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观对传播学研究的启迪范文

摘要：詹姆斯•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提出从仪式的角度看待传播，仪式观下，传播学研究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也有了新的意义。

关键词：仪式观；凯瑞；传播学研究

詹姆斯•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倡导者，他对传播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利用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借鉴芝加哥社会学的大量理论成果，倡导传播学的文化研究取向，提出了仪式传播思想。在论文集《作为文化的传播》中，他提到的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与传统的传递观相比，仪式观从类比或者隐喻的角度重新看待传播，为我们理解人类传播现象开启了新的视角，使我们能够更全面的理解传播。

一、传播的仪式观和传递观

传统的传递观，将传播视为信息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的过程。拉斯韦尔5W直线模式中“传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为我们理解传播过程提供了帮助。在这一模式产生前，虽然人们模糊的感知传播过程，却没能说清楚。经验学派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关注社会上热点的问题，通过调查、实验控制、量化分析的方法开拓出了大量的研究主题。但是，正如凯瑞所说“研究的起点决定终点”。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基于传播传递观，出于控制的目的。话句话说，既然要研究传播效果，必然会对诸如传播者、受传者、传播技巧进行分析研究。但是周而复始，传播的传递观在一开始势如破竹的攻城略地之后，再也无法提供新东西，老生常谈的都是是些经院式的内容。为了某个传播目的，根据传播者的需要，受传者的特点，制造什么样的传播内容，运用什么样的媒介，最后能达到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再三地重复那些已经被验证了东西，最多就是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已。因此，凯瑞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希望能够从仪式的角度看待传播，能为传播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内容。凯瑞并不否认传播的过程中有信息的传递，但是他强调的是通过仪式的观点，表明人们传播的动机或者目的并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共享和参与。人们接触媒介，不仅仅是获得信息，还是为了确认，重塑某种价值观。例如，人们每年都会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周而复始，很难说人们能从中得到实际可用的信息，但确实通过观看春晚强调了家国情怀、儿女亲情和节日的礼仪。在观看春晚的过程中，既定的价值观得到强化。整个社会因为共同参与到春晚的观看中，共同体得以想象，社会得到一定程度而整合。凯瑞并不是说传播就是仪式，而是从类比的角度说传播像一种仪式。或者说，传播过程类似仪式的某些方面。社会事物总会有一些隐喻的层面不容易内发现。比如在描述黛西布查南“充满金钱般的嗓音”[1]时，我们都惊叹作者富有洞察力的描写。凯瑞只是敏锐的捕捉了传播的隐喻层面，当我们沿着它指引的方向看待传播，会惊叹他的想象力。这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待和研究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传播学研究也应该吸收文学、神学、哲学的学养，发挥想象力，或许可以找到更多深刻有趣的研究话题。

二、仪式观的研究取向

在传播研究的取向方面，凯瑞提倡的是文化研究的取向。这多多少少可以看到格尔茨的影子。格尔茨在《文化的阐释》中谈到了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不但是一个创造物，更是人生活在其中的背景。正如韦伯说的“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个意义之网就是文化，人类创造了文化，又生活自己创造的文化中。所有的人造物或人类行为都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自然也是一种文化，所以研究传播就是研究文化，研究那些符号或行为被生产的实实在在的过程。人们看电视的过程是一个符号解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是按照符号编码者的意图去解读。而是存在霍尔所说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协商的符码”、“对抗的符码”的解读过程。那么，研究传播，就要去尝试理解人们在认识世界时所持有的价值观，在采取行动时所考虑的内容。从传播的传递观看，人们接触媒介是由于一定的动机。那么为了实现一定的传播效果，就要研究人们背后的动机。于是，探讨人们使用媒介的动机成为了重点。但是，如果再接着追问，产生动机的原因又是什么？比如因为渴望融入到群体中而看电视，以便和别人有更多的话题。如果是为了群体归属的需要而看电视。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群体对融入群体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还需要从每个群体对归属感的需要程度分析。文化不同，人们对群体归属的需要显然是不同的。海洋文化和农耕文化对个人与集体的解释是有差别的，古代和现代文化中对归属感的理解也不同。传统的传递观下，人们往往对行为背后的动机很感兴趣，却对动机出现和产生的原因却很少追问。或许在传统的传递观主导下的研究者来说，这种追问是没有必要的。于是，我们看到类似的经验解释不断出现。例如人们喜欢自拍是因为自恋情结；看暴力电影是因为希望得到力量；传播谣言是因为对环境的不确定性。

那么产生这些行为的动机原因是怎么样的？不同的人群同一种行为的目的是否是一致的。郭建斌在观察独龙族看奥运会开幕式时发现，他们对于开幕式所展示的有关中国文化内容不熟悉也不是很感兴趣，唯独对身着自己民族服装的儿童格外关注。或许其他人是为了观看奥运会，而独龙族人民是为了看自己民族在电视上的表现。这个事例生动的揭示了同样的媒介内容，在不同的文化下所呈现出的不同景观。如果不去理解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和文化背景，是无法理解其行为动机产生的原因的。凯瑞提倡的文化研究取向，是把诸如性别、阶级、种族等内容纳入到传播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行为的动机，还要探索行为产生动机背后的原因。深刻的揭示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过程所承载的意义。因此，文化不再是研究传播时可有可无的背景，而是需要推到前台的重点。只有从历史的、阐释的层面看待传播，把传播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中，才能理解每一个传播行为背后的原因，也才能摆脱行为主义研究的窠臼，开拓出新的领域。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擦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2]凯瑞认为：作为一种尝试，仪式观主导下的传播研究能够消除因为过分追求实证数据而失去生命力的现有传播观念。“我们建构、维系、修正、改变现实的努力是发生在历史中的、可公开观察的行为。我们对各种符号系统的建构来创造、表达、传递关于现实的知识及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科学、新闻、宗教、常识乃至神话。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些形式之间有什么差异？它们中有什么历史的、可比较的变化？传播技术的变迁如何影响我们具体的创造与理解？社会中的各个团体是如何为界定真实斗争的？”这些问题是传播研究必须回答的其中的几个问题。[3]仪式的传播观主导下，传播研究就是要回答上述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考察信息的传递过程。

三、仪式观的研究方法

传播的仪式观为传播研究带来新的源泉，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启发。格尔茨认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4]与传播的传递观研究追求规律，运用实验、统计等方法不同，仪式观主导下的传播学研究并不注重规律的探寻，而是对文化的多样性进行探究，去解释活生生的、形态各异的文化存在。受到格尔茨的启发，凯瑞提出文化研究不一定要把文化、社会冲突、共识、行为等简约化，要去关注传播过程中的符号和符号被传播的过程。因此，传播的研究就应该是研究符号，研究符号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符号被创造、维系和改变的过程。研究符号就不能像传统的经验研究那样，通过抽样调查统计的方式，把研究对象归为毫无特色的大多数，甚至不关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只关心研究对象样本出来的某种抽象的规律。也不能在实验室里靠设计出某些规则来验证研究对象的行为。而是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去，以研究对象的观点去观察、思索、行动。人类学家进行的民族志似乎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格尔茨在谈到当面对官方驱逐斗鸡行为时，他没有拿出自己的证件表明身份，反而和当地人一起逃跑时，当地人便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人。仪式观主导下，传播研究可以吸取民族志的方法，深入到研究对象中去，理解每一个行为的出发点，理解每一个符号被创造、改变的过程。莫利的电视研究正是综合了传统的调查统计和民族志，取得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传播的文化学把人类行为看作是一种文本，而传播研究的任务就是“建构这一文本的‘解读’。文本本身是一个符号序列—言谈、书写、姿势—它们包含了解释。就像文学批评家的任务是对解释做出阐释。”[5]因此，从事传播研究，“就像努力解读一份手稿—陌生、字迹模糊、充满省略、前后不连贯、可疑的更改和偏颇的评论，而且不是用规范化的表音符号写成，而是用行为模式的例子临时写就的”。传播研究就是要考察动作符号，“通过考察人们肃穆的守灵、测量脑电波、让他们的亲人滚下山谷等等”，对这种情景建构一种解读：阐释这些动作符号所包含的意义。当然，凯瑞并没有给出仪式观下传播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但是后续研究者，沿着他的思路，通过不断地尝试，有一些新的发现，也值得我们继续努力探索。

四、仪式观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

凯瑞的仪式观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不得不承认，仪式观在一定程度上为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启发意义。

（一）理论的启示仪式观丰富了传播的定义。传递观下，传播是信息从一方传到另一方的社会过程。从定义上看是社会信息和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的过程。或者是交往、交流、交通、通讯等意思。从仪式的角度定义传播，传播与共享、联合、团体等有联系。仪式观下，“信息并不是讯息在空间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的目的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用来支配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6]传播的仪式观丰富了传播的定义，让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传播，传播既是交往、交流、信息传递的过程，也是共享、建构、维系的过程。传播的定义决定了我们以什么样的角度看待这一社会过程。国内经典的传播定义“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这是依据传递观视角下的解释。如果按照这个定义，研究传播就是研究社会信息诸如符号、互动，传播的主体、客体、过程等等内容。虽然研究这些内容及大地丰富了对传播的认识。但是没有从更广泛的层面揭示传播的内涵。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地域广阔的大陆不像从前地域狭小时代的聚落，人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祈祷或者参加仪式来重申认同。大众媒介和交通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的整合和统一。通过传播，人们有机会共享同样的文化和信仰，共同体得以想象。如果再继续传递观主导下的传播，把注意力分散到传播的各个要素或者注重传播过程的控制，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见面的成员间是如何共享某种信仰的。传播的仪式观将人们收看电视，阅读报纸的行为看作是参加仪式，对现实的确认，这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传播的复杂性。仪式观丰富了对传播的过程的理解。传递观下，对传播过程中的要素进行了划分。就像拉斯韦尔的直线模式中传者、受者、信息、媒介、效果那样，传播的过程是信息内容通过媒介在传者和受者之间的传递。

凯瑞的仪式观，传播是“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7]在整个典礼或者说传播过程，就不存在传播者、受传者之分，而只有参与者。传播中的要素，每个人都是被邀请的参与者，不仅仅是被动旁观者。只有理解这样的传播过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情况下，尽管人们在传播中并没有得到实质的信息，但却愿意周而复始的出席或参加这类活动，因为作为参与者，人们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感。传统的传递观过多地强调大众传播的主导性，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每一个参与到传播的人都是整个传播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是这个仪式过程完成必须存在的主体。通过仪式观才能更好的理解新媒体时代，人们的自拍、点赞、转发等行为。仪式观丰富了对传播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传递观下，传播是为了实现控制的目的。为了实现既定的传播效果，就要研究传播者，所以就有了对休眠效果、遗忘曲线的研究；研究传播技巧，所以就有了两面提示，一面提示的心理学实验；研究受传者，就有了使用与满足，第三人效果等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确实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播和传播意义，但是我们依然感到了某种不足。仪式观下，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建构一个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因此，研究传播就是要研究这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被塑造的过程。结合仪式观的传播定义，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8]按照凯瑞的思路，传播研究就是要考察人们说什么、做什么、想什么和为什么会这样。仪式观下，传播研究关注的重点在各个文化背景下，理解人们所做着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而不是出自民族中心主义的俯视、猎奇。它比传递观主导下的传播研究更具人文关怀。而且，研究传播其实就是研究传播所生成的文化。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不能通过功能主义的方式全部掌握。传递观主导下的效果研究会把文化中的细微处忽略，而不能完整的把握传播的实质。仪式观主导下的文化研究能够有益的发掘文化和传播中的细微方面。

（二）实践的启示凯瑞没有明确给出传播的仪式观下分析传播的具体方法，但很多学者在仪式观的启发下，对仪式传播现象做出了解释和分析。特别是大众传播中的仪式现象备受关注。对电视仪式、新媒体仪式等的考察，拓展了传播仪式观的内容。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介通过介入到某些世界性、历史性重大事件，成为现代社会的媒介事件。媒介事件是指通过大众媒介呈现某些重要事件，让范围广泛的受众参与到活动中来的事件。如王室婚礼、奥运会、世博会等意义重大的事件通过媒体直播，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同时观看。卡茨和戴扬注意到媒介事件仪式、庆典的功能。因为在共同观看的过程中，类似参加一场仪式，每个观看者是这场仪式的参与者，是事件的见证者。正如凯瑞提到的那样，人们读报纸更多的不是把读报看成获取有用的信息的行为，而是将其是参加一场弥撒，一次仪式。通过看同一份报纸，想象远方的某个或某些人也像自己一样在做着同一件事，一种仪式感油然而生。在媒介仪式中，“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更大范围的人们被电视聚居在一起，共同参与到世界性的事件中，这就像是传统社会里，小聚落里的人们在一起出席某个活动。哪怕从这个活动并不能得到实质性地好处，人们也从这个活动中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慰藉。目前国内通过仪式观来分析具体的传播情境，如分析《新闻联播》的仪式功能；电视成年礼仪式的社会意义等等。通过传播的仪式观，才能够理解我们保留了类似春晚这样的电视节目的原因。在观看春晚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得到释放，传统文化得到弘扬，现有的价值得到重申和巩固。人们的社会生活离不开仪式，更离不开传播。仪式是社会整合的必要形式，仪式就是传播。报纸、电视、新媒体只是被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有效利用到仪式当中。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地理范围巨大，那种在小范围内就可以举行的传统仪式已经不可能。借助媒介，定期举行仪式，对社会进行重新整合是有必要的。

五、结语

仪式观并不是凯瑞第一个提出来的，但确实是他第一个系统明确的阐释了传播的仪式角度。而且，传播的仪式观也存在缺陷，比如凯瑞推崇的阐释，更多的依靠研究者个人的天分而不是某种有据可依的方法。但是仪式观确实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播，也丰富了传播的研究取向，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我们不能期望研究者能解决完所有的问题，对一个有价值的议题，还需要后来者不断的完善和更新，在借鉴和批判的过程中不断改进。

作者：叶春丽 单位：玉溪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