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非遗；传承模式；传承人保护；重要性；策略

一、非遗的传承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口承的文化，它的基本传承方式是口传心授，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在一定范围的群体中得到传播和传承。一段口头文学也好，一个民间舞蹈也好，一种手工技艺也好，一种民间知识也好，凡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的各种文化类别和事象，无不是通过民众的口口相传而被传播和传承的。并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集体的创造。集体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口头语言形态的、肢体表演形态的，还是手工技艺形态的、文化空间形态的，都不例外。其原始雏形，都是由某些杰出的社会成员个人创造出来，然后经社会群体在漫长历史时段里的传播和传承，并在传播和传承中由多人的参与，从而形成某个相对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和项目。

二、非遗传承人保护的重要性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祖先给我们留下了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又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我们不竭的精神财富。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传承和发展始终由其载体――“老艺人”即传承人来完成。这些传承人掌握并传承着古老的民间文化知识和民族技艺的精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代代相传的“基因”。如果没有了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自然消亡；如果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以人传人的传承特点，决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我们在花钱买票欣赏美国大片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和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在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中开展命名传承人工作，就是传承承载着民族文化血脉的基因和符号，就是促进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性繁衍和茁壮。唯有做好保护非遗传承人工作，我们才能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能延续文化的血脉，才能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最终要到何处去。

三、加强非遗传承人保护的策略

1、加强对非遗传承人保护的重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的娱乐形式日益多样，审美标准明显不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被遗忘的境地，一些传承人成为被冷落的对象。据调查，非遗传承人虽然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但由于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导致大多传承人生活还比较贫困，这当然不利于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其中少数行当，如剪纸，内画、陶瓷、石雕等代表性传承人，虽在尝试走产业化之路，但也面临着创作与经营、传承与生存的沉重压力。这些为了民族文化和艺术血脉延续的艺人们，用行动书写出自己的多彩人生，用不懈演绎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五彩缤纷，执著追求而无悔，却在经济大潮和盲目媚洋崇外风气的冲击下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造成民族文化血脉令人痛心的流失和削弱。另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但后继乏人，人亡歌息的现象已普遍存在。从这一现实和后果看，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怀，不仅是各级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借鉴经验对非遗传承人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方面，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从政府到民间，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无形文化财富”和国宝，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关怀，并形成制度和法规。如日本保护歌舞伎、相扑，韩国保护端午祭，法国保护民间工匠，意大利制定保护神父政策等，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定期划拨专项资金，用于传承人的传承、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为了使民族文化后继有人，韩国政府还为遗产履修者（学习者）发放“生活补助金”，要求他们必须跟随传承人学习6个月以上，并在相关领域工作一年以上。

3、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现实生活中，年轻人对好莱坞明星、流行歌曲往往能够如数家珍，却不知道故乡有哪些历史名人、几种特产、几种值得在世界上骄傲的技艺。造成这种社会现象不是哪个人的责任，而是民族文化教育削弱和西方强势文化侵袭的结果，是较长时间以来对民族文化不重视和外来文化强势冲击的结果，是民族文化传承人得不到应有尊重和保护的结果。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事业，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生命线”。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解决他们生存和传承的困难，不仅是当务之急，还应是一项长期政策。

4、加强对非遗传承人的普查。保护非遗传承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做出积极努力。目前，文化部已分批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也都分批认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对于保护非遗传承人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非遗传承人大多文字水平不高或不识字，因此抢救和保护非遗传承人首先要搞好普查，全方位立体记录、拍摄、整理民间的口头文化与技艺流程，调查其传承方式、流脉和相伴的各种民俗活动事象，妥善搜集保存相关器具。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非遗传承人保护，创造适宜传承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土壤，使传承人所承载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真正成为锻造民族品性和形象的熔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理应成为每一位公民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孙正国.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类型化保护[J].求索，2009（10）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2篇

一、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一）、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闽南民居（祥店民居），民间信仰（大道公信仰），民间习俗（中秋博饼），民间工艺（珠绣、漆线雕技艺），民间美术（同安农民画），民间音乐（南音），民间舞蹈（拍胸舞、车鼓弄），民间戏曲（高甲戏、歌仔戏），民间曲艺（答嘴鼓）、民间医药（厦门青草药）等等。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厦门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受到猛烈冲击。

1、一些富有闽南地区特色的古建筑因建设拆迁而永远消失，如古民居（红砖民居）。2、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如：富有闽南地域特色的民间歌舞表演形式车鼓弄。3、一些传统民间技艺濒临消亡。如：1911年厦门就有的民间技艺――珠绣，目前该民间技艺已基本失传。4、富有闽南特色的民俗礼仪逐步被新仪式取代。如：婚嫁、哭丧等逐步被时髦仪式或简易化所取代。5、具有闽台特色的闽南语童谣也几乎失传，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时有发生。

二、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台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关系

1、从台湾的历史沿革、民俗风情、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宗教等等来分析台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特别是与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相连。从2005年台湾的党派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掀开了两岸关系新的一页。两岸关系形势日渐好转，促进了两岸文化的交流，增进两岸人民的文化沟通和情感交流。

2、厦门市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视察海沧台商投资区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福建省省委提出的“五缘六求”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宗教文化的保护，增进两岸文化、文物的交流、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公众对两岸宗教文化的了解、远离封建迷信、反对组织，构建和谐社会。如：从2006年4月18日在海沧青礁慈济宫举办首届海沧保生慈济文化节，并将在今后每年举办。

3、厦门市每年的台交会都要举行文艺演出，厦门市文化馆对濒危的非保项目进行有力的保护，即派指导老师或请老艺人进行指导与辅导，市文化局拨款扶持，并提供展示机会。在每年的台交会、9・8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第四届世界合唱比赛、海峡两岸农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中进行展示，富有闽台两地共同特色的民俗表演受到台胞的特别青睐。如：闽台童谣、答嘴鼓、宋江阵、拍胸舞、车鼓弄、大鼓凉伞、蜈蚣阁、布袋戏、歌仔戏、高甲戏、车鼓弄、踩高跷、莲花褒歌、月琴弹唱……

4、目前台湾的中小学生、幼儿却对这些项目不太了解，他们却因着年轻一代父母移民或被美国、日本文化的影响而淡化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然而我们在透过亲密的非物质文化往来交流、展示，更多地唤起台湾青少年对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认同。

三、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

1、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机构和举办活动

①成立了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厦门市群众艺术馆。为贯彻落实福建省人大、省文化厅关于在全省各地举办“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日”暨启动“2005年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年”活动的通知精神，加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工作力度，提高群众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意识，于2005年1月1日举办了“厦门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年”活动启动仪式，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和文艺演出并在现场颁发《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宣传材料等，向广大群众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相关知识。

②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6月9日厦门市举办了“寻找与守望”――首个文化遗产日专题晚会。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晚会以一幅幅老厦门市的生活图景为背景，原生态的童谣、祭拜仪式、民间舞蹈、音乐等在舞台上生动地展现。为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了良好氛围。

③2007年6月9日举办“寻找与守望”――厦门市第二个“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其中有第二个文化遗产日大型图片资料展，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陈列展，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授牌仪式，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艺演出，答嘴鼓、讲古表演及研讨、《红色回忆》和《馆藏精粹》两本书首发式，电视台、报社都做专题介绍进行大力宣传。

2、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①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工作。根据文化部《关于申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通知》要求，厦门市文化馆多次组织专家讨论，于2005年7月确定了 “答嘴鼓”（曲艺），“漆线雕技艺”，“歌仔戏”、“高甲戏”（ 戏曲），“南音”（音乐），“中秋博饼”，“大道公信仰”、“送王船”（习俗），“宋江阵”等9个项目为厦门市申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项目，并按规定精心制作文本、录像片，报送福建省文化厅。经省专家评审，我市除“宋江阵”以外的其它8个项目被福建省文化厅确认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并报送文化部，其中厦门的“答嘴鼓”、“漆线雕技艺”、“歌仔戏”、“高甲戏”和“南音”5个项目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②2006年4月申报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共18个项目，分别是“车鼓弄”、“拍胸舞”、“莲花褒歌”、“新五祖拳”、“厦金宋江阵”、“厦门方言讲古”、“歌仔说唱”、“厦港民习俗”、“池王爷习俗”、“蜈蚣阁”、“春仔花习俗”、“厦金风狮爷信仰”、“闽南童谣”、“闽南皮影戏”、“厦门青草药”、“松筠堂药酒配制工艺”、“嘉庚瓦制作工艺”、“厦门珠绣手工技艺”。被评为福建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

③深入开展调研、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研讨会。2006年6月再次召开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工作专家研讨会，就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下一步如何开展出谋献策。专家们提出厦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基是闽南文化，特别是闽南话的传承。重点在保护、研究、传承、宣传、普及。

3、举办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培训班和普查前摸底工作

①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的培训。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推进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06年9月份专门举办了“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培训班”。

②主要培训对象为各区文体局分管局长、文化科长、文化馆长、文化站长、专职普查人员及本市非保办工作人员。培训班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采取全封闭式的培训，全市有87人参加了培训。

③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加厦门市文化局组织召开的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前的研讨会，从各个层面分析论证如何高效地开展普查工作，为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出谋献策。

④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途径，为活态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展示评台。2005年底开始对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摸底，我馆对一些根植于群众中的民间表演项目如“拍胸舞”、“大鼓凉伞”、“车鼓弄”等给予扶持并派专业人员深入农村、社区进行指导和培训，同时组建了民俗表演团队，让他们参加全市性重大文艺演出，让更多群众认识与了解，使这些项目得以有效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四、厦门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情况

1、2006年12月中旬，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面展开。在厦门市文化局统一组织下，以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和各区文体局、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组为单位的市、区、镇（街道）、村（居委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摸底工作认真有序地进行。普查人员加班加点不辞辛劳走村串户，走访，召集老艺人，长者，知情人，爱好者，与学者、专家座谈，认真记录，其中被调查年龄最长者为96岁。

2、通过全市普查，初步收集整理材料1036份，其中口头传统519份、传统表演艺术40份、民间美术22份、民间手工技艺34份、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65份、民间信仰习俗356份，据不完会统计有60%以上的项目与台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基本掌握了厦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与生存状况及与台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3篇

关键词：遗产；民族文化；创新创业人才；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2001年，日本制定了《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以及各种文化振兴政策。今年2月，日本又出台了面向今后5年的“第二次基本方针”，方针揭示了现今文化艺术振兴的意义，即文化力是国家之力，文化艺术和经济紧密相连，明确指出了“文化艺术立国”的目标，日本文化厅长官青木保说：“面向21世纪，文化艺术非常重要，失去文化就失去了生存的目的。韩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产业发展，1997年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法》，2001年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政府还设立“阿里郎奖”，嘉奖、鼓励那些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传统手工技艺正面临着断代、失传、消失的危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命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在保护和维系我们民族的文化身份，守护民族的精神家园。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不但迫在眉睫，更是激发民族文化创造力、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现在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二是如何借助市场经营文化产业项目与公益性文化艺术事业，又不能完全借助市场的力量进行发展，而缺乏专门艺术人才是关键问题。。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艺术产业政策如何完善，还存在立法层次低，统计指标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四是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课题以及文化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如何采取的针对性的研究。五是相关部门之间如何协调，行业组织和文化管理部门如何有效的合作，以形成合力，建立起政策规划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六是所生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粗制滥造假冒伪劣产品过多，且盲目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市场竞争能力减弱。可以看出，艺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在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一个瓶颈，而在高校中认知传统文化，创造创新型富有时代中国精神的艺术作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模式也是迫在眉睫。

任何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但相对而言，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非物质文化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载体已被物化为恒定的形式，表现为历史的、静止的，不可再生的，它的精神蕴涵隐藏很深，已远离它的生态环境，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修养，不能潜心感受和解读，是很难把它全部激活、接受和传递的。而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则是具体的活动过程，表现为现实的、活态的、不断生成的，同时它就在民众的真实生活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其精神蕴涵有如空气和阳光，可以直接被人们所吸收，并在经常性的活动中世代传承。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是她独有的民族精神全民性的活的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维系民族存在的生命线。这种生命线一旦遭到破坏，民族文化的基因及其生命链将出现断裂变形，民族的存在随之发生危机。因此，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历史上，因为自身文化的失传或被强行割断而解体乃至消亡的事实，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文化古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抵制强势文化的侵袭，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为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应有的贡献，在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保持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我们提出的严峻挑战。在某种意义上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身份的认识和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传承。只有站在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够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强烈的责任心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的保护工作，共同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4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行政法保护 实施细则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以行政关系为调整对象，其目的是保障国家行政权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缺陷。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传承的原动力渐渐消失，有些文化遗产甚至在“保护中”失去其原真性，有一些老艺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很多优秀的文化瑰宝濒临灭绝。因此，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非常迫切。

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已获得学界的共识：第一，能克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私法失灵的缺陷。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需要行政法合法合理的介入。第三，行政法特有的制裁和奖励等功能能更好地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良心运作。第四，加强行政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践行国际义务的需要。

公法保护模式是世界各国包括国际公约所采用的最普遍也是最具成效的保护方式。例如日本，1996年以来，日本新修订的《文化财保护法》确立了登录制度。日本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设立了“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日本文化厅表示，其有“保护10万件历史遗产的”决心。①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的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视行政手段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强调奖励机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并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文化财厅”来承担全国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利用、调查、研究以及宣传职责。②此外，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三章专门规定了国家一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义务，将各缔约国政府置于保护的主导地位。我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的内容已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国家责任。

因此，无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国家行政权的特殊优势角度，或是从我国现有法律和国际责任角度分析，行政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性法律都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现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了行政法保护，但是立法比较零散，走的是一条从地方开始立法之路。

在地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宁夏、江苏等地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从21世纪起，云南、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先后对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立法，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立法为后来的中央一级立法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一级，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了法制化管理阶段，但它并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其中第六条确认了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原则。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强调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保护的重要性。在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效之前，该条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效力最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在地方性立法的基础上，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就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指导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决定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接着，2006年，文化部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进行了规范，有利于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1月14日，文化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该办法是回应相关国际公约而出台颁布的，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法律层级的空白，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领域的基本法。这部法律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依法展开文化遗产行政的基本形态。③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到行政法规再到地方性法规都较齐备。行政机关在具体的活动和项目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民众的保护意识初步确立。但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这些保护措施并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体系并未真正建构。第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呈现临时性、应付性，导致多头管理、协调性差，行政成本增加。

一方面，由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加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萌发较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是先后出台的，而且是地方先于中央。每次新条例的出台，反映了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危机状态日益深刻化，需要弥补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立法缺乏前瞻性，新法的出台仍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另一方面，单行立法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最大的形式特点。单行立法固然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与积极态度，但容易出现与其他法律衔接问题突出化。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目前有两部法律，一部行政法规。也就是《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分管部门上，这样就出现了三个行政机关，分别为国家文化局、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商务部。此局面导致在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的制定实施时，难以协调和合作。④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基本法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统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作用。如规范的名称，部分地方性法规（如2000年制定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名称中诸如“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等都没有正式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地区依然没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具体制度上与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很好地衔接。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一部以行政保护为主的基本法，与其他部门法也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部基本法，需要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也需要与现有的其他法律制度相协调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如：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再如，该法第二条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规定，接着第四十四条又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实际上指向了《中医药条例》，但是该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却很少。

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得到协调解决。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但是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予以解决。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问题，是公权还是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谁？是集体还是个人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有多长？是否应和《著作权法》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是否应当考虑境外侵权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资源，并对其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利用，从中获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只规定了境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情况，并没有涉及到境外组织或个人使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商业开发利用的情形，也没有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进行维权的可能性。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退出机制问题，传承人的传承方式问题。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未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还存在诸多不足。

目前行政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具体制度无法落实，造成法律体系的不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许多条文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目前纷纭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不能加以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理，需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细化、个别化的处理。没有实施细则，这部法律实际上就无法实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之后，一些地区已经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于本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本地区的落实，但还有部分地区未及时进行立法跟进。而且，行政法规层级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于已经出台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的修订和完善工作也尚未完成，无法确保这些旧的规定与法律一致。这些现状都造成了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急需改善。

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存在很多缺陷，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重心已由普查、抢救转向全面保护，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是做好全面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⑤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已确立了以行政法保护为中心的立法模式。但笔者认为，构建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以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行政干预之间的关系。本文强调以“建立以行政法为主体的公法保护模式”，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政府在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强调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财力、物力、政策等全方位的保障措施，而非运用行政审批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当干预。⑥因为，行政法为主导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立法、行政检查、行政指导等行政行为，在遗产保护事务中具有统帅的性质，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⑦对于“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滥用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会使我国的文化遗产流失，使文化传承的纽带断裂。因此，强调行政法保护主导的同时，政府执法时应当严格遵循宪法行政法义务，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也是一项重要课题。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并非摒弃知识产权等的私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话题。但不容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公共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私权性质，有些是家族私权，有些是集体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会产生经济价值。一些政府行为的生产性保护因利益的驱动被过度开发而偏离了其本真性，比如皮影、剪纸、酿酒等工艺，原本是手工的，现在有些地方却变成用机器生产。农耕时代的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而延续了多年的技艺是现代技术根本达不到的。所以私权保护还是必要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体现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保护其经济价值。

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同时，要注重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相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条款已成为我国制定国内法的立法依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家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章程》等法律性文件。再如，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损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的有关规定。

此外，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很多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保护制度和政策。例如，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就走在前列。日本曾在1950年颁布了综合性的《文化财产保护法》，规定由国家对无形的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保护。韩国在1960年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随后经过40多年的上下推动，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全面保护和振兴，并使其在保护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可以说，法律的制定和具体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日本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⑧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已是全世界共识，对它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仅仅是粗浅地论述了其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民间保护、国际保护等多种保护机制的参与。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了，但是这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系）

【注释】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②王云霞：《文化遗产法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25页。

③王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讨”，《人民论坛》，2012年第29期，第190～191页。

④周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⑤徐蓓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析”，《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4月第2期。

⑥[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5～50页。

⑦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也许，将传统融入现代生活是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面对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更应该坚持发展的眼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是活态流变性，它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的不断变化而发生着绝对的改变。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是为保护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保护好文化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为未来提供创造的动力，促进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用积极态度正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变迁的特性，在人和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中努力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关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力和生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使其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动力和组成部分。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6篇

摘 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遗产整理困难、保护观念不当、保护投入过小等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呈萎缩之势。近年来，尽管多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作出了一定努力，但总体上地方非遗保护凸显保护层次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应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责任者，为使非遗保护取得根本性改观，地方政府应承担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非遗保护的宣传者、非遗保护的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等角色。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地方政府 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社会都应当切实地投入到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中来。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已有26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29项，成为了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②。当前我国的世遗、国遗、省遗、市遗、县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事实表明凡晋级水平越高，项目所保存的文化基因价值越高，其濒危程度也越高，非遗保护在我国正面临极大困境。

（一）非遗文化传承人面临断层

“非遗”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传承人身上，非遗保护最理想的境界就是 “活态”传承。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承人在对艺术展示和表现时无疑都带有长期以来该原生性艺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对他的精神影响，所以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我国非遗传承中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境地，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由于受到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在现代文化冲击影响中逐渐将其遗忘。即使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也面临民俗文化传承的 “断层”危机③。

（二）非遗文化整理困难

非遗文化的整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对非遗的传承和推广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是个人性还是群体性的非遗在整理上都遇到极大挑战。首先，个人性非遗整理不易。个人性性非遗多为家族式或师徒制传承。随着非遗继承艺人的老龄化，其往下很难有足够数目的家族式传承人，这种“活态”传承整理显然很难奏效。而同时，由于旧有的观念常会导致个人性非遗“所有者”不会轻易将“绝活”公示于众，乃至传徒时也有保留，以免有违祖训，此种非遗最易“失传”。

（三）产业性非遗也呈现不断萎缩之势

“非遗”行业正不断萎缩，年轻人多视之为“夕阳产业”而不愿涉足。“非遗”行业大多学艺艰苦、待遇低、周期长，同当前“短平快”、“体面轻松赚大钱”的就业思潮不符，少人青睐。非遗行业大多生产精神文化类产品，但其极高的“生产成本”却常被社会忽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行业发展极其缓慢。

（四）非遗保护观念影响保护效果

支撑非遗保护的观念应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因素。我国热衷于对包括非遗在内的遗产申报的最大动因是商业利益，业界多认为，列入遗产名录就会像一块“金字招牌”为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地方当局在申遗成功后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非遗”，而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称号”获利，往往不会顾及是否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金沙》音乐剧连续上演621场④，该事件再次表明表明，地方“非遗”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产业和商业，这种理念若得以发展显然会使许多不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非遗”被排除在保护之列。在“发展”的口号下，急功近利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牟取更多的“暴利”，长此以往势必糟蹋文化遗产本质，加快这些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五）从事“非遗保护”的人力财力不足

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专业的非遗人才及其培养机制，物质保障机制也为建立。我国的非遗保护伴随着“世遗名录”的申报而开始，并在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后迅速升温，但非遗的保护时间短，保护的观念尚没有深入民心，政府的重视也显得十分不够，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非遗保护人才体系和物质保障机制。相邻韩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反思，《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我国专业非遗保护人才的匮乏以及无足够财力的支持已成我国非遗保护的瓶颈。

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地方非遗保护的相关依据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工作的原则和目标。为贯彻上述意见，文化部制定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随后，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等8个省区陆续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应该说，尽管法律层面的非遗保护立法处于缺位状态，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正开始构建。

（二）地方政府非遗保护举措评析

首先，非遗工作偏离非遗保护的核心。目前，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是申报“非遗”，非遗保护绝非是简单的将其列入非遗目录。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而这项最为核心的内容却未纳入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中。其次，非遗保护宣传多流落于形式。如前介绍，宣传推广非遗的重要活动即是在非遗日开展非遗展示活动。非遗的保护宣传理应是常态化行为，一年一次的推广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再次，非遗保护理念不当。多数地方政府市明确提出“文化富市”的口号，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理应得到各地政府重视，但是若将非遗不加区分的列入这一政策范围之内，则将不利于非遗保护。众所周知，非遗最大的威胁是市场经济和新型“文化”，绝大多数非遗是不适合纳入产业商业范畴的，依靠非遗发展经济的初衷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宗旨。最后，非遗保护措施的缺位。比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形成保障机制促使其发扬非遗，但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仅是将其列入传承人目录，并未从制度上帮助其建立适宜的传承条件。

三、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定位

非遗是属于世界的，但绝大多数的非遗首先是属于地方的，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理应如下定位自己：

第一，非遗保护地方政策的制定者。根据立法权限，非遗保护的基本法规理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下制定更为得力的具体政策。政策的制定应在科学的理念下进行，应当摒弃那种“非遗”产业化的保护理念，树立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非遗保护观念。地方政府的非遗政策除应遵循科学保护观外，还需具体明确有针对性。应强化对非遗外部发展环境的保护，加强对非遗科研人员的支持，应对非遗传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怀等。

第二，非遗保护的倡导者。非遗保护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理应是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尤其是针对即将灭绝的非遗，政府更应当加大倡导力度。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他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同样危机，特定地方政府理应鼓励宣传本地民族语言的使用。总之，倡导非遗也应制度化、常态化，使其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传承非遗。

第三，非遗保护的实施者。非遗保护需要极大人力财力，非遗自身特点决定非遗保护多不适宜采取产业化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由其自由发展，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政府首先应当加强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可依托高校智力优势，培养合格的非遗人才。此外，政府还应将非遗保护列入其正常政府预算中去，推动非遗整理效率、加大对代表传承人的资助。在非遗传承人保障方面，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在韩国，掌握某种传统歌舞、服饰、工艺等方面技艺的人，一旦被政府和学者们确认具有某方面传统的代表性，便可每月从政府获得一笔补助，从而使其自尊、自重和保证不把这一传统变成商业演出以持续保持原有风格，并致力于培养传承的接班人。”

第四，非遗保护中的鉴定者。在非遗重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值得保护的，部分非遗甚至与人权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非遗严重违反和损害了基本人权，例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婚姻、女性割礼、繁重服饰等就侵害了妇女基本人权。女性割礼因限制损害其他人权现已被国际组织要求废除，而具有类似文化的日本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如何取舍非遗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违人权和现代文明的“非遗”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摒弃它。政府理应是文明非遗的权威确定者，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做出适当判断。

四、结语

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正冲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相关公约以及国内政策的出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契机，尚处于起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凸显许多问题。非遗的地方性决定了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其角色的定位在非遗保护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其理应是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

注释：

①第2条.

②马文辉.中国非遗项目入选“世遗”数量是最多.载于news.省略/20091013/n267327473.shtml.

③端午民俗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危机.载于fjrb.省略/fjrb/html/2010-06/16/content_171987.htm.

④赵斌.成都观念,为非遗搭起保护平台.载于news.省略/20070522/n250147478.shtml.

参考文献：

[1]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3).

[2]青峥.外国非遗保护现状.科技之友.2010(1).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7篇

关键词：非遗;保护;法规;措施;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2

2011年6月1日，我国首部“非遗”法正式施行，这标志着长期以来，我国“非遗”保护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将结束。

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在“非遗”方面可谓璀璨多姿，但是如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在 “非遗”保护工作上也面临着困境和难题。

一、“非遗”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忽视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许多千百年来相传承的东西正在或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褪去。全国各地对于“非遗”保护的状况都不一样，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不那么好，有的地方甚至做得比较差，也没有能力去做，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非遗”保护工作的开展。

过去，我国在接受 “非遗”方面一直存在一些疑虑和误区，比如说很多人会有疑问：“传统都是好的吗？”再比如说有人也会问：“剪纸怎么成了无形文化呢？纸不是有形的吗？这些年来，这种状况逐步在好转。我国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到地方政府乃至社会各界，都逐步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迫切性。各地申报国家“非遗”名录的积极性在高涨，做得也越来越专业，有一些举措对于保护珍贵的“非遗”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在“非遗”受到普遍关注的同时，一些地方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即大力倡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一味地将“非遗”作为功利性赚钱工具使用，使得文化的色彩日益淡化。

我国很多地方在开发和宣传“非遗”时，让专家学者和民众很是担心。比如说某项“非遗”项目在性质上并不适宜公开表演和取悦游客，而是属于较为严肃的民间仪式活动，它或许承载着敬畏天地、祭奠祖先和教育下一代等社会功能，结果却很可能被误用了，让人们去观赏花哨的服饰以及热闹的场景。这样一来，不仅会让那些局外人“误读”其严肃的内涵，还会让应该传承这一“非遗”文化的人们，失去原来对这一仪式所应有的庄严感、神圣感以及敬畏精神。这属于文化内核被误用和置换了。这样的倾向很令人担心。这种纯粹出于商业目的开发，通常都会走样，因为这些人首先并不会去尊重文化，他们只会考虑如何将一项“非遗”包装成商品卖出去，这就会对“非遗”造成很大冲击。

二、《非遗法》的中国特色

《非遗法》共6章45条，包括了总则、非物质”非遗”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5个方面。其中，设立了非物质”非遗”保护的3项重要制度，分别是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传承与传播制度。

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这是我国的一项较为特殊的制度，但是对于整个人类“非遗”保护工作都有积极的示范作用。我们在国际上也多次讲过这一制度的意义和特点，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都对这一制度的创立和实践有非常正面的评价，认为其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国特点，是中国在”非遗”保护实践领域为人类社会摸索出来的一项有价值的可资借鉴的制度。

而且，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非遗”4级名录制度，从乡、县、市再到国家，一路上来，能比较好地涵盖我国境内各个民族的优秀的、有代表性的非物质”非遗”项目。这也方便了从国家层面较为全面地掌握“非遗”的“矿藏”。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是一级一级往上推荐的，这就能够将那些最优秀的“非遗”进入到部级名录中来。可以说，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的设定，是“非遗”保护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传承与传播的制度而言，也是比较重要的。目前，“非遗”受到了经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整合的冲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是附着在那些传统生活方式上的文化事项的改变乃至消失。我们建立一套传承与传播的制度，是希望通过一种有效的运作方式，让“非遗”能够比较好地传承下去，一些有基础的项目甚至能得到比较好地复兴，一些已经走出人们视线的文化项目也能尽可能地保留一些样本。

三、“非遗”保护的措施

（一）落实领导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非遗”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规划。要建立健全“非遗”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成立国家”非遗”保护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非遗”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非遗”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非遗”保护协调机构。要建立“非遗”保护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以及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要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非遗”保护工作。

（二）加大执法力度

加强“非遗”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推进“非遗”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要严格依照保护“非遗”的法律、行政法规办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抵制和制止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决定和行为。严厉打击破坏“非遗”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造成“非遗”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充实“非遗”保护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执法不力造成“非遗”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加强队伍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非遗”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非遗”经费投入。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非遗”保护的积极性。加强“非遗”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

“非遗”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非遗”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非遗”保护工作水平。

（四）加大宣传力度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8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理论

非物质文化是古代人类文明的证明和反映，对研究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艰难的生存处境，在全世界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大规模的减少，部分甚至处于濒危状态。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在1982年我国有着394种戏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面目前只有100多种，被大众所知晓的只有50种，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全世界范围都开始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采取更加有效的方法措施来减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是一种有效、基础的措施，对此方法的使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其保护现状

（一）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群体、团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群体的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相互作用使得为物质文化遗产发生了微妙改变和创新，是他们自身也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历史感，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传承、创新，才形成了世界上丰富多样的文明和历久弥新的民族文化。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决定着民族的发展，同时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只有有着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保护现状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历史文化对国家乃至世界的重要性，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要更加重视精神生活，这是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至关重要，对其的保护措施也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研究讨论的重点。目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减少速度加快。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不同国家之间也成立了国际性的组织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被进一步保护，国家也要采取更为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正确理解档案化保护

（一）档案化保护的必要性

依据联合国科教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一种信息和知识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人们言传身教在群体中进行传播，这也体现了它的非物质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实现这种意识内容的生、传递、发扬光大。由于通过人们之间的言传身教具有不稳定性，容易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歪曲和流失，所以档案化保护的形式成为了十分必要的保护手段。

（二）档案化保护的可行性

档案是通过文字、图表、音像等方式来实现对知识和信息的记录和传播，档案是一种载体，就档案本身而言没有意义，其价值体现在记录的信息和知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档案存在了一定的联系，有着一定的共同点。正是这种对有价值信息和知识的共同指向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成为可能。档案式保护不是指加强档案馆对申遗资料的管理和归档，也不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研究。档案保护模式主要作用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环境的改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人为的保护措施，为其生存传播提供一种更安全、可靠的途径。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可以方便广大民众对一些知识信息的了解、学习，一方面使民众受到文化遗产的熏陶，另一方面可以激发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积极性

三、实现档案化保护的举措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档案式保护归结为：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整理研究、宣传普及，同时对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固化、研究和宣传，最终实现改善其生存、传播环境的目的，进而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一）保证档案管理各个环节作用的充分发挥。首先，建立、整理档案的基础性作用。档案的本身不能发挥非遗的保护的作用，非遗必须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必须通过人们相互之间的传播、认识和应用，所以单纯的记录记载不能保证非遗的生命力。非遗的性质决定了非遗有着无形性、多样性、动态性的特点，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忽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增加了对非遗深入了解的难度。档案的建立和整理能够实现对这类知识和信息的整理和固化，有利于我们对非遗进行体统的认识。其次，加强档案发掘非遗文化意义的作用。非遗能够有着强大生命力，经过几千年时间的磨砺还能存在的关键的是其文化价值，非遗的文化价值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同样有着重要意义。当今，经济发展迅速，快捷、高效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旋律，多以现代对文化价值重视程度不够，加强档案管理对非遗文化的发掘有着重要意义。最后，档案资料的公开性。非遗不应归少数人所享有，它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属于世界的文化，通过建档、整理、研究得出的研究成果要实现共享，使学者和民众能够更加近距离接触认识非遗文化，重新拉近民众和非遗之间的距离，让非遗的文化精髓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增进人民大众对非遗的宣传保护意识。档案公开的方式有多，例如电视媒体、图书资料、影视资料、学术讲座等，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宣传方式。

（二）保护主体的多样性

第一，加强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参与。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复杂的工作和庞大的工作量还需要图书棺、博物馆、文化馆等相关文化机构的共同参与，弥补档案馆的不足，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工作的全方位进行。第二，鼓励相关专家和学者参与非遗档案化。处于精英阶层的专家和学者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他们能够深入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人文、科学价值，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施行提供技术支持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9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意义；问题；措施

国务院公布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鄂温克民俗文化和桦树皮制作技艺。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传承与保护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基本职责。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基于此，以下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探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本民族性格的直接表现，而且是民族情感、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载体。笔者认为加强对其传承与保护主要具有以下意义：（1）为了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中华民族的个性特征。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一种传统的精神力量来团结和号召广大的中华民族儿女，增强凝聚力，从而能够使中华民族继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还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认识和定位，是从较高层次的抽象角度和历史的高度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3）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的宝藏。旅游业的发展，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机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切实的体现；同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还是一种需要大力开发的旅游资源，其发展潜力巨大。这种资源不同于普通的物质文化遗产，它更体现了一种精神力量；它能够充分展示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机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需要明确传承与保护工作中的各要素运行机理，才能发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主体：非遗传承与保护主体是指参与到非遗传承活动中，并愿意将自身技艺进行传授的个人或是群体；而非遗保护的主体则更加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社会媒体等多种群体；（2）客体：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客体包括各种文化遗产的的表演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各种工艺品等；非遗保护的客体指保护工作中的传承人与传承对象，这一要素在非遗保护工作中有着重要意义；（3）载体：非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以人作为传承与保护的载体，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必须依靠非遗传承人的口传心授来进行，因此在非遗保护中必须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工作；（4）路径：非遗的传承与保护路径主要是人民的广泛参与以及传承人的口传心授；非遗的保护路径则较为丰富，包括静态形式的保护以及对传承人的活态保护，具体包括相关法律政策、非遗教育、市场化发展等，非遗的保护路径没有固定方式，只要有利于活态传承的活动都可以被视作保护路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的主要问题。（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环境的问题。相比于传统的民俗文化，现代年轻人更加推崇城市文化、潮流文化，同时国外文化的不断渗透也使得极少数年轻人愿意了解、认识以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给传统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带来了不利影响。并且由于自然灾害等非人为的破坏也是影响非遗传承的重要因素，在自然灾害中非遗将受到不可修复的严重损坏，因此也是造成非遗传承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2）传承链中断问题。非遗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因此其对于传承人有着较强的依赖性，而随着非遗传承环境的不断恶化，多数非遗传承人已经属于高龄人群，但现代年轻人相比于传统技艺更加青睐现代文化，因此只有极少数年轻人愿意加入到非遗传承的行列中，这就导致了非遗传承链条在不断中断。（3）传承机制的问题。非遗传承工作需要依靠完善的传承机制，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非遗传承的重要性，陆续展开了多种传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国内的非遗传承机制仍然存在很大不足，无法对数量众多的非物质遗产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承，也没能深入人民群众之中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对加快对传承机制的完善工作，从而使政府、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展开更加系统、科学的非遗传承工作。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1）政府对非遗保护的认识问题。第一、现阶段政府的非遗保护工作更多的是以申遗为工作重点，希望能够通过申遗来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地强调非遗的商业性质而忽略了对其文化内涵的保护将失去非遗保护工作的真正价值，为了获得非遗的经济效益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创造非遗的现象，这种非遗过热现象不但无法对非遗起到保护作用反而会给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伤害；第二、政府在非遗保护中过度重视对非遗形象工程的建设，地方政府为了申报非遗项目而盲目进行非遗形象的塑造，而一旦申遗通过后，非遗的保护工作将被再度忽略，这就使得申遗工作失去了其文化保护的真正意义，无法真正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目的。（2）非遗保护机制问题。非遗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评审机制问题以及监督机制问题。第一、在地方非物质遗产申遗的评审工作中，政府为了促进地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仅仅从申报流程以及范围等方面进行，而缺少对非遗项目真实性的严格审查工作，这种做法将给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不利影响；第二、政府缺少对申遗通过地区保护工作的监督机制，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非遗保护全周期的监督工作，防止出现申遗过程中的过度开发、虚假申遗以及轻保护现象，从而使得对非遗的保护工作发挥其真正价值。

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措施

1、 确定传承项目，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力度，组织专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评估、判断、筛选，把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地方特色，具有时代相承特点，具有独特的知识、出色的技能和高超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它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项目，并根据其类别、特点、濒危程度，申报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此推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通过相关法律进行保护。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协作与指导关系。全国各地政府应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基础之上，根据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状况，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分工与职责。首先，地方政府必须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不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其次，必须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存在这巨大的差异性，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扬至关重要，各地政府必须要构建一个传承人命名与保障体系，在专项资金当中划拨出一部分进行专项管理。最后，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相应的奖惩体系。通过立法，不仅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主动、积极的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同时又能够有效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与流失的情况。

3、加强政府扶持力度，进行保护。（1）增加投资。要想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度，使得更多的群众能够正确意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这就需要各地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当中的各种资源，通过积极组织各种宣传范围广、辐射能力强的宣传活动，有效提升民间文化的知名度，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度。（2）协同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属于全面、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中央、各级政府、地方文化机构、宣传机构以及非物质文化的专家进行协同合作，要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力量，最大程度的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从而有效提升整个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认识。

结束语

我国具有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有着极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前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濒危、衰退，甚至存在消失的危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曹伟伟.浅谈漯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 于思文.区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策略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4

[3] 史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探析[J]. 大众文艺，2015（03）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 保护政策 传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9-0086-02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快速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要紧跟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文明古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政府亟需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文化；让当代人认识和了解祖先留下的文化，下一代人传承非遗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2004年8月，我国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而在世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框架下，开始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执行的历程。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主要有代表作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政策，综合性指导政策，以及保护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内容。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依据。2006年12月开始实施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重申了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以及真实性和整体性的保护原则，并提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2008年5月，文化部颁发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对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评定条件、申报材料、申报程序、管理和培训以及义务等进行了规定。2009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工作”，并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予以重点倾斜、推进非遗申报等内容作了明确规定。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

本文结合调研材料，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特别对通道侗族自治县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做了相关调研工作，并尝试提出推进保护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实施的成就

从实际情况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在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订“国家+省+市+县”共四级保护体系：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昆曲、古琴、新疆的木卡姆民族歌舞和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长调民歌称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34个；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853个。

笔者调研地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在非遗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陆续完成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社会文化发展规划体系当中。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能机构深入调研，收集、整理可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素材，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代表作、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和信息资料数据库，并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保护优秀传承人，培养后续接班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建立、健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体制和机制，取得了丰硕的成就。

1地方性政策和法规逐步完善

为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长效保护机制，通道县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类政策、法规，在工作规划、经费投入、人才培养、资料保存等方面对于各级名录项目的保护、抢救、活态传承等作出了规定。

通道侗族自治县先后出台了《通道侗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推荐与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确立了自治县非遗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原则、步骤和措施。

2建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专业队伍进一步完善，工作成效显著。

为加快推进通道侗寨申遗，省委、省政府将其纳入了“十二五”规划和实施文化强省战略纲领性文件，市、县两级从人力、物力、财力上重点保障到位，组建了专门班子，多次专题研究部署申遗工作。将通道申遗工作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和纳入了重点建设项目考核管理，落实了定目标，定任务，定人员，定进度和定惩罚的“五定”责任制。

2011年7月，通道侗族自治县正式启动申遗工作，并与2012年11月17日，通道侗族村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致使通道侗族自治县开始进入激动而紧张的申遗之路。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机制日趋成熟，保护工作逐步迈向深入。

我县出台了《重点项目申报办法》，《整合部门资金管理办法》，整合部门项目及资金，积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资金保障体制。

通道侗族自治县50岁的粟田梅，先后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传承侗锦织造技艺是她一生的追求，不仅创办了通道侗锦传习所、雄关侗锦坊，而且举办了120余期培训班，培训了1300多位村民学会织锦，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侗锦梦”“美丽乡村”梦。

二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着部分民族村寨地区还没有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代表性传承人突出个人，缺乏“传承群体”的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学校教育、侗族村寨的力度不够；重开发利用、轻传承保护的现象突出等主要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来自执行方面的原因，但作为“政府主导”的一项事业性工作，其中政策因素带来的影响更为关键。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体系不完善、不完整，政策供给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很多，既有目前所提倡的活态性保护，也有传统的静态展示性保护，同时还包括了仍在学习和探索的新方法等。在实践中，最重要的是要根据当地的工作实际开展保护工作，走出符合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律的新路子，包括从传承人、传习所、文化空间、生态基地、活动、节庆、展示、制度、法律等保护方式方面去探索，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此外，在一些重要领域还缺乏必要的专门性政策，如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学校教育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也强调“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展教学活动”。但该项政策至今没有形成独立的文本，对教育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地方性课程和教材等建设缺乏专门性的指导。因此，真正针对少数民族、凸显“民族性”的教育举措尚未得到体现。

2缺乏可操作性和倾斜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一章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家扶持民族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汉族地区有较大差异，在民族性、地域性、文化内涵及文化生态等方面多有不同，普适性的政策不一定适应其保护、传承和发展的需要。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特点的倾斜性配套政策，而现有的政策又大多缺少有利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及合理开发利用的倾向性，难以很好地解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现实问题。

3部分政策强调开发利用。

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都将开发利用看作是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之一，过于强调搭建平台、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很多民族地区还将其纳入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当中，认为“丰富的民族文化是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明确提出加大开发利用的力度――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情况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是其政府工作的重点，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上，相关政策往往偏重于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的“双刃剑”效应被忽视，对其中蕴藏的风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和本质意义。

三 推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1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重视加快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进程，积极完善政策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如何有效地传承发展，如何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变形”、“变味”以致“被遗忘”，是其中的重要问题和核心内容。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明确有关制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法律的形势上升为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意志。

2推进政策进一步细化，针对具体问题制定专门性政策。全面细化各相关政策，尤其是代表作名录、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相关政策。

3提高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坚持政策的严肃性，强化可操作性，重视对少数民族和偏远民族地区的倾斜性。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特殊的工作，目前还缺乏可以借鉴的可靠经验，相关保护措施和保护方案仍在摸索当中。在目前阶段，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和规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构建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并形成良好的导向。

4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

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代表作名录体系、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这些制度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相去甚远，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由于认识和经费等原因，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必须建立并完善跟踪评估和责任追究制度。

5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完善资金保障政策。

资金投入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传承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目前的保护工作严重依靠财政支出。针对这一现状，民族地区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民间参与和赞助的政策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通过投资、捐助及设立基金等形式参与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出台一些配套的优惠政策，有针对地给予一些政策支持，严格把握资金投放，把使用效果放在首位。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 文化馆（站）

非遗的一大特点，就是大量蕴藏于民间，蕴藏于基层民众之中。因此，基层文化馆、站作为文化系统中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单位，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确立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是我们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基层文化馆、站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严格遵循这一指导方针。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在方针的指引下，主要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首先，要广泛深入开展普查工作，彻底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为保护和传承夯实基础。

福田区是深圳市行政中心所在地，也是深圳市的中心城区。现有面积78.8平方公里，下辖10个街道，92个社区。改革开放前，这里隶属于宝安县，当时共有15个行政村。其先民多是宋、元、明时期由中原及福建、江西辗转迁移来的。为了摸清辖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家底，有针对性地统筹做好保护、传承工作，福田区成立专门机构，各基层文化馆、站抽调专人，并聘请专家，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普查工作。田野调查是一件既艰苦又细致的工作。他们每去一个村之前，都要先摸清这个村的基本情况，准备周密详尽的调查提纲，做到有备而去。在普查过程中，通过大会、小会、个别采访等方式，发动群众、搜集线索、深入挖掘；采用录音、拍照、录像等手段，完整记录下全部原始资料。如沙头文化站去上沙村进行普查时，事先了解到这个村有几位阿婆善唱“哭嫁歌”，便抓住这条线索，通过“哭嫁歌”引出了婚俗，又由婚俗引出了新生儿诞生和命名习俗、继而挖掘出男丁点灯习俗，最后还引出了配合各种红白喜事、节庆活动制作各种糕点的民间手工技艺。抓住一条线索，挖出了一串成果。该区各文化馆、站共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对全区10 个街道、15个集体股份公司、近60个自然村逐个进行了地毯式普查。共整理和撰写出有关遗产项目和调查报告32篇，摄制DV录相带40余盘，照片上千张及数百小时的录音资料。在整理出的项目中，经过层层申报，共列入部级名录1个、省级名录2个、市级名录5个、区级名录7个。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普查摸清了家底，为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落实具体的保护措施打下了基础。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和全体公民对非遗保护工作的认识，是基层文化馆、站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环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我国开展时间不长，很多群众对非遗这一概念不甚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失传的现实和保护意义认识不足。而非遗本身又大量存在于民间、存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没有基层群众的广泛参与，没有广大群众投身保护的自觉性，对非遗的保护工作是难以收到成效的。福田区在普查初期就曾遇到过较大阻力。例如现在已经被列入部级名录的《下沙祭祖习俗》。普查人员最初发现线索后希望深入采访，却遭到一些村民拒绝。后来听说清明节该村要举行祭祖仪式，普查人员又向村里提出去拍照、录像，也被婉言谢绝。也有村民甚至就否认有祭祖这回事。连部级非遗保护专家去村里参观，也有村民都不太配合。经过多方做工作，才弄清该村曾经因为祭祖被扣上过“搞封建迷信”的帽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一直忌讳这件事。普查人员抓住这一点，在村里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深入讲解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采用现身说法，利用在该村普查出的一些濒于灭绝的非遗线索为例，来唤起村民对非遗保护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一位老村长在听了讲解后感慨地说：“我们村已经完全城市化了，到处高楼林立。但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过去村里的样子，就能想起我们村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那些风俗习惯，那些老规矩。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事已经很少知道了。”经过宣传教育，村民的认识提高了，积极性焕发出来了，主动配合，发掘出大量的非遗项目。后来，仅这个村申报的项目，就有列入部级名录的1个、省级名录2个、市级名录2个、区级名录3个。由此可见宣传教育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此，基层文化馆、站的工作人员自身也有一个宣传教育、提高认识的问题。要真正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凝聚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文化基础，对弘扬中华文化，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基因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我们应该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努力克服重申报、轻保护；在传承中人为地加进一些现代元素，使之变成洋不洋、土不土的四不像；为了经济利益把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活动加进旅游项目中，把非遗变成闹剧等错误倾向。只有自身认识提高了，才能唤起我们的自觉意识，才能在工作中焕发出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地、切实地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还必须制定科学的保护规划、落实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规划的有无，直接关系到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成败。由此可见制定科学的非遗保护工作规划的重要性。每一个非遗项目都有其存在的具体社会环境，我们在制定规划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每个项目的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制定出有针对性的保护规划和具体措施。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某种特定的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载体。比如福田区沙头街道《下沙祭祖习俗》和《沙尾莫氏点灯习俗》都离不开祠堂、祖墓等特定场所。如果这些物质文化遗产一旦消失，依附其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难以存续。在制定这类非遗项目保护规划时，就要注意把非遗保护工作与城市发展规划相结合。避免一些非遗项目在城市化、现代化浪潮中因失去其依托的特定场所而消亡；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项目，则要注重传统剧（节）目及其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及时抢救记录老艺人及其代表性剧（节）目；对民俗类项目，要注重在相关社区的宣传，注重与民俗活动的结合，促进群体传承；对传统技艺类项目，要注重代表性传承人的技艺和工具、原材料的保护，注重代表性传承人主要代表作品的征集和保存。如该区上梅林街道的《上梅林凉帽带、围裙带编织技艺》项目在列入深圳市级非遗名录时，其代表性传承人邓英莲已是80多岁高龄，为了防止因代表性传承人离世而造成项目失传，在制定该项目保护规划时，梅林文化站就特别注意对下一代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预防这个项目因代表性传承人离世而消亡。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能够列入各级保护名录的毕竟是少数，还有大量散落于民间而未列入名录的种类纷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福田区除了《下沙祭祖习俗》、《不孕不育症中医疗法》等已列入部级及省、市、区级的项目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农业、渔业、养蚝业等生产习俗；民间糕点、渔猎工具、各种竹编工艺制作等民间手工技艺；居住、饮食、衣饰、婚丧嫁娶等众多生活习俗；还有对天后、三圣、龙母、洪圣公等的民间信仰等等都并未申报遗产名录。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渐消亡，亟待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对此，福田区文化部门组织专人，对全区的非遗进行收集整理，编写了《深圳市福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一书，配合该书的编写，对大多数项目进行了拍照、录像，分类存档。该区沙头文化站也组织人员编写了《沙头之根》，系统记录了区域内的非遗项目。而该区梅林文化站则与上梅林股份公司积极配合，拨出专款，抓住文化遗产日及各种节庆，组织村民开展非遗展演活动，发动年轻人来参观、学习，坚持每年开展一至二次全村性的大型活动，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小型活动。公司还拿出费用，聘请高校师生来村编写村史，记录非遗形成发展的历史渊源和传承情况，使该村的非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传承。

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还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承者，传承人能否正常开展传承活动，能否有序传承、接替，直接关系到非遗项目的存续和消亡。因此基层文化馆、站一定要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支持和帮助他们开展授徒、传艺、教学、交流活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传承活动中的具体困难。深圳福田区文化馆专门设立了非遗馆，既集中展示该区的非遗项目，又解决了传承活动场地，为该区非遗的传承创造了条件。对后继人才的培养是确保非遗得以有序传承的重要一环。该区《上梅林凉帽带、围裙带编织技艺》项目，因为上梅林文化站注重对后继传承人的培养，在代表性传承人邓英莲去世后，新的代表性传承人已全面继承了其技艺，从而保障了这个项目没有因代表性传承人的离世而消亡。

当前，多数基层文化馆、站在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共同困难，便是缺乏专门人才和资金短缺，这确实需要引起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基层文化馆、站也要积极想办法，多层次、多渠道解决人才、资金问题。福田文化馆采取公开向全社会招聘的办法，聘请专家，参与工作，为该区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资金问题上，他们除确保上级下拨的保护经费专款专用外，还充分发挥各保护单位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资金，组织全社会力量，共同守望精神家园，传承文化基因。深入持久地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文件；

[2]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巴黎，2003；

[3]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刘伶醉酿酒工艺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16-03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产品的保护方式。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遭遇现代化经济发展大潮冲击的背景下，本文拟以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伶醉酿酒工艺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等传统方式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但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程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上；通过对生产与保护关系的研究，可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进行保护的双重目标，既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能挖掘其现代经济价值；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与保护相结合的途径，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产业链，使公众领略传统文化的伟大，陶冶情操；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研究，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一般性规律和基本特点，使其具有普遍价值，推广到全国，起到尊重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

二、刘伶醉酿酒工艺概述

“刘伶醉”系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酿制的特曲名酒，以刘伶饮后“一醉三年”而得名。刘伶，字伯伦，魏晋时期沛国人，晋朝“竹林七贤”之一，号称中国历史品酒第一人。刘伶到河北徐水访友张华，张华以当地佳酿款待，刘伶饮后倍加赞赏，“借杯中之醇醪，浇胸中之块垒”，著诗曰，“捧瓮承槽，衔怀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太行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虽然刘伶醉得名于魏晋时期，其酿酒技艺实际始于东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刘伶醉烧锅古窖池已连续使用近千年而未间断，是中国最早的蒸馏白酒发源地之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已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单》。

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刘伶醉酒，采用传统老五甑工艺，精选高粱、大麦、小麦、大米、小米、糯米、玉米、豌豆、绿豆九种粮食，经泥池老窖、固态发酵、缓火蒸馏、量质摘酒、分级贮存、精心调制而成。所谓老五甑生产工艺，是续米查配料的典型操作方法。该法以班组为单位，每个班组将所投入的糁、辅料按比例分成三份，再与酒醅配料，配料方式是窖池酒醅自上而下，先起面糟（蒸酒后作为扔糟）再起回米查、三米查、大米查、二米查，分别蒸酒后自窖池底部依次入大米查、二米查、三米查、回米查，然后封窖，整个操作过程使用五甑蒸馏，因此称为老五甑操作法。古老的传统技艺千年流芳，刘伶醉酒也因此而得以集天地灵气、采九谷精华，成为中国九粮酿酒第一家，并先后荣获“首批中国食品文化遗产”“首批中华老字号”和“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

三、刘伶醉酿酒工艺生产性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断裂的危险，亟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保护、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意在寻求更为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途径，挽救古老的传统文化，并使之与现代需求相结合，开创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新思路。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当地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起着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较多关注文化的非物质层面，而往往忽略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做出合理规划。我们认为，不应仅仅从保护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应该将利用、开发有机结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可持续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正是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在经济开发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壤，以确保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式主要适用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这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主要体现在生产工艺环节。这些古老的生产工艺只有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才能创造出基于传统技艺的物态化产品；而广大民众则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物态化产品来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刘伶醉酿酒工艺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技艺。

四、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刘伶醉酿酒工艺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生产性保护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过程

对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保护和传承必须与生产相结合。不与生产相结合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生产仅是为实现保护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保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技艺传承人秦玉峰曾指出，“生产性保护不等于简单的产业化，而是在保证非遗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给非遗注入新的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前提是尊重，生产必须服从保护传承的需要。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社会的互动与融合。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的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与一般生产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必须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自觉传承保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特点，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的建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于技艺相对复杂、保护性生产具有一定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展示室和传习所；对于技艺相对简单、保护性生产规模较小的项目和单位，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的建设；对于不具有营利能力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纳入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社区资助其建立传习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三）注意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支持作用

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政府有义务、有职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管理和支持。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为代表性传承人组织生产、授徒传艺、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引导。具体方式可以包括：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的渠道和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各种民俗节庆活动，支持和帮助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产品宣传；鼓励相关学会、协会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标准和规范，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生产合规有序运行。

（四）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队伍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主要依附于人而存在。传承人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鲜活的生命力。离开了传承人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和发展都将是短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之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即传承人，核心是传承人保护和传承人才队伍建设。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建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对于部分生存条件不佳、甚至经济困难的传承人，政府部门要给予保障性资助；针对部分传承人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可由当地政府引导，对现有传承人进行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对于部分因营利性差导致后继乏人的濒危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设立专门的保障基金，由社区协助，培养传承人才，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青春永驻。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2003-10-17.

[2]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R].2011.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4]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文化遗产，2012，（1）.

[5]辛儒.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开发和利用——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6）.

[6]辛儒，王颜林，金剑.继续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产业化——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2009，（6）.

[7]金剑，王贺敏，王建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算的相关理论问题探讨[J].河北企业，2012，（5）.

On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ng Jianxiang， Jin Jian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3篇

关键词：非遗保护；现代化；传承；利用；开发

在对非遗保护的时代进程之中，存在诸多争议和讨论，鉴于非遗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我们要用理性的眼光、辩证的思想，探索非遗保护之中的本质，要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避免认识的片面性，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对等非遗，采取有效的保护形式，保持其固有的文化品质和本真性价值，并注重保护、传承与利用，从而促进非遗事业的现代化有序、深入地开展。

一、实施非遗保护的科学化管理，避免狭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本质的特性，我们要对非遗的本质特性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要用我们理性的意识和科学的精神加以探究，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重大的成就，显现出其非凡的意义和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一方面，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一般文化遗产中脱离出来；另一方面，还要将不受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升到保护的视野中来，在现代文化背景下加以保护。我们要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利用，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警惕在开发过程中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根本宗旨的违悖。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本质的特性，并且涵盖丰富的内容，我们要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涵五大类，即：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活动；自然宇宙环境的实践；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方面的样态，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知：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等同于一般的物质性文化遗产。一般的物质性文化遗产具有显象的物质表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表现出显著的精神特质；一般物质性文化遗产有一定充实的、不易变形的特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存在显而易见的变异可能，表现出极强的脆弱特性；一般的物质性文化遗产以物质为载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依赖于人的技能，一旦拥有该技能的人物消失，则其独特的技艺也随之遗失。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存于民间个人技艺，其核心的价值在于对事象的演绎过程之中。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等同于一般民俗事象。一般的民俗事象中的文化价值并非必要条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必须具有突出、显著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科技价值；一般的民俗事象在民间乡土之中显现为自然形态，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却有着更为突出的传承特性。因而，两者同属传统文化，却要采用科学的区别对待态度，加以认定和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不等同于一般的民间工艺。一般的民间工艺并非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的是艺人操作的流程，而一些民间手工艺却将科技手段替代了人们的手工制作，游离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而一些濒临消失的民间手工艺进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必须对其加以保护，而不能将其笼统地推向市场。有一些民间手工艺可以在新时期加以改造和创新，尚具有新鲜的吸引力，因而无须将这些民间手工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而要区别看待民间手工艺，否则势必造成紊乱。

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非遗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要避免一种片面性的认识，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对立起来，这是不适宜的。以民歌而言，民歌原本是发泄人们的情感，满足当地人们的精神需要的内容；而由于流行音乐、外来音乐等文化的冲击，这些本地民歌已经无法本地人民的需要，然而，这些当地民歌唱给外地人听，却颇有新意，反倒激发出当地人重新对它的认识和热爱。而且对于戏曲艺术而言，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利用”中加以保护和传承的，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和娱乐人们的精神生活，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得以在“利用”中加以保护和传承。

谈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自然离不开两个保护渠道，即：生产性保护和博物馆保护，在现代化背景下，将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结合，可以将这两者互嵌，实现双赢。所谓博物馆保护是将历史悠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加以保护，如：印刷博物馆、昆曲博物馆、景德镇陶瓷博物馆等。而生产性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生产力或具有经济效益的产品，从而壮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借助于产业化的力量，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渠道，即：公共文化服务，它是基于社会效益的非营利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重新配置活动。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展示于社会之中，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开发。例如：四川巴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于悠久的生产生活之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风格，巴中民歌中的“茅山歌”、 “巴山背二歌”与贵州的浪哨歌、云南的玉龙山情歌、广西情歌构成了中国几大特色情歌。还有，巴中平昌的民间舞蹈《翻山铰子》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的审美价值、阳刚的特质而成为舞蹈的杰出代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现代化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要有理性的视角、科学的理念，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的挖掘，杜绝狭隘的观念和片面的认知，要利用各种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传承、保护、利用和开发，并且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引导人们参与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走向更大、更宽阔的舞台。

参考文献：

[1]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J].求是.2010（04）.

[2]卢克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利用[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5（12）.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

【作 者】李昕，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12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65-007

A Discussion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Li Xin

Abstract：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t be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of certa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Here，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es not mean that all kin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industrialized.It only refers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hich is opposite to un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divided into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its feature of impure public goods.The aim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attract more social forces to jo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o as to make the protection meet the need of society and the society benefi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directly.

Key words：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Industry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公共品的性质，以及准公共品的多种提供方式，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业化角度)分为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保存等，对于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由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承担，其所需的人力、物力主要来自政府供给、社会捐赠等。本文所探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即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主要包括民间工艺品业、民间书画业、民间美术业、古玩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部分，称之为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化和民俗学的学术理论研究、民间工艺品展览等。当然，这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常常交织、融合在一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就是利用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对应，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都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文化产业分为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艺术培训业等九大门类。按照这样一个分类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隶属于现代文化产业运作的文化资源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并不构成文化产业，它只是进行产业运作的文化资源。就如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土地，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原料一样，只不过文化产业因其行业特性所生产的产品与一般产业如农业、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口传作品、民族语言、民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化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时事的变迁、以及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其最初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符号化了。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活的记忆”，所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独特的、具有文化示差作用的文化符号可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如利用各类传统节日可以发展旅游业，各种民间戏曲可以进入演出市场，实行产业化运作，各种民间服饰中的民族元素可以进入纺织业，提升我国纺织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运作成为可能。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产业运作获得利润，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一、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的涵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是指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产业化中的“化”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某一发展阶段的结果，如冰液化成水，水汽化为水蒸气。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既可以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结果。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种消耗社会资源的消费性文化事业到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的，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从排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外部人力、物力、财力的竞争到鼓励和提倡通过竞争获取资源；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众化进程，拉动经济增长等等，都可以说是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的不同体现。所谓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就是指在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消费型、封闭型、福利型向生产型、开放型、效益型转变，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关注社会需求、有较高投资效益的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具体而言，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包含以下三层涵义：

首先，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多元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由政府包办、附属于政府的社会福利性事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独立运作、自主发展的产业经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包揽、集中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旧体制，推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通过合作、重组、改制(国有民办、民办公助、产权转让、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投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与之相关的产业，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办、民办及其它多种形式并存，保护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以便在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使投入成本分担原则合理化，从根本上动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靠政府的旧观念，推行“谁受益，谁出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

其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过程就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封闭状态转向关注社会需求，成为面向社会、与社会大环境生息相通的开放系统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来源靠政府，由政府拨款进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料整理、人才培养等。无论是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单位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固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忽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和贡献，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发展反应迟缓，保护与传承严重脱离社会和市场需求。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非物质经济时代重要的文化资本。以产业化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旨在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期脱离社会、漠视社会需求的自我封闭状态，增强其发展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全方位加强与社会的结合，关注社会需求，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有效机制，从而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再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长期以来，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为消费性事业和公共福利性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低投入、高产出的特点，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资观念，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包大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没有生存压力和发展竞争，其自身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时间等资源不能按效率原则和竞争原则进行有效配置。这种非产业运行成为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障碍。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大量拨款的情况下，仍然经费不足，而有些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资助有限的情况下，却能够实现滚动发展，有的甚至还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轨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的不仅仅是经费，还有效益意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把产业化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投资回报，关注成本核算，关注保护资源的充分、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但是，对于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产业化运作也要避免几个误区：

其一，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市场化与产业化在根本目的上存在差别：市场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产业化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虽然产业化要借鉴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效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但从根本上不同于市场化。一般来说，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规律和市场需要发展。但是，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公益性很强，要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公众福利、社会稳定。因此完全根据市场规律与需要发展是不可能的。“产业化”走过了头，完全走向“市场化”，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中包含了某些市场因素，但是“市场化”因素必须受到抑制与管制。

与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是完全按照市场运营机制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市场机制早已证明具有盲目性、短期性等缺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全局性事业，市场化显然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向歧途，甚至使其遭受重大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不能完全“市场化”，是因为一旦完全市场化，就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沦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其存在的本真性，非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失灵”中彻底消失。可以说，人们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中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不满。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应当谨防过度市场化。

把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市场化，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忽视了保护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制造物、交换物的商品市场交换活动的本质区别。如前所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是从产业发展理论的视角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一的保护体制的改革，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和运行机制的转变。产业化理论相对于商品化、市场化之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如果将市场化与产业化等同，就会陷入或因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市场化而否定产业化，或因赞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而支持其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思维陷阱，从而阻碍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保护理论的有效研究。

应当看到，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和配置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不能因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中出现了某些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就否定产业化运作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更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退回到原来状态，使其成为毫无生气、单纯靠政府财政救济的政府附属品。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需要推进的是有控制的“产业化”，需要拒绝的是盲目的、完全的“市场化”，要认真纠正过度的“市场化”导致的问题，总结“产业化”的经验，健康、有序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二，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等于政府不再承担保护责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其突出特点就是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具有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运营的发展经费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主要应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获得。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本来源不能按私人产品那样“谁消费，谁出钱”，而应按“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分担。推进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寻求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和间接的最大受益者。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应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政府应从全局性、先导性和基础性的高度，更加深刻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地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有限投入但有巨大产出的产业，义不容辞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进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付费，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对社会贡献率的增大而加大成本分担比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对社会的经济价值得到直接补偿或兑现，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一方面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一方面还得乞求行政支持和资助的可悲状况。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并不意味政府财政可以少拨款或不拨款，而是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成为政府从社会利益出发希望发展、愿意发展而且必须发展的产业。

其三，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能“营利”，但可适度“盈利”或“赢利”。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宗旨是通过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激发其内部活力，增强其文化竞争力，从而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能像某些产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它所追求的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益的最大化。虽然可以通过产业化方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盈利”或“赢利”，但是不能以追求利润为主观目的。所谓“盈利”或“赢利”均指“获得利润”，体现为一种客观结果，前者通常指产业部门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合理利用资源而获得的效益利润，后者往往指产业部门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依靠服务与经营的优质高效而获得的优势利润。要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营观念，不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努力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社会责任感和制度规范固然也能调动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但是要保持长久的动力，利益原则才能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只有允许各社会团体、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通过竞争和效益原则提高效益，获得适度的利润，才能调动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的产业化能否健康发展，不在于其是否“盈(赢)利”，关键是以有关法律规范“盈(赢)利”的大小及利润的使用方向。如果在政策上完全排斥“盈(赢)利”，将难以从根本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营思想、组织形式与发展机制的变革。

总而言之，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由政府完全控制甚至直接管理、运营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按照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与运行。

其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由过去完全附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自主发展权力与能力，变成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发展机制与能力的经济实体；由事业单位转变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经济实体(外国法律中称为“特殊法人”)。

第三，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过去完全看政府脸色、按照政府想法行事，转变为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和满意度去行动。消费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由以前抽象的、难以操作的政治约束(当前，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转变为看得见的、可操作的经济、舆论约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过去在政府直接指挥下整体推进，转变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灵活的微观调节与转变。

第四，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作为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要考虑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样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其发展要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与影响。政府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相关政策时，不仅要从公共政策角度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要从经济政策角度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效益。

第五，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市场机制同样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作用。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与诱惑。当然，作为公益性很强的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考虑其公益性，同时要抑制单一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互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都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

意大利博物馆协会主席乔凡尼・皮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基于物质形式表现的。例如某一社区的传统文化方式、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传统社会模式、人们的文化活动场所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艺术、西西里岛提线木偶戏、摩洛哥加马俄夫纳文化广场和立陶宛的木制十字架工艺就属于这一类。这些遗产保持着属于他们社区(会)的文化或社会传统价值，并充满活力。第二类是不需要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如：语言、记忆、口头传统(表演)、歌曲、非曲谱传统音乐等。其中一些已经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作”称号，如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扎帕拉语言，格鲁吉亚的复调歌唱法。第三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在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即物质文化遗产所表达的象征和内涵。任何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其物理外观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两维性质。所谓物理外观是指它的大小、尺寸、形状，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就是指其所反映出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及其所表达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等。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具备这些相关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就不能称其为物质文化遗产。

同样，根据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的多寡也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丢失了大部分非物质文化内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玛雅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由于我们对于玛雅文化――这个失落的文明知之甚少，所以那个时代所留下的遗迹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或地理上的某个标记而已。第二类是指所含的信息虽然没有丢失，但其制作、建设、使用的条件、传统已消失的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帝王陵寝等。第三类是所含的信息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历史传承而来，并有可能继承下去的物质文化遗产，确切地说，这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皮影、剪纸、古琴等。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才能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以产业化形式对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某种物质形式表现出的、具有物质载体或形式载体的文化符号应用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如以一种体验式旅游的方式展现某一社区的传统文化方式、传统生活方式、人们的文化活动场所；以演出的形式表现口头传统；以表演、体验、相应旅游产品的生产赋予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物质形式，或给予呆板、生涩的物质文化遗产以生机和活力，这些无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必须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的基本特征为前提，如果以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等基本特征为代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运作是得不偿失的。

三、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多重效益

以产业化运作保护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的“三赢”。实际上，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运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传播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没有冲突，相反，如果运作良好的话，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首先，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能更有效地传播民族文化。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与事业运作相比，文化传播的优势十分明显。产业运作容易突破事业运作的时空限制，传播地域更广，速度更快。通过产业运作，文化产品或者当场为消费者消费，或者依附在物质载体上，通过各种商业渠道，迅速流转到消费者手中，其文化传播的扩散效应十分明显。与事业运作单一的模式相比，产业运作借助各种形式的运作方式，如通过影视观看、器物制作、旅游纪念、食品销售等，可以从视听、触、食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文化传播。通过产业运作创造的经济利益可以迅速用来扩大再生产，而事业运作则意味着长期的简单再生产或缓慢的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进行扩大再生产则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能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简单再生产或缓慢的扩大再生产则文化产品单一，消费需求萎缩。两相比较，产业运作的文化传播效应是扩张的，而事业运作的文化传播效应则有减弱的趋势。

其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以为事业发展、科学研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物质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运作一直是以财政支撑为经济基础的，如果改变旧有的运作模式，就可以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既需要政府的扶持但又不能完全依赖政府。需要政府扶持是因为在没有产业化运作之前，盈利生存的能力弱；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是因为要考虑政府本身的多种经济压力，应该力争从各方面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不可能要求政府为其发展提供所有的投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在部分领域进行产业化运作，以产养产，在其建设中引入产业机制，促进现代化的创造和自身的长期稳定发展。

再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满足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文化消费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追求品味、时尚的新消费群体越来越需要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可以集精湛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之长，提供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不仅文化含量高，而且最能满足文化消费者追求精美时尚、古朴典雅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客人对文化消费品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这种交流需要文化机构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形象更生动地再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让世界人民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历史，为各种文明的融合和交流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四、结语

从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看，完全由政府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包括政府财政支持部分(公益性部分)和依靠市场机制支持部分(非公益性部分)。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行政改革中，在许多公益性领域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但是不意味着政府干预不存在。发达国家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私人企业管制而不管理，在价格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政府的严格管制。这些都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并能够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起到了增加就业、创造价值、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的作用，是近年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本质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属于经济学范畴，以赚取利润为目的，所以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作为一种经济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和弊病。如果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都通过产业方式运作，一味地追求利润，那就走进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区。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对于那些非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公民社会的作用，培养良好的公民性，建立各种政策法规进行保护。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业，就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在文化产业的框架内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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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非遗保护的重要性范文第15篇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产品的保护方式。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遭遇现代化经济发展大潮冲击的背景下，本文拟以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伶醉酿酒工艺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等传统方式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但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程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上；通过对生产与保护关系的研究，可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进行保护的双重目标，既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能挖掘其现代经济价值；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与保护相结合的途径，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产业链，使公众领略传统文化的伟大，陶冶情操；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研究，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一般性规律和基本特点，使其具有普遍价值，推广到全国，起到尊重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

二、刘伶醉酿酒工艺概述

“刘伶醉”系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酿制的特曲名酒，以刘伶饮后“一醉三年”而得名。刘伶，字伯伦，魏晋时期沛国人，晋朝“竹林七贤”之一，号称中国历史品酒第一人。刘伶到河北徐水访友张华，张华以当地佳酿款待，刘伶饮后倍加赞赏，“借杯中之醇醪，浇胸中之块垒”，著诗曰，“捧瓮承槽，衔怀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太行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虽然刘伶醉得名于魏晋时期，其酿酒技艺实际始于东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刘伶醉烧锅古窖池已连续使用近千年而未间断，是中国最早的蒸馏白酒发源地之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单》。

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刘伶醉酒，采用传统老五甑工艺，精选高粱、大麦、小麦、大米、小米、糯米、玉米、豌豆、绿豆九种粮食，经泥池老窖、固态发酵、缓火蒸馏、量质摘酒、分级贮存、精心调制而成。所谓老五甑生产工艺，是续米查配料的典型操作方法。该法以班组为单位，每个班组将所投入的糁、辅料按比例分成三份，再与酒醅配料，配料方式是窖池酒醅自上而下，先起面糟（蒸酒后作为扔糟）再起回米查、三米查、大米查、二米查，分别蒸酒后自窖池底部依次入大米查、二米查、三米查、回米查，然后封窖，整个操作过程使用五甑蒸馏，因此称为老五甑操作法。古老的传统技艺千年流芳，刘伶醉酒也因此而得以集天地灵气、采九谷精华，成为中国九粮酿酒第一家，并先后荣获“首批中国食品文化遗产”“首批中华老字号”和“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

三、刘伶醉酿酒工艺生产性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断裂的危险，亟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保护、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意在寻求更为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途径，挽救古老的传统文化，并使之与现代需求相结合，开创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新思路。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当地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起着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较多关注文化的非物质层面，而往往忽略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做出合理规划。我们认为，不应仅仅从保护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应该将利用、开发有机结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可持续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正是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在经济开发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壤，以确保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式主要适用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这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主要体现在生产工艺环节。这些古老的生产工艺只有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才能创造出基于传统技艺的物态化产品；而广大民众则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物态化产品来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刘伶醉酿酒工艺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技艺。

四、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刘伶醉酿酒工艺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生产性保护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过程

对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保护和传承必须与生产相结合。不与生产相结合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生产仅是为实现保护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保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技艺传承人秦玉峰曾指出，“生产性保护不等于简单的产业化，而是在保证非遗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给非遗注入新的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前提是尊重，生产必须服从保护传承的需要。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社会的互动与融合。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的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与一般生产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必须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自觉传承保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特点，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的建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于技艺相对复杂、保护性生产具有一定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展示室和传习所；对于技艺相对简单、保护性生产规模较小的项目和单位，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的建设；对于不具有营利能力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纳入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社区资助其建立传习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三）注意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支持作用

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政府有义务、有职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管理和支持。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为代表性传承人组织生产、授徒传艺、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引导。具体方式可以包括：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的渠道和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各种民俗节庆活动，支持和帮助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产品宣传；鼓励相关学会、协会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标准和规范，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生产合规有序运行。

（四）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队伍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主要依附于人而存在。传承人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鲜活的生命力。离开了传承人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和发展都将是短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之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即传承人，核心是传承人保护和传承人才队伍建设。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建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对于部分生存条件不佳、甚至经济困难的传承人，政府部门要给予保障性资助；针对部分传承人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可由当地政府引导，对现有传承人进行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对于部分因营利性差导致后继乏人的濒危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设立专门的保障基金，由社区协助，培养传承人才，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青春永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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