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篇

关键词 雕塑 借鉴 传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J305 文献标识码：A

Reflections on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Sculpture Culture

ZHANG Shengyu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31）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sculpture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deep soil，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continued to improve the art of sculpture， eventually forming a fusion of the entire nation's cultural awareness，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thinking consciousness， aesthetics a complete system of thought and philosophy of art ideas. In this pape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ulpture， status， around how to make sculptures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better development， talk about the author's views.

Key words sculpture; learn; heritage; development

1 中国的雕塑艺术源远流长

中国雕塑艺术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石器加工是“雕”的源头;从泥土到泥偶、陶器是“塑”的起步。如北京猿人的石刻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是古人最初造型意识的体现。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大量雕塑品，如河北武安县出土的石雕人头、石雕动物。到公元二十一世纪上古三代，雕塑艺术已有一定的发展，典型的是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雕像，如人面纹方鼎;四平方鼎;兽形觥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鹿形兽、莲鹤铜方壶、牛虎祭案、铜武士佣等。到了秦代，出现了青铜雕塑和规模较大的秦陵兵马俑。到了汉代，出现了大量石雕和陶雕，如织女石像、卧虎石像、石兵马俑、侍女俑，俑、说唱俑。到了汉代出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铸像。到了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石窟雕塑、寺观雕塑、陵墓雕塑，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到了隋唐五代，在保持了寺观雕塑、陵墓雕塑的基础上，石窟雕塑发展到了震撼中外顶峰级的敦煌莫高窟彩塑。到了宋代，出现了更为进步的雕塑艺术，代表作是灵岩寺的罗汉彩塑群、晋祠的圣母殿彩塑群。到了元代，出现了喇嘛教梵式雕像，包括传统佛教造像和道教造像。到了明清代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陵墓雕塑，代表作可见北京的十三陵和南京的明孝陵以及山西平遥的双林寺。同时，明清的建筑雕塑和赏玩雕塑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2 新中国雕塑艺术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雕塑艺术有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刘开渠等一批卓有成效的雕塑家，代表作是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泥塑《收租院》、《农奴愤》等，这些作品反映了旧中国的农民和农奴的苦难遭遇。这类雕塑人数多，场面大，要有众多优秀雕塑家共同完成。这些作品既继承了传统泥菩萨的制作方法，又保持了新中国社会现实的背景特点。

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雕塑艺术体系被纳入到我国大学教学范围，从此东西方雕塑文化开始碰撞，广大雕塑人从此很方便地就可接触到西方雕塑艺术，各种风格流派争奇斗艳。在传承发展中人们纷纷吸取中国传统雕塑艺术和西方雕塑文化的精华，造就了一批现代优秀雕塑家。如马改户老师的群雕《丝绸之路》;邢家传老师的《杨虎城将军》;陈云岗先生的《高山流水》《大江东去》;钱绍武大师的《》等;吴为山大师的《老子》等。由于我们雕塑界人士对传统艺术进行传承审视、批评和梳理，对现代艺术进行探索和尝试，使雕塑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交流和传播。

3 探索、借鉴、吸收、传承、发展中国雕塑艺术

当今我国在政治、经济、科教、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开放的中国已融入到世界大环境中。中国雕塑艺术已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我们的领军人物吴为山大师已把作品展办到了欧洲，并震撼了国际雕塑界同行。我们要对东西方雕塑艺术和传统艺术文化深入地解读和研究，在发展中国雕塑艺术上下功夫。要自始至终传递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精神，要显现出中国人深层次的艺术特点和情感。

中国的古代雕塑文化蕴藏着巨大的艺术价值，她等待着我们后人去开发、借鉴、吸收。如秦始皇兵马俑与人物身姿形态十分接近，手足头部等细处运用捏、贴、堆塑等手法进行细致加工，因而避免了千人一面，产生出几十种不同的脸型，一百多种不同的神情。少年士兵圆润面庞露出稚气，壮年士兵沧桑面容透出成熟，有面带哀伤思乡怀远者，有神情刚毅志在建功者。陶偶具有关西人的容貌特征，长脸、（下转第72页）（上接第70页）厚唇鼻梁挺直。陶马用分块发制作完成，它们膘肥体壮、四肢较短，是典型的甘肃河西马种。

又如甘肃敦煌莫高窟，规模巨大，洞窟有四百九十二个，彩塑有二千四百多身，在二百五十九窟泥塑“佛生像”是北魏前期的作品，佛像作伽跌坐，手足禅定印，佛面方圆，细眉弯长，嘴角含笑若语，通肩圆领的朱红僧衣特别醒目，单衣贴体，显示身体的起伏变化，衣纹用流畅的阳刻线条表示，集中了笈多造像的风格。另二百八十五窟的“禅僧像”又体现了另一种造像风格，神性化降低，人性化、世俗化倾向明显，禅身结伽跌坐，头部身体被红绿相间的方格袈裟包裹。塑像面部刻画精致，五官写实生活、神态平和，完全是根据中国人的形象特征绘塑而成。这表明人们在创作过程中已在大胆参考现实生活中的形象，佛教造像本土化又向前跨了一步。敦煌莫高窟是在砾岩壁上开凿起来的。由于石质疏松故难以雕琢，所以都采用泥塑加彩的形式，并和壁画相结合，产生了塑绘完整统一的艺术效果，达到有史以来造像艺术最为精美的效果。

又如明清的赏玩雕塑也很有研究价值。赏玩性雕塑自宋展到明清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在民间形成了具有影响的地域性生产制作基地：天津、无锡、苏州的泥塑;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的木雕;广东石湾的陶雕;苏州、扬州的玉雕。而且出现了名留史册的赏玩雕塑家，如清代江南人杜士元，以微雕而著名，这人可在核桃上雕刻成载人小舟。另一个是天津人张明山，善做泥塑，时人称他为“泥人张”。这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华都有待于我们去借鉴和吸收。

同时还要对世界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各种艺术潮流和风格进行研究和借鉴，结合本民族的实际，从传统艺术中吸取营养，从现代艺术中吸取精华，努力为中国雕塑的发展添砖加瓦，要以自己民族艺术风范来丰富世界雕塑艺术宝库，要傍依本民族的文化遗产，立足于中国实际现状，在吸收国内外各民族艺术智慧的基础上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要在创作中“寻根”，要寻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格，结合世界各民族艺术之精华，走中国式雕塑艺术之路。有多少梦想就会有多少诗篇，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报，只要我们不怕艰辛，不断进取，美丽的雕塑梦想之花就会向热爱雕塑的人开放，愿我们热爱雕塑事业的人能通过辛勤的拼搏，书写美丽奔腾的历史篇章。

参考文献

[1] 杨祥民，倪建林.雕塑艺术：大匠之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2篇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 “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文革”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第42页。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3篇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史》中认为：“‘’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 “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史》。

⒁周策纵《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4篇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的。本文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入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思想道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渊源，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丰富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我们从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的精神体系，该体系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其核心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虽带有民族特色，但它也是兼容之学。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上网思想桥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丰厚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也就是我们应该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好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人民可接受可以理解的表达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产生共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灵魂和强大精神支柱。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助于坚持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思想文化、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方面，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社会理想有相通之处，它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人类早已幻想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2]。”可见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追求，这种追求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同等意义的社会，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存在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相通之处，毋庸置疑，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过蒙昧时代、中世纪时代和近代的发展，“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虽没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范畴，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都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在先秦表现为“天人”、“名实”之辩；在西汉表现为“道”“物”之争与“神”“形”之辩；在魏晋、隋唐表现为“有”“无”“言”“意”之辩；最后在宋明形成“理”“气”“心”“物”之争。这样，就从最根本的理论点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也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经济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藏的经济思想为补充，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在文化上认同和接受奠定了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在中国的融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二者在经济理论方面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取予有度”的分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按劳分配”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主义消费分配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经济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经济文化条件。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将会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传统廉政文化；廉政务实的思想；道德自律；廉政制度

2013年4月19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评价，从根本上反映着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客观反映。主要内涵是从政的思想和道德、从政的社会文化氛围、从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纵观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总有一批在政治上具有卓远见地，在实践上清廉勤勉的政治家与思想家，他们不仅提出廉政务实的思想，而且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传统廉政文化的指引和方向。《周礼》就曾经提出，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政、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不仅仅要求个人品德上的清廉，还包括许多方面的执政能力。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民本思想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唐朝“安史之乱”后，思想家陆贽曾说：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后又说：得众而得国，失众而失国。

（二） 尚贤思想

其思想内涵有三点：一是反对任人唯亲，提倡重视才能。战国时期的商鞅曾说：虽贵无所劳华。孟子也说：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是统治者要能做到求贤若渴。“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三是让民众来评价实际考察，先试而后用。孔子云：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乡人皆好之，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三） 德才并重，以德为先

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宋代司马光也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的内涵和德的培养有着丰富的内涵，节俭、爱民、正身都是德的重要内容。“俭，德之共也”。“去甚，去奢，去泰”，就是去掉身上那些过分的欲望和要求。孔子说：慎用民力，使民以时。董仲舒f：不与民争利。重德的思想还表现为把德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起来，强调德才并重，以德为先，这是一条基本的用人经验。

（四） 公私分明

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是腐败者的常用手段。公私分明，是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区别。战国时期的商鞅曾说：公私不分的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危亡的大问题。思想家们同时还提出：任公而不任私，不以私爱而公义。“国耳忘家，公耳忘私”。秦汉以后的思想家们往往在“廉”这个字的前面加上一个“公”字，叫公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公私分明，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家喻户晓的廉吏。在他临死之前，他向皇上陈述：我在成都有八百棵桑树，有薄田十五顷，衣食都是官给的，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财产，这恐怕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官员财产申报书。

（五） 正身律己

注重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就多次说过政与正的关系。孔子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者应当经常的自省，见贤思齐。君子之德风，“上之所好，下必甚之”，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曹操崇尚节俭，百官不敢穿新衣服。

（六） 家国同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伦理教育来培养官吏的廉政行为，是廉政培养的一条具体途径。《尚书》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吕氏春秋》云：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节俭与孝是家庭伦理、个人伦理，忠和廉是政治伦理，我国古代廉政文化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促进和保障廉政行为，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七） 循名责实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6篇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因而管理越是能够利用当地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管理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有必要探讨一下两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传承，形成了符合中国人的独特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体系，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我们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毫无例外地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紧密的联系，但要看到，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初级的、无意识的，并没有和现代管理相对应，也没有形成能系统性地影响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管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最初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到开始反思这种简单的照搬照抄的模式，探讨如何突破瓶颈，开始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实践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因素，整个社会兴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比如管理界兴起了“中国智慧热”，相当多的企业家开始在企业中实践《弟子规》、学习中国式的领导学等等。

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之间的融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管理的影响。传统文化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先天性的不足之外，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它，也要正确的看待它与西方管理的关系，从而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管理实践。

1、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

从目前来看，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能从“道”的高度指导现代管理，甚至有些高度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关于企业的根本定位，在理论上，《论语。雍也》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实践中，“全聚德”、“德发长”、“信祥和”、“同仁堂”、“荣昌祥”等等，无一不是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均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企业的目的必然定位于企业的外部，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企业的目的必然居于社会之中，因此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定义：创造顾客。”（《管理的使命》彼得。德鲁克著）的说法一模一样，但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再如对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的描述，在《易经》中有“群龙无首，吉”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组织就能达到最佳的效率。而在西方管理实践中，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目的也是能让每个人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量，从而帮助员工实现他的各种需求（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既是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管理智慧的结晶，但是如何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现代企业的创新管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更多的去领悟，去实践。

2、传统文化在管理中薄弱的一面

与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相比，传统文化薄弱的一面体现在它缺少“术”的一面。传统管理文化局限就在于它在境界上高，但在如何实现它所追求的结果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方法。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只能去探索、去总结经验，但无法直接去实现共产主义。而现代西方管理学在“术”的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如在如何赢得顾客方面，有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在管理学中，有德鲁克的《管理的任务、使命、实践》，在战略方

转贴于

面，有波特的《战略管理》……，可以说，几乎所有涉及到管理的东西，西方管理能从理论到方法实践提供指导，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管理已经形成了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而我国传统文化只是停留在哲学高度，而缺乏具体方法。

从吸收掌握的角度看，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的要求要更高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要求是“知行合一”，要在管理中去实践，必然就要求实践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实践更多地开始于企业家、开始于领导者，内容上大多偏向于提高领导的个人修养，偏向于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在实践中却很少能应用到底的原因。

三、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管理

1、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丢弃西方管理学。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是“道”与“术”的关系，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而且，现代社会是多种文化、多种观念、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社会，我们不迷信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他们的取得成功的方法与策略；我们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包治企业管理百病的良方，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予以人的思想的启迪，取精华而去糟粕，辩证的应用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西方管理好比参与竞技的装备和武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驾驭这些装备的智慧和技巧，单纯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

2、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脱离基本的管理常识

现代管理依然是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它就必须具备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人性是自私的，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先使服务目标得到利益，也就是先达人后达己。在管理活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管理者经常忘记这一规律，如老板让员工学习《弟子规》，让员工用《弟子规》来规范日常行为，员工因为实践不实践《弟子规》，对自己的利益增加没有任何帮助，最终的结果是一如往常，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始终结合不到一块去。

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还需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接收主要靠教育，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外结合”、“知行合一”的特点决定了教育与接收的最佳阶段是从青少年。而目前的管理却是直接面向成人，这就给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管理造成很大困难，因为接收对象的价值观已成型，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有很能大一部分与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不一至。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一项短期或轻松的工作，而是要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素质要求较高。当前我国的管理学界，既对传统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又具备一定的管理素养，两者兼而有之的大师级人物较少，造成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融汇、传播上难以形成推动力。例如，说到法家，大多数人认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实行法制，但冯友兰先生则说：“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这套法家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管理上如何得到合理的应用，如果不是大师很难抓住要害，更勿论在管理实践中实施之。

四、结束语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7篇

【关键词】成教学生；传统文化；教育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外来文化以迅猛的态势涌进我国，这既为我们吸收国外的先进文明成果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我国思想领域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特别是对思想活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熟，是非分辨能力有待提高的青年学生影响尤其巨大。因此，在探索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不能忽视对成教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一、成人教育学生的特点分析

（一）生源差异

成人教育的对象大致为两部分，一部分对象是已经基本上具备了一定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经历，已经走向社会并且拥有工作岗位的夜大、函授学生，其思想状况与全日制学生相比就更为复杂。另一部分学生是高考落榜生，他们身上仅有的一点传统文化知识绝大多数是通过中学的语文课和历史课，更多地担负了传承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功能。在中学历史课程教学中，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讲解仅仅停留于书本和教材。从以上生源来源看来，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地域分布、从事的不同行业，既有传统行业，也有新兴行业。同时，在职职工中有高层管理者又有中层和一般职员，而且更多的是想自己再充电提高的一般职员。学员之间年龄悬殊很大，造成了学员思想认识的不同。年龄大的学员思想相对成熟，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年龄小的学员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新的事物，然而，单纯、幼稚、好冲动，对事物的看法有时片面、偏激。

（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成人学员虽都经全国成人高考正式录取，但因成人高考门槛较低，各人的文化底子不同，社会经历不同，所处环境条件和所受教育不同，形成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及认识能力，造成对事物的评判有深浅之异。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学员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思想教育。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倾听他们的意见要求，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最终达到全体学员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共同提高。

（三）工学和家庭的矛盾突出

成教学生角色复杂，每一种角色都赋予他们一定的义务和权利，并在生活中逐渐养成相应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习惯。他们从不同的角色转换成学生，要坐下来专注于学习，必须排除各种干扰，正确处理好工作、学习和家庭的矛盾。

（四）学习的功利性较强

由于成教生与全日制学生相比，来源广杂，有的是为了升职、升级必须解决文凭来上学的，有的是因高考落榜而为了找工作、找饭碗来花钱读书的，还有的是为了学专业技术、学真本领，以满足工作对专业技术的需要来上学的。即使是存在着不同的学习心理，但他们在学习内容的追求上是几乎一致的，就是务实、急需、有用，希望能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二、加强成教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思想和文化传统.以其厚重的底蕴和深邃的哲理，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和道德的启迪。具有陶冶情操、修养道德、摆脱庸俗、提高境界的功效。

（一）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有利于培养成教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成教学生在对古代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文的阅读和理解中，会潜移默化地接受先哲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接受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中华民族得以绵延昌盛的宝贵精神财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爱国主义思想的培养，能够增强成教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使其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培养成教学生的积极进取精神

在对待自身境遇上，顺境不骄，逆境不馁。传统文化中这种刚健自强的奋发进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之所在，在国家强盛时期和国家危难之际，它都曾激发过民族斗志，培育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对成教学生而言这必须具有的一种开拓进取精神，是现代社会对成教学生的一种要求。正是因为成教学生自身的特征，要勇于面对困难，善于创造，积极创新。

（三）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有利于培养成教学生的健康人格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道义对人生的重要性，把道德、道义作为人生的基础。仁人志士的理想人格在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锻铸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下，一些成教学生单纯重视自己知识和技能的提高，过分强调功利，而忽视人格的养成。因此高校应大力加强传统文化中的人格教育。

（四）和谐统一的兼容品德，有利于培养成教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和谐统一，对于协调和改善人际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教学生的个体意识日趋增强，群体意识、团结协作精神逐步削弱，人际关系趋于冷漠。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让他们懂得人人需要他人的帮助，引导学生关心他人，珍惜友谊，团结互助，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三、加强成人教育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

（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和形式的改革

在成人教育教学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选修课。目前，成人教育学生的政治理论课只有马哲和邓论、法律基础三门课程， 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和重视，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如果能够增设一定学时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让学生在哲学思考、文学欣赏和道德审美中，养成崇高的人格和健康的人生态度。教师也可以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讲座，从文化精神入手讲授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师可以设计出一个个专题讲授，每个专题可以参照百家讲坛，要讲得生动形象，高屋建瓴，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与自学兴趣，为他们的思想创造提供广阔的空间，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

改革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考试是对整个教学过程和效果的总结和检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可以采取以学生写读书报告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实行开卷考试。要求学生在读原著的基础上，撰写论文，要求有充实的资料、独到的见解。这就促使学生自己去广泛搜集材料，研读经典著作。通过形式多样的多媒体教学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过程中，应重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手段的完美结合。利用现代化的一切手段，通过实物形象、图片、声音、动画等制作成多媒体课件，以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兴趣，还可以借助电影、电视剧、辩论赛、演讲比赛等动感画面，来诠释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二）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传统文化的传承教育问题，不是一件机械性、工具性、程序性的事务，它是一个漫长的浸润过程，要有效地对成教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需要全体成教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成人教育者可以利用黑板报、校园文化专栏等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通过互联网、专题讲座、参观古迹、博物馆、纪念馆、多媒体等形式多方面多角度地向学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还可以突出学生社团和学生会的作用，搞一些相关活动，比如中国传统典籍的欣赏及朗诵活动；组织学生过中国传统节日，尽量发掘中国的传统民风民俗；针对学生所学的专业，介绍中国相关传统行业的规矩和习尚，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潜移默化中对他们加以传统文化的影响。还可以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将传统文化融入学生喜欢参与的团队活动、课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中，如优秀古诗朗诵比赛、历史事件演讲等等，在活动中学习传统文化，利用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三）优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大环境

当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但是在有着悠久灿烂文化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依然没有被摆在重要的位置。这不能不让我们痛心和反思，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大众化教育势在必行。要养成全社会重视传统文化的普遍风气，必须要加强相关的理论宣传。在社会公共舆论的领域内.要鼓励电视、电影、报纸等传媒严肃地、有责任感地担负起推进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冯秀珍.中国文化传统纲要.中国法制出版社[M].2003年出版.出版社.2003年出版.

[2] 罗英侠.浅谈成人高教中的传统文化教育[J].中国成人教育，2007（8）.

[3] 孙普阳.浅析在成教学生中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8）.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8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学；爱国主义教育；小学；阶段德育；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6）19-0156-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19.101

一、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现状

作为德育教育的根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作为学生德育最主要的一部分，弘扬中华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但由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对这一方面进行教学时，大多数都是照着教材来进行教学，十分枯燥无味。而小学的学生处在一个好动的年纪，如果课程枯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大大降低，使得学生对知识的了解也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样的课堂教学是失败的。因此，只有改变教学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才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在此基础上慢慢树立起爱国思想。

二、《传统文化》教材分析

《传统文化》这套教材，以齐鲁文化为主，反映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其以诵读原创为经典、感怀名人志士、游历名山圣水、品味艺术之乐为基本活动内容，旨在使民族文化得以血脉相承，使少年儿童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从而陶冶情操，开启心智，提升志趣，提升综合文化素质，激发爱国情感，培养民族气节。

三、如何在传统的文化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渗透

传统的文化教学最主要的就是向学生进行知识灌输，大多数都属于死记硬背，虽然学生可以用这种方法将老师所教的知识记住，但学生并不喜欢这种知识记忆方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如果教学方法不得当，就会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相应的下降。因此，在当今的课堂上，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运用多媒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现在大多数的学校基本上都配备了教学多媒体，因此，教师可以考虑运用多媒体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当然，运用多媒体并不是干巴巴地放几张PPT，而是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个平台，更好地让学生领略我国的传统文化，从而更好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接下来，我们以教材中名胜佳境这一部分为例，详细地说明一下。

教材中名胜佳境的第一部分主要分了四块：泉城济南、佛教名胜千佛山、名泉之冠趵突泉以及泉城明珠大明湖。教师在进行这一部分进行教学时，可以先给学生放一些图片，让学生自己讨论这些图片都是哪些名胜，这些地方具体的位置在哪里。运用这样的教学方法，课堂气氛很快就可以活跃起来。这样一来，教师授课的积极性也大大提升了。等学生讨论完毕，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答案，激发学生的兴趣，更好地引入这节课的教学内容。在学生都认识了这些景点后，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一个个的解说这些名胜。当然，在这期间教师需要给学生播放一些相应的视频来帮助学生更直接地了解这些名胜，帮助学生加深记忆，促进知识更好的理解与吸收。在学生观看完毕后，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了解学生对这些影视资料的看法。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将这些名胜曾将发生过的大事件告诉学生，从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果学生的兴趣十分浓厚，教师可以给学生留下课外作业，在课后以多种方式如向家长询问、上网查资料、去图书馆进行图书查阅等方法获取更多的知识，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自主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二）进行学生之间的互动，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教材的艺术乐园这一单元中，关于对联与成语这两部分，学生是比较生疏的，特别是对联这一方面。因此，教师在进行这一部分教学时，可以提前让学生收集一些经典的对联、成语。在上课时，教师首先教授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交流，以使学生领略到祖国文化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成语这一部分，教师可以让学生自己解释他们所收集到的成语。如有错误，教师可以在旁进行纠正，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这个成语的印象，还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更有利于教师授课。

四、整合学校活动，提高爱国教育质量

在开展传统文化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上，学校还整合学校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如在学习了《三孔》这部分内容后，学校可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赴曲阜泰安开展游学活动。在“三孔”，学生感受了“至圣先师”孔子穿越历史的不朽魅力，品读到中华文化深厚的积淀。在曲阜师范大学，学生聆听了专家的国学报告，增进了对国学的深层感悟；在岱庙和泰山，师生们赞叹了巍巍中华的钟灵毓秀，感受到泰山厚重的文化积淀，使得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增强。

五、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内容丰富多彩，而且绝大多数仍然对现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在进行传统文化教学时，教师需要联系其中精华的部分进行教学。对于爱国主义这一方面的教育，教师需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大胆进行讨论。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进行户外教学，进行教学实践。当然，教师自身也需要注意提升自己自身的教师素养，不断学习新知识充实自己，以更好地为学生传授知识，让学生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更好地接受爱国教育。此外，教师要继续加大《传统文化》的教学力度，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紧密结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大学生；文化传承；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4）20-0089-02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核心价值的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未来的思维形成、行为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潜在影响，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加快，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部分学生出现了忽略传统文化的倾向。[1]大学生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接受新鲜事物最快的群体之一，但在文化传承方面却出现了失衡的现象，这种现象值得深思。本文以河海大学常州校区为例，调查了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的现状，分析其原因，以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促进大学生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承的任务。

一、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现状

1.大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掌握现状

中华文化是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沉淀发展形成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一不涉及，还涵盖了道德、礼仪、价值取向、思维形成等丰富内容。此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些题目来了解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情况。其中有一道高中学习过的文言知识的客观题目回答的正确率不足70%；均阅读过四大名著的学生占调研总人数35%；能讲出5个以上传统节日起源的学生只有25%；在对于自己家乡历史文化了解程度问题中，有深入了解家乡文化的学生不足6%。以上几个方面的调查显示，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不足，掌握不够，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有不利影响的。

2.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情况

传统文化意识主要是指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直接关系到他们学习传统文化态度。问卷调查显示，48%的学生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关于是否应该继承传统文化，22%的同学认为应该继承并发扬，77%持中间态度；在大学生对传统节日的重视调查中：30%的同学认为节日放假可以更好地体验节日意义，70%表示无节日感受；有69%的同学喜欢春节，31%的同学选择了圣诞节。在古典书籍阅读方面，只有27%的同学愿意学习。对于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看法，47%的同学持乐观态度，32%持中间态度，21%的同学持悲观态度。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较低，对文化的认同感并不高，这对文化传统有不利影响。

3.传统文化学习途径情况

大学生获得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途径很多，根据问卷调查所得，有65%的同学主要通过课本知识了解传统文化相关知识，17%通过长辈讲述了解，还有17%的同学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了解，1%的同学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可见大学生主要了解学生的方式是书本知识，但事实上，书本上所教授的知识大学生吸收的效果并不好，大多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学习，过后就遗忘。同时，也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途径过于狭窄，大部分只局限在课本知识上，课余通过其他方法了解的较少。

4.大学生传统道德践行情况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厚重的道德追求。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最高道德标准。“仁”的含义包括“克己”“爱人”两方面，而以“礼”为准则。但是在中西方文化不断交融的今天，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传统道德意识渐渐淡化。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的大学生虽然拥有优秀的学业成绩，但缺乏合作精神，待人接物缺少文明礼貌。”[2]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弱化主要就表现在这两方面，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在校园中主要表现为：在自习室大声讨论题目，考试作弊手段层出不穷，宿舍同学相处越来越困难，为各种小事儿大吵大闹等等。二是行为举止欠缺文明礼貌。主要表现为：不按顺序排队，随意损坏公共财物，上课时大声喧哗，目无师长，公共汽车上不愿与老人让座等等。这些都是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弱化的表现，而思想道德素质的弱化则是学习传统文化不够的具体行为表现。

当代大学对传统文化知识掌握不足，传统文化意识薄弱，传统思想道德素质弱化等，这些结果都显示出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情况是不容乐观的，这不得不让人陷入沉思。

二、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知不足原因分析

1.客观环境影响

大学生对于事物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而今大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知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父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父母是在成长过程中陪伴孩子最久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父母大多是60年代到7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是比较恶劣的，这就导致了父母阶层的目标大多是求温饱，而不是追求精神文化需求。并且在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传统文化被一度认为是腐朽、古板的旧文化。如今大多数父母的心愿被狭隘地定义为“考上重点大学”，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让孩子在课余时间上补习班，却不认为应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2）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缺乏。教育是大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途径，但问及关于已经学习过的文化知识时，回答的正确率却不足70%，教育的效果不尽人意。在我国，大多数高校是不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高校为了赢得更好的生源，在教学计划上更重专业而轻人文这种带有功利性的教育不仅对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的培养、人文素质的提高不利，还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变得急于求成。尤其是理工科院校，人文社科类课程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存在，并没有纳入学生的教学计划中，选修课往往课程内容分散，学生无法进行系统性的了解与学习，这就很难带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与此同时，老师的素质也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古语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在大多时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只关注到了解惑这一层，对于学科的整体内涵，以及上升至哲学问题上的地方却极少涉及到。一方面当今的老师也是从应试教育中走过来的，自然地将以前的学习结构、框架带入到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3]另一方面是教师的责任心与道德素质还需要进一步地提高。一些老师对职业的认识不够，对职业的荣誉感不够，他们认为教书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并没有把引导学生承担起传统文化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成就目标。

（3）社会大环境影响。经历后，中国经济倒退了十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当前中国社会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推崇拜金主义思想，并且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快节奏生活，也让人们在工作生活中变得急功近利。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人们变得越来越现实，社会上主流认为对个人发展有用的是各种专业证书、等级证书等，培养人文素养，提高综合素质就显得对自己“无用”。

（4）外来文化入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文化不断融合与碰撞，然而渐渐形成一个词――文化入侵。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传统节日与外国节日的不同待遇。“洋节”在近年来大受追捧，而中国传统节日却呈现萎靡之状；其次就是饮食文化，麦当劳、肯德基、韩国菜、寿司等在中国大受欢迎；再次就是西方价值观的渗入，大学生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崇尚自我，变得更加自私，越来越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大学时期是人生重要的成长时期，同时学校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给学生。大学生踏入相当于半个社会的大学，面对大学里多元的文化，许多大学生对各种各样的新鲜信息没有一个好的判断力，最终往往选择盲目跟风。部分大学生在此过程中甚至产生了民族文化无用的想法。

2.主观原因分析

（1）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存在偏差。由于教育体制问题与大学课程设计的限制，大学生缺乏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性学习，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很难有清晰的认识。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等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并富有民族特色。近百年来，传统文化经历了被抛弃和重新拾起的跌宕过程，这一过程对当代的大学生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许多学生对一些传统文化存在误解，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糟粕，比如认为《易经》是算命的，《孙子兵法》已经过时，阴阳之道只是迷信之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早该被丢弃。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由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认识存在偏差，很难理解这一点，也就更难积极地去学习。

（2）大学生功利思想过重。古代职业地位排行是“士农工商”，士人为首，商人最末。然而如今金融热将这顺序颠倒过来。经济类专业受到大家热捧，人文社科类专业几乎无人问津。如今，读书成为了一个找工作的工具，通往社会的踏板。学生在选择大学时，关注的主要是学校的科研水平、师资力量、硕士点博士点数目、就业率等。[4]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铁饭碗早已打破，高的学历并不代表好的就业和高的工资，为了自己以后“长远的发展”，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只关注自己的专业知识，宁愿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专业知识和考取专业的证书上，也觉得比读古典名著、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和古典乐器这些貌似毫无作用的东西更有实际的意义，这也就导致传统文化无人传承的尴尬局面。

三、提高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的建议

在清华一百周年校庆上，同志在讲话中把“文化传承与创新”明确为高校的第四大职能。这就表明，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已经变成一个时代使命，社会各界对此都应该奉献自己的力量，责无旁贷。

1.对社会的建议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内容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思想品味和道德素养等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许多偏差，认为是封建的糟粕，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整体氛围对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等方面的影响。因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从而树立良好的价值观，帮助大学生自觉地学习传统文化。

2.对学校的建议

（1）利用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传承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籍、文物、遗址等就是很好的物质载体。而这些载体，就是学校可利用的资源。具体来讲：一是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学生参观民俗博物馆、名胜古迹等，让学生从中体味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二是学校应鼓励学生在课余参加当地民俗活动，让学生亲身感受当地的文化活动。[5]三是学校在当地民俗工艺厂建立暑期社会实践基地，成立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来了解学习传统文化。通过以上措施，让学生亲身参与到多元的传统文化相关活动中，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建立文化自觉。

（2）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校园文化活动是进行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方法，既给大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还在让大学生在活动中收获知识。学校就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宣传，以及号召全校师生学习传统文化。团日活动、演讲比赛、辩论赛都可以将主题设为了解传统文化、宣传传统文化。院校也可以组织形成一个传统文化社团，专门在每个传统节日组织活动，让大学生体验传统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3）改革完善教学体系。课堂教学是大学生获取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通过提高人文课程在选修课中的比重和增加一些必修的人文课程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开设文、史、哲等人文课程，引导大学生来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知识，从而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气质等。高校也应更加重视人文课程，加大对人文课程的教学投入，并提高此类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权重，以引起学生的重视。

3.对大学生的建议

（1）思想上，端正态度，增强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大学生应该端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应了解到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国家的瑰宝，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需要继承与发展的民族的根。正如在五四重要讲话中说到：“中国梦是我们的，也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中变为现实。”大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应该加深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牢记中国梦，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其精神，继承其精髓，是作为中华儿女不可推卸的责任。

（2）行动上，自觉学习，主动宣传。首先，大学生应该自觉主动地学习了解传统文化知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文化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这就需要大学生有一定的辨认能力，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其精华。其次，当对传统文化有一定认识与理解后，大学生应该发挥“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从正确的立场、正确的角度向周围的人群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群众、更多国家都能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谬解，从而对千百年来经时间冲刷却依旧流传下来的历史遗珠有着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黄小平.传统文化的缺失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0，（35）.

[2]范绪锋.著名史学家张岂之谈入世后传统文化教育：立足本土拥抱世界[N].中国教育报，2002-01-05.

[3]齐瑾.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看当代大学生传统文化的缺失[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3）.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0篇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经过世代累积，它已经深深的融入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而思想政治教育又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因此，将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一种良性互动模式，对弘扬中华文化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思想政治教育 结合 互动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集团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因此，可以构建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模式，吸收传统文化这座宝库里的精华，来达到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同时也可以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来传播和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模式的可行性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模式的可行性是由于二者在许多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

1、从内容来看。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为各种价值观和具体化的规范，它对人的影响既包括知识素养方面，也包括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教育、道德教育、社会规范教育。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包含了大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二者在内容上是高度契合的。

2、从功能来看。文化虽然是为人类所创造的，但它反过来却有塑造人、培养人的功能。从根本上说，人类所受的教育，也就是文化的教育。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是无可厚非的。例如，儒家学派主张的“仁爱”与“忠孝”，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头脑，对人们培养爱心与忠厚孝顺的品格有深远的教育意义。而这些恰恰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题中之义。因此，从育人的功能上来，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

3、从目标来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常见的就是关于培养理想的人的观念，比如对君子人格的崇尚与培养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之一，理想的君子具有贵和尚中、厚德载物、温良恭俭的优秀品质。再如，儒家文化倡导以人为本，注重人格修养和人文精神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这些都和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一致。

4、从价值取向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人的内在修养，关注社会政治和现实人生，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例如，《大学》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于亲民、在止于善”就是说做治国安邦的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并尊重民意，永无止境地追求至善至美。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关于培养人高尚的道德品质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是统一的。

二、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模式的重要性

1、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思想政治教育会更具实效性。第一，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底蕴。社会学家、思想家爱弥尔・涂尔干曾指出：“没有一个民族的道德教育是建立在把现实社会变成与传统毫无相关的白纸之上的。”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实践中提升其文化品位。第二，传统文化能为思想政治提供可行的教育方法。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内省性、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相统一、肯定主体自觉，这些都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者值得思考的。第三，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和吸引力。中国传统文化来源于实践，它之所以经久不衰，也说明它容易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音乐、诗词等有形的传统文化资源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切入点，这样既解决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形式单调枯燥的问题，又能吸引人们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所提倡的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思想。

2、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传播工具，中国传统文化能得到更为广泛的弘扬。第一，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活动，它的内容丰富，包括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等；形式也多样，包括理论灌输、实践锻炼、自我教育、咨询辅导。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用于视野和内容如此开阔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对人们的知识结构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同时能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力、欣赏力以及认同感。第二，能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西方多元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使当今青年一代对祖国的传统文化知识呈现欠缺的状态，如何更好地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成为教育者该思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的传播过程。若能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工具，中国传统文化便能从多种渠道和途径得到间接的宣传与弘扬，这也将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三、对如何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模式的建议

1、从理论来看，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辩证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优秀的精华，但也不免会有不值得现代社会推崇的地方。比如，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束缚人们的思想已然不再适合现在社会。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科学地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第二，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具有很强的育人功能。因此，传统文化中是有大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存在的，这就要求教育者要仔细研读中国经典著作，找出其中对思想政治教育有利的部分。第三，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要求我们在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同时，也应该自觉遵循文化教育的规律，注重不断拓展文化资源、充实文化内涵。思想政治教育学本身就吸借鉴了教育学、伦理学等知识，因此关注其文化价值不仅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与针对性，也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文化涵养。

2、从实践来看，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渠道。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要素，将教育内容渗透到人们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实践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如举办中国传统文化作品展、参观革命老区等，都能在历史文化气息里起到教育人的作用。第二，充分利用网络，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当代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人与人沟通的重要桥梁，可以利用网络这一载体，建立具有文化气息的红色网站、组织人们在论坛里讨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及意见、在网络上进行有奖知识竞猜等，这样就会有效地将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的内容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中。第三，政府、社会、学校要共同发挥作用，把弘扬传统文化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因此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能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宏村；规划；徽派建筑；文化保护

宏村是位于安徽黟县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村落面积19.11公顷，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公元1131年），至今800余年。它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常常云蒸霞蔚，时而如泼墨重彩，恰似山水长卷，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

整个村落水系环绕，水流依墙委婉而动，使它有着水一样的灵性；村内依水而建保留完好的明清古民居，使其成为徽派建筑村落中最有魅力的村落，成为徽派建筑村落的代表，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一、村落规划

宏村是中国古代依据仿生学建造，具有独特造型的“牛型村落”。始祖汪九是唐初越国公后裔。村子始建于宋代，其规划由一个名叫胡重娘的女子设计，该女子是西递古村一风水先生之女，嫁给了宏村一个祖先的族长，该女子运用了自己的才智，借助在京城身居要职的丈夫的力量，才有了完美的宏村……村内有着数百户粉墙青瓦的古民居群，特别是精雕细镂的承志堂、敬修堂；森严的上元厅、南湖书院；街道两旁古朴的店铺；充满诗意且碧绿如镜的月沼，以及碧波荡漾的南湖……如此美景构成了完美的艺术整体，带给我们悠久历史所留下的深远的文化底蕴。

整个村落的“牛”型结构被誉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大奇迹。巍峨的雷岗为牛首，参天古木是牛角，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如庞大的牛躯。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九曲十弯的水渠，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聚成一口半月形的池塘，整个形如牛肠和牛胃，其半月形池塘又名“月沼”。人们又在绕村的溪河上先后架起四座桥梁，作为牛腿。这种别出心裁的村落水系设计，不仅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方便，更创造了家家门前有清泉的良好环境。

宏村依山傍水而建，村后以青山为屏障，地势较高，可挡北面来风，既无山洪暴发冲击的危机，又有仰视山色泉声的乐趣。

二、村落建筑

宏村背倚秀美青山，清流抱村穿户，数百栋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静静屹立。它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民居建筑，宏村民居被称“高墙深院小窗户”，是徽派建筑的典型。

徽派建筑的主要特点就是青砖黛瓦马头墙。其中有讲究的房子布满木雕、砖雕、石雕，代表了身份、荣耀，马头墙本身则是为了防火，天井则是在下雨时蓄水应急，通风、透气、采光。高大奇伟的马头墙灰白的屋壁被时间图画出斑驳的线条，更有了凝重、沉静的效果；还有祠堂、书院和牌坊。走进民居，砖雕、石雕、木雕装饰满眼皆是，门罩、天井、花园、漏窗、房梁、屏风、家具，都在无声的展示着精心的设计和精美的工艺。

宏村现有明清建筑138座，粉墙青瓦，巷门幽深。建筑的马头墙高低错落，真是“高高低低马头墙，黑白分明瓦与墙”的典型徽派建筑。若没有马头墙，徽派建筑的风韵会顿失光彩。村中有几处规模较大的民居，分别是承志堂、东贤堂、三立堂、南湖书院等，都是大门森严，古朴宽敞，精雕细镂。

宏村古建筑中的汪定贵宅承志堂，被誉为“古民居建筑博物馆”。是皖南古民居中规模宏大，设施齐全，布局合理，三雕精湛的代表作。进门就可以看到水缸，它主观上讲是聚财，客观上是作为消防池。房门即莲花门至上而下由眉板、胸板、腰板、群板组成，为了通风、透气、采光，胸板采用了镂空雕，腰板采用的是浅浮雕或深浮雕，群板则用平板。这里就像徽派木雕工艺陈列馆，尽是木雕镂空门窗。前厅横梁上的“宴官图”，充分表现了主人虽地位不高，但追求功名利禄、向往达官贵人的生活。几百年的银杏树雕的是琴棋书画，以及茶余饭后的活动。梁上雕的人物都是往前倾的，这叫高浮雕。高浮雕比深浮雕更进一步，好处在于让人从下向上央视的时候形成准确的透视。中门上方护楼板上的立柱调着“渔樵耕读”，南北财神，斗拱上是“三国演义”，边门上方的“商”字图案，全都层次丰富，人物繁复而生动。

在宏村，石雕多体现于祠堂和牌坊。砖雕都体现在大门口，明清时期的建筑大门口都有门镂式面罩，有的大门两侧砌有八字墙，人们在这些地方精雕细琢，使原本无生命的青砖一块一块活了起来，有着人物，鱼虫，山水，都是镂空雕刻。木雕题材也十分广泛，无所不有。

三、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尤其是古建筑水乡如诗如画的美景，每年都吸引无数的游客和艺术专业的学生。因此，保护与利用宏村的生态与人文资源尤为重要。

大量的游客观光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对部分古建筑的保护不利。每年大量学生写生，颜料水等对周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当地居民为赚钱，不惜拆卸其他尚未列入遗产保护的古村落上的雕刻。

应采取有效的保护原则和措施。保护古村落水系建筑景观的原真性，要控制对自然水质的污染。保持人文文化背景，承传淳朴的民风，保持传统的民俗。并建立保护专项小组，制订古村落建筑的分级保护措施，收集记录周边散失的遗迹和资料。与周边古村落联合，控制对古建筑上雕刻的拆卸与买卖，共同保护原生态的建筑与文化。

四、结语

在徽州有数不尽的高墙深院，在宏村穿巷走弄总是与水相伴，印刻在老建筑上的沧桑和水系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宏村这座传统古村落历经风雨沧桑，是徽派建筑古村落的完美代表。宏村的规划、街道形式、建筑和装饰以及房屋与广泛的水系相结合的“牛”形规划布局，被中外专家认为是“将科学与诗意完美结合、建筑与环境珠联璧合的典范”，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

但如何深层的保护和利用古村落宏村的自然与人工天然为一体的水系生态环境的文化景观以及隐藏在其背景下的人文文化和环境风水学的空间设计，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允F.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

[2]丁俊清.中国居住文化[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3]汪森强.水脉宏村[J].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文化

〔中图分类号〕D6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83-05

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就此而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断的命脉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彰显与弘扬。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根本”、“民族的基因”党的十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一是国家层面，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二是社会层面，即“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三是个人层面，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不同的层面，其实质讲的是三种不同的价值理想建构。这正如所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从国家层面，主要说明我们将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价值形态；从社会层面，具体阐述我们的社会应该建设成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状况；从个人层面，详细规划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境界。这三者相依相存，缺一不可。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根基；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保障；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条件。

在此，如果没有国家价值形态的良性发展，社会就不可能具有其良性的价值状况，这是由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民族矛盾仍然存在的今天，国家必定是作为公民社会实存的价值基础，没有国家的政治力量支撑，就没有社会的稳定发展。相反，如果没有相应社会的良性发展，国家的形态就不能够体现出它良好的价值性。其间如果没有每个人的具体努力，没有与国家、社会发展相一致的价值追求，即不利于国家、社会价值的良性发展，也不利于个人的价值实现。因此，这三者是纵横相连，犹如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3〕就此而论，从文化传承和思想根源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确实深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之上。在我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理。正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其齐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气呵成，相互贯通，互为关联，整体意境上已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从国家层面来看，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孔子曾如此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要讲“大道”，大道，就是人类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守、而去努力执行的一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就是不争、不贪、不求、不自私、不自利、不妄语；就是选有德性、有才干、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担当国家大事，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就是讲信用，不欺瞒，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和睦相处。

从社会层面来看，其社会境况是：“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礼记・礼运》）孔子把这样的社会叫做：“大同”。“大同”思想自先秦以来不断地支配着中国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无数志士仁人为之思虑，为之奋斗，其间不乏优秀的思想和精辟的学识。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建构“大同”社会的核心是“恕”，即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正像孔子所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从个人层面来看，其品质修为应重在于修身养性。《大学》说的明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就从社会分工的层面，把每一个人应该重于什么样的个体修为，具有什么样的个体品质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以诚实守信作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行为规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尤其强调为政者的个人修为，特别突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生境界和民本情怀。这就是志在于：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当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无不感叹地说道：“何事于仁！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孟子进而解释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在重公轻私，公私有别。正如儒家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私义行则天下乱，公义行则天下治。公则一，私则乃殊。为公，便能为民，为民，则天下同乐；为私，仅只为己，为己，则天下纷乱。此外个人品行修炼还应注重“礼义廉耻”，说的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4〕为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容的提炼，无不闪烁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正如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5〕

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的思想源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体意义上来把握，应该看成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因为我们理解的文化，并不是指一时间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生活现象，而必须是一种国家民族的共同社会生活绵延过程的历史积累。我国当代著名文化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6〕这正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过程，那就是生命一样，文化也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钱穆先生为此说的明白：“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7〕概括起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绵延不绝的共同生活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形成、发展和聚积起来的精神生命实体，它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生命力，是中华民族永恒不灭的活的灵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生命进程中根据时代要求提炼出来的理性精神，是中华优秀文化发展大系中的一个环节。自然是不可与中华优秀文化相割离的，它本身就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文化广博的内容来看，其精髓主要体现为：一是“仁”的核心价值理念；二是“恕”的实践价值精神；三是“德”的人格价值追求。其三者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乃至于个人层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秀文化品质和精神支撑性。

基于国家层面，“仁”是支撑国之为国的根本。“仁”的核心价值就讲一个词：“爱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学生樊迟问仁的含义时，就曾明确指出：仁就是爱人。爱人就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问》）。在此，“仁者爱人”的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直接关系和影响到良好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这个价值要素的实质就是“修己”、“克己”。因此，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良好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而对“仁”的实践却在“义”的坚守上，为此，以孔子为首的儒学思想家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即适合于仁的精神，正所谓“义者宜也”。用宋明理学家朱熹的话来说：“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朱子语类・卷27》）这就是说，一个具有高尚道德境界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因事而就事，而应根据这件事是否适合仁的规范来做，如适合“仁”的精神，便无不利于自己的行为发生，这就是义。而君子只应该知道义，对自己的利害得失不必理会。应该说，这对我们今天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加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培育具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性意义。

基于社会层面，“恕”是社会和谐的依据，是“仁”的精神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恕”就是宽容，宽容就是心胸开阔，宽厚待人，就是“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视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霖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宽容要求性格豁达，胸怀坦荡，心地磊落。不过分看重一己之私利，一时之得失；不过分计较名誉地位。当他人取得成就时，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因此，宽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善品质的表现。只有懂得仁爱的人才懂得宽容；只有深知道义、明白礼节的人才具有“恕”的品质。子贡曾请教孔子，说：做人“贪而无陷，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回答说：“如此做人，可是可以了，但是还不如虽贫穷而乐于自觉加强仁德的修养，虽富足却谦虚礼让，不以富压人。”（参见《论语・学而》）这就是儒学的恕，儒学的宽容。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曾国藩曾有句名言：“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曾国藩全集・家书二》）这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坚持至仁至善思想在人生情感认识论上的具体体现。善莫大于恕，就是说，一个人品性中最完美、最善良的本性都不可超越宽恕这一至高的德性。德莫凶于妒，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性中最丑恶、最凶狠的本性都不如嫉妒情感显示得那样恶劣。在今天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发生争论，只要人与人之间相互谦让一点、相互包容一些，努力做到：“贫而无怨”、“富而无骄”（《论语・宪问》），不犯红眼病，不起忌恨心，即使有时命运在捉弄人，当不如自己的人在升迁、晋级、名誉、地位上一时高于自己时，也不会显得过分的沮丧、悲愤、不满和仇恨。社会自然就会呈现“自由、平等、公正”的状态，“法治”也就融含其间了。

基于个人层面，“德”是个人品质的核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具有广泛的涵义，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可纳入“德”的范畴，不仅如此，“德”更是一种为人的崇高境界。因此，我国历来志士仁人都十分强调做人“怀德”。孔子说的非常明白：“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君子”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从政治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指君主、君王，也就是国家的首领；从法律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可表示遵守法律，忠实于统治阶级意志的人；从伦理思想的角度理解，君子一般指道德高尚、品性优秀，具有崇高人生境界的人；此外从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君子还可以解释为胸怀大志，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 “小人”一词，与“君子”一词相反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含义广泛、层次复杂的概念。与君主、君王相反对，小人可指一般的普通的平民百姓；与守法的人相反对，小人可看作顾利枉法的人；与有德性的人相反对，小人是道德品性差、人生境界不高的人；与志向高远的人相反对，小人是指胸无大志，抱负肤浅的人。 君子怀德，就是强调：一个胸怀大志，品质优秀的人，应该是时时不忘道德规范，处处以道德规范来要求和制约自己，须臾不可轻视自己的言行，遵循法律制度，依法办事。小人怀土，就是说一个心胸狭窄、品性不高、胸无大志的人，才念念不忘自己的生活处境，只顾自己的利益，关心恩惠，而不注重道德品质修养，不遵守法律规范。为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始终强调做人怀德，才是君子之所为。认为人的一生无非是以德律己，以法束己，做人怀德者为人的正道。而做人只顾自己的利益，却多怨恨，是小人之所为。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一个人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孔子又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即君子通达于仁义之行，小人则精通于财利之道。 今天看来，君子怀德既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生境界，又是其推崇的做人原则，这一思想是积极的。人生的实践证明，一个人一旦疏远了、淡忘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一旦亲近了、接受了物质利益的引诱，这个人便会走向道德人格的堕落。中外古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所以，“君子先慎乎德。”（《大学》）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但也不可避免具有历史局限性，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8〕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够把核心价值观的倡导与人们的生活相割离，只有在人们的生活之中，文化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历史延续性和时代价值性。这便决定着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所融含的思想精髓和价值理念，不仅具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变迁不断地与时俱进。

今天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根源上传承着中华优秀文化，而且在现实中要充分体现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的独特精神风范，充分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精神。为此，我们必须对如何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又要看到其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我们应与时俱进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地适应时代需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此，我们首先应该进行两个分清与三个剥离。两个分清： 一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绵延性与现实创造性的关系。我们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多年生命的历史积累，是中华民族生命绵延不绝的理性精神，仅此一点，中华文化在其承载的内容上是厚重性和历史性的，在中华民族生存的任何时期都是不可断裂的。文化的现实创造性，只是中华文化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这个环节无论怎样创新，也不可能脱离文化的历史延续或者替代文化的历史厚重性。 二是分清中华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与创造主体的关系。我们说文化离不开人们的生活，生活是文化的源泉，一种生活的历史绵延性决定着特定文化的形成及其基本形态，而生活的主体是人，是既定的某种人群。因此，中华文化的承载主体是中华民族自身，是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具有深刻的大众基础。但是，文化是需要提炼的，自发的生活是不能够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化精神的，因此文化必须进行创造，也就是进行生活精神的提炼与张扬。在此来看中华文化，它既是人民大众的，又是知识精英的。前者是根基，是载体；后者是繁叶，是精髓。 再看三个剥离：即把根植于中华民族中优秀的大众的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中王权的专制的文化形态剥离开来；把中华民族中优秀的知识精英与封建专制中的统治者剥离开来；把中华优秀文化的承载者、创造者与文化的使用者、占有者剥离开来。 通过两个分清、三个剥离，就能够很好地把握中华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优秀的文化，哪些是文化的糟粕。在此，文化的摒弃，不是因为文化曾经被谁使用和占有过，而是摒弃掉文化使用的为己性和占有的个体性。说的明白点，就是要摒弃掉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被封建地主阶级用来为其统治服务的为己性，以及农业文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旧的生活习俗与行为习惯。

为此，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地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因为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是福祉于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事业，这在本质上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一脉相通的。

所以，要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它真正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最要紧的是从每一个中国人的自身修养做起。 一是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民族、报效祖国的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范畴； 二是把“笃志而体”、“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范畴； 三是把“诚实守信”、“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范畴； 四是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关爱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范畴。 只要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坚守自己的修身本位，认真落实“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真正地在现实生活中，既坚持了良好的品行修为，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

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9〕根据这个表述，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方面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在华夏大地上的创新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棵大树在改革开放历史新环境中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理解为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它融含有时代的创新精神，它是为解决时代问题应运而生的。它既不是复古，又不是崇洋。

〔参考文献〕

〔1〕〔8〕.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管理 融合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其社会的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因而管理越是能够利用当地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越是能获得更大的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管理界对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有必要探讨一下两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管理的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积累和传承，形成了符合中国人的独特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体系，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人。我们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毫无例外地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紧密的联系，但要看到，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的影响是初级的、无意识的，并没有和现代管理相对应，也没有形成能系统性地影响现代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管理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最初引进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管理理论、方法和经验，到开始反思这种简单的照搬照抄的模式，探讨如何突破瓶颈，开始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实践传统文化，有意识地在管理中加入传统文化的因素，整个社会兴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高潮。比如管理界兴起了“中国智慧热”，相当多的企业家开始在企业中实践《弟子规》、学习中国式的领导学等等。

可以说，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之间的融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辩证地看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管理的影响。传统文化既有它积极的一面，也有它先天性的不足之外，我们应该正确地看待它，也要正确的看待它与西方管理的关系，从而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管理实践。

1、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

从目前来看，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在于它能从“道”的高度指导现代管理，甚至有些高度与西方现代管理的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关于企业的根本定位，在理论上，《论语。雍也》中说：“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在实践中，“全聚德”、“德发长”、“信祥和”、“同仁堂”、“荣昌祥”等等，无一不是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均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管理学中的“企业的目的必然定位于企业的外部，事实上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企业的目的必然居于社会之中，因此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定义：创造顾客。”（《管理的使命》彼得。德鲁克著）的说法一模一样，但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再如对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的描述，在《易经》中有“群龙无首，吉”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组织就能达到最佳的效率。而在西方管理实践中，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目的也是能让每个人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能量，从而帮助员工实现他的各种需求（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既是文化，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管理智慧的结晶，但是如何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现代企业的创新管理之中，这就要求我们更多的去领悟，去实践。

2、传统文化在管理中薄弱的一面

与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相比，传统文化薄弱的一面体现在它缺少“术”的一面。传统管理文化局限就在于它在境界上高，但在如何实现它所追求的结果方面并没有相应的方法。这就好像我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但如何去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只能去探索、去总结经验，但无法直接去实现共产主义。而现代西方管理学在“术”的方面比我们要好得多。如在如何赢得顾客方面，有科特勒的《营销管理》，在管理学中，有德鲁克的《管理的任务、使命、实践》，在战略方面，有波特的《战略管理》……，可以说，几乎所有涉及到管理的东西，西方管理能从理论到方法实践提供指导，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管理已经形成了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而我国传统文化只是停留在哲学高度，而缺乏具体方法。

从吸收掌握的角度看，对传统文化的掌握的要求要更高一些。中华文化的基本要求是“知行合一”，要在管理中去实践，必然就要求实践者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实践更多地开始于企业家、开始于领导者，内容上大多偏向于提高领导的个人修养，偏向于完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在实践中却很少能应用到底的原因。

三、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管理

1、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丢弃西方管理学。

上面已经说过，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学是“道”与“术”的关系，两者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而且，现代社会是多种文化、多种观念、多种因素交互影响的社会，我们不迷信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他们的取得成功的方法与策略；我们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包治企业管理百病的良方，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予以人的思想的启迪，取精华而去糟粕，辩证的应用才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西方管理好比参与竞技的装备和武器，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则是驾驭这些装备的智慧和技巧，单纯的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战胜对手，只有将其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克敌制胜。

2、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不能脱离基本的管理常识

现代管理依然是市场经济下的管理，它就必须具备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比如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人性是自私的，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要先使服务目标得到利益，也就是先达人后达己。在管理活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管理者经常忘记这一规律，如老板让员工学习《弟子规》，让员工用《弟子规》来规范日常行为，员工因为实践不实践《弟子规》，对自己的利益增加没有任何帮助，最终的结果是一如往常，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始终结合不到一块去。

3、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还需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发展

传统文化的接收主要靠教育，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内外结合”、“知行合一”的特点决定了教育与接收的最佳阶段是从青少年。而目前的管理却是直接面向成人，这就给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管理造成很大困难，因为接收对象的价值观已成型，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有很能大一部分与当前社会的价值观不一至。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的融合不是一项短期或轻松的工作，而是要根据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

二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者素质要求较高。当前我国的管理学界，既对传统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又具备一定的管理素养，两者兼而有之的大师级人物较少，造成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结合、融汇、传播上难以形成推动力。例如，说到法家，大多数人认为法家便是主张法学、实行法制，但冯友兰先生则说：“如果对法家望文生义，这便错了。法家的主张，用现代语言来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这套法家理论和方法在现代管理上如何得到合理的应用，如果不是大师很难抓住要害，更勿论在管理实践中实施之。

四、结束语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4篇

现代设计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现代设计发展的早期阶段，一直是以各种形式的民族元素的出现。然而，现代设计是一种明确的经济活动现象，具有鲜明的商业特色。但它在传播的过程中，目标群体是为广泛大众，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思想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可以说现代设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必然要适应大众的文化韵味和审美习惯，换句话说，现代设计如果想获得大众的的认可，首先应与民族传统和审美习惯相符合。现代设计发展顶峰的代表，包豪斯（Bauhaus），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包豪斯在十九二十年代初，对中国的道教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将其学说应用于现代设计中。包豪斯对现代设计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大大超过其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也远远超出了它的国际边界：从德国到其他国家，再扩大到整个欧洲，再从欧洲来到世界各地。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从未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青睐。事实上，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融合，这是包豪斯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的实际应用

1.传统文化在标志设计中的使用

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使用的非常广泛。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使用，不仅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为信息交流发挥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从许多著名的经典案例标志设计作品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融合。中国企业想要展示他们的特点和优势，传统文化的提炼是必要的。许多企业一味追求国外经典设计效果，而没有分析其企业存在的潜在文化内涵，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以中国银行的标志为例。中国银行——中国金融业的代表，尤其是需要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长期以来，人们对古铜钱根深蒂固的理解是财富的象征。其标志的基本形状以古铜钱为主，将“中”字嵌入其中寓意天圆地方，给人稳重、简洁之感。体现了中国银行的企业特征，其历史的厚重感在标志设计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应用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以印章作为主体表现形式，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有着字体“京”的意蕴，将中国汉字表达得淋漓尽致。印章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暗喻一种承诺，这是中国人对奥运的承诺。图形中应用了最能体现中国五千年文化底蕴的艺术形式。

2.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书籍设计

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设计中，使各个民族文化融会贯通，形成具有自己中国特色的装帧形式。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书籍设计的应用，使得书籍设计注重形式美感。首先其中视觉元素来源包含中国绘画、中国书法、中国戏剧元素、皮影戏、中国的漆器、风筝中国刺绣、水葫芦、陶器、茶壶、中国瓷器、筷子、八卦等等，还有传统文化中的图案，如四神、鸟兽、龙、祥云、麒麟等。其次，从应用形式来看传统文化使用传统视觉元素，是现代书籍的设计重点。将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现代书籍设计中，强调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这不仅需要设计师对传统图案加对其形式作为叠加，更重要的是将其深刻内涵赋予其中。

三、结论

对传统文化的思考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 价值观 大学生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关于文化的解释有多种，英国人类文化学创始人泰勒（E.B.Tglor）把文化界定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美国学者M.克迪维拉称文化是指导人们一系列行为模式的观念，其核心是一种“精神形式”。广义上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其中，物质文化是文化体系的外层结构，制度文化是中层结构，思想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结构。狭义的文化专指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文化的内容和样式，主要是指儒、道、释三家文化，其中儒家文化是主流。中国传统文化是整个民族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凝华，以及民众精神生活的结晶，它体现为由历代劳动人民、工匠技师、文人学士等创造的多层次、多种类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实体。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伦理道德方面强调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上，倡导“见利思义”“见利争让、闻义争为”的先义后利、义利并重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关系方面强调个人的修养，处理好人际关系，倡导个体对社会对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在民族性格上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韧气节；在国家观念层面倡导“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国家为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和提倡的坚忍不拔、锐意进取的坚强志向，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行为追求，以礼待人、谦和友善的仁爱精神，重人格、尚气节的思想境界，知行统一、三思内省的修养目标，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生活观念等，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影响

文化在一般意义上都具有化育人的功能机制。古语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此中“文化”都是文治、教化的意思，蕴涵着自我服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营造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强势氛围，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接受并认可文化的化育功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理论体系中，人文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人的道德观形成和人格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一直处于社会的主流和主导，倡导高尚的人格信念和坚守的人生信念，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道相济的生命哲学。儒家思想蕴涵厚重的底蕴和深邃的哲理，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和道德的启迪，具有陶冶情操、修养道德的功效。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人生进取精神，注重主体的气节、操守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并形成了一整套引导民众如何做人的观念和规范，尤其强调个人的“内省”和“慎独”，强调启发个人的内在道德功能和思想自觉。儒家文化认为，个人是具有道德的，由道德的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道德的；个人要服从道德，国家也要服从道德，从而形成一个和谐中庸的道德社会。据此，儒家文化下的处世的根本原则就是道德思维高于并优先于功利思维，人的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道德人格，正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学》中进一步深化此种原则，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的社会与政治理想，而“修身”是基点，也是以德性为先的体现，以求知学文为后的中国儒学传统。这一传统文化思想，深刻影响并激发了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还体现着尚德、尚德育、尚德风的传统，使道德教育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居于显著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根本。不单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并努力实践重视伦理、义高于利的金钱价值观，倡导对人以爱、推己及人的人际关系，反己正人、成己成物的道德修身精神。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涌现的为群体奉献的思想，激发人们形成对于家庭、社会、国家的义务观念。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体现了人的价值在于发现和宣传真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中国历代有识之士和志士仁人报国的信条。

三、以优秀传统文化塑造现代大学生价值观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主流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大学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利己思想倾向，表现为：在自我认识中的自以为是，我行我素；在人际交往中的以个人为中心；在涉及国家民族问题时的麻木淡薄或无知偏激；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的环保意识淡薄、浪费严重等。

充分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从大学生的人生理想的高度出发，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以提高思想认识、优化思想素质为目标，以继承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理想信仰、是非观念、行为习惯，改变大学生的价值标准，使其朝向健康、积极的方面发展。

1.以传统文化所彰显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塑造大学生国家责任意识。作为有强烈国家责任感的人，决不会将自己与社会、与人民对立起来，更不会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应将个人与社会、国家利益有机地协调起来，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找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中，体现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孟子提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之推而内之沟中。”这并非狂妄自大，而是充分体现了勇于担当的胸怀。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鼓励着历代仁人志士胸怀祖国，忧国忧民，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表现了文人的高风亮节。这些都是对大学生开展社会责任、国家责任教育的良好素材。

2.以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点，塑造大学生正确的诚信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诚信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的儒家。早期的诚信与宗教密切联系。《尚书·太甲下》中记载：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此处的“诚”主要是指笃信鬼神的虔诚。后来经过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诚与信逐步摆脱了浓重的宗教色彩，而成为进行个人修养与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在传统文化中，诚是“天之道”，是道德的本体和自然的规律，人们的道德修养必须遵循“天之道”，这是做人不可移易的法则。孟子把“诚”放到了道德本体的高度进行讨论，认为人若要加强自身品行的修养，诚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他说：“诚者，人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公民进行诚信教育是必要的，而对即将步入社会生活的公民——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更为紧迫，必须借鉴中国传统诚信思想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以传统美德引导学生在市场经济社会坚守诚信，求真务实。

3.以传统文化中谦恭礼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塑造大学生正确的交往观。孔子提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观点。孔子还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相互体谅，相互宽容。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由己及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对朋友的“忠信”之礼，孔子教育学生的“四教”（即“文、行、忠、信”）中有一半就是培养学生的“忠信”观。曾子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言：“信于友有道。”孔子更是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以谦卑的胸怀去待人，以忠信的态度去交友，才能获得真挚的友情。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交友观念，养成关爱他人、忠信不欺、修身、克己、重感情、讲德义的传统美德，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为日后奠定良好的交际基础。

4.以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念，塑造大学生正确的利益观。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现象、价值观念相互碰撞，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使人们产生了种种困惑甚至迷惘，对于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时期的青年大学生更是如此。利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施以正确的义利观教育，对大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他们的健康成长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义利关系上，重义轻利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主流价值取向。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及宋明时期的新儒家都非常强调义利之辩，认为这是划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更是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主张。在当前的大学生中较多出现过度追逐物质利益的情况下，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传统的义利观教育，重点培养其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思想，有助于消除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拜金主义观念，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5.以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事业进取精神。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处世态度上显著特征就是提倡“刚健有为、自强不急”的入世思想，强调通过主体的自我修养以适应客体的发展，具体体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刚毅品质，体现为“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不屈不挠的精神。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观念，培养大学生求实、务实、进取的态度，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