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循环经济体系　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体系的涵义

循环经济是以循环利用物质为基础，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从而使得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的“循环”，是相对于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而言的。循环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模式，组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而传统的工业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和污染排放”的线性经济，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一次性的。所以，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是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

目前，循环经济体系尚无明确定义，本文认为循环经济体系是循环经济的实现形式，体现循环经济的特点。循环经济体系由横向三层次与纵向三条块综合构成。横向三层次是指：在企业层面形成循环经济小循环，在工业园区形成循环经济中循环，在区域层面形成循环经济大循环。纵向三条块是指三次产业各自形成循环经济增长模式，重点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形成循环经济增长模式。一个区域构建起循环经济体系，即是在整个区域实现空间上、地域上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

二、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与环境现状

1、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的利用现状

少数民族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各种资源呈现出日益减少的趋势，生态环境也随之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水资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水资源分布很不均匀，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如广西水源丰富、年降雨量较大，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水资源并不丰富，有些地方还处于干旱地带。内蒙古、宁夏的入均水资源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地区大型支撑性灌溉工程非常少，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低，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矿产资源。无疑是少数民族地区引以为豪的“长项”，尤其青海、等地，矿产种类及储藏量，都要大大高于中东部地区。但是，由于科技力量不足，少数民族地区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并不充分。而且这些地区是生态脆弱区，在一些进行了矿产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科研水平的掣肘，无序和低水平开采现象严重，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环境的破坏。

土地资源。少数民族地区山地、丘陵和山间平坝分布较广，普遍存在着耕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并且受自然因素和人类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综合影响，可利用土地资源损耗浪费严重，使得土地侵蚀与退化日益加剧，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土地荒漠化等问题。

草原、森林资源。近年来由于过度追求高产出，高收入使生产能力超出生态承载能力，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新疆、内蒙古、草场都由于超载放牧和使用不当而严重退化，并出现沙漠化的迹象，并且已经直接影响到农牧民增收。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对本地区的森林资源过度依赖，以及不法商家高额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每年有大量的森林被猎伐。草原过度放牧和森林过度开采都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浪费，严重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2、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污染现状

根据《中国统计年签2007》的统计数据，可从下述三个方面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污染现状。

(1)工业废水排放及处理情况。全国工业废水达标率平均为90.7％，而少数民族地区的内蒙古、、宁夏和新疆工业废水达标率分别为77.0％、28.2％、64.8％和61.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工业废气排放及处理情况。从工业废气各组成成分去除量和排放比例来看，全国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0.64、27.27和9.0。内蒙古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比例为0.39、30.25和5.9；广西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比例为0.51、10.3和4.1；宁夏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比例为0A8、12.1和4.1；新疆的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比例分别为0.04、9.53、3.3。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废气排放和去除量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了内蒙古以外，工业烟尘去除量与排放量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粉尘去除量与排放量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及处理情况。新疆地区固体废弃物处置隋况较突出，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之比为0.0000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00329。广西与宁夏的这一数据分别为0.00390、0.00376，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量呈现上升趋势，水源短缺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用水量，环境压力并未释放。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工业污染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扭转。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三、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循环经济体系的优势

1、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及投资力度不断加大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及投资力度不断加大，为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提供了有力保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下，国家先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了一批循环型工业企业；近年来优先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安排水利、电力、交通、环境和资源开发项目，并实行投资倾斜，引导国内外资金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注入更多的资源；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农田基本建设和草原基本建设，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对土地贫瘠进行治理，扶持少数民族农村经济的发展；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科技教育，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举办民族院校和民族班。

2、各少数民族地区内已有应用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

目前，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内，基本存在已建成及在建的循环经济型企业、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实践及研究，可总结并借鉴已有应用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从而将循环经济模式扩大到全区，建立起少数民族地区循环经济体系。例如，1999年，广西贵港市建设国内的第一个生态工业园区――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经过建立循环

经济产业链，其生产出来的酒精所需原料全部来自该公司上一个生产流程的废弃物一废糖蜜。广西贵糖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蔗田系统、酒精系统、造纸系统、热电联产系统和环境综合处理系统等生态工业网络。蔗田系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甘蔗原料。而糖厂在生产中产生的废糖蜜、蔗渣、蔗髓则分别进入酒精、造纸和热电联产系统，对中间产品和废弃物进行交换，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让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循环经济的生产模式在广西贵糖(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现实，并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广西贵糖显示出良好的示范效应，可带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构建循环经济体系。

3、物资循环利用率存在更大的提升空间

通过对《中国统计年签2007》数据分析可知，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之比为0.611，内蒙、广西、宁夏、新疆这一数据分别为0.447、0.589、0.541、0.475，均低于全国水平。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地区物资循环利用率潜在的提升空间相对于其他地区更大，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循环经济体系将会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更大的效益。

4、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后发优势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三个层次上的九大优势：首先，与东部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在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成本低廉三个方面有潜在优势；其次，与西部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在沿边开放的区位、丰富多彩的文化、优惠倾斜的政策三个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最后，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能源战略接替区、生态安全的屏障、巩固国防的保障三个绝对优势。

与发达地区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信息化和教育水平都比较低，少数民族地区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少走弯路，把跟随战略转变为赶超战略，能更决更好的构建起循环经济体系。

四、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循环经济体系的对策

1、建立资源节约机制

为了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循环经济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节约自然资源，建立自然资源节约机制。自然资源的节约主要表现在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上。节约资源，降低自然资源，从而原材料的消耗，是自然资源的节约；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即将工业废弃物及生活废弃物加以循环利用，发展循环经济，也是自然资源的节约。因此，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统称自然资源的节约。自然资源节约机制，包括建立目标机制、价格机制等。

2、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

为了保证环境质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必须建立资源耗费和环境治理的联动机制，将环境的保护与治理结合起来。应由政府和国家组织制度环保法，建立法律机制，用国际和国内的环保法规规范环保行为，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建立税收机制，根据污染物排放量的大小和相应税率收取环保税，以此收入作为治理环境的投入；建立行政审批机制，限制严重污染的企业的开办；建立行政监督机制，对于环保不合格企业，实行关闭、停产整顿和高额罚款的处罚，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运用经济手段推荐污染治理的市场化进程。

3、建立生产活动影响的评估机制

构建少数民族地区循环经济体系，还必须建立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影响的评估机制，以便有可能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首先，对每一项生产活动，特别是像水电、火电、核电建设、化工企业的开办等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所产生的近期和远期的影响，要组织相关自然科学专家进行评估，依靠专家进行决策，以使生产活动对自然生态的改变为人类的目标服务。其次，对每一项生产活动，特别是像电子计算机的生产等生产活动，对社会生态所产生的近期和远期的影响，要组织相关社会科学家进行评估，以便采取相应措施，发挥它们对社会生态的积极影响，限制他们对社会生态的消极影响。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2篇

 

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全球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各国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不论是军事竞争，还是经济竞争。国防科技工业技术是影响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实力的重要产业，在国家发展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国防科技工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重点与核心，一直以来都受到关注重视。从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格局来看，国防科技工业走军民融合路线已成为主流发展趋势，这使得构建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显得非常重要。

 

一、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

 

国防科技工业属于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担负着强军和富国的双重使命，主要涵盖：电子、船舶、兵器、航空、航天、核六大行业[1]。国防科技工业的根本在于强军，提供必须的军需用品和供给，为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保卫国家安全提供物质条件，这是国防科技工业首要任务，更是立业之本。此外，国防科技工业在制造业中也发挥着引领作用，牵引着国家经济发展，通过把技术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带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国防科技工业技术先进，创新能力强，技术开发投资量大。从目前实际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情况来看，军民融合是新时代各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重要战略，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二、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建设现状

 

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各国军事预算的减少，为了满足军事需求，西方发达国家便已开始通过扩大民用工业技术的方式来进行军事工业，从而满足军事需求。美国就是早期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国家，一九九四年九月美国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制定了相关法规，并得到了许多西方国家认同，这为美国建立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框架创造了条件[2]。军民融合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建设的总方针。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延伸，是国家科技创新活动的核心内容。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建设对于提升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国家创新潜力，合理配置民用资源与军用资源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满足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发展需求，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三加强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应把握的几个方面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军事环境及经济环境都在发生着变化，各国都在纷纷发展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作用，并投入大量资金给予支持。下面通过几点来分析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建设：

 

(一)建设方向

 

军民融合已成为一种主流模式，美国国防科技工业就以军民融合为主要形式。日本也以这种模式为主，通过国防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另外俄罗斯也是如此。我国应认清当前国际军事及经济发展格局，积极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进程，走军民融合路线。我国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中，应借鉴现有经验，吸取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同时反思目前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发展中教训，避免走弯路，增强创新体系优越性，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健康发展。创新体系建设要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导向，发挥技术优势，促进军民技术互转互用，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工业发展中的能耗问题、污染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提高国防科技工业的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3]。另外，要处理好军民关系，整合民用科技技术与军事科技技术，促进技术融合，建设统一的国防科技工业平台，以实现军民技术的互补、相互融合，突破军民行业限制，合理利用技术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解决公共平台技术资源不足的问题。

 

(二)建设原则

 

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应遵循系统性原则、市场导向原则、资源共享原则。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构建要符合目前我国实际经济科技实力情况，不能过于盲目，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构建不是孤立的，是在一定环境发展形成的，与我国基本国情有着直接关系，若脱离实际情况，反而会制约经济发展。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整，暂时不可能构建尽善尽美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应循循渐进，逐步建立，稳扎稳打。另外，应在不妨碍我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利用国际市场，根据技术创新需求引进新技术，丰富技术资源供给渠道，以提高我国国际市场竞争实力。另外，应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高科技工业园区与国防科技园区，促进国防科技工业的集约化发展，活跃军民科学技术双向交流，发挥军工企业在军民融合中起到的主导作用，推动军民融合市场化改革，构建军民一体化发展格局。

 

结束语：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国际市场上，各国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目前已有很多国家走向军民一体化发展线路。我国也应积极构建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创新体系，促进军民融合，促进我国军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整合国内科学技术资源。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3篇

关键词：水利工程；国民经济

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national economy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the flood control, safety,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plays an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hydraulic engineering; national economy

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水利工程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长期以来，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防灾、减灾等方面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在工业生产、农业灌溉、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等生产经营管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加快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分析体制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健康发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则是我们水利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 水利工程概述

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水利工程的要求有所不同，同时实现水利工程保障作用的自然、经济和工程条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对水利工程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水利工程需要改变传统模式，调整发展思想，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面对建设现代化国家对水利工程事业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定量研究，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量化分析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回答水利工作面临的一系列“度”的问题。

2 水利工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分析研究

水利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内容：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具有“兴利”和“除害”的功能，水利工程则是水利经济的载体，按其功能性质划分，水利投资结构包括防洪工程投资、灌溉工程投资、水库工程投资、供水工程投资、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及其它工程投资等。

2.1水利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国内一些研究充分证明，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而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其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显然也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然而国内对于水利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对水利产业及水利经济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涉及较少。

2.2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贡献分析。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水利投入产生的效益方面。在考虑水利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就必须把水利产生的效益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分解出来、剥离出来，以此分析水利投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度。水利投资对国民经济产出的贡献指标，是将水利投资与决定国民经济状态的其它重要变量联系起来，使判断和结论建立在充分的依据之上，反映水利投入的单位变化对国民经济产出指标的影响。

2.3水利工程建设的分项成本与效果分析。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研究国内外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相互作用关系，重点从水利工程投资角度研究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提出对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体系。对我国水利工程发展的定位进行研究，对水利问题引起的国民经济损失与各项水利工程活动的边际成本应进行系统总结，为界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开源与节流、利用与保护的合理比例提供依据。

2.4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体系动态关系研究。研究改进水利统计指标体系，使其融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为建立水利投入占用产出分析模型奠定基础，同时利用水利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深入研究重大水利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2.5水资源管理的总控制指标与水利管理研究。采用多目标分析技术进行省级行政区的水资源使用权分配研究，通过用水定额的调查分析制定用水标准定额，通过流域水资源管理的补偿机制与恢复机制的实际调查，进行与水有关的责任与利益关系的量化分析，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资源管理体制。

2.6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关系协调准则研究。在价值观上研究水利与国民经济关系协调准则，发展预测包括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区域依存度、人口增长与城市化、地区分布、农业灌溉面积发展预测、国民经济发展对防洪安全的需求、生态环境建设对水利的影响和需求。

2.7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以国民经济与水资源环境整体核算模型为基本工具，研究不同阶段水利与国民经济发展适应程度，提出水利发展适宜投资规模值，与之相适应发展模式和总体布局，研究生产关系方面进行相应调整的对策与措施。

3 水利工程应用前景及社会经济效益

水利工程应用前景及社会经济效益具体体现为以下七个方面的重大实践应用成果

3.1我国水利工程的巨大作用和国外水利发展模式与投入水平的经验表明，未来水利仍将是国民经济投资建设的重点。

3.2水灾害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水利在减少和控制水灾害损失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地位基本确立。

3.3水利工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与保障作用，投资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效应突出。

3.4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协调关系不断改善，但自身协调指数明显滞后与水利协调发展指数，要特别重视水利行业内部协调发展关系。

3.5根据两种不同方法对水利投资规模的预测分析，提出了水利工程投资适宜规模，发展方向和分项投资的适宜比例。

3.6在适宜的水利工程投入下水问题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3.7通过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发生的虚拟水在国际间和区域间的转移分析，南水北调工程是实现我国水资源合理配置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措施。

4 近期水利工程发展任务

为了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到21世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水利发展任务有下列各项：

4.1加强江河治理，提高防洪能力，保障社会安定。

4.2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灌排事业，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

4.3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紧缺问题，搞好水资源保护，防止水资源继续污染。

4.4大力发展水电事业。

5 水利建设的重要意义

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命脉，保障水利建设有稳定的投资来源，是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础产业，必须保持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满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

水利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决定了水利事业需要相应的大量投入，建立合理的水利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加大对已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修养护投入，确保水利发挥经济、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水利工程与国民经济发展》

【2】胡维松《水利经济研究》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4篇

   

一、基本思路：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国内最早提出“军民结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战略思想发端于毛泽东。1978年，邓小平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规定，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十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

    “军民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总方针，最初是指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后来发展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的结合。这一提法，从1978年以来沿用至今，与二十多年来的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征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吻合的。

    我们认为，“军民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实现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加强军民双向技术转移；在国防采办全过程推进军民一体化；在部门管理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在产业链分工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等。本主题报告所指的“军民融合”，是“军民结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是实现“寓军于民”目标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标志；与“军民结合”的提法相比，它更加强调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的有机结合，对有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更高，更加强调适应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以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现和贯彻；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当前以及2020年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

    我们认为，必须以系统的、非线性的、历史的观念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仅用一个模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提出了5个不同的模型和示意图，从不同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要避免形成军用、民用两个分离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并且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最大程度地促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促进科学和技术基础的一体化；同时，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制造技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在国家高度，统筹兼顾，配置资源，力争用“一份投入”获得“两份产出”，同时提高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绩效。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面临的国际研究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国防研究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绝大部分国防科技创新的源头。但是它们对我国军事装备及其技术的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做法。自主创新一直是我国国防创新系统最核心的本质要求。

    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保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持先进的、持续的预先研究水平和型号研制能力；在和平时期，保持有效的、有限的军事装备生产能力；为适应危机情况和战时需要，保持必备的弹药、备件及其他物品；保持健全的、可以动员的民用科研生产能力，以及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提供军事装备的维修保障能力；实现军用技术与民用先进技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

   

二、从军民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

    从军民结合的角度，可以将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按三个时期来划分：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起步、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 年）， 以及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上述各个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以及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

    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军民分离的高度集中管理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都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提法，但是，为了历史地考察问题，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以国防建设为重点，国家创新体系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实现国家目标方面取得非凡的绩效；政府实施高度的计划调节和集中管理；创新体系的部分要素缺位，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基本上不存在；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被动和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且价值取向单一，行为规律单纯；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这一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型超稳定结构型”体系。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政府部门既是制定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权力机构，又是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规划计划得以落实的组织者、保障者。同时，代表国家作为军事装备的投资人，又是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既行使行政职权，又担任着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经济职能。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只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在“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安排、分工负责机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防科技工业门类从无到有并发展到基本齐全，“两弹一星”研制取得历史性成就，常规武器实现了从仿制苏制装备到自行研制的跨越发展。但是，由于国防科研生产单位长期被动服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一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手脚”受到束缚，“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军工规模的削减，对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年），即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到全面实施“科技兴国”、科技强军战略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政府开始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国家创新体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重创的基础上开始恢复；政府开始放松对科研机构的集中管制，政策供应集中在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等改革方面，但计划调控力度仍然很大；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趋于完整，中介组织开始出现；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仍在探索之中。从国防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开始让位于民用系统。国防创新系统逐步引入了市场手段，军事装备科研生产由过去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变为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管理，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为主的机制。部分军事装备开始试行了招标。但是，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合同只是计划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现代经济合同的性质。政府部门既是军事装备的军队管理部门，又是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还负责确定具体军事装备项目的研制生产单位。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只得拖延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是以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为标志。这一时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大大加速。政府更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所调整，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发生了三十年来最重大的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对于我国国防创新系统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即由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向彻底突破原来的军工体制约束转变，由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向市场机制为主转变。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还没有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存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独立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不少科技资源重复使用；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国家（军用、民用）科技计划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滞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分析了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现有军工体制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在于其内部体制和机制，致使非军工领域的优质科研生产资源无法在国防创新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模仿前苏联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新能力是在仿制国外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在技术模仿起步，待技术开发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培育基础研究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只是一个技术跟踪者，而不是一个军事装备发明者。其次是制度因素，即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国防创新系统来说，这一转变尚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时至今日，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仍然在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实，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和程度仍然不是军工单位的主要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第三，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的演进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和军工文化中保守和不积极的那些方面，特别是缺乏商业风险投资、研究开发合作等创新文化的必备精神，制约着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

    从当前和长远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我们必须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加快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尽快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我国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双向转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我们从西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分析了这些地区国防创新系统技术“溢出”的情况以及民用创新系统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军转民”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总的来看，军工单位从事民品科研生产走了一条“马鞍型”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20年不会打仗的基本判断，决定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要求国防建设在一个时期“忍耐”发展。国家裁军100万人，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人员、厂房、设备大量闲置。军工企业为了寻找出路，陆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转民”调整，各种民品项目纷纷上马。一开始，军工单位开发生产民品很盲目，基本上是“饥不择食”“找米下锅”，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从锅碗瓢勺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甚至帮助农民收麦子，军工企业无所不为。在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军转民”生产的民用产品一度活跃了沉闷多年的短缺市场，提供了人民急需的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同时，民用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推动民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产品升级换代和售后服务做得不好，也没有发挥出军工的技术优势，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不多。军工企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民品开始由畅销转入滞销，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导致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陷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军转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创业”或“第二次革命”；进行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通讯、核电、环保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

    我国“军转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推动了科技进步，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军工各行业基本形成了具有本行业特点的民品发展格局，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知名企业集团。

    当前，军工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以军为主的中央军工企业和应用基础类研究所，民品开发处于次要地位；以民为主的大型军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大多数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地方军工企业压力大，靠自己闯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改制后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在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总的来说，地方军工企业比中央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转制军工单位比未转制的军工单位军民结合搞得好，东部军工企业比中西部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

    目前，军工企业在推进军民结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军工单位的思想观念、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军民双方的结合大多是军工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感情交流”，缺乏顶层从组织上、计划上的落实；由于管理体制的缺陷，企业缺乏研发民品积极性，对技术成果保护缺乏信心，对技术实施转化不够积极；科研与生产脱离，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企业很少有实质性的研发活动，科研院所在追求小批量生产能力；在“军转民”过程中缺少融资渠道。

    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民用科研单位，还是民品生产单位，都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同时，民用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资源。部分民用科研机构和民用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民用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化资源丰富，对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可靠的技术基础；目前被军方利用的民用科技资源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民为军用的潜力很大；民用创新系统活力充沛，成长态势良好，军民融合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前景广阔。民用科技力量具有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和创新活力，民营企业有强烈的人才意识、竞争意识和打拼市场的本领。但从总体上看，“民为军用”的速度和规模都不尽人意，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体制机制仍是需要解决的关键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官、产、学、研”脱节，即国防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化上中下游脱节，中间环节薄弱，军工产业链与国民经济产业链脱节；管理体制分离，导致投融资分离和军民企业分离；军品市场没有向民用企业开放；没有形成系统的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和产业化环境；军民融合的产业链延伸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两用技术的产业化。

    通过实地考察、会议座谈、问卷分析等，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绝大多数军用、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支持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认为这是“军民结合”“军转民”的延伸与发展，是在国家层面贯彻落实“寓军于民”方针的新举措；加强军用、民用技术双向转移是大势所趋，只有经过成千上万用户使用过的产品才能充分暴露问题，经过改进提高才是可靠的，军队选用既省钱又放心；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科技资源，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而且相对于军工单位具有体制、机制、人才、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当前，需要继续推动“军转民”和“民转军”，形成良性互动的长期有效机制，只要这种双向转移和交互作用向深度、广度发展，就会产生更多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虽然有些民用行业对军工也有一定的“行业壁垒”，但总体来说，民品科研生产领域对军工单位是开放的；对军工企业来说，参与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助于从体制和机制上理顺关系，使军工企业真正成为有自主经营权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竞争主体，其挑战主要体现在原来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只有军工企业承担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军工企业要面向更广泛的民用市场，竞争加剧，压力加大；绝大多数的军工单位（除了极少数军工核心单位外），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军民结合型的，既能承担军品任务，又能搞民品；军工单位在系统集成方面有较强的实力，现阶段军品型号的系统总体应主要依靠军工单位承担，一般分系统和配套件向全社会满足军品资质要求的单位，本着竞争的原则公开招标，开展广泛协作；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军品任务在资金、管理和运行机制上较国有军工企业有优势，缺点在于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一般偏弱，目前很难承担总体性较强的军品型号任务。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和加速产业化是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应采取的战略措施主要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强化军民两用思维，树立军民一体创新观念；消除体制分离，建立多渠道产业化投融资体制；深化国防采购改革，打通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加强国防科研机构的调整改革；创建两用技术转化平台，优化两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环境；突出重点，实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专项计划。    

四、产业和区域如何推进军民融合：两个案例

我们选择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四川绵阳市军民融合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作为案例，进行了剖析。

    四川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军工科技资源富集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创新绩效。该案例可以为具有军工特色的地区建设区域创新系统提供借鉴和示范。案例分析表明，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不仅得益于区域（地区）本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务院十个部委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务院部委间和四川省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全国军转民科技试点城市、全国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全国军转民科技园区等基础上进行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科研院所、学校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软硬环境；军转民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后，要实行军民分线管理，明晰产权，民品部分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军地办学、“产学研”联合办学，是有利于军地双方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发展的“多赢”策略。

    信息技术和产业是最具军民融合特征的高新技术和产业。我们回顾了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军民结合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超常规发展，为军民结合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军工信息行业军民结合初具规模；军民结合的法律法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目前，我国信息领域军民结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管理体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结合战略协同不够；信息领域军民体系分割比较严重，产业链脱节；在法规制度方面，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不配套；在运行机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创新方面，信息领域研究开发投入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比例较低。我们还重点剖析了美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实现军民结合的案例，总结了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了加快实现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军民融合的政策措施建议。

   

五、世界主要国家推进军民融合的主要做法

    我们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印度等典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的演进过程、发展趋势和经验教训。这些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推进军民融合的政策和做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主要有“军民一体化”（以美国、英国为代表）、“以民掩军”（以日本、德国为代表）、“先军后民”（以俄罗斯、印度为代表）和“以军带民”（以以色列为代表）等四种模式。

    各典型国家经历的发展道路虽不尽相同，但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层面积极推进军民结合，是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共同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当同时兼顾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是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的反映，因此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军政部门协同推动，仅仅靠一两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军民融合”不仅要依靠技术创新，而且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实现；“军民融合”并不是适宜于一切技术项目的，推进军民融合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和技术项目。

   

六、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涵义

    进一步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推动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心内容。为了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对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我国应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2015年基本建成满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高效运转的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军民融合的主要标志是：国防科技基础与国家民用科技基础、国防工业基础与国家民用工业基础实现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军用、民用高新技术双向顺畅转移，创新源头（基础研究）实现军民统一规划；军用、民用优质高科技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明显提高，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核心生产能力，同时满足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总体思路是：“政府主导，加强军民互动，两用技术切入，国防科研生产扩大开放，夯实创新基础。”

    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涉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应该按照综合集成、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推进。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十五”末期和“十一五”初期为前期准备阶段，即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规划时期；“十一五”时期，应主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的基础性建设，以民促军，加强军民互动；军工加快引进竞争，为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打基础，为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管理改革提供动力；“十二五”时期，将全面推动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建立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实现竞争、评价、监督、机制“四个机制”的顺畅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到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敏感性，我们建议近期应从加强军民互动入手；从长远上讲，应从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入手。

    加快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内容是促进创新要素的良性互动，整合创新要素网络，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效率。

    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是：

    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军民互动，包括建立分级别的国防建设需求信息制度，建立军、民供需对话机制，组织军、民两大领域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交流，实现基础研究计划的军民融合，军民共建两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推动军民之间、部门之间科技资源共享，发挥有关中介机构的作用，推进军地科教合作，加强人才队伍培养，等等。

    2.开展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试点工作，加强军民融合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

    3.设立权威的军、民高层领导协调机构。

    4.搞好总体规划，统筹兼顾，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项目， 促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

    5.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 深化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营造有利于竞争的体制环境，提高竞争层次、扩大竞争范围，深化军工企业体制改革，保持军工核心能力，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设立专题评估，等等。

    6.鼓励有条件的民用科研生产单位进入军品市场， 是当前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具体措施建议有：尽快出台民用科研生产单位准入制度；扩大军品科研项目的招标投标范围；给民用企业公平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军品保密制度；完善军用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制度，等等。

   

七、结束语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军民深度融合；“五位一体”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188-02

一、以国家主导为基本前提

首先是在体制机制上主导。体制机制是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基础工程，对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融合式发展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的体制机制有了很大改进和提高，尤其是在编制“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军队有关部门共同组织编制了《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十二五”规划》，并由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布实施。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在前期的调查研究、理论探索、目标设定、体制与机制设计等方面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2012年，国家工信部与总装备部成立了部际协调小组，明确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但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关系不顺畅、相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相当繁重。目前，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隶属国动委，设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从属于各级发改委，大军区也设有经济动员办公室，很多专家学者及一线工作人员建议恢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防司建制，以便于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领导，也便于加强对地方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从而为地方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本文也认为这是理顺国民经济动员体制的一个较好的思路。另外，应尽快完善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工作机制，特别是需求认证、重大项目对接、信息共享、绩效评估机制等。

其次是在战略规划上主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军民深度融合，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全面系统的战略规划和设计，通过战略规划和预案编制，使其建设更加扎实。中国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早在2003年开始抓国民经济动员预案编制时就开展了国民经济动员体系的顶层设计，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基本全面覆盖的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体系，使得全国的国民经济，各省、市、自治区的国民经济动员预案体系结构日趋完整，有些省、市、自治区还编制了市、县级国民经济动员预案，有力地促进了各级国民经济动员机构的工作。未来，应更注重国民经济动员的长远战略规划，科学研究制订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规划计划，搞好各类规划计划之间协调衔接，抓好“七个关键领域”，规划设计好“六个纳入”，使国民经济动员发展战略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国防与军队建设战略相适应，与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做到按计划、分步骤、有重点地向前推进。

二、以需求牵引为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动员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坚持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满足军队信息化作战需求。当前，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体系对抗特征，提出了军队要基于信息系统进行体系作战，而科技强军和信息化体系建军的军事需求，要求国民经济动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这就必须建立军民深度融合的国防科技工业动员基础，发挥国家科技力量潜力为国防提供技术支撑。首先要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和企业有序进入，为科技动员发挥重要作用。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在很多领域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不仅掌握了许多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而且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相对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已具备军品生产的技术和管理实力，民营资源的有序进入，必将给军工科研生产增添新的活力。其次大力发展军民结合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动员一体化。大力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加快制定两用技术标准，进一步完善两用技术的投入政策，健全两用技术的管理体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及其产业化，使两用技术成为国民经济动员的技术支撑点和强大推动力。

满足国家应急需求。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抗灾抢险等“应急”动员将更为突出。因此，把处理日常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的应急机制纳入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努力提高“平战一体化”水平，是国民经济动员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4・20”芦山地震中，中国国民经济快速动员，其应急保障民生能力、维护经济秩序稳定能力和社会协调沟通能力高效发挥，有力地保证了芦山地震抢险救灾的顺利进行，充分表明中国国民经济动员的应急功能已基本完善。今后，国民经济动员应进一步分析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等事件各自的特点和要求，有针对性地将专项应急功能纳入国民经济动员的整体规划和计划，在预案编制中考虑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特殊需求，做到预先准备、快速反应。

三、以资源共享为基本要求

对现有资源和条件的充分利用，是节约资源的有效途径和便捷方法。国民经济动员军民深度融合要在基础设施、科技创新、服务保障、人才培养以及物资供应等方面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资源的军地共享，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益。

把国防设施纳入地方基本建设体系。《国防动员法》规定“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应当贯彻国防要求，具备国防功能”。国民经济动员机构应该依据规定，在平时的经济建设中贯彻国防要求，将国防建设纳入经济建设总体规划和布局予以考虑，增强国民经济动员潜力，增强国民经济平战转换能力。在公路、铁路、机场、码头等建设中，及时提出军事运输需求；在大型水利、电力工程等建设中，抓好综合防护体系建设；在广电、通信系统建设中，充分考虑国民经济信息动员需要。

在民用制造生产中储备国民经济生产动员能力。现代信息化条件下军民技术、产品加速融合，要充分动员国家技术力量为国防提供技术支撑，以军带民、以民促军，实现军民技术互补，发挥军民技术双向流动效益。

把国民经济动员保障纳入地方社会服务保障体系。打破军地、部门之间的局限，改变自成体系、自我保障的传统模式，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完成国民经济动员物资、装备、交通、生活、医疗等保障任务。加快国民经济动员社会化保障进程，建立起开放的社会化保障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国民经济动员保障能力和水平。

把经济动员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地方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借助地方科技人才数量多、专业全、分布广的优势，有计划地把地方院校和高新企业的技术骨干充实到国民经济动员人才队伍中，提高编组的科技含量和专业对口率；对任务急需而又无法编入的特殊人才，可采取聘用、咨询、协作等形式，使其为国民经济动员能力建设服务。

在民用物资储备中增加军民两用动员物资。实现物资储备由军队单方面储备向军民联合储备转变。

四、以市场运作为本质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需求生成、资源配置到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利润和效益导向来完成的，政府只起宏观调控的作用。市场机制的发展越完备，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越大，能够在市场上完成的商业活动也越多，速度也越快。在利润和效益的导向下，市场机制既能使多元投资、多方技术、多种力量向国防建设汇集，又能使国防建设成果向经济社会领域溢出。市场运作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动力源泉。

要遵循市场规则。健全和完善招投标和资质认证、保密管理、专家评审、审计验收等制度，加强国防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与利益分配机制建设，鼓励“民参军”和“民”，保障经济动员良好的市场秩序。

要体现市场竞争。逐步降低国防市场进入门槛，规范市场竞争淘汰机制，实行优胜劣汰，确保在竞争中将最先进的技术、最优良的质量、最完善的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动员体系。

要利用市场成果。鼓励民营经济体进入国防市场，制定国防市场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给予军品生产企业适当的倾斜，在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大型交通工具加改装、民用资源征用等方面，制定优惠扶持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五、以法律规范为基本保障

国民经济动员的关键是动员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动员工作要在发生战争或者重大危机性事件时，干预和改变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机制，干预和改变资源的用途和投入，从而为满足应战、应急需求实现资源的超常规供给。为此，国民经济动员工作，尤其是在实施国民经济动员时可能会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权利，比如强制要求公民提供国防动员勤务，或者对公民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非国有财产进行征收和征用等。《立法法》第8条第5款和第6款分别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和“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等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另外，现行部分法规与当前融合式发展要求相矛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体独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也都对私营企业等参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限制，亟待重新修订。因此，要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防动员法》有关规定，抓紧制定出台《国民经济动员法》等专门性法规及其相关条例规章、实施细则等，进一步做好细化量化工作。尤其是对国防经济资源非国防活动运用、军品订购程序与价格、民间和国际保障力量使用等问题，都要具体明确适用范围、权限审批、调配使用、检查评估、程序方法等，确保经济动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参考文献：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

[2] 于川信.理清“融合”的大思路――关于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顶层设计的思考[J].国防科技工业，2013，（2）.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6篇

一、基本思路：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国内最早提出“军民结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战略思想发端于。1978年，邓小平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规定，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十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

“军民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总方针，最初是指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后来发展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的结合。这一提法，从1978年以来沿用至今，与二十多年来的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征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吻合的。

我们认为，“军民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实现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加强军民双向技术转移；在国防采办全过程推进军民一体化；在部门管理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在产业链分工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等。本主题报告所指的“军民融合”，是“军民结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是实现“寓军于民”目标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标志；与“军民结合”的提法相比，它更加强调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的有机结合，对有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更高，更加强调适应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以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现和贯彻；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当前以及2020年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

我们认为，必须以系统的、非线性的、历史的观念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仅用一个模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提出了5个不同的模型和示意图，从不同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要避免形成军用、民用两个分离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并且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最大程度地促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促进科学和技术基础的一体化；同时，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制造技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在国家高度，统筹兼顾，配置资源，力争用“一份投入”获得“两份产出”，同时提高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绩效。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面临的国际研究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国防研究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绝大部分国防科技创新的源头。但是它们对我国军事装备及其技术的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做法。自主创新一直是我国国防创新系统最核心的本质要求。

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保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持先进的、持续的预先研究水平和型号研制能力；在和平时期，保持有效的、有限的军事装备生产能力；为适应危机情况和战时需要，保持必备的弹药、备件及其他物品；保持健全的、可以动员的民用科研生产能力，以及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提供军事装备的维修保障能力；实现军用技术与民用先进技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

二、从军民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

从军民结合的角度，可以将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按三个时期来划分：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起步、积极推进“民”时期（1978—1991 年）， 以及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上述各个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以及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

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军民分离的高度集中管理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都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提法，但是，为了历史地考察问题，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以国防建设为重点，国家创新体系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实现国家目标方面取得非凡的绩效；政府实施高度的计划调节和集中管理；创新体系的部分要素缺位，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基本上不存在；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被动和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且价值取向单一，行为规律单纯；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这一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型超稳定结构型”体系。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政府部门既是制定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权力机构，又是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规划计划得以落实的组织者、保障者。同时，代表国家作为军事装备的投资人，又是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既行使行政职权，又担任着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经济职能。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只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在“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安排、分工负责机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防科技工业门类从无到有并发展到基本齐全，“两弹一星”研制取得历史性成就，常规武器实现了从仿制苏制装备到自行研制的跨越发展。但是，由于国防科研生产单位长期被动服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一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手脚”受到束缚，“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随着“”的结束和军工规模的削减，对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推进“民”时期（1978—1991年），即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到全面实施“科技兴国”、科技强军战略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政府开始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国家创新体系在经历“”重创的基础上开始恢复；政府开始放松对科研机构的集中管制，政策供应集中在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等改革方面，但计划调控力度仍然很大；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趋于完整，中介组织开始出现；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仍在探索之中。从国防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开始让位于民用系统。国防创新系统逐步引入了市场手段，军事装备科研生产由过去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变为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管理，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为主的机制。部分军事装备开始试行了招标。但是，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合同只是计划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现代经济合同的性质。政府部门既是军事装备的军队管理部门，又是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还负责确定具体军事装备项目的研制生产单位。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只得拖延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是以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为标志。这一时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大大加速。政府更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所调整，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发生了三十年来最重大的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对于我国国防创新系统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即由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向彻底突破原来的军工体制约束转变，由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向市场机制为主转变。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还没有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存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独立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不少科技资源重复使用；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国家（军用、民用）科技计划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滞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分析了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现有军工体制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在于其内部体制和机制，致使非军工领域的优质科研生产资源无法在国防创新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模仿前苏联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新能力是在仿制国外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在技术模仿起步，待技术开发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培育基础研究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只是一个技术跟踪者，而不是一个军事装备发明者。其次是制度因素，即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国防创新系统来说，这一转变尚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时至今日，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仍然在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实，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和程度仍然不是军工单位的主要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第三，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的演进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和军工文化中保守和不积极的那些方面，特别是缺乏商业风险投资、研究开发合作等创新文化的必备精神，制约着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

从当前和长远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我们必须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加快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尽快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我国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双向转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我们从西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分析了这些地区国防创新系统技术“溢出”的情况以及民用创新系统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民”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总的来看，军工单位从事民品科研生产走了一条“马鞍型”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20年不会打仗的基本判断，决定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要求国防建设在一个时期“忍耐”发展。国家裁军100万人，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人员、厂房、设备大量闲置。军工企业为了寻找出路，陆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调整，各种民品项目纷纷上马。一开始，军工单位开发生产民品很盲目，基本上是“饥不择食”“找米下锅”，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从锅碗瓢勺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甚至帮助农民收麦子，军工企业无所不为。在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民”生产的民用产品一度活跃了沉闷多年的短缺市场，提供了人民急需的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同时，民用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推动民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产品升级换代和售后服务做得不好，也没有发挥出军工的技术优势，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不多。军工企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民品开始由畅销转入滞销，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导致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陷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创业”或“第二次革命”；进行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通讯、核电、环保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

我国“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推动了科技进步，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军工各行业基本形成了具有本行业特点的民品发展格局，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知名企业集团。

当前，军工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以军为主的中央军工企业和应用基础类研究所，民品开发处于次要地位；以民为主的大型军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大多数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地方军工企业压力大，靠自己闯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改制后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在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总的来说，地方军工企业比中央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转制军工单位比未转制的军工单位军民结合搞得好，东部军工企业比中西部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

目前，军工企业在推进军民结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军工单位的思想观念、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军民双方的结合大多是军工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感情交流”，缺乏顶层从组织上、计划上的落实；由于管理体制的缺陷，企业缺乏研发民品积极性，对技术成果保护缺乏信心，对技术实施转化不够积极；科研与生产脱离，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企业很少有实质性的研发活动，科研院所在追求小批量生产能力；在“民”过程中缺少融资渠道。

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民用科研单位，还是民品生产单位，都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同时，民用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资源。部分民用科研机构和民用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民用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化资源丰富，对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可靠的技术基础；目前被军方利用的民用科技资源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民为军用的潜力很大；民用创新系统活力充沛，成长态势良好，军民融合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前景广阔。民用科技力量具有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和创新活力，民营企业有强烈的人才意识、竞争意识和打拼市场的本领。但从总体上看，“民为军用”的速度和规模都不尽人意，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体制机制仍是需要解决的关键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官、产、学、研”脱节，即国防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化上中下游脱节，中间环节薄弱，军工产业链与国民经济产业链脱节；管理体制分离，导致投融资分离和军民企业分离；军品市场没有向民用企业开放；没有形成系统的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和产业化环境；军民融合的产业链延伸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两用技术的产业化。

通过实地考察、会议座谈、问卷分析等，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绝大多数军用、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支持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认为这是“军民结合”“民”的延伸与发展，是在国家层面贯彻落实“寓军于民”方针的新举措；加强军用、民用技术双向转移是大势所趋，只有经过成千上万用户使用过的产品才能充分暴露问题，经过改进提高才是可靠的，军队选用既省钱又放心；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科技资源，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而且相对于军工单位具有体制、机制、人才、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当前，需要继续推动“民”和“民转军”，形成良性互动的长期有效机制，只要这种双向转移和交互作用向深度、广度发展，就会产生更多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虽然有些民用行业对军工也有一定的“行业壁垒”，但总体来说，民品科研生产领域对军工单位是开放的；对军工企业来说，参与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助于从体制和机制上理顺关系，使军工企业真正成为有自主经营权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竞争主体，其挑战主要体现在原来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只有军工企业承担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军工企业要面向更广泛的民用市场，竞争加剧，压力加大；绝大多数的军工单位（除了极少数军工核心单位外），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军民结合型的，既能承担军品任务，又能搞民品；军工单位在系统集成方面有较强的实力，现阶段军品型号的系统总体应主要依靠军工单位承担，一般分系统和配套件向全社会满足军品资质要求的单位，本着竞争的原则公开招标，开展广泛协作；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军品任务在资金、管理和运行机制上较国有军工企业有优势，缺点在于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一般偏弱，目前很难承担总体性较强的军品型号任务。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和加速产业化是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应采取的战略措施主要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强化军民两用思维，树立军民一体创新观念；消除体制分离，建立多渠道产业化投融资体制；深化国防采购改革，打通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加强国防科研机构的调整改革；创建两用技术转化平台，优化两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环境；突出重点，实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专项计划。

四、产业和区域如何推进军民融合：两个案例

我们选择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四川绵阳市军民融合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作为案例，进行了剖析。

四川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军工科技资源富集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创新绩效。该案例可以为具有军工特色的地区建设区域创新系统提供借鉴和示范。案例分析表明，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不仅得益于区域（地区）本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务院十个部委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务院部委间和四川省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全国民科技试点城市、全国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全国民科技园区等基础上进行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科研院所、学校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软硬环境；民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后，要实行军民分线管理，明晰产权，民品部分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军地办学、“产学研”联合办学，是有利于军地双方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发展的“多赢”策略。

信息技术和产业是最具军民融合特征的高新技术和产业。我们回顾了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军民结合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超常规发展，为军民结合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军工信息行业军民结合初具规模；军民结合的法律法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目前，我国信息领域军民结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管理体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结合战略协同不够；信息领域军民体系分割比较严重，产业链脱节；在法规制度方面，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不配套；在运行机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创新方面，信息领域研究开发投入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比例较低。我们还重点剖析了美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实现军民结合的案例，总结了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了加快实现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军民融合的政策措施建议。

五、世界主要国家推进军民融合的主要做法

我们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印度等典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的演进过程、发展趋势和经验教训。这些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推进军民融合的政策和做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主要有“军民一体化”（以美国、英国为代表）、“以民掩军”（以日本、德国为代表）、“先军后民”（以俄罗斯、印度为代表）和“以军带民”（以以色列为代表）等四种模式。

各典型国家经历的发展道路虽不尽相同，但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层面积极推进军民结合，是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共同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当同时兼顾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是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的反映，因此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军政部门协同推动，仅仅靠一两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军民融合”不仅要依靠技术创新，而且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实现；“军民融合”并不是适宜于一切技术项目的，推进军民融合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和技术项目。

六、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涵义

进一步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推动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心内容。为了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对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我国应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2015年基本建成满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高效运转的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军民融合的主要标志是：国防科技基础与国家民用科技基础、国防工业基础与国家民用工业基础实现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军用、民用高新技术双向顺畅转移，创新源头（基础研究）实现军民统一规划；军用、民用优质高科技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明显提高，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核心生产能力，同时满足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总体思路是：“政府主导，加强军民互动，两用技术切入，国防科研生产扩大开放，夯实创新基础。”

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涉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应该按照综合集成、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推进。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十五”末期和“十一五”初期为前期准备阶段，即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规划时期；“十一五”时期，应主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的基础性建设，以民促军，加强军民互动；军工加快引进竞争，为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打基础，为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管理改革提供动力；“十二五”时期，将全面推动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建立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实现竞争、评价、监督、机制“四个机制”的顺畅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到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敏感性，我们建议近期应从加强军民互动入手；从长远上讲，应从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入手。

加快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内容是促进创新要素的良性互动，整合创新要素网络，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效率。

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是：

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军民互动，包括建立分级别的国防建设需求信息制度，建立军、民供需对话机制，组织军、民两大领域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交流，实现基础研究计划的军民融合，军民共建两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推动军民之间、部门之间科技资源共享，发挥有关中介机构的作用，推进军地科教合作，加强人才队伍培养，等等。

2.开展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试点工作，加强军民融合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

3.设立权威的军、民高层领导协调机构。

4.搞好总体规划，统筹兼顾，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项目， 促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

5.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 深化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营造有利于竞争的体制环境，提高竞争层次、扩大竞争范围，深化军工企业体制改革，保持军工核心能力，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设立专题评估，等等。

6.鼓励有条件的民用科研生产单位进入军品市场， 是当前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具体措施建议有：尽快出台民用科研生产单位准入制度；扩大军品科研项目的招标投标范围；给民用企业公平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军品保密制度；完善军用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制度，等等。

七、结束语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 升级 潜力数据 空间数据

建立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是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中，信息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截止到2006年底，在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的领导下，我国部级、省级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基本建设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三级经济动员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总体上，全国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技术基础好，技术架构先进，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为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平战转换”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民经济应变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得力保障。

但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何升级原有信息系统，将其建成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动员工作内容、流程，符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比较简易、直观、用户界面友好的，比较实用的系统软件，就成为当前困扰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问题之一。

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问题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wwW.133229.cOm做好经济动员潜力资源的数字化，即让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资源成为信息技术可识别的信息，是信息系统升级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当前录入信息系统的各种数据，包括潜力数据，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动员指标体系不全面；空间数据需要充实、精确；空间数据和潜力数据更新缓慢；军队和地方标准不统一，数据重复调查，加重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工作负担。

（二）智能化问题

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利用信息平台为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领导提供决策支持，或提供及时有效的动员方案。由于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理论、方法及模型的研究还不完善，直接导致现有信息系统的决策水平低，平时的应用仅限于对数据的各种操作。因而，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开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模块。

（三）实用性问题

实用性是评价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成功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应该符合各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体系结构、管理模式和运作程序，能满足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的需求。然而，现有信息系统在动员的工作范围、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结合还不够；系统界面风格也还存在不友好、不易操作等问题。这就使得现有信息系统很难提高日常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四）信息共享、多极互联问题

虽然目前各省市都建了自己的经济动员信息平台，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或者说实现这些平台相互通信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平台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在横向上，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国动委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网路还未联通，保密措施没有统一标准；在纵向上，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战区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各地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现有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军地网络标准不一致，还没有构成统一的网路，从生产企业到作战部队的经济动员链还未建立。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平台的潜力数据资源共享度和利用率低，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安全问题

经济动员工作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众多高密级性单位，其安全保密性要求自然很高，而且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技术含量相当高，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必然要求信息安全可靠。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升级要采取多种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建立可靠的经济动员信息安全模式，确保动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原则

立足“安全管用”设计。按照经济动员平时和战时需要，搭建良好的人——机交互及操作界面，使系统形象、直观、简单、易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用性、稳定性，同时，采取加密机、加密卡、技术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监视监控等防范措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全可靠性；坚持“平战结合”设计。按照“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进行设计，明确军队后勤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应急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依据“规范标准”设计。按照国标、军标及国民经济动员行业标准，采用当前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构建数据库体系、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采取统一的网络接口标准、数据转换标准，便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横向共享、纵向互联互通”；着眼“长远发展”设计。借鉴和吸纳现有各种国防动员信息系统的优势，坚持高起点、高效益建设。同时，考虑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动员手段的发展更新，注重本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使系统能够紧跟形势，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策略

（一）通过多个步骤分类解决数据问题

1.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首先，要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现在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颁布的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宏观，不能满足进行城市应急动员能力调查的需求。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标准体系，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和依据，解决潜力调查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平台的收集与共享问题。

其次，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已建成的各省市动员信息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各局委办的信息系统之间也都需要规范方便的数据交换服务来消除这种差异，至少做到异构系统数据层面的求同存异。通过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采集，采集过程自动化及解决潜力数据动态性问题。

再次，建立横向信息共享机制。仅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在技术层面的数据共享还不够，仍然需要在机制上的支持。试想如果搭建了技术平台，统计局、卫生局等局委办不合作，不提供互联接口，那么，还是无法做到信息共享。所以，必须要建立各局委办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实和完善信息系统的数据交互功能，从而切实保证潜力数据的动态性、完整性问题。

2.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问题。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多比例尺数据、遥感、航片、三维数据）、动员单位专题图数据（医院分布专题图、加油站分布专题图、生产企业分布专题图等）两类。 这种数据的收集比较繁琐，一般都有专业部门进行。

有些信息系统采用邮政编码的方式代替基础地理数据。这种方式精度不够，不利于工作的展开。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移动终端设备，动员工作者通过它可以实现信息系统的gps定位功能、数据采集功能、导航功能、通讯功能、数据下载功能。这样，空间数据的采集就更加方便，并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二）智能化问题的解决

首先，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的理论研究。应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的理论、方法及模型展开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决策方法和模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模型库，再利用编程技术将其在计算机上实现，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

其次，通过逻辑处理、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处理方式，对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使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具备类似人脑的智力和自动感知能力，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决策、指挥、控制、执行的科学化和自动化，增强国民经济动员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

实用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是各种信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一种系统性能，它是自动化系统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性能更加重要，为了提高办公自动化和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中系统的实用性，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系统总体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各业务层次、各环节管理中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把满足国民经济动员业务管理作为第一要素进行考虑；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技术方案。在总体设计的前提下，系统实施中可首先进行业务处理层及管理中的低层管理，稳步向中高层管理及全面自动化过渡，这样做可以使系统始终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紧密连在一起；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在现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和开发；用户接口及界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特征及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尽可能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四）构建完备的经济动员信息网络系统

要加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体系建设，构建一种适应快速动员、精确保障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军队的“国防干线通信网”为基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纵短横宽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网络体系。在纵向上，国家、总部、战区、省均应建立动员信息处理中心，与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总部、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军兵种动员机构相联结；在横向上，战区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战区联勤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军兵种部队、所属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相联结；省级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省级相关部门相联结，形成横向联合、纵向互通的动员网络体系。

（五）分层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层安全。对于网络层的传输安全，采用在网络结构中安装密码设备解决，设备由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组织采购；数据层安全。用户权限的设置可以精确到某一条数据记录，只能修改自己填报的数据。系统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功能层安全。功能权限管理方面，可对系统每个功能的使用人员进行设置和管理。

综上所述，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最新情况和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规划，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律，在总结现有的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它要体现动员的新理念和动员新的需求特点。同时，在系统应用过程中注重培养既懂经济动员业务又能熟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昭君.国民经济动员技术体系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4)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8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 升级 潜力数据 空间数据

建立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是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中，信息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截止到2006年底，在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的领导下，我国部级、省级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基本建设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三级经济动员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总体上，全国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技术基础好，技术架构先进，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为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平战转换”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民经济应变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得力保障。

但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何升级原有信息系统，将其建成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动员工作内容、流程，符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比较简易、直观、用户界面友好的，比较实用的系统软件，就成为当前困扰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问题之一。

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问题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做好经济动员潜力资源的数字化，即让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资源成为信息技术可识别的信息，是信息系统升级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当前录入信息系统的各种数据，包括潜力数据，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动员指标体系不全面；空间数据需要充实、精确；空间数据和潜力数据更新缓慢；军队和地方标准不统一，数据重复调查，加重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工作负担。

（二）智能化问题

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利用信息平台为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领导提供决策支持，或提供及时有效的动员方案。由于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理论、方法及模型的研究还不完善，直接导致现有信息系统的决策水平低，平时的应用仅限于对数据的各种操作。因而，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开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模块。

（三）实用性问题

实用性是评价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成功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应该符合各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体系结构、管理模式和运作程序，能满足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的需求。然而，现有信息系统在动员的工作范围、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结合还不够；系统界面风格也还存在不友好、不易操作等问题。这就使得现有信息系统很难提高日常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四）信息共享、多极互联问题

虽然目前各省市都建了自己的经济动员信息平台，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或者说实现这些平台相互通信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平台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在横向上，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国动委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网路还未联通，保密措施没有统一标准；在纵向上，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战区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各地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现有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军地网络标准不一致，还没有构成统一的网路，从生产企业到作战部队的经济动员链还未建立。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平台的潜力数据资源共享度和利用率低，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安全问题

经济动员工作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众多高密级性单位，其安全保密性要求自然很高，而且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技术含量相当高，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必然要求信息安全可靠。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升级要采取多种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建立可靠的经济动员信息安全模式，确保动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原则

立足“安全管用”设计。按照经济动员平时和战时需要，搭建良好的人——机交互及操作界面，使系统形象、直观、简单、易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用性、稳定性，同时，采取加密机、加密卡、技术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监视监控等防范措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全可靠性；坚持“平战结合”设计。按照“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进行设计，明确军队后勤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应急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依据“规范标准”设计。按照国标、军标及国民经济动员行业标准，采用当前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构建数据库体系、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采取统一的网络接口标准、数据转换标准，便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横向共享、纵向互联互通”；着眼“长远发展”设计。借鉴和吸纳现有各种国防动员信息系统的优势，坚持高起点、高效益建设。同时，考虑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动员手段的发展更新，注重本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使系统能够紧跟形势，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策略

（一）通过多个步骤分类解决数据问题

1.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首先，要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现在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颁布的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宏观，不能满足进行城市应急动员能力调查的需求。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标准体系，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和依据，解决潜力调查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平台的收集与共享问题。

其次，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已建成的各省市动员信息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各局委办的信息系统之间也都需要规范方便的数据交换服务来消除这种差异，至少做到异构系统数据层面的求同存异。通过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采集，采集过程自动化及解决潜力数据动态性问题。

再次，建立横向信息共享机制。仅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在技术层面的数据共享还不够，仍然需要在机制上的支持。试想如果搭建了技术平台，统计局、卫生局等局委办不合作，不提供互联接口，那么，还是无法做到信息共享。所以，必须要建立各局委办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实和完善信息系统的数据交互功能，从而切实保证潜力数据的动态性、完整性问题。

2.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问题。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多比例尺数据、遥感、航片、三维数据）、动员单位专题图数据（医院分布专题图、加油站分布专题图、生产企业分布专题图等）两类。 这种数据的收集比较繁琐，一般都有专业部门进行。

有些信息系统采用邮政编码的方式代替基础地理数据。这种方式精度不够，不利于工作的展开。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移动终端设备，动员工作者通过它可以实现信息系统的GPS定位功能、数据采集功能、导航功能、通讯功能、数据下载功能。这样，空间数据的采集就更加方便，并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二）智能化问题的解决

首先，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的理论研究。应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的理论、方法及模型展开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决策方法和模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模型库，再利用编程技术将其在计算机上实现，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

其次，通过逻辑处理、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处理方式，对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使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具备类似人脑的智力和自动感知能力，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决策、指挥、控制、执行的科学化和自动化，增强国民经济动员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

实用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是各种信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一种系统性能，它是自动化系统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性能更加重要，为了提高办公自动化和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中系统的实用性，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系统总体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各业务层次、各环节管理中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把满足国民经济动员业务管理作为第一要素进行考虑；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技术方案。在总体设计的前提下，系统实施中可首先进行业务处理层及管理中的低层管理，稳步向中高层管理及全面自动化过渡，这样做可以使系统始终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紧密连在一起；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在现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和开发；用户接口及界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特征及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尽可能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四）构建完备的经济动员信息网络系统

要加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体系建设，构建一种适应快速动员、精确保障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军队的“国防干线通信网”为基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纵短横宽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网络体系。在纵向上，国家、总部、战区、省均应建立动员信息处理中心，与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总部、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军兵种动员机构相联结；在横向上，战区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战区联勤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军兵种部队、所属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相联结；省级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省级相关部门相联结，形成横向联合、纵向互通的动员网络体系。

（五）分层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层安全。对于网络层的传输安全，采用在网络结构中安装密码设备解决，设备由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组织采购；数据层安全。用户权限的设置可以精确到某一条数据记录，只能修改自己填报的数据。系统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功能层安全。功能权限管理方面，可对系统每个功能的使用人员进行设置和管理。

综上所述，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最新情况和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规划，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律，在总结现有的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它要体现动员的新理念和动员新的需求特点。同时，在系统应用过程中注重培养既懂经济动员业务又能熟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昭君.国民经济动员技术体系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4)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9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潜力数据空间数据

建立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是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中，信息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截止到2006年底，在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的领导下，我国部级、省级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基本建设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三级经济动员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总体上，全国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技术基础好，技术架构先进，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为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平战转换”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民经济应变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得力保障。

但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何升级原有信息系统，将其建成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动员工作内容、流程，符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比较简易、直观、用户界面友好的，比较实用的系统软件，就成为当前困扰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问题之一。

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问题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做好经济动员潜力资源的数字化，即让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资源成为信息技术可识别的信息，是信息系统升级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当前录入信息系统的各种数据，包括潜力数据，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动员指标体系不全面；空间数据需要充实、精确；空间数据和潜力数据更新缓慢；军队和地方标准不统一，数据重复调查，加重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工作负担。

（二）智能化问题

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利用信息平台为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领导提供决策支持，或提供及时有效的动员方案。由于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理论、方法及模型的研究还不完善，直接导致现有信息系统的决策水平低，平时的应用仅限于对数据的各种操作。因而，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开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模块。

（三）实用性问题

实用性是评价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成功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应该符合各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体系结构、管理模式和运作程序，能满足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的需求。然而，现有信息系统在动员的工作范围、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结合还不够；系统界面风格也还存在不友好、不易操作等问题。这就使得现有信息系统很难提高日常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四）信息共享、多极互联问题

虽然目前各省市都建了自己的经济动员信息平台，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或者说实现这些平台相互通信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平台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在横向上，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国动委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网路还未联通，保密措施没有统一标准；在纵向上，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战区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各地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现有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军地网络标准不一致，还没有构成统一的网路，从生产企业到作战部队的经济动员链还未建立。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平台的潜力数据资源共享度和利用率低，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安全问题

经济动员工作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众多高密级性单位，其安全保密性要求自然很高，而且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技术含量相当高，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必然要求信息安全可靠。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升级要采取多种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建立可靠的经济动员信息安全模式，确保动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原则

立足“安全管用”设计。按照经济动员平时和战时需要，搭建良好的人——机交互及操作界面，使系统形象、直观、简单、易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用性、稳定性，同时，采取加密机、加密卡、技术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监视监控等防范措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全可靠性；坚持“平战结合”设计。按照“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进行设计，明确军队后勤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应急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依据“规范标准”设计。按照国标、军标及国民经济动员行业标准，采用当前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构建数据库体系、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采取统一的网络接口标准、数据转换标准，便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横向共享、纵向互联互通”；着眼“长远发展”设计。借鉴和吸纳现有各种国防动员信息系统的优势，坚持高起点、高效益建设。同时，考虑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动员手段的发展更新，注重本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使系统能够紧跟形势，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策略

（一）通过多个步骤分类解决数据问题

1.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首先，要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现在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颁布的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宏观，不能满足进行城市应急动员能力调查的需求。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标准体系，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和依据，解决潜力调查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平台的收集与共享问题。

其次，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已建成的各省市动员信息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各局委办的信息系统之间也都需要规范方便的数据交换服务来消除这种差异，至少做到异构系统数据层面的求同存异。通过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采集，采集过程自动化及解决潜力数据动态性问题。

再次，建立横向信息共享机制。仅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在技术层面的数据共享还不够，仍然需要在机制上的支持。试想如果搭建了技术平台，统计局、卫生局等局委办不合作，不提供互联接口，那么，还是无法做到信息共享。所以，必须要建立各局委办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实和完善信息系统的数据交互功能，从而切实保证潜力数据的动态性、完整性问题。

2.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问题。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多比例尺数据、遥感、航片、三维数据）、动员单位专题图数据（医院分布专题图、加油站分布专题图、生产企业分布专题图等）两类。这种数据的收集比较繁琐，一般都有专业部门进行。有些信息系统采用邮政编码的方式代替基础地理数据。这种方式精度不够，不利于工作的展开。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移动终端设备，动员工作者通过它可以实现信息系统的GPS定位功能、数据采集功能、导航功能、通讯功能、数据下载功能。这样，空间数据的采集就更加方便，并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二）智能化问题的解决

首先，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的理论研究。应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的理论、方法及模型展开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决策方法和模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模型库，再利用编程技术将其在计算机上实现，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

其次，通过逻辑处理、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处理方式，对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使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具备类似人脑的智力和自动感知能力，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决策、指挥、控制、执行的科学化和自动化，增强国民经济动员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

实用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是各种信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一种系统性能，它是自动化系统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性能更加重要，为了提高办公自动化和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中系统的实用性，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系统总体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各业务层次、各环节管理中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把满足国民经济动员业务管理作为第一要素进行考虑；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技术方案。在总体设计的前提下，系统实施中可首先进行业务处理层及管理中的低层管理，稳步向中高层管理及全面自动化过渡，这样做可以使系统始终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紧密连在一起；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在现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和开发；用户接口及界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特征及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尽可能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四）构建完备的经济动员信息网络系统

要加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体系建设，构建一种适应快速动员、精确保障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军队的“国防干线通信网”为基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纵短横宽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网络体系。在纵向上，国家、总部、战区、省均应建立动员信息处理中心，与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总部、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军兵种动员机构相联结；在横向上，战区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战区联勤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军兵种部队、所属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相联结；省级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省级相关部门相联结，形成横向联合、纵向互通的动员网络体系。

（五）分层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层安全。对于网络层的传输安全，采用在网络结构中安装密码设备解决，设备由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组织采购；数据层安全。用户权限的设置可以精确到某一条数据记录，只能修改自己填报的数据。系统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功能层安全。功能权限管理方面，可对系统每个功能的使用人员进行设置和管理。

综上所述，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最新情况和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规划，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律，在总结现有的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它要体现动员的新理念和动员新的需求特点。同时，在系统应用过程中注重培养既懂经济动员业务又能熟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昭君.国民经济动员技术体系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4)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0篇

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问题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做好经济动员潜力资源的数字化，即让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资源成为信息技术可识别的信息，是信息系统升级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当前录入信息系统的各种数据，包括潜力数据，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动员指标体系不全面；空间数据需要充实、精确；空间数据和潜力数据更新缓慢；军队和地方标准不统一，数据重复调查，加重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工作负担。

（二）智能化问题

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利用信息平台为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领导提供决策支持，或提供及时有效的动员方案。由于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理论、方法及模型的研究还不完善，直接导致现有信息系统的决策水平低，平时的应用仅限于对数据的各种操作。因而，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开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模块。

（三）实用性问题

实用性是评价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成功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应该符合各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体系结构、管理模式和运作程序，能满足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的需求。然而，现有信息系统在动员的工作范围、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结合还不够；系统界面风格也还存在不友好、不易操作等问题。这就使得现有信息系统很难提高日常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四）信息共享、多极互联问题

虽然目前各省市都建了自己的经济动员信息平台，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或者说实现这些平台相互通信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平台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在横向上，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国动委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网路还未联通，保密措施没有统一标准；在纵向上，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战区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各地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现有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军地网络标准不一致，还没有构成统一的网路，从生产企业到作战部队的经济动员链还未建立。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平台的潜力数据资源共享度和利用率低，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安全问题

经济动员工作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众多高密级性单位，其安全保密性要求自然很高，而且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技术含量相当高，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必然要求信息安全可靠。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升级要采取多种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建立可靠的经济动员信息安全模式，确保动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原则

立足“安全管用”设计。按照经济动员平时和战时需要，搭建良好的人——机交互及操作界面，使系统形象、直观、简单、易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用性、稳定性，同时，采取加密机、加密卡、技术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监视监控等防范措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全可靠性；坚持“平战结合”设计。按照“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进行设计，明确军队后勤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应急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依据“规范标准”设计。按照国标、军标及国民经济动员行业标准，采用当前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构建数据库体系、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采取统一的网络接口标准、数据转换标准，便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横向共享、纵向互联互通”；着眼“长远发展”设计。借鉴和吸纳现有各种国防动员信息系统的优势，坚持高起点、高效益建设。同时，考虑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动员手段的发展更新，注重本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使系统能够紧跟形势，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策略

（一）通过多个步骤分类解决数据问题

1.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首先，要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现在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颁布的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宏观，不能满足进行城市应急动员能力调查的需求。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标准体系，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和依据，解决潜力调查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平台的收集与共享问题。

其次，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已建成的各省市动员信息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各局委办的信息系统之间也都需要规范方便的数据交换服务来消除这种差异，至少做到异构系统数据层面的求同存异。通过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采集，采集过程自动化及解决潜力数据动态性问题。

再次，建立横向信息共享机制。仅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在技术层面的数据共享还不够，仍然需要在机制上的支持。试想如果搭建了技术平台，统计局、卫生局等局委办不合作，不提供互联接口，那么，还是无法做到信息共享。所以，必须要建立各局委办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实和完善信息系统的数据交互功能，从而切实保证潜力数据的动态性、完整性问题。

2.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问题。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多比例尺数据、遥感、航片、三维数据）、动员单位专题图数据（医院分布专题图、加油站分布专题图、生产企业分布专题图等）两类。这种数据的收集比较繁琐，一般都有专业部门进行。

有些信息系统采用邮政编码的方式代替基础地理数据。这种方式精度不够，不利于工作的展开。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移动终端设备，动员工作者通过它可以实现信息系统的GPS定位功能、数据采集功能、导航功能、通讯功能、数据下载功能。这样，空间数据的采集就更加方便，并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二）智能化问题的解决

首先，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的理论研究。应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的理论、方法及模型展开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决策方法和模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模型库，再利用编程技术将其在计算机上实现，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

其次，通过逻辑处理、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处理方式，对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使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具备类似人脑的智力和自动感知能力，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决策、指挥、控制、执行的科学化和自动化，增强国民经济动员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

实用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是各种信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一种系统性能，它是自动化系统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性能更加重要，为了提高办公自动化和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中系统的实用性，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系统总体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各业务层次、各环节管理中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把满足国民经济动员业务管理作为第一要素进行考虑；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技术方案。在总体设计的前提下，系统实施中可首先进行业务处理层及管理中的低层管理，稳步向中高层管理及全面自动化过渡，这样做可以使系统始终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紧密连在一起；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在现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和开发；用户接口及界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特征及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尽可能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四）构建完备的经济动员信息网络系统

要加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体系建设，构建一种适应快速动员、精确保障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军队的“国防干线通信网”为基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纵短横宽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网络体系。在纵向上，国家、总部、战区、省均应建立动员信息处理中心，与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总部、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军兵种动员机构相联结；在横向上，战区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战区联勤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军兵种部队、所属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相联结；省级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省级相关部门相联结，形成横向联合、纵向互通的动员网络体系。

（五）分层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层安全。对于网络层的传输安全，采用在网络结构中安装密码设备解决，设备由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组织采购；数据层安全。用户权限的设置可以精确到某一条数据记录，只能修改自己填报的数据。系统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功能层安全。功能权限管理方面，可对系统每个功能的使用人员进行设置和管理。

综上所述，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最新情况和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规划，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律，在总结现有的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它要体现动员的新理念和动员新的需求特点。同时，在系统应用过程中注重培养既懂经济动员业务又能熟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作用。

内容摘要：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中，信息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升级原有信息系统是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一个迫切问题。本文从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出发，分别论述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的原则、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升级策略。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潜力数据空间数据

参考文献：

1.孔昭君.国民经济动员技术体系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4)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1篇

当前，国防科技的发展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水平密不可分,国防科技对综合国力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国防科技成果的转化结果对国家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将战争状态下的军事战斗力转化为非战争时代下的民间生产力，实现国防科技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是目前我国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任务。近年来我国国防专利申请数量迅猛增长，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然而国防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却有所降低，其主要原因除了重奖评、轻创新的不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重科研、轻转化思维模式和重保密、轻解密的国防专利制度以及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力度的不够之外，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也是一个主要问题。

2.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弊端

长期以来，国防工业及国防科研机构一直延续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绝大多数军工企业仍然采用“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制度体系，与我国当今的市场经济体制融合度不高，企业活力与市场化动力不足。科研院所更是长期游离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与经济发展貌合神离，导致一些科研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其相关科技成果难以在企业生产上进行大规模推广等，从根本上严重阻碍了我国国防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固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根本改变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竞争机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相对完善，民营企业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获得长效发展；一些国有企业通过结构重组与改革，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活力；而军工企业由于其涉及国防安全的特殊性，在体制变更与改革方面相对谨慎和缓慢，其本质体制至今仍未被彻底改变。大多数军工企业运营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投入和扶持，其技术应用与产品生产均依据国家分配和军事需求。这样导致其产品生产较为被动、技术应用范围相对单一，企业缺乏自身的创造活力与生命力。因此，我国以国营管理体系为主的国防工业的管理体系与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较大隔膜，传统的计划经济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当今社会的市场竞争体制。

2.2军工企业采购机制不完善

军工企业一直延续传统管理体系，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与市场经济隔离，其技术发展与产品生产相对独立，因此企业对物资的采购模式也与一般市场竞争机制中民营企业的采购机制不同，军工企业的管理架构限制了其自主采办的灵活性。另外，因为主管国防科技工业的相关政府部门与负责装备采办的军队管理机构设置的重叠和对等，并且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从属关系，使得军工企业同时受多方约束。在资源配置方面，因为目前仍然采用各军工企业独立上报采办计划的采购机制，各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国家依计划将采办资金分配给各用户用于各自购买装备、技术等需求的同时也缺乏对采购计划的统一汇总和分析，使得采购资金分配相对分散，尤其对于一些重复的购买计划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冗杂、分散的军工企业采办机制导致军品生产过程中的采购成本增加、产品经济效益下降，阻碍了军工企业的发展。

2.3军民界限尚未完全消除，条块分割较为明显

我国军民融合体系尚不完善，军民企业貌合神离、条块分割明显。因为军民两大类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并且二者的管理体制和创新系统长期分割，导致许多产品和科研项目重复，造成了对国家有限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军工行业，由于受固有管理体制的影响，一些传统的军工企业形成垄断、封闭的发展模式，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对社会科技和资源排斥的同时也拒绝和同行的协作，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不利于与民间企业的融合以及与市场经济环境的融入。随着改革开放的成熟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民用科技企业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多元化投资机制和市场化竞争体制，也涌现出了许多优质企业；但由于军工行业的特殊性，使得民间技术转为军用的门槛过高，信息资源获取渠道有限，限制了民参军的发展。而国防军工企业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并且以国家财政资金作为唯一经济来源，企业本身缺乏自主性和市场竞争力，导致民发展受挫。因此，二者在管理机制上的不同也是造成军民企业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2.4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欠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工业飞速发展，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但许多企业包括一些国防工业的核心技术完全依赖于国外，缺乏自主的创新研发能力，使得许多企业无法获得长效发展。尤其是军工行业，其相对滞后的管理体系使得企业缺乏自主活力，导致其创新机制更加薄弱，资源利用率不高，技术成果转化率较低，阻碍了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建设。

3.消除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模式弊端，促进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策略与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国防科技成果转化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当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固有思维模式和传统思想，始终坚持科学管理为宗旨，从根本政治制度入手，化解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困难，大力推进国防科技成果的转化。

3.1变革计划经济体制，实现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适合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国防科技工业组织管理模式，构建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国防市场退出和准入机制。在保证国防安全的前提下，对于老旧传统的军工企业及时进行改革或重组，使技术落后、产能过剩、竞争能力不足的军工企业逐渐退出市场；同时允许一些技术先进、竞争实力强的优质民企进入军工市场，提高国防工业的市场竞争活力。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和竞争的作用，加快国防工业与市场机制的融合，让军工企业及时了解市场经济动态和需求，革新传统落后的军用科技产品标准，扩大军用技术和产品在市场经济中的应用范围，避免国防科技与军工资源的搁置、浪费。通过体制改革，让军工企业摆脱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增强自主竞争实力，提高自身效益的同时也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

3.2改革和完善国防工业采办制度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国防采办机制，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建立具有我军特色、管理统一、制度完善的政府采办体系。合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国防部门对科研、生产的协调管理功能，形成由政府综合管理、国家统一决策、三军联合采办的管理制度，精简采办机构和相关人员的管理体系，减少不必要的管理成本，同时避免因重复采购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建立政府、国防部门及军工企业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避免因各自为政而出现标准不一、相互矛盾的采购管理系统，限制采购计划的实施和进行。建立健全国防装备采办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国防采办活动。由政府依据国家决策并且在财政预算范围内给相关军工企业统一发放采办项目标书，各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采购计划一律在公正条件下通过公平、公开的竞标来完成，同时将国防工业的采购内容列入国家审计范围，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抑制采办过程中的暗箱操作等不规范现象，形成公开、透明、公正的国防采办体制。

3.3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军民融合式发展

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设置必要的管理机构，如技术转移办公室等，切实促进军民技术的双向转移、资源的流动以及军民两用技术的推广研发，通过对体制的变革从根本打破军民行业的壁垒。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引导和管理，对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搭建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构建军民融合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在资本运作方面，合理开放国防工业资本市场，在保证国有控股主导的前提下，适当吸纳社会资本的投资，既为国家军费节省了开支，又促进了国防工业与市场经济的融入。在资源利用方面，建立统一的产品生产标准、公平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方便军民技术相互转化、共同进步；对于优质的民间企业，如电子信息等产业，其民间技术已经远超于军工行业，加之其企业运营机制相对灵活、生命力较强，应当及时将其引进到国防工业的发展当中，提高国防工业的市场竞争实力；而对于拥有先进技术的军工行业，在不涉及国防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其技术成果应当在民间市场进行大范围的推广和运用，建立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体系，在提升民间整体科技水平的同时也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打通民、民参军的双向技术转化通道，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并且扩大对军民两用技术的投资和应用，不仅能够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还节约了产品开发成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军民一体化融合式发展。

3.4鼓励技术研发，增强自主创新力

改革传统的国防工业管理体系，加强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建立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军工产业集群，由独立封闭的行业结构转向规模集中的产业群，增强军工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以及与优质民营企业的联系，相互学习，以提高企业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综合实力。加强国防工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进行学习、消化和再吸收，为我国科技创新提供新思路。加强人才培养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科技创新奠定基础。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防工业，建立以市场为主导、产学研相结合的军民一体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调动国防工业自主研发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4.结语

国防工业不仅掌握着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更涉及国防安全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富强发展的命脉，其中国防科技成果的转化环节尤为重要。国防技术应用的广泛性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和国防建设的安全，同时也是能否顺利推动军民融合战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变革国防工业传统的管理体制与思想，消除国防工业科技管理体系弊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激励国防科技成果的转化，为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注入新鲜血液与不竭动力，是我国现阶段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的主要任务与目标。让科学技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达到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的结合，才能深入实现军民融合道路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和国防实力的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军兴国梦。

参考文献

[1]王金城.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刍议[J].军事经济研究,2006,01:34-38.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2篇

为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增强国民经济核算在总体框架、基本原则、计算方法上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以及指标的国际可比性，20**年以来，我们对1992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做了重大修订，形成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新体系在结构上更加严谨，充分反映了国民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更加丰富，涵盖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环节和主要方面；在方法上更加科学，既考虑到需要，义考虑到可能。新体系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管理和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由5张基本核算表、一套国民经济账户和2张附属表组成。5张基本核算表包括国内生产总值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国际收支表和资产负债表；一套国民经济账户包括经济总体账户、国内机构部门账户和国外部门账户；2张附属表即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和人口资源与人力资本实物量核算表。

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其特有的功能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的全面实施，将更全面、更系统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3篇

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所谓现代化的命题，无非包含着三个方面：现代化前提、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目标。迄今为止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表明，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并不在于现代化本身，而首先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稳定的、持久的、以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制度体系为核心的现代化条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这一基本前提问题，才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从不断的失败漩涡中跳出来，开辟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严峻挑战，伴随着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从洪仁干到洋务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数的仁人志士历尽艰难探索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然而他们的努力却迭遇挫折，他们都没有能够为中国找到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为什么中国几代人艰苦寻觅，却不得现代化其门而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在承接前人的努力继续奋斗时，不断地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思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时，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也完全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全新方法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对旧制度的批判态度和对新制度的创新理念，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终于找出了在此之前中国各种现代化运动屡屡失败的根源在于所有这些运动最终都未能彻底超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并最终为这种制度体系所扼杀。太平天国运动试图走出一条“小农经济，平均地权”的农民革命之路，但其在本质上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制度体系，其最终结果除了失败无非就是实现封建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循环，根本不能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洋务运动希望能在维持封建主义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然而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共同架构并为其利益服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却象泰山压顶那样摧毁了近代工业化的幼苗。戊戌维新运动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平缓渐进地推进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走出一条与旧制度体系不发生剧烈冲突的改良主义的现代化之路，最终被这种制度体系所扼杀。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已经认识到需要打破旧的制度体系才能引领中国走入现代化，但是他们既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体系，而他们所引入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他们的努力在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光芒一现之后仍然在旧的制度体系下归于失败。从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之前的所有力求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步力量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危机并不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本身，而是自始至终都将扼制现代化咽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

在深刻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化最凶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目标首先就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恢复民族赖以发展的自主独立。在深刻认识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向国人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必须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才能造成中国开展大规模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条件。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正确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义革命从一开始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阻碍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症结找到后，如何才能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为中国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当中国共产党按照革命导师经典著作中规定的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取得胜利的城市工人暴动模式进行革命实践却遭遇了严重的失败和挫折时，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探寻到了中国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制度创新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道路上的创新，首先就在于突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选择，走出了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城市暴动的这一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定式，创造了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新的革命形式。其次，在对革命结果的制度选择上，不仅完全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而且也超越了苏联模式的苏维埃制度体系，开创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建党之初即已选择了循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道路，但对于新社会的制度构想大体上却来自于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体系，并由此导致了“左”倾错误的长期存在。直至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才深刻地认识到，虽然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但现阶段的任务却是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逐步纠正“左”的方针政策，将苏维埃口号改变为民主共和国口号。抗日战争时期，在规划未来中国前途时，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的创新设计：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合，经济上是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并存，文化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的科学设计，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由于这一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制度反动问题，因而在这条道路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也就必然地彻底地摧毁了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体系，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第一次走出了失败的怪圈，走上了正确的现代化发展轨道。

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结果，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它在本质上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社会过渡形态。在政治制度方面，超越了当时最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和国体制，而是创制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在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和自由，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在经济制度方面，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有经济；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生计的民族工商业；最后形成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在新民主主义的制度体系下，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都已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同时仍包容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因素，但这些资本主义因素又完全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因素，而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下受到社会主义因素导向的变异了的资本主义因素，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中国共产党创制的新民主主义制度体系，既规定了未来通过社会主义发展现代化的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又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革命彻底清除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的问题，从而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事业一改过往几十年的颓势，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勃勃生机。以经济发展而言，从1949年至1952年底，仅仅三年，全国工农业生产就超过了历史上最高水平，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增加145%，农业增加48.5%，三年中私营工业总产值增长54％，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比重由26.3%增长到41.5%，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显著提高，全国各地区职工的平均工资较1949年增长60%？？120%，农民收增长30%。这一切既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也足以证明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创新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极大促进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在根本制度层面上促使并保证了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真正起步。

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首先从社会制度体系上保证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为此，建立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现代化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全新制度体系就成为中国全面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再次通过制度创新在中国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体系。

首先，创建了能够充分调动全国人民投身现代化运动积极性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以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标志，我国与人民民主国家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国家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超越了当时苏联和西方的制度体系，创制了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政治事务和社会经济文化事务的权力和民利，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这一制度创新在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成功地激发出了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建设热情，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政党制度上，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苏联的一党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创制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在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各派参政议政，形成一种科学的民主机制，充分反映了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实践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现代化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加速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从上层建筑的方面确保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正确方向，也最大化地通过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大大促进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发展速度，正如指出的那样：“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

其次，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现代化晚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极其艰难。一方面，高度发展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一批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着排斥和阻挠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量少，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建国初，每年用于建设的资金，人均最多也只有20多元。在这种十分严峻的竞争态势下，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失去了指导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现代化晚发国家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体制优势，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就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创新。1953年，中国共产党及时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正式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两项任务，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因此，三大改造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以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并于1956年底，胜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的成功创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在中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义，在经济上也成为为家的主人。另一方面，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生产条件，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因而这一经济制度的确立既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同时它本身也是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从历史的角看，这一经济制度并不是十分完美的，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下的许多经济运行体制并未得以完善确立，特别是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到一定度的时候，这一经济制度在控制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就明显有所不足。但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这一经济制度却是最适应中国当时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一种经济制度，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而言，只有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力量，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发展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才能最终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而创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仅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已走了几百年的老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一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走向现代化之路。由于这一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说是既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适应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因此，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了，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中国大规模的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在1953年全面起步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辉煌成就。以经济而言，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679亿元人民币，到1957年就上升为1068亿元人民币。从1953年至1957年在短短的五年中，国民经济迅速发展。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784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6%，平均每年增长达18.4%，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重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2.2倍，轻工业生产比1952年增长了83%。1957年钢产量比1952年增长266%，煤产量比1952年增长96%。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57年比1952年提高了52%。农业方面，依靠新的制度优势，不仅抵御住了连续几年的重大自然灾害，而且农业生产仍有较大发展，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24.7%，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19%，棉花总产量比1952年增长26%。五年内，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22.9%，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0.3%,农民收增长20%左右。其他如科学、艺术、文教卫事业也均得到快速发展。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既为中国现代化的起飞奠定了制度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真正起步。

三、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腾飞。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建立，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奔向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一方面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由于1958年后我们党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式僵化认识，以至于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原有的制度体系中有一些方面开始出现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这种不适应的直接后果就是我国的现代化步伐从1958年后开始明显减慢，甚至长期停滞不前。中国的现代化又面临着一次严峻的选择：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选择，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适应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的，离开了社会主义，中国就失去了发展现代化的最现实的基础；但另一方面，我国现代化事业出现的迟滞现象又表明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已经出现了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不加以改变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不能向前发展。面对这种渔和熊掌必须兼得的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改革制度着手，通过制度创新成功地解决了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难题，并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杰作？？邓小平理论，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腾飞。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进行了大胆地结构创新，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科学地划分为规定社会性质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基本制度和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具有可变性的社会体制两个组成部分。建国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历史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既适应又不适应所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适应性与体制上的不适应性。因此，“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但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在这种创造性的制度构想下，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通过制度创改革旧的社会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被完美地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全面的制度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改革历程，也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这种制度创新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而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进行创新改革，根本目的“是调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其次，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结构创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制度创新。

在政治上，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列为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一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认识成果。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十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努力“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改革开放20年来，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以恢复和发展，民主范围进一步扩大，实现了县一级人民代表的直接差额选举，广大农村已经实现了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被载入宪法，派参政议政已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制度性规范。对人民主利的保护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00多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6000多件。我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取得显著成效。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初步建成，国家政治生活在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成为国人共识，人民群众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焕发，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新时期的伟大腾飞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

在经济制度方面，通过制度创新完善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1958年以后，由于对革命导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设计的片面理解，我国逐步形成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与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因而使中国的经济失去了应有的活力，长期停滞不前。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并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一种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能最大限度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首先就在制度关系上将长期以来被严重对立起来的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下统一起来，明确“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间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继而在制度关系上明确了在公有制主体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合法地位。198211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88年3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则进一步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在此基础上，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至199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制经济已占30．8%，在我国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自然形成了以共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但是，随着非公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补充”的法律地位与其快速增长的势头产生了新的制度矛盾，而如果用数量控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法来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同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相违背。在这一关键时刻，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大旗，通过制度创新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了新的更为完善的制度构建。1997年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既肯定了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又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定位，突破了仅对所有制成份作简单量比的传统思维方式，引入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控制力和竞争力这一全新公有制主体地位指标，而且进一步将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身份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明确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共同发展方针的实施和进一步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最终从基本制度的层面上解决了所有制结构这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难题，完善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在生产关系方面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度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在经济体制方面，通过制度创新构建了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在五十年代中期确立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启动时期曾发挥了特有的优势和重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这一体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地束缚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正常发展。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得以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再一从制度创新入手，对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正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将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体制进行了科学的划分，而将计划和市场定位为经济手段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就确认了计划经济的非制度性特质和可变性特质，“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这一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解决的重大的理论课题，在实践上回答和解决了中华民族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所要采取的经济手段及发展模式的现实课题，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腾飞开辟了有效途径。接着，把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脱钩，把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脱钩，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可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党的十四大根据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对接，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概念，并在实践中逐步创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确立和完善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注入了无穷的生机与活力，中国的现代化在1978年以后一改长期停滞的局面，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腾飞时期，在短短二十余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89404亿元，年均增长达9%以上，远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3%左右年均增长率，保持了全世界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9%，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1998年的542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3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长至1998年的2162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7.9％。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降至1998年的44.8％，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降为53.4％，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分别达到或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小康标准（40%？50%）。作为现代化重要标志的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至2000年的36.09％。国民素质提高，至2000年，具有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和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较1990年增加45.5％、38.6％和150.4％，文盲率已降至6.72％，跻身发展中国家的低文盲率国家行列。1995年，我国就提前实现了本世纪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新近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课题研究表明，到1998年，我国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典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已达72.3％，与此同时，我国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现代化）也已得到良好的发展，达40.4%。而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最根本的原因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正是制度创新冲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个难关，极大地唤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现代化热情，才使中国现代化事业在近20年间得以实现历史性的腾飞。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近20年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腾飞已经用事实表明：科学的制度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关键。从制度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而言，坚持在实是求是、解放思想的基础上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制度创新也将是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制度创新，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行进在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环境下，我国完全有可能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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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

《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页。

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政治报告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中国统计摘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5月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4篇

民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织部分，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有力支撑。从经济发展总况看，民营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 越来越大地发挥着其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面对新的经济形势，统计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只有探索、制定出一套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统计制度和方法，全面反映其经济成果，才能为各级政府宏观调控经济做好服务工作。当前民营经济由于其起步晚、起点低，从经济统计角度考察，民营经济统计的当前困境主要有企业管理总体失范使经济统计准确性难以保证；企业经营场所流动使经济统计稳定性难以保障；企业主体素质不高使经济统计效率性难以保持，基于此，探寻法规层面健全法规管理体系、服务层面健全服务管理体系、评估层面健全评估管理体系等民营经济统计的出路。

一、民营经济统计的当前困境

基于对我国民营经济统计的现状审视，从经济统计角度考察，得出民营经济统计的当前困境主要有企业管理总体失范使经济统计准确性难以保证；企业经营场所流动使经济统计稳定性难以保障；企业主体素质不高使经济统计效率性难以保持。

1.企业管理总体失范使经济统计准确性难以保证。企业管理是经济统计准确性的保证。近年来在“国退民进”的民众呼吁与政策扶持下，民营经济有所发展与推动。然而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起点低、起步晚，使企业管理总体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上呈现失范的现象，如企业的管理方式粗放式，未形成合理的管理体系，企业的管理队伍流动式，未形成适当的管理队伍，企业的管理制度随意式，未形成合理的管理制度体系，企业管理总体失范使经济统计准确性难以保证。WWW.133229.COM

2.企业经营场所流动使经济统计稳定性难以保障。民营企业大多没有土地使用权，经营场所一般均为租借方式，制造业由于搬迁相对其他行业困难较大，因此经营场所相对固定，而其他行业没有必需的生产设备，搬迁相对比较容易，因此当企业在该经营场所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企业就要搬迁或关闭，因此当前的统计制度和方法也不适应企业的随意搬迁，从另一角度评判则是企业经营场所流动使经济统计稳定性难以保障。

3.企业主体素质不高使经济统计效率性难以保持。当前的民营企业主仍有一部分是早期改革的受益者，由于抓住机遇或是抓住某一商机而成立的企业，然而其自身的文化素质不高，也未经过系统的管理与统计培训，使其对统计往往是避之或是不知的态度。与此同时一部分民营企业的企业主体根本不了解“统计”为何义，也未知“统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在各项统计调查中态度消极，对指标数据不如实填报，使统计调查资料严重失真，甚至有拒报行为，因此，当前的统计制度和方法更不适应当前民营企业业主素质较低状况，企业主体素质不高使经济统计效率性难以保持。

二、民营经济统计的出路探寻

基于民营经济统计的当前困境即企业管理总体失范使经济统计准确性难以保证；企业经营场所流动使经济统计稳定性难以保障；企业主体素质不高使经济统计效率性难以保持等提出法规层面健全法规管理体系、服务层面健全服务管理体系、评估层面健全评估管理体系等民营经济统计的出路。

1.法规层面：健全法规管理体系。法规管理体系是民营经济统计的基础，法规管理体系是民营经济统计的保障。政府要将企业和公民对统计工作应尽的权利和义务载入相关的地方法规条例中，明确法律责任。 同时加大媒体宣传力度，使企业经营者充分认识“统计”，自觉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积极配合各项统计调查工作，以保证统计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健全法规管理体系的同时，在具体的执行中也要做到有规可依、有规必依、有规必究等，使其制度化。

2.服务层面：健全服务管理体系。服务管理体系即统计的工作能够有效有形成一体化、链条式，能够将各个环节有机的形成一体，从而增强民营经济统计的可靠性、准确性与长期性。具体来说，政府建立一套由“工商、税务、统计 ”为一体的服务管理体系，使统计部门便于及时掌握全社会拥有的企业数量，企业所属国民经济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及兴衰效益情况等多种信息资料。服务管理体系的一体化既能提升工作的效率，也有利于提升对经济统计工作的支持与理解，是一个双赢的工程与举措。

3.评估层面：健全评估管理体系。评估、考核既是了解经济状态数据的一个保障，也是规范经济统计的一大利器。利用统计部门掌握的综合信息资料（即工商、税务部门的相关数据），再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核算整体数据，并对整体数据与相关数据进行客观的评估和验证，以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可比性、客观性和合理性，正确、全面地反映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成果。与此同时，对民营经济统计提供的数据与调查的数据进行不定期的审核与追踪，对于瞒报、漏报、谎报等现象一律严肃处理与纠正，对于配合、积极、主动的企业进行表扬与鼓励，形成合理的鼓励与惩处机制。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关系 要求

一、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

（一）国防建设必须依赖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则是政治作为阶级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根源。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也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国民经济能够为国防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优秀人才，能够有效地改善国防设施，更新武器装备，加大国防科技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国防力量。

（二）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安定的国内外环境来自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发展，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国家就要有国防。江泽民同志曾说：“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纵观历史，一国的强盛莫过于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如果国家的国防实力不强，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经济建设就无从谈起。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把国家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经济建设视为国家的基本利益，而国防建设是保障三者的先决条件。

（三）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起着先导作用

马克思说过，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开路先锋作用，对经济建设起着先导作用。加强国防建设能够促进科技的进步。国防建设分娩出来的高新技术能促进经济革命。

可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国情需要，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选择适当的比例协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创新

（一）定位创新：富国和强军统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富国与强军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初期，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写入了十七大报告，标志着追求“富国”和“强军”新目标的统一。

“富国”与“强军”二者不可偏废的定位创新的提出，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有关原则和方针，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均衡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统筹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具备了强军的经济基础后，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保持经济建设继续稳步推进的重要保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一种和平年代的常态表达，被写入十七大报告并非空穴来风。

（二）成效创新：质量与效益统一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积极推进“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打赢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战争。我国军事变革的成效要实现质量与效益相统一。

成效创新来自于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尤其是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6年为军品市场探索阶段，确认了军品作为市场客体的商品属性问题；从1987—1997年为军品市场的初步建立阶段，确立了军品研制者和军品使用者作为市场供求主体的地位；从1998年后为军品市场逐步发育走向完善阶段，逐步确认总装部的统一规划和集中管理。1999年，国防科技工业五大总公司改组为十大集团公司，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逐步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既有垄断又有竞争的有效市场供给主体。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从武器采购体制来说，形成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有效分割，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国防科技工业也跻身市场化的行列，武器采购体制的发展顺应了市场体制的要求。

（三）科技创新：军用与民用统一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军用与民用统一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军用与民用统一的实质，在于将军事工业内部剩余产能在民用领域充分释放，将领先技术向民用领域合理转移。

1.军用与民用统一要完善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相对于军工市场有限份额，民品市场空间巨大，二者结合可以更加合理的利用和配置我国的生产和技术资源，增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军民统一是实现军用和民用两个领域相得益彰的有效手段。

2.军用与民用统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统筹考虑军需民用、平战衔接，可以使平时的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的发展比例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3.军用与民用统一要建立和完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经

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

三、科学统筹，确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一论述在充分肯定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应该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要谋求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内在统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要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既是富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构筑国家的安全盾牌，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正确选择。

（三）要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