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社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31 15:14:26

初中社会论文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当前，基础教育面临着一轮新的课改，随着新课改的实施，有效的推动了中学政治课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变革，并获得理想的成绩。可在教学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教法长期以来较为单一，一些教师仍坚持“注入式”或“满堂灌”的教法。所以，形成了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现象；大多数学生主观认为政治课学习只需要投入少量的时间来读读、背背、考试前临阵突击即可过关的错误认识；少部分学生根本不重视学习政治课，对教师单元复习时划出的学习范围或归纳的不同类型的习题也抱着应付的态度。

二、关注现实问题，实施初中政治课教学的策略分析

（一）选用相关新闻报道来导入新课

政治课和时政是密切相关的，若政治课堂脱离了时政，单纯的进行思想理论的教授就失去了政治教学的意义，学生也很难产生兴趣。所以选用相关的新闻报道来导入新课无疑能极大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教授《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这节时，教师可选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等时政来引发学生对这类信息的关注，从而对本课产生期待和兴趣。与社会现实题材相关的视频短片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能在瞬间巧妙的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二）关注现实，重视选材贴近学生生活，增加政治学习的亲切感

政治课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是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内化程度，促进学生达到知行合一。为此，有效的手段是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行为，将道德知识理论转化为道德实践，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并尝试用自己所学知识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如在《改革开放成果辉煌》这一节教学时，可实现设计改革前后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或衣食住行等项目的对比表格，引导学生通过走访周围的亲戚好友，在他们具体的生活经历的前后变化的记录整理来增强学生的创新、探究意识，丰富其社会生活的经验，促进其学会交流合作、培养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三）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更新充实思想政治教学内容

要将政治课和社会的现实生活向结合，教师就要增强二者的联系，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结合社会现实问题来培养学生的信心和乐观心态。社会现实的问题中其实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和知识，教师要对其挖掘利用，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可以促进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引导学生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学生对于教材内容就有了更主动和深刻的理解。

三、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实施初中政治教学的注意事项

（一）重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投以关注，将初中的政治课上好，要求学生从教材章节的主题着手，亲自访谈、调查、搜集相关数据、图文资料和事例等，在此基础上，使活动更加富有意义、更加充实。此外，要求教师精心备课，从内容到活动、从活动的过程到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应对的措施、注意事项等，均需做到胸有成竹。

（二）确保形式灵活，切忌死板教条

政治教学实践活动要有创意、灵活多变，切记墨守成规、在教室或学校内搞“闭门造车”。可选用社会调查、社区服务和送科技下乡等活动，也可组织公益劳动、志愿者活动的那个，重要的是能被学生喜闻乐见，调动其参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学生在切身体验中受到教育、得到锻炼、提高认识。

（三）倡导学生对社会现实的问题投以关注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利用它来开展初中的政治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教师要准确把握课堂的节奏，有理有据有度地对其进行适时总结，避免学生讨论偏离了主体。在活动结束的时候，教师应及时总结，严禁走马观花、难以深入，特别是三分钟的热度更要严防。还可在活动展开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谈收获、说感想、讲打算，将“明理导行”落到实处。

四、结论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1917-1927）”（项目编号：2016M601073），中央编译局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以武汉为例”（项目编号：15C07），湖北工业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本研究”（项目编号：BSQD14069）和湖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委托课题“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1917-1927）”（项目编号：2016SW02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曾银慧（1980-），

女，湖北荆门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张艳丽（1980-），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 由陈独秀编辑于1922年9月新青年社出版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文本。文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精华，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因而使这次论争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该书亦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 陈独秀；《社会主义讨论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114-04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学理上的研究，而是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求爱国救亡的思想武器。那么，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便立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具体认识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客观上开启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之旅，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成果，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社会主义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可谓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经典。《讨论集》是陈独秀编辑于1922年9月由新青年社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2种，共510页，定价大洋7角，多次翻印。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与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论争，坚定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讨论集》收录了25篇论文，是与中国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论争，聚焦在取何种主义作为救国方案，走什么道路以振兴中华。

首先，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揭开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的序幕。故陈独秀把该文作为《讨论集》的首篇收录其中。其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问题。以区声白、郑贤宗、郑太朴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1] 3。陈独秀则批驳到，“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绝不是科学的。……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谬误。”[1] 6-7 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认为“无论何种形式何种热莸墓家，政府――中央集权都不合理”[1] 231。李达则正面批驳道，“这种议论都是从大小的矛盾的前提出发而得（出）的矛盾的结论，纵使劳农俄国的独裁政治不是多数派的独裁而为劳动者的独裁，他也是要反对的”[1] 233。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反对一切强权而反对资产阶级，因而缺乏科学的逻辑。三是关于斗争手段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用“少数人的暴动”和“教育”手段来获得革命成功，这遭到以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指出，“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得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画（划），全靠参谋部筹画（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 [1] 242。可见，革命成功是靠阶级斗争取得的，而不能依靠教育救国，这与无政府主义观点截然相反，泾渭分明。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即共产党，只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取得真正成功，这对中共建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东荪、梁启超等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李汉俊、陈独秀等在围绕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复兴国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企图将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调和起来使国家复兴，即成立“盖协社（引者注：工会、合作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1] 56。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旗帜鲜明地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方能使国家复兴，即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1] 217。实行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的乱源上，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乏，贫乏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李汉俊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中却驳斥道，中国的乱源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各局部相互间的进化程度不太一致，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二，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底进化程度间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三，是因为中国底资本阶级与世界底资本阶级争夺中国这市场的表现。”[1] 330-331二是在发展中国的道路上，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批判了发展实业的错误想法，认为在中国走改良方案行不通。“这种慢性的改造（即改良），乃是一件太不经济，并且是很难能的改造……实是痴想”[1] 462。因此，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能救治中国。“在中国的现在情形之下，尤其不能不赶快的改造。军阀的敲剥，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如不赶快改造，恐中国就要处于外国资本的公共掠夺政权之下了，那时候，想革命，一定势比登天还难”[1] 465。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最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

第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更好厘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陈独秀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学说》编入其中，让读者一目了然。他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劳工”4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首谈“剩余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其他旧经济学说的根本区别，在于“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1] 156。同时介绍了什么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成立以及其实现与分配三个方面内容，以此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1] 163-164。再谈“唯物史观”。陈独秀开宗明义道，介绍这个理论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1] 165。最后谈阶级争斗和劳工，以此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途径，即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解放，并把劳工作为“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1] 172，以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第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具体剖析中国国情及社会问题。早期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作为考察中国命运的工具，初步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文章的主旨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 430-431，其中最大的一个理论亮点就是探讨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论文指出：“在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筑成以前，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决不能完全实现。因此，在这里就要有一个过渡期，这过渡期，就从资本主义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 [1] 434因此，中国革命需完成民主革命第一步之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第二步革命，以实现共产主x的最高纲领。从中早期中共党人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 [1] 435。

《讨论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精华，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因而使这次论争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通过论争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促进了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其次，通过论争进一步分清改良与革命的区别，确定用阶级斗争手段彻底改造社会的复兴中华的道路；再次，通过论争，加速了无政府主义队伍内部的解体；最后，早期中共党人在论争中探寻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元素，基本掌握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理论形态。因此，《讨论集》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典文本，自然是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之一。《新青年》季刊第1期曾刊登广告：“此书是陈独秀先生年来和国内的学者，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内中：各派社会主义之精髓，及其组织方法；叙论綦[甚]详。各派社会主义之争点，及其排挤；例证繁多。他如马克斯（思）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及其附带问题――无不讨论备至；足为研究社会主义者之参考。总发行所广州昌兴马路新青年社。”[2]同期，封底刊登“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广告中，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点推荐。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社会主义讨论集[M].北京：新青年社，1922-09.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新课程理念下，初中社会教学应该更好地体现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立足于社会生活实际，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经验，不断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结合相关社会现象了解社会知识，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生活，感悟社会，培养学生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譬如，面对危机，面对南海危机以及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应对，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决策体现了中国睦邻友好的态度，同时也表明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维护国家和领土完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引导学生搜集更多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科技和现代化的发明创造，自然就会了解中国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中国人对社会的贡献，不断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引导学生横向相比，中国在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轻武器，超级计算机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的高铁从无到有到，成为世界上最成熟的、发展速度最快的高铁。还有很多发明创造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些都可以让学生更好地去感知中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地增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主动学习过程中获得巨大的成就感，更好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二、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组合

教无定法，用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能够真正地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创造力得到很好地培养。尤其是在新课改的理念下，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的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多种教学方法的穿插运用，防止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同时，学无定法，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基础，相互借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比如在通过主持人法、放风筝法、捉迷藏法、参赛法等具体学习方法，不断增强学生的感受能力，增强学生探究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三、灵活组织教学形式，提高其课堂教学效率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十五大初级阶段含义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基本纲领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五大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是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保证全党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本文拟就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行探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我们以往发生的失误，制定的有些方针政策所以不符合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阶段认识还不清楚，不明确。诸如“一大二公”、“急于求成”、“大干快上”、“急于过渡”等等，都与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有密切联系。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所以成功卿 F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地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归根到底，就是由于全党同志对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客观实际，有了清醒的、科学的和坚定的认识。正是从这个根本实际出发，展开对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来确立和确定同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这才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成果，才有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因此，正确认识党的十五大对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全面贯彻十五大精神，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党的十五大在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初级阶段的理论呢?

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党的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有二层:第一，就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同社会主义其他发展阶段相同的本质。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就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而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为厂“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I-五大报告P16第二段，人民出版社)虽然十五大报告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初级阶段的第三层含义，但作者认为这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的和任务方面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而这层含义的确定，又是由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现实条件以及所处的时代特点决定的。我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这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早已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而且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志也已大为发展和提高。由英国开始的传统的产业革命已由大机器工业推进到电气化，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又使现代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技术急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所要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要求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国际比较而显著提高。不仅同is世纪英国产业革命和19世纪明治维新时代大不相同，而且也远高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时的水平。我国目前已经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生产的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同世界范围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的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水平还不断提高。这种新的时代特点，不能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在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没有达到一个相当高度时，降低标准过早地宣布已经实现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宣布已经超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心只能降低社会主义的威望，使之丧失应有的吸引力。所以，若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的和任务，我们就不能深刻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

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不成熟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它除了具有一般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总结十三大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概括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论述:①这个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总的概括;②这个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③这个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④这个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⑤这个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⑥这个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⑦这个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⑧这个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⑨这个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上述九条系统、全面地概括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科学描绘了它的整个历史进程，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的历史任务，使我们能够更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明确努力的奋斗目标;使人们懂得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九个方面的概括，与十三大的概括相比，不仅更具有科学性，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的概括方面，目的性更明确;把“商品经济”改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等，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由十三大五个方面的概括增加到十五大的九个方面概括。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党的十五大报告不仅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而且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党的十五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

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进程

三、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概括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几十年实践中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特别是近二一i一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为了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并明确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①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②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③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④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竞争。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一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匕，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①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③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

邓小平在1985年4月，从世界观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怎样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中国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他还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又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3]邓小平的这些论断，至少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搞社会主义，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总概括，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诚如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所言：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中，论及实事求是哲学之处就达80余次。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代特征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实事求是是邓小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石。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

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必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克服了过去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邓小平对中国这样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系统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课题，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提出、反复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5]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从实际出发，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1980年、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7]1990年底，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8]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核心的问题。这一科学概括，内含着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等基本问题的解决。这一科学概括，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正是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探索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把握，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

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0]而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又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从80年代到90年代，邓小平最强调也是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1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同改革开放统一起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还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邓小平说：“中国主要目标是发展”，

因此“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12]即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和改革是稳定的基础，而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邓小平理论围绕其核心的三大理论系统。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明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的总的奋斗目标，必然要求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第一，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

1、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邓小平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3]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4]

2、经济发展出发点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5]

而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3、经济发展格局论，即邓小平多次论述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

4、经济发展战略论。邓小平以跨世纪的战略眼光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30年到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16]邓小平还在1982年就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17]同时也是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

5、经济发展动力论。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8]

同时，邓小平还从生产力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中，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6、经济发展手段论，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

7、经济发展条件论。和平与稳定是发展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要发展，“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0]

8、经济发展立足点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坚持这一立足点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21]

9、经济发展保证论。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发展的政治保证，“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22]

10、经济发展协调论。邓小平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出一系列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

第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理论。

邓小平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邓小平明确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3]“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4]

2、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论。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的成果”。[25]

3、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论。邓小平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26]“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27]

4、民主与法制统一论。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不可分

的。”[28]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化与法律化的统一，是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

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9]

第三，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

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0]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针。

1、“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根本方针。邓小平始终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提供物质基础，精神文明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31]思想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

3、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素质。[32]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同时还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5、思想政治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力保证，邓小平指出：“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要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要切实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要靠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消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一切丑恶现象。[33]

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关于外交战略的理论，也都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都是围绕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即围绕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而展开的，都是保证、有利和服务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实现的，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

注释：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第118页; [3]第101页; [4]第252页 [5]第116页; [7]第171、172页；

[8]第364页; [9]第373页; [10]第370-371页; [11]第64页; [12]第244、284页；

[13]第116、63页; [15]第2页; [16]第251页; [17] 第9页; [18]第370页;

[19]第373页; [20]第210页; [21]第3、78页; [22]第202页; [23]第379页;

[25]第164、176页; [26]第221页; [32]第110页; [33] 第156页。

以下引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党的十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全党全社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体现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觉”、“自信”。2013年新年伊始，在《求是》刊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其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实践就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要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为什么要将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李君如：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科学发展是非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是科学发展再加上“观”，这种由科学和发展组成的观点体系是不是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呢？

首先，可以结合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用历史来佐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内部的封建主义腐朽没落却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小平同志指出，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这是我们从国家历史命运中得出的极其重要的判断。小平同志告诉我们。发展问题对中国来讲不是一个非政治的问题，而是最大的政治，因而关于发展的观点也就成了最大的意识形态问题。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还有一个道路选择问题。我们的前辈们选择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道路，但是由于没有变革社会制度。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所有这些救国方案最终都没能成功。直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得出了这样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不仅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中国要实现科学发展和现代化目标。也离不开政治、离不开意识形态。

其次，可以结合我国的科学发展实践来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用现实来佐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解决发展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强大的科学指导思想的凝聚，要将这么众多的人口组织起来是很难的，即使组织起来也难以充分激发他们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将中国十几亿人口组织起来，而且将中国人内在的或潜在的生机与活力激发出来了，这也再次证明了，在中国解决发展问题和现代化问题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意识形态的。

所以，我们党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肯定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将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有道理的。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为什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最大国情？

李君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始终牢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

党的十报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牢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不仅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目前全部理论和实践工作的立足点。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他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出发，指出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据，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根据，也是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根据。

党的十报告再次强调“三个没有变”，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包括“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这一基本情况没有变。近年来经常看到一些高论，特别是讲社会建设的高论，一讲就讲到“够格”的社会主义甚至其产主义的要求，把它作为我们今天的目标任务，这很危险。描绘未来的美好蓝图，鼓舞人心是可以的，但在社会主义不够格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够格的目标，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却又实现不了，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会不满，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会成问题。有些人在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会记得初级阶段这个实际，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就忘记这个实际，大话、空话、大目标、大志向都统统出来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目标、志向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做不到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结论是全党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关于“总依据”的论述。他讲得非常精彩。特别是他讲的“三个‘不仅’‘而且’”很有现实针对性。

第一个是：“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在经济建设中牢记初级阶段，许多人还记得，但是一讲到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很多人就将初级阶段抛在九霄云外了，从西方后现代化国家那里搬过来许多主张。

第二个是：“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我们目前在经济总量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是许多人飘飘然起来，忘记了这是13亿人口的总量，人均水平依然不高，忘记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第三个是：“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多年来我们有个毛病，在分解任务时层层加码，常常忘记了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一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文化水平极其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认识，怎样建设和发展，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我国的国情，明确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区分开来。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进程出发，指出了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尚未完成。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1](P214-215)。他还从物质基础方面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时期。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在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以后，1959年底到1960年，专门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P116)。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

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2](P116)因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还提出要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是立足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初步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对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究竟要经历多少阶段，并没有作出具体论断。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暂实践中，明确地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阶段；把俄国在结束过渡时期后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指出它必须经过一段发展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多级发展的历史阶段，但究竟要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共产主义，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3](P92)，要靠实践来解决。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开始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达，从不发达到发达要经过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认识已经接近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可惜毛泽东没有沿着这一正确的思路继续前进，反而深受斯大林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影响。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有关理论，又有许多重大的失误、偏离和扭曲。特别是在指导思想上急于建成共产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偏重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注重不足，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求单一，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实际上被消除，只注重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斯大林急于求成、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和实践，对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毛泽东在理论上提出了所谓“大过渡论”，即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看作是过渡时期，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且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这是对社会主义阶段认识上的倒退。在实践上，他制定了许多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政策，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P14)。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我国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上的经验教训，强调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首先就必须认清国情，认清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确定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经验教训，找到了失误的原因所在。他说，我们的失误主要是就在于没有搞清我国国情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之间的差别，对中国基本国情作了错误的判断，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制定的政策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P269)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已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据此，他认为“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5](P206)，我们经过奋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另一方面，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落后，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我们的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与此相联系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僵化的教育、科技、文化体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封建思想影响很深。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情况，邓小平说：“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够格”、“不完善”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对我国社会状况和基本特点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同时，邓小平和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定位也在逐步走向成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上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指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随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并以“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论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特征及其客观依据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5](P252)邓小平在这里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讲得十分简明、清楚、准确，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依据邓小平的论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现状、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历史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是非常科学和准确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其一方面指明我国的社会性质已经属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另一方面又指明我国还是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不成熟阶段。不发达、不成熟首先反映在生产力落后这个决定性因素，正是由于生产力落后，它又制约着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成熟。因此，要达到马克思所预见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成熟状态还要走很长的路。

邓小平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在中国的具体化，是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正确认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党和毛泽东错误认识的纠正。他把党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从过去僵化的固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毛泽东是按照一个模式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解决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而邓小平强调了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来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而来，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当的落后，超越实际、脱离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必然出现失误和偏差。邓小平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建国以来主要是1957年以来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科学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一次伟大的飞跃。

三

198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更加成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江泽民多次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1991年7月，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6](P1637)。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四大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概括，再次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超越阶段。十四大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写入新党章的总纲。“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4](P15)。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鲜明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是党指定和贯彻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他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4](P15)，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而且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继续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7](P178)

江泽民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运用和创新。在建党7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科学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十四大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江泽民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规划和部署。江泽民和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的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强调了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九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指出了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个纲领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展开，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确立基本国情(依据和出发点)到基本思路(总体战略)再到基本纲领(奋斗目标)的完整科学的发展过程，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加全面。

江泽民强调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发达走向比较发达的过程，其中间必然要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8](P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在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进一步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因此，党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看到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又不能忘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党和江泽民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们党的重要历史任务和党在新世纪实践“三个代表”的重大举措提出来，要求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力争到建国百年的时候，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江泽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放眼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7](P177)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和建设的每个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而制定的基本纲领的不断完成来实现。基本纲领因为每个阶段的客观实际不同而不同，但每个阶段的最高目标是相同的。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也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7](P178)。然而“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的多了。”[7](P177)江泽民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关系的论述，使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准确地认识了当代的历史使命，又明确了将来的远大目标。

四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根本出发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完成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5](P379-380)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P25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认识和政策，又拒绝了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张。实践证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要做到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9](P29)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能真正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找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武器。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仅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开始走向繁荣与富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由落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发达的必经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虽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坚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走向现代化，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效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广大的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谋求现代化提供了经验，走出了一条新路，为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先例，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出光辉的发展前景。因此邓小平豪迈的说：“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5](P321)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关键是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是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他在与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他能够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当他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就出现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正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找准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江泽民更加明确地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8](P4)因此，他坚持和运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时又能够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立足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又不迷失前进和发展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198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求是，2002，(12)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一

毛泽东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他在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以后，1959年底到1960年，专门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P116)。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分成不发达阶段和发达阶段。

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毛泽东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P116)因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他还提出要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是立足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初步结合的成果。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共产主义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而对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究竟要经历多少阶段，并没有作出具体论断。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短暂实践中，明确地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阶段；把俄国在结束过渡时期后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称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指出它必须经过一段发展才能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多级发展的历史阶段，但究竟要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共产主义，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P92)，要靠实践来解决。毛泽东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同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相结合，开始认识到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发达，从不发达到发达要经过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这个认识已经接近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

二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指导地位已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据此，他认为“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P206)，我们经过奋斗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另一方面，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落后，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我们的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与此相联系的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僵化的教育、科技、文化体制，以及意识形态领域里封建思想影响很深。针对这种情况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情况，邓小平说：“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我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不成熟”、“不够格”、“不完善”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对我国社会状况和基本特点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同时，邓小平和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定位也在逐步走向成熟。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上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并指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随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确认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论断，并以“物质文明不发达”作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从论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特征及其客观依据的角度，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特征。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P252)邓小平在这里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讲得十分简明、清楚、准确，从而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依据邓小平的论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现状、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历史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三

198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使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更加成熟。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多次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199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P1637)。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四大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加以概括，再次强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超越阶段。十四大还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写入新党章的总纲。“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P15)。1997年，******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鲜明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是党指定和贯彻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他明确指出：“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P15)，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而且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讲话中，******继续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P178)

******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运用和创新。在建党70周年的大会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科学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十四大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分别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建设、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规划和部署。******和党中央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的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在党的十五大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强调了它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九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进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指出了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的极端重要性，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个纲领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展开，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确立基本国情(依据和出发点)到基本思路(总体战略)再到基本纲领(奋斗目标)的完整科学的发展过程，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加全面。

******强调要依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形势，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是一个从不发达走向比较发达的过程，其中间必然要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5·31讲话中指出：“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P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二十多年的艰苦努力，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在一个十二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党的十六大上进一步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党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既要看到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变化，又不能忘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事实。党和******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们党的重要历史任务和党在新世纪实践“三个代表”的重大举措提出来，要求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力争到建国百年的时候，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放眼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P177)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依靠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和建设的每个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而制定的基本纲领的不断完成来实现。基本纲领因为每个阶段的客观实际不同而不同，但每个阶段的最高目标是相同的。他又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也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P178)。然而“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的多了。”(P177)******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关系的论述，使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准确地认识了当代的历史使命，又明确了将来的远大目标。

四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确立了根本出发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有了更加充分的思想准备。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这个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完成初级阶段的历史使命，“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P379-380)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P25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既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认识和政策，又拒绝了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张。实践证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特点，要做到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P29)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才能真正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找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避免“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武器。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关键是要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是党的科学的思想路线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他在与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他能够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思想；但当他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时候，就出现了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邓小平总结了毛泽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正确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找准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更加明确地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党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P4)因此，他坚持和运用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时又能够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发展，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立足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又不迷失前进和发展的大方向。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198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J].求是，2002，(12)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邓小平，毛泽东，社会发展阶段，继承，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提出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为研究这个课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而对他的正确认识，则要靠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地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是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艰苦探索，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贡献。邓小平结合我国的国情，在毛泽东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对前人基本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前人基本思想的突破。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贡献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是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

1、将“建立”社会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加以明确的区别。

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明确表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建成”作了区分，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随后，他又明确指出，之所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建成，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毛泽东强调：“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尽管时间估计的较短，但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完善要有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要有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

2、将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

在毛泽东看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以不同的社会制度为代表的历史时期，会产生带有不同质变特点的发展阶段。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进一步探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以及我国所处的阶段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毛泽东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观点，这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很有创见的丰富和发展，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遵循毛泽东的把“进入”和“建立”社会主义同“建成”社会主义加以区别，并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比“进入”的时间还要长。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概念的形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概念的形成，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的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对发展阶段定位的积极思考。第一次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大报告又提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强调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1987年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党制定路线、政策所依据的国情提了出来。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理论意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概念有两层含义：其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前者指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后者则体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我们必须把这两者统一起来，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而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第二，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成熟、不完善。例如，由于收到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由于还缺乏经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育程度还比较低，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上还存在缺陷，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还严重存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我们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地体现了我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其次，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立论基础。事实证明，只有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它为我们警惕右、防止左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武器。初级阶段理论告诉我们：我国已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思考国家发展问题和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认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会犯错误。

三、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使邓小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等问题上，具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基础。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理论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扬弃，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观点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基本结论。

1、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

首先，从两者的立论依据上看，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是以马、恩、列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关论述为依据的。而从实践依据上看，都是立足现实的国情，都是以现实国情作为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依据。毛泽东曾形容我国国情为“一穷二白”，因此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落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的判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现实状况，尽管经过30年的努力建设，但是同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十分落后，差距很大。

其次，从对我国所处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认识上来看，二者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两代伟人都认为：第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第二，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个单一的阶段，他将有不发达的阶段和比较发达的阶段。第三，中国正处在不发达的阶段。第四，不发达的社会阶段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五，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则说过：“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说明邓小平已经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这一观点中的科学思想。

2、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发展阶段思想的发展

从理论上看，毛泽东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论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从内容上看还很不丰富，从体系上看还不系统。所以，严格上讲，还不能称之为完整的理论，他的某些观点只是被提出来，没有进行深刻的、系统的论述说明，并且有许多观点没有被坚持下来。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系统。它不仅把毛泽东未展开的、未论证的正确思想进一步展开、论证，而且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内容和观点，丰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使该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实践上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观点没有很好的执行，因此，它对实践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邓小平的初级阶段理论，由于其现实性、全面性、正确性，对社会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30年的成绩就是证明。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方面说明了我国社会形态的本质方面，已经具备了科学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又说明现在的社会阶段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以这一概念为基础，邓小平对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历史任务、发展动力、主要矛盾、基本路线等一系列的问题做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使得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比毛泽东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有了极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仍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无法逾越的一个必经阶段；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的过程；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的时间；第六，只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才能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毫无疑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的崭新理论。。

总之，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行者，而邓小平则是集中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之大成者。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对多方面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和深刻总结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它既是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又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7、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熊启珍，《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论对列宁主义的发展》，《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4】金玉秋，《浅析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燕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城市接管研究中国共产党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5-027-02

从抗战结束开始，随着一批大小城市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入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1]对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开始提上日程。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革命的最后目的，是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2]“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3]对于长期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共来说，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刘少奇、陈云等人相继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此后又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完善。例如提出先进行军管、“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包下来”4]的政策，刘少奇提出“保存与发展”5]的政策，陈云提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一“接受得快而完整”的方法6]，可谓异曲

关于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的专著有很多，主要有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李玉荣的《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定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李玉荣的《中共接管城市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主要介绍了城市接管工作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以及中共工作重心转变的决策过程和主观因素，并对中共接管城市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述。刘宋斌的《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接管》一书以北平、天津、上海等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为主要依据，论述了城市接管的五个阶段并对其进行了经验总结，主要特点是对这些城市原有的状况介绍详细，并按照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地阐述其接管过程。李立志的《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虽不是专门论述城市的，却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社会史资料，这其中也就包括了建国初期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文辉抗、叶健君主编的《新中国第一代省（市、区）委书记、省（市、区）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鸿雁的《五千年历史的切面：1949中国城市》（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和陈冠任的《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建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都论述了建国初期我党在各地的政权建设，其中对当时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工作也有所涉及。

除此之外，也有一批专门论述具体某个城市接管的著作，主要有《上海解放一年1949-1950》（解放日报出版社1950年版）、康文的《接管上海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接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接管上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城市接管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天津接管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沈阳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哈尔滨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上这些著作均侧重于结合具体城市对其接管和社会改造过程的叙述和对其经验的总结，在理论阐述上不是很充分。

除了以上著作以外，关于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的论文更多。共计有约70多篇。通过对其总结，发现如下特点：

（1）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城市接管政策进行概括总结。如王金艳的《论解放战争时期对党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和《陈云对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潘丽萍的《陈云对解放战争时期接管城市工作的贡献》、张伟良的《论刘少奇对石家庄的解放和城市接管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吴跃农的《解放初期社会改造中的陈云》、刘洋的《从“战时经济”到社会主义改造――建国初期陈云的经济实践》、姚卿善的《试论解放前夕陈云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芳的《千头万绪抓关键，接管城市创经验――陈云在沈阳》、吴敏先的《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抉择和设想》、董一兵的《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新区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述论》、徐则浩的《王稼祥与党的城市政策》和《王稼祥的历史意义》、冯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城市问题的思考》均是以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如文选、著作选及档案资料等为基础，对他们在不同时期的的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思想进行分析总结。

（2）对建国初期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于晶娜的《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城市接管政策》、王善中的《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李文芳的《中共接管城市的成功实践》、韩广福的《论解放战争时期党接管城市的工作》、董国和的《从看城市接管工作》、何虎生的《解放初期接管大城市经验研究》、李良玉的《建国前后接管城市的政策》、蔡双全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王盛开的《抗战后期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城市政策的演变》、沙健孙的《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党的新区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述论》等文章则结合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对我党城市接管的一般经验进行总结，以便对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进行了全景式的回顾。

（3）结合具体的实例对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进行研究。胡其柱的《中共对青岛的接管与重塑》、庞松的《略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的接管》、钟雪生的《解放初期桂林市接管工作研究》、谢卫的《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济南的接管》、韦大林的《解放初期安徽城市接管工作的基本经验》、李平的《建国初期南昌私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朱红霞的《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研究》、余平：《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改造和整合》、李占才的《试析建国前后共产党接管城市及其对国有资产企业的管理》等文章分别以某个城市或者社会改造某一方面为背景，对其接管与改造过程进行分析，这是对原有的政策的丰富和发展。这些文章虽各有特点，但却大同小异，都基本上遵循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一思路。

（4）对城市军管会的研究很丰富。建国初期，中共对城市的接管和社会改造均是靠军管会来进行的。因此，对军管会的研究是对城市接管和社会改造研究的关键环节。何虎生的《论新中国建立前后军事管制制度的地位和作用》、王曰国的《解放初期上海市军管会组织系统研究》、辛航的《北平和平解放初期的军管会》任冬梅的《解放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1949~1953）》等文章对军管会这一过渡政权形式进行了论述，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其不足进行了分析。

以上诸多文章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王金艳的博士论文《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作者在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查阅了众多权威的原始文献，从理论上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论证。第一部分首先分阶段对抗战后期到建国初期党接管城市的决策、进程特点进行叙述；第二部分则对指导党接管城市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城市观、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阐述，然后从城市改造、管理、民主建政、依靠力量等不同方面进行具体的理论阐释；第三部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五个方面叙述党接管城市的基本政策；第五部分分别以沈阳、北平、天津、上海为个例，详细介绍对这些城市的接管过程和成功经验；最后对党接管城市工作的战略地位和经验启示进行概括。该论文可以说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成功继承与创新发展。

注释：

1]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页.

2]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36页.

3]学习和时局，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6~947页.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2篇

一、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总依据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1]16。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在党的历史文献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决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过程。”[2]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3]。从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二）把握最大国情，立足最大实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牢牢把握中国国情、立足中国实际，是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基本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我们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是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讲话时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强调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4]。

二、满足日益增长的民生需要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现实意义

【正文】

中图分类号：A 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0)03-0029-0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收稿日期：1999-12-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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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宪政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国民党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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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初中社会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探索；艰辛历程；基本特征；动态的历史过程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的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国内形势和我们党肩负的使命,深刻地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根本原则，以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工作。并且就加强和改善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志的讲话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为了这一理想的社会形态的构建，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同时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就此，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不管是原始共产主义，还是继之而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不是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形态，并为这一形态的构建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发展，以及发展的进程进行了大量、深刻和卓有成效的研究。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片面发展和严重失调的社会，其中充斥着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分配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压迫，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抗。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以牺牲工人阶级以及其它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提示了这种不平等、不和谐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指出这种社会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马克思用大量的、不可抗拒的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行将就墓的社会。他们在批判继承前人、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对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其实质上就是一种追求和谐社会的理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消除阶级对立和脑体差别，使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一致，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非常清楚，马克思在这里是将其概括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清楚地表明，其着力强调的是：每个人自觉地将其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定向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这一目标上。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改变工人阶级生存和发展的命运，进而使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人与人的关系达到和谐一致，在实践上必须以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且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并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来反对统治者并进而取得统治权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研究，为工人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因此，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末来和谐社会的核心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并率先在一个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实践，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制度前提和保证。列宁根据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律，指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必须从政治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这一点当时的俄国已经做到了，但要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秩序，还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面地协调发展，这样就为这条道路提出了完整的总体构想和行动纲领。然而在接下来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斯大林的过份强调阶级斗争、肃反扩大化，以及后几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的片面性，过于强调集中、统一、斗争，忽视民主、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盲目过渡，急于求成等一系列错误，导致无法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和谐发展问题。

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政权，1956年又完成了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以史为鉴，考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具大的成绩。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提出了统筹“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强调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些无疑都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偏差，导致过分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忽视和消弱了生产力的发展。继之而来的，更导致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使中国经济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的成果和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实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级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形成包括：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十二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指出这个阶段的根本特征是“物质文明还不发达”。

随着全面改革的展开，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商品经济发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条件”。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依据，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等问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系统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共十三大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展开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指出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并以此为立论基础，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建设的基本纲领，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分析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同时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不完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报告从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情况、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不平衡、普遍的科学文化水平、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存在，说明了“今天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报告还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的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这“五个阶段”同时也就是初级阶段的五项任务，它们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共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远指导方针是：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党的十三大还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应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稳定压倒一切”，“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做到多方面的综合平衡”等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又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们所肩负的新任务，提出我们建设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进步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是“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显现，不仅要靠较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要解决好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问题。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矛盾容易突显的时期，由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既要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又要做好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还要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全面分析现实情况和科学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社会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其自身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把治国理政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发展各个方面，并要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政策和道德等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和谐既包括稳定、协调，又高于稳定、协调，它是稳定与协调的本质与核心；它既包括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括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是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它既要体现公平，又要促进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它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社会历史进程，是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因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和共生共进的社会。

“各尽其能”强调的是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造活力。它要求的社会制度和政策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它要求有一个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

“尊重诉求” 强调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正诉求及政治诉求都能得以表达。其合理部分能够得以整合和实现；

“各得其所”强调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规律，能公正地得其所应得。它应该包括各得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和各享其所得；

“和谐相处”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群体成员之间所保持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既指人人平等、互惠互利。又包含尊重个人，其各性差异得到社会成员的包容；“共生共进”从本质上说是强调一种推动一种社会发展合力的形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执政党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健全民法制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从制度与机制上保证执政为民；建立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提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复杂矛盾与防范社会风险的能力。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生动而有序的社会。它应该是最富活力并能持续得以保持和发展的稳定的社会；它应该是既包含各方面的不同利益，又能把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妥当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活而不乱、活而有序、和谐而又能体现个性的，矛盾统一的社会。从上述内容和事实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和建设已经经历的史实，以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论断，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和建设将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长期的、动态的进程。

参考文献:

[1]中共十三大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2]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3]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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