学、正确的艺术观，增强社会责任感；要加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教育，使青少年学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要加强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教育，使他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艺术和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化艺术成果过程中能正确区分和辨别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所有这些都是新时期艺术院校德育工作亟需研究和解决的新课题，这也是艺术院校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点。

二、高等艺术院校为普及社会艺术教育工作服务的责任与义务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部门的任务是科学公证地评价和确认考级者的能力与素质；使广大的考级者通过学习艺术，懂得艺术理论知识，掌握专业技能，理解艺术内涵，提高艺术表现力。[注释2]高等艺术院校有责任有义务正确引导学生与家长对学习艺术教育的认识，让其充分了解艺术对孩子现在和将来的影响。引导家长怎样为学生正确合理地选择适合自身孩子的专业，更好地培养孩子的情操；让高校艺术教育走向大众，让百姓了解高校专家讲学并非奇门遁甲，纠正社会艺术教育中的不正之风，促进艺术教育系统在正常轨道上良性发展。

三、高等艺术院校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点评、讲座与精品音乐会工作同步并行

（一）点评打分工作

在学习艺术的学生与家长心目中高等艺术院校是他们的梦工厂，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考官是他们备受尊敬的专家与标杆。他们非常重视每年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级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在初级到高级的考试中学生们也得到了锻炼，包括临场发挥和心理素质的锻炼；而且业余学习艺术的学生通过考级还能得到专业评委的评定，得到评委们给予的综合认可与鼓励。如沈阳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的打分单分为键盘类、声乐类、管弦器乐类、民族器乐类、舞蹈类、播音主持类等，考官根据学生所报考的规定作品，通过节奏、音准、乐感、礼仪、熟练程度、完整性、流畅性、协调性、基本功等十余项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考官通过每次言简意赅的点评内容给学生与家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启发，对学生进一步学习艺术起到了正确的引导与激发作用，为业余学习音乐的学生提供了专家级水平的鉴定。

（二）讲座交流工作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每年应与当地考级机构合作方商榷，为社会学习艺术的学生建立专家讲学交流平台，积极开展艺术教育学习、培训等工作，为国家选拔培养后备艺术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精品音乐会

高等艺术院校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中心每年应组织评选优秀考级学生，组织优秀学生举办精品音乐会，为其提供良好的演出锻炼机会；建立社会艺术水平考级优秀学生数据库，为挖掘艺术人才提供推介平台。

四、高等艺术院校为社会艺术教育工作服务的理念与重要意义

高等艺术院校在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应以教育服务的角度出发，为社会艺术教学工作做好引导、督促、挖掘艺术人才、培养艺术的后备力量，让每一位接受艺术教育的学生真正做到学有所爱、学有所通、学有所用、学有所展。为学习艺术的学生接受正规、优质的艺术教育提供良好的教育平台；积极督促与严格要求各地方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合作机构应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科学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符合自身特点的专业；做好学生与专业、学生与家长的良好桥梁；让其了解艺术教育的重要意义与作用。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在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让我们先把社会学与艺术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搞个明白。首先是艺术创作与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能够向艺术家提供对社会的理性认识，艺术创作则能够向社会学家提供反映社会的图像和代表社会趣味和审美价值观的艺术方式。社会学对社会现象进行概念的描述与界定，艺术对社会现象进行图像的描述与界定，即使是使用文字的概念艺术，也只是图像的替代，甚至依然采取图像的方式，不然便不再是艺术的方式，而成了文学或哲学的方式。

艺术批评与社会学的关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与界定艺术作品，就像批评家戴上一块滤色镜，过滤掉所有非社会学因素，只考虑作品的社会学属性，而非套用社会学或社会学概念(在英语文章或标题中，通常只使用socialmeaning、sociologically，以表示社会学角度)。比如从社会学角度看齐白石的虾，虾就只能是水族中的“小小老百姓”，看莫奈的《干草垛》，干草垛就只能是植物中的“平民大众”，看文人画的“四君子”，这四种植物便只能是“精神贵族”，而色彩、构图、笔法等形式要素则被忽略不计。

艺术理论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分支，一个专门研究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分支，如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相互影响，艺术在不同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作用，艺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是社会学的普遍性所要求的，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解释属于其研究领域的一切社会现象及其内在关系，包括人与艺术的各种关系，否则其真理性便是不可靠的。需要说明的是，西方学科建设中通常把社会学与人类学放在一个系，因此，艺术社会学与艺术人类学是两个相邻学科。

从以上关系上看，即便中国当代艺术是有方向的，社会学转型也不成立，因为1、艺术不能转化为社会学。2、艺术批评的社会学角度只是艺术批评的方法或曰角度之一，与之并存和还有心理学方法、符号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女性主义方法，等等，而这些方法经常是互相交叉的，不是互相排斥的。十五年来，这些方法都被用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之中，如果说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中有社会学的影子，那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可交叉性，并不是什么转向。3、艺术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只能是转向艺术社会学及艺术人类学，但如果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那么艺术理论的符号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语言学转向等等便也是成立的，这么多的转向而且是相互交叉的转向，不是“晕头转向”才怪！

对于熟悉上述方法及其交叉关系的人来说，进一步的解释是多余的。但我知道读者中可能有我的大二学生，估计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对这些方法不甚清楚的读者，因此举例说明一下这些方法的交叉关系。以女性主义为例，德。波娃的名著《第二性》就是体现的社会学的阶级划分与阶级关系。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菲勒斯中心论中的“菲勒斯”(男性生殖器)就是一个隐喻的男权符号，菲勒斯的派生物笔和炮，则分别是代表男人的文化征服与武力征服的隐喻符号，这又是符号学的东西；同时女性主义对男性和女性本质的界定又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相交叉。此外，菲勒斯中心和与之像对应的他者则具有《第二性》和与之对应的“第一性”相同的社会学视角。最后，作为他者的女性和作为中心的男性又与结构主义的“标注说”结缘，“标注的”(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特殊的)和“不标注”(unmarked，相当于传统哲学中所说的普遍的)，man(不标注的)可以代表人，具有包含、遮蔽、无视、贬低women(标注的)的意味。

近年来西方社会学对中国美术圈注意力的吸引，主要是由于所谓“后工业社会”决定了“后现代”艺术，对于一个习惯于爱面子、攀比、嫦娥奔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后工业”和“后现代”肯定比“工业”和“现代”更有面子，更值得攀比，更具有嫦娥奔月、的意义。克隆西方“后工业社会”中国没有这个科技水平和物质条件，那就克隆它“后现代”意识形态与艺术形态，从中得到一点自我安慰。在实际运做上，不过是拿来些社会学概念给作品贴标签，这种贴标签的方式，连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都不如。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好歹还有做一翻作品分析和描述，用“通过什么，反映了什么”的模式，证明作品的确反映了社会的某一方面，不能贴上“革命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等标签了事，彼时的评论家都知道对事情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艺术创作则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而且分析都尽量贴近作品本身，对作品的描述尽量用词贴切。

实际上，“庸俗社会学”只是用扣帽子的方式来否定的词组之一，起产生时间也是之后，或者叫后时期。这时，人们只是否定了，但思维方式还是式，而方式又是中国集体起哄臭人方式延续，的具体运做是扣个诸如“走资派”、“阶级敌人”之类的帽子，然后一堆跟着哄的大字报和批斗会，于是某人就被“斗倒斗臭”了。“庸俗社会学”也是这么被搞臭和被哄下台的，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学术审判，没有任何人负责任地分析不庸俗的社会学方法和庸俗的社会学方法的区别何在，我们只能猜测应当是指那种被用做国家政治工具的社会学。但这并不是社会学的错误，而是使用者的错误。

其实，社会学的方法论是中国美术界应用得最好的方法论，后来引进的方法论，要么飘在空中成为洋派的玄谈，要么生硬地贴到作品上，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签，与西装成为穿在中国农民身上洋标签没有任何区别，反映的都是中国农业社会为了面子往脸上贴金的集体情结。在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上，栗宪庭应当是批评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有《重要的不是艺术》理论主张，还有从社会学角度对作品进行相当分析与描述的批评实践。但他的社会学批评方法绝不是“转型”转出来的，而是去“庸俗”的社会学。其实，以时代的“庸俗社会学”时代和至今仍未结束的“栗宪庭时代”的不庸俗的社会学相比，85时期的哲学、文化学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远不足以作为“社会学转型”的前提条件。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城市公共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移情使受众群体产生亲社会行为，这既是公共艺术范畴的事也是文化社会心理学领域研究的内容。

公共艺术是近年来崛起的新的艺术形式，其概念学术界虽无权威的定义，但都认同公共艺术是以大尺度的、户外的、互动的形式为主的艺术。公共艺术的形式多样，可以是雕塑、可以是壁画、版画也可以是灯光艺术、纤维艺术、装饰艺术甚至行为艺术。它的核心在于：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作为民主语汇它传达的是公共意志和公共精神，不是某个权利阶级的愚民工具。公共艺术具有公共性和参与性，要求将艺术的话语权下放到社会公众手里，艺术家是公共艺术活动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宰者，社会公众对于艺术的态度不是远远瞻望而是平等对话。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宰性理论视角是社会建构论，并在本世界迈向文化动态建构论。文化动态建构论关涉每个个体的文化命运，如文化认知和知识激活、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等重大主题。1我们每个个体宿命地生活在某种在地文化脉络而不是某种文化实体中，假借地方性的文化资源，我们成长为有地域烙印的人，依靠不断修补和提升的认知力，人逐渐穿越地方性的文化场景，加工异文化的体系，建构生动而动态的“多元文化的心智”（multiculturalmind）。

江汉路是指汉口江滩上，南起沿江大道，北至解放大道，贯通中山大道、京汉大道，全长1600米，宽度为10至25米，是武汉具有百年历史的商业老街。汉口江汉路是武汉城市的文化缩影，对于老江汉路的记忆，《汉口竹枝词·歆生路》有记载“前花楼接后花楼，直出歆生大路头，车马如梭人似织，夜深歌吹未曾休。”歆生路即现在的江汉路，由此可见，江汉路作为商业街由来已久，现在的江汉路更是时尚的聚集地。这里是老汉口文化与现代时尚碰撞的地点，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公共艺术穿越时空将两个时间段的文化，连接柔和在一起，组成现在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和谐景象。对江汉路文化社会心理的分析研究，对于创造更贴合武汉市民的故乡情节，又能对出来武汉的人讲述汉口昨天和今天故事的公共艺术意义深远。

二、公共艺术建立的江汉路市民的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

1.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以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

所谓认同是个体认同自己属于哪个群体、那个社会位置、哪种文化的过程。勒温（Lewin,1948）曾提出：为了保持一种健康感，人需要一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可以给个体带来一种有助于促成正面自我概念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是社会认同的重要内容，它将个体所属的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艺术认同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在江汉路设置公共艺术作品的初衷亦是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通过公共艺术提升归属感。2公共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参与性，这种互动的特性正好暗合了认同的来源，即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以及文化之间互动的内在力量。

公共艺术与地域文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必须具有三个重要因素：鲜明的地域性、构思的独特性、艺术的惟一性。鲜明的地域性是指作品具有的丰厚文化内涵与底蕴，深刻地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作品成为该地域一种精神的力量象征与展示。

由于在历史上曾经是租界，江汉路的老建筑多为近代租界建筑，在当代统称为“海派建筑”，江汉路上的“旋宫饭店”、“花旗银行”等建筑就是此类风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沦为租界，江汉路作为汉口最繁华的区域之一，集结了璇宫饭店，孙中山亲笔所书“精益求精”店名的精益眼镜店，为抵制日货而开的国货百货大楼等老字号。在2000年2月开始动工，改建步行街至今，江汉路就在项金国等公共艺术家的努力之下，进行的不只是俞孔坚讲的那种城市化妆运动。营造属于汉口人的公共空间，就不能是“领导说了算，专家靠边站，老百姓门外看”的态度。

2.汉口的老市民生活片段与公共艺术产生的文化自觉

江汉路步行街上众所周知的公共艺术《热干面》、《挑水》、《验光》、《纳凉》由湖北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项金国教授设计，每个都以真人大小铸造，取材于老汉口的普通人。摆放在蔡林记附近即现在佳丽广场旁的，透着浓浓武汉味的《热干面》（图1）是老少皆宜的早点，是武汉独一无二的生活，与每个武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挑水》（图2）则再现了武汉缺水时期，家家户户需有“水牌”才能担水回家洗衣做饭的历史。《纳凉》则是30年前至今武汉在炎热的夏日，特有的“竹床阵”的景象，在没有空调的日子里，武汉家家户户都将竹床搬到马路上，竹床的长龙就是“竹床阵”，特有的纳凉方式从地域的生活方式，渐渐变成市民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取材，才是能体现公众本地情节的取材。这组公共艺术中那些具有历史感的、为人熟悉的因素，会给行走在步行街上的人们带来平衡感和归宿感。

武汉人对自我城市的认知，往往来源于对城市表象的摄取，同自我的主观意识，文化习俗等相结合得到的总体认知。这种认知与地脉文化有着及其紧密的联系，正是飘香的热干面、长龙竹床阵，让武汉人有家的感觉。虽然人的认知因个性心理特征有所差异，但是同为武汉人，相同的生活经历，让我们透过热干面有了对武汉这个城市准确的认识。正是江汉路上的这些公共艺术作品，让人们对于武汉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有了更直观的认同。同时，江汉路也通过这些公共艺术结合街道两旁的古典建筑、江滩及武汉特有的凤鸟纹等楚文化特有的元素符号一同体现武汉无与伦比的魅力。并通过公共艺术在提升江汉路的美誉度的同时，让在江汉路上漫步的市民获得地域文化认同感，并经由认同产生的归属感得到个体幸福的。

三、江汉路公共艺术的社会情绪与情感分析

当下步行街上公共艺术的设置，不仅仅是商业驱动的风生潮起，更是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市民的社会情绪情感的表达。公众在江汉路的公共空间中与“热干面”、“挑水”对普通武汉人的生活的歌颂、树立在街头的武汉的最有特色的动物“白鳍豚”雕塑，是对自然的崇敬和对生态的呼唤。这些公共艺术与市民的自身的文化认同，个性心理以及社会认知相互作用或彼此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正面的体验，是城市公共艺术的创作初衷之一。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之所以大力提倡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比国外的起步时间落后，发展的底子还很薄，而这其中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的缺乏。文化创意产业被英国人认为是“穷人的行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某种层面上理解，创意产业前期几乎不需要资金，基本上是靠人的脑力资源。后期的推广与做大完全要依靠前期的创意产品，这都依赖人的创造力。这就要靠社会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法和症结自然就要向我国的教育部门伸手要人，而由于产业方向和专业要求，教育方面自然要以设计艺术学科发展为先导。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面临着人才匮乏的窘境，高端设计艺术创意人才奇缺，设计团队也供不应求。上海作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文化创意人才占工作人口总数还不到千分之一。这种情况与我国每年庞大的高等学府毕业生数量相比是极不协调的。然而，文化创意产业又涉及众多的相关学科知识，通过对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相关的高等设计艺术教育现状分析、观察和思考得出:我国设计艺术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对比设计艺术教育与文化市场诉求的比例增大，专业化的设计艺术队伍与合格的设计艺术人才则是相当缺乏，文化创意人才总量、结构、素质还远远不能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诉求。

新时期设计艺术教育体系特征分析

世界各个知名高等设计艺术学府在结合文化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同时，都对自身的教学课程和教学计划进行了尝试性的调整与改进。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进步，作者认为设计艺术教育正逐步向理工科类的“产、学、研”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当今世界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但是尽管如此，设计艺术教育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上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性体系。西方较为开放的且又宽泛性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与东方针对性较强且又教条化的设计艺术教育体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值得研究的领域和探讨的空间。纵观设计艺术学科的本质，它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多变性的整体特征。因此，设计艺术学科系统与的众多学科发生着多维的、多层次的联系，它更是包括社会发展千变万化的各种诉求，也可以说，设计艺术系统是由众多的相关学科和系统支撑及联结的多维发展的教育体系。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和谐幸福社会总体可以理解为群众生活稳定，社会环境稳定，和谐幸福社会是大众共同的心愿，也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体现。群众文化艺术水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群众对文化艺术的鉴赏识别能力，另一方面是群众文化艺术的涵养，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和谐社会主义时期，加强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与和谐幸福社会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人为主要关联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是和谐幸福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谐幸福社会的作用客体即是广大的群众，群众文化艺术生活是广大群众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方面，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更能够直接生动的体现出和谐幸福社会，更能够彰显出改革开放的成果。二是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与和谐幸福社会建设相互影响作用。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文艺水平的提高，则就直接影响着和谐幸福社会建设，反之，文化艺术水平下降，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文艺水平的下降，不仅影响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会直接影响到和谐幸福社会建设。

二、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现状

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经济体制，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艺术水平也不断提升，但同样也暴露出更多的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一）文化艺术水平良莠不齐

在现代社会环境之下，我国大众文化艺术水平良莠不齐，文化艺术水平的能力高低不一，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二）文化艺术的评判标准不一

文化艺术，可以看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内容，目前，在现实过程过程中，我国文化艺术的评判标准不一，造成这一原因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这种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造成了文化艺术的评判标准多重多样，所以文化艺术的评判标准不一是我国群众文化艺术水平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文化艺术审美误区

一部分大众对于文化艺术的审美存在着严重的误区，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理解存在着误区，看法不一，这些也是我国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客观问题。

三、关于提升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建议

积极提升群众文化艺术水平，不仅有利于群众个体文化修养的提高，更有利于和谐幸福社会建设，个人认为重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营造和谐幸福的社会氛围

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开放，但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大众思想的开放，与此同时，各种思想文化纷纷涌入，影响着群众的文化艺术意识，虽然有着积极的一面，但一些消极的思想因子，也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文化艺术观，是造成了大众对于文化评判标准不一或存在误区的主要原因。因此，个人认为要积极的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营造和谐幸福的社会氛围，通过这一举措从思想的根源为提升群众文化艺术水平夯实基础。

（二）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引导群众提升文艺水平

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政府必须要发挥出主导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大投入的力度，尤其是财（人）力的保障力度，将这种投入更好的倾向于基层，目前，在我国基层存在一些“丑陋”的文化现象，如：“封建迷信”，“黄赌毒”等，因此，作为政府要加大对基层这些不良文化的治理，加大资金（人力）保障力度，这样才能更好的引导群众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人生观和意识观。

（三）强化教育力度，挖掘文化精品

教育是提升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更加关注教育的力度和投入，通过教育引导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升，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挖掘民间的文化精品，打造各种精品工程，通过文化精品工程的示范作用，更好的影响和带动群众文化艺术水平的提高。

四、结语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构建和谐社会作用

音乐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社会，同时又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这是由无数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所证明的。在历史中常常观察到：从原始社会开始，音乐就与社会事实相联系。我们回溯人类历史越远，越会发现音乐不仅“以娱乐或作为纯艺术表现的形式存在，而且是作为一种与每日社会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尘世细节密切联系的因素”。现代社会，大众媒介的高速发展，音乐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得音乐对时空的占有量猛增，这无疑更增强了音乐的社会化属性。而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年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是，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社会已变得越来越不和谐，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各种不平等现象突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变得非常迫切。基于此种社会背景，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明确提出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健全和有序。具体地说，就是一种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本文基于以上的社会背景及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来探讨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一、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价值

对于音乐的功能价值，古今中外的哲人们有多种论述。我国早在春秋时期，认为乐通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人关系统一的思想已经产生。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分别强调了礼乐对社会的美育作用和音乐的修身作用。孟子认为，艺术活动有助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安定。荀子则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到了汉代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和美育功能的阐述就更加完备，指出了“礼”和“乐”协同互补，既是协调社会的因素，又是改善生活的动力，是美育最根本、最重要，相辅相成的两条重要的途径。至《乐记》，通过对音乐的独特性的细致分析，指出了只有“乐”才能以情动人，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生臻于真善美的境界，并且指出音乐可以“修身齐家，平均天下”。“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可以说，“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人们的追求。在社会发展、文化形成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是如此。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并且认为音乐的和谐是一种“普遍和谐”，这种和谐不仅仅是音乐的本质，而且是整个宇宙的法则。显然，其思想也包含了社会的和谐统一。“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美和善是不可分割的，艺术的美就是善。他进一步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净化”理论，提出了“音乐美育”的观念，他指出，要用音乐来净化人的心灵，因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而亚里士多德则在“美善合一”信条的基础上，在强调音乐教育功能的同时，对音乐的娱乐功能作了肯定，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思想。他认为人们在满足闲暇消遣的需要的同时，还可以在愉快的心情中得到道德上的教育，从而使艺术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基于前人的实践和研究，美国人类学家A·梅里亚姆就音乐的功能进行了归纳，提出了音乐有十种功能的观点，即情绪表现、审美欣赏、娱乐、交流、符号象征、身体反应、强化对社会规范的符合、树立社会机构和宗教仪式的权威、为文化的延续和稳定服务、促进社会的凝聚力。凯普兰则列举了音乐的八种社会价值：共同拥有的财富、个人体验、治疗、一种精神和象征的力量、一种非主要的商品、一种象征性的变化指示器和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以上如数家珍般的种种功能价值都是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从中也体现出了音乐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范畴就是“和”。其内涵有两个层次，其中之一便是“和谐”，即异物相杂，矛盾各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相反相济，对立统一。其二是“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平和状态。由此而结合当今社会观之，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作用：

1.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当今社会寻求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方法与途径已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音乐艺术应当能够在这一课题上发挥它的重要价值。因为音乐具有审美的超越性，它超越了某些民族、时代、阶级的界限，而最容易使人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和联系。就像我们听到《第九“合唱”交响曲》，其普遍意义在于能够产生一种共同感受，即为这种伟大的博爱精神而热血沸腾。人间中的一切美好、善良以及对生命的关切，对他人的理解与爱，都可以通过欣赏者与演奏者在音乐的交流中实现心灵的交流。如在音乐教育中提倡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其中包含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五十六个民族人们的民族情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说，“音乐真切记录了一个民族的、痛苦和欢乐，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感、梦幻与理想，音乐是一个民族情感的血脉，也是一种文化意志的灵魂。”音乐中的民族情感促使各族人民审美心理的沟通和共鸣。因为有了沟通和理解，我们的各族人民才能不互相歧视和排斥，和睦相处，互相依赖，互相支撑于一个大家庭中，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谐稳定而各出其力。看到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集体音乐活动形式，如合唱、合奏、社区的文艺演出等，便能感受到群体和谐的氛围。这种氛围有益于个体和群体的交往、合作，有益于融洽人际关系。而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演唱会场所犹如一个个充满情感的世界，人们在其中分享着共同的情感体验，自我情感自由流淌。在这样的审美场中，“人们获得了一次真挚深切而又无言的集体心灵对话”。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集体合作的愉快关系，更是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充满爱的关系。而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得到协调，使人的情感产生和谐感与幸福感。爱的态度是一种注重过程的态度，这与不计较直接外在功利的审美态度又是内在一致的。爱美、爱音乐可以使人以一种超脱的心境对人对事，从而克服由功利思想带来的人际交往上的障碍，更加珍惜人类彼此交流情感的体验。2.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提升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

作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艺术产业，它从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音乐艺术更是如此，它的消费市场之大令人难以想象。音响、音乐考级、各类演唱会、艺术启蒙教育等，这是音乐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音乐还有许多间接的经济效益在人类对音乐的不断开发中得以产生，如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销售量的增大等。当然，这只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音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但也不难看出音乐在提升物质文明中的重要价值。相比之下，音乐更重要的是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认为，“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了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败与粗野，以及人性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做准备。”音乐形态美的审美功能在于可以给人听觉上的愉悦、幻想力的发挥、情绪上的期待。音乐情态美的审美功能在于它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并在移情、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态流入自己的心灵，使之更纯洁、更高尚。它可以使人从现实世界中的心累、物累的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神经松弛、心境恬淡的状态。音乐意境美的审美功能则可以使人类从物质的与人为的压抑中，从异化状态中回归到人的自然状态，恢复生命本来的意义。总之，通过音乐审美实践，可以培养人们热爱美的心理定势和审美价值定向，并以此来使他们按照审美理想去审视自己的心灵与行为，对社会的美和丑做出客观、合理的评价。同时，人们在先进审美理想的引导下，以美的法则来塑造自己、以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使社会结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在美的旋律中。另外，高度发达的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凝聚力强。而音乐艺术在这方面无疑是有其独特作用的。1943—1944年，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日军当局的高压下，在恶劣的生活状态中，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成为他们生存斗争的手段、救济的来源，也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和食粮，乃至维系着他们复国的理想，延续着他们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并在上海虹口凝聚起一个真正的犹太社会。如果中国的公民都能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都能较好地了解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较好地体验音乐中的民族情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并且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

3.可以加强国际间的理解与交流

在未来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确实需要发展一种对不熟悉的音乐文化的宽容态度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因为这可以使我们自己具备一种积极的跨文化意识，当然，这也就具备了一种文化理解沟通和与他人相处的前提。以《论语》中的“知言”“知人”“知命”来说明音乐问题，那就是知道他人音乐所言是什么，知道他人音乐所代表的是“什么人”的文化，知道他人音乐存在的“文化生命”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对话的跨文化音乐交流，才能对人类音乐文化的性质作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种族歧视、大国欺凌弱国小国等时有发生，其原因就是缺少沟通和交流。而全世界艺术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了机遇。透过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人民的生活、风俗文化、审美情趣等，因为了解才能彼此尊重，因为了解才能平等对之，因为了解才能更好地促进友谊的发展。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忽视对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也需要世界的理解和尊重。音乐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其价值就在于更好地促进这种交流与共处。正如罗门所说：“艺术能够也应该被作为获得世界性理解与同情，从而获得和平与积极的文化合作的手段来加以利用。它们可以用来缓冲种族、宗教、社会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敌对，并发展相互的宽容与友谊。”

总之，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极其显然的，关键是在对待音乐艺术的观念上，我们的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能达成共识，并能在艺术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各司其职，齐心协力，那么，一个和谐的社会就会在音乐艺术的迅速发展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参考文献：

[1]IvoSupicic周耀群《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2]杨桃源杨琳《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意图》望新闻周刊2005年2月21日

[3]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4]罗小平《音乐美的寻觅——罗小平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5]谢嘉幸《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音乐博士学位论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2005

[6]谢嘉幸《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音乐研究1994.2

[7]郭声健《音乐教育论》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8]汤亚汀《1943—1944年上海虹口隔都的音乐生活——上海犹太难民社会音乐生活之二》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9.3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音乐艺术构建和谐社会作用

音乐艺术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来源于社会，同时又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作用。这是由无数艺术实践和社会实践所证明的。在历史中常常观察到：从原始社会开始，音乐就与社会事实相联系。我们回溯人类历史越远，越会发现音乐不仅“以娱乐或作为纯艺术表现的形式存在，而且是作为一种与每日社会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尘世细节密切联系的因素”。现代社会，大众媒介的高速发展，音乐信息的快速传递，使得音乐对时空的占有量猛增，这无疑更增强了音乐的社会化属性。而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年增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是，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社会已变得越来越不和谐，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各种不平等现象突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变得非常迫切。基于此种社会背景，在2006年的“两会”期间，总理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明确提出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健全和有序。具体地说，就是一种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秩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本文基于以上的社会背景及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来探讨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一、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价值

对于音乐的功能价值，古今中外的哲人们有多种论述。我国早在春秋时期，认为乐通天、人，要求以平和之乐使人际关系调和、天人关系统一的思想已经产生。孔子提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分别强调了礼乐对社会的美育作用和音乐的修身作用。孟子认为，艺术活动有助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社会的安定。荀子则认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到了汉代对音乐的社会功能和美育功能的阐述就更加完备，指出了“礼”和“乐”协同互补，既是协调社会的因素，又是改善生活的动力，是美育最根本、最重要，相辅相成的两条重要的途径。至《乐记》，通过对音乐的独特性的细致分析，指出了只有“乐”才能以情动人，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生臻于真善美的境界，并且指出音乐可以“修身齐家，平均天下”。“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也在这一时期趋于成熟。可以说，“天人合一”，人际关系、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始终是人们的追求。在社会发展、文化形成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都是如此。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并且认为音乐的和谐是一种“普遍和谐”，这种和谐不仅仅是音乐的本质，而且是整个宇宙的法则。显然，其思想也包含了社会的和谐统一。“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聪慧和善良。”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中，美和善是不可分割的，艺术的美就是善。他进一步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净化”理论，提出了“音乐美育”的观念，他指出，要用音乐来净化人的心灵，因为“节奏与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而亚里士多德则在“美善合一”信条的基础上，在强调音乐教育功能的同时，对音乐的娱乐功能作了肯定，提出了“寓教于乐”的思想。他认为人们在满足闲暇消遣的需要的同时，还可以在愉快的心情中得到道德上的教育，从而使艺术充分发挥其社会作用。基于前人的实践和研究，美国人类学家A·梅里亚姆就音乐的功能进行了归纳，提出了音乐有十种功能的观点，即情绪表现、审美欣赏、娱乐、交流、符号象征、身体反应、强化对社会规范的符合、树立社会机构和宗教仪式的权威、为文化的延续和稳定服务、促进社会的凝聚力。凯普兰则列举了音乐的八种社会价值：共同拥有的财富、个人体验、治疗、一种精神和象征的力量、一种非主要的商品、一种象征性的变化指示器和一种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以上如数家珍般的种种功能价值都是在人类社会的不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从中也体现出了音乐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范畴就是“和”。其内涵有两个层次，其中之一便是“和谐”，即异物相杂，矛盾各方面既有主次之分，又相辅相成，相反相济，对立统一。其二是“平和”，无过无不及，即所谓“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各种因素处于“和乐如一”的平和状态。由此而结合当今社会观之，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作用：

1.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当今社会寻求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方法与途径已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音乐艺术应当能够在这一课题上发挥它的重要价值。因为音乐具有审美的超越性，它超越了某些民族、时代、阶级的界限，而最容易使人产生情感上的沟通和联系。就像我们听到《第九“合唱”交响曲》，其普遍意义在于能够产生一种共同感受，即为这种伟大的博爱精神而热血沸腾。人间中的一切美好、善良以及对生命的关切，对他人的理解与爱，都可以通过欣赏者与演奏者在音乐的交流中实现心灵的交流。如在音乐教育中提倡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其中包含的意义就不仅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五十六个民族人们的民族情感，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可以说，“音乐真切记录了一个民族的、痛苦和欢乐，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感、梦幻与理想，音乐是一个民族情感的血脉，也是一种文化意志的灵魂。”音乐中的民族情感促使各族人民审美心理的沟通和共鸣。因为有了沟通和理解，我们的各族人民才能不互相歧视和排斥，和睦相处，互相依赖，互相支撑于一个大家庭中，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谐稳定而各出其力。看到如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集体音乐活动形式，如合唱、合奏、社区的文艺演出等，便能感受到群体和谐的氛围。这种氛围有益于个体和群体的交往、合作，有益于融洽人际关系。而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演唱会场所犹如一个个充满情感的世界，人们在其中分享着共同的情感体验，自我情感自由流淌。在这样的审美场中，“人们获得了一次真挚深切而又无言的集体心灵对话”。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集体合作的愉快关系，更是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充满爱的关系。而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得到协调，使人的情感产生和谐感与幸福感。爱的态度是一种注重过程的态度，这与不计较直接外在功利的审美态度又是内在一致的。爱美、爱音乐可以使人以一种超脱的心境对人对事，从而克服由功利思想带来的人际交往上的障碍，更加珍惜人类彼此交流情感的体验。2.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提升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

作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经济支柱产业之一的艺术产业，它从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和方式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音乐艺术更是如此，它的消费市场之大令人难以想象。音响、音乐考级、各类演唱会、艺术启蒙教育等，这是音乐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音乐还有许多间接的经济效益在人类对音乐的不断开发中得以产生，如音乐作为背景音乐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销售量的增大等。当然，这只能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音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但也不难看出音乐在提升物质文明中的重要价值。相比之下，音乐更重要的是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认为，“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了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败与粗野，以及人性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做准备。”音乐形态美的审美功能在于可以给人听觉上的愉悦、幻想力的发挥、情绪上的期待。音乐情态美的审美功能在于它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并在移情、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态流入自己的心灵，使之更纯洁、更高尚。它可以使人从现实世界中的心累、物累的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神经松弛、心境恬淡的状态。音乐意境美的审美功能则可以使人类从物质的与人为的压抑中，从异化状态中回归到人的自然状态，恢复生命本来的意义。总之，通过音乐审美实践，可以培养人们热爱美的心理定势和审美价值定向，并以此来使他们按照审美理想去审视自己的心灵与行为，对社会的美和丑做出客观、合理的评价。同时，人们在先进审美理想的引导下，以美的法则来塑造自己、以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使社会结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在美的旋律中。另外，高度发达的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凝聚力强。而音乐艺术在这方面无疑是有其独特作用的。1943—1944年，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日军当局的高压下，在恶劣的生活状态中，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成为他们生存斗争的手段、救济的来源，也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和食粮，乃至维系着他们复国的理想，延续着他们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并在上海虹口凝聚起一个真正的犹太社会。如果中国的公民都能接受良好的音乐教育，都能较好地了解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较好地体验音乐中的民族情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并且在社会行为中表现出来。

3.可以加强国际间的理解与交流

在未来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确实需要发展一种对不熟悉的音乐文化的宽容态度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因为这可以使我们自己具备一种积极的跨文化意识，当然，这也就具备了一种文化理解沟通和与他人相处的前提。以《论语》中的“知言”“知人”“知命”来说明音乐问题，那就是知道他人音乐所言是什么，知道他人音乐所代表的是“什么人”的文化，知道他人音乐存在的“文化生命”是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对话的跨文化音乐交流，才能对人类音乐文化的性质作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种族歧视、大国欺凌弱国小国等时有发生，其原因就是缺少沟通和交流。而全世界艺术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了机遇。透过丰富多样的音乐文化，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世界人民的生活、风俗文化、审美情趣等，因为了解才能彼此尊重，因为了解才能平等对之，因为了解才能更好地促进友谊的发展。在弘扬民族文化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忽视对世界民族音乐文化的了解。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也需要世界的理解和尊重。音乐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其价值就在于更好地促进这种交流与共处。正如罗门所说：“艺术能够也应该被作为获得世界性理解与同情，从而获得和平与积极的文化合作的手段来加以利用。它们可以用来缓冲种族、宗教、社会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敌对，并发展相互的宽容与友谊。”

总之，音乐艺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极其显然的，关键是在对待音乐艺术的观念上，我们的政府、社会、学校、家庭能达成共识，并能在艺术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各司其职，齐心协力，那么，一个和谐的社会就会在音乐艺术的迅速发展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参考文献：

IvoSupicic周耀群《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杨桃源杨琳《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意图》望新闻周刊2005年2月21日

张前主编《音乐美学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罗小平《音乐美的寻觅——罗小平音乐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

谢嘉幸《音乐的“语境”——一种音乐解释学视域》音乐博士学位论文集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2005

谢嘉幸《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音乐研究1994.2

郭声健《音乐教育论》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

汤亚汀《1943—1944年上海虹口隔都的音乐生活——上海犹太难民社会音乐生活之二》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9.3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现如今，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队伍也不断扩大。教育人才数量的提高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反应出了教育人才在质量上的不足。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化，要求着教育人才需要具备符合时展的相应素质：既要拥有广阔深厚的知识基础，还要具有合作、开放、灵活多变的适应性；不仅要具备运用知识服务实际的能力，还要具有高瞻远瞩、不断前进、锐意创新的思想与底蕴。这便要求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必须进行改革，以符合市场与社会的多变需求。

二、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艺术教育人才供求关系解析

1、从“供”的角度看社会艺术教育人才培养

教师的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所以对教师的培养更应注重对其“能力”的形成。教师作为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其能力与素质便决定了教育质量的高低。而对社会艺术教育者的培养以及应当形成什么样的能力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不难看出，当代社会对于艺术教育者素质的要求，已经不只局限于知识的底蕴和个人的能力两个方面，良好的沟通能力、完善的人格修养、相应的领导能力与正确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教师可持续的研究能力培养都已经提升到研究的范畴内，这些都迫切的要求学校传统教育模式为此进行相应的改变。培养全面而完善的社会艺术教育者，是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也是当代社会的需要。学校作为教育者主要输出地，对整个社会艺术教育市场应当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培养什么样的社会艺术教育人才，以及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欧美等西方国家近百年的现代教育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与警示。各国优秀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中国的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些可行的道路。以美国为例，就创新性与个性发展而言，美国的艺术教育在此方面十分完善。美国的学校同样十分重视艺术教育，他们认为“没有艺术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与中国不同，美国艺术教育不单单是为了培养专业的艺术家，而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更多地是为了培养人的创造性。加之《艺术教育国家标准》等国家立法的支撑，使艺术教育在美国素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良好的教育环境与人的个性发展，催生出较为完善的社会型艺术人才培养模式，这对我国目前实施的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在欧洲，如德国，艺术教育则是另外一种模式。德国的艺术教育十分发达，但专业分类并不十分具体与明细化。以美术专业为例，只有自由艺术、视觉沟通、产品造型与艺术理论四个门类。德国艺术教育的特点在于自由，不要求学生死守规则，每个专业的课程都是开放的供学生自由选择。而对其艺术创作的要求也是不要学术化，要体现个性与思想。另一方面德国的艺术教育要求思路的改变与拓展，认为全面的能力才是一个艺术教育者所应具备的素质。与国内强调专业性相比，这种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而适应社会，为艺术的大众化奠定道路。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艺术教育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道路。日本的艺术教育水平也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与美术相关的动漫产业，也是日本的第三大产业，已有2000亿日元的规模。日本艺术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注重实用性，注重“创意功夫”培养的教育观念。与中国一样，同受东方思想的影响，日本的艺术教育在保留自身的同时，也吸取了一定的西方教育思想并将其融合，做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共存。综上来看，国外先进的艺术教育思想，对当今中国的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培养什么样的艺术教育人才，让人才形成什么样的能力，这都是应当考虑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注重艺术教育人才的个性与创新发展，培养专业能力的同时兼顾其全面发展，关注专业培养的实用性，形成科学正确的能力观等，都是社会艺术教育人才培养所应做到的。

2、从“求”的角度看社会艺术教育人才培养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社会艺术教育也应该符合市场需求。在改变自身条件的同时，不断迎合复杂多变的社会与市场需求，以增加其核心竞争力。市场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教育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能力的学生，而不是单一注重其应试能力的培养。只有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促成人才的合理就业，保证教育机构的持续人才输出，真正做到供求关系平衡，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艺术教育机构，其人才在符合市场需求的同时，也应注重对其全面能力特别是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社会需要专业能力强且全面的艺术教育人才，同时也注重其思想道德素养，只有培养出全面的实用性教育人才，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中立于不败境地。当代社会，艺术教育已经越来越社会化、大众化、普及化。被教育者往往需求的并不是单纯的艺术素养的提高，而是提升自身修养与陶冶情操，或是对自身人力资源的一种投资。面对这一部分受众，艺术教育便不能以传统的主观经验教学来进行。由因材施教到因“需”施教的转变，注重文艺培养与商业价值的有机统一，这也是社会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三、市场导向界围下的社会艺术教育人才供求关系愿景

1、通才与专才的辩证关系

社会需要的人才能力观是专才还是通才，这是时下十分热门的话题。笔者认为，社会需要全面的人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才就是王道。专业能力的精深，构成一个艺术教育人才的高度；而多面的、广度的各色能力，是支撑着这一高度的广泛根基。只有拥有通才的能力，同时不断精进个人的专业，才能成为真正适应社会需求的艺术教育人才。

2、学校人才输出的方向

学校作为教育人才的主要输出地，其人才输出决定了教育质量的高低。在当代社会，学校的任务不只是培养教育人才，更应该将人才输出多元化、专业化。多方面输出市场需求的各类人才，增加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这有助于教育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也有利于人才的就业率不断提升。

3、社会艺术教育人才的社会适应性

艺术教育人才的社会化，是艺术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从人才走出校园步入社会，到适应社会需求与合理就业，都需要相当的社会适应性，这也是学校培养人才是应当注意的方面。培养适应社会的艺术教育人才，有助于人才的身份转变与合理就业，促成教育改革的成功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进入历史性巨变的时期，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格局。文学艺术在这一历史变局中所起的作用可谓巨大，这在二十世纪进行共产制度实验的国家与地区都是大致相同的。在共产主义观念感召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行为特色就是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力量整合，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需要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进行意识灌输与改造以外，在情感与审美方面也需要有一种彻底的、全新的建构过程，使情感与审美成为一种建构历史神话、促进制度认同、保证忠诚、撄取人心的有力工具。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们看来，文学艺术的作用正在于此。于是，社会主义文艺史所昭示的历史轨迹只能是、也的确是从自由到集中、从实验到工具、从多元到一元，文艺成了意识形态强力意志的风向标与晴雨表。 从国际共运的角度看中国革命，后者往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殊性：阶级力量、路线方针、运动目标、斗争方法等等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另类。如果我们进一步把目光聚焦在文艺方面，中国革命文艺的特质、美感和成就在世界左翼艺术中都是极为突出和独特的。在这—部“新中国”的文艺史中所值得深入研究和考量的问题恐怕比苏俄社会主义文艺的问题更具有反映民族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与问题的重大意义。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所包含的复杂性、实践性和多样性至今仍有许多问题未被研究清楚，它作为社会主义“新传统”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应该得到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的广东美术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133229.Com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广东美术由于地处沿海地区、商业与文化交流较为发达等因素，受西方与日本艺术思潮影响最早，比较普遍和明显地出现了在艺术上融合东西的潮流。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使广东美术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发展格局中占据有重要的位置。另外，广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摇篮，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无比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其对广东本土的政治与艺术关系的凸显也有潜在的影响。

自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美术史上，广东美术的发展既有与全国普遍相同的时代轨迹，也有自己独特的心路历程。广东美术家在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际遇和独树一帜的风格与卓越成就既折射出全能政治年代中的中国艺术的发展逻辑，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孕育自南方文化的蓬勃生机和巨大的创造才华。这一时期可能是1949年以后广东现代美术以整体形象出现在全国美术界的最辉煌的时期：杨之光、潘鹤、汤小铭、唐大禧、陈衍宁、潘嘉俊、伍启中、林墉、鸥洋、陈永锵、尹国良、邵增虎、汤集祥、林丰俗、李醒韬、梁照堂、张绍城等广东艺术家在那个时期的全国画坛上均不同程度地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从整体上在新中国美术史中占据了非常醒目的位置。

这些艺术家基本上是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中培养起来的，在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均有共通的特点。他们都是在体制内从事美术创作或教学工作，都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在艺术上都有执著的追求。这样一种集体主义式的艺术家群落现象正是建构新中国美术体系的基本人才资源，在统一的主体模式下尽管还有从属单位的区别（如美院、画院、美协、宣传部门等等），但都不存在另类空间和独立的艺术生产者的可能性。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这批优秀的广东美术家的成长经历、创作成果与生活故事，可以从—个群体性层面上揭示当代中国美术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形成机制和审美特质。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程，审视在强权政治模式下的广东美术生产的繁荣与嬗变的种种因由，除了具有史学研究的意义以外，更具有重新认识和建构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时代关系的现实意义。由于时间和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某些艺术家及其作品和回忆资料②作为案例，以申论本文的要旨——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美术家的成长与创作历程看“社会主义新传统”中的美术与政治及文化的复杂关系。

从这批美术家的教育背景或工作来讲，他（她）们大都与广州美术学院有着渊源关系，大部分毕业于这所中国南方的高等美术学府。自五十年代初开始，新中国美术教育全盘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和契斯恰阔夫教学体系，地处南方的广州美院亦不例外。客观地看，苏式美术体系强调科学与艺术法则并重，要求培养学生具有严格、准确的造型能力，这对于新中国美术迅速建立起一套标准划一、结构严谨的美术教育体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艺术创作观念上，这套体系强调美与生活的关系，强调对自然和生活的观察，诱导以故事和细节强化具有某种倾向性的主题。上述这两方面正是从技术和创作方法的角度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的自足框架，新中国美术教育体系也正是在这一框架中延伸着培养艺术家的历程。虽然由于毛泽东在1956年对民族音乐的问题作了指示，从而在美术领域中也开始了油画的民族风格讨论和中国画领域中关山月、潘天寿等人提出的中国画素描体系问题讨论，但是苏式美术体系在整体上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无改变。

这批广东美术家的成长历程也正是如此。梁照堂说：“小时候学国画，做‘齐白石梦’；入了美院附中，学西画为主，又做‘列宾梦’。……开头人们说这种逆光画法不是宣传画，我只是想画画，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普拉斯托夫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在宣传画上当油画画就是了，管他是不是宣传画。”可见苏式美术教育体系深植于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即使是在强调“红、光、亮”的文革时代也仍然要表现出来。

在广州美院负责油画系教学的尹国良教授也回忆说：“我在教学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创作思想，就像一个教练一样，有个套路来教，我逐渐总结出一个道理，在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条件下，怎样能够符合现实主义道路，要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个教学方法实践得很有成效。1972年以后，学校渐渐走向正规，我也得以实现我的教学主张，抛掉红光亮之类的教条，重新来考虑创作了。”他的创作思想在教学上取得了很大成果，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当然，广州作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不仅早在三十年代产生了意义深刻的现代艺术运动，而且在红色年代中也有较早地出现叛逆性的艺术追求。陈衍宁读美院附中的时候就对同学说，假如从楼上跳下去就能出国留学，即便摔断一条腿也在所不辞。到七十年代后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涌进来的西方哲学与艺术思潮终于开启了结束苏式体系一统天下的进程。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对苏式教学体系的评价问题，更需要坦诚地指出，在六、七十年代培养起来的这批艺术家的教育背景中所严重欠缺的是什么。

回顾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中共意识形态对文艺的改造历程——这或许是一种最关键的历程，所作的一切无非是要把前卫精神、个人立场、自由心灵、人道主义的批判精神以及抽象形式清除出去，这与苏俄革命后的斯大林文艺政策的统治如出一辙，只不过在清除的过程中加入了许多的中国剧情安排——各种确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因此，这些被清除、被批判的“资产阶级货色”必然在新中国美术教育中荡然无存，被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以日夜死磨出来的写实技巧和对在生活中发现与政治主题思想相吻合的生动细节而沾沾自喜。当然，我们今天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这些都归咎于时代的过错，问题是，即使时至今日，在我们的心中是否真的已经有了觉醒、有了历史批判的理性、立场和勇气呢？我认为，这是当我们今天从某种角度重新认识毛泽东时代美术、重新评估“社会主义新传统”所应该具有的思想基础和根本立场。

二

六十年代的广东美术就已在全国呈现出一种充满清新的南方气息和勃勃生机的势头。早在五十年代，胡一川的《长征》、黎雄才的《武汉防汛图》、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等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杨之光的《雪夜送饭》还获得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 1960年10月，广州美术学院师生下乡创作的一批作品在广州文化公园展出，观众达21万人次，受到广泛好评。同年，关山月带领国画系师生参加湛江堵海工程劳动3个月，师生共同创作了大型国画联屏《向海洋宣战》。1963年广州美院师生下乡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得到了邓颖超、陈毅、郭沫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

杨之光创作的《浴日图》是很能代表六十年代广东美术的新锐气息的优秀作品。《浴日图》在革命军旅美术创作中有很独特的意味。其灵感来自生活中很偶然的一个甲板上的黄昏，杨之光一下就同时捕捉到军旅生活中的诗意和大写意笔墨技法与表现现代生活相结合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他自己说—下子就感到“真是好呀，天赐我也”。杨之光无论是运用文人画大写意笔墨还是运用西洋画的明暗画法（如后来的《矿山新兵》），都在中国人物画的审美特质和图式语言上产生重大的突破，而且他自五十年代以来就一直不断地在艺术语言中有所创新。

作为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六十年代广州美院附中现象，可能最早就是体现在 1964年由招炽挺、伍启中、陈衍宁、张绍城合作的连环画《南海长城》中。当时的作者都是19岁左右，刚从附中毕业。这组连环画虽然可以看出受到贺友直的影响很大，但是其连贯流畅的图像叙事能力、坚实的造型风格和线条与黑白的精炼运用，都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成熟的艺术才华。伍启中、张绍城等仅以附中毕业的学历而从事美术专业创作并取得瞩目成就的经历也反映出当年美院教学体系对于培养专业人才的高度有效性。也是在1964年，美院国画系毕业生王玉珏创作的《农场新兵》也受到好评，这件作品充满了纯朴、美好的生命气息，不像在“文革”后常见的知青题材美术那么矫饰。汤小铭、林丰俗、梁明诚等都是在这一年从美院毕业，他们很快就成为广东美术创作的生力军。梁明诚创作于六十年代的《新娘》表现出革命的现实主义艺术与民族传统以及民俗特征结合的可能性，或者说，在“新娘”所代表的民间生活中的人伦之美面前，政治叙事的话语可以一定程度上隐匿起来。梁明诚说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很特别，主要是与1962年农村的情况开始有点好转的氛围有关。

1964年前后，原来比较活跃、宽松的文艺创作气候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1963年 2月，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各地美术界随之出现一批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雕塑作品；1964年6月毛泽东又尖锐地提出文艺界的各种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对文艺界直接敲响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警钟。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文艺改造政策早已取得全面的胜利，讴歌党和制度早已成为文艺家们的自觉诉求，但为什么文艺界还是被认为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呢？兹事体大，这里只能极简略地说：按照中国社会革命改造的逻辑，文艺的作用是不应该停留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颂歌的层面，而应该继续把“怨恨”、“斗争”作为文艺臣服于政治的工具化指标，把文艺整合社会的力量再次以急风暴雨的方式聚集起来。

尹国良教授对于这段时期的风云变幻有比较确切的记忆，他说：“1964年底以后，我们的生活就不属于自己了，整个被全国的革命形势席卷了，不断地开会、批判、斗争、游行，谁也别想画画，六十年代去了四五年就没有创作，画了些宣传画。高大全、红光亮就出来了，那时人都疯了，都不正常了。我也在交易会画大画，画了不少。但自己想起来却很心痛，只是一种工具，自己的想法不可能实现，也不允许你有多少个人的思考。”在这里可以看到，“文革”绝非突然爆发而起，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初期以“重放的鲜花”为形象的对于“十七年”的讴歌显然是非历史的。

三

七十年代的广东美术迎来了一个真正辉煌的时期，很多创作于此期的作品都曾经风行全国，由于单张印刷品的巨量传播，它们的作者都在此期成为全国知名美术家。在狂热而严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中，广东美术现象的某种繁荣凸显出政治激情与主流艺术的内在关联，这是“文革”美术研究中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例如，围绕着广州农讲所、“星火燎原馆”、交易会等重大项目的布展和宣传就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文革”美术作品，其中的艺术生产机制和政治的关系就是研究“文革”美术很有价值的个案。

从1966年至1968年，许多有成就的广东美术家遭到长时间的审查、批斗，各美术单位的创作、教学工作也因运动、武斗的影响而陷于停顿。以后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术创作的恢复与当时广州的政治宣传工程的需要密切相关。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材料，整个七十年代中起码有几件主要的大事：（一）1969年2月，广东省、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毛主席在广州革命活动纪念圣地（即星火燎原馆）敬建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开始从省内选调一批年青美术工作者参加布展的美术创作；（二）1972年2月，广东省文艺创作室成立，下设美术摄影组，并从英德茶场省五·七文艺干校调回几名美术人员从事美术创作展览的组织、指导工作；（三）为中国对外友好协会选送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文化博览会中国馆中国画展览，组织创作中国画78件；（四）同年5月，举办《第二次全省美术、摄影作品展览》；（五）同年6月至12月，国务院外交部借调由关山月领头的，有全国知名画家李可染、钱松喦、李斛、陶一清、黄胄、李苦禅等参加的为联合国中国厅和驻外使馆画一批中国画作陈列用；（六）1973年2月，省革命委员会文艺办公室在广州举办《广东省国画、版画、连环画展览》；（七）1974年10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25周年，省文化局在广州举办《第三次广东美术作品展览》；（八）在这个时期内，为配合每年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届都要组织画家绘制一批宣传画（约30幅）设置在广州主要交通要道；（九） 1977年3月，省文化局遵照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指示，组建了广东省毛主席纪念堂国画创作组，派出关山月、黎雄才、蔡迪支、陈洞庭、梁世雄、陈金章、陈章绩、林丰俗赴井岗山、遵义、韶山等革命圣地搜集创作素材，于7月完成了5个题材的9幅作品送京；（十）同年5月，省文化局在广州举办《广东省揭批“四人帮”漫画展览》，展出作品300多件，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型的漫画展览。

显然，在这份极为简略的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广东的美术创作紧紧围绕着各时期的政治任务而展开，有才能的美术家们开始得到使用。当时他们的心情普遍很高兴，因为得以重新拿起画笔，而且由于工作的需要而锻炼了多方面的才干。汤集祥回忆说：“画大铁皮宣传画、出宣传橱窗、办阶级斗争展，样样来，油画、国画、连环画、雕塑，有画就画。……就这样简单，有啥搞啥而不失时机。”这种随叫随干、全知全能的突击式创作是当时十分普遍的革命文艺现象。

这一时期，广东美术的宣传画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当时广州从事宣传画绘制的主要有广州市委宣传部美术组、交易会、农讲所和军区。李醒韬回忆当年的情景是：“‘文革’期间，东较场虽然基本停止了一切重大比赛（后期有少量足球友谊赛），但它却以一张巨幅美术作品而引人注目。那是1968年，画家李醒韬作为市革委宣传办美术组负责人，接受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在烈士陵园正对面，画一幅巨型宣传画，面积为30米× 10米，堪称全市之最。那时，广州唯一雷打不到的对外经贸活动就是一年两届的交易会，这张挂在东较场的大画，既可以装装门面，也为了所谓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当时一批年轻的画家张绍城、梁照堂、黄坤源在李醒韬的带领下，开始了革命宣传画的创作。那时，先要打草稿，层层通过之后，才能画成成品。而巨画是由几百块每块1米多高的锌板组成。当时能提供如此大的创作场地不多，最后选在市政府饭堂，集中了二三十人描画，一块块画好还编上号，再拿到球场上去‘合成’、调整，完成后再运到东较场的大竹棚 （以后改为铁架）上支挂。巨画画的无非是工农兵、样板戏之类，人物多是挺胸昂首的英雄形象，每到一定时间就重画一张。当时算是一个极其光荣的政治任务，所以能参加的人都感到无上光荣，创作组也是招之即来，来之即画，完了就各散东西。每到新的大画挂出来后，报纸电台立即大肆宣传报道，轰动全广州，每天引来许多人去东较场观看、流连，美术组也因此成为学毛著先进单位，到处讲用，到处被人‘学习、致敬’……”张绍成的回忆则谈到了有关更多的情况：“宣传画的历史原因：广州虽然每年两届交易会，但广州市容破破烂烂。交易会的时候需要整顿市容，我们的小组就负责市容宣传工作，四个人当中我兼管会计，每年有人民币十万、八万元经费，相当大的一笔钱，一方面有笔钱，另一方面也有些权力，可以在广州市各基层抽调工作人员画画，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没有一个单位敢拒绝的，所以很多业余作者被我们调来画画。在全中国的画家都在艰苦地劳动时，画画的机会就算广州的画家得天独厚……1973年，邵宇从美国回来，路过广州，可能也是从省队的人那里听到了我们这个小组的情况，就让我们寄三四张宣传画到北京，印出来了《广阔天地新苗壮》、《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等几张。一年里出不了几张宣传画，我们这个组就有四张，而且印很多，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彩色版将《广阔天地新苗壮》印出来了。我觉得宣传画的高峰就是邵宇来我们这个小组之后表现出来的。”

这些回忆充满了细节和自豪感，是“文革”美术叙事的第一手资料。广东宣传画在全国的出名虽然也有些个人的因素（如身为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的邵宇的推介），但创作队伍的水平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当时全国“文革”美术中确实是非常突出。今天回忆起来，我们就是在这批宣传画所营造的红色视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多作品就是我们心路历程上的形象资料。例如，张绍城创作的《广阔天地新苗壮》（1974年）是我们插队务农知青很喜爱的美术作品，当年我床头的泥砖墙上就贴着这张画。它以灿烂的阳光感和三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侧面形象讴歌了青春的美好和力量，政治化说教的矫情和压抑感被大大弱化。这件作品是革命激情与青春审美相结合的抒情宣传画，南方的胶林和阳光感更把广东宣传画的风格特色展现出来。

当时绘制宣传画的任务很多是合作完成。梁照堂回忆说：“与张绍城合作过《四海翻腾云水怒》，与项而躬、邵增虎、陈衍宁、招炽挺合作过油画《伟大的教导》，与阳云、吴炳德合作国画《公社的节日》等等。最多的是与李醒韬合作宣传画、油画，如宣传画《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油画《我爱万泉河》等等。”这种交叉组合、共同创作的方式对于产生一个很有创作实力的艺术家群体很有直接的作用。全国各地美术家的交流也是以各种重大政治任务的方式得以实现，如张绍城所讲：“交易会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阵地，连续几年我们都参与了交易会的创作。到了1969年，又有了农讲所，这是在江西安源搞安源纪念馆，集中了全中国的画家在那里创作，当时是全中国美术界最大的一个聚会，也是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创作聚会，广东就有梁明诚、吴海鹰、王玉珏等人。”今天在文献和图像资料中我们看到大量当年美术家们共同创作的留影，这些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文革”美术的“红、光、亮”氛围中，广东美术最先表现出另类的艺术追求，因而在全国树立了独特的广东风格。梁照堂认为，“那时的画都要‘红、光、亮’，自己却爱画抒情的冷色调；那时的画都强烈正面光，我却爱画逆光色彩；那时的画都仰视高大形象，我却爱画俯视的亲切形象。开头人们说这种逆光画法不是宣传画，我只是想画画，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普拉斯托夫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在宣传画上当油画画就是了，管他是不是宣传画。画多了，全国各省刊物多了，人们又把这逆光色彩当成我们宣传画‘很有风格特色’，那也是一种歪打正着罢。”当时社会上学画画的人都酷爱这种逆光色彩，我记得在中学和青年文化宫学美术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有过临摹这些宣传画的经历。

四

更为值得深入研究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氛围究竟对美术家的思想和情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艺术家心中当时的真实思想和心理活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今天他们的回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可信的？广东的美术家在当时与政治权力的真实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大难度的论题，或者连这些问题本身也会受到今天有些人的质疑或拒绝。

我们可以广东主流美术中最有权威地位的关山月先生在此期艺术创作的巨大活力与成就为例来谈谈，由于他的资历、名望都远在前述这批在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美术家之上，因此他在此期政治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中的巨大活力与成就是备受瞩目的。关山月的中国画《绿色长城》在1973年的“全国连环画、中国画展览”中受到广泛好评，在同年举行的全国美术创作经验交流大会上，作者作了题为《老兵走新路——谈谈我的创作体会》的发言（后刊登于《人民日报》），其中的政治性话语不应被认为只是应景套语而遭忽视或刻意回避。歌颂伟大时代、为工农兵服务等话语应该说是关山月从来都十分强调的，蔡若虹先生认为，关山月“是新中国诞生后用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号召的许多老画家中最积极的—个”。③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老兵”与“新路”的问题在当时关山月心目中究竟具有何种真实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记得当时杨之光先生就对关山月的这个命题很感兴趣，连说“老兵要走新路”。1971年7月关山月从五七干校“解放”出来之后，到各地写生、受外交部委托赴北京作画。发言中说道，“两年来我的创作活动得到领导重视和群众支持，使我受到鞭策鼓舞。”显然这是作者此时心境的真实反映。在这种心境中，他于1973年三次到阳江、博贺、湛江等地的海滨林带区访问写生。他说过去从艺术形式上考虑较多，不敢进行创作，“今天，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我提高了觉悟，决心把沙洲变林带这个题材用中国画表现出来。”实际上，对于中国画创作图式和语言风格的创新一直是1949年以后新政权下的主流画家孜孜以求的，其创作内驱力和灵感又总是与各时期的形势、任务紧密相连。蔡若虹先生赠关山月诗中有“立意每随新气象，造形不取旧衣冠”之句，不仅是对关氏艺途的中肯析论，也是对整个主流艺术的概括。据说关山月曾七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92年12月26日毛泽东99岁诞辰这一天关氏特地作了一幅题为《千秋雪里见精神》的画，“来纪念我们的领袖”。“风尘未了缘何事，仰首高峰向晚攀”，这是关山月1982年书法作品中的句子，我想，这一“高峰”是否可以理解为毛泽东时代氛围中的艺术与政治的结合？对于本次展览中的这批在新中国政治与艺术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关山月的心路历程是否也有某种代表性呢？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那些曾经感染过我们、并在我们心目中永远留有印痕的红色经典作品面前，具体地回顾和重新审视在“社会主义新传统”下的艺术状况。

潘嘉俊的《我是海燕》（1972年）的确是“文革”美术中流传极广、影响很大的一幅优秀作品，而且像它那样曾经很具体地影响过许多人的生活道路的美术作品，恐怕不太多。有一位姓赵的解放军总参某部通信网络技术管理中心的女工程师说，当年受这幅画的影响而报考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成为一只通信兵中的“海燕”就是她对自己未来的全部构想；不畏繁难地建立“橄榄绿婚恋热线”的李艳华说她当年自从看到这幅画，在心里埋下了一个愿望：要做个这样的女兵！类似的实例肯定还有很多，这是为什么？杨之光的《矿山新兵》、汤小铭的《女委员》、陈衍宁的《渔港新医》都是以青年女性为描绘对象的、广受喜爱的优秀作品，但不一定有很多女青年因此而立志当女矿工、女渔医、女委员。当兵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最光荣的人生道路，尤其当女兵。文工团、话务连、卫生队，英姿飒爽绿军装、红领章，这些都是时代审美中最强的音符。

今天也有一些读者回忆说，当年很喜欢这幅作品的理由的确有性别上的因素：一个站立在电线杆上被大雨淋湿透的女兵，在那个狂热的革命年代足以诱发出人性中所具有的种种联想。实际上，虽然画面上女战士的绿军装在风雨中湿透了，但画家并没有刻意描绘湿军装勾勒出女兵胸部的性感；而且面部形象的塑造也是圆圆的脸庞，距离1976年的电影中才出现的李秀明式的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还很远。即便是这样，当年全军男兵们的来信已像雪片一样飞向画家。我们也不可忘记的是，在那个禁欲主义盛行的年代，某些首长可以看到有接吻镜头的好莱坞电影，而全国人民只能面对八个样板戏。“海燕”毕竟衔来了一丝女性在夜雨中的气息。

杨之光的《矿山新兵》（1972年）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中是影响最大的中国画作品，当时的评论文章写到：“它以简洁的构图，清新的笔调，生动的形象，概括了社会主义伟大时代青年人朝气蓬勃、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④今天的美术评论家则会更强调从人物描绘的技法中看到画家善于从西洋画法中吸取明暗法，以逆光来表现人物的体、面关系，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美好形象。我认为《矿山新兵》既是杨之光融合中西、形神兼备的中国人物画技法达到成熟水平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人物画接受社会主义政治的审美改造的历程中最具有完美的艺术性的典型形象，它昭示出革命理性主义价值观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新一代所具有的审美面貌的憧憬和讴歌。在中国社会主义艺术史上，类似“矿山新兵”这样的人物形象正是“社会主义新传统”所孜孜以求的。

与《矿山新兵》同属一种特质的是鸥洋的《雏鹰展翅》（1973年）和《新课堂》（1974年），这两幅作品的题材内容涉及到全民体育运动和教育革命，这两个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具有文化激进主义色彩、最有普及化倾向的文化论域。在我看来，《雏鹰展翅》中的古炮和红缨枪似乎有一种从传统到革命的断裂与延续（两者不应合为一种“革命斗争传统”）的寓意，而那位矫健、“展翅”的红色小“雏鹰”则是对于新新一代革命新人的进行曲式的畅想。如果回到画面表层意义上的全民健身运动，则凸显了在金牌“强国梦”之前的中国全民体育运动远较今天要更符合人性和道德的要求。

《新课堂》表现的是“文革”中“开门办学”、以田头为考试课堂的情景，虽然只是一个小学生的形象，却可以被视为对于毛泽东越来越激进的教育理想的最有代表意义的诠释。一切都洋溢着明媚的春光，青翠的秧田、粉红的花衣、温熙而明亮的阳光，这一切都是为了烘托她和手中的秧苗。鸥洋本人在当时谈过一些创作体会：“目的是在‘苗’上产生联想，帮助进一步揭示主题，说明她本身正如一棵秧苗，需不断反修、防修，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⑤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创造出许多足以代表意识形态的符号，如阳光代表党和领导人、葵花代表忠心耿耿的人民等等，而“新苗”也是一种非常形象化的革命青年的符号，所谓“根正苗红”的说法则更强调了“新苗”意识中的血统论。新与旧，新苗与朽木，革命激进主义的进化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着人类喜新厌旧的天性。

在1974年的全国美展上出现一批水平较高的知青题材作品，广东画家周树桥的《春风杨柳》尤其受到好评。当时的评论家对它的解读很能反映出“文革美术”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刚到农村还来不及在凳子上坐稳，可是每一个人手里都已经捧着一碗由贫下中农热情递上的热茶，真是喝在嘴里，暖在心里。你看，那桌上摆着的一叠毛主席著作，是即将发给每一个知识青年的礼物，这里边寄托着广大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心和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更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不断成长；那椅子上摆着一叠草帽，则体现了广大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⑥今天，评论家的思考当然要具有历史与现实审视的目光：“如果将画中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状况进行比较，追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图像形成的原因，应是颇有意思的。”⑦曾为知青的我们，关于“春风”的记忆犹存——当然，这些记忆并不应妨碍我们公正地评价《春风杨柳》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

林丰俗创作的《公社假日》在1972年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评论家过去多注意到火红的凤凰树、注意到作品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前者可以看作对传统山水画描绘对象的突破，后者则是在革命美术中的清新气息。我想进一步思考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休闲学的意味以及时代的审美意识的转折。“假日”这个主题所依赖的是路边的墙报栏，上面贴着“五一晚会”和电影《红灯记》的海报以及球讯。假日与节日的统一在革命后的中国农村生活中饶有深意。农村本来只有民俗的节庆日和墟日，没有现代工业所带来的假日概念。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改造下，节庆日与墟日以民间的方式维系，但是革命的法定节日却成为在历法中对农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的象征物，实际上也是现代性进程的一个侧影。《公社假日》就是对这种节假日统一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精神的揭示与讴歌，而且是在原有的假日政治中掺进了符合休闲本性的内容。墙报栏传递的信息不再是节日里的加班、坚守岗位等等，而是关于体育、文艺演出、电影的信息，于是符合政治正确的休闲学得以建立起来。这种政治休闲学不再剥夺人们休闲的权利，只是规定了休闲中必须保持的政治忠诚与欲望释放的纯洁性，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带有理性色彩的回归。在画面上洋溢出来的那种乐观、健康、集体主义的假日审美价值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中无疑给人们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抚慰与心灵上的愉悦，甚至可以作为理性的激进主义与人性相契合的理想图景。当今天人们面对种种乌烟瘴气、人欲横流的休闲方式与拜金主义的“假日经济”的时候，《公社假日》或许反倒是值得怀念的。

林丰俗的另一幅作品《石谷新田》也很引人注目，它从政治上看是属于讴歌“农业学大寨”的题材，但作者并没有选取常见的热火朝天地开梯田、修水利的劳动情景，而是描绘了在梨花掩映的春天中，人在田里劳作的如诗画面。作者把中国山水画的传统笔墨与类似电影镜头那样的图式——似乎会使观众产生镜头将逐渐拉近的期待——结合起来，画面上只有高大的电线架和高架灌溉渠以及农民使用的较先进的喷雾器点缀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大叙事，这些都是毛泽东时代革命艺术创作中最普及的时代图式特征。林丰俗今天对这幅作品和当时的艺术创作的阐释是：“艺术在当时受到一定禁锢，但我们毕竟有朴素的感情在里面，只有不被完全磨灭，我们的很简单的审美感觉还在，就还能出好作品，对这段时期的作品，我觉得要好好地分析。”林丰俗还指出：“田垄、山林、土屋、溪流……之所以多次出现在我的画中，这无非与我长期生活的范围有关。那些平凡而又平凡的景物，常常勾起我对醇厚隽永乡情的回忆，我不希望用太美丽的辞藻来冲淡这种朴质感情之表达。”我认为在广东画家中，林丰俗所代表的这种田园气息和平民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陈永锵也是一位以清新的农村生活气息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喜悦的广东画家。他的《鱼跃图》（1974年）使他在广东乃至全国画坛一“跃”成名，有评论家认为，“在今天看来，《鱼跃图》仅仅表现了一种与作者的青春气息相联系的生命律动，它之所以为陈永锵带来了声誉，无非是这样一种契机：在画坛被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负压抑到差不多窒息的时候，《鱼跃图》活泼泼的南方田野气息满足了那种焦灼心理的要求。”⑧我倒是认为还有一个或许不应忽略的因素，它唤起了广州人对于珠江三角洲鱼米之乡的亲切记忆，也表达了对于塘鱼丰收的真实期盼，毕竟广州人太爱吃鱼了。在所有描绘作为革命战士的鲁迅的美术作品中，汤小铭的《永不休战》（1972年）无疑是一幅很出色的作品。今天重读这幅作品，人们的视点和价值评判的多元性是必然的。学界、思想界关于鲁迅的研究与论争在今天仍然延续，但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鲁迅的形象已经淡出。对鲁迅的阅读、接受、崇拜和反思正是一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一个侧面，所检验的与其说是对鲁迅的认识，不如说是对一个社会与文化系统的认识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认识。

画家汤小铭后来解释说，当时他并没有要刻意地与“红、光、亮”的主旋律唱反调，也没有要对“四条汉子”进行批判的所谓深刻思想。他想表现的只是鲁迅晚年抱病坚持思想鏖战的战士形象。作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士，鲁迅一生与之争战的根本对象是对人施压的权力。衙门与政客固然是权力的代表，而文人知识分子者流在权力面前的媚态、甘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国民也是他“永不休战”的对象——“—个都不宽恕”。刁诡的是，鲁迅本人却被建构为种种斗争话语中的权力象征符号，鲁迅一生心底里的绝望与反抗的悲壮性确实是在“永不休战”这个主题中呈现。如果从这种角度读油画《永不休战》，早被评论家所赏叹的“他那犀利中略带忧郁的眼神，双唇紧闭的脸庞，紧握毛笔的双手”，也可能会另有深意。

陈衍宁是一个很注重技巧、崇尚形式的画家。在革命美术盛行的年代，对技巧的重视带来技术至上的嫌疑，很容易被套入“红与专”、“内容与形式”等充满冲突意味的对立范畴中。当真正的革命艺术风暴来临的时候，技巧会显得琐碎、无力。但是在革命话语终于声嘶力竭的时候，技巧正可以通过制造视觉幻象来继续吸引人们，这时就会打造出被认为代表革命文艺的经典性作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这幅作品（1970和1972年前后画过两幅）的确是在文革美术中广获好评和影响深远。记得1974年我参加广州青年文化宫美术班学习的时候，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同学画了一幅表现农村分校的油画，其风格、技法很明显受其影响，当时我们都十分羡慕作者能够从陈衍宁那里学来这套技法。今天的研究者也津津乐道于其人物造型的体积感、高光与侧光、强烈的南国色彩等，这些因素的确使它在革命领袖的视察图像史上成为佳作。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取材于1958年毛泽东视察广州郊区棠下大队，1973年在上海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它成功地描绘了毛主席“率领广大贫下中农在人民公社的广阔大道上踏着时代的步伐迈进的壮丽图景”。实际上，这次视察发生于1958年4月30日，其时当地还是处于合作社时期。但是在该年年初，中央已经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意向，大跃进的战略也在该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正式采纳。毛泽东视察广东农村显然与这种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再看看那天视察时的一段对话。据《人民日报》1958年5月11日的报道：

毛主席站在田边，仔细地观察后说：“这禾长得不坏！”陶铸同志随口向社干部问道：“一造能打多少？”“大约可打七百斤吧！”……再往前走，毛主席来到了干部试验田，……试验田的禾稻生长得特别地好。当毛主席听到社的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干部试验田一造计划收获一千六百斤，两造三千二百斤的时候，他高兴地问道：“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在这段对话中，对产量上升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据报道，在结束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视察之后，毛泽东在广州黄埔冶炼厂码头下水畅游了一番。以后很快在全国陆续发生的事情是：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6月12日又报道该社的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称1958年粮食产量是3.75亿吨，比1957年的1.85亿吨翻了一番。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数字完全不符合实际，是1958年头几个月以来农业运动高潮的结果。⑨

这幅画没有描绘应该就在毛泽东身边的陶铸、朱光、薛焰等陪同视察的广东官员。他们在文革中都是被批倒的“走资派”，当然不能在革命历史画中出现。作者能够精心描绘的图像只能是一条洒满阳光的金光大道，而历史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这是当年流行的一句革命话语。在“文革”美术中，广东艺术家创作的各种领袖视察图像形成了有代表性的范式，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在南方蓝天丽日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地明亮与温煦。

上述这些由广东美术家创作的作品在那个时期风靡全国，从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艺术心灵是如何呼应社会主流意识的召唤，看到激进主义政治在精神领域中的审美需求是如何通过在全能政治指导下的艺术创作获得满足。

五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以回避政治敏感的姿态进行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广东在某一时期的最高地方当局则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胆识肩负着政治平衡的重任，使广东的改革开放态势得以较好地形成和保持。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政治传统，他的政治关怀甚至在艺术问题上也有表现。一个例子是，1979年张志新烈士的事迹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反思“文革”和批判法西斯专制主义成为热点，广州著名雕塑家唐大禧创作的《猛士》在全国也引起一场风波。作者承受了一定的压力，1980年任仲夷对此作出了批示使风波平息。广州地方当局的政治意识与精神文化生产的某种关系正是通过各种情境缔结起来的。当然，广东政治当局并非总是充当精神文化生产的庇护者，以其敏锐和深度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某些广东新闻传媒一直都在主流话语和民间立场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并非由于格外的宽松而得以生存。

1979年夏天，在北京举办了“张志新事迹展览”，展厅中央有一座汉白玉的张志新正在拉小提琴的半身塑像。也是在这一年，广东出现了三件有重大影响的歌颂张志新烈士的美术作品，广东美术在反思文革、控诉法西斯专制的时代浪潮中发出了影响到全国的吼声。

1979年，廖冰兄组织“六人漫画展”，首次展出《自嘲》、《噩梦录》等控诉十年浩劫的作品。就在这次展览中，廖冰兄为了纪念张志新以生命的代价说真话，创作了一件类似装置艺术的作品：在一面镜子的旁边写着：“共产党员请来照一照”，以警世人。为此还特地重绘早年作品《禁鸣》，以雄鸡和猫头鹰的生死搏斗，象征光明与黑暗的对抗。记得在文化公园的展馆里，我和同学们都非常激动地讨论廖冰兄这件作品的深刻含义。

油画《无声的歌》（项而躬、李仁杰创作于1979年）从正面刻画了张志新美丽而坚强的形象，背后是一丛巨大的白花，这是过去革命美术中歌颂被敌人屠杀的共产党人的典型图式。不同的细微之处是烈士的颈部有斑斑血迹，是对法西斯割喉暴行的揭露和控诉。“无声的歌”在纪念张志新烈士的文艺作品中是常见的切入点。

唐大禧创作的雕塑《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受到热烈的好评，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作品以张志新烈士为原型，以象征的手法创作出一个裸体女子骑马弯弓的形象，作者说“我想强调的是，这个形象是一种抽象和概括，是将时代归纳为一个符号来表现。”这件作品在1979年10月“广东省美术作品展览”中正式展出并获优秀奖，广州的文学刊物《花城》和《作品》把《猛士》印在封面上，加上全国各地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激烈讨论。非议者认为以女性裸体的形象代表英雄是不合国情的，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对张志新烈士的侮辱。今天看来，《猛士》的确是触动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具有时代性的突破，在广东当代美术史上具有时代标界的意义。

至于廖冰兄的《自嘲》系列，这组漫画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最常见的说法是，它是对十年浩劫时期“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给知识分子所带来伤害的控诉。当1979年他第一次画这幅漫画时，他在画上的款识使这种意义显而易见：“四凶覆灭后写此自嘲并嘲与我相类者”。但是，当他在 1989年、1991年、1999年三次重画此图，以及后来所创作的图像相同、只是改变了表情的《高歌自乐图》的时候，他在不同时期对绘制这一图像的强烈兴趣表明其意义并非局限于一时。《自嘲》是一组系列图像，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状况使它们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今天人们似乎是轻易地把《自嘲》仅仅看作是对过去的批判，由此而产生的对它的赞美难免是廉价的；在悼念廖老逝世时，主流话语对廖老的褒扬多少显得有点言不由衷。

《自嘲》作于1979年，据说是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启迪。《自嘲》描绘了画家自己由于长期封闭在埕中，身心异化，埕破之后身体仍然如在埕中的状态。据说他曾询问木偶剧团的一个工人是否能看懂，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松了口气。实际上这幅漫画不一定那么易懂。他自己说：“《自嘲》则是中华民族一代人的经历，刻画了一个时代，我想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第二次画《自嘲》是在1989年的秋天。款识：“除旧更新运转好，瓦埕换了玻璃罩。身手虽仍难动弹，两眼却可往外瞧。一九八九年秋作此自慰，冰兄”。与原图相比，画面上的人轮廓外多了一条封闭的埕形线；款识的“瓦埕换了玻璃罩”明显是汤、药之意；另外，“自嘲”也变成了“自慰”。这幅图足以使廖免受某种他必定会难以承受的灵魂拷问。

1991年的《自嘲》（纸本拓片）款识：“鬼使神差钻入埕，埕中岁岁颂光明。一朝埕破光明现，反被光明吓大惊。”可以说，“埕”与“光明”是其主题。1999年的《自嘲》则仅是重绘 1979年的原作，款识如旧。到了《高歌自乐图》，埕中的自画像已成狂歌之状，款识套用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流行的那首“就是好”歌：“埕里就是好，埕里就是好！蹲在埕里就是最最好！就是好，最最好，埕子外面乌烟瘴气坏透了！世上只有埕里好，就是好就是好最最最好。”埕里埕外，冰兄老人已是如鲁迅般的“出离愤怒”了。他说过：“中外古今的漫画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然而，使怀有极大社会责任感的漫画家感到痛苦无奈的岁月很快就降临了。 2004年廖冰兄对记者说：“当今之现实比漫画更漫画，现代化的邪恶和邪恶的现代化是漫画所不能表现的，我的想象力、创造力都不及当代邪恶水平高。夸张是漫画必须采用的手法，而现实本身的夸张远远超过我们的夸张本领，能不掷笔收山吗？”这是漫画家的痛苦，更是中国的痛苦。当他对记者激动地说“漫画死了，中国漫画死了！”我们可以说，冰兄也死于此时。

我认为廖冰兄的漫画《自嘲》系列是广东这一时期主流美术中唯一继承了左翼美术中的批判极权主义对人的精神奴役的传统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或者说是拒绝认识。《自嘲》的出现和对它的研究或许会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新传统”下的艺术作用有更全面的思考。

六

最后，以广东美术在“文革”前后时期的发展历程为例，我想谈谈“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对于今天具有何种价值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实质上它首先指的是指导毛泽东时代美术的生产、传播、建构社会成员的审美意识和精神世界的那种价值观念在今天——在一个已经抛弃了毛泽东时代话语的大众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存在以及是否可以发挥有效作用的问题，其次还指毛泽东时代美术作为文化遗产在今天的历史判断中的价值问题。另外，毛泽东时代美术在今天对于不同的权力差序阶层所具有的意味也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只能说，毛泽东时代美术对于我来讲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价值是：第一，作为引导艺术生产的一种价值观念，它在今天可以成为艺术多元格局中的一种有价值的积极因素；第二，作为文化遗产，它的历史价值更是不容置疑；第三，对于毛泽东时代美术所诉诸的对象而言，它仍然具有唤起社会群体的主体性意识的意义，在今天这正是令主流意识形态感到尴尬的社会分层与群体意识。换句话讲，毛泽东时代美术的价值观念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错位使它具有一种左翼批判意识。

我认为艺术无法真正做到脱离社会。自我、艺术本体、个体心性的呈现等等无疑是艺术审美意识中很重要的方面，但它们实际上无法使艺术超然地割裂与社会的联系。归根结底，艺术无非是社会精神意识的一个领域，它的价值判断、表达方式、传播效果等无一不是在社会中形成与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艺术的追问实际上就是意义的追问，离开社会与人生的价值追求，艺术的存在意义必定是很有欠缺的。近年来我和一些朋友疾呼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正是与我们的社会关怀紧密联系的——毕竟我们这一代是从中国的社会底层走进大学课堂、从暴雨滂沱的广场走向世界的。

注释：

①关于“社会主义新传统”的提法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界定和阐释，但大致上可以认为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价值观念、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文化心理结构等范畴的理论概括和归纳，并成为有别于传统专制社会的新集权主义传统。

②在本文中引用的艺术家回忆及言说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均由本展览的主办方广东美术馆提供，特此申谢。

③见岭南画学丛书鳊委会（编）：《关山月》第237页，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④易水：“笔饱墨酣画新兵——谈《矿山新兵》”，原载《美术作品介绍》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转引自王明贤、严善錞：《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第15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年版。

⑤鸥洋：“一代新人在成长——创作中国画《新课堂》的体会”，原载《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转引同上，第153页。

⑥载1975年上海出版的《美术资料》第8期，转引同上，第91～92页。

⑦王璜生、姚玳玫：“人文性的演绎与构建：20世纪的中国美术”，载广东美术馆（编）：《人与人：20世纪中国美术的人文性》，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社会发展；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G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4-0077-01

引言

群众文化艺术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群众文化艺术是群众精神层次的表现是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同时也是群众进行集体活动的重要载体。群众艺术在人类发展过程过程中承载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念。某种程度上来说群众文化艺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所以，对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一、群众文化艺术概述

（一）群众文化艺术的内涵及特征。群众文化艺术是人们出于自娱自乐的目的而表达感情的重要手段，群众文化艺术的作重要特征是其根植于广大群众中、贯穿在群众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群众文化艺术是指人们在自己的职业之外而进行的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活动。群众性文化艺术的主要内容是娱乐和情操的陶冶以自娱自教为娱乐的主线，从而达到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的社会活动的主体或意识形态。

（二）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群众文化艺术创作事业在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的关心下、在广大群众文化艺术爱好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繁荣文化市场、弘扬经济发展的步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文化艺术作品无论其创作数量还是其创造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群众文化艺术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文化艺术、掌握文化艺术的重要途径。

二、群众文化艺术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群众文化艺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灵魂。社会的和谐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对其文化进行优化，这样才能推动社会更和谐的发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题中之义，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寓教于乐，发挥群众文化的群体性、娱乐性和教育作用，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内涵，达到提升人民群众高尚情操的目的，对整个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厚德载物、崇德重义的文化，正是这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熏陶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使中华民主的精神血脉可以绵延不断。

（二）群众文化艺术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剂。社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竞争，也正是有了竞争才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竞争也使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利益冲突。如果这些冲突和矛盾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而群众文化艺术正是化解这种矛盾的剂。我国的群众文化艺术以宣传和谐、崇尚和谐为主旋律，共同的旋律就是表达对社会和谐的向往和追求。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渐开展了不同类型的群众文化艺术形式为人民群众释放情绪、寻找精神寄托提供了渠道，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群众性文化艺术活动有助于帮助群众认识并不断适应社会道德规范，从而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群众文化艺术的参与者可能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通过感染力、影响力促进社会和谐和融洽可以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人们有更多的压力需要释放，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就成为人们释放压力的最好方式。人们在参与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不仅可以娱乐身心同时又可以沟通交流和释放情绪，有效地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最终达到真个民族和国家的和谐。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提高自我、精神享受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群众可以更好地让自己融入到社会中，提高自己的社交面和知识面，使群众在娱乐活动中增长文化知识。

（三）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社会发展的添加剂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一般是由优秀的传统文化发展而来，其中蕴藏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及其丰富的民族精神，其中和谐精神是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精神，例如“和而不同”和“家和万事兴”的精神，这些精神通过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在成长和发展，因此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添加剂。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也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动力，大力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有利于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有利于各阶层人们之间相互沟通，增进社会的融合程度，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在对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无法代替的。

（四）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多个场合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做出了战略上的指导，并且加深了对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认识。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已经成为彰显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证明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有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群众文化艺术活动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能力、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认识社会、认识自然，已经成为认识自然和学习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人们的整体素养、为人们学习提供广阔的空间、让广大群众在愉快的氛围中增长知识和智力，为社会走向和谐提供智力支持。

（六）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具有传播和整合社会资源的功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是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共同信念，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通过对社会的资源进行引导和整合从而树立大家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通过积极引导和弘扬优秀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融入其中通过宣传使和谐发展的精神深入人心。

三、结论

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是在人们长期的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灵魂、化解社会矛盾的剂、会发展的添加剂、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参考文献：

【1】朱忠明.浅谈如何加强社区文艺团队的建设[J].大舞台， 2011（03）.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 社会发展 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报告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物质生活改善后人民群众对文化工作的新期待，作出了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重大部署。群众文化艺术具有认识、教化、审美、娱乐、交流、传承、塑造等功能，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社会进步是文化兴盛的条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和繁荣。完善群众文化艺术服务体系、扩大文化产业总体规模、增强文化产品的竞争力势在必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从新的高度、以新的视角深刻认识群众文化艺术建设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她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群众文化艺术的内涵及其特征

群众文化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从原始社会先民的生产劳动之中诞生以来，寄托着先民的美好社会理想，洋溢着和谐精神。群众文化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征以及它的多姿多彩、共荣共茂，更呈现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核。

群众文化艺术是指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以自娱自教为主导，以娱乐和陶冶情操方式为主要内容，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社会历史现象或是指以广大群众以自身为活动主体，反映当地社会生活，以满足自身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群众文化艺术是人们自娱自乐、表达感情的重要手段，它贯穿于广大群众的劳动生产、生活过程之中，植根于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例如，广场文化、全民健身、老年活动室、社区活动书法比赛等。正是因为有了群众的主动参与，群众在享用群众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才一能实现自我教育，获得情操的陶冶和审美享受，并在健康的审美享受中建立和升华高尚的审美趣味，提升自身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境界。这是群众文化艺术的独特性。第一、群众文化艺术概括了主体为群众，客体为活动；第二、群众文化艺术内容广泛，以文化娱乐、自娱自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群众文化艺术包含了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群众文化事业、群众文化队伍。

二、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群众文化艺术在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和谐发展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群众文化艺术促进社会发展是由群众文化艺术的三大基本功能即宣传教化作用、普及知识作用、精神调剂作用决定的，并通过三大基本功能的发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因此，先进、科学、健康的群众文化艺术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作用，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繁荣群众文化艺术是当今新形势下的一项特殊的任务。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以下作用：

（一）群众文化艺术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信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树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需要先进文化的引导、整合。群众文化艺术具有传播和整合效能。通过积极创作弘扬和谐精神的优秀群众文化艺术产品，通过广泛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表达和谐社会的理想，宣传社会发展的主张，使社会发展的精神深入人心。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传统的群众文化艺术中，蕴涵着丰富的道德精华。“文以载道”、“寓德于文”、“寓德于乐”、“寓德于情”是群众文化艺术的传统。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由于它的群众性、教育性、娱乐性特征，历来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载体。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具有宣传教化和陶冶性情效能，可以培育人的品质，塑造人的灵魂，丰富人的精神内涵，提升人的文化精神，使人们拥有良好的精神风貌、振奋的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

（二）群众文化艺术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文化需求是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之一。和谐社会应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经验承载体，具有普及知识作用，即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扩大知识领域，提高生活能力。在社会发展中，通过群众文化艺术传授交流效能的发挥，可以使人们在参加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增长知识、经验和才智。群众文化艺术的社会教育效能具有广泛、业余、灵活、方便、普及、实用形式多样的特点，可以为广大群众开辟广阔的学习空间，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群众文化艺术通过参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素养，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群众文化艺术具有寓教于乐的功效，让参与者在轻松活泼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获得知识，增长才智，因而更富有吸引力。

（三）群众文化艺术为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我国当前正处于“历史机遇期”和矛盾凸现期”。随着改革的深化，群众文化艺术具有精神调剂作用，即调控参与者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方面产生的效能，如娱乐效能、宣泄效能、审美效能等。在社会发展中，广泛开展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为人们紧张的劳动之余在娱乐中得到积极的休息，调和各种矛盾，使人们消除隔阂，增进了解，营造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文化下乡、慰问演出以及以社会弱势群体为参与对象的群众文化艺术活动，可以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文化抚慰，促使其释放情绪，从而缓解矛盾，走向和谐。

（四）群众文化艺术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社会进步是文化兴盛的条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也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和繁荣。十七大报告中“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的重要论述，以及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党对文化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新认识、新论断。历史上，每一个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往往也都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时期。

三、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的主导方向

要使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能大有作为，必须 明确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主导方向，找准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重点、难点，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一）高度重视群众文化艺术工作。落实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的公共责任，各级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基层，保障广大群众的文化基本权益以及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的重要性、紧迫性。特别要明确群众文化艺术事业是公益性事业，发展群众文化艺术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把发展群众文化艺术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干部目标责任考核；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群众文化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群众文化艺术实质是公共文化。群众文化艺术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主体。我国已经初步形成的群众文化艺术网络存在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分配不公、网络不健全、覆盖面不广的种种不足。严重制约了群众文化艺术功能的发挥，影响了群众的文化权益。因此，要发展群众文化艺术，以公共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享受文化的权利服务，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资源共享、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良的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

（三）大力开展与普及群众文化艺术活动。把握一切有利时机大力开展与普及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可以采用各种艺术活动方式，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多元性，推广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方式，增强感染力、号召力、影响力。这样才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和谐气氛中开展群众文化艺术工作。

（四）切实加强群众文化艺术场所建设。群众文化艺术馆肩负着组织、辅导基层文化机构和群众开展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重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占有主体主导地位，群众文化艺术馆建设的好坏事关群众文化艺术发展的大局。因此，在社会发展中，群众文化艺术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任何把群众文化艺术馆推向市场、“断奶”、甚至砍掉的做法都是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群众文化艺术馆建设，让群众文化艺术馆真正成为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中心。

总之，社会发展需要群众文化艺术的发展，群众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必定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中国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第12页、第355页。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文化馆；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建设

文化馆是政府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组织辅导群众开展文化活动而设立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是当地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文化馆具有综合性、普及性、社会性和服务性的基本性质。文化馆以文艺创作、组织活动、文艺培训、基层辅导、组建业余团队为主要功能。

1.社会职能

笔者认为,要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文化馆亟需解决以下矛盾:

(1)人民群众对先进文化的迫切需要和开展文化活动,提供文化服务所面临的经费短缺的矛盾。文化馆是公益性群众性的文化事业机构,它主要以社会效益的形式体现而不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因此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需要政府成为其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如重大节庆、文化下乡、群众性广场文艺的组织、社区文化活动、村镇活动、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整理等。

(2)计划经济下长期形成的落后的行政文化观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要成为资源并按市场规划要求获得双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权利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文化馆的工作都是行政文化的性质,它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在上级行政指令中完成和实现的,但社会发展到今天,行政文化对办好文化馆的工作、对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显然存在一定的距离。现在的文化应当是以一种资源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文化馆作为文艺的创作、传播、培训三位一体的事业机构,它首先应掌握和使用大众资源,让其最大化地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旧的文化管理模式和“十七大”要求文化体制创新之间的矛盾。如何建立一套有利于调动文化馆各专业人员积极性,有利于各专业特长发挥、专业人员能进能出的良性的竞争机制、管理机制和分配机制,是文化馆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化馆是文化的创作、传播和培训机构,有自身的特殊性。文化馆必须从行政管理的模式下分化出来,建立一套现代的、科学的、适合文化特点的管理模式。

(4)文化馆人员固定化和专业人才的市场配置之间的矛盾。文化馆工作人员的流动性很小,只要你进了文化馆的大门,不管你有用还是没用,不管你能力大小,都像进了“保险库”一样,能进不能出。但文化馆是一个文艺人才聚集的地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是地方文化的门面。

要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文化馆目前应该抓好以下几件具体工作。（1）加强学习,更新观念。长期以来文化人学习业务较主动,学习理论的积极性相对不够。文化馆是弘扬先进文化的排头兵,学习“十七大”精神,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职责。（2）抓好文艺创作,多出优秀的精品力作。（3）创新我们的活动。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对于艺术来说,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没有创新,我们的艺术就没有活力;没有创新,我们的活动就缺少对群众的吸引力。因此我们在以后的各项活动中,必须充分考虑群众的需求,创造性的开展各类文体活动,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

2.文化馆在小康建设中的作用

文化馆是国家设立的公益性全民所有制机构,是发展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组织和辅导群众文化艺术活动的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和活动场所。在改革的过程中,在如何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平衡、网络健全、运营高效、服务优质的覆盖全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服务设施、服务机构、队伍建设,以及公益性文化如何统筹规划,是摆在文化馆面前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利用文化艺术形式、借助宣传教育、组织辅导、举办活动、文艺创作、理论研究,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社会的整体素质,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建设的全面发展。

建设小康社会,提高群众文化素质,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要,已成为时代的发展趋势。文化馆作为“国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把握好公益性这个方向,坚定不移地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心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为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为繁荣城乡文化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起到发展龙头作用、阵地与桥梁作用,是文化馆必须面对的课题。

(1)文化馆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最繁荣的时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人们思想文化观念也随之多样化,群众文化由过去的“教育型”转化为“休闲与消遣型”。特别是大众传媒的高层次发展,花样翻新的节目迎合着人们的口胃与需求,这就对文化馆的工作提出了高的要求。再者,在市场经济中,免不了社会上不良东西招引群众,污染社会风气,甚至危害社会环境,使部分群众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如黄、赌、毒、偷、抢等,这又是对文化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以正确地舆论引导人,以健康的文艺节目教育人,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陶冶人,来抑制不良风气的侵袭,这就是奔向小康社会的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2)加强管理、提高人才素质的修养

随着小康社会进程的发展,富裕起来的人们,对艺术品味的追求越来越高,针对这种情况,文化馆利用人才优势,及时创办和培训自己的队伍,发掘艺术人才的潜力,其内容涉及书法、美术、舞蹈、乐器、影视表演及创作各种文化剧本等,通过培训,提高队伍的艺术素质,满足社会的需求,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各门类艺术人们以点促面,辐射社会各阶层,促进本地区的群众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不同程度弥补群众文化活动中人才的短缺现象。应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开拓创新群众文化工作的新局面,从而推动在市场经济下的小康社会的发展。

3.文化馆在乡镇群众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群众文化艺术；美术艺术；可持续

1美术艺术的内涵和特点

1.1内涵

情感内涵。美术艺术以民间工艺美术为切入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独具匠心的展现了人类丰富的情感。主要表现为：母亲用机杼为女儿制作陪嫁的衣衫，彰显了慈母之爱；姑娘绣荷包送给心上人，体现了情意；农村孩子们穿戴的虎头帽、鞋，玩耍用的泥哨、风筝；农村的窗花、灯彩，节日的年画；彝族的漆器，贵州布衣族的蜡染，蓝印花布，等等。上述民间工艺品，无不融入了劳动者的深厚情谊，体现了自然真挚的美的创造，彰显了美术艺术的无限魅力。

文化内涵。任何一件工艺品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是思想和艺术的文化结晶。主要有：民间服饰儿童肚兜上的“五毒”图案，意味着为孩子的平安活泼、免灾去疾祈祷，寓意孩子能够受到图案中动物的保护；民间的大红剪纸，以鱼、鸡、蝙蝠等动物寓意“有余”、“大吉”、“多福”等，以植物象征“石榴多子”、“喜上眉梢”；木偶、皮影戏，面塑、纸玩具，模板年画，等等。上述民间工艺品遍及生活各领域，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1.2艺术特点

民间工艺美术不取材于金银，而取材于天然素材，把劳动者的真情美意尽化物中，这正是民间工艺美术的生命力所在。一是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无数智慧的产物。古代民间工艺美术设计集抽象、逻辑思维于一体，如“九连环”、“祖先锁”、“华容道”等智力玩具，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依然影响深远。二是简单中带有深刻。民间工艺品看似简单，却蕴含着科学思维。如河南浚县的“泥哨子”，利用空气、泥胎壁的磨擦而发出声音；老北京的“鬃人”，利用的是磨擦、敲打产生“向心和外离”原理。我们应该从这些民间工艺美术中汲取前人智慧，继承艺术创作中的科学思维。三是开拓创新。之所以民间工艺美术经久不衰，原因就是其不断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民间工艺美术的基础上，不断吐故纳新，不断赋予民间工艺美术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实践特色。

2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群众文化艺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具有强大的传播和整合功能。加快发展群众文化艺术事业，创作更多的群众文化艺术精品，有利于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弘扬和谐精神，促进社会各领域文化的和谐，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获得普遍社会认同。群众文化艺术中蕴含着传统道德因素，如“文以载道”、“寓得于情”等，由于其广泛的群众性、娱乐性，成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载体。群众文化艺术精品，可以陶冶情操，塑高尚品格，不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持。

（2）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群众文化艺术在普及知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人们认识自然、社会，锻造生活能力，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经验载体。充分发挥群众文化艺术的交流作用，有助于人们身心愉悦，增长知识和本领。群众文化艺术互动具有广泛、灵活、实用等特征，为人民提供了广阔的学习平台，有利于人民科学素养的提升。群众文化艺术活动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有效弥补了人们离开学校之后知识学习的滞后，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整体素养，让人们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增长本领，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3促进群众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以美术艺术为例

群众文化艺术关系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关系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群众文化艺术事业，特别是美术艺术快速发展，对于提升群众文化艺术品味、推进公共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从创作理念、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探索实现美术艺术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1）创新工艺美术作品的创作理念。及时更新创作理念，是推进美术艺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纵观美术艺术作品的发展历程，不难得出：抓住“文化是根”这个规律，是创作美术艺术作品的根基。一方面，组织有关力量，梳理、总结反映各时代文化特征的美术艺术精品，并采取抢救性手段加以保护，收集和抢救民间美术艺术作品，并对其进行复制保存。这有利于调动美术艺术工作者的创造性，不断开拓新思维，创作更多新的精品。另一方面，创新作品应把握“文化是根”的规律，注重挖掘美术艺术产品的文化内涵；与时俱进，符合当代思想、人情和社会发展；充分反映美学特色，注重人文精神的塑造；引入现代科技，注重传统技艺和现代技术的融合；能经受住市场大潮的洗礼，注重创作百姓喜闻乐见的美术艺术精品。

（2）建立美术产业发展长效机制。完善美术产业发展长效机制，是推进美术艺术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第一，搭建美术产业发展平台。建立美术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加快发展画廊、拍卖行，培育更多优秀的中介机构和艺术经理人，做好美术艺术品的流通和销售环节，实现艺术品的商品属性；第二，促进美术产业和科技结合。强化美术产业和科技的融合，如数字和公共艺术、动漫等，开辟“复制业”新途径，促进美术艺术真正形成产业；第三，注重专业人才培养。加快美术产业人才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优秀艺术家，更加注重培训一批懂经营、管理的艺术经理人，运用市场化来运作美术艺术品，促使美术艺术品产生资本利润；第四，促进美术产业和其他艺术产业的融合。积极推动美术产业和动漫、汽车产业结合，如把“哥窑碎片”放在汽车上或者把黄花梨镶成汽车内饰，通过这些创意产业发展，扩大美术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第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设立美术艺术基金，关注美术家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努力让美术艺术家和美术艺术精品“高贵”起来。

参考文献：

[1] 杨惠.论群众文化艺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J].文学界：理论版，2012（12）.

[2] 莫建文.浅谈群众文化艺术创作的现状及应对措施[J].美术大观，2012（7）：94-94.

[3] 黄辉全.文化创意――传统工艺美术产业发展的新引擎[J].中国集体经济，2011（2）：49-52.

艺术社会论文范文第15篇

价值观是人类在各种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的价值意义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区分是非、善恶、美丑、好坏、荣辱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对事物趋、避、亲、逆的主导因素，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实质和核心。就其构成来讲，主要由价值目标、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组成。价值观教育本质上是引导人们树立价值意识，增强把握社会生活中价值关系的自觉性，增强生活中的自为性意识、建设性意识和创造性意识。价值观教育带有明确的思想性，它从方向上引导人们处理好现实社会价值观运行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基本一致，个人与社会关系基本协调，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公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狭义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更强调的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协调个人与政府社会关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实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法律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可见，学生良好的价值行为直接导源于公民的素质，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则可以使学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为有所皈依。因此，对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为基础

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鲜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专业特长，思维灵活，思想开放，想象力丰富，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富有创意性和自我表现性；他们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意识，崇尚自强进取、公平正义；政治选择上求真务实，不盲目崇拜个人权威、追随大众。但也必须看到，部分艺术类大学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权利意识模糊，主张褊狭。认为搞艺术的应该自由散漫，限制多了会抑制个性思维发展，影响创作灵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从而把自由与纪律、个人与集体、个性发展与学校制度和社会规范对立起来，对自己权利过度重视，对群体权利相对漠视，对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责任意识淡薄，功利化倾向明显。艺术类大学生大多家境不错，父母宠爱，自我中心意识较强，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对缺乏与外界和同学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责任意识；因为学费高，演出、设计、写生等接触社会的机会又较多，很多人有过赚钱的经历，所以，造成其热衷经济活动，注重个人眼前蝇头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倾向。第三，公德意识缺乏，理论与实践脱节，他们对公共道德、社会的规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存在“知识”与行为的分离和脱节现象，对善良高尚行为不去效仿，对身边的负面现象缺乏鞭挞，不遵守公德的现象更是时有发生。

基于艺术类大学生的特性，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时应当将公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质，才能形成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一个人如果连最起码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备的话，他是不可能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优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会规则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信念和准则，养成以身作则、敬业爱岗、关爱他人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民责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为基础和中介，才能进一步实施价值观教育；只有先当好合格公民，才谈得上树立崇高的价值理想和目标、拥有高尚的价值取向。

价值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会主流价值观渗透于个人的自我意识中，不断审查自己的动机、欲望、需要，形成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标准和目标，使之符合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价值目标。但是，一般情况下，价值观教育大量的是说理、灌输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条主义、简单生硬的现象，往往会存在两个瓶颈：一是价值观教育内容通常是灌输理想、信念、价值目标、原则和不容置疑的观点，突出政治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强调远大理想和超然目标，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结果是教育出来的学生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甚至产生逆反心理。那么，价值观认知如何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二是价值观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单调、枯燥、填鸭式的政治说教，学生不能面对事实作出判断，只面对一个先验的结论，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都必须作为标准答案记住它，结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从社会价值观要求的“他律”行为如何转化为个体“自律”行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约翰，帕特里克教授通过研究归纳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趋势之一便是内容趋同，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民教育集中于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使矛盾化解，就应当使价值观教育通过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识的传授、公民道德的养成和公民技能训练的中介来实现。

二、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论与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工作要求从业者必须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但他们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价值追求更直接导源于公民素质，导源于主体自身内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实践。而这种接受和自愿的实践又导源于公民素质的培养。

1 公民知识的传播帮助实现价值认知

价值观教育引导艺术类大学生懂得其所从事的艺术创作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以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目标、取向和标准，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识的传播包含基本的诉求，即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培养公民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使其成为忠诚于国家、服务于国家、适应本国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识关涉的是纯粹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其本质含义可概括为两个层次：一是每个公民首先是归属于自己的国家，这就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讲国格、讲民族尊严，具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超越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阶级、个人与党派等的关系，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个人无论是何家族、阶级、党派，都是人人平等的，这就会产生平等意识。因此，大学生公民知识的传播既能培养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意识，也能培养对国家、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可见，公民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为能力，达到公民要求，却又把爱国主义等价值观溶解内化在个体感性认识和要求中，化为行为趋向，引发价值行为。克服了以往价值观教育中个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上的内容相对不足，缺少对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础的深入思考与相应引导；缺少对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等不足，从而使价值观的内容通过公民知识的传播教育渗透和内化在学生心里，实现价值认知。

2 公民道德的养成推动价值行为由“他律”转化为个体“自律”

事实证明，具有公德意识的公民能够在一定限度内节制甚至牺牲个人利益，追求社会整体的普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的养成可以为其价值观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作为艺术类大学生，如果淡薄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为时尚，利己主义观念、急功近利意识膨胀，以个人的利益需求作为标准进行价值评判和取舍，对知识带来经济效益的关注大大超越对知识本身价值的追求，忽视知识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对心灵的熏陶，就无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艺术类大学生只有首先自觉遵守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拥有最起码的社会公德，“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洁的价值理想，从基本的义务走向崇高，其自身的价值行为才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才能自觉地将其崇高的价值理想体现到作品上来，才能使其创作的作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促进价值认知转化为个体价值行为

价值观教育除了培养价值理性，就是价值引导，即通过向学生灌输和传授特定的价值观(一般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学生对这种价值观产生认同，并内化为自己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未来能够自觉地运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种价值引导通常是重视对学生的外部强制。具有较强自我中心意识的艺术类大学生对此反感。只有通过实践性、现实性极强的公民技能培养和训练实践使学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习惯使其在生活中和实践中通过切身体验来感知相关的价值观，例如，可以让艺术类大学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写生、演出等机会开展服务学习旅行活动：学生深入社区服务，以可持续发展、农村教育、环境保护、如何追求有价值的生活等主题对所服务的社区和周边单位的活动进行调查了解。通过这些活动，使学生对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直观深刻的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震撼，使其关注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既提升学生的道德能力又培养其对生活和社会的主动价值思考和判断能力，克服以往价值观教育单调、枯燥、填鸭式政治说教的方法的不足，通过对艺术类大学生当下状况的现实引导，使学生价值观内化在心理，养成内在意志，使价值认知转化为价值行为。

总之，在理论层面上，艺术类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融合，为建设和谐社会既提供了价值方向、标准，又提供了现实行为规范。

三、艺术类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误区

当然，在将价值观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时候，需注意的问题是：不能因为过去价值观教育在内容、方法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导致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就将公民教育与价值观教育混为一谈或以公民教育取代价值观教育。公民道德，属于基本的社会公德而不是个体价值信奉，他作为公民，又必须受到基本的价值规范的制约，使公民按照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行为选择。事实上，公民在面临相反或相冲突的观念和行为时，如何调节、调整自己的公民活动能力，权衡能力，这种能力需要在价值观教育中获得，一定社会价值体系中价值观与公民教育衔接得怎样，体现了什么样的原则，对公民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价值观教育能够提升艺术类大学生公民素质教育的层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环节是教育标准的确立，价值观告诉人们行为活动的最终目的，解决的是为什么而活的问题，直接规定和指导着人们的活动，为人们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恶、美丑、对错的标准，为公民素质教育规定了价值目标。个体在发生公民活动时，往往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去选取一个或几个标准，用来指导自己在行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确判断；积极的价值观会使人的言行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特征。艺术类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人受到感召、启示和引领，使大学生在精神上获得升华，才能创造出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来。那种迷失政治方向、没有社会责任感、人格低下的艺术作品，是不会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欢迎的。

2 价值观教育影响着艺术类大学生个体公民教育的性质

价值标准区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最好的，价值标准影响着公民素质的形成。价值观教育是否合理得当，势必影响个体公民素质教育是否得到正确的方向指引，否则，如果价值观教育搞不好，就会导致人们形成对公民行为的不合理的判断。艺术类大学生因其从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体现着特定时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价值体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总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表现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对他们的公民素质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引导，才能把他们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形成对公民行为的合理判断，进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导大众，使人们的行为朝向有意义的事物，推动人们去达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 价值观教育规定了艺术类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