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主要以全国各主要音乐理论期刊2006-2009年所刊登的音乐论文以及国内出版的美学专著为参考，分别从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关怀、音乐美学学科体系构建、世界多元、民族振兴、比较音乐、流行音乐、音乐批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等诸方面进行述评，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音乐美学研究现状加以概览，希图把握音乐美学研究的基本脉络，从中检视音乐美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和美学意蕴上的分野。

一、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研究

(一)音乐美学的本体论关怀

文艺学美学领域本体论问题的提出，是我国美学界近年来理论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音乐美学亦如此。音乐美学是关于音乐审美的专题研究，音乐美学要研究音乐审美的本质问题，更要研究音乐本体的美学意义，也就是音乐的根本属性。

茅原《意识二重性与音乐美学――源自前人的争论》认为，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或“高原时期”，要想继续自我超越，需要两方面的积累，一是哲学的积累，二是技术方面的积累，同时肯定了意识二重性在音乐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王丽燕《谈音乐的非功利性审美体验――呈现美学视角之下的音乐之美》认为，音乐虽然作为艺术的一种独立形式存在，但是它同时也和其他艺术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便是在其自身的“创作诞生”与“演奏释放”的过程中，必然蕴含着艺术的非功利性审美体验。在乐曲创作和演奏的过程当中，审美主体能够因音乐的形式或者其中包含的内容、意境的吸引，而进入一种“沉醉不知归路”的陶醉状态，在感官刺激的作用下身心都得到了俱佳的放松，从而伴随、生发出非功利性的审美。张淑萍《人化思维：音乐艺术思维的本质追问》认为，音乐艺术思维最能体现人化思维的特性，表现为三个方面：音乐艺术思维中主体精神的灌注表明音乐是观念情感层面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的最高艺术抽象；音乐艺术思维中内觉作为人的本能的无意识感受，得到深度保持和充分发挥；音乐艺术思维最能体现生命和精神冲动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高也是最自由和最具创造性的体现。

音乐感性体验与表达是人与音乐发生关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定意义上说，作为音乐美学重点关注的感性体验与表达，就像是可以包容所有相关音乐问题的前后括弧。如范晓峰《音乐理解现象中的“音心对映”关系》认为，音乐理解现象是人的诸多理解认识活动之一，它通过人的理解认识活动的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来探寻音乐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理解对象的动机和原因，寻找其成为理解对象的可然性和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构成理解主体与理解对象之间的关系，既是主客体关系也是双重主体关系。主客体关系是在进入认识活动的预设规定情景之前所显示的二者的存在关系，在进入具体认识活动的过程之前，音乐现象是一个潜在的主体；而当进入具体认识活动之后，音乐理解就是具体人和具体音乐现象之间的对话。此类文章还有刘承华《文化对音乐的功能预设――“文化影响音乐的机制”研究之一》、韦希《与“他者”的目光相遇――音乐文化主体性意识的觉醒》、陇菲《“音心对映论争鸣”专题笔会印象》、文丽君《论在音乐体验中的“时间幻象”》、陈辉《基于后现代文化视角的音乐美学学理审思》等。

(二)音乐美学的学科体系构建

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研究及相关学科建设问题，在纳入史学范畴时明确标示出：20世纪对中国学界乃至人文知识分子具特殊意义，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段中国音乐美学所特有的现代学科形态特征，需要对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做进一步的深入。21世纪专家学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凝聚新的理论焦点，通过研究实现学科扩张，以相当规模与多重系列去推进各个学科的建设。中国音乐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也不例外，现代音乐美学研究，如现象学、释义学等的介入也赋予了音乐美学体系构建上的新的意义。因此，对于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研究，一方面是梳理和发掘传统音乐美学思想与相关意识形态资源；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当下音乐实际，从而以深度的学理姿态与尖锐的批判载体对当代问题及其前景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诠释。除了保持音乐美学自身的品格以外，还对历史学和音乐美学的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与音乐美学的关系做广泛的研究，以期为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呈现出一个具学科原位，有扩充增长态势，并可与当代音乐研究进行有机衔接与合理布局的基本结构，形成规模作业的可能性驱动。

范晓峰《移植、萌生、解读――20世纪初至1978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研究叙事》认为，在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美学依然转述西方对音乐美学学种性质的界定和认识。在具体的研究中，初步把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文化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特征融入其中，大胆汲取西方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我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韩锺恩《2005--2008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与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工作报告》，回顾了1979至2008年30年间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在取得历史性、突破性进展的同时，即时完成起步，随即进入扩大领域、深入下去的发展阶 段。进而，在扩大学科领域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向纵深发展。重点还探讨了2005--2008年音乐美学研究又形成了有别于热衷批判与争先创新的自觉意识，并把挖掘思想遗产、广采精华、融会贯通放在第一位，进一步提升对音乐美学学科性质的深度认识。王次熠《音乐美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兼谈改革开放30年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音乐美学学科建设情况，涉及到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文献建设、学术建设、组织建设等，认为中国音乐美学学科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主要体现在高校的学科建设中。此类文章还有杨赛《从临响到直觉――论音乐美学的学科性质》、何文华《关于音乐美学学科发展的思考》等。

二、多元文化中的音乐美学研究

普遍人性的存在乃是中西美学互释的基础，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美学研究应该强调对话、多元，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普适性。为中国音乐美学定位，除了应注意中国的民族文化立场外，还应注意美学本身的学科立场，这一价值立场就是强调音乐的审美独立性，而这种审美自律观的社会立足点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音乐美学研究的多元即差异和互补，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及多方位的参照借鉴。在多元音乐文化的当代国际文化生态中，各民族母语音乐文化所制约的音乐审美取向及其自尊守护为一种趋势，对异民族的音乐艺术开放吸纳并恰当赞赏为另一种趋势。近年来美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型，中国音乐美学更多地参与国际对话并形成中国特色，并从现象学、释义学、接受美学及马克思主义等传统哲学作为切入视角来对学科本体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和剖析。

(一)世界多元

在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之中，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图景之中，我们的音乐美学建设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研究范围呈现扩大化，在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交流、互补、互通中，呈现出我们民族的特色。作为人文学科领域一支活跃的力量，音乐美学感应着历史语境和现实境遇的变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姿态。这个阶段的音乐美学研究强调“主体意识”，重点考虑“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观念、态度、视角与西方人有何不同”等问题，关注用中国人自己的审美眼光来看待西方音乐，运用西方音乐某些美学原理解决中国音乐美学问题，用中国人的认知方式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

宋瑾《构建多元音乐美学的设想与呼吁》。认为，“全球化”首先出现的是全球西方化，目前处于后西方化时期，其发展趋势是环境和人的中性化，中性化相对于原始民族性而言，具有无差别特征。以往世界各地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呈现的是自然多元状态，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以及将来的保护成果，将呈现人工多元状态。在此语境中，“多元音乐”的美学本身也应该是多元的。李晓冬《多义的形式――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中的形式论因素》认为，对音乐形式思想的理解是研究西方20世纪音乐艺术的一个重要前提，形式概念演变的音乐作品的形式问题，不仅是20世纪西方音乐思想的焦点，而且也是整个现当代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此类文章还有柯扬《音乐：作为社会的批判者――阿多诺的否定性音乐美学述评》、郝近瑶《对于西方先锋派音乐不确定性特征的几点美学思考》、刘涛《从新感受力美学看电影音乐的功能》等。

(二)民族振兴

全球经济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一体化，每一个民族在全球化中都具有平等性。中国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的民族性，认识到只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才能为世界美学建构做出贡献，才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研究中国音乐美学史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陈列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哪些音乐美学家，有过多少音乐美学的论著和观点，产生了多少命题，而是要揭示中国音乐美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优秀遗产。这就要求对于本民族的研究程度更加深入化，除对原有的传统音乐美学的研究外，对原生态音乐的美学意识也更加关注。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直接源自中国的逻辑形态。这一点在刘承华的论文《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形态――从内涵逻辑解读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态特征》中得以阐述，他认为与西方理论形态主要遵循的外延逻辑不同，中国理论形态主要遵循的是内涵逻辑。正是内涵逻辑，决定了中国音乐美学有着与西方音乐美学不尽相同的理论形态和历史形态。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自问世后其思想为历朝历代人关注，也是学界争鸣的焦点，修海林《有关(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评价的若干问题》一文对嵇康有悖于儒家传统礼教的原因，及《声无哀乐论》的音乐价值进行了客观评价，指出嵇康的音乐观与传统儒家音乐观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吸取、借用甚至超越。万志全《论扬雄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探讨了音乐的形式美，包括音乐的音质美、音乐各要素的相互协调美，也探讨了音乐的内容美，包括音乐的严肃性、感人性和社会功利性，认为扬雄一方面阐发了儒家音乐思想，另一方面又突破了儒家音乐思想的禁锢，探求了音乐“追求美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善和功利”的天性。赵大刚《论原生态民歌研究视域中话语结构的双重缺陷》指出当前在原生态民歌研究视域中，无论是本体性研究还是派生性研究，都缺少必要的公共理性支撑，在结构上存在着话语权力和话语价值取向的双重缺陷，使原生态民歌研究在有意无意间背离了人们的期待，逐步遁入价值取向的误区，直接对原生态民歌的研究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认为对话语权力主体和话语价值取向进行结构上的优化和重构应是学界的当务之急。

此类文章还有包德树《我国古代“气”范畴的美学建构与意义》、王吉乐《原生态音乐与城市距离》、彭兆荣《人类学视野中仪式音乐的原型结构――以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例》、筝鸣《“巴山背二歌”的音乐美学特性探究》等。

(三)比较音乐美学

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分属两种不同的音乐体系，中西音乐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音乐学术界论争的重要话题，两者不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异，更存在着审美趣味和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当前中外一些学者在探讨中西方音乐文化关系的过程中，比较多地强调了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地理、环境、宗教、习俗等因素之外，在美学观念方面的差异的内在联系。近年在比较音乐美学的研究中，更强调自身的异文化客位处境，发现异文化圈内有珍贵价值的问题，有意识地去关注、理解不属于我们的那个文化系统和西方文化精神，最终在更高层次上推进“跨文化研究”重建、整合人类音乐美学的理想。

纵观近几年的音乐美学研究，一些曾经争议不休的问题逐渐淡出了研究者视野，而一些新的问题被提出并不断被思考和讨论，美学的边界以及美学体系的比较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比较音乐美学研究除音乐学科之间的内在比较外，近年来音乐与其 他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就学科比较的意义而言，探讨音乐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相通等关系，能更好地认识音乐艺术的特性及多科学的相关性。2008年第八届全国音乐美学学术研讨会，主题之一即是音乐美学与音乐哲学的关系。

陈其射《中西音乐中的声商、情商、音商》认为中西音乐是两种相异的“声商”、“情商”和“音商”，是中西人群对音的生成法则、定义形态、声高规范、度声实践等音乐底基要素上的考量，是人对音乐的理性与生命、真实与虚拟、形式与神韵、形象认知、和谐观念等思想意识方面的不同反映，是人对音高的相对关系、组合形式、时间律动、音群结构等方面的不同思考。何宽钊的文章《主位意识・文化自觉・逻辑自恰――中西音乐关系问题的若干再思考》，根据审美价值的相对性，从主位意识、文化自觉及逻辑自恰三方面阐述了中西音乐的诸多关系。郭小利《北美“审美”与“实践”两大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提出音乐教育到底应该是“审美”、“文化”、“功能”，还是“创造”的疑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美地区曾经出现了“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之间的学术辩论，并随之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如功能论、辩证论、社会改造论等)，与我国当前的学术“争鸣”惊人相似，认为北美地区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于我国当前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比较音乐美学的文章还有朱文华《试论二人台艺术与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美学共性》、陈林《与(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原点比较》、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刘名扬《浅谈中西方音乐的审美差异》等。

(四)流行音乐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以其特有的品格成为人们重要的音乐审美对象，它的存在与发展已经渗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存在意义及审美价值。流行音乐冲破了过去“政治高于一切”的审美立场，淡化了音乐形而上的教育功能，转而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审美需求，走上了―条人性化的发展道路，使得流行音乐有了更宽泛的人性色彩和文化、审美价值。

随着2005年在广东增城召开的“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学术界对流行音乐的理性思考呈现出上升趋势。流行音乐审美意识作为音乐美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和人类的所有意识一样都是以事物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流行音乐的自身美也就不会有流行音乐审美意识的产生。由于流行音乐的形成历史短、文献资料少、教育体系的不完善再加上快速的更新制度，因此人们对流行音乐的认识和感知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音乐审美观随着主体对流行音乐的再认识而发生改变。作为极具旺盛生命力的一种文化现象，流行音乐的审美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2006年10月于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2006首届中国音乐艺术院校流行音乐论坛”，更是将流行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因此，音乐美学的研究中一个显著的转变即是加大了对流行音乐的美学思考。流行音乐以它极度张扬奔放的个性，极具时代前沿的先锋性，极富现代时尚色彩的唯美性，以及一些具有批判性的文本内容，动摇和碰撞着人们的审美观。柳飞《“通俗歌曲”界定之管见》中，作者阐述了“通俗歌曲=流行歌曲”、“流行音乐不等于POPMUSIC”、“流行音乐具体所指‘因国而异’、‘因时而别”’等观点，对当代流行歌曲的界定做了较为细致的论述。张浩《流行音乐的两种教化效应》认为流行音乐被赋予了教育价值，具有某种教化功能，一是作为一种审美解放力量的流行音乐，二是作为非精神追求的流行音乐，两种效应相互依存。金兆钧《中国流行音乐美学观念几点思考》认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过程表明，流行音乐一向承担了太重的文化使命，这与其发展的历史背景及中国深远的文化背景有关。文章还总结了中国流行音乐美学观念发展的特点是创作先于研究、意识形态重于艺术本体、理论与实践分立、核心之争是道德与娱乐。此类文章还有陈新坤《虚拟的幻梦――在阐释中理解大众流行音乐》、徐元勇《论高等艺术院校通俗歌曲演唱的专业教育》、顾再锡《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本土化特征浅析》、王思琦《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文化功能研究》、张D《流行音乐与大众文化》等。

三、其他学科领域

(一)音乐批评

随着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的日益发展，对音乐评价的研究也逐步深入，音乐评价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也受到学者的关注，2008年在浙江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当代音乐评论家社会责任学术使命、当代中国音乐评论现状研究、音乐评论学科建设、多元语境与音乐评论标准以及当代中国乐评人队伍建设等议题展开，音乐美学与音乐批评乃至当代音乐研究的深度协作也呈现出新的发展前景。

明言撰写了2005、2006年度中国(大陆)音乐批评考察报告，对两个年度中我国大陆地区音乐批评的现状做了详尽的分析与总结。《风平浪静潜流涌动――2005年度中国(大陆)音乐批评考察报告(上、下)》、《丰硕成果平实精神(上、下)――2006年度中国(大陆)音乐批评考察报告》。熊晓辉《走向音乐人类学的批评一城市音乐人类学价值取向、范式及其理论意义研究》认为，人类学家们对音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范围和方法论定位有了新的拓展与认识，他们已不仅仅关注“异域文化”、“乡村文化”，而同时把目光聚集在了“城市音乐文化”之中。随着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城市音乐人类学已成为音乐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相关文章有何宽钊《音乐审美评价活动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陆小玲《论音乐评论中的音乐描述》、居其宏《我国音乐批评的新时期状态》等。

(二)音乐教育

音乐审美教育已成为当前我国音乐教育领域的前沿课题，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使当代音乐审美教育与传统美育观念相比具有了崭新的内涵和社会意义。在音乐教育实施过程中，如何既培养对民族母语音乐文化的深入体验与自尊守护心态，又培养开放的审美鉴赏能力，从而避免狭隘自闭，是近年来学者重点探讨的问题之一。

陈培刚《全球语境中“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面临的挑战》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世界文明多样性已成为人类普遍共识。在此时代背景下，我们不能不思考由此给音乐教育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文章探讨了当前“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能否适用于全球语境中?该教育观到底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该理念是否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是否会造成伤害?中国的音乐教育到底该传承何种文明等诸多问题。陈其射《论音乐教育审美的唯理性与非理性》从音乐教育审美的唯理性、非理性和二者的平衡三个 方面，试图突破音乐教育审美唯理性的瓶颈，使非理性审美与理性审美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音乐教育改革的快速发展。此类文章还有褚灏《养成“健全人格”造就“艺术的人生”――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覃江梅《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范式与实践范式》、管建华《当代社会文化思想转型与音乐教育》、樊祖荫《中国(大陆)以音乐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音乐教育：发展现状及前景》等。

(三)音乐表演

音乐表演中的审美研究没有被人遗忘。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与非表演艺术存在较大差异。音乐表演美学正是从美学的高度来揭示音乐表演的规律，使表演真正具有再创造的美学价值。音乐表演作为一种实践形式，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唯有科学的美学思想指导，音乐表演才能真正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近几年的美学研究，学者们不仅加大了对音乐表演美学的研究力度，而且还拓宽了其研究范围，涉及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领域。

廖家骅《声乐艺术的审美内涵》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地将声乐艺术划归音乐的一个门类，这种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无可非议。但是从声乐的构建形态来看，却是多种艺术美的基因整合。文章通过音乐、歌词、人声、伴奏、表演等方面审美特征的定性和剖析，全方位探讨了声乐艺术的审美内涵，论证了其多元文化品格，以此进一步明晰声乐艺术的美学本质，拓宽歌唱表演实践的创作思路。周为民《钢琴演奏的心理学研究》认为钢琴演奏是一种涉及人类多种感知觉活动的复合系统，它与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听觉、记忆、意象、想象、联觉、情感等心理因素。钢琴演奏依赖于大脑各神经系统的协调作用，而紧张心理是直接影响演奏者心理状态和大脑对肌体控制的主要原因，克服紧张心理是钢琴演奏的关键问题。石惟正《走出对民族声乐认识的误区――中国民族声乐的本体结构及其审美》认为民族声乐应该是一个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单一型号的纯种花卉或者某一型号的工业标准。世界上不存在非民族的文化，也不存在非民族的音乐，民族声乐不但要强调民族性，更要坚持多样性、包容性。此类文章还有韩勋国《声乐技术心理调控与审美感受的哲理思辨》、田春生《浅谈“声色感”中的音乐审美心理》、霍橡楠《中国古代唱论中的声乐表演心理》、杨爽《钢琴演奏中音乐意义的理解及其表现途径》、王硌《论声乐表演中的美学思维问题》、郭定昌《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个基于语言学的阐释》等。

近年来有关音乐美学的论文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不仅对原有的研究专题有一定程度的更新，尤其就学科意义而言，在改变方法结构乃至扩充资源结构、成就规模结构方面，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可贵的尝试。

四、音乐美学学科专著与教材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流行音乐教育；独立体系；时代性；学科建设；现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228-01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我国对流行音乐的研究经历了对流行音乐身份的认同、对流行音乐深入探讨、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步入成熟这三个阶段。使我们对流行音乐的定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也了解了它与文化生活，社会功能，历史潮流的联系及影响。还涌现了一大批致力于研究流行音乐的音乐学家，如：钟子林、王思琦、金兆钧、项筱刚等。他们对流行音乐的研究成果是巨大的，使流行音乐的研究登上新的高峰。到今天，高校开设流行音乐相关专业已是相当普及，而流行音乐教学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必须构建一个科学的教学体系。

一、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现状

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从出现至今已有二十年发展历史，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得以快速发展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决定的：第一，我国倡导科教兴国，这是我国基本国策，为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土壤作用，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的招生数量逐渐递增，为很多新的学科出现提供了基础，这也可以说是外因。第二，流行音乐是全球盛行的，代表着潮流，吸引着年轻一代，通过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的盛行成了一种必然。短短二十年的时间，我国流行音乐教育几乎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但快速发展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这些阻碍了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

流行音乐学科建设在各个高校均有涉及，但是相关的院系名称、专业名称以及专业内部的方向以及该专业的名称和范围都缺乏统一的标准，这直接影响到该学科的教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调查了解可以看出，名称的不同使得各个高校在教学定位和专业命名上缺乏规范性，这对该学科的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此外，高校里流行音乐教育的教学也缺乏明确的定位，教师还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这种不加创新的做法会影响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

二、建立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体系

（一）培养目标、学科体系的确立。高校流行音乐专业建设的初衷是为了培养流行音乐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该专业建设培养出来的人才最终也是要面向社会的，因此该学科建设的培养目标必须以理论结合实践，以人才实用性为主，注重人才的技能培养。

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体系设立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培养出来的流行音乐人才需要了解本专业学科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前沿发展动向，还要具备实用、扎实的流行音乐理论和技能，只有这样的人才，在毕业之后才能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实现我国人才培养的目标。

学科体系建设要统一、明确、系统。因此学科体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化知识。其中包括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流行音乐分析、流行音乐风格；第二部分，音乐理论。其中包括流行音乐概论、曲式、复调、和声；第三部分，专业知识。其中包括流行音乐演唱、流行音乐演奏、作曲等；第四部分，相关知识培养。其中包括歌词写作、读谱与绘谱、MIDI制作、流行音乐作曲、流行音乐市场营销等。总之，通过综合培养，才能培养出适用于社会和市场、理论结合实践的音乐人才。

（二）学科定位。当前我们音乐教育是传承了经过数百年不断积累、整合、完善的欧洲传统音乐教育体系的模式，加入中国民族音乐、民间音乐、戏剧音乐而建立的完整体系。

三、W科建设与课程设置

（一）公共基础课。公共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大学生健康教育、形势与政策、艺术概论、计算机基础、英语、体育。学科建设是流行音乐教育在实施中的关键。要切实了解、掌握流行音乐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建立相关学科及确定专业方向。它不仅保障教学的规范与完整，更能系统、高质量地产出人才。

（二）音乐基础课。音乐基础课包括视唱练耳、乐理、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流行音乐概论、中国民歌与民间音乐、钢琴、副科和声、副科曲式、副科歌曲写作。

演唱 （Sing）：承继传统科学的发声状态，借鉴世界民族民间声乐的传统唱法，学习欧美流行音乐演唱方法和各种演唱风格，形成独特通俗音乐演唱教学体系，讲授基本理论和技能。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3篇

一、音乐学研究论文

音乐学研究论文是我国在此学科取得成果的最直接体现，也是音乐学学科构建的主体。2012年，我国较为优秀的音乐学研究论文主要刊登于国内音乐专业和艺术类学术刊物上，内容涵盖音乐学子学科所及的不同研究领域。2012年，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最多，内容丰富多样。以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调查与分析为主要内容的代表论文包括：张伯瑜《云南个旧市大屯镇洞经音乐三首套曲分析》、周青青《北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袁静芳《走近藏哇寺》、赵塔里木《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钱茸《浅析沪剧唱词音声的地域性音乐价值――兼推“双六选点”分析模式》、黄婉《在“挪用”中饰变与创造――文化生态视野下的2012基诺族“特懋克”节》、李明月《“堂名”忆旧：苏州地区十番锣鼓生存现象探微――以常熟辛庄“春和堂”为个例》、杨和平《民间礼俗的音声表达――以蒲城丧葬仪式音乐活态现状调查为例》等。有关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研究论文主要包括：洛秦《“音乐上海学”建构的意义、研究架构及其问题思考》、管建华《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哲学基础之比较――兼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反思》、薛艺兵《通过田野走进历史――论中国音乐人类学历史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杨民康《音乐民族志书写的共时性平台及其“显―隐”历时研究观――以云南与东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书写为实例》、宋瑾《从“音乐”到“音声”――音乐人类学学科边界问题》等。此类论文凸显作者群体对民族音乐学历史维度的思考，以及鲜明的跨学科倾向。此外，还有部分文章从传统音乐的保护与教学入手展开研究，代表文章包括王耀华《熟、背、析、研――教学体会》、张应华、谢嘉幸《我国当代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操作策略的探讨》、沈洽《以人为本的多元―本位音乐教育――基于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思考》、叶松荣《学科发展的瓶颈――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局限性探讨》等。

2012年，西方音乐史研究论文主要集中于巴罗克时期以前的早期音乐上，代表论文包括余志刚《中世纪音乐教学漫议》、姚亚平《欧洲早期音乐传统与20 世纪现代作曲观念》、伍维曦《与中世纪晚期多声部弥撒套曲的体裁特性》、周耀群《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两部断代史的比较》等。这些论文从各位学者的独立研究角度出发，对西方音乐早期历史的不同细节开展研究和思考，试图在理论阐述中深化对音乐史局部细节和音乐历史观念形成的认知，进一步唤起人们对古今历史比较和创作、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诞辰200周年纪念，瓦格纳研究论文亦成为2012年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重点，代表论文包括：刘经树《“清楚变化了的音乐创造”――瓦格纳的“音乐戏剧”构想》和杨九华《“”的阐释 ――再论瓦格纳乐剧中的婚姻伦理观》。另外，对于经典音乐的审美阐释和音乐流派研究的代表论文可举邹彦《贝多芬（Op.31-2）的标题性内涵》和刘瑾《审美困境与现性重建：对新浪漫主义音乐产生及意义的美学思考》。

在中国古代音乐史领域，学者们将目光纷纷投向中国与境外音乐交流史，代表文章包括宫宏宇《基督教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的盲人音乐教育――以安格妮丝・郭士立、穆瑞为例》、陈应时《唐传日本调名曲名考》、郑祖襄《谈杨荫浏对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外来说”的批评》、叶键、黄敏学《18世纪西方传教士的中国音乐研究及其学术史影响》，以及王小盾的系列论文《域外汉文音乐文献述要》。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另一个范畴集中于音乐考古，代表论文有：方建军《钟离国编钟编研究》、《音乐考古学的六个课题》、王子初《我们的编钟考古》、武家璧《曾侯乙墓漆画“杂悬”图及其实验心理学解释》。在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对近现代音乐家的学术纪念，论文包括：杨和平《论李凌的音乐美学思想》、俞玉姿《略谈老志诚先生的音乐思想――纪念老志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居其宏《我国新音乐发展战略的设计师和先行者――萧友梅音乐思想与创作教育实践的跨世纪回望》等。中央音乐学院发起的“国家音乐史”研究工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领域。2012年集中发表的论文包括：吕钰秀《他者对于一个国家音乐想象的建构蓝本》、李淑琴《从研究的政治化走向学术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思考》、蒲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分期的特殊性及复杂性》等。

2012年，我国音乐美学领域的研究论文首先以评述于润洋教授美学研究贡献为主导，代表文章包括叶松荣《论于润洋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何宽钊《论于润洋学术研究中的历史意识》、柯扬《承先贤之法，启后生之思――论于润洋对卓菲亚・丽萨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其他论文则是不同学者对音乐美学理论、趋势与应用问题的独立阐发，例如韩锺恩《判断力批判：置疑音乐美学学科语言并及音乐学写作范式》、刘研《审美经验的复兴――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观与通俗音乐》、张晶晶《对阿多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素材”的梳理与解读》等。

二、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

2012年，我国的音乐学专业教育教学向着精英化、集约化和实力化的方向努力迈进。在专业音乐院校和综合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系的主导下，音乐学专业教学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发展体系。在不同层次音乐学专业招生方面，各个院校和科研机构结合音乐理论研究的现实需求，招生数量略有紧缩，考试难度相对增加。如此举措，不仅维护了音乐学专业精英化教育的传统，同时也对当代大学生的理论基础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术人才培养上，各个院校特别重视理论培养和艺术实践的结合，鼓励学生将研究重心立足当代、返观历史，积极参与音乐田野调查和音乐表演活动，在亲身实践中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各个院校给予学生相对宽松的课程安排，不但要求学生学好音乐理论知识，还不断启发学生对其他艺术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产生兴趣，获得更为广博的文化见识，充分增强学生的学术实力。音乐院校采取各种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加以限定和考核，通过论文评比、音乐论坛、大师讲座、理论访谈等多种形式鼓励学生集中精力投入学习，增长自身的学术本领。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活动日益规范，答辩通过标准相对严格，有效防止学生论文品质和学术素质的整体下滑。

除了各个音乐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日常教学工作外，音乐学界在2012年还积极开展音乐学教学研讨、论文评奖和专题讲座活动，有力推动音乐学专业教学工作，促进院校间交流合作，增加校园学术氛围。2012年2月，第四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征文活动正式展开。活动向海内外华人征集自2009年正式发表的音乐评论参选，并在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五届年会召开之际集中评审。2012年3月12日至15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中国音乐史学术交流系列专题1：国家音乐史”活动。斯洛伐克音乐学者奥斯卡・艾谢克应邀参加活动，共同探讨“国家音乐史”写作的方法手段和内容选择。2012年10月，上海音乐学院先后组织了“第九届（2012）钱仁康音乐学术讲坛”和“音乐学学术论坛”，以此作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建系3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2012年11月至12月，南京艺术学院百年校庆举办系列学术讲座，邀请资深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三、音乐学学术会议

2012年，我国音乐学界各类学术会议相继举办，有力推动了同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促进专业学术会议向着常态化、正规化的方向迈进。在民族音乐学领域，2012年6月29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办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与会专家以音乐同社会政治、变革的关系为主题，着重讨论当代语境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视角与方法。2012年7月12至15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在西安音乐学院召开。会议提交论文摘要240余篇，内容涉及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与科技、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等研究领域，呈现出学科交叉、研究跨界的学科发展趋势。2012年7月18日至25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三届年会在新疆师范大学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教学改革研究三个方面议题展开探讨，充分展示了我国近年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成果。2012年10月30日，国际音理会亚洲大洋洲地区音乐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暨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十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泰山学术论坛在山东济南举行。来自亚太地区的音乐学家围绕亚洲、大洋洲、太平洋地区民族之间的音乐传播与交流、构建适合于亚太地区各国的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等议题做主题发言。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2012年6月21至22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2012・上海音乐学院・瓦格纳国际学术论坛”。 论坛聚合国内最优秀的瓦格纳研究学者同国际瓦格纳研究实现对话，提升我国的音乐学研究水平，增进与西方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中国西方音乐学会主办，四川音乐学院承办的“2012西方音乐学会青年学者论坛”于9月21日在四川音乐学院举行。 会议由九位西方音乐史专家对11名青年学子的课题发言进行交流点评，旨在促进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积极培养理论新秀。在中国音乐史研究领域，9月24至26日，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第七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颁奖大会在沈阳音乐学院举行。会议对“契丹音乐史”、“音乐上海学研究”等新课题给予充分重视，并对中国音乐史新近研究成果加以展示。在音乐美学领域，2012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前沿与对话――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论坛”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论坛邀请全国50名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参会，论题涉及多个学科，促进音乐学学科间的相互对话和启迪。2012年12月2日，“2012年中国音乐美学学会笔会”在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笔会围绕 “音乐美学学科资源考掘” 和 “身体在音乐审美活动中的作用” 两大主题进行研讨。

四、音乐学纪念与交流活动

2012年，中国音乐学界举行了多项学术纪念和交流活动，对于音乐学院系建设和老一辈音乐理论家的学术贡献加以总结，并对中国音乐学的对外推介与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11月26至27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迎来了建系30周年纪念。系列纪念活动由学术研讨会、纪念座谈会、学术讲堂系列、学术成果展、学生音乐会等活动组成。全系教师还集体出版了学术研究文集，对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科研成果加以展示。2012年5月12日，中央音乐学院举办“马思聪百年诞辰纪念活动”。 其中的学术研讨会对马思聪的学术造诣、音乐创作、教育教学和学术精神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2012年9月15至16日，中央音乐学院隆重举办“春雨润物 学海成洋――于润洋八十春秋学术研讨会”。近3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同事学生围绕他的学术品格、理论特色和历史贡献进行了深入研讨。2012年，恰逢中央音乐学院资深音乐学教授张洪岛先生百年寿辰。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对张洪岛教授的学术成就和教学工作进行重点回顾。2012年9月27日，四川音乐学院举行“纪念王光祈先生120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全国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对王光祈作为中国音乐学开拓者的历史地位和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梳理和阐释。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 2012年12月22日至26日，陈应时、方建军、李玫等中国学者应邀参加第七届东亚律学大会并宣读论文。此次学术交流与研讨活动，引起东亚音乐研究机构对中国律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密切关注。

五、音乐学理论出版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现状；对策

一、近年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回望

笔者通过资料检索发现，市场上现有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十余本，教材出版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在200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审议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学风建设的决定》、2004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颁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背景下，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出版拉开序幕。从数量上看，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在音乐类教材中远远少于其他课程教材。从事音乐类论文写作的人群主要涵盖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以及在校学生和音乐科研需求者两大群体。三个层次的在校生对音乐论文的篇幅、深度、创新性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两大群体的论文写作定位、要求各有不同。既为教材出版，首先要清楚读者对象。表1所列教材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在校音乐类本科生，部分教材兼顾硕士研究生论文写作和音乐科研需求者的论文写作，尚未发现有专门针对音乐类博士论文写作的教材出版。

二、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的内容剖析

依据分析可以得出，现有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呈现两个块面的内容：学术性论文写作、常规音乐论文写作。1．学术性论文写作学术性论文写作作为高校音乐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对论文的专业性、学术性有较高要求。居其宏先生将音乐学专业的学术性文体写作与其他文体写作的结合，高效适应了当下社会音乐文化发展的需求。他的两本教材（见表1）在特别强调学术创新与学术规范的基础上，首次在公开出版物中提出“三个第一性”“论题相关性”原则和“逻辑关系论”，具有鲜明的创新性，代表了作者对音乐学文论写作的独到见解。作者以深厚的写作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将论文写作的实践过程细化、分解为11个环节，环环相扣，细致入微地对每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和写作技巧进行深入、翔实的分析，并配以正反文论实例的解析、点评，构建了极具特色的音乐学文论写作理论体系。韩锺恩先生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论文写作指导一对一的教学传统积淀和个人持续多年的教学积累为基础，“用音乐学写作概念替换原来课程命名音乐论文写作概念”，以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训练为目的，跳出原有教材的“普适性内容”，力求对音乐学写作中的诸多问题进行深入、系统、专门的论述。如教材《音乐学写作与范文导读》中，关于音乐学写作的选题：作者另辟蹊径，从音乐学写作的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出发，系统论述了学术积累、问题意识对音乐学写作的意义所在；提出从理论知识、资料文献、技能方法三个方面建立音乐学写作的学术积累；强调问题的产生是在问题意识的牵引下，在实践现实与认识期望的矛盾中发现已有研究中的不足，提出问题，最终顺利找到合适的研究课题。又如范文导读，作者分篇幅、难度精选22篇范文，用导读的形式对范文写作思路深入剖析，犹如显微镜下的解剖，呈现音乐学写作的全过程。范文和导读的结合，清晰呈现了音乐学写作基础理论中的诸多问题，实现了“以实践的方法巩固学生所接受的理论知识，对其写作实践进行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音乐学写作》呈现了作者站在学科体系建立的高度上对音乐学写作的学术性和专业特点的深刻思考。居其宏、韩锺恩两位学者以坚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学术规范、持续的教学积累推动了音乐学专业论文写作教材朝着规范化、专业化、学术化的方向不断推进。2．常规音乐论文写作无论何种专业的论文写作，作为知识传授所需要的概论性内容和实践操作步骤均包括选题、搜集资料、确立选题、论文写作与指导、论文修改与定稿。此外，学位论文写作中还涉及文献综述、撰写开题报告、开题、论文答辩环节。本文所选择的12本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中，7本教材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依据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环节进行统计，7本教材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如表2所示，横向对比：7本教材中有6本教材未涉及文献综述，5本教材未涉及确立选题，7本教材未涉及开题；纵向对比：没有一本教材内容涵盖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所有操作环节。除此之外，教材的主体内容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在所有专业论文写作通用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模式下，音乐类专业论文写作的特殊性和各专业论文写作的差异性并未突出呈现，读者对象的专业指向性较弱，教材虽名为“音乐论文写作”，却有一般论文写作之嫌。

三、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中存在的问题

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的出版，在音乐论文写作课程开设从无到有，音乐论文写作从无序到逐步规范的特定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当下音乐学科发展和专业课程建设的现实情况出发，理性看待音乐类论文写作教材，笔者认为，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的7本教材存在以下问题。1．读者对象不明确通过仔细阅读教材，笔者发现，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内容的7本教材，读者对象表述较为模糊，如“各音乐专业大学生”“音乐专业学生”“音乐学专业学生”“音乐院校的学生（除音乐学或有关理论专业外）”，作者并未对读者对象的专业做细致、明确的限定，读者对象的专业指向性普遍较弱。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艺术学”门类“音乐与舞蹈学类”专业类中的音乐专业有“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读者对象的不明确，导致三个专业论文写作操作过程的差异性在教材中未能鲜明呈现，进而带来教材内容与读者对象的不适应。在看似涵盖了所有音乐专业这个庞大的读者对象的假象下，失去了教材对象的指向性和教材与读者对象的适应性。2．缺乏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流程的完整性表2的信息统计清晰呈现教材中普遍未涉及文献综述、确立选题、开题三个环节。文献综述是学生阅读了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整理、分析、评价而形成的一种文体，其目的是在全面介绍和评价某一研究主题的已有成果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预测研究趋势。确立选题是学士学位论文构思过程中历经发现问题、查阅资料、反复思考，多次提炼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写作意图。开题是在开放式的师生交流和逻辑推理中进一步查漏补缺，确定选题的可行性。它们是学士学位论文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和质量保障。上述三个环节在教材中的普遍缺失，导致教材内容客观上存在对学士学位论文操作流程陈述的不完整，也侧面反映了在教材编写观念上，对论文写作操作流程重视不足。3．范例与读者对象专业的不一致性受到教材作者专业方向、研究领域的影响，加之音乐学专业领域已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以常规音乐论文写作为主体的7本教材所用范例多为音乐学专业领域中具有影响力、创新性的学术性论文。音乐学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作为范例引入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对于高校音乐学专业学生而言具有较强适应性，但对其他音乐专业，尤其是地方高校专业音乐教育的主力军——音乐教育专业和音乐表演专业而言，具有相当程度的不适应性。范例与读者对象专业的不一致性背离了教材围绕读者、需为读者服务的宗旨。

四、对未来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出版的思考

笔者认为，要解决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教材的读者对象和读者对象的现实需求，以此为准则，整体布局，合理规划，才能解决教材出版中存在的问题。1．正视读者对象专业的多样性音乐表演、音乐教育、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本科学生是音乐论文教材的重要读者对象，其现实需求是完成规范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在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们既需要相同的理论知识，又需要面对各自专业论文写作操作过程的特殊性，直观掌握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操作过程。因此，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主体内容应包含理论知识和操作过程，且理论知识为操作过程服务，操作过程如何呈现是教材的重中之重。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所需的理论知识在现有教材中已经有较为系统的陈述，但体现专业特殊性的操作过程却较少完整呈现。要实现教材内容与读者对象的适应性，必须尊重和重视读者对象专业的多样性，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呈现音乐不同专业论文写作的操作过程。2．完整呈现学士学位论文操作流程完整的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流程包括：选题—搜集资料—文献综述—确立选题—撰写开题报告—开题—论文写作与指导—论文答辩—论文修改与定稿。从读者需求角度分析，操作流程存在的现实意义是引导读者通过环环相扣的实际操作，明确论文写作的规范要求，知晓操作流程的前后关联，在写作意图的梳理中进一步明确论文构思，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完成论文写作。基于此，音乐论文教材编写者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教材体例与论文操作流程的合理构建，为读者和课程教学提供最大便捷。笔者认为，音乐论文写作教材编写中对操作流程的重视，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补齐上述教材中被普遍忽视的文献综述、确立选题、开题三个环节的知识内容，明确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连续性，建立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完整理论体系；第二，陈述每一步操作流程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三，突出问题意识、师生合作意识在论文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引导读者大胆地将构思付诸实践；第四，充分考虑和突出“第三人”在论文写作操作流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3．范例的选择应多元化范例在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的存在意义是引导、示范作用，其目的是在正反实例的呈现中引导读者清晰、准确理解论文写作每一步操作流程的要求和应达到的规范。音乐论文写作教材中范例选择的多元化表现在：第一，范例涵盖专业的多元化，改变上述教材中范例选择单一的现象，大幅度增加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论文写作的范例，实现教材与读者对象专业的适应性。尤其是充分考虑适应当下社会现实需求的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的发展趋势，社会音乐生活与研究中的热点，并切实考虑范例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认知能力的契合，努力实现范例对学生论文写作过程的借鉴作用。第二，范例对应论文写作操作流程的多元化。学士学位论文写作操作流程所包含的九个环节缺一不可，哪些操作步骤的阶段性成果适合用文字形式、图表形式的范例进行呈现，哪些操作环节需要教材编写者为师生提供具有专业包容性的其他形式的范例展示，进而引导师生高效完成课程教学，是实现范例选择多元化的重要因素。第三，范例选择的多元化还表现在重视反例的作用。应对学生写作经验的缺乏，发挥反面实例的警示作用，引导学生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在正反实例的结合中，在一管到底的完整范例中为读者清晰展现学士学位论文写作的操作流程，切实发挥范例在音乐学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的导向作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世纪的中国音乐事业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何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音乐专业学生的写作功底，音乐论文写作教材和教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邱国明.试论音乐学论文写作——读韩锺恩《音乐学写作与范文导读》心得［J］.艺术教育，2015（10）.

［2］兰晓薇.提高音乐院校师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实用指南——读《音乐论文写作基础》有感［J］.人民音乐，2009（12）.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5篇

本届论坛议题很多，来自全国各界的20位学者、教授和嘉宾的三场主题演讲就十分精彩。这三场主题演讲涵括了流行音乐教育教学、表演创作、理论研究和产业传播等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论题广泛，视角独到。中央音乐学院的梁茂春教授敏锐地对网络音乐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表现出其宽厚的学术视野和对新事物的积极姿态；《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乐评人金兆钧以“数字音乐时代”为题，阐释了数字技术给整个流行音乐产业和文化带来的革命性转变，对未来音乐圈和产业界的发展策略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上海音乐学院的陶辛教授对流行音乐的“商业”形态和“民间”形态进行了剖析，试图为学术界由来已久的相关争论找到一条新的思路；武汉音乐学院的朱爱国教授从传统和声学角度出发，对流行音乐独特的和声现象和规律进行了梳理归纳；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的徐元勇博士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流行音乐演唱理论体系；李汉颖、黄荟等嘉宾代表则以唱片业内人士的思路阐述了对流行音乐教育的关注和思考，等等。

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始终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作为南艺流行音乐学院代表，我在论坛开场演讲了《论我国高校流行音乐教育》，围绕高校流行音乐教育，以及流行音乐教育学科建设这一核心议题阐述了发展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的新观念和新思维。流行音乐教育体系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有着广阔天地和绚丽前景的门类。它包含了教育思想、教学方法、课程体系、学科建设、教学管理、教材建设、艺术实践、科研创作等方面。构建科学、规范、独立的流行音乐教育体系对流行音乐学科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论坛期间，很多专家学者和院校领导都对尽快将流行音乐教育纳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建立流行音乐教育体系，完善和发展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许多专家的演讲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流行音乐的理性思考，体现了客观对待流行音乐问题的态度。专家们普遍认为，流行音乐在音乐语言、创作表演技术和产业发展规律，以及消费和审美接受问题等方方面面都存在着特殊性，有别于传统音乐。这些“特殊性”需要被我们不断地作全面的摒除偏私的审视，而不是局部的、简单的、概念化的评价。那么，相应的，流行音乐的教育也应该是特殊的，这是一个多范畴的综合问题，需要全局统筹，更新理念。所以，流行音乐教育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既要尊重教育的逻辑、教育的体系标准来寻求和开展学科建设，又要使教育符合流行音乐实践的俗约概念，尊重流行音乐的文化旨趣和发展规律。然而，我们当前的流行音乐教育很大程度上仍以西方古典音乐教育体系为逻辑基础；很多专业和课程的名称、概念以及教学内容都存在模糊性，这增加了教学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教学定位的准确性。李汉颖、陈复明等业内人士在发言中强调，流行音乐越来越需要“专业”人才。这里所谓“专业人才”是针对缺乏系统科学训练的“自习成才”的人才而言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才能算作流行音乐的“专业人才”呢？我们显然缺乏了解。这是摆在教育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刘小山博士认为学院出身的人才并不是最终端的流行音乐人才，但他们是流行音乐人才的引导力量。流行音乐教育应该是具有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它应该与传统的古典音乐教育、民族音乐教育比肩而立，而不是作为某学科的附属或附庸。

除了以客观的态度认识流行音乐及其教育理念问题，我们要确立流行音乐教育的独立性，最实际的任务就是建立流行音乐教育的独立学科体系。作为一门学科，流行音乐教育的学科理念应该是：遵循时代需要培养音乐人才。“时代”是流行音乐的关键词，流行音乐的从业者们必须对时代保持高度的敏锐才能生存下去。流行音乐教育对时代性的强调会给传统艺术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流行音乐各专业的开设要有所划分与规范，但相互之间却不宜强调界限。为了让学科互动，应该容许学科交叉突破限制。强化“课程”概念，淡化“专业”概念，专业对课程的选择性与分离度；课程对教材的选择性和这种领域间的相互作用和刺激，不仅可以激发提升专业、专业方向与课程、教材的质量，还可以培养出复合型人才与人才的多样化，这种跨学科、交叉学科也是当代高校学术领域的一种趋势。另外，流行音乐理论研究方向诸专业尚未在高校教育中全面展开，落后于表演和创作，成为了瓶颈和弱项。作为建立流行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它是学科建设的紧要任务。

基于对流行音乐学科建设，与会院校最后达成共识：

一、呼吁国家教育部门将“流行音乐”纳入正式的学科目录，与传统音乐学科“音乐学”、“作曲和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表演”并列。国家教育部2005年度已将《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列为部级科研项目，国家文化部组织了专家考察团，对美国的流行音乐以及相关产业进行了专项考察。近年来高等院校流行音乐教育的迅速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校培养出的大批流行音乐创作、表演方面的专业人才，在音乐舞台上已是大放异彩，提高和促进了行业的专业素质和艺术水准。目前，全国每年报考流行音乐各专业的人次高达十几万，毕业就业率也超过了传统的音乐教育，而且发展的前景和势头还在不断升温。尽快将流行音乐教育纳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中，有利于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也是对现有音乐教育体制的补充。

二、建立统一的流行音乐本科教育核心课程。随着国内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院校将学科建设的中心从重专业建设转移到重课程建设，由学年制向学分制过渡，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核心课程的确立与完善成为学科发展的支柱。核心课程的认证与开设，直接左右并影响教学的方向与质量。因此集中全国各相关院校的力量，调研与论证，建立统一的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对流行音乐学科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三、最后是统一编写流行音乐学科的核心课程教材。核心课程教材是教材建设的重中之重，建立流行音乐学科体系中最具体、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任务是编写一套核心课程系列教材，它有利于学科建立统一标准。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6篇

民族音乐学自学科创立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勇于探索之中，这使得民族音乐学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时期都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有了新的理论，旧的理论将会被代替，在社会科学中，旧有的理论依然会映射某些现存的现象，正如美国民族音乐学，“从博阿兹到胡德，到梅里亚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学―音乐学―人类学。”回到过去，或者说借鉴过去不代表事物发展的衰落，相反，恰恰说明事物发展的规律轨迹――螺旋式上升。因此，了解、研究历史的进程将会对现实的存在有指导意义；同时，比较阶段性的差异也是探索学科发展规律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民族音乐学在其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中时时闪现着时代的光辉。内特尔（Bruno Nettl，1930―）在其论著《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1964）中将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研究对象总结为：无文字社会的音乐；亚洲及非洲北部高文化中的种种音乐；民俗（间）音乐。后来，内特尔在《民族音乐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 of Ethnomusicology，1992）中将民族音乐学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的“最新”方向总结为：民族音乐学的新定义：对世界音乐的比较研究、要求用研究非西方体系的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兴趣集中在流行、城市、少数族裔等音乐以及异地居民别的群体（如妇女的音乐）；与以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对过程的研究；历时观已经主宰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研究西方影响；研究大众媒体；研究城市――城市民族音乐学的兴起；研究文化残余――（地理分布方面的）边缘残余；新的人类学方法：民族志的方法（田野工作）、统计学的关联、符号学，另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法、重新研究的方法；新的学术倾向：抛弃教条。

跨入21世纪，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新动向呢？美国前任全美民族音乐学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音乐学系名誉主席、艺术与人文学术研究院副院长蒂莫西・莱斯（Timothy Rice）教授2006秋季的“中国之行”①的讲座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回答。

莱斯把最近二十年的民族音乐学新趋向分为9类：

1.对全球化、跨国主义、海外移民、旅游的以及认知现象的兴趣和高涨。对于这一新倾向，莱斯列举了最近已出版的代表性书目：

音乐、货币与全球想象：南非与西方（Erlmann，Veit.1999）；

笼子的歌，自由的歌：音乐与越南难民的体验（Reyes，Adelaide.1999）；

津巴布韦的国家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流行音乐(Turino,Thomas,2000)；

抨击过去：安第斯山脉的音乐、记忆与认同(Romero，Raul R.2001)；

班达（Banda）：跨越边界的墨西哥人的音乐生活(Simonett,Helena.2001)；

伊尔玛达尔（Ilmatar）的灵感：芬兰民间音乐的国家主义、全球化与变化的音乐景观(Ramnarine，Tina，2003)；

与歌：南美日本人的音乐、记忆与认同(Olsen，Dale A.2004)；

在波兰塔特拉斯山（Tatras）创造音乐：旅行者、民族音乐志学者与山区音乐家(Cooley Timothy J.2005)。

2.第一部世界音乐百科辞典的出版。

《加兰（Garland）世界音乐百科全书》是最新出版的首部由民族音乐学家撰写的英文百科全书（莱斯本人也是这部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于1998年至2002年间出版。全书共有10卷，包括了世界的9个主要地区，另外还有一个增补卷。这是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3.世界音乐课程教材的出版。

最近出版了很多有关世界音乐大学水平的教科书。出版商一直要求要民族音乐学家写关于概论式的给大学本科用的有关世界音乐的教程（莱斯就写了这样一本关于保加利亚音乐的小教科书），这种出版上的需要、热情是民族音乐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表现，也说明了大学音乐系从过去只教欧洲艺术音乐到现在注重民族音乐学的转变。

4.新版权法的需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颁布版权法、民间音乐的录音在各国以及全球市场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利润，这使得民族音乐学家们关心关于知识产权和文化版权的问题成为必然。版权法的实施，意味着现在在没有经得有关表演者的同意录制、翻译或者散布表演者的录音都是不合法的，也暗示现在的民族音乐学家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出版他们田野工作的录音了。像莱斯他们这一代的民族音乐学家，他们的田野录音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不会想到这些录音还会有什么商业价值，因此不会刻意去取得什么许可。但是，现在他们的田野资料在被许多人运用到一些商业项目中，诸如录制CD、拍摄电影、印制教科书等。这就使得很多谨慎的协商成为必需。新一代民族音乐学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必须要训练有素。

5.对大众传播（mass-mediated）流行音乐之研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研究大众传播的流行音乐，研究这种大众传播音乐，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情况是学生几乎只对这种情况感兴趣。莱斯举例说，在最近一个田野工作方法课上，学生对基本的录音等技巧没有兴趣。他们说，他们要研究的那些音乐已经录好了，他们在做田野工作时不必再录了。这对老一代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是一个很惊人的变化。

在有关“大众传播流行音乐”的著作中至今还有一个没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有关技术本身的问题，如技术是如何操作来产生它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的？

在近15年中只有很少的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磁带文化：北印第安的流行音乐与技术(Manuel，Peter.1993)；

南非的声音：在南非的一个工作室创作祖鲁（Zulu）音乐(Meintjes，Louise.2003)。

6.有关暴力、战争与流行疾病的音乐研究。

这是一个很新的主题，涉及到音乐与暴力、战争以及流行疾病的关系。现在，我们赖以生存与创造音乐的世界似乎变成一个越来越暴力化、越来越难以容身的地方。以前的民族音乐学重视研究那些静止的、和平的社会、社区中的音乐，这种“稳定”创造了我们所谓的传统的音乐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那些不太安静的、有麻烦的地方，忽略了这些地方的音乐的命运。现在这个空白逐渐被一些博士论文开始填补。最近至少有两篇博士论文涉及到音乐对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回应的一个课题。明年会有两本论文集涉及到我们所称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其中一本将在音乐上反映2001年“9・11”纽约世贸大厦被袭击的情况。第二本叫“冲突中的音乐”。

尽管这些工作都是一个开端，但它将会在以后的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的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关于“爱好群体”（affinity group）音乐的研究。

“爱好群体”，最初由民族音乐学家Mark Slobin提出，是指围绕一种特别的音乐爱好而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对日本音乐的特别爱好。这样的群体不因种族、民族而联系、联结在一起。在这个特别爱好的群体中，他们创造了小范围的村落式的社会。在这个多元的、复杂的、都市的社会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爱好群体”中。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一些群体为治愈我们在大范围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孤立感提供了一剂良药。

有一本研究南斯拉夫人移民到美国的情况的书涉及到这个主题：巴尔干的魅力：在美国创造一种另类的音乐文化。（Lausevic， Mirjana.2006）。作者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有很多人竟然喜欢他家乡的音乐以及巴尔干等其它国家的音乐！这些人跟巴尔干没有民族的关系，但他们却去设法找到这种音乐，去学习表演它，并且爱上它。

在未来的15年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关于这种爱好群体以及他们运用音乐在这个彼此疏远的现代世界中来制造一个小规模的社区感的研究。

8.关于中产阶级、日常音乐的研究。

对没有特别名称的音乐现在越来越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莱斯把这种音乐叫做“中产阶级音乐（middle-class music）”或“郊区音乐(suburban music)”，或者称之为“非常普通的、每天熟悉的、每个人都没有兴趣参与的音乐”。

过去民族音乐学家经常研究那些“文化之都”（cultural capital）类型的音乐，这是被认为有价值、有兴趣的音乐。民族音乐学家选择这些音乐来研究是因为这是古老的、有深厚传统的音乐，或者因为它跟贵族阶层有关系，由此认为是艺术价值；或者因为它有异国风情，所以很有兴趣、有意思；或者因为这音乐很流行，是大众的价值表现……由此，我们忽略了每天都听到的音乐。

现在这种音乐也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国歌，它的研究是为能告诉我们当前的政治进程。莱斯列举了他的一个学生研究俄国国歌的论文：俄罗斯的国歌与国家认同的协商（Daughtry,J.Martin.2003.《民族音乐学》47（1）：42―67）。

对于这类音乐的更多研究：

四声部，不用等待：美国理发店和声的社会历史（Averill,Gage.2003），是一个关于理发店四重唱的研究。这是一个由美国中产阶级男士创作的集体性音乐的典型例子，他们把演奏当成一种爱好，他们不在乎他们的音乐是否是流行的、有深厚传统的、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异国情调的或有艺术价值的。

在2005年英国举行的由国际传统音乐协会主办的“世界大会”上，关于业余铜管乐队以及风笛乐队的类似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奇妙的噪音：巴西东南的魔幻之旅（Reliy,Suzel.2002）――研究居住在巴西圣保罗郊区的工人，他们演唱圣歌行进时的音乐。

关于犹太中产阶级以及关于基督教等宗教音乐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有个研究生的硕士论文是关于香港的手机铃声的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新开辟的领域，他们履行了很多年以前内特尔的一个承诺――民族音乐学家要研究社会当中所有的音乐。相对于这些研究，莱斯又补充了一条：还应包括那些最普通的、最熟悉的、最乏味的音乐。

9.关于因特网上的音乐生活的研究。

因特网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研究人们音乐行为的一个场所，应该对其产生兴趣，这是毫无质疑的，但目前还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1995年，有一个学生莱斯认为是第一个发表了互联网上音乐生活的扩展田野工作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叫《“虚拟音乐共同体”：作为文化体系的民间音乐互联网讨论群体》。2005年，另外一个学生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虚拟的田野工作》，他的很多项目包括俄国音乐的采访都是通过因特网制作、实现的。莱斯预言，在因特网上的研究将会变成一种时尚、潮流。

由此看来，从70年代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9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新方向》，再到21世纪蒂莫西・莱斯的“21世纪民族音乐学的新趋势”，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从最初的关注音乐种类飞跃到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直至现在对特殊视角的探索，形成了当今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差异”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差异”是指诸如一群人在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方面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劣势，即一些重大的差异的方面。这些方面显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这些个体与亚群体的特性被看作是由矛盾、差异和对立造成的，由此，共识的研究几乎完全消失，个体和亚群体现象变得更重要了。这使得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视野“超越了所谓的‘其他’民族，而转向了差异所造成的女性、儿童、移民、社会下层等亚群体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1.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历史的轨迹》[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第44-62页。

2.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十年研究倾向――系统分类与定量分析》[C]，《世界音乐文丛》1992年1期，人民音乐出版社。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音乐文化传播；社会音乐生产；音乐传播；音乐编辑

中图分类号：J60-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1-

现代传媒的兴起，使得传播链条的社会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方式多元、形态各异的传播行为已经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实践来看，人类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繁荣，都离不开传播行为的发生，时值当下的中国音乐学，业已将 “音乐传播学”列为新时期重点培植的学科。对于音乐传播学的研究，曾遂今指出：“从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绝不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不应当是音乐学与传播学的简单相加。音乐传播学，是音乐学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思维方式发展条件技术下的新学科的拓展与延伸，是对音乐传播现象考察、研究、思考而形成的学问。音乐传播学不是传播学，但传播学是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基础、知识基础、观念基础。” (1)笔者想起修海林曾对音乐传播学的学科内容给予这样的论解：“音乐传播学是以历史文化生活中的人类音乐活动及其传播的行为与方式、传播的途径与媒介、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的关系，以及形成的某种传播理论等现象为研究对象。”(2)结合相关论述，笔者发现无论是从宏观视阈的学科界定还是微观层面上的理论阐释，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始终贯穿在整个传播学研究的架构当中，作为音乐传播行为的发端者――“人”是音乐传播机制运行下的社会主体,而我们日常概念中的“音乐文化的传播”，实则是人类相关音乐活动与形态的传播。

对于音乐文化传播中信息的接受与选择构成了音乐传播的行为特质，作为人类音乐传播活动中代表意义的社会实践――音乐编辑活动，被视为音乐文化传播链上的枢纽工程。近年来，音乐学术出版的发展与音乐专业编辑队伍的不断壮大，使得国内音乐编辑出版事业取得了累累硕果。伴随着音乐文化的进步与繁荣，对于国内音乐编辑学科的建立与音乐编辑学术事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而音乐编辑活动与音乐编辑群体在社会文化传播进程中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亦受到研究各界的关注。现实来看，结合当下音乐传播的研究视阈来深

入剖析文化传播中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是一项必要的学术专题，此项论题不仅有益于社会各界对音乐编辑学科及音乐编辑职业作出更加全面而透彻地认解，更有益于音乐学界在人类优秀音乐文化传承这项长远事业中作出更为积极的探索。

一、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

从音乐出现在人类生活的那一天起，作为历史文化嬗变的另一种符号，音乐文化本身就被蕴含了社会文化的多重信息，音乐文化记述着人类精神文明创造下的璀璨成果。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思考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认为音乐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从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亦可以了解音乐与政治兴衰、社会变迁、文化传播的紧密联系。从远古时期的劳动号子到唐代的宫廷乐舞，无论音乐形态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类寄托音乐来传达对生活的美好期许，也正是由于这种热切的渴望才激发了人类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灵感。在人类音乐生产活动的早期，社会音乐形态的演变是由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音乐表演的门类与音乐文化的形成受到群众音乐审美和民间音乐习俗的影响。这一历史面貌下的音乐创作，或是音乐活动者“口传面授”式的即兴发挥或是其在演出过程中的随意编排，而在潜意识存在中的“音乐编辑思维”(3制约着音乐活动者对于创作内容的提炼与选择，使其根据社会各阶层的音乐需要进行不固定的创作与加工，这种处于萌芽时期的音乐编辑活动规约着音乐活动者的各种传播行为，此时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与音乐传播被融合在一个“三位一体” 的行为范式之中，为图中所示的[1]“音乐编辑行为的萌生阶段”。

该阶段的音乐传播由于文化形态与创作方式的单一和局限，导致了时间与空间格局下音乐信息的流失，直至乐谱成为一种音乐载体出现，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社会交往与信息交流的需求。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是乐谱成为真正意义音乐媒介的开始，技术的更新与效率的提高使得母版乐谱的生命得以无限次的延长，而无以计数地印刷与复制促使音乐文化的传播冲破时间的围栏，信息流通中不稳定与不长远的情况亦得到了质的改善。“音乐编辑行为成型阶段”（图示[2]）的显著特征即是音乐编辑这一环节在社会音乐生产中的日益凸显。音乐编辑行为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萌生状态”后，由于乐谱媒介的出现，印刷业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大规模传播，而在乐谱传播的过程中，社会音乐生产逐渐出现了分工明确的创作、表演、记谱、印谱等职业群体，音乐编辑思维指导下的音乐编辑行为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功能环节。音乐编辑行为的个性化发展促成了乐谱媒介在音乐传播中强大的功能发挥，乐谱媒介的界入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音乐传播的地域限制与时间限制，同时也为活跃音乐艺术的创作而推波助澜。随着乐谱媒介生产的发展，音乐文化的传播不再满足于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集为一体的状态，要求音乐创作从音乐表演活动中分化出来，以更为专业的形式出现。成型期的音乐编辑活动，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强，对于乐谱媒介的各种记号、不同乐器的标记方式以及不同类别乐谱的版本区别等也已出现步骤清晰的专业方法和编辑流程。社会音乐生产中的职业分工为音乐编辑职业的成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世界文明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飞跃，凝结出视觉与听觉共享的音乐文化形态，音乐编辑活动从最初的朦胧意识到对文化的刻意加工，为人类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共享营造出多元渠道。20世纪伊始，电视与电影等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颠覆了印刷时代以文字为主要阅读方式的信息传播，从单一符号到具体声像的媒介转换，不仅仅改写了人类对于文化生产的传播习惯，更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带来又一次质的跨越。显然，传统的音乐编辑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进度，音乐编辑这一职能群体也因为社会生产的需要逐渐从文化的被动接受中解放出来，开始主动地对各类音乐文化进行有机选择。而电子音乐与网络音乐的前后裹挟，社会大众开始倾向于高速便捷、内容丰富的传播方式。音乐编辑活动中技术的更新带来职能的区分，各个门类中的音乐编辑采用精进的编辑手段对各式音乐文化进行技术加工，利用不同的媒介形式将音乐文化信息以多层次、广辐射的方式传播出去。作为接受群体的社会受众，传播学中丹尼斯・麦奎尔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受众既是社会环境――这种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兴趣、理解力和信息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4)由此可知，受众乃是社会文明发展下的产物，是传播媒介与传播链条中动因的客体，是传播运行的最终指向。作为音乐传播链另一端的音乐受众群体，在音乐媒介的作用下与音乐文化发生着各式各样的联系。从音乐传播的层次化来分析，音乐受众并不只是纯粹的作为信息接收者而存在，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也并不是自动的完全采纳，是由通过认知信息而进入到自我判断与取舍的阶段，最后才为信息的接受。音乐受众将以各种传播手段反馈他们对于音乐文化传播的意见和要求，受众对于重大音乐事件的讨论还可形成某种舆论导向，所以说，音乐受众的喜好制约着音乐创作的趋向，受众对于音乐信息的取舍亦决定着音乐传播的发展方向。信息传播者与音乐受众构成了音乐传播活动的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传媒的宏观运势下，二者单一的传授关系已经转化为今天以受众为传播中心、传者与受者互动影响的局面。这时的音乐编辑行为无疑成为传者与受者之间最好的“剂”，而对于音乐受众的信息反馈与功能引导，势必会成为新时期音乐编辑职能发挥的又一处体现。

二、音乐传播媒介中音乐编辑活动的职能体现

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传播活动的本质体现于信息的流通，而音乐传播的实质即是音乐信息的传递和流通，音乐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本质体现即是通过种种信息化了的媒介符号相互交流和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多层次的传播体系。在音乐传播的生产机制中，多样化的音乐传播通道为音乐文化的互动与互鉴提供可能，根据音乐编辑技术的不同，我们可将编辑产品划分为两大类别，即印刷出版物和电子出版物。现代社会中，音乐传播形式由早先的唱片到盒式卡带，最后发展到无线电台、电视与网络的联姻，技术的进步为音乐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同时，音乐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口语媒介、乐谱媒介等传统形式的功能发挥后，伴随着电子技术媒介的兴起而走向信息与文化高速运转的全能时期。市场经济的来，文化工业的生产随即进入到“消费主义”的语境当中，昭示着文化产品“专业性”与“娱乐性” 的突出；市场营销手段的介入迫使音乐传播与商业运作进行联姻，音乐传播与电子传媒的结合，使得社会受众强调自我的意识诉求得到了及时的宣泄。流行音乐的适时出现，给大众带去了情感的慰藉和休闲的娱乐，然而在商品经济的操纵下，流行音乐为了弥补自身易重复、寿命短的缺陷，不得不时刻强调唱片的销售量、网络的点击率，社会大众在此等强势媒介的喧哗氛围中得到了感官的刺激、意想的满足、潇洒的享受，越来越多的音乐创作开始倾向于花样的翻新而忽略音乐的内在，名目繁多的音响、音像产品使人眼花缭乱，喧嚣尘上的文化产品市场背后让人看到更多的却是文化的迷茫和大众的无奈。审视现代传媒的激烈竞争，音乐传播视阈下的传播媒介似乎都在努力为自身开辟一个更加适宜的生存空间，然而视野的偏执、追求的狭隘已经带给受众群体审美的疲劳和心理的失落，音乐文化的两极缺失已然存在，不得不承认，仪态万千的音乐繁荣背后早已传来“文化的悲歌”。2002年“首届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此次会议全面展示了90年代以来音乐传播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商榷了技术革命影响下音乐传播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挑战。在该次会议上 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在音乐文化传播与研究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给予肯定， 并指出音乐期刊在音乐传播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音乐编辑出版界中的“老大哥”――人民音乐出版社率先发起行动做出回应，在以“宣扬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前提下集合北京交响乐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之力而精心策划的同名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地在京城展开。2007年5月，首场“《中国当代作曲家曲库》音乐会”（以下简称“曲库”音乐会）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行，人民音乐出版社利用该社优势对此项活动投入大量精力、物力，不仅在曲目遴选与演出安排上狠下功夫，还以相关曲目总谱及音响CD的出版为音乐会的举办做好精心准备，并以向音乐高校学生及相关专业单位给予赠票的形式扩大影响范围，力求将“曲库” 音乐会打造成为文化艺术界的一个 “精品”，使其以“文化品牌” 的模式延展开来。迄今为止该项活动已成功举办四届，并以每年出新、每届推新的形式为社会大众奉上了主题昂扬、风格不一的音乐大餐，取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由此项活动引发的学术界关于“当代音乐创作与传播” 等论题的一系列研讨更为音乐创作、音乐传播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簇新论点。

笔者以为，“曲库”音乐会的圆满举行要归功于文化出版机构与专业创作团体及演出单位的携手合作，这一大胆尝试使得编辑群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充分体现了编辑主体对于文化传播的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就音乐编辑而言，一切既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作为编辑的对象，由于传播链上既往媒介与新型媒介的相对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信息的重复与历史内容的缺失。社会生产力的综合运作协同文化知识结构从一元走向多元，编辑主体与媒介之间也不再是固定的主客体关系，这就要求编辑主体的思维逻辑须从“工具性”与“知识性”的界限中发散出来，要以多维存在的视线辨析繁复的音乐文化形态。“曲库”音乐会的模式是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纸媒作品转换为音响作品，音乐编辑根据时代主题的旋律特点结合编辑技术并以时代审美的视角对既往媒介中蕴含的历史音乐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将新媒介与旧媒介中的相关信息与材料加以解构、分析与重组，赋予选曲新的内涵和生命。对于文化传播而言，音乐编辑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对文化进行审读、分析和缔构的过程，编辑主体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守门员和把关人制约着文化传播的速度、方向和质量以及人们精神产品的满足程度等。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各类音乐符号在进入社会音乐生产体系之前，多是一些散乱而无序的个体，其中所蕴含的价值信息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单纯的技术加工很难创造出优秀的编辑作品，一部文化底蕴深厚、社会反响良好的编辑出版物，往往是音乐编辑在审鉴社会大众需要、结合文化传播现状，以新思维、新视觉、新感受挖掘和创造优质选题、精心编撰之后的产物。实践得知，编辑的职能体现还在于要将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联系起来，确保音乐传播链的完整与契合；在继承音乐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进行可建构意义上的整合，不但打破了历史音乐文化传承中的固有障碍，也留给观者足够的诠释与感受空间。由编辑主体引导的在三者之间形成的一种“超文本”意识上的认同链接，在使得音乐传播链上的音乐创作与音乐受众之间形成互动，产生了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多重传播效果。为了保证音乐传播的良性循环，音乐编辑活动要对全部媒介元素进行创新意义的系统开发，按照自主的编辑创意和价值取向将旧媒介进行审视、选择、编次、加工、拼贴与重构，在统一的创意构思中这些旧的媒介载体经过优化和创造，富有了全新的传播效用。需了解的是传播学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和孤立的过程，而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互动性。为了实现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乔治・赫伯特・米德指出“任何传播都必须以个体本身积极参与的某种合作作为参与交流的唯一可能基础。正是传播的这种合作性、交互性和双向性，才构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过程，致使人们能够与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空间位置的任何其他人一起进入一个社会过程。”(5)笔者以为，米德提出的“传播的理想状态或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实则是对社会传播机制运营中人类文化传播的本色写照，在这个“人人参与” 的文化传播和媒介生产过程中，音乐编辑职业群体不仅承担着传播中介的责任，更扮演着创造者和指引者的角色，具有多重的社会身份。

三、音乐传播视野下的音乐编辑学术与学科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编辑学”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初露端倪，学界对于音乐编辑学的学科认知普遍是以“音乐学与编辑学的结合”而定义。80年代中期，该领域的部分

论题在理论研究界形成探讨，1987年以四川音乐学院学报《音乐探索》为先行，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和主要理论期刊纷纷开设“音乐编辑学”专栏，为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及交流开拓空间，此时期的学术文论中零星出现了专业音乐编辑著写的相关文章，所涉内容多以交流工作经验、总结编辑素养为主。作为一个根基稚嫩的新生学科，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理论并无前迹可鉴，从学理层面来说，音乐编辑学的学科界定与释义、学科内容与对象的划分、方法理论与成果的总结等尚处在青涩的爬索阶段。1997年以翟咏的《现代音乐编辑实践呼唤理论建设》(6)一文为先声，向研究界发出了“应当加强对于音乐编辑学学科理论建设”的呼吁，该文详尽描述了出版业繁荣中音乐编辑出版的突出贡献，并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强调了音乐编辑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1997年第4期的《黄钟》正式推出“音乐编辑学专栏”，并以“卷首语”为窗口向海内外音乐编辑发出倡议，阐述了开展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必要的同时还从撰稿的角度对音乐编辑学研究提供了十多种研究途径。”(7)另外，该期的“音乐编辑学”栏目中刊发的《关于音乐编辑科学定位的思考》(8)一文将研究视镜对准音乐文化传播中的音乐编辑行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剖析了音乐编辑环节的社会功能，并从历史维度出发回顾音乐编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是音乐学学科理论建设中对于音乐编辑学研究的崭新考察。世纪交替之际，武汉音乐学院蔡际洲先生以历时性研究的笔触在其《一个悄然兴起的研究领域――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编辑学研究》(9)一文中，通过分类研究的方式从“编辑学学科理论研究”、“期刊图书编辑研究”、“广播电视编辑研究”、“音像编辑制品研究”等方面细致梳理了当代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成果，其中重点回顾了“集成编辑学研究”的现状，蔡文在阐解该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同时，点明了该学科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的相通之处。21世纪以来，音乐编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伴随着各项音乐事业的欣欣气象不再拘泥于学科理论的求索而是在立足实践的同时以回归社会音乐生活的情怀关注学术研究的创新，诸多紧贴时代、论点新颖的学术文论相继涌现，如《互联网汉语流行音乐网站的编辑管窥及音乐网站编辑应有的视野（上、下）》、《我国学术性音乐期刊的栏目设置与栏目策划》、《数字音乐

市场盈利策略探析》等(10)文论的出现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音乐编辑领域的学术积累。由于媒介发展的强劲势头，传播事业的固定程式随而改变，结合传播学视阈下的学术研究成为音乐各科的研究重点，承合着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热潮，相关学术专著与学术文论的阐发为其他音乐各科的研究事业激荡出新的火花。作为精神生产中的职能部门，音乐编辑行为出现在人类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音乐编辑与文化传播之间呈现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即要求学术探索的眼光须从音乐社会生产的各个细节去考虑，诸如关于音乐编辑在音乐传播中的角色定位、音乐编辑与音乐传播媒介的互动影响等问题的讨论成为时下学界的热门选题。赵志安的《谈大众音乐传播中的“把关人”》(11)一文，以大众传播学中的“把关人”理论为基点，剖析音乐各行业在媒介传播中的纽带作用，并以音乐编辑对于音乐信息的发现、收集与过滤为佐证，阐述了当代媒介传播态势下“把关人”应当具备的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侯晏霞的《现代传媒中的音乐编辑行为过程解读》(12)该文联系现实生活，将音乐编辑活动置于形式多样的现代传媒体系中，运用社会学原理，透析音乐编辑行为在现代传媒中所扮演的“社会身份”，对于其在音乐文化传播链条中所发挥的能动性作用进行细致的剖析。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不仅可以烘托出学术视野的开阔、学术成果的出新，更能够为学术人才的培养、学科建设的铺垫培植温床。国内音乐编辑人才的教育事业始于90年代初期，以西安音乐学院为首例开创了国内音乐编辑专业依靠专业音乐院校为平台、职业音乐编辑为带领的特色教学模式。众所周知，当下的专业音乐编辑队伍中集结了一大批音乐界的专家、学者，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双轨并行使得编辑群体中的学术资源得到了更为全面的开发；而从学科建筑与人才培养中摸索而出的实际经验则为今后学术事业的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目前国内已有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南大学等多家艺术院校与综合大学招收音乐编辑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笔者将中国知网硕士学位论文库中音乐编辑学方向硕士学位论文的检索情况成图如下：

如图所示，该学科方向的人才培养呈逐年上升趋势，从学位论文的题目中反映出编辑界对于音乐刊物研究的重视同时也体现出音乐编辑学科的教育特点。笔者了解到在具体音乐编辑教学实践中教学内容与课程的设置多由执教者自行决定，但是由于院校情况的不同，关于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各家没有达成共识，而当下的音乐编辑学术研究中虽有个别文集出版，但是未能形成推广性质的专业教材与理论专著。细数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编辑素养的讨论抑或是对于理论建设的探究，都是以编辑学原理为指导下的基本研究，作为音乐编辑学的上位学科，编辑学基本原理是音乐编辑学理论架构的依据。诚然，编辑学背景下的理论指导为音乐编辑学术探索之根本，但是学科之间的融合交叉是音乐编辑学最为鲜活的学科特征，音乐学体系中的各子学科都与音乐编辑学科天然联系，音乐编辑学在具体编辑活动和环节中的研究离不开与音乐学诸学科的结合与碰撞。步入21世纪以来，音乐文化的生产已不再只是单向的流通，音乐编辑工作亦不再是普通的技术加工，而是在适应信息爆炸与文化变更的同时能动地进行思辨与选择，倘若我们仅用编辑主、客体及其二元关系的理论眼光去审视音乐编辑活动中的一切对象，那么我们的研究恐怕只能停于事项的表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音乐界迎来了学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新型学科的出现、科学理论的融入探求着学术视阈的拓宽与学术研究的纵深。在音乐传播无处不在的音乐生活当中，音乐编辑行为存在于各种音乐传播活动中并与社会结构中的各个层面产生联系，透过包罗万象的音乐传播现象，音乐编辑可从其复杂关系中探究一般性规律从而再深入至各个门类中的具体音乐编辑环节考察其特殊性。所以，对于音乐编辑学学术研究还应从共时性角度入手观察当代大众音乐传播中音乐编辑活动的整体模式与各个环节中的具体特征；研究历史横切面上的各个音乐学科，发掘音乐编辑学与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献学等音乐学各学科的共异性存在。

四、结语

音乐传播在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学术探索构成了音乐传播研究领域的轮廓框架，而音乐从自然传播形态到技术传播形态的演变，是我们人类音乐活动发生效应的结果。音乐传播学中将人类音乐传播行为的变化、运用的方法、产生的效果等作为各个实际研究的对象，期望发掘出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特点与规律。然而在对于音乐传播行为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传播行为的变化带来了音乐形态的改变，传播过程中音乐形态的传播方向、运动特点是一种直观性的社会现象，是音乐传播研究的社会参照；人类音乐传播过程中渗透着音乐文化的丰富讯息，音乐形态的变迁中文化的内涵跟随着人类的传播行为得以保存，所以说，音乐传播中文化的传递与传承是当代音乐传播研究的要义。伴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勃兴，学术研究界一方面回顾反思近年来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一方面不懈求索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创新。在以国内艺术院校教育为依托的基础上以学术研讨的形式进行不同阶段的学术总结与展望，让我们看到了音乐传播这个新兴学科在音乐学领域的蓬勃生机。2007年由中国传媒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们了解到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在学科设置与教学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教育成果。然而在欣喜之余，学术界着重讨论了学科建设中专业理论与专业教材的缺失和文化产业中音乐传播学科建设的境遇。窃以为，教学内容的改进是提高教学水准的前提、是发展学科教育的动力，音乐传播学与音乐编辑学的息息相关注定了两者在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事业中的相通与相融，传播活动与编辑行为的互文特征决定了研究者与从业者对学术理论与业务知识的兼顾性。笔者以为，诸如传播原理、媒介理论、编辑学方法论与编辑史等专业内容的增加有益于学术视野下的历时性研究；而编辑实务的学习与实践有助于在学术活动中更加敏锐和客观的发现问题、归纳方法。总而言之，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互助是一种原生力，任一学科的进步都将会带动若干其他学科的成长。

音乐社会学的研究中将音乐在社会体系中的运动过程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自音乐编辑活动出现的那一天起，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描述着音乐形式的演变和风格流派的形成，这些被镌刻在历史长河上的音乐的纵向运动积淀成为一部厚重的中国音乐史；而活跃在时间轨道上的音乐的横向运动催生出众多形态各异的音乐形象和载体形式，在音乐编辑的巧手演绎下摇曳出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婆娑身影。修海林在《“以线多类”音乐文化事象的研究推动音乐史分期研究的深入》(13)一文中提到了“文化整合力”，指出了文化整合力是对音乐历史进行分期研究的关键性依据。笔者以为，这种宏观把握的思维与媒介传播中音乐编辑的媒介整合理念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须知道，我们身处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的“地球村”(14)当中，地球村的出现使得社会文化与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式各样的信息传递中文化的认同感则是维系在人类空间格局中的无形纽带，在它的牵引下，人类在符合时代意义的审美与情感体验中自由交往，从而实现了人类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相互交融。可以说，音乐文化与媒介传播彼此依赖，在人类彼此相对静止的社会活动中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并不仅是为了创造详尽可数的学术成果更是为了将历史进程中的人类文明传承下去、发扬壮大。所以说，勿须再用局限的眼光看待音乐文化的周围一切，更勿须将学科的殊异作为学术的界限，只有在相对的交流与运动中，方能真正实现人类宝贵文化的生息相传！

参考文献：

(1 )曾遂今．中国大众音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2) 曾遂今． 音乐社会学[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3)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教程[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4) 曾田力．中国音乐传播论坛（第一辑）[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5) 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第二辑[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 王建元．音乐传播与音乐传播学（第三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7) 南京艺术学院“中国当代音乐学”课题组．中国当代音乐学[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8篇

本届研讨会由文化部和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以及莫斯科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国立艺术学院、叶卡捷琳堡音乐学院、俄罗斯远东国立艺术学院等中外20余所音乐院团的近百位中俄音乐交流的专家、学者热烈响应。大家围绕近百年中俄音乐交流的得与失、理论与创作、美学与历史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本次研讨会学风严谨，筹备期长达两年，所有参会论文都经过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评估。参加论坛的包括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左贞观、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知名音乐史学家玛・叶西波娃、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副院长康・谢金、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副院长娜・杰克嘉廖娃和叶卡捷琳堡音乐学院院长施卡鲁普、俄罗斯远东国立艺术学院院长丘古诺夫、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艺术学院院长弗・祖罗姆斯基等国外资深专家，还有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天津音乐学院院长徐昌俊、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陶亚兵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在8月9日上午举行的简短开幕式上，陶亚兵在致辞中阐述了举办本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在中俄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借由“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所搭建的绝好平台，对中俄音乐交往的历史事迹的深入挖掘整理以及思辨研究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升华两国音乐界的紧密关系，提升“哈夏”音乐会的学术内涵，促进两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他真诚期待到会嘉宾能为“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发表真知灼见，并以史为鉴，为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中俄音乐交流提供理论支撑。

在随后举行的专题研讨中，5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的5个议题――“中国音乐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俄罗斯作曲家创作的中国主题音乐作品研究、中俄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中俄音乐合作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中俄音乐交流历史回顾与现状研究”做了精彩发言。与会专家学者立足各自研究领域，采取不同研究视角，透视中俄音乐交流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术品位――助力“哈夏”国际化

早在今年6月，“哈夏”组委会就宣布：以展现哈尔滨市“高雅、时尚、浪漫”的城市艺术氛围为主题的第32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整体框架包括“一场开幕演出、两大系列演出、三个重要赛事、四项创新活动”。其中，四项创新活动的第一项就包括：以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为主体，举办中俄音乐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也是本届“哈夏”音乐会旨在提升其学术内涵、实现国际化的创新做法。

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在音乐交流方面源远流长，中国音乐特别是黑龙江音乐的发展受俄罗斯音乐①影响较大。每一届“哈夏”音乐会，都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音乐通过不同的形式上演。漫步在哈尔滨大街小巷，从广场舞曲到宾馆餐厅的背景音乐，俄罗斯音乐不绝于耳。参加研讨会的部分专家学者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种文化联系。

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代表中不乏上世纪留学苏俄的老一辈优秀艺术家，也有许多倾注毕生精力在俄侨音乐研究的学者以及中国音乐界高层人士。如黑龙江省社会研究院研究员李述笑毕生致力于从事哈尔滨俄侨音乐的研究，他通过《论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的议题从社会基础和文化环境、俄侨音乐学校、对哈尔滨音乐的影响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了哈尔滨俄侨音乐教育的概况。黑龙江音乐博物馆馆长苗笛展示了哈尔滨俄侨音乐学校的成绩单、俄罗斯古老民族乐器，以及我国知名作曲家谷建芬在哈尔滨音乐学校学习的照片。黑龙江省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指挥贾宝林讲述了自己的老师同苏联专家学习的经历，他的合唱指挥老师是苏联专家杜马舍夫的弟子、管弦乐队的老师也师从苏联专家。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苏俄专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理事、黑龙江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徐世铭以《哈尔滨人们的期待――促进中俄歌曲交流的几点建议》为题进行大会发言。他提出了中俄音乐交流的一些建议：借助友好城市，广开音乐渠道；借助官民相融的人脉网络，推动中俄音乐交流的实质性进展；培养青少年的情趣，使中俄音乐交流可持续地发展；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历史、视听资料的兑换。提出社会群体的自觉行为成为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动力元素，两国还应以推介各国的优秀曲目为首。

黑龙江省知名音乐教育家、哈尔滨师范大学原音乐教育系主任方智诺谈到他的整个家族的音乐人生都受到儿时邻居――一位俄罗斯指挥的启示，并以《苏俄经典音乐文化伴我在音乐求索之路上》的论题讲述了自己的艺术人生。方智诺强调中国钢琴的根在俄罗斯，钢琴教授查哈罗夫具有最大的贡献，周广仁、付聪、殷承宗等一批钢琴家都师从于他。他表示现在的中国作曲家正处于集成与创新的两难境地，创作上需要学会更多角度的开发与吸收，要在寻根与开放之间形成一种多元的特性。

成果――展示研究新动向

早在5年前的2009年，第一届“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会议最大的成果之一便是搭建了中俄音乐交流研究的成果平台。5年间，这一平台切实起到了“成果会”的作用。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努力下，大量中俄音乐交流的学术成果借由这一平台进入音乐艺术学科领域。

5年间，以陶亚兵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影响研究》为代表，一大批中俄音乐交流成果陆续面世，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中俄音乐交流史事回顾与当代反思》、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俄罗斯当代著名华裔作曲家左贞观音乐创作技法研究》等，各种论文近千篇，关注该研究的中俄专家持续增多。

正如左贞观所说，5年前在同一地点举办的第一次中俄音乐交流研讨会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国和俄罗斯方面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届研讨会，左贞观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冼星海与苏联”，主要谈了我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旅居俄罗斯生活期间在音乐创作方面的贡献及他的生活。

玛・叶西波娃的父亲是北京广播交响乐团的奠基人，因此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她向大家介绍了21世纪俄罗斯研究中国音乐的状况，指出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也在逐步升温。俄罗斯现在很缺少中国音乐的专著、音乐课本，她本人很希望俄罗斯建立中国音乐研究中心，以较好地促进俄罗斯人民对于中国音乐的研究与学习。娜・杰克嘉廖娃表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是世界唯一拥有古老唱法的音乐学院，古老曲谱保存至17世纪。她向大家介绍了学院历史、发展轨迹和教学工作。如今学院开拓了俄罗斯宗教音乐的研究、中国丁善德作品研究两个研究领域。

徐昌俊阐述了俄罗斯音乐家齐尔品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齐尔品出于对东方文化的热爱，在上世纪30年代于上海发起了征集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活动。贺绿汀创作的《牧童短笛》第一个获奖，这激起了中国人重拾民族音乐的信心。徐昌俊特别强调我们都是中俄音乐交流成果的受益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韩钟恩为学术研究思路开拓了新的角度，谈及中俄音乐交流研究的新视角：强调形式与内容的剥离，主张方法与本体之间进行关照。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刘学清研究员谈及多元文化中的哈尔滨声乐艺术。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陈恕以《探寻赫哲族伊玛堪说唱活态传承之路》为题，从伊玛堪的类别归属、文化自觉与活态环境和说唱本体的活态传承三个方面，阐述了黑龙江跨界民族赫哲族与那乃人伊玛堪的保护与传承。黑龙江省声乐学会会长、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崔杰夫讲述了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的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在哈尔滨演出的事迹，表达了对俄罗斯声乐艺术的深深敬仰。

实质合作――创新交流新模式

如果说5年前的首届研讨会只是明确了中俄音乐交流在未来的合作领域、确定了交流的趋势，那么，本届研讨会则实现了来自两国音乐及音乐教育机构的实质性合作。而这种建立在笃实学术成果基础上的实质性合作，除了切实保障了合作方式的可持续性之外，还为更高层次的两国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组委会在本届“哈夏”期间启动中国俄罗斯音乐文化交流中心，俄罗斯专家一致强烈要求将中国音乐的大量文献资料介绍到俄罗斯，并表达了在俄罗斯建立中国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美好愿望。

弗・祖罗姆斯基表示，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国立艺术学院拥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和地位很高的学术论文出版社，以及专业学术期刊，学院设有音乐理论教研组、声乐教研组、演奏教研组、外国音乐史教研组、俄国音乐史教研组、跨越题目教研组等教学领域。此外，还探索了两个新的学科组――文献检索组、纯粹学术组。学院很期待建设中国音乐研究中心。

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郭萌介绍了他的在研课题――《高教强省战略与转型时期俄罗斯教育改革保障体系的借鉴研究》，该项目被列为吉林省专家建言项目，他的论述出发点正是俄罗斯转型时期教育改革中我国可以借鉴的方面，他认为“政府支持、激发活力、加强建设、特色发展”四个方面是当前音乐学科建设的重要抓手。

“实质性合作”还主要体现在艺术教育领域。如黑河学院副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党维波以《中俄音乐高校公共音乐欣赏课教育思想比较》为题发言，从开设时间、教育基础、教学时段、课程地位等几方面讲述了两国教育的差异。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孙德俊以《苏石林对中国高等声乐艺术教育发展的影响》为题，回顾了苏石林对于中国声乐的贡献。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李岩松以《新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第六届莫斯科联欢节》为题，讲述了一段令中俄两国人民难忘的音乐交流史。

正如赵塔里木在大会上的致辞，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途径，音乐在人类交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音乐在人类文化中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人类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实质就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方式的多样性。音乐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资源，它的价值实现必然要依靠交流。近百年的中俄音乐交流对中国音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中俄两国音乐界共同期望在难得的历史机遇中，通过音乐得到更进一步的交流。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9篇

综观全部发言，其所涉猎的专题，以区域中的音乐文化问题、乐种个案研究问题为主的黄河流域音乐文化研究占据着较大比重，贴合了本次会议的预设主题，不乏新的突破。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比较学、文化人类学等方法的综合使用。概而述之，这些研究内容以西安鼓乐研究专题、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生存状况及传承研究、乐律及乐种综合研究、音乐区域分布及文化关系研究为重。

一、西安鼓乐研究专题

本届年会之召开地，无疑是西安鼓乐得以列为专题开展研讨的便利条件。事实上，学界围绕西安鼓乐的研究既往多集中于鼓乐乐史、乐谱、乐器、音乐形态、曲词学等方面的考证上。在本届年会上，以西安音乐学院教师为主体发表的论文显示出了东道主对本地传统乐种的一致关注与细致研究。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突破，既有新的学术成果表述，还不乏新的研究理路展现。

冯亚兰《关于记译西安鼓乐俗字谱的研究――准确合理科学地记译西安鼓乐俗字谱》，指出近年来西安鼓乐谱记译中，如何确保记译的乐谱要与艺师们韵曲或演奏的音响效果相符，如何确保记译的乐谱既要与传统乐学、律学理论相符，更要结合实际充分考虑如民间乐社在演奏方面的实际问题，以将译谱工作做得更准确、合理。焦杰《长安古乐七音十簧笙及其四调的由来》认为西安鼓乐所用十簧笙虽然缺簧少律只能吹奏骨干音，但是因为简单易学便于在民间鼓乐社推广，所以在历史的选择中成为了鼓乐社的主要乐器。牛玉冰《西安地区民间鼓乐社与铜器社的念词音乐研究》分析了鼓乐社、铜器社念词的音乐形态和受众形成的原因。

不同于上述基于音乐本体的研究，叶明春《论西安鼓乐的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围绕鼓乐的表演形式、乐社民俗与宗教活动、鼓乐传承与保护等方面，尝试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西安鼓乐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或兼顾审美与实用功能进行了分析研究。而程天健、王晓平合撰《生命为鼓乐燃烧》，从李石根出版的《西安鼓乐全书》价值意义出发，肯定了这位毕生致力于西安鼓乐研究的学者奠定的“西安鼓乐学”基础及倡导创立长安乐派等贡献和意义。

二、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生存状况及传承研究

黄河流域传统音乐生存状况及传承研究是本届年会的重要预设主题。近年来，各地域、各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的车轮下境地堪忧，对现有传统音乐文化现象生存状况做田野调查、研究其保护与传承是颇受关注的论题。在本届年会上有十余位学者围绕这一专题，无论是音乐文化现象本身或研究视野，还是对文化现象背后音乐本体、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问题所做多元分析的方法都有新的突破。

河北大学齐易等通过对端村音乐会样本从不同观察点上展开，讨论传统音乐克服阻力适应新环境的可能性。针对至今仍然活动的10家端村音乐会样本，看到由村中年轻人积极推动、老艺人全力配合而恢复起来的传统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经验。包头师院李红梅《“族群语境”中的仪式音声展演与文化认同――以成吉思汗陵2012年“春节”祭祀仪式音声为例》，记录其对成吉思汗衣冠冢的祭祀活动现象学考察结果，系统展示“守陵人”达尔霍特族群图特的祭祀传统，探究音声在祭祀仪式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的符号意义和象征功能。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文慧《科尔沁蒙古族萨满仪式音声的个案调查》则通过记录一名萨满帮助其弟子举行“供奉希图根”仪式的过程，看音乐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的作用。包头师院姜晓芳《内蒙古包头市梅力更召庙嘛尼会仪式音声调查》，以唯一的蒙语藏传佛教寺庙梅力更召庙举行的诵经仪式作为研究对象，对仪式活动中的音声进行分析。

吴燕村《蓝田晋化现存水会乐社音乐形态考察》，集中于流行在陕西蓝田民间的水会音乐发展现状进行考察，指出商业化时代舞台表演对即将消亡的民间音乐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及不利影响。兰州大学燕仲飞《甘肃陇南仇池山歌现状调查》从甘肃陇南仇池山歌的流传形式、艺术特征、仇池山歌与洮岷花儿的异同性、仇池山歌的传承与保护角度，展示了独具魅力的古老氐族文化遗产。洛阳师范学院马春莲《口头传统艺术中的“规则”：河洛大鼓的程式化特征探析》对洛阳大鼓的祭祀、演出程序，音乐、描述的范式进行总结。中国艺术研究院于华的《鱼河堡府城隍庙庙会的调查与研究》，记述榆林市鱼河堡府城隍庙正月社火祭祀，对祭祀的仪式流程和所用音乐进行研究。樊家城《黄土高原地区民歌的生存与传承》对黄土高原民歌的保存、传承与发展提出思考与建议。王雪《20世纪传统音乐资源进入高校的启示与反思――以二人台艺术家丁喜才传承个案研究为例》介绍了丁喜才从民间舞台到高校讲台的过程，研究分析如何建立常态化的渠道吸收民间艺人进入学院的教学。

三、乐律及乐种综合研究

在乐律研究方面，扬州大学刘永福《端正学术心态，解悟“同均三宫”》对学界争论已久的“同均三宫”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一由黄翔鹏创造性地提出的概念，在作者的研究中，被认为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本来就有的历史原理。河南大学王亚丽《以音阶问题为核心的豫剧宫调探究》在对豫东调、豫西调中fa的音位进行考证后，基于两种调的音级性质的分析，得出豫剧音阶是自然七声，属于清乐音阶的结论。

从乐种综合研究来看，河南大学杨善武《从陕北民歌同源变体关系看苦音宫调的构成》，通过列举几首民歌，指出陕北民歌许多曲目都是同一种曲调通过调性的变换而来的，即同源变体关系。中国音乐学院徐天祥《“风搅雪”音乐现象研究》一文，摄取传统音乐中广泛存在的“风搅雪”音乐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并以山西陵川县鼓书《王祥卧冰》为例分析当下“风搅雪”的特点。沈阳音乐学院关意宁通过其所记录的1000对平调上下句以局外人客观的视角考察陕北说书。成文《调――陕北说书音乐基本形态研究》研究了陕北说书的板式、典型调、变化等。

四、音乐区域分布及文化关系研究

黄河流域作为华夏民族文化发源地，其实质融合了诸如戎、氐、羌、匈奴、夷、鲜卑、党项、突厥、乌孙、回纥等多民族文化因子，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复杂多元的文化结构。对这一文化结构的厘清抑或民族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素来是学界趋之若鹜的焦点和热点。本届年会中有多位学者从民族源流、地理动因、基音等角度对这一问题开展研究，其中既有理论上对区域音乐分布进行整体研究的，又有基于某一具体音乐文化事象的微观观察。

福建师范大学王耀华《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指出旋律音调结构是在特定的音阶调式基础上形成的旋律音调结构原则，反映了一些民族地区音乐语言的特点，其民族文化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共同文化”的象征，即无论历史发展与变化，同源民族在各自的民歌中都会尽可能保存共同的典型性腔音列。西安音乐学院陈慧雯《区域文化生态中的陕西戏曲》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对陕北、关中、陕南的戏曲文化进行考证，认为陕西戏曲的同源演化使陕西地方戏曲声腔形态具有共性。中国石油大学刘清《黄河三角洲民间音乐形成的地理动因初探》从黄河地理特点入手，分析了山东滨州、东营两地民间音乐的分布特征和特点。武汉音乐学院毛璐《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史前乐器考》从声学原理着手对黄河中下游地区出土的笛、响器等九种乐器按照类别对出土地点、出土数量、乐器结构进行研究。信阳师范学院李敬民《区域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以淮河流域民间音乐的文化区划为例》以淮河地区戏曲、曲艺的分布为例，讲述了区域音乐传播特点和研究方法。

西安音乐学院李宝杰《陕西民俗音乐文化的区域性比较与分析――以闹秧歌、闹社火为例》以秧歌社火为切入点对陕北、关中、陕南三地的文化特征进行比较，得出环境因素和民俗因素是影响民间音乐文化品种发生风格变异的决定性因素。曾金寿《“木卡姆”文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从大的文化现象去看“木卡姆”的分布，指出“木卡姆”文化传播因阿拉伯地缘文化与伊斯兰教宗教文化的混合而完善，丝绸之路带动了伊斯兰教的传播，最终成为遍布北非、中亚、西亚、新疆等地的文化现象。山西长治学院董郑峰《传统音乐异地传播与流变研究――以上党梆子为例》以音乐传播学的视角研究上党梆子，并对其传播地域局限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包头师范学院贺宇《跑圈子秧歌与当地二人台之比较》对二人台艺术舞蹈的来源及曲调、唱腔、器乐伴奏等特点进行了研究。

为期三天的论文每天皆精彩纷呈。笔端难以叙尽，只能略记如上。回望本届年会，代表们围绕黄河流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现状发表的讨论，是近年来学界的思索方向的缩影，从内容上开拓了与会学者的视野，从方法上深挖文化现象，彰显了跨学科、重深度的良好趋势。特别是年会期间组织举行的秦腔《杨门女将》演出，以及由西安长安区何家营鼓乐社和西安音乐学院鼓乐艺术团联袂献演的“鼓乐专场音乐会”，既让代表们领略了来自民间的淳朴乐韵，又感受了学院派在挖掘整理传统音乐文化上的独特理解。

诚如中国音乐年会会长乔建中在闭幕词中指出的，本次大会是自学会成立第二个30年的第一届会议，代表们提供的个案研究中，以大量扎实、深入的田野个案研究保持了传统音乐研究重视田野调研的重要传统，不仅是我们要持续坚持的经验，同时还彰显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建设的三大精神――建设精神、开放精神、反思精神。多年来，团结在传统音乐学会的数百位学人用了三十年时间建立起的这一精神，必将为弘扬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为客观而理性地看待和认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翻开传统音乐年会历史的新篇章。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次学术会议是以“音乐的声响诠释与变迁”为主题。当东吴大学的吕钰秀教授以此相邀时，我即刻便意识到这个主题同音乐学“德奥学派”所擅长的音响学研究领域相关。吕教授曾在位于“音乐之都”的维也纳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音响学研究即是她的强项之一。另外，我也同样意识到，这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在我以往的关注重点之外，而且也恰恰是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至今甚少有人去精力的一项工作。但是，当我多次同吕教授交换意见之后，便被告知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其实是由“古代音乐的声响复苏”、“音乐声响的文化意涵”、“口传传统与音乐声响”及“音乐声响的研究方法”四个子题组成，它旨在探讨并诠释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化传承及世代交替变迁中的音乐声响问题。可以说，其中既涉及到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的音响学问题，而且也由此自然地延伸及文化语义和语境的层面，堪称是一个带有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后来，我们在参会的奥地利学者法兰兹・弗德迈尔（Franz Foedmayr）的论文《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里，看到了该学派对此观念的最权威的解释：“音乐是普同性及社会性现象。人类具生物学基础，它影响着创作及聆听音乐。但是人类也同时受社会法则的规范。因此音乐的科学研究必须从两个面向切入，即是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当我们在参会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以上研究意图，便对民族音乐学（以往称“比较音乐学”）德奥学派研究理念的当下发展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体认。

弗德迈尔教授还在论文里开宗明义地说道：“维也纳比较音乐学特殊的观念已经发展超过100年时间。其过程包含两个步骤：1.音乐的物理学、生理学及心理学基础之探索；2. 音乐现象的社会及文化架构。”可见在上述“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两端，这样的理念是较倾向于后者的。然而也可以看到，在该学派较年轻的继承人中，却颇不乏对音乐的“人文/社科”内涵给予同样的关注者。比如说，吕钰秀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名为《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2.歌词与音乐思维》，着重探讨的是该类音乐歌词和乐曲的形态学特征，其长期的合作者郭健平先生提交的论文则是《达悟meykaryag（拍手歌会）在口传传统下的音乐延续――1.歌词的声响诠释》。在吕教授的研究中，同时也运用了音响学――曲线谱（频谱仪）的研究思维和手段。联想到吕教授近期发表的另外两篇有关台湾达悟人（即雅美族）的重要论文《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和《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①，从其中的研究内容看，作者对当代民族音乐学美国学派代表人物梅里安姆（Alan P.Merriam）“概念―行为―音声”这一著名的三重认知模式也有着相当深度的理解。以此对照以往我们中国学者印象中，像霍恩博斯尔和萨克斯等比较音乐学先驱那样一心去编织“音乐的国际性音位表(musical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立足于“客位”研究立场的做法，可以说新一代德奥学派学者当下的学术兴趣，也时常会聚焦于微观的和“主位的”（emic）学术课题。当然，在他们那里还多了一样东西，就是由早期比较音乐学或体系音乐学学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的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等研究手段，由此可以看出，其学术视野兼及了美、欧两地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传统和思维观念。

也正是出于吕教授等学者上述一种意欲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融为一体的学术构思，使这次参会的13篇论文能够适时地分布在这样一个具符号学意义的学术环链上。其中，我们三位大陆学者的论题《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音乐》（王次）、《刀郎木卡姆是狩猎社会的文化遗存》（毛继增）、《云南傣族叙事民歌及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音乐风格变迁》（杨民康），台湾学者的上述两文以及另外三篇文章《先秦之“声”――文学与图像的观察》（沈冬）、《从时间与地域来看南管唱腔的演变》（林珀姬）和《衬词所标记的时空――以阿美族mirecuk祭仪为例》（巴奈母露），可说是位于人文/社会科学（“语境”渐及“语义”）的一端，几位国外学者的论文，例如提曼・希巴士（Tilman Seebass）的《声音与映像：东亚音乐的视觉映影》、奥古斯特・施密德霍弗（August Schmidhofer）的《马拉加西音乐所标示的南岛语族背景》、布丽姬・巴赫曼-该瑟（Brigitte Bachmann-Geiser）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号：从牧人乐器到摇滚乐器》和奥斯卡・艾谢克（Oskar Elschek）的《中欧声乐与器乐的口传传统-以斯洛伐克为例》，都体现了大致相似的学术方位。

不同的是，法兰兹・弗德迈尔教授的《维也纳的音乐声响跨学科研究》和两位日本学者的论文《如何重现爱迪生留声机中的古老声响》（片冈裕）和《时光胶囊：北里阑蜡管的历史与内涵》（山本贵子）则更多地位于上述学术环链的“自然科学”（形态学）这另一端，体现了民族音乐学（或比较音乐学）的课题较明显地借助、依赖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对此，还有必要就台湾原住民音乐史相关的话题多说几句。

以往台湾学界有一个共识，即最早的台湾原住民音乐田野考察活动，非1940年代日籍学者黑泽隆朝大规模来台搜集歌谣与器乐曲莫属，而最重要的早期研究成果则是吕炳川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台湾土著族的音乐──比较音乐学的考察》（1973）。此后在许常惠、史惟亮等学者的倡导下，陆续有一大批学者步入研究者行列，发表或出版了大量学术成果。其中仅笔者近年来有所接触者，便有资深学者林道生以及钱善华、吴荣顺、明立国、王樱芬、李秀琴、吕钰秀、巴奈母露等中青年教授学者。

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前，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有史以来出土年代最早的台湾音乐录音史料即将曝光”②，其中所涉事件的意义所在，是台湾原住民族音乐的田野考察和音响发掘工作的历史可因此一下子提早四五十年。这则新闻的内容述及日本学者北里阑曾于1921至1922年间来到台湾，利用1877年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设备以及1855年电话发明人贝尔所改良、以厚纸包上蜜蜡所制成的蜡管进行实地采录。他走遍花莲太鲁阁、太麻里、红头屿等地，录下了许多泰雅族、太鲁阁族、阿美族等原住民的民歌、祷词等传统音乐，此外还有琉球、南洋诸国、北海道等地的语言纪录。1960年北里阑过世后，这批史料便透过遗族捐赠京都大谷大学图书馆保存。2004年，东吴大学音乐系教授吕钰秀通过与大谷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而达成协议，使这批史料录音由大谷大学全数捐赠给台湾民族音乐研究所保存。

在山本贵子的论文里，则提及这批音响资料共有243卷蜡管，其中69卷涉及台湾的史料，有3卷保存完好，54卷还可以听，12卷已无法辨识。通过京都大学的努力，目前已将这些蜡管的品质复原到了初始状况。论文还提及了为何将这批资料捐赠给台湾方面保存的原因，是由于每卷蜡管被存放在有简单标签的管状盒中，有一些内容与盒上的标示不吻合，若欲恢复这些蜡管的原貌，必须由本国母语使用者提供协助，“为了呈现蜡管的价值，我们需要国际合作”。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交流和馈赠行为，无疑体现了一种务实存真的态度和良好的学界风范。

该次学术论坛中，片冈裕教授的论文以上述复原工作为例，阐述了蜡管录音的原理以及激光复原技术的运用，还通过实际操作，现场播放了其对这批资料的复原性音响成果。对于这一项兼具自然科学-音响学和社会科学――音乐史学学术意义的重要研究成果，台湾学术界通过论坛活动给予了较高的学术评价，各大媒体也纷纷作了深度报导。

涉及台北此行，不能不提到近年来台湾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颇具开放性的现状。这次会议的与会学者来自斯洛伐克、奥地利、瑞士、马达加斯加、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据台湾媒体介绍，当中不乏世界重量级的民族音乐研究学者和各音乐学领域、学术流派的权威人士。但是，这次会议给我留下的最良好印象的，却还是整个会议组织、开展过程的严谨、规范和高效率的会议成果上。历时四天的学术论坛，计有13场、1场综合座谈、3场音乐会演出。论其规模并不算大，活动亦不很多。但是，它却有这样几点足堪令人称道之处：

其一，每一场都蕴藏着足够多的学术含量。首先是主客双方都为论文宣讲作了充分的准备。我们所宣讲的论文，在会前已经由双方经过几十次电邮往返，对论文的每一个细节，如中英文提要、关键词及全文内容做了逐项推敲。另按会议安排，13场中，每一场除了有一位固定的宣讲论文者外，还指定了一位对该讲题有同样研究经历的资深学者担任评议人。比如，为我担任评阅人的是台北艺术学院的民族音乐学同行吴荣顺教授，他不仅是一位台湾原住民音乐的研究专家，而且还多次远赴云南考察当地少数民族音乐，录制和出版发行了不少音像制品；为王次教授担任评议人的是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美学理论家林谷芳教授；为国外学者担任评议人的则有台湾目前学术风头甚健的中生代“海归”教授王樱芬、李秀琴、蔡宗德等。这些学者一个个思想敏锐，谈吐犀利，经验老到，作风泼辣，面对这样的对手，让已在会前经过无数次往返修改和推敲论文的主讲者们，也不敢对可能临时发生的任何枝节问题掉以轻心。

其二，学者宣讲论文、评阅人评议论文和开放讨论的时间都很充足。其中，为50分钟，评论30分钟，与会者参加讨论15分钟。既然时间上能够得到保证，发言者便都能够充分表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很多细节问题，也能通过电子课件、音像和现场演示等手段表现出来。评阅人一般事先已经拿到了所要评阅的文章，并在下面就所要质疑的问题做了认真的准备。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学者都很爱“较真”，讨论起学术问题时针针见血，不留情面，致使会场上辩诘不断，高潮迭起。

其三，由于东道主的精心筹划，除外，主办单位还邀请了八个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演团体，配合各位学者的学术研讨内容作现场示范演出，并于会议期间进行观摩演出，其中除了前面提及的大陆两支民间表演队伍之外，还有台湾阿美族的“吉浦峦艺术团体”、兰屿达悟人的“meykaryag歌谣团和”南管“咏吟南乐社”。国外表演团体则有来自马达加斯加南岛语系族群的“塔黎卡仙迷乐团”、斯洛伐克的“泰裘瓦弦乐重奏团”和瑞士的“托波勒-魁贝瑟阿尔卑斯号重奏团”。由于大多数论文的宣讲，都有相应的民间表演团队以现场示范相配合，而使论文宣讲的现场效果显得异常直观、生动而丰富。另外，这次参会的大陆少数民族演员中，有7位是新疆维吾尔族刀郎木卡姆老艺人，其中最年长的已年过70岁。来自云南的5位演员，其中两位是傣族民间赞哈歌手，两位傣族音乐舞蹈家，还有一位基诺族民间歌手。他们带来的是大部分台湾和海外学者观众从未听闻的，大陆南北两地少数民族乐舞艺术的精品，因此受到了大家异乎寻常的欢迎。除了现场表演外，这些团体还每晚轮流为全体参会者表演更多的本土音乐舞蹈节目。经过这样的周密安排，使种种学术性的目的与表演实践之间，讲者、听众和观众之间渐次达到心手相映、水融之佳境。

其四，这次会议以为学术平台，最大限度地释放其学术能量，充分地开展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在会议过程中，不仅主办方和学者们都给予高度的重视，学习民族音乐学的青年学生们也都积极地参与进来。具体表现在会议期间，几乎场场人员爆满，除了学者之间的辩诘非常激烈外，学生们提问也十分踊跃，特别是到了最后一场演讲，由王次教授演压轴戏时，台湾学生出于对大陆学界动向的关切之心，纷纷予以提问。会场上气氛之浓郁，思维之活跃，令人怦然心动，久久难以释怀。

难得的是，上述令人难忘的学术场景，在今天的台湾学术界并非个例。仅笔者近年来的几次赴台、港参加学术会议所见，几乎每一次都有这样的经历体验。甚至于2000年那次参加台湾的“佛教东传2000年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乃是由佛教界人士牵头举办，也基本具备了上述较高的学术品位。因此可以说，这几乎已经成了台、港等地学术界的一种学术惯例。反观我们大陆近年来的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动辙上百、多则数百人。在会议安排和学术讲演中，虽然重学术、讲实效者也有不少，但拉花架，走过场的事情也屡有发生。故此，将以上观感见闻陈述出来，或可供国内以后的音乐学学术会议予以借鉴。

在台北期间，大陆学者及表演团体还赴台湾艺术学院、台湾戏曲专科学校进行了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10月8日晨，参会的各表演团体移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宜兰园区，参与亚太艺术论坛进行了3场表演活动。

10月9日开始，毛教授、本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参会人员又在台湾的嘉义、高雄及香港等地继续驻留一周，赴该地几所大中学校与音乐同行进行了友好访问和演出。9日晨，我们在南华大学音乐系系主任周纯一教授的盛情安排下，赴嘉义南华大学和佛光山寺参观访问。在南华大学访问时，我们与正在该校任教的大陆学者沈洽教授和童忠良教授异地相逢，备感亲切。到了佛光山寺，主人们亦对大陆来访的客人给予了亲切的接待。我们一行人中，有几位傣族演员信奉南传佛教，对佛光山寺心仪已久。我本人亦于5年前在该寺及南华大学参加过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5年后旧地重游，只感又换新颜。

10月12日至15日，在恩师曹本冶教授及刘红、罗明辉等香港校友的妥善安排下，我们一行又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珠海书院及香港音乐中学进行了三场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回到北京，时值中央音乐学院中非音乐国际研讨会召开，两团又于10月17日至18日为大会献演两场。这次会议上，有几位对国外木卡姆素有研究的非洲学者，为有机会见到如此地道的民间木卡姆音乐表演而称庆不已。此间还到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学术交流表演。客人中的新疆维吾尔族和云南少数民族在此与同胞见面，就像出行的游子回到了自己的家中，表演场面尤为热烈，让该校少数民族师生感到大饱眼福。至此，这一连接同胞情谊，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少数民族音乐学术交流及巡回展演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

①吕钰秀《达悟人音乐概念中的文化折射――台湾达悟人的音乐研究之一》，《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23―28页。吕钰秀《达悟歌会中的音乐行为探讨――台湾达悟人的音乐研究之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6年第1。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1篇

一、视角的独特性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 “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 “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 “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 “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 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

《大众》对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和传播学、社会学的透视中还可见其现实针对性方面敏锐的视触。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俗不可耐和晦涩离奇”）（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和“电视晚会的艺术带头性和传媒权威性逐步消失”（第六章）的倾向等的批评；对中国流行音乐“起码较长时期内”像80年代“音乐商品生产的‘大瀑布’（状况）再也不会出现”（第七章）的预测。再如，面对“今天音乐商品价值膨胀期，占社会传播支配地位的e式传播（无线电-电视）致使传播透明度趋近于零”的情形而敏锐地指出音乐商品的“艺术、商品追求上价值选择”已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警惕“音乐商品成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奴隶”（第七章）的呼吁，等等。对“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的研究，其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无非在于发现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建设”。由上可见，这也正是《大众》为我们所呈现的著述宗旨。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2篇

一、音乐学院简介

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前身为始建于1950年的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是山东省最早建立艺术学科的高等艺术教育单位。经过六十余年几代音乐人的共同努力，学院的师资力量雄厚，学科建设完备，教学设施完善，学科内涵和外延都得到长足的发展。1996年，获得山东省首个音乐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6年获得山东省首个舞蹈学硕士学位授权点;2009年，获得山东省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011年，获得山东省首批音乐与舞蹈学硕士一级学科授权点。学院现有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音乐表演(校企合作)、音乐表演(中美合作办学)六个专业(方向)招收全日制本科生，音乐理论、音乐技能、舞蹈三个方向招收学术型研究生和艺术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山东省高层次音乐与舞蹈人才的培养基地。在 2011-2012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排行榜上，我院舞蹈学研究生教育名列全国同专业第三位，在教育部组织的2012年一级学科评估中，我院音乐与舞蹈学一级学科在参评的全国38所高校中名列17位，位居山东省首位。

专业优势突出 音乐学专业先后被评为山东省特色专业(2009年)、特色专业(2010年);舞蹈学本科专业在全国同类专业中排名第五(2005年)，舞蹈学研究生教育在全国同类专业中排名第三(2012年)，被评为校级特色专业(2012年)。学院现有省级精品课程1门，校级精品课程9门。

师资队伍精良 学院拥有一支年龄、学历、学缘结构合理、学术水平高、社会影响力大的教师队伍。现有教职工中有50%具有高级职称，60%有博士、硕士学位，1人任国家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2人入选首批“国培计划”专家库，1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名山东省省级教学名师，半数以上教师曾在全国、省各类大赛中获奖或担任评委，具有丰富的教学与指导经验。学院先后聘请刘诗昆、郎朗、李德伦、刘德海、郑小瑛、周小燕、金铁霖等音乐家为我院名誉教授，并定期来我院讲学。

科研成果丰硕 2009年以来，学院先后出版专著(教材)30余部，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近100篇，主持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级别课题二十余项，厅(局)级课题百余项，获得包括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山东省文化创新奖、山东省高等教育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山东省委省政府“泰山文艺奖”一等奖在内的省(部)级奖励20余项。

交流合作广泛 学院对外交流活动广泛，与法国埃夫里大学、美国拿撒勒大学建有合作关系。定期邀请国内外名师来校讲学，并委派师生先后赴法国、韩国、日本、肯尼亚、美国、英国、菲律宾、泰国、台湾等国家(地区)进行学术、艺术交流活动。2011年我院成功举办了“第九届中外音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

办学条件完备 学院有琴房140余间，拥有多媒体电脑音乐室、MIDI制作室、数码钢琴教室、音像资料室、录音棚、现代化多功能音乐厅、舞蹈形体训练房等，并拥有斯坦威等演奏级钢琴多架，各种乐器齐全。根据学校十二五规划，音乐学院在长清校区规划建筑面积14000余平方米，预计2015年竣工。

育人质量过硬 学院已培养毕业生三千余人，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教师、知名学者和艺术精英。如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音乐史学家)、张桂林(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音协主席、齐鲁音乐文化研究专家)、雷岩(山东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艺术指导，男中音歌唱家)、刘金华(山东歌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李秀英(上海音乐学院副教授，女高音歌唱家)、李海鸥(山东师大音乐学院院长、教授，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指委委员，“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人选)等。

2009 年以来，学院广大师生代表山东省在国内外音乐舞蹈赛事中获奖百余项，其中在“多明戈世界歌剧声乐大赛”、“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文华奖”、“桃李杯”、“金钟奖”、“荷花奖”等国内外级别的音乐与舞蹈大赛中获奖十余项，连续五届代表山东省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师范类)专业本科学生基本功比赛”并获得优异成绩，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业内专家的充分肯定。学院师生还先后参加了中国第十一届运动会开闭幕式文艺表演、中国水上运动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爱心助残晚会、组织的全国“爱国歌曲大家唱”展演晚会、等单位主办的“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校园文艺会演、国家汉办组织的“孔子学院大春晚”巡演以及山东省历次重大演出，承担教育部、文化部、财政部“高雅艺术进校园”巡回演出活动，演出效果和艺术水准均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2009年，学院师生倾情排演了红色经典歌剧《党的女儿》。该剧作为团省委“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山东省青联“青春导航”系列活动之一，先后在济南等八地市巡演20余场，观众达2万余人，在齐鲁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为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11年，音乐学院被教育部评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二、专业简介

音乐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在音乐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进行音乐教学和教学研究的教师、音乐研究人员以及社会所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

主要课程：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声乐、键盘、器乐、舞蹈、合唱指挥、自弹自唱、即兴伴奏、中外音乐史与欣赏、民族民间音乐、齐鲁音乐文化、音乐教学法、电脑音乐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音乐教师或音乐教学研究的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耳、喉疾病。

音乐表演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及音乐表演能力，具备在专业文艺团体、艺术院校及相关部门、机构从事表演、教学及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表演(声乐、键盘、器乐)、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中外音乐史与欣赏、民族民间音乐、齐鲁音乐文化、重唱(奏)、室内乐、歌剧表演、艺术实践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专业表演人才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耳、喉疾病。男身高1.68米、女1.58米以上(未满18周岁可适当放宽)。

音乐表演(中美合作办学)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为中美合作项目，实行2+2办学模式。引进美国拿撒勒大学优秀教育资源,培养具备系统的音乐学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熟练掌握英语的口语与听力，具备与国际接轨、高水平的音乐表演与交流能力，能够在高、中等专业院校或社会文艺团体担任教师、演员以及能够从事中美音乐文化交流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表演(声乐、钢琴)、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合唱与指挥、中外音乐史与欣赏、美国音乐发展、齐鲁音乐文化、重唱(奏)、歌剧、声乐理论研究、钢琴理论研究、表演实践课等(注：该项目的三分之一专业课程为美方授课)。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专业表演人才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耳、喉疾病。男身高1.68米、女1.58米以上(未满18周岁可适当放宽)。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及较全面的音乐创作知识、能力和专业化水平，能在有关文艺单位、艺术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出版、广播影视部门从事音乐创作、教学、研究、编辑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作曲、电脑音乐制作、视唱练耳、高级和声、复调、指挥法、配器、钢琴、中国传统音乐、戏曲、音乐美学、中外音乐史与欣赏、齐鲁音乐文化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具备作曲专业培养素质，五官端正，无眼、耳疾病。

舞蹈学专业

培养目标：掌握舞蹈与音乐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具备舞蹈表演、编导与教学的能力，能在专业文艺团体、高等院校与中小学从事舞蹈表演、教学及研究的复合型人才。

主要课程：舞蹈艺术概论、乐理、中外音乐欣赏、舞蹈编导、中外舞蹈史、中外民间舞蹈鉴赏、芭蕾舞、民间舞、古典舞、现代舞等。

招生条件：符合国家招生条件，考生须五官端正、身材比例协调，舞蹈基本功好。身高男1.70米、女1.60米以上(未满18周岁可适当放宽)。

音乐表演(校企合作)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政治素质、艺术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精通国内外民航服务等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掌握所学专业技能，具备较高外语水平，团结协调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能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适合民用航空及交通运输事业需求与发展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服务管理人才。

主要课程：简明中国民航发展史、民航乘务员基础教程、客舱服务与管理、客舱设备使用与管理、民航乘务英语、民航服务礼仪、客舱服务程序及标准动作实操、应急设备使用方法、未来空姐面试指南、民航服务心理学、乘务员CBT软件系统培训等。

招生条件：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身体裸露部位无明显疤痕;男生身高175cm~185cm，女生身高162cm~175cm;年龄不超过二十周岁(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其他身体条件按照国家普通高考招生体检指导意见中有关要求执行。

三、报名与考试

1、报 名： 2015年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各专业招生一律实行网上报名，有意报考山东师范大学的考生请于报名截止日期前访问山东师范大学招生办公室网站(网址：zsb.sdnu.edu.cn)，办理报名手续。

2、考试时间及考试科目：

专业与方向

考试时间

考试内容

初试

复试

音乐学专业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日-13日

声乐、键盘、民乐、西洋乐任选一项，演唱或演奏自选曲目1首。

统考科目： ①乐理，②练耳，③视唱。

 

注：①②集体笔试 ；③视唱：3月8-13日

④声乐,自选曲目2首

⑤键盘、器乐（各种乐器）任选一项，每项准备2首曲目。

音乐表演专业

声乐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日-8日

按所报方向，演唱或演奏自选曲目1首。

④演唱自选作品2首

键盘

④自选曲目2首

民乐

④自选乐曲2首

西洋乐

④自选乐曲2首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专业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日-8日

限考器乐，演奏自选曲目1首。

④技能：自选键盘或器乐作品2首 ⑤笔试

舞蹈学专业

初试：3月6日 

复试：3月7-8日

①基本条件、基本能力； ②舞蹈作品（1-2分钟）。

①舞蹈作品（不得与初试重复，时间3分钟）、技能技巧、动作模仿； ②笔试：听记与舞蹈常识。

音乐表演（中美合作办学）

不单独进行专业测试。报考音乐学专业钢琴、声乐主项考生，音乐表演专业键盘方向（钢琴）、声乐方向考生，取得合格证后可报该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

音乐表演（校企合作）

考试时间：3月3-4日

体检：3月5日

考试内容：基本形象、才艺展示 

体检：内科、神经科、外科、眼科、五官科等按照民航局要求进行体检。

注：1、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三个专业①②③项统一考试成绩互认，兼报考生只考一次。

2、音乐表演专业：声乐方向唱法不限;器乐限考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圆号、长号、小号、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琵琶、扬琴、二胡、古筝、竹笛、打击乐;键盘限考钢琴和手风琴。

3、舞蹈、流行音乐伴奏音乐考生自备，格式WAV或MP3格式，考试时用u盘提交。

4、各科具体考试要求看《音乐学院2015招生专业考试大纲》(网址： music.sdnu.edu.cn)。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高校教育；流行音乐；学科建设；创新性；职业化

一、流行音乐进入高校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流行音乐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传入我国的，以上海为中心向周边城市辐射，表演形式也是以爵士、民间小调、地方戏曲等融在一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形式。上世纪80年代流行音乐迅速崛起，发展到今天已从原来排斥、打压到现在的各种演出必不可少，从最初印象的“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到承担各种大型公益活动的主体音乐，它已从一个体弱多病的婴儿向着茁壮、健康的方向发展，今天它已成为音乐传播的主要形式，被大众广泛接受，也冲击着校园文化。流行音乐的时代属性，与青年人引领潮流的思想产生共鸣，青年人成为流行音乐的主要追捧者和传播者。青年人对流行音乐的标准需求也在不断提高，而且日趋强烈。如何正确引导青年人对流行音乐向着更专业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是高等音乐院校要积极面对的问题，流行音乐专业学科的建立势在必行。2014年国家教育部的“工作要点”第27条指出，“研究制订关于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启动实施国家和省级改革试点，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这一政策的出台更加有利于流行音乐的发展。流行音乐专业的实用性、应用技术性、课程的创新性都顺应这一政策要求。作为高等音乐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对流行音乐专业的学科建立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我国高校流行音乐发展现状

随着流行音乐近几十年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受到高等音乐学院的重视，流行音乐教育进入高校已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如今我国部分高等音乐院校已开设了流行音乐专业，如沈阳音乐学院在1993年设立流行演唱专业；中央音乐学院1994年成立了中国现代电子音乐中心；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2000年开设流行演唱专业；四川音乐学院2001年成立流行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2002年成立了音乐剧系；武汉音乐学院2003年成立了演艺学院；星海音乐学院2005年成立流行音乐系；2006年中国音乐学院在声歌系主任马秋华老师的带领下开设流行演唱专业，至此全国著名音乐学院已基本完成流行音乐专业的确立。2005年国家教育部又将《流行音乐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列为部级科研项目，可见国家对这一学科建设的重视。虽然全国各高等音乐学院已纷纷开设流行音乐专业，但对于这一新兴专业大家都是摸石头过河，在学科建设和规划上没有达到统一，以往高等音乐院校教学内容大都是以西方古典音乐的教学体系为主，流行音乐在高校的出现大多也是沿用西方古典音乐的教学体系，或是派生出来的教学科目。流行音乐的商业属性决定着它与音乐院校的传统教学是大不相同的，但也并不是违背音乐院校传统的教学体系，流行音乐的学科既需要对传统教学基础训练的借鉴，也需要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商业运作等方面做到调整和创新。

三、流行音乐专业学科建设构想

全国各音乐高校在相继开设流行音乐课程后，一直在专业建设方面做着不懈的努力，其培养目标、课程配置、师资结构等也在进行不断的调整变化，但与之国内迅速发展的流行音乐潮流和流行音乐专业学生的需求相比，日渐凸显出流行音乐教育发展的滞后和理论研究的匮乏。怎样使流行音乐专业更加全面、科学、合理的发展，高校的流行音乐教育如何与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相适应等，这些都是从事高校流行音乐教育的工作者需要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

流行音乐教育已不是单纯的强调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技能人才，它跨越多学科，涉及多领域，是传统音乐教育不可比拟的。从音乐编曲、歌舞动作、舞台设计、灯光音响、服装化妆再到录音工程、音乐制作、媒体传播、市场运作，这些都需要高校的流行音乐教育在传统音乐教育的基础上做综合性和职业性方面的大胆创新。在这一前提下，制定出合理科学的培养方案和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确立正确的培养目标，课程配置、师资结构、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才能顺利实施。我国已开设流行音乐的院校也结合自身的开设课程内容的特点制定出了相应的培养方案，例如沈阳音乐学院在我国较早开设了流行音乐专业，它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音乐教育中流行声乐（器乐）教育与表演的需求；掌握流行声乐（器乐）教育与表演的理论知识和演唱（演奏）及教学技能；具有从事流行声乐（器乐）教育和表演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沈阳音乐学院流行音乐专业的培养目标涵盖的比较大而模糊，与时代的发展也有些不相适应。四川音乐学院是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理念比较超前的院校，其培养目标是“通过在通俗演唱、流行舞蹈和表演等方面的系统学习和组合训练，使学生同时具有歌、舞、演的强大舞台表演力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专业演出团体、唱片公司、电视台、各级院校、部队、企业等输送演员、师资及艺术人才”。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专业的培养目标其中提到的“通俗演唱”也应随着各音乐高校的“流行音乐”的统称更改成“流行演唱”。目标中只体现出流行音乐的部分学科，流行器乐及流行音乐制作等理论部分没有涵盖在培养目标里，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设定在培养目标里也有些牵强。流行音乐从20世纪90年代起部分音乐院校的尝试阶段到21世纪的遍地开花，它已成为高校扩招后最受欢迎专业之一。基于这些情况，各音乐高校统一流行音乐的培养目标就至关重要。高校的流行音乐人才培养，应体现高校的特点：专业性、科技性、创新性、应用型、职业性。流行音乐的培养目标的设立从这几点出发，就能体现出高等音乐院校人才培养的高度和深度，也能在研究和创造流行音乐方面起到引领前沿的作用。

（二）课程设置

流行音乐的课程设置既要借鉴古典音乐课程设置，又不能依附于古典音乐教育模式，流行音乐教育的发展应保持与古典音乐教育相互平行、互补、互融的学科关系。流行音乐的课程设置大致分为理论课程、技巧课程、形体训练课程和排练课程，理论课程的内容包括：中外流行音乐史、流行音乐和声学、流行音乐创作（作曲、MIDI制作、录音）等；技巧课程包括：流行音乐演唱（民谣、摇滚、爵士、节奏布鲁斯、索尔、音乐剧、说唱等）；流行器乐演奏（吉他、贝司、鼓、键盘、萨克斯等）；形体训练课程包括：流行歌舞演唱、现代舞、爵士舞、街舞等；排练课包括：流行乐队配器和排练、歌手与乐队合作排练、流行音乐舞台表演课训练等。以上课程内容根据年级低到高来设计难度系数，通过学期末考试来检测学生吸收情况。流行音乐专业的人才培养，是朝着复合型、应用型、创新性的方向发展，各专业课程间既要有所规范又要相互联系。

（三）师资结构

流行音乐专业成立初期，主要是流行演唱专业，教师队伍的主要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由音乐院校教美声唱法的声乐教师用传统的发声方法教唱流行。弊端是美声唱法的演唱技巧与流行唱法的演唱技巧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在音色的审美上也是大相径庭。甚至流行唱法的气声、耳语声、嘶吼的技巧演唱在美声唱法的声音要求上都是错误的声音状态；另一种来源是已有丰富演唱经验的知名歌手。歌手作为教唱流行唱法的声乐教师虽然自己有丰富的演唱技巧，可是声乐教学却需要系统科学的发声方法和教学经验，这一切歌手都很难具备。近几年随着欧美流行音乐在中国广泛传播，音乐院校的流行音乐专业也在不断进步，教学方法也随着流行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向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流行音乐专业由流行音乐演唱扩展到流行音乐演奏、理论作曲、音乐制作等，教师队伍也由单一的声乐教师发展到器乐教师、理论作曲教师到MIDI制作和录音教师等方向。教师在爵士、民谣、摇滚、索尔、音乐剧等风格的教法上也划分的更为清晰和分工明确。留学国外的研究生也把国外流行音乐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成熟的教学体系带回国内，为流行音乐教师队伍输入新鲜血液。高校教师间、国内外教师间的学术交流使流行音乐教学更加多元化和系统化。流行音乐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流行音乐的师资结构日趋合理。

（四）教材建设

流行音乐的教材编写是流行音乐专业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学科建设的统一标准。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和教材的编写落后于流行音乐的表演和音乐制作，流行音乐的教材编写是流行音乐专业建设的基础，现有好多开设流行音乐专业的高校在教材建设上都做着积极的努力，已知的流行音乐教材大多从理论和技巧演唱、演奏这两个方向编写的，理论方向的有：尤静波和付林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简史》、尤静波编著《中国流行音乐通论》《基础乐理》、徐元勇编著的《中外流行音乐基础知识》、李罡、孙蕤编著的《中国流行音乐简史（1917-1970）》、陈倩编著的《西方流行音乐发展概况》、陈云强编著的《爵士和声》、任达敏编著的《流行音乐与爵士和声学》、蔡松琦编著的《流行音乐和声技法》；技巧方面演唱的教材有：尤静波编著的《流行演唱法》、付林编著的《流行声乐演唱教材》、徐元勇编著的《通俗歌曲演唱教程》；流行乐器演奏的教材有：刘柱喜编著的《高等艺术院校流行音乐专业吉他实用教程：基础篇》《提高篇》《演奏篇》、王甦编写的《实用萨克斯演奏入门》，从以上流行音乐教材内容可以发现教材编写的侧重性突出，理论研究的其他领域教材缺少，各高校流行音乐教材的编写缺少统一性。各高校间在教材建设上应多加交流与协作，统一规范高标准、高要求的教材样本。各高校间在教材的编写上可相互借鉴，各高校自身也可有一套完整的教材体系，形成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个性与互鉴性共存。

（五）培养模式

流行音乐专业人才的培养不同于传统的音乐教育模式，它更突出了“职业化”特点。流行音乐专业技术的培养在整个人才的构成里只占较少的比例，后期的包装、宣传、市场运作等流水作业都是运营的整体。专业学生的“一专多能”已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在各种流行音乐演出和赛事中经常看到，歌手边唱边弹吉他或钢琴，也有在间奏时歌手自己吹奏一样乐器。舞蹈也是流行专业培养的必修课，边唱边舞的“歌舞表演专业”和“音乐剧专业”也都体现了流行音乐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专多能”。流行音乐专业培养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流行音乐各专业间界定的模糊性，这也是流行音乐专业培养的创新性。现行的音乐教育体制已远远满足不了流行音乐的教育发展，流行音乐的商业属性已打破院校独立的教学机制，流行音乐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必将与社会的商业运营接轨，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应重视实践性，将教师的授课成果通过学生参赛、演出等形式来检验。流行音乐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团队合作来共同完成。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教育的改革深化，中小学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在加入传统音乐教育内容的同时，也应顺应学生的强烈需求把流行音乐内容加入音乐课堂，所以在高校的流行音乐教育中也应重视中小学的师资培养。总之，在流行音乐历经百年发展席卷全球的今天，必然会成为高校音乐教育的重要学科。虽然我国在流行音乐教育方面发展的较晚，但速度之快是不容忽视的。我国高校的音乐教师已在流行音乐的学科建立上做出很多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流行音乐教育在未来的学科体系完善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呼吁更多爱好流行音乐的教师加入到建设队伍中来，大家一起添砖加瓦，把流行音乐的学科建设得更加完善，向着良性、科学的方向发展，提高全民的流行音乐文化素质是我们共同的祈盼.

参考文献：

〔1〕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王建元.高校流行音乐教育需要确立学科目录.人民音乐,2007,(1).

〔3〕曹洋.目前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现状之思考.乐府新声,2008,(3).

〔4〕尤静波.流行演唱法.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4篇

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与美学理论研究是近乎同步。其原因是，无论是美学史著作还是美学范畴的其他著述，不可避免要涉及到音乐美方面的内容。所以，要想更直观地了解音乐美学理论的现状，无妨以美学与音乐美学相比较的方式进行分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我国音乐美学、著作共105册，其中音乐美学理论专著65册。以1980年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为起点，以年蒋一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为标志，至年的20年间，音乐美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发（由于笔者搜集资料渠道有限，只能作粗略统计，权且暂借现象略摆事实），严格意义上的音乐美学著作共有23种。有代表性的如：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王宁一、杨和平《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全4册，现代出版社，2000）；周畅《音乐美学》（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胡郁青《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简论》（重庆：西南大学出版社，2006）；冯长春《音乐美学基础》（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教材）；孙兰娟《音乐美学教学论稿》（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教材）；修金堂《音乐美学引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12）。等等。音乐美学史类10种，如：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系列）；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于润洋《音乐美学史论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等等。音乐美学专题研究类21种，如：杨琦《音乐美的哲学思考》（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5）；修金堂《音乐美学之音乐本体——属性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黄淑基《中西音乐美学的对话——一个音乐哲学的研究》（台北，洪叶文化，2002）；韩钟恩《音乐美学与文化》（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龚妮丽、张婷婷《乐韵中的澄明之境：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轩小杨《先秦两汉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等等。另有音乐美学译著9种，如：张前译《音乐美学》（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于润洋译《音乐美学新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杨燕迪译《音乐美学观念史引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等等。

二、关于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的思考

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本土音乐艺术要想取得跨越式发展，仅有音乐美学理论著述是远远不够的，注重做好基础性人才工程，把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培养出更多的高、精、尖复合型音乐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反推音乐美学理论向纵深发展，是当今乃至今后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那么，由理论到实践应从何处着眼，又应从何处着手？其一，要弄清楚音乐美学究竟应该讲哪些内容。这不仅涉及作为一种学术按自身的逻辑关联的内容，还要涉及教育体系的学科分类对音乐美学的具体呈现的制约，按我国目前学科体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美学内容至少被分割在四个学科群里面：一是放在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的美学；二是一级学科艺术学下面的八个二级学科（艺术学、美术学、音乐学、戏曲戏剧学、舞蹈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三是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面关于文学的诸学科和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下面的各国文学；四是一级学科建筑学下面与建筑艺术相关的学科和林学下面的园林植物和观赏园艺。④在上述四个学科群中，音乐美学的明显位置也就在一级学科艺术学下二级学科音乐学之中，这里最为重要是美学与音乐学的关系，以及音乐学与音乐美学的关系，进而美学与音乐美学的关系。可以说，讲美学也会涉及到音乐学，讲音乐美学又根本离不开美学，三者多有重合之处。

因此，在音乐学中如何讲音乐美学变成在学科体系的分工中如何合作的问题，这在教学实践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甚至应该作为学科体系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来提升音乐美学的级别。综合上述因素，目前状况下，遴选或组织比较全面的音乐美学教材至关重要。一本有分量的教材，至少应当涵盖以下内容：一是音乐审美现象。要讲清楚当人聆听音乐，欣赏音乐之美时，状态怎样，审美如何开始，如何进行，最终效果如何。二是音乐审美类型。要讲清楚音乐美分几个大的基本类型，如复杂、理性、空灵、平淡、自然等类。聚焦处如热烈、优美、典雅等特点是怎样的。三是音乐审美文化，通过中西方音乐美学文化研究成果，讲解不同的音乐审美观念和表现形式，进一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和形式。四是音乐形式美法则，讲清楚超越文化和时空的音乐美的基本法则，如节奏、速度、情感、风格等。五是音乐美的起源。从人类文化学来看美是怎样产生的，音乐美是怎样产生的，人是怎样认识到音乐美的。六是音乐美学的学科历史，要讲清楚音乐美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其客观规律是什么。具备系统全面、综合多家智慧、汇集诸多研究成果的音乐美学教材，既能提高音乐美学的教学质量，又能提升音乐美学的教学档次。其二，要把握好音乐美学该如何讲述。用实践哲学来讲美，用普通心理学讲美感，用艺术学讲艺术，构成了中国美学原理的一般结构。⑤按照这一模式，讲音乐美学的一个好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一方面是把音乐与美感结合起来，只有这样，音乐美的问题才能真正讲清楚；另一方面，把音乐学与音乐美学“区分”开来，这样才能使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更好地发挥整体功能。其三，要缩短“知”与“行”的距离。音乐美学理论为“知”，教学实践为“行”。音乐美学著作的作者即是理论学说的创作者，同时也应该成为教学前沿的实践者，理论研究者要与教学一线的老师加强沟通与协作，使先进的理念不是停留在纸上，也不是仅在文字表述上，而是聚焦于“教”“、学”、“做”三者合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⑥教学者与被教者之间互相服务“最后一公里”，倾向于彼此零距离。如此一来，其最大益处就在于：一是使音乐美学教育效果显著；二是由于适应教学对象不同的关注点从而激发了教学对象的音乐潜能。其四，要整合研究成果，集百家之智成一书之长。从音乐美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理想的教材是最基本的遵循。美的理论化，一直是人类的难题。将音乐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来阐释，同样极其复杂而又高难。研究“美”之难，可以从一组命题中看出：这花是圆的；这花是红的；这花是美的。此花形状客观存在，有没有人，它都是这形状，而此花之颜色却是由人的眼睛构造与光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人眼和与人眼同质的眼睛，物体就无所谓颜色，有些动物只能看见黑白两色，有些动物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颜色。但对于已经进化为人的正常眼睛来说，颜色是客观，只要人在看，这花一定是红的。

此花圆此花红，其客观性既可感受又可证明。但此花是美的，其客观性却没法证明。正是这一点呈出了研究美的困难。⑦也正是围绕“花”美与不美，音乐美学研究呈现出千帆竞渡、百家争鸣的局面。假如将这些不同的音乐美学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编为一书——音乐美学集成，并运用于教学实践，在比较与鉴别、选择与取舍中，赋予教学对象以自由裁量权，自百家言中择优而学，依个人兴趣而取舍，从而确立个人深造和主攻的方向，如此一来，这凸显综合教材之长的音乐美学集成，其优势既利于“教”又利于“学”，功用不言自明。

三、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教学转化，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意义

音乐美学理论成果存在的价值，唯有通过教学实践来检验，培养音乐人才必须以音乐美学理论为支撑。二者相辅相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以改革开放、兼容并蓄的姿态面向世界，各国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但是追求美、研究美却容易有更多共识，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可以游走于地球上有人类活动的任何角落，正因为本质上的美，才被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所接受，音乐美学理论，归根结底，就是把音乐的这现象那现象进行提炼、归纳、演绎、升华，把音乐对人类进步所起到的作用记录下来，传承下去。人在创作音乐，音乐同时也在塑造人。音乐使人美，而懂得美、欣赏美的人又在挖掘音乐之美，这种良性循环推动音乐文化随着人类前行的步伐不断跨越新高度。因此，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转化，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意义，无论从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值得我们予以高度认识。首先，加强音乐美学理论成果转化，培养音乐人才是国家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泱泱大国的国际地位日益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促成。音乐文化可以作为传播国家文明的使者，在与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交往与沟通中，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随着国家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强力推进，需要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美学为实现国家宏伟的目标做贡献。

流行音乐本科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学科评估；音乐学科；建设；启示

学科是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它不仅承担了各专业人才培养重任，还起到服务国家战略实施、促进各项科研项目研究顺利进行等作用。其中，高校音乐专业作为推动音乐文化发展、音乐人才培养的主要渠道，与其他学科一样，需要通过学科评估方式对其近阶段的发展水平、人才培养质量以及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空间等进行细致、全面的检验。学科评估在我国实践时间较短。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评估指标先后通过多次革新、发展，逐渐趋于合理化。新一轮的评估活动开启后，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并针对音乐学科独特的学科特色，定制新的评估指标，采用新的评估方式。比如更注重音乐学科实践性、创造性特征，加入非定性、非定量评估要素等。而这些评估指标对于高校音乐学科建设更具针对性，更能发挥其评估价值，具有一定的指导、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新一轮评估体系标准对高校音乐学科建设的推动、启示意义进行探究。

1加强音乐学科团队建设

学科的发展需要团队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共同建设。“一个学科的学术地位、学术声誉、学科方向特色凝练，以及该学科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学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层次结构至关重要，要有一流学术造诣和学术声望的学科带头人，还要有结构优良的高水平学术团队。”［1］新音乐学科评估指标中，首先要加入学科团队评估要素。然而，高校音乐学科由于其专业的特殊性，较为注重教师个人表演水平、创作能力的发展，使得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们大都因艺术创作个性需求，在平时的科研与教学过程中显现出特立独行的风格。音乐学科建设中实践性所占比重大，也使其科研团队建设起步较晚，相比其他学科稍显滞后。这些都造成了音乐学科建设中学科团队建设经常被忽视。新的学科评估标准制定后，对于音乐学科的全面、长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及启示作用。尤其在高层次科研人才的培养方面，既强调科研人才团队建设的重要性，也强调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学术引领、支撑作用。对于拥有一级学科、双一流学科的高校来说，在已有的团队发展基础上，应进一步优化学科团队结构，建构合理的研究梯队，尤其在向多个研究方向拓展、重视跨学科研究、加强国内外音乐学术交流合作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从而提高学科团队整体水平，建设具有国际水准、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具体的措施包括鼓励支持青年教师提升学历，参加和主办国际性学术会议以及与国内外一流的音乐学科院校进行合作、交流。当然，学科团队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方面，还需增强对艺术演出、创作等实践团队的培养力度。

2发挥音乐学科民族文化传承职能

新的音乐学科评估指标十分强调音乐学科的社会职能，首先提及的便是发挥其对弘扬、传承社会优秀文化的价值：“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依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提供一系列服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并取得成效的总体情况，具体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弘扬优秀文化，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举办重要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推进科学普及，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发挥智库作用，为制订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并获得采纳等。”从这几行文字可见，音乐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发展要以服务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为目的。而其中弘扬优秀文化的要求作为首要要素应得到重视。尤其高校中民族音乐边缘地位的现状，对我国高校音乐学科体系的建设敲响了一次长长的警钟。学科评估指标强调音乐学科服务于传统优秀文化传承，是对音乐学科建设与发展单一地为发展西方音乐现状的无声批判及有效引导。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而这种自觉的行为习惯需要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培养。这包括将本专业打造成高校所在地区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人才培养阵地，为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发展、创作、表演打造自己的特色文化艺术作品开辟新的平台。通过校企合作、校政合作等方式，组织社会音乐实践活动，促进传统文化发展，促进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此外，还要通过对外合作与交流，传承发扬本国、本土优秀文化，比如积极开展师生海外艺术交流活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升学校在国外的教育声誉，扩大国际影响力。另外，要加强与台湾、香港、澳门合作、演出等实践交流活动。而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除了遵循原课程外，应将地方民族音乐文化纳为本校特色课程，加大民族音乐文化在教学中的比重。

3加强音乐学科内涵建设

学科发展的关键是内涵建设，即学科质量提升与发展。新学科评估指标中，加大了内涵建设的比重，更为重视学科质量的评估。这对于音乐学科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顺利转型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指标化的评估体系为音乐学科内涵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树立了质量建设意识。尤其音乐学科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的高校，在稳定发展基础上，更要围绕提高学科质量做文章。学科内涵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部分：第一，科研质量。科研为人才培养、学科发展保驾护航。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包括教师们在教学实践中对得失的理论总结，对音乐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方式等不断地进行探索与研究。此外，还包括教师们针对自身的专业专长，在音乐学科某一个领域创造的具有前沿性的科研成果。成果的样式包括发表的期刊论文、出版的书籍以及参与的课题等。而成果的质量则主要通过论文内容质量、引用次数，文章发表刊物、出版社、课题的级别等要素进行区别。第二，人才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是学科内涵建设好坏的重要检验标准。各高校培养的学生进入社会后，是否能够得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可作为指标，主要包括用人单位的反馈以及人才进入社会后所做的贡献。这在新评估体系指标中，集中从“优秀毕业生”贡献一栏中体现。此外，就业率也是一大标准。第三，学科声誉。学科声誉主要是针对本学科科研水平、社会贡献、学科带头人的国内外学术影响及其社会声誉、学科贡献等方面进行衡量，也是发展音乐学科内涵的重要指标。

4结语

学科评估体系的完善与发展，对于我国高校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检测意义。而音乐学科的建设随新一轮评估体系指标的革新得到启示，这不仅对音乐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学科评估体系的完善无疑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谢桂华.高等学校学科建设论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6.

［2］…董秀华.对我国大学排行实践的回顾与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4）：9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