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篇

据我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日本《国家学会杂志》上先后发表了高桥作卫《王安石财政政策》1890年、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年、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年等；中国的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1896年、《[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年等。进入20世纪以后，作为本学科先驱者的梁启超，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济学说史；同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文中，提出“余拟著一《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接下来，陈焕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观点提问，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较早露头角的就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1）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发端的中心时期(2)，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在这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这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大量问世，同时在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都是没有的。如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3)又如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未续下卷）就是作为大学教本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4)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再如侯外庐自述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上参加论战。”(5)据上可知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已普遍开设。

当时，在西方的学者则主要进行典籍如《盐铁论》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书，似乎直到1936年才有S.Y.李的《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大纲》，这在J.A.熊彼特（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本编的计划”中提到，同时也提到了陈书，但认为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又说“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观，何况其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这比后来美国人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6）已是进步了。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是田崎仁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年）、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年）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年）等专著的问世。尤值重视的是，田岛锦治先生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并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专著即后学整理汇编之讲义。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于东洋史学或经济史学等学科之中。不过，其后学本庄荣治郎等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的开拓者。

这一时期国人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陆续问世，主要如熊梦《墨子经济思想》（1925年）、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年初版）、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年）、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年）、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年初版）、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年初版）、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年）、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说》（1935年初版）、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年初版）、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年）、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1939年）等等，这在此前未见；1949年以前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问世的。(7)

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其自序为学目的是“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 “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的努力。该书有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任，“固舍君莫属也。”(8)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西方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10）。日本著名经济史家泷本诚一1931年出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11）当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唐庆增本人即是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的。那时，国人不满足仅仅“引进”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创始的重要基础。（12）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此研究的中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而非历史学，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我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主要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研究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振兴中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史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材料中爬梳、收集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但到30年代末期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破坏等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发展后期的代表就是《通史》），就是胡寄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3卷本，从1962年至1981年出齐，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4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此外，1964至1966年间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3卷本陆续出版，作为高校的授课教材（此后多次再版）。与此配套的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3卷本，因“文革”而停顿，到1982年才面世。“文革”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3卷本，同样作为高校教材自1978年至1983年出齐，研究时段拓展至“五四运动”前（此书近年也在修订再版）。到此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很大发展，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5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70余万字，其余待续。另外许多成果问世，汇聚而成1980至9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后期的高峰。（13）

更为重要的是，多所大学逐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本科教育以外，从60年代起北京大学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到70年代末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是最早设有博士学位的学科点之一。全国有4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授予点的“学术堡垒”，即以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为主要学科带头人的学科点，他们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全国四大博士点的开山人（胡、巫两位均以九旬有余的高龄回归道山）。1980年代即已培养出了一批本学科最早的硕士和博士，此后更有大发展。近年，在教育系统中国经济思想史又与外国经济学说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合并为经济思想史，成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多所大学具有经济思想史博士点。

上述四个学科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又形成了各自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复旦大学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要突出重点，个人专史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贯通。

透过本学科长年的研究历程和学理分析，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以抽象概括出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中国学”（亦称“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对“中国学”有着特殊意义。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在世界经济史学中独具优势，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跨学科性质，且更年轻、更有理论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或文化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这是颇受广泛重视的问题），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将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总结和提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的基础性质，在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并有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作用。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经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代化发展起著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上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奠定理论基础，也能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历史和经验借鉴。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80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而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之长，不仅有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价值，而且有着诸多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以作用于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14）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努力；尽管基础研究工作在现今确有很大压力，但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将越来越得到证实。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色与发展前景的学科，企盼更多的学者投身本学科的学习与研究，共同推进本学科及中国经济史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

注释：

（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76页。

（2）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等。

(3)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4)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5)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6)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人的著作中对此都有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成果予以有力回击，《通史》就是最好的证据。

(7)据我统计解放前相关论文约五百余篇，多为1925年以后问世。

(8)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赵序》、《李序》。

(9)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第362页。

（1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11）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应当说明，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认为“那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12）据我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等。此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拙作《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英文版“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Social Sciences in China，No.4，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2篇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著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著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著、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著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著《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著、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著《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

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著《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著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著。……著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著《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著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著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著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著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著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著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著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著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著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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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著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著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著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著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著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著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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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著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著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著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著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著述，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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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著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著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著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著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著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著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著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著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著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著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著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著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著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著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著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著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著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著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著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著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3篇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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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

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有的优势在未来学术发展和深进中的价值与意义是很有必要的。实际上,无论是

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

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都蕴涵、汇聚、凝成了丰富的“

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经验与经济理论;而不同历史时段的经济学术研究与发展汇

集成一部系统的中国经济学术史,亟待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也是我国经济学新世

纪学术发展的基本前提与必要基础。

创新的前提就是对前人的成就进行总结与研究。开展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术

史研究,这在国内外尚属开拓性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此研究

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跨学科性质,具有学科发展的前沿性和基础性意义,对中

国的经济振兴和现代化发展必将产生促进作用。

二

中国经济思想史惟有在中国大陆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具有突出的

跨学科特性,关涉经济、哲学、历史,又及社会、文化诸领域,研究自古及今中

国经济思想和学说理论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若以1949年为界,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时期──“发端期”与“发展期”。发端期以20世纪20—

30年代为中心,早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发展期以20世纪80~90年代为重心

,上则可以回顾50至60年代;还可以进一步将发展期的这两个时期称为“发展前

期”和“发展后期”。

据笔者长年来的考证,世界范围内最初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是中国和日本

的学者。早在19世纪末就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着作如许楣《钞币论》道光二

十六年(1846)古筠阁本、陶煦《租核》1884年成书,光绪已未(1895)聚珍本

、陈炽《续富国策》豫宁余氏重校本(1897)等。论文主要有1890年马建忠的《

富民说》,同年日本的高桥作卫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王安石财政政策》

,此后,该杂志先后发表了石渡邦之丞《孔教的经济思想及其政策》(1893)、

田岛锦治《论中国上古的地租》(1894)等论文。与此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则

有陈炽《〈续富国策〉自叙》(1896)、梁启超《论金银涨落》、《论加税》

(1896)、《〈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那时还

没有形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样的学科,所以称之为“相关研究”。先有相关研究

成果面世,经过逐步发展与整合,后有独立学科形成,这在学术发展史上应当说

是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由于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的特殊性,对此学科的

创始进行考证虽有难度却很有价值,尤其能为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提供基础性分

析的重要个案。①

进入20世纪以后,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而且学科性质

在不断加强。相关资料书《皇朝经世文编》连续出版了续编、新编等,作为中国

经济思想史先驱者的梁启超,于1902年写了《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介绍西方经

济学说史;同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提出“余拟着一《

中国生计学史》”,“以与泰西学说相比较”。所谓“生计学”即经济学。当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高桥作卫着、陈超译《王安石新法论》(1902)、后

又出版了康有为《 金主币救国议》(原名《币值论》)(1910)。接下来,陈焕

章《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1911)问世,这是迄今知道的最早的英文着作,是

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得到该校F.Hirth和H.R.Seager等教授的好评。据胡寄

窗先生说《美国历史评论》称之为“破天荒的成绩”,后来哥大对中国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答辩还常以此书中的论点提问,不过胡老把该书出版时间误为1912年。

②中国经济学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就有中国经济思想史,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此后,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有所加强,1912年康有为的《理财救国论》刊出,东瀛

的涩泽荣一不久后出版了名着《论语与算盘》东京东亚堂书房(1916),荷兰的

卫士林(G.Vissering)着、杨冕译的《卫士林中国货币论》由上海泰东图书局

1917年出版;同年孙德全自刊所着《经济纪要》(1917)、次年天津经济学会出

版章宗元《计学家言》(1918)。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中日学者为主

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有了一定规模,这为该学科的形成与发

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系统研究发端的中心时期③,

时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学术思想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强盛国力抵

御外侮和建设国家发展经济的现实需求,推动和促进了实业发展与理论探索;西

方经济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经济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参照;

掌握西学理论又致力于献身本国发展的一批留学生归国,成为探索本国经济学的

中坚,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学独立分支学科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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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年来相关科研已立项,如笔者主持的课题《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研究

》等。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476页。

③ 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发端期,包括世界范围内的情况请参考拙作

:《1920 —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载《中国研究》(东京)1995

年12月号、1996年1月号; 英文版见 Edited by Aiko Ikeo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East Asia, Routledge Press, U. K.

1997.pp35-54。此后的发展参见James.L. Y. Chang: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Overview and Recent Work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9:3,1987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载《经济学动态》1993年第4期;拙作《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

状与课题》(岸本美绪译),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号,1994年等

。

础上发其端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形成或创立的主要标志至少有二,一是这

一时期系统性研究成果集中而大量问世,并且明确命名为“经济思想史”;二则

是同时在我国南北方约有十余所大学中先后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这些此前

都是没有的。迄今知道的我国最早以“经济思想”命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着作,

是1925年北京志学社出版的熊梦着《墨子经济思想》。一般认为较为系统性的成

果则是甘乃光1924年写、1926年1月出版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作者在其《自序

》中说此书是他“在岭南大学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①此后着述逐渐

多了起来,但有重头学术性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

史》上卷(未续下卷),这是作为大学教本问世的。其《自序》说“民十七年春

,应友人徐君叔刘之约,在交大担任此课,乃着手编着。……着者在沪上及南京

各校,担任此课,先后达三四十次……。”②他先后在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浙

江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在我国北方的大学中

也有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的,侯外庐自述说1931年“我在哈尔滨法政大学任

教,开设了一门‘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写了一部研究性质的讲义”;又说“

但我在此时,除了在北平几所大学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之外,并没有直接在报刊

上参加论战。”③近日,得叶世昌先生惠赠新着《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导

言”提到1920年曾在北京大学讲授相关内容的课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中

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当时在南北方大学中已较为普遍地开设,而作为知识传授的大

学课程,必以基本定型的学理和一定的经验积累为前提。

那么,国外的情形如何呢?那时在西方的学者主要进行相关典籍如《盐铁论

》等的西译工作,专着继前述陈焕章书之后,美国人耿爱德(E.Kann)写了《中

国货币论》,此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了蔡受百的中译本。再有,1936年

李肇义在巴黎有法文版着作《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主要学派及其对重农学派学说

形成的影响》面世,系作者留学法国第戎大学的博士论文,这在J.A.熊彼特

(Schumpeter)《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第2编中

有提及,同时也提到陈书,但认为这些都还不是“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

着作”;又说中国“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着作的”。此评价未必客

观,何况所评论的对象似乎未含中日文着作。但是,即使如此比起后来美国人

H.C.泰勒(Taylor)在《东方的经济思想》中所说的“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

东西足可与西方中世纪经院学者们所作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④已是进

步了。

日本学者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开端期的主要贡献有田崎仁义《中国古

代经济思想及制度》(1924)、田岛锦治《东洋经济学史──中国上古的经济思

想》(1935)和小岛佑马《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1936)等专着和多篇论

文。田崎先生是经济学博士曾留学西方,回到日本后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学及思

想制度,出版了许多着述并到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但就时况而言其研究中国的

动机值得分析。小岛先生则是着名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以研究中国思想史着

称,他是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30年代末出任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所长,他同时对法国社会经济思想有着颇深的造诣。田岛先生也是留

学西方并供职于京都大学的名教授,如上所述他在1894年即发表相关论文。尤其

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京都大学经济学科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着作即其后

学本庄荣治郎等整理汇编他的讲义而成,而本庄先生后来则成为日本经济思想史

和日本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可以成为是我们研究中日两国经济史学源

流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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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自序》。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

③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24页。

④ 《美国经济评论》1956年5月号。泰勒的武断不实之辞也从反面刺激着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者们不断努力,胡寄窗、巫宝三、赵靖等先生的着作中对此均有

提及,并都以实实在在的多卷研究成果予以了有力回击。

重要线索。可惜日本至今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独立学科,研究者分布

于东洋史学、中国思想史或经济史学等相关学科之中。日本经济思想史(属于经

济学学科)的研究肇端约在明治时代而有较大发展则也在近20年来,他们对中国

经济思想史的关注则更是近期之事。①然而,直至今天以东洋史学为主的日本学

者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没有停过步,仅以着作为例,不同时期的主要着作

就有原富男《中国经济的源流》(1941)、穗积文雄《先秦经济思想史论》

(1942)、出口勇藏《孙文的经济思想》(1946年)、上野直明《中国经济思想

史》(1971)、桑田幸三《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井泽弥男《春秋战国

的经济思想》(1987)、依田熹家《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1990)

、中村哲夫《试论孙文的经济学说》(1999)等,后几部书有的我们还出了中译

本——这是后话。

20世纪20~30年代,国人相关研究明确以"经济思想"命名的着作已不鲜见,

这在此前是未有的。当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如前述熊梦《墨子经济

思想》(1925)、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以及李福星《孟子经济思

想》(1926)、岭南大学经济学会编《中山经济思想研究集》(1926)、李权时

《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熊梦《晚周诸子经济思想史》(1930)、马君

武《中国历代生计政策批评》(1930)、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

(1931)、李权时《现代中国经济思想》(1934)、赵可任《孙中山先生经济学

说》(1935)、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 、黄汉《管子经济思

想》(1936)、戴锡琨《中和经济论》(1936)、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

史》(1939)、文公直《泰西经济思想史》(1939,附录:中西经济思想历史之

比较)等等,其中许多书还再版多次。另外,据笔者大约八年来的爬梳考证1949

年以前共约有五百余篇相关,其中绝大部分是在1925年以后发表的,此

前不足十分之一。

在这些成果中,前述唐庆增的着作可认为是当时的最高成就。他有家学渊源

,后留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和西洋经济思想史,1925年归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并开课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其自序治学目的是因“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

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

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他要“为

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而努力。该书有

马寅初、赵人俊、李权时三篇序言,都提出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光辉灿烂,很有研

究之必要;而要整理国故以创造中国的新经济学,则学贯东西的唐庆增可当此大

任,“固舍君莫属也。”②唐书分为十编,阐述儒、道、墨、法、农各家及政治

家、商人和史书的经济思想,并设专章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对西洋各国的影响。通

过比较,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并认为“中

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③关于我国经济学说发达于

西方在当时是较为通行的时论,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10月在上海的演说中就讲“

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④。日本着名经济史家庆应大学教授泷本诚一1931年出

版《欧洲经济学史》,其“附录”谈法国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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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情形很相似,1983年(晚于我国3年)日本经济思

想史成立全国性研究会,对此后的研究工作很有促进。笔者十几年来注重开拓中

日经济思想研究,已有一些着译成果问世,任日本学术振兴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研

究员期间曾参加该会及相关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曾派出经济思想史访问

团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东亚社会经济思想与现代化研讨

会,与会学者中有6 位日本学者,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历史上的首次国际会议

;1995年在东京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参加国发展到包括欧美的8 国。近期该研究

会新一代领导者拓展科研,2003年3 月以早稻田大学教授川口浩为首的8位学者首

次组团出国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我们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经过多方

努力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并正式开展合作研究。需要特别提及,武汉大学

严清华教授在开展中日经济思想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

② 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马序

》、《赵序》、《李序》。

③ 同上书,第362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0页。

的思想根源,提出“西洋近代经济学的渊源在于中国的学说”。①需要指出,当

时已有大量西方经济学着述中译,不能认为国人不了解西方学说而妄自非议,再

如唐庆增本人作为留学哈佛大学习学经济专业的学者,对西方的经济学应当是很

了解的。那时,国人并不满足仅仅“引进”外国的经济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的

传播和西方经济学的传入,而是还要“创造”本国经济学以促进和指导当时蓬勃

兴起的经济建设,这也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的重要基础。②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伴随本国经济大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始开研究的中

外学者基本上都是经济学出身,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通过考察,可以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特点有五:

第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先秦与当时。先秦是中国经济思想的渊源与高峰

,百家荟萃诸子争鸣,此后却被认为是渐趋衰落“无大研究之必要”了;而研究

当时则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经济学说为主,以求直接为光大中华振兴实业发展经济

的现实需要服务。

第二,研究基本上是依循中国思想史划分的主要学术流派来进行研究的,研

究方法则主要借鉴和采用历史学与经济学的方法,还不能抽象出中国经济思想自

本身的理论方法。

第三,对先秦为主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进行了发掘,在大量历史着述文献

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本学科的基本资料,奠定了本学科文献史料学的初步基础,

并为此后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第四,集中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开启了中国经济思想

研究的新的一页,并为本国的经济学术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经济学说理论的总结提

炼打下了基础。

第五,在全国多所大学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普及相关的知识、培养学

术人才,使这一新学科的形成初具规模。然而到3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争等

原因,本学科的发展很有限。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有了“质”的飞跃。从1949年到

1966年“”前的17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发

展时期,这一时期还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50年代和60年代(“”前)。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着作主要

有许涤新《经济思想小史》(1950)、《官僚资本论》(1953,日译本);王亚

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54)、《半殖民地经济论》(1955,日译

本);侯外庐主编《中国历代大同理想》(1959)等;成果的国外译介这在此前

还是不多见的。此外较为突出的是文献学工作,如《盐铁论》、《吕氏春秋·上

农》、《管子》等古籍的校注释译以及编辑《中国大同思想资料》(1959)等基

础工作。最为重要的是,1956年“中国科学院十二年规划”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巫宝三先生牵头制定科研规划开展本

学科的研究,并在1959年出版《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及政策资料选辑》(1840—

1864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料选辑而是具有研究性质的着述,可以认

————————

① 有关此问题可重点参考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版。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法国重农思想导源于中国之说,认为"那

是太牵强附会了。"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

298页。

②
据笔者迄今看到的材料,西方经济学的传入最早大概是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

实腊(K.F.A.Gutzlaff)编译的《贸易通志》,介绍西方商业制度和贸易情况。

此后主要有清同文馆1880年以《富国策》为名翻译出版H.Fawcett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momy;1886年海关总 税务司署出版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momy名为《富国养民策》等。再后,西文及日文经济类书的中译以

及中国人的自着大量增加,篇幅所限此处不赘,请参考前述拙作《1920—30年代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分析》等。

为是5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代表作。整个50年代中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约有

120篇,研究对象依然主要是先秦诸子并发展到近代思想家。随着新时代学科研究

的发展和诸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等理论探索的深化,中国经济思

想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倾向:一是开始对学科本身进行研讨,如李宗正《关于中

国经济思想研究上的几个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9期);再一个是探索学科

理论问题,如罗根泽《古代经济学中的本农末商学说》(《诸子考察》人民出版

社1958年);另外就是研究内容向汉代及中古拓展,如日本学者板野长八《司马

迁的经济思想》(《北大史学》1951年第1期)、在台湾的学者陶希圣《北宋几个

大思想家的井田论》(初版)(《宋史研究集》第1辑1958年)、刘绍辅《陆宣公

及其经济思想》(《民主》1957年第12卷9期)等,大陆学者这方面的工作还

不是很多。

进入60年代以后,尽管只有短短6 年就开始了“”,但学科建设与研究

成果的数量质量都相当可观,实现了真正的学术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飞跃”

。主要着作有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1960)、友于《前汉时期的重农学说

》(1960)、叶世昌《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货币学说》(1962)、胡寄窗《中国

经济思想史》(上、中1962、196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上、中、下1964~1966)等。短短几年时间论文就有约180篇,而且不少都很有

份量。大陆研究的突出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原理为

指导。胡着3 卷本(下册1981年才出齐)代表当时本学科的最高成就,其筚路蓝

缕的之功得到公认。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无论从研究时段之长、内容

之广、材料之博还是科研的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而言,都是此前同类着作无

法比拟的,因此也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较为系统的研究专着的开

山之作。其最主要贡献有三:首先是系统发掘、整理了自上古至19世纪中叶有关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史料,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是运用经济学主要

是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思想,探索本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再

次是创建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基本框架,并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进行了

阶段性的特征分析。与此同时,标志本科学发展水准的另一指标,是多所大学逐

步开设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综合大学经济系教学

计划,正式将中国经济思想史列为必修课,以后扩展到非综合性大学等,而且在

本科教育以外,60年代起如北京大学就开始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生,培育高

级专业人才。

此后,众所周知的“”开始,学术研究基本停滞概莫能外。直到70年代

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思想史十余年有文总共不足200篇,而大陆除极个别

有价值外绝大多数都是“大批判”文章少有学术性难称“论文”。这一时期海外

的研究继续发展,专着主要有台湾韩复智《两汉的经济思想》(1969)、周金声

《中国经济思想史》(全4 册,1970)以及前述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1971)、《中国经济思想史论》(1976)等。

“ 改革开放”带来“科学的春天”,更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

“腾飞时期”。1978年叶世昌等先生牵头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下

1980、中1983)付梓;接下来陆续面世的有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

想史》(修订本,上、下1980)、与之配套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

上、中、下,1982)、赵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1983)、《中国古代

经济思想史讲话》(1986)、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全3册,1982~1984)等;台湾侯家驹《中国经济思想史》(1982)、《先秦儒家

自由经济思想》(1983)也很有影响。这时,一个新动向是国内出了英文版着作

,胡寄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1981中文版、1984英文版),这在

本土出版史上尚是首次。同样学贯中西的巫宝三、赵乃抟等学者致力学科理论与

思想资料工作,先后出了《经济思想史论文集》(1982)、《中国经济思想史论

》(1985);《披沙录》一(1980)、《披沙录》二(1986)等;文献方面还有

陈绍闻主编《中国古代经济文选》(全3册,1982)、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

着选》(1984)等,特别是巫宝三主编的大型项目《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

(先秦卷,上、下1985),以及对古代希腊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经济思想资料的编

辑,开启了本学科史料学的深化与拓展新时期。另外专史着作如周伯棣《中国财

政思想史稿》(1984)、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1986)、叶世昌《中国

货币理论史》(上1986,下199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1986

)、刘含若主编《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1988)以及上海社科院《秦汉经济思

想史》(1989)、姚家华等《商业经济思想史》(1989、)巫宝三《管子经济思

想研究》(1989)等出版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论文的质量数量

都远超此前,限于篇幅不再列。

综括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理论探讨逐步深入,主要是

从学科基础上讨论研究对象、方法和体系,尤其是理论方法的研讨推动了学科建

设与发展。二是人口思想史、货币思想史、财政思想史、经济管理思想史等“分

支”迅速发展起来,并将传统文化与现实结合“古为今用”成为一大特色。三是

开展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如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简编》

(1988)等,构成自古及今的学科研究体系。四是成立全国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会(1980),成为同行交流与合作的组织保障,标志本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五是随着本学科教育的进展,多种相关教材问世,有利地促进了学

科知识的普及和人才的培育。六是国家施行学位制度,中国经济思想史作为最早

的博士学位点之一,导师胡寄窗(上海财经大学)、巫宝三(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靖(北京大学)、叶世昌(复旦大学)等不仅很早就培育硕士而且其中80年

代就培养出本学科最早的博士,如北京大学张鸿翼(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叶

坦(1988)、鲁奇(1989)、北京大学郑学益(1989)等,成为学科中坚。

上述四个博士点除了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许多共性外,均形成了各自的学

术风格和治学特点。概括说来,上海财经 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比较重视比较

研究,胡、巫两位先生早年都留学西洋,具有外国经济学说史和中西比较的功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还发展到以中国为主的东亚研究);但前者的系统性研究

以个人专着为基点,注重研究的理论性与贯通性(近年上海财经大学在新中国经

济思想史的研究方面成就卓着);后者则以源头资料发掘为基础,以集众人之长

为特征,专着亦采用“剑桥史”式的合作方法,突出研究机构的学术风格。北京

大学以教学和科研有机结合为特色,写书育人成才着书,近些年重点是在赵靖先

生领导下毕业的“子弟兵齐上阵”搞《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丰碑高耸。复旦大

学叶世昌先生提倡“史料学”基础,着作兼有科研与教学结合之长,合着简明扼

要突出重点,个人专着如货币理论史、人口思想史、市场思想史等深入细致古今

贯通。

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思想史

的教育科研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高峰时期。仅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就有谈敏、

陶一桃、高文舍、戴金珊、欧阳卫民5 人。据笔者统计,迄今共有研究着作约500

部,其三分之二是近20年出版的;尤其进入90时代以来新人新着如雨后春笋,研

究领域也有很大拓展,学术性、理论性和系统性、开拓性成果明显增加。科研的

显着特征,一是现当代经济思想史特别是领导人的经济思想成为科研“热点”,

已有着作80余种,文章更是蔚为大观(其中许多属于党史研究等)。主要如

武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丛书(多卷本,1993)、胡寄窗、谈

编《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 )》(1997)等,还有很大部分是研究

、邓小平等领导人以及当代着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同时历史人物的经

济思想研究也在加强,如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1995)等。二是对以前

较为薄弱的领域如建国前30年经济思想研究和经济发展思想、市场经济思想等开

展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问世。三是前述类别或专门史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

展,如郑学益《走向世界的历史足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研究》(1990)

、马伯煌等《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

》(1994)、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1997年)、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

想史》(上、下2001)等。四是断代性成果面世,如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

于宋代的考察》(1991)、唐任伍《唐代经济思想研究》(1996)、巫宝三主编

《先秦经济思想史》(1996)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深入化。五是理论性研究加

强,如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张卓元主编

《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台湾还召开“经济思想史与方法

论研讨会”。六是“学以致用”或“古为今用”形成风尚,出版了多种经济管理

思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及海外华人经营研究等着述,如杨承辉:《中国古代经

营管理思想研究》(1996),朱家桢、叶坦主编《诸子百家与企业管理》丛书(6

册1999)。七是展开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如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

渊源》(1992)、严清华《中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究》(1996)、叶坦

《石田梅岩的经济思想与儒学》(1998)、两岸学者举办“中西方经济观与现代

化”研讨会(1998)、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2002)等。

八是近年来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不一定是本学科的)选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

及相关内容的明显增多,证明本学科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最后,必

须申明代表现今本学科系统研究最高成就的,是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4 卷本,初版1991~1998;修订本2002),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840纵贯四

千余载,洋洋180万言,研究撰着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自问世

以来颇受关注已有不少评介文章,笔者有长文可参考在此不赘。①

四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步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有发展契机也

面临严峻挑战。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理论深进的基础与要求,后者则是轻视基

础研究和注重实用与利益的诱惑。无庸讳言,一方面是可观的发展趋势,另一方

面则是难言的尴尬境况。前者除了前述的成就还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例如

教育方面经过近年的调整,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及外国经济思想史合

并为“经济思想史”,有利于研究领域的拓大和比较研究的开展,而且2003年新

增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的5 所大学也可招收本学科,再如福建师范大学新增

了二级学科博士点“经济思想史”。目前,前述原有4个博士点外,浙江大学、厦

门大学理论经济学和云南大学专门史均招收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生;招收硕士生

的除了所有博士招生点外,主要还有西北大学、山东大学、东北财大、中南财大

、西南财大、武汉大学、河北大学等。所谓尴尬则主要是有的单位研究队伍青黄

不接经费困窘几近濒危,与发展要求极不相称亟待改变。

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学科特性才能明晰其价值与趋向,这正是学术史的意义所在

。 透过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理内涵,结合新世纪学术创新和发展的趋势,可

以抽象概述中国经济思想史主要具有以下独特的学科优势和发展前景:②

——————————

① 参见拙作:《二十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鸿篇巨制──评〈中国经济思想

通史〉(修订本)》,载《燕京学报》新14期,2003年5月。

② 近年来,笔者先后就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特性与优势写了一些探讨性文章,

如《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创新探索》,载《社会科学报》1997年7月24日

;《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会议论文·北京.1998.8)、《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修

改稿)载《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等,可资参考。

1、本学科惟独在中国是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并具有跨学科性质,其边缘性、交

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它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新世纪的学术发

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更加“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

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而本学科具有学术创新的特有优势。

2、我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科成果中,传统的“汉学”(或

“中国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及今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

史,最具学术与现实紧密关联的特性,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方法均有着特殊意义。

就经济史学 而言,中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是相辅相成的“双翼”居世界经济史

学特殊地位,而后者更具理论性和综合性,且更年轻从而更有发展前景。

3、惟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中介”,经济思想史

研究直接产生并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非其它间接性的宗教、文化或伦理

的研究可比。惟经济思维与观念是经济文化的接点和核心,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

发展的内在而有机联系的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与伦

理的关系,更有着探索“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实践的专长,而这些都是新世

纪的学术热点。

4、本学科具有积淀“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说和理论基础的性质,在汗牛充

栋的文献资料中保存了较世界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具有总

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这

些对于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等都有重要

作用,需要认真发掘研究。任何外来东西只有与“本土”结合才有生命力,任何

现况都有其来龙去脉,注重传统与现实的联系必不可少,否则就有“无源之水”

之虞。

5、本学科不仅具有经济思想史的一般特征,还有其特别意义。众所周知,经

济学是西方的东西,而东亚地区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传统

时代早于西方几千年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的传

统或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这在东亚各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现今的现

代化发展起着作用。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

,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

史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参照。

6、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学说史大抵仍无中国甚至整个东方,这与我国乃至整个

东方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

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独有优势,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作为发

展中国家,中国更是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

7、本学科具有发展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基础。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不断面临“时”与“空”发展的挑战

;而中华文明漫长岁月蕴聚了先进而丰富的经济思想与理论,现今的经济改革更

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能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又能丰富发展经济学

的理论基础。

8、本学科具有全方位、多视角等系统研究特长,可以打破旧有学科或专业界

限,丰富和发展中国学术如历史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学科的基础,而且

颇具实践意义,如先进的管理思想与经验的总结可作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

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

究,可以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

济思想在本民族族群域外的延伸与演化的考察,可以成为华夏文明演进和开展海

外华人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此等等,对于中国经济文化在新世纪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将越来越显现其强劲生命力。

这些年来,本学科学者在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了许多创

新的努力,从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个案研究中,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

思想史的学理价值与发展优势。祈望学界同道尤其是青年学人用心关注这一独具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4篇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5篇

历 史

经济史首先是[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

历史研究(不是写历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识不清楚的历史实践， 如果已认识清楚， 就不要去研究了。 因此，实证主义是不可须臾或离的治史方法。19 世纪末期以来反对实证主义的议论，都集中在历史认识论上。我以为， 应当承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相对性(卡雨)、性(克罗齐)、思想主观性(柯林伍德)， 但都可归之于[认识还不清楚]， 需要再认识。历史需要没完没了地认识， 否则历史学者都可下岗了。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真实，史料考证非常重要。50年代史学革命要打倒历史主义，代之以[的史学]。结果出现了模式论、逻辑实证主义和包含目的论、决定论的历史研究法，我看都不足取。

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史学本来有实证分析(positive analysis)和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is)两种功能。作实证分析时要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它产生或运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可怨天或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是用今天的价值观， 不仅评论当时效果，还包括它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但不要苛求古人。

每个人都有自已的历史，即世界观和历史观。但只应作为思维方法，而非推理根据。[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说明历史的方法](列宁)。我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维方法，前句是说经济的发展应与界相适应，后句是说要有意义地考察中国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经 济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就是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没有一个古 今 中外都通用的经济理论。[史无定法]， 需根据时空条件、问题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理论作为分析方法。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可以略去或不变，否则不可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空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对待[经济人]这个假设时，还要从社会和文化传统上来规范它。

经济史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计量，乃至模糊数学；有时比较值更重要于绝对值，这是史的特点。回归分析要谨慎，例如不少于十个连续数据。除非当代史，我不赞成用模型，也不赞 成用反拟法(counterfactual)。

经济史利用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经济分析，但应指出更复杂的历史条件，提供社会制度、文化习俗等广阔的视野。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它的流。

制 度

任何经济都是在一定的制度保障下运行，才能持久。制度机制着经济的有序运行，要有稳定性；但历史上也常有变迁，尤其像田制、赋役制度、劳动制度等。这种变迁是不可逆的，表现历史的进步。但也会出现反复和逆流，造成停滞和倒退。一般说，生产和(或)交换的发展要求制度的革新，而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制度的良窳决定经济的盛衰。

近代经济史是研究传统经济向化经济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新的(现代化的)经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种的经济因素，不仅要求有一般制度的革新，还要有体制上的(systematic)以至根本性的(constitutional)变革，才能完成(以化为标志的)转变。这是西方从重商主义到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交往与生产力]的理论。(该理论认为16世纪交换和世界市场的扩大，引起商业制度变革和革命，最后导至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载《德意志意识形态》。)

我认为，我国在16、17世纪已经产生了现代化的经济因素或萌芽，也有了赋役、租佃、信雇工等制度一定的变迁，但由于一元化专制统治的牢固和18世纪的众多逆流，未能引起体制的和政治的制度变革，因而未能实现工业化。

社 会

和制度变革，必然引起结构、群体组识和行为的变迁；同时，体制度和的变革，需要创新集团和社会群体两种力量，才能实现。

近代经济史无力整个社会，主要是考察人中与分业(土农工商)、宗族制度、等级制度、乡绅和社区组织、消费习俗等变迁，这些变迁反映社会化的趋向。

应注意到，经济变迁与社会变迁不是同步的，因为还有其他因素。经济史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最大的是政府和文化两项。封建政府对促进经济发展和障碍社会现代化的效率都远大于西方中西方中世纪王朝。

文 化

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制衡(conditioned)有变重含义：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变革往往不能持久(如人民公社)；另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种先导上称之为[启蒙]。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6篇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毛泽东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中特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7篇

 

1918年，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对社会学课程做出重大调整，把“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列入中等统一劳动学校(针对八、九年级学生)教学计划。当时的媒体指出，此举满足了学校“被抑制的”需求。在“知识型学校”拥护者的努力下，十月革命前有限地秘密渗透到旧式学校的常见的科学知识成为教育资源。

 

我们不过多地叙述这次改革的思想家的观点。这些思想家把生物学(确切地说，提倡其“转变论”观点)、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构成完整课程链条不可或缺的文化哲学结合到一起，旨在向学生们展示人类文明的全面依存关系。本文着重探讨这个链条上的一环——政治经济学，准确说是劳动史，因为改革发起者恰恰如此命名这门课程。新式学校的支持者们认为，作为关键环节，政治经济学“除了分析劳动组织形式以外，还应当成为阐述人类社会合乎规律的总体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性科学”。

 

劳动史教学大纲引人关注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政治经济学被列为学校教学内容，革命前只有由八个年级组成的商业学校可以讲授这门课程。教学大纲在劳动史教材之后出版，而且引发广泛争议。当时，改变课程名称不仅是为了迎合革命浪潮，而且拒绝使用旧名称盛极一时。笔者认为，术语创新和教学探索是科学变革的前奏。以学校的劳动史课程为例，可以明显看到经济学内容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后来这些变化影响到列入经济学的课程的地位。

 

1918年劳动史已经列入教学计划，但一年以后才配备教学大纲。这一年是在教育工作者的探索中度过的。1918-1919学年在彼得格勒统一劳动学校任教的c.r.洛津斯基证实，在探索过程中，针对劳动史课程，人们至少提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史等同于政治经济学：第二种观点把新课程视为物质文化史的一部分——劳动工具史：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劳动史属于世界史分支，是经济史的组成部分。

 

教学大纲编写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他们在大纲说明中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放弃科学界业已形成并为教育界所接受的经济学划分方法。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人为地将经济学划分为“政治经济学”、“经济生活史”和“经济政治学”。大纲编写者认为，经济学的分化违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认知。这种情况下，科学认知意味着以历史的观点看待事物。如果以前“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主要是描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在新形势下“必须事先向学生介绍以前的发展阶段”。

 

大纲编写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出不同界定。他们表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劳动组织形式，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为“探究劳动组织形式发展规律的科学”，或简称“劳动史”。

 

编写者认为，大纲的重点是让学生们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确定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编写者)把劳动组织形式发展过程本身列为叙述内容，意在通过历史性叙述使人们更易于理解相关概念。”

 

为了更好地认识政治经济学内容和研究对象发生变化的原因，应扼要介绍大纲编写者的观点。

 

大纲的说明无可争辩地显示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马利诺夫斯基)(1873-1928)的思想对苏联早期教学大纲内容的影响。笔者发现，正是他的《经济学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入门》和《政治经济学教程》(与N.N.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合著)等著作不再把经济学划分为政治经济学、经济政治学和经济发展史。我们认为，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关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劳动关系的学说并没有涵盖这一学科的全部内容，其中还应该包括从历史角度研究的生产、占有、交换和分配形式。波格丹诺夫恰恰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生活方式发展史进行阐述，同时分析了按照历史起源列为叙述内容的经济范畴。

 

鲍里斯·亚历山德罗维奇·芬格尔特(1890-1960)显然是波格丹诺夫思想的传播者和大纲说明起草者。他是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人文评审委员会(由A.B.卢那察尔斯基组建)成员，1919-1922年曾担任第一师范学院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这一推断为以下事实所证实：第一，劳动史教学大纲和社会学教学大纲的封面相同：第二，劳动史教学大纲说明以较大篇幅阐述两门课程的相互关系。此外，教学大纲发行不久，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办的《教育学报》杂志刊登了芬格尔特的文章，题为《新旧学校中的社会学》。该文部分地原文引用大纲说明，且未注明出处。

 

1921年彼得格勒省人民教育局教育工作者培训处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波格丹诺夫著)的序言正是出自芬格尔特之手，尽管署名时他隐去自己的姓名，代之以“彼得格勒省人民教育局教育工作者培训处评审委员会成员”。这篇序言不仅再次构建了我们熟悉的、研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相互关系规律的课程链条，而且明确指出波格丹诺夫“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唯一符合要求的科学。这种要求源于政治经济学在劳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谈到劳动史，我们实际上探讨的是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政治经济学。后者的主要特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材料分析方法——在大纲说明中均有体现，但在大纲中却未提及。据此推测，大纲说明和大纲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人文评审委员会另一位成员、俄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1868-1927)看来是政治经济学大纲的编写者。他曾直接参与历史教学大纲起草工作。

 

H.A.罗日科夫参与劳动史教学大纲编写工作的最有力证据是评审委员会所有成员中只有他具备编写大纲所必需的学识、经验和专业技能。早在革命前，罗日科夫就是权威的经济史专家，而且1901年出版了《俄国史教材》。在该书中，他尝试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从经济学角度为中学生讲述俄国史。《教育》杂志评论员指出，罗日科夫基于一定的经济理论提出完整观点是一种新奇和独特的尝试，但当代读者，无论学生还是老师，没有做好接受教学材料的准备。评论者认为，既然作者(罗日科夫)打算借助“理论公式”叙述历史，那么他应当先向读者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因此，评论员提出了在中学讲授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问题，主要原因是已经按照经济学理论编写教材的历史学需要经济学知识。

 

罗日科夫会无条件接受波格丹诺夫的全部理论吗?罗日科夫认为这些理论有何吸引人之处?他认为应该作出哪些修正?

 

开始编写教学大纲之前很多年，罗日科夫为191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一卷(A.A.波格丹诺夫与N.N.斯捷潘诺夫合著)撰写书评，其中部分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以自己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奠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坚实基础，摒弃了资产阶级的庸俗成分。马克思的追随者应该坚持不懈地对过去和现在进行专门的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理论，依靠重新出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著作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把这些研究成果结合到一起。罗日科夫认为，波格丹诺夫和斯捷潘诺夫的著作恰恰是综合叙述这类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有意义的尝试。

 

这类研究成果的综合叙述应该让学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在经济(劳动)活动过程中最典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因此，劳动史不涉及事件、人物、地理和民族特点等。罗日科夫认为，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个别历史，可以得出有价值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结论，即科学归纳，这也是历史学的最终目的。

 

大纲抛开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以渐进发展为线索向读者介绍经济组织形式的演变。只作一点修正。对经济学家波格丹诺夫而言，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确定关于某种经济制度的基本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特权。“真正的经济史不要求一致性，即具体社会生产方式的单一演进。”对历史学家罗日科夫(须指出的是，由于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未把经济史作为独立知识领域进行方法论的统一，罗日科夫对其持强烈批评态度)而言，研究经济形式的演变恰恰是经济史的根本任务。

 

大纲没有照搬波格丹诺夫的教科书结构，而且大纲里根本看不到我们常见的教科书结构与某种历史分期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通常可以准确无误地确定教科书的作者。我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史大纲远非普通的教学法文献，因为它尝试将革命前经济史教学实践所积累的最优秀的成果结合起来。人们很容易便能在大纲里发现H.A.罗日科夫(经济活动区域扩大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II.II.马斯洛夫(孤立经济是经济演变的初级阶段)以及N.M.库利舍尔(大纲描述中世纪城市经济和手工业者行会的章节)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元素。大纲最终匿名出版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大纲叙述教学材料的方式完全符合罗日科夫对历史学材料与经济学材料相互关系的看法。分析经济组织形式演变的同时，介绍经济学概念和基本范畴。但不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历史学，而是强化历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也就是说，以经济学的相关概念解释史实——学者能够如此构建两者的关系。甚至苏联时期师范学校的历史工作者也感受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劳动史)大纲是经济形式史和理论政治经济学的结合”。

 

我们认为，甚至教科书名称——劳动史(政治经济学)也应当视为看待历史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相结合的两种立场的妥协，也就是波格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政治经济学”与罗日科夫的“得益于政治(理论)经济学的历史学”的妥协。

 

从1920年起，与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同名的教学出版物陆续发行。根据作者对作为知识科目的劳动史所持的观点，这些出版物非常鲜明地分为两类。c.r.洛津斯基编写的教科书是第一类出版物的代表。该书第一版(据我们所知共五版)的名称是《劳动史与西欧经济生活变化的关系》，但从第二版开始副标题明确地改为《经济史概要》。

 

在该书前言中，洛津斯基特别指出，自己渴望“赋予新课程历史学性质，视之为历史学补充教材。书中大致按照为高年级学生讲授欧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范围和形式，叙述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洛津斯基希望强调叙述对象的历史特征，坚决主张必须把劳动史变成一门具体的历史课程，而且和劳动史大纲编写者展开辩论。在之后的版本中，他甚至把第一章的经济学内容——《劳动是价值基础》替换成历史学内容——《原始民族的经济生活》，同时保留了原书名。

 

人们对C.r.洛津斯基的著作提出善意的批评。著名的历史一经济学代表B.B.斯维亚特洛夫斯基支持该书的出版，称之为“中学版欧洲经济通史简明教程”。《书籍与革命》杂志评论员实际上与B.B.斯维亚特洛夫斯基的意见一致。前者认为，洛津斯基的书成功地填补了历史一经济学教材的空白。如果N.M.库里舍尔的《西欧经济生活史讲义》在高等学校占据牢固地位，那么形式与之相近的《劳动史》“毫无疑问可以推荐为中学教材”。Ⅲ.M.德沃莱茨基因为c.r.洛津斯基的著作没有对经济史进行分类描述而对其大加指责，但他也认为该书适合作为高校教师手册。

 

第二类教学出版物则反映出大纲说明中确定的劳动史研究对象。按时间顺序，c.B.法尔福罗夫斯基和N.M.科切尔金合编的小册子最先出版。尽管两位作者完全遵循北方地区公社联盟人民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大纲，但人们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有时甚至是污辱性评价。N.H.斯捷潘诺夫建议这部“仓促、马虎和粗制滥造”而成的教科书作者“到半年制共产主义大学听课，希望他们在那里学会为自己的作品脸红”。c.r.洛津斯基的评价则比较谨慎。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大纲，而非教科书作者。洛津斯基认为，劳动史大纲的不足是过于抽象，这一缺点不可能不在所有以示范大纲为基础编写的教材中有所体现。

 

1922年出版的A.N.秋梅涅夫编写的教科书驳斥了洛津斯基的悲观预测。这部教科书总体上遵循大纲的基本原则，而且找到历史学材料和经济学材料的最佳对比关系。可兹证明的事实是，教科书在较短时间内(1922-1927年)九次再版，印数可观，而且不包括德语、犹太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和格鲁吉亚语等版本，或者像当时报道的那样，专门为少数民族学校发行的版本。

 

经济学界、历史学界和教育学界的评论者也很友善。III.M.德沃莱茨基认为，作者的优点是叙述接近真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经济史事实。H.N.卡列耶夫称秋梅涅夫的教科书为“条理清晰和专业之作”。他们的评论中都包含批评性意见。如果德沃莱茨基指出了历史学家一作者在理论经济学问题上的具体错误，那么卡列耶夫则涉及对本文更重要的历史学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一性问题。19世纪末就写过大量经济类历史编纂学文章的俄国著名历史学家感到困惑“作者把经济生活史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劳动史当作政治经济学，而后者首先是理论科学，而非历史科学。不过，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一节内容对作者混淆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作出解释，例如，多数经济学家不会同意他对政治经济学演绎法的解读。”

 

后一条批评意见提给真正的“始作俑者”——波格丹诺夫或许更公正，因为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概念正是来自他的著述。归纳法是从个别的研究结果引出一般性规律的推理，演绎法则是从根据归纳法得出的普遍性结论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方法。劳动史运用甚至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代表都不完全认同的演绎法概念“演绎”经济形式的渐进发展过程，换言之，劳动史是以进化为线索叙述人类经济组织形式更替的政治经济学。

 

值得一提的是，秋梅涅夫摆脱了引发批评者责难的局面，而且删掉教科书介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最后一章。教科书也将使用新的副标题——《经济形式史和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从1926年的第九版教科书开始才做出这种调整。彼时，学校社会学课程大纲将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史将让位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之前版本的教科书都以确定劳动史的研究对象开篇，以确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结尾，两者之间并没有区别。

 

随着劳动史课程列入中学教学计划，不仅丰富的教学文献(除教科书以外，还应包括发行量很大的文选读本)应运而生，而且出现大量至今仍具价值、成为我国珍贵历史学一经济学文献的科普读物。

 

1920年，教育人民委员部出版了由统一劳动学校处社会科学课程教学委员会编写的《中学历史示范大纲》。大纲基本上复制了前文详细分析过的波格丹诺夫模式。示范大纲出版后不久，H.N.卡列耶夫对其做出非常准确的描述“从各方面看，该委员会的构成不仅包括历史教师，而且包括很多经济学家。第一，历史学大纲得到经济学大纲的补充：第二，经济学看待历史现象的方法贯穿历史学大纲。不过，参加编写大纲的历史学家也可能持这种观点。”

 

的确，文化史(世界史)大纲的每一个主题都从分析该时期的经济史问题入手。示范大纲说明同样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中学历史研究应该使学生们了解发展的动力，而且应当弄清经济演化对这一过程各方面的决定性意义。”相反，经济学(已经不是劳动史，甚至也不是政治经济学)课程大纲开始压缩历史学内容，集中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所谓的过渡形式(苏俄战时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制度)。经济学课程大纲在这方面仅仅迈出了第一步，它保留了叙述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章节。但这是决定性的一步，最终没有留下任何疑问——在理论一方法论绪言中要求和学生讨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区别问题。

 

1925年初，共产主义学院就A.A.波格丹诺夫和N.N.斯捷潘诺夫合写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是什么?》的报告展开讨论。作者在报告中坚持政治经济学就是历史学的观点。结果“马克思主义历史政治经济学”的拥护者暂时后退：人们开始把政治经济学视为单纯研究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科学，这不能不影响到这门课程在学校的地位。A.r.瓦尔涅尔证实，在实践中，劳动史，准确地说是在学生当中取得“巨大成就”的经济史，到1920年代末一直在学校保持自己的地位。

 

1930年代初，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拥护者再次展开辩论。这时，波格丹诺夫的立场受到批判，原因是他试图把马克思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社会一经济结构，即反历史主义。政治经济学回归历史学怀抱。结果，经济史数十年无缘独立学科地位。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8篇

在经济学中，经济思想史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在经济学中是独立存在的。其着重研究人类在参与经济互动后所产生的观念与经济思想，并且对于人类在掌握一定经济观念与经济思想后所形成的系统的经济学说、经济理论以及经济制度等的产生与演变规律等进行记录。在西方经济思想史起源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国家，是发展时间较长的学术研究。其学科的研究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将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学术发展过程中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时代背景下群众的经济意识形态都详细的记录，以此形成全面系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在现今的经济学的教学中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建设与创新发展，并且能够通过将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相结合以此解决在经济学的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问题。

在经济学各类学科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史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学科，但是也是最为特殊的学科。经济学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思想展开分析，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是对于经济活动展开深度分析之后再次分析的过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不同于其他的经济学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便于使用文本展开记录，这样就与其他的研究记录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也就造成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的经济学研究中逐渐被学者忽视，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就逐渐的减少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是现代经济学只有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度的研究才能够有效的发展与建设。现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各个国家的研究的速度与效率逐渐减慢，各国经济学研究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减少，虽然，目前依然有部分专业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研究与分析，但是在整体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上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呈减弱势态发展的。

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所不同，相对来说西方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要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各个方面的学术氛围逐渐固化，我国经济学者展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像是引进了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政策不斷放宽，大量外出留学归来的优秀学者开始回到各大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现象也就促成了我国的经济学主要以西方经济学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随着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部分的学者乘胜了经济思想史已经完成了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任务，于是对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程度逐渐减弱，这样就造成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日益减少。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是自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在十八世纪初期经济学进入现代经济学阶段，并且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系统的，在开展系统的研究过程中，开始着重针对经济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展开重点的分析与论述，并创作出大量的学术文章与理论。《一个新科学的起源与进步》是西方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最早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是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最为整体的研究模式，将传统研究过程中零散的思维聚合征集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形式进行编写。其著作是由重农学派代表人物“物杜邦”编写的，不仅仅是当时最早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术著作，并且也是当时第一本系统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著作。在启蒙阶段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是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其阶段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但是在其阶段中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并没有为经济思想史做出较大的贡献，并未更高效率的促进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与经济学的研究是同步的，经济学者注重经济思想之间的联系与发展，并对于其中的所蕴含的理论进行分析与整合，制定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亚当·斯密也针对之前的研究学者的思想进行国整合与研究，但是他在整理的过程中过度的倾向于自身的关断，所以其梳理的理论大多是与他的思想与观点相契合的，这样的梳理方式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启蒙时期，其突出学者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并未促进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进步，在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并未留下较多能够供后世学者研究的学术贡献。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古典时期是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所在启蒙时期所建立的基础上形成转变的。古典时期的发展是由十九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后期，部分古典经济学者认为自己已经能够掌握经济学的中心理论，对于前人对于经济思想的系统理论逐渐失去重视。由于这样现象的出现，在其阶段中任何人都对经济思想展开讨论与分析，并且都对前人的思想观点有所异议，甚至出现较多的小思想帮派。但是在其阶段中，真正能够引领理论思潮的专业性学术著作却少之又少，大多只为不痛不痒的评论与分析，缺少真正具有专业性的认定与分析。古典经济学者面对这样的现象，开始针对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并且通过各方面的研究结合历史将其整理成为真正系统的学说，其学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治经济的有效进步。其中韦斯特的观点更具影响力，他的著作《关于16世纪以来欧洲政治经济学之进步的观点》（1847年）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起源于亚当·斯密。这样，由古典经济学家的整合过后，经济学的研究开始走向科学研究的正轨，开始通过历史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以此获得正确的理论来为社会提出有效的建议。在韦斯特的思想中，认为采用带由技巧性的条件来分析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通过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为检验经济学研究错误的工具，以此促进经学更好的发展与进步。麦克库洛赫认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应该在树立共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只有所有的观点都达到一致，这样才能将学科发展成为科学，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并且麦克库洛赫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中将经济学的发展过程详细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并且再次提出上述的观点。另外在其时期的经济思想史中还存在一定的民族倾向，较多的学者在对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著作的创作过程中会增加较多的个人民族倾向，导致其思想观念出现民族倾向。不过经济学家布朗基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史》（1837年）中将代表欧洲的经济思想在不同的国家展开传播，并且将其国家的经济思想与欧洲经济思想结合。在古典时期的最后阶段，通过经济思想史来研究经济学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德国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较多的经济学家都参与了研究，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针对前人经济思想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形成了更加系统的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三）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新古典时期

新古典时期是指西方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开展，物理、数学以及化学、生物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在科学界形成研究热潮，经济思想史在西方学术研究中的地位悄然生息的发生了变化。经济思想史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在创作学术文献过程中回顾与例子，而不在是曾经重点论述的中心论点，经济思想史开始主要出现在经济学者的文章前言、结语、附录以及注释中。在当时阶段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有如此的文献回顾部分，这样就造成在此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带由个人思想色彩以及缺少系统理论化的特点。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也同时在发生者变化，经济思想史学术的中心开始转变为静观点诚信与释放方面，而并非傳统的将非理论化的观点删除的方式。这样的转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前人所提出的观点是否正确，对前人的研究展开更具真理性的检验与测试，分析前人观点的准确性。英国政治经济研究学家坎南的著作《英国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与分配理论史：1776-1848》（1898年）中所提出的观点对西方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西方经济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之久依然受到其观点的影响。坎南的观点并不同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与特维斯以及麦克库洛赫等学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早期的经济思想存在较多的缺点，并未表现出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所以早期的经济思想并非所谓的科学。这样的观点在极大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意义探究带来了阻碍与挑战，相关的学者开始怀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意义何在，对于其研究的价值与科学理论数去了方向。

与此同时，在奥地利兴起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派既奥地利学派，其学派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由此开展。其学派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成果主要就在将传统的错误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论由现今正确的观点相代替，而并非将传统经济理论一味的整合。

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古典时期这一阶段，新的学者开始对前人的观点与理念提出怀疑与挑战，在这一学术环境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热度开始逐渐降低。其相关的学术书籍的出版较少，并且在经济学术书籍中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述也相对减少，大多数都在文献注释中出现。在其阶段中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相对于前者来说其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当时的学者与学派的研究中对其提出了较多的怀疑与批判，对与前人所提出的理论知识不在一味的整合，而是与新的思想相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有效提高与进步。

（四）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黄金时期的阶段是在二十世纪早期直到中后期，其阶段所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但是其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方面上所获取的成就相对于其他阶段要高。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的黄金时期，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之前，在学术研究界并未受到关注与重视。经济思想史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且走向更高的水平与时期阶段，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各个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摈弃给在战后经济迟迟得不到回升，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这就将新古典时期对经济学的怀疑彻底的打开。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经济问题并非是简单的论述问题，而是极其复杂与重要的，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的热潮。在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在之前的新古典时期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批判是存在错误的，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发觉对于任何社会构建性的研究都不是简单对问题审核与批判，而是在应该更加全面的思考与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大萧条所带给人民的危机感，学者未能够在较快的时间内研究出能够复兴经济的方式与方法，于是及那个目光集中到经济思想史上来，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经济思想史能够解决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帮助各个国家走上经济复兴的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开始不断的扩展，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在局限于经济类问题上而是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来开展研究，这样的方式在研究过程中显得较为杂乱无章，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较多学派的理论知识无法高效的应用与实施。所以部分学者为能够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各个种类的学说，将各类学说与实际问题相结合，开始通过经济思想史来展开研究，以此将经济类问题结合其学术观点与理论知识做到有效的解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对于研究成果不在采用传统的在附录与文献采用中出现，而是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经济思想史学术文章。并且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经济思想史也一改往日仅作为参考文献出场的尴尬地位，开始在其研究过程中作为研究的重点进行探究与讨论，并且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语言与知识更加的严谨。在这个时期，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思想史开始更加的重视与关注，并且对于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重新的定义与划分，学者认为经济思想史并非独立于经济学之下的一门学科，而是经济学研究中新的研究方式，是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融合在经济中的研究模式，是与经济学研究中的研究方式一样值得学者花费时间花费心血潜心研究的研究方法。在这一段时期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展开了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并且参加研究的学者大多为在当时阶段中最为顶尖的，引领一段学术潮流的优秀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哈伯勒，英美边际学派的希克斯、罗宾斯，美国制度学派的韦斯利·米切尔、康芒斯，以及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斯拉法、贡纳尔·默达尔等人。大量的学者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优秀理论知识，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在这一段时期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专题性的经济思想研究史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瓦伊纳（JacobViner）的《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1955年）、斯彭格勒（JosephSpengler）的《马尔萨斯的法国前辈》（1942年）、马盖特（ArthurMarget）的《价格理论》（1938年、1942年）、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的《繁荣与萧条》（1937年）、斯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生产与分配理论》（1941年）、科尔（ArthurCole）的《经济学与商业文献的历史发展》（1957年）等等。在这一阶段中，经济思想史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在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也过去了更多的课程编排与课程教授地位，甚至在大学的教学中能够于经济学类其他学科共同的在大学生课表中编排。同时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者也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并且大量的出席经济学学术研究会议，在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已经与主流经济学有了相同的地位。

（五）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

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重构时期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历了短暂且辉煌的黄金时期后再次走向没落，其学术地位逐渐衰落。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衰落是比较迅速的，在得到一个快速的提升之后由迅速的衰落，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黄金时期的最后阶段西方的经济开始大幅的好转，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的战争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对西方经济带来极大的损失，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站后经济学的影响力相对要更加稳固，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要更加的坚固。这样的现象就造成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提高重视，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对经济的未来提起了更高的关注程度，这样也就开始忽视了对于经济历史的研究。并且随着数学学科新的计算方法与统计模式的出现与流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现象影响下，经济思想史学术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衰落，并且相关的经济学者开始抛弃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逐渐脱离出西方主流经济学。随着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降低，经济思想史再次成为经济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且其中相关的研究学者也逐渐减少。在此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仅有在黄金时期开展研究并接受相关训练的专业研究者依然坚守在岗位进行研究。并且在这一时期在国际学术格局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地位已经确定，暂时来说这一段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地位是在经济学的一大分支学科。其研究学者的分布主要欧洲的英国以及北美的各个地区与国家，还有少数在澳大利亚等国家，另外在一些非英语的国家也有少部分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对经济思想史依然着重的开展研究。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学术研究的期刊与书籍发表方面依然是比较多的，在这一段时间主要是对于经济思想史教材的编写相对较多。

与此同时，经济思想史学科已经有了适合自身学科发展的制度与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顺应科学哲学的潮流，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开展适合自身学科的学术研究。为了能够防止经济思想史改变现状，能够重新回到经济研究中的更高地位，所以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们在研究中积极的对本学科的意义与理论知识及逆行探索。例如利兰·耶格尔在对人思想的研究中也提出只有做好提前的准备，才能够防止学说被后人们忘记，他在其发表的书籍中特别提出：“纯经济学比自然科学的早期发明更有被遗忘的危险，这使得知识的积累式增长更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能专门帮助我们保持警惕，以及当其面临可能的新观点时能够识别早期的贡献，以及早期的谬误的学者”。但是现今的經济学发展趋势是依然在不断下降的，在西方各大学经济学科的课程安排中对于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安排逐渐减少，甚至有部分大学已经将经济思想史排除了重点课程安排规划中。这样的现象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是逐渐降低的，这也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只有通过更高水平的研究方式以及理论知识分析才能够重新树立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由上文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描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经济思想史的发展需要与现代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在上文的论述中，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各个阶段的学术特征都有明确的表现：首先，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正是通过现代经济学的不断研究与分析而出现的。在现代经济学出现前，在经济学研究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了较多带有先进科学性质的经济思想研究出现，后来随着现代的经济学不断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西方经济思想史才正式出现，并且发展成为系统的知识与理论系统。并且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考察对象也都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出现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中大多都与现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对象有所关联。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也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需求有所关联，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现代经济学的需求而出现地位的升高与境地现象的，可以这样解释，西方经济史的研究是为满足现代经济思想的需求而开展的。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五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分为：启蒙时期；古典时期；新古典时期；黄金时期；重构时期；这些时期的变化也刚好是现代经济学的五个发展时期。并且，由上文中的论述可以清楚的了解到，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地位的降低与提高刚好的三段式的，同时也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需要而提高与降低的。当现代经济学受到困难与挑战时，学者开始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寻找帮助现代经济史创新与发展的方式，当现代经济学发展较为顺利时，就将经济思想史作为边缘化的学说，在其学说下独立发展。最后，在于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的研究方向与发展方向，传统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在学习过程中所接触的专业学科训练多为经济类学科训练对于历史类的训练少之又少，并且对于经济类问题的理解能力与应用能力也极高，但是在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面对经济学家在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却没有更好的办法给予评析，存在局限性。二、中國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部分对于国外学术关注程度较高的人群会对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简要的阅读。在国内大部分的人只针对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的相关论文展开研究于讨论，并且中国现代人物经济思想论文相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论文要少。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例如在1979年学者孙治方所发表的一期文章：《经济学界对马寅初同志的一场错误围攻及其教训》疑问中注重讨论了马寅初同志在这一阶段中所提出的新的思想与理论，并且简单的介绍了在当时学术界所争论的问题是如何由正常学术争论演变成过度的政治风波的，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了详细的讲解。由上文中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的发现，我国在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的发展并不顺利，甚至在学术界出现较多的动荡现象，这样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初步研究就不易开展。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是最早期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可以被称作学科建立初期的探讨与研究。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所以在这一阶段中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建设是比较迅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有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还出版了大量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并且在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著作与学术论文相对于其他时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论文比例上占到二分之一，所以能够明显的发展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广泛的开展，并且掌握了一定理论探索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的特点相对比较明显，大多数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传统的具有一定影响力与地位的代表人物作为研究方向，但是却比之前研究作所采用的方式更加的先进，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效的提高研究效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研究成果。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这一阶段中，并非针对人物思想研究作为基础研究方向的论文由奠基阶段的100篇文章发展到现今这一时期大概800篇左右，在本阶段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数量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文章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相关模式的学术著作也开始不断的提高出版速度，在前一阶段此类著作是处于空窗期的，而现今也由零向着一百而变化了，已经达到了大概32部学术著作。大概占本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著作总量的三分之一。

在这一阶段中有部分的学者已经开始通过对于学术的变化与争论来对经济思想的变化展开分析，并不是传统的对于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思想死板的开展研究。还有部分的研究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关注特定的学科或者一项较为重要的问题所出现的学术争辩以及思想变化展开研究，例如对于政治思想史、农业思想史等。还有部分的学者在研究中针对国际间一些国家经济的对比于分析来开展研究，将国家间的思想与学术发展程度进行对比，以此发现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中，有关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不仅取得了更多的重视与研究环境的变化，并且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所采用的方式与方向也发生了极高的提升与改变，学者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模式更加的丰富这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更好开展，以及研究成果的有效丰富。这样丰富的研究方式在有效的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过度关注时期中代表人物的考察所出现的研究漏洞与研究错误，这样的研究模式更大程度的面向中国现代经济思想或者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作为背景，来针对历史、针对学术变化，针对各经济模式的对比展开更具科学依据更具真实性的经济思想史分析。所以，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较多实质性的进展，并且在优秀成果方面的获得也极其丰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含金量高并且质量优秀，可以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一段时期。

（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

2000年到2014年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深度发展阶段，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在这一段时期取得了更好的进步与发展，其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对于研究方向的扩展与研究内容的丰富才达到的。首先随着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度研究以及经济理论的更好发展，并且学者在针对早期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经济发展的提高，大量具代表性人物的经济思想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较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对于经济决策者如国家领导人等或者此阶段较为优秀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思想成果。其次在各个学说的发展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发挥在哪，在各个方面与领域中经济思想的研究都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大范围开展，经济热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经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经济四线那个是研究的方向与范围作为更有效的规定，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生态经济、旅游经济等反面的经济思想都展开了详细的调查与研究，并且获得了相应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期论文统计与著作统计的结果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并且史在数量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发表的现代经济思想史论文约有5400篇，出版的著作约有89部，分别约占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与上一阶段相比，论文总量增加了86.2%，但是著作总量却减少了9.2%。另外是在内容结构上所产生的差异，在这一阶段中对人物的研究有3600篇论文与43部著作，约占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总量的四分之一与四分之二，所以对于期刊论文著作部分的人物研究比例有所降低，本文论述中认为差异和变化与本阶段学科任务的变化有关。例如在对新代表人物的深入考察中，此类的学术期刊论文在这一阶段中大量的出现，但是学者们在开展研究的时候并未给研究对象更多的时间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检验与分析，所以这就导致所汲取的理论思想的准确性缺少实际的检验，所以在这一段时期信息量虽然大，但是所出现著作并不系统与成熟。并且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三、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与现状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

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学术环境相对应的，也就是代表学科地位是否提高学科是否取得好的成就的重要指标是在于本学术在学术期刊的发表状况。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术方面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独立的学术团体，是不同思想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共同研究与讨论的专业学术组织。例如：美国经济学史学会（简称HES，成立于1974年）、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TheHistoryofEconomicThoughtSocietyofAustralia，简称HETSA，成立于1981年）。另外在日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较为重视，其中在日本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也相对较早。这些专业的学术组织会定期的组织开展会议，并以学会为单位创办期刊造纸，将其思想在期刊中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走向更加规范的道路。但是经济思想史与其他的经济学科来对比的化，还是有比较明显的独立性，与其他的学科融合性有所不同，并且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在研究方式与研究对象方面与其他的经济学科并不相同，所以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能够清楚，经济思想史很难融合与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活动中。尤其在对于专业的学术团体的成立时间来看也能够清楚为和经济思想史学科与主流经济学无法融合，主流经济学会的成立时间要明显的早于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成立时间。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虽然与经济学的建立是在同一时期发展的，但是在学术发展方面经济思想史学科要远远落后于主流经济学，并且与主流经济学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现今来看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环境是在不断缓和的，随着学术期刊的不断增多，有关于经济思想史方面的刊物开始增多，所以相关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学派的研究理论于思想也能够大量的在期刊中有所发表，帮助西方经济思想史在次走向更好的方向。

（二）西方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现状

学术期刊是在现代的学术体系中检测学科发展能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学科证明自己理论与知识的重要平台之一。现今在世界范围内专门刊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史》（简称：HOPE）、《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JHET）、《经济学史评论》（简称：HER）、《经济思想史》（简称：HEI）、《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简称：EJHET）等。在这其中发展时间最长，并且最具学术界代表性的期刊是的攻治经济学史》，此期刊创建于1969年春季，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以季刊形式每年分4次发行。HOPE刊登的论文则着重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方面研究与论述，并且在期刊中着重对于有关经济思想发挥与经济学历史中重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背景以及思想的解释与经济理论史学家的方法论研究等。笔者在针对当时《政治经济学史》（HOPE）中所发表的论文中展开研究，能够明显的发现西方国家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存在较多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方面，虽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于进步，国家经济也走向好的方向，并且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向着多方面给的方向发展，但是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是针对人物的经济思想作为研究重心展开研究。在针对人物经济思想展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更高水平研究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部分研究学者开始着重关注一些具有代表性人物身上并未被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思想观念，例如：“詹姆斯·穆勒与效用价值论”等。另外就时在对于经济学著名学者的研究中或者对于其他带由经济思想的学者研究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社会史思想色彩的经济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所以更加着重对于主流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展开研究。

另外在研究模式的变化上，在现今大范围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研究出的成果都对历史的研究方式带来了一定的帮助。并且在针对素材研究重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着重对于研究对象所表述的思想展开解释与论述，并且对与研究对象的思想产生背景也有一定的分析，将经济思想所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在对于研究对象的研究过程中应该严格结合人物的生平，与思想产生的年代，结合时代背景分析其思想所产生的原因，并展开注重的分析，将思想研究成为能够供后世学习与应用的理论知识。现今大量的美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将研究目光转移到对于时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中，开始从档案中寻找研究的价值。例如，杜克大学的布鲁斯·卡德维尔教授近些年就针对哈耶克的文献进行新的整理与论述，并且研究出较多新的观点与理论，他在杜克大学还专门建立了哈耶克档案室，并主持编写“哈耶克文集”系列丛书。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对于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在经济分析方面的更好提高，同时也是对于历史环境评价相对不足的一种调整与平衡式的发展选择。

并且，在西方经济思想史学者对于本学科的未来发展的预订中，大多数的学者所保持的态度并不是积极向上的。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相比是相对立而发展的，现今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相对比较矛盾，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依然呈现出逐渐下滑的现象，但根据研究发现，现今在经济思想史学家的学者而数量以及相关的经济思想史学会的活动与创建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状态。对于这种现象，可以根据相关的研究人员的解释是由于高校经济院系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逐渐降低，甚至在核心学科课程中已经排除了经济思想史，所以在学术界中经济思想史的地位逐渐降低，但是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挥在哪，在其论述方式与分析模式方面的转变，造成在主流经济学中部分的学派与代表人物的思想产生分歧，所以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发展出现困难，于是部分的学派开始转移到相对稳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来。其中就包括较多的主流经济学的代表学派例如；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斯法拉学派等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思想史学科人数与学会数量的增多。但是也有相关的研究所表示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未来的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地位是不可估计的，其主要由于现今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中，学术期刊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研究学者持续着一种亢奋的研究状态，并且在强烈的学术冲击下，经济思想史学科依然保持着自身的研究模式与学术研究方法。当然在西方学术界依然存在着大量的对于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不理解的声音，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没有必要的，无谓的。但是部分的经济学者依然将经济思想史作为其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方面组成部分，主要在文献中有所体现，认为经济思想史依然不是经济学中的重要学科组成部分。所以在针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专业能力培养与训练中依然需要有效的稳固与增强，保证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过硬的研究技能与专业水平。在学科建设中本文已经论述到，在西方的各国大学中，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地位正受到较大的冲击，甚至即将被排除出重点课程安排中，其在大学中正受到较多学科的排挤与轻视。所以在这样的现象下，20世纪60年代布劳格教授曾在耶鲁大学为研究生开设过经济思想史的课程，但是在教学中从学生到其他教师对于其学科的重视程度依然较低，对课程并未做到应有的学习与尊重，甚至导致在讨论其终身教职时，布劳格教授被委员会成员以学科缺乏价值而否定。直到现在，相同的情况以让屡见不鲜，甚至此类现象更加的嚴峻。在欧美顶尖大学的经济院系中，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地位极低，甚至完全被放弃开设课程，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中更是将经济思想史课在历史系中开展教学。在较多大学的经济院系中对于经济思想史并未单独开设课程，部分大学在未开设其课程的情况下，在其选修的课程中也有所开设。在美国排名前30的经济系中，仅杜克大学保留了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该校经济系大约每周有3次课时的经济思想史基础课程，课程设计上不仅有教师理论知识的讲解，还有学生的课堂讨论与点评。另外，杜克大学经济系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每周举行一次学者间的工作论文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该中心的成员以及经济系的专职教师、受邀的外校访问学者，以及在读互访的经济学博士生等。该中心的主要研究人员包括前文提到的卡德维尔教授（中心主任）、古德温教授、温特劳布教授，并且有胡佛教授和马奇教授等，他们都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学术交流与深入探讨付出了较多的努力，从而成为了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核心力量。但是即使在在杜克大学这样的经济思想史重要研究中，经济思想史学科也依然呈现着衰落的趋势；现今古德温教授业已退休，其余的四位教授也都年过半百。现今，在杜克大学经济系，选择进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数量极少，所以其专业中的人才相对较少。杜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心的情况也表现出了整个西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落后状态。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术研究体系与成果

（一）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分期

在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相对于西方开始时间相对较晚，第一个阶段是在1978年到1987年这九年的时间是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奠基阶段。第二个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初步建设阶段史在1988年至1999年间，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的发展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也获得了大量学者与社会环境的支持。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并且在阶段中，较多对于早期代表人物的早期思想展开研究时对于非人物的思想问题已经在学科的开展前就展开了介绍，所以在这一阶段对于研究成果的信息量相对较少，所出现的期刊与论文多为短篇论文出现，与前一阶段在学科空白方面通过大量的思想与实际案例分析的著作出版并不相同。简而言之，学科体系的建设是需要在不断降低时将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展开研究，更多更全面的对期刊论文的发表，而减少对于著作的出版方式来表达思想。据当时的论文统计可以得出现代经济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中的论文比例相对较少，并且能够清楚的发现在这一阶段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在众多对于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人是极少数的。但是不得不承认在这一阶段的经济思想史类学术期刊中对于我国经济思想的论述是相对客观与正确的，但是在其学术期刊中由于研究人员与研究环境的缺少，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二）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创建时间相对于西方较晚，但在延展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并不落后与西方国家，尤其在对于任务思想的研究与讨论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并且在课题中分别列成各类体系的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与传统经济学相互融合，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已经逐渐由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现代经济思想研究，并且其研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大的提高与进步。当然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主要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在研究体系与研究模式建设采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还应该吸取更多的经验完善学科体系建设，以此提高经济思想史研究水平现今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各类的经济学说的对比也相对较多。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对于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现状的研究主要针对西方于我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的过程于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变化展开详细的描述。西方经济思想史是根据经济学的发展而展开记录的，经历了由启蒙时期到形成思想宗旨的古典时期再到以对学术发展回顾为中心的新古典时期，着重于启发与反思的黄金时期，最后直到其逐渐被学者抛弃后寻求突破的重构时期。在针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在开始的阶段主要采用经济分析的方式，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转变为采用经济与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现今几年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学者更加注重对于经济文献与经济档案等作为素材展开研究，重点对于人的思想与详细的研究，并且在研究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细节的表述以及其背景的再次呈现。在西方经济研究学者的研究中其主要重视本学科的学术期刊的编排，并及那个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论述与学术进步与创作的发展平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是由欧洲开始发展，在美国更好的发展与繁荣，其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向是变化较多的经济学，所以在研究过程中的难度就相对较大，由此可以得出西方国家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依然是世界前茅的。对于中国来说对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学者对于学术发展的过程与发展的成果了解较少，对于其经济学科学术界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接触较少，并且与国外优秀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的交流也相对较少，无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表达属于中国的观点。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9篇

一、经济社会的概念

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这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对此概念的不仅是一个语义学的，而且是确定经济-社会史研究单位和时段的前提。经济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不是经济与社会两个概念的合并。从语意内容上看，经济社会是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由于本文所指的经济社会概念在国内学术界很少有人明确界定，故此予以咬文嚼字式地说明，以免引起歧见。为了具体阐明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握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并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进行界定。

（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概念

国外学术界较早提出“经济社会”（the economic society）概念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L．海尔布伦纳（Robert L. Heilbroner）。他在1962年出版的《经济社会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是他的“经济社会”是指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经济生活及其组织形式，主要是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3] 在此基础上，他把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中世纪的经济社会、近代早期以来的市场社会（the market society）、市场机制 (the market mechanism) 衰落后的人类自我管理的社会三个历史阶段。显然，他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仍然是以广义的社会概念为基础的，并不是本文界定的概念。

日本新经济史学界借鉴了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并作了修正。他们认为，“某个社会、即在其中居住的人们从事基本经济性活动的社会应当正确地称之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是经济社会的“集中表现”；经济社会是近代以来才存在的历史现象。[4] 这一修正的概念与海尔布伦纳的经济社会概念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他们认为经济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始于中世纪而始于近代。

此外，以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等人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提出的“经济世界”、“世界经济体”、“世界体系”等概念则更为广泛。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是它集合下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它占有辽阔的地域（原则上它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的区域，出现在某个和地球的特定部位），通常超越历史的其他门类的界限”，甚至自远古的腓尼基时代就有了“经济世界的雏形”。[5] 然而沃勒斯坦则认为，他的“世界体系”把主权国家“看成是这单一社会系统之内诸多结构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这一世界体系是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世界扩张而形成的。[6]

显然，以上学者所界定的经济社会、经济世界以及世界体系概念都是把经济与社会合并而来的概念。事实上，这种界定方式和分析问题的在不同程度上都继承了19世纪经济史学在德国创建以来所形成的传统。19世纪作为“历史学的世纪”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在经济学领域运用历史分析的先驱。他认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是重商主义的回归，而是“以历史与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的”，并吸取了重商主义体系中的“有价值的部分”。[7] 这就把经济学研究领域大大扩展了。此后德国经济学领域兴起了分别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和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普遍地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纯经济理论研究，把经济学研究领域扩展到国家社会生活乃至于伦理道德、心理因素等诸多方面，为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经济史学发展和向其他国家传播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法国社会学思想的，在德国出现了伟．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在历史学派基础上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巨匠。伟．桑巴特甚至把他的现代资本主义史研究称为“经济社会学”，主张“在人类社会生存的大联系中编制经济生活”。[8] 这种大经济史观传播到法国对新史学的重要旗帜“年鉴学派”的形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英国则影响较小，因为英国经济学家更愿意关注经验性的经济现象和统计数字。

这样，欧洲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德国和英国两种范式，分别并对美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体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经济史研究主要继承了欧洲大陆德国和法国的大经济史观，形成了旧制度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则又从英国继承了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并强调计量统计的重要性；在新经济史的竞争推动下，旧制度学派发展为新制度学派，并在社会学思想影响下出现了一批“社会经济史学家”。[9]

综上所述，国外主要是欧美经济史学界对经济社会的界定主要是一种大经济史观的反映，“经济社会”并非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在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概念。

国内学者至今还没有明确界定经济社会这一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承明、李根蟠等先生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傅衣凌、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历史系和以侯建新先生为代表的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分别形成了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心，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高质量研究论著，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最近吴承明先生对国内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经济史学“在我国，大体上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他还就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提出要重视社会包括政府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10]

这些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对指导今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兴起较晚（从20世纪20、30年代起），中经“文革”的曲折，至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兴起，其中可以看出国外经济史学影响的痕迹，对经济社会的认识以及展开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论述

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将在国内外学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进行界定。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主要是社会学界兴起了市民社会的研究热点，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界定偏重社会学方法，笔者认为它不足以准确概括对应的历史现象，而以经济社会概括是比较恰当的。因此，准确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市民社会的论述，是本文界定经济社会概念的理论依据。

市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同时，曾经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是，其内涵已经从根本上被颠倒过来，还原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那么，什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1] 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市民社会的内涵进行了明确概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2]

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首先它是指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的总和”；其次它是指随着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物质关系”。[13] 这种物质关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但又不仅仅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正如资产阶级一样，它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此以前的市民社会犹如“第三等级”一样，并不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因此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现象。这正如说自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阶级的真正完成形态是社会划分为现代无产阶级和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以前的阶级是通过政治的等级形式表现出来。

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把市民社会的特征及其发展阶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早期资产者即第三等级通过政治革命上升为阶级是市民社会形成和独立的开始。在此以前的“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14] “在这里，国家的物质内容是由国家的形式规定的。在这里，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在中世纪，政治制度就是私有财产的制度，但这只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制度就是政治制度。”[15] 笔者据此把旧的市民社会称为“政治社会”。

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形成的独立的市民社会就是“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真正完成形态的市民社会。政治革命“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政治革命使国家“不再同市民生活混在一起，把它构成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义务，成为一种不受市民社会上述特殊因素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中的东西”；这样，“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的同时也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精神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使瓦解了的封建社会只剩下“利己主义的人”作为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国家对“利己主义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无非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16] 这就是近代早期西方人权概念的主要内容。因此，笔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指一种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经济社会。

市民社会的独立形成，使国家的物质内容与政治国家这一外在形式分离，同时也使人自身分化为“公人和私人”、“政治人”与“非政治的人”、“人”与“法人”。[17] 这种人自身的分离是走向人作为类获得解放的最后阶段。当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形式、政治人与非政治人不再分离，政治国家形式还原给市民社会和人自己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18] 在这种条件下随着政治国家的消亡，市民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三）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

通过以上两方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虽然提出了“经济社会”的概念，但它只是大经济史观的产物，实际上成为以经济为中心观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工具，从而把经济学泛化。国内学术界的经济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仍有较大的影响。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使用过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并把它界定为封建社会解体后由“利己主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经济社会。然而，它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论及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经济社会，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在巴黎公社的短暂实践还没有直接面临这一问题。

本文正是在以上两方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市民社会观和现实实践的发展，进行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所谓经济社会是指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运动而产生的、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与经济社会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部分则是政治社会。因此，经济社会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即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二者共同构成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经济社会是确立了个人主体权利的社会、是具有健全的私法体系的法制社会、是按照经济运转的市场社会、是个人普遍自觉的道德社会、是上层建筑的物质内容和现实基础的社会、是相对独立于上层建筑而又逐步展开的开放社会。

经济社会是历史的、发展的。它形成于封建社会瓦解之际，存在于近现代以至于将来，并随着政治社会的消亡而消亡，最终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历史是经济社会前史即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立，构成封建社会解体以来历史主线之一。二、-史

在明确了本文的经济社会概念的界定之后，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个实践的了。经济-社会史研究是针对经济社会这一特定的现象而展开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上，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在于探讨经济社会兴衰的历史；在实践上，经济-社会史研究针对一定的经济社会及其发生、的过程而展开，主要包括：个人主体及主体权利发生、发展史，私法体系发生、发展史，市场机制发生、发展史，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史，经济与关系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史，不同经济社会之间的交往史，经济社会整体史等等。经济-社会史研究不仅要还原、描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济社会，而且要解释、说明其存在状态及其变迁的理由。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是：在时间上，始于15世纪末以来欧亚大陆西端的封建社会迅速瓦解、经济社会初露端倪，直到当代。在空间上，包括封建社会瓦解、走向或已完成化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性上它至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存在领域。

经济-社会史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是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并吸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作为方法。因此，经济-社会史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它的理论方法具有其他学科理论方法不可取代的地位。

因此，经济社会不是经济与社会二者简单联合起来的模糊概念，经济-社会史也不是经济史与社会史交叉而来的学术领域，因为国外的社会史研究仍然处于初建阶段，[19] 国内外关于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仍存在分歧。经济-社会史也不是国内外学术界盛行的社会经济史，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史仍然是经济史，只是一种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经济-社会史也不同于世界体系论者所展开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的研究，因为他们的经济世界或世界体系只不过是在地域上扩大了的大经济史观支配下的经济史或世界经济史。

事实上，在我国已经有一批知名学者逐渐从大经济史观下的社会经济史接近了经济-社会史。北方主要以侯建新等先生为代表，结合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的研究，把“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集中于现代化研究的时段和单位之内，其实质上已经属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范围。南方则以杨国桢等先生为代表在傅衣凌先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海洋人文社会和展开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构想，并日益集中于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尤其注重探讨明清以来由古代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此外，在我国许多科研院所和大学里也逐步展开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领域和方向已经逐步接近了经济-社会史。

三、余论

本文不揣浅陋，冒昧地提出经济社会概念，并初步勾勒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轮廓，决不是文字游戏或自我标新立异，而是试图在理论前进的前提下，为开拓历史学研究领域尽一份绵薄之力。正如于沛先生曾经郑重指出的：“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史学理论的进步为前导”，“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在21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前景，首先在于史学理论研究有无建树”。[20] 这一论断是富有远见的。历史学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但这并不排斥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吸纳其他学科包括科学诸学科的理论方法，只是这种吸纳是为我所用，是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被吸收、借鉴的。然而，近年来，历史学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或“社会学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增强，以至于有人认为历史学只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原料产地”。这一方面反映了一些人对历史学知之甚少，另一方面也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日益迫切。

就经济社会和经济-社会史研究而言，它将有助于排除其他学科“帝国主义”对历史学的误解和“掠夺”，还历史学以科学面目；将有助于学术界深入认识历史学的社会转型理论和转型社会研究，从而推动世界现代化理论和进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化；将有助于学术界以发展的观点看待21世纪学科综合与细化的辩证发展趋势。同时，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展开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释

[1] 龙秀清：《转型时期社会和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世界》2000年第6期，第112页。

[2]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济南出版社2001年版，齐世荣先生的“总序”。

[3] Robert L. Heilbroner， Making of Economic Society， Prentice-Hall， INC. 1962， p.29.

[4] （日）速水融 宫本又郎编：《日本经济史》卷1，《经济社会的成立》，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16页。

[5]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5页。

[6]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7]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

[8] 伟．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版，“第二版序言”，第14页。

[9] Thomas C. Cochran， Economic History， Old and Ne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74， No. 5， pp.1561-1572.

[10] 吴承明：《经济史的和》，《中国经济史》1999年第1期，第115-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8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注释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第442-44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经济学专业 《经济学说史》 教学方法

一、课程特点

我国高校财经管理类专业普遍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但学生在这些课程（包括微观、宏观和国际经济学等）的学习过程中，只接触到了教材编者为学生展现的本专业课程的一些“知识片段”［1］P1，从这些片段中，学生不知道经济理论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对经济学理论无法形成系统的认识。因此，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有必要通过专门的课程来了解经济理论如何产生、演变和发展。应当说，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更需要通过理论学说史的系统考察来完善。

《经济学说史》的核心是研究经济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等等。如考察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何人采用何种方法，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思想、概念、学说，乃至理论和规律，等等。再就是介绍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于决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总而言之是阐释经济理论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一门学科。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以及思想主张，等等。

《经济学说史》研究内容也非常丰富。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的新发展止，时间跨度很长，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派别的主要经济思想和观点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西方早期经济思想、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庸俗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边际效用派、新古典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内容极其丰富。同时，《经济学说史》的内容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各流派面对不同的历史背景，相互继承和发展构成了系统性较强的知识体系。

二、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材选用。

《经济学说史》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国内各大学的经济学专业都有开设此课程，因而教材很多。目前采用较多的主要有姚开建主编的《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以下简称“人大版”）和尹伯成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说史》――从市场经济视角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下简称“复旦版”）。其中人大版教材的主要特点是内容系统，细节充实，并且便于学生课后自主学习。人大经济学院在经济学教材编写方面的权威性，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子。很多首开经济学课程的院系多采用此版本。但这本教材内容体系过于庞杂，纲领性不强，课时安排较少的院系只能在教学中作适当调整。复旦版的教材观点新颖、体例清晰，其中对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进行了理论反思，但对于本科阶段的经济专业学生来讲，教材内容过深，不易理解和学习。综上，对于《经济学说史》这门课程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教材体系庞大而课时安排普遍较少；二是教材编者的主观认识有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对某一经济学说的客观理解和接受。

（二）教学内容。

因教学内容多、体系庞大，学生在学习教材时也会感到内容多，学习困难，产生畏难心理。客观上讲，本门课程教材多厚达四五百页，内容有三十四章之多，多数院系仅安排54课时，这给教师授课带来了不少问题。首先，课时少，教学内容多，在授课中如何利用有限的学时来完整、详细地讲授教材内容，这给教师备课提了较高要求。其次，《经济学说史》是一门介绍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体制下，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位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分析，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学说和理论，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如何把理论性和实践结合起来，如何正确分析和评价经济理论，能够让学生既理解课程内容，形成正确认知而不教条理解，又激发学习的热情，这对教师提出了挑战。最后，《经济学说史》亦是一门介绍经济理论发展的课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不同经济学家的不同经济学说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如何能让学生把握经济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认识。从学生平时学习和期末考试结果来看，这三点是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学生学习情况。

从学生背景来看，经济学专业多为文理科学生兼收，根据学生素质和学习基础，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学习需要多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如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高等数学等学科。例如根据教材体系，这门课程实际着重介绍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历史过程，因而课程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经济思想开始。学习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对欧洲中古时期的历史必须有一定了解。从实际授课来讲，对理科生而言，历史学恰好是他们欠缺的部分。因此，在学习过程中主讲教师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介绍相关知识背景，这对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提出了要求。而文科生对数理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又难以理解。第二，学生在学习《经济学说史》课程之前，已经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宏观两部分）、高等数学等相关课程，这是学习本门课程的必备基础。然而从上课情况来看，学生的西方经济学基础和高数基础不够扎实，往往在经济理论推理过程中要停顿下来了解相关基础知识，这严重限制了学生对本门知识的理解。第三，经济学经过数百年发展，如今分支众多、学派林立。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与许多学科交叉的庞大的学科体系，要想全面了解经济学说的发展，仅靠教师课堂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学生普遍反映课程内容过多，学习困难。

三、教学方法改革思路

（一）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

启发式教学是指学生与教师平等探讨问题的教学方法。通过老师的设问、提问，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学习、研究的能力，适合于和学生已有知识关联性较大的内容。比如在讲到边际效用学派时，可以让学生思考价值的形成与人的心理有什么样的关系，人对事物价值的判断与人需求的大小及事物的稀有性之间的关联，并从自身考虑，是否也存在这种心理。以这种启发式的提问，引导学生从自身出发思考、分析问题，从而理解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为何会提出效用决定价值这一命题。

（二）把经济理论和生活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把经济理论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既便于理解书中的基本概念，又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但是理论联系实际要与时俱进。例如在讲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时，可以让学生思考：现实中的国际间贸易是如何发生的？按照绝对优势论，没有资源禀赋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但事实是否如此？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把经济理论的提出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激发学生了解经济理论提出、形成过程的热情，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用经济学家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方法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的构建经过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对学生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很有帮助。但这在以往的教学中往往被忽略。经济学家逻辑框架非常严谨，思维独特非常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这对学生们以后科学思考经济问题大有裨益，同时也能帮助学生将以前学习的知识片段联系起来，了解其所学经济学知识的来源。

（四）借助影像资料。

学习《经济学说史》的目的，不仅在于了解经济学说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理论构建的逻辑过程，而且在于要让学生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本科阶段的学生，应增加其对经济理论的感性认识。基于这一点考虑，主讲教师应给学生延展、搜集书本外的学习资料，如一些优秀的影像资料，将20世纪人类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本世纪经济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起来，为学生展现一幅生动逼真的经济画卷，让学生将课堂所学书本知识与人类经历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本门课程内容，同时也帮助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使学生认识到经济学不仅是书本上的一纸理论，而且是真正贴近生活，实用性非常强的一门学科，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和热情，以及对人类经济活动本身的思考。

参考文献：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1篇

史学研究必须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同时又要使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因此"方法论应当占有与历史资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由于经济史的特殊性，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

（一）历史学方法

熊彼特明白地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第65页。）。由于经济史是史学的一部分，因此史学方法当然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而言，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因此也被视为"艺术"而非"科学"。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

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对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的研究是了解过去经济实践的基础，因此离开了史学方法就谈不上经济史研究。

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胡适曾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台湾里仁书局1982年版，第19页。）傅斯年更加强调史料学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收于《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5、6页）。吴承明则指出：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注：例如赵冈估计南宋中国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1/5，而该估计的基础主要是霍林斯沃斯(T.H.Hollingsworth)根据《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杭州胡椒消费量对南宋杭州城市人口作出的一个推测（即杭州城市人口多达500万甚至600-700万）。麦迪森借助于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和巴拉兹(Etienne Balaz)对南宋杭州人口数量所作的考证，指出霍氏之说严重不符史实，因而赵氏据此所得出的结论也"证据极其不足"(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p.25)。）。

运用以上方法进行研究，并不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种不重理论的做法，也具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是否需要理论，乃是由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所决定的。希克斯指出：在史学研究中，是否使用理论，在于我们到底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而"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至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连贯的理论作为前途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2.）。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经济史学家来说，传统的史学方法都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但不容否认的是，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巴勒克拉夫总结20世纪上半叶国际史学的发展时，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不足作了归纳（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5页。）。吴承明对此作了进一步讨论，总结为以下五个方面：(1)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结构性的研究；(2)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3)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断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主要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4)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是认为一切是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无绝对的善恶；(5)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惟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由于传统史学方法存在上述问题，只依靠它们是难以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做到所用史料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传统史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

（二）经济学方法

从对《检讨》的反应来看，在一些学者心目中，经济学的方法主要就是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想法不足为奇。希克斯说："凡是一种历史理论可能适用的历史现象，从我们对其兴趣而言，都可认为其具有统计学特征。经济史上的大多数现象（无论我们如何广泛地看），都确实具有这些特征。我们要问的经济史的问题，大都涉及那些可以具有此特征的类别。"但是希氏接着指出："从本质上来说，这并非经济史与其他历史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史学的任何分支中，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寻求统计学上的一致性。区别在于我们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注：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p.4.）。因此把经济学方法等同于统计学方法的看法是很不全面的。对于那些可以获得大量数据的研究对象（注：例如王业键所收集的清代的米价数据、李中清所收集的清代人口数据，都数以十万计。），只有依靠统计学方法，才能进行研究。但是对于那些数据不丰的研究对象，统计学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因此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对于古代经济史研究并无多大用处。但是我们要强调：经济学方法决不仅只是统计学方法，而经济史研究中可以利用的经济学方法也有多种。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方法可能比统计学方法更为重要。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2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要继续发展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史论战保持交织的状态，到了一定阶段上，它必然要转向对论战的重新审视。当时学术界对论战进行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呈现出以下几项重要特征。其一，对简单化、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倾向的反思。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就论战的主流而言，往往表现于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否认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差别和不同，存在严重的“简单化”、“公式化”倾向。王礼锡指出:“非封建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即封建社会，中间不容有其他过渡形式的存在。这是何等机械的观点!”人们在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中国历史的“普遍性”时，缺乏对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深入探讨，很少留意乃至根本抹杀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由于过于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忽视中国历史特殊性，在解释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时难免不陷入简单化和公式化运用唯物史观。郭沫若坦言:“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

中国社会经济史本是十分复杂的现象，中国社会史分期能不能简单地套用欧洲的历史分期，这是人们必须首要正视的问题。在社会史论战中，人们吸纳唯物史观理论养料时，不可能总是机械的盲从，它有赖于人们对固有理论方法的能动整合。人们对此的自觉，经历了一个识见的增进与反思的过程。其二，对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不满。在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和剧烈的辩论中，因为“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所以学术上的分歧与政治斗争互相交错纠缠在一起。争论者“你来一拳，我来一脚”。［3］167社会史论战一度陷入谩骂式的政论之中。陶希圣认为当时的风气是:“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大家都这样想:‘你说的便不对，因为是你说的。我说的一定对，因为是我说的。’大家也都这样争;‘我骂你是应当的，这是无产者的憎恨。你骂我是不应该的，那是小市民的成见。’这样的论战，大家(我也是一个)同是在中国史的大门外呐喊。”［12］因为论战的文章多囿于门户之见而一时谩骂，因私见偏见而流于意气之争，甚少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被认为是“无结果而散”。陈啸江深刻地指出当时之所辩论者，实为名词之争，皆未经精密研究之价值。其中的原因:1．失去学术合作的精神;2．为辩护自己的短处，不惜曲解事实，迁就成见;3．为驳斥敌人的论点，不惜将其长处，一笔抹杀。这种因参与讨论者的政治立场、背景及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而使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谩骂式”政论的局面，是不利于任何一方的，对学术更是无补。代之而起的是大家要求暂时停止争论，等把中国历史材料研究透了，再来一场更有学术性意义的大讨论。其三，在理论与材料关系上，人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倡言史料，重视史料。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讨论，这场争论虽然非常激烈，深度却远远不够。社会史论战是一场探本溯源式的社会史辩论，本应依据丰富的史料，以细致深入的论析为基础，但论战的文章不肯在史料上下功夫，只对史实作简单勾勒，用历史材料附会唯物史观的理论。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古代社会内部，特别是复杂性的经济层面，应对各地各民族历史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盲目的套用现有理论。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之后，犹如急流迥回，人们纷纷从史料本身来探寻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无论杂志报纸，大学历史系以及专门研究机关，多在这方面用功夫了。”［14］例如1933年5月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第1卷第3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刊载的论文多注意到史料的运用。1934年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搜集史料及对材料本身之研究，并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进行专题的研究。1934年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9、10期出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所集的文章，“关于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者居多，而泛论社会史公式者极少。”此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发表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也渐渐注意到史料的搜集。而北平的《食货》半月刊杂志尤其专以“搜集史料”相号召。嵇文甫认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进入了“搜讨时期”。以上表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向史料的搜集整理。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报及其他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普遍重视史料，是人们要求回到冷静的学术探讨中来的有力征候，成为推动史学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学术界对史料的高度重视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深邃识见，又展现了史学研究向多元选择的迈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随即迎来了更为开阔的局面。其中有三支力量最值得重视: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仍然坚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但主张从史料方面充实建构理论，逐步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二是社会调查所(即后来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汤象龙、梁方仲等以及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他们非常强调史料的收集，大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料的收集整编工作。三是以陶希圣为核心的食货派。应当说，社会史论战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偏向史料的转向最突出的一个重要表征，便是食货派的崛起。

二、陶希圣的学术转向

陶希圣是食货派的领袖，他是由研究法学而转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的。陶希圣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在各地高校讲授亲属继承法，旁及民族学，从民族学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组织，进而讲述中国社会史。这一研究旨趣的转向主要是受时代的革命形势激发。陶希圣说:“北伐完成后，文化界有一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本质与形态，发生争端。我是研究民法的，因家族与婚姻制度的历史探讨，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民国’十七至十九年，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18］陶序1927—1928年他在《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等系列论文，引起诸多学者的响应和论战。1929年1月，陶希圣将刊于《新生命》月刊上的论文收集成册，冠以《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书名出版，提出要“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颇为畅销(后三年间销了八版、数万册)，有所谓陶希圣打响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炮”的说法。随后又出版《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进一步阐述他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看法。二书以其“斗争之文字”，“皆尚能流行于社会”。［编辑者小引为促进讨论走向深入，1930年，陶希圣还收集了当时学者讨论中国社会史较有代表性的论著，编成《中国问题之回顾与展望》一书在新生命书局出版。1931年4月，王礼锡、陆晶清主编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1931年1月23日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封《关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的信和1931年1月31日陶希圣的回信。这两封信的刊登标志着以《读书杂志》为主要阵地的社会史论战的开始。“日本学人关心或参加中国社会史辩论者，称为‘陶希圣时代’”。“在数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先生算是一位有名的大将了”，被学界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位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者”。1928—1934年间陶希圣还陆续出版了《法律学之基础知识》、《革命论之基础知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现象拾零》、《辩士与游侠》、《婚姻与家族》、《西汉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陶希圣的翻译作品以德国学者奥本海末(FranzOppenheimer)的《国家论》为重，以及与人合译了《各国经济史》、《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发展》、《刑法读本》等。在社会史论战中，批判式的文章大为流行，因陶希圣敢于立论，每为人所攻击。王礼锡将陶希圣列为“论战”的五个权威之一，公开号召论战者对于陶希圣的观点提出“挑战”，一时间向陶希圣挑战和批评的文章着实不少，陶希圣所受到的指责、批评乃至谩骂，可谓惨烈。陶希圣言:“在这文人积习的各张门户的论争里，我是最先受骂的一人。每一中国社会史家的开场白，每一中国社会史刊物的发刊文，首先攻击的大抵就是我。”学术界对陶希圣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唯物史观之不纯与治学的因袭与论战者一样，陶希圣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为外来解释框架所支配，研究上流于比附，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人们指出陶希圣的每一种主张并不是自己细心研究的结果，只是随时随地抄袭别人学说的结果。刘光宇认为:“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甚什。”［24］王宜昌指出:“陶希圣自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的开始就说着他应用什么归纳法、统计法、抽象分析法。这只是从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概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学》(萨孟武译的书名是这样，陈望道等译名《社会意识学大纲》)上抄来的所谓经验一元论(即经济批判论)的玄学方法论。”“《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两书中，不少应用奥本海末尔的‘海国’‘陆国’‘土地私有权’和‘商业资本主义’之点。”周予同后来深刻地指出，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量相当丰富”，“但因为陶氏并不是单纯的客观研究的理论家，所以时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责”。

(二)逻辑的混乱与观点的豹变在社会史论战中陶希圣史书最多，差不多在每本书中，都有一个主张，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甚至在同一本书内，也有冲突。傅筑夫指出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前后观点冲突，“起初还以为是偶尔如此，可以放过不提，那知道逐章细看下去，都是扑朔迷离!”“关于封建制度的发生时期，在这一本为‘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奇书上，有时虽也偶尔提到，但不是前后冲突，便是笼统万分。”［27］马乘风对陶希圣的观点豹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指责，“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已崩溃、春秋时代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春秋时代是封建社会时代、春秋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封建制度崩溃后，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这五项根本不同的见解，若是分之于五个根本不同的作家或著作，犹有可说，事实上，竟出之于陶先生一人之口，真不知陶先生何以自圆其说?”［17］427对于自己各书中的见解前后每不一致的现象，陶希圣在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也承认，“本书各论文依执笔时期的先后，内容时常有冲突矛盾的处所”。

(三)史料审视之不严陶希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料的处理方面犯有不少错误。杜荃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主要针对陶希圣的史料问题进行了“不甚客气”的批评。他说:“我仅仅读了那么一小段，便觉得差不多句句都有问题。以下我便不敢再读下去了。一来以下我还没有甚深的研究不敢多谈，二来我怕的是错误的观念先进了我的脑中，所以我也不敢多读。”“我希望陶君对于历史更要有详细的精密的认识，然后再下论断。”［28］傅筑夫对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批评的要点之一也是认为陶希圣处理史料时有诸多的错误。［27］马乘风认为，陶希圣“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关于史料审视之不严的问题，陶希圣自己也坦言道:“各篇的论题非常广泛，所用的材料也不过疏略的大体的，没有经过多少考证的工夫。”

(四)中国社会史观点的“歪曲”因为陶希圣在探讨中国社会史时，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敢立新说，他的观点遂成为学术界不同学派论争和笔伐的对象。陶希圣曾总结人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批评之所在:批评的第一集中点，是士大夫阶级的论议。士大夫阶级这名词，有好些个党派、好些个刊物书籍乃至决议案都正在使用，然而批评却集中于我。———甚至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发明”，或是我的“罪恶”，好像只有一个人使用这个名词，又好像使用这个名词便是反革命。批评的第二集中点，是封建制度的论议。我觉得农奴制度自战国时代已经分解。如果农奴制度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则中国从此时以后没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如果佃租制度才是封建制度，则中国自战国到今日才是封建制度。我的意见于此外更着重于商业资本与农村经济的有机关系。中国商业资本发达自战国时期，确曾有分解旧生产方法及孕育旧生产方法使日益进于商品生产的效用。批评的第三集中点，是游民无产者问题的提出。我读过《德意志农民战争》等书之后，深觉游民无产者的问题，在中国应当及时充分讨论，打开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换的锁。［29］自序陶希圣既是挑战者，又是凶猛的应战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非难，陶希圣在1930—1931年初期写了一些涉及多方面倾向的短篇随笔，后辑成《中国社会现象拾零》一书进行应战。“这书中各论文有些是在著者紧张的情绪里写出来的。著者自感孤独，对于纷至沓来的评论，感谢或接受或驳覆的工夫都不够。所以紧张的情绪之中饱含着无上的悲苦。在政治斗争尖锐的现代，孤独的个人是不应当多说话以紊乱各方的论争战线的。我明知事情是这样，也曾屡次起停笔的决意，但一方面有各杂志主编的刺取，他方面又感觉到理论斗争的参加，或者有贡献于理论的进步。于是我终于拿笔，终于大胆去受各方的批评。”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浪潮中，陶希圣一直处于论战的中心位置，对论战的感受实较许多人更为痛切。1932年，陶希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解说失之于空泛笼统，认为丰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战具，打算少写文章，多搜集材料。他说:“近来我不想批评，我想多少添一些材料来建立。公式主义者大有反对材料而重视公式的毛病。有人批评我说我是经验主义，因为我重视历史的记载。又有人批评我说我材料愈多愈弄糊涂了。其实我的糊涂，正是由于材料太少，即理论所依据的经验太少。如果材料多了，便不至于乱争盲斗了。用公式来收纳材料，这一方法最怕材料多，材料一多则公式主义便会崩溃。历史上两个不同的社会形式，供给我们不同的材料。但因公式主义不许我们指出两者的异点，我们是弃材料而留公式呢?还是弃公式而取材料，重新估定社会进化的途径?公式主义是前者，我的办法是后者。这是我四年来见解屡有变动的原因。”

陶希圣主张抛弃公式主义，下苦功读书，从材料出发对中国社会发达过程进行新的估定。他在通读中国历史，对中国史逐朝逐代都细看它一下的过程中，便感觉立论极难了。于是，他提出两个希望:一、唯物史观固然和经验一元论不同，但决不抹杀历史的事实。我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二、论战已有四年之久，现在应当是逐时代详加考察的时期。我希望有志于此者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我四年来犯了冒失的毛病，现已自悔。但我四年前冒失下手，是因为那是很少人注意这种研究。现在见解已多，如再以冒失的精神多提意见，反把理论战线混乱。以上表明，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中从事空泛理论争论的现象已日益不满，感觉解决问题应该多从材料入手。在修正自己观点的同时也对论战中普遍存在的不重材料分析的公式主义提出了一些批评，表现了陶希圣思想转向的迹象。陶希圣所作的回应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也是对自己在社会史论战中遭受指责、批评的深刻反思。然而，陶希圣的申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论战的风气，减少对自己的批判，反而愈演愈烈。论战中对陶希圣批判的客观现实令其感到触目惊心。这给陶希圣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陶希圣保持着沉默。“陶希圣的沉默是当然的，左派说他是xx派不彻底，又说他是左派，在左在右为难之中他只有沉默为最合适，所以他沉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何以前行?这是萦绕在陶希圣脑际最发人深思的问题。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回护、斗争，还是坦然面对，重整待发?陶希圣选择了后者。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史丛书》的《刊行缘起》一文成为陶希圣学术转向的誓词:“我们的誓愿是:宁可用十倍的劳力在中国史料里去找出一点一滴的木材，不愿用半分的工夫去翻译欧洲史学家的半句字来，在沙上建堂皇的楼阁。我们的誓愿是: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3篇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密不可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勃兴，知识分子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探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及经济关系实况，籍以指引革命的进程；学术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现象，当推1927—1937年10年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不仅强化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熟。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内部，特别是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概括，遂转趋穷研史料，撰写专题式的学术论著，而对于先前社会史论战参与者所专注思索的理论问题，仅略表关切。同时，新史料如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及系统性整理，更促成学界的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从而开始出现。

全汉昇（1912—2001）是这一学风转变中，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史学工作者。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就学期间，受政治系教授陶希圣影响，专致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为当时社会经济史主要论坛《食货半月刊》的踊跃撰稿人。1935年他大学甫毕业，即被傅斯年教授选拔，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此即坚守学术岗位，以经济史研究为终身志业，并为培养经济史人才、而备尽心力。全先生治学60年来，著作弘富；他的学术见解及成就，深受学界同道重视推崇。去年（2001）年11月29日因肺炎病逝于台北，享年90岁。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语所集刊》1，1[1928]）一文中提到学问的进步，系于能直接研究材料，扩张研究的材料及应用的工具；从全先生毕生治学的历程所见，他既能充分发扬，而又超越这一学术传统。以下仅就近日展卷重读他的遗著的体会，略陈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贡献：

1、发掘新问题，开拓新领域。全先生初期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唐、宋时期；《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剖析经济重心南移后，连结经济重心南方及军事政治重心北方的大运河，其或暢或碍与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他的另一重大贡献厥为探研唐宋商业发展与杭州、汴梁、扬州和广州四个性质不同城市的都市化，尤着眼于交通运输与国际贸易对城市发展的可能影响。货币经济与物价变动史研究方面，1942年他在《史语所集刊》第十本所发表的长篇论文《中古自然经济》，至今仍是阐述魏晋以迄唐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错综复杂现象的最重要论著。明代中叶以降约400年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铜银复本位制。全先生的研究特别着重货币供给，籍以明了币制的发展，曾发表《明季中国与菲律宾贸易》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多篇。中国物价的历史研究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展开，但全先生仍作出可观的成绩。我们对民国以前约千余年间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全先生实厥功至伟。他对清代物价史研究用力尤深，透过他从物价、货币及国内外贸易等多方面的深入探讨，我们方能对清代整个经济体系的演变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认识。他另一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国近代工业建设，或就工业化作广泛考察，或对一些关键企业、地区和问题作深入个案探讨。研究成果中有关汉阳铁厂及汉冶萍公司、江南制造局、甲午战前中国工业化等论著，俱为力作。他数十年来的研究工作，点出许多可以引伸推衍的重要课题，留下足供后学跟进的轨迹；最显著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及清代粮价及米粮市场与贸易，近已成为经济史坛显学，名家辈出。凡此实以全先生的著作为嚆矢。

2、广征博引，扩大史料搜集范围。全先生著作的一大特色是网罗史料，巨細靡遗。1942年他所撰文《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物价的影响》于《史语所集刊》第十本发表，东北史及辽、金史名家金毓黻先生读后，在日记中谓该文“颇致研几之功……盖南宋末年史料极其缺乏……全君于宋人文集搜讨至勤，苟有片言只字亦必具录，以成此篇，可谓难矣”[1] 。其实全先生在早期唐宋史研究中，正史、通鉴及诗、文集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以至敦煌写本及简牍，无不穷加疏理。1949年后，全先生研究重点转移到明清及近代，捜讨之列更扩及中外档案、书信、年谱、碑刻、矿冶资料及地志。1961年，全先生第三度赴美研究，留美两年期间，得阅1903—1909年间在美国克里夫兰出版的55巨册《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这一重要史料；日后他自中、菲、西班牙商贸互动以析论美洲白银与中国丝货贸易，实以此为契机。按，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取代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为了参考西班牙人过去330余年间的统治经验，遂由E.H.Blair及J.A.Robertson有系统地搜罗西班牙公私文献，迻译为英文，辑成是书。因中国邻接菲岛，当西班牙人的势力从美洲墨西哥扩伸到西太平洋的菲律宾以后，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故书中有关中、菲、美贸易的史料非常丰富。自西班牙占领菲岛后，输往中国的银货数究竟有多少，中国史籍记载几付阙如；全先生以是书为根据，搜罗详密，遂能推知其大略，填补了中国文献记载的空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研明中叶以还中、日、萄、荷的贸易关系及金银比价诸问题，发为累积效应，取得累累硕果。

3、吸收西方经济史的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成果。全先生甫进史语所，即勤习英语[2] ，目的在于扩张研究的工具。他受德国历史学派权威B.Hildebrand的经济史分期学说启发，认为“约由公元二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较占优势”，撰成《中古自然经济》一文。文中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说明商业盛衰对货币使用的进步与退化，关系密切。当交换仅在于取得自己所需的消费品，对货币需求量不大时，交易过程是C（自己所余货物）—M（货币）—C（自己所需货物）；反之，当交易频繁、专业商人取代以前的消费者从事商贸，货币需求因而大增，交易过程便转变为M（货币[自己资本]）—C（货物）—M（货币[含有利润]）。汉末以后因战乱的影响，商业衰退萧条，货币使用自亦相应退步。1944年10月蒙傅斯年所长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所长提拔，全先生获派赴美，先后于哈佛、哥伦比亚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从游于Abbott P.Usher，Shepherd B.Clough及John 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的基础。在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化时，全先生受Usher及Nef等论著的影响，运用工业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从煤的运输成本出发，说明煤矿资源对工业区位决定关系至巨，籍此追寻中国工业化失败的症结所在。1955年全先生重访哈佛大学后，开始探研明清以还东西经济交流互动，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这一课题。他发现17世纪末至18世纪结束百年间，粮价及物价呈现长期上升趋势，而此实与其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口息息相关。这一项研究的代表作《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显受芝加哥大学经济史教授Earl J.Hamilton于193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刊布的论著《1501—1650年美洲白银与西班牙的物价革命》所启迪。全先生胪列多种史料，参考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Irying Fisher的货币数量学说（按全先生文中没有列示Fisher的方程式PT=MV），配合细针密线的分析，发现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出，对物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即使遥远中国亦被波及。必须指出的是，在上述这些研究中，全先生实事求是，不先入为主，削足就履，根据先有的模式选择材料。

4、重视量化及数据。中国史料的数据记录，大多零碎而欠明确；土地买卖劵契、租簿、商号帐册等原始材料，则甚少存留。复因度量衡和币制的不统一等因素所限，即使勉力收集到一些物价材料，仍难以从时间上或地域间加以比较。全先生排除万难，多年来奋力搜求整理，将唐宋期间的物价变动勾划出一个轮廓。无可讳言，诚如剑桥大学唐史专家Denis C.Twitchett教授所说，这段时期史籍记载的物价数据，主要失之于偏高或偏低，若以之编制成物价变动曲线，时有夸大失实之虞。[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先生先后与王业键及Richard A.Kraus等合作，主要利用史语所典藏资料，探究清代物价，并对地区粮价差异与经济交流详加考察。他们认为清代粮价陈报制度在经济繁荣及政府施政活力充沛时最为可靠。全先生根据这些数据，旁参其他记载，因数据所限，探讨范围只能及于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时间则集中于18世纪，其中江南及其附近地区的资料尤为丰富，更是他的切入点。为了便于统计，在列表图示前，他和王业键等先生就诸如斗石、米谷折算、米的等级、取代表值及时空等技术问题或事项作出界定规范，使数据可相比较；数据选择方面，凡因灾歉造成急剧波动的米价数据，他们都不予采用，籍以避免这些数据存在的重大不规则变量。盖他们所要解释的，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长期的趋势。全先生着手这项研究时，在掌握到的资料中，部分虽仍不免有某种程度的推测，但无论就质或量来说，都是早期研究唐宋物价史时不可比拟的。他的研究显示清代“已有一个自由的米粮市场……清政府虽力图以官运、仓储及籴卖米来影响米价，但明显地从不直接干预市价机能的自由运作”[4] 。他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实非他人所能企及。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清代原始档案的开放，资料远比全先生开始研究时丰富，不但扩大了研究的时空范围及考虑因素（如气候循环等），学者相应地也可应用较为严谨的统计学方法处理资料，很多重要历史现象因此得以解释，把清代经济史研究推展至一个新境界。饮水思源，当拜全先生开山之功所赐。

全先生的研究范围，上至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绵长辽阔，据初步统计，凡专著9种，论文115篇，书评10篇及杂著6篇，专精博通兼顾；无论就研究的质量和深度来说，实同辈经济史家所稀有。论者云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成绩以经济史等三数领域最为显著；较早期国人在经济史方面堪与日本学界相抗衡者，或仅他一人而已。[5]

全先生木讷寡言，自进史语所后，但知遵照傅所长“闭门读书”的指示，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研撰经济史论著为一生的志业与嗜好，予人冷漠和不通世务的印象。实际上，他不少研究都甚具现实意义。他自言货币供给与物价变动为毕生最感兴趣的课题，实与抗战时对通货膨胀的切身经验与体会分不开。他既于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远离贫困家园，亲身体验美国先进富庶的物质文明，复深受Nef《英国煤矿工业的崛兴》一书启发，遂开始关注中国工业化成绩何以迟缓而乏善足陈这一重要历史课题[6] 。意大利名史家Benedetto Croce“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 这句名言，在当时这位30岁出头的青年经济史家的著作中，得到最有力的印证。

全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学界并非全无异议。如针对中古自然经济，何兹全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史语所集刊》14[1949]）一文中便认为此时期南北两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战乱迭起，逆退至自然经济状况；南方因大量移民迁入开发，反而逐渐繁荣，货币经济遂居主导地位（按全先生考虑过几位Hildebrand论说批评者，如Henri Pirenne、J.H.Clapham及Norman Angell等的意见，对Hildebrand的意见有所修正。他认为尽管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不能截然划分，但同一时期内只能有一种经济形态占较大比重；南朝的钱币势力虽然雄厚，但无法取代自然经济的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部分西方经济史家即对美洲金银与西班牙物价革命是否相关存疑。他们表示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Fisher货币数量学说方程式的用处极微；早在数量可观的美洲贵金属运抵西班牙前，当地的物价便已迅速上升；解释历史现象方面，货币论不及“实质原因”，如人口增加引起的供求情况改变，来得有说服力。[8] （按，全先生在《清中叶以前江浙米价的变动趋势》一文中也提到：“这一世纪内中国的人口大量增加……土地生产大大受到边际收益递减率的影响，粮食供给赶不上需要的增加……于是米价不断上升。其次，同样重要的是白银的大量进口。”）王业键教授也指出18世纪的百年间中国政治安定，国内外贸易空前发达，生产所得大增，当时物价长期上升的趋势，并不单纯是美洲白银大量进口的结果；即使从货币供应方面考虑，也是白银、铜钱、私票三种货币大量扩充所导致[9] 。又全先生认为战前中国工业化不能起飞，资本匮乏为其主因。唯据美国学人Carl Riskin的研究显示，战前中国国民生产中可观的比重耗用于非必要消费上；故问题不在于贫乏，而在于不能将潜在的剩余转导入投资的途径。[10]

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面貌，已与这门学问天地初开全先生脱颖而出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他堪称以一己之力为研究带动新风气，开拓新视野，并提升学术水准，极尽筚路篮缕、拓荒发韧之功。回顾20世纪这一领域的长足发展，无处不见他的心血灌注。转眼间，全先生去世快一年了，谨草此文用志悼念。

注释

[1] 金毓黻著：《静晤室日记》（金毓黻文集整理编辑组校点）辽瀋书社1993年，第4938页，民国31年5月14日。

[2] 据全先生同事石璋如先生记载，1935年7月底他抵南京，与那廉君、全汉升、丁声树等同住。“丁、那两先生住在大房子里，全汉升先生不住大房子，因为住大房子，晚上聊天不易入睡，他又在用功背英文字典，所以独居在大房子旁边的小房子。”见《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陈存功、陈仲玉、任育德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14—115页。

[3] Denis G.Twitchett，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 2nd ed.，Cambridge Uniuersity Press ， 1970，p.298.按本书所指的虽为唐代情形，但同样的批评实可施于宋代的物价资料。

[4] Han-sheng Chuan and Rishard A. Kraus ， Mid-Ch’ ing Rice Markets and Trade: AnEssay in Price Histor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nd University，1975，pp.6—7。

[5]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页。

[6] 全汉升：《回首来时路》，《古今论衡》1（1998）：82—3。

[7]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原著为意大利文，傅任敢据1921年英译本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页。简言之，这句话是指过去事实“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联系得到体现”。参同书第2、4页。

[8] 相关讨论的最佳入门论著为：petr H. Ramsey ed. ，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91，特别是Ramsey所撰导论及收入书内ingrid Hammarstrom 及J.D.Gould所撰写的论文；R.B.Outhwaite ， Infla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London : MacMillan，1999。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4篇

本文试从说理题中存在的四类典型错误――只堆材料不说理、朝着反向说道理、偏离正道说外理、证据无力说短理――入手，剖析问题成因，拟出矫正策略。不当之处，敬祈指教。

一、对“只堆材料不说理”的矫正

（一）错误表现

历史说理要求既摆事实又讲道理，不摆史实只讲道理不行，光讲史实不讲道理也不行。在学生历史答卷中，只堆材料不说理的错误屡见不鲜。

【例1】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中国人从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

近代中国“探索新知”过程，“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请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此材料中的观点。

【参考答案】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遭到清政府的冷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与封建顽固势力的交锋；民主共和观念与尊孔复古逆流的冲突。

【学生答案选录】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君主立宪；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激进派的民主和科学。

（二）成因剖析

对比两组答案，不难发现其差异：前一答案，“主张”与“冷遇”、“思想”与“交锋”、“观念”与“冲突”之间均存有“新旧之争”的逻辑联系，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说理简明、有力。而后一答案，虽列出“夷长技以制夷”等若干“史实”，却未能对这些“孤独的史实”进行逻辑编组，因而缺少对观点的论证，属于典型的“只堆史料不说理”做法，无丝毫挣分价值。

（三）矫正策略

要想让史实变为有用的“说理证据”，可行的办法是将说理思维“往前推”。换言之，即是先唤醒麻木中的“说理意识”，搭建起所列“史实”与各自“对立面”间的思维对应关系，赋予各“对应关系”以论证力后再嵌入说理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如属于因题目较难导致学生释理无力的情形，教师可从“励志”角度入手，激发其“说理意志”，勇于说理。如属于“健忘”“草率”“轻视”等非智力因素引起的惯性说理搁浅，教师除了“唤醒”学生的“说理意志”，还要从长考虑，做好以下几项培养学生良好思维习惯的工作。

一是在题目布置之初，以口头方式向学生强调“说理”的重要性。对“好健忘”的学生，要当面提醒，告诫其不要说理不作为。

二是用强化警示或特别加分等手段，将“说理意向”的呈现视作答题任务的一部分，从而使答题与“说理意向”要求捆绑一体，引导学生说理，并对“轻视”说理学生进行严格督促。

三是建立“约谈机制”，强化督查力度，提升学生“说理”的自觉性。如给“草率”回答的学生专门建学习档案，详细记录其“说理意向”表现，进行长期跟踪，找出应对办法。

二、对“朝着反向说道理”的矫正

（一）错误表现

说理要朝着题目拟定的看法、主张或观点方向去说，申述“正方”主张，所据史实须与说理方向一致，确保证史一致。可在学生的答卷里，与此要求相悖的错误经常出现。

【例2】根据所学知识，扼要分析宋元科技文化高度繁荣的原因。

【参考答案】①手工业、商业发展，奠定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②城市繁荣，市民阶层扩大，对科技文化需求的增强；③对外交往频繁，有利于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

【学生答案选录】①政治：国家长期统一，政治统治清明，社会相对安定，统治者重视；②经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综合国力强大；③文化：统治地位思想相对自由、宽松，文化越来越市民化，贴近人民生活。

（二）成因剖析

两组答案，思路清晰，都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切入，为宋元科技文化的高度繁荣寻找理由。学生失误在于，一是举证的史实有误。两宋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统一的时期吗？宋元是古代史上的政治清明时期吗？中国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吗？显然不是。二是史实的配置不当。宋元文化是封建文化，其繁荣原因理应从传统的封建政治与经济领域去找寻。答案中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命题即便成立，也形不成宋元封建文化繁荣的理由。上述两项错误，前者无助于“正向说理”，后者则构成了实质上的“反向说理”。

（三）矫正策略

要避免给“正向”说理帮倒忙，须将说理思维“朝后拽”。即将不当“证据”发回重审，剔除其中不当成分，保留并增补有益内容。上述学生所列“证据”，如能剔除其中的不当“证据”，其余史实仍可发挥正常的说理功能，如“社会相对安定”“小农经济的巨大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等。实施该策略，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要督促学生下大力气纠正用词随便的坏习惯，努力培养用词严谨的好习惯，从而使说理达成历史事件的时间与空间配置的适切性，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界定的科学性，历史限定词使用的严肃性，评断历史事物的公正性等要求。

二要督促学生强化逻辑思维训练，鼓励学生相互提问，锻炼辨理能力，以降低“反向说理”发生的概率。

三是督促学生重视自我反思能力与换位思考习惯的养成，鼓励学生经常在“面对难事我该怎么办”“这句话说了之后对方会有什么反应”等的思考中寻思答案，以提升对复杂问题的应变能力。

三、对“偏离正道说外理”的矫正

（一）错误表现

说理要围绕中心论点展开，方向正对靶心；所据各史实都必须是“中心论点”的充分条件，不能回避正题而言它。事实证明，解题时学生一旦对说理方向失去控制，“外理”（道理本身没错，但不适用）便会产生。

【例3】有专家指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本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近30年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踩着历史的节奏，每一步都没有落空。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为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而采取的措施。

【参考答案】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1992年召开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学生答案选录】中国参加联合国，中国推行和谐外交，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参加不结盟运动。

（二）成因剖析

此例答案，学生只考虑“全球化”而未顾及“经济”，说理误入了“政治”方向，偏离正题，所列“证据要点”与参考答案风马牛不相及。本例学生说理不当的成因有三：一是未养成良好审题习惯，导致误答；二是基础较差，对“全球化潮流”概念理解有误，导致乱答；三是“说理意识”不强，态度消极，故而避重就轻、中途改道。

（三）矫正策略

要确保答题不说“外理”，就要紧扣命题思路的脉搏，控制住说理的方向。

一要让学生比照物理上“接点跟踪法”的做法，学会顶真与扣理，盯牢题目设问的方向，做到“怎么问就怎么答”，确保不走神。

二要勉励学生静心对待偏难题，坚定“说理意志”，抱定“一分努力，一分回报”的信念，不规避难点，确保说理不改道。

三要交给学生多角度、多维度分析问题的窍门，使其熟练掌握从正、反、侧三方面说理的方法，确保说理获得技术支撑。

四、对“证据无力说短理”的矫正

（一）错误表现

“论从史出”，史实证据充分、简约适配，结论才有说服力。反之，即便结构完整、方向正确，于论理也无济于事。“证据无力说短理”病例在学生答卷中随处可见。

【例4】研究邓小平的外国学者，根据邓小平在当代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四个方面对邓小平历史地位做出了积极评价。其一，最成功的改革家；其二，中国现代化之父；其三，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其四，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事业）的救星。

请回答：材料中外国学者关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否符合实际？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理由。

【参考答案】①符合。②理由：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张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坚定不移地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学生答案选录】A类：①符合。②理由：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实现了中国20世纪第三次历史性巨变。B类：①同意。②理由：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另外，还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思想。

（二）成因剖析

在参考答案诸“理由”中，“实行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回应材料中的一、二两点；后两句分别回应材料中的三、四两点，可谓滴水不漏；答案既简明又清楚，可谓字字珠玑。而学生答案恰好与此相反，所列证据既不充分又无力道，显得“理屈词穷”。成因在于：一是答题技巧不足，忽视一一对应的论理法则，不注意扣理，以致造成答案证理条目不足，显得“理屈”。题目要求论证材料中的全部四个论点，可学生要么仅回应“一、二”（例如A类），要么只回应“三、四”（例如B类），没有完整应答。二是语言的描述与问题阐释能力不足，在答题证据要点中缺乏有效核心专业词汇，使得答案论理力道不足，显得“词穷”。学生答案中的证据条目虽不少，如若剔除内容含义重复部分，其中的有效成分却并不多，甚至相当缺乏。在A类中，可供提取的有效成分仅有“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直接应答论点“一”），半有效成分为“总设计师”与“实现第三次历史性巨变”（间接应答论点“二”）。至于B类“证据”，貌似间接应答论点“三”“四”，其实毫无论证。三是由于平时忽视对历史语言提炼的训练，答案语句繁杂，仍显得证据不足、论证不力。

（三）矫正策略

要消除“证据无力说短理”病症，稳妥的策略是给证据补足数量、强健筋骨、增强内力。

一要加强历史专业用语的训练，简约证据史实，汇聚论理能量，强健筋骨。包括提炼史料的核心词与关键句，精干史料；转换语式，变拗口的欧式长句为易懂的中文短句，变晦涩的文言词为明了的白话文，变铺张性的文学语言为质朴简洁性的历史语言，增强表达效果。

二要强化史料处理能力的训练，确保所用史料的适配性，保证其论证力的充分释放。例如，当题目要求回答在井冈山时期的“理论”贡献时，应写“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当要求回答关于“道路探索”贡献时，应写“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经济学说史论文范文第15篇

第一、从学科研究对象区分，经济史学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人类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及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另一类是以经济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概论(或简称“经济史论”)。

经济史学(习惯上简称“经济史”)这个大类中又可区分为两个小类。一类以研究经济生活演变过程为对象，着重揭示它是怎样演变和引起这种变化的具体因素。在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叙述方法；在逻辑与逻辑的结合上，主要遵循历史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时序叙述经济生活(或其中的某个方面)变迁的情况与变迁的环境、原因(包括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从史实中概括出就事而论的结论(论从史出)。总之，它们以时间为经，以史实叙述或具体(时间、地点、表现、数量等等)为特征。另一类是在前一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进行理论的分析、概括与抽象，着重揭示它为什么这么演变及其运行机制与规律。在分析方法与叙述方法中，主要使用分析方法；在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的结合上，土要遵循理论逻辑。其论著一般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按照理论逻辑的框架，运用经济学范畴和历史学范畴，分析经济生活演变过程各种因素的内在(本质)联系，或概括出特定空间(国家或地区)、特定时间经济生活演变的特点，或抽象出经济模式、经济学范畴与理论。总之，它们以理论分析和抽象(舍弃了对经济生活演变过程的具体叙述和那些偶然的因素)为特征。此类可称为经济史通论。

经济史学概论研究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叙述方法、理论、历史、学派、相邻学科、分期标准、研究者素质(研究主体)等等。具体地说，严中平的《经济史研究方法十讲》、吴承明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中的经济史论部分，就是属于经济史学概论的。

这样，经济史学科分类的第一、二个层次是：经济史学科。

经济史学概论以经济史学为对象，它不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在经济史学的两个部分中，经济史是经济史通论的基础，是经济史学的主体，也是经济史学科的主体。下面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这个主体部分的方法。

第二、按经济史的区分，经济史可以分成许多个类型。

经济史的内容包含时间、空间、经济生活三个要素。以时间言，可以按绝对年代区分，如某年(1842～1948年；1953年)、某个世纪(15世纪；18～19世纪)。可以按相对年代区分，如古代、近代、。可以按朝代分，如唐代、宋代。以空间言，可以按地域区分，如世界，欧洲，，广东省，无锡县，长江流域，城市、。对经济史内容的分类来说，“经济生活”这个要素极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历史。因而可以从许多方面(角度)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史进行分类，在每一类中又可以多层次分类。譬如：

1．可以按产业分为农业、、商业、业、运输业、服务业等等。其中的每种产业又可以分为若干行业，其中的每一个行业又可分为若干小行业。

2．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类。生产力中可以按要素分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劳动力等。其中，每种要素又可分为若干种，如生产工具既可以按制造原料细分，又可以按使用领域细分。每一类工具又分为若干种。每一类每一种均可有史。一部好的犁史和一部好的织机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史上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

生产关系中可以按经济形态、经济成分、所有制等等分类。其中的每一项中又可区分成若干类，类下还可以分。

3．可以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个再生产过程分类。每一类中又包含多个层次的类别。

与上述1、2、3分类标准并列的，还有多种，诸如制度、经济结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手段、经济范畴等等。以经济范畴言，它是反映经济生活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我曾经按照经济范畴查过，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生活都有自己的。诸如：市场有市场史，货币有货币史，利率有利率史，物价有物价史，如此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提到，有些现象，它们的本身并非经济生活，但却与经济生活及其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如人口、生态环境等等。于是有生态经济史、人口经济史等等。

不仅不同层次上的经济史会有范围大小的区别，而且同一层次上的经济史也会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的属于宏观，如国民经济史；有的属于微观，如工厂史，公司史等经济组织史。这样，经济史又可分为宏观经济史和微观经济史。

这样，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区分，经济史的类别虽不是无法计量的，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经济生活仅是经济史三个要素之一。它和其他两个要素(时间、空间)组合出来的经济史类别，又是这个“很大的数目”的若干倍。

种类如此繁多，内含如此复杂的经济史，是不可能用一种来解决的。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于不同的经济史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要弄清楚第一个私人办的工厂出现于何年何地这样的问题，要用考证办法，而且仅仅用考证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当研究经济史通论中的问题(诸如中国近代经济的特点，以及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时，就无须用考证方法，而必须用抽象方法。就不同的问题要使用不同的方法而言，说“史(此处“史”专指经济史。下同)无定法”，是有道理的。

当我们说“史无定法”时，绝不是说经济史学没有自身的一定的研究方法。其实，方法问题对经济史的研究太重要了。我们说对不同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方法，并不否定这些不同方法中有共同的东西。这共同的东西，有的(最高层次的)可能是一个(如唯物辩证法)，有的(低一个层次的或再低一个层次的)可能是几个(如吴承明所举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区域史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都说明经济史经济是有一定方法的。此外，经济史研究不仅要遵循本学科特有的方法，还要遵循社会的一般方法。譬如，无论研究什么样的经济史问题，都要经过选题、收集资料、分辨资料的真伪、从资料中弄清研究对象变动的时序等步骤。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程序也是经济史研究中的“定法”。可见，既要讲“史无定法”，还要讲“史有定法”，而且首先要讲“史有定法”，这才是辩证的，对学科发展有益的。

第三、从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学科的属性看，有经济学科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

历史学和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都分离出了各自的经济史。从而，经济史在产生过程中就出现了两种经济史；作为历史学中专门史之一的经济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的经济史。从另一个角度，即把经济史作为统一物看，它是由两个“妈妈”生的。它在以后的发展中始终脱离不了这个母胎的斑痕。

经济史学的这个胎记，直到现在，仍明显地表现在学科的设置上。在中国、美国等国家里，经济系(院、所)中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历史系 (院、所)中也有经济史课程、课题、教学或研究机构，培养经济史硕士、博士。于是，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工作者，既有历史系 (院、所)培养，获历史学学位的，也有经济系(院、所)培养，获经济学学位的。他们攻读的课程不同，师从的学者各异，研究的课题从属于、服务于不同学科。这样，他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各有特点和优势。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不同的人，在研究工作中各自扬长避短，沿着自己的思维路线展开探索，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乃是当然之事。例如，从历史学(系、所)出身的，史学与历史知识基础好，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进程，知道一些典章制度的变迁，懂得历史和史实考证的重要性与方法。他们把经济史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研究经济史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所以他们多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喜欢从引起社会(结构、事件)变化的原因角度选题，善于用顺时序、考证、联系社会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等方法，侧重说明某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变迁的社会原因的社会后果。这是他们之所长。从经济学(系、所)出身的，经济理论与部门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好，了解经济的整体结构与运行机制，学了高等数学、统计学、学和技术。这使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喜欢研究国民经济整体或其中某个部分的变化(如供求关系变化、市场发育程度、部门经济史等等)，即从宏观经济角度选题，善于从计量上说明经济的发展状况，设计某种模型，从经济理论上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与后果，抽象出经济学理论观点。一般地说，他们不愿意也不擅长对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考证。

史学的上述与现实状况，使经济史者或具历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或具经济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排除兼有历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长处的学者存在]这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选题各有侧重。即使研究同一个，视角与方法也不尽相同，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不一样。就这种情况而言，经济史学界中存在两大学派；历史学中的经济史学派与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派。

人们常常把经济史学称为“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当然无可非议。但就上述情况而言，不如称它为“跨学科的学科”更为贴切。跨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一大特点与优点。这个特点和优点，使它在研究方法上有两个学科而不只是一个学科的方法。因而它在方法上比某些学科丰富多样。这个特点要求经济史工作者不能只用历史学科或经济学科中某一学科的方法，更不能用其中一个学科的方法去代替、排斥另一个学科的方法，不能为经济史研究设计一种只适宜一种学科的方法。相反，它要求在两个学科的经济史之间交流研究方法，并在交流中融合为一种经济史学方法。据报道，美国经济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与历史学科的经济史工作者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研究方法。这值得仿效。我希望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两种经济史专业杂志的编辑部，承担起组织这种交流的重任，既组织面对面的讨论，也组织笔谈，各抒己见。

或问：对于经济史学来说，历史学的方法与经济学的方法孰轻孰重?我认为，一般地说，二者都很重要，因为缺一不可。如果能将其融合为一，那就不存在孰轻孰重这个问题。就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个问题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有以下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