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历史论文范文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 论文关键词：外贸 核心技术 贸易壁垒 Abstract: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when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contended for attention， the philosophersmade greatacademicachievements， whichwere not limited only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extended to historical studies. Their achievements have beeninfluential for thousands ofyears in China. So later scholars believed that their thoughts， based on the historiographer culture， took animportant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ience ofChinese ancienthistory. and should be discussed in a separate chapter in thebook on history. Key words;historiographer culture; philosophers in the period ofWarring States; thoughts of the philosophers; historical studies ofthe philosophers7 基本政策。1、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国内经济增长。从长期看，为了利用好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把双刃剑，减缓国际经济波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应稳定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之上。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自己掌控企业的生存状况。我国的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正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与繁荣的基础应是国内消费和投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是今后的重心，对外贸易活动应服从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逐渐增多的情况之下，扩大内需不失为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良方。2、加强技术创新，创立国际品牌，提升产品竞争力。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加工贸易能耗高、污染严重、效率低下，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端。要想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导，必须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从贴牌生产到创立世界品牌，使我国改变给发达国家打工，外贸以数量取胜的面貌，取得自主定价，商品以质量取胜的真正贸易大国地位。3、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适应国内外形势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减少国内市场壁垒。一方面，通过引入竞争促进国内经济效率和增长方式转变，另一方面扩大进口、避免授人以柄。扩大进口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先进的生产性服务的准入和进口，适时适度增加先进技术设备和资源进口，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因此，顺差问题不在于出口过多，而在于进口增长相对较慢。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适应国内外 形势进一步开放市场，积极扩大进口；坚持互利共赢的方针，促进进出口平衡协调发展。近期，重点应放在改变一边倒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控制热钱流入，其途径主要是放松外汇管制、释放外汇需求，实行意愿结汇和藏汇于民等节流措施，在促进外汇市场供求平衡基础上形成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机制，改善经济内外部均均衡。一、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扭转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外汇缺口”问题从国际上看，不少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都希望本国贸易基本平衡或略有顺差，并为扩大外汇储备规模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奋斗。如果发展中国家连续逆差，外汇储备下降，就可能出现本币急剧贬值、引发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后的巴西与阿根廷金融危机，都与这些国家的较大贸易逆差、外汇储备不足有关。我国外贸由逆差转为顺差是我国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的结果和重要标志。正因为出现顺差和拥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使我国摆脱了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外汇缺口”，消除了长达几十年的“出口创汇”压力，使我国抵御外部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对比长期受“外汇缺口”困扰的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出现顺差，也只是“前进中的问题”。二、外贸顺差是引发摩擦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在国际对比中我国的贸易不平衡情况并不突出，但却引起美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美国为例，其贸易不平衡是全球性的，它不着力解决全球逆差，却在明知对华逆差是从东亚转移来的情况下，对中国的逆差反映强烈，其政治因素大于经济考虑。各国对贸易不平衡都是从“适用主义”角度考虑的，顺差本身不一定是摩擦的原因，多数时候只是成为制造摩擦的一种借口。由于我国外贸在世界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与外界的矛盾和摩擦上升是正常的，不完全与顺差增大有关。三、加工贸易顺差大，总体上讲是利大于弊多年来加工贸易顺差一直远远高于总顺差，于是出现了对外贸过于依赖加工贸易的各种指责。在国内加工和配套增值后出口，必然形成顺差。事实上，加工贸易增值率越多、加工链条越长、我国获益越多，则顺差越多。我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必然承担转移带来的顺差。加工贸易顺差量大，一方面说明这是顺差的国际转移，证明我国的贸易利益是与世界分享的，从互利共赢和对外增信释疑的角度来讲，是对我国有利的；另一方面，如果把加工贸易看成摩擦之源、似乎加工贸易顺差越少越好，则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要求不一致，又是与事实情况相违背的。四、高顺差增大对宏观经济形势有积极意义辩证地看待顺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一方面要看到顺差增长过快带来了外部失衡，增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顺差缓解了宏观经济其他方面的压力。一是顺差增加事实上支持了很多出口导向行业的发展，提高了职工收入，从短期看也有利于国内消费的扩大；二是有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避免影响相关企业的正常运转，减少破产倒闭，有利于增加就业和社会稳定，还有利于控制金融风险。顺差增加虽然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但这种问题在国际国内都是常常碰到的。如果把宏观失衡仅仅归咎于外贸顺差，将宏观政策寄希望于汇率政策调整，是不切实际的，也难以达到预期调控目的。作为一个崛起的贸易大国，必须清醒的看到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只有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平衡外贸收支，加快发展，才能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为此我国应该在对外经贸中强调和坚持以下的如何认识我国外贸高顺差的影响及政策选择陈楠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辽宁沈阳，因为《春秋》所载诸多亡国弑君之例，可成为他研究权谋之术，尤其是君主防止臣下奸劫弑夺之祸的首选借鉴根据。这是韩非留意《春秋》的重要思想原因。《汉书·艺文志》谓汉初为《诗》作传者，“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谓公孙弘“学《春秋》杂说”;《韩长孺传》谓其“尝受韩子杂家说”，此“韩子杂家说”应即《韩非子》中《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杂说史事的“《春秋》杂说”。 此类“《春秋》杂说”在汉初的影响，应是战国诸子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习惯的余响。战国诸子中的历史意识使其学说体系别具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受到关注，乃至当近世学者在评说诸子的学术渊源时，出现诸子之学源出史学说。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谓诸子乃周史之支孽小宗，张尔田本之作《史微》，说不仅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流余裔，刘师培倡“古学出于史官论”，谓九流之学俱源于史，江瑔本之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从大的方面看，诸子是传自古代的文献记载，当然属于史学的大范畴。此外，如上文所言，诸子虽以论辩说理为主，但其中 包含诸多史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显示出浓厚的史学色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余岁，“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其中周室崩解与史官制度衰微，导致大量官书史册向外流散，从而为学术思想脱离官府控制而走向解放和新的繁荣，提供大量可供取资的思想文化资料，这即是战国诸子发达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战国时诸子学的发达，不妨可视为史学在特殊学术文化条件下的变相发达状态。因为诸子大量汲取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于其著作中，不仅使其内容丰富深邃起来，而且亦使史学借诸子的形式得到曲畅旁通的发展，或者说，是乃《春秋》之义转移到诸子中的保存发扬。后来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著史而始名其书曰“太史公书”，就是战国诸子与《春秋》之义相通在汉初史学上的反映。对此，梁启超曾谓:司马迁作《史记》“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所以，对战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探讨，不仅必须借助对诸子著作的分析考察，尤须注意发掘诸子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史学思想观念。以下尝试考察战国诸子中表现出的丰富史学思想。一、诸子学说取证于历史如前所言，诸子之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要取证于历史。他们们怀抱各自的政治理想，寻求自己的历史榜样，以张大突显其思想学说。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家取法夏禹，道家推崇神农、黄帝。由于诸子多出于论证自家学说的需要，因而往往强使历史就范于自己的理论，这使他们举证的历史材料之可信度，受到影响。有学者对此指出说:战国诸子“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征引了一些史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致常常出现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加以改造而使它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些作品所记的史事，其史料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这可举儒墨学说对尧舜的宣传造饰说明之，《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即韩非指出，孔、墨俱以尧舜作为学术偶像在宣传，却各按自己的学说需要造饰尧舜的形象，结果使尧舜被分别儒家化和墨家化，历史上的尧舜真相反倒因此被遮蔽隐没而难明。虽然诸子在历史编纂上的成绩因此受到局限，但诸子涉及的相关历史思想却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诸子学说多涉及社会文化及政治伦理等问题，诸如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政治制度的发展、道德伦理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演进等，多有论列，其中往往还涉及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所以，诸子学说中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很丰富，几乎关涉到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大部分基本范畴。其中以儒、墨、道、法、阴阳各家最为值得关注。如《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像这样由天地起源，进而社会家庭，进而政治秩序，进而礼义制度的论述，无论就历史发展层次，还是历史发展内容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历史思维水平高度，也反映出诸子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思考深度。无怪乎金景芳先生称之为“简直可抵一部社会发展史”。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对先秦诸子学说中的历史观念，当予留心。二、对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商周天命论，实际是在宗教观念指导下的神权政治学说，人类几乎成为天神意志操纵下的玩偶。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了一场人事政治的大竞赛，是即各国的富国强兵运动、变法运动，这样，人事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类自身的因素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的《墨子·鲁问》。 五、诸子史学思想成就的历史地位诸子著述本属哲学义理的层面，故其在历史编纂上几无足称述，但在他们的哲学思考中透露出的丰富史学思想，却令人注意。首先，他们多努力寻求历史的逻辑联系，现实也启发他们深化对历史的认识。诸子著述的现实目的十分明确，但为寻求答案，往往主动求助于历史知识。这样，在诸子著述中表现出一些同历史有关的思想理论，推动了历史观念的发展。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先秦诸子的著作必须参考。后代的一些历史观，多可从先秦诸子追溯其来源。其次，由于诸子在面对现实进行思考时，往往都需借助于对往昔历史的探讨来寻求答案，因此就加强了历史传统的培育成长。战国诸子的社会历史观，既是对其前始于周公的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孔子重视历史思想的发扬，更是对秦汉以下注重历史借鉴思想的启发。这样，中国古代的史学文化传统，中经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浸润，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因之得到继承发扬和加强。这说明，史学在中 国文化传统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有学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史官文化压倒并覆盖巫官文化的过程中，导致神话传说向古史系统的演变，先秦诸子对此发挥出巨大作用。先秦诸子是在史官文化滋哺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其思想学术归趣各异，但却形成一种援引历史先例，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的学术风格。孔子抬出周公，孟子言必称尧舜，道家搬出上古的“清静”与“无为”，墨家引证往昔的“兼爱”与“非攻”，法家也搬出众多历史材料作为论证说理的依据，结果使“信古”、“尊古”及“托古”之风一时大盛。在先秦诸子这场以“先王注我”运动中，由巫官文化所积累起来的上古神话传说，受到全面改造。创世神话中的人物，如黄帝、神农等，被改造成具有大善大德的圣人;感生神话中的人物，如契、弃等，被改造成商周王室的始祖。此外，如英雄传说中的大禹，也被塗抹得类似于“王者”的形象。至此，上古神话传说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神和英雄都变成了后世的圣贤和帝王，神话中的人物全被编排到帝王的世系、谱系之中，从而形成三皇五帝的授受承传统系。史官文化如此促使了神话传说向古史的演变[11]。无论其说究竟是否合理，但它注意到先秦诸子在先秦史学发展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战国诸子而言，尤其要关注他们在史学思想理论上所作出的可供借鉴的卓越建树。鉴于战国诸子在政治哲理层面的辨析中表现出丰富的史学思想智慧，故而应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为之特书一笔。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673. 姚曼波.春秋考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5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72[M] //饮冰室合集: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6: 18. 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1卷《古学甄微》[M].成都:巴蜀书社，1987: 15. 金景芳.金景芳古史论集[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 224. 刘起釪.古史续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51. 黄彰健.中国远古史研究[M].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6: 1. 葛志毅.谶纬思潮与三皇五帝史统的构拟[ J].管子学刊， 2007(4): 55-6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中册)[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1004-1005. 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4: 685. [11]王东.史官文化的演进[J].历史研究， 1993(3).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近代中国；贸易史；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214-02

近代中外贸易史，是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探究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演变及中西关系发展趋势的着眼点。若解析近代中西矛盾之起，首当其冲者莫过于商业利益之冲突。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有西方学者称贸易战争或商业战争）的爆发，实际上是中西贸易体制方枘圆凿，不能相容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对近三十年来国内关于近代中外贸易史的研究作初步梳理和简单的综述。

一、整体性研究

改革开放前，受到学术氛围的影响，经济史研究多侧重考察在华外国人投资情况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对贸易史研究较薄弱；多注重于分析列强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而甚少关注国家间正常经贸关系的发展；多以阶级史观评价相关贸易政策，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改革开放后，对外政策的转型推动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扩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介入促使整个经济史学科研究焕发了生机，研究方法也开始转变为以多学科交叉理论为基础，灵活运用经济学、统计学等方法，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研究与评价。

随着对旧有领域的研究深化与学术交流活动的开展，特别是近年来中西方学者的互动，促使中外贸易史的学术研究视角逐步向现代化、全球化发生转变。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研究领域得以大大拓展，推动了该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展。郑友揆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史实的综合分析》一书中，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从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发展的角度，对1840-1948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变迁与特点、外贸结构的特性以及同工业发展的相互因果进行了综合性考察分析。本书参考价值很高，并为史料之间的相互佐证提供了可行性。进入21世纪来，孙玉琴所编著的《中国对外贸易史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上下两篇。其中下篇重点介绍了中国近代贸易史的发展过程，对1840-1949年各时期中国对外经贸政策、外贸发展规模和水平、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地理方向演变等内容进行了阐述。由清华大学陈争平主持编纂的专著《近代中外贸易史》，将清朝前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划分为六个时期，对每个时期的中外贸易发展情况及相关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分析考察，探讨了近代中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世界市场的影响，成果全面且深刻，是我国近代贸易史研究的最新著作。另外，丁长清等人主编的《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虽非为近代贸易史专著，但其以中外贸易与投资为中心，以近现代为重点考察的时期，注重将中外经济关系放在宏观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引用史料全面，考察深入，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可供研究者所参考。

二、专题性研究

伴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开放化、国际化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在日益扩大的与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这就为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各个分支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外贸易史方面，近年来研究者们从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入手，对地域贸易、贸易结构、贸易思想、关税制度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考述，成果层出不穷，下面将着重从几个方面来具体介绍。

（一）地域贸易

1.双边贸易

近代双边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考察中国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又以中英贸易最为典型。

中英方面，王立诚就海关行政权旁落的问题，通过引用大量外文文献以还原史实，阐释了海关运作变迁的机制，认为在中英间政策互动的过程中，“清政府所丧失的，不仅是海关的，而且是自身发展新的贸易管理方式的机制”[1]。张乃和从比较史学角度入手，在《近代早期中英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发育之比较》一文中将近代早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市场体系归结为民间自发模式，而英国的则为政府特许模式，进而加深了对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认识。曹英以条约分析为视角，对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交替演变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分析中英贸易与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得出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下的中英贸易冲突……其本质是英、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的结论[2]。

中德贸易方面，周建明对其商品结构、贸易条件、技术贸易、军火贸易等一系列问题先后进行了考察。中美贸易方面，何思兵的《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对中美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旗昌洋行进行了个案研究，在引用外文史料的基础上勾勒出旗昌洋行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商业集团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中日贸易方面，樊如森、吴焕良在《近代中日贸易述评》一文中比较了近代中日进出口贸易成果，进而分析中日近代经济交流内涵之复杂性。中苏贸易方面，徐万民的《八年抗战时期的中苏贸易》，博引两国在八年抗战时期的贸易数据，重点论述了贸易的政治战略影响。而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研究中，主要涉及近代中暹、中朝、中新、中越等贸易，成果多为硕博士学位论文。

2.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

对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及商埠，研究者们有从人口史、城市史等社会学视角探讨城乡关系发展，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入手，考察外贸地理的变动趋势，而更多的是利用地方贸易数据来研究通商口岸对外贸易发展情况。杨天宏在《自开商埠的地域分布及其对清季外贸市场网络体系发育的影响》中，对清季自开商埠的数量类型进行了统计归类，认为自开商埠之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贸市场发育迟缓的状况，主要是传统经济的阻碍与清政府的政治干预。李英铨、严鹏采用地理区域的分析模式，在《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地理方向的变动及其原因》一文中研究了近代中国外贸方向变动趋势的问题。佳宏伟的《大灾荒与贸易（1867-1931年）―以天津口岸为中心》，以天津口岸为切入点，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在塑造口岸贸易演变中的作用力。王哲、吴松弟利用现代地理学方法，在《中国近代港口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基于旧海关对外一埠际贸易数据的分析（1877-1947）》一文中研究了12个主要港口城市的国际贸易网络及46个港口城市埠际贸易的网络空间结构。王翔则在文章《传统市场网络的近代变形――近代冀南与西北“土布换皮”贸易初探》中，通过对冀南与西北之间“土布换皮”贸易的研究，透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网络的构造及其在近代的延续与变形。

（二）贸易类型

1.商品贸易

在贸易史的研究中，采用经济计量和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某种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研究来探析其对贸易格局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是现在学界研究的主流。近年来学者主要集中于几大类商品进行研究，如茶叶、大豆、毛皮、丝织品、鸦片、农副产品、桐油、苦力等等，其中又以鸦片、茶叶贸易研究成果尤多。

鸦片贸易方面，吴义雄依据其新发掘的史料――《广州纪事报》和《广州周报》，重新对鸦片战争前鸦片的输入数量及白银外流情况进行了统计与考证，“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18年间鸦片贸易的情形”，为以往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提供了详细具体的数据[3]。甘开鹏在《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中探讨了美国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看法，认为该群体的鸦片贸易观由反对到支持合法化的转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并对鸦片贸易在华的进一步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宏斌将英国议会文件与中文档案相互佐证，在《从英国议会文件看英国外交官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活动》一文中，对近代英国驻华公使关于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密谋与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颜色则在文章《绅士的慈悲还是利益的追逐？――中英鸦片贸易终结过程的研究》中详细分析了鸦片贸易各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果的变动情况，探讨了英国主动停止鸦片贸易的根本原因。

茶叶贸易方面，汪敬虞的《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对近代中国茶叶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市场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并结合当时国内茶叶生产商的情况探讨了茶叶现代化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姜修宪在《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兴衰缘由。仲伟民通过比较19世纪茶叶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就对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方面而言，鸦片贸易的促退作用大于茶叶的促进作用[4]。黄敬斌的《全球化视野下的贸易、资本主义与经济史――以19世纪中西茶叶与鸦片贸易为例》，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兼评《茶业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一书，探讨了经济史学在国际背景下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经济史与经济学两学科理论应重视双向互动发展的观点。

其他商品贸易方面，马俊亚的《近代国内钱业市场的运营与农副产品贸易》探究了中国近代农副产品贸易与国内钱业市场层次及运营规律间的密切关系。张丽蓉从贸易网络、区域市场整合等宏观角度，以大量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分析民国时期四川桐油的贸易格局，并认为桐油贸易的全国性格局说明“以重庆为前哨的广大四川内地成为上海终端出口贸易的腹地市场”[5]。刘淼的《晚清棉纺织业贸易与生产体系转型的地域分布》对晚清棉纱贸易体系的转型进行分析，探讨了该体系形成过程中市场与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2.转运、帆船等其他类型

除以上提到之外，学界还关注了转运、帆船等其他贸易类型，更有学者从物流学角度以拓展研究领域。转运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某一港口为中心来开展，毛立坤在《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一文中，集中分析晚清香港与东部沿海及西南等地区的贸易结构，突出了香港贸易以转口为主，走私贸易与正常贸易相并行发展的特色。唐巧天的《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以外贸埠际转运为视角》，讨论了晚清上海与中国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问题，参考大量统计数据深入探讨该贸易的网络联系，以凸显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帆船贸易方面，姚的《晚清天津帆船贸易发展述论》探讨了近代开埠以来，天津传统帆船贸易在多层次贸易发展格局中的发展态势。物流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史学界对其关注较少。王军以物流学的理论为依据，结合史料，考察了货栈物流功能对天津的影响，认为货栈业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接内外市场的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物资流通不可缺少的一环”[6]。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海关及关税

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陈诗启通过参阅大量史料文献，撰写《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该书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以外籍总税务司为核心，系统探究晚清海关管辖权丧失及收回的过程，并对海关内部各项制度、运作机制与业务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填补了学界长期遗存的一大空白，是中国海关史研究的传世之作。任志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考述了晚清海关监督机构的设置及人员构成。詹庆华对中国近代海关贸易报告的传播与影响作了系统分析，说明该报告的性质并不是以往学界所认定的间谍性质，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7]。

随着海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关税史研究随之走热。姚贤镐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势力对中国关税的破坏》中，根据中外文献论述了旧中国关税自丧失的经过及其恶果。王建朗的《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研究了在“革命外交”时期，国民政府与日本所进行的关税自主交涉问题。吴义雄在《鸦片战争前粤海关税费问题与战后海关税则谈判》一文中对鸦片战争前的粤海关关税及战后税则谈判等问题进行研究，深刻揭示了清代官僚集团政治文化的腐败性。连心豪、谢广生的《近代海南设关及其对外贸易》阐述了海南设关的历史，认为华侨对海南的投资是该地转变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重要原因。

（四）其他方面

刘育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与透视》中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综合法学与贸易学理论从多角度分析史料，就晚清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演变进行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并以史为鉴阐述了该演变过程对当今对外贸易立法的借鉴作用。叶世昌的《中国近代对外通商和经济发展思想》，以对外通商为中心分阶段介绍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聂志红的《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保护思想》一文，主要结合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民国时期学者们的贸易保护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张九洲的《论洋务知识分子的对外贸易思想》认为洋务知识分子们的贸易思想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贸易意识，对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

三、结语

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经济史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应采取的视角，长期以来是学界所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而以研究方法之不同，经济史学又逐渐分为三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8]。在中外贸易史领域的研究中，这种多学科理论化研究趋势更呈现渐次加强的趋势，学者们利用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理论体系与方法，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近代中外贸易进行了考察，成果卓著。然而同时应看到的是这种繁荣发展的背后仍有问题的存在，例如理论性与方法性研究仍存在不足，史学界多从经济史角度做宏观概述指导，而具体到贸易史领域却鲜少探讨；又如系统性与专题性研究发展不均衡，尽管21世纪以来陆续有相关著作问世，但在总体成就不及专题研究领域；再如新史料发掘整理不及时，现阶段的参考史料主要来源于六七十年代所出版的几部重要资料与档案，对近代贸易相关统计数据的考订与整理速度较前明显放缓。以上不足，有待今后研究中引起重视并加以克服，相信在经济史与历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近代中外贸易史研究在将来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参考文献：

[1]王立诚.英国与近代中外贸易“法治”的建立[J].历史研究，2001，（2）：82.

[2]曹英.不平等条约与晚清中英贸易冲突[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374.

[3]吴义雄.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贸易再研究[J].近代史研究，2002，（2）：72.

[4]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2）：99.

[5]张丽蓉.长江流域桐油贸易格局与市场整合――以四川为中心[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62.

[6]王军.略论近代货栈业与天津华北物流中心地位的形成[J].现代财经，2008，（11）：97.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贸易失衡；跨时贸易；跨时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4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是相对封闭的，虽然有一些对外交往但规模很小也还没有引进外资的做法，进口所需的外汇完全由出口多少决定，这种量入为出的对外贸易模式使我国的贸易基本保持了平衡。改革开放后的前几年，对外需求和对外供给的活力得到释放，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有顺差的年份也有逆差的年份，且逆差的年份居多。主要原因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先进的设备和生产资料有着旺盛的需求，而我国在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开发和形成。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是始于1994年，除因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中国入世影响的短暂几年外，我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2005年贸易顺差较上年增长218%，各界对贸易失衡的关注达到顶点，国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缓解贸易摩擦。2007年之后，贸易余额的增幅有所回落。2009年开始，贸易余额规模有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贸易失衡的总体情况见表1。

我国自1994年以来持续的贸易顺差已经形成了贸易失衡，但贸易失衡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分别在三次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贸易失衡，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根据克鲁格曼的跨时贸易理论，各国贸易的顺差、逆差是各国从事跨时贸易的结果，跨时贸易的模式（出口当期产品，进口未来产品或进口当期产品，出口未来产品）的改变决定了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而且跨时贸易模式主要受跨时比较优势的影响[1]。跨时比较优势又与一国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地位和产业结构有关。

工业革命前，世界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的自然资源和各自固有的生产技能的差异，贸易的功能在于互通有无和商业牟利。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各国和世界的自然经济结构，世界贸易的基础不仅仅是各国的天然资源，各国生产技术、产业规模不同而产生的生产成本的差异成为决定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力成本优势引发的产业转移对贸易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贸易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英美的独霸天下、德日的崛起再到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和中国的赶超，各国的贸易也经历着顺差、逆差的不断变化。本论文将各国贸易顺差、逆差的转换看作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选取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的贸易失衡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影响各国贸易顺差、逆差转换的普遍规律即隐藏在跨时贸易背后的技术优势、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之所以选择这四个国家，因为它们在国际贸易的不同阶段曾发挥过主导作用，且都是世界经济的大国。通过对这四个国家的分析和与中国贸易失衡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我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由于我国的贸易失衡主要是货物贸易的失衡，所以对各国贸易失衡演进历史的考察也限于货物贸易历史（英国除外），而没有将服务贸易历史纳入分析框架。

二、英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史

为了清楚地描绘出各国贸易失衡的阶段性变化，本论文对各国贸易余额数据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贸易顺差的年份用1表示；逆差的年份用-1表示；贸易平衡或缺失的年份用0表示。对英国贸易历史的考察阶段为1816至201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和联合国的贸易数据库。由于英国货物贸易的特殊性及其大量的资本输出，“大进大出”的特点和对殖民地长期的原料掠夺使得英国的有形贸易长期逆差，而其无形贸易长期顺差[2]。为了更合理地反映英国的贸易情况，本论文对1993年以前英国贸易失衡的考察既包含有形贸易也包含无形贸易，1993年以后只包含货物贸易，其贸易历史的演进见图1。

从英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我们可以将英国的贸易平衡情况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如表1所示：第一个阶段为1816―1930年、第二个阶段为1931―1947年、第三个阶段为1948―1986年、第四个阶段为1987―2010年。英国的贸易历史大致经历了顺差―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这种演变可以看作是英国跨时贸易的实践，是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结果。哪些因素推动着这种变化呢？影响一国跨时贸易模式变化的因素无非是其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等。

英国最鼎盛时期始于1763年与法国的七年战争结束后，18世纪60年代到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的地位，拥有了占世界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始发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它让英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居世界之翘首。尽管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歉收以及战争（主要是与其殖民地的战争）、外国工业的成长（特别是内战后美国的成长以及统一后的德国的成长）、关税和白银贬值所造成的出口渠道的阻塞，英国货物贸易逆差逐步增加。但是由于无形贸易的巨大盈余，英国总体的贸易仍然持续顺差，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殖民地巨大的廉价市场使英国产业集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品上，而对新兴的钢铁、化工、汽车制造等产业的投资不足，未能跟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贸易也由发达国家转向英联邦内国家，英国未及时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到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英国对外投资增加，导致国内技术革新和企业投资不足，加速了英国产业的落后。英国对其他国家资源的控制加强了其殖民倾向，对外商品贸易长期赤字但对外投资收益长期盈余。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和国有化，使英国的对外投资化为乌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贸易情况彻底逆转。二战后初期，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和主要工业国的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经常账户的失衡较轻微。英国的贸易也是时而顺差时而逆差，并未表现出持续的失衡状态。由于欧洲复兴计划，英国的贸易此时出现了较多年份的顺差。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浮动汇率制的采用和金融行业的技术进步使各国取消了国际支付的限制，以及石油美元循环，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扩大，贸易失衡的规模也逐渐变大。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劣势和产业虚拟化等原因，英国开始了持续的贸易逆差。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从1870年的30%，下降到1913年的14%，1963年的7%及1987年的3%。

三、美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本论文对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考察从179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两百多年来，美国货物贸易的历史演进如图2所示。

从图2，我们清楚地看到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为1790―1873年，美国贸易以逆差为主，偶有顺差的年份；第二个阶段为1874―197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顺差，偶有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71―2010年，美国贸易几乎完全处于逆差，偶有顺差。具体统计见表2。总的来看，美国贸易失衡的历史经历了逆差―顺差―逆差的演变。在第一阶段，美国主要对联合王国（英国）、法国、德国有较多的贸易逆差，但对加拿大顺差居多。第二个阶段美国对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基本上都是顺差，但对加拿大和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转为逆差。另外，这一时期美国新增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日本和墨西哥。美国对墨西哥基本保持顺差，对日本开始是逆差，从1933年转为顺差，1965年后又转为逆差。第三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美国对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保持逆差居多的情形，尤其是新增的贸易伙伴国中国和东盟。像美国贸易失衡历史的演进一样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美国出口商品的结构经历了农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

美国的崛起始于1861―1865年美国内战之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善于发明创造的国民性为美国经济的腾飞准备了条件。但是，1870年以前的世界是英国的世界，美国尚处于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阶段，美国在1790―1873年以贸易逆差为主。19世纪70年代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推动者美国有着绝对的技术优势，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其货物贸易也经历了近一百年的贸易顺差，而且在二战后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1946―1970年），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并未真正显现。在整个19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超过70%，一直到一战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虽然在1900年，美国已经变成重要的工业和农业技术的出口国。但此时美国的出口产品仅仅部分完成了从森林、田地、矿产部门向制造业部门的历史性转移。初级产品仍然占所有产品和服务出口的2/3（主导产品是：可再生动植物产品――棉花、谷物、肉类、木材和烟草）。美国相关的自然资源产品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高峰[4]。二战前，美国在科学领域并没有达到领导地位。这一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显著改变，二战后重大的科技与管理创新主要发生在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美国成为第一次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产业开始空心化和虚拟化。自1971年开始，美国货物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美国加速了产业的空心化和虚拟化，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持续至今。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份额从1870年的25%，增加至1913年的36%，1950年的60%；又由1963年的40%下降至1987年的24%。

四、德国贸易失衡的演进历史

德国是当前全球经济失衡中和中国一样处于贸易顺差的一端，德国的贸易顺差历史早于中国但和中国的贸易失衡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和相同的货币体系下。和中国一样，德国贸易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较大。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美国，产业承接的主体是日本和原联邦德国。本论文对德国贸易历史的考察从1880年至2010年，1993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993年以后的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统计结果见图3。

从德国贸易平衡的点分布图3，我们可以看出：德国自1880年以来的贸易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80―1887年，德国的贸易顺差年份较多，但不具持续性特征；第二个阶段为1888―1913年，德国贸易表现为持续的贸易逆差；第三个阶段为1914―1950年，德国贸易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两次中断；第四个阶段为1951―2010年，德国贸易持续顺差。具体统计见表3。德国贸易特征明显，阶段性很强，表现为一战前持续的贸易逆差和二战后持续的贸易顺差。

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国家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同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独特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同时，德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要的推动者，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5]。二次世界大战对德国贸易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导致其中断了二十几年。二战后，欧洲复兴计划使德国经济复苏，德国承接了美国的一些制造业。自20世纪50年代起，德国持续了60余年的贸易顺差。20世纪以来，德国制造业的比重较美国、英国等国家更高，而且相对稳定。没有像美国和英国一样出现过度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1870年以后德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左右。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陈忠。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对外贸易；经济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门纯理论性的学科，它所研究的领域是关于社会所有学科规律的抽象总和，而且是在实践中被证实了的一个与现代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直接影响到“什么是社会存在”“什么是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些问题都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根本规律的深刻认识，都能直接影响当今社会经济的跨时展。因此，我们更应该深刻探究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让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此挖掘出中国经济背后存在的客观问题。

既然如此，那又该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呢？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看待经济全球化浪潮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呢？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又是如何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历史导向的呢？在当今我国高速发展的对外贸易环境下，我国是否也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及的“发展问题”呢？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又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提供了哪些办法呢？基于这些问题，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审视历史唯物主义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指导我国对外贸易研究。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适用于研究国际贸易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的任务是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社会现象的一般联系和关系，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社会生活现象丰富繁多，由此涉及到的学科也种类复杂。倘若我们从各门学科特定的研究对象出发，那么我们研究的规律就可称之为特殊规律。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的是对一般事物最本质的，起源的发展规律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人类的认识工具，它与具体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具体社会科学研究是以生活中的某一领域或某一局部为对象，从某个特定的方面去研究社会。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学科不同，它并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和某个现象，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试图从总体上、全局上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然而这种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同时也包含了社会中的那些特殊规律。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各门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指导个别，但又不能替代个别；个别体现一般，但又不等同于一般。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商品与劳务在国际间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及有关上层建筑发展规律的科学。通过对国际贸易方法的研究，使得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在国际社会间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国际贸易从古到今，已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了。伴随着社会进步，国际贸易的形式也在不断改变，但其发展的核心并没有改变。一切国际贸易都只能是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为第一物，社会意识永远为第二物。这两者的关系从来不会因为人的意识而改变。倘若我们不遵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味以统治者的主观意识为判断标准，我们就会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犯远古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固步自封的错误。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可以为国际贸易学研究提供方法的。

二、辩证统一地看待经济全球化浪潮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力量是生产力，而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生产力也得到了极大的飞跃。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给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动力，一些国家开始进行专业分工，在此基础上更有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对国际分工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推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分工更是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刚开始的物质生产资料交换到国际人员流动，到信息跨国传递，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在广度方面，从刚开始只在发达国家间实行的国际分工，现在以不断向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递延。这种趋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正在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

经济全球发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客观趋势，然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应该辩证统一地对待它的发展，既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也要认清它的消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站稳脚步。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许多好处，首先，全球化的浪潮给发展中以及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让这些国家真正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这些国家虽然科技程度不够发达，但他们大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因此，他们可以通过出口这些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谋求自身的发展，不断积蓄货币资本来发展国内经济。再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跨国企业也在不断壮大发展，跨国公司的身影不仅仅在发达国家中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也屡见不鲜。这些跨国公司建立在发展中以及不发达国家，不仅活跃了当地经济，由于知识的外溢，更给当地带去了先进的管理和生产技术。这些宝贵的财富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

然而，事物皆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单单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更应该看到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较强的科技实力，主要出口科技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高，且在专利发明被打破之前一直拥有垄断地位，所以在产品出口时攫取了大量的货币资本。相反，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由于科技实力的落后，只能出口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附加值低，可替代品较多，因此大量出口此类产品不但不能提高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反而会拉大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第二，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属于高端产业链的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均属于中低端产业链的产品。发达国家大都只是开发产品技术，而把产品生产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环境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就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不断受到威胁，社会压力不断加大，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因此受到的阻碍。

三、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历史导向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中第一位的东西，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东西。列宁说：“所谓客观的，并不是指有意识的生物的社会（即人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生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们的社会意识。”[2]由此可见，我们社会的发展应该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应该由统治者的思维意识来决定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关起大门，闭门造车，不跟其他国家有任何贸易往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思想一直贯穿在劳动者脑中，统治者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虽然这种闭门造车的时期也曾经有过昙花一现的美丽，但这繁华仍旧是短暂的。在经历了乾隆，康熙年间为数不多的经济繁荣期后，我国经济就开始一蹶不振，落后的思维方式，简单重复的手工劳作，低下的效率使得我国经济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因而清代末年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侵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很久，直至改革开放。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打开国门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就在改革开放的这一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355亿元，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于此同时，当年我国GDP创下2683亿美元的新纪录。历史的发展趋势要我们打开国门，要我们与时俱进，倘若我们违背这种客观规律，固步自封只能将我国发展带进一个死胡同。

进入20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更多棘手问题，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霸权主义的压力以及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升级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大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哲学，它的任务就是回答自己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它表明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历史，生产方式的变化首先是从生产离得提高开始的。”[3]这就告诉我们，当代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不断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才是发展的主线。而对外贸易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之一，在这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当中也应该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适时转变外贸出口结构，把大量出口粗放型产品转移到大量出口技术和服务密集型产品中去。

四、历史唯物物质方法论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研究提供了方法

4.1从社会历史出发和生产实践出发

从历史事实出发，不脱离实际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根本要求，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包括国际贸易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哲学。它强调社会物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的反映，唯有社会物质才是第一位的东西。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应遵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能照抄西方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原则。倘若因为盲目崇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原理，而妄自剪裁自身发展史实，就会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第二次科技革命后，西方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应运而生了许多经济理论。这些经济理论在西方国家迅速传播开来，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发达国家的这些经济理论不仅指导了西方国际的经济发展，更在全世界范围内流传和被其他国家学习运用。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西方某些经济理论已经开始与社会现实发生背离。进入第四次科技以后，伴随着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国际市场正在经历一次重大变革。在电子商务出现以前，国际贸易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在大批量生产的基础上工厂可实现边际收益递减。然而，现在信息技术的大力发展有力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得过去一些国际贸易理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近些年，国际分工的物质基础正在从资本、技术向信息和知识转变，国际商务贸易比重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古典经济学中讲述的使国际贸易得以进行的“国际贸易绝对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相对比较优势”将要演变成“信息比较优势”和“知识比较优势”，这些比较优势又将背离企业边际收益递减的理论，将会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不容我们忽视。我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时，就不能按部就班的照抄西方的国际贸易理论原则，而是从现代社会的生产实践出发，认清当代国际市场发展的新形势，在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决策。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6篇

在台湾，研究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的实证和计量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以及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一）人口、农林业

人口方面，刘铮云《清乾隆朝四川人口资料检讨：史语所藏〈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的几点观察》，认为这份民数册的真实性颇高，并以此与G.William Skinner 据道光年间四川九个民数册的考察结果相比较。由于Skinner没有嘉庆十七年的民数册， 而是引用嘉庆《四川通志》上的数据。刘铮云怀疑Skinner嘉庆十七年的人口数， 他认为史语所这份乾隆六十年四川民数册时间上较《四川通志》早，利用价值更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委员会编：《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议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页301-327。史语所藏的民数册有二份，都是四川省造报，一为乾隆六十年（1795），一为光绪三年（1877），见刘铮云：《旧档案、新材料--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现况》，《新史学》9.3（1998.9）：135-161。）

在土地政策方面，梁庚尧《北宋的圩田政策》探讨北宋政府对于圩田垦殖态度的演变，认为南方的圩田垦殖在宋初不受重视，但在庆历改革、熙宁变法及政和年间，政府皆曾积极于江东、浙西及浙东地区推动兴筑，成为宋金战争时期政府所仰仗的重要财源。（注：此文原刊于《世变、群体与个人：第一届全国历史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1996年），又收于梁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之中。）土地政策的检讨还有赵雅书《贾似道与公田法》一文，赵氏重新评价和厘清贾似道实行公田回买政策的优劣得失，认为此策为一应时政策，但政策实行所产生的弊端以及没有能力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是此政失败的主因。（注：《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页607-621。）在土地经营类型方面，以皇族庄园制度的转变为主或相关的论文，有赖惠敏《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二文。她认为皇族庄园制度长时期演变的结果，逐渐与汉人租佃制度趋于一致，成为租佃制度的一环。其间的转变包括地租由实物租转变货币租，佃户渐脱离奴仆身分，皇族土地经由典卖而逐渐转移到汉人手中等项。（注：《清代皇族的经济生活》，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24（1995.6）：475-516；《清代皇族庄园的形成与演变》，宣读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赖惠敏将她对庄园制度以及清皇族的组织、阶层、财产分配等课题的研究，为专书《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农业生产方面，王业键、黄翔瑜、谢美娥合著的《十八世纪粮食作物的分布》一文，主在重建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并和20世纪前期卜凯（J.L.Buck）划分的农作区做比较。文中依照各种作物在各地所占的重要性，将18世纪中国粮食作物区划为七个大区，即秦岭淮河线以北的"春麦区"、"冬麦高梁小米区"、"冬麦小米区"，以及此线以南的"水稻小麦区"、"水稻豆麦区"、"水稻收获区"、"水稻杂粮区"。（注：收于《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上册，页282-308。）

农业商品化，陈祥云《近代四川农业与变迁：以农业商品化为中心的讨论》，为其博士论文的一部分，认为农业部门因商品化而产生农作物商品化，进而刺激型市镇的兴起，使社会结构变迁，也促使传统社会化，并且地方势力（会党、帮会与走私）的崛起、社会阶层的分化（小农分化）和失序，也与商品化有关。（注：此文刊于《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319-351， 博士论文为《农业商品化与社会变迁--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台北："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关于农产品的运销，吕绍理《一九三年代中国的粮食运销组织》以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和米商组织为主，并讨论新式运输工具、新式银行、保险业及新式加工工具（机械动力碾米厂）等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如何米粮运销组织。著者认为，市镇非农业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为米粮贸易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市镇的规模、空间分布、阶层关系及其商业力影响米粮市场至深。基于此点，吕氏利用G.W.Skinner的集镇体系，组合成短程、中程、 长程贸易三种米粮市场结构。并以长程贸易中的产地市场、消费市场分别说明米行的组织及其营业量。此外，他认为新式运销辅助工具的改变（尤其是运输工具），不但可使米行组织更专门化，也可使介于贩运商和米行之间的某些行业逐渐淘汰，但是1930年代新式运输工具在米粮运销流程中仍居次要角色，因此上述二项米业组织的改变仍属有限。（注：《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4（1997.5）：179-196。）

另外，伐木业的产销，有江天健《北宋西北地区官方木材产销》与郑俊彬《明代四川木材的经营及其弊害》二文，皆以官方对木材的需求和木政的配套措施为。江氏除叙述宋代官方透过商税抽算、科配收市、置场入中及设务自伐四种方式，在秦岭、陇山、太行山森林地带取得木材之外，也提及木材采伐区域大都在蕃界或蕃汉交界处，实与北宋在西北地区重兵屯驻的农垦策略有关，采伐区随着宋人势力的扩张而延伸。（注：见《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67-280。商税抽算指由京师将作监竹木务对商贩竹木予以抽算，科配收市指中央派员向各路配买木材，置场入中是在京师置场，以优惠条件招商入中木材。）郑氏详述明代中央采木的督木行政组织、由官督官采到招商买办的演变、以及采木运输过程中吏胥索费和木商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注：郑俊彬文章宣读于"第一届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二）国内商业、国际贸易

比起农业部门，这个领域研究成果卓著。其中，总论性文章可郝延平《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一文。他对不同的商业发展特征予以比较，归纳宋代、晚清及20世纪中期迄今的三个商业大革命之间的共同点。他认为这三次商业革命都使"中国大陆"向南扩张，海洋性格愈发浓厚。这表现在沿海贸易、中国和远洋地区的商业关系，以及来自海外的货币、信贷、投资、、组织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冲击。（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研究所，1997年），第6辑，页9-44。）

对于中国境内商人团体、商业活动方面的探讨，官商关系是许多学者关心的主题。何汉威对广东赌商的研究，除了讨论19世纪中期以后税与地方财政的关联之外，从赌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对于近年来部份学者倡论中华帝国晚期已经形成"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说法，他认为须持相当程度的保留。因为地方政府采取竞价包税以丰裕财政，赌商认饷承赌，正饷之外还需缴报效银与认缴省内官办企业的经费，对赌商极为不利，其官商关系和困境，与扬州盐商、广东行商等大商人团体相似。（注：见何氏：《清末广东的与赌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6.2（1995）：490-491；《清末广东的赌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7.1（1996）：61-107。）这种性质的官商关系， 在皇室与内务府买卖人（御用商人）之间也是如此。赖惠敏在《乾隆朝内务府的当铺与发商生息（1736-1795）》中提到皇室以资金发商生息，商人从内务府取得某些经商特权，尽管借金利息不高，但长期借贷累积巨额利息以及捐输报效制度的实施，使商人破产机会相对提高。（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8（1997.12）：133-175。）不仅商人团体， 传统时期政府对整个产业的统制尤为明显。陈殷宜《清代乾嘉时期新疆玉石的民间贸易》，叙述政府在介入玉料供给的政策和管理上的转变，及其对民间玉石贸易及玉石手的兴衰所产生的影响，显示帝制时期政府对工商业的发展，具有单向的优势主导力量。（注：《大陆杂志》88.4（1994.4）：32-48。）商人的经营风险不仅来自政府的强势利用与支配，还与其商业决策的判断有关。陈国栋在"Uncertainty of the Old China Trade: acase study of Manhop's Failure，1828"一文中， 即以广东行商关祥、关成发父子经营破产为例，说明传统贸易经营存在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与其他广东行商一样，关氏背负来自官方强制性的报效要求和经营上周转不顺的负担，但关氏却能凭其与外商的个人关系得到外商的融资。虽然如此，由于对商机的错误判断，在一宗极大手笔的棉花进口交易之后，不久即宣告破产。（注：《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页889-906。）

从官商关系来看，前述何、赖、陈三篇论文皆呈现帝制时期商人处境及商业活动的不利层面，政府的控制与利用对商人、工商业的似乎弊多于利。但是否可以将之论断为清朝政府抑商政策的具体面？邱澎生《由苏州经商冲突事件看清代前期的官商关系》，藉由官方处理商人经商冲突事件的方式，检讨清前期是否确实存在抑商政策的执行。他认为清前期政府对商人各种经商自由和财产权益的保护确曾存在，不能说是抑商，政府未支持商业发展的现象并不等同于抑商。（注：《文史报》43（1995.12）：39-92。）（关于抑商思想的讨论， 见下文"（六）思想、经济制度"一节）不过，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商人面临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体系宰制时，仍缺乏对抗能力。李达嘉《袁世凯政府与商人（1914-1916）》即说明，袁政府时期工商业发展已较辛亥革命时期提升，但是商人或因其活动空间受抑于袁的专政而被削弱，或因只求工商业发展和生活安定，弱于抵抗中央集权政体。（注：文见《中央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1997.6）：93-135。 清末以来商人的力量有所提升，但是在袁世凯图谋帝制的整个阶段中却乏善可陈，此与上海一地商人团体的行为反应极为不同。据李达嘉研究，上海商人在辛亥革命中扮有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政治经济实力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同样具有力。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与此地商人的支持有关，同样的，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则是上海商人的抵制。见著者《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3（1994.6）：237-282。）近代商人的这种困境，似与帝制时期的处境相去不远。

除了以官商关系为焦点之外，商人如何利用经济层面以外的无形资本经营其业，以及商人如何与公益事务产生互动，也是学者研究的兴趣所在。邱澎生《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由苏州商人结社看明清"同乡关系"的作用》，以苏州的商人结社为脉讨论，认为同乡情谊与商业利益的连结，不但节省经商的交易成本，也促成当时商业制度的创新。（注：发表于"第一届两岸明史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政治大学"，1996年7月23-24日。 ）邱仲麟《清代天津商人与社会慈善》以经济职能日益增添的天津为背景，探讨此地社会慈善事业的兴设与商人的关系，发现清前期官、绅参与慈善事务甚于商人，但愈至清末各业商人主动参与的情形明显增多，一批以商人为主的"新官绅"成为救济及公共安全事务中的新阶层。（注：见《淡江史学》第7、 8 期合刊（1997.6）：43-62。）

前述各篇论文概以境内的商人活动为对象，而中国境外华商在侨居地的商业拓展及其与母国之间的商贸活动、汇款等关系，亦为经济史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课题。近年来以东亚海域为方向，尤其是针对长崎华商泰益号的研究，值得注意。泰益号为旅日闽商陈世望家族所经营，从事海产品杂货生意，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前期活跃于上海、台湾、日本之间。对于研究此时期东亚的海上贸易、商品结构、资金流通、贸易形态等课题而言，泰益号是重要的个案之一。研究泰益号的专著，有许紫芬（山冈由佳）《长崎华商经营の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商人の经营と账薄》，及朱德兰《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都是利用日本长崎市立博物馆所藏的泰益号商业关系文书史料。（注：1985年陈世望家族将泰益号文书捐给长崎市立博物馆，书信、账簿极为完整。许紫芬现任职于暨南国际大学系，此处所列为其博士论文，1995年在日本京都ミネルグア书房出版。《近代におけゐ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国际贸易活动の研究》为朱德兰博士论文，1995年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学位论文。朱德兰曾将其博士论文部份章节修改后，发表了几篇文章：《明治时期长崎华商泰昌号和泰益号国际贸易网路之展开》，《人文及社会集刊》7.2（1995.9）：53-75 ：《长崎华商泰益号与上海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 6辑，页349-388，《近代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史料和其研究成果评析》，宣读于《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台北县："国史馆"，1997年12月18-20日；《长崎华商泰益号与厦门地区商号之间的贸易》，收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即将出版），第 7辑。）不过，早于许、朱二人的著作，廖赤阳和翁其银也曾撰写相关的主题，廖文侧重泰益号与厦门之间的商贸活动，翁文则以泰益号与上海商号的往来为主。（注：廖赤阳：《福建商人と近代アジア域内传统贸易--长崎华商泰益号の厦门贸易を中心として》，为日本南京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未刊）。翁其银（与和田正广合著）《长崎泰益号と上海商行の海产物贸易に关する回顾》，见《九州国际大学论集教养研究》4.1（ 1992）：19-69，翁氏另文《上海寿康药行の长崎泰益号贸易书简の》，见日本九州国际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0号（1992年）。）这批珍贵史料包含相当多与台湾有关的部份，为便利台湾的学者使用，赖泽涵、市川信爱、朱德兰等人曾将之辑为《长崎华商泰益号关系商业书简资料集》，于1992年出版。（注：该资料集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按商号所在区域，分台北地区、基隆地区、台南地区、澎湖及其他地区等几个部份，共56册，起迄年代为1899-1938年。此外，泰益号关系文书的缩影微卷，也可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阅得。）

日境华商之外，针对俄境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与的商业关系，可何萍《二十世纪初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活动概况》一文。据何氏所述，俄境华商主要经营盐、华洋百货、茶叶及粮食谷物，以中国东北和俄境远东地区为其活跃范围，其活动的黄金在十九世纪末西伯利亚、中东两条铁路兴修完成之前。铁路兴修之后，俄国官方对华商经营限制转为严苛，华商经营环境不利，但仍能与俄商分庭竞争。在这种情况之下，华商以多样经营、赚取短期利益、转以华人及华货为经营中心等策略来因应。（注：《中国学会史学集刊》30（1998.10）：273-318。）

活跃的海外贸易奠基于制度化的管理，早期中国对外贸易向有专门机构执其事务。杨育镁《元代的市舶制度》就市舶司设置的沿革、组织、职能的探讨，认为元代市舶司在推动及管理海外贸易的广泛性和周严性方面皆超越前代，有完善的市舶原则、条规，并出现类似近代海关征税制的征课体系。（注：《淡江学报》33（1994.3）：107-123。）

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如何，时代愈早，可据以的资料愈有限，仅能稍窥梗概。例如，邱炫煜《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即以现存最早的广州志--《大德南海志》所载物产、舶货、诸蕃国等资料加以考订，概述当时流通的商品和对外通商范围。大致来说，此时进口品多为香货、药物、布匹及珍石，贸易伙伴远及印度洋各国、东非及北非等回教世界国家。（注：《中国海洋史论文集》，第6辑，页173-215。）降至清代，世界贸易情势愈趋复杂， 中国对外贸易脚步的调整却相对地迟缓。据陈国栋《1780-1800，中西贸易的关键年代》所述，从中国最后一次海贸开放（1684）至鸦片战争期间，中西贸易的许多重大改变都发生了，诸如：对华贸易各国之中，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相继退出，英国东印度公司渐趋独大；商品以中国茶叶出口为主，印度棉花进口中国渐居领导地位；外国贸易伙伴调整其财务安排以适应新贸易形势等变迁。（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49-280。）

与各国之间的贸易方面，利用贸易国所典藏的相关史料。对于双方贸易的研究，可提供实质的助益。这方面的论述，以清代及近代时期的讨论较多。在中日贸易的部份，许紫芬《1880年代东亚地区华商的商业势力》，叙述中国各商邦在日本函馆、横滨、神户、长崎及朝鲜各条约港开港后，以其优越的资金周转能力、买卖交易技术、分支店网路等优势竞争力，扩展东亚海上商贸网。（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7辑，即将出版。 ）刘序枫《清代的长崎贸易与中日财政关系--以贸易品结构变迁为中心（1684-1842）》，则是利用长崎荷兰商馆资料描述清代中日贸易的轮廓。文中认为自17世纪末以降，日方出口商品的改变由银而铜而海产品，中国输出品先是生丝、绸缎、布帛，其后转为药材、砂糖、香料。（注：宣读于《财政与近代历史》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11月27-28日。）

与英、美贸易的部分，王良行《清末中英通商的转移效果》以船舶修造、军火、机器制造、矿冶、棉纺织、制茶、缫丝、榨油等产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做为后进国家藉与先进国家（英国）的通商，进而输入各种技术，提高本国生产效率。（注：此文于1993年9月17 日在承德举办的"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宣读，之后刊于《兴大历史学报》4（1994.6）：55-76。 ）王氏另文《甲午战争与中英经贸关系》，则对甲午战争前后从英国在华投资、英国对华贸易两方面，中英经贸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前者对英国而言利多于弊，后者则利弊互见。（注：收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4年），页87-139。 ）英国在华投资之外，罗志平《清末民初美国在华的投资（一八一八--一九三七）》一书，以美国在华的直接投资，尤以上海和天津两埠为主，对美国在华设立的洋行数目、投资总额、各类投资比例、投资的地域分布以及投资利润等项加以分析，此外，美资企业的经营理念、方式及其与本土企业的关系也在讨论之列，并评估美资企业对中国的。透过这些分析，他认为欧战后至1937年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潮期，投资型态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输入中国者多为不需高度技术的商品，由中国出口的商品则几乎是原料。至于美资企业带动的技术转移，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较生产技术来得明显。美国商品之中以煤油和卷烟最为国人熟悉，但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应是煤油及石油制品。例如：使用蔬菜油的照明习惯渐为煤油所替代，蔬菜油转而以输出为导向赚取外汇；石油制品则大量输入，裨益于促进本土手的机械化。（注：此书系据其1994年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华企业投资的量化分析》加以增修，于1996年由"国史馆"出版。其博士论文第三章摘要刊于《中国历史学会会讯》49（1994.11），第10-11版。）

与东南亚贸易的部分，从吕绍理《近代广东与东南亚的米粮贸易（1866-1931）》的考察可知，广东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原本依赖长江流域及广西米粮输入的情形，转变为仰赖东南亚（主要是暹罗、安南）米粮进口，且输入量明显增长。这种现象与暹罗、安南二地的粮食增产、蒸汽轮船普遍与国际运价下跌、以及香港转口功能的形成有关。此外，作者也考察了1890至1931年间，广州市米价与粤省各口岸米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及其。（注：《国立大学学报》12（1995.5）：33-77。）

最后，与外国通商贸易究竟对的有无正面影响，这一课题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尤受瞩目。早期的研究提出了所谓的"二元经济"说和"经济帝国主义"说，但是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60-1911）》，则对这一议题重新检验。他依据"出口领导成长"（Export-Lead Growth ory）， 对清末重要进出口产业，如上游关联的茶、丝，基础建设的航运、铁路、保险、，下游关联的金属、棉纺织品，以及消费关联的食品、鸦片、棉布等项，进行关联效果，论证贸易对近代中国手发展的促进效果大于破坏效果，且这些关联效果的地理分布非常广泛，并未囿限于通商口岸。（注：《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页281-347。 此文又收于王著《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台北县中和市：知书房出版社，1997年）之中。）至于近代中国最大通商口岸上海的研究，可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或《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王氏以历年海关《贸易统计册》中各关贸易统计及《十年报告》中江海关部份作为统计资料来源，探讨上海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波动及其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的关联性，以及汇率对上海贸易条件的趋势变化和波动的影响。他发现：（1）1867-1931 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呈轻微正成长，1867-1918年间其国际贸易条件和国内贸易条件则呈明显负成长。长期而言，上海贸易条件既没有恶化也无明显改善。（2 ）1867-1931年间上海总贸易条件的轻微正成长趋势，与全中国国际贸易条件呈负成长趋势方向不同，但前者对后者影响力小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3）除了上海国内贸易条件之外， 汇率对上海其他各类贸易条件的影响深刻。（注：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一单位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若一定量出口品所能换得的进口品数量增加，或出口品价格上升速度比进口品快时，即是贸易条件改善，反之即为恶化。见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合著，《经济学：理论与实际》（台北：双叶书廓有限公司，1987年），页 270。王良行《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为旧稿，刊于《近代史研究》1996.3：44-87，此文另题名《上海贸易条件的数量分析，1867-1931》，载于《兴大历史学报》6（1996.6）：33-70， 据王氏专题研究计划"上海贸易条件研究，1867-1931"（国家委员会补助）的研究报告改写而成，也收于王氏《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论集》之中。）同样利用海关贸易统计资料，赖淙诚《云南对外贸易的发展（1890-1940）--以蒙自海关为中心之分析》，认为蒙自开埠与滇越铁路通车才是云南近代开发的关键，其转变在于由省际贸易扩大为国际贸易形态，贸易流通路线由往北转而往南，其中锡矿的输出更显示云南的贸易形态与国外的依存关系甚于中国。（注：《东海学报》38（1997）：59-112。）

（三）工矿业

传统工业方面，罗丽馨《明代官办造船业》除了对船厂设置、船只物料、造船匠户、各船的修造与船式等项的补述钜细靡遗之外，并析论官办造船业与民间造船业之间的兴替现象，实与海禁和防卫政策的转变有关。明初实行海禁及积极的海上防卫时，官办造船业兴隆，战船建造占相当大的比例，民间的造船业只能受限于建造内河航行的小商船。明中期以后，海禁稍驰且防卫导向转为北方内陆，再加上劳力不足、物料缺乏及管理不当等船政流弊，官办造船业渐行没落，民间造船业则加速发展，海运大船增加。（注：《大陆杂志》88.1（1994.1）：25-44、88.2（1994.2）：28-44。）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宋；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时期，其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使其经济贸易发展超越唐朝达到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然而重文轻武的立国传统也使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林立，外部压力巨大。伴随着宋代经济贸易的发展，茶叶经济也在宋展到了鼎盛时期，如何看待茶叶经济衍生出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本文所要研究的。

1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状况

1.1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追根溯源可知，茶叶的原产地以及茶文化的发祥地都是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茶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俨然成为了中国从古到今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中国的茶文化发展经历了绵长的历史过程，而唐宋时期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的茶文化在唐朝时期开始兴盛，而宋代更是进入了茶文化以及茶叶经济发展的鼎盛阶段。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在宋代达到鼎盛时期是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的。首先，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建立的北宋，结束了自唐末到五代十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给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宋代的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市井文化兴起也对宋代的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宋代各城市中茶馆林立，饮茶之风普及社会各阶层，品茶的方式多种多样就是宋代茶叶经济以及茶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例证。

1.2宋代茶叶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在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市井文化的兴起，民间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相对于之前的朝代，宋代茶园的种植面积以及茶叶产量都大大提升了。茶园的茶叶生产朝区域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淮南路茶叶生产区、荆湖路茶叶生产区、福建路茶叶生产区、江南路茶叶生产区、两浙路茶叶生产区等茶叶生产区。以茶叶生产为核心的茶叶经济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发展倾向对于促进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茶叶产量提高以及茶园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还表现在茶叶的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上。宋代的茶叶加工技术不断改良提升，已经从人工操作的方式逐步地过渡到了工具操作的方式上来，宋代的水磨茶叶的工艺就是宋代茶叶生产加工工具化操作的典型代表。可以这样说，经过改良和提高后，宋代的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已达到了同时期世界的领先水平，宋代茶叶生产种植加工技术的工具化、机械化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也对宋代茶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2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分析

2.1宋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兴起的原因

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具有饮茶风俗。位于西北的吐蕃，茶是他们每日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国的人民大众大多都喜欢喝茶，他们对于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与北宋在北面接壤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更是嗜茶成风。契丹族是辽朝的主体民族，茶叶对于契丹族来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生活必需品，茶叶对于契丹民族的意义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品，更重要的是茶叶还是契丹民族的宗教祭祀仪式不可或缺的祭祀物品。除了藏民族的吐蕃王国，契丹民族的辽王朝以外，其他诸如党项民族的西夏王朝，女真民族的金王国，蒙古民族的蒙古王国等宋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对茶叶具有极大的需求量。究其原因，这些宋代周边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其饮食以肉、乳制品为主，饮食习惯过于油腻，而茶具有消油化腻的功效，对于消解少数民族长期食用肉乳制品所产生的油腻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有祭祀的习俗，而茶叶一般都会被奉为祭祀的制品，这就更加增大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宋代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饮茶和以茶为祭祀品的相关风俗习惯是茶叶贸易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

2.2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和保证军费来源是开展茶叶贸易的重要原因

在古代，茶叶不仅仅是商品，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还兼有政治上的属性。在宋代，茶叶的政治属性就表现在宋王朝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的形式来获取军费来源和换取战马。可以这样说，以茶叶贸易为核心的茶马贸易是宋代的一项重要的政治政策。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看来，北宋的建立虽然结束了自唐末五代十国以来的地方割据的乱局，初步统一了中原地区，然而北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北方契丹族的大辽政权，西北党项族的西夏政权，西南的大理和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都对北宋造成了强大的外部威胁。而南宋更是偏安一隅，在北方先后面临着女真族的金政权以及蒙古族建立的蒙古政权的威胁。可以这样说，两宋时期都面临着强大的外部环境压力。因此，如何保证军费的来源以及战马的数量就成了宋代的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开展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通过茶叶来换取战马以及保证军费的来源，就是宋代解决这一重要的军事政治议题的重要策略之一。

3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3.1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形式

所谓榷场互市贸易就是指官府在边境上互市贸易市场，互市贸易市场内的商品贸易由官府来主持的一种商品贸易形式。榷场互市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贸易的一种主要形式，通过榷场互市贸易的形式来进行茶叶贸易一般都是大宗的茶叶贸易。在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中，宋主要以茶叶来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在这种榷场互市贸易中，宋获得了其所需要的优良马匹，而少数民族也获得了其所需要的品质优良的茶叶，可谓各取所需。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历史上所说的“茶马贸易”实质上就是官方组织的榷场互市贸易。由于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属于官方层面的贸易形式，其贸易额与利润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中也能够收取到可观的税收收入。因此，榷场互市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两国所垄断。茶叶的榷场互市贸易受国家间的关系影响较大，当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不好的时候，榷场互市贸易的开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会中断。

3.2宋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形式

所谓走私贸易就是指在通过法定范围以外的形式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茶叶走私贸易在官方的茶叶榷场互市贸易出现以前已经存在，可以这样说，茶叶的走私贸易是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茶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茶叶的走私贸易受两国关系的影响因素较少，无论两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是好是坏都不会中断茶叶走私贸易这种贸易形式，甚至在两国关系恶劣的时候，茶叶走私贸易会成为两国茶叶贸易的主要形式。

4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4.1在经济层面的作用

对于宋朝来说，进行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以及高额的税收，这对于宋朝的财政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其次，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使民间的经济得到发展，茶叶贸易催生的茶叶种植的发展，使茶叶种植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茶叶贸易会带动民间与茶文化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兴盛，宋代的各类茶馆林立，茶馆经济繁荣兴盛就是一大例证。此外，进行茶叶贸易也可以带动贸易路线沿途的城镇发展以及边境城镇的发展，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贸易路线往往处于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自身存在着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而进行茶叶贸易可以为这些地方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从而带动它们的发展。

4.2在政治层面的作用

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不仅仅促进了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茶叶贸易为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搭建了一个交流对话的平台。通过这一交流对话的平台，宋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能够增加理解，加深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增进了宋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友谊，有利于调节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大历史观的角度看来，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有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对于之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4.3对于交通道路的建设方面的作用

众所周知，贸易的发展需要以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为基础。对于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茶叶贸易，顺畅的交通运输环境同样必不可少。少数民族地区一般都处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交通运输基础差往往是这些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的常态。为了更好地开展茶叶贸易，无论是宋朝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会重视交通道路的建设发展。无论是宋朝的整治改善河道，还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其区域内的陆路交通道路，都少不了茶叶贸易的内在推动因素的影响。

结束语

宋代的茶叶经济发展达到了古代茶叶经济的鼎盛时期。宋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的原因主要是由周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产生的茶叶需求以及宋朝需要通过茶叶贸易来获取战马和保证军费而共同促成的。茶叶贸易对于宋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政治以及交通运输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

参考文献

[1]宋春.宋代茶俗与行业经济问题研究[D].郑州大学,2011.

[2]陈显明,赵瑞华.宋代与吐蕃茶叶贸易之缘由史考[J].兰台世界,2014(30):60-61.

[3]陶德臣.论运河在茶叶传播运销过程中的历史地位[J].农业考古,2013(5):277-284.

[4]何双全,谢晓燕.唐、宋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J].丝绸之路,2010(18):5-10.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弗兰克；世界体系论； 《白银资本》； 康德拉捷夫周期

二十多年来，自19世纪形成的西方现代知识系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反“西方中心论”成为学界一股流行的思潮。弗兰克继萨义德、伯纳尔之后再次举起反叛的大旗——他主张以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欧洲中心范式。《白银资本》就承担起了在全球范式指导下重塑1400—1800年“真实的世界历史”（弗兰克语，见《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以下凡引自该书，只写页码）的使命。个中气魄令人震撼，《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反响很大，甚至近几年浮出水面的自由派与新左派论战也因此而激化。中译本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印刷多次，并出了第二版，创下了学术译著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一、弗兰克思想的转航

《白银资本》是弗兰克思想转航的路标之作，标志着他与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相异的新的世界体系论的初步确立。弗兰克原本是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一员骁将，他以拉美为阵地，经实地考察而写成的《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年）、《世界积累，1492年—1789年》（1978年）等都在该学派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但八十年代末期，弗兰克开始与其他世界体系论者发生分歧，几度撰写争论文章，后于1993年与吉尔斯合编《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在该文集中，弗兰克相对于世界体系论的替代性理论已初露端倪。（第9-10页）弗兰克这次思想转航的导火线，据他自己说，是阿布-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年），该书揭示了“13世纪世界体系”的存在，认为它是1450年以后形成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前身，这促使弗兰克重新思考他早已有的暗中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第10-11页）由此，借着对阿布-卢格霍德的书评，他开始了构建新的世界体系的历程。关于这次转航，陈燕谷先生还提供了一种解释。弗兰克在《世界性积累》的序言里说过，他的目的是要在亚非拉三大洲的范围内阐述依附理论。然而，他的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遇到了麻烦，因为，除了东印度群岛外，这里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欧洲人彻底地改造，也没有成为依附于欧洲宗主国的边缘地区。更令弗兰克惊奇的是，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欧洲人因与东方贸易处于逆差地位而只能在这里做赔本生意。[1](P98-99) 这或许成为预示着《白银资本》诞生的前兆。那么，弗兰克的新世界体系理论究竟新在何处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

弗兰克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以沃勒斯坦宣称的1450年为起点的，其实，它至少存在了五千年，并且世界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2](P297) 那么，弗兰克是怎样变革世界体系理论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弗兰克通过变通世界体系论者的基本概念从内部消解现代世界体系的独特性。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建立在永不休止的资本积累所支撑的结构优势之上，[2](P293) 这里，沃氏所用的“资本”一词的内涵并没有超出学界的共识，即以金银或纸币这种固定形式体现的抽象财富，它可以增殖并能转换成财富的其他形式。弗兰克对资本的定义则要宽泛的多，他把剩余的生产、榨取、转移和积累的非货币形式也包括在内了，并特别强调政府和私人资本的存在和组合。[2](P107) 这自然就引出了他的资本积累同样存在于五百年前的世界体系之中的结论。可是，这已经是弗兰克版的资本积累了。

其次，弗兰克用“积累方式”这一概念取代“生产方式”，以此来割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关联。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一贯立场。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点，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标志着重新分配朝贡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但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世界体系时，他做了一些变通。马克思本人是从生产领域定义生产方式的，他仅把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雇佣劳动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为市场、为交换价值、为利润最大化进行生产”，[3]因此，世界经济体内一切经济成分，不管是边缘区的奴隶制，半边缘区的分成制，还是中心区的雇佣劳动，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可见，沃氏是从商品流通领域来定义生产方式的。

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是和一种先验的线性历史进程中生产方式转换图式分不开的。[2](P98) 相反，他认为在整个世界社会中，“过去和现在都混合着各种生产关系”（第439页），并不存在生产方式依次转换的线形图式。由此，他主张，我们最好研究积累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因为在世界体系中，生产只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这个目的是消费和积累。[2](P97)为了杜绝陷入先验的直线型积累方式转换图式的陷阱，弗兰克反对过多的强调土地和工业的积累方式的区别，因为两者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即使是在世界体系的古代阶段，也存在生产和积累的非农业来源。[2](P98-99)

这样一来，在弗兰克的眼中，人类历史就不再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由生产方式的变动而相应产生的三种社会体系的更替——古代的小体系、世界帝国及现代世界体系，[4](P277)而是自始至终只存在一个世界体系，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积累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会发生变动而已。

2．如何确定世界体系的范围？

弗兰克用“世界体系”（world system）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s）相区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暗含着根本的不同。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在范围上几乎等同于全世界，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是指这个体系自身成一个世界，在地理范围上并不必然与全世界等同。两人定义的不同与他们关于确定世界体系范围的理论有关。[2] (P3, 294-295)

沃勒斯坦认为，“衡量是否是世界体系或世界体系的一个部分，关键是看贸易的性质。”[4](P291)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大宗产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内部；如果从事的主要是奢侈品的贸易，则处于世界体系的外部。因为在他看来只有上层阶级才能消费得起奢侈品，这对所在社会影响极小，只有当长距离贸易扩展成大宗贸易后，世界经济才能形成。[4](P292)在此基础上，沃氏得出两个结论：⑴ 五百年前的世界帝国不是世界体系，因为朝贡体系中的贸易是奢侈品贸易；⑵ 现代世界体系于1450年诞生后，亚洲处于其外部地区，因为亚洲与欧洲进行的主要是奢侈品贸易。弗兰克则从一个新的角度肯定了奢侈品贸易的地位，他认为，奢侈品贸易作为精英之间的交换会影响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并将再造劳动分工、阶级结构和积累的形式，这对确定世界体系内部关系方面甚至比大宗贸易更为重要。[2](P93-94)

就这样，弗兰克绕过了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区别，而直接以贸易量作为考察世界体系存在与否的标准。《白银资本》正是综合运用近年来经济学的边缘研究成果，通过对美洲、欧洲、西亚、中国等区域的分析，证明在1400—1800年存在一个几乎涵盖全球的世界体系。

弗兰克的思想转航的确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但我们应看到他的理论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弗兰克过于重视贸易的作用。他认为，“贸易和贸易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从来都是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5](P156)由于赋予了贸易这种解释，他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起源向前推。更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认为，只要两个地方有贸易联系，就意味着双方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世界体系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贸易联系只是最初的一步，与此相随的还要有中心—边缘精确的劳动分工以及权力集团、国家机器和阶级关系的形成。

第二，弗兰克的理论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普遍化的危胁。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一语中的，“（弗兰克——笔者）借排除欧洲中心主义之名，以与经典经济学十分相同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普遍化，也就是说，使它成为人类的未来命运，而非一段特殊历史的联合产物。

二、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吗？

《白银资本》的主要观点是：1400—1800年已存在一个具有全球分工和国际协作功能的世界经济体，而亚洲，尤其是中国，是这个经济体的中心。（第162-169页、180-186页）关于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外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给以证实，但这么名正言顺地把中国奉为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则着实为弗兰克的原创。于是，《白银资本》译本一出版，就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弹。

笔者将收集到的公开发表的关于《白银资本》的评论（包括网上的）做了一番梳理，认为中国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1．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

弗兰克认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着最大的顺差，因而吸收了大约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非但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反而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生产力。（第2、3章）

对此，秦晖先生质疑道：贸易出超就能证明经济发达吗？他认为历史上恰恰存在大量相反的情况，如秦汉唐宋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经济发达时期，可那时反而贸易逆差，金银大量流出。他分析了原因，农业时代主要进行奢侈品贸易，强大帝国对奢侈品的需求要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而在近代，开始初级工业化的国家大宗产品供给会与大宗原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还没有初级工业化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容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秦汉唐宋就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的西欧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8]

秦晖先生的确对准了弗兰克思想深处的“贸易主义”情结。对此，《白银资本》的评论者们大都有同感。陈燕谷先生是学界较早指出这一点的人，他怀疑“世界历史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是否仅用‘全球贸易流通’就能解释，能够解释不同地区地位的变化。”[9]

然而，笔者认为，我们还需要在《白银资本》的语境里具体分析弗兰克的立论。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即中国因贸易逆差而吸收的大量白银促进了明清两代的商业扩张。笔者认为，这是弗兰克证明中国经济发达的关键的一环，它对弗兰克的世界体系理论具有支撑作用，其意义在于：只有证明了这一点，才能证明世界是由白银作剂的具有自己结构和动力的经济统一体，而吸收白银最多的国家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弗兰克的立论是否可以成立？

首先，外来白银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并没有弗兰克想象的那么大。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白银和贸易的刺激作用及其引起的经济扩张在中国南方尤为显著。”（第224页）他引用马克斯的研究说明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土地使用方式的两个变化：⑴ 农民回应外界（主要指南洋）对棉花的需求将原有的水稻田改种甘蔗或桑树，以此来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⑵外界对丝绸的需求引发了大规模的拓殖垦荒运动。（第225页）关于外界是否对棉花的生产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日本学者西九定生提供了另一种解释。他对明代以来的棉花生产、流通及市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王朝政府充当了棉花、棉布生产的大主顾。一条鞭法的实行并不只是明代经济日益货币化的标志，它反而促使棉花种植畸形化。由于税粮大多改为纳银，苏杭农民的棉业成了缓解田租的主要补救，棉花生产实际上成了赋税的一种变态。[10]关于垦殖情况，中国学者已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赵岗认为，清代实行农垦政策有两个原因：① 清代人口增殖迅速，所有废耕之地都已复耕，平原上再也没有闲置耕地可以利用，只有向山区发展。② 自明代中叶从外国引进的玉米很适合在深山种植，所以，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阵入山垦荒的高潮。[11]看来，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南方经济的变化，并不能忽视内在的因素。

弗兰克一再否认白银在中国的“囤积说”，的确，白银并没有一味的“埋在东方”，它充当了流通媒介的职能，促进了明清经济的货币化。但我们并不能抬高白银的作用：⑴ 明清两代实行的是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银、钱并行流通制度，且银、钱之间并无正式法定的比价，与近代意义上的银本位制度并不完全相同。贵金属白银主要用于政府收支及大额交易，民间使用的仍是铜钱。[12](P296-297)⑵ 白银并没有完全用于经济发展。白银在明代日益成为积累财富、计算财富的手段。明代的商人以积银的多少划分为大贾、中贾、小贾。官僚、地主也大肆积银，规模更甚。明英宗朱祁镇将每年额折的漕银百万多两金华银尽解内库，后又设太仓库，专门贮银，另外又在外库存备用之银。这些贮银除少数投入手工业作坊外，大多数不是用做官僚地主们骄奢淫逸的消费性支出，就是当作高利贷，或置办田地。[12](P290-291)

其次，我们不能仅从白银在世界流通就断定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的存在。⑴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谈到这样的现象：15世纪欧洲的三个主要贸易区（地中海基督教地区，西北欧和东欧）处在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上，分别排列成从价格昂贵地区到不昂贵地区，而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创立，各地价格差距开始消失，1750年，地中海基督教地区与东欧的价格差距从1500年的6:1变成2:1。[13]这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形成是以它内部各地区的价格均衡为基础的。而《白银资本》描述的这段时期，中西贸易恰是建立在金银比价有较大差异的基础上的。对此，《白银资本》曾有论及。弗兰克引用全汉升的论文证明，从1592年到17世纪初，中国的银价是西班牙的银价的两倍，因此，二者之间的套汇可以产生75%到80%的利润。（第192页）这才是促使欧洲人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动力。⑵ 我们不能过高估计欧亚之间的贸易对双方的意义。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已经指明：“亚洲与欧洲的贸易虽然在这几个世纪里增长了，但与亚洲内部贸易（包括长途贸易）相比，始终是一个很小的数字。”（第253页）当时，亚洲各国几乎并不需要欧洲的商品。同样，欧洲各国与亚洲的交往同它们与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往来在密度上无法相比。“当荷兰的贸易额达到最高峰时，在1660年以后的数十年间，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额占尼德兰的整个对外贸易额不到十分之一。”[14]沃勒斯坦也认为：“在这个时期同时存在着若干巨大的历史体系，而且这些体系相互之间的关系与这些体系各自内部的关系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5]可见，世界并没有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经济体。

综上所述，白银并没有将世界编织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拥有大量白银的中国也并不必然是其中心。

2．中西经济如何比较兼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

弗兰克从数量、质量和机制三个角度论述了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和收入，在生产力、竞争力及贸易上占有优势，而且拥有自己的技术，发展出了比欧洲更为先进的经济和金融制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并不是建立在欧洲特有的科学、技术和制度的准备上，也不是基于古希腊和犹太教所留下的理性和科学精神。东方的衰落、西方的兴起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周期B阶段所导致的，是整个世界经济本身的结构与运动所产生的全球性、地区性和部门性后果。（第4章）

弗兰克的解释回避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而西欧却顺利实现了这一问题，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18世纪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学者们论述的对象，戴逸教授主编的九卷本《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王国斌先生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等，都将此时段作为论述的重点，究其原因，可能正是这一问题意识使然。学者们对弗兰克的批判大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具体说来，弗兰克视野中的西方兴起是由以下三个论点支撑的：⑴ 欧洲利用美洲的金钱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获利；⑵ 亚洲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逐渐衰弱。（第380页）衰弱的原因在于自1400年开始的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受益很多，而恰恰是这种经济优势在18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绝对和相对的劣势；（第422-423页）⑶ 1750年以后，全球经济的扩张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成为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性反应的基础，因而，如果说欧洲的兴起在于它的“内部”环境（如技术进步、劳动力短缺、资本剩余等）的话，那么，这个“内部”环境本身也是由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第387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弗兰克认为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的，这显然是一种关于历史演进的结构分析法。这种分析认为推动一切事物前进的因果力量内嵌于结构——这里指世界经济——之中，其余的事件和过程都是从这一结构中衍生出来的。[5](P157)王家范认为，这种分析否定了历史演进是一种渐进累积的长过程，其实，即使是一个历史事件，其升降兴衰一定会在它发生之前显示出来的。[10]

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学者主张应从各自社会的内部寻找中国衰落、西方兴起的原因。李天纲强调，欧洲的兴起确实有近代性的东西在起作用。西方的崛起不是一二百年的白银流通就能改变的，法制、人权、信用、理性、市民社会都是推动欧洲历史向前的动力，而这类因素的形成，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演进的过程。[16]关于中国，学者们都谈到了不适宜现代经济成长的原因。王家范认为中国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体制缺乏社会创新的动力。这种中央集权管理体制对任何私人经济的干预和剥削十分有效，因而导致了私有产权发展很不充分。[10]王亚南认为中国异常强大的皇权专制造成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中国在宋元时代本来已具备了完整的商业手段，可由于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盐业、铁业等有利行业都被官僚垄断，商人经商受到层层限制，他们只有把资本用于购买土地。[17]

弗兰克关于历史演进的分析的确能拓宽人们的视野，但他把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作为解释各自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无疑否定了各自社会内部因素所起的独立变量的作用，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经验，因而引起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关于现代化转型的综合机制。

弗兰克不承认制度的先导作用，他认为任何制度都是经济的衍生物，但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白银秘窖的中国没有完成资本积累，而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西方却完成了资本积累？其实，“在任何时候，作为一种权力的货币、财富、资本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

三、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及其悖论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向以单一国家为研究单位的“现代化”和“发展”理论提出挑战的世界体系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整体世界上迈出的一大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大大削弱了世界体系论的解释力，因为它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国家间体系或者说“区域体系”，这样，在分析过程中，也只得使用国家和地区性参数来说明世界体系的动态，这就不免陷入“地区中心论”（主要是欧洲中心论）的尴尬境地。于是，提出一种真正能对各国社会之外以及各个区域体系之外的全球体系进行解释的理论就显得极为迫切。

原本为世界体系论阵营中一员的弗兰克率先倡导建立以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为基础的全球理论。然而，历史学家再加上强烈的意识形态爱好者的角色使他走得更远。“世界历史已经变成一项追求世界统一性的事业。”[20](P66)弗兰克立志把人类历史重塑成一个“全球体系”起支配作用的历史。

弗兰克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正是建立在他对纵贯五千年的统一世界体系的认识上的。他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横向上，要使世界体系覆盖整个地理范围，就需要强调历史同时性；纵向上，要使其成为纵古通今的运动，则需要借助于周期理论来分析。而历史同时性恰恰可以将两者整合进全球体系中。

历史的同时性对弗兰克而言是第一位的。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的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第309页）他很赞成弗莱彻提出的寻找历史的同时性分两步走的做法，即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指世界上各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类似现象），然后再判断它们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第307页）弗兰克认为，应该做每10年，每1年发生的事，他本人就做过1640年的世界史。[20](P64)

然而，对一个世界体系来说，考察它的发展同样重要。弗兰克继承了世界体系论者的特长周期和康德拉捷夫周期这两个分析工具，但他的特长周期一般是五百年，而对世界体系论者来说，则大约二百年到三百年为一特长周期。

《白银资本》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把弗兰克所认为的纵古通今的五百年长周期运动使用于近代早期史。一般说来，在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所定义的不断扩张的世界体系中，1450—1750年这三百年间存在一个“特长周期”，它的 A阶段开始于1450年，终止于16世纪早期，这就是所谓的“漫长的16世纪”——一个世界经济扩张的阶段，到了17世纪出现了经济衰退，这就是所谓的“17世纪危机”。[4](P134)弗兰克为使周期运动支持他的亚洲为1400—1800年间世界经济中心的说法，就重塑了世界经济体系论者的近代早期史：从1400年（或1450年）开始了五百年长周期的A阶段，而直到1750 年后才持续进入B阶段，恰在这时，短的康德拉捷夫的B阶段与其重合。就这样，弗兰克跨过了“17世纪危机”的说法，把它当作只属于欧洲的不致于改变世界体系性质的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长周期的A阶段是以亚洲为主的世界经济扩张时期，进入B阶段后，亚洲衰落，欧洲从边缘兴起，但由于处于世界经济衰退时期，新兴的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欧洲也在经历着经济衰退，迟早会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扩张中被恢复活力的亚洲所取代。这的确“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弗兰克语，第422页）

对历史的重塑的确需要一种宏观的历史观来支撑，弗兰克正是借着他的这一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观开启了思想的转航之路。但任何一个宏观的历史观不可避免的具有它自身的悖论，就弗兰克的历史观来说，

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1．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悖论。弗兰克的目的是协助人们建立“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性”这样一个认知基础。他的历史观的确符合历史的统一性，然而，多样性却被消解了。王家范认为，面对发展不平衡和发展多样化的世界历史，应该承认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运行轨迹和历史连续性，不可能不经过自身的选择来接受外来的影响或干预。[10]可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则掉进了结构决定论的陷阱，在这里，世界历史中的事件好象都是缘于对世界整体运动的被动反应，因而，不同制度和文明的独立性被抹杀了，甚至它们本身也被当作是世界体系创造出来的。这极大地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历史的能动性。或许，弗兰克的问题正在于他采取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光磊指出，一个结构主义者如何把这些主观因素纳入自己的框架中，同时，又不损害结构的效力很成问题。[5](P158)弗兰克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给能动性留下了一个相当小的缺口。他在《白银资本》中指出，多样性的统一及周期性运动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性’。”（第465页）这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

弗兰克设想的全球理论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它们是生态/经济/技术之维，政治/军事权力之维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之维。《白银资本》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之维的经济方面。(第10页) 如果能从这三个方面分别考察历史，并能将其整合进全球理论中，或许能展现统一性中的多样性。但据说弗兰克近来已取消了把其他几条腿补上的打算，他很怀疑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因素是否具有可以同经济相比较的作用。[1](第[30]注释, P100)

2．具有历史宿命论的倾向。世界体系论者解释经济周期时，很注意矛盾的相互促进性，通常认为经济扩张必然导致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必然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4](P131)同样，弗兰克也认为世界体系经济周期相邻的两个阶段呈因果关系。[2](P149)而且他还认为，A、B阶段的更替伴随着霸权的转移，A阶段为霸权的扩张时期，B阶段虽然会有一些霸权得到发展，但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衰落时期不利于资本积累。[2](P148-149)我们可以看出，在五百年长周期更替的历史中，弗兰克常常使亚洲占据经济扩张的A阶段的经济中心地位，在《白银资本》涉及到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也是从亚洲开始扩张的。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倒不如说是作者的视角使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在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解释系统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世界经济扩张的A阶段必然是亚洲兴盛之时，而欧洲往往在世界经济萎缩的B阶段占据中心地位，并且其地位迟早会被亚洲重新夺回。可见，弗兰克思想中以亚洲为中心的历史宿命论倾向是很严重的。

关于《白银资本》的争论在学术界已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自中译本出版以来，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白银资本》？如今，随着对本书及弗兰克的思想讨论的深入，这个问题更为凸现出来了。

《白银资本》独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作者弗兰克新左派的角色，的确在他的理论和中国读者之间设置了屏障，又加上他理论的彻底性而导致的悖论，的确使中国读者无形中加强了防备意识。然而，笔者认为，《白银资本》的意义在于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

1．它提供了从世界经济的整体结构来解释各地区经济变化的视角。这的确能揭示出比只从各地区的内部去寻找根据更多的内涵。就这一点而言，“他（指弗兰克——笔者）成功地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我们看到世界历史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第11页）

2．它对重塑历史具有借鉴意义。高王凌先生指出，我们许多史学理论的建立是某种“倒看（回溯）的结果。倒看历史往往专挑“有利”的导向因素，再加上线形因果论，会造成很大的回溯性差异。这就很难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21] (P68)的确，我们往往受欧洲近二百年成就的影响，以欧洲作为预设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近代史，往往得出“欧洲有什么而中国没有什么的结论”。弗兰克的新意在于他将中西共同编入一个由白银流通而连接成的世界经济体中，这或许有助于超越中国或欧洲的绝对核心论，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平行的关系，以此来达到在正看而不是在倒看中重塑历史的目的。不管成败如何，《白银资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尝试。

刘北成先生认为，“对于不隐瞒自己立场者，只要他是按照公认的学术规范做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在思想史的网络中做‘文化批判’，而且也应该对他的成果做出学术史上的价值判断。”[21] (P67)或许，我们只有这样对待《白银资本》，才能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构筑一种宏观的历史，不是仅有实证研究就能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想象的跳跃。”[21] (P69)今天，我们面对着弗兰克的“想象的跳跃”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上的悖论，需要的是方法论上的对话以及具有自觉“证伪”作用的实证研究。

注释：

[1] 陈燕谷. 从依附理论到全球体系[J]. 视界，2001，第2辑.

[2] A.G.Frank and B.K.Gills edited. 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M]. London, 1993.

[3] 赵自勇. 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透视[J]. 史学理论研究，1996，（4）：74.

[4] 王正毅. 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5] 光磊. 重归东方[J]. 读书，2001，（2）.

[6] 阿里夫•德里克. 后革命氛围[M]. 中译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9.

[7] 沃勒斯坦. 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J]. 读书, 1998, (3)：88.

[8] 秦晖. 谁，面向哪个东方？[J]. “世纪中国”网站(.cn), 2000年10月24日。

[9] 王页. 反思习以为常的世界历史——中国学界关注《白银资本》[N]. 上海: 文汇报, 2000—05—13.

[10] 王家范. 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J]. “世纪中国”网站, 2000年10月24日。

[11] 赵冈. 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J]. 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6，（1）：54-55.

[12] 萧清. 中国古代货币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M]. 第一卷中译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82-83.

[14] 汉斯•豪斯赫尔. 近代经济史——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下半叶[M]. 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209.

[15] 沃勒斯坦. 面向东方还是欧洲奇迹? [J]. 陈燕谷译. 视界，第2 辑：119-120.

[16] 李天纲. 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J]. “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7]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M].. 16至17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 [J].“世纪中国”网站，2000年10月24日。

[18] 阿瑞吉. 真实的历史还是披着红色外衣的自由主义? [J]. 路爱国译. 视界，第2辑.

[19] 徐友渔. 质疑《白银资本》[N]. 广州：南方周末，2000—06—16.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9篇

清初统治者实行禁海政策。康熙后开放海禁，设立东南四省海关，其中包括粤海关。其时正值西方已经开辟新航路之后的“大航海时代”，位处南海之滨的广州口岸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至清代中叶进入鼎盛时期。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为了维护统治利益，将对西洋世界的通商限于广州一口，由此直至鸦片战争是广州口岸地位最重要的鼎盛时期，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关系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这一时期常被称为“一口通商”时期，这个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反映出广州口岸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也深刻表现了广州在近代全球化世界经济文化网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般意义上的清代广州口岸史研究，主要是指对这一时期广州口岸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口岸地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主要以广州口岸为舞台的中西关系演变、中西经济文化交往、相关的制度变迁等更为宏观的问题。2015年该领域研究成果颇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流等诸多方面。

清代十三行研究是广州口岸史的重点研究领域，清代中西经济贸易交流、政治交涉和文化传播都涉及十三行。早在20世纪初，十三行研究就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内容，更是中国对外贸易史和广州口岸史重要的研究内容。美国学者范岱克（Paul Van Dyke），早年毕业于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致力于清代广州口岸史的研究，曾出版《广州贸易》（Canton Trade）、《广州和澳门的中国商人（I）》（Chinese Merchants in Canton and Macau，I）等学术著作，深入探讨清代广州一口通商体制和十三行商人群体，具有深远国际影响。2015年12月，香港大学再次出版其新著《广州和澳门商人――18世纪中国贸易中的成功和失败》（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u，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1]，这是其继前两本著作之后的又一力作。范教授长期潜心收集包括美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法国等国公私档案馆所藏广州贸易文献，在这本著作中延续之前的研究，开创了18世纪中叶之前的早期行商的细致分行个案研究，使一个个不为人知的行商家族故事在坚实档案研究的基础上浮现出来，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广东十三行研究和鸦片战争前中国贸易体制研究，对了解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兴衰变化以及中西外交体制的转变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广州口岸中西贸易关系研究，尤其是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话题。2015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2]就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代表。该书作者雅克・当斯（Jacques M.Downs），美国新英格兰大学（Bedford，Maine）已故历史学教授，译者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湘和江滢河教授。当斯教授穷尽美国各大档案馆和学术机构收藏的对华贸易文献，详述1784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至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60年间的中美关系，对重要的美国商人、商号、传教士及其在广州和美国的活动着墨甚多，尤其重视鸦片走私和中美之间的早期外交关系，是中美贸易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当斯教授对美国各地档案馆的公私档案进行了详细研究，涉及约200位1844年前曾侨居广州的美国人的事迹，清晰地阐明了广州的整体商业环境和美国人的地位。这些商人在对华贸易完成之后携巨资回国，在蓬勃发展的美国亦是声名显赫，对美国早期对华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书后附有美国各地档案馆所藏对华贸易档案的详细情况，为研究者提供翔实的资料，弥足珍贵。

与当斯著作中译本的出版相呼应，2015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出版何思兵博士著作《澳门在早期中美关系中的地位（1784―1844）》（Macau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3]。清朝初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州贸易体制，但这种体制下的贸易运作并不只局限在广州城一地，而是涵盖了从澳门到位于省城广州粤海关的诸多环节，具体来说即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十三行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为各国来华商船的停泊所，澳门则逐渐成为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澳门、黄埔、十三行和粤海关共同组成了清代广州贸易体制的重要环节，因此，澳门贸易当纳入广州口岸贸易体制中观察和理解。何著是2015年度该领域的重要著作，该书认为澳门是当时广州贸易不可缺少的一环，而美国对华贸易的开端更不能绕开澳门。随着中美贸易的展开，美国人在澳门逐渐形成了群体，他们季节性地往返于澳门与广州，开创了日益繁荣的中美贸易，也培育了在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代社会精英。本书内容从整体论述澳门与美国对华贸易出发，通过旗昌洋行和《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两方面的具体历史论述，探讨了早期美国对华贸易在传统广州贸易体制下的发展，以及鸦片战争后随着广州贸易体制的崩溃解体中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澳门从明末崛起，贸易兴衰400余年，其间蕴涵的历史变迁长期以来深受学术界关注，2015年1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暨南大学张廷茂教授的著作《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研究》[4]是该领域的重要成果。本书主要利用《澳门宪报》等葡文报章所刊布的港口统计资料，并结合其他中外文献，以较为完备系统的数据为基础，详细考察了澳门港口航运贸易的运作过程，全面再现了晚清70余年澳门海上贸易总量与内部结构的演变。作者在细致的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分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详细论述了澳门海上贸易的兴衰和特点，透过丰富的历史内容，作者希望说明将澳门海上贸易定位为衰落的思维模式，根本无法反映澳门港口贸易的实际运作过程和趋势。该著作指出，长期来看，澳门贸易规模是增长而非衰落， 不过由于广州贸易体制的转变以及晚清澳门港的变化，同时也要考虑晚清澳门港口失去了独占地位，澳门贸易才显出衰势，这是澳门历史角色的常态，也是历史的进步。

中美关系的开端从广州口岸开始，可以说广州在美国人眼中就是早期中国的代表。2015年7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哈利斯堡分校的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教授著作《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1776―1876）[5]，由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翻译。此书主要论述从美国1776年建国到1876年 “费城世界博览会”整整100年间中美交往的传奇故事。在这100年间中美双方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中国从“康乾盛世”沦落至鸦片战争之后的满目疮痍，美国却逐步摆脱建国初期的经济窘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也就在这100年间，中美双方由彼此初识，到互相衍生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意象。在海达德教授看来，在这100年间曾经来过中国的美国人都是中美文化交流的承载者。他们回国后通过展览、表演、出版著作以及其他类型的文化形式，与其他普通美国人分享有关中国的知识和经验，这些复杂多样的中国文化亲历在美国社会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和羡慕。海达德教授在著作中以这些人物及其中国意象为对象，对其间所反映的独特美国社会文化内容进行了别出心裁的研究。《中国传奇》展示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初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过程。在中国全球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升的当今时代，这本著作为两国如何在新世纪中重新认识对方，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洞察，通过探讨这100年间美国社会文化中的中国因素，该著不仅希望读者们了解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感觉，而且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了解到美国的多元文化。可以说该著在传统中美文化交流史研究之外，开辟了了解中美交往的另一个窗口，让读者观察到美国社会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文化，如何在自身社会的需求方面改造中国文化。

商品贸易是广州贸易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西方各国为了在广州口岸顺利换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各展其能，西方国家进口的中国商品，茶叶无疑占有着最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了运回大量茶叶，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搜索各类中国市场能够接纳的商品，但收效甚微。于是，如何绕开广州获取中国产茶区的茶叶，进而如何获取中国茶叶、掌握茶叶种植技术，也成为了18、19世纪诸多欧洲商业殖民势力都热衷解决的问题。2015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美国作家萨拉・罗斯（Sarah Rose）撰写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6]，则是一部描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雇员罗伯特・福钧，如何受东印度公司在利益和社会需求驱动的商业行为资助，凭借着自己的植物学才华和强烈兴趣在中国寻找优茶种的故事。该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历史故事书，写法独特、生动活泼，情节非常吸引人，将罗伯特・福钧个人的“冒险故事”讲述得异常精彩。尽管笔者认为此书中译名并没有很好诠释原名的精髓，但瑕不掩瑜，该书让读者从18、19世纪中西贸易的发展态势出发，对早期中英之间贸易之外的市场争夺战有了更直观深入的了解。

广州口岸中西艺术交流史研究是近年发展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领域，从史学角度，讨论商业贸易背景下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以外销画和外销瓷等外销商品为主题的成果层出不穷。该领域的研究在2015年有了深入发展。2015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范岱克教授（Paul V.Dyke）和香港艺术馆莫家女士合作完成的著作《广州商馆区的图像，1760―1822年――在艺术中寻找历史》（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7]。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数以千计的清代广州外销画，其中广州商馆图及附近街区图是非常常见的外销画主题。此类绘画的真实性长期受到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质疑，被认为是当年广州口岸画匠们的随意临摹复制之作。范教授和莫家女士独辟蹊径，通过按照时间顺序大量对比描绘商馆的外销画细节，并将这些作品中的变化与从不同东印度公司文献中找到的材料一一对应起来，精确到具体年份和月份。通过如此精细的比对，该著明确指出外销画中所描绘的《广州商馆图》是十分可靠的图象材料，可以作为信史，过去之所以对这些绘画作品的真实性保持怀疑，是因为对文献研究严重不足。该书所挖掘的新信息和新材料，为我们重新认识这些绘画作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绘画作品对重建清代广州口岸的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该书收录了大量从世界各大博物馆收集到的图像资料，也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外销画图录。

除外销画、外销瓷之外，其他类型的外销艺术品也进入了研究者视野。2015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出版的图录《风从广州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藏广州外销成扇》，[8]就是关于外销扇的重要研究成果。贸易往来的频繁，使得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深刻影响着广州口岸文化形态的特点和发展。17、18世纪，随着大量中国丝绸、瓷器等通过广州口岸运销西方，丰富了西方人的社会生活。中国人艺术化的生活用品也随之西传，扇子就是其中独具一格的代表，数量惊人、引人注目，成为西方社会时尚的极佳代表。近年来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着重从欧美诸国征集了一批清代外销“广州扇”，反映出18、19世纪欧洲时尚和广州制扇工艺的发展变迁。书中主体包括黄海妍博士撰写的《18―19世纪广州外销成扇概述》，以及多达48把之多的18―19世纪广州外销成扇精美图录。从书中收录的数十把材质各异的广州外销扇，我们看到广州外销工艺品的历史发展脉络，在这个脉络之下凸显的是持续两个世纪的，在商贸背景下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这是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将陆续出版的馆藏精品研究系列的“头炮”，让人对广州口岸文化遗迹的收集整理和出版非常期待。

上述2015年由各大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图录和译著，表明在全球化日益明显的时代背景下，广州口岸史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凸显广州在历史上中西交往中的独特地位。

注释

[1]Paul Van Dyke， Merchants of Canton and Macau， Success and Fail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Trad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Dec.2015.

[2][美]雅克・当斯（Jacques M.Downs）著：《黄金圈住地――广州的美国商人群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1784―1844》，周湘、江滢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何思兵：《澳门在早期中美关系中的地位，1784―1844》（Macau in the Making of Early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784―1844），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2015年版。

[4]张廷茂：《晚清澳门海上贸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5][美]约翰・海达德（John Haddad）：《中国传奇：美国人眼里的中国》（The Romance of China：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1776―1876），何道宽译，花城出版社2015年7月版。

[6][美]萨拉・罗斯（Sarah Rose）撰：《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叶》（For All the Tea in China：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History），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7]Paul V.Dyke， Maria Mok， Images of the Canton Factories 1760―1822， Reading History in Ar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15.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0篇

【摘 要 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宋元闽南/施坚雅/诺思

【 正 文】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专著力作，汗牛充栋。其中，体制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探索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两个概念：空间与制度。我希望透过对闽南案例的论述，引出一些研究方向的问题，就正于方家学者，期收抛砖引玉之效（注：本文讨论取材于我的近著《刺桐梦华录》（Billy K.L.So，Prosperity，Region，and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China：The South Fukien Pattern，946-13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0）。）。

一　分析的框架

我对闽南经济发展的这项研究集中在宋元时期。在这段时期内，闽南成功超越了其他海洋中国的区域而真正脱颖而出。研究的框架由三个相关主题组合而成，即繁荣、区域及制度。繁荣是经济表现成功的象征；经济表现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谈经济表现同样不能脱离了相关的制度。所以贯穿这三个主题的就是关乎一个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现象。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中国经济十分发达。重要的表现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注：最近对宋代经济发展的质疑，参见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币交易的普及化；广泛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人口剧增；地区生产专门化；交通运输的进步；国范围的贸易流通；日益复杂的商业手段等。上述的各种现象，不一定与海上贸易有直接关系，但海洋中国的繁荣，不特对促进宋元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前缘部分。

作为宋元海洋中国佼佼者的闽南经济，包括泉州、漳州及兴化军三个州军。地区的政治经济核心集中在泉州。泉州当时在海洋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及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不论上海或香港，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都市典型，而是代表某一时代海洋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巅峰特例。以泉州为核心的闽南经济也是一样。

回到上述的三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宋元闽南经济表现可视为一个演变过程，分作四个阶段，各具特征。在考虑这些特征时，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近代以前的繁荣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我提出了所谓“多元繁荣”的理念来说明这过程里最理想的表现。可想而知，这种有关繁荣性质的讨论，无从量化，基本上是定性分析而已，而且使用的史料不少属印象性描述。虽然如此，若能结合各种史料而建构出多元的面相，配合经济理论的诠释，或能作出新的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政治因素与经济表现息息相关，在讨论经济过程时，也必需引入政治层面的因素。

第二个主题涉及空间理念。过去30年来学界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影响不少。他指出了空间结构对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努力建构一套由中心地理论发展出来而应用于中国的宏观区域理论（注：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 pp.3-34；24∶2，1964，pp.195-228；24∶3，1965，pp.363-399；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residential Speech：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4∶2，1985，pp.271-292.施氏多年来进行一项庞大项目，将1990年人口统计的很多数据输入一套地理信息系统，以量化的方法说明各变项间的关系，也证实了他的宏观区域理论。希望他的成果很快面世。）。施氏理论目的固然包罗文化社会政治诸层次，但框架却建基于市场及城市系统之上，因此对理解宋元闽南地区经济作用甚大。我利用他的理念考察这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注意到许多前贤未发之义。此外，我提出“内部整合区域”的概念，用以表述闽南的空间情状，也深受施氏模式的启发。

最后一个主题涉及经济学的新制度论观点。在经济学及经济史领域内讨论长期经济表现时，制度的问题已变得越来越受注意。对宋元闽南经济的分析，前贤较少关注体制的解释，今日补上这一论述层面，或可开启新的视野。自科斯（Ronald Coase）以还，新制度经济学名家辈出，但最关注历史因素的莫过于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Douglass C. North）（注：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3， 1994，pp.359-368；Lee J.Alston，Thrainn Eggertsson，and Douglass C.North（eds.），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他的理论出发点，正是试图建构一套解释处于不同时空的经济体系何以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所以也可能较主流经济学理论更适用于与西方社会文化差异颇巨的中国历史情况。诺思认为，制度即游戏的规则。此定义甚广，由正规法律以至伦理规范，皆包含在内。所有经济行为，都不能离开其特定的制度结构而运作。而制度与表现的关联，则在由制度整体（institutional matrix）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看法大致上是，一个经济若能有意或无意地催生一套更有效率的体制，减轻交易成本，则此经济亦能鼓励人才及资源投入具有增长潜力的经济部门，从而维持长期的良好表现。在试图解释闽南经济史时，交易成本分析不单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更紧密地融合经济表现与其他重要的社会生活面相。

二　宋元闽南经济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第一期（946—1087）：起飞

这时期前30年，闽南尚在地方割据势力留从效与陈洪进的先后控制之下。他们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推广海外贸易不遗余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成功地发动本地商人参与这种一向为蕃商垄断的商业活动。自宋朝统一南方后，虽然失去了地方政权的支持，但当地舶商仍继续在海外贸易方面努力，和其他海洋中国历史性外贸中心如广州及明州进行相当激烈的商业竞争。在此阶段，闽南的海上贸易还是以转口为主，将南海的珍货香药等转运至华北以及朝、日等国牟利。与此同时，闽南商人也由中国其他地方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他们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背后，却没有相应的入口商品本区销售市场，也谈不上什么主要的本地出口商品。他们在闽南惟一的经济助力，可能就是生产力日渐提升的农业部门而已。（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2章。）

（二）第二期（1087—1200）：整合的多元繁荣

这120年的时间，可能是闽南经济史的黄金时期（注：感谢苏尔梦（Claudine Salmon）提示今日海南岛所见族谱，不少提到其祖先12世纪由闽南移民至此。我没有看到这些材料，待考。不管如何，当时泉州与海南贸易往来不少，移民不足为怪。除非这批材料可以证明他们12世纪移民此地，是因为闽南出现经济不景气。）。闽商的国内外市场均已大为拓展，包括朝鲜、日本、三佛齐、占城、大食等主要海外贸易国家。贸易模式也由转口为主发展成转口兼出口。出口商品包括本地农产品及手工业制品。南宋开始定居本地区及邻近的福州的宗室国戚为数众多，为南海输入的奢侈品提供了重要的销路。此地区在南宋时兴起的外贸瓷产业，足以见证区域经济的繁荣。我估计在生产高峰时，此产业可能为泉州7％以上的人口提供衣食。其他生产部门的商品生产现象也十分明显，高比例的经济作物如糯米及大麦，支持了本地输到海外的大量商品酒。连稻米生产也出现区内分工的情况，让某些地区得以集中生产外销商品，同时支持高水平的城市人口及其生活。当然12世纪两浙及广东能够长期向福建输出价格廉宜稳定的食粮，也是闽南地区可以长期维持高度商品化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这种较平衡的发展之下，闽南越来越多的地区及人口可以从商业繁荣中得到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其他海洋中国的港市，外贸所得往往为蕃商巨贾所垄断。海外贸易在闽南构成一种资源的凝聚力。商人的来源，除了本地人外，也有不少落地生根的蕃商，他们不久被接纳为闽南社区的成员之一（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

（三）第三期（1200—1276）：不景气与地区经济的政治化

政治因素在五代后期闽南经济刚刚起飞时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归宋之后由于中央上述的开放政策，政治因素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这种情况到了13世纪初当地经济出现问题时，才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的性质，我总结为经济上的不景气以及区域经济的政治化。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因素，包括若干海外市场的衰落或调整，农业商品化走过了头，本地区越来越受到全国性纸币通货膨胀的冲击等。这些接踵而来的困难，令海外贸易部门的调节更加举步为艰。在外贸萎缩而出口锐减的双重打击之下，本地区经济难以消解日繁的人口对有限资源的竞逐，也无法生产自足的粮食。但吊诡的是，在作为主要经济部门的海外贸易整体呈现萎缩的时候，田地价格及国内贸易却节节上升。对于那些尚未破落的舶商而言，如何广置田地并且增强在本区的政治势力以保障自己的不动产财富，变得日益重要。因而，争取权力取代了经商致富而变成了他们的首要之务。对于当地的精英家族而言，12世纪疏于争取本地政治势力的日子遂成为过去，大家开始结党夺权，占地谋职。这一种新的发展，体现在国家权力的本地化。在南宋末年，泉州实际由两大当地精英管治，一位官至知州（田真子）；一位掌市舶司（蒲寿庚）。这种发展造成社区严重分化，外贸机会由少数人垄断，精英集团间矛盾日深，后果严重。最后在鼎革之际爆发了总清洗，以宗室为核心的一批被屠杀过千，取而代之的是以蕃商为核心的一个新精英集团，他们聚合当地的汉人士大夫精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4章。）

（四）第四期（1276—1368）：垄断性的海上贸易繁荣

入元以后，以外族为核心的本地精英集团继续主导闽南的政治和经济局势。在垄断状况之下，虽然泉州的繁荣很快超越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广州，成为全国不争的第一大港，这种经济表现却谈不上平衡，仅为少数人带来巨量财富。由于经济机会不均，加上移民等其他因素，泉州人口下降三分之二。内部矛盾及精英集团之间的冲突，终于引起元末一场十年战火，整个地区及其经济均破坏殆尽。闽南从此失去当日在海洋中国的领先地位。（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5章。）

三　十二世纪闽南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区域的内部整合

在12世纪的闽南，海外贸易的力量把当时相当大的一个地理空间的人力、生产、资本以及商业凝聚起来。这种内部整合的模式可以从空间上考察得到。我指出州县治所城市的格局虽在宋初已经形成，但城镇的发展受贸易影响较明显，不特出现消费性和生产性的市镇聚落，也有例如沿海的安海一类与海上贸易产生直接关系的远距离商业市镇。闽南泉、漳、兴化三地户口的分布，前者因为全区海上贸易中心，户口常占其半，明初始减至三成而为漳州所越。乡村聚落分布结构亦有所分化，大体上与市场关系越密切如晋江和南安等县，密度较高；反之则较疏，如莆田县。泉州城本身的都市型态，也说明了虽然城市结构取向仍以中轴的衙门区为重心，宋元泉州城的型态扩展动力，却无疑来自南郊的商业中心区。此外，从劳力及生产价值等角度看，外贸瓷产业不特在本地区经济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在区内扩散分布甚广。广东海外贸易同样蓬勃，但同一产业分布模式非常集中，与闽南有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总合起来，呈现出闽南经济发展的一种整合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个高度内部整合的区域经济。（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6-8章。）

（二）国家与闽南地区经济

在这个经济整合的过程里，国家角色相当重要。就海外贸易而言，宋元两朝的基本政策取向，是鼓励更多本土华商积极参与其事。这总的政策方向，一则为民间创造了很大的致富机会，另一方面为中央以致地方的政府，开拓了重要的新财政收入来源。最终这种海外贸易的本土化，制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生机和多民族多文化的海洋中国社区。对闽南而言，政府政策最重要的体现是元?二年（1087）在泉州成立了市舶司，从此容许闽商在家乡直接合法地申报出口及入口清关。虽然不能说成立市舶司就造成了闽南海外贸易发达的局面，它至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制度条件。事实上，国家因外贸蓬勃也的确碰上诸如铜钱外流等困难，但它同时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有关海外贸易的商业活动，并从中获得财政上的益处，所以12世纪在闽南地区国家与舶商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不见得严重，而且还不乏互相合作之例（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3章。韩森提到官方记录不少走私的指责。参看韩森（Valerie Hansen）对拙作的书评（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4，Dec.2001，pp.1130-1131）。若将这些记录的时代也加以考虑，会发现最多出现在北宋前期及南宋后期，而不是在12世纪。）。国家对这时期的闽南海上贸易，没有太多的干扰。即使在蔡京权倾天下之际，也不闻他对家乡泉州有何不法骚扰（注：参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对拙作的书评（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1.Spring 2002，pp. 220-223）。若蔡京曾作任何非法之举，必难逃南宋初时人史家的评劾。）。

四　体制结构与交易成本的分析

商人的牟利动机是闽南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创造繁荣的过程中，闽南商人的作为表现得相当理性，虽则这种理性不会脱离所谓“制约式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规范（注：参看韩森的书评。她认为我的分析属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论。我这里用的制约式理性来自也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心理学家西门（Herbert Simon），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相比，是对立的两种出发点。参考Herbert Simon，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in Robin M.Hogarth and Melvin W. Reder，eds., Rational Choic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40；Karen S.Cook and Margaret Levi，eds.，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但是牟利并非闽商所独好。故此嗜利之心并不足以说明何以闽南商人得以成功。以下分析一些诺思式的制度与交易成本问题，以为前面经济发展过程提供一种阐释。

（一）正规的法律体制

我认为在闽南执行的一些宋元官方法律，包括市舶条例、产权法及契约法，可以在理论上减低海外贸易的交易成本。市舶条例清楚开列出从事合法海上贸易的规矩，让合法舶商知所遵守。此法例至少在12世纪时曾经执行。海上贸易涉及大量动产产权（物货以致船舶）以及相当复杂的物主身分确认问题，当时法律对这些产权并不含糊，因而有助于复杂而长期的海上贸易运作，否则交易成本会变得极高。我考察了三种契约法律与海上贸易：第一种是出口货的赊贷契约，法律规定借贷累积利息不得过倍，也适用于这里；第二种为预购式生产契约，陶瓷及果品均有，也可能先垫付部分以助生产开支之用；第三种属租船契约，对高风险的海外贸易非常重要，创造了分散风险经营的可能性，让小商人也能组商队航行，分享商机。以上的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执行。从材料来看，地方政府对执行这方面的法律还是相当认真的，这与政府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不难理解。不单有明确的政策宣布，鼓励商人将案件送官审理，而且连理学大师朱熹在闽南当官时，也鼓励百姓碰上遭人违约受害时应该挺身而出，在法庭讨回公道。这与一般所谓无讼传统的理解，不无差距。

简言之，至少在12世纪地方政府仍未腐败时，闽南的法律体系对海上贸易具有积极意义。这并非意味着走私绝迹，无人毁约，或动产产权明确，毫无争议。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当时运作中的法律，有助减轻交易成本，因而形成一套诱因及机会系统，无形中促进了某种比较平衡的海外贸易型态及其出色表现。（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0章。）

（二）非正规的文化与社会制约

商业行为除受正规法律的规范，也为非正规的文化社会变项所制约。在闽南可以讨论的例子包括儒家伦理、宗教信念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关于第一项，我特别注意在此地区影响甚深的儒家和理学的商业伦理问题。我的论点是理学虽然无意鼓吹利润挂帅，但也没有否定营商致富，条件是不违背道德伦理的规范，也避免过分剥削他人。与此最息息相关的伦理便是涉及交易和产权的诚信问题。有关的言论可见于朱熹、真德秀等人的文字。至14世纪中，更出现士大夫为信誉卓著的泉州商人撰写行状，并美其名为义士。可见在此地区儒家主流所倡导的伦理系统，可以巩固商业诚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注：这个例子目的在于说明，商人诚信受正统文化所重视和推许，而并非证明中国商人如何诚实。见韩森前引书评。）。

就而言，我特别注意报应的信念，并以为这种信念对商业行为可能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类似的例子有三，包括袁采世范、太上感应篇以及合伙契约格式所独见的神明罚则条款。若进一步考察与航海密切相关的妈祖及显惠侯信仰的教义，也可以梳理出商业伦理制约的影子。

最后是社会及血缘的网络。学界一般认为，虽然近世中国宗族的典型早在北宋时已确立，但普遍盛行则在明代。在闽南地区，南宋时已出现相当具组织性的宗族现象如祠堂、族谱以及族产等机制。这些家族血缘性凝聚力相当强固。族产一般仍以契约形式交由寺庙管理，但受到官府的充分承认，成为一种免赋税的私人资产，而后代亦不得任意变卖或分家。这些家族的成员有长期出仕者，有金榜题名者，亦有不乏务农经商之徒。由于舶商申报抽解以致缔订合约时均需要保人，此类社会网络对提供公私信用无疑起积极的作用，可以减少对财产担保的依赖。（注：苏基朗：《刺桐梦华录》第11章。）

五　地区和国家权力与制度变迁

近年有关诺思理论的探索，越来越重视权力的分析。研究近世海洋中国也不能例外。但在闽南的个案所见，经济选择及其效果，无法完全用权力因素来加以解释。当代的经济学理念如理性选择以及制度变迁，应用到复杂纷纭的中国历史空间时，不能削足适履，必须适当地加以调整。根据诺思的研究，正规制度变迁的原动力，常源自有关精英因私利所趋而产生的理性动机。这点宋末元初闽南叱咤一时的西域人蒲寿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另一方面，也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士大夫如真德秀等，本着爱民之心而促进了制度的转变。这就不是用牟利动机可以解释的了。

不管动机如何，正规法律毕竟由国家权力所确立并推行。在闽南的分析中，不妨将国家权力进一步划分为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当然，对百姓而言，两者不易区分，都是代表皇朝的国家权力。在北宋时期及南宋中叶以前，中央控制地方较严密，则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取向落差不甚明显。当形势开始逆转时，国家政策及法律在地方上执行的情况差异加大，造成地区制度实质的不同发展趋势。所以考察中国的制度变迁，更应该注意执行的层面。

至于非正规的制度变迁就复杂得多。三种有助减低交易成本的因素，即儒家商业伦理、民间宗教及宗族组织，虽然源远流长，但俱是南宋间闽南地区的新兴事物。从文献所见，固难证明它们与同时兴起的海外贸易有何直接关系。学界对这方面的讨论，主要上溯至明代。故诺思以企业家为制度变迁动力的分析，在此似乎有点格格不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这些非正规制度的变迁，都是无心插柳的社会发展结果。即是说它们形成的出发点大多与牟利无关，彼此也不一定有重要的关联。但是演进的结果，却产生了有利于海外贸易的制度条件。当然，同样的非正规制度，也见于闽南以外的地区，但那些地区却缺少了海外贸易的诱因和动力，因此没有交易成本可以降低。至于两浙和广东，海上贸易历史虽更悠久，但同类的制度现象仍有待明清时期始普遍展开，可不幸地，除了晚明一段时期，国家对海上贸易的政策已基本上逆转，不再如宋元般积极鼓励本土舶商参与其事。故此同样的制度，亦不会带来相同的交易成本效益。明末清初的一段时期则是例外，是中国历史上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之一。

六　空间里的制度与制度的空间性

最后是空间分析的制度层面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空间问题。上述已说明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对讨论闽南地区经济的帮助，它们提供了一套重要的分析框架，整合了经济、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社会以至人口的各个领域，从而探究长期的经济表现演变。在区域理论视野里，我们也可以更有效地观察事先清楚界定好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这种空间进路，可以有助于建构或阐释复杂历史现象。若将制度观点及空间进路结合，是否可以用两者互补不足之处而催生新的视野？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讨论里，空间概念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有关的实证研究，常专注某一制度、产业或机构，不然就是讨论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前者使我们深入了解微观层次的个别制度及其经济意义；只有后二类研究，才在宏观层次上针对整体制度进行分析，并提供对个别经济体系的理解。正是在这一层次上，理论出现了局限性。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体系，规模大小不一。比较前近代的法国、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分析它们不同发展道路的制度涵义，可以很有启发性，原因是它们的地理空间都较小。诺思在这方面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史是很重要的推进。但假设12世纪的中国经济体系，亦如那类西方国别经济一般，内部大致齐一，可以作为单一的个别经济体来考虑，则可能没有像研究西方历史那般具有建设性。施坚雅等人早已指出，中国地大物博，不宜视作没有分化的单一经济整体。中国的历程也可视为各地区发展历程的总和。这些个别地区的发展本来就快慢不一，无法同步，并且不断互动。不少制度的因素都带有空间效应，如法律运作的执行性格，地方性的法律，地方民间宗教及教育机制，地方的社会网络等。这些变项都有地理空间意义的核心区或实施区。在此范围内，制度对行为的制约最大。由此范围外延，控制效力渐小。在宋元的海洋中国，广州与泉州的制度整体便有分别，盛衰轨迹亦不一致。换言之，研究幅员辽阔、各地千差万异的中国经济时，新制度经济学需要更多考虑空间的因素，并且发展更有效的地理空间分析单位。

中心地理论是施坚雅模式的理论基石，以此用来说明中国的城市或市场结构，创获自然不少。但当这套模式被应用到非经济的层面去时，有很多争议。原因之一就是这套框架在建构经济与非经济元素的理论关联时，主要立足于人口的密度。资源密度虽然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不少，却不足说明商业行为的许多选择问题。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是将经济及非经济的因素整合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理论上把它们纳入一个制度整体来加以观察，并且从交易成本出发，分析它们在经济表现上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新架构结合了施氏的市场体系和城市层级，也融入诺氏的制度整体分析，或许可以提示一个理解长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方向。

七　跨学科视野与多重标准的一点感想：兼回应克拉克（Hugh Clark）的评论

上述讨论引申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经济史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带来的多重标准问题。简言之，以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时，无可避免地需要运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及其理论与框架，可是这些分析工具大部分是西方近代学术发展的结果，其实证基础也主要来自西方的

经验。当应用在中国国情中时，大家都清楚不可以削足适履地硬套，必须作出适当的调整。但怎样才算是适当？尽管众说纷纭，但完全归于主观的见仁见智，未免失诸笼统，不符合历史学严格学术训练的要求。不同学科如实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学术的标准绝不相同，前一领域常用的一些举证方法，对后者而言会觉得没有足够的阐释力或流于以偏概全；后一领域惯用的推理方法，对前者而言又会感到好像证据不足或见林不见树。不过，既然跨越了学科的藩篱而拓宽了视野，就应该融会相关学科的不同标准。要达到这目的，有两个可能的取径，一是要求同时满足全部学科的标准，而不管它们落差有多大。第二种方向是让读者各取所需，即写历史时要满足历史学的实证标准，论经济解释时要合乎经济学的要求。对我来说，第一种方向力有不逮，只能战战兢兢地走第二条路。但就算在这种自我约束的规范里，亦不免遇上读者错置的困境，即不懂历史学的无法欣赏历史的史料论辩，缺乏经济学素养的却混淆了史实论述与经济解释。对笔者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两难之局。但我相信历史学，尤其是经济史，在最近几十年学术领域统整过程里，必能面对并解决这类难题，从而开拓历史学在本领域以外的广阔人文空间。

克拉克的评论刊登在美国的《哈佛亚洲学刊》上（注：见克拉克对拙作的书评（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2.1，June 2002，pp.188-194）。评者为研究闽南历史专家（Hugh R.Clark，Community，Trade，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参考我对是书的书评（收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7.1，1994，pp.82-87）。）。他的看法有两点和上文的讨论有关，值得作一论辩，第一，他认为笔者勇于立论，但常超过了文献证据所能支持的限度。他觉得只需举一个例子便足以概括其余。第二，克拉克认为我在讨论闽南经济的正规及非正规制度因素时，缺乏直接的确凿证据，即他所谓“冒烟的枪”（smoking gun），很多推论因而变成揣测，非历史家所当为。以下分两点辨析。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商务英语；历史起源；发展趋势

深入探究商务英语的内涵有利于增强对商务英语的认知，在现实应用中，商务英语存在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专业教学领域的独立学科，二是商务交际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近几年，商务英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商务英语属于新兴发展学科，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承载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作为新兴事物的商务英语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语言学深入演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商务英语广泛应用于商务活动和对外贸易过程中，在全球化市场开拓过程中起到了突出的语言沟通作用，其应用性和普及性已遍布全球。随着商务英语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商务英语的教育教学活动普遍展开。我国一些大专职业院校和对外贸易财经院校等广泛开展商务英语教育教学课程设计，然而根据笔者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商务英语教学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商务英语的运用与新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相互脱离，尤其是国内的商务英语教学水平远远低于国外发展水平。深入分析商务英语理论落后于实践应用的根本原因，研究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公众对商务英语的起源不了解，对商务英语的看法存在误区，导致人们接受度和认知度出现偏差，这极大限制了商务英语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探索一种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发展规律，有利于为新兴事物的发展提供历史根基。本文对我国商务英语的历史起源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剖析，有利于深化公众对商务英语的深层次了解，并指导我国院校的商务英语教育教学活动，推动商务英语的广泛普及和应用。

一、商务英语的历史起源

一般理论认为我国商务英语起源时间较短，仅仅有几十年的时间，这主要是从商务英语教学的视角进行的划分，实际上我国商务英语起源更早，从跨文化商务交际的视角来看，我国商务英语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1.1840年之前的商务英语起源时期。从汉代丝绸之路伊始，我国与中亚、东亚、欧洲的对外的商贸交流越来越频繁，尤其是经历盛唐之后航海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海外航运贸易的发展范围。明清时期，在西方国家海上事业发展的影响下，国际贸易发展迅速，通商活动十分频繁，在与西方国家的商务交往过程中，英语作为交际的语言形式，正式发挥了“商务英语”的功能。17世纪后，英国在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开始进行的不断对外扩张和掠夺。在一系列的商业贸易活动过程中，为了加强双方的语言沟通和交流，英国的英语随之进行了普及和扩散，就形成了当时的商务英语（businessEnglish），此时商务英语的特点是以当地母语为根本，并掺杂着许多英语词汇，这种语言在当时也被称之为“洋径浜英语”（pidginEnglish）。根据有关记载，我国一些商人与国外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使用的便是“洋径浜英语”，例如中国旧上海央行的很多员工就会用“洋径浜英语”与外国商人进行简单交流，“洋径浜英语”反映了我国商务英语的历史发展起源。17世纪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便逐步开始与中国进行进出口贸易；17世纪中期，英国与中国、印度建立“三角贸易航线”开展茶叶和丝绸对外贸易；进入18世纪以后，中国与英国的鸦片贸易开始兴起，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禁止英国船只对内运输鸦片，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在孟加拉生产鸦片，然后在加尔各答出售，随后转运往中国，在这一系列的鸦片贸易过程中，使用的交际语言便是“商务英语”。18世纪之后，中国的广州成为世界贸易重镇，广州黄埔古港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重要港口，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作为商贸交流的重要语言形式———英语成为不可缺少的沟通工具。可见，1840年之前的商务英语并没有成为语言的主流，但是或多或少成为最初对外贸易交流的重要工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7到18世纪是我国商务英语的起源时代。2.1840—1949年商务英语的近代流行时期。1840年开始，现代商务英语的功能进一步强化，此时的商务英语主要应用于商品买卖领域，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在入侵式的黑色贸易活动中，商务英语作为交际语言工具，在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凸显。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的入侵下，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或协定，例如1843年西方列强取得协定关税特权，1845年取得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等。随着列强入侵的加深，外国银行数量激增，从1882年440家达到了1913年的4805家；商务贸易活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开始逐步渗透到航海运输、金融、保险等领域；中国的通商口岸也被列强所控制，并在列强的强占下拥有了新的功能含义。在这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或协定签订过程中，均是使用英语作为商务交际语言，尤其是随着上海、天津、武汉等通商口岸数量的不断增加，该区域也逐步使用商务语言进行沟通，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商务英语”。随着通商口岸数量的增加及不断发展，西方列强开始要求设立海关进行商务贸易，海关所使用的语言正是商务英语。在国际交流过程中，海关无疑是重要的环节，海关商务英语的运用无疑扩大了近代商务英语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为了加强中国与西方列强对外商务活动的便利性，一些进步的人士开始掀起了著名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培育大量的英语人才，以便在条约签订和商务贸易谈判过程中与列强进行沟通交流。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洋务学堂与洋务企业开始逐步兴办，洋务学堂内开始设立英语课程，而年级制和班级制开始取代传统的个别教学形式，实现了商务英语教学的近代转型。1873年，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正式设立。轮船招商局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列强的通商活动，也将我国商务英语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洋务运动的推广下，近代的翻译学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商务英语的历史发展轨迹。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不仅仅涉及商务领域，而且还涉及政治、军事、文学、科技、宗教等多个领域，一些有名的留学生承担着翻译和教学的重任，并在重要的行政商务岗位、洋企业内部岗位等从事商务事宜。辛亥革命以后，在战事的影响下，中国与国外的商贸活动时有时无，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中国的一些大型城市，如上海、天津等依然持续与西洋、东洋、南洋等商人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是英语。3.1949年之后的商务英语当代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商务英语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交流工具。在学校教育领域，商务贸易教学开始兴起。1950年初期，我国成立了第一所贸易专业的高等院校———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外贸函电》成为各公司和院校培育贸易人才的重要课程，直到今天《外贸函电》作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教材还在不断地改编和完善，为我国当前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作用。1978年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开始转型，为适应新形势下对外贸易的发展，过去的“贸易英语”也逐步被现代的“商务英语”所代替，除了原有的国际贸易英语进出口业务、函电英语等课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课程内容，例如：国际营销英语、国际经济英语、国际金融英语等。随着外资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外资企业对高素质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复合型商务贸易人才培养成为现代商务贸易学科领域的重要目标，商务英语相关学科开始在大专职业院校和贸易财经院校设立。

二、商务英语的发展趋势

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贸易步伐进一步加快，根据当前对外贸易形势预测可见，未来的国际贸易活动将呈现出国际间多层面、多目标、多方面的交流特征。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交融下，各国越来越认识到国际间的贸易合作不是简单的征服，而是深层次的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在这一系列的信息沟通过程中，英语作为主要的语言交流形式和信息传递工具，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商务英语作为国际间交流和沟通的“通用语”，无疑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尤其是在现代网络贸易盛行的今天，以商务英语为表现形式的贸易资源将在整个全球网络贸易资源中占据着绝大部分。作为新兴事物的商务英语未来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未来商务英语发展的重要趋势。然而，任何一种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看到商务英语广阔发展前景和强大发展生命力的同时，商务英语也必须实现由量变向质变的积累和转变。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技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国际贸易活动更加复杂化，多边谈判将会成为主流，因此，国际商务贸易活动将会越来越频繁，商务英语的应用将会越来越普遍，而在发展过程中，高素质商务英语能力人才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商务英语人才不足也成为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可见，全球化发展背景对商务英语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当前，我国商务英语课程体系还不完善，传统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能力的提升，商务英语课程设置还不健全等问题突出。未来在商务英语学科的强烈需求下，战略性、技术性的商务人才培育将成为主要目标，改革现有商务英语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手段和方法，加强培养目的及课程设置的合理性是形势所需。尽管商务英语发展困难重重，但是作为具有浓厚历史文化的商务英语最终会发展成为一门规范的独立学科，在全球商务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振江.早期香港的中国洋泾浜英语学习[J].语言研究，2016（2）.

[2]张振江.中国洋泾浜英语研究述评与探索[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3]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4]王立非,李琳.我国商务英语研究十年现状分析（2002-2011）[J].外语界，2013（4）.

[5]莫再树,肖云南.我国早期商务英语的产生及语言属性：兼论洋泾浜英语与商务英语的关系[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6]叶兴国,虞娅娜,冯陆炜,恽如强,洪婷,孟庆兰,唐欲婷,厉延杰.中国商务英语研究:现状与趋势[J].中国外语，2011（2）.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2篇

我在上人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十五课时，原来按教材上的前言部分进行导入，还用老方法照本宣科，结果学生昏昏欲睡，没有激情，效果自然很差。后来我决定对这一课重新设计，在设计中我按照“情景导入—自我感知—质疑探究—讨论释疑—开拓视野、思维拓展—交流提高—课堂训练”的步骤，采用步步为营，循循善诱的策略，逐步让学生纳入既定轨道，成功完成教学任务，深得学生好评。在这一过程中，我从过去的“指挥者”变为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中改变了教师“一言堂”的现象，充分发挥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也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现将这一课的教学再设计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教材分析：

本课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第15课。本课主要讲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通过罪恶的奴隶贸易，西方殖民者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大量的财富流入欧洲，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本。同时，西方罪恶的奴隶贸易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给非洲大陆和印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以此突出本课主题“血腥的资本积累”。

设计理念：

1、倡导学生自主性学习和探究式的学习方式，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2、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为学生创设自我表现的机会。

3、丰富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及培养学生用辩证观点来分析历史问题。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明白，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与罪恶的奴隶贸易和残酷的殖民掠夺密切相关，西方殖民者“三角贸易”和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掠夺，都是最有力的证明。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和思考西方殖民者进行奴隶“三角贸易”和对印度进行残酷殖民掠夺的原因，初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因果关系，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通过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给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带来的不同后果，一方面认识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初步学会辩证地看问题的基本方法。

3、过程与方法：通过本课学习，关注学生感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采用探究性学习方法，让学生在自学、讨论、交流的过程中对资本原始积累产生认同感，使学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能产生辩证的理解与认识。

教学重点：

“三角贸易”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

教学难点：

“三角贸易”和英国对印度殖民掠夺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

课前准备：

制作课件。

教学方法：

1、历史情景创意法

2、演示法

3、分组讨论、相互探究法

学法指导：

1、指导启发学生学会学习，学会阅读并充分提取有效信息，归纳、总结要点，掌握学习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指导学生充分利用课文提供的文字，图片等相关资料，获取有用信息，并初步学会透过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现本质的能力。

3、指导学生学会掌握课文的整体知识结构，叙事的逻辑顺序，如何突出课文主题的编写思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4、指导学生阅读教材并填写地图，使学生能够把史料和地图联系起来，进行想象，建立正确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观念。

教学过程：

〔情景导入〕

师：出示课件(四幅图)，第一幅图:黑人被抓的情景;第二幅图：船舱里黑人拥挤的场面;第三幅图：黑人被拍卖的情景;第四幅图：黑人在种植园工作的情景。这几幅图以其中一名黑人的叙述来展开，让学生随着叙述步入学习的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激起学生探究的欲望。由此导入新课。

〔自我感知〕

同学们，让我们通过时光隧道，返回到五百多年前的大西洋，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比一比看谁了解的历史知识多，看谁能帮助那位黑人解释他所遇到的几个问题?好吗?

生1：最早走上殖民扩张与掠夺的国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接着是英法两国。

生2：“三角贸易”是指船从欧洲出发到达非洲，在非洲通过各种卑鄙的方式掳获黑人运往美洲，把黑人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主;然后，再把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运回欧洲。

教师可适时打开课件，即《“三角贸易”示意图》，让学生自己在电脑中画出路线图与说明各段的商品。(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动脑、动手的习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生3：最先进行奴隶贸易的是葡萄牙人，后来英国人成为最主要的经营者。

生4：说明三角贸易的悲惨与惨无人道。

生5：说明三角贸易对非洲、欧洲的影响。

教师可适时点拨三角贸易既有积极影响，又产生了消极作用。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看问题要全面，要一分为二的能力。

生6：18世纪后半期，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

生7：英国对印度的侵略是由东印度公司完成的。

……

三、质疑探究

师：同学们通过自我学习，了解的历史知识真不少!那么请同学们再动动脑筋，看看你能否解答那位黑人遇到的几个问题：

1、他是个老实人，从不得罪人，为什么会被抓?

2、他的旅途将是什么样的?

3、将到达哪儿去?去干什么?

4、他的命运如何?是否去发财，等有了钱接老婆、孩子去享福的呢?

解决以上问题后，师说：同学们阅读真仔细，想象力真丰富。那同学们能否再想一想，课文中还有那些地方不懂，提出你最想解决的问题，请同学们分组讨论，每组至少提出一问，大家共同研讨。

生1、三角贸易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影响大?

生2、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活动有何特点?

生3、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有何影响?

交流

四、讨论释疑：

师：同学们能提出这么多问题，可见大家都十分用心，善于独立思考，能自己发现问题，真是太好了，下面请同学们4人一小组讨论以上问题，并积极发言，不能解答的老师可以帮助你们。

生1、我们小组认为：三角贸易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利的是它使非洲伤失了近亿的精壮劳动力，造成了非洲长期的贫困落后。

生2、我们小组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活动一般由东印度公司完成，它一般采用在沿海建立据点，接着向内地扩张，并抢掠当地的财富。(可指导学生看小字，再现英国殖民者的贪婪。)

生3、我们小组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从殖民地掠夺了无数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发展国内经济，为本国工业生产提高了巨大的海外市场，进一步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使英国迅速成长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同时还造成了印度的贫困落后。

五、开拓视野、思维延伸

师：由于“三角贸易”使非洲伤丧失近亿的精壮劳动力，造成了非洲的长期的贫困落后，今天，非洲的一些国家联合起来向欧美国家索要赔偿，要求支付他们祖先对非洲的伤害，并对这种伤害做出道歉和赔偿。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该不该赔偿?为什么?”

生1、……

生2、……

六、交流提高、

师：同学们通过学习本课，你有哪些收获?产生什么感想?请同学们踊跃发言，

各抒己见。

生1、……

生2、……

七、课堂训练：(投影)

选择题：

(1)最先进行黑奴贸易的是()

A英国B、法国C、葡萄牙D、西班牙

(2)新航路开辟后，最先走上殖民掠夺和殖民扩张的国家是()

A英国和法国B、葡萄牙和西班牙C、英国和葡萄牙D、法国和西班牙

(3)到18世纪后半期，号称“日不落帝国”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国家是()

A、荷兰B、西班牙C、法国D、英国

(4)今天美洲有各色人种共同生活，其中黑色人种来自()

A、非洲B、欧洲C、亚洲D、澳洲

活动与探究：

想一想，“三角贸易”对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作用?

有人说，欧洲殖民者对殖民地侵略是一种罪恶，也有人说这种侵略客观上有利于历史的发展。收集资料，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八、课堂小结：

我们通过学习知道了资产阶级为了获得资本主义发展的充足的资金，它们通过罪恶的奴隶贸易和残酷的殖民掠夺，对亚、非、拉美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它们罪行罄竹难书。而这一过程充满了血腥味，同学们，让我们牢记这段历史，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吧!

九、板书设计：

血腥的资本积累

一、罪恶的三角贸易二、日不落帝国在印度

1、原因1、时间

2、三角贸易路线图2、特点

3、后果3、后果与影响

十、自我反思：

1、本节课采用历史情景创意法、演示法、分组讨论相互探究等学习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寻找到学习知识的乐趣，充分体系了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2、情景式教学的关键在于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参预意识和创造性的思维能力，所以情景的设置不能生搬硬套，而应因教学内容而定。

3、教师在引导学生讨论争鸣的过程中，必须创设宽松的环境，民主的氛围，只有这样，学生才敢想、敢说、敢做，才会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4、教师应充分重视学生的见解，每一次讨论或各抒己见之后必须引导学生从不成熟的认识中归纳出一定的结论，这样才能避免形式化，进而达到保护学生的参与热情，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性思维能力之目的。

5、注重学生个性发展，激活了学生的思维，让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提高发现、分析和解决历史问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Real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2/(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4篇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

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 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着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

贸易历史论文范文第15篇

论文摘要:论述了如何科学理性地看待我国现阶段贸易摩擦形势严峻的问题。首先从我国贸易摩擦的现状人手，客观地讲述了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然后以综述当前相关理论研究作为铺垫，用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数据来说明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问题是历史的必然，无需惊恐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应对，积极挖掘有利因素。最后，提出了摩擦曲线和摩擦曲线组的概念以及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作为正在崛起的贸易大国，我国正面临着国际经济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虽然在后wto时代，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但是，贸易摩擦是我国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伴生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该科学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沉着应对，以科学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经贸权益，弱化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并更多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一、简析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状况

(一)从全球贸易摩擦角度分析

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各国都致力于保护本国经济的情况下，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情况与往年相比有所增加。根据世贸组织秘书处最新的统计，2009年截至11月30日，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102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有116. 8亿美元，涉案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贸易救济调查有17起。这是中国从2002年以来，首次遭受贸易救济调查超过100起，而且在8月涉案金额就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从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已连续3年(2007-2009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的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数量也是出现增长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将成为全球国际贸易摩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国家。

(二)中国贸易摩擦的时间纵向发展

因为中国一直是遭到反倾销调查最频繁的国家，同时反倾销调查也是我国遭受贸易摩擦最主要的方式，所以就以反倾销为例来分析我国贸易摩擦的历史发展状况。

2008年，国外对我国启动了73起反倾销调查，2009年1月到9月，反倾销调查已多达64起，见图1。

总体发展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对我国反倾销的立案数量呈稳步上升趋势。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加世界贸易分工，将面临更多的贸易冲突和矛盾，可以说，中国进人了一个“国际经济贸易摩擦的时代”。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笔墨放在强调中国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上，而主要是将重点放在如何去理解和运用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如何看到贸易摩擦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如何推动中国外贸的加速改革，同时融入中国的特色来制定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笔者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理解贸易摩擦的周期性上，以解释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二、中国贸易摩擦现状的理论依据与例证分析

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国的发展对他国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可以用于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伴随着贸易摩擦形势日益严重的历史必然性。以下对当前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综述，同时以理论为依据，分析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相对优势变化。

(一)理论依据

1.比较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成为当今进行自由贸易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要素察赋理论更进一步支持了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的观点。以此观点为依据，中国在进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以出口导向型战略为指导，进行充分的自由贸易。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扩大，贸易顺差也在不断增加，但是伴随着同步增加的还有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特别是与美国、欧盟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因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涌向他国，使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他国内的失业、产业结构不平衡等社会经济问题。为了转嫁社会矛盾，他国会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提出抗议和制裁，同时还会从其他产业的贸易层面制造争端。总之，由比较优势理论支撑的自由贸易的发展会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从而形成贸易摩擦的局面。

2.国家生命周期论

国家生命周期理论是胡鞍钢教授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他认为中国经历并将经历的不同四大发展时期:从1400-1800年，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820-195。年，现代化落伍者与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951-2020年，经济追赶期。2020-2050年，经济强国期。特别强调的是1980-2020年为中国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一个国家的兴起，意味着该国的国际社会地位的上升，将要分享原有国际体系中强势国的主导权，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冲突，其中贸易摩擦的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

3.霸权周期论

这一理论有助于充分理解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的原因所在。任何霸权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走向霸权的衰退和瓦解，但是古往今来，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它在霸权体系中所占据的优势和特权。卡赞斯坦(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的周期变化中，往往会带来频繁的经济摩擦。之所以中美贸易是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期间构筑起自由贸易体制并竭力维持，导致贸易争端不断。但要说明的是，运用该理论并不是说中国追寻世界的霸权，而是中国的发展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的地位，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产物。

4.从国家福利看

众多学者从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了一个普遍认同的基本观点:较发达国家与较落后国家进行贸易，较落后国家的实力增强将有助于本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但是当其增强集中到某一方面，或到达一定水平后，其继续的发展会减少较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较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的福利水平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由此贸易摩擦将会增加。随着中国不断地改革开放，不断地学习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和雄厚资金，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等种种因素综合起来，不难看出，中国与他国频繁的贸易是肯定会有摩擦的。

5.国际摩擦“倒u”曲线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提出了国际摩擦“倒u"曲线的概念困。即崛起之前，国际交往较少，利益冲突不多。崛起时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国际摩擦大幅度上升。待崛起成为既成事实，被世界广泛认可后，摩擦就会减少，见图2。

由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可知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崛起的时期，国际摩擦包括经济摩擦和政治摩擦以及文化上的冲击都应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或波峰阶段。

综上所述，说明面临严峻的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点，而是每个国家由落后到先进、由发展向发达国家转换过程中都会经历的困难阶段。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冷静、客观、积极地去接受这一历史发展的结果，借鉴他国发展经验，为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议和对策。

(二)借鉴美国、日本、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历程诊释理论的现实意义

1.各国经济发展特点及比较

因为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论各国经济实力的对比，所以就简单应用各国gdp的增速来大体上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趋势对比做一个表述，以便为后文各国争端历程的演变作铺垫。搜寻了一些权威的官方网站，摘录出了中国、欧盟、日本和美国四个国家或区域的实际gdp ( real gdp)从1995-.200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3。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有几点要说明:(1)之所以选择从1995开始，是考虑到wto的建立，正式的国际争端记录更加准确可靠，便于分析;(2)由于数据资料的可提供性有限，没有完全绘制出美国的gdp增长曲线，但对整个分析没有太大的影响(见第三点);(3)在这四个国家或地区中，将重点放在分析日本和欧盟的经济变化态势上。因为整个的国际大背景很明确，美国从二战至今，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一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不管美国哪一年经济形势是好或是差，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必定与各个兴起的国家产生众多的经济摩擦争端。中国在人世之后，作为“过渡之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开放与社会体制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带来众多的贸易摩擦和争端。简而言之，美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严峻的形势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增多这两个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在以下分析中不用着重强调;(4)对图3的分析应该以相对变化趋势为基础，而不能以绝对值的对比为基础。因为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必然慢于一些兴起的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所以绝对值的比较是没有实质的意义的。

(1>中国与美国。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发展的速度是由慢逐步加快，在图3中形成一个波谷到波峰的形状，由2003年开始增速呈上升趋势。美国的数据不完整，在图3中没有完全表现其趋势，不过可以确定一点是美国的gdp增长速度至今是比较平稳地维持在2%~4%之间。

(2)日本。由图3中看出，日本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甚至长期出现负增长。显而易见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出现了衰退现象。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1)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着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这一轮改革促进了欧美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环境优化等;(2)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内容的所谓“新经济”的成型，使得美国这样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重新获得了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而同时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所获得的竞争优势被逐渐抵消;(3)欧美制造业向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方向的体制改革，则从降低政府规制等方面提升了包括传统制造业部门在内.的各种企业的活力，在传统制造业内部逐步抵消了日本在传统制造业方面曾经具有的竞争优势;<4)美国在日本等国的挑战面前逐步放弃曾经给予日本的不对称贸易政策，并要求日元逐步升值以减少日本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日本一方面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另一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又落在了美国的后面，所以最终引发了自20世纪90年代起延续至今的经济衰退。可以看到在2005-2008年，日本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好转，又有加速发展趋势，但是明显不及欧盟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发展态势。

<3)欧盟。由图3可以看到，欧盟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确具有优越的发展趋势，其gdp增速保持在3%左右。并且欧盟乘着国际经济的大好形势，由封闭逐渐走向开放，以贸易带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目前即使是包括反倾销税在内，欧盟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也只有300，远低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时，欧元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要大于美国与日本的，见表1;其次，欧盟也日趋重视多边性的国际经济合作，也加强了与欧盟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联系，尤其还把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贸易网络作为其对外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欧盟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现存状态还是从发展趋势上，欧盟都是和美国对抗的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摩擦状况的关系研究

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状况，此处采用了贸易争端(disputes)作为贸易摩擦的代表，原因是数据容易从wto官方网站上获得，并且统计标准统一准确。数据采用的是从1995---2009年9月截止的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争端数量，其中分为原告国(compliant)和被告国(re-spondent)。

研究目的:

(1)验证四国之一作为原告国与他国或地区产生的贸易争端数量随时间的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2)在上一部分分析的时间段(1995-2009年)各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是否能够证明贸易争端数量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是有相关联性的。

<3)最终目的是要证明:若前面两点都成立，则充分说明中国现在的贸易摩擦的严峻形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以美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4。

由图4的不同国家的线条可以清晰看到，的确存在与美国的主要贸易争端国时间替代的态势。图4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从1995--1997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日本和欧盟;从1997-2005年，贸易争端国主要是欧盟，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逐渐的减少，有几年持续为零争端。从2005年起，中国接住了这一接力棒，成为了与美国主要的贸易争端国。

这种替换变化的态势也是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这里要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利用了相对西方国家而言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高的劳动强度或劳动参与度、技术改进方面的某些优势等不断地发展自己，同时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日本采取不对称贸易政策。由于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原因，日本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对外贸易(尤其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以美元计算的货币储备额也越来越多。这就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那时美、日贸易摩擦是非常频繁的。虽然在90年代日本经济逐渐在衰退，但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产生了图4中的第一阶段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势力会逐渐的削弱，同时，欧盟的成立并且更加开放型的发展，其经济的势力逐渐又触及到了美国的敏感点，贸易争端逐渐又增多，到达了第二阶段。最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又使美国感到新的威胁的存在，第三个阶段随之产生。

第二，以欧盟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5。

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的分析一样，当欧盟作为原告国时，将这一时期也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存在着日本与欧盟的贸易争端;从1999—2005年，只有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争端;从2005 --2009年，中国与欧盟国家也开始出现了贸易争端。其阶段划分也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具体如同美国作为原告国，在这就不赘述。

但要提出一个特别之点，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摩擦的频繁性应该作为一个背景来考虑，而不是作为一个分析要素纳人研究的因素中。从图5看，在这一阶段，虽然有日本和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出现，但是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肯定是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也是最为频繁的。所以着重从图5中得出贸易摩擦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各国经济发展是具有一致性的结果。

第三，以日本和中国作为原告国，与其他三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争端发展趋势见图6和图7。

这里只简要强调贸易争端国之间的一种替代和周期性的现象。有趣的是在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他国出现贸易争端的发展过程中，其贸易争端国家之间可能的替代时间和对象都一致的，即都是从2007年开始与欧盟的贸易争端开始显著地出现。周期性在图6中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主要贸易争端国由美国开始转向欧盟，这与欧盟的不断壮大和成熟、美国的“老年化”密切相关。

由这一小部分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一定是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也就必然伴随着持续不断地摩擦，这里主要强调的是贸易摩擦。但同时特定两国之间的摩擦又是具有周期性的，随着国家发展的阶段不同，将与不同的新的国家产生新的摩擦曲线，也是图4~7中所描绘的曲线。纵观国家贸易摩擦的历程，就是贸易摩擦曲线组，此起彼伏。这一结论，可以与文章中所引用的理论相结合起来，对如国家的周期发展产生摩擦，国家维护霸权产生摩擦，维护更发达国家利益产生摩擦等等进行充分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从现状到理论再用数据说明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摩擦的增加，特别是经济贸易层面的摩擦。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摩擦是不可能消除的，由于摩擦曲线组的存在可能性，即使中美贸易摩擦的减少或是消失，必定将会有新的贸易摩擦国的出现，进人下一个摩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