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投资论文范文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企业要想获得长期的发展，科技和人才都是必不可缺的关键因素。对于交通企业而言，求的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教育培训投资力度，致力于提高交通企业的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首先，交通企业要设置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基金并确保经费总额达到一定标准，确保教育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专款专用，用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开展职工教育等等；第二，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我们要建立相关体制确保交通企业在教育培训投资方面的回报率，只有投资和受益相匹配了，企业才愿意自发地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第三，职工教育培训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要根据市场需要积极调整，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形式丰富、层次立体的职业培训。

二、平衡人力资本投资和物力资本投资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力资本与物力资本之间的关键，建立起总括性的资本概念。随着物质资本投入的增加，也要相应地增加人力资本投入，而且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所占的比例也要有计划的提高。总体上来说，人力资本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国际上，公共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平均水平为5.5%，我国交通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投资意识，加强投资管理，逐步提高这一比重，要力争超越平均水平向高水平的发达国家看齐。

三、加强交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管理

首先，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企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思想深处重视人力资本投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依赖于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在企业长期经营过程中，必须设置明确的分工和奖励惩罚制度。要做到对工作表现出色的员工及时奖励，保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和过失及时排查解决追究责任，尽可能地避免类似失误的发生。领导方式要宽严适度，要积极与员工展开沟通，要让员工感受到公平公开，要给予员工展示自我才能的机会。只有这样，员工才可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企业组织活动的整体效果才能得到优化。其次，选才标准要统一、严谨、公开公正、与时俱进。交通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整齐划一的选材标准，实行人才的竞争上岗制度。竞争制度除了要力求公开公正以外，要尽可能地客观化，采用量化测评技术，保证人才选拔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要想优选人才，交通企业就必须转变思想，要主动向市场要人才，要加强企业自身的建设，以吸引广大人才。对于吸纳来的人才，企业要注重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根据职工的贡献，在住房、升职、工资绩效和福利等方面给予鼓励，所有的奖励制度都要保证透明度，引导全体职工积极参与，既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又能保证奖励体制的公平公正。在人力资本开发方面，企业要有计划地开展员工培训工作，培训不能仅仅从交通企业自身需求角度出发，同时也要考虑到职工的职业规划和个人需求，还要与时俱进，考虑社会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对人才提出的综合要求。

四、增强投资的预见性

交通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合理预见，是建立在对现有的环境和条件充分全面分析基础上的，只有清醒全面的认知才能得出合理的预测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最终使得人力资本投资的配置更加合理。因此，我们在注重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本的同时，还要重视人力资本的运营，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效能，以达到人力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目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会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人力资本只有被充分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人力资本的充分利用与合理配置离不开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还没有真正形成能够刺激人力资本投资与有效利用、合理配置的运营机制。从而一方面造成了人力资本的低度积累;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人力资本在运营中仍显现出很大的惰性，造成人力资本利用上的严重浪费。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的关系，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机制。

五、加强人力资本核算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承发包方式有多种选择，经常采用的是传统管理模式(DBB)的合同关系，在这种合同关系下，业主只需要进行一次施工招标，然后与中标的施工单位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通常情况下施工中都不会只有一家施工单位或是供货商，而是有多家施工单位与供货商参与项目，这时由与业主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的施工单位来进行分包商的确定。这种管理模式下，招标人只需要对总承包单位进行管理即可，然而，总承包方式会产生相应的总承包管理费，并且项目工期较长，工程造价也相对较高。在轨道交通项目中，设计者对各种结构体系的受力特点及施工要点、难点都比较熟悉，根据轨道交通项目设计和施工的特点，一般可以采用传统管理模式(DBB)，在设计完成后，采用分段发包的方式，这样各段之间就可以平行作业，从而缩短工期。

2标段划分的确定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具有工程造价较高、施工工艺复杂的特点，因此，在进行标段划分时，应该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其招标内容、专业类别、施工工艺、工程计划和管理模式等因素，科学合理地进行标段的划分。标段的规模不宜过小，优先采用大标段的划分方式，尽量加大标段的投资规模，减少标段的划分数量，通过大规模发包引发价格优势。轨道项目的土建施工招标范围应以土建工程为主，适当纳入降水工程、预留预埋工程、二次结构工程等内容。例如降水工程，应该要求其为土建施工提供无水作业条件，这是因为施工中对于降水方法和降水周期有较高的要求，较难实施。如果对降水工程进行单独招标，对于无水作业条件会产生争议，可能引起防护措施投入的增加，甚至导致土建施工单位索赔费用。通过将降水工程纳入土建施工的招标范围，相关责任和费用就由土建单位自行承担，有效规避投资风险。对于轨道项目的采购安装招标，因其涉及的产品多种多样，可能需要考虑设备的兼容性问题，因此，在设置采购安装招标的范围时，以系统设备为主、单机设备为辅，进而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进行系统设备的招标时，在同一条线路的同一类型的设备，可以选择同一品牌，即对生产该系统设备的厂商进行选择，对于系统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则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进行单机设备的招标时，由于单机设备的种类型号比较复杂，因此设备采取集成采购的招标形式，由集成供应商负责对单机设备的采购、供应、安装和维护，采用集成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及调试和维护的费用，有利于轨道项目的稳定运营和提供可靠的售后保障。

3合同模式的选择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涉及的专业非常广泛，因此合同的模式也有很多种，可供招标人选择，相应的价款约定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施工招标、设备招标和材料招标，因为图纸深度、数量变化及其他变更因素的存在，价款约定通常采用固定单价的方式。对于实施数量难以控制、因施工方案而异的个别项目，如封闭掌子面喷射砼、超前支护注浆、降水工程等可以采用固定总价包干方式进行投资控制。服务招标的目的，就是选择优秀的咨询机构，招标人在其协助下，对工程咨询进行管理。因此，服务招标侧重于选择出合理的服务方案和优秀的服务质量，与整个项目的投资来比较，服务费用所占投资比重相对来说不大，一般采取固定总价作为价款的约定方式。采用固定总价方式，招标人可以有很多措施来提高和促进咨询机构的服务意识，如扣留质量保证金、进行履约考评、奖优罚劣等，通过这些方法和措施的运用，达到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进而协助招标人对投资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

4计价模式的选择

2003年7月1日起，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为工程量清单的计价建立了相应的规范。工程量清单是投标报价的基础，是招标文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轨道交通项目招标时，只有确保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才能保证投标项目报价和项目标底的准确性。此外，在施工过程中的投资控制也离不开工程量清单。在进行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时，首先要对设计图纸有深入细致的了解，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掌握项目的相关资料，这样才能保证工程量清单的准确性；其次，对于分部分项清单的项目划分要尽量细化，并且明确标注每个项目的内容、做法、工艺等，避免投标人在报价时做手脚，导致报价不平衡；另外，对清单说明要加以重视，清单说明是编制工程量清单报价的基础，明确的表达是指导投标人合理填写报价的依据。最后，要注意工程量清单的格式，要严格按照《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要求进行编制，否则，将会导致评标工作的增加，影响整个项目招标的进度。

5评标方法的选择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经济增长；VEC模型；格兰杰因果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与国家大力投资分不开。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其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地理上的网络性和经济上的外部性，所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

20世纪40年代，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引发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schauer（1989）第一个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实证研究。从文献来看，对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与经济之间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署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数据供研究者所用，而大部分的其他国家都缺乏这样的数据。Finn（1993研究表明交通设施投资对于美国1950至1989年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很显著的正效应。Banister和Berechman（2001）在广泛研究基础设施的作用，得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具有正向推动作用。Hamp（2003）使用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交通运输投资存量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

国内的相关领域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钱家骏等人认为应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一个单独的变量，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范九利（2004）运用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资本的产出弹性。王任飞（2007）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对全国高速公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张学良（2009）运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协整分析论证了全国1978至2003年交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刘育红（2012）运用协整分析对1980年至2010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国外的诸多学者实证研究了交通运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国外学者所运用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数据是不需要经过估算的，并且国外学者在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并很少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而国内研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由于国内缺乏一套完整的分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数据，学者们大部分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当年投资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少有学者去讨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根据索洛的心古典增长理论，产出决定于资本和有效劳动，该理论的假定认为资本的边际产品是正的，但会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本文通过对全国1995年至2013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估算，运用VEC模型和协整分析讨论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1.变量的选择和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是对时间序列进行了分析，由于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和协整分析对样本容量有很高的要求，样本容量越小，偏倚就会越严重，出现的误差也会越大，因此，在选择变量时优先考虑具有较长时间序列的。本文采用的年度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设定的样本区间为1995-2013年。

（1）经济增长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哦你攻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以1995年为基期运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名义GDP进行价格平减，得出实际的GDP。

（2）交通基础投资是用交通运输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指标替代的。而本文研究对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则是通过估算而得到。估算的方法是运用了金戈（2011）对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估算的方法。测算全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是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Kt=kt-1（1-&t）+It

其中Kt为全国第t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It为全国当年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量，均已基年不变的价格计算。&t为折旧率。交通运输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为了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使数据具备一些良好的特征，本文对以上的变量在平稳性检验之前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后的变量在以上变量符号前加Ln表示，即LnGDP、LnI。

2.模型研究

本文主要以协整分析和VEM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协整分析针对的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几个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形成的变量是平稳变量，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说几个变量存在长期的关系。VEC矢量误差修正模型，他仅仅只能适应于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序列，他实质是在差分序列建立VAR模型中加入一个误差修正项，可以反应变量当期的变化回归到长期均衡关系。

（1）平稳性检验

要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用eviews8.0软件，采用增广迪基―福勒检验（ADF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所示的单位根结果可以发现，LnGDP、LnI的ADF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原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也就说原序列分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DLnGDP、DLnI的ADF检验值均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经过一阶差分后的两个序列变成了平稳性序列，且都是一阶单整序列，适合做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在协整分析的过程中，滞后期数目的选择对协整检验的结果非常敏感，因为不同滞后期会导致协整检验结果的显著不同，本文利用AIC信息准则和SC信息准则来选择之后期，经过多次检验发现最大滞后阶数为2时，AIC达到最小值。本研究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图一显示了对数似然值最大的协整关系式，该关系式也是VEC模型中回归的协整关系式。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值是指将排序第一位的变量前的系数标准化为1后计算的协整关系式。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方程可以写为：

Lngdp=0.12lni

通过该协整关系式。可以得出Lngdp和lni是负相关的长期均衡关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每上升1%，经济量增加0.12%。

（3）VEC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分析

VEC模型估计结果显示，AIC和SC均小，说没了模拟后效果不错。由方程的调整系数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的均衡关系呈现出一种修正机制，经济增长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明显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于GDP的短期波动显著性不太明显。

为了更清楚分析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实施投资存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脉冲响应函数。由图可以看出GDP对其自身的反应比较强烈，首先在第4期达到最高点，随后逐渐下降，GDP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从第二期开始有明显的反应：从第二期开始逐渐下降，到第五期达到最小值，在随后的三期出现了上升趋势。从第十期开始又逐渐开始下降。这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刚开始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不怎么明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经济增长才开始有明显的作用。但是到了一定时期，这种作用又开始平缓下来。

这与相关经济理论相符合。投资存量的影响一般具有滞后的效应，在当期表现不会很明显，所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第一期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反应，而是从后面第二期才开始有显著的反应。根据索洛的心古典增长理论，产出决定于资本和有效劳动，该理论的假定认为资本的边际产品是正的，但会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所以到了第十期这种作用又开始下降趋向平稳。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其本身的反应来看，从第一期开始不断上升，到第五期达到最大值，随后三期有下降趋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GDP的反应来看，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值，然后一直下降到第八期趋向稳定，这表明GDP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有正面的冲击效应。这与这些年来国家发展的政策相符合，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国家经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而交通基础设施上投资比例也越来越重。后来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各种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后来下降趋向稳定。

图3 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结果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表现为长期的稳定关系。这与投资存进经济增长的现实相符合。在VEC模型中，可以看出，GDP的短期波动过程中，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因为投资量有一个明显的滞后效应。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鼓励基础设施的投资，随着我国经济量的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量也多。所以在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相互影响关系来看，经济增长可能引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增长。为此，进一步讨论了这两者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4）格兰杰因检验

由以上协整关系式中可以知道，经济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中，采用的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从统计的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其中p值为0.0117，可见这种格兰杰r原因是非常显著的，而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存量的变动并不是经济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与文中之前的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李新路博士的著作《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行为实证研究》就是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框架,首先对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心理因素进行了探讨,并用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理论进一步解释了投资者决策行为模式;然后以行为金融理论为指导,利用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在二级市场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中国个体投资者个体和群体交易行为特征,并探讨其理性程度。该书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首先,对中国股票市场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从认知性偏差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到行为金融学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投资者行为,从投资者个体行为到群体行为,乃至个体投资者投资策略和预测股价变动趋势的能力,本书都做了详尽的实证研究。这是目前关于中国股市个体投资者交易行为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力作。

其次,该书首次系统研究了市场态势对个体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不但受到其本身认知方式的影响,也受到市场氛围的影响。市场氛围通过影响投资者情绪及市场预期变化,影响投资者风险偏好,从而影响投资者交易行为。该书对不同市场态势条件下,投资者买入、持有及卖出行为,处置效应、羊群效应、投资策略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投资者行为理论。

第三,关于股本规模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是该书最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在国外已有关于股票规模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文章,多数局限于市场总体或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国内目前尚没有发现关于股票规模对投资者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该书基于中国股票市场股权二元结构的现实状况,研究了流通股本规模对我国个体投资者“处置效应”、“投资策略”、“心理账户”和“羊群行为”的影响,发现了许多与国外研究不同的结论,并结合中国股市、中国个体投资者特征进行了解释。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过去的2010年，疯狂的数字背后，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引领的不再是传统的行家，而是呼风唤雨的金融资本。以银行、信托、基金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纷纷介入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品理财产品及基于艺术品的金融产品频频问世，层出不穷，中国艺术品的金融化时代也就此开启。在海外，如美国和欧洲，金融资本介入到艺术品收藏投资领域，已经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要推手。

有人说，艺术品金融化在中国兴起为时尚早，对于还未完全成熟和规范化的艺术品市场，过快地进入金融思维，是在拔苗助长；也有人说，艺术品金融化是大资本和新理念对艺术品市场的介入，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进入2011年，随着“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推出艺术品份额化电子交易以来，一股艺术品金融投资热浪正席卷着全国各地。艺术基金、艺术银行、艺术股票等艺术品金融理财模式相继推出，将艺术品投资带入“金融化时代”。到2011年5月底，国内继上海、深圳、天津、合肥之后，广州、郑州、成都、沈阳、济南、武汉、长沙等地都已相继成立文化产权交易所，还有北京、大连、西安、南京、厦门等多个城市正在筹备文化产权交易所。文交所总数已突破二十家，虽然各文化产权交易所的交易模式不尽相同，但核心都是将艺术品产权金融化。

“艺术品金融化时代”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在全球格局中将处于怎样的定位？中国艺术品经营及研究机构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投资趋势如何？艺术品金融化时代如何开展艺术品收藏与投资……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关心艺术拼市场的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为了给众多私人收藏家、艺术品投资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提供可资借鉴的知识、经验和观点，2011年8月7日，由《中国证券报》旗下的《收藏投资导刊》、华夏遗珍组委会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艺术品收藏与投资高峰论坛”在北京北辰洲际酒店举行，《中国证券报》副总编辑兼《收藏投资导刊》杂志社社长姜占国进行了致辞。文化部市场司原副司长张新建，中国艺术品市场研究院副院长、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研究员西沐，艺术品份额化创始人之一――西安交通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雷原、文化金融研究所主任喻文益，摩帝富(MOTIF)副总裁兼亚洲区总经理黄文，中经社控股有限公司对外合作部总监秦昌桂，广州宝翠林翡翠艺术品公司董事长朱慰欢分别就各自研究或从事的行业做了主题演讲。而后，论坛主任、《收藏投资导刊》主编尧小锋主持了“艺术机构如何看待‘艺术品金融化’”的高峰对话，艺术机构及拍卖行的负责人陈波、汪频、姜击波、刘尚勇、甘学军、谢晓冬等参与了激烈的辩论。下午由国家发改委研究中心主任陈主持的“对话‘文交所’――艺术品产权交易的政策、法律法规、交易所模式大讨论”更是吸引了与会听众和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和积极参与。艺术品投资基金和文交所负责人徐永斌、郑惠文、汤厚松等人展开了深层次的对话，阐述了各自文交所的主要经营模式、特色，并回答了与会投资者和新闻媒体的尖锐问题。

此次论坛旨在通过搭建政府、拍卖行、文交所、银行以及各美术馆机构的对话平台，梳理金融与艺术之间的各种关系。记者了解到，论坛开放当天共有200多人出席了会议。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概念；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01

在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外学者对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和波动关系作了大量而且有意义的深入研究，他们大多基于投资者的心理与行为层面的分析，例如心理账户理论、噪声交易理论、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等。

一、投资者情绪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于投资者情绪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定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投资者情绪的各种定义层出不穷。例如，Lee、Shleifer和Thaler（1990）[1]就认为投资者情绪是投资者基于情感而产生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根源于投资者心理或者认知上的某种偏差；国内学者如王美今[2]等也在研究中对投资者情绪做了定义，他们基本上将投资者情绪定义为某种带有偏差的预期，这和国外大多数学者的定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投资者情绪的各种定义，领域内的著名学者Wurgler在JFE 2012年的专题文集前言中就明确指出：在现有的大多数定义中，投资者情绪通常被认为是投资者对于收益和风险的一种非贝叶斯信念，或者是一种非传统的偏好。但是他同时指出，投资者情绪的边界十分模糊（the boundary is equally fuzzy），随着研究的发展，其定义也将不断发展和完善。实际上，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投资者情绪的具体含义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在综合了目前学术界对投资者情绪的各种主流定义之后认为，目前学术界对投资者情绪的主流解释，主要体现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期望”，即投资者情绪体现的是投资者对未来资产价格运动的某种预期；二是“偏离”，即投资者情绪是由于过去资产运动而带来的与实际资产价值的偏差。

二、投资者情绪理论

（一）心理账户理论

心理账户是用以描述人们对经济产出的编码、归类和评价，个体在决策时会受到沉默成本的影响，原因是个体投资者做交易时往往会通过跟踪此项交易的成本与收益，并综合过去的投入与现在的付出来评估目前投资的价值，在评估的过程中就可以看成是个体设立心理账户的过程。

心理账户也可以解释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率间的关系。人们开启股市投资大门，其盈亏平衡点起始点为“0”，将零收益率作为股市投资的收益率参考点。当前期收益为正时，说明投资者在股市投资中获得了收益，并将其放入心理账户“偶然所得”，而偶然所得会使得投资者感到高兴，对未来股市看好，并进而激发投资者情绪的高涨；相应的，当前期收益为负时，说明投资者在股市投资中损失了自己的钱，因此而感到十分失落，认为“自有资产”这一安全账户遭到了损失，这时，投资者将会不看好对目前股市行情，投资情绪十分低落。

（二）噪声交易理论

噪声交易通常被认为是投资者依据经济基本面信息之外的扰乱噪音而进行的交易。在金融市场交易中，人们希望通过自己掌握的信息来进行交易，以此获得利润，但有时人们也可能把噪声误认为是信息，从而依据噪声进行交易。

噪声交易是非理易，作为理易的对立面，它通常是投资者在不知情资产价值真实价值的情况下而做出的交易。Black（1986）将噪声交易分为两类：流动易和不知情交易。前者是股票市场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以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为依据，使得投资者愿意以一定的市场价格买入或者卖出任意数量的风险资产，流动易反映的是资产的真实价值；后者使得股票市场产生摩擦，让不知情交易者在没有掌握风险资产真实价值的情况下，以一定的价格买入或卖出风险资产，而这一价格通常反映的是已经偏离了股市资产真实价值的名义价值。

噪声交易理论说明当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时，不仅要面临来自基本面的风险，同时，还要防范因噪音交易者带来的非理性预期变动风险。非理性情绪在人们的现实证券投资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不仅影响着证券价格的波动，又受证券异常价格波动的影响。

（三）封闭式基金折价理论

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摊的能够持有其他公开交易证券的金融投资工具，分为典型的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两种。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当投资者转手持有基金份额时，必须转卖给其他投资者，而不是像开放式基金的直接赎回，封闭式基金在一定的合约期内保持有固定的净值规模。

由于封闭式基金的风险包括基金持有的投资组合的风险和噪声交易者情绪风险两部分。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由于封闭式基金的交易价格反映了广泛的投资者情绪的变化，而不是每个基金本身的管理或运作的特殊变化，那么，封闭式基金折价水平及其变化在各个基金之间应该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即使基金持有的基础资产的现金流没有变化，封闭式基金价格之间应该也有联合变动。因为如果噪声交易者变得非理性悲观的话，他们会把封闭式基金的份额全部卖出，从而在不受现金流影响的情绪下把价格压下来，导致基金折价。

参考文献：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盈余质量 投资效率 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现象。产生非效率投资的原因既有管理层―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也有股东―债权人之间逆向选择的问题、还有企业多元化导致的集团内部资金分配不合理、交叉补贴导致的对部门间的投资不均衡。那么在我国非效率投资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相对于股票价格来说，会计信息系统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投资机会提供了更多的增量信息（Alti 2003[ ])。并且，会计信息作为反映公司基本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在缓解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Verdi 2006[ ]），这些方面必然间接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也证明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Biddle et.al 2009[ ]），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会计信息质量通过哪种途径改善了投资效率。这将不利于我们认识投资效率有效或无效真正的根源。特别是在我国，企业股权集中，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股权分散、外部治理环境完善下的企业投资行为有所不同，同时特有的双重问题（管理层与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将使各种人为了自身利益对资本配置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主要研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否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通过哪种途径可以改善?不同的问题影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将丰富和发展会计信息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层成本，有效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没有发现会计信息通过管理层问题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问题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根源在于大股东的行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的形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需要在投资中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过度投资。

本文的贡献在于，不同于以往研究（周春梅 2009[ ]），本文从双重的角度研究了会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不同于以往非效率投资与控股股东控制权关系的现象研究，本文找到了控股股东非效率投资的直接证据，发现了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攫取私有收益这一新的途径。这些将为如何改善我国企业投资效率提供直接的帮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第三节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稳健性检验；第六节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盈余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必然涉及到盈余质量、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主要因素之间存在理论上的联系才能研究各个因素间的路径问题。

（一） 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

近年来大量文献证实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Bushman & Smith（2001）[ ]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会计信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一是会计信息帮助管理者和投资者甄别出好的和坏的投资项目。二是会计信息可以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使管理者将资金配置于好的项目。三是会计信息通过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之后大量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这些论点。Biddle（2006）和Biddle et al.（2009）分别以34个国家和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公司资本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Verdi（2006）证实了高质量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缓解了投资不足。Chang et al. (2008)建立了一个动态逆向选择模型证实了具有更好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公司融资更加灵活。McNichols & Stubben(2008) 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层对未来的收益形成准确的判断，甄别好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二） 盈余质量与问题

对于会计信息与管理层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说，会计信息可以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帮助外部投资者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窃取投资者和债券人的利益（Fama and Jensen 1983），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契约的形式，Demski and Sappington (1999) [ ]认为，经理人契约是多期的契约安排。虽然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委托人（董事会、股东）不能观测到人的全部行为，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事后的观察对人进行评价，事后的会计信息就成为下一期契约制定的依据，契约也将对人未来的行为产生激励。目前大量的研究也认同了会计信息对管理者契约结构、激励计划和管理层更换中的作用（Lambert 2001等）。另一方面，财务信息也有助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比如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控制系统能够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准确把握，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制约管理层的自利行为（Mcnichols & Stubben 2008）。

同时在我国还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控股股东为了获取控制权收益会通过各种方式攫取上市公司的利益，为了掩盖这种行为控股股东会实施盈余管理（Liu & Lu 2003）[ ]。此时，会计信息质量可以反映控股股东问题的严重程度(卢闯 2009) [ ]。因此，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控制可以适当的约束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另外，大股东为了消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侵害行为的顾虑，避免今后中小股东用脚投票，也会主动采取一些自我监督措施，比如提供高质量的、更加透明的财务信息，聘用信誉度高的审计事务所（比如四大）缓解冲突，获得中小股东的信任（Fan & Wong 2005）[ ]。这些方面都说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冲突。

（三） 问题和投资效率

问题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一支主流，近年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将深受问题的影响（Stein 2003）[ ]。问题既可能引发投资不足（Ross 1973），也可能导致投资过度（Jensen 1986）。在经理人存在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时，企业的投资将使经理人面临更大的压力和责任，经理人努力工作创造的财富不能由其单独享有，而是与全体股东分享。当经理人获取的收益不能弥补付出的成本时，就会发生卸责行为，即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相反，如果经理人能够从企业的资本投资中获取更大的私人收益，比如企业规模扩大建立起“私人帝国”，提升了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获取更高的薪酬和奖金时，又会引发经理人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损害了股东财富。

另一方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有可能因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而产生。因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获取私有收益，需要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王英英,潘爱玲2008))[ ]。但是随着监管措施的加强，直接占有上市公司的资源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大股东会通过投资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现有的文献也认为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存在可能导致控股股东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Claessens et al.2000[ ])。Holmen and Hogfeldt (2005) [ ]指出金字塔结构内终极所有者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金字塔内的杠杆控制不仅为终极所有者提供了隧道挖掘的激励，而且也为其进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刘朝晖（2002）[ ]首次在国内通过建立模型指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为了私有收益，而对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导致其过度投资行为。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从理论上的阐述，还没有实证的检验。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盈余质量、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的研究或者仅停留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两者直接的关系上（Biddle et.al 2009；李青原 2009），或者仅研究了管理层的问题（周春梅 2009）。对于盈余质量如何通过双重影响投资效率，以及影响的路径没有实证上的检验。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根据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1：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改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都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假说2：管理层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起到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

假说3：控股股东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也具有中介作用，盈余质量也能够缓解大股东问题，从而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 投资效率的计量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 ]的模型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模型依据企业的基本信息估算出正常的投资水平，实际投资水平与期望投资水平的差异代表了企业投资效率的缺失。

其中INVt代表t年资本投资规模，以t年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净值改变量/平均总资产计量。Growtht - 1代表企业增长机会，以t-1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变量；Levt - 1 , Casht - 1 ,Aget - 1 , Sizet - 1 , RETt - 1 , INVt - 1，分别代表企业t - 1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现金持有量/期初总资产）、上市年限、公司规模（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股票收益（t-1年5月到t年4月经市场调整后的、以月度计算的股票年度收益率）和t - 1 年的资本投资。另外还考虑了行业和年度效应。行业分类中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分类，其他行业取一级代码。由于需要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而有些行业年度样本数达不到回归样本数量要求，本文采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数据，并删除了样本较少的行业，共得到七年5038个样本。然后对模型(1)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得到各企业t年预期投资量，以实际投资量减去预期投资量，得到剩余投资量，以此来度量企业是投资过度（剩余投资量>0）或是投资不足(剩余投资量

（二） 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

盈余质量的计量有多种方法，目前应用较广的是从会计盈余的主要组成部分出发，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将会计盈余调整为盈余质量。本文选取修正的Jones模型和DD模型指标度量盈余质量的水平。

（1） 修正的Jones模型

本文借鉴夏立军(2003)[ ]和陆建桥(1999)[ ]的方法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和无形资产的修正方法以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

其中：NDAi,t表示i公司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REVi,t是i公司t年的营业收入增加额，RECi,t是i公司t年的应收账款增加额，PPEi,t是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IAi,t是i公司t年的无形资产,参数值b0、b1、b2、b3、b4由对下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

其中，TAi，t表示i公司t年的总应计利润，按照夏立军的研究结论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最后，以操控性应计利润|DAi,t|=TAi,t/ Ai,t-1-NDAi,t t/ Ai,t-1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度量指标，该指标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 Dechow & Dichev 模型

Dechow & Dichev 模型认为，应计利润与现金流量偏离越大，会计盈余的质量就越低。这一模型克服了Jones模型在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可能存在的偏差。

本文以横截面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TCAE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该指标越大盈余质量越差。 TCAi，t为平均总资产调整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差额除以平均总资产；CFO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Asset为平均总资产。

（三） 成本的度量

借鉴Ang et al(2000)[ ]，本文采用两个指标度量管理层的成本：（1）营业费用率，为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因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管理层能够自由控制的主要费用项目，所以，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管理层的成本。（2）资产周转率，为营业收入/总资产，该指标从管理层对资产的使用方面来度量存在成本时管理层对资产使用效率的水平，指标越高，说明管理层卸责（如管理失职、偷懒和过度在职消费）的可能性越小。此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应用。

对于控股股东的成本本变量，本文选取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以期初总资产调整），涉及商品交易、资产交易、接受劳务、资金交易、非货币易和共同投资、合作项目 六类。

（四） 盈余质量、成本与投资效率

本文用如下模型考察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模型4）、盈余质量与成本(模型5)、以及盈余质量通过成本的中介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模型6)：

模型4中控制了经营现金流波动率、自由现金流、负债和公司规模。现金流的波动会影响资本成本从而影响投资效率（Wysocki 2007）；自由现金流多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Richardson 2006)；而负债可以约束管理层的无效投资行为（Jensen 1986）。模型5中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因为大股东持股可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而企业规模、成长性与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Ang et al. 2000）。 模型6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成本变量，检验加入成本之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另外，由于将管理层和大股东的成本作为盈余质量的内生变量，所以我们用模型（5）测算的成本预测值代入模型（6）中进行相应的回归。

一般来说，考察中介作用须满足三个步骤：第一，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因变量Y（投资效率）有影响；第二，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中介变量M（成本）有影响；第三，自变量X，中介变量M纳入同一方程时，如果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不再存在，则可以证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完全由中介变量传递，即完全中介效应；如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减弱，则可以通过统计方法验明部分中介效应。

（五）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沪深股市2003-200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首先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其次对于2007年会计准则变更，我们对涉及的会计数据进行了对接。最后，对于本文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0-1%和99%-100%的极端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使用的股票市场回报，关联交易数据来源于CSMAR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样本大体相当。管理层成本（Agencycost）和关联交易(related transaction)的均值均显著大于中位数，同时方差显著较大，说明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表3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成本与盈余质量变量也都显著相关。但不同的是，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管理层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关系，而控股股东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管理层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显著相关；而控股股东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关系。

（二）回归分析

由表4可见，盈余质量（DA、TCAE）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说明盈余质量确实可以改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控制变量中，自由现金流越高过度投资越严重；资产负债率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在我国负债没有起到相机治理作用。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路径是否相同呢？

表4 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对管理层成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5显示盈余质量变量均与管理层成本显著正相关，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减轻管理层成本；另外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降低管理层的成本。

表6报告了加入管理层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变化。可见，对于投资不足样本，加入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变小（当盈余质量变量为TCAE时）或者不再显著（当盈余质量变量为DA时），完全符合上文中中介变量的检验要求，我们又运用Freedman and Schatzkin ( 1992) [ ]判断中介变量的方法，检验盈余质量一项在模型4和模型6中的系数之差是否显著异于零。检验方法为：

其中， 为a1的标准差， 为c1的标准差， 为盈余质量与成本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t值为16.15516，说明加入管理层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明管理层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投资不足行为。

表6 盈余质量 成本与投资效率

但是表6第（1）、（2）栏中管理层成本与过度投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且管理层成本加入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参照表4、表6列1、2），这表明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层的行为。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来源于哪里？我们以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运用模型5和模型6重新检验。

表7是以模型5为基础，对t-1期盈余质量和t期的关联交易回归的结果，检验高质量盈余信息能否改善大股东问题，抑制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的掏空行为。由表7可见，盈余质量指标DA t-1和TCAE t-1与大股东关联交易显著正相关，表明盈余质量对大股东问题具有预示作用，而通过对会计信息盈余质量的控制能够改善大股东的问题。那么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否通过改善大股东的进而改变企业的过度投资呢？

表8报告了加入大股东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变化，可见关联交易与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大股东在投资过程中会通过与母公司及其同一母公司下的子公司进行商品、劳务、资产、资本及其共同投资的方式转移上市公司的资产，转移的资产越多过度投资的规模越大，对上市公司的侵害越多。同时，在加入关联交易变量后盈余质量的变量（DA和TCAE）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我们进行了Freedman检验，t值分别为8.9178、5.309509，说明大股东问题对盈余质量改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中介效应成立。即盈余质量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问题从而改善了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此论证表明，在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经理人的行为，而在于大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大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成本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管理层成本的另一变量―资产周转率。为了检验大股东成本变量――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六类关联交易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其他应收款对2007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归（考虑到2007年证监会清理大股东占款），结果表明以2007年为样本，大股东成本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推知，以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具有说服力。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将t期管理层成本、大股东成本变量对t-1、t-2期盈余质量进行了回归，结果仍然表明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对成本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克服模型（1）在计算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时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我们将模型（1）的残差按大小分为三组，将残差最大的一组作为过度投资组，将残差最小的一组作为投资不足组，再进行相应的回归。对于上述各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基于稳健性分析，我们认为前文中的结论具有说服力。

六、 研究结论：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有限关注 行为经济学 百度指数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树人大学科研项目《投资者有限关注对概念股市场表现的影响DD基于百度指数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4A12001

一、引言

苏轼在《东波文集》中提到“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即个人的信息获取量是有限的，而信息的供给量却是无限制。信息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使得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快速获取有效信息显得尤为关键。本文试图在金融投资领域研究投资者有限关注下如何通过有效渠道定量衡量关注度。

二、文献回顾

注意力最早属于心理学范畴，注意力是指人对某种事物的心理活动反应。个体先关注到某一事物，然后进行信息处理进而形成决策。因此，精神正常个体注意力贯穿于整个心理活动反应。注意力是个体联系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桥梁。以Wilhelem Wundt（2010）为首的学者在初期主要研究人们的关注能否分割，他将注意力分为智力注意力和感知注意力。目前的注意力理论主要分为选择性注意力理论和分配型注意力理论。选择性注意力理论是指当个体同时遇到多种信息源时，必须选择某种进行处理并做出反馈。许多学者在如何处理信息时采用了反应选择性模型、沙漏模型、负反馈模型等。Kahneman（1973）则提出了分配型注意力理论，由于个体的认知能力有限，再遇到外界各类刺激时，可以将注意关注度进行分配。

三、传统投资者有限关注替代变量

有限关注理论是指个体在处理信息或者任务时，由于时间、能力、资源的局限性，导致投资者对信息处理及决策产生偏差，如何有效衡量这种关注度是投资者有限关注的研究难点之一，。目前度量投资者关注度的替代变量有以下几类：

（一）超额收益率

资本市场的超额收益率能够影响投资决策，特别是某一种金融产品的价格上下剧烈波动，都会吸引大量的投资者关注。许柳英（2005）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超额收益率区分为十几组，发现大型投资机构与中小投资者交易不平衡。即超额收益率更能吸引中小投资者的注意进而影响投资决策。

（二）交易量

Gervais（2002）假定交易量可以预测金融产品的价格趋势，将成交量分为高中低三类，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证明了不同的交易量会引起投资者的不同程度的关注。许柳英（2005）将股票平均交易量AVOL定义为股票当天交易量与前一个月的平均日交易量之比，通过分组之后，作为投资者关注的替代变量，结果现实投资者关注越强交易量越大。

（三）媒体报道

新闻媒体对投资者有限关注的影响机制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很多学者都认为新闻报道主要是解决投资者信息不对称的渠道之一，新闻媒体通过对信息的加工处理输出给广大投资者。Chan（2003）用新闻标题的报道次数作为投资者有限关注的替代变量，通过建立媒体报道数据库，检测含有上市公司正面或者负面报道，对比当时的股票市场价格浮动。发现新闻媒体正面报道普遍对股价有正面提升作用，而负面报道大部分会拉低股价。

四、新型投资者有限关注替代变量

传统的投资者有限关注替代变量尽管能反应金融市场价格变动趋势，但是无法直接反应投资者关注的强弱和分布情况，是一种被动型的替代变量。但是，自从出现搜索引擎之后，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主要集中于互联网。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对投资者关注进行精确的量化。Ettredge（2005）率先提出了利用搜索引擎的相关数据预测宏观经济的走向。如果某种金融产品吸引投资者关注，其一定会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相关信息调整或确定投资决策。搜索指数则是基于互联网用户的被检索次数形成的一系列指数，这种可以量化的指数形式正是学者定量分析有限关注的有力工具之一。

目前，DaZ（2010）利用Google搜索指数研究了投资者关注对上市公司IPO当日股价问题。贾春新（2010）利用Google Grend作为投资者有限关注变量，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分析了Google Grend对投资者关注的投资决策行为。而我国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主要由Baidu为主，因此，今后学者可以通过百度推出的百度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变量作为数据样本，分析百度指数与上市公司股价的内在关系。

参考文献：

[1]James Williiam.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M]. ， 2010

[2]Kahneman D. Attention and Effort[M]. Prentice-Hall， 1973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交易系统投资者效用投资策略系统投资

从人类文明历史出现第一次证券交易至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早期证券交易主要采取现货交易方式，但随着商品经济及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交易形式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单一向复合的发展趋势。各国证券交易方式的分类标准出现多元化趋势，既可按单一标准分类，也可兼采多种标准分类，并形成了现货交易、信用交易、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等并存的交易形式。

以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为例，截至2008年2月，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已超过3900家，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超过30.4万亿美元。另外，美国政府、公司和外国政府、公司及国际银行的数千种债券也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在如今这样一个证券交易高度发达的世界，各国上万种股票，各个公司、各国政府数千种债券，一起构成了庞大的证券投资市场，其总市场价值约为20.9万亿欧元，日均交易额为1029亿欧元。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证券交易确实是当今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全世界有数以万计的投资者在这个市场弈，他们的投资行为是主观收益的，然而客观上却影响了这个世界的进程。

证券投资有证券套利、证券包销、证券发行等多种形式，其中，证券套利有许多种分析方法，主要是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的多种组合。在证券套利投资中，很多投资者坚持一套成型的投资系统，希望将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然而相对于不采用固定系统的投资者，这种做法是否真的可以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如果可以，究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果？本文通过对证券投资者的效用的研究，结合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分析，对比两种投资方式对投资者产生的效用不同，分析得出创建交易系统与投资者效用的结论，并提出相关投资建议。

研究假设

根据损失厌恶（LossAversion）理论，人类对诸多风险进行选择时，对损失存在着必然的厌恶感，具体来说，损失造成的效用损失程度是等幅收益的2.5倍。所以，在对比分析交易系统的作用时，笔者认为应该以投资者效用为比较标准，而不是直接的数字收益。这样才能更真实的反映交易系统对投资者的实际作用。

假设1：投资者对损失的厌恶程度是等幅收益效用的2.5倍。

投资者效用，衡量投资者从投资组合中获得的心理满足程度。根据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投资者效用可以分为三类：风险喜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

即使经济学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但是由于人类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所以风险中性的情况在真实的市场中是不存在的，投资者一般也只分为两类，积极型和保守型，即分别对应风险喜好和风险厌恶。本文将对这两类投资者的效用分别进行系统与无规则的对比分析，探究创建交易系统的必要性。

假设2：投资者分为两种，风险厌恶与风险喜好，并且二者对风险的厌恶与喜好程度相同。

交易系统的期望值反映了研究者是否成功分离了价格波动中的非随机性部分。交易系统的正期望值越高，则反映研究者对非随机性价格波动的认识程度越高。反之，如果交易系统的期望值小于零，则反映研究者还未能捕捉到非随机性价格波动。绝大多数投资人在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完全没有系统的观点。

假设3：投资者的操作方法是可以高度定量化、条理化的，并且具有系统的完整性。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任何交易系统都有弊端。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客观的认识交易系统。在进行这个研究的时候，笔者选择了包含入场信号、出场信号和期望计算等参数的多个不同的交易系统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做旨在说明交易系统自身的质量并不起决定作用，关键是是否有清晰的系统，可以从非系统交易中区分出来。

假设4：交易系统自身质量的差异不会从质的方面改变交易系统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只会在量的方面有影响，即质量更高的交易系统产生的效用更大。

许多投资者根据把对市场的某种认识与致胜的方法混淆了。他们不知道要想在市场上获胜，必须进一步确定其方法在统计上的科学性。无论是随机性的价格波动还是非随机性的价格波动中不具备统计显著性的部分，只能给投资人以局部获胜的机会，但是绝没有长期稳定获胜的可能。本文在研究交易系统的过程中，为了区分系统交易与非系统交易的差异，假定投资者设计的交易系统都有数理统计原则依据。

假设5：投资者对其操作方法的效果是根据数理统计原则指导下的认识。

交易系统

那么究竟什么是交易系统？从简单的概念上讲，交易系统是系统交易思维的物化。系统交易思维是一种理念，包括一整套分析数据、处理数据，以及心理互动的过程，它体现为在行情判断分析中对价格运动的总体性的观察和时间上的连续性观察，表现为在决策特征中对交易对象、交易资本和交易投资者的这三大要素的全面体现。

交易模型理论是交易系统的核心，它与交易系统设计者自身的理论基础、投资哲学以及个人习惯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国际主流的交易系统有以下两种：技术分析系统和基本分析系统。

（一）技术分析交易系统

技术分析交易系统是指使用市场历史的交易数据（价格、成交量和持仓兴趣等），通过计算各类交易指标和指数，并经过系统化搜索检验、优化处理，以期判断价格发展趋势和交易信号的交易系统。其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以道氏理论和江恩技术理论等传统技术分析理论基础之上，以价格形态辨别、发展趋势研究和突破信号等理论为主要工具得出结论，并经过大量统计学分析检验。该模型最大的优点在于，避免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分析失误，特别是在对重大事件中判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保证了交易分析中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其具体模型主要有以图型形态识别为基础的和以价格趋势判断为基础的交易系统。

（二）基本面分析交易系统

基本面分析交易系统是指交易者使用市场外的数据信息，通过对所有影响基本经济关系的信息进行考察，并对这类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建立数据库，从中判断市场的均衡价格而进行投资的系统。该系统的特点主要是：为大规模资金进场提供良好的分析依据；理论基础雄厚，容易为投资大众接受。但对于短线和时机把握帮助不大，而且信息收集难度大，导致分析滞后于市场价格，同时分析主观性过强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其主要模型有价值评估和积分评估等。

交易系统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二阶矩阵来说明两种不同的交易系统对两种不同的投资者分别有哪些影响，见表1所示。概括来说，交易系统（不考虑技术分析或者基本面分析）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使投资者把握投资时间

毫无疑问，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都是可以获利的，不同的交易系统自然投资时限也不同，有专为短线投资设计的交易系统，也有只为长线投资服务的交易系统。不要认为交易系统的时间属性是个无所谓的概念，表2中的数据就能说明问题：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假设股票价格的变动是完全随机的，并假设损失厌恶系数为2.5（投资者效用=股票价格上升的概率-股票价格下降的概率×2.5）。中国

显然，在较短的投资时间内，正收益的概率始终距50%不远，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一年以内的投资取得正收益的概率比（50%）高不了多少。而特别长的投资时间（如100年）虽然可以100%确定获得收益，但是对寿命有限的人类来说又不现实。实际上，投资者效用从1年后才开始为正的（蓝色数字）。所以，1年到10年为期的投资将更诱人，这也正是笔者要强调交易系统能使投资者控制投资时间的原因，因为恰当的时间会带来最大的投资者效用。

（二）凸现期望分析的优势

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寻找交易信号，以入场信号和出场信号为主。但是毕竟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发现的信号绝对正确，所以投资者需要对这样的信号进行分析，尤其是评估其正确的概率。其实，投资决策的过程就是将直觉或者认识转化为概率的过程，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因为最重要的不是概率，而是期望。假设现在某只股票上涨的概率是80%，下跌的概率是20%，而上涨的幅度只有1%，下跌的幅度则是5%，那么最终的期望就是0.8×0.1-0.2×0.5=-0.02，即股市很可能上涨，但是投资者的效用却是负的。所以，使用可以同时判断概率和计算期望的交易系统，显然可以最大化投资者效用。当然，如果有人在投资时计算了期望而不清楚自己是否拥有交易系统，实际上他都是在采用固定的投资策略进行分析，那这就是交易系统。

（三）减少信息量对投资的影响

显然，交易系统出现的本意就是一些投资者希望克服人类的惰性和情绪化，其目的也是让交易活动更加程序化。在传统的认识中，人们总是相信是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投资损失，换句话说，只要能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投资的准确性也必然会提高。然而，研究人员对赌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在这个实验中，赌马的投资者先后在掌握5条信息、10条、20条和40条信息的情况下分别对每一匹马进行同样的预测，不幸的是，信息量的增加并没有使预测的准确性有所提升，反倒是投资者对自己预测的信息出现了明显的上升。

也就是说，更多的信息不仅没有帮助投资者提高判断的准确性，反而让他们更加坚持自己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无疑是在帮倒忙。显然，交易系统的发明者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因为交易系统确实在能有效筛选、过滤信息，一个交易系统需要的信息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并不是传统认为的越多越好。信息使投资者的信息与预测准确性出现了背离，投资者效用将相应减少。所以从应对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交易系统的存在对提高投资者效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四）有助于克服心理作用对交易活动带来的影响

投入与趋同性：一旦做出决策，人们就会改变中立思考立场，尽力寻找支持这一决策的证据，从而无视不利于这一决策的证据。

根据前景理论，投资者在面对收益时具有风险厌恶倾向，而在面对损失时则具有风险喜好倾向。这就容易解释为什么投资者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判断，原因很简单，他的情感让他相信这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时，他就会找来一千个理由来作论据；而当他的情感对这笔投资感到厌恶时，同样地，他也会找来另外一千个理由来证明这笔投资有多么糟糕，这就是情感的力量。

一个关于的事例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一点，根据心理学家的实验，一个下注前犹豫不决的赌徒，在下注后突然间就会信心大增，这是个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现象。事实上多数投资者都有这样的感受，一个决策之后，我们的内心就好像被一股力量支配着，让我们不得不去依附于这个决策，然而很多时候错误的结果让我们一再付出沉重的代价。毫无疑问，投资者效用也在这个过程中蒙受了非常大的损失，而且除了交易系统之外，似乎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五）可以控制组合周转率

“所有实证数据无一例外的表明，低周转率资金（投资者的持有期限在两年以上）在3年、5年、10年和15年的时间范围内业绩最佳”。

从表3中可以看出，周转率低于50%的投资组合其业绩要明显高于50%以上的，过高的周转率甚至会导致负的回报率（如蓝色数字）。

组合周转率的高低与长期业绩的负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周转的成本造成的，包括交易成本、隐性成本和税收成本等。也就是说，一套经过筛选的投资组合，长期持有总会有不错的收益；即使换成其他组合依然有收益，只是要支付相当高的周转成本而已，这就使得周转率高的组合长期业绩表现不佳。

美国的共同基金的年周转率在1946年到1966年之间的20年都保持在20%的低水平，而今天的平均水平已接近100%。再看看中国A股市场，2006年基金整体组合周转率为287.30%，A股市场的平均周转率为376%。而在151只开放式基金中，有40%以上的开放式基金组合周转率超过了A股市场的平均水平，周转率最高的一只基金竟然高达1657.83%，同时有四只基金的组合周转率超过1000%。显然，对结果的过分关注导致了前景效用的作用扩大，使市场的组合周转率高的让人难以置信。

交易系统的存在可以让投资者始终保持对交易过程的高度关注，而不是一味的担心结果，毕竟任何结果都有运气和概率的成分。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这就是交易系统在这方面可以提高投资者效用。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二阶矩阵来看一下投资过程与结果的关系，以便更深刻的认识交易系统的作用，见表4。

结论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交易系统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投资者效用在两种情况下的变化，结合投资者的实际交易经验，笔者得出以下结论：交易系统可以使投资者明白账面的数字收益不是最重要的，投资者效用才是最重要的。交易系统可以使投资者避免落入某些心理陷阱，包括过度自我感觉良好、经验启发型偏差（Heuristic-drivenBias）、非理性恶性增资（IrrationalCommitmentEscalation），以及确认陷阱（TheConfirmationTrap）等。因为人们愿意相信他人的原因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所以交易系统可以使一个人的投资行为个体化，而不是随波逐流。

总之，交易系统还没有被所有投资者所熟知，但经过分析，我们确实发现了它相比非系统投资无可比拟的优势。也就是说，从投资者效用的角度分析，在证券交易中创建交易系统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美]兹维•博迪，[美]罗伯特•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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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流通；投资银行；企业并购

进入2008年，我国股票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已接近尾声，它解决了我国股票市场长期以来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意味着全流通时代的到来。投资银行是指经营所有资本市场业务的金融机构。目前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几乎还没有，发挥投资银行功能的是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即通常所称的“券商”。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包括兼并与收购两项，其业务范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企业并购策划与财务顾问业务，即并购，是投资银行作为中介人的传统业务；另一类是并购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作为并购交易的主角“炒卖企业”。

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理论有成熟的一面，近100年来，关于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研究，已取得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同时，该理论也处在发展中。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行为会因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样，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要求投资银行企业并购理论不断发展。“全流通”是一个建立在股权分置基础上的概念，股权分置又是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这样全流通时资银行的企业并购也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从这一全新的背景环境下，系统地梳理对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研究，为我国投行参与企业并购提供理论指导。

一、国外研究情况

企业并购在西方国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投资银行在推动并购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企业并购业务已经成为投资银行业的核心业务。因此，国外经济学界在投资银行与企业并购方面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上的资料。但由于全流通不是一个简单的状态描述变量，而是一个针对股权分置问题进行改革所产生的结果描述变量，股权分置的中国特色也赋予了全流通的中国特色，因此可以说，关于中国股市全流通时代的企业并购，国外的研究还基本上没有涉及到。

1、关于企业并购。史密斯(1968)曾用投资银行纪实材料很好地证明了公众公司规模愈大，经营愈多样化，其生产率波动就愈小，从而能够减少目标企业的资本成本。1976年，詹森和梅克林提出了理论，认为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内部机制可部分解决问题，并购则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外部机制。委托一理论在解释并购动因中运用最为广泛。在新古典主义的学说中，效率理论认为公司购并活动能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增加社会福利。梅因和马里斯进一步揭示其内在机理，认为企业并购的存在可以对管理层产生一种无时不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可以约束管理层，进而产生对管理层的激励。“市场缺陷论”以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对并购动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市场中存在偏离纯粹市场竞争模式的现象，并购尤其是纵向并购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减少企业交易成本。企业以内部组成替代市场的根本动因在于内化原本属于市场范畴的交易成本。这不仅揭示了并购的内在动因，而且也为说明企业扩张的最后边界提供了理论基础。Boehmer研究了欧洲上市公司并购情况，比较了欧洲各国上市公司并购中敌意并购的情况，阿伦(G.C.Alien)对近百年英国企业合并史的分析，指出兼并是有效企业借以成长的一部分过程，就某一方面而言，它补充了内部的增长，并且可以说是一种文明地改变失败企业倒闭命运的方法。世界各国企业发展历史也表明，企业并购是改变产业结构的成功之路。

2、关于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理论。科斯首先提出的交易费用理论，又称内部化理论，认为通过企业兼并重组和内部化可以节约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发展了科斯的研究，他分析了产生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和兼并的因素，并把它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市场机制的失灵，认为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是两个重要的人为因素。人的因素与不确定性等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市场机制失灵，遂用内部组织机制代替市场协调，并可通过投资银行的专业设计更加有效地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杰弗里.C.胡克研究了投资银行在企业扩张中的角色，提出了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与收购方接触的主要策略。

金融中介理论学派结合信息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以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为主线分析了金融中介在传统业务中的作用。如，Benston和Smith(1976)的交易成本说、Allen和Santomero(1997)的参与成本说。他们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金融中介的作用，却局限于投资银行之外的机构所参与的传统业务。HenriServaes和MarcZenner(1996)假设投资银行参与并购能够为企业节约交易成本，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降低合同成本。他们建立模型分析了决定企业是否选择投资银行参与的因素，但对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条件并没有说明。

二、国内研究情况

我国的企业并购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投资银行的企业并购业务则是90年展的新事物，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并购的市场化运作已逐步展开，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经济学者开始重视对我国投资银行如何在企业并购中发挥其特殊功能进行研究，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

1、关于企业并购的理论。在并购的概念上，陈共、周升业等人(1996)指出，“并购的定义一般有最狭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并购包括公司法上的吸收和新设合并，以及为参与运营或取得对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购买股权或资产。”关于并购的动因，单吉敏、徐龙炳(2000)指出用效率解释购并动机在理论上发展最为成熟，它的基本推演过程是：效率差异购并行为提高个体利益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关于企业并购的作用，鞠颂东、王东等(2000)中指出，企业兼并重组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方式。吕竺笙(2005)在对西方公司并购动力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利用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理论，从并购动力的核心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这一研究视角出发，运用并购参与各方利益均衡分析，提出并购动力的利益相关者均衡是有效并购的推动力量的理论观点。

2、关于投资银行发展企业并购的文献。蔡则样、卞志村(1996)提出，“只有大力发展投资银行，利用投资银行的智力和信息的优势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更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兼并收购、股份制改造、产权转让和信息咨询。”鞠颂东、王东等(2000)中指出，中国投资银行全面参与企业并购，实现投资银行业务战略转移的条件尚不成熟，还存在诸多障碍亟待解决。比如市场准入障碍，市场环境发育不充分，融资限制过多等等。岳意定(2001)认为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并购双方安排并购，确定并购的条件，帮助并购企业融资，帮助被并购企业进行反并购。艾献军(2002)认为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效率主要体现在降低交易费用、降低兼并的谈判成本、提高市场预期效应和社会效率、实现自身作为资本市场中介作用的价值等方面。游达明，周伟(2002)指出以企业并购为核心内容的企业重组是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途径。魏来(2006)分析了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具体作用，指出我国投资银行业在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和约束，并针对上述不足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董小君(2007)从交易费用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投资银行是如何节约并购的交易成本以及投资银行参与企业并购的条件，认为只有当投资银行中介交易的效益大干投资银行中介交易费用时，投资银行中介交易才是合理的、经济的。并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投资银行未来发展的道路。

另外，众多经济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大部分投资银行只是部分模拟了并购经纪人的功能，业务不够规范，远不能满足企业对财务顺问的需要，因此，投资银行急需从战略经营的高度去开拓并购业务。

3、在对策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有研究政府在并购中角色定位的文献。严武等(2000)指出，“为了提高并购效率，必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的作用应侧重为并购重组市场机制的培育者，其职能应集中于引导、规范、监督、服务等方面”。在如何拓宽券商融资渠道方面，张瑞祥(1999)认为应适度放宽企业和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融资限制。如允许金融机构为股权并购提供贷款；放松企业债券的利率管制；允许大的投资银行进入资金市场或通过股票上市、增资扩股、发行债券等方式融通资金。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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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金融学；融资融券；投资者行为模式

一、前言

我国资本市场成立于1990年，相较于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漫长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仅仅走过26个年头的中国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中阶段，但其本身取得的较为长足的进步也应让我们感到自豪，不过在自豪的同时我们也应直视我国当下资本市场存在的政府及监管层行政干预过于频繁、行政审批过度、监管存在漏洞、市场与诚信约束弱化等市场不成熟的表现，与投资者投资行为方面存在的式投资、概念炒作成风、过度自信、过度贪婪、过度恐惧、追涨杀跌、羊群效应等一系列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和现象。作为我国投资者人数增长速度相比股指期货等其他新型交易工具遥遥领先的融资融券工具，其本身无论是在操作难度还是风险度方面都是投资者比较易懂和更容易接受的杠杆投资工具，而结合这一工具我们就能够较好的对我国当下市场中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特点与不足之处进行较好的研究。

二、行为金融学概述

现代金融理论开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成熟于70年代，并最终成为金融界的主流理论，但由于现代金融理论遇到一定困境与不足，才促使了行为金融学的产生。行为金融学本身融合了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多们学科，这就使得其在客观上拓展了金融学的发展空间。如果从发展估计视角审视的话，我们就能够发展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是伴随着经济学发展而诞生的。在行为金融学的发展中，强调心理预期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期望心理的提出、从投资策略上加完善，注重把心理学研究和投资决策结合起来是行为金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

在行为金融学中，其具备着心理学基础、期望理论、前景理论等三方面的理论构成。具体来说，心理学基础主要包括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情感心理学，而吸收了这三种心理学成果的行为金融学才能够较好的应用各类金融相关的研究；而在期望理论这一行为金融学的组成理论中，期望理论认为决策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和刻画会改变人们的偏好，人们在决策中关注的是价值的改变而不是最终形态，人们对于客观概率的推断总是存在偏差，也即投资者并非是符合现代金融理论所定义的理性投资者，实际表明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和风险规避的；而在前景理论中，这一理论主要包括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等内容[2]。

三、融资融券业务概述

（一）融资融券基本概念

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被称为证券信用交易或保证金交易，其指的是投资者向具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证券（融资交易）或借入证券并卖出（融券交易）的行为，券商对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和金融机构对券商的融资、融券都属于融资融券范畴中，我国在2010年3月31日正式开通融资融券交易系统[3]。

（二）融资融券特点

作为一种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新的交易的手段，融资融券具备着杠杆交易与双向交易的特点，这两方面的特点也使得融资融券能够较好的实现投资组合和投资策略的优化。具体来说，在杠杆交易的特点中，这一特点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融资融券能够凭借担保品实现资金和证券的借入，这就使得资金通过杠杆提高了自身使用效率；而在双向交易的特点中，这一特点的出现是由于投资者能够通过融资融券看空相关标的证券进行融券卖出，这就使得投资者能够在股票价格下跌的过程中得到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融资融券凭借着自身两方面特点往往在极短的市场行情中会发挥助涨助跌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融资融券这一工具本身属于一把双刃剑[4]。

（三）融资融券作用

作为在全球大多数证券市场上普遍常见的交易方式，融资融券在市场运行中发挥着很明显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集中在有助于市场内在价格稳定机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资金和标的证券供求、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新的交易方式和选择、拓宽了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整体上提高金融资产的运用效率等五个方面。

（四）融资融券风险

虽然融资融券具备着多方面的投资优势，但其本身在应用中也具备着一定风险，杠杆交易风险、强制平仓风险、监管风险，以及信用、法律等其他风险都属于融资融券的常见风险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融资融券中，投资者因证券账户卡、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等保管不善或者将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可能承受意外的损失风险[5]。

四、融资融券投资行为理论探究

（一）投资行为的概念阐述

所谓投资行为指的是一种追求未来货币增值的经济行为，其主要包括货币增值性与经济行为两方面的。具体来说，货币增值性指的是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货币的增值，也就是对于利润的追求；而在经济行为方面，其指的是种有意识的经济行为，这种有意识是说经济行为会受到投资者个人的情绪、爱好等影响。

（二）投资行为信息获取过程中认知法则

由于投资者时间和认知资源的限制，很多时候投资者会依靠某些捷径或原则或经验去做出投资判断，这就被称为投资行为信息获取过程中的认知法则，这一法则主要由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与调整法则三部分组成。具体来说，代表性法则指的是投资者依赖自己在之前相类似事件的处理和判断经验；易得性法则则是投资者依赖快速得到的信息或者是最先想到的类似情况作为依据去做出判断；而锚定与调整法则则是投资者将某些特定的或者易获得的数值作为初始值和参考点，以此完成具体投资行为[6]。

（三）投资行为中认知与行为偏差

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中，情景框架依赖、心理账户、处置效应、过度自信、过度反应、后悔理论、损失厌恶、羊群效应等都属于常见的认知与行为偏差，介于篇幅原因笔者主要对后悔理论进行详细剖析。所谓后悔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大牛市中，没有及时介入自己看好的股票会后悔；震荡市中，自己持有的股票不涨也不跌，但别人推荐的股票却一直上涨，自己会因为没有听从别人的建议而及时换股后悔等都属于后悔理论的范畴[7]。

五、融资融券投资行为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案设计

为了能够较好的完成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研究，我们需要首先进行研究方案的设计，这一方案设计主要包括问卷调查的设计与对样本投资者实际交易数据进行分析等两部分内容。

（二）样本选取

本文研究选择的样本来自于上海某券商的营业部，选择的样本具备着客户储量大且客户结构合理全面的特点，且能够保证真实有效、具有代表性。截止2016年6月，该营业部有效融资Q券账户数为1144个，有效交易客户377名，笔者选择了377名有效交易客户的资料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在对377名客户进行的调查中，笔者通过问卷发放与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调查，最终回收有价值问卷313份，这一83%的有效回收率支持了本文研究的顺利进行[8]。

（三）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和分析

在问卷调查中，笔者设计了您是通过什么渠道初次了解到融资融券工具、促使了您选择开立融资h券账户的原因、已有A股账户了，您为什么要开立熟资融券账户等十个问题，问题均为选择式，介于篇幅原因这里不详细介绍问卷内容。在对问卷结果进行的分析与整理中，笔者发现融资融券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普遍具有过度自信、确定性偏好、风险规避、政策依赖、损失厌恶、处置效应、拥有心理账户等特点；融资融券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具有羊群效应的特点；融资融券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中存在着思维定势现象等三方面的结果。

（四）实际交易数据分析

在对这377名客户的实际交易数据进行的分析中，笔者选择了描述统计法与相关分析法两种研究方法。在具体的交易数据分析中，笔者对投资者融资融券开户时间、年龄、股龄、期初资产量、成交量、绝对收益率、相对收益率、依据成交量比较、对跑赢上证指数的81个投资者进行比较、对跑赢大盘的投资者换手率、对绝对收益亏损的120位投资者换手率析等进行了实际交易数据分析，而经过这些分析笔者最终得出了融资融券投资者在开立账户环节中，存在从众心理、羊群效应现象、过度自信或过度恐惧的投资行为特征、风险规避与确定性偏好的投资行为特征、融资融券投资者交易量普遍较大等结论。

（五）分析结论

结合问卷调查结构与实际交易数据结果的分析，笔者发现融资融券投资者存在着投资行为具有羊群效应的特点、普遍对于工具的运用较为简单和片面、融资投资决策过程中普遍过度自信或过度恐惧、存在很强的政策依赖心理、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具有损失厌恶心理及处置效应现象。

六、结论

结合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研究，笔者建议融资融券投资者主动认识到自身的投资缺陷，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对市场的判断能力来规范自身的交易行为，并学会加强自身资金的管理，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自身投资的优化，提高自身收益。

参考文献：

[1] 田景坤，倪博.融资融券交易促进股票市场有效性了吗[J].南方经济，2015，11：1-15.

[2] 巴曙松，朱虹.融资融券、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波动[J].国际金融研究，2016，08：82-96.

[3] 陈智君.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金融学的发展――以金融学说比较分析为角度从[J].经济学家，2014，06：91-102.

[4] 戴秦，谢斐，严广乐.基于Swarm平台的中国融资融券制度对股市波动影响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09：31-39.

[5] 谢平，邹传伟.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J].金融研究，2010，02：1-17.

[6] 谭松涛.行为金融理论：基于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视角[J].管理世界，2007，08：140-150.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投资替代效应；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交易金额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文献着重研究股票与债券价格的关联现象。国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两者价格存在关联性，但其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会受其他各种因素影响。Campbell和Ammer（1998）通过分析美国战后数据发现，股价与债券价格关联性具有时效性。Fleming 等（1998）用GMM模型分析美国1983-1998年的数据发现，股票、债券、货币市场间价格关联性很强，且与市场间信息流溢出效应有关。Scruggs等（2003）检验了Merton的ICPAM模型，发现该模型无法全面解释股票与债券收益率的跨期关联性。Lingfeng Li（2002），通过分析G7国家相关数据，在模型中加入宏观经济因素，发现实际利率、预期的和非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影响两者价格关联性。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有效市场假说；股票收益；账面市值；成交量

一、引言

“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起源于路易斯・巴舍利耶（Bachelier，1900），他从随机过程角度研究了布朗运动以及股价变化的随机性，并且他认识到市场在信息方面的有效性：过去、现在的事件，甚至将来事件的贴现值反映在市场价格中。他提出的“基本原则”是股价遵循公平游戏模型。Fama（1970）在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并借助Samuelson（1965）的分析方法和Roberts（1967）提出的三种有效形式，提出并深化了有效市场假说。

二、有效市场假说中的两种理论假设

根据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Fama所总结的“有效市场假说”，若市场是有效的，当前股票的成交量对股票未来收益率是没有预测作用的。因此，在以有效市场假说为理论基石的CAPM等传统资产定价模型中，成交量是不被考虑的因素。但是在投资管理的实务领域，以股票的成交量作为研判未来股票价格变化的依据，则是证券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近年来，学界对这些问题争论颇多，并逐渐形成两种理论假说来解释实证结果，即Campben，Grossman和Wang(1993)提出的“资产配置假说”，以及Morse(1980)提出的“信息不对称假说”，而Llorente，Michaely，Saar和Wang(2002)则试图将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理论假说统一起来形成“资产配置与信息不对称统一假说”。

（一）资产配置假说

Campben等(1993)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成交量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更易在随后交易日中表现出反转。他们提出了基于投资者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解释：非股票资产风险收益关系的变化导致投资者进行资产比例的重新配置(Hedgingtrades)驱动成交量的变动，例如股票以外的其他资产的收益下跌，使得投资者增加股票投资的比重，从而导致成交量放大，可见成交量变化仅仅表示“其他资产收益相对于股票收益的变化”，而且由于这种成交量的变化并不表明股票的基本价值发生变化，因此成交量的变化是暂时的，未来股票收益将会“反转”，即：股票以外其他资产收益下降导致投资者大量买入股票，从而成交量增加、同时股价上升，但一旦资产配置结束，股价将会下跌，回复到基本价值。

Conrad等(1994)采用周收益率数据，基于股票成交量构造投资组合，研究交易策略的盈利性，实证结果支持了Campbell等(1993)的假说：本周成交量较高的股票，在下一周股价出现了反转；相反，本周成交量较低的股票，在下一周股价则保持惯性。

（二）信息不对称假说

Mooe(1980)认为，股票交易的发生是由于拥有内幕信息的投资者与不知情的投资者之间对股票价值的不同判断所致，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股票交易越活跃，股票成交量也越大。可见，成交量高低就表示“未公开信息的多寡”，未公开信息越多，则随着信息的公开，未来股票收益将呈现于“惯性”，即原先股价上涨的股票未来继续上涨、原先股价下跌的股票未来继续下跌。其实证结果显示，股票成交量与后一交易日股票超常收益率的绝对值显著正相关。

Stickel和Verrecchia(1994)发现，若股票在季度盈余公告日的成交量较小，则后一交易日的股价往往发生反转，反之，若季度盈余公告日的成交量较大，则后一交易日的股价倾向于保持惯性。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成交量越大，股票交易由内幕信息拥有者驱动的可能性越大，故股价越倾向于保持惯性。

三、与有效市场假说背离的市场异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金融学实证研究中发现了许多与有效市场假说背离，主流数理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账面市值比效应就是其中之一。账面市值比效应是指股票投资收益与公司账面市值比正相关，即投资于高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能够获取较高收益，而投资于低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通常收益较低。对于账面市值比效应成因的解释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原因在于风险因素无法观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原因在于定价偏误。低账面市值比公司多为成长型公司，投资者将其股票称为成长型股票；高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通常被称为价值型股票。在账面市值比效应研究中，价值型股票因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受到更多关注，而收益率水平较低的成长型股票往往被忽视。通过对成长型股票收益率的观察可以发现，尽管其整体表现弱于价值型股票，但投资其中一些股票却可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通常依据未完全反映在股价中的信息分辨事后赢家和输家，很难确定这种分析对成长型股票是否有效，因为成长型公司往往因宣传或近期较好的市场表现而受到偏离基本面的价值高估。研究发现，市场往往对成长型股票的当前基本面进行自然外推，或者忽视前期投资对未来收益的影响。

四、资本市场中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典金融理论以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为基础，认为公司股票价格能够快速、准确地反映所有信息，任何利用已公开信息的投资策略都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发现许多与CAPM模型预测不一致的“异象”或“迷”。Basu(1977)首先提出了市盈率比效应，他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低市盈率的股票比高市盈率的股票赚取明显高的收益率。其他一些重要的异象包括账面市值比效应、规模效应、杠杆效应、短期收益动量效应、长期收益反转效应以及对信息反应过度和反映不足的现象等。围绕上述“异象”，传统金融学家和行为金融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传统金融学家继续尝试用理性定价的思想对“异象”进行解释，而行为金融学家则构造了大量基于信念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来诠释这些“异象”。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Fama和French(1993)通过大量实证检验归纳出包含市场系统风险、规模效应(Size effect)和价值效应(BM effect)的三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的提出消除了一部分“异象”，并且在各国的实证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受到了学者们较为广泛的认同。

Fama和French(1993)三因素模型虽然承认存在CAPM无法解释的现象，但他们并不认为Sizeeffect和BM effect是市场无效的证据，而认为这两者代表了没有被系统风险β所包含的额外风险，超额收益只是对投资者所承担这些额外风险的补偿。但是，Lakonishoketal (1994)认为BM effect的出现是由于投资者对公司基本面过度反应造成的。Daniel和Titman (1997)也认为Size和BM不是风险因素，而是代表投资者对小规模公司和价值公司的偏好，投资者偏好导致这些特征因素对公司股票收益率产生影响。关于三因素模型是风险模型还是特征模型，学者们所得到的经验证据并不一致，研究结论无法统一，至今还是争论不休。

五、小结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有效资本市场假说的角度，分析了市场假说对资本市场融资的影响并展开理论评述。研究中发现市场有效假说对资本市场的融资影响存在一些异象，同时产生了一些其他的观点和模型。在中国的股市中，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中，这些问题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1]Simon M. Keane.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on Trial.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 42, No. 2 (Mar.-Apr.,1986),58-63.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动量效应行业动量行为金融投资策略

一、问题提出

现代金融理论可以基于完美的假设，从而构造出一个理想的均衡有效市场，但是现实的金融市场却往往不是那么有效，通常存在一些明显的异象，例如日历效应、一月效应、动量效应等。因为股票动量现象的存在，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入过去收益率排名靠前的股票，同时卖出过去收益率排名靠后的股票来构建投资组合，从而获得无风险收益，这种利用动量效应构造的投资组合策略称为动量投资策略。

但在动量效应是否存在于中国股市这一问题上，学术研究和市场投资者却有着相反的结论。有些学术研究认为动量效应并不存在，也有些研究认为动量效应存在但不明显。然而，实际投资者的直观感觉与多数研究者的经验结论相矛盾。这些促使我们考虑，到底投资者的这种感觉是一种错觉，还是说已有的学术研究没有能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来辨别动量效应的存在。

本文首先对我国股市行业动量效应的存在性进行实证检验，然后提出行业动量投资策略并对其投资收益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行业动量方面最重要的文献是Moskowitz and Grinblatt (1999)发表的，研究的数据来自1963年6月到1995年6月的美国股票市场，涵盖了NYSE、AMEX和Nasdap。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动量是动量效应的主要来源。

Lewllen(2002)研究表明，行业、公司规模和净资产市值比三者构成的资产组合也存在动量效应，并且在某些时候比个股动量效应和行业动量效应更强。Swinkels（2002）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和欧洲市场都存在行业动量效应，但日本市场却不存在。

除日本外，行业动量效应在亚洲市场的研究依然不多。Fu and Kang(2009) 利用Lo and Mackinlay (1990)的研究方法对1995-2007年的台湾股票市场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表明台湾股市的行业动量效应并不明显，但具有自相关收益为正的行业动量效应会更明显一些。

Giannikos和Ji(2007)研究了美国以及其他35个国家的证券资本市场，结论再次表明，行业动量效应的存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且证明了个股动量效应和行业动量效应是相关的。

从行业角度研究中国股市动量现象的文献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篇：

陈乔、汪强(2003)研究结果表明，行业组合的动量效应是存在的，当形成期为1周、持有期为4周等投资组合中表现较为明显；但单纯买入赢者组合或卖出输者组合不能带来超额收益。该文缺点为数据时间区间较短，所得结论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并且数据处理方面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杜敏杰、林寅(2005)选择中信行业指数为研究对象，时间区间为1997年到2003年，以周为排序期和持有期的时间单位，考察超短期内中国行业动量投资策略的盈利性。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动量效应是存在的，当形成期和持有期在1周和24周之间时较为明显。樊澎涛（2006）选取了A股市场1995-2003年的股票数据，考察了行业动量交易策略的盈利特征。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业动量效应，但在对股市数据进行了分期考察后，发现不同阶段的结果并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投资者受市场状况的影响。该文还对比分析了整体股票市场和分行业角度下个股动量投资策略的异同。

张华（2006）。研究结论为：1）行业动量效应是明显存在的，短期动量投资策略可获得显著的累计超额收益；2）动量投资策略在中期也能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这点与之前的研究结论都不相同；3）当动量组合中仅包含一个赢家行业和一个输家行业时，其累计超额收益最大，大于包含所有行业的投资组合；4） 牛市中行业动量投资策略获得的显著累计超额收益次数明显多于熊市。

石江伟（2007）研究指出：我国股市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业动量现象，当持有期小于2周时较为显著，持有期在2-6周时存在但不显著。多数行业动量策略组合的统计结果不显著。通过区分牛市和熊市，发现动量现象的强弱与大盘特征相关。该文的主要贡献是改进了陈、汪（2003）和樊澎涛(2006)中的数据处理问题。

三、实证分析

（一）行业动量效应的存在性

在行业的划分方面，我们采用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将A股所有股票分为23个一级行业。

参考之前的文献及结论，本文使用了Jegadeesh and Titman(1993)和Moskowitz and Gorinblatt(1999)中使用的方法来构建行业动量投资策略。

1、从统计结果来看，只要持有期在8周之内，投资组合都取得了正的超额收益。只有在持有期到12、16周时，才出现了少量负的超额收益，证明了短中期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效应，长期会出现反转效应。之前的研究结论支持短期有动量效应，但是较多支持中期并不存在。

2、得出的行业动量效应超额收益明显要大于之前的文献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张华（2006）和石江伟（2007）中得出的超额收益最大值约为0.6%，而本文得出的最大值为1.61%，且大于1%的投资组合存在7组。这说明，在我国股市，行业动量是动量效应的重要来源。

3、在显著性方面，短期的投资组合表现较好，共有（2，2）、（2、3）、（3，2）、（6，3）（6，4）、（6，6）、（6，8）7组投资组合通过了1%的双尾检验。结果明显好过之前石江伟（2007）的研究结果，和张华（2006）的结论相近。形成期到了12周之后，显著性明显开始下降，也和张华（2006）之前的结论相同。

4、超额收益随着持有期的延长，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一般在第6周或者第8周达到最高，然后开始衰减。超额收益和形成期之间的关系略微复杂一些，总体还是先增加后减少，但是具体对应的高点阶段会随着形成期的变化而变化。

（二）行业动量效应投资策略实证检验

我们仍然采用前面构建零成本自融资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来检验实际投资效果，但加入了交易费用的设定。然后，考虑到卖空限制，通过只买入赢家组合的方式来检验实际投资效果。

1、零成本自融资投资组合策略

时间是从2001年1月至2009年12月，交易策略和前面一样，买入涨幅最高的行业做为赢家组合，同时卖出跌幅最多的行业构建输家组合，交易费用设定为0.2%。形成期和持有期选择IM超额收益最大的（6，8）组合。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零成本自融资投资组合的远远跑赢了WIND全A指数，2001年-2009年累计超额收益为621.2%，说明我国股市中行业动量效应的超额收益是相当明显的。

分阶段来看，2005年8月-2007年10月的一轮大牛市贡献了最多的超额收益，约占全部超额收益的78%。这也符合前面的结论，牛市的行业动量效应更加明显。从分阶段结果可以发现，行业动量无论是在熊市还是在牛市都可以获得正的超额收益，但是在熊市阶段跌幅也明显较大。

2、只买入赢家组合的交易策略

由于我国市场存在卖空机制的限制，所以只能通过买入赢家组合来获得行业动量效应所带来的收益。这里只计算买入赢家组合的累积超额收益，持有期和形成期为组合（6，4）。交易成本为0.2%。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考虑到卖空限制，只买入赢家组合依然能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2001年-2009年累计超额收益率为237.9%。

从分阶段结果可以看出，超额收益最大的阶段依然为牛市，2005年8月-2007年10月的牛市超额收益为93.4%，约占全部超额收益的39%。此外，2008年11月-2009年12月只买入赢家组合的投资策略超额收益率超过了买入赢家组合同时卖出输家组合所构建零成本自融资组合的超额收益，这说明了在这一阶段输家组合开始呈现反转效应。

（三）相关案例

近几年，由于金融工程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迅速发展，很多机构也纷纷推出了基于量化投资策略的产品，例如国泰君安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多款理财产品，其中较多的运用了量化选股的思路，并在其产品说明中的投资策略里明确提到会把动量因子做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但由于其模型的驱动因素较多，无法单独衡量加入动量因子对投资组合业绩的贡献。此外，由于具体的投资策略牵涉到了相关投资机构的商业机密，也无法获取其直接的相关投资模型，只能从侧面加以参考。

财通基金发行了一份名为财通价值动量的产品，在其招募说明书，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描述：“在非完全有效市场中，本基金将通过追踪大类资产、行业和个股的动量特征，把握价格围绕价值中枢波动、动量特征等运行规律，动态调整投资组合。”不难看出，该基金对动量投资策略非常重视。

观察其业绩也可以发现，该基金自从发行以来的收益率明显高于同期沪深300指数和上证指数。截至2012年4月6日，今年业绩排名在同类159名基金中排14位，取得了相当好的业绩。虽然不能证明其超额收益和动量投资策略之间的直接关系，但是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动量投资策略运用得当是可以带来超额收益的。

四、结论

本文结论如下：

（一）我国股市短中期存在明显的行业动量效应，长期会出现反转效应。之前的研究大多支持短期存在行业动量效应，但没有指出过中期6周左右也存在。且行业动量效应的显著性也较为明显。

（二）通过对行业动量实际交易策略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行业动量效应投资策略可以获得明显的超额收益，即使考虑到交易费用和卖空限制，只买入赢家组合的投资策略依然可以获得较高的超额收益。这说明行业动量投资策略具有明显的实际操作意义。通过案例分析，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动量投资策略的有效性。

由于论文写作时间和个人研究水平的局限，本文还存在较多的不足之处，对动量现象的成因机制和投资策略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本文检验了行业动量投资策略的在实际中的操作效果，也通过案例分析从侧面进行了证明。但建立的投资策略模型较为简单，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文的基础上，对包含行业动量因子的投资策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ewllen,Momentum and autocorrelation in stock returns[J].The Review of Finnancial Studies 15(2), 2002,533-563

[2]Moskowitz Tobias J.and Makr Grinblatt,1999, Do industries explain momentum? [J].Journal of Finance 54,2000,1249-1290

[3]Swinkels,L.,2002,International industry momentum[J].Journal of Asset Management 3,2000, 124-141

[4]杜敏杰，林寅.行业动量盈利性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45-48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第15篇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指企业将技术、产品、管理经验及其他资源转移到海外市场时的制度安排。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建方式看，绿地投资与并购是企业海外市场进入的两种基本模式。根据《金融时报》DI Markets数据，2016年前4个月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绿地投资来源国。尽管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投资水平依然较低（吴晓波等，2016），探讨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仍具有现实意义。

从当前理论研究看，尽管学术界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的探讨已经有超过30年历史，但是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一直未达成共识（Dikova， Brouthers，2016）。本研究试图做出如下贡献：一是，回顾学者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类别的划分，梳理分类逻辑，澄清分类标准；二是，总结并分析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对比不同理论的优缺点，为后续学者理论选择提供依据；三是，从企业自身、行业、国家、东道国四个方面梳理影响因素，并分析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四是，从加强理论整合、探讨因素交互作用等方面提出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 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类

1. 进入模式的分类。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下简称进入模式）包括出口、许可经营、合资、建立分支机构等。Hennart和Slangen（2015）从新建方式角度，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建立新公司或者通过并购海外现有公司进入海外市场（新建模式）。吕萍和郭晨曦（2015）认为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分为绿地投资、并购、合资三种。此外，根据母公司对海外机构的所有权类型可以分为独资进入与合资进入（所有权模式）。是否新建、是否独资都是市场进入模式的不同视角。

2. 不同进入模式的优缺点。绿地投资是指在东道国新建一个公司，并购是指企业购买东道国本土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从优点看，绿地投资具有控制力强、风险水平高、监督成本低、长期收益高等特点（吕萍，郭晨曦，2015），此外还可以保护母公司的技术与资源；从缺点看，绿地投资尽管前期成本较低但是速度较慢。绿地投资需要管理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熟悉当地习俗、消费偏好、法律、政府以及供应商，以此来建立稳定关系，实现外部一致性，这容易失去市场机会，由于额外的生产力还会招致当地企业的报复。与此相反，并购面临的问题一是较高的前期投入金额以及兼并后的整合问题（Cording et al.，2008），但优势在于快速进入、渗透市场。

三、 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基础

1. 资源基础理论。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公司需要有效管理它们有价的、稀缺的、无形的、不可替代的资源来获得持续竞争优势，而战略选择取决于公司拥有的资源，即公司会根据资源基础调整自己的战略来开发现有优势或者发展其他优势。资源基础理论的两大假设是：一是，公司之间拥有的资源具有异质性；二是，资源不会在公司之间进行顺畅流动。总体来看，资源基础理论是解释进入模式选择的基础理论。

2. 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强调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命题在于制度环境如何影响组织行为。制度环境一般包括规则、规范和价值观，企业进入海外时，这些规范、规则与价值观会形成一种嵌入同构压力，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企业需要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习惯来获得合法性，从而提高存活率。合法性是指一个实体行为在由价值观、信念、规范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中被看作是适宜的、恰当的和可取的。制度理论成为解释东道国因素、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对进入模式影响的重要理论。

3.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视角强调垄断优势、知识传播交易成本最小，当交易特征复杂时，采用内部一体化全资子公司进入模式，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交易成本理论在解释海外进入模式选择上有固定缺陷，交易成本理论关注最小化各类交易成本，忽略了不同进入模式的价值创造能力差异。此外，交易成本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不够清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Brouthers等（2008）也认为，交易成本理论无法解释下列三种情况：进入时机的把握、高不确定未来的长期回报、投资和进入策略的灵活性。

4. 实物期权理论。实物期权理论认为可以把投资看作是对未来增长机会的索取权。根据实物期权视角，应该根据环境不确定性的发展趋势，在多种进入模式上进行权变选择。当汇率、需求、经济不确定性小时，强调内部一致化的独资模式来提高市场占有率、技术开发效率，独享潜在利益；当不确定性高时应采用合资等进入模式来实现风险共担、资源互补、交互学习。

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 Theory）试图将不同的理论并入一个通用性框架来解释进入模式选择。该理论主张：市场进入模式受到三种优势因素的影响：所有权、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Dunning， 2000）。所有权优势包括内在优势、公司特点等，可以分为两大类：资产优势、交易成本优势。区位优势即投资目的地的特点与吸引力，这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否决定将所有权优势、自身能力复制到该目标国。公司希望投资到那些拥有与母国公司互补性资源丰富的国家。区位优势包括市场规模、文化距离、投资风险、东道国经济水平等。

四、 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1. 企业因素。

（1）?M织规模。根据产业组织经济学，组织越大有助于公司克服进入障碍，绿地投资能够降低反托拉斯阻碍的概率。资源基础理论则认为组织规模越大使得公司越有能力进行兼并。赵晶和王根蓓（2013）发现，企业规模经济突出、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并购。Dadzie和Owusu（2015）证实了企业规模与绿地投资模式负相关，企业规模越大管理资源与能力越强，能够促进兼并后的公司整合问题以及更好的处理控制权问题。

（2）高管团队特征。Hambrick和Mason（1982）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与认知心理学提出了高阶理论，认为企业是高管团队的缩影，高管团队的价值观、认知基础会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绩效。以此看来，高管团队特征会影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高管团队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团队异质性，前者包括教育水平、平均年龄、职业经验、任期等，后者则是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差异化程度。

（3）技术资源。研发强度是指每年研发投入与当年营业收入的比值。具有知识与技术资源的企业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来进军海外市场。公司通过绿地投资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专利资产，防止该资产流入到竞争对手手里，降低组织竞争优势消减的概率，降低再培训成本，通过绿地投资开发这些资产的交易成本要比并购模式低。没有技术优势的组织通过并购进入模式来节约开发这些技术的时间与成本。赵晶和王根蓓（2013）证实了自主创新能力与绿地投资正相关。Klie等（2016）元分析也证实了母公司拥有的知识资源越丰富越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当对知识资源进行细分时，只有技术资源与绿地投资意向正相关。

（4）市场能力。市场资源丰富的跨国公司更倾向与进行并购，认为通过并购能够更好的实现母子公司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市场能力（广告强度）强的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营销能力，结合并购的品牌进行市场推广。而资源基础理论认为，市场能力强的母公司应该利用绿地投资进行品牌推广。吴先明（2011）认为以营销能力为主要竞争优势、获得海外市场为目标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绿地投资。Dikova和Brouthers（2016）综述中发现，有4项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另外两个研究关系不显著，1?研究结论相反。

2. 行业因素。

（1）行业需求不确定性。Brouthers和Dikova（2010）采用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行业需求不确定性会影响模式选择。在行业需求不确定性高时，应该采用绿地投资，绿地投资的前期成本较低，能够进入市场进一步收集信息。

（2）行业发展速度。新兴行业市场还不成熟，绿地投资更加合适，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后兼并更加有利于，因为兼并能够降低行业已有公司的抵制。Chen（2008）认为在行业发展速度很快或者很慢时兼并更加有效，因为兼并能够提高公司进入海外市场的速度，控制能力的扩散。

（3）行业集中度。行业集中度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行业集中高时，成立新的企业将遭到已有企业更大强度打压，绿地投资不利；另一方面，集中度高时，提高了东道国行业内企业的议价能力，不利于并购。Slangen（2011）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测量行业集中度的方式一般是最大公司占行业的比例，或者进行主观评价，未来有必要比较不同的行业集中度测量方式是否影响了研究结论的不稳定性。

3. 国家因素。

（1）国际化经验。国际化经验有助于能力与知识的积累，降低不确定性，提高识别国外市场机会的能力，同时提高处理兼并后文化整合问题。国际化经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一般国家化经验，即不针对具体国家的一般海外运营经验（Slangen & Hennart，2008）；东道国经验（Larimo，2003），针对特定国家的海外运营经验；进入模式选择经验，即以往有关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的决策经验。

一般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拥有的类似资源不再感兴趣，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来进入海外市场，赵晶和王根蓓（2013）证实了国际化经验丰富的我国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但国际化经验相比于规模经济、所有权优势对进入模式选择上的解释力很弱，吴先明（2011）也发现国际化经验对我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拥有东道国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进行兼并。Larimo（2011）发现相似的国际化经验与兼并模式正相关，不相似经验与绿地投资正相关。但是国际化经验的测量方式不同，有的采用国际化活动的时间、国家数量、海外分支机构数量、海外销售占总销售额比重等等。

（2）制度差异。制度理论强调，制度是游戏的规则，东道国的制度框架形成了交易规则，保证透明性、可预测性以及合同履行。从操作概念看，制度因素包括东道国风险、腐败指数、投资自由度、金融自由度、贸易自由度、货币自由度等指标（吴亮、吕鸿江，2016b）。发达制度下，兼并是不受欢迎的，因此，制度质量与兼并正相关。

（3）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主要是以刻板印象、民族符号的形式出现，主要源于两国不同语言、种猪、宗教信仰、社会规范不同引发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由Kogut和Singh于1988引入战略领域，并介绍了文化距离的计算方式。多数研究认为文化距离高的情境下，兼并的成本较高，绿地投资能够允许员工挑选员工，使得员工匹配公司的价值观，从而降低管理冲突的概率。对于文化距离高的东道国，跨国公司更希望通过绿地投资进入（Drogendijk， Slangen，2006），Slangen（2011）基于沟通理论，认为两国的语言沟通距离提高了技术交换、母子公司协调、监控海外分支机构的成本，在此情境下，绿地投资更有吸引力。

4. 东道国因素。

（1）东道国制度。制度环境可以通过调节机制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影响，调节机制包括法律、法规、政治和社会形态，以一种正式制度的形式影响企业进入模式，在部分国家政府是合法化的最主要参与者，而在另一些国家更多受到供应商、工会、行业协会影响，总之，东道国的正式制度越健全，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独资进入当地市场。

（2）东道国市场。对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更倾向兼并的方式，这更加直接与快速。市场需求不确定性高的地区更适合采用绿地投资，此外绿地投资适合于东道国目标子公司规模小的情境下（李善民、李昶，2013）。对我国民营企业的调查发现，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技术差距小时，我国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绿地投资，否则更可能进行并购。

（3）东道国企业。Ang等（2015）研究证实了母公司在海外进入模式选择时，会受到当地企业的影响。陈谦勤和刘言言（2014）结合银行业竞争特点分析了我国银行海外扩展的方式选择问题，在深入分析顾客转换成本、初始进入成本、附加费等因素后，认为当东道国中资企业足够多时，绿地投资将成为我国银行海外投资的最佳模式。

五、 未来研究展望

1. 整合进入模式相关理论。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资源基础理论具有情境适应性，应该进一步探讨该理论适用的边界条件（Kraaijenbrink et al.，2010）。当前解释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众多，有必要进行整合，形成统一的指导框架。例如将资源基础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结合能够提高我们对公司具体优势与产业特点对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解。此外，未来还可以从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责任等角度进行探讨。

2. 探索进入模式的潜在前因。从企业因素看，现在的研究更多的从人是理性的角度出发，而人在多数情况下是有限理性的，未来对进入模式选择中应该更多的考虑人的因素（Dikova，2012），例如高管团队、CEO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行业因素看，当前研究的样本大都是混合行业样本，未来应该对样本行业类型进一步区分，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果。从国家因素看，未?碛Ω每悸怯跋煨畔⒊嘧值钠渌?因素，如沟通差异、管理差异、人口统计学差异、经济地位差异等。从东道国因素看，目前的研究大都关注外部合法性，即东道国对新近企业的认可程度，而对内部合法性的关注不足。从概念操作化角度看，不同的研究根据不同的理论，选取的变量不同，未来应该谨慎使用新的变量，或者将已有的变量加入，探讨新变量的增益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