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过程，也是两极格局逐渐终结的过程，冷战结束后，殴、美共同对抗的敌人消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上升．特别是西欧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经济与政治联合的步伐明显加快但这种矛盾和分歧并未冲破西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本相似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制度规范环境和价值观念，使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既有矛盾分歧(更多矛盾、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同时还通过有效的协商的方式，通过沟通、谈判．通过各种组织，特别是西方富国俱乐部——西方七国(现在因俄罗斯加入而称八国)首脑会议，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共同雏护共同的利益虽然这其中也不乏西方国家因面对美国推行“单极”独霸世界而带来的困扰和苦恼，如美国实施赫尔姆斯——怕顿法靠和迭马脱法靠．引起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的反对，但美国强太的经济力量加上与西欧、日本、加拿大等的密切经济联系，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问关系的主调是协调、缓和。

二、经济全球化协调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由原来的封闭对抗走向开放缓和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问由于政治制度对立，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经济上相互隔绝互不鞋来．彤戌两个平行的经济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鲁主义国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造一步发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认识世界，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开放性恰恪是经济全球化的另一方面的体现：基于这种认识，杜会主义国家带5足改革开放的政策，冲破封锁，创造案件，抓住机遏，使社会主义刺度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从当前的客观情况看，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战胜资奉主义制度的国家都不是很现实，两种制度将是长期并存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在解决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方面，在维护全球经济安全方面，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与资奉主义国家之间，有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使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在政治、军事，特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完全对立趋于缓和．由冷战时期“对抗”走向“既共处又竞争”的关系。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着人类社会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种必然，最蝽的革命性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制度之间的共存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在当前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叉需要稍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提高自已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而资本主殳国家恰恰也需要象中国这样大的具有更大潜力的市场．因此争取与资本主叉国家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进免对拉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当夸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古、越等都认识到当前是一十难得的机遇，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开放、发展厦加入WTO，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彼此之间的依存度不断加深。:

当然，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事上的包两，政治上的“渗透、演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时社会主义国家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干涉和影响，越是经济站舍的紧密，这种防犯工作越是艰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上相互结合与政治上对峙的结构将会持续下去。

三、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剧变，必定对园林的内涵和形式、园林植物的设计理念甚至园林行业产生影响。气候变暖、干旱缺水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设计者在作园林规划设计时不得不考虑放弃大面积的水体，选择抗逆的植物种类，在生态景观方面合理搭配乔、灌、草。此外，园林规划设计还要考虑植物的季相变化、海平面的上升、降雨过多导致的洪涝灾害等诸多影响因素。以往，园林尤其是中国园林，非常注重美学、艺术及文化的相互联系。可是，在全球气候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面临着气候变化给城市和生态环境带来灾难的情况下，园林规划设计的内涵正发生着变化，目前生态环境在园林规划设计的考虑因素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许多设计者在进行园林规划设计时不再只是考虑园林对小气候环境的调节和改善作用，而是更多地强调园林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局地作用和全球。例如，在许多城市规划建设或因气候变化引起的灾后重建中，都会采用生态分析（ecologicalanalysis）的方法来协调园林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危机的出现，很多违背自然规律、忽视气候变化、破坏原生态环境的设计理念正在逐步被取代和摒弃。例如，为了避免因开发所引起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原有场地的自然恢复机能的破坏等，在进行园林植物设计时，更加偏重于对原有植物资源的保护，而尽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二、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及园林专业教育的作用

园林植物作为园林的四大要素之一，其所形成的空间场地是城市环境中最有生命力的构件之一。AlanBarber博士在《绿色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园林绿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理念。园林在城市中的作用包括景观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尤其是在降低空气和路面温度、增加空气湿度以及减少噪音等改善和调节气候变化的方面，园林的生态效益更加显著。同时，园林的生态效益已延伸到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诸多方面。例如，水文保护、碳的储藏和固定、污染的控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等都与植物及绿色空间密切相关。而且园林的四大要素植物、水体、土壤等都具有良好的碳储存潜力，甚至于超出大气的储存能力，所以园林在回收和储存CO2方面发挥着直接的作用。碳汇既包括自然碳汇也包括人工碳汇。人工碳汇方法，在碳的捕获和固化过程中常常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甚至还会排放部分碳。而在自然碳汇方法中，尤其是城市的自然碳汇方法中，园林植物及其生长的园林空间是很重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不会消耗外界能源的碳汇方法。研究表明，合理的植物搭配可以显著提高种植地土壤的碳和氮储量［3］。由此产生的所谓“战胜气候花园”（ClimateVictoryGarden），就是将不同根系种类、不同生长深度和不同生长速度的植物进行合理的搭配，从而使园林植物的固碳功能和固碳效果达到最大化的一种典型的碳汇式园林设计。这种将固碳作为导向的园林设计在减缓气候环境变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规划设计师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对城市环境进行创造的过程中，应该更多地关注场地的现状，更加注重对原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以及对原有场地的自然恢复机能的保护，从而减少过度开发对原生环境状况的破坏或影响；同时，还应通过立体绿化、空中花园等规划设计，增加城市的园林绿量和绿地面积，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从而有效发挥园林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起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2个主要作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生态城市过程中，园林规划设计既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也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因此，对承担着培养园林专业人才重任的高等农林院校来说，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要求，及时调整和完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园林规划设计必须根据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及经济发展变化，改变传统的设计思路。这就要求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注重园林的基本要素和技能，而且要增加一些有关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汇碳固碳以及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园林的新知识，从而培养出能够适应低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复合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进而使园林专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通过人才培养发挥其在生态与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节约型园林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调整

（一）人才培养目标的提升

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4］。因此，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必须牢牢把握人才市场的需求变化，把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和任务。但是，目前许多高等院校尤其是高等农林院校仍把园林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园艺师、美化师等层面上。而且，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仍在沿用20世纪的传统模式，教学环节的组织和安排也大多是围绕绿化、美化建设开展的，专业教学仍偏重于单一地探讨建筑、植物、水体等园林的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仍未摆脱就园林论园林的局限。这导致所培养的园林专业本科生知识面较窄、设计理念落后和动手能力较差，从而难以适应目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势。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园林科学一直是依托于高等农林院校发展的，所以大多数高等院校确定的园林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培养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复合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规定所培养的人才要具备园林规划设计能力、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能力、园林植物种植与养护管理技能以及景观生态学等方面的知识，要能够从事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招投标与预决算、园林工程施工与管理、园林植物栽培与养护、花卉生产与管理以及林业等相关工作。但是，目前园林的功能已从原来的以绿化、美化为主转变为以节能减排、固碳储碳、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等为主，园林行业的发展方向已由造园转变为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而且，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园林被赋予了更多的新的内涵，并与许多领域（包括花卉、林业、景观设计、城市规划）相关联，而这些领域与全球气候变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现代园林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交叉性极强的边缘学科，且涵盖面极其广泛。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园林专业的发展要顺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等大环境的要求，尤其是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即拓展园林专业的内涵，进一步提升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在社会环境对园林的需求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应对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这一园林行业的发展方向有所体现。因此，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衍生和提升，规定所培养的人才不但要掌握园林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更应该掌握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紧密相关的低碳、节约、生态、碳汇等方面的新理论与新技能。

（二）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社会对园林专业人才的要求有所提高。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应紧紧围绕园林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目的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进行调整，尤其是课程体系结构的优化应在注重园林基本理论和造园技能的前提下，增加和强调与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及节约型园林等方面的理论和方法。

1．增设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节约型园林的专业基础课和选修课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对每一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对具有减缓气候变化功能的园林行业来说更是如此。为此，园林的相关理论知识一直在不断更新和拓展。因此，园林专业所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传统的专业理论和基础知识之外，还应主动学习和了解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知识，熟知该领域的知识前沿和信息动态，尤其是要了解气候变化对园林的影响。只有这样，园林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才能在未来尽快地适应就业环境和岗位要求，并有能力开拓新的领域。因此，甘肃农业大学紧密结合时展的需求，在2013年对园林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按照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对园林专业人才提出的新要求，适当增加了与生态园林建设尤其是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有关的专业基础选修课，设置了“生态园林”“节水园林植物资源利用”等课程，使专业基础课在园林专业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例由原来的62．13％提高到68．2％。对与全球气候变化息息相关的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来说，从充分发挥高等农林院校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出发不断更新和丰富相关的专业知识内容，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知识层次，使他们能够在园林专业人才济济的就业市场上脱颖而出，而且符合园林行业和园林专业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

2．拓宽知识领域，更新授课内容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最明显的后果是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碳”概念应运而生。“低碳”的核心内容是减少碳排放和降低由此带来的后果。这就涉及到“碳源”和“碳汇”的概念。所谓“碳源”，就是向大气释放CO2。所谓“碳汇”，就是从大气中捕获并储存CO2。而建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理念正是在提倡“低碳”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因为低碳园林、生态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建设正是从减少碳源和增加碳汇2个方面入手的。因此，高等农林院校园林专业的教学内容要对园林最初的“天人合一，设计结合自然”的设计理念重新进行评价，在专业课程内容中增加与低碳、节约、碳汇、生态和气候变化等相关的内容，并开设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方面的专业课和公共选修课，以拓宽园林学科的知识领域。以甘肃农业大学的园林专业为例，目前主要从“园林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2个方向设置专业选修课。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对园林需求的不断提升，园林的主导功能已经有所改变。因此，园林专业如果仍从“园林植物”和“园林规划设计”这2个方向进行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的编排，就很难满足园林行业的发展要求。例如，“园林植物”方向的课程设置如果仍把重点放在植物识别和栽培上，课程教学内容仍以植物的形态特征和栽培管理为主，那么与当前外部环境对园林植物的主体功能进行转变的要求是脱节的。再如，“园林规划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如果仍把重点放在园林的功能分区和对园林原场地的改造上，课程教学传授的设计观念仍沿用传统的理念，那么就会导致设计出的作品过于“理想化”“风格化”和“表面化”，与实际要求严重脱节，以及无法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和体现当前所提倡的建设低碳社会的理念。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无论是课程还是教学内容的设置，园林专业都应摒弃陈旧、过时的知识内容，增加生态园林、低碳园林、节约型园林和绿地碳汇等方面的新理论和新概念，从而使学生掌握园林的碳汇功能、碳汇树种选择、碳汇树种配置、低碳材料选择、生态环境改造等方面的知识。例如，在“园林绿地规划”课程教学中，在讲授园林绿地功能时，要强调园林绿地的碳汇功能；在“园林植物”课程教学中，要讲授固碳能力强的园林植物种类的选用，在讲授植物配置时，要介绍能够提高园林绿地固碳能力的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的搭配、速生树种与慢生树种的搭配、常绿植物与色叶植物的搭配等知识；在“园林建筑”课程教学中，要提倡能够减少园林绿地碳排放的减源模式，要介绍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低碳材料的选用、废弃材料的再利用、雨水的资源化利用等知识；在“园林植物养护管理”课程教学中，要增加降低园林绿地养护管理的碳排放、延长园林绿地的“使用寿命”等新内容；在“城市生态学”课程教学中，要增加有关低碳城市建设的内容，包括如何降低园林自身的碳排放、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减少建筑能耗等内容。

3．在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等方面体现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的特点

目前，我国的园林专业发展很快，许多高等院校都开办了园林专业。但是，在不同科类和不同性质的高等院校，园林专业的属性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工科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建筑、城市规划为主，农林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园林、观赏园艺为主，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以环境艺术为主，而综合性大学的园林专业以城市规划为主。由于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定位以及办学条件和特色不同，所以对园林专业的理解各异，进而导致各类高校所确定的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也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差异很大［4］。因此，笔者建议，园林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保证与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高度契合的前提下，也要与各类高等院校传统的学科专业优势和办学特色紧密结合，在增设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的知识内容时，兼顾到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特色的体现。例如，高等农林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侧重于与植物相关的碳汇和低碳内容；工科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考虑从建筑和城市规划等方向增加有关低碳和节约的内容；艺术类高等院校的园林专业在设置课程和教学内容时，可以考虑增加与环境有关的内容。总之，园林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趋同化，只有保留不同属性园林专业的特点，才能培养出更加符合当今低碳社会和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的多元化专门人才。

（三）实践教学的调整

1．在实践教学中增加有关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建设技能的培训内容

园林专业培养的人才除了要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具有过硬的综合技能，特别是要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5］。为此，甘肃农业大学园林专业在近几年的教学计划修订中，增加了实践教学的比例，使实践教学所占比例提高了6％左右；同时，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根据课程间的关联性合并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实验，并增设了具有创新性的综合实验，特别是增加了能够体现生态园林、低碳园林和节约型园林理念的实践技能培训内容。例如，开展以节约型公园设计、低碳居住区设计、低碳建筑材料选择、园林植物碳汇功能比较、园林绿地土壤碳储量调查与分析等为内容的实践技能培训。只有通过这些技能培训，园林专业学生才能在景观规划设计理念、植物配置和材料选择等方面紧跟时展的步伐，从而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2．在课程实习中强调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4篇

Scholte（1997）指出全球化内涵包含3个层次：跨越边界、开放边界和超越边界。跨越边界意味着国际化，侧重于描述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开放边界意味着自由化，侧重于从政治与制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秩序的变革，以消除要素流动的壁垒。二者主要以地域为基本分析单元。而超越边界则强调以全球为整体，在超越地域概念的基础上重构空间。从全球层面上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生产、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等过程的空间结构，并且参与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进而导致结果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在当前背景下， 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 它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当代人文地理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研究中逐渐开始占有重要地位。

当代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包含三种不同的态度-超全球化论、怀疑论和转型论。超全球化论者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全球化消费观念的扩散使得信息、资本和创新的"流"达到最大的状态。最大化的自由的 "流"建了一个生产、贸易和金融的跨国网络，这使得世界经济成为 "无边界的"状态。怀疑论者质疑了已经存在的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过于夸大的思想和分析的概念。他们认为全球化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被决定的。区域主义被认为是反全球化的有力的证据。怀疑论者认为国家政府在全球化经济的构建和管理行为者中仍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世界城市等，也涵盖了对政治与制度的解构（制度变革、国家转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扬弃，也注重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学者尤为重视对尺度与空间的理论重构，反对全球化意味着"地理终结"的论调，指出全球化不仅代表着跨国联系的强化，同时还推动着代表异质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

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生活的转换由物质-政治-文化的转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当代全球化阶段，国家已经无法维持持续的社会繁荣和经济的增长，个体开始突破国家尺度的管理，最值得关注的是全球文化的"普遍化 "显示文化的全球化和渗透性，突出了全球化文化的重要意义，认为全球化历史主要体现在全球化文化的扩散和渗透，全球化文化由表层面的物质文化，中层面的制度文化，和深层面的精神文化的不断加深。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来看，是文化结构要素的自身出现的发展危机导致了全球化阶段变化。Murray 的全球化波动历史理论的核心思想强调了结构性危机是每一次波动产生的动力。欧洲的贸易殖民导致了工业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加强，这种文化的改变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后殖民主义文化"培育了全球化的政治制度。在现代化阶段国家发展主义大力推进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文化扩散的主要动力；1970年的石油危机则导致了全球 "新自由主义"文化兴起，国家的力量受到全球制度和市民社会的挑战。其核心是致力于缩短资本循环周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扩散，其导致的空间结果是通过技术的革新带来的 "时空的压缩"。独立于领土空间的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化空间力量的结构表现越来越复杂，同时处于不断的变化中。他认为：一是全球化并不是像地毯一样均匀的铺展开来的。二是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的现象，但不同的全球化波动阶段存在一些明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差异。

总体来看，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有影响力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计量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女性地理学、制度主义地理学和关系的地理学，它们在全球化的研究主题、态度、分析的框架上各有特色，同时也存在交叉。分析庞杂的 '全球化'的概念，可以发现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全球化态度的演化经历了 "超全球化论-怀疑论-转型论"的演化。对 "空间 "概念的理解经历了 "绝对空间-相对空间-比喻空间"演化；空间辩论走向了 "真实的空间（地方空间）和比喻空间 （流的空间）共存"。总之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观点成为当代人文地理学关于全球化空间辩论的主导方向。对于空间规模的理解，全球的 、国家的 、区域的和地方的多种规模空间权利存在，关于制度 （权力）空间结构的理解经历了 "分离的层级性-协调共存的层级性-网络的交织"的演化。从全球化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上，对全球化的动力机制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理论方法和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得到较多的体现。

长期以来，我国人文地理学一直将 "空间"研究作为研究的核心。即人文地理学关注解决 "what"和 "where"的问题，而其他学科则解决"why"和"how"的问题。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方向性显示，"空间"开始由 "研究的对象"转向了"研究手段 （way）"，研究的对象则转向解决"why"和"how"的问题。面对复杂的全球变化，我国的人文地理学家也需要认真的思考和讨论学科的发展方向问题。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我国的人文地理学主要是关注经济层面的全球变化对区域产生的影响，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FDI 和产业集群的研究。就实质上看，就是思考如何被动"响应"全球化，而不是如何积极的"牵制"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仅仅从单方面，单层面入手是无法发现问题的症结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因此，多尺度的空间规模，多元化的行为者以及相互作用的网络关系的研究需要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体现。而这些问题的研究也需要其他更多相关学科理论的融入，如社会学，管理学等。

参考文献：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重塑21世纪的全球性经济地图》

2、徐海英 -- 《人文地理》

3、贺灿飞、毛熙彦 -- 《地理科学进展》

4、高柏枝 -- 《环球人文地理》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最早表现形态，至今仍是推动全球化的推动力和牵引力。一直以来，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最初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很多西方学者把全球化的历史上溯至世界近代史的开始，即在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引领下，伴随着地理大发现、自由贸易的开展、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又有许多人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20世纪后半期以来，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是突飞猛进，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从事国际贸易，大约20%的世界产出被用来从事贸易活动。贸易的领域从传统的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和国际投资，当代贸易全球化已使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毫无立足之地，而且促进了国家政策的转变，动摇了延传了几百年的国家观念；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势头。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社会党人皮埃尔・博比博士2002年在中国所作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学术报告中对这一现象做了描述：金融全球化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让金融机构之间自由竞争，取消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减少对银行业务的控制和调节；在国际层面上，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经历了飞速发展的非规范化和国际化。自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认识到稳定发展的国内经济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而稳定的国内金融体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世界更加快了金融全球化的步伐。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构起了全球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跨国公司。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至少占有世界产出的20%，占世界贸易额的70%。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谓是举足轻重。跨国公司除了带来商品的跨国交流，而且带来资本、技术、管理、乃至文化的跨国交流，对经济全球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体化和市场化作为经济全球化演变的基本路径和目标，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共识并得到证实。如果说1972年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是进入国际社会的开始的话，那么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直至加入WTO，则是中国真正融入到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开端。

二、政治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它的地位和影响不亚于经济全球化，戴维・赫尔德等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并列为全球化的三个部分加以论述。在时间上政治全球化要晚于经济全球化，欧美国家学者普遍认为政治全球化基本上是属于以1945年为开端的当代范畴，也得到国内多数学者的赞同。秦晖在论及政治全球化问题时也认为：二战后出现的联合国与世界人权宣言，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萌芽。但由于政治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相比，表现得较为隐性，加上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导致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大众，对政治全球化视而不见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殊不知，在世界范围内，政治全球化问题已成为各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与诸科学如从经济学、政治学、传统的国际法学到政治地理学、国际关系学、社会生态学等新领域引起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并且范围涉及世界政治、人权、、人道主义及电子传媒等一系列问题。对于政治全球化，日本学者星野昭吉作了如下描述：“在全球化进程影响下，世界政治的变动不仅表现为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非国家主体在世界政治中的出现和作用的不断扩大。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超国家关系的增长、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渗透作用的扩大。全球规模问题的形式，以及军事力量地位的下降等方面，而且随着区域化的发展，还出现了区域主义的复兴和强化。”同时，英国戴维・赫尔德等人关于政治全球化的描述，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度上来理解政治全球化：“当代全球化不仅引发而且加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领域的政治化，而且也伴以制度化领域，以及政治动员、监督、决策和跨国管制活动组成的网络的急剧发展，这极大扩展了政治活动和政治权威行使的能力范围”。

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是政治运行的社会化和民主化。“去国家化”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是政治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领域的一系列深远变革中最具颠覆性的现象。我们现在谈论政治，已不再宥于传统的“国家”的理论框架了，国家本身在变，人们对国家的诉求也在改变。这种转变，使传统的民族国家主导、世界政治文化、地域化的现代世界政治秩序已遭到了动摇，引发了对全球化下传统国家的命运是终结、复兴还是变革的深刻思考。如何处理和人权的矛盾问题，如何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前所未有地摆在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前现代国家面前。星野昭吉提出“国家”和“公民国家”两个概念，给我们很大启示。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全球市场的话，那么政治全球化是否意味着一个全球公民社会的建立？一直以来我们在大谈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人类社会的分流的同时，却总是一叶障目，只见国家，不见社会，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家是建立在社会这个根基之上的，国家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社会本身远比国家要丰富得多，要重要得多。只有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才会理解“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意义，才会理解后现代国家为何把“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作为法治的一种诉求。

近年来，从“依法治国”到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再到的“和谐社会”的提出，恐怕是对政治全球化的一种最好的诠释。它一方面说明，在全球化面前，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都可以成为我们前进的基石；另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顺应世界潮流，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三、文化全球化

“文化”本身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但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化，它都会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这三个层面上表现出来。所以从历史论角度看，文化的交流和互动，与人类的迁徙活动相伴随，真可谓源远流长。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流动中，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越来越明显地被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感受到。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以前的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历史还是处于相对闭合的状态，那么地理大发现以后，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才逐步形成为密切联系的、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一体。

文化的多元化和大众化是文化全球化演变的的基本走向和基本模式，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如果说近代以前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战争和宗教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商品、影视艺术、体育运动等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基本途径。就象戴维・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描绘的那样：“全球化最大众化的象征包括可口可乐、麦当劳和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新闻。无论这些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重要性和实际意义，也很少会有人怀疑，最直接感受到和经历的全球化形式是文明全球化。”时至今日，在倡导文化的多样性上，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前所未有地取得了共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来自发达的欧美国家，还是来自广大的亚非拉世界，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包容心上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提升。虽然站在西方文明立场的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但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和互补仍构成当代世界的主旋律。以世界体系理论著称的沃勒斯坦在《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中谈到文化全球化的前景时，认为资本主义也只是文明的一种，并非惟一的文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将由于其他文明崛起受到挑战，未来的全球化应是全球多种文明的共存。国际社会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挖掘，也正日益成为各国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文明也好，文化也罢，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和奢侈品，每一个大众平民在自主的创造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在自由、充分地享受文化的果实。当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可谓是方兴未艾，大行其道，这让人充分感受到全球文化大众化时代的来临。

在文化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都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交流的主体从以前的政府机构主导，到政府机构、民间团体、个人并举。不但走出去，而且引进来。从好莱坞大片到汉堡包，从中法文化年到中俄文化年。时至今日才真正理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才真正理解“文化无国界”。

四、结语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全球气候治理；研究进展

一、全球气候治理成为新研究热点

2009年备受期望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没有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国际气候制度遭受了重大挫折。之后，2010年的《坎昆协议》、2011的"德班平台"避免了气候制度的一败涂地，多边的国际谈判得以延续，并在2012年和2013年的气候谈判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联合国机制下的政府间多边协议模式的有效性仍然备受质疑。对此，各国学者在既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利用新的视角、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形势，解释人类行为与气候制度间的辩证关系，为气候制度设计合理可行的方案。而"全球气候治理"就是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一）"全球气候治理"研究文献数量徒增

2010年以来，以"全球气候治理"为研究视角或主题的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全球气候治理"已然成为国内外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且理论化趋向明显。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2010年，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或题目的英文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24篇和12篇，比2009年增加了100%和500%。从中国知网国内文献检索的结果看，2010年之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主题公开发表的文献可谓凤毛麟角， 2010年，国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关键词和题名的文献分别从2009年的0篇激增到23篇和8篇，全文中出现"全球气候治理"一词的文献则超过了历年总和的两倍强，高达90篇。

（二）"全球气候治理"涵义辨析

"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目前尚处于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学术界定。在2009年前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多指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家行为体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采取的集体行动 。在2010年以后的文献中，"全球气候治理"成为上述转变的"代名词"，多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 ，是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层次的、分散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治理行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问题向度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国际气候政治的重大转变引发了国际气候学界"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热潮。其中，一些新的重大问题被提出来：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在国际结构"解构"下，学界开始以气候变迁议题作为适用的分析主轴，对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形成、机制、作用和影响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更好地认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促进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良性互动，来弥补国家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时的不足之处。王金梅认为，非国家行为者更能以维系国际社会正义、抑或全球生存利益为主要目标协助谈判，成为实现国际气候治理目标的重要一环 。陈淑蓉认为知识社群利用提供客观的知识证据影响国际谈判内容和议题的进程 。Frank Biermann认为，新兴非国家主体"在政府间机制外的跨国机制、公私合作机制和市场机制等新的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

（二）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变化和重构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后，欧美学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对全球钱气候治理结构的研究上，通过分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形成、特点、变化、因素、影响等问题，旨在改革或者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例如，Frank Biermann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特点，认为其是垂直的超国家、国际、国家和地方等不同的规则制定和执行权威层次不断细化和分散化（多层次治理）；且是水平的不同规则系统并行作用（多极治理） 。Michele M. Betsill认为结构是治理的元层次，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的分散化趋势 。Fariborz Zelli认为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是碎片化的，表现在它包括不同机构、机制和其他形式的原则、规范、管制和程序，它不仅指那些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任务体系（如联合国气候机制），还指那些涉及气候变化但主要关注别的问题的体系 。Harro van Asselt对从国际和一国内两个层次对分散化治理结构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国际、一国内分散化结构的优势和弊端，以及这种结构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Cinnamon P. Carlarne发现随着国际安排上升到全球治理，并且密度和范围不断增加，学者们越发意识到个别制度安排的治理行为经常重叠或相互补充。作为一个特别的议题，治理被认为是在一个或多或少的水平结构体系中各种相关制度互相作用的结果。由此，学者们逐渐转向对"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es）、"制度复合体"（institutional complexes）和治理"架构"的探讨 。

（三）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性

面对传统国际气候制度的在执行中的困难，有效性问题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研究者试图从两种进路展开讨论。第一种是传统的"国内-国际"，即将气候治理作为"自变量"，以各国气候政策、立场对全球气候治理效果的影响分析为主题。李惠明将15国聚类为欧盟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领导者"、"拖后腿者"、处于中间地位及情况较复杂者 。傅聪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第二种是从"国际-国内"视角来讨论全球气候治理效果问题，将气候治理作为影响行为体政治、经济、社会的"自变量"，研究其对一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包括衍生出的"制度内嵌"、"规则内化"和"规范传播"等问题。例如，马建英从"从跨国性的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跨国利益集团、国际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体系等视角来探讨国际因素的内化现象" 。谢婷婷以美国推出《京都议定书》为例，引入"行为体策略"概念，分析了国际规则内化过程中受阻的形式和原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理论发展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全球气候治理研究具备了不同于国际气候制度的新的问题向度，需要相关理论的新发展给予支撑。

（一）国际政治学理论

在传统的国际气候制度研究中，特别是国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分析上，国际政治学发展出了丰富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代表理论单一理性人模式、国内制度模式、社会学习和理念模式及"双层次博弈模式"。随着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的推进，有学者通过引进新变量、新视角对原有的理论进行了补充或改造 。有学者在原有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分析框架 。

（二）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研究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变迁的作用机理、制度"内化"的主要渊源。杨春瑰提出，基于气候治理的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的制度自生成开始就以不断演化的形态特征发展 。马建英运用结合系统论及制度变迁理论将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气候制度过程中面临的"制度压力"和对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利益认知"作为解释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内化的关键动力因素 。

（三）全球气候治理结构理论

海外学者更加关注全球气候治理的结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分析折中主义理论（analytical eclecticism），主张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多中心治理理论（polycentric governance theory），分析了分散化治理的优点和成本，它引导特别注意个别机构的规模和不同规模治理系统的运作，认为多中心、多层次系统可以产生集体行动，比统一机构，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进程，更为有效 。

四、结论

在问题意识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以往国际气候制度研究相较有明显区别。学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个公约、一个议定书"制度框架和各国政策立场间的互动关系，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上述互动关系外的"全球""治理"上，并将全球气候治理看作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有机体"，并试图回答如下问题：1）治理主体问题，试图为全球气候治理勾勒一个清晰的"权力谱系"，以此来解释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实践的动力来源。2）治理结构问题，注重对其结构、新的权力形式以及网络的研究 。3）治理机制问题，包括公私合作、市场机制等新机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以及机制替代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其研究方法有几种倾向：一是折中主义分析倾向，亦即抛开传统的理论流派与范式的学术争论，通过更多地剖析和研究具体的经验案例来发掘、梳理和发展理论的解释力；二是系统研究方法逐渐显现出更强的解释力；三是有些新的学科及理论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中来，例如，制度经济学、全球行政法理论等。

尽管目前"全球气候治理"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但随着气候治理实践和研究的发展与互动，其将会形成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的理论框架。于此相比，我国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国际气候制度发展与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间的互动关系、国际制度规则"内化"和有效性等问题。在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理论外，开始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同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仅在"非国家治理主体"和"气候制度内化和治理有效性"等问题上能够看到"全球气候治理"这一主题的影子。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题研究，用好这一概念，增强学术话语权。

参考文献

[1]葛汉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国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5年第3期，第72-76页.

[2]Michele M. Betsill， The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Prepared for the 2012 Spring Workshop on Public Policy Process （WOPPR） series on "Digging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Colorado-Denver. 28 March，2012.

[3]同上.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全球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挑战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68-03

一、全球化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到，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由于产业革命完成后工业生产日益脱离了本国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逐步走向世界，“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往迅猛加强。人类跨入新世纪，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波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并为我们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全球化成为当下我们所在世界的最时髦的知识语境。全球化是指“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2]。

全球化主要是经济的全球化，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进一步的推进，中国卷入世界的程度也进一步深化。全球化带来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发展编织着一幅更为复杂和广阔的现实图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二、全球化带给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

（一）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无限生机

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使得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死亡论”曾喧嚣一时，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全球化研究方面尤其如此。全球化更加凸显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当今的全球化仍然没有冲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90年代以来一波接一波的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性贫富差别的拉大，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在全球生产领域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领域无政府发展的恶果。在这种状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要素或许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突与矛盾提供一些解决“线索”，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更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原因及解决方案，《资本论》的热销及“回归马克思”的思潮就足以证明这一现象。可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但没有过时，相反经济全球化还证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力量和勃勃生机。不仅如此，当今的全球化还在人类的实践、“人化世界”、历史辩证法、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确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所有这些都同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新的生长点。

（二）文化多元化丰富提升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各国的思想文化都在多元化中并存，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量涌现。一方面，文化多元化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例子以及言语形式来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课程的内容；同时更应该看到这些“主义”扬言的所谓要“补充”和“修改”马克思主义，也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激励我们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对这些“主义”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进行批判吸收，并且对它们提出的问题及挑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从而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彰显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

（三）信息载体多样创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及方法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信息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书本教材、信件、报纸及广播等，而是出现了集文本、声音、图像及信息于一体的网络新载体。与传统信息载体相比，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而诞生的现代传媒工具无疑更加具有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为人们提供真实的表现效果，使人们的思想能够在形象、生动、直观的教育中得到升华，从而也使教育手段更加直观形象和现代。网络技术丰富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手段和方法，为其提供了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使得其理论内容不再枯燥而变得易于青年学生接受，大大提升了其教育效果。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严峻挑战

全球化在当今世界已势不可挡，它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和思想等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地区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联系，使得世界政治趋于多极化，对全球政治格局、文化走向、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带来巨大挑战。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一）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受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挑战

全球化的趋势使国际政治斗争日趋复杂。一方面，使东西方思想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随着外来文化与西方思潮在大学校园的涌入、传播，近现代各种哲学、文化思潮与形形的西方价值观念，部分有其合理与进步性，但其消极和不合理的方面，也容易被人们不断地崇尚和偶像化，极易侵蚀部分大学生，导致的迷离和困惑，将逐渐消解穷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流和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西方通过文化渗透的手段，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将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的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西方从来都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指望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强烈渗透，在青年思想上打开缺口，首先使他们在精神上解除武装，降低和破坏社会主义信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进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暂时进入低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由此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行政治、文化渗透。社会主义国家除中国一枝独秀外其余国家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先进和落后的对比使得当代大学生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产生了疑问，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大减弱，社会主义“悲观论”、“破产论”、“渺茫论”、“马克思主义优而不越”、“共产主义水中捞月”应运而生。由此激发大学生怀疑、否定社会主义，羡慕、崇拜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产生向往心理，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心理排斥。

（二）爱国主义精神受到全球化意识的挑战

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各个民族国家不断加强合作的发展阶段，是民族国家从狭隘的地域性生存发展到普遍交往的高级阶段。很多全球性的问题只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全球的层面上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传统的各国固守边界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国家的职能越来越多地被让渡和削弱。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浪潮使得的神圣性大打折扣，国家的相对化越来越强。为此，西方国家也极力地造成一种印象，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大同时代，无须再提民族、国家与利益。尤其是美国又自恃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的强大，毫不隐讳地声称要“领导世界”，妄图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它领导的完全符合美国资本利益的“自由世界体系”，为此，美国大肆宣传“全球民主化论”，提倡“全球公民社会”、“全球共同价值”、“全球意识”，要求以“全球民主化”来构筑当今世界，进而在世界事务中推行“新干涉主义”，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上述这一切，使以培养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受到巨大挑战。

（三）社会主义文化受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而受到挑战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具体体现，是我们的民族之根。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的道德理想教育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道德操行的规范，对当代大学生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带来了文化全球化的问题，一方面全球化为各种文化的广泛迅速传播提供了载体和渠道，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使文化的独立性遭到削弱，经济上的优势衍生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强权衍生文化上的强权。在文化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以美国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逐渐呈现出来强势的特征这使得一部分大学生产生“西方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兴趣点主要聚焦于外来思想和文化，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的甚至拒绝接受中华文化，出现文化上的自卑和崇洋现象。这种潜移默化的后果，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出现危机，文化价值观念出现动摇，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热爱程度削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被消解，进而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根基造成严重的渗透和侵蚀，这就势必会给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教育带来更大困难，使培养大学生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归属感的教育目标难以达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2] 胡元梓，薛晓源.全球化与中国[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3.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YI Dan-ni

（Guizhou UniversityDepartment ofMarxism- LeninismTeaching，Guiyang 550025，China）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8篇

    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八十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注1〕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注2〕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注3〕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注4〕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注5〕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所有这些对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致密关系以吉登斯（A. Giddens）说得最为明确，"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注6〕至于现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产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社会理论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作用；另有的论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还有的论者则从韦伯（M. Weber）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现代官僚国家的作用。对于全球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发达的"或"极端的"现代性〔注7〕，这一现代性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它的理性主义、官僚科层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等等）扩展到全球关系之中。还有论者将全球化与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新型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一种"现代化了的现代性。"〔注8〕在复杂、重迭的全球关系中，原先现代化所提供的种种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注9〕再有论者则将全球化与"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何为全球化的争论又往往与何为后现代的争论混杂在一起。例如，哈维（D. Harvey）用后现代来称呼全球资本主义；奥勃鲁（M. Albrow）则将"全球时代"视为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因为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其他论者则将后现代描述为一个失去稳定身份或认知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信息"、"媒介"、"超现实"或"模拟"等等。〔注10〕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它亦以"后殖民"为其表述）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后"首先不是表现它的话语内容（它往往混杂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构或者民族主义等不同的成份），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点，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说得最清楚:"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起的中心话题。"在刘康的解说中，全球化观念的最大意义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现代化或现代性思想所设置的一元论桎梏，"近年来的中国文化讨论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就是中国尚未现代化，而西方早已现代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特殊性。换言之，（西方）现代化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这种特殊论，仍然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但历史充满着多重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现代化也是如此。"〔注11〕在刘康那里，强调或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而真正认识多元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办到。

    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理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后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注12〕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注13〕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甚至还不能说是"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中国有"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国现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注14〕刘康、张颐武两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国策略，刘康强调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张颐武强调的则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全球化看法不统一不是一个问题，它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问题的复杂，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未必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找到方便之道。

    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中，同样有强调同质的，也有强调多元的。前面提到的普遍趋同论和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强调的就是全球化同质化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趋同论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和谐的社会或文化模式。相反，全球化保持甚至加强了文化的多元。〔注15〕反对趋同论者还指出，世界通讯、新闻和市场等等总是在不断调整以适合特定地区的当地情况。即使是全球性的产品、社会运动或新闻报道，它们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注16〕全球化的趋同并没有妨碍人们继续或者甚至越来越重视自己与别人的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别。〔注17〕这些差别甚至还引发了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因全球化而发展的跨疆域亚文化或利益群体（如阶级、性别、环保、性倾向等等）更是以多元和差别而非同一或统一为其特征。〔注18〕

    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类活动传统疆域的过程，"全球化并不一定指同质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联系和破除疆域。"〔注1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后"现论排斥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对中国特定国家特征的讨论。国家和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某个疆域范围中的现代性，它同时制约着这个国家社会其它领域中的现代性特殊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仅是增加联系和破除疆域，而且还是实质上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在不同领域中以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增加（或不增加）联系，破除（或不破除）疆域。这是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兼有趋同性和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看到，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样，它同时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意识。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一样，它也同时包含着统一和多元的趋势。在西方，对于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强调的最多的是后现代论者。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全球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他们往往拿现代性的一元性与后现代的多元性作对比，认定只有后现代才与全球化有交结点，如多元性、差异性、大众和局部话语的丰富性、反普遍化的宏大话语和一元意识形态，等等。但事实上，现代化本身就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正如古德法勃（J. C. Goldfarb）指出的那样，谈现代化就应当"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注20〕。一个国家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同现代性表现会形成与全球化各相关部分的不同关系。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同时看到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和多元特征，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并特别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罗伯逊（R. Robertson）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特点。这两个人都是当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们的区别在于，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先于现代化发生，但由于现代化而得以加速发展；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对于全球化，罗伯逊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促动作用，吉登斯强调的则是其产生使用。

    二、促动和产生:两种全球化-现代性解释

    罗伯逊区分了五个不同时期的全球化阶段，现代化直到第三和第四个时期才对全球化起到了加速促动的作用。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主要指欧洲范围内的1400年到1750年。在这个时期中，基督教的一统局面开始瓦解，出现了民族国家形式，也同时出现了"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在不同层次上有别于传统群体成员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还有了全球地图和日心说宇宙观，同时也出现了进行全球掠夺的殖民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初显期"，主要是指欧洲范围内的1750年到1875年。在这个时期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世界普遍的群体单元，各国之间有了正式的外交。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公民观念和公民身份标志（护照），有了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等等。第三个时期是发展阶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1875年到1925年。在这个阶段中，四维全球参照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个体（男性）和人类）得以建立，国际联系（如体育和文化）得到加强，全世界开始通用公历，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大规模国际移民（以及限制移民），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俱乐部。第四个阶段是"争霸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25年到1969年。这个时期有了"国联"和"联合国"，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人们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罪犯。这一时期笼罩在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之下，还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五个时期是"不确定阶段"，是从1969年到1992年。在这个时期中，人类进行了宇宙探索，增强了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了以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也出现了更为复杂不稳的国际关系。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空间技术的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疆域。罗伯逊称最后这一个阶段为不确定时期，这是因为除了在环保等有限问题上，人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仍多有分歧，全球化尚无任何明确走向。〔注21〕

    从罗伯逊对全球化五个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起始其实先于现代性的形成。但是也可以把那些前现代的全球化因素，如民族国家的出现，以航海为标志的先进技术，国际关系的出现等等，看成就是早期的现代因素。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发展确实使世界缩小了；二是人类意识到世界缩小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即指世界的缩小和世界一体意识的增强，……指的是二十世纪实实在在的全球互相依赖和整体世界意识。"〔注22〕在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中，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现代性的种种客观变化，而是人类在这些客观变化中所改变的自我意识。因此，罗伯逊所说的第三个时期中的"四维参照点"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现代人的全球化意识，不仅在于知道世界各部分相互联系的事实，而且更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体人类的一体性，而这种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种族、传统、文化身份意识并不矛盾。罗伯逊从四个参照点来说明全球化的这种特殊人类整体意识。他指出，人有四种存在方式。第一是个体，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存在，不只是局部群体的附属成员。第二是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对每个人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唯一可能的社会形式。第三是国际社会成员，每个人所处的民族国家又都是与其它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第四是普遍人类，每个人都不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有别于其它个人。这四种存在方式参照点使每个人得以个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获得不同的自我意识。〔注23〕虽然全球化趋向可以说是由来以久，但全球一体的观念却是相对新近的现代观念。全球观念如今已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我们说局部变化会牵动整个"世界秩序"，我们为"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厂家要打造"世界名牌"。我们还常强调，公民权利是一种"人权"，我们谴责"世界恐怖主义"，呼吁重视环境以"拯救地球"等等。

    但是，意识到人类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得不互相合作共存，这并不等于人类现在已经或者在将来必然会融合为一体。这个"一体世界"中实际上充满了相互的排斥和冲突。人们一面意识到同属一个世界，一面又相互排斥和冲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缺乏确定性的全球化进程。罗伯逊指出，全球化进程的这一特征是由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这一内在逻辑的关键便是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一百年前开始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它的关键……就是民族国家社会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注24〕民族国家总是局限于特定疆域范围之内，它在物质上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然需要争夺资源和市场。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跨疆域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它们之间的交往有合作也有冲突。它们之间也会形成某些制度化的国际关系组织。这种国际关系并不总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和谐关系。作为想象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作自我身份的辨认。民族国家总会觉得它的独特的文化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全球化的矛盾性充分表现在它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之中。尽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方面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有所变化，但它仍然是全球化的现实结构基础。事实上，国家在历史中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变动、演化、调适、结合，……总是处于某种过渡状态之中。"〔注25〕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的某些变化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这首先便表现在传统的国家主权问题上。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可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和约）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是至高无上，国家对疆域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是统领全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贸易、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等），拥有全面的统治权。第三是不容干涉，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外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第四是大权独揽，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全面行使主权的国家是少之又少，因此主权从来就是一种法定权力，而不一定是实际权力。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地提出的。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考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而各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凸显，将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文明冲突”模式成为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

有学者指出，亨廷顿从他的“文明冲突论”还引申出以下五个主要推论。第一，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第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炸，这造成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第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其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第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则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并产生了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然从提出开始就广受关注，但一直是饱受争议的。其“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心态，鼓动所谓西方“文明”国家联合起来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尤其是所谓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企图，一直以来，是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思想界揭露与批评的焦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结合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以新兴大国的崛起等新的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有力地批判“文明冲突论”鼓吹的“西方文明优势论”。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基斯·范德菲尔就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剂猛药，帮助我们抵抗资本主义肤浅的生活方式和单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

对于“文明冲突论”断言的文明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或者说冲突与战争主要源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观点，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是表示存疑的。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细谷雄一在点评2008年12月27日以色列侵占加沙事件的同时，对亨廷顿所谓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表示质疑。他认为，用“西方对伊斯兰”之间的所谓“文明冲突”已经解释不通这场围绕领土问题的血腥的“旧战争”，也解释不通“伊斯兰文明”内部针对伊朗势力膨胀展开的政治的、军事的斗争。

相反，包括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在内的世界进步思想界认为，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正是这些差异才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各种文明之间相得益彰。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有赖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对话、交流以及相互尊重和借鉴。在被认为是彻底颠覆西方“中国崩溃论”、“历史终结论”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马丁·雅克指出，在这个价值观多元化且常常相互矛盾的世界，设法让这些对立的价值观共存共容，是一件重要的事。实际上，要让一个充满矛盾现代性的全球化世界以相对安宁和睦的方式存在，价值观的共存共容是前提。

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反思

由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最初提出概念的全球治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中心假设是“国家无能论”，意即民族国家对于那些跨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失去了解决的能力，因此需要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全球性组织来加以协调处理。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的肆虐，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又开始竭力鼓吹以市场机制来进行全球治理，并强行推销“市场万能”的新神话。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与机制的弱点与弊病暴露无遗。西方许多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机制乃至西方主流的全球治理思潮的怀疑情绪和要求变革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情绪均随之增长了。

从对西方全球治理的怀疑方面来说，西方左翼学者和共产党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不能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议题带来的各种新挑战，正面临困境。如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就指出，后冷战时代，全球和区域治理机制已变得极其脆弱，具有代表性的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与北约，都遭到了削弱。

在谈到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的难点与困境时，戴维·赫尔德着重指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国际政府间机制没有明确的工作分工，经常功能重叠，指令冲突，目标模糊。第二，国际机构体系的惯性，或者这些机构在面临集体解决问题的手段、目标、成本出现分歧时的无能表现。第三，跨国问题很难被充分理解、领悟，也很难采取有效行动。第四，责任赤字或不足。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0篇

一、《宣言》应对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贵启示

中外学者共同研究《宣言》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论，结合如何应对当前世界范围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交流。

（一）当下出现“马克思热”的真实缘由。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出现了一股“马克思热”，人们开始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以期能从中找到对当下危机的解读。当然这是几年前就已经出现的现象，当下这种热也不仅是指《共产党宣言》或者《资本论》这两部书，而是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和他的思想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出现这种热潮的来源，主要是因为西方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自由，关于贫穷，关于金融危机等等，当这些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一些人就开始考虑我们究竟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里，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在理解这个世界时碰到了困难，我们需要并且努力寻求帮助，包括回过头来看历史的经验。这时候，我们发现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在怎样理解世界这一问题上做出了卓有成效思考的人。今天，我们希望通过马克思来加深对世界的理解，加深对我们自己的理解即自我认知，以此来更好地理解身边的事情乃至整个世界新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近年来人们重新开始关注马克思的一大原因。当然，在全球深陷金融风暴的当下，西方社会虽然再次掀起了马克思热，但是，人们不能急功近利地试图从中直接找到药方，马克思最大的意义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法。”①

（二）如何评估和对待当前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对当前的金融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分析评估和科学对待？第一，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在发展成为自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二，最初的次贷危机是由资本抽逃引起的，因为不良贷款被变成了股票和投机商品，资本链断裂了。第三，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放松了对金融和劳动力的管制，另一方面，在过去30年中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加强了。通过贷款的扩张，投资和消费的扩大，美国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但是，当贫困的积累与巨大金融财富的积累之间的矛盾超过一定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存在着的内在矛盾就突然之间浮出水面。“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将《宣言》理论成果运用于实际，要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基于自我价值实现来激发变革的需要。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劳动力的潜能不断发挥出来，但资本主义的极端发展又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把私人财产转化为资本，通过股份公司和信贷体系进行社会化生产，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未来社会的因素。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更高级别的社会，只有在国际团结和共同努力下才能实现。”②

（三）消费主义是把双刃利剑。资本主义在过去的160年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是在能源、工业品、分配制度和交通等等新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的，并且一些核心特征也已经变化。私有制本质上是非民主的，它是统治阶级构建的体系，导致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和的根源。由于它的统治带来的不平等、反民主的本性，我们本来可以期待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消灭私有制，然而目前的两个原因使这种情况的实践条件还不成熟：一是资本主义的调整把社会中的大部分工人整合起来，平抑了矛盾；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已经发展到包庇霸权主义、认同统治阶级的程度。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相对于马克思时期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集中体现为霸权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就是正在向全世界蔓延的消费主义，它的特征是广告等媒介和丰富的产品的吸引，使人们消费的意愿逐渐增强，在物质丰富的时代甚至掩盖了阶级对立。“消费主义是把双刃利剑，既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又可能带来过剩危机，这种性质不会改变，所以资本主义将越来越面临各种运动的挑战。面对如此多的社会矛盾和全球金融危机，从《宣言》的精神和历史性角度看，当代资本主义将遇到更大的抵抗力量，不止是社会主义，还包括一些诸如正义运动之类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表现。”③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分工的进步，形成了以洲为单位的自由贸易区的出现，推进了区域经济统一的大趋势。现在东西方国家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证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正在出现新的调节和适应措施。

二、站在时代高度研究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使用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在分析和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时，紧紧围绕资本主义经济扩张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态势及其演变趋势，事实上较为系统地回答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相关理论问题。

（一）《宣言》提供了一把认识和解读当今全球化的理论钥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因主要是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实现，资产阶级使用了多重手段：廉价商品、占领市场、使用暴力。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经济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会推动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生态问题全球化。从现实状况看，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影响：就积极意义而言：彻底瓦解残余封建势力、促进人的创造能力的发挥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优化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世界往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但是它的消极后果也不容忽视，如：导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经济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全球稳定等。

（二）现代全球化与马克思时代全球化的差异。今天的全球化虽然并未冲破资本主义的外壳，但是现在全球化赖以进行的最根本的生产力已经不再是第一次科技革命所造成的蒸汽动力，甚至也不再是第二次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电力，而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人工智能，其物质载体就是今天正日盛一日地进入我们生产和生活的电子计算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际互联网。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

（三）社会主义国家看待和应对全球化的正确选择。《宣言》中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虽具有较深的时代烙印，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面对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我们的正确选择是：不要拒斥全球化，要勇于参与全球化；要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利用国外的文明成果，发展生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由资产阶级启动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具有快速发展和不停变革的特征，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本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适时的调整，以适应本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不断变化的需要；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主义国家处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联系之中，我们要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抵御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的负面影响；重视开展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三、《宣言》基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今天解读《宣言》的实质在于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在纪念《宣言》发表160周年的时候，不能回避人们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原理的质疑。同时，我们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时，不能拘泥于质疑，而是要正面回应，这样才能发扬《宣言》的精神。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宣言》的社会历史观。“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历史文明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不是马克思制造出来后降临到中国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挣脱中国的文化和历史”。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点就在于与时俱进，得出了符合时空特点的结论，使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的重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宣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变革私有制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等基本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和中心工作、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为“以人为本”的理念等等，丰富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原理。

（二）《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言》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二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结论；三是针对具体历史条件的个别结论。前两者是基本原理和世界观方法论，第三个层次其实没有特别意义，如果简单套用，只会使本国革命与建设受损。“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重大变动中的发展规律，既要把握其整体性以及包罗万象的特色，又要把握其理论体系中的不同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变动性，一旦失去效应，就要进行修正、充实、更新、发展。”⑤

《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本源性的理论体系。科学理论，总是体现为特定而专一的研究对象、鲜明而新潮的时代主题，充实而丰富的理论内涵、科学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严密而流畅的逻辑架构。《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载体，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源体系。我们一方面要把《宣言》的序言、正文和注释看作是完整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要把《宣言》与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理论著述结合起来，当作是有机发展的统一体，在学科建设意义上全面、准确、完整地领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而且包括了著名的东方社会理论、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学、民族学、科学学、军事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多方面内容。⑥

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学说的态度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宣言》中体现对自己学说的科学态度，今天看来倍感亲切，因为我党十七大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态度的引领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架构包括：第一，‘一条主线’即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第二，‘两个基石’即对世情判断的时代主题论和对国情判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三，‘十个要点’即基本矛盾论、本质论、改革开放论、发展战略论、市场经济论、民主政治论、精神文明论、和谐社会论、党的建设理论和以人为本理论；第四，‘一个核心问题’即‘科学发展’论。”⑦

（三）《宣言》基本思想的当代化、本土化、特色化发展态势。《宣言》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立足于当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的每一个序言中，都频繁使用了一系列具有当下属性的名词，如“最近”、“现在”、“当时”、“今天”、“现今”、“目前”、“近来”等。如果我们连贯地把1848发表《宣言》正文到1893最后一个序言为止，总共45年之久的动态发展历史过程综合起来看，这就是世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与《宣言》理论体系的完善史的有机统一；这就是预测和指导世界各国、各地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进程与展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奋斗目标与光明前景结合起来，体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理论创新的历史性与逻辑性的高度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理论品质。同时，《宣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本源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德）特里尔“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主任比特里克斯・波维尔教授：《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世界的方法》，《文汇报》2008年11月10日。

②（日）末浪靖司（Yasushi?摇Suenami）：《〈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③（美）劳伦・兰格曼（Lauren?摇Langman）：《资本主义危机与〈共产党宣言〉：霸权和反抗》。

④奚广庆：《〈共产党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之路》。

⑤徐觉哉：《对〈共产党宣言〉的几点解读》。

⑥袁秉达：《〈共产党宣言〉的体系化特性及其发展趋势》。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1篇

    我们认为，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与今天在狭义上使用的“全球化”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之间有着历史的联系。马克思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时代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 全球化的概念和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

    今天的全球化是历史上与之相似的社会变迁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首先应该明确的就是全球化的概念，这包括对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发源地及其运行方式等问题的厘定。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到当今时代全球化的新特点，而这有赖于将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进行比较。弄清全球化的概念，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是进一步探讨有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无论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发展趋势，还是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都发源于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探讨也是首先在西方学术界开展起来的。但是，全球化的实际影响绝不会局限于西方，而必然扩展到世界范围，全球化的字面意思就是世界化。事实上，虽然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全球的”（global）、“全球性”等用语，到80年代中期才正式形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但8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乃至国际关系、军事学和环境科学等学科①领域中得到了普遍的传播和使用，并逐步演变为一个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基本概念。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并且扩展到世界各地，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乃至公众和媒体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人们对全球化的反应也各式各样，议论纷纷。仅就中国的情况来看，80年代在全球化问题上还几乎听不到中国学者的声音，但90年代后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据不完全统计，90年代以来召开的全国规模的以全球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就在10次以上；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收录的各种报刊上发表的以全球化为题目的文章，从1994年到2001年，高达3000多篇，这些文章几乎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有的还涉及到某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它足以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明确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为了确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略，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理性、冷静、清醒与自觉，应该说这是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任何理论或学科的建构来说，概念问题都是真正的起点。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论，确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正确方略，都应该从弄清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开始。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2篇

一、“世界历史”之路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于《共产党宣言》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再经《资本论》系统而深刻地论证最终完成。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历史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严肃探索和科学论断。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任务是要发现和揭示人类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运动规律。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入手，分析历史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从价值目标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明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转变的实现或者说全球化进程的动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

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最本质性的动因。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的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

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交往是被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来论述的，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反思与考察，不再以抽象的理性为历史的前提，也不再以抽象的自由精神发展为世界历史发展核心，而是立足于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以生产实践为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从这一现实的、物质的前提出发，首次找到了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他把世界历史的形成看作是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由它造成的各民族的交往的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这样，马克思就把“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看作是实现由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两个基本条件。

但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没有同人的解放与发展割裂开来，而是与人的解放与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一部世界历史发展史实际上是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历史。离开人的解放与发展去谈世界历史，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将人的解放和发展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形成的两个条件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正是人获得解放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条件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可以说，人的解放与发展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质上是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的过程。生产力与交往越是普遍发展，世界历史就越是世界历史化。因此，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世界历史化的本质性规定。可见，从实践观的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以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基本条件、以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为归宿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内在机制，共产主义之所以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是因为只有依赖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能实现，除此以外的方式都只能得到共产主义的外壳，而缺乏共产主义的实质内涵。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与人类解放的程度的一致性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其逻辑结论就是“世界历史”之路，亦即全球化之路。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程度越高，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也就越高，或者说全球化的程度也就越高，离人类的彻底解放也就越近。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应当说，通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这样理解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原意的，而当代全球化的事实又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预见和把握，证明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一致性。

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界定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论，进而把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为战争贩子。

诚然，由于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过过于激进的失误，这里有许多惨痛的教训需要汲取。但是，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使他们始终认为生产力才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阶级斗争及暴力革命不过是非常态的解放生产力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的生产力与交往的普遍发展才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逻辑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最彻底的全球主义者，而新时代的全球主义者必然是世界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途径观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恩格斯晚年的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理论以及的和谐世界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充分说明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不仅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晚年在探索和阐述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思考，学界称之为“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多数学者认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作为恩格斯晚年最重要的理论文章之一，是研究恩格斯晚年革命策略思想的基点和代表作。

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早年都是暴力革命论者，这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成熟程度估计过高以及资本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状况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有充分认识。恩格斯在他辞世六个月前，在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文时曾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那时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地认为，从法国开始的欧洲1848年革命表明，“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3］

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由于这个经济革命，“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4］

从恩格斯的思想轨迹来看，即使是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各国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一致认为暴力革命是工人运动的唯一形式，并对拒绝暴力革命的各种思潮进行着坚决的斗争的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和平斗争的思想萌芽，只是由于形势的限制，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日益完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议会斗争开始蓬勃兴起和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形势的变化，为恩格斯研究议会斗争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和宝贵的实践材料，1895年3月，恩格斯写成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部重要的文献中，恩格斯将多年来的考虑和零散提及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强调在不放弃暴力革命准备的同时，尽可能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开展革命取得政权，把进行议会斗争当作一个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战略来看待，从而形成了革命斗争新的战略和策略，发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变。《导言》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革命的性质、斗争条件的变化和当前的形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反思1848年和1871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当时他和马克思之所以确立了暴力革命道路的战略，主要是受法国历史经验的影响，历史证明以前的战略错了，现在革命的性质、条件发生了变化，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必须要变。

恩格斯认为，首先，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他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5］

其次，斗争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是英、德、法、美等国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远没有强大到可以铲除它的地步，新的革命需要新的强大推动力；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所发展，“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6］

1848年和1871年两次革命的大失败，都给革命力量带来了巨大的损伤，还带来了欧洲两次反动黑暗统治时期，使革命倒退了几十年，而德国党在普选权斗争中却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7］

这两者的对比，是何等的鲜明！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导言》中认为，必须对过去的策略加以修正，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选举权争取“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实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8］

应当认为，《导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反思了过去曾经提出的暴力革命理论，提出了普选制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和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恩格斯和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恩格斯的和平思想集中表现在其1885-1892年间的近20封与倍倍尔、拉法格、左尔格等商讨对待战争的态度的书信中；在公开发表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外交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欧洲能否裁军》等几篇文章中也体现得很充分。

恩格斯认为，“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如果战争一直打到底而没有发生内部动乱，那就会有欧洲200年未发生过的衰竭”。［9］

战争只会对沙皇政府或俾斯麦等有利，而对社会主义运动以至整个欧洲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恩格斯写到，“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10］恩格斯认为，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社会主义者应当制止，而不应当采取“保卫祖国”或“爱国主义”的立场。恩格斯还提出了裁军建议，他认为：“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未，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11］

总的来看，恩格斯认为战争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有害的，社会主义者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战争，和平方式应当是世界历史进程的常规方式。

二战以后，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全球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邓小平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工业化以后的历史必然成为“世界历史”的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的立场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的新阶段，以他锐敏的洞察力捕捉住了这一新阶段的时代主脉。第一，把时间分析上的深远性同空间分析上的辽阔性结合起来，对这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关系进行深刻的矛盾分析，把握这个矛盾体系的内涵及其发展主流，指明了世界历史新阶段上的时代主题，这一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其核心主题，必须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这一主题。第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2］，是一个民族之间在市场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统一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比之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世界性而言，其一体性、整体性和紧密性已不能同日而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体系而独善其身。第三，通过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使世界走向共同发展的道路。共同发展，即是全球化的必然之路，也是全球化的唯一可行之路，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时代的必然结果。第四，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这种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即中国要快速发展和繁荣稳定，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外在条件。总而言之，邓小平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的背景下，在其时代观理论所提出的共同发展观以及关于中国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在现时代下的具体运用，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一个新水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理论及其共同发展观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

的和谐世界理论是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及其共同发展观的拓展和提升。

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最早是在200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在2005年7月1日签署的《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大国之间的双边共识。

2005年9月15日，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此后，“和谐世界”———个充满东方智慧的新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2007年10月16日，“和谐世界”这一重要理论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

“建设和谐世界”这一论断准确表达了我们党对当今世界合理走向的基本主张，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世界秩序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的博怀，体现了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的立场。我们党和国家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旨在唤起所有具有相同和类似理念的国家和人民，形成一种追求和平、发展、合作的正义力量，引导这个世界的正确走向。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和谐世界”理论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在“和谐世界”理论中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强调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普遍交往、强调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成“和谐世界”理念直接的理论渊源。

因此，我们认为，“和谐世界”绝非仅仅是一种外交口号或辞令，也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口号，更不是一种所谓“战略规避”的体现。应当说，“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代的本质、脉搏、趋向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时的立场，而是永恒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念上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最坚定的世界和平主义者，更在实践中践行世界和平主义，中国将一贯地并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

三、“世界历史之路”也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

结论

纵观历史，过去200年里，人类有过三次或说是三个阶段的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1870-1914年，英国和美国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领导者，伦敦和纽约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金融中心和资本集散地，投资银行和债券融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金融力量，英、美、日、德、法、俄则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

第二次全球化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始到80年代，领导者是美国，主要参与者是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观。

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始于20世纪80年代，领导者依然是美国，主要参与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苏联和东欧诸国纷纷加入全球化浪潮。冷战的结束无疑是新时代全球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冷战后苏联阵营的瓦解结束了二战后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使分割为两大板块的世界市场重新归并；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促使70年代末以来西方启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结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此引发信息产业革命跃升到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推动并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热潮。因此，新的全球化是在冷战结束这一因素的催动下，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内外部原因共同作用的产物。换言之，冷战结束是新时代全球化的直接动因。这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全世界超过20亿人口为摆脱贫穷，勇敢加入全球竞争，实乃人类历史之奇观。

从总体来看，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新时代的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过程发展的新成果，是全球主义普遍历史逻辑的崭新再现。但是，由于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动力、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引发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赋予新时代的全球化以新质，使全球主义在新的实践层面上展开，获得了新时代的发展特点与内涵。

与历史上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一样，新一轮全球化的动力依然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但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自由化的内容却有了时代性的改变。众所周知，当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在70年代末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信息产业革命，90年代勃发的网络技术再次把信息产业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阶段。信息产业革命作为新的技术创新和生产力革命，目前正以高于、快于工业革命的速率发展，迅速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对于信息产业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其经济社会效应，人们有理由抱有充分乐观的估计。信息作为新质的生产力，再一次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技术杠杆和根本动力。

几乎与之同时，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重新启动了市场自由化浪潮，多年来受到凯恩斯主义打压的自由市场力量在经济中重现活力。此后20多年中，市场理念在全世界得到了空前的扩张和广泛的认同，不仅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进行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市场自由化改革，东方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选择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结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东西方集团对峙的两极架构，重新统一了世界市场，为全球自由贸易提供了新的空间。以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追求实际上只局限于基督教世界，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只是作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属物（殖民地———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地）而被纳入世界体系；二战后在两大集团冷战的局面下，全球市场事实上被分割为东西两大块，不存在完整的世界市场。因此，只有9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才第一次在地域上将市场连成一片，开创了历史上最为广阔的世界市场。自由市场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张，为网络生产力在冷战后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条件。而网络信息技术为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始无前例的强大推动，其全球渗透力、覆盖率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当今市场自由化的深度与广度。

由此可见，新时代全球化的动力基础已产生了以往不存在的新质，从而使新一轮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任何一次全球化浪潮。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

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新时代全球化的重要特点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要求日趋强烈。全球化在推动经济快速变革的同时，也形成了全球经济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变动更新。作为对经济跨国关系的政治反应，当代全球化也向国家和政府的权力、作用和权威形成挑战，要求新的治理形式。从全球生态体系到国际金融体系等复杂的全球系统，均不属于领土国家主管的领域。在全球信息通讯和交通设施的支持下形成的许多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组织新形式，超越了国家边界，也是国家所无法约束的。当代全球经济、技术、军事、政治和文化的流动形式在历史上前所未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被迫面对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外部事务与内部事务相互交错难以区分的现实。

国家权力急待重组和重构，全球治理已上升为客观需要。高于单一国家利益（安全）的全人类利益（安全）日渐凸出。当代全球化由于其广度和深度，不仅具有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也具有引发全球危机的负面效应。环境危机、生态毁灭、国际交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核武器扩散等，都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问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全球发展的现实挑战或潜在风险，其中每一项的恶性发展都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威胁全人类的安全。人类今天生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程度极高的世界上，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军事安全、国家安全、核安全等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事务，而且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摒弃对抗、寻求合作，越来越成为谋求自身发展的各国家必不可少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

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对于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的追求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70年代以来人类的生态关怀、环境意识、和平要求都打上了全球时代的烙印，具有"后现代"的取向。全球主义的普及是当代人类在文化理念上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传统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反思，表达了人类对自身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怀。

跨国公司的能力超越国家能力；迅猛扩张的国际贸易对调整和完善全球普遍性规则的持续呼吁；全球治理的要求突破国家权威；全人类的利益（安全）有重于单一民族和国家利益（安全）的倾向；全人类对于追求共同价值的意识空前上升……这些具有新质的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文化诸因素，代表了新时代全球化区别以往历史上现代化全球进程的崭新特征。由于这些新质现象的出现，当代全球主义理念表现出对以往传统全球主义的全面更新与超越。物质世界的全球化已使得人类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备现实基础；反过来讲，对于全球意识和全球观念的合理张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具有意义。

从三次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逻辑来看，“世界历史”之路是由这样三种历史逻辑构成的，其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逻辑。大工业的世界本性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原动力。当代社会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科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这一人类社会发展原动力的本性或逻辑将使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其二是交往发展的逻辑。人类的交往本身就是趋向世界性的，而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交往其本性更是世界性的，以世界市场为其形式的普遍交往是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的各民族全面参与的当代全球化及其世界贸易，使交往的发展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轮新的全球化浪潮使各参与民族，包括中国在内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其参与之众取得进步之大，堪称人类奇观。当代全球化向人类表明，无论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怎么样的动荡、曲折，只有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人类才会走向光明。其三是资本的逻辑及其向全球化自身逻辑的转变。资本的扩张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已作了大量的为人们所熟知的分析。资本的世界性本性造就了当代的全球化，但是，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高度的全球化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的社会化越来越走向全球化程度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将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将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正如资本正在向非资本主义的资本转变一样，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正是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这样，初期的全球化由资本扩张的本性所主导的逻辑就让位于全球化本身的逻辑，既由特殊趋向一般，趋向于对特殊民族、制度、文化的超越。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3篇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国外、国内学者加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然而，就像人们至今无法就“全球化”概念达成统一意见一样，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在考察林林总总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勒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表现、产生根源、后果等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和动力

当下文化全球化以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为驱动力，以后现代文化状况和信息技术发展为两翼，从而振翅高飞、席卷全球。

1、资本扩张: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需要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间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换言之，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才有可能探测朝向全球化的一种连续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才可以解释文化全球化凸现的根源。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4。用詹明信的话说，“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5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分析文艺赞助现象时，引用法国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的话:“文化是眼前的时髦货，很好。只要它还时髦，我们就该利用。”这句话赤裸裸地指明了资本对文化的控制。

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眼前的时髦货”，一方面取决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冷战的告终，造成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契机。另一方面，如今的文化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纯粹精神的东西了，而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文化工业成为最赚钱的行当之一。文化商品的全球倾销，不仅可以带来高额的直接利润，而且通过西方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的传播，重塑并稳固西方需要的世界体系，能在其他领域为西方带来更多的、间接的、长期的利益。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正是资本对于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推动文化全球化进程。

2、后现代文化状况:可能性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使得文化为资本扩张服务成为可能。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去中心、消解基础、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的怀疑等努力，实际上把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了瞬间现象，以彻底的反叛冲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宣扬“怎么都行”。这就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界限，甚至向民族和国家观念挑战，从而为文化全球化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超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鸿沟，模糊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从而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拼凑的艺术。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现代化话语同出一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所向往并实际上正积极推进的概念，然而，这种“效仿”已无“赶超”的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的提出就意味着一种霸权，一种先发制人的权力。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实际上建构了新的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更隐蔽，看似不存在却无所不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建构另一种叙述并不困难: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过时，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6可见，后现代状况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扫清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障碍，也为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提供了更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内部文化的过量积累已为文化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3、信息技术发展:现实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是理解现时代特征的物质基础。从文化全球化来看，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如果没有现代复制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传媒，有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工业的迅速崛起。其次，信息高速公路是文化扩张的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使文化可以挣脱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遨游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群。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使之呈现为后现代的状态。李欧塔在其《后现代状况》7一书中，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知识的本性也随之改变，即导致了知识的外在化、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淡漠化。信息商品形式的知识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赌注，由此霸权主义采取了信息霸权、知识霸权的新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信息时代的特有表征。

后现代状况和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然而固定不变的是资本扩张的欲望，在喧嚣纷扰的全球化话语之下，潜动的依然是资本扩张的永久冲动。资本的扩张促进生产工具、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动(后现代状况亦是其表现)。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是生产工具变革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后现代并未超越现代，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总之，当代文化全球化只是走着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指引的道路，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扩张。

三、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及对策

里斯本全球化研究小组指出:“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9从文化全球化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也是忧多于喜。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人们担心，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及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会使一些语言面临死亡的境地。)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10。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文化主权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主权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再次，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如狭隘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格格不入)，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美好世界，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文化间的“误读”与冲突。这不仅阻碍了人类共识的形成，甚至造成新的冷战意识，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必须扭转，只有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双赢双利的全球化进程才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客观地说，政治经济不合理的旧秩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秩序的合理化进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梦想或幽灵，仍有漫长而艰辛的路途要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受到的启示是:第一，文化发展的强大根基是经济实力乃至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离不开经济、科技、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除了仍应把立足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外，更要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切实搞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从各个方面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第二，要自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运用新的机制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跨世纪发展。在文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顽固地坚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界限，从而使精英文化与大众、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那就只能导致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生产的衰微。因此，重要的是探索文化精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空喊几声“拯救人文精神”。第三，屈服于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或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都是危险的。在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冲击下，我们应把握好文化扩张与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度。一方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略，同时大胆拿来世界文化(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还需要大力开展自身文化的创新，并借助文化全球化的机制，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

注释:　1[美]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下)》，《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5期。

2[韩]李洪九:《世界化与社会保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3[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载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第276页。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505页。

6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

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7Jean-FrancoisLyotard， ThePostmodernCondition: AReporton Knowledge，Universityof

MinnesotaPress，MinneapolisEighthprinting，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9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4篇

    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全球变化论文范文第15篇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国外、国内学者加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然而,就像人们至今无法就“全球化”概念达成统一意见一样,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在考察林林总总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勒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表现、产生根源、后果等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捍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和动力

当下文化全球化以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为驱动力,以后现代文化状况和信息技术发展为两翼,从而振翅高飞、席卷全球。

1、资本扩张:原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预见,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需要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以及各民族间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增强,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换言之,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全球化的必然趋势。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崛起,才有可能探测朝向全球化的一种连续的趋势,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才可以解释文化全球化凸现的根源。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现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接近成为一种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也是第一次真正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4。用詹明信的话说,“近年来跨国资本的庞大扩张,终于侵进及统辖了现存制度下前资本主义的据点(包括‘自然’及‘无意识’)。”5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在《自由交流》一书中分析文艺赞助现象时,引用法国卡蒂埃公司董事长阿兰-多米尼克佩兰的话:“文化是眼前的时髦货,很好。只要它还时髦,我们就该利用。”这句话裸地指明了资本对文化的控制。

文化之所以会成为“眼前的时髦货”,一方面取决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即冷战的告终,造成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文化因素地位上升的契机。另一方面,如今的文化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纯粹精神的东西了,而成为有利可 图的生意。文化工业成为最赚钱的行当之一。文化商品的全球倾销,不仅可以带来高额的直接利润,而且通过西方生活方式、消费模式、价值观念的传播,重塑并稳固西方需要的世界体系,能在其他领域为西方带来更多的、间接的、长期的利益。哪里有利润,哪里就有资本。正是资本对于利润的永不满足的胃口,使它从经济领域渗透至文化领域,推动文化全球化进程。

2、后现代文化状况:可能性

丹尼尔贝尔曾指出,现代主义是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使得文化为资本扩张服务成为可能。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去中心、消解基础、对“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的怀疑等努力,实际上把一切文化形式都当成了瞬间现象,以彻底的反叛冲击着“正常”行为的价值观和动机模式,宣扬“怎么都行”。这就消解了一切假想的等级制度和人为界限,甚至向民族和国家观念挑战,从而为文化全球化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超越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人为界限,填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天然鸿沟,模糊评判文化艺术的标准,从而出现了高科技操作下的复制的艺术,拼凑的艺术。一度被认为是高级精神产品的文化和艺术失去了特有的反叛性,也被当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刮起了全球狂飙。

西方人大谈特谈后现代主义,建构后现代主义并推向不发达国家,其背后隐藏的用心与现代化话语同出一辙。众所周知,现代化是第三世界所向往并实际上正积极推进的概念,然而,这种“效仿”已无“赶超”的可能,因为后现代主义出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的提出就意味着一种霸权,一种先发制人的权力。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实际上建构了一种新的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实际上建构了新的中心,只是这个中心更隐蔽,看似不存在却无所不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建构另一种叙述并不困难:在后冷战时期我们认识到,帝国主义已过时,是美国人来决定重新规定这套权力和帝国的修辞。”6可见,后现代状况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扫清了思想意识领域的障碍,也为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提供了更隐蔽的形式。资本主义内部文化的过量积累已为文化全球化做好了准备。

3、信息技术发展:现实性信息

技术的发展是理解现时代特征的物质基础。从文化全球化来看,正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其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首先,如果没有现代复制技术、远程通讯技术,就不可能有现代传媒,有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文化工业的迅速崛起。其次,信息高速公路是文化扩张的高速公路。“数字化生存”使文化可以挣脱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遨游于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更为广泛的人群。再次,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文化全球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改变了知识的性质,使之呈现为后现代的状态。李欧塔在其《后现代状况》7一书中,提出由于电脑的发明和逐步完善,知识的本性也随之改变,即导致了知识的外在化、商品化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淡漠化。信息商品形式的知识成为世界权力竞争的重要赌注,由此霸权主义采取了信息霸权、知识霸权的新形式。这种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信息时代的特有表征。

后现代状况和信息技术革命从根本上看,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使然。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精辟的分析:“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然而固定不变的是资本扩张的欲望,在喧嚣纷扰的全球化话语之下,潜动的依然是资本扩张的永久冲动。资本的扩张促进生产工具、生产力的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而这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剧烈变动(后现代状况亦是其表现)。信息时代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技术是生产工具变革的一个新阶段而已;后现代并未超越现代,只是现代性的延续和发展。总之,当代文化全球化只是走着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指引的道路,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又一次扩张。

三、文化全球化的后果及对策

里斯本全球化研究小组指出:“从目前的全球化表现形式中,绝对无法作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正确过程,值得政治上支持,文化上促进。”“事实上现在由于全球化所产生的众多问题,由于它带来的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全球化的多数特征已引起人们的严重忧虑。”9从文化全球化看,它给人们带来的也是忧多于喜。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全球化进程迄今大体上和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余部分的渗透同时并进。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许多输入西方文化的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混乱,表现为目的的丧失、道德的冷漠、暴力的嗜好、传统的破裂以及认识到属于“落后”社会而产生的心理痛苦。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人们担心,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及国际互联网上的通用语言,会使一些语言面临死亡的境地。)概言之,今天经历的文化全球化道路与百年前的殖民化过程一样,正在趋于破坏各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抹杀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如伊斯兰世界对西方“腐蚀”的反应;东亚社会归功经济增长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等10。后殖民理论之所以引起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主要在于它被视为消解帝国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理论武器。文化间的对抗同样发生在西方文化内部。如法国打算建立文化马奇诺防线,以保护法语,防止美国文化的侵袭;欧洲影视界则视好莱坞为劲敌等等。

文化的对抗在一定条件下,会发展成为公开的政治的争执。这就是冷战后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兴起及许多地区性冲突的诱因。令人堪忧的另一种倾向是,后殖民话语的变体——本土主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或是对正常的文化交流心存疑虑,或是不加分析地把本土固有文化奉为“国粹”。在如此偏激的心态指引下,结果只能是既激化文化间的冲突,又阻碍本土文化的健康发展。

再次,从文化自身发展角度看,文化全球化还对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在文化全球化的大潮下,文化生产走向市场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只有成为商品进入市场才能被关注和被炒作,不能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文化产品面临被淘汰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尽管这并不像某些论者所担心的那样,意味着精英文化的末日,但的确产生了不容乐观的现象:一方面,物质利益原则占主导地位,“启蒙”、“审美”、“深度”纷纷让位于“娱乐”、“效益”、“平面”,以“混杂拼贴(Pastiche)”与“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詹明信语)为特征的文化商品充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不甘寂寞,放弃原有追求,转向生产取悦于大众的、通俗的甚至低级无聊的文化商品。一时间,对精英文化而言,生存还是死亡已成为一个问题,而文化本身也面临被重新定义的境地。

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回头反省精英文化自身的问题(如狭隘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格格不入),重新审视原有文化的发展模式和评判标准。这种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是有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的。

 

然而,从总体上看,当下的文化全球化进程不但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和谐文明的美好世界,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文化间的“误读”与冲突。这不仅阻碍了人类共识的形成,甚至造成新的冷战意识,给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目前的文化全球化进程必须扭转,只有建立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双赢双利的全球化进程才是合理可行的。但是客观地说,政治经济不合理的旧秩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秩序的合理化进程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全球化仍是一个梦想或幽灵,仍有漫长而艰辛的路途要走。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受到的启示是:第一,文化发展的强大根基是经济实力乃至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西方文化霸权的确立离不开经济、科技、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挑战,我们除了仍应把立足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外,更要重视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切实搞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从各个方面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第二,要自觉顺应市场经济规律,运用新的机制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跨世纪发展。在文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顽固地坚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界限,从而使精英文化与大众、与市场的距离越来越远,那就只能导致精英文化和高雅艺术生产的衰微。因此,重要的是探索文化精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作方式,而不是空喊几声“拯救人文精神”。第三,屈服于资本主义文化扩张或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本土化,都是危险的。在外来文化的强有力冲击下,我们应把握好文化扩张与正常的文化交流的度。一方面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略,同时大胆拿来世界文化(而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还需要大力开展自身文化的创新,并借助文化全球化的机制,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进一步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

注释:　1[美]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下)》,《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5期。

2[韩]李洪九:《世界化与社会保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3[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页。

4[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载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第276页。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505页。

6查尔斯洛克:《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

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1-52页,

7Jean-FrancoisLyotard, ThePostmodernCondition: AReporton Knowledge,Universityof

MinnesotaPress,MinneapolisEighthprinting,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页。

9转引自张世鹏、殷叙彝编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