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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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若干重大问题及对策

关于加强与改进选煤厂思想政治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金融改革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重大问题 论中国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 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大问题思考 关于发展实体经济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关于中国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关于水库移民工作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思考 对新疆塔里木河治理中几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关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由此可见，相对弱势的一方在网络空间安全中的危险地位。

其次，网络空间的竞争和对抗直接导致国家间的安全博弈与冲突。矛盾和冲突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网络空间也不例外。由于网络空间已延伸至国家结构的各个层面，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开始形成较大冲击，已成为国家安全的命脉领域。如前所述，网络空间领域的技术领先方，为维持其在网络空间的优势地位并拓展其安全利益，必然导致控制网络空间行为的发生，而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则在处于守势的同时，加紧发展相关技术，以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同时通过必要的进攻以维持网络空间安全的基本平衡。这种网络空间的进攻与防御，构成了网络空间的安全博弈，任何一方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美国2006年发表的一项报告称，美国国防部计算机系统上年度遭到黑客袭击的次数总和达21124次，平均每次抵御攻击需耗资150万美元。为对付黑客，美国防部每年要付出300多亿美元的代价。《网络对抗》， 资料来源：。

第三，网络空间为非国家行为体挑战国家提供了便利条件。网络空间的相对开放性，使得任何人利用网络成为可能。当人们开始发现网络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同时，也发现了其薄弱之处，从而欲通过网络空间作为打击对手的重要平台和路径。这其中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组织或个人就成为这个领域又一危险的攻击源。尽管到目前为止，世界尚未发生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网络恐怖袭击事件，但是，现实已经表明，由于网络恐怖袭击成本低、威力大，且很难追踪到攻击源，网络空间已经成为恐怖组织和个人作为攻击国家的重要平台。据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014年6月的一份报告称，当前网络攻击每年给全球带来高达44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全球主要的经济体经济损失巨大，例如，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每年合计损失达2000亿美元。《网络犯罪给全球带来的损失超过泰国GDP》， 资料来源：。尽管这些网络攻击基本上属于网络犯罪范畴，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网络恐怖主义袭击，但其造成的损失已经相当让人警惕。因此，如果对于此类的事件不加以认真和严密的防范，一旦发生大规模网络恐怖袭击，其造成的损害将是无法估量的。

第四，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很难扎实深入推进。尽管世界各国均开始认识到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性，从共同利益出发，也发现仅依靠一己之力难以完成网络空间安全的防护重任，因此开始希望通过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来实现网络空间的共同安全。但是，网络空间的国家合作并非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一蹴而就，其面临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国际社会对网络问题存在着巨大争议和分歧，这种争议和分歧既涉及网络存在与否，也涉及网络问题，还涉及网络的实现路径问题，也就是各国家间网络空间治理所适用的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网络传递在国家间效用的差异。参见杨嵘均：《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78-90页。而之所出现上述问题，其根源还是霸权主义思维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反映，即网络技术相对落后的一方急需与领先一方分享其核心技术，从而共享网络空间安全，但掌握核心技术一方为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而不愿分享。因此，这现实问题和状况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改善，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合作就难以扎实推进。而从另一侧面看，目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多仍停留在双边领域，其目的仍是为防止彼此之间误判而引发冲突，而非站在维护全球安全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合作。

三、网络空间安全未来可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网络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未来网络空间安全领域不仅现存问题没有解决，还可能出现更加深刻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预计至少会反映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针对网络空间安全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认知程度将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有怎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方法论，对事物的认知差异直接导致方法各异。尽管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已开始重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但对其威胁程度的认知却存在的很大的不同。这种认知程度的差异导致的直接结果，不仅会使国家在网络空间安全上的投入上存在差异，也会导致遭受威胁程度的不同。事实上，这种对于网络空间安全的认知，并非仅仅局限于威胁程度本身，更重要的还涉及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因为认识到网络空间存在安全威胁，仅仅是防范威胁的起点，而真正能够做到防范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则需要找到良好的路径。但无论如何，是否树立正确的网络空间安全观，无疑对解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也决定着国家网络安全的未来走向和国际安全的形势。

其次，网络人才的竞争将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竞争的焦点并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而掌握人才优势的国家，将逐渐打破现有的网络空间安全格局。尽管网络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其技术发展却突飞猛进，有些关键技术的进步已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和预期，而这一切都与人才有关。网络技术领先国家之所以能够占据网络空间安全的制高点，首要原因就是聚集了大量网络技术人才，这些人才支撑了新技术开发和网络空间安全的防御和进攻的高超能力。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不仅打造了网络技术强国，也打造了网络空间安全强国，他们是决定未来网络空间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网络空间安全的竞争和博弈，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和博弈，这就自然引发了对于网络人才的竞争，并成为这场竞争的焦点。实施方面，美国早在2011年就了《网络安全教育战略计划》，英国在2009年的《网络安全战略》中明确鼓励建立网络安全专业人才队伍，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也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人才培养。陈H汀：《提升网络安全软实力：2015年美英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举措对我国的启示》，载《人民邮电报》2016年2月22日。而现实中网络人才确实炙手可热，例如，“长期以来，俄罗斯黑客因技能高超，为网络界所公认。因此，俄罗斯黑客成为许多国家情报机构的‘抢手货’。”《美俄欧黑客过招打响 “网络核战”》， 资料来源：。从中不难判断，未来网络人才的世界性流动也将成为一种趋势，而掌握人才优势的国家，将逐渐打破现有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和格局。

第三，网络的全域覆盖和技术的难以完善将使维护网络空间安全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网络技术越发展，人们越离不开网络，其覆盖率也将大幅增加，最终实现几乎无死角的全域覆盖。但是，既然网络是基于技术的产物，而任何技术都并非无懈可击，必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漏洞。就网络空间安全而言，新的进攻技术必然催生新的防御技术，而新的防御技术也一定会导致新的进攻技术出现，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自然会导致一场无休止的攻防技术革命。对于百密一疏的网络，攻击者必然会找到其弱点和漏洞而实施攻击。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还会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尽管各国都想构筑铜墙铁壁，但被攻击的概率依然存在，而某些攻击只要得逞一次，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第四，网络空间安全将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但在国际合作依旧难以扎实推进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网络空间联盟极有可能成为不发达国家的重大威胁。目前，网络空间安全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高度重视，成为一些国家的头等议题。而随着网络空间安全风险的加剧，国际合作将成为难以跨越的选项。2015年12月16-18日在我国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共同建设网络空间、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治理网络的战略理念已经形成，“这将成为未来国际网络安全治理中的重要思路。网络安全合作在国际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双边网络安全合作、区域网络安全合作和多边合作都将日益紧密且多元化。”安静：《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动态与趋势》， 资料来源：http：//.cn/2016/0405/422395_2.shtml。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网络空间的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存在以为核心的根本问题以及霸权思维，同时可以预计的是这些问题和霸权思维很难短时间消除，以此，尽管网络空间的共同治理必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但要想得到深入发展并取得实效，仍存在着需要跨越的巨大鸿沟。

四、化解和应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与挑战的启示与思考

从国际安全领域的网络空间安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看，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和面对的重大安全问题，处理好坏，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安危，也必将影响到国际安全的形势走向。我们必须以创新思维来思考这一问题，并寻找到化解和应对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与挑战的有效路径。总体而言，必须做到：

一是提高对网络空间安全的认知，通过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强化其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并努力寻找破解网络空间安全的重点难题的路径。对网络空间安全的认知程度直接关系到如何应对其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带来的威胁。国家网络安全战略的制定是任何国家要想有效应对网络空间安全必须采取的首要措施，而这一战略的缺失直接反映为国家难以将网络空间安全置于应有的重要位置，其结果必然导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视和短效行为。而只有通过制定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才可整合国家资源，全面规划制定出体系健全、机制完善、目标清晰和措施有效的应对网络空间安全的长效路线图并逐步推进。因此，国家应聚合研究和职能部门的理论与实践人才，由最高国家安全部门牵头，依据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制定出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以指导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具体实施。

二是大力培育和引进网络人才，以提高网络核心技术为重点，打造一支由精兵强将构成的网络空间安全队伍。网络作为技术的产物，化解其安全威胁的核心仍是技术，这就使得网络技术人才成为这场安全战的关键因素。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在通过各类途径加紧培养的同时，还应注意吸收和引进人才，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支由精兵强将形成的网络安全队伍，尽早在网络关键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变劣势为优势，从而掌握网络空间安全的主动权。这就需要要以开放的思维和进取的精神，建立一套完善的网络安全人力资源管理机制，通过制度化建设，使得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和人才管理有序进行，并逐渐使得这支队伍彰显出技术超群、结构稳定、梯次合理和长久持续的特色，更好地化解和应对现有和未来可能面临的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与挑战。

三是以防范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和网络犯罪为抓手，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的国际合作。尽管由于一些认知上的问题导致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使得合作迄今难以扎实推进。但是，只要我们把握好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的关键契机和关键领域，这并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此，要通过各种路径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网络空间安全涉及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培育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维，以当下越演越烈的网络犯罪和未来可能发生的网络恐怖袭击作为合作领域和抓手，通过情报共享、设备匹配、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合作，并有针对性地展开联合网络空间安全兵棋推演和实战演习，以此加强相关国家应对网络空间安全的协同性，最终提高共同应对网络空间安全威胁的能力，维护国际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

四是加强国家间的网络空间安全对话机制建设，防止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军备”竞赛升级以及因误判而导致的网络安全冲突。网络空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以怎样的安全观和怎样的思维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构建怎样的网络空间环境，则关系到未来全球网络空间的生态。如果继续以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看待和处理双边和多边的竞争关系，势必导致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军备”竞赛的升级。而鉴于网络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如若发生误判则将引发网络安全冲突的发生，从而影响到国际安全稳定和国家安全危机。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合作，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国际社会应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资料来源：http：//.cn/c/2015-12-16/doc-ifxmpnuk1630426.shtml。这为推进国际防止网络空间冲突和建立网络空间安全合作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思路，是国际安全大战略思维在网络空间安全领域的具体反映。这其中，对话机制是建立互信和防止误判的重要前提，应该着力推进。同时，以国际安全的视角看，全球网络治理体系建设也需要各国积极参与，群策群力，只有真正置身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之中，才能够搁置分歧，构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治理体系，实现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安静.全球网络安全治理动态与趋势[EB/OL].http：//.cn/2016/0405/422395_2.shtml

[2]陈H汀.提升网络安全软实力：2015年美英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举措对我国的启示[N].人民邮电报，2016-2-22.

[3]杨嵘均.论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面临的难题及其应对策略[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2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103-06

人类活动在任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会引发相应机制，以便有效应对与防范技术进步带来的难题，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当今世界，在社会生活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网络化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但在网络空间，基于其独特结构的亚社会形态、与现实世界的互相嵌入的特点，[1]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衍生网上销售违禁品、网络色情交易、网络、网络诈骗、黑客攻击破坏等一系列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也随之成为全球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互联网+”时代，国际国内面临的问题相互影响和交织，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冲击传统的公共治理体系。因此，各国政府纷纷将规范网络行为、治理网络运行等为内容的“网络社会治理”作为国家和社会建设与治理的一部分。然而，“互联网+”背景下的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着一种顽固的“单边主义”困境：一些西方国家或利用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实施网络威慑战略，或鼓吹“互联网自由说”，借助互联网络推行文化霸权。本文试图就这种困境的基本特征、形成根由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破解和超越的路径。

一、“互联网+”背景下的国际网络治理新形势

近年来，黑客攻击、病毒泛滥、垃圾邮件、恶意软件等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威胁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乃至国防安全；同时，互联网强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得网络违法犯罪呈现出国际性和跨地域性的特点，很多网络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分别处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致使制止、打击和防范成本不断增加，这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制订国际互联网准则、规范网络社会活动主体的行?椤⑽?护国际互联网空间公共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

1.网络违法犯罪呈现全球化趋势。网络违法犯罪作为一种跨国犯罪类型，虽然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由于其专业性、隐蔽性和严重的危害性等特点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一，网络空间或者利用网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空间范围越来越广泛。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在给我们提供方便快捷的同时，也为跨国跨地区网络违法犯罪的滋生、蔓延和扩大提供了条件。这不仅侵害到了各国人民的财产、隐私及安全，还对各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难以估计的严重影响。[2]涉台电信诈骗给大陆同胞造成巨额损失的诸多案件就是例证。据公安部统计，台湾地区有近10万人靠电信诈骗大陆为生，2013年电信诈骗发案达30万起，群众被骗100亿元；2014年全国电信诈骗案达40万起，群众损失107亿元。

其二，国际化和全局性等趋势日益明显。基于互联网和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发动的高科技、高智能犯罪形态，与传统犯罪相比较，呈现出诸多显著特征，诸如犯罪主体的年轻化、智能化，犯罪对象、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匿化，犯罪结果的超强蔓延性等等，这些特点使得网络违法犯罪的侦查难度不断加大，呈现出高“黑数（又称犯罪暗数、刑事隐案）”化、全球化、国际化和全局性等趋势。[3]

其三，与信息犯罪交织且程度不断加深。社会信息网络化给人类生活带来莫大的便利，但与此同时人类也深深为随之而来的信息犯罪所困扰；网络越发达，各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越大，信息犯罪现状越发令人担忧，随之而来的网络违法犯罪也日益猖獗。新特点、新趋势的信息犯罪不断出现，而且这些信息犯罪往往和其他网络违法犯罪交织在一起，体现出如下特点：犯罪主体日益多元、犯罪客体波及整体、犯罪目的染指政治、犯罪手段展现高超智能、犯罪过程日益繁复庞杂。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遵守其发展规律，并制定出一套预防和打击信息犯罪的方法。[4]

2.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逆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思潮表现为实施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用反倾销手段干预正常贸易。这种思潮同样影响到各国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合作。近些年来，国家之间的网络攻击事件频频上演、网络违法犯罪越演越烈、网络恐怖主义日趋严重，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网络社会治理不能完全依靠本国力量，在治理实践中开始谋求国际合作。美国与日本、韩国、以色列等国建立了网络治理合作关系，土耳其政府同阿塞拜疆、突尼斯、伊朗等周边国家建立了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加强国际合作，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决议草案，并要求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对网络违法犯罪问题的研究和应对。[5]尽管如此，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由于面临“逆全球化”思潮，也呈现出一种国际间缺乏合作的状态。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的“逆全球化”，表现之一就是网络主权的双重标准。一些国家一方面鼓吹网络空间属于“全球公域” 的论调，排斥主权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拥有，以维护网络自由为幌子，企图利用技术优势以本国制定的网络空间标准来统治整个网络空间；[6]另一方面，又动辄指责别的国家侵犯自己的网络空间与网络安全。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并认为“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类，海上安全、外太空安全、网络安全、航空安全；但在实践中又凭借其网络技术优势，对他国进行网络攻击，仅在两个月内源自该国的网络攻击就直接控制了中国118万台电脑，该国黑客对中国目标进行的“后门”袭击为5.7万次，“钓鱼”尝试为1.4万次。[7]实际上，自互联网创立以来，网络空间的主权属性之争一直存在。一些网络发达国家坚持认为，网络是没有物理边界的虚拟空间，属于全人类的“公域”，承认国家对网络空间拥有主权是对网络自由的严重侵犯。而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则主张，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属于各国主权范畴，应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多样性。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信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明副研究员所指出的，由于网络基础设施、互联网用户的国家属性，超脱于各国政府管辖的全球网络空间还只能是“幻景”，但“网络主权”不排斥多方参与网络治理，更不能理解为政府网络控制，“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社会离不开各个主权国家的参与和协作，这需要主权国家制订国内外网络政策时，既要维护本国网络安全，也要维护全球网络空间稳定。[8]

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的“逆全球化”，另一个表现就是网络霸权主义抬头。个别网络发达国家在军事方面转向孤立主义的同时，也显示了其在网络方面的霸权意识，其基本主张就是在网络空间的行为不受限制。为了本国的利益，罔顾网络社会和网络空间的特质性，无视联合国成员的倡议和愿望，单方面限制他国的网络行为，强调“本国利益优先”，一如他们用“西方化”代替“全球化”的伎俩，企图通过“逆全球化”来推行“西方化”，实质上这是霸权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抬头。这种思潮无疑将阻碍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合作的开展。

此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的“逆全球化”的表象，还在于一些国家强推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奉行网络文化霸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仰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依托先进的信息技术、利用语言和网络文化方面的优势，把符合本国利益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通过网络强加于其他国家。”[9]个别网络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从意识形态上对他国网民实施思想控制，以强化自己在网络空间的霸主地位。在表面的认识分歧背后，实则隐藏着本国的利益追逐，这种单方面的利益追求，已经成为国际网络社会合作治理过程中的最顽固的障碍。

二、国际网络社会治理面临的“单边主义”困境

2015年12月16日，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上演讲时指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应该坚持多边参与，由大家商量着办，发挥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组织、公民个人等各方主体的作用，不搞单边主义，不搞一方主导或由几方凑在一起说了算。”[10]那么，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的“单边主义”障碍与困境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1.“单边主义”及其内涵分析。在国际关系中的“单边主义”通常定义是：“一个国家基于和凭借自己的势力与资源而采取的给其他国家带来后果的行为，其价值取向是置其他国家的合法和正当利益于不顾，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片面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11]单边主义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一种行为方式，是美国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也正是因布什政府在其外交实践中推行的一系列举措而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实际上，单边主义以个别发达国家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思想为传统，以杰克逊主义为历史先例，以当前单极世界体制的现实为其因果，冷战后在该国外交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思想传统、历史先例和单极体制的综合影响下，单边主义有可能成为日后该国对外政策行为的常态。[12]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同样选择利用美国拥有的网络优势资源，推行“网络自由战略”，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与网络监视，谋取其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推行的网络外交政策，与小布什政治外交上的单边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将现实政治外交中的单边主义做法投射到网络空间；[13]同样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坚持“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属于异曲同工而已。

笔者在百度搜索“单边主义”，其即时搜索结果为2130，000个词条，说明“单边主义”一词广泛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在CNKI平台，“单边主义”一词出现频率同样非常高，截止到2017年3月31日，以“单边主义”为主题词搜索，有“3133”篇文献：CSSIC期刊1037篇、中文核心期刊1386篇。就“单边主义”研究的趋势来看，自2001年度激增破百之后，到2002年度接近300篇，2003年度剧增至520篇，2004年度仍保持400篇，自2005年逐年下降，但此后6年间一直?S持在100―300篇之间；直到2012年度下降到100篇以下，近三年则分别为2013年89篇、2014年48篇、2015年69篇、2016年37篇。其中，“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学科占了2480篇，政治学占了26篇。这说明，“单边主义”一词，主要是适用于“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相对而言，政治学学科的26篇要少很多）。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何帆教授、章建刚教授等在内的众多学者在贸易经济、企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在文化、文学、公安、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等学科领域都使用过“单边主义”的概念。此外，也有学者在新闻与传媒、马克思主义、法学、公安学等学科领域使用“单边主义”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本文使用的“单边主义”，是取其作为“一种处理国际事务的理念和做法”的涵义，[14]用以指称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各方主体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体现出来的一种“片面而又霸道地追求自己单方的利益主张，拒绝考虑其他各方的合理利益诉求，忽视其他各方的正当利益表达、拒绝提供适当的利益救济机制”的习惯性心理特点与行为偏好。这种思维方式或行为态度，致使主体在处理问题时只从一点或一个方面出发，因此也可引申为主体在思考问题或采取举措时，只从自身利益或者自身情况出发，而忽略甚至故意轻视其他主体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哈斯曾说：“安理会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讨论场所……显然，我们应当有能力在没有得到联合国许可的情况下使用武力”，[15]这是发达国家政治外交中单边主义倾向的突出反映。可见，他们提出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是其单边主义以及先发制人战略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对主权国家信息主权的不当溶蚀。[16]

2.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单边主义”的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看，所有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或多或少地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美国也不例外。根据学者们的观点，单边主义也是国际关系中大国一贯的作法。这种做法在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破坏国家之间的沟通协商机制、虚化或坍塌纠纷解决机制，形成网络社会的个体化难题，侵蚀各国共识，导致各国“隔空对话”并相互疏离。

一方面，破坏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之间的协调。其一，给国际网络安全合作造成诸多麻烦。网络空间安全的维护只能够依赖各国政府加强合作，但是维基解密事件、斯诺登事件等表明，国际间的合作倡导的多、落实的少，相反，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网络合作问题上的博弈同样激烈无比，据统计，2006-2012年，世界网络袭击事件从5503起增至48562起，增长782%。[17]可见，国际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着现实的“囚徒困境”，即相互依赖却又互不信任，互相依存却很难共同走出互利互惠的步伐，最后只能承担对双方都不利的后果。其二，容易落入多元合作主义①的误区。多元合作主义宣扬的“网络空间正在进入一个后现代‘超主权（beyond sovereignty）’世界”“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心主体的地位正在消弭”“政府的权威在不断遭遇碎片化（fragmented）”观点站不住脚；尤其是多元合作主义认为，网络空间中公共安全产品的稀缺与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失位，是网络违法犯罪治理防控缺乏协调和统一的关键症结。很明显，多元合作主义将网络公共空间误解为一个“超主权的全球公域”和“超国家权威的自治区域”，[18]对于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做出了错误的评估和判断，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网络安全治理模式过于脆弱和理想化。

另一方面，激化了各参与主体的自利性偏差。第一，网络发达国家一味强调单方自由权利的战略失误影响深重。例如在2010年，个别网络发达国家领导人提出“互联网自由”，并表示要动用各种资源在全世界推动“互联网自由”进程。但时至今日，“互联网自由”概念本身包含的一系列矛盾使各国无法建立起共识。各国政府、大型信息技术公司和互联网提供商试图控制和建立自己的领地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个别网络发达国家鼓吹的“互联网自由”战略进程在现实中困难重重，陷入了困境。[19]其谬误在于违背了自由和秩序的关系原理，基于其单方的利益驱动，忽视其他各方主体的诉求，一味地强调单方的“自由权利”，以至于其主张和承诺沦为空谈。

第二，各国网络公共空间治理能力处于不对称状态。全球网络空间中，不同主体之?g占有的资源与拥有的能力处于极不对称状态，而且这种不对称，日益凸显数据主权的重要性，[20]进而引发合作各方的猜疑，破坏可能的协作和协同行动。第三，“网络发展中国家”与“网络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导致多元行为主体合作共治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空谈：网络欠发达国家的网络主权意识和权利意识日渐强烈；“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网络霸权国与网络大国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形成严峻挑战；其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利益诉求上也存在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这些都将成为全球治理目标的沉重羁绊。[21]

3.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单边主义”的表现。单边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以“本方利益至上”为准则。首要目标是追求本方利益的最大化（单方利益至上）；二是具有强烈而显著的扩张性。其推行不受他国和国际机构影响，拒绝合作拒绝承认他人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诉求，独立地依靠自身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原则。[22]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的单边主义的镜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利用网络强势话语权粗暴践踏国际正义。谷歌事件②和黑莓事件③凸显了西方的网络强势话语权，践踏了国际网络正义；其言行凸显出网络发达国家的网络强势话语权往往悖离公平正义原则，[23]而发展中国家恰恰可从中得到维护国际网络正义的启示。

第二，网络发达国家实施网络威慑战略。加强网络防御，确保网络空间安全是网络发达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4]在加强网络空间自身安全、提高抗攻击和弹性恢复能力、增强全民网络安全意识的基础上，个别网络发达国家提出了“网络威慑”口号，针对网络空间特性，形成较为系统的网络空间安全积极防御战略，完成了自我防护与抑制“攻击端”相呼应的立体安全策略，并声明将利用全部国家力量手段来威慑对本国国家或经济安全及其切身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网络攻击或其他恶意网络活动。[25]

第三，网络大国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鼓吹“互联网自由说”。一些网络发达国家的政府为扫清障碍以便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一方面通过“网络空间全球公域说”否认外国政府制定互联网公共政策的权利，为自己展开网络战寻求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反对民间组织在网络空间中建立“自我组织的全球公域”。个别国家还自恃互联网创始国的身份和实体地位，不顾其他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治理互联网的普遍呼吁与合理诉求。这反映了一些网络大国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在网络霸权问题上鼓吹“互联网自由说”的虚伪。[26]

第四，借助于互联网络推行文化霸权。借助于互联网，文化霸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一些网络发达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问题愈发凸显出来，它们把借助互联网从事的文化霸权作为国家战略的一种重要资源，以实现对他国的控制。[27]

综上所述，网络空间治理的问题显然需要国际合作才能得以有效开展。然而，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却面临诸如国家间网络主权的相关争议、网络空间治理适用制度的差异以及不同意识形态融合等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框架和运行机制的建构。事实上，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的缺失导致的结果就是：它不仅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而且也纵容了跨国网络违法犯罪，妨碍了公民信息自由权利的实现。[28]

三、国际网络社会治理困境的破解路径

基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际网络社会犯罪治理与防控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个国家独立实施显然无法达到国际网络治理的目标，因而研究各国政府及其网络企业、网络行业组织、网民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实现国际间协同治理不仅有助于节省治理成本，还可以提高治理效率。但在国际网络社会，各国政府的主权和利益也必须承认和尊重，如何约束各国的自利行为损害国际网络秩序和其它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与合理诉求，显然需要各国政府勇敢走出不得不互相依赖却又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克服国际网络治理中的单边主义思维，构建有效的国际协作治理机制，并完善国际互联网法治机制加以保障。

1.坚持主权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反思功利主义网络治理观，以及网络治理的内在矛盾、技术选择、网络政策等问题，[29]充分认识国际网络社会治理的新形势，面对“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双重困境，把坚持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原则和倡导国家网络治理的多边主义结合起来，才是正确的选择。

第一，坚持主权原则。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深受国际社会赞同，其中，对网络主权原则的主张最引人瞩目。国际网络安全局势变幻，网络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多发，亟须各方统一认识、凝聚力量，建立全球网络治理体系。[30]应对网络违法犯罪问题，必须明确国家主权的基础性作用，界定国内私域和全球公域，实施有针对性的制度与规则：在国内私域中，基于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国家具有排他性主权，但其他国家在不损害他国主权的基础上可以使用和传播信息或数据；在全球公域中，各国应回归到主权合作参与，通过联合国机制对网络空间实施共管，并对网络空间犯罪采取集体行动，保全人类共同的安全与发展。[31]

第二，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平等互利。各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合作事务中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一直以来，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在开展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倡导并坚持多边主义，努力维护多边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在推动国际社会从危机应对到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全球国际网络空间治理重要平台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

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7年1月22日在北京了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网络发达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权利是一种损害，对国际网络正义是一种践踏。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最大网民群?w的国家，在做好国内网络社会治理的同时，还可以在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坚持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平等互利，有助于发展中国家以下基本网络权利获得尊重和保护：网络平等和网络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自主管理本国网络、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管理的权利；弘扬本国网络文化、平等参与网络竞争与协作的权利；反对网络霸权主义、维护国际网络自由与正义的权利，以及基本的网络管理权利和自主选择网络管理方式的权利等。[32]

简言之，互联网虽然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是在信息领域不应当有双重标准，各个主权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权益都应当获得尊重，各主权国家都有权维护自己的信息安全。[33]

2.继续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全球治理。联合国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具有国际公认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尽管由于一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联合国的国际治理能力遭到一定的阻挠和破坏。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从联合国的国际地位，还是从其在网络全球治理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说，联合国均应成为应对全球网络问题的基本平台。针对网络空间出现的问题，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我国一直主张联合国作为协调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国际性组织，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应一如既往，继续支持联合国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现有治理机制的有效改革，并与新兴国家合作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新型制度框架的建构；[34]广大网络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防止只顾眼前的利益而落入“逆全球化”的思维误区，更需要警惕落入“单边主义”的思维陷阱，避免互相指责、互不信任、固执己见，支持联合国开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工作，拥护联合国出台网络国际治理准则，积极开展打击国际网络违法犯罪的活动。在实践中，中国应当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坚持谋求和平、合作、共赢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带领广大网络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基础上坚持倡导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不干涉内政的治理观念，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网络秩序与各国网络治理的合作发展，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价值观，推动全球治理价值多元化。

3.走出囚徒困境，重建信任体系，保证合作与协同。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表明：身陷困境时，如果两个囚徒一味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得到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只有双方同时放弃各自最优的策略、选择互助合作，才可以双赢。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基于网络社会所具有的“超越任何个体行动的内在机制”，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应当也已经基本形成的共识是：在网络社会治理中谁也无法天马行空，更无法“闭关守国”，惟有协同合作方能共治共赢。在涉及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网络黑客攻击、网络军备竞赛以及所谓“互联网自由”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其实质还是双方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矛盾在网络空间的反映，进而反作用于两国的总体关系。显然，各国应加强对话，摒弃“单边主义”思维习惯和方式，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和互联网治理上积极推动合作，才能达成更多谅解和共识，[35]才能够破除协商与合作的障碍，才有可能达成治理的目标。例如，在全球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下，面对不断升高的跨国电信犯罪状况及其衍生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问题的挑战，只能进行通盘考量，借鉴有关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司法互助，[36]才能有效惩治和预防跨国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从而构建涵盖立法、司法、监管、观念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与防控体系。

4.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合作。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的失序状态对全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各种全球治理议题中，网络空间的现有国际合作制度框架最薄弱，亟待解决制度创立问题。网络治理的制度创立不应依靠单一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架构，而应该确立一个复杂的多层次、多管道、多类型共存的全球性合作架构。中国应该把握这一制度创立的关键期，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塑造网络空间的合作战略文化，倡导新安全观，推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37]

尽管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国情、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互联网发展程度不同，网络治理模式和策略也存在差异，一方面，发达国家往往基于其既得利益在谈判中习惯于“单边主义”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致使合作进度变数较大；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对网络社会全球治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或是……对某些重要问题认识不同，致使合作程度不深入。[28]但只要我们坚信互联网成员都是网络利益共同体，国际网络大家庭都有维护网络安全、促进网络发展的愿望，各国无论大小、无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开展网络空间治理的合作谈判就必然存在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网络空间合作治理谈判时，要重点阐释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为这些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方面的国际援助，与这些国家建立反对网络霸权主义、防范网络攻击、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统一战线。与发达国家进行网络空间合作治理谈判中，要坚持主权、共治、互惠原则，注意把握谈判技巧，找准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探讨共同的应对策略，努力争取在应对诸如网络恐怖主义、网络军国主义、网络违法犯罪等网络重大问题方面形成共同遵守的规则。无论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治理合作谈判，还是与发达国家的网络治理合作谈判，在实现程度上取决于互相的理解和信任，而建立这种理解和信任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仍然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结语

主席2014年7月在巴西国会演讲时曾指出：互联网固然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点，但这不应当成为一些国家侵犯任何一个国家信息领域主权权益的借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使用也必须尊重他国的信息主权权益，因此各国应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积极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国际网络公共空间，进而形成多边、民主、透明、共赢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38]国际网络社会治理过程中，固守“单边主义”显然是一种霸道保守而不合时宜的态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展”理念应当成为国际网络社会治理中超越“单边主义”困境的重要指导原则。

注 释：

① 多元合作主义，是多元主义和合作主张的学术概括，并非专门术语。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3篇

互联网自1969年逐步搭建并转入商业应用和民间开放应用之后，DNS域名的管理与国际治理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各国内部探讨的话题。2014年3月，美国宣布移交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管理下的根服务器监管权①，这是在2013年6月“棱镜门”事件发生后的大半年时间内，全球网络安全形势即将迎来大拐点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决定引起了全球范围的热议②。当前DNS域名系统的国际治理实行的是美国商务部下属机构监管下的开放组织架构。以DNS(域名系统，DomainName System的缩写)根域名服务器的管理为例，全球总共有13台服务器，其中一台是主根服务器，其余12台是辅根服务器，但是域名的分配以及IP地址的全球配额与域名解析独立，二者之间的关联解析则交给国际性非营利性组织ICANN，并且该组织的管理者来自不同国家，尤其对美国籍管理者名额做了限制。另外，DNS的顶级地理域名基本以国家名称缩写作为后缀，这给各个国家的域名分配机构以较大灵活度，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开放特质。

本文就当前由美国主导逐步向美、中、欧等国际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背景下的互联网国际治理格局进行梳理，指出美国与中国在治理理念与实践操作中的关键分歧及其根源。对中国提出的网络主权、主张联合国在国际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大多边合作等倡议，从对外和对内两个角度分别给出具体策略建议。

二、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背景

(一)美国的先发优势

发轫于20世纪的互联网技术正深刻影响着世界格局，而作为互联网发祥地的美国，则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产业优势、资本优势和政治优势。

美国互联网的资源优势主要源于其对ICANN的控制权。ICANN拥有三项主要的互联网管理职责：

其一，国际互联网技术规则的制定。主要是确定根服务器系统、IP地址协议的参数配置和技术标准及主服务器系统。由于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高度依赖技术创新，ICANN确立的标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创新限度。

其二，互联网核心基础设施的管理。主要是管理DNS根服务器。根服务器将网络域名解析成IP地址，让用户访问到希望浏览的网站。该项职能也是各国指责美国垄断互联网的重要依据之一，13台根服务器中，有10个设在美国(包括主根服务器)。

其三，互联网核心资源的分配。主要体现在分配IP地址资源上。第四代IP地址协议(IPv4)总额有限且供不应求，全球IPv4地址总量约43亿个，中国IPv4地址数为3.31亿个，网民数为5.91亿，人均不到1个，而美国IPv4地址数有23亿个，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

除ICANN带来的资源优势外，美国还具有技术优势、产业优势、资本优势和政治优势。

美国的技术优势在其网络安全中发挥着基础和前提的作用。美国政府及公司保持着对网络空间基础设施以及关键技术应用的绝对控制和优势。其互联网技术完整到可以构建一个健全的产业生态系统③。

技术优势促进了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互联网企业自成体系，加之美国政府对国外信息技术产品的种种限制，使得美国诸多互联网产品在全球市场上所占份额一直独占鳌头。从2013年开始，美国禁止联邦政府机构采购“中国所有、运营或提供补贴的企业制造、加工或组装的信息技术产品”。与此同时，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微软——美国的“八大金刚”却在中国畅通无阻，占据政府关键领域④。例如，我国包括政府部门、军队、武警、军工企业等在内的所有单位，绝大多数在使用美国微软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产业优势带来的资本优势又反过来巩固了技术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促进，使得美国互联网硬实力一直遥遥领先。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也是网络空间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一直自诩为“国际警察”，加之一直鼓吹所谓“平等”“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使其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话语权。2013年曝光的“棱镜门”事件使美国在全球的公信力和号召力受损。但考虑到诸多与美国利益一致的盟友，美国在互联网治理中仍然具有政治优势。

(二)“新兴国家”掌握博弈动能

美国希望保持自己在全球网络治理中的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占据了增长动能。鉴于互联网与国家运转越来越紧密，网络空间治理对于国家安全同样越来越重要。加之“斯诺登事件”等丑闻的爆发让全球各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感到恐慌，部分国家不愿再依附美国主导的治理体系，纷纷要求改革互联网治理体系。

从静态指标来看，即使遭遇“斯诺登事件”，美国给出一年的时间窗口有条件放弃ICANN管理权，但基于如今美国的先发优势，在未来10年，美国在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将难以改变。

从动态关系来看，全球治理格局的变革从来不会终止，中国具备的强大动能必然与美国拥有的强大势能交锋。尽管美国在网络空间具有先发优势，经济规模巨大、技术先进，但是动能即增长点在我们这里。2014年全球网民数量突破30亿人，并开启下一个30亿网民的过程。前30亿网民是以20多个发达国家为主体，美国引领潮流，引领发展。下一个30亿新网民是以180多个国家的人民为主体。尤其是由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构成，他们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科技素养、网络需求等都和老网民有所不同，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会更加符合新网民的需求。下一个30亿网民就是中国全面超越美国的机会所在。虽然问题很多，但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好机遇⑤。在美国之外，以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韩国、巴西、印度、南非等国为代表的网络空间力量越来越凸显。

因此，立足长远来看，单纯依靠民间力量、产业力量而弱化国家主权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治理、全球治理，将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若美国不能立足长远，企图延续目前失衡的全球治理格局，那么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形象必将进一步受损。

(三)网络空间治理的三个阶段

自20世纪60年代末互联网诞生以来，全球网络治理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处于早期的技术治理阶段，出现新的科研和教育，并开启商业化的初期发展。第二，2010年之前，发展到产业治理阶段，出现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形态。第三，2010年之后到今天，也就是目前处于社会治理阶段，呈现新的社会形态，并且网络空间逐渐开始主导现实空间。随着国家、社会、公民及各类自觉不自觉形成的组织逐步成为参与网络治理的一员，网络空间各行为体之间，尤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面临的矛盾、产生的冲突也越来越多。

美国的网络治理主张形成于早期的技术治理阶段，完善于产业治理阶段。而中国的网络治理主张形成于近期的社会治理阶段。双方的时间差，是造成治理理念差异的原因之一。美国在网络治理方面经验丰富，更有体系性。但由于互联网的日新月异，网络治理的重点和特点都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历史既是美国的优势，也是美国的包袱。在技术治理阶段和产业治理阶段，政府的角色相对来说不太关键，但在社会治理阶段，没有政府的主导，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治理能力，包括暴恐、网络犯罪、网络失范等越来越复杂的网络问题，仅仅依靠非政府力量已经难以胜任。所以，美国的很多主张明显跟不上时展的需要，更跟不上未来发展的需要。当然，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治理主张基于美国本土的实践。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网络发展状况更具有相似性。美国模式并不适合大多数国家，这也是中国治理主张需要不断进取的价值所在。

三、中美网络治理主张的分歧

近几年来，中美网络空间的争端已成为两国最重要也最“易燃”的新热点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网络发展迅猛，网络空间重要性日益提升；另一方面，也在于中美双方网络治理利益、理念和主张存在着各种层面的分歧，而且双方依然缺乏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所以，清醒、清晰剖析中美在网络空间治理方面的差异与共同，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也是中美互联网治理走向“求同存异”，实现建设性合作的基础。理清这些分歧点，有助于双方正确研判以及理性博弈，实现更多建设性的合作成果。这些分歧有的是根本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有的是遣词措辞的差异，本质上是一致的；有的是各有取向，或者在形势和趋势判断方面的偏差，可以通过默契和利益平衡达成妥协。

(一)中美在网络治理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与现实世界相对完备的国际治理机制和长期形成的治理能力相比，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在规范、机制和能力上的缺失或者薄弱，将成为未来影响全球发展的根本问题。

第一，当下网络空间最大的问题是网络治理全球性共识和规范的缺失，是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各国和国际间“麻烦制造者”的根源。第二，随着各种违法犯罪等不良行为迅速转向网络空间，当前国际之间的合作和治理机制与能力，远远跟不上趋势的发展，使得未来隐患越来越积聚，形成“锅盖效应”，危及全球互联网的良性发展和进步。

从整个全球互联网看，中美在网络治理方面能否合作，不仅仅决定两国的利益，更直接决定了全球互联网治理能否形成全球性治理规范，是全球网络空间秩序能否形成的关键。双方能够形成良性协作，对于日益主导全球的网络空间来说，是最重要的福音。反之，两国在网络治理方面交恶，无法携手合作，则可能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极大的噩梦。

相比之下，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问题上担当的使命、责任和利害，怎样高估都不过分。双方应该着眼大局、放眼全球、立足未来。

(二)中美网络治理主张分歧的根源

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西方政府官员、学者一再强调，全球治理不是排他性的政府间关系。西方全球治理主张者常常涉及和讨论的不是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而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运动等非政府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⑥。中国的治理主张和美国存在根本的差别，集中表现在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发挥政府的主导者作用，以及在内容管理、保障言论自由上强调稳妥推进，而不是照搬美国等激进的做法。

遮蔽美国视野和眼界，形成“固执己见”，不与时俱进的根源在于：

1.美国的霸权思维

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传统现实世界的霸权延伸到网络空间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与现实世界的局限性相比，美国在网络空间实施霸权，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和客观条件。美国滥用权力的案例比比皆是：谋求对全球进行全息、全网监控的“棱镜计划”，借助Facebook、Twitter等全球性社交媒体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网络社会动员和政治颠覆的颜色革命等。

2.维护既得和既有利益，不愿意放权和分权

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和互联网创新的发源地，历史原因和发展过程决定了美国得天独厚的互联网技术、资源、标准和价值观等各个层面的垄断性优势。而随着2014年全球网民达到30亿，美国网民比例降低到10%以上，美国在互联网管理和治理方面不得不面临日益增强的放权和分权的压力。比如，把持互联网根服务器的绝对垄断性管理权，拒绝联合国等更具有国际代表性的机构介入互联网管理。

3.政治和外交的现实需要

随着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传统国家实力面临全球挑战，互联网成为美国政治、外交的重要筹码和博弈手段。比如对外倡导政府不能主导互联网治理，而美国政府自己却在幕后绝对主导了互联网治理；否定网络主权但是在黑客攻击上对其他国家采取单边制裁；谋求自己的绝对安全却阻扰其他国家构建相对安全的法律制度，等等。

(三)中美网络治理主张的主要分歧点

与美国单边主义色彩突出、单一意识形态的主张相比，中国的主张更加具有全球包容性：充分考虑和尊重互联网全球化发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各国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互联网发展趋势，着眼现在，面向未来。随着互联网发展，全球网络治理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与时俱进。而美国更固守在旧有和传统的轨道上。中美治理主张最大的冲突点在政府角色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国际组织中的各国政府角色，是主导还是一方之一；第二，联合国等主权国家政府主导的国际组织，在网络治理中的作用；第三，国内治理中政府是否为中心，还是平等的一方。

总的来看，中美两个网络大国之间存在三类分歧点：

1.根本性的分歧——根本利益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目前，是否承认网络主权和数据主权、是否承认网络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否允许信息审查还是坚持绝对的信息自由流动等，体现出中美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根本性分歧。

以网络主权为例，美国认为互联网是全球网民自愿连接形成的网络，因此在网络治理上强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multi-stakeholders)，反对国家机构来主导，而将网络主权放在不重要的位置，相当于间接否定了网络空间下各主权国家网络主权的合法性。

中国则认为网络治理必须尊重网络主权(cyber sovereignty)，注重多边(multilateral)合作。2014年7月，主席在巴西国会的演讲首次提出了“信息主权”，强调“每一个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权益都不应受到侵犯，互联网技术再发展也不能侵犯他国的信息主权”⑦。随后他在2014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词中正式提出“网络主权”，并指出，“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安全，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⑧。这表明中国对网络空间中国家主权合法地位的重视。中国一直推崇互联网的平等、协作精神，并致力于维护互联网和谐秩序。秉承对现实空间治理的一贯理念，中国倡议互联网治理同样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和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包括根据本国信息技术发展水平、语言文化，按照本国广大民众的意愿，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管理本国信息设施及本国领土上的网络活动，依法保护本国信息资源免受威胁，保障公民合法利益⑨。

2.策略性的分歧——有的是各有取向，或者在形势和趋势判断方面的偏差，可以通过默契和利益平衡达成妥协

比如政府在国内网络治理的主导地位，国际组织在网络治理发挥的作用，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公私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等方面。

美国的公民社会发达，网络治理也更多依托公私合作组织、企业、技术产业联盟、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以及智库等非盈利性组织。政府在其中更多扮演的是协调角色，而企业、私营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主导了网络治理的规则与实施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政府更多的是隐藏在“后台”，而充分发挥社会化的、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力量，政府担当桥梁和纽带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2015年2月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反复强调“政府与私营部门信息共享、共同合作”，并认为只有企业做不了的事，如跨行业、跨地区的网络安全风险应对才会由政府出面主导⑩。

中国由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目前主要依赖政府以及半官方性质的行业协会及社会团体、企业等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网络治理，而第三部门的权威性与能力建设明显不足致使政府在网络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中国主张“政府主导，各方参与”⑪。而且从现实空间角度看，“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当代中国具有适应性、迫切性”⑫，那么网络空间政府主导下的治理共同体同样具有适应性、迫切性。

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中美之间的策略性分歧也极为明显。最为典型的是2015年4月美国颁布总统令，允许政府对跨境黑客实施制裁，并暗指中俄等国是主要目标国；中国外交部则针锋相对指出“中方一贯不赞同通过一国国内法对他国公民和实体动辄实施制裁的做法”⑬。

3.措辞性的分歧——有的是遣词措辞的差异，本质上是一致的

比如美国倡导的“多方”与中方主张的“多边”，在一些治理专项领域两国提法基本一致但是内容有异：如反恐、色情内容治理等方面。另外，在合作意愿上，美国学者也对中国存在诸多批评。例如，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知华派评估”课题组的研究显示，有53.3%的专家对中国在全球网络治理领域的作用持负面评价，认为中国参与网络安全国际合作的意愿并不强烈⑭。这与中国事实上很积极的意愿存在很大偏差。双方的互信度需要进一步提升，沟通渠道需要更加畅通。

(四)中美网络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如今美国要求将互联网国际治理权交给全球利益相关体，美国主导的国际治理有以下特点：1.推行弱政府的治理理念。认为政府不应在互联网国际治理中发挥过于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的冲击、对国家的意识形态等的影响避而不谈，或者有意弱化。2.强化企业等非政府团体在互联网国际治理中的作用，认为非政府团体应该和政府具有平等的地位。3.认为互联网国际治理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重视互联网标准和知识产权的作用，这样就可以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国际治理上抢夺话语权。

从中国官方对于互联网治理的态度(见表1)可知，我国近年来加强了对互联网安全的重视程度，把安全置于发展之前，积极参与互联网国际治理。

中国对国际互联网治理的理解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认为在互联网治理中首先应该尊重国家主权，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问题性质上，中国认为互联网治理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是社会问题，最后才是技术问题。2.从时间连续性上，即使在“棱镜门”爆发之前，中国就意识到了网络治理的重要性，一直倡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并对国际治理模式提出建议。3.国家主席出任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说明国家从战略层面明确了网络主权的重要性。相信今后国内对于互联网国际治理会有更为统一的理解、更为成型的理念和更为成熟的政策。

四、美、欧、中三方网络治理路径对比

(一)美国：逐步改良方案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局于2014年3月宣布美国政府将放弃对互联网数学分配机构(IANA，The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Authority)的监督权。美方希望ICANN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组织，要求ICANN召集“全球利益相关者”提出移交方案，以作为移交管理权的第一步。

第一，美国要求ICANN移交方案必须支持和加强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型(multistakeholdermodel)。在多方利益相关者模型中，无论是各国政府、私营机构、民间团体、其他互联网组织，还是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每一方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方更加重要。第二，美国不允许这项权力移交给联合国。其倡导的治理架构如图1所示。

引入其他利益体只会让全球网络监管变得更松散，而技术方面相对最强的美国仍将保持最大影响力。多利益相关者模型这一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日益削弱这一前提之上，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过分弱化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⑮。这就是说，多利益相关者模型本身可能被美国用来为强权政治辩护，美国政府不会放弃已在全球互联网事务中确立的优势地位。

(二)欧盟：跟随方案

长期以来，国际互联网的控制权问题一直是各国政府争论的焦点。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当前的管理机构ICANN应该彻底从美国政府中独立出来。欧盟也不例外。

欧洲国家的主张主要分为两种⑯。民间组织建议，建立一个开放的国际域名管理系统，在荷兰等国，有公司向用户提供完全独立于ICANN系统的域名管理系统。而欧盟国家层面，自2005年以来就呼吁让ICANN脱离美国政府而独立，或者成为一个隶属于联合国的国际性组织。作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将ICANN改造成一个基于多边主义精神的国际组织以实现对网络空间的全球共同治理更符合其利益诉求。

但如今，欧盟对于互联网国际治理一直紧随美国之后，唯美国马首是瞻。究其原因，欧洲虽然在互联网科技水平上并不落后，但是互联网产业却被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最后造成了欧洲对美国互联网产品依赖的现状。

(三)中国：联合国主导方案

中国政府主张互联网治理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承认和尊重各国在网络空间的主权。所以，专家认为我国应该倡导国际治理+国内治理两个领域的“国际：联合国+国内：利益相关方”双层架构的治理模式。

在国际治理方面，把原来ICANN的职责转交给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Union)。ICANN的管理权力来自美国政府的授权，行动方案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国际电信联盟是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的联合国机构，主要任务是制定标准，分配无线电资源，组织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长途互连方案，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有193个成员国和700多家私营部门实体和学术机构(公司和其他组织可以参与标准的制定，但无投票权)。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互联网发展程度不同，带来了各国治理模式和方法的不同，存在着一些分歧和争议，故而互联网的国际治理应该充分尊重各国的互联网主权。国际电信联盟作为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具有各国平等参与电信事务的传统，不论是技术能力还是协调能力，都足以承担IANA监督权。此方案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甚至欧盟国家之前也表示赞同域名管理系统交由联合国管理，因而此方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国内治理方面，应该倡导“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指与之利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人或者团体(企业、研究机构、民间团体、政府等)。“多利益相关方”治理模型促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为了问题的解决或者目标的达成而对话、决策和实施行动。截至2014年6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6.32亿，互联网正在从根本上重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国上市互联网企业有70多家，并涌现出一批积极担当社会责任的优秀互联网企业和企业家，互联网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形态的关键行业。关于互联网的科学研究也紧跟世界潮流，取得了许多成果。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只有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才能作出真正符合国民利益的决策。

五、对策与建议

妥善处理中美网络治理主张的分歧与冲突，不仅关乎两国的利益，更直接决定了全球互联网治理能否形成全球性治理规范。针对中美之间存在的三种类型分歧点，需要明确对于根本性的分歧和策略性的分歧，中国要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原则，不回避也不主动激化冲突，避免情绪性和激进的思想，博弈中更具有策略性。具体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对外方面

1.做大做强我们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世界上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崛起中的新兴国家，与中国发展状况更接近，与中国面临的网络治理问题更相似，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网络治理的博弈中，中国完全是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上，可以与一家独大的美国更从容更主动地博弈。

2.对美国的盟友同样可以争取合作。美国的盟友不一定是我们的对手。很多根本性分歧完全是由美国霸权思维和自己单方面利益决定的，因此，很多美国的盟友与美国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比如欧洲和美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冲突，中国应该在不同层面，制定相应的沟通与合作机制，努力扩大自己的支持面。

3.关注美国政企各界相互制衡的关系。美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政府与企业和社会层面，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有着巨大的利益，未来甚至是超过美国市场的第一大市场，中国与很多美国企业有着更深入的利益共同点。美国政府对于网络价值观的政治化和军事化，比如，“棱镜计划”，事实上使美国企业自身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网络治理主张在不少层面完全可以与美国企业、美国学术界和智库界达成更多的共识与理解。

4.加强研究和借鉴。网络空间治理是全新的课题，也非常复杂，任何国家的实践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除了加强对美国治理模式的跟踪研究和深度剖析之外，更要加强对欧洲、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比如，欧洲网络治理，在价值主张、制度构建和具体实践中，有非常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尤其是欧洲在互联网技术与标准方面也受制于美国，也是“棱镜计划”受害者，处境与中国相同。当然，更多新兴国家的治理创新和成功经验，都值得研究和学习。中美博弈如果仅仅是一对一的博弈，很可能形成双输的囚徒困境。而多元力量的引入，将使中美网络治理的博弈更加良性和具有建设性。

5.坚持扩大完善网络治理领域全方位交流。应该自信、有底气地积极主动拓宽和加强中美在政府层面、学术层面、产业层面、智库层面和社会层面等的交流与合作。中美之间在网络治理的沟通方面要大力建设“高速公路”，形成“宽带交流”。

(一)对内方面

对内方面更是当务之急，是提升治理能力以及国际能力的基础：

1.明确历史使命，做好顶层设计，做到战略清晰。对于未来10-20年要有清晰、理性的战略判断，对内要形成各部委、各阶层相对一致的共识。在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推敲相关主张和建议，避免部门利益的局限和干扰。无论是基于国家利益还是全球利益，无论为了“中国梦”还是世界发展，我们都应该明晰与美国有竞争有博弈的同时，归根到底双方要成为命运共同体，构建更坚实的利益共同体。

2.基于发展的需要，坚持积极防御型战略的原则，与美国的博弈有理有节。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们无论在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还是实力和能力方面，都远远处于美国的下风。但是，时间在我们一边，尤其是网络空间方面的综合实力，都处于快速上升的通道之中，所以我们坚守积极防御型战略。秉持开放、创新、合作、多元等理念，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国际合作上，都应该有底气，有自信，以有利于营造中国继续良性发展为基本前提。

3.进一步发挥中央网信办的统筹与协调机制能力。在网络空间博弈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美国政府各个部门、各级官员，以及智库和媒体，对国家的网络治理主张都相当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合力。相比之下，我们的治理主张，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尤其各个部委，相互之间缺乏一致性。在一些重要的博弈点上，国内学界、媒体和社会自身分化严重，意见不一。内部形成共识，理念进一步凝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4.中美网络空间博弈将是长期任务，在具体博弈中，我们应该避免偏激，避免激进，避免不必要的惹是生非。尤其不拘泥于一些遣词造句的表面争执，而应富有智慧，注重实质，注重利益权衡。比如在数据主权、网络主权等全球都还缺乏定论，而美国固执己见的情况下，不一味强攻，更多放下字面较劲，注重脚踏实地。在ICANN管理权移交等事宜上，应该积极进取，多获得实质性权力是关键。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港口；城市；物流；产业；唐山市

中图分类号：F5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75-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经济地理的全球化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涌现出大批成果，从而加深了我们对70年代以后产业重构进而导致新的空间分工的过程的理解。这一过程可被称作“世界贸易的整合与生产的分散”。虽然都强调将网络作为核心分析单元，但对于世界经济演进的分析仍分化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世界城市网络学派（WCN，突出基于公司网络的城市国际连通性），另一个是全球生产网络学派（GPN，突出全球商品网络的区域植入性）。这也就为我们分析港口城市如何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两种维度或将其结合。将港口城市演进与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统筹考量，已经成为国外运输物流、人文地理和产业经济等研究领域的交叉前沿。Carbone和De Martino（2003）、Hall和Robbins（2007）各自分析了法国勒阿弗尔港和南非德班港如何参与到雷诺和丰田的国际汽车产业链。Wang和Olivier（2006）则开始就港口整合进入全球生产网络进行概念性总体设计。Jacobs，W等（2010）研究了如何将港口城市整合进全球生产网络，并指出港口城市的优势主要在于其是全球商品流的节点和港航服务业的中心。

目前，国内学术界虽在港城互动、港口物流等主题上给予了较多关注，但还明显缺乏针对新兴港口城市如何顺利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专门研究。全球化视角下新兴港口城市的嵌入，涉及原有经济模式的转变，涉及从内陆封闭式发展向沿海开放式发展的变迁，也会涉及国际产业体系分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河北省唐山市是我国近年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港口城市，正处于摆脱原有资源型经济模式和构建沿海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时期，值得研究关注。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是唐山基于新兴港口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

一、新兴港口城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经济机理

（一）理论界域

所谓新兴港口城市是指城市区域本不具有沿海港口特质和传统，但在沿海地域的开发开放版图中，由于特定的货运需求或天然条件而起步，并快速成长为重要的物流结点和大地理范围经济发展的牵动力量。新兴港口作为临港产业的龙头和开放发展的窗口，要与全球市场的大背景相结合，有责任将港城乃至腹地嵌入全球框架。

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网络组织，是产业链中的不同经济活动的全球布局。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化及跨国公司的归核化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内部开始了垂直反整合与模块化解构。将原来集成于企业内部的上下游业务垂直分解，产业组织因而出现纵向分离的趋势。跨国公司将大量非核心、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低成本国家，形成了核心一生产系统。制造业生产越来越模块化，将更多的业务环节外包出去，并与生产业嵌套耦合。没有物流网络的发展，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便不能实现，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离不开物流网络的支撑。在经济地理图景中，呈现出通过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联结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二）关联框架

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活动的分离和整合日益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演。全球价值链的等级体系与各地相匹配的过程就是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的各个片段往往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集成后的全球产业物流模式实际上是将部分生产功能转移到了港口，并利用港口的流通加工功能，在配送之前对货物进行简单加工。港口的增值服务功能可以更好地集成供应链，满足链上主体对货物的个性化需求和选择。分工、专业化与市场规模，以及物流构成的这一正反馈网络，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具备开放性特点的临港产业集群通过发展以大进大出为主要形态的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吸引相关厂商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地理集聚。与以前的相对封闭期相比，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沿海港口可以为所在城市带来便捷的贸易通关、完善的金融配套、充裕的人才储备等系列优势。从业务关联的角度观察，港口物流的发展需要配套的金融服务、海商法律、海运保险以及信息、咨询、科教等相关服务业，从而构筑一个集会展、采购、物流、金融、交易等为一体的双向开放平台。于是，新兴港口城市成为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也为本地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高效便捷通道。因此，积极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增强与外部的联系，有利于新兴港口城市打破原有经济范式的闭锁，实现向沿海港口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转型。全球框架下的新兴港口城市应该基于本地港口平台，积极回应全球市场的变化，与区外经济行为主体灵活互动，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目标定位，确定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嵌入位置和方式。

（三）港口城市类型及演进方向

图1中的横轴是港口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纵轴是其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地位。图中的方形指物流与制造业活动的规模，圆形代表与港口航运相关的生产业。在这4种港口城市类型中，如果横向对比则两者的方形面积相同，如果纵向对比则两者的圆形面积相同。贯穿装卸中心和服务中心的虚线表征专业化程度，反映在临港工业或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各自优势；贯穿新兴港城和世界港城的另一条虚线表征集中程度，反映相关活动在港口城市的集聚规模的综合提升。

装卸中心型港城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归因于物理基础设施的完备、运输功能的多样性、稳定的船舶挂靠及巨大的货物吞吐量。由于产业活动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很多港口成为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比如鹿特丹、休斯顿和新加坡聚集了大量的石油化工设施。从空间上讲，港动密度的增加所受到的土地和环境约束使得港口设施与城市中心逐渐远离，因为地理隔离或者原城市中心区的锁定，该类型港口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非常有限。对于服务中心型港城来讲，得益于成功的集聚经济效应而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凸显，原有的水运优势已不再主导。在这些地方，由于空间紧缺、交通拥堵或环境考量，与商品物理转移相关的功能已经很有限。在新兴港口城市或世界港口城市，港城在相对和谐和相互依赖中共存。从发展方向上考察，新兴港城可能演化为装卸中心、服务中心或世界港口城市，既可通过港口物流规模的壮大吸引临港工业，又可强调对生产业的集聚；既可沿纵轴方向突出其在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地位，又可沿横轴方向提升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级别，或者两方面并重。新兴港城在经历起步期后，其未来目标定位和路径是多样化的，具体取决于城市的综合禀赋、外部机遇及战略的选取。

二、唐山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综合方案

（一）全球指向的新兴港城发展：唐山样本的意义

从实证角度观察，国内外均有依托新兴港口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范例，比如迪拜作为7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最初只有一些简单的珍珠、捕鱼和贸易活动，1968年石油的发现使迪拜得以快速发展，但却并未成为经济支柱。在多元化过程中，1972年建成的Rashid港和1983年建成的JebelAli港成为里程碑。如今迪拜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的门户和全球性商业都会。在迪拜，自由贸易区和港口建设为城市融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提供了硬件保障，区港之间的共生联动使迪拜顺应了全球外包的趋势，逐步参与到全球网络中。迪拜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正是充分发挥了新兴港口优势，使之与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相融合，将渔村转化成为区域经贸中心。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将决定未来的成长空间，积极将区域产业集群融入全球架构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方向。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聚散是城市经济开放前行的外部环境，港口是旨在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出口导向集群的代表，港口优势的爆发是实现城市转型的战略依托。长期以来，河北省唐山市传统重工业发达，资源依赖型经济特征明显，经济开放度较低。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同时，唐山市的港口发展快速跨越，成为国内的新兴港口城市。2011年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吨，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八名。唐山港两个港区（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的先后建设和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使唐山拓展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空间，具备了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和平台。基于新兴港口优势，唐山可充分发挥本地企业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把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和环节放到全球范围内综合考虑。唐山既是传统资源型城市，又是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既要积极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又要推进对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既具备了工业化的相当基础，又处于港口城市建设的后发位置。因此，在判别唐山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背景的基础上，筹划新兴港口城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个案战略，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开放型产业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唐山城市产业系统的演进

国外学者针对德国鲁尔区的多项研究均认为，老工业基地存在的“路径依赖”导致了衰退，这种模式锁定状态在我国也普遍存在。如欲摆脱原有锁定和依赖，必须找寻强有力的突破口和契机。具备了沿海港口这一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所不能拥有的独特优势，唐山市要想突破资源型经济的束缚，就应打造开放型经济架构，借助多种形式完成对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嵌入。港口优势的迅速凸显既为唐山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独特条件，又为其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创造了战略平台。兼具资源型城市和新兴港口城市双重特征的唐山市，需要基于全球网络实现与外部主体的有效互动，使区域经济接轨国际市场，克服地方发展锁定，通过制定综合方案来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构建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

以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为逻辑和现实起点，唐山市经过城市产业系统的多阶段转型之后，将转变为一座高开放性的港口城市。这会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转型的构成要素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功能性的。具体实施内容既涵盖旨在限制和压缩资源型产业的各种消失性安排，也有用以改善城市基础环境条件的持续性安排，还有旨在提高产业开放度的增强性安排，从而共同构成了唐山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内陆走向远海、从本地走向全球的整套布局（见图2）。其中，消失性安排包括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节能减排门槛提升、技术要求的修正、落后产能的压缩等；持续性安排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秩序的治理规范、港口口岸环境的优化等；增强性安排包括对境外直接投资的有效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滨海服务贸易的扩展、技术研发强度增加、对传统产业资本再创业的扶持等。

三、唐山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策略

从资源型城市到开放型港口城市的转型是唐山市的必然选择，进而需要对港口城市的目标类型做出甄别和定位。虽然吸引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是港口城市的理想战略，但与港口相关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的布局模式主要遵循城市级别而不是港口吞吐量的级别，伦敦、纽约等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均缘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作为中等城市的唐山市应将目标定位于图1中所示的装卸中心型港口城市，谋求在物流规模和临港工业集聚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主要沿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方向嵌入和提升。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主要策略如下：

（一）比较和选择恰当的嵌入方式

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方式有科层嵌入、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和准科层嵌入等。钢铁、建材、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唐山市主要临港产业模块应基于自身情况和行业态势，从上述嵌入方式中进行精心比选，找准适用方式，并且将嵌入过程划分为初涉、融入和控制3个阶段，从孤岛嵌入到成链嵌入，形成清晰的路线图，以通过战略性合作分享全球市场利益。

（二）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正快速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一方面要通过整合提升，形成内生力量主导的国际性产业集群，继续强化本土加工制造优势，并向研发、营销、品牌等多方面优势扩展，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资源，打造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国际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利用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聚落特点，集群式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带动本地配套企业的成长。新兴港口城市要避免腹地企业在全球分工中被低端锁定，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延展上下游产业链。

（三）取得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和支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商业伙伴方案是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效渠道。联合国工发组织启动的一系列项目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印度和南非的汽车工业项目以及布基纳法索奶品价值链的发展等。商业伙伴关系已成为联合国刺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唐山市应谋求加强与有关国际经济机构的联系，积极争取电动汽车等新兴项目的引进。

（四）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区域时，往往把物流水平、特别是保税物流设施作为重要考察要素。现在唐山市界内还没有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果能在曹妃甸设立保税港区，可使港口功能适应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要求，促进专业码头与工业基地形成“前港后厂”式的物流程序，在环渤海地区重化工业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中起到桥梁作用，这将强力推动唐山城市产业系统的演进，提升港口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知名度。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5篇

摘要：在经济一体化框架下，作为后来者的新兴港口如何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成为决定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在阐述经济机理的基础上专门研究了唐山市案例。设计了融合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开放型经济培育的唐山市产业系统演进整体方案，提出了唐山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港口；城市；物流；产业；唐山市

中图分类号：f5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2）04-0075-0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经济地理的全球化及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涌现出大批成果，从而加深了我们对70年代以后产业重构进而导致新的空间分工的过程的理解。这一过程可被称作“世界贸易的整合与生产的分散”。虽然都强调将网络作为核心分析单元，但对于世界经济演进的分析仍分化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世界城市网络学派（wcn，突出基于公司网络的城市国际连通性），另一个是全球生产网络学派（gpn，突出全球商品网络的区域植入性）。这也就为我们分析港口城市如何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两种维度或将其结合。将港口城市演进与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统筹考量，已经成为国外运输物流、人文地理和产业经济等研究领域的交叉前沿。carbone和de martino（2003）、hall和robbins（2007）各自分析了法国勒阿弗尔港和南非德班港如何参与到雷诺和丰田的国际汽车产业链。wang和olivier（2006）则开始就港口整合进入全球生产网络进行概念性总体设计。jacobs，w等（2010）研究了如何将港口城市整合进全球生产网络，并指出港口城市的优势主要在于其是全球商品流的节点和港航服务业的中心。

目前，国内学术界虽在港城互动、港口物流等主题上给予了较多关注，但还明显缺乏针对新兴港口城市如何顺利嵌入全球经济体系的专门研究。全球化视角下新兴港口城市的嵌入，涉及原有经济模式的转变，涉及从内陆封闭式发展向沿海开放式发展的变迁，也会涉及国际产业体系分工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河北省唐山市是我国近年迅速成长起来的新兴港口城市，正处于摆脱原有资源型经济模式和构建沿海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关键时期，值得研究关注。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是唐山基于新兴港口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然选择。

一、新兴港口城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经济机理

（一）理论界域

所谓新兴港口城市是指城市区域本不具有沿海港口特质和传统，但在沿海地域的开发开放版图中，由于特定的货运需求或天然条件而起步，并快速成长为重要的物流结点和大地理范围经济发展的牵动力量。新兴港口作为临港产业的龙头和开放发展的窗口，要与全球市场的大背景相结合，有责任将港城乃至腹地嵌入全球框架。

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网络组织，是产业链中的不同经济活动的全球布局。随着全球分工的深化及跨国公司的归核化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内部开始了垂直反整合与模块化解构。将原来集成于企业内部的上下游业务垂直分解，产业组织因而出现纵向分离的趋势。跨国公司将大量非核心、低附加值的业务外包到低成本国家，形成了核心一生产系统。制造业生产越来越模块化，将更多的业务环节外包出去，并与生产性服务业嵌套耦合。没有物流网络的发展，全球化下的时空压缩便不能实现，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离不开物流网络的支撑。在经济地理图景中，呈现出通过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联结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二）关联框架

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活动的分离和整合日益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演。全球价值链的等级体系与各地相匹配的过程就是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和空间再构的过程。价值链的片断化导致各环节在全球空间上呈现离散分布格局，但是，分离出的各个片段往往具有高度的地理集聚特征。集成后的全球产业物流模式实际上是将部分生产功能转移到了港口，并利用港口的流通加工功能，在配送之前对货物进行简单加工。港口的增值服务功能可以更好地集成供应链，满足链上主体对货物的个性化需求和选择。分工、专业化与市场规模，以及物流构成的这一正反馈网络，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具备开放性特点的临港产业集群通过发展以大进大出为主要形态的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吸引相关厂商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地理集聚。与以前的相对封闭期相比，处于快速成长阶段的沿海港口可以为所在城市带来便捷的贸易通关、完善的金融配套、充裕的人才储备等系列优势。从业务关联的角度观察，港口物流的发展需要配套的金融服务、海商法律、海运保险以及信息、咨询、科教等相关服务业，从而构筑一个集会展、采购、物流、金融、交易等为一体的双向开放平台。于是，新兴港口城市成为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也为本地区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高效便捷通道。因此，积极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增强与外部的联系，有利于新兴港口城市打破原有经济范式的闭锁，实现向沿海港口开放型经济的战略转型。全球框架下的新兴港口城市应该基于本地港口平台，积极回应全球市场的变化，与区外经济行为主体灵活互动，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根据自身实际选择目标定位，确定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嵌入位置和方式。

（三）港口城市类型及演进方向

图1中的横轴是港口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纵轴是其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地位。图中的方形指物流与制造业活动的规模，圆形代表与港口航运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在这4种港口城市类型中，如果横向对比则两者的方形面积相同，如果纵向对比则两者的圆形面积相同。贯穿装卸中心和服务中心的虚线表征专业化程度，反映在临港工业或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各自优势；贯穿新兴港城和世界港城的另一条虚线表征集中程度，反映相关活动在港口城市的集聚规模的综合提升。

装卸中心型港城在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归因于物理基础设施的完备、运输功能的多样性、稳定的船舶挂靠及巨大的货物吞吐量。由于产业活动对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很多港口成为重要的生产制造中心，比如鹿特丹、休斯顿和新加坡聚集了大量的石油化工设施。从空间上讲，港口活动密度的增加所受到的土地和环境约束使得港口设施与城市中心逐渐远离，因为地理隔离或者原城市中心区的锁定，该类型港口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非常有限。对于服务中心型港城来讲，得益于成功的集聚经济效应而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凸显，原有的水运优势已不再主导。在这些地方，由于空间紧缺、交通拥堵或环境考量，与商品物理转移相关的功能已经很有限。在新兴港口城市或世界港口城市，港城在相对和谐和相互依赖中共存。从发展方向上考察，新兴港城可能演化为装卸中心、服务中心或世界港口城市，既可通过港口物流规模的壮大吸引临港工业，又可强调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既可沿纵轴方向突出其在产业物流网络中的地位，又可沿横轴方向提升其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级别，或者两方面并重。新兴港城在经历起步期后，其未来目标定位和路径是多样化的，具体取决于城市的综

合禀赋、外部机遇及战略的选取。

二、唐山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综合方案

（一）全球指向的新兴港城发展：唐山样本的意义

从实证角度观察，国内外均有依托新兴港口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范例，比如迪拜作为7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一，最初只有一些简单的珍珠、捕鱼和贸易活动，1968年石油的发现使迪拜得以快速发展，但却并未成为经济支柱。在多元化过程中，1972年建成的rashid港和1983年建成的jebelali港成为里程碑。如今迪拜已经成为海湾地区的门户和全球性商业都会。在迪拜，自由贸易区和港口建设为城市融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提供了硬件保障，区港之间的共生联动使迪拜顺应了全球外包的趋势，逐步参与到全球网络中。迪拜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正是充分发挥了新兴港口优势，使之与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相融合，将渔村转化成为区域经贸中心。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将决定未来的成长空间，积极将区域产业集群融入全球架构是经济成长的重要方向。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聚散是城市经济开放前行的外部环境，港口是旨在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出口导向集群的代表，港口优势的爆发是实现城市转型的战略依托。长期以来，河北省唐山市传统重工业发达，资源依赖型经济特征明显，经济开放度较低。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自然资源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发展空间受到限制。但同时，唐山市的港口发展快速跨越，成为国内的新兴港口城市。2011年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吨，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八名。唐山港两个港区（京唐港区和曹妃甸港区）的先后建设和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使唐山拓展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空间，具备了大规模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窗口和平台。基于新兴港口优势，唐山可充分发挥本地企业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深度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把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和环节放到全球范围内综合考虑。唐山既是传统资源型城市，又是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既要积极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又要推进对原有产业的转型升级；既具备了工业化的相当基础，又处于港口城市建设的后发位置。因此，在判别唐山市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背景的基础上，筹划新兴港口城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个案战略，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开放型产业体系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唐山城市产业系统的演进

国外学者针对德国鲁尔区的多项研究均认为，老工业基地存在的“路径依赖”导致了衰退，这种模式锁定状态在我国也普遍存在。如欲摆脱原有锁定和依赖，必须找寻强有力的突破口和契机。具备了沿海港口这一大多数资源型城市所不能拥有的独特优势，唐山市要想突破资源型经济的束缚，就应打造开放型经济架构，借助多种形式完成对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嵌入。港口优势的迅速凸显既为唐山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独特条件，又为其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创造了战略平台。兼具资源型城市和新兴港口城市双重特征的唐山市，需要基于全球网络实现与外部主体的有效互动，使区域经济接轨国际市场，克服地方发展锁定，通过制定综合方案来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和构建开放型现代产业体系。

以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为逻辑和现实起点，唐山市经过城市产业系统的多阶段转型之后，将转变为一座高开放性的港口城市。这会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转型的构成要素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功能性的。具体实施内容既涵盖旨在限制和压缩资源型产业的各种消失性安排，也有用以改善城市基础环境条件的持续性安排，还有旨在提高产业开放度的增强性安排，从而共同构成了唐山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内陆走向远海、从本地走向全球的整套布局（见图2）。其中，消失性安排包括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节能减排门槛提升、技术要求的修正、落后产能的压缩等；持续性安排包括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秩序的治理规范、港口口岸环境的优化等；增强性安排包括对境外直接投资的有效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滨海服务贸易的扩展、技术研发强度增加、对传统产业资本再创业的扶持等。

三、唐山市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策略

从资源型城市到开放型港口城市的转型是唐山市的必然选择，进而需要对港口城市的目标类型做出甄别和定位。虽然吸引高级生产者服务业是港口城市的理想战略，但与港口相关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ps）的布局模式主要遵循城市级别而不是港口吞吐量的级别，伦敦、纽约等国际航运中心的形成均缘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此，作为中等城市的唐山市应将目标定位于图1中所示的装卸中心型港口城市，谋求在物流规模和临港工业集聚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主要沿全球产业物流网络方向嵌入和提升。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主要策略如下：

（一）比较和选择恰当的嵌入方式

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主要方式有科层嵌入、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和准科层嵌入等。钢铁、建材、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唐山市主要临港产业模块应基于自身情况和行业态势，从上述嵌入方式中进行精心比选，找准适用方式，并且将嵌入过程划分为初涉、融入和控制3个阶段，从孤岛嵌入到成链嵌入，形成清晰的路线图，以通过战略性合作分享全球市场利益。

（二）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载体，正快速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一方面要通过整合提升，形成内生力量主导的国际性产业集群，继续强化本土加工制造优势，并向研发、营销、品牌等多方面优势扩展，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资源，打造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国际性产业集群。另一方面，要利用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聚落特点，集群式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带动本地配套企业的成长。新兴港口城市要避免腹地企业在全球分工中被低端锁定，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延展上下游产业链。

（三）取得国际经济组织的指导和支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商业伙伴方案是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有效渠道。联合国工发组织启动的一系列项目都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印度和南非的汽车工业项目以及布基纳法索奶品价值链的发展等。商业伙伴关系已成为联合国刺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唐山市应谋求加强与有关国际经济机构的联系，积极争取电动汽车等新兴项目的引进。

（四）申请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跨国公司在选择投资区域时，往往把物流水平、特别是保税物流设施作为重要考察要素。现在唐山市界内还没有保税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如果能在曹妃甸设立保税港区，可使港口功能适应全球产业物流网络的要求，促进专业码头与工业基地形成“前港后厂”式的物流程序，在环渤海地区重化工业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中起到桥梁作用，这将强力推动唐山城市产业系统的演进，提升港口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和国际知名度。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6篇

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安全厂商――趋势科技近日特别了针对社交网络威胁趋势的分析报告，指出社交网站的攻击多以社交工程陷阱与假冒知名社交网站，以及发送藏有恶意链接的邮件等形式和手段发生。此外，巨大的利益驱动力已使信息安全威胁主要目的变为通过窃取用户信息获得经济收益，包括：通过骗取个人淘宝账号为网络商家增加好评；通过控制私人QQ账号给个人用户的社交网络的朋友发送恶意链接，并窃取更多的个人账户信息；盗取网游账号，以获得用户花费大量时间及经济成本才获取的极品装备；还有通过潜入个人日常访问的社交网页，诈取用户的网络交易账户等信息，更直接地获得高额收益。

暑期，社交网络使用进入高峰期，趋势科技的网络安全专家总结出了最可能招惹恶意软件、网络攻击的几类高危的常见社交网络行为，并且给出了相应的安全提示及建议，提醒个人网络用户采取更明智、安全的社交网络行为。同时，趋势科技还倡导广大网友及早使用有效的安全软件来确保网络行为的安全性，避免遭受黑客攻击及个人身份信息外泄可能会造成的个人利益损失。

趋势科技的社交网络使用安全提示

(1) 当你使用微博的缩写网址(tiny URL)服务时

网络上有许多展开缩写网址的服务，只要输入缩写网址，就可以让你能看到完整的URL，虽然不见得是安全网址，起码让你看清楚原始出处。最保险的方式是使用有恶意网址拦截工具的网络安全软件。

(2) 当浏览其他人的个人信息或网页时

社交网络用户应对假冒知名社交网站名义的假冒网页、电子邮件等的信息需有所警觉，并采取基本的网页和电子邮件过滤措施。

(3) 当你关注并搜寻热门话题时

当你在常访问的社交媒体中对最热门的大牌名人或热点事件进行搜索时，在点击任何链接前先仔细查看一下搜索结果的链接，最好是只点击进入那些你曾听闻过的主流网站。

(4) 当你在社交网站透露个人资料时请三思而行

使用者应有“任何信息到网上都是公开的”的基本认知，并避免在社交网站发个人信息或分享敏感的商业信息，以避免账户被入侵后导致重要数据的泄露损失。

此外，个人用户还都应该主动了解并使用社交网络平台资深的安全功能来保护自身的网络权益。例如：社交类网站都允许用户设定哪些人可以看到哪些类型的信息，并允许用户开启使用安全链接(HTTPS)的选项，通过加密达到多一层的保护效果。

拦截真实世界威胁 趋势科技始终如一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7篇

1.认清大趋势，从维护国家的高度认识和把握网络安全问题。当今世界，网络已成为新的国际政治角力场，网络也成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网络，国家就不完整；没有网络，国际网络空间秩序就将混乱无序，相关权益也无从保障；没有网络，互联网造福人类的初衷和目的就无法实现，互联网的发展也将失去意义。

但有人一味强调网络的开放性，认为网络无国界，是个不设防的地球村；有人对西方国家推行互联网霸权不够重视，还只是把眼光局限在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等领域；有人对网络攻击不了解、不敏感，对网络泄密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警觉。对此，我们要认清大趋势，真正从战略的高度来重视网络、经略网络空间。

强调尊重网络，不是要割裂全球网络空间，而是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各国无论互联网发展快慢、技术强弱，其参与权、发展权、治理权都应当是平等的，都应当得到有效保障。一方面，要明确网络的内涵。网络是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延伸，是国家新的实现形式，而不是新权利的创设。借鉴国际公法中传统的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管辖权内容，网络也应该包含以下要素：独立权，即确保一国网络拥有独立的、对其管理不受制于他人的基本权力；平等权，即各国网络之间能够平等进行互联互通的基本权利；自卫权，即国家应具备保护本国网络、能够不因攻击而导致瘫痪的能力；管辖权，即国家必须拥有对本国网络设施、网络信息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要界定网络的效力范围。网络的效力范围，也就是事实上的“网络边疆”。相对于可划界的、静态的领土、领空、领海，网络空间是虚拟、动态的。但是提供网络的物理设施，提供链接的网站、域名，提供渠道的信息系统确是实实在在的、可控的，那么网络的效力范围也应该包含一国领域内所有接入网络的物理基础设施，国家专属的互联网域名及其域内以及关系国计民生领域的国家核心网络系统。

2.应对大挑战，充分认识网络安全面临的形势和风险。受网络空间的传导影响，其他各方面的安全威胁界限更易突破，潜在危害和影响更加广泛深远。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网络、国家安全的生态环境日益复杂和严峻，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

一是国际互联网发展格局存在的天然风险。在目前的互联网格局中，美国通过控制域名解析服务器掌握全球互联网的主动脉。美国握有互联网的核心技术，牢牢地控制着全球互联网的运行，属于全球互联网的监控者，直接威胁着他国网络国防安全，随时可以让他国的互联网瘫痪。

二是网络战催生的军事对抗全新威胁。世界强国都很重视网络战，把它当做未来战争的重要形态。美国将强化网络战能力作为军事改革计划的一个重点，设有专门的网络司令部，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战略报告将网络战列为冲突战术选项，提出了保障自身网络安全、反击重大网络攻击和吓阻重大网络攻击三大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战是美军手中新的零伤亡“核武器”。

三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无处不在的智能终端、随时在线的网络传输、互动频繁的社交网络，让以往只是网页浏览者的网民的面孔从模糊变得清晰。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对政府机关、国防军队、社会组织、公司企业和公民个人进行精准画像、行为还原，对采集到的数据做比对、系统整合，就比较容易破解和掌握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要害信息和安全命脉。

四是网络防范意识薄弱和技术依赖滋生的安全漏洞。强调，“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我国主流防火墙技术和杀毒技术大都来自国外，自主可控、高技术含量的网络安全产品匮乏，进口的计算机、交换机、路由器等可能被故意预留控制端口，存在着被非法“入侵”和“窃听”的可能。引进技术设备的网络远程服务十分普及，大型电力机组、高精尖的数控设备以及生产线等，都与国外企业技术联网，在进行网上远程诊断、技术升级、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的同时，外方也能时时监控设备运转和生产情况，不仅令我自身“门户洞开”，关键时候还可能接受指令而停止工作。

五是网上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形势。某些西方国家凭借其文化霸权和网络信息强势，将网络变成实施渗透的主渠道，大肆输出西方意识形态，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诋毁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某些国内网络大V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故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蓄意炮制虚假新闻、歪曲历史、恶意诋毁公众人物，不断制造事端。

3.树立大视野，努力掌握互联网全球治理主动权。增强网络意识，强化网络安全观，要运用全球视野、发展眼光、辩证思维，旗帜鲜明地主张和维护好网络安全，夺取网络空间的制高点，争取更大的战略主动。

一是世界眼光。尊重网络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辩证统一的，网络安全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前提，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网络安全的保障。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互联网发展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就是要推动形成网络空间“最大公约数”，达成基本共识，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彼此尊重网络的基础上，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二是中国立场。“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既是为全球网络治理开出的药方，也是彰显中国智慧的立场表达。我们要坚持“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高举和平利用网络空间、反对网络犯罪、网络恐怖、网络霸权的旗帜，树立负责任的网络大国形象。同时，要利用国际组织、国际学术论坛，加强国际合作，参与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表达和阐释好维护网络的利益诉求。

三是创新思维。“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传导”是复杂网络思维的内在规律，要从“点对点”“要素到要素”“领域到领域”的传统思维中解放出来，运用“点到网”“网到点”“网到网”的思维理念，把握脉络、认清规律，更好地分析和洞察国家网络问题。

四是技术突破。强调，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同建设网络强国战略目标相比，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有不小差距，其中最大的差距在核心技术上。要从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和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入手，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强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尽快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8篇

网络安全话语权关系国家利益

美国此番以“黑客间谍”罪名中国军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争夺网络安全方面的话语权。进入Web 2.0时代，以社交网络为代表的媒介进一步在开放性、交互性上大幅提升，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数据获取与处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政府的决策甚至执政能力。在这一背景下，数据安全、网络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伴随媒介革命的发生及在其推动下人类传播深度与广度的空前扩展，“话语权”已超越单纯话语层面，成为关系国家维护和国际利益实现的关键问题。在此情况下，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在网络安全相关事务中的话语影响力，即“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逐渐成为各国在国际话语权博弈场中新的角力点，并日益跃升为国家战略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能否确保网络安全，在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博弈中占据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整体安全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形象。

是美国谋求网络安全话语权的重要步骤

“中国网络”是“中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延伸和体现。虽然“棱镜门”事件戳破了美国的谎言，但其仍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话语权。美国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网络窃密”，并通过制造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综合以往的做法，美国在争夺网络安全的话语权方面有一套娴熟的步骤：“抛报告、造舆论、走司法”充分反映了其步步为营，政府、媒体、智库、企业各方的密切配合。从2011年白宫《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开始，美国就明确了谋求网络空间主导地位的目标，并着力于塑造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一系列建立网络空间压倒性优势的清晰步骤逐渐显现①。为了减轻美国民众对政府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同时在国际上能够名正言顺地进行网络监控，美国大力渲染受到来自中国并得到“政府支持的商业间谍”的威胁。

作为美国谋求网络安全话语权的最新一招，美国以国内法来管理国际网络，并他国公职人员，充分暴露了其在网络安全上的霸权主义本质。美国此举在其谋求网络安全话语权上达到了“一石四鸟”的效果。首先，可以转移视线，变被动为主动，通过炒作“中国窃听美国机密”以减轻美国背负的窃听丑闻压力。其次，营造舆论、预设议题，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前确立关注焦点，突出美方关切，以便在双边磋商中借题发挥，对华施压。第三，回应国内政治经济压力，为11月的中期选举拉选票，并为部分产业复苏乏力寻找替罪羊；同时也向民众及商界游说监听的必要性，转移民众注意力。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美国此举开创了用国内法应对互联网威胁的先例。美国根据国内的司法体系，对发生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对位于美国领土之外的网络空间的使用者，进行司法管辖。说明美国的招数不再停留在政府官员指责和舆论炒作的“务虚”范围之内，而上升到司法领域的“实践”层面。如美国总检察长埃里克・霍尔德所言，“这起指控中国军方成员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案件，是首起因此类黑客活动对国家行为体提起的诉讼。”此次事件表明了美国试图在网络安全规则上先发制人，为未来向中国施加压力埋下了伏笔。网络威胁与否，将由美国进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这种严重挑衅行为，得到了美国国内知识界的支持。一些智库学者撰文支持美国政府的决定，并指责中国不响应美国的呼吁开展网络安全合作。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政治军事事务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韦茨在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称，“美国希望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努力遭到中国的抵制，而中国的透明度往往是有选择的，意在威慑而不是打消疑虑”。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茨-斯特凡・加迪刊文称，“此次是司法部对白宫发起的遏制中国网络袭击战略的实施。这种更直接的‘公开点名谴责’方式符合国家网络威慑战略的升级框架”。

中国积极回应取得良好效果

对于美国的无端指责和法律指控，中方进行了坚决回击。针对美国指名道姓的不实指控，中国在政府、智库、学者、媒体层面进行了多方面回应。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相继召见了美国相关官员，就此事提出严正抗议和交涉。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将美方的指为“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指出，美方所谓“网络商业窃密”等说法“无中生有”、“混淆视听”、“别有用心”。中方还暂时停止了参加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是一系列回应举措中的亮点，“有力揭露了美国严重侵犯人权、危害全球安全的恶劣行径，标志着我们对美国滥用互联网绝对主导权进行全网、全息、全球监控的行为，我们终于不再保持沉默，也标志着中国在美国攻势的屡屡紧逼之下，真正开始调整被动消极的态度”②。6月20日，以该报告为基础的《美国是如何监视中国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发行。此外，近期出台或准备出台的一些管理政策也被公众解读为对美国的反制。如日本《读卖新闻》认为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宣布的“针对国内使用的信息技术和产品引入安全审查制度，禁止审查不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境内使用”是对美国5名中国军人窃取美国企业情报的一种报复。

在此情况下，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风向有所转变，担忧美国在华企业经济利益受影响，呼吁中美增加网络合作的声音增多。《纽约时报》称，“美国司法部决定5名中国军官毫无裨益，或许还会起反作用。对中国来说，负责任的做法是与美国合作，建立一套行为准则，减少黑客行为，让双方具备针对网络袭击的回应战略”。此外，诸多中国专家、学者也纷纷在媒体上刊发文章对美国的网络霸权行为进行批判；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等制作了多项专题，对美国的做法进行回击，这些言论也被一些西方媒体转载。这些做法对于引导国际舆论起到了一定作用。对此，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媒体也日益认识到美国的举动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并将损害到美国在华企业的利益，进而呼吁中美两国加强在网络安全上的合作。英国《金融时报》称，美国公布书的举动最终将被证明是弄巧成拙。

中国争夺网络安全话语权的思考

可以预见的是，网络安全作为新兴议题，正同贸易、知识产权等传统议题交织，成为中美关系中新的不稳定因素。未来一段时间，美国针对中国网络安全方面的决议和立法可能不断涌现，对“中国网络威胁”的炒作还会继续加剧。除了网络安全技术设施等硬件本身的博弈外，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

揭露美国霸权本质。“在网络空间，美国是第一网络强国，掌控着全球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核心技术和重要应用；中国则是第一网络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和最大的产业市场，与美国的市场竞争和文化对抗更加直接。面对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羡慕嫉妒恨’，戒备防范与歧视偏见始终深重。美国决意在网络空间与中国一较高低，并竭力保持绝对优势”③，对于国际互联网这一全球公共物品，“自由”和“平等”乃是其应有之义。美国这种以国内法、通缉他国人员的行为，是在以反商业“黑客”之名行扩张网络话语权和监控权之实，是美国谋求网络霸权的真实反映。此次事件说明，美国并不将网络空间当成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和全球的公共领域，而是将网络空间看作一个大国竞争的全新领域。美国凭借在技术、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企图将互联网纳入麾下，作为实现本国利益、干涉他国内政、输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工具，以谋求霸权的延续和影响力的全球扩张，在此领域获得支配或领导地位。把全球网络空间纳入本国的司法管辖范围，标志着美国有关网络空间的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转变，也为未来国家间的网络纠纷埋下“地雷”。这一先例带来的危险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着世界其他国家。

摆脱美国议程设置。长期以来，在网络安全问题上，通常都是美国炒作“中国网络威胁”，中国进行反驳和回击。“棱镜”监控项目的曝光使得美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在这一形势下，我们要增强在网络安全议题设置上的主动性，摆脱“刺激――反应”模式，打出“一系列防守和进攻的组合拳”。对于中美网络安全话语权的博弈，我们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就在6月10日，美国网络安全公司“众击”（Crowd Strike）报告再次指控中国军方网络攻击。7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又一名中国商人，指控其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进入了波音及其他美国武器商的电脑系统，盗窃“F-22战斗机图纸”。对此，我们应在官方主导下，积极动员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网络安全公司等民间舆论主体，形成多元立体的舆论体系，全方位破解不利言论的扩散。中国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的《美国全球监听行动纪录》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研究机构、网络公司等应更多的有力证据，不仅回应外界对“中国网络威胁”的指责，也将中国受到的网络攻击告知国际社会，并就网络安全建设和维护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借助国际平台传递中国主张。网络攻击对于国家边界的轻易跨越，使集体安全的实现必须依赖各国更为频繁的对话与更为紧密的合作。但美国的霸权企图并未因互联网的去中心性和扁平性而有所收敛，而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继续谋求对全球事务的主导。目前，网络空间争端的焦点其实是200个国家对阵6个国家。除了美国政府的“五眼”情报盟友之外，其他所有国家都是美国滥用网络霸权进行全网监听的受害者。站在国际层面，我们可以形成更强大的国际阵线，引领网络国际准则真正的建设性力量。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等平台，展现中国维护互联网正义与和平的立场与诚意，开展双边、多边网络外交，寻找共识，破解“安全困境”，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主张各国在网络空间应遵守联合国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反对美国网络霸权，力求打破“数字鸿沟”和“技术垄断”，确保国家根本利益，在国家间、区域内、区域间以及全球范围内谋求更广泛的对话与合作，推进全球网络治理的长足发展，在互联网事务上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谋求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网络安全话语权。

「注释

①《英媒：美以反商业黑客为名推行网络霸权》，《参考消息》，2014年5月27日。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9篇

关键词：信息安全　国家战略　安全观　网络空间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2－0017－0022

国家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内涵、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等的基本认识。其中的国家安全是指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领土、社会制度、社会准则、生活方式以及国家权力和利益不受威胁的状态。传统国家安全观着眼于军事和政治领域，独立、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是其核心目标。随着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成为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诸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安全体，并呈现出高度系统化和高速传导性的“链式”安全结构。其中，网络信息安全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是该“综合性”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链式”安全结构的基础性保障，更是网络时代下其他诸多国家安全利益的交汇和纽带。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已然上升到国家核心战略层面，成为国家综合性安全战略的制高点和新载体。例如美国等国已经将其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军事等战略目标陆续融入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

因此，为适应全球安全格局的变迁和我国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亟待总结和提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相关思想和理论，以此来诠释和指导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划和实践。本文从形势背景、现实价值、思想源流和理论体系等几方面，对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进行相关探讨。

一、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客观形势

理论建构是为了客观描述现实并科学指导实践。当前，全球和我国国家安全的发展格局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外部环境，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需要诠释的形势背景。综合来看，我国国家安全发展格局出现形态复杂、边界拓展、重心转移等趋势，具体表现为：

1、非传统安全威胁改变国家安全形态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军事、政治和外交的直接冲突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日俱增且影响广泛，并以跨国性、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等特点，成为各国国家安全保障的重点和难点。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围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博弈并存，使得国家安全形态更加错综复杂。因此，在复杂竞争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防范和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当前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2、网络空间的兴起重塑国家安全边界

人类社会疆域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当前，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系统和软件、计算机／手机等信息终端、全球网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共同筑就了一个不断扩展、高度多元的网络空间。这一网络空间承载着各国巨大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发展潜能，并超越传统国家管理范畴，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对国家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和挑战。因此，保障和拓展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网络疆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3、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决定国家安全前途

全球信息革命浪潮对现实社会的解构和重构效应显然比任何时代都更为迅猛而强大，也更加自发而无序，由此带来的是国家安全重心从抵御外敌威胁转向消除内部隐患。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改革的攻坚期，也是我国公共危机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如何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澎湃动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同时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破坏效应纳入到安全范畴，最终推动全社会的良性变革，也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必须回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现实价值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实践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不仅是理论探索的需要，也是顺应网络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科学思想和方法指导网络社会的建设和安全管理，回应国内外各种关切和质疑，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1、推动国家综合安全理论体系的完备和深化

尽管我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需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创新，进一步凝聚共识和扩展共识，以应对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为此，在2011年9月26日发表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寻求实现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绘就了我国国家综合安全战略理论的框架。而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构建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趋向完备和深化。

2、指导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制定

相较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国家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中已经形成的从战略到政策再到法规的“金字塔”型缜密结构，我国信息安全宏观管理体系在系统性、前瞻性、权威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网络信息安全中长期战略规划仍不明晰。因此，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提炼国内外信息安全宏观管理的思想、经验和方法，通过理论创新引导管理创新，指导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政策和法规的规划和实施，将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发展格局。

3、提供跟踪全球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框架

全球网络信息空间是各国通向信息社会的共同载体，当前各国均力求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际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全球安全合作与博弈并存。例如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即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历史、抽象地分析各国网络信息安全战略的意图、影响，研判全球信息安全的总体发展趋势，探索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对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4、建立适应国内外环境的网络安全治理话语体系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如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但仍然未能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形成符合本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治理需要的话语体系，导致在管理实践中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因此，通过理论构建，可以明确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治理的基本方略，塑造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网络治理话语体系，最终推动我国网络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构建的思想源流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不仅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规划，更是一个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管理体系。因此，从国内外各相关学科汲取思想源流，支撑并融入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是战略决策和顶层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简要介绍可供资鉴的国内外相关思想源流，为后续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1、军事领域的“信息战”理论

信息战是为夺取和保持“制信息权”而进行的斗争，亦指战场上敌对双方为争取信息的获取权、控制权和使用权，通过利用、破坏敌方和保护己方的信息系统而展开的一系列作战活动。1992年美国国防部颁发的《国防部指令》首次提出信息战概念，掀起了世界性的信息战理论研究热潮。在该领域，美国和中国均走在了世界各国研究的前列。如今，信息战理论、方法和技术已日趋成熟，成为现代战争和高烈度对抗的主要模式，因此也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

2、政治法律领域的“信息”理论

信息是在国家概念上演化而来的，是信息时代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从政治视角看，信息是国家具有允许或禁止信息在其领域内流通的最高权威，包括通过国内和国际信息传播来发展和巩固本民族文化的权力，以及在国内、国际信息传播中树立维护本国形象的权力，还包括平等共享网络空间信息和传播资源的权利；从法律视角看，信息是指国家在信息网络空间拥有的自和独立权。它具体包括：国家对跨境数据流动的内容和方式的有效控制权；一国对本国信息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权，以及在信息网络领域发生争端，一国所具有的司法管辖权；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信息资源共享权。当前，国家信息作用日益凸显，相关理论更加丰富成熟，成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石。

3、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外交”理论

“公共外交”的概念于1965年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目标是影响公众态度，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即一国政府对他国民众的外交活动。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区别是“公共外交”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而传统外交则主要通过国家领导人及相应机构影响外国政府。长期以来，美国是“公共外交”理论的最佳实践者，通过“公共外交”美国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宣传输出。如今，网络信息空间成为美国“公共外交”的最佳实践场地。因此，无论是出于应对威胁或是构建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公共外交”思想和方法都应该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予以应用和体现，并成为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理论支撑。

4、新闻传播领域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理论

“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是指在全球传播进程中或世界文化关系中，一系列试图改变信息不平衡或文化帝国主义状态的改革理论。这种改革试图反抗由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及其全球媒介集团支配的全球传播秩序，旨在建立一种更加民主的、公平的、均衡的并能与其它国家传播系统相互交流文化与信息的全球传播体系。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世纪8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研讨，提出了一套旨在打破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格局的改革方案，试图通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质手段和信息产品，从而保护与促进其自身文化传统、文化产业与文化认同，扭转信息与娱乐传播中的不平等状态，缩小信息富裕国家与信息匮乏国家之间的差距，但实践成效并不明显。尽管如此，“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和“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成果仍具现实意义，是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5、战略管理领域的“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最初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是研究具有对抗或竞争性质行为的理论与方法。当前，博弈论在战略规划和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核心价值在于分析对抗各方是否存在最合理的行为方案，以及如何找到这个合理方案，并研究其优化策略。当前，国家信息安全领域的斗争无一不具有显著的博弈属性，如国家间的信息对抗、密码的加密与破译、病毒的制毒与杀毒、网络思想文化的保护与渗透等等。因此，从博弈论的视角认识和分析各类信息安全问题，并通过博弈论方法寻求信息安全最佳解决方案，是优化我国信息安全战略的重要思路。如今，博弈论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信息安全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借鉴博弈论的指导原则和原理方法研究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科学、有效的途径。

6、公共管理领域的“公共治理”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推动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以“治理”为代表的新理论范式提出了多元、自组织、合作、去意识形态式的公共治理模式，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该模式不强求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社会秩序，而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简称“公共治理”理论。需要指出的是，“公共治理”理论在许多方面与网络空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因此西方国家也较早的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了互联网管理领域。尽管“公共治理”理论本身存在固有缺陷和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方面，但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仍可以提供重要借鉴，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重要的理论支撑。

四、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论体系

通过客观形势分析、现实价值评估和思想源流梳理，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理论体系具备了构建条件。它由战略的内涵和目标、战略的基本要素、战略的内在机理和战略的理想模式等有机组成。

1、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和目标

信息安全的本质内涵是维护信息系统或信息传播中的信息资源免受各类威胁、干扰和破坏，保障信息资源的保密性、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等安全属性。但是，当信息安全上升到战略层面，信息安全战略与综合性国家安全战略则高度融合，集中反映在：网络信息空间成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载体；谋取信息优势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现代信息技术成为维护或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是指：国家为保障综合性国家安全，消除基于信息网络空间的各类国家安全威胁(包括国家间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低俗文化传播、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黑客攻击、关键生产领域信息系统运行风险、社会危机酝酿和传播、网络隐私和知识产权问题、网络病毒和垃圾邮件泛滥等等)，运用各种国家资源和技术手段而进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的全过程。根据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涵，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积极应对国内外各类信息安全威胁和挑战；确保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重要信息系统和信息内容的安全性；促进国家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全社会信息安全的能力和素养，保障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公众权益的实现。

2、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

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应由国家信息安全观、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国家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部分组成。其中，信息安全观是国家在信息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信息安全战略目标即维护和谋求国家信息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反映不同阶段国家信息安全总体发展愿景；信息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是指根据国家利益需求和国家战略目标判定信息安全威胁的来源、范围、性质和等级；信息安全战略资源既包含狭义的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也包含广义的自

然资源、人才资源、经济资源、军事资源等；而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重要保障。

3、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内在机理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考虑并科学平衡以下几对关系。

首先、信息化建设与信息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普及不断催生新的信息安全威胁，信息安全成为信息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不仅有赖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也有赖于国家信息优势的积累。因此，信息化与信息安全是事物的一体两面，二元目标需要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

其次、管理和技术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同步发展关系。国家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安全技术得以实现，支持信息安全先进技术和重点产业的发展是战略的重要任务。但与此同时，通过法规、政策、教育、制度等完善安全管理，实现技术与管理的有机结合更不能忽视。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是技术与管理的双轮驱动，过度偏重某一方面的发展必将导致战略的失效。

第三、成本与收益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综合平衡关系。信息安全的实现有赖于保障成本的持续投入，而与之对应的是信息安全收益通常无法客观测度，过度的安全保障必然导致成本畸高和效率低下。因此，寻求成本、收益、效率的综合平衡是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关键，具体措施包括确定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的风险收益评估体系和安全等级标准等。

第四、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动态交互关系。信息安全问题是全球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与挑战，通过国际合作防范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是理想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在国家利益、法律、文化等方面的不一致，各国信息安全战略始终难以协调甚至存在对抗。就我国而言，一方面要立足国家利益和基本国情制定符合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另一方面要立足全球层面，推动本国信息安全法律、政策与国际的接轨，推进平等互利的“国际信息安全新秩序”的形成。

4、我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理想模式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0篇

网络作战概念指导下的基本组织结构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确保美军全球信息栅格系统中的陆军部分高效安全运行，美国陆军在联合军队的指导下，围绕网络作战行动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组织结构调整，解散了信息系统司令部，并先后组建了陆军信号司令部以及网络企业技术司令部等机构，逐步形成基于技术、防御为主、重在应急的网络作战基本组织架构。

2005年，美国战略司令部了《全球信息栅格网络作战联合作战概念》，对这一时期美国陆军网络空间力量建设的组织结构进行了详细说明，将陆军网络作战体系组织架构划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个层面，在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的指挥下，作为陆军网络作战行动唯一的领导机构，陆军全球网络行动和安全中心负责态势感知和指挥协调工作，在美军联合部队网络力量体系中，该机构发挥军种全球网络作战与安全中心的功能。在第二个层面，战区网络行动和安全中心是各作战司令部的支持元素，负责“指导网络作战行动，管理和防御属于陆军管辖的全球信息栅格元素”。战区内各地区网络行动和安全中心构成了陆军网络作战体系的第三个层面。此外，陆军计算机应急响应分队是应对网络突发事件的处置力量，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接受全球网络作战特遣部队的战术控制，每个战区网络行动和安全中心也都建立了计算机应急响应分队。

成立陆军网络司令部

随着美军对于网络空间依赖程度的加深，控制和削弱网络威胁持续成为美军关注的重点任务，组建独立负责网络空间作战指挥机构的呼声在美军内部日益高涨。在2008年“扬基鹿弹行动”的直接推动下，美军决定结束军种单位独立分散发展网络作战能力的局面，通过并、撤、转、改等措施对相关机构进行结构重组，成立全面负责网络空间作战的联合指挥机构，美国陆军网络力量组织建设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通过全球部署分散发展的方式形成网络空间作战组织的基干力量。由于意识到网络作战行动将对军事领域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美国陆军在作战部队层面投入大量资源，逐步建立起网络作战行动的基干力量。例如，陆军在2008年7月启动了第一支网络战营，其能够提供战术支持、旅战斗队支援以及向其他军种单位、联合部队甚至跨机构伙伴提供战略支援；陆军还对网络作战行动的上层指挥体系实施调整，从而使相关行动得到适度权限的监管。在这个时期，陆军未来网络作战力量都以分队形式整合在军种和联合部队架构下作战单位的内部，包括从国防信息系统局、全球网络作战联合特遣队、国家安全局到旅战斗队等各个级别的战略和战术机构。

新建核心协调机构，理顺总部到分队层面的指挥关系。2009年6月，美国国防部通过发表备忘录的形式宣布建立美国网络司令部，旨在通过一个专门的次级联合司令部集中统筹和推进网络空间军事力量建设。与此同时，作为日后组建陆军部队网络司令部的过渡性措施，陆军决定保留陆军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陆军战略司令部的组织架构，并将其重新命名为陆军部队网络司令部。2010年2月，美国陆军宣布在此基础上正式组建陆军网络部队司令部，其在组建和初始建设阶段的工作主要围绕三项任务展开：实现网络空间军事力量作战化、增加陆军网络作战力量的能力和规模、发展陆军网络空间专业人才队伍。由于以往的指挥体系被打乱，网络司令部下新成立的陆军网络空间作战与整合中心实际上发挥了指挥控制和协调同步的核心作用。该机构与此前的陆军全球网络行动和安全中心功能类似，但是除了“在执行全谱网络空间作战行动过程中提供清晰、简洁、及时的指导”以外，该组织还负责“与陆军其他司令部、其他军种单位中的同类机构、美国网络空间联合作战中心共享信息”。在机构建立之初，网络空间作战与整合中心的部分人员还直接加入美国网络司令部参谋机构，从而更好地促进实现联合部队与军种单位网络作战行动的指挥统一。

转型作战部队职能，促进传统能力向网络空间作战能力发展。在作战部队建设层面，以野战信号部队为主体的网络企业技术司令部/第9信号司令部转隶陆军网络部队司令部，陆军情报和安全司令部所属网络空间作战部队的作战指挥权也由陆军网络司令部掌握。通过这种组织调整，陆军网络司令部第一次掌握了前沿部署作战力量，能够形成全球存在态势并具备远征能力，可以向作战指挥官提供更加全面的战斗支援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企业技术司令部以及情报和安全司令部指挥官都在陆军网络司令部担任副司令，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的网络作战行动任务，基本形成了原信号部队主管网络防御、原军事情报部队主管网络进攻的模式，从而将此前离散部署、松散联合的网络空间相关组织整合为一支完备的陆军网络力量。此外，陆军网络司令部在2011年还被赋予执行信息作战的任务，掌握第1信息作战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权，情报和安全司令部下属的第780军事情报旅也将转型为陆军网络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网络旅。

持续优化陆军网络空间部队

陆军网络司令部成立后，网络空间军事力量作战化始终是其中心工作，这一点在陆军网络力量组织不断优化整合的过程中得到突出体现。对于当前已经形成的网络作战、电子战、信息作战、军事情报甚至太空作战能力，美军陆军在进行网络军队组织结构设计时也体现出融合多种能力的趋势。美国陆军还在网络部队建设中积极推进整体型军队模式，突出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网络力量的发展。经过多年建设，美国陆军网络力量组织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优化战斗力量组织结构，适应作战行动支援需求。在总部机构层面，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空间作战行动的指挥程序并实现意图统一，陆军在2014年3月批准网络司令部为陆军部队组成总部，同时指定第2集团军为其直属单位，而网络企业技术司令部成为第2集团军直接指挥的网络作战部队，网络企业技术司令部指挥官兼任第2集团军副军长。而且在前一年，网络司令部已经在美国网络司令部和陆军总部的指导下开始组建联合部队网络总部，其将对网络空间作战部队实施任务指挥，并且具备直接支持作战司令部的网络作战能力。在作战部队和战区层面，网络司令部试图通过地区网络中心改善全球网络防御态势。在原有战区网络作战和安全中心、地区计算机应急响应中心力量基础上，这些地区网络安全中心对网络作战行动指挥程序进行精简，能够发挥较强的计划、协调和同步功能，从而更加高效地支援地理作战司令部的行动。

确定条令开发负责机构，完善网络建军理论指导。由于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合并了原网络作战、信息作战和信号部队的力量，信号部队的大量作战理论迫切需要修订并转化为网络作战理论，从而实现协调统一的作战能力发展模式，避免出现概念指导上的混乱。2014年3月，美国训练和条令司令部在原信号卓越中心的基础上，整合其他相关专业力量元素，组建了陆军网络卓越中心，目标在2015年10月使其具备指导网络、信号和电子战部队训练的全面能力。网络司令部下属的网络空间促进办公室也被合并入网络卓越中心，从而进一步增强网络卓越中心在总结网络部队建设经验教训方面的优势。通过实施条令出版项目，网络卓越中心试图合并原有的信号和电子战部队条令，根据陆军“2015条令体系”的相关要求开发全新的网络空间作战、电子战以及信号部队条令。目前，陆军已经完成了对野战条令FM6-02《信号部队支持作战行动》的修订，指导信号部队向网络部队进行职能转型；第一次了野战条令FM3-38《网络电磁行动》，明确了“陆军在统一地面行动中整合网络电磁活动的总体原则、战术和规程”；作为陆军网络军队建设的根本性指导文件，野战条令FM3-12《网络空间作战》也基本完成了最后的批准程序，于2015年正式在陆军内部发行。以上述条令文件为主体，网络卓越中心将继续完善数十种相关陆军条令出版物的编撰工作，构建完整的陆军网络空间作战技术、战术和规程体系，为陆军网络部队建设提供全面理论指导。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1篇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协同联动 共建安全+命运共同体”，回顾往届大会，先后提出“重新定义安全边界”、“万物互联时代的安全”和“看得见的安全”理念均引领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趋势。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安全防护手段已经无效，协同成为网络安全的唯一出路。

大会名誉主席、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t在大会演讲中提到，过去我们更多的从技术角度讲安全，而今天的安全不能单纯的依靠技术，如今靠的是协同和合作。在网络安全领域不应有旁观者，应从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安全产品数据和能力三个方面展开全位的协同。据悉，360还将推出威胁情报共享工程，向整个安全行业逐步开放自己的数据和能力，为业界的协同联动做出表率。

大会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当前网络监听、网络攻击、网络犯罪等问题此起彼伏，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开放合作成为全球网络安全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亟待加强国际合作和行业协同联动。

Palo Alto副总裁兼首席安全官John Davis在主题演讲中呼吁打击网络犯罪和防御现代威胁需要全球协作来应对。John Davis说，协同，已经成为了网络安全业界的全球同识。

大会结束后，会议组织团队从专家演讲和讨论中，梳理出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及全球范围内，互联网安全的四个主要发展趋势。

趋势一：协同联动将成为安全行业新风向。“协同联动，共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是本届安全大会的主题，也引起了与会嘉宾的广泛共鸣。近年来网络安全威胁尤其是未知威胁总体呈现专业化、组织化、复杂化趋势，使互联网+时代下，防范网络安全风险的难度越来越大。大会主席360企业安全CEO齐向东表示：在网络威胁越来越大的今天，从政府到企业都表现出了强烈的联动和协同的意愿，单一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如果不能进行数据的共享、情报的共享，几乎无法更好地解决现在的网络安全问题，而协同联动才是安全行业未来的必由之路。协同联动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数据协同、产业协同和智能协同。数据协同是指应打破数据的孤岛和数据的鸿沟，形成多维度大数据的协同分析，并用以解决网络安全问题；产业协同则是指安全防御应从单兵作战转向大兵团协同作战转变，这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达成政府间、企业间包括政府和企业间透明的、互信的协同，从而形成更安全的产业生态；而智能协同不仅仅是智能算法的协同，它还包括IT信息系统、人工智能专家、安全漏洞专家、安全防护专家等相互之间的高度协同。除了上述三个层面具体的协同之外，还需要全球互联网政策层面的协同。

趋势二：工业互联网安全可控再度备受关注。美国提出“工业互联网”、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后，中国提出“中国制造2025”――各国皆力图抢占国际制造业竞争制高点。上述三个概念都可用工业互联网来理解，工业互联网已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必然产物。从2010年的震网病毒事件，到2015年底发生的乌克兰电力系统遭网络攻击导致大面积停电事件，再到2016年5月刚刚被披露的“PLC-Blaster”蠕虫病毒事件，工业互联网安全事件的日益频发，引起了专业安全人员对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问题日益关注。在ISC大会工业互联网安全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尹丽波表示：现代社会中80%以上的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都是依赖工业控制系统。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隐患分析处副处长谢丰研究员则指出，工控网络的特点决定了安全技术必须针对特点进行重构。例如针对工控网络的结构比较简单、流量规律性强的特点，可以建立安全基线；在管理上最重要是要解决整个工控安全的责任主体。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2篇

我国信息化发展里程碑主要包括：

1993年12月，国家国民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成立、“三金工程”起动。

1997年3月，第一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召开。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007年10月，十七大报告首提五化并举、两化融合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2012年10月，十报告提出四化同步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提出“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提高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等任务。

2014年2月，我国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讲：“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国正处在这个大潮之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程度决定着信息化发展水平，要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信息采集、处理、传播、利用、安全能力，更好惠及民生。”这些十分重要的论断对我国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具有深远意义。

二、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

2006年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下文简称：战略）虽然已经八年了，而且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战略，但2006年的“战略”仍有现实意义。它重申：“信息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大力推进信息化，是覆盖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 “战略”中对信息化的界定也是科学的：“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 “战略”对全球形势概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已演进为经济社会的全方位变革”。这里可体会到信息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信息化和全球化相互交织，重构经济格局。“战略”对我国信息化发展形势的总判断是信息化已进入全方位、多层次推进新阶段。

三、我国信息化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战略”确定的我国信息化发展目标

2020年信息化发展的总目标是: 综合信息基础设施基本普及；信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取得明显成效，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初步确立；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基本完善，国民信息能力显著提高；为迈向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信息化发展的战略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实现信息技术跨越式发展、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升网络普及水平、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信息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先进文化传播能力、军事变革能力、国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2.当前信息化和网络安全主要任务

最近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提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 建设网络强国成为我国信息化和网络安全新的战略目标。

主要任务：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要处理好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做到协调一致、齐头并进，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努力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建设网络强国要有自己的技术，有过硬的技术；要有丰富全面的信息服务，繁荣发展的网络文化；要有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形成实力雄厚的信息经济；要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部署要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步推进，向着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网络安全保障有力的目标不断前进“。

3.任务之一：网络设施及其使用情况

我国网络基础设施基本普及，但是互联网基础网络设施仍存在明显不足。目前，我国互联网网速平均速率仅1.774M，排名全球第71位，可以说仍处于“低速宽带”阶段，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互联网建设仍需进行跨越式提升。特别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宽带接入情况较差，互联网的普及率较低，制约了信息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移动网络面临的扩容和投资压力也不断加大。近几年，我国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每年近乎翻番的增长，未来仍将延续这一态势，意味着每年均需巨大网络建设投资，并亟需加快演进升级，加速提升网络容量。现在国家提出的“宽带中国”规划包括：宽带提速、宽带普及、宽带在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应用三个方面。明确宽带能力发展目标：到2015年，我国实现城市家庭平均20Mbps以上，农村家庭平均4Mbps以上；固定宽带用户达到2.5亿以上 。

4.任务之二：信息经济全面发展

随着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互联网将成为社会运行的核心基础设施。面向2020年，互联网将为更加智慧的社会、更加智能的民生服务提供保障和有力支撑，创造便捷的生活方式、提供更加公平的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按需供给。

电子政务将进一步深化。它的发展经历了部门型、整合型和平台型三个阶段。这标志着政府信息化从单一机构应用到跨部门协同，再到社会参与公共治理的转变，既是电子政务深化的规律，也是政府转型的趋势。

电子商务也将强劲发展，预计到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包括B2B在线交易）将逼近50万亿，约为2010年的10倍，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商务交易市场。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将超10万亿，占社会零售总额比重达到16.3%。

5.任务之三：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特别是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要增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概括为“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其中物联网是所有物理对象（不论是智能的或非智能的物体）与互联网无缝联接,从而实现虚拟和物理世界的一体化, 物理对象可积极参与业务流程（互动、通信、控制）。从而形成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是一个综合计算、网络和物理环境的多维复杂系统 。CPS技术还刚刚兴起，需较长时间的发展。互联网对产业的潜在影响将取决于新一代互联网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普及应用能力。

6.任务之四：网络安全保障有力

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引发新的网络信息安全威胁，大规模跨境服务和数据流动对我国数据资产保护与个人隐私保护提出新的挑战；高级持续威胁（APT）将不断增多，冲击现有安全防御能力并可能形成溃坝效应，来自的穿透压力将不断增加；国际网络安全双边多边机制不断分化国家阵营，我国网络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因此为了提高网络攻防能力，构建立体式安全防护体系从国家层面加强互联网网络安全攻防能力建设：要加强和完善网络安全体系，形成政府、企业、网民多方参与的机制，营造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环境。同时要激发全民的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

四、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战略意识、管理体制、技能水平、创新体系。

1.战略意识的提升

树立科学发展的本质是靠知识和人的素质的发展观；树立信息化时代的大势观；树立跨越式发展观。只有真心认清上述几点, 才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信息安全和信息化的战略定位

2.管理体制要理顺

健全中央层面“四层两翼”的信息化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协调机制、强化综合管理、增加监督职能；信息化管理职能适度集中，实现信息化管理职能清晰、分工明确，将目前的职能归口成为网络安全、信息技术和产业管理、信息化推广应用三大职能模块。理顺中央和地方信息化管理的关系，重点是加强对地方的统筹指导、合理划分事权，中央信息和地方信息，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

3.技能水平需大幅提高

要有明白人领导和协调: 呼唤CIO制度；全员培训才会有全员使用；全民信息意识培育是素质提高的重要一环。

4.创新体系实现形式要探索

要建立有利于技术融合的创新体系；有利于形成产业生态环境的创新体系；有利于产学研分工协同的创新体系；有利于开放与自主互动的创新体系；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创新体系。

五、结论

信息化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国家信息化和信息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全球性。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

推进信息化的新目标：建设网络强国的战略；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3篇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利用云、移动和大数据环境，应对各种挑战并加速创新、增强灵活性，改进财务管理。然而，这些趋势也会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根据惠普主导的最新调查表明，一半以上的中国业务及技术高管认为，缺乏对云服务安全需求的认识令其担忧。而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如何保护和利用大数据也令人担忧。

这项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通过采取主动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利用智能安全防御能力降低风险的需求在不断增长。企业在其安全防御方案中变得越来越主动，并更注重战略、管理及安全智能。93％的中国受访企业业务和技术高管表示，其所在企业的安全领导与其他首席级高管拥有同等的话语权，而在全球则有71％的受访者对此表示认同。此外，对安全智能的需求也在持续增加，在中国，85％的受访者指出，他们正在探索使用安全信息和事件管理（SIEM）措施，而在全球该比例为82％。

然而，研究同时表明，企业依然把过多精力投入到被动安全防御措施上，而非更重要的主动安全防御措施。例如，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其花在被动安全防御措施上的时间和预算大于对主动防御措施的投资。在中国，约有一半（52％）的受访企业目前已部署信息风险管理战略，而在全球该比例则不到一半（45％）。在中国，55％的企业仍在手动整合信息风险管理报告，或者根本不衡量风险，这将会妨碍企业主动预测安全威胁的能力，而在全球该比例为53％。

惠普公司企业安全产品部北亚区总经理姚翔说，安全行业是一个被动行业，CIO愿意构建业务系统，缺不愿意主动投入安全，但在企业建设中，安全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企业高管认为增加企业安全管理复杂性的关键IT趋势包括：移动性、大数据、身份管理、基于打印机的入侵。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攻击以多种形式、捆绑在一起出现，迫使企业反思传统防御策略。尽管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威胁的复杂性、持续性和不可预测性仍在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这些复杂的威胁，企业必须采用主动、可持续的信息风险管理方法。惠普智能安全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客户对其安全环境进行评估，转型及管理，以对企业最重要的资产进行保护。

惠普公司推出的HP　ArcSight　Enterprise　Secufity　Manager（ESM）6.0c，是目前市场上最强大的可扩展安全监控与法规遵从解决方案，能够帮助客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现网络威胁并进行修复。

姚翔解释说，云计算和移动数据等主要IT发展趋势已对网络活动的可控性和可视性产生了影响，并增加了潜在安全风险。缺乏可视性会妨碍企业防御网络威胁的能力，从而导致敏感数据丢失、服务中断并损害企业声誉。然而，传统的安全信息与事件管理（SIEM）系统缺乏在大量数据产生时发现真正安全威胁的能力。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4篇

艰难征程――网络空间秩序之路

新兴的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网络空间的秩序之路将会如何？路径和模式有什么特点？老子《道德经》对宇宙秩序的形成做了非常精彩的总结：道生一，一是太极；一生二，二是阴阳；二生三，三是阴阳配合；三生万物，万物是万事万物。我们借用这个总结，将其用于网络空间的秩序征途。

人类网络空间秩序的建立，也将大致经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道生一阶段。从上世纪60年代互联网孕育和诞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基本上都是美国绝对主导了整个网络空间的秩序。美国不但孕育和发明了互联网，并且主导了互联网的创新衍变和全球化进程。可以说，美国的创新机制是互联网诞生的基础。美国的治理理念就是网络空间与生俱来的治理理念。而美国主导下的网络空间秩序就是互联网秩序的内核。

第二阶段：一生二阶段。这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阶段，也正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的时代背景和应运而生的时代意义。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网民和互联网产业脱颖而出，初步形成了两强并进的新态势。随着2014年全球网民达到30亿，美国网民比例降低到10%以下，而中国网民是美国的2.5倍。美国在互联网管理和治理方面不得不面临日益增强的放权和分权的压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网络空间的中美双方，担当领头羊的角色义不容辞。虽然争争吵吵是常态，但更重要的主旋律是携手合作，做出表率，为全球网络空间秩序担当历史重任。

第三阶段：二生三阶段。随着下一个30亿网民的到来，未来十年，网络空间的全球化更加明显，仅有中美两国主导的网络空间治理，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乐观估计，只要中美之间的携手合作成为凝聚全球各国互联网治理的粘合剂，那么，2020年之后网络空间的秩序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以中美两国为表率和引擎，与自上而下联合国框架下的传统治理的转型模式，以及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的新型治理模式，多管齐下，多层次联动，将使得网络空间的秩序初步形成，基本的模式和路径将走向清晰和明确。

第四阶段：三生万物阶段。随着全球性的治理规范形成，行为准则确定，国际合作机制确立，网络空间成为人类走向更加开放、繁荣与和平的新文明空间，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全球格局下，除了中美之外，各方力量多元崛起。除了欧洲和俄罗斯等传统势力之外，金砖国家也将更加显眼。以印度为例，未来5年，印度每年新增网民1亿左右，印度互联网力量将会强势崛起。目前中国市场远远走在印度前面，网民数量印度约3亿，中国约7亿。从衡量生意大小的科技采购额看，中国今年是1360亿美元，是印度的4倍。摩根斯坦利研究认为，印度在网民普及率和电子商务方面还落后中国7年时间。在世界银行全球最适宜做商业的排行榜中，中国排在90位，印度是142位。莫迪此前表示，要努力把印度打造成一个2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这比今天美国的经济体量还要大。紧跟访美之后，莫迪来到硅谷，展开旋风般的36小时访问。他向 18000名硅谷的印度人演讲说：“你们的手指在电脑和键盘上创造奇迹，给了印度以全新的身份。你们的技能和聪明才智无比精彩！”“我对印度如此有信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我们65%的人口都在35岁以下。”“一个有着8亿年轻人的国家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莫迪不担心印度的人才外流问题，他说印度的人才外流（Brain drain）完全可以变成人才红利（Brain gain）。所以，网络空间力量的不断多元是必然趋势，这也正是网络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基本目标所在。

责任之重――网络空间秩序的中美责任

过去网络治理基本由美国单极主导。但是，这种绝对的单一垄断能力因为最近10年中国、印度等各个国家的崛起而正在动摇。

中国在网络治理方面开始主动发声，一方面与自身实力提升和发展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与互联网在现实中的影响和作用提升相关，同时也与中美之间网络关系密切相关。对互联网变革的把握与研究，最简单、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回到网民本身。2008年，中国网民人数第一次超过美国，中国力量开始在网络国际治理方面展露。2010年，全球网民达到20亿，美国网民数量2.4亿，占比12%。中国网民数量达4.57亿，占比23%，几乎是美国的2倍。中国力量开始引起全球关注。

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形成第一次中美网络治理方面的部级冲突。2012年，美国国会对华为和中兴进行狙击，堪称是一次重要启蒙。2013年斯诺登事件发生，是中国网络自主意识真正的战略觉醒。2014年，中央网信办成立，并且正式将网络强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一年，全球网民达到30亿，普及率40%。这是人类第一个30亿网民。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是第一次以中国为主场面向全球网络治理的舞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放眼全球格局，在实力上，中国还没有办法和美国并肩，但时间在我们这边。目前，中国的手机用户是美国的3倍以上，很多移动互联网创新开始走在美国前面。而全球30亿网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概占了10亿，只有三分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其中仅中国就占了25%。尤其是下一个30亿网民中，只有10%来自发达国家，90%来自发展中国家，这其中又有20%来自中国，其他70%来自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网民，基本还是以高收入、高学历、高科技素养群体为主，属于中产阶级的互联网。而下一个30亿网民，也包括中国的下一个6亿网民，基本上来自农村或者五线、六线城市，他们的学历、收入、高科技素养都偏低。要争夺这个新群体，美国硅谷的CEO和产品经理就失去了优势。因此，新兴网民群体会迅速地改变全球互联网格局，会将中国互联网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接下来互联网成长的动力在中国，当然势能还在美国。以智能手机为例，像苹果等美国企业在中高端市场很长时间都会有竞争力，目前我们不可能超越它。但在中低端市场，我们有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苹果肯定没法和我们竞争。所以中美在网络空间会形成一个错位竞争，实际上也是互补的，而且无论从产业还是从能力上，包括规则制定，最近几年基本就是中美两国主导了整个网络空间。中美在互联网领域将日趋紧密。比如，很多美国主流IT企业以后的中国市场收入会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收入。未来中美之间，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美国有美国的优势，中国也有中国的优势，可以进行比较对等的合作与博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所以无论是现状还是趋势，美国一家已经难以独挑大梁，继续完成网络空间秩序的建立。

2015年9月，在启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接受了《华尔街日报》的书面采访。其中分量颇重的网络相关部分，阐述和确立了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中国原则和中美网络关系的总体原则与方向。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网络治理的调整和改革，但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中美两国在网络治理问题上不是冲突与斗争，而是“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

这次访问，中美在互联网议题上的突破令人瞩目。在六项相关成果中，涉及两国普遍关注的打击网络犯罪、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等问题。其中，中美双方同意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并在今年内举行第一次对话会。有专家表示，在中美整体的互动当中，中方的主动性正在增强。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双方承诺，继续共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的国家行为准则的制定。双方也同意，就网络空间行为准则和涉及国际安全的问题建立一个高级专家小组来继续展开讨论。

至此，美国第一次正式愿意与中国一起制定网络空间国家行为准则，标志着中美正式开始合作，结束了过去一贯由美国主导的单向度、单模式、单路径的单极治理格局。对于全球网络空间秩序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虽然，未来几年，中美之间围绕网络依然会冲突不断，但是，携手合作将成为毋庸置疑的主旋律。中美在网络空间的作用不仅仅与两国利益相关，更关乎全球网络空间的整体利益和未来走向。

模式之争――塑造未来网络空间的三大力量

化繁就简，我们可以判断，在十年之内，塑造未来网络空间秩序有三大主要的力量，那就是中美联手合作的先导性力量，以及由此推进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治理理念和模式的并行、融合与互补，形成“一头两翼”的基本架构。

塑造未来网络空间秩序的第一大力量，还在于中美两国独特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2015年9月22日，主席访美，中美两国第一次围绕网络空间达成初步的共识。这是历史性的突破。而如果没有2014年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以及中美互联网论坛的推进，过去一直不乐意、不愿意与中国联手探讨和制定网络治理规则的美国，不可能在2015年产生如此重大的转变。

围绕网络空间治理，两大不同的模式之争贯穿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历程，而且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中美网络治理理念的冲突。而背后，更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网络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治理与发展，安全与创新等等矛盾和冲突的典型体现。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联合国主导的治理机制。网络空间超越时空，也超越了传统国家的能力。但是，国家依然是网络空间秩序必不可少的维护力量。尤其是对于惩戒网络空间的失序行为，比如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以及各种网络失序和失范行为，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强制性力量的及时、有效的惩戒，以及体系化和制度化的国家法律为制约，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网络空间秩序是不可能想象。

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主导的新兴治理机制。此前，美国认为互联网是全球网民自愿连接形成的网络，因此在网络治理上强调多利益相关方模式（multi-stakeholders），反对国家机构来主导，而将网络放在不重要的位置，相当于间接否定了网络空间下各国家网络的合法性。这种二选一的斗争思维显然也不适应互联网发展的需要。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范文第15篇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掀动新一轮经济周期。新一轮经济周期从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开始。金融危机传递到实体工商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全面停滞甚至负增长。①不同于往次衰退的商业过量存货、消费量下降、技术创新乏力、资本积累不足症状，这一轮周期的起点与房地产泡沫、金融结构失衡、财政不足等有关。衰退是市场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表现形态，一大批企业破产倒闭；应对衰退实质上是市场结构的重大调整，大批企业兼并重组，新的产业则在酝酿兴起。市场结构调整同时是世界管理体系变革，两者都以效率/效益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变化为基础。在全球开放环境下，应对危机中产生的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势必通过国际投资与合作机制向我国传递，对我国管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努力，经济总量上去了，跃上了世界大国行列，但适应世界开放环境的经济管理还是低水平的，管理的低水平是难以实现由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的，也是难以完成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管理方式转型要求的。管理方式转型过程中如何借鉴、吸收世界优秀管理思想成果和好的管理方法，在继承中变革，在变革中创造性地发展；如何在发展方式与管理方式转型中注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如何借助管理上“有形的手”将外部市场商品（服务）内部化为主体可控的生产要素组合，实现基于人性价值的组织效率/效益目标。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学者们基于社会责任从学理上反思发生的源头，考察现行经济体系和政策背后的机理问题，为应对复杂诡谲的环境变化和新的不确定性，遏制衰退蔓延以及可能的社会动乱，世界发达市场经济体沿“阻止衰退恶化”的思维模式倾力找寻问题的原因与应对之策。遏制二次衰退，需解读危机发生的缘由，缘因在市场结构过度失衡。科茨•大卫（Kotz,David，2009）等从体制结构上对经济危机进行了比较研究；魏德曼(JensWeid-mann)深入研究了欧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认为危机的“病灶”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制度框架存在缺陷，众多成员国也存在各自的结构性缺陷；“私人债务国家化”演进为“国家债务国际化”的债务危机深化；金融自由化与高杠杆化问题；危机的全球负外部性问题与危机治理的长效机制以及公共产品的全球合作开发；新形态国际分工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与国别文化差异等。也有着眼未来，从后危机时期不确定性问题出发，研究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变化，包括各国危机应对、绿色产业发展、网络经济以及结构性变革；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调整，譬如战略平台、战略中心、战略方向与组织结构等。在管理层面上，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安全管理问题。朱建明、SrinivasanRaghunathan，基于博弈论,对由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和容忍入侵技术构成的三层安全体系结构分析，提出信息安全技术评价模型。在对入侵检测系统评价基础上，重点研究了防火墙、入侵检测与容忍入侵的相互影响和关系。研究表明，IDS的检测率、误报率与防火墙的性能有密切关系，系统安全配置直接影响信息安全机制的性能和成本效益，容忍入侵机制取决于入侵的损失评估、系统的成本和防火墙与IDS的性能。信息安全机制的优化配置对于信息安全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孟祥宏、孙薇等根据信息安全的博弈特征，建立了信息安全的攻防博弈模型和防守博弈模型，进行攻防博弈和防守博弈的均衡分析，并结合我国国情实际提出调解信息安全问题的策略建议。但基于新经济周期的世界管理变革与我国管理选择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从以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为标志的新经济周期出发，考察世界管理变革的趋势与特点，结合我国管理实际，重点从宏观管理变革创新角度探讨和思考新时期我国管理结构变革与重组的有关问题。

二、新经济周期中的世界管理变革

经济周期（BusinessCycles）的本义是一个从初起（或衰退、复苏）、扩张到达顶峰，产生衰退，退到谷底转而复苏、扩展，再到高峰的周而复始运动。经济周期视角的管理是一个相对市场变化的起伏过程。如果说，工商经济活动在起步成长和扩张阶段，人们很容易为市场的成功所陶醉，而常常旁落管理的话，那么在衰退和复苏阶段则是凸显管理价值与意义，检验主体组织管理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时期。衰退期的外部市场环境恶劣，对将外部市场商品（服务）内部化为产品（服务）产出的企业等主体来说，不得不以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适应世界结构变革，获取绩效，因而衰退时势常常成为激发经济主体进行技术、管理创新的重要契机。在外部市场升降大变化情况下，如何有效组合生产要素，实现组织效率/效益目标，是检验其能否在危机中生存、发展的头等重要大事。总结世界经济危机史，不难看出，应对危机的动力除常说的技术创新、需求刺激，还有由外部市场内部化而产生的管理变革与调整。如果说，经济危机是市场结构失衡的表现，是超市场的协调缺失的结果，是工商经济活动扩张阶段宏观管理滞后以至于在周期顶部管理失控，那么，危机的应对之策就是调整市场机制与管理机制的关系，以管理创新加大微观与宏观双层管理的力度，从而为经济复苏奠定坚实的组织基础与实力。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以后，世界各国基于商品市场失衡的现实，加强政府对市场均衡的管理作用。历经80年的发展后，2007-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了以资本市场结构失衡为特征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世界由此而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周期。新经济周期的管理变革在以往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承传历史，又因时因势求新，赋予全球化时代新内涵。其特点有：第一，各国政府间协调市场的管理作用进一步加强。以往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货币、财政政策工具大多限于本国范围，但由于近10多年来的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和互联网因素，各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信息传递大大超越国界，对这样一种世界性市场，一国政府的调控是无效的，而需各国政府会同利益攸关方协同调节市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政府用比以往更大更强的力度干预金融市场，同时大大增强了各国政府联手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协同性。比如20国集团会议，以跨国组织协调，阻遏经济衰退；各类国际经济组织，作为世界经济协调重要力量，积极行动，限制危机的国际间传递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二，预期管理更加系统，更有实用价值。这次危机不同以往，从次贷金融危机开始，然后传导到整个经济领域，由经济危机又带出国家债务危机，导致经济二次衰退。在总结历史基础上，欧美发达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金融政策，同时根据经济周期规律加强了预期管理平台的搭建。理性预期经济周期模型成为宏观管理的模拟参照系，将预期管理的关口前移，突出政府与经济主体的管理分工与协调。由于经济周期变化系内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每次周期波动又总有某些主体和某些因素起首要作用（如新技术革命、政治事件、新资源发现等），把握这些主因素成为预期管理或反危机管理的关键，为此，增强对重要微观主体和关键因素的预警与预期管理。此外是除加强预期管理外，加大对带有偶然性和难以预测性的非周期性影响因素的理性分析，通过构建应对非周期性波动的政府反应模型，增强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应对能力。第三，跨国公司的超国家管理作用。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贸易的50%，投资的90%，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周期运行的主体，也是世界管理变革的驱动力。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内部贸易、资金流、转移定价和技术转移等活动，对东道国或多国的经济环境、投资区位、经济结构发生直接作用，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与结构变化；同时以实力强势将自己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传递或施加给东道国和业务相关的国家，从而推动世界管理变革。通过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投资计划、产业分布、组织定价、内部贸易与信息规制等，对世界新经济周期起超国家规制作用。从国际间的双边协调、区域多边协调、全球性缔约等多方面和多层次分析跨国公司的超国家规制实现路径。这些影响作用同时是将全球化视角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传递给东道国，促进世界管理变革。管理变革体现在投资、贸易、技术研发和技术移出等多个领域。法律手段和行业自律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监督等多方面把握跨国公司的规制手段。这里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各级主体的经济管理加强对世界经济周期的影响。历史表明，危机的周期已变得越来越短。据统计，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在18世纪每隔70年才有一次；在19世纪缩短为20-30年；到20世纪则为8-14年；而21世纪才开始不到10年，就已经发生两次了。周期的缩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的反周期干预。比如说，大量的财政刺激延缓了危机发生的时间。预期管理的适用性加强以及跨国公司的超国家管理作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早期市场经济结构的自调整方式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特点。本文主要从政府作用、经济安全、跨行业管理三方面突出新经济周期下的世界管理变革趋势与特点。

三、全球化下混合经济新发展与政府管理新作用

混合经济原生于私人经济的社会交换与发展过程中。19世纪后期以来市场自由竞争的放任与市场失效，从反面激发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促进了混合经济的形成。混合经济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市场失效，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失效事实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尤其表现在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上。市场失效不遏制势必威胁到资本的价值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可持续性。二是政府有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不断加强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活动的调控，产生基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混合经济。调控主要是政府运用财政、税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和干预自由竞争经济。因而，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既是政府的自由竞争干预，又是市场竞争结构的调整，而在管理层面上则是政府以规制形式对私营企业管理的介入与渗透。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本质是功能上市场与宏观管理的结构性失效。管理跟不上市场动态变化，以致于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发生经济危机。面对危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政府采取措施，增强政府对市场的调控管理。由于政府的财政、税率、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混合经济在新经济周期得到新的发展。新发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混合经济存在很大的不同。面对自由竞争的结构失衡问题，世界经济周期主导国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摈弃了上世纪80年代“华盛顿共识”中“经济自由、私有化、减少管制”理念与新自由主义精神，突出了政府对自由竞争经济的调控作用，使混合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新。更新总的来说是更广范围、更有重点、更大深度地强化政府作用。包括对过分依赖虚拟经济的结构调整、加强金融监管、政府接管公司或收购股权、高管薪酬设限、就业扶助、降低贴现率和基准利率、向金融体系注资、无限量向金融机构贷款等。以金融监管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凸显监管的短板，各国加强了金融监管。2009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由该法案又出台了限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条列，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增加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2010年末至2011年初，欧盟组建了集宏微观审慎监管于一体新金融监管制度结构，即“三局一会”②。这是全球首个带有超国家性质的泛欧金融监管体系。新的体系不仅融合了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也融入了国家和国家联盟层面的元素，体现加强宏微审慎监管的有效融合以确保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能被识别和处理这样一种理念。国家接管公司或国有化，有如美国政府接手通用汽车公司重组后的70%股权。混合经济的新发展显示出世界市场新格局，意味着世界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来源的重大变化，也标志着世界管理体系的结构变革。变革除政府对自由经济的管理作用增强外，还表现在行业协调管理和企业风险管理方面。行业协调管理的特点是，适应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分工发展要求，实行宽领域的行业协调管理，更多行业的交叉与协同。

四、国际互联网下信息网络安全监管职能增强

经济安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关注的重大问题。按需要层次理论，安全需求是人们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而渐显强烈的需求，它通过安全供给来实现、满足。从安全需求结构看，当今安全需求比较突出的是信息网络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产业安全等。安全问题的凸现与经济社会开放扩大条件下经济交易主体增多和交换关系扩大直接相关。交换关系的扩大，使到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扩大与多样。不确定性主要是“横向不确定性”（不清楚他人正在干什么）和“纵向不确定性”（不清楚未来会发生什么）。这在新经济周期中表现尤其明显。就信息网络安全而言，随着国际互联网的经济社会应用范围的扩大，互联网的经济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全局性作用日益显著，影响也越来越大。互联网和重要数据库越来越成为黑客或犯罪分子觊觎的对象与攻击的目标，信息系统受侵可能会给用户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是在军事、金融方面。网络安全已成为互联网应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从近几年的统计数字可见，有关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的事件正随时间的演进而迅速增长，并呈愈演愈烈之势。信息网络安全事件又以电脑病毒、网络攻击、网络犯罪③、网络侵权、色情和垃圾信息泛滥为主要。从中国互联网安全环境看，据CNNIC最新调查显示：2011年上半年，在互联网使用基础安全方面，中国遇到病毒或者木马攻击的网民数半年增加735万人，达到2.17亿，比例为44.7%；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达到1.21亿人，半年增加2107万人，占网民总数的24.9%，较2010年底增加了3.1个百分点；网络消费安全环境方面，有8%的网民在网上遇到过消费欺诈，该群体规模达到3880万人。黑客活跃在网络的各个角落，从经济、社会、军事各个方面进行攻击破坏，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针对性事件大幅增加。对此，世界各国政府都给予了极大的管理关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主张网络自由的同时，加强了对网络治理和信息安全监管。中国也在根据对信息安全的理解，强调安全管理。国际互联网条件下世界信息网络安全监管职能增强趋势明显，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提升网络安全监管级别。比如美国《2009年网络安全法案》中强调：“网络安全的独特性需要新的领导模式”，并授予总统更大的网络安全管理权限。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不甘人后，强调以创新网络技术为动力，推动网络管理升级，提升网络安全监管级别。再有在军事政治上，美国于2009年6月23日宣布成立网战司令部，成为全球首个公开将军事机构引入互联网安全维护的国家。④二是统分结合的信息网络安全监管体系。分，即进一步健全信息内容分级管理体制。统，即按国家网络价值理念与利益关联原则将多头管理部门统一，以实现网络的有效管理。美国为解决网络监管力量分散，多头管理的不协调问题，提高网络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将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合二为一，设立国家网络安全顾问办公室，配备专门的网络安全协调员等。一些国家则根据新经济形势下的管理目标新定位对组织机构、职能与人员进行归一。三是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和公众的多方共同网络治理。政府在信息网络安全的规制上作用明显，但也有其局限性，为此，网络发达国家愈来愈重视政府与私营部门、民间组织、公众共同的网络安全维护与治理。美国《2009年网络安全法案》从国家网络安全优先性出发，明确政府在维护互联网安全和自由、保护公民隐私方面的作用；提出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要求国家网络安全与通信中心和私营部门共享安全信息等；强调公民的国家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公众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关切和认识。把私营部门和公众纳入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形成多方共同治理结构。四是网络人才的培养与管理。黑客正对网络安全构成巨大的挑战。黑客利用漏洞攻击、在普通网民的电脑中安装流氓软件、在网站上放置木马病毒等手段进行网络攻击；窃取个人资料从QQ密码、网游密码发展到银行账号、信用卡账号等，或用木马病毒敲诈，安全威胁极大。为此，网络发达国家都在主动招募和培养自己的网络战队伍，一些国家通过运用“以毒攻毒”的方式，采用了一系列黑客技术手段，来达到网络防范与安全管理的目的。

五、开放环境下跨行业管理的宽领域与大协调

全球开放和国际互联网环境下的产业经济发展，大大超越了以往的国界和行业边界。新时期的跨行业管理具有前所未有的宽领域特征，也提出了跨行业管理的大协调要求。主要有：

（1）产业的网络经济性。国际互联网已成为一种生产力引擎，一方面是催生大量以网络产品和服务为主打的网络企业与产业，另一方面是大范围地延伸、渗透到各个领域与各个行业。电子商务的大范围扩展，深刻地改变了产业结构与流程。各产业组织为获得这种网络经济性，将研发、采购、生产、服务、营销和管理过程越来越多地链接到互联网技术体系中，使管理体制与网络技术有效地结合起来。其中提出了许多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管理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范畴，如产业网络管理、数据库管理、虚拟组织管理、跨文化管理、低碳管理等等。这要求有实体管理与虚拟网络管理的协同。

（2）产业发展的多种形态交错。我国产业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转型期，转型包涵着传统农业⑤、中期工业化、加速信息化、产业生态化的多元并举，其中有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有对结构性不足的补充与完善，也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也因之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行业管理新涵义、新表达与多形态管理协调要求。

（3）产业开放发展与本土化成长的相互推动。产业越是开放，其本土化成长问题就越显突出。世界技术革命和全球市场的互动，极大地冲击着产业的边界，原先产业壁垒已不再铁板一块，产业间互相进入的成本降低，跨行业、行业交叉与综合的现象大大增多。产业联系也随核心竞争力考量而重组，有将生产环节或业务外包出去，也有内接进来；有市场外部化也有企业内部化。更多跨国公司进来，也有更多本土企业走出去。近些年来中国企业参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竞争活动不论在数量上还是结构层次上都在上升，包括企业购并、企业扩建、股权交易、营销网点布局等等。在全球开放环境中，跨国经营有进有出，也就有国际管理思想与管理文化的交汇与融合，管理的“融合发展”势所必然。这是一种本土管理文化与外国管理文化的兼收并包容。本土产业组织的管理也不再是乡土局限的代名词，而是开放环境下对传统管理文化中的精粹与全球开放视域的向上精神的管理融合协调。

（4）基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竞争的宽领域跨行业管理。全球化下的供应链系统依赖着一个互联的网络，其中有如运输基础设施和路径、信息技术及计算机和能源网络等。技术的、社会的犯罪和自然灾害的侵害都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利益。全球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已上升为一些国家的国家战略⑥。近些年来世界经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产品越来越多，正是这种管理不足的一种反映。问题产品的事后召回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产品的背后是包括生产管理在内的整个产业体系管理问题。现代国际性企业生产，一方面是随着创新竞争趋势而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应用于生产过程，另一方面是随着环节分工的越来越精细，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一个产品的生产链条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事情，而且牵涉众多行业的模块。就拿当今热议的食品安全问题来说，食品生产不只是食品行业本身的事，还包括农业生态、生物工程、化学工业、物流服务业、市场管理等众多领域，而且涉及整个流程的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问题。特别是全球开放环境下，产业链条越长，跨行业管理范围就越宽，涉及的领域就越多。这些管理问题不是传统的企业管理所能实现的，也不是传统的行业协调所能达到的，而需要国家打破传统的行业管理界限，实行跨行业管理。跨行业管理正因全球价值链竞争而变得更大范围更宽领域。一些国家或地区严格加工食品追溯制度，从原料来源、生产养殖、加工原料配制、加工制造、运输仓储直到销售全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进行登记和跨行业宽领域管理，就是明证。这启示我们，新经济周期中我国产业发展方式转变要同时兼具跨行业宽领域管理转型；实行从原料来源、生产养殖、加工原料配制、加工制造、运输仓储直到销售全过程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登记管理制度，做大跨度的管理协调。

六、世界管理的横向传递与中国选择

按波峰年的经济增长率计算，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1978年(11.7%)—1984年(15.2%)周期、1984年(15.2%)—1992(14.2%)年周期和1992年(14.2%)—2007年(11.9%)周期等3个周期后，2008年开始进入第4个周期。第4个周期不同于以往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与世界经济周期同步的特征。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长波的下降阶段，该阶段预计将于2035年左右结束，然后在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推动下步入第六次长波的上升阶段。因此，未来25年，是世界经济新兴产业的酝酿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已成为世界开放环境中一个大国，其宏观管理体系也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中国管理是世界管理之林中的一部分，按照世界管理思想传递理论，国外的有效管理方式方法势必会通过交互机制传递给我国经济主体，产生互相借鉴互相作用。新经济周期中的世界各国旨在应对结构调整而引发的管理变革，正对我国管理领域产生外部影响。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我国管理变革与转型，不可避免要受国外管理主流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何使外部管理思想内部化为我国有效的管理模式，如何在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更加突出“管理的公共利益影响”，使新时期经济管理的系统深化与社会管理的创新加强成为可持续发展主题下相互驱动的双轮，是一项值得重视与研究的新课题。新经济周期中世界管理结构变革对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因应开放环境下转变管理方式，重构中国式管理体系。在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世界经济的行为方式之时,中国企业也开启了新一轮的管理模式变革。

1.重构政府管理体系。政府管理的作用不是要取代中观行业管理，不是对微观企业的“父爱主义”，而是超越市场失效的、行业与企业的宏管理。宏管理不同于以前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管理，而是确立全球开放环境下经济社会生态大系统观，从国民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明确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并为之追求；从国家利益出发，争取在国际重大经济问题上有利有节的决策权与话语权；在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竞争中提高全球性综合效率能力和环境社会协调能力；增强国家应对国际突发事件、重大自然灾害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对反经济周期的风险管理能力。

2.增强中观行业管理的协调能力。中观行业管理的基础在企业，主角在行业协会。要让行业协会成为真正行业协会，有属于自己的行业协调功能。要充分发挥我国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改变我国中介组织管理职能弱小状况；建立和健全产业动态调控机制，增强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导入能力和对金融行业的监管能力；大力开发全球化下宽领域的跨行业协调功能。

3.从国家利益出发，基于国土安全考虑加强对海外跨国公司的投资审查以及管理；另一方面，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善用东道国有关法律法规条文指导本土企业跨国界发展中的正当权益维护与支持；超越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增强企业对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部分管理，使之与企业的社会性，与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趋势一致；重点保护和激励民营经济的创造力与活力，是一个亟待重视的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