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论文范文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篇
什么是数字货币
目前，数字货币（Digital Money）没有统一定义，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价值的数据表现形式，通过数据交易并发挥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及价值存储的功能，但它并不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货币。没有政府当局为它提供担保，它只能通过使用者间的协议来发挥上述功能。因此，数字货币不同于电子货币（Electronic Money），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表现，被用来进行法定货币的电子化交易。但从各方面的观点来看，数字货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数字货币是一个完全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货币形态，包括支付、结算、储存等，都可以在没有人工核准的情况下自动完成，并保存所有无法销毁的路径信息；其次，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监管、调控等成本一定更低，应远远低于纸币市场，否则数字货币将缺乏根本的生命力；第三，数字货币自身“价格”稳定性高，定位明确（是货币而非商品），跟现有纸币系统有相应的转换规则；第四，有法定的发行程序和安全可靠的技术做支撑。
在现有的数字货币中，比特币是“去中心化”的，但也有一些是“中心化”的。
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会议并就数字货币的必然性、数字货币的特征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时隔两年周小川再次谈论数字货币。
在这次会议中，周小川勾画了自己眼中的数字货币，从周小川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它与国际上现有的数字货币存在巨大差异。
数字货币的形式
目前，数字货币的主流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其代码是公开的，其他“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多数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系与比特币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并不是某些“比特币原教旨主义者”鼓吹的“完全去中心化”（Totally Decentralized），即使在形式上，也有“中心化”的数字货币，比如瑞波币（Ripple Coin）等。
目前市场上活跃的数字货币有下述几种。
1.比特币
比特币的概念最初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2009年提出，现在比特币也用于根据中本聪的思路设计的开源软件以及建构其上的P2P网络。
与大多数传统货币不同的是，比特币不依赖于特定的中央发行机构，而是使用遍布整个P2P网络节点的分布式数据库来记录货币的交易，并使用密码学的设计来确保货币流通各个环节安全性，比特币经济使用整个P2P网络中众多节点构成的分布式数据库来确认并记录所有的交易行为。比特币只能被它的真实拥有者使用，而且仅仅一次，支付完成之后原主人即失去对该份额比特币的所有权。
2.莱特币
与比特币类似，莱特币也是一种加密数字货币。它是一种P2P的开源数字货币，属于比特币的一个分支衍生货币。坊间素有“比特金，莱特银”的说法。
莱特币虽然基于比特币协议，但是并不要求极高的计算能力，使用普通电脑也可进行挖掘。莱特币的算法，源于Dr Colin Percival为Tarsnap安全在线备份服务（供linux及其他开源操作系统备份）设计的算法。
3.狗狗币
狗狗币，英文名Dogecoin，是一种基于Scrypt算法的小额数字货币，诞生于2013年12月8日，由澳大利亚品牌与市场营销专家Jackson Palmer和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程序员Palmer共同开发，是目前国际上用户数仅次于比特币的第二大虚拟货币。
狗狗币以“神烦犬Doge”为设计原型，拥有自己的核心文化，即小费文化、慈善文化和草根文化。狗狗币交易过程比比特币更加便捷，且狗狗币的总量更多，价格低廉，转账迅速，适合网络打赏等。独特的平民化发展思路，使狗狗币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替代加密货币之一。
4.元宝币
元宝币（已升级为“新元宝”）是类似于比特币的虚拟数字货币，号称中国版的比特币。元宝币由元宝团队发起产生，创始人为清华大学毕业生、北京云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邓迪。
元宝团队是一群比特币的爱好者和最早的支持者，但在看到比特币的问题之后，决定尽自己的力量，用最新的技术，来开发一款适合中国人使用的电子货币。这也就是采用元宝币这样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货币名称的原因。
目前新元宝已经推出了众筹、资产抵押等多种应用，未来还将在跨国汇兑，跨国支付等领域进一步发力。
5.福源币
福源币，原名Fortune Coin，简称FTC，是一种新型去中心化数字加密虚拟货币。福源币未来将应用在全球珠宝协会所有企业当中，主要是通过这种数字货币转化为积分，打造一个去中心化的商圈，来促进商业合作，扩大业务范围的模式。目前国内外部分大型金融、贸易、能源等传统企业都在尝试着开发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与其他数字虚拟货币不同，福源币项目自立项之初就定位于打造数字商圈流通新介质这一理念，主推数字货币的实用性。
另外，福源币专业线上交易平台——福源币交易所也已经于2015年9月初正式上线。福源币交易所的正式上线标志着其完整的产业链系统已初步形成。福源币交易平台面向全球，前期主要服务于中国用户，并致力于为广大福源币爱好者提供一个最安全可靠的交易平台，以及最好的服务体验。
6.瑞波币
瑞波币（XRP）名为Ripple Credits，即“Ripple信用”，总量固定为1000亿个。Ripple是一个开放源码的点对点支付网络，它可以使人们轻松、廉价并安全地把金钱转账给互联网上的任何一个人。瑞波币是基于这个网络而存在的虚拟货币，人们通过Ripple进行交易时会消耗一定的瑞波币，但这个交易费用很小。
瑞波实验室（瑞波币开发团队：Ripple Labs）要求每个瑞波账户都至少有20个瑞波币，每进行一次交易，就会销毁十万分之一个瑞波币。另外，在流通和兑换过程中，瑞波币也渐渐变成了一种“桥梁货币”，成为各种货币兑换之中的一个中介物。
2015年5月，瑞波实验室获得2800万美元的A轮融资。IDG资本、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下属的投资部门、希捷参与了此次投资，其他的新进投资者还包括杨致远的雨云创投公司、华岩资本、华创资本以及全球电子交易公司联合创始人DanTierney。另外，今年6月，瑞波实验室业务发展团队的研究主管Ryan Zagone加入美联储。7月，美国前财政部官员Michael Barr加入瑞波实验室的顾问委员会。
在2016年1月20日的数字货币会议上，周小川眼中的数字货币显然和以上货币都有巨大的差异。
周小川明确，中国的数字货币需要遵循几大原则：要提供便利性和安全性；做到保护隐私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平衡，尤其针对洗钱、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要保留必要的遏制手段；要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和传导；要保留货币主权的控制力，数字货币是自由可兑换的，同时也是可控的可兑换。
最最重要的是，在周小川看来，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必须由央行来发行。因此，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交易，都与传统货币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说白了，数字货币跟传统货币也就是一般意义上钱包里的“钱”，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
现钞的发行和回笼是基于现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的二元体系来完成的。数字货币的发行与运行仍然应该基于该二元体系完成。只不过是“数字货币”的运送和保管发生了变化：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
这说明中国货币主管当局对数字货币的认识是及时的，也是非常深刻的。
数字货币的正反两面性
数字货币的好处多多，一是数字货币理论上使得用户可以不通过金融机构直接进行点对点（Peer to Peer）的交易，能提高交易效率并节省成本。二是其分布式总账系统理论上可以让任何参与者都无法伪造数字货币，减少交易风险。三是数字货币的较低交易成本会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服务水平，降低交易费用。四是数字货币与移动金融商业模式相结合，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货币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一是理论上会对传统货币体系造成冲击，影响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由此可能危及金融稳定，以比特币为例，其价格与价值偏离幅度较大，风险极大，甚至与一些金融衍生工具相结合，极大地放大了金融风险。三是可能危及金融诚信，数字货币的匿名性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正在被用于恐怖融资与洗钱活动。四是数字货币的技术安全性有待进一步完善。
数字货币在国外
数字货币代替纸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正如周小川所指出的：从安全、成本等角度看，被新技术、新产品取代是大势所趋。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是十分必要的。
实际上国外在货币数字化道路上走得更远。
2013年6月，德国议会决定持有比特币一年以上将予以免税后，比特币被德国财政部认定为“记账单位”，这意味着比特币在德国已被视为合法货币，并且可以用来交税和从事贸易活动。2013年8月19日，德国成为全球第一个认可比特币合法地位的国家。
据海外媒体报道，挪威最大的银行DNB近日呼吁该国应该彻底停止使用现钞，这是全球货币电子化时代中出现的最新表态，事实上挪威已经有数家银行关闭了部分支行的现金业务。据悉，挪威在货币数字化的路上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据挪威央行统计，挪威的现金交易量自2001年以来逐年减少，2001年这一比例为11%，而现在只有5.3%。
随着全球互联网金融的飞速发展，欧洲地区的数字货币化进程正在加快，2015年，数字货币在欧洲相关国家地区的交易量超过了10亿欧元。数字货币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正在被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认可。
2016年1月，由捷克中央银行、欧洲电子货币协会、英国云鼎集团（Cloud Dtripod Group co. LTD）、捷克IKORUNA公司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共同举办的“泛欧经济论坛”上，英国的云鼎集团（Cloud Tripod Group co. LTD）正式签署了收购捷克IKORUNA电子货币支付系统（IKORUNA Payment Systems，SE）的协议。
IKORUNA公司是欧洲知名的第三方网络支付平台，是捷克共和国仅有的几个官方授权发行数字货币的公司之一，拥有捷克中央银行授权的数字货币发行牌照及相关许可证，拥有多项国际网络安全专利认证。IKORUNA公司除了在捷克共和国发行数字货币之外，还在积极地发展全球业务，针对全球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在线支付服务。
出席这次论坛的欧洲数字货币协会（Electronic Money Association）主席萨布里（Thaer Sabri）指出，在2015年，欧盟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允许非银行机构介入金融交易，这将在欧洲地区以及更大的范围内带来新的商业机会。数字货币（E-money）发行机构在得到注册地国家政府及国家银行授予发行牌照的情况下，可以在全欧洲运营，也可以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公司的方式，或者以会员制的方式来运营，就像成为VISA或Master Card这些支付机构的会员一样。
欧洲第一家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的PayPal公司副总裁罗伯特（Robert Caplehorn）出席了本次论坛。罗伯特（Robert Caplehorn）指出，根据欧盟关于数字货币的相关法律规定，数字货币发行机构在申请银行颁发的数字货币发行牌照之后，可以进行包括信用在内的宽泛服务。2009年，Paypal公司将总部迁到卢森堡，获得了卢森堡中央银行颁发的数字货币发行牌照，如今在全欧洲有6000万活跃用户，业务已经覆盖全球。
目前美国的一些州也接受数字货币为合法货币。
数字货币面临的挑战
虽说从很多方面来讲，数字货币相比纸币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但推出数字货币仍面临不少挑战，诸如法律问题、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数字货币本身的安全技术、数字货币如何调节流动性，等等。
关于推出数字货币面临的法律问题、数字货币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在更多的大城市，由于移动支付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无现金”生活，纸币的电子化给数字货币的推出提供了良好的实践。
真正最关键的，是处理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发行数字货币的关系，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一套独立发行数字货币的技术，而对私人技术形成强大的隔绝或壁垒。比如中国推出了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这些数字货币跟比特币等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前者的优势在哪里，如何定义和交易，就得依靠各种值得信赖的规则，而不是技术本身。
美国已经明确了比特币属于大宗商品，也就是说，以后在美国，无论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影响力多大，依然要用美元去计价，这就为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之后，处理法定数字货币跟私人数字货币的关系提供了方向。
另外一个挑战在于，如何在多中心化的条件下，调节数字货币的流动性，以及如何有效地实施监管。从近几年的数字货币发展情况看，由于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数字货币在提升交易活动的便捷性和透明度方面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时在监控洗钱、资金跨境流动、逃税漏税等方面违法犯罪行为也屡见不鲜。
如果要达到未来的监管要求，多中心化之下的数字货币，还需要攻克两点技术，一是数字货币的锚如何基于实体经济，而不仅仅是互联网技术，在经济周期变化的过程中，数字货币如何利用价格工具或量化工具来调节货币的流动性，技术方面如何实现；二是交易的可逆性，以及交易数据的可追踪、可追回，且要有非常畅通的查询和公布渠道，以达到纠正和惩罚违法犯罪行为的目的，目前比特币市场加密和交易的不可逆，导致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终止比特币的交易，除非出于交易者的自愿。
参考文献：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赤字；货币供给；VAR模型；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10-0055-06
一、引 言
长期以来，财政赤字增加是否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关系到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实施效果等。
一般而言，当出现赤字时，政府通过借债或发行货币以创造铸币税收入来为其支出融资。从理论上看，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有三种：增加、不变或减少，但一般认为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已有的文献，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的理论依据可能在于：
(1)财政占优假设。在财政占优的体制中，货币当局迫于政府压力为赤字融资，央行的货币供给是财政政策的函数。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央行的非独立性和征税机制的不完善，政府更倾向于用货币创造来为其赤字融资。若央行足够独立则能更好地控制货币创造(Haan和Zelhomt，1990)。
(2)最优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税理论。中央政府可能使用通货膨胀税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联合决策。当宏观经济政策存在时间非一致问题时，由于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存在，债务利息的实际价值减少，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增加，政府有利用铸币税为其赤字融资的激励(Tumovsky，1995)。
(3)Sargent和Wallace(1981)指出，若赤字是持续性的，政府最终将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并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实际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将以快于实际收入的速度增长。此时，货币当局被迫通过货币创造为政府赤字融资。
(4)赤字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当货币当局追求的是低利率目标时，央行将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以稳定利率，就会增加货币供给以抵消赤字支出增加对利率的影响。
(5)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框架下，即使央行足够独立，赤字支出也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和利率、物价等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Thoma，1994)。主流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在外生货币供给的前提假设下，把货币供给完全归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Endogenous)是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活动自身创造出来的，是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的变动决定的。内生性理论强调一国货币存量不是可由其货币当局独立决定和左右，而是受制于社会经济活动和由此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仅将货币政策当作外生的规则性影响是不全面的。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则预算赤字的增加对总需求具有正效应。总需求的扩张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国民收入，货币交易需求随之增加，央行将不得不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而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Hossain和Chowdhury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是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原因之一。在许多西方国家，迫于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的压力，若央行采取紧缩货币的做法，将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政府将被迫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或减少公共投资。此时，央行在多重压力下将不得不增加货币供给。
认为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无影响的理论依据在于：(1)在货币主义的框架中，若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彼此完全独立，都有自己的偏好，央行的货币供给就不受财政当局的影响。(2)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财政赤字对利率、消费、储蓄、投资等均无影响，则货币需求函数也不会发生改变，财政赤字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无影响。Barro(1974)的模型认为，政府支出而非赤字增加税收和货币供给。此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当货币当局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时，则货币当局会减少货币供给以对抗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赤字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下，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存在差别。
关于赤字的货币供给效应的实证研究的结论也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Akhtar和Wilfordt引，Laney和Willett(1983)，Ahking和Miller，Dera―Vi(1990)，Tanner和Devereux，Vamvoukas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呈正相关关系；McMillin和Beard，Joines，Baxnhart和Darrat，Gulley等的实证研究认为赤字未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实证结果对模型设定、时期选择、变量形式、计量方法等非常敏感。
国内关于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研究文献不是很多，王利民、左大培(1999)阐述了中央政府财政赤字、货币扩张和铸币税的关系，张红地(2002)理论阐述了铸币税和财政赤字融资之间的关系，曾康霖(2002)对央行铸币税和弥补财政赤字进行了理论分析，但都缺乏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关系的实证研究。本文拟以已有的文献为基础，探讨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并予以实证检验，为有关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及其结果。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机制分析
1．我国赤字的融资方式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赤字增加货币供给的机理在于：若政府向央行透支，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导致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赤字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并且由央行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同样引起货币供给直接增加；若央行不是直接购买财政发行的债券，而是在金融市场上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财政债券，也会增加货币供给；若政府向商业央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则赤字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只是向央行和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不同。向央行借债直接增加基础货币而导致货币扩张；向商业银行借债的货币供给效应取决于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为零或保持不变，则借债给政府就相当于减少私人部门信贷，货币供给不变。当然，商业银行也可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不减少其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前提是央行愿意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政府债券、提高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等方式增加商业银行储备货币的供给。央行增加储备货币的
压力或来自于商业银行或政府或央行自己的愿望(降低因政府借债导致的利率上升压力或私人信贷的减少)。此时，政府向商业银行借债为其赤字融资会增加基础货币，进而增加货币供给。如果商业银行在借债给政府的同时，基础货币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不变，商业银行必须减少其超额储备，将提高货币乘数，增加货币供给。
传统的财政理论一般认为，政府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不会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但是，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借债的赤字支出通过影响实际产出、利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对货币需求进而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增加总需求进而增加货币需求；但是，Thoma(1994)认为，内生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具有同经济周期阶段相关的反周期性质，当经济增长率超过目标水平时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的提高减少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利率的货币需求效应比较复杂，存在几种可能性：(1)利率上升，商业银行贷款意愿增强，扩大货币供给。(2)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利率提高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也可能收缩。(3)利率提高降低私人部门的货币需求。(4)利率提高，公众购买债券的意愿增强，政府可减少向央行融资，货币供给减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了货币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财政直接向央行透支，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1994年，我国人民银行停止向中央财政透支。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政府赤字必须从社会融资渠道弥补，央行不得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透支和借款，而且央行不得直接购买和包销政府债券，从而切断了央行与财政之间的直接融资渠道。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直接向公众和商业银行融资，其次是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业务必然影响基础货币供给，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向商业银行融资不影响货币供给。但是，根据Coats和Khatkhate的分析，向商业银行融资同样影响货币供给。此外，若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向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融资的赤字支出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因此，从赤字的融资方式来看，尽管学术界和决策层不主张以铸币税去弥补财政赤字，但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2．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经历了几次“扩张一紧缩一扩张”的周期性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增加货币供给，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央行通过货币供给来达到控制经济增长、利率、物价等目标。总体上看，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理念主要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即“逆经济风向行事”而不是实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货币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增加，而非主动调节经济运行。国内许多学者认为，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周诚君(2002)认为，从我国经济短缺、过剩或转轨形态来看，我国的货币供给呈现很强的内生性。短缺经济中，由于倒逼机制，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转轨经济中，双轨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很大程度上不是央行所能独立控制的，而是由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过剩经济中，货币供给取决于意愿货币需求，在意愿货币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单纯试图提高货币供给是无效的。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我国的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逐渐增强。1984年以前，货币供给主要通过信贷计划和行政指令实现，货币供给呈现外生性；1984―199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直接决定货币数量，而是通过准备金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1994―1998年，我国货币供给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货币供给内生性逐步显现；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取消信贷配额管理，货款完全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中央银行集中于发行货币、制定货币政策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间接调控经济。此时，货币供给内生性完全表现出来。金琪瑛(1999)对1979―1998年我国货币变量与经济变量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对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货币化比率这四个变量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了货币变量依赖于经济变量即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结论。史永东(1999)在包括货币供给和收入的2变量系统内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刘金全、张艾莲(2003)研究了实际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供给的冲击，结论是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波动性，在经济扩张阶段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而在经济处于紧缩阶段时，却谨慎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依据现实经济运行条件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财政赤字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总需求而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货币供给。此时，即使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为赤字支出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
3．我国的央行独立性程度决定了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
1984―1993年，在以信贷规模控制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条件下，“倒逼机制”的存在损害了央行的操作独立性，利润分成制度和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损害了央行的目标独立性。这―阶段，我国的央行谈不上独立性(汪红驹，2003)。1993年以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央行的独立性得到提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法律地位上隶属于政府，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我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务院，降低了央行的独立性(谢平，1996)。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仍旧不完善，或者说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财政作为货币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央银行共同执行控制货币供给和货币金融体系的职能(靳卫萍，2002)。由于我国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
三、实证检验
1．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
样本区间为1978--2003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统计年鉴》。rMt表示实际货币供给量(M1)的自然对数；Deft表示财政收支变量，为实际财政支出的自然对数减去实际财政收入的自然对数；P，为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Yt为实际GDP；Rt为名义利率。用CPI将有关变量的名义值换算为实际值。
令Zt=[rMt，Deft，Yt，Rt，Pt]’。目前，央行把
M1作为短期监测目标，M1作为长期监测目标。使用M1指标是因为它直接受央行控制且我国的M，与银根松紧关系密切。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国可能存在赤字水平影响货币供给的基础；名义利率的升降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松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实际GDP和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是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的重要因素。
检验方法上，首先根据水平VAR模型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VAR模型得出脉冲响应函数以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使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
2．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L
确定水平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的方法是从一般到特殊从较大的滞后阶数开始，通过对应的LR值、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确定。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I＝3开始，并根据FPE值、AIC值、SC值、HQ值等选择最佳滞后阶数为3，见表1。
3．VAR(3)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根据图1，VAR(3)模型的全部根都落在单位圆以内，因此，VAR模型的稳定性条件得以满足，根据其得出的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4．基于VAR(3)的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可见，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财政赤字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实际GDP是货币供给的单向Granger因；在10％的边际显著性水平上，名义利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因此，财政赤字、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均是我国货币供给(M1)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表2，货币供给不是实际GDP的Granger因，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
5．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innovation)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Pesaran等所提出的广义(generalized)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惟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最近的实证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图2是基于水平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T，纵轴代表实际货币供给变量受各变量冲击的响应程度。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曲线，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财政赤字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财政赤字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增加；在滞后约2--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名义利率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通货膨胀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负，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在滞后1--6年的时期内，货币供给变量在受到一个单位正向标准差的实际GDP变量的冲击后，冲击效应为正，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
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利率管制的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松紧可以通过利率来表示。央行控制的利率上升，一方面表明其紧缩货币的意愿；另一方面，增加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的借款成本，商业银行会减少向央行的借款，从而减少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同时，商业银行提高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企业会减少向商业银行贷款，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此外，由于逆向选择效应(利率提高，偿还能力低的高风险企业才有意申请贷款)和风险激励效应(利率提高激励借款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增加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利率上升时，其预期收益反而下降，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收缩。价格水平的提高导致货币供给减少，反映央行紧缩货币以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名义利率水平上升以及价格水平提高均导致货币供给减少，体现了我国货币政策的反周期性质。实际GDP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增加，我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需要。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根据已有的文献，在探讨中国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通过5变量系统实证检验1978--2003年我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
(1)由于赤字的融资方式、央行的非完全独立性和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我国存在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赤字的增加是解释我国货币供给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向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系统的私人部门发行债券为赤字融资也会影响货币供给。因此，需要充分重视我国赤字财政政策的货币供给效应，在货币金融体系下重新认识财政政策的作用及功能，惟有如此才能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其政策组合。
(2)赤字水平、实际GDP、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我国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反映我国货币供给政策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独立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由于货币供给受名义利率、实际收入、价格水平、赤字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加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的波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响，难以主动调节经济运行，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货币政策与其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受阻。所以，是否继续以货币供给量(M1)作为货币政策的短期监测目标需要认真予以审视。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块链 比特币 数字货币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正在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一些经济学家预测，数字货币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主要的金融支付工具。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数字货币研讨会，周小川行长指出需要密切关注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对金融Ю吹挠跋臁S纱耍支撑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研发的关键技术――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引发多方关注，各方对区块链的关注程度甚至不亚于对数字货币本身。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已经从数字货币领域逐渐进到金融、公共服务等领域，在国内外正掀起一股研究和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热潮。
一、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内涵
作为支撑比特币的重要技术，区块链的概念最早由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提出。以比特币应用为例，区块链是指一串使用密码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结构，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过去十分钟内所有比特币交易的信息，以密码学方式保证信息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并生成下一个区块。
有学者（秦谊，2016）认为，区块链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基于计算机程序的公开的总账数据库。它的特点是数据库可以记录区块链上发生的所有交易信息，区块链中的每个节点都可以将其记录的交易信息更新至网络并保存，每个参与维护的节点都能复制获得一份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完整数据库储存，这就构成了一个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分布式数据库，这种数据库能够在无须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实现信息的直接交互，即人与人之间点对点式的交易和互动。
也有研究（穆启国，2016）认为，区块链是指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共同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这种数据库方案以涉及系统中的任意多个节点，把一段时期内系统包含的全部信息交流的相关数据，通过特殊的算法和密码方法计算并记录到一个数据区块（block）中，同时产生该数据区块的防伪识别码用于链接（chain）下个数据块及校验，系统的所有相关节点来共同验证交易信息记录是否为真，生成的数据区块不可篡改。实际上，区块链技术是一种类似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底层技术的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它的出现有望实现互联网从信息传递向价值传递的突破。区块链技术最大的颠覆性在于信用的自我建立，数据存储、传输和证明的去中心化，采用分布式储存的数据区块替代目前的中心服务器，使全部数据信息都被记录并储存在云系统之上，无须第三方验证即可实现数据的自我证明，使得信用的建立成本大幅降低。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创造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因此无须基于信用来实现货币的发行和交易。
对于数字货币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王永红，2016），数字货币是“法定电子现金”，即由货币当局发行、存储于电子设备、具有现金特性的价值载体。数字货币区别于与银行账户相关联的电子货币，与价值完全由市场决定虚拟货币不同。同时，从数字货币体系建设的需求的角度来看，数字货币要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支付手段，必须具备区别于电子货币、虚拟货币的显著特点，包括安全性、可控匿名性、周期性、不可重复性、系统无关性，并且要在开放互联环境中达到很高的交易性能。谢平和石午光（2015）认为数字货币是基于密码学和网络点对点（Peer to Peer）技术，由计算机程序产生并在互联网上发行和流通的一种货币。
二、区块链应用于数字货币的优势
新货币经济学认为，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职能可以分离，比特币的应用可以被视为此观点的一次尝试。该理论提出，所有的经济活动在没有中央银行和法定货币的情形下一样存在，基础货币的记账和交换职能可以同时使用两种不同的媒介，前者仅为衡量价值的标准化的记账单位，可以同所有的经济交易之间建立起映射关系，而后者则是内生的，可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实现交换。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比特币或许只是货币职能分离的一次大胆的实践，离诞生真正意义上能广泛流通的数字货币还有十分遥远。但是无论如何，基于数字货币的比较优势，创建一种成熟、稳定、可靠的数字货币体系是未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无疑，区块链技术为创立稳定可靠数字货币提供了技术基础，受到了各国央行的关注。
利用区块链技术发展数字货币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学者（蔡钊，2016）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数字货币去中心化信用和方便快捷地交易，使得其具有较高交易流通价值，并能够通过开发对冲性金融衍生品作为准超货币，从而保持相对稳定的价格。数字货币建立了货币背书下的数字货币交易信用，交易量越大，交易越频繁，数字货币交易信用就基础越发牢固。一旦在全球范围实现了区块链信用体系，数字货币自然会成为类黄金的全球通用支付信用，并可借此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使得货币变得十分安全。目前的中心化的金融系统容易遭受电脑黑客的攻击，安全成本高且难以防御。但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创立数字货币，它去中心化的特点能够实现全网络记账，有效预防故障与攻击。另外，区块链信息的时序记录、不可追溯和难以篡改的特点，使得货币防伪变得十分简单。这一防伪特性在与数字货币相关的票据、凭证应用上有更为广阔的前景，这使得金融诈骗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邓迪，2016）。
有学者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的优势（肖风，2016），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联盟链发行数字货币，这种联盟链是由几个中心化机构共同发起建立，兼具部分去中心化功能的同时让分布式网络节点得到控制的区块链。在这种区块链中，让所有参与金融机构的数据中心共同构建联盟链的分布式网络，单中心变成多中心，从而实现安全稳定运行。另外，零知识证明技术和共识机制能够保证所有参与者的信息保密，链条各节点网络通过账本网络共享机制确保达到高效率和高可靠性的结合。这种设想一旦实现将十分有利于人民币有序、可控地实现国际化。同时，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外接端口将认可的全球金融机构接盟链，可实时监控人民币流动，并且可以节省人民币印刷和储存成本。最重要的是根据区块链技术实现信息流与资金流的统一，实时结算、逐笔交割与无间断运行，初步构建一个科学高效的全球化人民币登记结算与支付清算网络，这将极大提高人民币结算、支付清算的效率，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反洗钱领域，区块链技术的作用突出。秦谊（2016）认为，借用区块链技术，通过各金融机构的交易都必须有客户提供电子身份信息（私钥）同银行掌握的公钥共同验证，并且与用户地址进行匹配，确保每笔交易都有完整的记录。在这种模式下，交易信息在各金融机构间实现透明共享，交易的所有环节都无法脱离监管机构的视线，黑钱将无法洗白。
但是，也有学者对区块链应用于货币创新有不同的看法。姜奇平（2016）从货币价值的角度分析，认为区块链在货币方面的应用只能是被设计为一般等价物的分布式系统，但如果未来货币的发展不再是一般等价物，那么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与货币发展从贝壳到黄金再到纸币一样，只是货币在形式上的创新。而未来货币的流动性将必须在利用、使用、服务应用中体现价值，表现在更为具体的价值体现。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比特币上，相当于设计了信息量机制，却没有设计信息流速机制。吴晓灵（2014）认为算法货币目前只是解决了货币信用问题，但尚无法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调节需要。在当前的情形下，其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能够通过互联网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价值传递。
三、区块链技术应用于货币创新的实践：比特币
区块链技术最广泛也最为成功的应用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从中本聪开发出第一个创世区块开始，到比特币区块的诞生，再到比特币作为投资工具价格飞涨，比特币和区块链技术广受追捧，凸显了区块链技术及应用的广阔前景。英格兰银行的研究认为中央银行未来可以考虑发行流通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操作得当可以增强金融的稳定性。
对于比特币是否为数字货币的判断，Yermack（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具有代表性。作者认为，比特币在履行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在流通手段方面，比特币的流通范围小；从价值尺度看，比特币价格波动十分剧烈，因而尚不能视为具有稳定的价值尺度；从支付手段来看，比特币仍未被广泛接受。Forian et al.（2014）分析了比特币的货币和资产属性，认为持有者更多视比特币为一种投资和资产。因此，比特币从根本上来说仍不是货币。
不少学者肯定了比特币对于创新货币形式的重要作用，张春霞（2016）认为去中心化、非国家化是未来货币的发展方向之一。货币去中心化是指一种货币不通过中央银行等中心机构发行流通，交易过程不依赖银行或中央清算机构等第三方机构的协助。类比特币的非国家化能有效避免中心机构造成的货币多发，以及信用风险和人为因素导致的货币危机，从而根本上保证了币值的稳定与流通的自由。比特币去中心化、数量有限、完全匿名和交易便捷的特征，是目前区块链技术最为成功的应用。姜立文等（2013）认为比特币有效解决了在经济全球化下如何降低信息成本与交易费用的问题。交易可以实现全球同步，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学者（闵敏和柳永明，2014）从货币价值与职能的角度分析认为，比特币本身不能度量商品的价值，在当前的比特币的交易中，衡量商品价值的因素依然是法定货币。现实中绝大多数可以使用比特币交易的实体店都同时使用法币和比特币标价，实际上是法币提供价值尺度，而比特币充当流通手段。从这个方面讲，比特币实现了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分离。而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分离，则价值尺度退化为记账单位，商品的价格就能充分反映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避免受到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许多外国学者从比特币的交易特征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结论。Ron et al.（2013）通过跟踪分析比特币持有者的数量、账户变动、交易和储蓄特征，发现大多数的比特币从产生到现在，并没有参与流通，大多数的比特币被少数人集中。Smith（2014）对比特币的价格波动进行了分析，发现比特币同直接货币市场之间存在套利行为，同时比特币与其他货币的直接汇率波动更加明显。这些现象表明受比特币数量的稀缺性、升值预期和流通限制影响，比特币的持有者愿意选择持有而不是交易，价格波动也更为剧烈。
四、区块链技术创新发展货币面临的挑战
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创新具有安全性、匿名性、方便交易的天然优势。尽管如此，应用区块链技术创立一种广泛流通的数字货币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安全性仍是区块链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比特币遭黑客攻击失窃和被盗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在技术面上尚未成熟。袁勇和王飞跃（2016）认为，虽然实际系统中为掌握全网51%算力所需的成本投入远超成功实施攻击后的收益，但受攻击的安全性威胁始终存在。另外，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机制也将随着数学、密码学和计算技术的发展而变的越来越脆弱，隐私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安全。
从法律上看，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受现有的国家制度的制约。益言（2016）认为，一方面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自治性淡化了国家和监管的概念，对现有的货币制度造成很大冲击。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对国家的货币发行权威构成严峻挑战，而且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监管部门对区块链技术缺乏充分的认识和预期，与区块链技术及其应用缺乏相关法规的保护，增加了市场主体的风险。
从监管上讲，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让中心化的政府对数字货币的监管变得非常困难。孙建钢（2016）认为，虚拟货币数字化的价值代表属性决定了其很难确定监管主体，去中心化的属性使原中心化的传统监管模式不再适合，跨国界市场参与及交易的属性更是增加了监管的复杂性，从而给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外，陈一稀（2016）的观点比较独特。文章认为，区块链技术存在与传统货币银行学中相类似的“三元悖论”，即无法同时达到高效低能、去中心化和安全的三个要求，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同时，文章提出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去中心，而是换中心或是多中心。
随着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的强势崛起，新兴的区块链技术逐渐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信用、不可篡改和可编程等特点，使其在数字货币的应用上具有广阔的前景。目前，对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数字货币的研究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多数研究集中分析了区块链技术对于数字货币创新的重要意义，与传统货币的比较优势，以及未来面临的安全、法律认可、政府监管的挑战，但都没有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对于未来数字货币如何实现一般货币职能，构建数字货币与现有货币体系相融合的框架，以及如何实现数字货币广泛流通的分析和讨论不够充分。本文对有关区块链技术用于数字货币的创新做了粗浅的归纳，以期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借鉴。
参考文献
[1]穆启国.区块链技术调研报告之一：具有颠覆所有行业的可能性――区块链技术解析和应用场景畅想[J].川财研究，2016，1.
[2]谢平，石午光.数字加密货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15，01：1-15.
[3]邓迪.数字货币的前奏[J].金融博[，2016，03：9-10.
[4]姜奇平.区块链与货币哲学的发展[J].互联网周刊，2016，04：70-71.
[5]陈一稀.区块链技术的“不可能三角”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研究[J].浙江金融，2016，02：17-20+66.
[6]肖风.从公有链到私有链：区块链回归现实[J].当代金融家，2016，Z1：35-37.
[7]秦谊.区块链冲击全球金融业[J].当代金融家，2016，Z1：43-46.
[8]王永红.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框架构想[J].中国金融，2016，08：14-16.
[9]姜立文，胡h.比特币对传统货币理念的挑战[J].南方金融，2013，10：31-35+92.
[10] 吴晓灵.从信息网络到价值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J].三亚・财经国际论坛，2014.
[11]Forian G.，Z.Kai，H.Martin and W.M.（2014）.Christian.Bitcoin-asset or currency？ Revealing users’ hidden intentions.The Twenty Second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
[12]Ron D.and A.Shamir.（2013）.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ull Bitcoin transaction Graph.Financial Cryptography and Data Security：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6-24.
[13]Smith J.（2014）.An Analysis of Bitcoin Exchange Rates.SSRN Working Paper，No.2493797.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字货币；支付结算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11）-0058-04
一、数字货币的概念及现状
（一）数字货币的概念
自201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召开以来，央行数字货币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有关业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数字货币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定义。根据维基百科的网络定义来看，数字货币是依靠校验和密码技术来创建、发行和流通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技术彻底摆脱了传统货币使用的技术，完全使用基于互联网的一系列技术手段，包括区块链技术、密码算法技术等，以确保数字货币在网络上可以畅通无阻地使用。这个定义显然更侧重于互联网技术上的定义，在法学上对数字货币进行界定还存在一些障碍。在法学定义中，货币是一种动产，由国家发行，货币单位依基准定值的一种普遍的交易手段，具有法定唯一性、国家信用性和高度流通性三大特点。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2016年6月24日召开的首届大数据金融论坛上公开表示，从货币的本质看，在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中，只有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才是真正的货币。同时，盛松成认为，与现有电子形式的本位币不同，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将可能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具有分散式账簿特点的本位币，并涉及包括移动支付、可信可控云计算、密码算法、安全芯片等在内的其他相关技术。此外，周小川也表示，中国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交易，应当遵循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一体化的思路，实施同样原则的管理。因此，本文讨论的数字货币是狭义的数字货币，特指由国家发行的数字化的货币形式。
（二）数字货币的现状
就目前来看，大多数数字货币的体量较小，现今的数字货币市场仍以Bitcoin为主，但Ethereum、Ripple、Litecoin、Ethereum Classic等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尤其是被誉为Bitcoin 2.0的Ethereum，其作为新型数字货币，现已超越Ripple和Litecoin成为全球第二大数字货币。在众多的数字货币中，市值超过一亿美元的数字货币有四家，市值超过一千万美元的数字货币有24家。以市值排名前五的数字货币为例，截至2016年10月份相关数据如下：
由上述数据可知，Bitcoin始终是数字货币的主流，其交易数据等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得，而其他体量较小的数字货币则很难获得相关交易数据。值得注意的是，Bitcoin仅在2016年10月16日单日的过去24小时交易量就已高达3789.78万美元。另外，根据coinbase的数据，2015年Bitcoin日均交易量高达20万笔，较2014年上涨了136%。可见，数字货币正在逐步替代纸币的支付功能。然而，考虑到数字货币作为新生事物仍存在很多不成熟之处，很可能会给我国的支付体系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在全面广泛推行数字货币之前对其与支付的关系进行梳理研究。
二、数字货币与支付的正向关系
（一）数字货币可促成更为经济、高效的支付体系
与传统纸币相比，发行数字货币能有效降低货币发行、流通成本，提高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同时数字货币也会改造传统的支付清算流程。数字货币运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自动化、智能化处理，实现实时验证和审批，将极大减少投入，提高工作效率；利用技术的公正性和不可篡改性，能大大减少人为操作的失误和事务处理的纠纷。其一，在发行环节，数字货币不需要支付实体货币发行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其二，在交易环节，数字货币完全使用电子方式记账，不需要建立和维护个人账户；其三，数字货币交易账簿唯一且不需要货币清算，减少了实体货币交易中的环节，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
如果银行或其他实体同意使用一个不需要中央银行记录的公共账户，并允许每家银行持有一份分布式总账副本，国内和跨境转账汇款都通过区块链技术使用数字货币点对点进行，则结算可能不再需要中央银行经营的账户，一方面将减少央行的成本和维护费用，另一方也将改变监管形态。中央银行将由支付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支付行为、支付安全的监管者、保障者，监管对象从有限的大型的分中心（商业银行）转向无数个体交易者，监管技术和手段的要求更高，维护金融安全的责任更加重大。也就是说，未来的央行数字货币可实现“点对点”支付结算，不需要借助第三方中心化机构，这将有助于我国建设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我国支付体系，提升支付结算效率。
（二）数字货币有利于支付活动的全球化
数字货币是在全球化超级数据库系统中产生、流通的，由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各节点和参与者共同认证，不受国域、地域限制，具备天然的国际货币属性。随着跨境电子商赵谌球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大宗商品的支付，极有可能由主流的数字货币完成。众所周知，跨境电商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跨境支付”问题，其涉及到外汇管制、跨境物流配送、出入境海关查验、网上交易的监管条件等。目前，跨境支付渠道都掌握在国外金融大鳄Visa、Master手中，中国银联虽然已经在海外开拓，但基于传统的金融协议跨境支付手续费高昂，同时由于国际间的汇款一般至少在3天之内，各种不可预测因素一直令外贸商家头痛不已。而数字货币则可利用P2P网络的跨国界性，实现转账的瞬间到达，而且费用低廉。数字货币可充当各国货币的媒介，其最终将起到“国际物联网、贸易间的结算、结汇”的作用。数字货币有利于制造全球化的快流通，并且流通领域愈大、范围愈广其适用价值愈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贸易加速发展，交易的规模和频繁程度使得数字货币的应用具有较强的经济价值。
（三）数字货币支付有利于降低监管成本
数字货币在技术上记录了货币整个生命周期的关键信息，其基于分布式记账，资金流向可追溯、交易信息可永久保留，每个交易行为的来龙去脉都得到清晰记载，监管人员可能无需到现场检查，在后台就能跟组监督资金的流向，提高反洗钱、反恐等监管工作的效率和精确度。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可以记录包括货币产生、支付原因、支付路径等交易信息，数据的完整和开放，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帮助企业和机构从中找到具有价值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交易的公平和效率，调节资源配置，节约社会资源。
（四）数字货币支付有利于推动共享金融发展
无论是技术还是制度层面，数字货币都契合了共享金融的核心理念。首先，数字货币无需通过金融中介机构就能进行远程交易，还能和互联网、物联网等各类现代技术对接，配合日新月异的移动技术，显著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其次，基于数字货币的金融服务具有“海量交易笔数、小微单笔金额”的小额、便捷等特征，在便民服务领域具有突出的优势，填补了传统金融服务的空白，满足大众对业务融合、安全便捷、标准规范的高质量金融服务的要求。此外，数字货币还可有效解决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信息不对等、暗箱交易和难于监管等问题，有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简化了数据处理的流程，更降低了保持数据一致性和交易可追溯性的成本，使得普通民众能够享受到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
（五）数字货币支付有利于创造新兴金融业态
数字货币的发行，可能会弱化银行的部分传统功能，将助力其开拓新业务领域。比如区块链技术的使用，使大量人力资源从琐碎的、操作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智力密集、附加值高的工作。银行由资本运作的大中心，转变为服务导向型、产品特色型的新型金融机构。可以细分银行业务的各个传统领域，建立以客户体验为导向、以互联网低成本扩张为手段的业务模式，抓取被银行忽视或未能享受银行基础服务的客户群体。
三、数字货币与支付的反向关系
（一）数字货币可能会构成现金和银行存款的竞争压力
如果允许个人和企业持有数字货币钱包，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点对点的实时交易，那么将大量压缩银行的支付业务生存空间和利润空间，并导致资金大幅流出银行系统。如果数字货币只是取代现金，没有利息，也不具备商业银行账户的任何功能，人们还是会把大部分钱存在商业银行。如果数字货币只是减少了对实物现金的需求，可能会令小额支付系统运行更高效；数字货币若仅局限于模仿现金的职能，它对纸钞需求量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对商业银行存款的影响，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但即便如此，现有银行存款仍会部分流失，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越相似，存款流失就越明显。这种存款流失呈逆周期变化，即市场融资承压时资金会流出银行，风险厌恶情绪低落时资金回流银行。存款从负债经营的商业银行移至中央银行会产生两个重要影响：一是存款会更安全；二是会削弱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当前，零售存款主要用于银行发放流动性贷款，而贷款无法在公开市场出售。如果此类账户大量同时关闭，银行将失去满足需求的流动性资金来源，从而更多依赖于资金批发市场，而危机时这一融资渠道被证明是相当不稳定的，其结果将是商业银行减少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给。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只有流动资产，现金不可能枯竭，因此不会遭遇挤提，这是问题的关键。
（二）数字货币支付将衍生较大的支付风险
相对于现在的货币支付系统，数字货币系统有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风险，特别是来自互联网的危险，例如黑客的入侵，数据混淆等。传统的货币系统是一个封闭系统，可通过一些安全手段隔离了外界威胁，然而数字货币系统有可能是一个开放系统，其将直接面对外部的安全威胁。通常情况下，数字货币会存储在具有保护数字现金安全功能的数字钱包中，而数字钱包则一般会利用加密工具来保护数字现金。但问题是，一旦密码被盗，数字货币就很可能会被盗走。再者，大多数的数字货币模仿现金交易，具有相对匿名性的特点，而且支付一旦确认其操作一般是不可撤销的，从而导致如若丢失则很难追回的窘境。而且，目前我国对数字货币交易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法律约束和明确规定，故而数字货币在欺诈、伪造、丢失或被盗的情况下，很可能无法清楚阐明责任问题。因此，在现有科技水平和机制下，相较纸币或以法币作为基准的电子货币，数字货币的支付风险会更大些。
（三）数字货币将产生一定程度的结算风险
一方面，大多数数字货币支付机制表面上并不存在流动性或信用风险，但支付数字货币使用的第三方机构则需要管理数字货币和其他货币的流动性，这很可能将结算风险引入到支付系统中。也就是说，与数字货币相关的制度安排将带来一定程度的结算风险。另一方面，数字货币交易系统存在明显漏洞，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其一，数字货币资产无法与所有人建立强大的映射关系，钱包数据可被窃取或遗忘；其二，部分数字货币并非真正的开源，比如有的数字货币源代码掌握在数字货币运营商手中，这存在极大的道德风险，数字货币运营商有可能通过屏蔽部分 IP 地址的方式窃取投资者的数字货币。
（四）数字货币的稳定性直接影响其支付功能规模化的实现
数字货币汇率不稳定、币值波动大，是数字货币支付功能规模化实现的最大障碍。币值的不稳定既会影响消费者持有数字货币的信心，也容易造成交易中的某方出现“隐性”损失，而这些都最终影响数字货币支付功能的实现及推广。
（五）数字货币将导致支付机制风险的转移
在传统的零售支付系统中，支付机制的风险通常是由金融机构承担的；而在数字货币机制下，支付机制的风险则由终端用户直接承担。值得一提的是，数字货币机制的操作风险程度绝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机制的设计。
（六）数字货币的成本优势较难延续
数字货币支付的突出优势之一在于支付成本较低，但伴随监管的强化、经营的推进以及外界的竞争，数字货币的成本优势能否延续值得关注。一是监管的强化会增加数字货币的经营成本，这部分成本将会被分摊到用户身上；二是数字货币与传统支付的成本累积过程与阶段不同，未来可能会面临网络管理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增加，增长的成本也将会分摊到商家或者用户身上；三是传统支付面临竞争压力，也可能会降低收费或者吸收数字货币的技术，数字货币成本优势会被缩小。
全球经济带动了数字货币的形成和发展，而如何有效地促进数字货币的诞生以及更好的促使数字货币的长足发展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支付系统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者，以及支付系统研发和创新的催化剂，中央银行有责任提高支付系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央行推出并流通数字货币很可能会对线下传统支付清算和金融体系构成较大冲击。因此，数字货币的设计应立足经济、便民和安全原则，切实保证数字货币应用的低成本、广覆盖，实现数字货币与其他支付工具的无缝衔接，提升数字货币的适用性和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蔡制宏.数字货币发展状况、可能影响及监管进展[J].金融发展评论，2015（3）：133-138。
[2]樊云慧，栗耀鑫.以比特盼例探讨数字货币的法律监管[J].法律适用，2014，（7）：48-52。
[3]蒲成毅.数字现金对货币供应与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J].金融研究，2002，（5）：81-89。
[4]谢平，石午光.数字加密货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研究，2015（1）：1-15。
[5]俞佳佳.数字货币功能探索及思考[J].海南金融，2016，（3）：79-83。
[6]张正鑫，赵岳.央行探索法定数字货币的国际经验[J].中国金融，2016，（17）：28-30。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Currency and Payment
GUO Xiaomei
（Weinan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Weinan Shannxi 714000）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格兰杰因果检验
1理论回顾
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Barro.RelytoFeldsteinandBushana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3］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4］Uribe.Afiscaltheoryofsovereignrisk［R］.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2,187-196.
［5］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财政赤字与物价上涨［J］.世界经济译丛,1982,(3):4-10.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6篇
有多种理论来解释通货膨胀和赤字之间关系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Barro(1976)在讨论李嘉图理论体系中持续赤字是否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时认为，一旦政府债务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引起通货膨胀。
二是Sargent和Wallce(1981)就时间、利率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进行了详实的论证，指出对于给定现值的财政赤字，如果现在较少地采用铸币税（也即货币发行）弥补，即一部分财政赤字由国债发行弥补，则将来势必要用比原本更多的铸币去弥补。
三是Dornbusch(1998)等提出的分析框架，认为通货膨胀对债务存量的实际价值和实际利息率具有显著影响。
四是Wray(1997)等提出的成本效应理论，认为赤字影响总供给。
五是阎坤（2000）认为由于中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
这些理论研究表明了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之间的理论关系，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国家背景进行的不同时期的观察与研究，在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结果必然有差异。但是至少能说明的一点便是通货膨胀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相关性值得研究与探讨。
2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实证分析
2.1研究方法
2.1.1单位根检验法
单位根检验是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一种正式方法，在序列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下，对参数估计值进行显著性检验的t统计量不服从常规的t分布，Dickey和Fuller于1979年给出了检验用的模拟的临界值，所以称该检验为Dickey-Fuller检验，简称DF检验。后MacKinnon又改进了单位根临界值。但在DF检验中，常常因为序列存在高阶滞后相关而破坏是误差值的假设。AugmentedDickey-Fuller(ADF)检验对此做了改进。
（1）无漂浮项且无趋势项：
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一组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假设数据是一组非稳定的时间序列资料，如果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大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序列存在单位根，是一非平稳序列。反之，如果检验t统计量小于使用者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序列是稳定的。最终的数据资料需要具有稳定性，以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要求。
2.1.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是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的一种方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期取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为序列x是y的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通常还要考虑序列y是否是x的GrangerCause。其检验模型为：
检验零假设为：X是Y的非Granger因，即H0∶β1=β2=^=βα=0。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通常可以依次多滞后几阶，看结果是否具有同一性。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要求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非稳定的数据资料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会出现“伪相关”问题。所以本文要对数据二阶差分，以确保数据资料具有稳定性。
2.2数据搜集与整理
本文以各年的国家统计年鉴为依据，收集了1990年到2006年17年间的数据，我们选取以各年的零售物价指数减去100代表通货膨胀率变量(GRTI),以各年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代表财政赤字变量(DDEF)。全部数据均来源于有关各年的《中国财政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见表1)。
本文对这两部分数据取自然对数后进行单位根检验,说明数据是非稳定的。在对其二阶差分的数据再次检验,则拒绝假设,显示二阶差分数据是稳定的,符合GrangerCausality检验的要求。表1为ADF检验结果。表1的检验结果显示,经过二阶差分的数据是稳定的数据资料,符合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数据的要求。
2.3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1）模型设定及样本数据选择。财政赤字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当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增加量超过经济增长要求的货币需求量时,超过的部分才会引起货币的非经济发行,即成为没有物质保证的空头票子。财政用这部分借款安排支出,无疑会造成社会需求总量的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此,本文拟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0-2006年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相应构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有:
由表3可见,对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6120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财政赤字不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成因。第二个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39958,说明通货膨胀也不是财政赤字的格兰杰成因。可见,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不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通过对表1的观察,我们也可进一步证实上述结论,例如,1996年和1997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时期最低,但1996年通货膨胀率却达到6.1%;而2002年财政赤字率为这一期间最高,为2.64%,但1991年的通货膨胀率却仅为-1.3%。笔者认为,虽然这期间财政赤字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但并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财政赤字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幅度还远没有超过由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的增加幅度。根据我国在此期间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算:(1)1990-200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在10%左右,而货币流通速度(GDP/M)由1990年的1.224下降到2006年的0.6129,即平均每年下降4%左右,因此,在此期间,我国由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货币化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平均增加幅度为ΔY/Y-ΔV/V=10%+4%=14%。(2)1990-2006年我国的货币乘数平均为2左右,而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平均在1%左右,因此由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为M(Dgc-Dgc-1)/M=2*1%=2%。(3)综上所述,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幅度2%远远小于经济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的增加幅度14%,因此,在此期间财政赤字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3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构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联系机制的理论框架基础上,对我国财政赤字的通货膨胀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利用VAR模型,我们进一步对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这个时期财政赤字虽然对货币供给量都有一定的扩张性作用,但由于无论从财政赤字率或是财政赤字占货币供给量的比重来看,我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仍然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增加的幅度还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所要求的货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此,这个时期中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
虽然从现阶段看,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紧密的联系机制。但随着今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国债市场的逐步成熟,财政赤字规模的增长有可能与利率上升建立必然联系。如果此时政府仍然任由赤字与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由此引起的利率的持续上升必将迫使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进国债以维持利率水平,而这种做法的最终结果将使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此外,当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后,政府信用的可持续条件将会被打破,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弥补所有的财政赤字,那么同样最终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今后我国政府至少应从以下两方面做好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风险的防范工作:第一,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明确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给予法律的保证将有利于割断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量的内在联系,从而限制政府直接通过向央行透支来弥补赤字的可能性。同时,中央银行将“币值稳定”作为首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将可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所引起的货币间接发行。第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以有效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作为今后我国财政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即使有财政赤字化的情况出现,如果财政赤字能够控制在较小的规模内,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非常小。因此,我国政府应以目前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为契机,通过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制、优化政府支出结构以及加快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等手段,为逐步缩减财政赤字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Barro.RelytoFeldsteinandBushanan［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3］Sargent,Wallace.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1,5:1-17.
［4］Uribe.Afiscaltheoryofsovereignrisk［R］.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2,187-196.
［5］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财政赤字与物价上涨［J］.世界经济译丛,1982,(3):4-10.
［7］Darby.Someunpleasantmonetaristarithmetic［J］.FederalReserveBankofMinnepolisQuarterlyReview,1984,24:32-37.
［8］Giannaros,Kolluri.InflationstabilizationandBOPcrisesindevelopingcountries［R］.NBER,1985,WorkingPaper6925.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政赤字；国债余额；基础货币；信贷余额；通货膨胀
中图文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08)03-0013-04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ation Induced by Deficit Financing
TU Li-qiao
(The Management School of HUST，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Persistent deficit financing may induce inflation. Deficit financing policy has been executed continually for nearly 30 years in China，fiscal deficits and public debt balance are rising quickly. In the asp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affecting money supply，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little effect of deficit financing on inflation.
Key words：fiscal deficits；public debt balance；base money；credit balance；inflation
1 引言
Sargent和Wallace指出持久的赤字财政迟早会引致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从而产生通货膨胀[1]。我国财政收支自1978年以来，除在1978、1981和1985年稍有盈余外，一直处于赤字水平，那么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是否影响到通货膨胀呢?
一般人们认为赤字财政在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才会引发通货膨胀，土耳其1994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兰1989年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拉美国家1980~1990年间经济的急剧下降和通货膨胀的显著上升等均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的结果[2~4]。当赤字财政可持续时，政府通常不会直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此时通货膨胀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因而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之间不会表现显著的关联性。但是国债作为赤字财政的产物，不仅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也是活跃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即使财政赤字没有货币化，国债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随着国债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国债的金融特性愈加突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结随之也愈加紧密。
通货膨胀的形成过程较为复杂，最直接的成因就是货币供给量超过了货币需求量的弹性限度，从而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既然国债影响到货币供给，那么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只是两者的联系随赤字财政的可持续与否表现出相对的强弱。从国外的实证来看，高通胀或恶性通胀基本上是赤字财政不可持续直接所致，因此经济学界对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颇为关注，分析和检测赤字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在赤字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中央银行才可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因而研究财政的可持续性对预防高通胀的发生非常必要，但这并没有揭示出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能否从货币供给的角度来探讨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呢?这确实有待探讨，因为弄清楚这个问题对确定合理的财政政策，更好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尤为重要。
2 文献回顾
通过实证充分表明持久的财政赤字必然引致通货膨胀的有关文献并不多见。King和Plosser分析美国等13个国家铸币税的决定因素时，发现财政赤字与基础货币、通货膨胀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5]；Dornbusch et al.以高通胀国家的经济数据为样本，运用葛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技术，得出财政赤字趋于调节而不是驱动通货膨胀的结论[6]；Fischer et al.以94个国家为对象，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证实财政赤字只是高通胀的主要原因，在低通胀的环境下财政赤字没有明显的通胀效应[7]，Cato et al.经实证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8]。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的联系在实证中没有完全体现，很可能与计量经济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关。
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是衡量赤字财政的两个关键参数，合理设定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为有效降低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提供了有力保证。Leeper指出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影响依赖于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9]；Woodford提出财政政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单独决定通货膨胀[10]；正因如此，《马约》明确规定赤字负担率上限为3%，国债负担率上限为60%，并要求欧盟各国严格遵守。限定赤字负担率和国债负担率虽然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与批评，但赞成的声音始终占优势地位。Beetsma和Bovenberg阐明了货币一体化必定推动欧盟各国赤字预算的扩张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从而造成货币政策难以完全控制通货膨胀，因此限定财政赤字大小和国债规模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力和提高社会福利[11，12]。Bergin论述了欧盟的物价水平由各成员国的财政预算共同决定，其中一国国债规模的上升可以提高整个欧盟的物价水平，所以需要设计财政规则限制各国的国债水平[13]。Dixit指出如果欧盟各国自由制定和实施本国的财政政策，将会搅乱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因而约束欧盟各国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非常恰当[14]。Annicchiarico基于Yaari-Blanchard世代交叠模型，论证了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取决于国债规模的大小，国债规模越大，财政扩张后的物价波动幅度就越大[15]。围绕财政赤字、国债规模和通货膨胀的联系并由此探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仍是经济领域极其关注的课题。
当今只有欧盟明确了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上限，由于欧盟是实行“集中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的区域，各国政府存在增加赤字预算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只承担部分通货膨胀成本的冲动，因此这两个参数上限的规定有助于维护欧盟的货币稳定，事实表明的确如此。其他国家尽管没有明确这两个参数的上限，但对照欧盟的规定一些国家也是格外关注这两个参数，日本1997年曾提出：至2003年国债负担率下降到60%，赤字率下降到3%[16]，毕竟持久的赤字财政可能引发较高的通货膨胀，进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
3 实证结果
本文以我国1978~2006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础货币量MB、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CR、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债余额DEB、财政赤字DEF等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通过国债余额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联系，探讨我国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大小。通货膨胀率π以CPI的相对变动大小表示，SMB表示MB的增长速度，SCR表示CR的增长速度。数据来源：中国资讯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
由表3可知，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财政赤字的扩张推动国债余额的增加，反过来，国债余额的增加又促进了财政赤字的扩张。因此，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产生作用。
4 结果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为：国债余额影响着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而金融机构信贷余额的增长速度影响着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间接通过对国债余额的影响而发生。根据(3)、(6)两式推算，我国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引致的通货膨胀率仅达0.306%，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很小，这一结论与马拴友等通过VAR模型研究的结论[17]一致。
根据(4)式可知我国赤字财政政策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财政收支处于可持续的均衡状态，未出现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二是我国以发行中长期国债为主，而且投资对象为个人的凭证式国债份额较大，可用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短期国债数量极少，导致国债在中央银行资产业务中的占比很小。虽然国债对基础货币没有产生影响，但通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国债为媒介的信用创造活动，国债对信贷资金产生了显著影响。受国债品种、交易方式、市场参与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国债对信贷资金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国债余额每增加10%，由此直接带来信贷余额的增加只有1.73%。
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国债的出现提高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的灵活性，也增加了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不确定性，因此准确把握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鉴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考察赤字财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及财政收支是否保持着长期稳定关系仍是制定赤字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尚且不必考虑赤字财政引发较大通胀的可能性。当然，如果通货膨胀率已经处在比较敏感的水平，为配合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赤字财政政策应有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Sargent T，Wallace N. 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2] zatay F. Sustainability of fiscal deficits，monetary policy，and inflation stabilization：the case of turkey[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1997，19：661-681.
[3]Van Vijnbergen S. Inflation stabilization，fiscal deficits，and public debt management in Poland[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1，29：293-309.
[4]Kaminsky G L. The debt crisis：lessons of the 1980s for 1990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6，50：1-24.
[5]King R，Plosser C. Money，deficits，and inflation[J]. Carnegie 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1985，22：147-196.
[6]Dornbusch R，Sturzenegger F，Wolf H. Extreme inflation：dynamic and stabilization[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0，2：1-84.
[7]Fischer S，Sahay R，Végh C. Modern hyper-and high inflation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837-880.
[8]Cato L A V，Terrones M E. Fiscal deficits and infl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5，52：529-554.
[9]Leeper E M. Equilibria under ‘active’ and ‘passive’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1，27：129-147.
[10]Woodford M. 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cy in a cash-in-advance economy[J]. Economic Theory，1994，4：345-380.
[11]Beetsma R，Bovenberg A.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public debt policy[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1997，21：873-894.
[12]Beetsma R，Bovenberg A. Does monetary unification lead to excessive debt accumul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9，74：299-325.
[13]Bergin P R. Fiscal solven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tion in a monetary un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0，45：37-53.
[14]Dixit A. Games of monetary and fiscal interactions in the EMU[J].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1，45：589-613.
[15]Annicchiarico B. Government deficits，wealth effects and the price level in an optimizing euro-model[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15-28.
[16]Ihori T，Doi T，Kondo H. Japanese fiscal reform：fiscal reconstruction and fiscal policy[J]. Journal of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2001，13：351-370.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货币危机;中东欧;东南亚;汇率制度;经常账户
[中图分类号] F82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6-0059-04
一、引 言
2009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关于中东欧是否会爆发区域性货币危机的讨论甚嚣尘上。[1]在中东欧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2个国家已经加入欧盟,金融危机在这12个国家加剧,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无疑会使欧洲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且,这12个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货币的汇率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金融危机在中东欧进一步演变为区域性货币危机,则其影响的程度和广度都会大大增加。在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中,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多数与美元关系密切,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况下,评估中东欧国家爆发区域性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就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经常同时发生,但货币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从中可以发现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货币危机爆发与一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密切相关,并且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大多数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中,由于日元自由浮动,汇率具有较大的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资本的过度外流,金融危机并没有引发货币危机。1992年英国、意大利的货币危机说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难以抵御国际资本外流的冲击。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墨西哥常年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流动,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墨西哥成功克服了货币危机。1998年俄罗斯的货币危机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在汇率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由于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崩溃时迅速撤离,卢布汇率发生了大幅度贬值。1998年巴西爆发货币危机与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有关,由于巴西具有良好的银行体系和外汇储备,使巴西金融体系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货币危机没有引发金融危机。1999年阿根廷货币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为了确保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独立性,不得不放弃货币局制度,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尽管在日本、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但是并没有引发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有在东南亚地区爆发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东南亚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作为一个经济小国,泰国货币危机能够引起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振荡,其深层次原因与当时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密切相关,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也为爆发危机埋下了隐患。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对于分析当前处于金融危机中的中东欧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东南亚与中东欧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选择了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中央银行为本国货币汇率提供“名义锚”①,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在这些国家爆发的几次货币危机,其深层次原因几乎都与汇率缺少弹性相关,证实了“名义锚”的缺陷。这也引起了理论界对汇率制度和货币危机的广泛关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分析汇率制度与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则从汇率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可能的汇率选择;“中间制度消失论”则认为汇率制度会逐渐向“超级固定”和“完全自由浮动”的两级方向发展。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对资本项目实行有效管制,国际资本无法对本币汇率形成冲击,本币汇率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即使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也不会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但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一旦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经常会失败,最终只能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在资本项目开放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自由浮动能消除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汇率也不会因国际资本的冲击而发生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应当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样才能避免本国汇率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防止货币危机发生。
克鲁格曼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三元悖论”,即资本项目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同时存在。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同,克鲁格曼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有两种汇率制度可以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这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能够保证;第二种是选择严格固定的汇率制度,即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制度,但是中央银行将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法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
当前关于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汇率制度的两难选择,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新共识”――“中间制度消失论”。[2]这种理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容易引起本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汇率的“名义锚”容易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进而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正是由于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以外的固定汇率制度“名义锚”无法保持稳定,在汇率安排上出现了“中间制度消失论”。即在容易爆发货币危机的国家,只能在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超级固定(货币局和货币联盟制度)之间做出选择,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②都应当消失,因此这种理论又被称为两极汇率制度论。尽管当前两极汇率制度并没有被所有国家采用,即使向两极汇率制度转变的国家,大多数经济规模也比较小,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仍然有很多实行中间性的汇率制度,中间制度消失论也因此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都调整了汇率制度,实行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汇率制度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中间制度消失论”仍然能够反映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这一理论对于分析货币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三元悖论”和“中间制度消失论”都认为固定汇率制度无法抵御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容易爆发货币危机,而具有较大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预防货币危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只能选择货币联盟和货币局制度,才能有效预防货币危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失去调控本国货币的独立性。
(一)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撤离,各国货币都纷纷贬值,当中央银行以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失败之后,出于对货币贬值的预期,又加剧了国际资本撤离的动机,从而爆发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爆发之后,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都使汇率制度向着更加自由浮动的方向改革,只有马来西亚把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改为固定汇率制度。但马来西亚不得不于1998年9月1日重新开始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以保护其固定汇率制度免于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见表1)。
(二)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汇率制度
在欧盟第五轮、第六轮东扩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共有12个,当前这12个中东欧国家已经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考虑到这12个国家的资本项目都已经开放,汇率制度的选择就成为了防范和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果以各国汇率制度的实际情况来评估12个欧盟新成员国,可以发现,尽管金融危机在中东欧地区持续蔓延,各国都出现外国资本撤离、汇率贬值的现象,但这些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相同。
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已经加入欧元区。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尽管欧元区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欧元兑美元汇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区显然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因此,已经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三个中欧国家的汇率制度相对自由。波兰在2000年开始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捷克的汇率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防范货币危机而改变的,捷克在1997年5月发生货币危机之后,为了降低国际资本套利空间,捷克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罗马尼亚实行不事先规定汇率轨迹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弹性比较接近于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从这三个国家的汇率制度来看,尽管当前各国货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较大,但这其中有欧元兑美元贬值的因素,这些国家的货币兑欧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由于其汇率波动本身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持续撤离,汇率的弹性也有利于提高外资对这些国家货币的信心,这几个国家货币兑欧元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考虑到外国资本主要来源于欧盟国家,对外贸易的伙伴国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只要各国货币能够相对欧元保持稳定,就不会发生货币危机。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实行货币局制度。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实行货币局制度符合“三元悖论”原则,也是“中间制度消失论”所倡导的汇率制度。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资本在冲击中国香港外汇市场时,中国香港的货币局制度就较好的抵御了外部冲击。当然,货币局制度并不是防范货币危机的充分条件,中国香港完善的金融体系为香港提高利率水平奠定了基础,为防止资本外流,中国香港在1998年隔夜拆借利率曾经达到300%。[4]而1999年同样执行货币局制度的阿根廷则陷入了货币危机,这与其金融体系脆弱性有很大的关系。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三国的金融体系显然无法与香港相比,具有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局都以欧元为盯住对象,欧盟能够给予强大的货币援助计划。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为了加入欧元区,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这三个国家不会轻易改变其汇率制度,而是极力维护汇率的稳定,在欧盟的帮助下,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难。
匈牙利实行外汇走廊制度,福林兑欧元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15%,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外汇走廊制度更为接近固定汇率制度,但与其他国家队的外汇走廊相比③,匈牙利设定的波动幅度较宽,因此其汇率弹性较大。在当前的金融危机面前,福林兑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因此匈牙利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美元贷款,以维持国内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尽管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匈牙利在克服货币危机方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匈牙利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处于较高水平。但匈牙利一直希望尽快加入欧元区,因此匈牙利不会放弃福林兑欧元汇率的稳定。
拉脱维亚实行的是传统的盯住汇率制度,汇率的固定使拉脱维亚在金融危机中处境被动,以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固定的难度较大,而中央银行一旦宣布放弃对汇率的干预,又很容易引起外资的进一步撤离,引发货币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从汇率的弹性方面看,拉脱维亚在应对货币危机方面相对被动,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高。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立陶宛经济联系密切,如果货币危机在拉脱维亚爆发,则必然对波罗的海三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中东欧地区影响都会很大。
如下表所示,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来看,中东欧的12个欧盟成员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整体可能性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安全的是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四个欧元区国家;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低;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处于中等水平;匈牙利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较高;拉脱维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最高(见表2)。
三、经常账户与货币危机――东南亚与中东欧的比较
(一)1997年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经常账户情况
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经常账户都出现了赤字情况,为了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这些国家不得不依靠国际资本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曾经引起国际观察家的担心,认为长期的赤字会使东南亚国家发生1994年墨西哥一样的货币危机。[5]这些国家中,泰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最大,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经常账户的赤字也接近GDP的5%,经常账户的赤字使各国货币汇率在危机之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更重要的是会刺激国内的外国资本对本币贬值的预期,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给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见表3)。
(二)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国家经常账户情况
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经常账户大多处于赤字状态,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赤字不同,中东欧12国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内部。2004年欧盟27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在第五轮东扩后,欧盟25国开始出现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其中主要是新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而原欧盟15个成员国经常账户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如下表所示,10个欧盟新成员国对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赤字规模并不大,2006年时达到90.8亿美元。因此,可以发现尽管中东欧大多数国家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但是主要是在欧盟内部的贸易赤字,对欧盟以外国家的赤字规模并不大。欧盟内部贸易赤字以欧元结算,这就意味着经常账户的赤字不会对各国货币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如前文所述,在欧盟救市计划的援助下,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货币危机。从理论上看,由于欧盟以外的贸易赤字需要美元结算,这部分赤字规模较小,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赤字需要以欧元结算,如果欧盟能给予一定的支持,经常账户赤字对当前中东欧国家而言,不会引发区域性货币危机(见表4)。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从汇率制度的角度看,在12个欧盟新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防范货币危机,部分国家具有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经常账户方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给货币危机埋下了隐患。尽管中东欧的12个欧盟成员国处于赤字状态。但中东欧12国的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规模并不大。从汇率制度和经常账户方面可以发现,这12个中东欧国家需要欧 盟给予提供援助,如果欧盟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这12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对于这12个欧盟成员国来说,也有一些不利的外部因素存在。1997年东南亚国家发生的货币危机是由泰国引发的,泰国的货币危机影响了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危机,因此货币危机在一定区域内的传导同样值得关注。在中东欧地区,除了12欧盟新成员国以外,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国也深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这些非欧盟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关系更密切。这就意味着,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这些国家爆发货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整个中东欧地区的货币危机。
[注 释]
①名义锚:是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规定的汇率水平可以起到一种驻锚的作用,稳定经济主体对汇率的预期。
②按照汇率自由浮动程度的高低,汇率制度分为八种:a、货币联盟;b、货币局;c、传统固定汇率制度;d、外汇走廊;e、爬行盯住汇率制度;f、爬行盯住的外汇走廊;g、不宣布汇率波动轨迹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h、单独浮动汇率制度。这里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指第3-7种,但这种划分方法并不绝对,有些国家尽管不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但波动空间较大,例如浮动范围较宽的外汇走廊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的弹性仍然很大,因此本文中认为这种汇率制度更接近浮动汇率制度。
③例如俄罗斯在1995年设定的外汇走廊波动幅度仅有1.5%,这种外汇走廊制度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而匈牙利的外汇走廊制度波动幅度相当于俄罗斯的10倍。
[参考文献]
[1]通行的标准认为本币贬值25%以上就发生了货币危机,参见余永定.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J].金融研究,2000,(12):1-13.
[2]张志超.汇率政策新共识与“中间制度消失论”[J].世界经济,2002,(12):14-21.
[3]龚方乐.捷克、丹麦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J].浙江金融,2003,(5):4-8.
[4]欧阳宏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港币联系汇率制的前景[J].亚太经济,1999,(3):33-35.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64.
[6]中经网统计数据库.OECD国家年度数据[M/OL].202.112.118.59:82/,中东欧10国不包括2007年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Currency Crisis in EU New Member Stat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m and South-Eastern Asia in1997
WangZhiyuan
(Institute of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China)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文献综述
自从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也进一步的加大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从目前来看，随着各国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财政赤字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也就成为近年来各国学者高度关注的热点经济问题，而对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密切的关系，各国学者所持的观点也不尽一致。
一、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外大多数都是从赤字财政的角度分析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Barro（1976）指出若债券存量增长率超过产出增长率，持续赤字就会通过货币化的形式导致通货膨胀。Sargent和Wallace（1981）认为持续的债券融资赤字将最终被货币化。Smith（1982）把维持货币目标路径的观点称为“货币主义”，并比较了当总赤字不变时，使用债券和发行货币手段进行赤字融资的后果。Allen和Smith（1983）、Darrant（1985）、Munir和Am（1991），通过对具体国家的实证分析，指出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都有显著的影响。Woodford（2001）认为货币政策决定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平均水平，财政政策决定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Uribe（2002）利用VAR模型对阿根廷20年的财政赤字与零售物价指数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发现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是导致货币过度发行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大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财政赤字存在密切的关系。龚六堂、邹恒甫（2002）通过构建不带货币和带货币的价格水平决定模型，指出我国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财政现象，价格水平是由政府债券的实际值与政府财政剩余相等来决定的。阎坤（2002）指出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业务中收购国债，加之过大的外汇储备，从而形成巨大的货币扩张压力。当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国债模达到一定规模后，政府信用就会有所动摇，一旦政府通过国债实现不了预期的结果，那么就只有靠铸币税来筹集资金，最终无疑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万明国（2003）认为“财政赤字引致的财政性货币发行显然是一种货币投放，尤其当国债发行收入被作为财政支出安排时，就会对基础货币进而对货币乘数有所影响，起到一种创造货币的效应，由此构成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许雄奇、张宗益（2004）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对我国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赤字水平与通货膨胀互为因果。方红生、朱保华（2008）通过对1996～2006年的我国财政政策和物价水平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财政政策承担了控制物价水平的重任，要想稳定物价，必须采取盯住赤字的财政政策。”张延（2010）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相对滞后的通货膨胀效应，即使目前通货膨胀尚未高企，刺激性财政政策也很可能已经过度。也有部分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的通胀与外汇储备有着显著关系。张晓朴（2002）、孙建平（2003）、刘荣茂和黎开颜（2005）对我国通货膨胀发生的现象进行解释，并发现外汇储备增加幅度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存在显著的关系，这说明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显著的影响。
2．二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当然，也有经济学者对财政赤字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国外经济学者的研究。Friedman（1982）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实际上只存在最松散的关系。Darby（1984）认为只要既定的预算赤字就能够动态地同某一个范围内的货币增长率保持协调，那么财政赤字即使有货币化的倾向也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发生。Buiter（1985）研究了财政政策导致巨额人均实际总赤字对通货膨胀时间途径的影响，认为赤字的增长对长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是有限的。Giannaros和Kolluri（1985）对10个工业化国家在1950至1981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只有3个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迹象比较明显，认为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间也不存在因果关系。Abizadeh（1998）、Afonso（2002）等通过实证分析也分别发现美国和欧盟15国的预算赤字对通货膨胀率并无大的影响。第二，国内经济学者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结合我国实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认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李昌达和曹萍（1996）通过对中国1981至1994年的数据研究后得出，“我国的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滞后相关性，其滞后期基本是一年；经济增长是引发通货膨胀的首要因素，而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则远远超过了财政赤字，赤字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程度很低。”马拴友等（2002）利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小。洪源和罗宏斌（2007）认为我国财政赤字不是引起货币供给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在样本区间内财政赤字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涂立桥（2008）认为赤字财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路径是通过国债余额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余额，进而影响通货膨胀率来实现。在这一传递过程中，由于我国赤字在整个财政中的比重较小，所以赤字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也很小。万晓莉和傅雄广（2008）经过实证分析发现，尽管财政政策对价格有一定影响，但我国的物价水平仍然由货币当局决定。王珏（2010）认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具有反向变动关系，然后转为正向影响。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有正向变动关系。高茵（2010）指出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很低，通货膨胀还是主要决定于货币因素和预期因素。
二、结论
第一，上述研究多是就政策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全面体现政策的综合影响；第二，在大多数实证分析中，经济学者直接采用财政赤字代替财政政策进行分析，变量的选择缺乏理论依据，并且数据的选择也并非完全处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期间；第三，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金融体制，运用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都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要弄清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从中找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客观的评判。
参考文献
[1]Barro．Rely to Feldstein and Bushana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6（84）：343～350
[2]Sargent，Wallace．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Minnepolis Quarterly Review．1981（5）：1～17
[3]Munir A.S.C.，Amar K.P.．Budget Deficit and Inflation：the Peruvian Experience[J]．Applied Economics．1991
[4]Woodford M．Monetary polic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cy in a cash-in-advance economy[J]．Economic Theory．1994（4）：345～380.
[5]Uribe．A fiscal theory of sovereign risk[R]．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2002：187～196
[6]龚六堂，邹恒甫．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的决定[J]．经济研究．2002（2）
[7]阎坤．积极财政政策的通货膨胀风险分析[J]．税务研究．2002（6）：10～14
[8]万明国．国债的货币化与通货膨胀效应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
[9]方红生，朱保华．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检验[J]．管理世界．2008（3）
[10]Darby．Some unpleasant monetarist arithmetic[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p Quarterly Review．1984（24）：32～37
[11]Buiter W.H.．A Fiscal Theory of Hyper deflations――Some Surprising Monetarist Arithmetic[J]．NBER Technical Working Paper．1985
[12]Giannaros，Kolluri．Inflation stabilization and BOP c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Working Paper．1985
[13]李昌达，曹萍．通货膨胀、赤字、财政政策[J]．四川财政．1996（10）：4～7
[14]马拴友．积极财政政策：评价与展望[J]．管理世界．2002（5）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1篇
【 正 文】
在有关先秦的论著中，往往将货币分为刀、布（?）、圜、贝四系。如果仅仅按铜（青铜。下同）币的形状而言，这种分类是有依据的。但铜币只是货币体系中的一种，形状又只是铜币的特征之一。这就决定了此种分类的标准不全面，结果不合理。货币分类的全面标准应是货币文化，因为它包括货币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反映货币的全貌与本质。如果按货币文化区分，将视线从铜币扩大到货币的整体，从外形深入到本质的层次，就会发现这个时期有两个货币体系：黄河流域（北方）的和长江流域（南方）的。楚国的货币是长江流域货币文化的代表（注：在长江流域活动的有吴、越、楚等国，至今未见可以肯定是楚之外的吴、越等国的货币。）。本文从币材、币形、币文、币值四个方面简析楚国与同时代黄河流域诸国货币文化的异同及其相互影响。
一、币材：贵金属型与贱金属型
币材是货币文化的物质载体，属于货币文化的物质层面。就币材而言，楚国与黄河流域诸国相同之处，在于都用布帛与金属。楚国的特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用银铸币，“金三品”齐全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有“三钱之府”。“三钱”，即金、银、铜三种金属货币。出土文物证明楚国确有金币、银币和铜币。据先秦、秦汉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黄河流域各国用金为币，铸有铜币。不同的在于，楚国用银为币已可肯定；黄河流域诸国是否用银，有待新的出土文物证实（注：见拙撰《楚国的货币》，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8-210页。）。迄今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用银为币材，可能唯楚一国。这使楚国金币、银币和铜币齐全，即“金三品”俱全（注：《书·禹贡》：荆、扬二州“劂贡惟金三品”。《史记·平准书》：“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以往对金三品有两种解释。一是释“金”为“五金”之金，泛指金属，“黄”金为黄金，“白”金为银，“赤”金为铜。一是释“金”为铜，“黄”金为黄铜，“白”金为白铜，“赤”金为红铜。从出土物看，楚国的金属货币种类有金币、银币、铜币。据此，第一种解释可能符合历史实际。）。
在币材的严格意义上，“金三品”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因为若就这些金属货币的材料元素来分析，铜币的材料为铜、铅、锡。加上制造金币的黄金，制造银币的白银，则是铜、锡、铅、金、银五种金属。说楚国金属货币的币材是“金五品”俱全，则更为准确。
（二）黄金在币材中占重要地位
从文献上看，秦、周、韩、魏、赵、燕、齐、宋、越、吴、楚诸国都有使用黄金为币的记载。下述事实说明，相对而言，黄金在币材中的地位，以楚国最为突出。
1.从出土的货币实物看，黄河流域各国的均为铜币，可以确认是这些国家的金币至今竟无一见（注：除楚国外，其他各国是否铸造过金币，至今尚难肯定。浙江绍兴战国初期墓葬中出土过金饼，其国属未见论证。对河南扶沟等几处出土的无印文的金币和银币，部分学者认为是韩国或郑国铸造的。另一部分学者却断定为楚币。从币文、出土地点等多个方面确凿证明铸有金币和银币的，唯有楚国。参见拙撰《楚国的货币》第135、201页。）；楚国则不然。已发现楚国金币的地方，遍及当时楚境。在黄河流域的秦、齐等国境内出土的、可以确定铸造国别的金币，也是楚国的。
2.从金币的职能看，黄河流域各国的黄金，当作为货币使用时，或用于朝贡、礼聘、赏赐、馈赠，作为支付手段；或用于作价值尺度；或用于作储藏手段；用作商品交换中流通手段的仅见于《管子·轻重篇》，而此篇的著作年代，或谓春秋战国之际，或谓战国，或谓秦末汉初，或谓西汉前期，也有认为是西汉后期的，尚无定论。楚国的情况大不相同。黄金具有货币的全部职能，且大量用于商品交易。包山楚简文书类194简中，涉及用金的29简，占总简数的15％；仅用于翟?（?种）的有11简，占总简数的5.7％，占用金简数的37.9％。
（三）锡的作用突出
在楚国的币材中，锡的作用突出。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锡作为独立的币材。出土的楚国文物中有锡饼、铅饼。其性质，或谓冥币，或称金属块。从《史记·平准书》记载秦统一币制时宣布“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来看，先秦时期锡是币材之一。这些锡饼很可能是货币。
2.锡在铜币中占的比重大。锡在铜币中占的比重，以楚国龟贝（即蚁鼻钱。下同）为最高（其次是齐国的刀币）。铜币的含锡量如达6％以上，铸造时体积收缩小，易形成（α＋δ）共析体，可提高钱币的强度，且适于浇铸，使钱币轮廓字迹清晰，品相优美，经久耐用（注：楚国龟贝含锡量高，含铜量也高（达70％左右），这使它的金相组织均匀，机械质地较好。龟贝钱的体形特征是轻小，它所以能采取如此之轻的实体，如此之小的形式，能取象于货贝（Cypraea monete），主要是由于币材中铜、锡比重大。在先秦铜币中，楚国高锡龟贝的质量居第一位。）。
楚国的币材在种类上多一种白银，在结构上金和锡的地位突出。这两个方面使楚国的币材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种类多一点，因而更加丰富，色彩更加斑斓，更加耀眼。第二，价值含量高一些。金与银是贵金属，价值含量高固不待言。在贱金属币材锡、铜、铜中，铜的价值高于铅，锡的价值又高于铜。因此，楚国币材价值结构高于黄河流域各国。
楚国币材的这些特点，是由它的自然资源、金属采炼业技术水平与地理环境、贸易状况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楚地有金、银、铜、锡、铅矿藏，且采炼技术甚高，故以出产这些金属著称。《书·禹贡》：荆、扬二州“劂贡惟金三品”；“九江纳锡、大龟”。李斯上秦王书叙述秦国所用国外之材中有“江南金锡”（注：《史记》卷87《李斯传》。）。币材反映一国的自然蕴藏和社会生产力水平。
二、币形：取象自然物与取象生产物
每一种货币必有其特定的形式。币形是货币文化的外在表现。它涉及货币文化内含的三个层面，形象地体现出一国货币文化的特征。
楚国金属货币形式的特点是：
（一）形状多
1.铸造多种金属货币。黄河流域各国使用黄金为币，但至今未见它们铸造的金币。由此推测，它们很可能是使用生金块或楚国铸的金币（秦、齐境内出土楚国金币，以及上引李斯说秦国使用“江南金锡”，说明了这种可能性）。黄河流域各国只铸造铜币，楚国既铸造铜币，也铸造金币和银币。
2.每一种金属货币铸造形式多样。楚国的金币、银币、铜币都有几种形状。金币的形状有版形与饼形两大类。银币有铲形、饼形、版形三大类。铜币有贝形、?形、长方形、方形、圆形五大类。这些大类中又有若干式样。
从现有的实物看，货币的种类与形状之多，以楚为最。
货币种类和形状的多样性，是商品交换关系发育程度低情况下的产物，它带来使用上的某些不便。随着商品交换与货币交往的增多，必然会产生普遍使用的、占主要地位的货币。战国时期，在楚国的金币、银币与铜币中，使用最多的是金币和铜币。在金币中，大多数是龟版形。在铜币中，贝形的占绝大多数。版形金币与贝形铜币是楚国金属货币中的两种主要货币，它们是楚国货币形状的代表。
（二）取象于外来交换品中的自然物
楚国主要金币的形式取象于龟，主要铜币的形式取象于贝。这不仅有出土的实物及它们演变的轨迹为据，还可以从其名称上得到佐证。
楚之铜币，最初形态与货贝壳一样，空心，有齿。后演变为实心，无齿。腹部似贝腹，背部似贝背，亦似龟背。“龟贝”之名可能由此而来。从秦在统一六国后关于建立统一货币制度的命令中，可以知道战国末年各国铜货币的通称是：“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注：《史记》卷30《平准书》。）。其中，“钱”指流行秦、周、韩、赵、魏、燕、齐等地的圜形铜币。“刀”指流行于齐、燕、赵、中山等地的刀形铜币。“布”指流行于周、郑、卫、韩、赵、魏、燕、楚等地的?（钱、铲）形铜币。“龟贝”指流行于楚国的铜币。古代文献与出土文物都证明，战国末年中国境内的铜币就是这四种。
楚之金币，初期的并始终占多数的是龟版（龟的腹甲）形的。龟版简称版（注：韩愈：《月蚀诗效川子作》：“乌龟怯奸怕寒，缩颈以壳自遮，终令夸娥抉女出，卜师烧锥灼，满板如星罗。”此处之板即龟腹甲。），版亦作板。故其名称为黄金，简称金；又称金版，简称版（板）。
因为至今尚不能肯定黄河流域各国是否用过银币以及金币是何种形状，因而无法就金币、银币形式进行比较。至于铜币，楚国的龟贝取象于货贝。它是从货贝演变出来的。货贝本自然物，产于南海，传入中国境内先是作为装饰品。它属外来交换物品。黄河流域各国铸造的铜币，或刀形，或?（钱、铲）形，或圜（纺轮，或玉璧）形。刀、?（钱、铲）、纺轮（或玉璧）均生产物。黄河流域各国铜币是从生产物蜕变出来的，其形状取法于本地生产的器具。
世界各国货币的起源有两大类：或是外来的交换物品，或是本地生产的、可用于交换的使用物品。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的货币各属一类。这是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的一大区别。
三、币文：阴文、流丽与阳文、整齐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与重要表征。币文既是货币文化精神层面的体现，又是制度层面的体现。
楚国与黄河流域诸国金属币上的文字，在字体结构与制作方法两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
（一）阴文与阳文
楚国龟贝上有
最多。金币上的文字是用印钤打上去的，阴文。龟贝上的文字是与币身一起范铸成的，也是阴文。黄河流域各国铜币上的文字皆作阳文（注：楚国特种铜币，如?（铲、钱）形“当?”币，币文是阳文，显然受黄河流域币制的影响。）。世界各国金属货币上的文字，不是阴文，就是阳文，仅此两类。楚国与黄河流域诸国各属一类。
（二）流丽奇诡与整齐精严
出土的楚国铜器、漆器、陶器、货币、帛书及竹简上面所载的文字，总字数已近4万。王国维从字形结构上，判断楚国文字属战国时期东土一系，即六国文字（注：有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篆文分为虫篆与鸟篆。楚国文字属鸟篆，黄河流域各国文字属虫篆。（荆璞：《神将化合，变出无方——楚国的书法艺术》；李倩：《楚国的语言与文字》，《理论月刊》1992年第5期）若如此，则楚国货币文字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字分别属于战国时期汉字的两个体系。有学者认为，
后之研究者认为，战国文字在形体上“分为二派，北方以齐为中心，南方以楚为中心”。“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而不可复识”（注：《胡小石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这种整齐精严与流丽奇诡，正是齐、韩等黄河流域国家货币文字与楚国货币文字字形结构的不同风格。奇诡则使楚国货币文字难识（注：在先秦时期的金属货币文字中，楚币上的字最难辨识，未能隶定的字最多，争论最多，且时间最长。以
很长时间，当代或作“贝”，或作“一贝”，或作“贝货”，或作“货”，或作“半两”，或作“襄”，或作“君”，或作“巽”，或作“?@”，或作“铢”（参见拙撰《楚国的货币》，第72-76、81-82、221-222页；上引刘志一文），莫衷一是。出现这种情况，与楚国文字字体的“奇诡”有关。）。
四、币值：多级梯形结构与三级直线结构
币值是货币的内含价值量，因而是货币的本质与核心内容。它属于货币文化的制度层面。从制度经济学看来，货币本身是一种经济制度。货币制度包括除上文叙述的币材、币形、币文外，还包括币值、铸造权等等。本节只分析其中的币值及其体系。
（一）价值含量最大的货币和最小的货币
完整的楚国金币，最重的一块重610克，最轻者124.8克，多数在250-260克左右。至今尚不知道有哪一个黄河流域国家铸造过这样重的金币。楚国的金币是战国时期价值含量最大的货币。
龟贝最重的7克（注：洪遵《泉志》说有“重十二铢”的。出土物中有重190克的（朱活：《古钱新探》，第200、207页）。它们可能是纪念币性质的。），小的0.5-0.6克，多数在3—4克之间。从出土的楚国铜环权推算，楚制1两为15.6克，1铢为0.69克。则龟贝轻者不及1铢，最重者10铢有余，多数在5—6铢之间。战国早期三晋一带流行的?（钱，铲）形铜（布）币有一?、二?、半?3种。“二?”者每枚重22-30克，“一?”者重17-22克，“半?”者重6-9克。燕国“?]”（注：“?]”字或释“明刀”。）字刀币每枚重12-19克。齐国“齐法化”刀币每枚重43-53.5克间，多为50克左右。赵、魏晚期刀币，形体小的，重7克左右。圜钱，齐之“?化”、“?四化”、“?六化”（注：“化”字或释“
”）分别重1.41克、5.79克、8.79克。秦国的圜钱每枚重6克至20余克，平均约重10克左右。相形之下，楚国龟贝是先秦时期重量最轻、价值含量最小的铜币。货币价值含量小即币轻，“币轻而万物重”（注：《管子·山至数》。）。楚国市场上零售日常消费品用的是龟贝，故苏秦到了楚国十三天，便对楚宣王抱怨楚国物价高：“楚之食贵如玉，薪贵于桔。”（注：《战国策·楚策三》。）
（二）由价值含量最大、最小与若干中间货币构成的梯形货币价值体系
楚国既有先秦时期价值量最大的金币，也有价值量最小的龟贝。龟贝与金币价值含量差距大，既不便于中等数额交易，也不便于它们彼此间的兑换。这就需要中间货币。楚国在金币与龟贝之间设置多种“中间货币”，包括布（布匹）币，银币，“良金二朱”、“良金四朱”等版形良金币，“旆钱当?·十货”、“四钱当旆”等?（钱、铲）形当?币。后二类都是重铜币。有了这些中间货币，既便于中等价值商品的买卖，也解决了金币与龟贝的兑换问题和楚国货币与邻国货币的兑换问题。这多种中间货币之间也有兑换问题。有的中间货币（如“良金”币，“旆钱”币）又分几级。这样，就由多种币材货币、多种币形、多种币值构成一个在价值上能互换的、多级阶梯形的复杂的货币体系。同时代黄河流域各国的货币，是由铜币、布匹币和金币三种不同币材构成的三级直线的、比较简单的价值结构形式。
（三）便于使用
1.在价值结构上，龟贝价值含量小，便于小额交易。这样，在小额交易中，不会产生币重难用问题。金币价值含量大，便于大额交易。这样，在大额交易中，不会产生币轻难数难带问题。在金币、龟贝二者之间又有多种价值含量的中间货币，它们可以满足中等数额交易及金币、龟贝兑换的需要，就这些方面言，使用方便。
2.在使用方法上，楚国货币种类多，形式多，然而使用方法无非称量与计数两种。以布匹为币材的货币，其使用单位为匹，即计数使用。金属货币中，龟贝从产生之日起就继承了货贝为币时计数使用的传统。龟贝大概是世界货币史上少有的未经过称量货币阶段，从一产生就按枚计数使用，从而也不以重量命名的金属铸币。它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种计算单位货币。使用单位为枚（个），最为方便。金币和银币形制不一（无定形），轻重不一（无定量），不能计数使用，因而使用时必须称重量，必要时还免不了要临时切割。其他各国用金为币时，亦莫不如此。楚国金币的特点在于不仅有某种固定形态，且钤印记明载铸地以昭信用。这比黄河流域各国使用生金块要方便些。
3.对于携带来说，楚国龟贝本是从装饰品演化过来的，它通长0.9-1.9厘米，多数重3-4克，厚实轻小，光滑，形体美观。与黄河流域各国的刀形币、?（铲、钱）形币相比，龟贝无刀形币、?形币那种容易刺破、磨破口袋的棱角。携带多个刀形币、?形币时，或用袋装，或用绳捆。龟贝窄的一端有孔，可用绳索穿成一串，便于携带。
在战国晚期圜钱出现之前，龟贝是铜币中最便于使用的。这大概是龟贝能在楚国新占领区（如原鲁国地带）迅速推广的原因之一。
五、结论：联系与区别
从币材、币形、币文、币值等四个方面考察，可以看出楚国货币文化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的联系与异同。
（一）同多于异，共同组成中国货币文化
1.在币材方面，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皆用布匹、黄金和铜、锡、铅合金（青铜），故基本币材相同。楚国的特点是：用银、用锡较多；金的地位突出。
2.在币形方面，楚国的金币主要是版形，且称金版，这与黄河流域的周制相同。《周礼·秋官·职金》：“旅于上帝，则共其金版。?诸侯亦如之。”汉郑玄注：“饼金谓之版。”（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82页。）楚金币的形制与名称乃继承周制。楚国的龟贝脱胎于货贝。周用货贝为币，楚之主要铜币的形制与名称亦与周制通。周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在货币形状上继承贝形的是长江流域的楚国，黄河流域各国却弃贝形而用刀形、?（钱、铲）形、纺轮（或玉璧）形，这是一种有趣的、值得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包含楚早期与周关系的信息。在币形方面，楚国货币文化的特点恰恰在于继承周制，而与取象于刀、?（钱、铲）、纺轮（或玉璧）等器具的黄河流域各国相区别。
3.在货币文字方面，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的货币文字，均与金文相承。楚国货币文字的特点在于字体结构风格与制作方法不同。
4.在货币价值构成方面，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的价值结构体系中都有布匹、黄金、青铜。楚国的特点在于：最大值与最小值并存；中间货币种类多，级别多，构成梯形比价体系。
据此可见，楚国货币文化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从内涵上说，同多于异，二者共同组成中国货币文化；在纵向上说，两者处于大体相同的发展阶段。
（二）各具特色，两个体系
在币材、币形、币文、币值等方面，黄河流域各国与楚国的金属货币都有自己的特色：
1.在币材上，楚国是色彩丰富的、贵金属偏重的高价值结构型；黄河流域各国是种类较少的、贱金属偏重的低价值结构型。
2.在币形上，楚国种类多，其中铜币脱胎于外来的交换物品，取象于自然物；黄河流域各国种类少，其中铜币脱胎于本地的重要交换物品，取象于生产物。
3.在币文上，就制作方法言，楚国为阴文，黄河流域各国是阳文；就字体结构言，楚国的流丽，黄河各国的整齐，二者风格不同。
4.在币值上，由于楚国的币材比黄河流域各国种类多一些，币形种类也多一些，加上铜币轻小些，所以产生两种情况：第一，价值含量大的货币与含量最小的货币之间价值差距大于黄河流域各国。第二，价值含量不同的币种多于黄河流域各国。这就构成了黄河流域各国所没有的梯形货币价值结构体系。
从货币的整体及其内含而言，把先秦时期的货币归纳为黄河流域体系与长江流域体系，比仅按铜币形状分为刀、布（?）、圜、贝四种体系，更为妥当。
（三）互相影响，趋向融合
楚国与黄河流域各国货币文化上的差异，是各自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地理环境、民俗等等不同的反映。这两种货币文化同时并存在神州大地上，由于政治与经济的原因，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趋向融合。
首先是政治的原因。楚国是周王朝的诸侯国，许多制度受周的影响。楚国两种主要货币的币形：版形金币与贝形铜币与周制一脉相通。周族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此其一。其二，楚国强大起来以后，兼并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其中有的本是周王族的后裔，他们带来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其三，一些被兼并的国家，地处黄河流域，在被兼并之前，已铸造属于黄河流域货币文化体系的货币。楚灭其国，这些货币在继续流通。如“下蔡四朱”小圜钱，面文“陈”背文“四朱”小方钱，就是楚灭蔡国，陈国前后蔡地、陈地铸造的。从整个楚币（楚国疆域内流通的货币）来说，局部地包含着黄河流域货币文化的特征。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数字货币 商业银行 区块链
2016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将争取早日推出数字货币。会议就数字货币发行的总体框架、货币演进中的数字货币、国家发行的加密货币等专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此后，数字货币以及与数字货币关系密切的区块链技术引起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准备推出数字货币
（一）我国数字货币的定义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王永红给出定义如下，数字货币是指由货币当局发行、存储于电子设备、具有现金特性、并能够逐步替代现金和银行账户相关联的记账式货币的价值载体，即“法定电子现金”。我国央行研发的数字货币将具备可流通性、可存储性、可离线交易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不可重复交易性、不可抵赖性七大特征。
（二）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货币的目的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的观点，中国人民银行推出数字货币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在国内构建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我国支付体系，提升支付结算效率。二是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可以构建一个大数据系统，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税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我国数字货币发行框架
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长兼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组长姚前提出，作为法定数字货币由国家保障，由央行主导，在保持实物现金发行的同时发行以加密算法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是M0的一部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完成，中央银行负责数字货币的发行与验证监测，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申请到数字货币后，负责面向社会提供数字货币流通服务与应用生态体系构建服务。
二、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基于新技术，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主的金融创新可能引发商业银行内外部营运模式和行业规则的全面重大变革，目前央行提倡商业银行早日加入我国数字货币的探索研究和发展推动工作。
（一）商业银行现金存储方式变化
现金存储方式变化是数字货币发行后必然发生和最直观的改变。虽然以信用卡为代表的电子货币成为目前社会的主流货币形式，截至2016年11月央行发行的6.49万亿？q？流通中货币（M0）是以传统纸币形式发行的，物理存储空间巨大。数字货币发行以后，人民银行在其数字货币私有云存放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基金的数据库，商业银行存放数字货币可以存放在央行的数字货币私有云上或者存放在商业银行本地。
（二）现行基础信息系统需要重新构建并不断完善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会建设一套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虽然央行尚未给出发行数字货币的具体时间表，但是央行表态会加快推出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发行初期将出现实物货币与数字货币并行流通阶段，届时商业银行的信息系统为满足实物货币和数字货币的流通要求，需要在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商业银行为满足数字货币存储需要在央行私有云的基础上建设银行私有云和数字货币数据库，实现实物货币与数字货币系统的并网运行。
（三）对商业银行系统安全和操作规范提出更高要求
商业银行现行信息系统是以满足以纸币货币为基础货币的交易和流通为目的，现金交易过程没有数据痕迹可追踪，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以后，货币初始形态变为数字模式，从发行到交易流通全程使用数字化模式，在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引发的数据传输过程中，如何确保数据和交易安全性，对商业银行的系统安全性和操作规范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四）商业银行业务运营模式巨变
数字货币的认证中心和登记中心由央行统一管理，央行对央行数字货币机构以及用户身份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以后，商业银行通过申请获得数字货币，向用户提供服务，资产负债表变化、货币流入流出等客户服务方式会发生巨大变化，大量柜台业务工作人员可能会被电子自助终端取代。
（五）法律法规、金融监管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数字货币与纸质货币在形态、存储、流通方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变化，央行在纸币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需要做出修改和调整，商业银行需要在新的监管政策下进行正常业务营运。
三、商业银行需要做的举措
人民银行提出要发行数字货币以后，各商业银行应该关注央行政策导向，尽快开展数字货币影响研究，提前规划布局数字货币运营体系，全力做好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研究工作。
一是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对商业银行内外部经营环境产生深远影响，商业银行应该加快启动数字货币发行的影响评估工作。由于发行数字货币的具体操作尚未公布，数字货币发行将对我国的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造成全面影响，商业银行应该积极关注央行公开的信息，加快数字货币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
二是商业银行加快数字货币使用相关技术的研究，与发行数字货币相关、发展相对成熟并且应用前景广泛的区块链技术、加密算法技术、云技术、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应该被商业银行尽快纳入系统建设的基础性技术研究和实践范畴。商业银行在研究初期应该加强与同业和科技公司的合作，积极组建或参与国内外相关技术联盟，争取制定行业应用标准的主动权，降低研发成本并实现研究成果共享。
三是产品和服务模式的重新构画。数字货币发行初期，将出现数字货币和纸质货币并行流通阶段，随着数字货币接受度的提升，传统纸币使用频度可能会越来越低，商业银行要密切关注客户交易习惯的变化，根据客户行为习惯的变化构建灵活的服务模式，这对商业银行分析、应变和服务能力提出新挑战。
四是商业银行重构大数据技术应用。由于数字货币发行采取“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将构建央行大数据体系，商业银行有机会借助央行大数据体系打破信息孤岛，利用大数据和云技术提高服务效率，增强数据实时分析和应用能力，构建全新的应用场景，实现金融创新。
注释
？q？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diaochatongjisi/resource/cms/2016/12/2016121615160267237.pdf 。
参考文献
[1]王永红.《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框架构想》[J].中国金融，2016（8）：14-16.
[2]盛松成，蒋一乐.《央行数字货币才是真正货币》[J].中国金融，2016（14）：12-14.
[3]姚前.《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原型构想》[J].中国金融，2016（17：）13-15.
[4]王永红.《数字货币技术实现框架》[J].中国金融，2016（17）：15-17.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 汇率 教学方法
国际金融既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也是管理学专业和其他专业学生喜欢的选修课程之一。然而，由于国际金融涉及的内容丰富而又深刻，传统而又创新，使许多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不少困难，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善，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理解与记忆、理论与现实结合起来，在增强理解的前提下强化记忆，在提高能力的基础上扩充知识，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研究现实问题，最后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1.侧重原理讲解的方法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中涉及到一些公式，有的学生反映难以理解、难以记忆，必须让学生弄清主要公式的原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后，才容易掌握。例如关于汇率的变动就有相关的几个公式，学生无法背记，为此首先应对汇率表示法中的单位货币（左端货币）命名为基础货币或单位货币，而数量可变的货币（右端货币）命名为标价货币或报价货币，同时提醒学生注意，这种命名只是相对的，二者可以转化；其次，计算汇率变动率，只使用一个公式，至于变动率是代表升值率还是贬值率由正负号决定；再次，通过引入一个例子对这些公式中的一两个予以重点说明。如我国人民币汇率标价是直接标价法，而英镑汇率则采用间接标价，通过这个例子既可以解释标价方法及以上两者的区别，也可以让学生理解外汇汇率的升降。这样做教师容易讲明白，学生更易弄明白，而且学生课后也可以使用这些方法来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
此外，报价银行一般采用同时报出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的双向报价法。在所报出的两个汇率中，前一数值较少，后一数值较大，且常常不特别注明哪个是买入价和哪个是卖出汇率。在直接标价法下：如在纽约外汇市场上，某银行报出欧元兑美元的汇率：￠1=$1.5120―1.5130。前面小的数字为报价银行的买入汇率，后面大的数字为报价银行的卖出汇率。而在间接标价法下：如在伦敦外汇市场上，某银行报出英镑兑美元的汇率：￡1=$1.9625―1.9635。前面小的数字为报价银行的卖出价，后面大的数字为报价银行的买入汇率。可见，在不同标价法下，双向报价中前面小的数字既可能是买入汇率，也可能是卖出汇率。同理，后面大的数字也是如此，这就成为学生学习的难点之一。如何让学生更容易理解、掌握在双向报价中的买入、卖出汇率，提出以下方法：买入汇率可以表述为：（银行）买入（外汇）汇率；卖出汇率可以表述为：（银行）卖出（外汇）汇率。
运用以上表述，在不同的标价法下都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双向标价法下的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同样用上述例子：纽约外汇市场上（直接标价法），￠1=$1.5120（买入价）―1.5130（卖出价），欧元为外汇，美元为本币，体现了银行在经营外汇时的贱买贵卖原则，买入1欧元外汇时花费的本币美元1.5120为小，卖出1欧元外汇收入的本币美元1.5130为大。而在伦敦外汇市场上（间接标价法），￡1=$1.9625（卖出价）―1.9635（买入价），英镑为本币，美元为外币，银行卖出1.9625美元（小的数字）时收入本币1英镑，而银行买入1.9635美元（大的数字）外汇时只向客户支付1英镑，同样体现了银行在经营外汇时的贱买贵卖原则。但在外汇市场上，因离岸业务需要，还存在着两种不同外币的兑换汇率报价。如在新加坡外汇市场上，￠1=$1.5512―1.5526的汇率报价，其中欧元、美元对于新加坡本币――新加坡元均为外币。对于前面所讲在直接标价、间接标价法下的买入价和卖出价的理解方法，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涉及的报价货币一般均为发达国家的货币，报价方法一般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优先为基准货币。基准货币在汇率标价中表现为单位货币。如美元与欧元，欧元区在地理上位于美元区以东，习惯上以欧元为基准货币，美元为标价货币，表现为1欧元等于若干美元等。这类两种外币之间的汇率报价因无本币作参照，就既不便说它是直接标价法标价，也不便说它是间接标价法标价，形成所谓统一外汇市场惯例标价法。在其双向标价中，仍然是前面数字为小，表述为基准货币的买入价；后面的数字为大，表述为基准货币的卖出价。
经营外汇买卖业务的部门仍贯彻低买高卖原则。
2.采用数量分析方法
国际金融理论非常丰富，有国际收支调节理论、汇率决定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国际资本流动理论和国际金融危机理论，等等。教师应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对国际金融理论前沿的总体框架有一个基本把握，充分认识各种理论的思想源流和分歧焦点。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与观察国际金融领域形式问题的能力。如果只是把结果告诉学生，一方面学生可能不明白，另一方面对提高大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有碍无益的，因此在教学中可通过简单的数量关系使学生明白这些理论的实质。
事实上，多数学生都希望能掌握各种国际金融理论的条件、结论和推理思路，而并不愿意背记一大堆理论的结果。如果能够借助于数量方法的运用，再通过定性分析推理的帮助，就可以使学生既得到理论知识，也获得分析与运用能力，以便日后获取更多的知识和应用的能力。例如国际收支的弹性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探讨的是汇率变动如何影响贸易收支进而调节国际收支。利用西方经济学关于弹性的概念及微积分就可弄清著名的马歇尔―勒纳条件，事实上这对于提高大学生应用数学工具于金融分析的能力是有益的。
3.注重教学语言的使用
在国际金融的教学与复习中，学生总是希望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熟悉地掌握一些基本原理、特征、技术和发展情况，也希望教师能用简洁、形象、生动、通俗的语言文字阐明一些较为繁杂或深刻的知识。教学语言使用得恰当、形象、生动和简洁有助于课堂气氛的活跃，也有利于学生理解的轻松，从而有利于提高学生接受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教学效果。例如在讲授完期权的基本功能之后，引导学生对何时购买何种货币的何类期权进行总结，得出“八字原则”：怕涨买涨（担心某种货币汇率上涨使得本币成本增加，就购买该种货币的看涨期权），怕跌买跌（担心某种货币汇率下跌带来损失，就购买该种货币的看跌期权）。
4.通过设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维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区域共同货币，欧元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多方关注。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欧元启动之后必然直接挑战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以及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舞台的历史核心地位，所以欧元兑美元汇率也始终是国际金融学界的热门话题。在讲解欧元兑美元长期汇率走势分析时可通过设问的方式引发学生思维。如自投入使用以来，欧元兑美元长期汇率呈现了一个明显的“V”形。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现象？两种主要国际货币的未来趋势又会怎样？又如进行“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等热点问题的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等。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先行讨论分析，之后由教师总结。启发引导式教学法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将所学知识和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
5.紧密结合国际金融时事，提高学习兴趣
国际金融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学科，因为金融创新是国际金融发展的动力。日本住友商社金融丑闻、墨西哥金融危机、巴林银行倒闭、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生动的事实，增加了我们学习和研究国际金融的兴趣，同时让学生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运用了何种金融工具，对于他们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关注防范金融风险的对策是很有益的。为此，对于创新的金融产品如远期交易、互换交易、期货交易和期权交易，我花了很多时间向学生们介绍、讲解、分析，重点阐明各个金融衍生工具的特点、基本功能与具体应用，而后对这些金融衍生工具之间的差异作了较为详细的比较。学生们通过学习金融衍生工具之后，研读各类有关金融衍生产品直至金融工程的报章杂志就有了较好的基础。然后侧重分析了巴林银行首席交易员28岁的尼克・李森使用日经指数期货和货币期权搞垮具有233年辉煌历史的皇家银行的事件，使学生们了解到，金融领域里有许多让人兴奋的“发财”故事，也有不少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也使学生们明白，学习国际金融是为了让人们多一些理智，多一些思考。除了密切注意并讲述国际金融的最新发展，还要尽可能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进行课堂讨论。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一些账户已实现自由化，资本账户也正在逐步开放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也进行了重大改革的形势下，中国与国际金融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成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是不言而喻的。
6.双向互动
教师和学生通过经常性的交流相互推动、相互促进，使教与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例如，每一章节授课结束后学生和教师分别进行总结，学生先提出自己的问题或不清楚的内容，或者是现实中的问题，教师鼓励其他学生为提问的同学解答，之后加以补充总结。教师也向学生提出一些基本问题，由学生通过思考、收集资料、课下讨论提出解决方案。教师对学生的解决方案做现场点评。如国际金融机构有何作用？最早诞生的是哪一家，其历史背景是什么？国际金本位制的优缺点是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教师然后再做总结。这样一来，学生就会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有一个完整而重点的掌握，同时也调动了学生思考问题的主观积极性，也就对当今国际金融形势有所把握。双向互动式教学法增加了教师的动力和压力，促使教师勤于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提高讲课技能；同时，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提高了教学效果。
总的来说，国际金融课程的教学富有一定的挑战性。除了上述教学方法之外，它还需要课堂教学艺术的配合，才能使学生真正掌握其基本理论，熟悉国际金融业务知识。此外，学习中要注意和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的有机联系，还要紧密联系实际和具体的国际金融业务活动，这样才能使学习具有动力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4篇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字串8
数字货币论文范文第15篇
“货币支付综合体”构成为现钞+银行卡+手机移动支付。2015年年初至今，通过对使用不同货币形式群体的调研，提出“货币支付综合体”概念。作为自然人与经济法人，会采用多种支付形式。第一大领域为广义“货币支付综合体”，联行同业往来，同城与异地支付结算使用的纸质支票、本票、汇票或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上运行的电子汇票、银行卡与手机移动支付形式，使用者多为国企和民企。第二大领域为狭义“货币支付综合体”，个人金融消费者，一般采用银行卡、手机移动支付和现金三种形式进行货币支付行为，即构成“一机一卡一票”的“货币综合支付体”。经常状态下，不论买方卖方，交易者均属于“货币综合支付体”中的一员。特定条件下则不同，一些情景则处于“货币综合支付体”缺项状态。其一，买卖交易者只采用现钞支付，即缺少手机移动支付和银行卡支付两大项；其二，只采用现钞和手机移动支付，不运用银行卡，即缺少十分关键的大项；其三，只采用银行卡和现钞支付，不采用手机移动支付。上述方面不乏排斥银行卡和手机移动支付的现象，但目前的支付方式却都不排除现钞。一些小规模的超市公开申明，10元以下消费不刷卡，因为还不够缴纳多项费用的成本。显然，成本、效益、利润是支付形式选择的依据。
交易中介――货币――也存在着既背离又融合的两个独立“货币综合支付体”，针对唯一标的物货币的支付结算形式存在的“完整共性”也呈现差异。“完整共性”指可以采用支票、本票、汇票、银行卡、手机移动支付等货币运营工具和现钞等。而相关的“月有圆缺”特指买卖与交易双方，在不能实施“完整共性”支付结算前提下，致使货币的运营方式与形态出现欠缺。买方作为甲方可以用银行卡刷POS机、手机微信支付扫二维码、现金全方位进行付款，即为完整的“货币综合支付体”。作为乙方若亦如此，买卖双方构成完整完美的“货币综合支付体”。假若他们以种种理由不刷银行卡，不用手机微信支付，那么就是“货币综合支付体”缺项状态。
“法定数字货币”与
“现钞实体货币”博弈
从货币承担的职能考察“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它们从形态到本质率先的特性在于透明与隐匿。“现钞实体货币”看似有形有态、有声有色，实则是看不见的战线，尤其它们在体外循环时是流通中货币（M0），其实往往销声匿迹无法明晓去向，而可能形成一股暗流。“法定数字货币”较“现钞实体货币”支付更快捷，可在遥远的异地直接清算，可控制体外循环酿就的弊端。
“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的博弈，还有行政干预因素，诸如国家部委机关有明确财务规定，报销差旅费和医药费均不再支付现钞，而是将现金打入工资卡。这样一个行政举措即可大量减少现钞的使用数量。“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钞实体货币”博弈，实质上是虚实之间的较量，对落后的事物必然大浪淘沙，只不过存在时间与空间的过渡，“现钞实体货币”将渐渐被取代，未来交易媒介的“法定数字货币”也属于“现钞实体货币”的范畴。
“法定数字货币”与
“数字科技”
本人在《从贝币到“数字货币”》一文中将法定数字货币置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提出实施中央银行发行库、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与“货币自然人和法人钱袋”三位一体模式，即“一库一人一密钥”。中央银行发行库是“法定数字货币”之源，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库是“法定数字货币”中转站，“自然人和法人钱袋”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者。三位一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清楚“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状态和数量，但是作为中央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则无权动用。在每个“法定数字货币”钱袋中需要放多少钱，何时支出由钱袋主人决定。放在“法定数字货币”钱袋里的现金与纸币、硬币一样。但是它们优于“现钞实体货币”，放入钱袋的“法定数字货币”享有利息收入，相同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活期储蓄存款。同时在支付时，一般无需付管理手续费。在非现金支付系统体系下，上述是“法定数字货币”市场化与科学生成的基础。
“法定数字货币”一般无需付管理费用，是指日常小额支出；一次性资金汇划百万元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20万元人民币，现钞支取5万元人民币，即需严格遵守带有法律效应的货币运行规则。譬如，“法定数字货币”钱袋单笔支出1万元，在短暂数日内累计到10万元，即应承担对应的费用。应根据“法定数字货币”使用人所在地城市的平均收入与消费水平制定对应收费标准。
“法定数字货币”看似是在包括支票、本票、汇票、银行卡、手机移动支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货币支付工具家族中新增的一员，其实“法定数字货币”与它们截然不同。不同处就在于“法定数字货币”本身就是货币，其貌似虚拟抽象，实则百分之百等同现钞，是隐身钞票。自然人或法人使用“现钞实体货币”成本基本由国家承担。“法定数字货币”基于现钞又高于现钞，是由实体到抽象的货币，是否得以顺畅发行和流通，关键在于使用成本能否优惠于大众，只有仿照现钞发行办法其才有生命力。
- 上一篇：金融市场机构论文范文
- 下一篇：施工项目论文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