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the

adjustmentsofJapan''''s

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

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4]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当代亚太，2002(6).

[5]［美］迈克尔·波特等著.日本还有竞争吗？[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阳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19～123

【分类号】F52

【分类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5

【标题】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与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标题】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刘向丽/车

【作者简介】刘向丽(1971-)，女，辽宁本溪人，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车(1954-)，男，辽宁沈阳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则较快地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也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雁行模式业已结束。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本文对比了日本与“四小龙”和部分东盟国家出口主导产品的差异，阐明了日本和中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说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关键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摘要题】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关键词】日本/贸易结构/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图分类号：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和中国以及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1991年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停滞期，大部分年份的经济增长率为负值，经济结构调整步履艰难，通货紧缩未见好转，失业率屡创新高。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较快地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济发展态势依然良好。中国则保持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态势，年经济增长率均在7%以上，经济结构稳步调整。在此情况下，2001年5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在该年度《通商白皮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那么，日本官方的这一表态是否表明东亚经济增长的雁行模式真的终结了呢？对于处在这一争论漩涡中的中国来说，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今后外贸政策和引资政策的改革意义重大。本文认为，东亚雁行模式的现状与前景都与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雁行模式对现时的式微是近20年来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滞缓的结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则取决于日本能否加快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

一、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缓慢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日本国内曾掀起过一次是否向国外转移制造业的争论，结果，由于担心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日本选择了保守的做法，结果延误了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由于国内投资仍然偏重于制造业而对高新技术的投资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现有优势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发展高新技术上缺乏重点，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则自动切断了与雁阵之间的链条，使雁行模式成了无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没有从其保守行为中得到多大的好处，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贸易和投资结构调整滞缓而导致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缓是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国也同样面临过产业空心化问题，美国也曾有学者抱怨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产业空心化，但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说明：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企业投资没有集中到新产业和新产品上，比较优势也不会转移到新产业上。

二、日本外贸结构调整缓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论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过对日本棉纺织业发展轨迹的研究，赤松要认为日本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开始，棉纺织业从大量进口到国内生产到大量出口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存关系，用图形表示如三只飞翔的大雁，故命名为“雁行模式”。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解释20世纪后半期东亚地区各国经济顺次起飞的态势，即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依次实现经济追赶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模式。领头雁日本依次把本国处于成熟期的产业如纺织、钢铁、化工、机械、造船、家电等产业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投资依次传递给“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使这些地区的上述产业迅速成长和发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对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开始，由于惧怕产业空心化，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结构的调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当雁首是现时雁行模式作用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从80年代末期到整个90年代，日本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欧洲地区，亚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严格的限制且美国进行了监督，日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甚至不及欧美国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赶超的经验使日本深知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由于视中国为潜在竞争对手，日本有关部门将高新尖技术当作不传之秘，在审批投资项目时总是以技术水平领先20年为标准来拉开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在整个90年代，亚洲吸收的日本投资仅占该时期日本对外投资的19%。其中，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于1995年以44.8亿美元到达顶点后开始下滑，1999年减少到只有7.5亿美元，对中国直接投资在其海外直接投资中所占份额从8.7%减少到1.1%。分产业来看，日本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制造业占其全部制造业投资的31.9%，非制造业投资仅占全部非制造业投资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区。因此，亚洲是日本转移制造业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转移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业转移过程中，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如纺织、纤维、金属、家电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气设备、运输设备等则分散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在对中国的投资中，90年代日本企业在制造业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严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业，90年代则上升到了85%，而且为了防止技术外溢，日方经理人员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资企业中最高的。很明显，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投资的类型主要属于成本节约型，这种投资的显著特点就是不具有技术优势，存在相当大的技术级差，日本在技术转让方面一直持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具有明显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东亚国家尚未完成追赶任务

（一）东亚国家的出口产业结构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的差距

判断雁行模式未来发展的主要依据，应该是看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梯度与衔接情况，具体来说就是东亚各国和地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因为出口主导产业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一国各类产业现时的比较优势和未来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本文拟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资料，选取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从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机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构成，来说明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趋势。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为：车辆、录音设备、普通机械、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船舶、测量控制工具、钢板、办公设备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录音设备、普通机械、测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导体元器件、汽车零部件、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内燃机车引擎等成为主要出口品。因此，尽管日本90年代后的经济并不景气，但出口商品结构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龙”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总的来看，非毛皮类服装和鞋类（新加坡例外）、纺织品、通讯设备及零部件、电力机械、普通机械、办公设备零部件、玩具及运动制品等占有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4项。另外，韩国的鲜鱼、粗钢和钢板，台湾地区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机，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胶、煤及原油，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家用电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龙”出口商品结构的共性加强，半导体元器件、服装和纺织品、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办公设备零部件、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占据了较大的出口份额，与日本重叠的有5项。另外，韩国的汽车、聚合类化工产品、钢板和鞋类，台湾地区的玩具及运动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车，香港地区的钟表和内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机和录音设备仍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四小龙”出口产品的变动说明他们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的相似性增强，但“四龙小”出口增长最快的产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受影响最大的产品。而作为工业社会标志的汽车工业，除了韩国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个地区并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产品，日本在汽车零部件尤其是关键的引擎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增强。这不仅说明东亚国家原来在信息工业上取得的比较优势是低层次的，而且在制造业上仍然需要更大的发展，因为信息工业的发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业为基础的。所以，“四小龙”和日本在经济发展结构上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日本因为惧怕产业空心化而延缓向“四小龙”转让技术限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延缓了日本自己提升产业结构的时间，因为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同时维护大而全的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

与“四小龙”相比，部分东盟国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构成中仍以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为主，如橡胶、木材及其制品、锡和其他有色金属、电力机械开关、鲜鱼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国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类服装、玉米、珠宝，马来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类服装、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亚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气、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东盟国家在半导体元器件、办公设备零部件、通讯设备及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品和服装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资源产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胶、石油及其制品、贝类、加工木材和胶合板，还有泰国的大米、鱼制品、鞋，马来西亚的固体植物油，印度尼西亚的煤气、有色金属矿产品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与“四小龙”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产业发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继续从“四小龙”和日本获得生产设备和技术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无论是“四小龙”还是东盟国家，其中的任何单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经济总量上与日本存在着差距，而且在最关键的产业结构上也没有和日本处在同一层次上。

（二）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学者看好的能在未来缩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国，在2020年之前还没有超过日本的实力。本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在叫嚷无中生有的中国，在实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态下丧失自己的立场。

首先，从经济总量来看，日本在未来最少20年内仍将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

2000年日本实际GDP为4.9万亿美元，人均3.76万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接近1万亿美元，还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仅为不到850美元，约相当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来的时间，日本经济原地不动而中国保持年均7%的增长，则2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达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现在日本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劳动力素质、企业跨国经营与生产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中国经济增长虽快，但主要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长方式为主，是一个依靠吸引外国资本与技术的加工出口生产基地，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的装备制造业非常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因此，短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还不具备发挥主导作用的能力。

其次，从维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标——科技实力来看，日本的优势依然明显。

日本虽然在计算机软件行业的竞争中败给了美国，但在信息产业的其他方面如计算机硬件、集成电路、半导体工业中仍然具有同美国竞争的实力。同时，日本在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机器人工业和某些生物技术方面的实力甚至要高于美国。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短期内还无法在高科技领域同日本一较长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发展的后劲即使和美国相比也并不逊色，在东亚地区更是首屈一指，见下表。

中、日、韩三国科技活动指标的比较：

指标单位中国（1998年）韩国（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与开发经

费总值占GDP亿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万人中的

研究人员数量人数3.919.949.8（1997年）

单位研究人员

的经费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准专利数量千件3.524.6147.7

技术出口百万美元66871417924

技术进口百万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论文总数千件46.221.5124.6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时事出版社2001,5。

中国虽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学技术方面居世界先进水平，但就总体而言，与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与开发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不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999年以来，中国加快了建立世界装备制造业基地的步伐，但在实际上，中国发展装备制造业仍面临很多困难，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多数制造业产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术仍由日本和其他发达投资国控制着。从产业分工上讲，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最高层次，那些高技术、高档次、高附加值并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产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最后，中日两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判断一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应该看后者对前者的贸易、投资和货币依赖程度。在东亚国家中，日本在贸易、投资和货币方面的影响力显然比中国要大得多。

从对外贸易上看，“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口占各自国家和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左右，而中国在“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贸易伙伴排名中要远远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四小龙”和东盟国家具有较大的趋同性，而需要进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国家和地区无法提供的。从对外投资上看，日本是一个资本净输出国，1990年对外投资总额为505亿美元，2000年为329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总额居世界前列，是东亚国家的重要投资国。中国目前还是一个资本净输入国，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68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3935亿美元，自1993年起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是，中国资本刚刚开始走向世界，规模有限，绝大多数年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到1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量仅相当于引资量的5%，对外投资企业的境外营业额年均不到100亿美元，在有限的对外投资中，投入东亚国家的资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之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还需要一段时间，影响力有限。因此，中国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与日本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会终结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赶任务以后，由于没有及时进行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而陷入长期经济萧条，但不能就此认为日本已无力再充当东亚的领头雁。从实力分析，日本在累计投资、专利申请和批准数量、科技文献、企业家精神、献身精神以及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日本仍是亚洲第一经济、科技和投资大国，仍有能力在未来的至少20年内充当雁首，关键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东亚雁行模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和对外贸易结构调整。一旦日本经济从低迷中走出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效应显现出来的时候，雁行模式又会重新发挥作用，成熟产业向东亚邻国转移势在必行。但是，作为东亚后起的国家，尤其是作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的中国，应该从日本这次的经济萧条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渐进地进行体制改革，在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有前瞻性，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培养技术上独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极被动地依靠雁行模式的传递效应，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编.世界发展状况(2001)[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现[J].当代亚太，2002(6,7).

[3]袁锋.当前形势下的中日关系[J].复印报刊资料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2(8).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4篇

内容论文摘要：一国“理想”的贸易依存度没有标准。贸易依存度的结构远比依存度本身的高低更为重要。本文从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出口市场等多角度分析我国贸易依存度结构存在的问题，认为调整的重点在于改善依存度的结构。 论文关键词：贸易依存度 结构 出口 进口 尽管有关我国贸易依存度高低的争论不绝于耳，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明显证据显示什么样的贸易依存度是“理想”的。因此，不能仅从量上考察贸易依存度，而应进一步分析贸易依存度的结构。 我国贸易依存度结构的特点 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199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达到61%，2007年则接近70%。不断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贸易结构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 （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 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商品结构依存度、贸易方式依存度、进出口市场依存度等多角度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结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容易引起贸易摩擦，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出口压力，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调整贸易依存度结构。 制订并实施长期的能源和资源战略。要保证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安全进口；避免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重复建设；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实施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系数，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应向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过渡并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发展；机电产品出口应向深加工产品和成套设备方面转变；纺织品和家电类产品出口应逐步树立自主品牌，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提高出口效益。 加快服务贸易的发展。要加强政策协调和指导，推进服务贸易国际化进程；积极推进服务贸易重点领域发展，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制定鼓励服务贸易发展政策，完善服务贸易的政策法规体系；实施服务贸易品牌战略，加快培育服务贸易龙头企 业。 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引导加工贸易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引导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增强国内配套能力等。实现贸易方向多元化。要在巩固和发展欧、美、日市场的同时，多方面开拓新的市场，包括独联体国家、东欧地区以及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新疆;贸易结构;优化

一、新疆贸易结构变动分析

(一)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动情况 以新疆统计年鉴所提供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对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变化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从绝对量上看，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较快，从1985年的29 197万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94 189万美元。相比1985年，2005年的总增长率为2 620%。第二，从环比增长率来看，1990年到1994年为止增长率较高，最高年份达到80%左右，在1995年相对于1994年出现负增长，1996年后恢复，并保持快速增长。到2001年后新疆及出口增长势头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增长速度，总量上升速度也很快。第三，进出口总额绝对量增长曲线斜率在2003年后变得更陡，说明进出口总量增长正处于高速增长势头。

(二)新疆进出口贸易总量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

第一，从出口总量来看，新疆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8 020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04 024万美元。相对于1985年总增长率为2697%，平均年增长率为134.8%，同进出口总量相比，还要高出3个百分点。第二，从新疆进口和出口总量水平变动中可以看出，2002年后新疆的进口量明显增加，且上升速度快于进口总量。进口总量比较稳定，上升速度放缓。第三，进口总量自始至终保持着慢速增长势头。2002年后虽然有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相比于出口上升速度明显小于出口。总的来讲，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1998年和2002年进口总量超过出口总量之外，其他年份，新疆的净出口总是大于零，国际收支总是处于顺差状态。

(三)新疆一般贸易和边境贸易结构分析

根据2006年的统计资料，对出口的边境贸易和进口的边境贸易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

第一，新疆对外出口当中，一般贸易所占的出口比重明显小于边境贸易，而且边境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一般贸易增长速度。一般贸易以1994年为期年，从29 106万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88 036万美元，增长率为202.4%，平均增长率为18.4%， 而边境出口贸易从1994年的23 932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386 237万美元，增长率为1 513.94%?熏 年平均增长率为137.6%。①说明新疆出口贸易中边境贸易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对本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率很大。

第二，新疆进口贸易当中边境贸易所占的份额比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大。但是，一般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分配格局并不像出口贸易那样明显有差异。一般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16 036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 894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79.3%，而边境进口贸易从1994年的27 335万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67 648万美元，总增长率为513.3%，增长率水平上还不如一般贸易。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从中亚进口的原材料较多，而新疆本地加工能力弱而不便于直接作边境贸易，纳入到一般贸易。

(四)新疆出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出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对外出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而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从相对指标来看，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42%上升到2005年的90%。说明新疆外贸出口结构已经达到合理化水平。从初级产品出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58%左右下降到9%左右。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出口贸易结构已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第二，该趋势说明，初级产品出口量从1995年后一直在下滑，2000年初虽然有些上升，但是，到了2003年后开始大幅下滑。从绝对量来看，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其总量处于上升趋势。由于工业品的上升速度快于初级产品，因而初级产品在出口总量中比重下降。因此，不要把这种优化趋势认为是绝对优化，应该理解为相对优化。第三，工业制成品出口中不同制成品出口格局。

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出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 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出口比重明显下降，杂项制品出口量有所上升，而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量明显上升，机械和运输设备出口量明显增加。说明出口结构向着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发展。第四?熏初级产品出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出口一直处在上升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出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下降之势，而矿物燃料的出口量反而处于上升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进一步论证了初级产品贸易易受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及价格不稳定和贸易格局无法掌控等特点。

(五)新疆进口产品结构分析

第一，根据历史数据所计算的进口产品历史变动说明，新疆从外进口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的比重较大，但比重在逐年下降。从初级产品进口数据来看，从1981年的9%左右上升到40%左右。而工业制成品进口量在总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91%下降到2005年的60%。这说明，新疆的贸易格局出现喜人的结果，进口贸易结构也处于向着高级化发展的台阶。

第二，工业制成品进口中不同制成品进口格局。以2005年为例，通过对工业制成品进口产品的四大分类进行了拼图分析，发现如下事实：相对于1981年而言，化学制品进口比重有所上升，纺织品和农产品进口量明显上升，而杂项制品进口量明显下降，机械和运输设备进口量明显下降。

第三，初级产品进口结构的分析说明，食品和活动物的进口一直处在下降趋势。占比达到10%以上的其他两种初级产品，即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的进口趋势来看，非食用原料的进口所占的比重处于上升之势，而矿物燃料的进口量反而处于下降态势。但是，我们从其动态来看，同样发现没有绝对上升和下降趋势，是一种动态的周期性变动。

二、新疆出口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商品的要素禀赋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虽然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了初级产品，但是，仍然以“杂项制品”和中低技术的“机械运输设备”为主。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新疆的出口商品结构尚处于较低层次，基本上是“以量取胜”，即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来扩大出口。另外，初级产品出口的绝对数量的持续增长，一方面反映出产业结构低级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初级产品的加工深度不够。

(二)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或粗加工品占了较大的比重 在新疆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比重偏低。就机电产品而言，内地均以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设备为主，机电产品中九成以上是机械设备。新疆机械设备在机电产品中所占比重虽然也上升到一定比例，但是，其中的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都跟内地有较大的差距。高科技的缓慢发展严重阻碍了新疆贸易的发展进程。

(三)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由于没有充分利用国家鼓励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不完善，不能合理有效引导外资投向通信、生物医药、软件等高技术产业;鼓励政策性银行开展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政策贷款，支持企业在电子通信、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领域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致使新疆的服务业存在着供给不足，比重偏低，结构不当，竞争力差等问题。

三、优化新疆外贸结构的相关对策

(一)鼓励外贸企业、生产企业与科研机构结合 在授予有条件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贸权的同时，鼓励科研院所、生产企业同外贸企业组织联营公司。外贸企业可依靠科研机构、生产企业，并在科研、生产领域积极投资联营。科研机构可以科技成果或专业技术投资作为股份或投资，积极参与生产或外贸经营活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究与发展应予以重视并投入一定资金，通过人员交流、相互派人任职、相互投资、合办企业等多种方式加强贸工技结合。

(二)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所需外汇优先予以支持。为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按进料加工的有关规定办理。自营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享受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出口退税待遇。鼓励贸工技结合企业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对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单位可在工资总额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用于奖励从事出口的科技、外贸和其他有关业务人员。

(三)发 展服务贸易 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扩大旅游、中文教育、医疗服务和电信服务、运输等服务贸易出口;加快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部际联合工作机制，形成对服务贸易统一的宏观管理;完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开展服务贸易促进工作，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建立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国际贸易信息传递、交流的中介机构 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现有出口生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技术含量和技术附加值，有必要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在外贸企业、生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建立科技成果信息和国际经贸信息的传递与交流机构。

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美]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M].张二震，仇向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7篇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水平日益深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展开,公司内贸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学者开始关注于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现象。

Hummels,IshiiandYi(2001)经研究准确定义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并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发展的原因,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贸易障碍(关税壁垒和运输成本)的消减。另外,Deardoff(1998)在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条件时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各国的开展取决于专业化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与额外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JonesandKierzkowski(2000)则认为,服务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减少,因此推动了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

从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过程来看,由于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对生产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将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比如中间产品的运输、产品质量的控制等。同时,各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能够使得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成本之和比原来的“一站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实上,也只有生产成本的节约超过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国开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Arndt(1997)运用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参与国福利降低的评价过于夸张。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在这一环节上更具比较优势的外国进行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加深,通过贸易分工将有可能获得福利增进。他同时也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有赖于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对比情况。

Arndt(1998)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先进国家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对该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Arndt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进行,先进国家的工资将会上涨,产业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对于大国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Deardoff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跨国生产分工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价格不变,垂直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各贸易国的产出;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则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会降低其中一国的福利,而在受益国,某些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遭受损失。另外,专业化分工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环节所使用的相对本国平均的要素密集程度。

JonesandKierzkowski(2000)综合探讨了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多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并且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分析拓展到多个国家的情形。其中主要的结论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密集度与该国要素密集度的对比。

HelgandTajoli(2003)考察了垂直产业化分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其对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方式。他们在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意大利制造业的技术密集度的提高与垂直产业化分工正相关,而德国的实证结果没能支持之前的假设。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对产品原生产国的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以上的研究基本是静态研究,没有考虑一国在专业化链条上的动态转换。而且,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待探讨和检验。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贸易所得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该国的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根据Ardnt(1998)的思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初始的状态如图1所示,X0,Y0分别代表最终产品X和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工资租金比为等成本曲线的斜率w/r。发展中国家工资较低,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Y。我们假定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发达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Y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生产,如图1中虚线OY1和OY2所示。在Y,Y1,Y2三种产品中,其中Y1是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产品,而Y2的劳动密集度最高。产品Y的要素比例可以由中间产品Y1和Y2的要素比例向量相加得到,如图1中OF为向量OG和OH的向量和。

考虑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情况。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运输或通信技术的发展,或者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贸易壁垒的消减)使得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足够低,使得发达国家宁愿放弃产品Y2的国内生产,让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垂直专业化进行加工贸易。如果两国均为小国,那么产品X和Y的相对价格外生给定。此时,生产过程的调整只会影响要素价格。发展中国家原来的Y生产部门将生产产品Y2,新的等产量曲线将处在点F和点H之间,如图2Y′所示。

原来的要素相对价格w/r已经不再符合Y部门的生产成本,新的要素相对价格由与Y′和X0都相切的成本线(w/r)′确定。资本租金将会上升,各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都将有所下降,如图2中OY2′和OX′所示。资本租金的上升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得到提高。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了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生产,部分低效率的资本和劳动力从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因而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这一效应有些类似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一)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产出效应

本文假定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满足市场出清,要素禀赋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从图3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变动最终对产出的影响。图中E点为要素禀赋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X0减少至X1,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则由Y0增加到了Y1。部分劳动力从X部门转移至Y部门,导致X部门的产量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增加,产量随之增长。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部分要素资源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原来需要完全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原来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减少。

(二)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若该国为一大国,则由于本国市场上产品Y的产量增加和产品X产量的减少,进口产品Y的世界价格将会下降,而出口产品X的世界价格将会上升,因而贸易条件将会得到改善。这一贸易条件的改善将有可能促进出口X部门的扩张,而抑制进口Y部门的萎缩,使得要素价格发生相反的变化。但只要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更大,则X的生产会下降,而Y的产量会增加。

(三)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设初始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对应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为C0。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着Y轴扩展,Y产品的最大产量由分工前的T′增加到T〞。若贸易条件不变,则新的消费无差异曲线处于C1,比原无差异曲线更高,因而国家福利得到改善。若是大国情形,则出口产品X的价格会上升,而进口产品Y的价格会下降,新的贸易条件为P1w,此时发展中国家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2上进行消费,福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图4所示)。

以上分析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化专业分工,特别是参与到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当然本文的分析仅限于两种要素的情况,这一结论也可以适用于技术、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情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手段,不仅要参与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还要参与到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去。这一结论反映了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是有益于一国的福利和发展的,加工贸易的结构应该得到优化和升级。

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模型说明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贸易所得。模型包括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初始状态,由于发达国家还没有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因而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专业化生产本国要素丰裕的产品。

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初始状态下,发展中国家(H)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设为X),等产量曲线H1与等成本曲线NN相切于点A,OA代表生产向量。发达国家(F)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设为Y),等产量曲线F与等成本曲线MM相切于点C,OC代表此时的生产向量。当技术进步使得发达国家得以将原来的资本密集型产品C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比如可以将原来生产过程拆分为两个环节,先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D,产品D再经过劳动密集型过程的加工或处理,最终生产出Y。图5中这一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示为,生产向量OC可以通过向量OD和向量DC相加得到,即产品Y通过两个生产过程OD和DC最终生产出来。若其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技术刚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则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生产过程DC将可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如图5所示,向量DC平行于向量OA,两变量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因而,发展国家H可以进口中间产品D生产出最终产品Y。原来发展中国家对产品Y的消费全部依赖于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而此时,由于生产过程的转移,现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进口中间产品D,通过自己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会扩大,而且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得到提高,因而改善国家的整体福利。

如果假设发展中国家由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设新的生产技术可以用OB表示,则发展中国家H将运用生产技术OB生产相对产品A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B,等产量曲线H2与等成本曲线NN切于B点。由图5中所示,此时发展中国家H只要进口比产品D生产技术较低的产品E就可以在国内生产产品C。由于产品E的生产技术OE仍然高于本国的平均生产力,进口产品E仍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外溢。随着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趋向于生产较原来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也将转向相对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B所在的产业,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国家的福利可能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获得整体改善。

以下将粗略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转变所带来的福利改变。假设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初始状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相对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MM,贸易条件为T,发展中国家在Q1点生产,B1点消费。当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链的分工阶梯上有所上升时,生产环节的资本密集度较原来更高,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至NN。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扩展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与之对应的国内生产点为Q2,无差异曲线为I2,假设贸易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将在Q2点进行生产,而在B2点消费。显然,无差异曲线I2要高于I1,国家福利得到改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提升将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改善。

综合图5、图6的分析,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技术进步,提升一国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改善一国的整体福利。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参与分工获益,促进垂直专业化的产业升级。

以上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带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有赖于技术进步,这就要求必须使加工贸易要增强加工贸易产业与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产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要积极提业配套,加强加工贸易对当地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启示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方式。目前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仍是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等问题。境外加工贸易也是我国从事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一种方式,但其数量和规模极为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很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近期内,按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以劳动密集生产环节为主的分工。加工贸易处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正是我国静态比较优势的体现。从21世纪前十几年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供过于求的态势。另外,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素质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增值率比较低,但毕竟能吸纳一部分人就业,增加一部分国民收入,国家也能得到税收。所以,目前我国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生产环节。

长期内,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提升分工层次和增值率。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二是实现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发展较快,而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较慢。因此要创造后天比较优势,这种后天比较优势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积极发挥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中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上,呈现出如下演进态势: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零部件的分包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自创品牌的生产。在最初的加工、组装阶段,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相结合,参与国际分工;随着资金、技术优势的逐步积累和关联产业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由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逐步向中间产品、整件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演化。

参考文献:

1.HummelsDavid,JunIshiiandKei-MuYi.TheNatureandGrowth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World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54(1)

2.隆国强.加工贸易发展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6(9)

3.高越,高峰.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国际贸易问题,2005(3)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8篇

一般人们所说的贸易大都指的是商品贸易，是以商品这种实物为媒介的贸易。与国际商品贸易比较，服务贸易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服务贸易是无形的，是无形贸易的一种，具有不可触摸性、不可储存性和不易运输性，因而导致服务出口方式多样化。

其次，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往往是同时发生的，通常无法将服务进行再转让和套利活动，所以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服务的进口和消费过程。

第三，服务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智力，如专利、版权、法律和会计等，且贸易过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务所有权的转让，仅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有关。

第四，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国际间的服务交换无论采取什么形式，都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密切相关。

第五，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在各国国际收支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没有显示。对服务贸易的监控不能通过海关监督和征收海关关税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来达到目的。有些项目下出口的服务，进口国消费者不能在本国国内消费而只能到服务出口国去消费(如境外消费)。

二、我国服务贸易的瓶颈

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近年来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由于基础的薄弱和发展时间有限，仍面临着一些问题。

第一，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服务业是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的严重滞后影响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作为重要的出口领域，对我国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潜力仍有待发掘。

第二，国内服务业生产力水平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我国服务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部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且这些劳动密集型部门本身发展层次又较低。

第三，服务贸易管理落后并且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协调也妨碍了服务贸易的发展。目前，中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和协调主要由商务部负责；这种管理体制在一段时间里对服务贸易的发展管理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发展有很多的缺点，如中央和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的差别性，服务业各有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确，商务部管理多头、交叉且力量分散，容易造成行业垄断等。

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相对于国民经济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服务业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自然和劳动力资源上，其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其知识、科技和资本含量都比较低。

第四，服务贸易管理落后并且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协调也妨碍了服务贸易的发展。（1）目前，中国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和协调主要由商务部负责；这种管理体制在一段时间里对服务贸易的发展管理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发展有很多的缺点，如中央和地方在服务业国际贸易政策和规章方面的差别性，服务业各有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确，商务部管理多头、交叉且力量分散，容易造成行业垄断等。（2）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服务业的供给能力相对于国民经济的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服务业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自然和劳动力资源上，其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其知识、科技和资本含量都比较低。

三、改进的对策

我国日益融入到全球一体化是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严峻挑战，也是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机遇。

第一，加强政府作用，打破壁垒，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壁垒林立，据关贸总协定统计，全球服务贸易的壁垒有2000多种。《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贸易规则也承认了这一领域管理贸易的合法性，规定彼此感兴趣的国家进行双边谈判，讨论服务业市场开放问题。因此，我国作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应该重视利用政府谈判，打破壁垒，发展服务贸易，我国政府对本国的服务贸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国经济贸易发展中生产力要素的组织协调者，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第二，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为服务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重点发展：（1）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如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2）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主要是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以及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服务行业；（3）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

第三，分层次逐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仍有不少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因素，故而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应结合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根据我国服务业的具体情况，稳妥、慎重、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

第四，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凡涉及国家、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极少数部门或项目，应采取明令禁止的政策，不开放，不允许外资进入；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部门或项目，允许开放，允许外资进入，但不允许外商独资或控股，要规定其股份的最高界限；除以上两者外的绝大多数一般部门或项目，要安全开放，实行自由化的政策。

第五，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我国商务部作为服务业政策的归口管理部门，其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规划进出口发展战略，制定或参与制定贸易法律、法规，对外协调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关系，并落实“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可见，为出口而进口，以引进促出口，能够增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部门，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改善出口结构。服务贸易是新世纪重要的贸易形式，中国想由一个贸易大国变为一个贸易强国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殷凤.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07，（1）.

[2]李丽.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J].统计与决策，2006，（01）.

[3]丁勇，朱彤.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7,（03）.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9篇

垂直专业化是当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形式。论文基于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的视角，从两个方面对中国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利用垂直专业化的评价指标（VS），对中国与东亚之间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评价；二是利用零部件技术含量指标，分析了中国与东亚之间零部件贸易的结构。研究结果都表明，中国与东亚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并且垂直专业化多发生在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国通过承接东亚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转移，参与到东亚乃至全球的垂直分工体系中，但中国在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处于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在此基础上，论文利用出口产品附加值指数和出口结构高度化指数，进一步探讨了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地位提升的作用：通过参与东亚地区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幅度提高，机电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主导地位。但分析也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水平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出口结构中仍以附加值较低的产品为主，中国的贸易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鉴于此，论文认为中国在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时，应采取措施，避免被锁定在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的低端，积极向价链的高端攀升，以真正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东亚；垂直专业化；分工贸易结构；变迁

第1章导论

1.1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在20世纪最后的30余年时间里，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许多突出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即为出现了以垂直专业化为基础的全球性的产品生产协作，即原来集中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品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某特殊阶段或零部件与组件的生产，从而使国际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了产品的内部，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Specialization）已成为当前国际经济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这种新国际分工，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除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外，还包括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Specialization）、国际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Fragmentationof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散化（InternationalDisintegrationofProduction）、全球生产分享（GlobalProductionSharing）、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Outsourcing）、价值链切片（SlicinguptheValueChain）等等。尽管这些术语的定义可能略有区别，但其基本涵义是一致的。Hummels（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为连续数个阶段；（2）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提供价值增值，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一个以上的生产阶段，但不是完成所有的生产阶段不是专业化于整个商品的生产；（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使用进口投入品，产出的产品除了部分国内使用外，还必须有一部分用于出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区域内的贸易往来越来越紧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的梯次差异和东亚各国相互紧邻的地理优势，使东亚成为垂直专业化体现最为明显的地区，东亚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政策研究报告(Ng&Yeats,2003)的统计,从1975～2001年,东亚出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从5.4%提高到18.7%。同一时期,欧盟(15)的出口比重从39.2%下降到34.3%,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出口比重几乎保持不变,从18%略有上升达到19%。中国作为20世纪末最令人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加入除中国外，本文研究中的东亚经济体主要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个国家。因为香港主要是转口贸易，因此不包括香港。在东盟10国中（除新加坡），由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的贸易额占绝对地位，因此东盟10国（除新加坡）主要以这亚洲“四小虎”（即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来代表。到东亚垂直分工网络中，使东亚的分工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中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也取得了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接近7300亿美元，占中国与世界总贸易额的35%，如果包括香港地区的话，中国与东亚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世界对外贸易额的近40%，可以说东亚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区。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0篇

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8.26%。2008年9月开始开始,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国外需求的锐减更使这些企业雪上加霜,出口企业面临整体亏损的危险。人民币的不断升值给我国出口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企业本来就很低的利润率被汇率升值侵蚀殆尽。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大大降低了我国进口的成本,人民币的强势增强了我国企业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其带给我们的增强的国际购买力和创造的利润压力如果利用得当,也许能够成为我国贸易结构优化的动力。

一、我国贸易结构变动的特征

一般而言,本币升值有利于扩大进口,抑制出口;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在汇率改革前后,学者对汇率对贸易、经济影响的结论一直存在着争议。我国人民币经几次大幅度的贬值和升值,我国的贸易结构呈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影响较大。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大力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使中国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较快地转化为出口优势,加速了面向国际市场的轻纺、机电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和中国出口导向产业的工业化进程。人民币结构性波动,对我国经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影响最为显着,造成经营这些产品的企业出口困难,摆在经营者面前的只有加强管理、加强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应对汇率波动经营影响的能力。

(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

近年来,初级产品进口相应增加。其中,食物、原料、矿业产品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在工业制成品中,有色金属和化学产品在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下进口增长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大幅攀升。工业制成品进口比重呈稳步上升趋势,其比重从65.2%上升到83.3%。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升值没有导致钢材进口量的增加,其原因在于国内钢材产能的不断扩张带来了较强的进口替代效应。

(三)人民币升值使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有了较大的发展。1980年中国工业品出口额为90.1亿美元,在当年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仅为49.7%。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出口各占一半比重。到2009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已经占据96%的绝对优势,也就是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工业制成品已占据出口中的主导地位,以上数据说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同时,以初级产品为辅,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以制造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上升。

从上文来看,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现状目前不容乐观。工业制成品出口连年上升,至今已达95%。但是这一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靠低附加值的初级制成品大量出口,附加值高的深加工、精加工制成品特别是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的比例仍很低。加工收益近80%属于外国产值的转移,真正体现技术水平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国外进口。一方面是,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大量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容易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出现无自主产权和技术空心化局面;另一方面企业加工作业深度差,企业深加工链条短,进口原料和部件大量侵占增加值的份额。可见,我国仍处于以大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阶段。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结构的影响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1篇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出口该产品,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提高产业协调性,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第二产业过度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参考文献: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2篇

(一)国际贸易影响国内产业结构的形式

1.进口

借助于进口产品来开拓国内市场,引发该产业在国内的发展。当该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经济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成本显著下降时,再利用本国某些生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出口该产品,并通过国际市场的开拓,进一步促进该产业的发展。

2.出口

即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过去的初级产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扩大出口带动整个工业结构调整。具体做法为:首先在国内开发新产品,形成国内市场,以此促进该产业的发展。当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时,便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有关技术和输出资本。当国外生产能力形成之后,再把这种产品以更低价格打回本国市场,以此促进国内这一产业的收缩,乃至转向其他新产品的开发。通过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该国的产业结构便不断发生变动,从而获得动态比较利益。

3.贸易二元化

一国既需要由出口产业,也需要有不出口的产业,这样国内产业结构才能均衡发展。同时,一国的出口产业会对不出口的产业产生影响。

综上,国际贸易能有效调整产业间各种耦合方式,提高产业协调性,强化结构聚合效应。

(二)产业结构影响国际贸易的形式

1.在自由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贸易机会成本的差异

产业结构的差异,不管是阶段性差异还是部门结构差异,都会体现为边际转换率的不同。产业结构层次较低的国家,由于其技术层次较低,那么为了换取它所需要的工业品,就不得不动用更多的资源,所丧失的机会成本就会很大。对于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国家,由于技术层次高,转换率高,因而用较少的资源生产工业品就能换取较多资源生产的初级产品,这就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一种变相掠夺,即使贸易条件均衡的情况下,这种掠夺也是存在的。

2.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与国际贸易条件

产业结构的阶段性差异是由生产技术体系的差异决定的,是技术层次差异的表现。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边际转换率的不断提高,从而改变某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边际转换率的提高,对于既定的贸易条件,就意味着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而对于技术停滞或进步缓慢的国家来说,就意昧着它对于技术进步国的贸易条件相对恶化了。

3.产业结构的部门性差异与国际贸易中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

产业结构较完全的国家,其适应经济波动的能力强于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并且可以通过向它国输出这种波动来稳定自己的经济。而产业结构单一的国家由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使它在适应经济波动上显得极其脆弱。

二、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贸易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产业结构总体现状

我国的产业结构经过长期的调整得到了较大改进,但与世界各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产值结构突出地表现为总体水平低下,结构严重失衡:第一产业严重滞后,第二产业过度超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而且第二产业的超前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二)我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我国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以进养出当属于这一类型。以进养出是指利用国外原材料和技术加工生产成品再出口。在国内生产有潜力,国外销路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条件下开展以进养出业务,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挖掘设备、技术潜力,扩大出口商品生产,形成劳动密集型要素组合方式。

(三)应注意的问题

1.结构开放的负效应

国际贸易有可能在没有改善国内产业结构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结构恶化的情况下也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是以国内资源的大量低效使用为代价的,最终仍会阻碍经济增长。

2.注意深度开放结构下的国际产业分布与产业转移。在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分业格局,必然是发达国家主要发展尖端产业,中等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现代产业,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发展传统产业。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一产业分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完整的产业关联,然而从每一国家来说,其产业结构则是“残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国民经济由于国内产业结构“空心化”,造成国民经济内部机制失控;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借助于某种力量(如政府扶植等)发挥潜在要素禀赋优势的产业潜能。

3.我们应根据世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着眼点,坚持可持续性、资源效益性和竞争性原则,在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的同时,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保持传统产品竞争优势的同时,创造新的优势,促进结构升级。

4.优化资源配置就要发挥资源比较优势,建立主导产业群,实现经济规模化。必须运用财政金融的“整合力”,促进企业广泛开展分工与协作,使企业从“各自为阵”、“封闭全能型”向“市场牵动型”、“产业拉动型”、“群体联动型”转化,推动产业优化组合。

5.应以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成长。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强化第三产业的开放,发挥我国劳动力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强国际间长短期资本的输出入管理,鼓励跨国公司的国际经营,大力发展国际服务贸易。

6.把技术化作为发挥后发优势的战略目标,促进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按传统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术含量的经济成长方式,会因能源和物资等的匮乏,非但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扩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增值性,提高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才能加速产业结构的成长。

参考文献: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3篇

内容论文摘要：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是技术进步，在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技术进步并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以我国的实际经验和数据对这一观点进行验证。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 国际贸易 技术进步 目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是，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即每一个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产业结构，且二者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会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高级化，而产业结构的合理也必将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产业结构的升级问题是经济学界的重点问题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个国家内部完整的产业结构，其变动及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日益突破国界的限制，以各种各样的贸易手段（方式）为纽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通过国际分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产业体系。如何在此条件下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以此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变得很重要。 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和根本动因 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根据库兹涅茨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相类似的变动规律，即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其次，是指在某一产业内部（特别是第二产业）由低级向高级，由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 一般来说， 技术进步的基本途径有两条：内源性技术进步与外源性技术进步。前者是指依靠国内自主创新来推动的技术进步，而后者是通过技术扩散和吸收转化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实践证明，英国等发达国家依靠前者实现了本身技术的飞跃。而在现实的条件下，我国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腾飞，很难完全依赖于第一条路径，所以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选择通过技术扩散来实现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从先进国家引进技术和经验，大大缩短研发时间，节约了相应资源的投入，可以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获得技术的超常规发展。日本的实践表明了这一做法的可行性。 国际贸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本文所说的“国际贸易”已经不单单是传统概念上的国际间的货物或服务交易，也包括了国际贸易的高级形式——FDI以及我国对别国的资本输出。 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完全依赖于本国内部的要素的配置来完成。而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避免的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条件下，使类似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间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即其他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的外向推动力量来实现经济目标成为可能。而外向的推动力量所产生作用的渠道主要是国际贸易的各类手段、政策、战略等。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都将贸易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各国资源禀赋的差异。而事实表明，专注于发展本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长期以来，这类国家在全球的价值分配中处于下游，和先进国家的经济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趋势。所以，发展中国家实现所谓“超越式”发展的目标，只有依靠培育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从长期来看，一国产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该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高级化。而国际贸易通过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对本国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首先，在供给方面，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入本国市场，这必将加剧本国市场的竞争，迫使没有技术优势的本国企业对其进行仿制和技术革新，促进了开放部门的技术进步，而开放部门的技术进步会以“技术扩散”的方式推动其它部门的技术进步，最终实现整个产业的升级；另外，通过国际贸易所直接引进的各类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由于是以本国市场为导向的，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能够迅速地带来效益。其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是直接而有力的。 其次，从需求角度来看，国际市场上优质商品的涌入和新的消费方式会培育出本国新的消费阶层，即波特所说的“内行而挑剔的顾客”，这一阶层不断更新的消费需求会迫使企业不断的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优化和改善，促进技术的进步；而国际市场上，各种限制和保护措施，使那些以海外市场为开拓对象的本国企业不得不作出调整和改变，以寻求站稳脚跟和 扩大发展。 我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数据分析 表1是历年我国各个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基本符合现代产业经济学有关产业演进一般规律的论述，但又有我国自己的特点，即传统部门（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现代部门（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动幅度不大，新兴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大，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迅速的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了所谓的赶超战略，即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重工业。这一措施迅速地建立了我国的工业体系，并且使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上升。这一比重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达到近50%。 （二）进出口贸易额和我国各产业产值的相关性分析 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一直不断扩大，特别是2002年加入WTO后，贸易额更是激增。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建立一个回归模型如下：Yi=a+bX+c(i=1，2，3)，其中Yi（i=1，2，3）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各年产值，X表示进出口总额的各年变化值。利用SPSS软件对国际贸易和我国三次产业进行简单的一元一次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如下： 进出口总额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96，0.972，0.963，相关关系显著。也就是说，我国国际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为我国利用国际贸易手段和国际市场的资源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依据。 结论 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在现实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依靠国际贸易手段获得外源性的技术进步，并以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我国近三十年来产业结构升级与进出口贸易的实证分析可以清晰的说明这一点。认识到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开展国际贸易指明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应该以促进我国自身创新能力为目标，发挥贸易的导向作用，积极选择具有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商品，技术，服务，以此为贸易主体，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计算中日、中韩和日韩的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得出以下结论：三国之间贸易量前10类产品的平均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超过60%。其中，韩日产业内贸易指数高于中日和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中韩产业内贸易指数又高于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不过这三国之间还是以垂直性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指数很小。 【论文关键词】 贸易关系与结构 产业内贸易 垂直产业内贸易 水平产业内贸易 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量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不相上下，甚至更高。2011年，中日韩外贸总额超过两万亿美元，其中58％来自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区55％，亚于欧盟的65．5％。 根据2005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005.63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18.43%。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达724.30亿美元，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13.28%，即中日两国的贸易额占韩国进出口总额的31.70%。中国是日本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继续保持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中日双边贸易额连续7年创历史新高，双方进出口总额达1884.88亿美，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17%左右；韩国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两国的进出口总额为710.54亿美元，占日本进出口总额的6.4%。 一、中日韩三国之间主要贸易商品结构 笔者对2011年中日韩双边贸易产品分析发现，双边的贸易产品主要集中在按《协调制度》即HS编码两位数的十类商品上。 中日双边贸易量前十类产品中有四类是雷同的。主要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和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还有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另外六类不雷同的商品中，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为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95章（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94章（家具寝具灯具等）、64章（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而日本对中国出口商品则是72章（钢铁）、29章（有机化学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73章（钢铁制品）和74章（铜及其制品）。 中韩双边贸易量前十位商品中有六类雷同，主要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29章（有机化学品）、72章（钢铁）。另外四类不同，中国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为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76章（铝及其制品）、10章（谷物）、73章（钢铁制品）；而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39章（塑料及其制品），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74章（铜及其制品）、54章（化学纤维长丝）。 日韩双边贸易量前十章商品中有7章雷同，集中在84章（机械器具及其零件）、85章（电机、电器设备、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设备及其零件）、90章（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72章（钢铁）、29章（有机化学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99章。另外三章不同，日本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为38章（杂项化学物品）、87章（车辆及附件）、70章。而韩国对日本出口的商品为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3章（鱼和贝类）和73章（钢铁制品）。 从以上分析中可得到以下结论：在中日韩双边贸易中，84章和85章所占比重都在前两位。这主要是由该产业的产业特征与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相关性决定的，即消费需求弹性大和技术密集度高的部门比需求弹性小和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更容易发生产业内分工与贸易。 中国向韩日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62章（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以及初级产品，如中国向日本出口的第16章（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中国向韩国出口的第10章（谷类）。而日韩向中国出口的为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日韩向中国出口的87章（车辆及其零附件），39章（塑料及其制品）。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 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这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优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 韩日两国在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上非常相似，两国之间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以上只是从总体上对中日韩三国贸易结构进行分析，如果要对三国之间的贸易结构特点深入分析，还要借助于产业内贸易理论。 二、中日韩产业内贸易发展状况 1.测度方法 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分析存在很多不同的度量方法，其中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指数（Grubel－Lloyd）（1975）应用比较广泛。该指数衡量某一产业或商品组合出口的绝对量在多大程度上被同类产品的进口所抵消，它把产业内贸易作为在该商品贸易总量的比重来计算： (1) 其中以i代表2位数水平上的产业大类(HS的章)，k表示在i产业大类中4位数水平上的产业，是第k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分别表示第K产业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额。 在计算第i 产业内贸易指数时，对子部门K的产业内贸易加权为产业i的产业内贸易系数，即: (2) 产业内贸易又可细分为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horizontal IIT）和垂直产业内贸易(VIIT，vertical IIT)。其中水平产业内贸易是指同行业中产品质量虽然一样，但性能设计有所差别的产品，体现了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垂直产业内贸易是指产品质量有差异的产品贸易，体现了比较优势、技术差异和资源要素禀赋。Greenaway等人（1994）以产品质量为依据，提出了区分两者的方法，即： 其中，分别表示贸易产品的单位出口价值和单位进口价值。经验研究中分别用单位出口价格和单位进口价格来代替。为离散因子，本文取来考察。如果计算(2)时只计算产业内进出口价格比值在0.75与1.25之间的产品(即)，那么公式(2)就成了i产业大类中水平性产业内贸易所占比例的指数: （3） 第i产业大类的贸易中垂直性的产业内贸易的份额可以由以下计算得到:只计算出口商品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大于1.25或小于0.75的产品(即或).故 。 2.中日韩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 根据以上对中日韩之间双边贸易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中日韩在一些产业上保持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本文按HS四位数编码利用公式（1）计算中日韩之间主要贸易产业的IIT指数，再用公式（2）将四位数产业加权到两位数。结果如表1所示。 将一个产业的IIT指数超过50认定该产业为产业内贸易。由表1可知中日主要贸易产品中，有6类是产业内贸易，另外有两类产品（HS84和HS62）分别为42.43和45.97，接近产业内贸易水平。 表 中 日韩主要贸易产品IIT指数（2003年）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rade Database）测算而 其中IIT指数最高的是第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高达100，完全是产业内贸易。中韩主要贸易产品中有7类是产业内贸易，其中第61章完全是产业内贸易；而日韩前十位贸易产品中，全部是产业内贸易。其中有6章的IIT指数超过90。 从表中可见，中日、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明显低于韩日产业内贸易；中日产业内贸易水平略低于中韩产业内贸易水平。同时在这十类产品中VIIT指数都普遍大于HIIT指数。在中日双边贸易主要产品中，除第27章（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和第72章（钢铁）外，其他8章都是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在中韩贸易中除72章（钢铁）外其余9章都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韩日双边贸易中，虽然产业内贸易比重比较大，前十位贸易产品的平均IIT指数高达87.35，不过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68.92。可见虽然产业内贸易是中日韩的主要贸易形式，但是与质量和价格没什么差别，而与设计和款式有区别的水平产业内贸易相比，在同行业质量上有差距的产品贸易--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与发达国家日本相比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水平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中国与韩国在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在世界产业内分工与贸易格局上，与各国的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即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中间和的地位。于是使得新兴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呈阶梯状分布，即发达国家内部产业内贸易水平要高于新兴工业化化国家，后者又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关系与结构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是中日韩之间存在大量的出口雷同的产品，但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源集型产品上，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和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比较优势表现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二是三国之间产业内贸易水平成阶梯状分布，日韩之间产业内贸易高达87.35，中韩产业内贸易次之，达到66.23，中日产业内贸易指数最小，只有61.66。三是在主要贸易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当中，并不是水平产业内贸易为主，而是价格和质量有区别的垂直产业内贸易起主要作用。中国与韩日之间的大部分贸易还是基于双边之间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而不是由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导致的产业内贸易。 参考文献： 强永昌: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李准哗金洪起:中韩贸易结构分析[C].中国工业经济，2002，（2） 王国安范昌子:中欧贸易互补性分析—基于比较优势和产业内贸易理论[C].国际贸易问题，2006（3） 徐永辉:中韩制造业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对中国制造业贸易平衡影响分析[C].世界经济研究，2005，（12） 王云飞: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性分析.世界经济研究[C]，2005，（1） 佟家栋刘钧霆:中日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态势的实证研究[C].国际贸易问题，2006，（1）

贸易结构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 本文通过现代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索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产业内贸易指数测度的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增长。 【论文关键词】 收入分配结构 产业内贸易 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随着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从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产业间贸易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且贸易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正在形成互补性分工，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得到迅猛发展。测度产业内贸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产业内贸易指数，已经对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指数进行了系统测算的有学者王绢(2004）;戴枫、耿利敏、孙文远(2005）;张重、胡彦(2006）等，虽然各自测算的指数略有出入，但反映的趋势高度一致。总体变化为从1993年的约40%到2003年接近70%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其中1994年，1997年及2001年有所小幅回落，2000年为十年来的最高值，在张重和胡彦的测算中，该年的产业内贸易系数高达74.6%。 在分析促进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因素时，人均国民收入一直被当作是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人均国民收入往往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意义上的国家规模密切相关。要把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区别开，分别加以计量往往是比较困难的，而分析收入结构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是区别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事实上，人均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与产业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民收入基本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其人均收入水平分配越均匀，产业内贸易规模可能就越大。这是因为，均匀的收入分配容易导致相同或相似的需求模式和消费偏好，从而为产业内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市场条件。对此西方学者如林德(1962）、巴拉萨(1986）、库莱姆和兰德伯格（1986)等的研究都已经给予了充分证明。在国民收入水平不同的国家，情况想反，往往收入的不平等分配更有利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这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容易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形成一个高收入阶层，而这种高收入阶层所具有的与其较高收入水平之贸易伙伴国的相似需求模式和消费偏好，不仅有利于促进高收入水平国家产业向低收入国家流动，同时也促进了低收入国家生产与高收入国相似的产品，进而促进相互间产业贸易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GDP迅速增长，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世界银行近年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统计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288，1995年是0.388，到90年代末21世纪初为0.458，已经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那么中国这种收入分配结构是否对中国对外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到该问题，回答好这个问题对加强我国产业内贸易的理论、促进我国外贸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主义都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进行初步探析，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有意的启示。 二、实证研究 1.样本选取 本文的实证研究以我国基尼系数（测度贫富差距）和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指数作为分析样本。基尼系数（G）以周文兴（2004）计算的基尼系数作为我们的分析依据，后两年来自管理资源网www.earm.cn。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张重和胡彦(2006)根据东盟秘书处数据库数据整理计算的数据为样本。为了降低异方差和时间序列的波动性，在检验过程中，我们分别对G和I两变量取自然对数，采用双对数变换法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而对变量取对数并不会改变相关序列的特征。以LNG和LNI代表取对数后的样本值。 2.平稳性检验 宏观经济中的大多数经济变量都具有明显的趋势特征，这些具有趋势特征的经济变量受到冲击时，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1）逐渐返回到原来的长期趋势;（2)呈现出随机游走的状态。在第二种情况下，运用最小二乘法(OLS)时，高斯—马尔科夫定理就 不再成立，所以回归分析可能导致虚假结果，从而产生伪回归，因为此时随机游的方差不是有限方差，OLS估计量是超一致估计量。所以，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应首先考虑两组数据的平稳性。 本文利用单位根检验来确定LNG与LNI的平稳性，具体采取ADF（The 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方法检验两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在95%的置信水平下，LNG和LNI的ADF检验其ADF值分别为-2.0931和-2.5742，其绝对值均小于临界值-3.9271的绝对值，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对DLNG和DLNI的ADF检验，其ADF值分别为-4.2131和-3.4455，绝对值分别高于其5%当然临界值-3.2695和-1.9791的绝对值，所以DLNG和DLNI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LNG和LNI是一阶单整序列，即LNG~I（1）和LNI～I（1）。 注：表中（c，t，i）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3.协整关系检验 对非平稳序列进行回归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如果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伪回归问题。因此，下面我们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的是Johansen（1988）和Juselius(199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的协整系统检验，同时，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来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在EViews5中，使用“Lag Length Criteria”功能对VAR模型的滞后期进行检验，得到的5个评价系统计量的值中，有4个认为应该建立VAR（2）模型，因此建立VAR（2）模型。估计结果得到的两个可决系数分别达到0.9795和0.9094，说明拟合程度较好。然后以VAR（2）的结果为基础，采用Johanson提出的迹统计量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说明LNG和LNI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如表2所示。以rk（A）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当确定95%和99%的置信水平时，迹统计量为38.4945分别大于临界值15.41和20.04，所以拒绝原假设rk(A)=0，即LNG和LN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迹统计量3.5717分别小于临界值3.67和6.65，所以接受原假设rk(A)≤1，就是说LNG和LNI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nsality Test）是美国加州大学著名计量经济学家Granger于1969年提出，后又经Hendry、Richard等人的发展完善的一种检验方法。该方法的含义是：如果两个经济变量X、Y在包含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由于Y的过去信息对Y的预测，即变量X有助于变量Y的预测精度的改善，则称X对Y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根据理论分析，下面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滞后期分别取1—3，检验结果见表3。 注:本表中的概率是零假设成立的概率。 由表3可以看出，当确定99%的置信水平时，滞后期为1和3时，LNG和LN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滞后期为2时，LNG为LNI的Granger原因，确定95%的置信水平时，滞后期为1时，LNG和LN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滞后期为2和3时，LNG是LNI的Granger原因，也就是说，收入不平等是产业内贸易变化的原因之一。且收入不平等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有一定滞后，收入不平等对当期的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对下一期的影响达到最大，而后的影响依次变小，这也符合一般的经济逻辑。 三、结束语 从上述的经济计量检验结果可见，以基尼系数表示的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以产业内贸易指数表示的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并且在不同的滞后期及置信水平下，LNG是LNI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东盟的产业内贸易的增长。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人均GDP的提高促进了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收入不平等在促进产业内贸易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不应该让这种作用被其他因素掩盖。中国收入不平等之所以促进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可以从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地域分布，产业结构状况等特点找到原因。 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东盟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与该五国的产业内贸易占了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80%以上。而与越南、老挝、缅甸、文莱、柬埔寨的贸易则份额较少。从中国内部地区来看，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发达，而内地相当有限。可以说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主要集中在东盟经济相对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从产业内贸易的商品结构来看，工业制成品在产业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呈递增状态，而初级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所占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1993年以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比重呈逐步增长趋势，机电设备及零部件、光学仪器、精密仪器、乐器类、化工制品、交通设备类产品等逐渐发展为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产业间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正是收入不平等形成的一个比较高的收入阶层与其较高收入水平之贸易伙伴国的相似需求模式和消费偏好所致。 本文注意到了我国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与东盟的产业内贸易，但这也正是我国对外产业内贸易的问题所在。产业内贸易发展不平衡是我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不足之处，首先表现在地区分布不平衡，其次为行业发展不平衡，这表明虽然我国已经加入WTO，并不断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但还有很多欠发达地区和欠发达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未能充分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格局中来。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投入西部大开发，加强东北老基地建设，十六大也提出了实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要求，这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区域，产业和消费群体参与到产业内贸易中来，从而促进我国产业内分工，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戴枫孙文远: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探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5(5) 王娟: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趋势，动因与对策[J].世界经济研究， 2005(7) 强永昌:产业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