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篇

传播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往往面向大学一年级学生在第一学期开设。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影视领域认知、影视专业素养及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会产生直接影响。仅根据学生考试情况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较为片面，也容易产生偏差。因此课题组在课程结束后，面向所授班级学生进行了课程的认知调查，总计发放问卷62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62份，有效率100%。此次问卷调查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学生学习情况、教学实施情况、教学评价情况四个方面。具体调查情况及分析如下：

1.1学生学习情况

从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对传播学课程接受程度较高，大部分学生对课程较为感兴趣，主要原因有内容丰富，贴近生活，能拓展自身知识面，并且和其他专业课程密切关联，但也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有近20%的学生认为该课程不是很重要，主要因为理论性强、知识点多，实践少。同时学生对传播学的学习主要依赖于课堂讲解，遇到问题不太愿意提问，学习主动性不强。

1.2教学实施情况

大部分学生认为传播学的教学方式除讲授外，应偏重于讨论与小组学习，对视频观看要求强烈，并且希望多阅读补充资料，而部分学生认为教材不能满足学习需要，原因主要集中于理论繁多、知识需要随时展多更新等，这些情况与媒介的发展及90后学生的媒介接触情况有密切关系。

1.3教学评价情况

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较为认可，也认为考核不要局限于笔试，而应多样化，突出实践与动手能力，在老师评价的同时，也能在同学之间进行互评。

2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教学问题

目前对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本科教育，对高职层面的教学则缺乏系统研究，通过以上对课程教学现状及学生课程认知情况的分析，也不难发现传播学教学缺乏高职特点，和高职教育目标、学生实际情况存在脱节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课程定位不准确。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由此可见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注重专业技能的高职影视教育来说，传播学理论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学生不清楚学习的目的；教学内容过于专业学术化、理论化，学生理解也存在困难。目前针对高职教育所编写的传播学教材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各院校有的选择偏理论、少实务、针对本科教育的教材，如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等，还有的则选用教师自编教材，缺乏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2）教学形式单一。传播学作为理论课，一般安排在普通的多媒体教室授课，课时不超过40学时，由于时间和场地的限制，使得课程基本上以讲授为主，无法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使学生对课程的认知，特别是课程实际运用价值的理解十分有限。

3对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课程优化的思考

3.1课程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

传播学研究范围广，目前的教材普遍涵盖了传播学历史与发展、传播类型、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传播学史和主要学派、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等。若完全照本宣科，这些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容易造成学生的理解困难，和实践脱节。事实上，传播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高职影视专业的教学应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引导学生认识传播现象、理解传播概念，进而深入到传播过程、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播效果等内容的学习中。在这方面，笔者已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尝试，结合专业特点，将影视传播作为教学重点，课程内容紧密围绕传播过程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影视传播基础理论、影视传播队伍分析、影视传播媒介分析、影视传播内容剖析、影视传播受众分析、影视传播效果分析等，这些部分涉及了完整的传播过程，即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中的每个环节，同时针对当前媒介发展过程中，影视传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加影视宣传管理、新媒体的发展、新旧媒体的融合等内容，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3.2教学方法：贴近学生，教学相长

很多专家、学者对高职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如情景教学法、案例分析法、项目实践法等，就传播学教学而言，不能将这些教学成果简单照搬，而是应考虑现有教学条件，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具体分析、具体实施。

3.2.1课堂教学，丰富案例资源正如前文所述，传播学课程多面向大一年级新生在第一学期开设，学生专业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课时与教学场所的限制，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较为困难，教学形式还应以授课为主，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弥补书本知识理论性强的劣势，转变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固有认识，提高学习兴趣。一方面，将理论知识还原于案例之中，选择典型案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帮助学生理解。例如在讲授“意见领袖”概念时，可以引导学生先发现生活中、班级中的“意见领袖”，再回到大众传播中，以学生普遍关注较多的网络传播如“犀利哥事件”为例，分析“犀利哥事件”的传播过程以及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存在于哪里，又是如何引导舆论走向，将受众对犀利哥的外形与身世的关注转换为帮助犀利哥，最终获得政府救助回到家乡。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的直观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例如，引导学生认识传播者时，不应仅停留于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发行、放送机构。网络传播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除了介绍学生使用微博、微信等传播行为外，还可以播放一些拍客的成功作品，如经拍客之手由地铁卖唱走上春晚舞台的西单女孩的成名之路等，这些作品普及度高，时长较短，适合课堂播放。

3.2.2课后作业，重视小组讨论课堂教学侧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课后可多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培养学生认识、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一方面小组分工重视团队合作意识，能课提高学生传媒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部分90后学生个信张扬、乐于表现的特点。例如结合传播效果、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安排学生到院线进行一次观影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同时在课堂中可安排学生结合作业进行讨论，充分给予学生意见表达的机会。在评价标准上，适当加入学生互评环节，教师评价则以正面鼓励为主，增加学生的学习信心与动力，作为老师也可以直接了解学生的想法、兴趣，掌握其学习情况，有效调整教学内容。

3.3教学资源：贴近热点，常换常新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2篇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1997年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

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三、结语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3篇

科学素养上的差异性

1.三种人群对重要科技政策认知度上的差异性。我国在2007年制定了《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作为科技宣传的重点大力推广。调查显示，60.8%的受访者不知道该方案，其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43.8%的人不知道该方案，农民阶层中82.2%的人不知道该方案，城镇劳动人口中72.8%的人不知道该方案。

2.三种人群对重要科技新闻了解程度上的差异性。上海世博会是我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经调查，61.9%的受访者能准确指出其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80%的人能准确回答，农民阶层中41.2%的人能准确回答，城镇劳动人口中55.6%的人能准确回答。

3.三种人群运用科技知识上的差异性。在选用节能产品时，有41.7%的人知道应查看国家权威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标志，其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56.8%的人知道查看，农民中31.1%的人知道查看，城镇劳动人口中有40.0%的人知道查看。

对科技知识认识的差异性

1.三种人群对科技知识关注程度的差异性。对科技知识非常关注的人占5.5%，比较关注的人占28.8%，一般关注的人占32.9%，较少关注的人占26.3%，从不关注的人占6.5%，受众对科技信息关注程度集中在中等水平，呈正态分布的态势。但在城镇劳动人口和农民中，较少关注及从不关注的比例分别占到42.7%和44.5%。

2.三种人群对科技知识趣味性评价的差异性。调查发现，11.5%的人认为科技知识非常有趣，34.0%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比较有趣，35.3%的人认为科技知识一般有趣，13.8%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比较无趣，5.4%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毫无趣味。其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认为科技知识非常有趣和比较有趣的达到了64.2%，城镇劳动人口中认为科技知识非常有趣和比较有趣的占39.4%，农民中认为科技知识非常有趣和比较有趣的占33.6%。

3.三种人群对科技知识理解难易程度评价的差异性。5.2%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是很容易理解的，40.9%的人认为较容易理解，26.9%的人认为一般容易理解，而21.2%的人认为较难理解，5.8%的人认为非常难理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认为科技知识很容易理解和较容易理解的达到了65.2%，城镇劳动人口中认为科技知识很容易理解和较容易理解的为39.4%，农民中认为科技知识很容易理解和较容易理解的仅为27.1%。

4.三种人群对科技知识有用性评价的差异性。35.8%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是非常有用的，40.7%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是比较有用的，这两者的比例占到了76.5%（其中，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为88.3%，城镇劳动人口为71.4%，农民为65.6%），19.5%的人认为科技知识一般有用，而仅有2.9%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比较无用，1.1%的人认为科技知识毫无用处。

5.三种人群对科技知识兴趣点的差异性。28.8%的人对于新发现、新技术应用有兴趣，24.4%的人对于创业致富有兴趣，16.9%的人对于健康与卫生保健有兴趣，这三者占据了70.1%的比例。其中，45.5%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新发现、新技术应用感兴趣，所占比例最大；而27.3%的城镇劳动者和37.8%的农民对创业致富感兴趣。

获取科技知识渠道的差异性

1.公众获取科技知识的主要渠道是大众传媒。针对2010年的广东登革热疫情，79%的人是通过大众传媒获知信息的；11.1%的人是从亲朋好友处得到信息的；选择医疗部门和政府机构的分别为4.4%和4.1%。可见大众传媒是人们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有关科技知识的信息来源渠道中，电视占40.7%，互联网占26.9%，报纸杂志占19.3%，人际传播（如和亲友、同事的谈话）占5.4%，广播占3.3%，图书占2.9%。

2.三种人群获取科技信息渠道选择上的差异性。互联网、电视和报纸杂志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获取科技信息最常用的三种媒介。其中，互联网为33.5%、电视和报纸杂志均为29.5%。与城镇劳动人口和农民相比，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和报纸杂志来获取信息。

城镇劳动人口在获取科技信息时最常利用的媒体是电视（45.4%），其次是互联网（26%），排在第三位的是报纸杂志（14.7%）。

55.5%的受访农民选择电视作为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这个比例相当高，几乎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两倍，其次是报纸杂志（16.8%），和亲友、同事的谈话占据了10.9%。因此，不可低估人际传播在农民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与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城镇劳动人口相比，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农民利用互联网的比率很低，仅有5.9%。

以受众为核心，实行分众传播，切实提升科技传播的效果

通过上述调查分析，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三种人群在科学素养、对科技知识的认识、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受众在科技传播中处于重要地位，它制约着科技传播效果的好坏，甚至直接影响到科技传播活动的成败。因此，科技传播要以受众为核心，根据不同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实行分众传播，不断提高科技传播的效力。

1.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在传播内容上要有所侧重。调查显示，受众对于新发现、新技术应用、创业致富方面的科技信息更感兴趣，这就可以成为科技传播在内容上的发力点。针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要加大各项科技政策法规在这个阶层的传播力度；此外，针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新发现、新技术应用感兴趣的特点，应加大这方面内容的传播力度。针对农民的具体情况，应该提高实用性内容的传播比例，还应就创业致富、健康与卫生保健方面的科技知识加大传播力度；针对城镇劳动人口，应加大其感兴趣的创业致富、新发现、新技术应用等信息的传播强度，为城镇劳动人员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提供帮助。

2.在形式上，传播受众喜闻乐见的科技信息。这里指的是增强科技传播的趣味性、实用性、易读性。科技信息中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这就需要传播者将这些难懂的词汇、概念转化为适应受众理解能力的语言。尤其是针对农民阶层和城镇劳动人口的科技传播，更应该在科技知识的趣味性、实用性、易读性上下工夫， 提高他们对科技知识的关注度。

3.在渠道上，突出大众传媒的主体地位。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如制作更多精良的科技知识类节目，通过视听双渠道传播，使原本枯燥的科技知识更富有贴近性和趣味性，加强网络科技传播的力度，利用广播的传播资源，多种媒体有机联合，使科技传播更加多元化，并注重传播的真实性、及时性，提高受众对大众传媒的信任度。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4篇

2012年两会期间，百余名两会代表委员致信《中国科学报》，呼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作地位，代表委员们认为:“科普工作关系着我国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稳定，关系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像重视科技创新那样重视科学普及”。①科普工作“这个关乎民族兴旺发达的大问题”由此再次引发公众关注。科学传播的载体很多，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公众获取信息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渠道。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87.5%)、报纸(59.1%)、与人交谈(43.0%)、互联网(26.6%)、广播(24.6%)、一般杂志(12.2%)、图书(11.9%)和科学期刊(10.5%)。②大众传媒已成为向公众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普及科技知识的最佳途径。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翟杰全认为，科学传播是“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在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③。当下的科学传播活动已成为世界性话题，它已不只是科学界为了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厢情愿的单向活动，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建设和塑造活动，人民经由科学传播，参与决定科学怎样造福我们的民族，怎样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中西方对于“科学传播”有着不同的认知轨迹。在西方科学传播的进程中，英国社会学家J•D•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他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④此外，英国的三份报告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EngineeringandTechnology、ScienceandSociety，也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科学传播理念的发展。

中国关于科学传播的历史线索，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也即西方科学传播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发展科技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科学传播以有组织、有规模的科学普及工作形态出现。2002年6月29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将科普界定为“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进入新媒体时代，科学传播成为我国科普事业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环境、新需求跨入的一个新阶段。科学传播是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实现个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全民终身教育和互动过程，作为一种面向普通民众的传播活动，它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具备参与科学发展与政策讨论的知识基础。两会代表委员的信中指出，“目前我国科普工作的现状还不尽如人意: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不高，有80%的科研人员很少参加科普工作，我国人均科普经费更是远不及发达国家，科普宣传在媒体上难以放到显要位置。”科学传播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科学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大众传媒，肩负着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当下大众媒体的科学传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关注与思考。

1.科学界与大众媒体之间需要互动合作机制

科学传播需要媒介工作者和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付出与把关。大众媒体的职责是将科学传播给社会公众，其从业者要懂得媒体的传播规律与运作规律，能将科学知识加工成为公众易于理解、接受的信息。因此，建立科学界与新闻界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树立共同承担科学传播的社会责任、履行科学传播的社会义务的良好意识，最大限度地防止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或误读，就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下的科学传播，由于良性的互动与合作机制尚未建立，科技事件发生时，科技记者与科学界、科技人物、学科部门之间缺乏理解与沟通，科学界不太熟悉大众传媒的传播与运作规律，很少将通过大众媒体进行科学传播纳入自身的工作范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缺乏对科学内涵的了解和领悟，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与规律，在传播科学信息时，未能很好地把握科学传播的针对性，没能根据受众不同需求和层次，设计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2.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需要“把关人”

客观、理性的传播内容对公众认识科学、理解科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当下的大众传媒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公众的收视率为主要追求指标，一味迎合受众需求而忽视科学传播的基本规律等诸多问题。新媒体环境使各类伪科学信息无孔不入，客观上使得大众媒体对科学传播的内容理解与把关困难。同时，科学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也未能积极进入大众传播的第一线，积极向公众传播他们所掌握、发现的新知识新技术，没有有效承担起科学与非科学的“把关人”的责任。在科学界、传媒界和政府的层层把关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科学传播内容的客观性、中立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得以保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如何对来源广泛的新闻信息进行内容把关，判断其科学性或对伪科学及时有效地抵制成为新闻界乃至科学界的头等问题。

3.科学传播缺乏话语转换机制

当今的科学传播已经进入了媒介化转向的时期，科学传播媒介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及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等专门的科学传播媒介，还包括互联网和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这种转向给科学传播提供了一种全新途径的同时也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随着新媒体深度介入科学传播，大众传媒对科学报道的数量逐渐加大，不尊重科学事实，违反科学原理，甚至错误的科学报道时有出现。媒体对科学的“误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传媒界与科学界的不同话语体系。在两种话语转换过程中，关键是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既要尊重科学的规律，也要尊重传播的规律。“让科学走近公众、让公众理解科学”是科技传播的重要任务之一。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用浅显的语言，大众化的视角把深奥的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受众能够理解的讯息，这是科学传播必须坚持的原则。这就需要传媒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理性思维能力，也需要科学界主动与媒体对话，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科技信息，承担起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历史责任。#p#分页标题#e#

4.科学传播缺乏效果反馈机制

科学传播的目的是让受众接受科学，理解科学并形成一定的科学素养。传统的科学传播沿袭“魔弹论”“皮下注射论”的观点，认为受众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媒介所灌输的知识，科学知识的传播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过程，大众媒介拥有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可以直接影响乃至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然而，在现实的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讯息对受众有一定效果，但相对来说很微弱。受众并非被动的讯息接受者，他们对科学信息进行着选择性的注意、接触与使用，因而科学传播的实质是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媒体冲击下的大众传媒使科学传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重要变革，传统的单向传播科学普及方式，已经逐步变成公众与科学家之间双向的交流互动。以Web2.0、Web3.0为载体的BBS、博客、微博等新技术的运用与拓展，为受众的自主性、能动性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科学受众不再仅仅是科学知识、信息的接受者，同时也成为科学知识、信息的传播者。这就迫切需要建立科学传播的受众反馈机制，加强传播效果的监控。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学传播被定位为科普机构，或者因为部门所有而实际上成为“内宣”机构，宣传意识浓厚而传播理念淡薄，导致科学传播的实效难以彰显。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5篇

大部分学生认为传播学的教学方式除讲授外，应偏重于讨论与小组学习，对视频观看要求强烈，并且希望多阅读补充资料，而部分学生认为教材不能满足学习需要，原因主要集中于理论繁多、知识需要随时展多更新等，这些情况与媒介的发展及90后学生的媒介接触情况有密切关系。教学评价情况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较为认可，也认为考核不要局限于笔试，而应多样化，突出实践与动手能力，在老师评价的同时，也能在同学之间进行互评。

2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教学问题

目前对传播学课程的教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本科教育，对高职层面的教学则缺乏系统研究，通过以上对课程教学现状及学生课程认知情况的分析，也不难发现传播学教学缺乏高职特点，和高职教育目标、学生实际情况存在脱节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课程定位不准确。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由此可见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对注重专业技能的高职影视教育来说，传播学理论研究范围过于广泛，学生不清楚学习的目的；教学内容过于专业学术化、理论化，学生理解也存在困难。目前针对高职教育所编写的传播学教材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各院校有的选择偏理论、少实务、针对本科教育的教材，如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胡正荣《传播学总论》等，还有的则选用教师自编教材，缺乏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2）教学形式单一。传播学作为理论课，一般安排在普通的多媒体教室授课，课时不超过40学时，由于时间和场地的限制，使得课程基本上以讲授为主，无法调动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使学生对课程的认知，特别是课程实际运用价值的理解十分有限。

3对高职影视专业传播学课程优化的思考

3.1课程内容

贴近生活，通俗易懂传播学研究范围广，目前的教材普遍涵盖了传播学历史与发展、传播类型、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传播学史和主要学派、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等。若完全照本宣科，这些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容易造成学生的理解困难，和实践脱节。事实上，传播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高职影视专业的教学应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引导学生认识传播现象、理解传播概念，进而深入到传播过程、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播效果等内容的学习中。在这方面，笔者已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尝试，结合专业特点，将影视传播作为教学重点，课程内容紧密围绕传播过程展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影视传播基础理论、影视传播队伍分析、影视传播媒介分析、影视传播内容剖析、影视传播受众分析、影视传播效果分析等，这些部分涉及了完整的传播过程，即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中的每个环节，同时针对当前媒介发展过程中，影视传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加影视宣传管理、新媒体的发展、新旧媒体的融合等内容，使课程内容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由浅入深、由生活到专业逐步引导学生的理解，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3.2教学方法

贴近学生，教学相长很多专家、学者对高职理论课程的教学方法做过深入的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如情景教学法、案例分析法、项目实践法等，就传播学教学而言，不能将这些教学成果简单照搬，而是应考虑现有教学条件，结合高职学生的特点，具体分析、具体实施。

3.2.1课堂教学，丰富案例资源正如前文所述，传播学课程多面向大一年级新生在第一学期开设，学生专业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同时由于课时与教学场所的限制，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较为困难，教学形式还应以授课为主，并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弥补书本知识理论性强的劣势，转变学生对理论课程的固有认识，提高学习兴趣。一方面，将理论知识还原于案例之中，选择典型案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帮助学生理解。例如在讲授“意见领袖”概念时，可以引导学生先发现生活中、班级中的“意见领袖”，再回到大众传播中，以学生普遍关注较多的网络传播如“犀利哥事件”为例，分析“犀利哥事件”的传播过程以及网络环境中“意见领袖”存在于哪里，又是如何引导舆论走向，将受众对犀利哥的外形与身世的关注转换为帮助犀利哥，最终获得政府救助回到家乡。另一方面，适当增加视频资料，借助影像的直观生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热情。例如，引导学生认识传播者时，不应仅停留于传统的报刊、电视、广播发行、放送机构。网络传播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除了介绍学生使用微博、微信等传播行为外，还可以播放一些拍客的成功作品，如经拍客之手由地铁卖唱走上春晚舞台的西单女孩的成名之路等，这些作品普及度高，时长较短，适合课堂播放。

3.2.2课后作业，重视小组讨论课堂教学侧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课后可多以小组作业的形式培养学生认识、分析传播现象的能力。一方面小组分工重视团队合作意识，能课提高学生传媒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大部分90后学生个信张扬、乐于表现的特点。例如结合传播效果、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的教学内容，安排学生到院线进行一次观影调查，并完成调查报告。同时在课堂中可安排学生结合作业进行讨论，充分给予学生意见表达的机会。在评价标准上，适当加入学生互评环节，教师评价则以正面鼓励为主，增加学生的学习信心与动力，作为老师也可以直接了解学生的想法、兴趣，掌握其学习情况，有效调整教学内容。

3.3教学资源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6篇

一 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 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 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 提出权威解说 (canonical 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 concern, 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 view, (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 model, 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 model, cooter and 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 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 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 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 gross 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 model）， 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 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 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 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

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 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 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 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 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 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 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 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 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 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 agenda-setting 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 [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wellcome trust, science and the public: a review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science in britain, public understand. sci. 10 (2001) 315–330

2. /jiaoyu/">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p134

15 http://cdmedia.vip.sina.com/zhz11228.html

16 dorothy nelkin, selling science---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 freem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7) 71

17 dorothy nelkin《selling science---how the press cove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w.h freemn and company new york (1987) 6-7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7篇

【摘 要】本文以“为何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为分析框架，对四所高校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发现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在“为何传播”和“传播什么”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讲述，对“如何传播”也比较重视。

关键词 科学传播 课程教学 教学内容

最近二十余年来，有关科学传播的课程、专业和研究方向受到国际上很多高等院校的重视。本世纪初，科学传播的概念传入我国，我们开始认识、传播和研究这个领域，而教学则更迟一步，有关科学传播教学的研究就更少了。但这无疑是一个需要研究和值得重视的领域。我们曾在《科普研究》上就科学传播的课程设置进行了中外对比研究，而本研究专门聚焦于其中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探讨。在此依然，因为从我们接触到的国内外该领域的概论性书籍、该类课程核心内容来看，一般都可以归结到此框架内，只是侧重点可能不同；侧重点的不同很重要，它往往产生于对科学传播概念的理解不同，对当下科学传播的目的的认识不同，对科学传播发展趋势的认识不同等原因。

本文通过网络资料、纸质资料和通信访谈等形式，对国内开设“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较有影响的四所大学，即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进行了该课程教学内容的调研，使用“为何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为分析框架，旨在展示整理后的调研内容并在上述框架下进行分析，为相关部门、教师和研究者了解并思考我国“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现状提供一些资料和一定的讨论方向。

由于科学传播专业、方向或课程大多设置在硕士阶段，本文以硕士阶段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为研究对象。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科学传播的课程，主题都聚焦在科学传播上，《科学技术传播理论研究》是其中的概论类课程。北京大学是最早传播科学传播这一概念的高校，也最早设立了科学传播中心并进行该领域的研究生教育，我们选取其中概论类课程《科学传播导论》为研究样本。湖南大学把科技新闻记者的培养作为其重要的教育目的，我们选取其中概论类课程《科技传播理论》为研究样本。北京理工大学的科学传播以科技为背景展开科学传播的教育与研究，我们选取了其中概论类课程《科学传播专题研究》作为样本。如上所述，该四所高校在科学传播教育方面各有特色，这也是我们选取其概论课程的原因。

一、“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整理

为了便于比较，下面以表格的形式分学校分别进行呈现（表1、表2、表3和表4）。

表中四所高校的“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定位并不相同，按以上顺序分别是学科基础课、专业选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专业课。但从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得不出课程定位与课程内容之间的明显异同关系，因此课程定位这一因素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我们不必把它作为分析要素。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术语的使用上，有“科学传播”、“科技传播”和“科学技术传播”几种，不同的用语与其课程内容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词语的使用习惯问题，而其包含的意义要从具体语境中去把握。因此，在这里也不作理论，都统一在“科学传播”这个术语之下。但是我们发现，这四门课对“科学传播”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中科院大学和北京大学主要从狭义的角度去理解，即科学（传播主体）与一般公众之间的传播，而湖南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则是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即科学传播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正规教育体制中的科学教育、技术传播和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这一不同使得课程的内容明显不同，因此我们把对科学传播的广义和狭义的认识作为分析要素。

二、“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分析

根据本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整理和阐述，将四所高校“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的教学内容特征归纳于表5。√表示对科学传播概念之广义或狭义的认识；表示有；—表示无，表示部分涉及，表示涉及较多。

科学传播中“为何传播”很重要，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传播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利益背景的群体也会有不同的传播需要和目的，因此现代社会的“为何传播”是比较复杂的。而不同的“为何传播”就决定了要“传播什么”；“为何传播”和“传播什么”又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在课程内容中往往是“为何传播”的内容会紧跟着“传播什么”的内容在同一章节中出现。新的“为何传播”的理念或理论还带来了传播方式的创新，如“对话模型”、“双向模型”在科学传播中的出现即如此。所以“为何传播”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如何传播”。从上表可以看出，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对“为何传播”和“传播什么”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讲述，主要表现在它们涉及到了当代的多文化背景下的，多视角的科学传播需求、目的及其传播内容。而持广义的科学传播概念认识的课程则较少有这些内容，而将内容集中在科学传播的科学发展目的、经济发展目的这些维度上进行展开。当然，关于“如何传播”都是部分涉及，在一门课中将科学传播的实践进行全面介绍有一定困难，进行各种具体实践就更不可能了，需要其它课程去承接。但从上表也可以看出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对“如何传播”涉及得多些，说明这样的课程比较重视实践。同时，从表1至表4也可以发现，对科学传播持狭义认识的课程所用的教材涉到很多外文译本书籍和外文书籍及杂志，涉及面更广泛，更具有前沿性。

结语

在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传播（包括技术传播）是科学传播的重要部分，这也是我们较为熟知和容易理解的内容，由于它往往自身带着一定的或很强的功利性，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利益驱动就会有运作主体。而多文化背景、多视角下的科学传播则功利性较弱，需要科学传播者、研究者发挥其特殊的作用，推进研究、教学和传播。这一思考或许对我们未来新开设“科学传播概论”类课程有所启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课题“关于我国科技传播人才需求和培养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AZH098）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伯恩斯 等,《科学传播的一种当代定义》[J].《科普研究》,2007（6）:19-33

②吴琦来,普宏,孟雷，《中日高校培养科学传播人才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J].《科普研究》，2013（4）:46-53

③莫扬，《我国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建设现状分析及建议》[J].《科普研究》,2006（2）:31-35

④中国科学院大学网站.[EB/OL].jwjz.gucas.ac.cn/coursepubl-ic/default.asp,20130222.

⑤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EB/OL]. csc.pku.edu.cn/art.php?type=2&sid=2392,20120506.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8篇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communicationof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提出权威解说(canonical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concern,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view,(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model,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model,Cooterand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Gross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model），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agenda-setting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WellcomeTrust,Scienceandthepublic:areview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publicattitudestowardscienceinBritain,PublicUnderstand.Sci.10(2001)315–330

2.同上

3.同上。

4.MassimianoBucchi,scienceandthemedia---Alternativeroutesinscientificcommunication,Routledge(1998)1-2

5.StevenShapin,scienceandthepublic,Companiontothehistoryofmodernscience,editedbyR.C.Olby(1989)990-1007

6.同上。

7.同4

8.Thephenomenonofsocialrepresentations，Socialrepresentations，SergeMoscovici（1984）3-69

9RoberM.Farr,Commonsensescienceandsocialrepresentations，PublicUnderstanding.Sci.,2(1993)）189-204

10AlanG.Gross,Therolesofrhetoric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PublicUndersund.Sci.3(1994)3-23

11MassimianoBucchi，Scienceandthemedia---Alternativeroutesinscientificcommunication,Routledge，1998,P.18

12B.Lewenstein,Fromfaxtofacts:communicationinthecoldfusionsaga,Socialstudyofscience,25:3(1995)403-436

13PeterWeingart，Scienceandthemedia，ResearchPolicy27(1998)869-879.

14《真科学》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p134

15/zhz11228.html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9篇

一科学传播的界定

在传播学的概念中，传播是一种共享信息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活的有机体都有传播行为。而人类传播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创造和使用符号。科学传播作为一种交流共享的活动，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类型，只不过是限定到与科学有关的范围之内。但对于什么是科学传播，国内外都存在争论，一般来说，科学传播至少包括下面一些范围内[1]

•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权力机构、团体之间的传播

•在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科技政策的人士之间的传播

•在工业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从另一个角度，科学传播还可以分为专业内容(professionalcontexts)的传播和面向公众的传播(publiccommunicationofscience)。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般是指后者，严格地讲，应当称作是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从上面关于科学传播的内容可以看出，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也有诸多形式，本文则将其限定在”科学、媒体与公众”范围。这里所说的媒体主要是大众媒体。

关于近年来的科学传播的研究，公众理解科学杂志的主编，著名科学传播学者Lewenstein曾评论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关注如何让公众最有效地学习运用科学知识，而其他人则担心公众盲目接受科学机构的声明……一些人强调对于大群体受众行为的定性理解的重要性，另一些人则主张对小人物或是政治人物的表现进行分析才能形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关注的是科学与公众的关系……”[2]

这一方面表明了国外科学传播研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如果科学传播的研究只重视科学与公众的关系以及传播的内容，而不研究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过程的话，就很可能会走入困境，而具体到科学、媒体和公众的研究来说，Lewenstein认为“必须把科学传播是什么搞清楚……科学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媒体、科学家和公众的互动关系。”[3]

二传统科学传播模式提出的问题

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9世纪中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出现。[4]当时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媒体和记者进行的，科学传播把自己当作是传播的一个类型。科学传播模式与一般传播类型应当是类似的。

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Shapin提出权威解说(canonicalaccount)的科学传播模式，从科学史出发考察了这种模式的起源，认为17世纪以来的科学职业化造成了此后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隔阂，科学是为了获取公众的支持而通过媒体进行科学传播。[5]

在其它一些传播学文献中，与“权威解说”类似的提法还有不少，如“主流关注”（dominantconcern,Dornan,1990）、“主流观点”(dominantview,(Hilgartner,1990)、“普及模式”(popularizationmodel,Valiverronen,1993)、“扩散模式”(diffusionistmodel,CooterandPumfrey,1994)等。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

此种科学传播模式认为，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媒体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科学新闻记者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这是当时，也是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关于科学与公众关系的理解”[6]

现在的国内的相关研究，也是在不自觉地应用这种模式的。从形式上看，权威解说模式类似于中国的科普概念。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也有学者认为是60年代以前)，权威解说模式一直是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的观念指导。

这种对于科学与媒体或者科学面向公众的传播的一般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下述观点或假设：

1科学事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一般公众难于理解，比如1919年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2因此，为使科学成就更符合公众的利益，需要具有如下特征的媒体：一个能在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架起桥梁，并能理解前者并把前者的思想传播给后者的第三者（科学新闻记者）。科学新闻记者通常是处在科学操作之外，运用语言把科学流程重新加工，传播给受众，而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再加工就是“歪曲”。

3科学传播的媒介是通过语言翻译的隐喻进行的。所以科学传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第三者尽量用极限的语言描绘出纯粹的科学事件。[7]

Massimiano认为，在这些论断中包含很多更深刻的关于科学过程和科学工作之本质的假设。按这种观点，科学的公众传播过程是在科学流程结束之处开始的，一旦科学知识完成，知识就会以一种简化的形式传播给非专家。所谓的“普及”、“扩散”等即是这种科学面向公众传播的无问题的版本。

现在，这种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证明。法国心理学家Moscovici在60年代提出的社会表现（socialrepresentations）理论分析了科学、常识和社会表现之间的关系，认为从社会心理学来看，受众对于科学传播内容的吸收是主动的、有选择的。在社会表现框架中，科学理论条理化为一个整体，通过去背景化过程，与受众已有的信息融合，成为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日常生活文本中成为常识性内容。[8]与此类似，Farr分析了科学与常识的关系，认为社会表现理论应当引起科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的重视。[9]Gross提出与境模式（Contextualmodel），他通过辐射云对坎伯兰的牧羊人的影响的案例，提出公众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是科学知识与地方知识的结合物，即公众对于科学知识是有选择吸收的，而非被动接受[10]

其实，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模式中，还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认为媒体本身是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认为媒体只是科学传播的中介和管道，并被假定为能尽量精确地传播科学信息，如果有所谓的“歪曲”，那肯定是出现了意外的错误。在这种传统模式看来，科学共同体面对的是公众，公众面对的是科学，媒体的存在只是为了科学和公众的交流。而许多学者对于传统科学传播模式的修正并没有注意到对于媒体的假设，或者说，上述修正仍旧沿用了以前的假设，科学传播成为了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事情，媒体是不包括在内的。媒体通常被看作是孤立的，媒体中的科学只是简化的科学的一种扩散形式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内，科学与媒体、公众与媒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重视，近年的研究只侧重科学与公众这两极，而忽略了作为中间环节的媒体的作用。传统科学传播模式和随后的研究沿用的这一假设也是值得商榷的，特别是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出现后，媒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媒体在科学传播不再仅仅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管道”。

三科学传播的媒介化

在科学活动中，媒体处于什么地位，现在的研究对媒体有何看法，《独立报》前科学编辑Wilkie认为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公众理解科学（PUS）研究看到了媒体在传播中的重要性，但媒体并未得到集中的关注；

2有PUS背景的作者力图寻找科学杂志对于公众的效果，因此，媒体在本质上被看作一个有特定问题和兴趣的特殊领域；

3既使新闻工作者被作为是焦点注意，假定的框架也认为，只有当新闻工作者的行为更像科学家时，公众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无论公众还是媒体，都要更好地理解科学[11]。

换句话说，公众理解科学对于科学与公众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但仍没有实质性的成果。上面提出的诸多科学传播模式，注重的仍是科学-公众的关系研究，而非科学-媒体-公众的整体。

科学传播对于媒体的重视，是与当代媒体重要性的凸显相联系的。因特网的出现为科学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一对一的邮件，群发邮件、网站，在线信息和新闻服务等，使科学传播变得更为复杂，甚至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的……传统的科学传播方式，如同行评议、科学杂志等必须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位置。”[12]Lewenstein提出了网络模式（WebModel）,他认为科学传播变成了众多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多线路传播形式。而Lewenstein的主要观点是：这种模式的复杂性导致了信息的不稳定性。他认为，新的传播手段使传播速度更快，数量更多，情绪化的内容增加，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研究者面对众多不确定的信息，而且信息的接收和传播也是不一致的。科学传播以牺牲信息的稳定性的代价而获得了速度。

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说明了另一个问题：科学为了传播的需要，可能迎合媒体价值观和受众需要，可能丧失科学自身及其伦理价值。

Weingart通过将科学传播中的媒体独立化，把上面的问题发展到极端，认为科学已经媒介化。媒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Nelkin或Lewenstein,的理解，人们很难在科学传播中找到可以依靠的东西，他认为，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13]总之，他认为媒体而不是科学家正在成为科学是否为公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官。

四媒体对科学的建构

科学知识不仅要满足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怀疑主义等规范，而且还必须是“适合出版的”。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媒体作为载体的，但既使从一般意义上考察，我们也会发现，“自从15世纪以来，印刷技术使各种各样图片的精确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无论哲学家怎么说，科学家们都不能否认这种有效的交流模式。随便翻一翻各种学科的科学文献，也会发现里面有数不胜数的图表、图片、地图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图解’文字内容的需要。”或者说，媒体传达的信息，并不能精确地还原它所表达的科学本身[14]。大众媒体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并非仅仅是“不精确”。

1974年高夫曼的《框架分析》一书提出框架理论（frametheory）。他认为，对于大众传媒来说，框架就是一种意义的建构活动，在社会系统中新闻框架是消息来源、社会情境、新闻工作人员等因素互动的结果。一些学者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事件材料经过选择和凸显成为新闻[15]。所以可以理解，媒体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带有偏见的。而且这种偏见由媒体而非事件本身决定。当科学经由大众媒体“扩散”到公众时，这种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的形象实际上只是科学在媒体中的形象。

英国学者Nelkin通过对报纸、杂志的报道分析研究指出：当科学理论能强化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时，就能在媒体中畅通无阻，反之则被忽略，而丑闻也被看作是对科学的社会系统的妨碍，从本质上讲，是不想让受众失去社会的安全感。[16]媒体对于科学报道的选择和凸显更多的是迎合受众的口味、符合媒体自身的价值观。Nelkin指出，媒体在科学报道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

1想象代替科学内容，报道很少涉及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2科学活动成了带有情节的戏剧事件，各种夸张和激情的手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草率，盲目乐观或走向另一个极端；

3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研究竞争上，而忽视了科学自身的规律；

4科学家在媒体中不是中立者，而像是要通过媒体取得公众支持等等。[17]Nelkin认为，科学传播可以认为是几个共同体出于不同的需要、动机和约束条件而进行合作的公众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媒介都对科学在媒体中的观念有重大影响。但从上面也不难看出，前三个问题的产生，是媒体为了更好地满足受众的偏好所做的建构。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的科学，完全偏离了科学本身的形象。而正是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观念。

另一方面，媒体对于科学的报道还会影响到科学共同体。Massimiano指出，科学共同体在解决科学争论时，常常需要媒体作用。“在这儿同样存在有问题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当争论中的某方的观点在共同体内部取得了优势时，这种争论才会进入公众视野。但事情也并不总是这样的。比如，如果两方或多方的观点都得到了权威科学家的认可时，或者两方的观点在本质上并没有可比较性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假设是，在专业化层面取得优势的一方必然也会在公众传播中自动得到增强和重视。这儿的问题就是低估了媒体对于争论解决产生的影响。而且，在科学传播中，并未表明科学传播必须从某一阶段开始，这是不严格的。”[18]对于这些争论，媒体的态度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Massimiano的结论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把科学问题放到公众那儿解决，并不代表是媒体在起作用，“应当把它描述成协商性的，并与公众利益相关的，让公众自己去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的研究一直很有争议，1968年传播学者Mccombs和Shaw提出"议程设置"假说(Theagenda-settinghypothesis)，认为“议程设置是一个过程，它既能影响人们思考些什么问题，也能影响人们怎样思考。”[19]这一理论在很多地方证明是有效的。

实际上，我们并不期望走极端。科学传播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又与公众相关，同时包括框架内部的互动关系。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利益共鸣，科学活动者及其赞助者的吸引力或特定时期公众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等等都在起着作用。但不可忽视的是，媒体正在成为独立的力量，并在科学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媒介技术，还是媒体自身的影响，都在改变着科学传播的进程。

参考文献

1.Offic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WellcomeTrust,Scienceandthepublic:areviewofsciencecommunicationandpublicattitudestowardscienceinBritain,PublicUnderstand.Sci.10(2001)315–330

3.同上。

4.MassimianoBucchi,scienceandthemedia---Alternativeroutesinscientificcommunication,Routledge(1998)1-2

5.StevenShapin,scienceandthepublic,Companiontothehistoryofmodernscience,editedbyR.C.Olby(1989)990-1007

6.同上。

7.同4

8.Thephenomenonofsocialrepresentations，Socialrepresentations，SergeMoscovici（1984）3-69

9RoberM.Farr,Commonsensescienceandsocialrepresentations，PublicUnderstanding.Sci.,2(1993)）189-204

10AlanG.Gross,Therolesofrhetoricinth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PublicUndersund.Sci.3(1994)3-23

11esrc.ac.uk/esrccontent/PublicationsList/whom/maps.htm

12B.Lewenstein,Fromfaxtofacts:communicationinthecoldfusionsaga,Socialstudyofscience,25:3(1995)403-436

13PeterWeingart，Scienceandthemedia，ResearchPolicy27(1998)869-879.

14《真科学》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p134

16DorothyNelkin,Sellingscience---howthepresscoversscienceandtechnology,W.hfreemnandcompany,NewYork(1987)71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传播学；档案宣传；公众档案意识

知晓是行为的基础，公众档案意识在影响着档案利用行为。档案要在个人发展、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必须提高公众对档案的知晓度，这样才能改善公众档案利用行为，从而提升档案在社会中的地位，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1 公众档案意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意识是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公众档案意识就是人们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认识，它表现出整个社会对档案的认识和态度，反映了对档案的重视程度。公众档案意识强烈，对档案的利用程度加大，才能使档案发挥出更加大的作用，从而提高档案工作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促进档案事业的发展。

（一） 公众档案意识现状

公众档案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存在，本身是难以量化的，但可以通过公众对档案、档案馆和档案工作的认知程度来对其进行衡量。[1]在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胡燕《我国档案馆尚未走向公共的实证分析―基于六省、市居民的调查数据》一文中，对北京市、苏州市、秦皇岛、莆田市、淄博市、南昌市六个市的3600名城市居民进行调查。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分布范围广，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涉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对档案、档案馆的熟悉、利用程度和相关原因。

数据显示六市居民对档案和档案馆“了解（包括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仅占21.5%，“不了解（包括不太了解和非常不了解）”的占到35.2%，43.3%的被调查者则选择“说不清”。对遇到什么问题时需要使用档案，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的被调查者有21.1%，，有近80%的居民不了解何种情况需要使用档案解决。在调查过程中仅有18.9% 的人“去过档案馆（包括经常去和不太常去）”，余下的81.1%从未去过档案馆，并且占到92.7%的人认为在工作、生活、学习中说不清或基本没有档案需求。公众不去档案馆的主要原因前三位分别是：“对档案和档案馆不了解”、“没有档案利用需求”、“对馆藏内容不感兴趣” 。

（二）公众档案意识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数据，将近80%的人并不知道或不能说明档案和档案馆的用途、作用，公众对档案和档案馆以及对什么情况需要使用档案的认知较低，这说明在我国档案的利用仍是小众的，大多数人遇到问题想不到或是不会去档案馆查阅资料。对于公众不去档案馆的原因，最主要和直接的便是“对档案和档案馆不了解”，对于根本不知道或说不清楚档案、档案馆的人来说进档案馆查阅、利用档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对档案和档案馆缺乏了解是我国公众档案意识不强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让公众更加便捷、广泛的知晓档案和档案馆的相关信息便成为了现如今面临的主要问题。信息的流通依靠交流和宣传，档案相关信息的流通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档案宣传的方式和程度决定着公众档案意识的高低，换言之，档案宣传是提高档案公众意识的重要途径。

2 传播学角度下档案宣传的应用

人的意识支配着行为，公众不明白档案和档案馆为何物就不会了解其作用，更不会在遇到问题时尝试使用这一方式解决。所以，要增强公众档案意识，首先要各部门通过各种途径，采用多种方式向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档案宣传，增强公众对档案、档案馆和档案工作的认识、了解。

（一）档案宣传

档案宣传的内容有三项：对馆藏内容的宣传，包括馆藏档案的体系、结构、内容和成分；宣传档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和实际效果，可以用典型事例说明馆藏档案在机关工作、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发挥的经济、社会效益；宣传档案馆（室）工作的规章制度和基本知识，从而提高档案查找和利用效率、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2]

档案宣传的目的主要在于启发公众正确认识档案的价值和凭证依据、参考咨询、传播知识、传递信息等作用，促使更多的用户利用档案，扩大利用档案的社会覆盖面，取得社会各方面的重视与支持，促进档案室的发展进步。

档案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举办档案展览；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宣传；开展编研工作，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和各种专题参考资料；上街进行档案咨询、利用调查问卷形式进行宣传；组织有关档案的知识竞赛；形成兴趣小组、协会等团体；档案人员下基层进行业务指导时的指导性宣传等。

（二）档案宣传与信息传播

在冯惠玲、张辑哲教授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中，给档案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 [3]把档案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信息资源来看待，即社会信息的一种；那么档案宣传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的传播。档案作为一种信息，必须遵循信息运行的规律；档案宣传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也必须符合信息传播的原理。信息传播的类型包括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档案宣传作为一种信息传播主要涉及的传播类型有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

1.档案宣传与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即两个个体系统连接组成的传播系统。档案宣传方式中，档案工作人员上街进行一对一的相关咨询和问卷调查，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单独指导，这都属于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下的档案宣传，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除了语言宣传者还可以运用表情、眼神、动作等多种渠道或手段传达，同样，受传者也可以通过多渠道接收；同时人际传播的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率较高，由于这种特点，人际传播在沟通和说服方面，效果好于其它形式的传播。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在档案宣传过程中，宣传者要十分注意自己语言的表达、姿态动作，甚至是外观形象，以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2.档案宣传与群体传播

群体是指“一定数量的个体基于某些因素和目的，以特定的方式组合而成的系统” [4]；群体传播就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

群体包括联系松散、自发形成的社会群体，也包括制度化的组织，在档案宣传中，举办档案展览和组织知识竞赛时形成的临时性集体与兴趣小组和团体都属于群体的范畴，这些宣传方式归属于群体传播。群体是个人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群体内部的规范也制约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因此在群体传播的档案宣传过程中，要利用群体规范对个人的影响，使在群体中的个体认识到档案重要性，从而增强其档案意识。

3.档案宣传与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进行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5]所以利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宣传，编辑出版档案史料和各种专题参考资料，这都是大众传播的一部分。

大众传播是有组织的传播活动，有特定的目标和指导方针，加之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可以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档案的宣传得以迅速便捷的进行；但是由于这种传播方式单向性很强，缺少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传播者不能及时得知传播的效应，因此，档案宣传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使用这种传播方式。

3 传播学视角下提高公众档案意识的对策

（一）设置公众感兴趣的档案议题

所谓的议程设置就是通过反复播出某类新闻报道，以强化该话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说，如果某一问题被大众媒介所关注，则该问题的位置就会在公众心目中得以提升。档案宣传在利用大众媒介的过程中，首先要设置一个公众较为感兴趣或具有时效性的议题，比如在6月9日国际档案日前后一段时间宣传档案活动，要使公众有兴趣了解或者觉得有意义，从而反复报道，加深印象，最终使公众了解档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当然，这类宣传要得到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也要有充足的资金。

（二）针对不同的人群设定宣传内容

根据“社会分类论”，把持有相似社会观、价值观的人归为同一群体，同一群体的受众对某些特定的信息可能做出类似的反映，对不同的社会群体分别加以研究。同样，档案宣传也要把宣传对象按一定的因素区分开来，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资收入、职业等，根据不同群体对象的特点设计和制作不同的宣传策略，有针对性的进行档案宣传。让不同的群体对象认识到档案对自身的有用性，才能激发受众了解档案的兴趣和利用档案的意愿。

（三）首先对群体中的“意见领袖”进行宣传

每个群体中都有一个“意见领袖”，就是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这些人在大众传播效果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或过滤作用，由他们将信息扩散给受众，形成信息传递的两级传播。虽然传播学界对“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模式有很多的批判，但群体中的“意见领袖”的确存在而且对群体意识有着启发和引领作用，所以在档案宣传的时候还是可以借鉴这种传播模式的。在一般的群体组织中，一般意见领袖都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且更多的接触与其影响范围相关的媒介，他的作用是通过一切合适的媒介将本群体与社会环境的相关部分连接起来。[6]在进行档案宣传时，使群体的意见领袖首先了解、认知、使用档案，利用意见领袖的引领力，群体中其余人认识档案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四）记者、编辑等媒体人培养一定的档案素养

根据“把关人”理论，信息的传播网络中布满了把关人，即采集、制作信息的过程中对各个环节乃至决策发生影响的人。在大众传播的档案宣传中，所说的“把关人”一般指媒体记者、编辑，媒体把关人对档案相关新闻的把握影响着档案宣传的效果，正确无误是基本要求。然而，由于记者、编辑对档案知识模糊，混淆了很多概念，因此在新闻报道中时常出现常识错误的现象。如2013年10月15日，作家臧克家子女向山东大学捐赠其遗物，包括臧克家获赠名人学者字画、手迹手稿、奖牌、荣誉证书、、生前用过的家具、部分著作等，其中手稿和奖牌证书很明显属于档案范畴，但是新闻报道中根本未提及。公众只有知晓并正确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才会有认知和加以利用的可能，所以大众传媒中的把关人在增强公众档案意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培养记者、编辑的档案素养是重要的步骤。

参考文献

[1]胡燕.我国档案馆尚未走向公共的实证分析―基于六省、市居民的调查数据[J].档案学研究，2015，（1）.

[2]郑文.档案管理学原理[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

[3]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1篇

舆论传播学课程具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的特点，其教学内容可分为基本原理与应用两个方面。舆论传播学基本原理部分主要包括：舆论的要素、中外舆论思想发展史、舆论的传播手段、舆论的形成与类型、舆论传播的形态、舆论传播的规律、舆论引导等。应用部分主要包括舆论调查、舆情监测与分析。根据舆论传播学教学内容的这一特点，针对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可采取重视基本原理教学、理论教学与实地调查密切结合、注重案例教学等方法进行改革。

一、合理选择教材，重视舆论学基本原理的教学

目前我国舆论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教材很多，有关舆论的概念及相关理论不尽相同，但其中有许多共性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针对本科生对传播学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选择适合他们的教材，教材内容应该具有权威性、深入浅出、章节安排合理、案例丰富新颖的特点。而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取百家之长，仔细研究不同版本的教材，对众说纷纭的部分可以将全部观点展示给学生，供学生讨论，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思考问题，使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理论研究观点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作为理论与实践联系极为密切的一门课程，重视舆论学基本原理的教学对于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认识与分析各种舆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因为有关舆论概念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观点，所以教师要对舆论的要素进行重点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究竟什么才是舆论。另外，还要向学生交代清楚哪些不是舆论，改变以往学生对舆论的错误认识。有关舆论传播手段、舆论形成与类型、舆论传播形态、舆论传播规律等基础知识的教学大概应占教学学时安排的四分之三左右，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学生深入理解这些基本原理，把握舆论传播规律，为掌握合理的舆论引导方法打好基础。

二、运用案例法和讨论法，培养学生认识与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当前网络及移动互联终端飞速发展的时期，大学生很难再生活于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环境中。有些大学生比较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他们会主动搜集相关信息进行浏览；也有些大学生因为这些移动终端的发展而被动地获知了一些信息。无论他们是主动了解还是被动接收这些信息，在当前信息爆发的环境中，作为学业比较繁重的大学生基本很难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鉴于他们年龄与经历的关系，往往难以形成对舆论事件的全面和客观的认识。针对这种现实情况，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入大量案例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引导学生运用舆论传播学基本原理客观分析和评价舆论问题。

舆论学教学案例的引入要注意典型性和新颖性两大特点。典型性指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最能说明该原理的真实案例，这种案例适合教师举例分析，以此充分说明舆论传播的特点与规律。新颖性指教师在近期发生的、重大的、影响面广的、部分学生已有初步了解的社会事件中选择与基本原理相关的案例，这类案例适合让学生运用基本原理进行案例讨论与分析，从而提高他们对舆论传播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力。通过案例教学，学生体会到舆论传播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他们经常作为舆论主体的角色出现，而作为未来的传媒人认清舆论发展规律、提高舆论引导技巧、合理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案例进行课堂讨论，一方面可以集思广益，对单件事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良好运用基本原理，使教学效果得到即时反馈。

三、进行舆论调查训练，提升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

舆论调查是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指导学生运用舆论调查的基本方法，对身边的重要舆论事件进行实地调查并撰写内容规范的调查报告，是舆论传播学应用教学环节的必需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密切关注近期的舆论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并组织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根据各组调查主题编制调查问卷、完成舆论调查任务、上交调查报告。这种实地舆论调查环节不仅能让学生亲身实践调查方法，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在调查过程中体会到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艰辛，以及认识到舆论问题的复杂性，这对培养他们严谨的工作作风具有积极意义。此外，通过对调查中搜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提高他们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撰写调查报告，训练他们具备写作规范调研报告的基本素质，并且培养他们学会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的习惯，学会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特别在自媒体时代，不要不加判断地随波逐流，更不能人云亦云，要重视调查法在新闻工作中的价值，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

四、改革考试方法，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2篇

要想有效创新新闻传播学术，首先得转换研究角度，认真反思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套路，为创新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仍在应用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一是政策解释式。主要是解释党和国家政府所谈及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术工作的指导性政策和精神，进而引领当下新闻传播工作。二是经验总结式。总结经验的对象是新闻传播业的务实工作者，他们自身根据对当下各式学术工作进行总结，然后互相交流经验增长工作经验。三是建构体系式。是理论工作者依据与新闻传播学术相关的各项理论研究，总结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规律。四是历史阐述式。此处的历史指的就是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史，学术研究则根据所学知识分析和阐释传播学术的历史进程。五是问题研讨式。主要是针对各类理论研究成果提出问题，实现边探讨、边发现的目的。六是对策建议式。这是一种为“业界营运和管理问题出谋献策的实用性行政研究”，从而得出具有详尽理论分析的对策建议报告。七是媒介批评式。主要是对各种媒介行为及现象进行评估，主要是批评媒介上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以上几种新闻传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挟有一定的滞后性，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与革新。

二、探析问题意识与科学问题

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种，上文已简要分条列举，但从研究套路实际发挥的价值来看，建构体系式、历史阐述式、问题研讨式、媒介批评式这四种研究套路更具理论创新和知识增长价值，仔细观察这四种研究套路可以发现，这四种套路能够归纳出两种不同学术倾向：一是学科体系倾向。二是问题研究倾向。然而，创新新闻传播学术十分需要问题意识和科学问题两方面内容。科学问题是指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的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处于新闻传播学术领域，科学问题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认识主体在了解一定的新闻传播科学知识与理论背景的前提下，为了解决学术实践中的疑难问题、矛盾冲突所提出的疑难解答任务。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研究者们不应轻信、盲从所要认识的学术对象，而是应该秉持一种质疑、批评、探索求真知的态度，进而便形成了问题意识，既然问题意识已经真正形成，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为后续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做好准备工作。但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问题这一学术训练阶段不够成熟，甚至有些人还不了解提出问题的基本功，那就更无法很好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新闻传播学术不但要创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们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随即加大对某些价值问题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瓶颈。

三、基于传统研究的新闻传播学术创新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3篇

从伦理角度来看，目前，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理性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理性的缺失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从新闻传播职业道德认识上来看，一些新闻传播工作者没有充分认识新闻传播的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没有深入了解和掌握新闻传播的根本原则和规范，从而不能很好的自觉履行新闻传播要求和义务。二是从新闻传播职业道德情感上来看，一些新闻传播工作者不注重培养自身热情并献身新闻传播事业、热爱新闻传播的职业情怀，对待岗位缺乏关爱和关怀。三是从新闻传播工作者职业大的信念和意志上来看，一些新闻传播工作者从事新闻传播职业的理想信念不坚定，面对困难和诱惑时，往往不能矢志不渝坚定的献身新闻传播事业。

2伦理视角下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分析

2.1受功利化思想的影响较深

人类的行为往往是思想意识的外部表现，由此来看，新闻传播职业道德行为就是在一定的道德意识的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有利于或是有害于新闻传播对象发展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新闻传播工作者职业的道德也在各种物欲横流的乱象中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不利于新闻传播成长和社会进步的行为意识支配下，一些新闻传播工作者就会做出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

2.2自身理性精神缺失

新闻传播职业道德活动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过程，本身有自己的规律与逻辑，也可以说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自组织性。当前，新闻传播工作者自身理性精神的缺失，缺乏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求真务实的精神不够，新闻传播育人的进取意识不够，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不够饱满。

2.3传统思想束缚严重

在新闻传播工作和学习面前，往往认为新闻传播工作更重要，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自觉学习的意识也不强。将理论学习与新闻传播实践相结合的程度不够，不能很好地运用理论的知识解决新闻传播实际中的问题，学习与实践出现脱节和分离，对新闻传播工作的指导性不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意识还有待提高和加强。

3伦理视角下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发展方式策略研究

3.1加强新闻传播工作者理论学习，打牢思想基础

要加强新闻传播工作者对新时期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内容和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首先，必须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认真学习教学岗位要求的专业技术，懂得社会管理、法律、历史、健康等有益的知识，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知识的武装，使自己具备良好的领导技能和知识储备。第二，需要学习创新的方法。要注重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加强学习新闻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第三，要创建系统的学习方式，建立新闻传播工作者学习的综合评价和检查方法，以检查和评价结果，作为使用新闻传播工作者、管理考核新闻传播工作者的重要依据。

3.2抓好建章立制工作，建立制度保障

要针对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从制度的层面规避他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建立一系列规章制度，使他们的言行更加适合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身份，解决对新闻传播工作者职业定位不清问题。做好相关问题的问责，把新闻传播工作者工作执行情况都纳入到对工作的考核之中，切实维护制度权威。

3.3抓好监督制约工作，营造纯净的环境

认真落实新闻传播工作者队伍内监督制度，确实加强新闻传播工作者职责意识，保持见识群体的风清气正。要通过系统的整合，将纪检部门的力量与社会的监督检查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和一定的工作机制，确实让监督工作变成一个体系和系统内的工作。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要善于利用不同的监督督查渠道，依靠广大新闻传播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对象的支持和参与，在一定范围内扩大监督检查的宣传力度，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新闻传播职业道德建设环境。

3.4由他律转变为自律，加强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内化

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内化，首先就是要提高新闻传播工作者对职业道德的认识，要让新闻传播工作者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明确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基本知识，深入领悟新闻传播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和精神实质，要从理论的高度理解和认清在新闻传播工作者职业行为中的是非、善恶和美丑的区别。要通过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职业道德感性经验的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指导自己的新闻传播活动。

4结语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4篇

1.适应思政课的受众———中学生的认知和学习规律的需要作为中学生而言，其自身的认知与学习仍然在自发与自觉的状态徘徊，体现出稳定性与可变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要根据这一特点，有意识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师生互动提高其自觉意识。通过研究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针对其差异性，采用恰当方式，选取适当互动内容，使教学具有一定的针对性，从而使思政课的受众———学生更好地接收信息，使教师的信息传播更有意义。由此，中学课堂更应立足于学生主体，通过良好的师生互动，突破传统“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建立双向互动的有效传播方式，以便更好地实现思政课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2.适应中学思政课教学过程的特点需要（1）从教学过程的目的看，中学思政课教学过程最突出的特点是教学内容与思想教育目的的直接一致性。中学思政课是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系统科学社会主义知识的教学过程，该过程以德育为根本目的。这一特点要求教师必须关注学生个体，使其积极参与、自主探讨，从而体悟践行。（2）从教学过程的矛盾运动看，中学思政课所要解决的矛盾具有复杂性和曲折性。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过程从认识角度来看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本矛盾，即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矛盾。而在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既有知与不知的矛盾，又有信与不信的矛盾，而后者的矛盾实质是思想认识上的新旧思想观念的转化问题。许多学科中知与不知矛盾的解决受社会等因素影响较少，而思政课中知与不知的矛盾解决因受信与不信的矛盾制约，受到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即使在一定条件下消失了，在新的条件下又会重新萌发，这就使矛盾运动呈现出曲折的发展过程。因此，简单的讲授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只有在互动中让学生自主感悟，由知而信，由信而行，进而更好地增强思政课的传播效果，实现其德育功能。（3）从教学过程的两主关系上看，中学思政课的教学过程必须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中学生正处于发展状态，其身心和认识水平等各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而难以全面掌握抽象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也难以独立解决完善自我人格的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必须以教师为主导。而“教”是为“学”服务的，思政课的德育功能只有在保证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实现。3.适应思政课特殊教学目标的需要中学思政课教学的实质是将社会对学生各方面的要求内化到学生的身心中，从而形成相应的思想品德乃至人格，达到一定的传播效果。因此，在中学思政课教学中，教师除理论知识的传授外，更要注重的是将理论知识内化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并将思想政治素质外化为学生的行为，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因此，在选择思政课教学方法时，教师应注重行为的转化，采取有效交流形式，在与学生的互动中传播信息，从而实现思政课的特殊教学目标，在潜移默化中强化思政课的德育功能。

二、当前中学思政课师生互动传播存在问题分析

互动作为一种传播形式，其有效实施直接影响传播效果。当前思政课堂互动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信息不能平等、全面地传递。

（一）互动机会不平等，优生互动多而差生互动少当前中学思政课师生互动的对象较多是优生，差生机会较少。笔者在听课过程中发现教师在提问优生时，喜欢提稍难的论证性较强的问题，互动时间也较长，基本不给差生留互动机会。他们认为和优生互动不仅能节约课堂时间，使教学进度顺利完成，而且课堂情况也在自己的预设范围内。因此课堂上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优生的偏爱，互动只在优生中进行，这就导致思政课信息传递的失衡。笔者在与实习班的差生交流后发现，他们刚开始还努力争取发言机会，但是，教师长时间的不提问，使其丧失了积极性，失去对思政课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差生思维比较活跃，回答问题时有的答案不在预设范围内，以致教师不能很好地应对。为了避免“出丑”，教师更愿意和优生互动，从而挤占了与差生互动的机会，这是违背“为了一切学生”的教学理念的。优生和差生都是未来社会的一份子，他们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教师应平等对待优差生，对每一位学生负责，为一切学生负责，而这更是对社会负责。

（二）互动内容偏颇，多认知传播而少情感传播有效的情感传播不仅能调动学生情绪，使其价值观得到有效生成，而且能增强德育效果，完成教学任务。当前思政课堂以传授知识为主，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备受忽视。笔者在课堂观察中发现大部分一线教师问的都是知识性或描述性问题，很少有情感的传播。这种仅在认知上的传播，使思政课变得枯燥，学生提不起兴趣。这对思政课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实现，对知与不知、信与不信、行与不行复杂矛盾的解决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至于为什么多认知传播而少情感传播，笔者在与一些教师交流后发现，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考试制度及上课时间问题。在仅有的45分钟课堂，既要让学生掌握课本知识，为考试做准备，又要和学生进行有效的情感交流，在他们看来，一是不利于知识的落实，二是工作量太大。因此，课堂只能呈现为认知上的传播。

（三）互动形式单一，多师生互动而少生生互动互动形式的丰富不仅会加强思政课的传播效果，而且会吸引学生的注意，激发学习热情。在思政课堂中师个互动很常见，但生生间的交流与问题探讨则比较缺乏。一些课改后的学校，虽然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小组讨论也较多，但互动形式仍比较单一，同时，学生讨论的内容选择地也不恰当。如在笔者观察的一堂课中，教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家庭、学校和社会保护的内容，这一问题在课本上有明确答案，学生在找到答案后，就开始聊天。看似学生在热烈讨论，实则都在闲聊。这就需要教师认真反思，在教学过程中着重把握互动实质，同时丰富互动形式，增强互动的实际效果，增强传播实效。

（四）互动深度不够，多浅层互动而少深层互动在思政课堂中常会听到教师浅层次地问“这个对不对？”“、是不是？”，学生敷衍地回答“对”“，是”，或纯粹地把事情描述一番，而很少听到教师深层次地问：“为什么这样？”。这些浅层次的问答看似在激烈讨论，实则并不具启发性。长时间这样提问会使学生产生厌烦感，反而不利于培养真正的学术交流和论争氛围。笔者在课堂观察中发现，教师常问一些学生不用动脑就可以回答出来的简单问题，学生心理得不到满足、情感得不到有效触动，容易产生学习疲惫感。虽然有的教师也问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但是很少，有时一堂课上甚至没有较深层次的互动。这种流于形式的浅层互动不仅会让学生对思政课失去兴趣，对教师的问题敷衍，而且也使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情感目标得不到有效实现，学生的价值观也得不到有效生成，这就容易导致思政课的教学任务难以实现。总之，思政课的学习离不开有效师生互动这一传播形式，要想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良好的信息传递，就必须正确运用这一传播形式。同时除传播者———教师的努力提升外，思政课的受众———学生也要行动起来，主动交流，运用内向传播，与自己很好地沟通。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下，还要尽力营造一个和谐氛围，运用多种媒介来增强思政课的传播效果。

三、传播学视域下思政课师生互动的有效路径

内向传播、人际传播、传播效果等相关理论为中学思政课的有效教学提供了新的策略和路径。要想更好地实现思政课的教学效果，需要不断掌握传播技巧，使学生自主自觉地接收信息，并内化为思想，外化为行为，真正实现思政课的三维目标。当前思政课师生互动存在的现实问题，使得借助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寻找有效互动路径刻不容缓。

（一）更新传播理念，正确处理传播者与受众间的关系在传统思政课堂中，知识的传授占有重要地位，教师是权威的代表。对于这一问题，教育传播学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因此，教师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更新传播理念，重视受众———学生的主体地位，改变以往以传者为中心的理念，充分认识受众———学生在传播活动中的主动性，将其视为平等主体，尊重学生的权利，根据学生的个性特征与心理需求不断引导启发，从而使学生积极投入学习中，主动接收信息并参与探讨和交流，从而增强传播实效。并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创造和谐的课堂气氛，充满尊重、充满信任，主动亲近学生，使每个学生，无论优生还是差生都有机会和教师平等交流，都能有所发展。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教师要学会准确定位，更新传播理念，真正引导和启发学生进行思考，并外化为行为。同时教师作为传播者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与理论素养，在提高总体知识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思政教师的人格魅力，增强威信。与此同时也要认真分析中学生的特性，与学生平等相处，将思政课堂教学活动变成思想的共享，而这就需要教师真正做起，从细节做起，从内心深处做起。

（二）在理性传播基础上，加强思政课师生间的情感传播“以理教学”有一定的益处，但有效的情感传播更利于师生间的沟通与互动，更易引起人们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的转变，对思政课任务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师作为传播者，要从理性与情感两方面着手，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动之以情”，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因子，激发其认同感，满足其心理需求，从而更好地引发态度的转变。思政教师在课堂互动开始可以流露情感，吸引学生的注意，在中间加以理性劝说，最后辅以情感的升华，这样的互动使学生更易准确理解知识并牢固记忆。这就要求教师要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选择恰当的说服方式和信息传播方式，交叉运用理性传播与情感传播。首先，教师要学会倾听。这一技巧的掌握更有利于实现人际传播的实效性。教师作为传播者，只有设身处地地聆听学生的心声并做出反映，真正发现学生的问题所在，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同时教师要主动建立反馈机制，课后了解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在此基础上反思课堂教学效果，以便进一步提升。这种氛围下的心与心的交流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消除师生间的心理隔阂，而且也能增加教师的威信。事实证明，平易近人的教师一般都和学生有良好的关系，学生因为情感迁移，进而会对教师所授课程产生兴趣，即“亲其师而信其道”。其次，教师在运用简单易懂的语言符号传播信息基础上，多运用体态语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思政课的传播效果。如眼神、手势、表情等。这样可以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体验、感悟、接纳教师的教诲，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同时，教师要善于运用微笑教学艺术，把微笑、信任送给每一位学生，尽力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情感氛围，并适时给学生以鼓励，实现知与情的充分交流，缩短师生间的距离。教师在提问时，可以根据学生回答的情况适当点点头，给予赞许或竖起大拇指，让学生感受到被给予的认可和关爱，从而与教师产生共鸣，增强学习热情。通过追寻积极因素调动学生，使其更愿意学习，更好地建立自信与自尊。教师要有意识地挖掘课本中的潜层思想教育因素，真正把握互动的实质，加强情感的有效传播，为完成思政课的特殊教学任务提供有效促进作用。

（三）灵活运用传播媒介，为师生课堂互动增添优势传播媒介的恰当使用，不仅会促进师生间的互动交流，增加二者间的亲密感，而且更有利于信息的传递与接收。新形势下，传播媒介多种多样，这对中学生产生了各方面的影响。中学思政课的有效教学必须综合考虑这几方面，充分发挥各传播媒介的优势，运用新的方式辅助课堂教学的有效实施与学生思想的良好转变。电视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传播媒介，对中学生这一群体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若运用好这一传播形式，则会让学生及时有效地接收课堂外的广泛信息，使互动内容更加多样。思政教师可以充分挖掘电视中与思想教育有关的因素，用电视现象论证教育思想，运用红色影视等辅助课堂教学，在扩宽学生视野的同时，增强说服力。网络作为传播媒介，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受众的主动参与，且其传播方式具有交互性。中学生与网络联系密切，在浏览信息的同时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媒介的充分运用可以为课堂师生间的互动提供一定帮助。教师可以借助QQ等一系列通讯工具，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通过网上聊天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这种形式有利于消除学生的心理防线，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手机在现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其互动性强、随身携带、收发信息及时等特点为师生间的交往提供了便利。思政教师要适当运用手机的便捷功能进行思想教育，如建立交流群或微博、博客等了解学生的具体状况并加以思想的引导。恰当运用手机媒介缩短师生心理距离，使思政课学习更具实际性和亲和力，传播效果也会更好。

对传播学的认识理解范文第15篇

一、打破传统媒介研究思维僵化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

传统的媒介研究方法是以主体对客体的两元对抗思维模式，简而言之，主体是作为创造者的传播者，客体是接受信息的受众者，信息从主体到客体之间过程是中间的传播过程，这种传统的媒介研究思维方式僵化了受众者的地位，被直接物化或对象化。传播者以直线传播的方式将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给受众者，传统的媒介研究将媒介作为传播者，把其看成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传播工具，受众者缺少自主权和话语权。霍尔打破传统媒介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信息传播分成四个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 消费和再生产，这四个环节概括了信息传播的循环过程，彼此既联系又保持独立性，同时提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传播主体的目的和传播内容，技术、物质工具也在制约着信息的传播，传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主客体对立意义上直线性，具有间接性。传播过程还要考虑传播者和受众者双方的社会关系、差异性和多元性。

霍尔引入了符号学的观点，信息以符号为载体，组合成语义链进行传播，这个符号载体是以语言的规则构成，在符合和意义或者图像之间有着对应的关系，保证了信息的正常流通。传播过程看成是意义能指和所指双重、复杂的符号建构过程，从而展现出传播活动复杂维度。霍尔的理论打开了受众者研究的开端，恢复受众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本位，他们是有主体意识的个人，不单单是被动接受、被信息制造者操纵的客体。

二、将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形式和受众的解码战略联系起来的编码/解码模式

一般认为，大众传播与媒体研究有着两种范式：其一是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实证主义流派，代表人物有拉斯韦尔、施拉姆、拉扎斯菲尔德等。拉斯韦尔在 《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5w传播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和取得什么效果。另一条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创的批判范式，强调对传媒进行意识形态效果批评。在霍尔之前，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尽管不认同这一学派对于媒体社会功能的一味贬低，但却继承了这一学派的意识形态批评路径。

研究霍尔就不得不提到霍尔在媒介文化研究创立的编码 /解码模式。霍尔以广播为例来说明信息来源和 接收者之间符码的不对称，广播员往往关注的是观众未能按他们（广播员）的意愿理解意义。他们真正想说的是电视观众没有在主导的或所选的符码范围内活动，他们期待完全清晰的传播，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系统地被扭曲的传播 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符码的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传播者按照某种意识形态进行编码之后进入流通环节的信息，在面对负杂的、有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社会时，信息便摆脱了传播者编码时的真正意图，受众者不是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不断变化、对信息积极接受、解构和再生产的过程。霍尔的解码、编码模式的意义在于超越了实证主义流派的媒介传播模式，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消极受众论，开启了文化研究模式的新纪元。

三、霍尔建构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传播学研究新范式带动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霍尔开创的这一研究范式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虽然存在诸多理论疑点，但对媒介和文化研究产生了迄今犹在的巨大影响，值得中国学界继续深入研究。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学创造性地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过程分析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反对僵化、概念化、封闭化的研究，这对于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因为在我国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今天，传播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是绝对不能够忽视的。如果忽略了社会日益被划分为多个话语领地的事实，忽略观众的话语权，传播就可能遭遇失败。因此新闻事业只有充分认识到话语实践对于信息建构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意识到只有观众认同主导社会的文化秩序才能实现传播的真正目的。霍尔的这种暗含文化多元化、民主化的意识形态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之下的，更加符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