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特点范文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篇

一、“90后”大学生的特点

明确“90后”大学生的特点是我们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基础。结合一些研究者对“90后”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及笔者的亲身体会，现将“90后”大学生的特点总结如下：

1、获取信息多，有个性、较独立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来临，“90后”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更多样化了。除了传统的书本，他们更多会借助电脑、网络与智能手机，因而他们获得的信息较以往的学生要多。当他们遇到了作业和问题，他们会选择寻求于网络，通常是“百度一下就知道了”。在听课的过程中，他们中有些人可以用现代化的方式获取与课堂内容相关的知识。在课堂上，与传统学生的羞涩、胆怯相比较“，90后”大学生也显得更加活波、开朗、大胆。他们喜欢表现自我，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对教师有更多的要求；他们希望通过古代文学课堂学习了解更多的信息，不愿接受死板枯燥的教学方式。

2、务实功利，对古代文学学习投入的时间有限

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紧张的压力下，“90后”大学生普遍忧患意识较强，关注的问题更加实际，追求的目标更加功利。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将来就业这一目的而服务。对“90后”大学生而言，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文字障碍、语词理解障碍、古今语境障碍等，又不是那么实用，与他们追求的实际利益联系又不是很紧密，所以，“90后”大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学习投入的时间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

二、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现状

古代文学课程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一直以来，这门课程的教学都是以教师的课堂讲授与学生的课下阅读为主要方式进行的。而目前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不再适用于现有的教学对象，无法达到专业教学目标的实现，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业水平，不利于专业的长久发展。现实中，学生有文字障碍、语词理解障碍、古今语境障碍等。如何通过教学改革，让“90后”大学生克服这一系列的障碍？如何提高课堂的效率？如何更好的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这些都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去解决。

三、基于“90后”大学生特点的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

结合90后大学生的特点以及古代文学的教学现状，笔者认为，在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上需要注意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教学方法上要注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采用参与性强的一些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习探究的兴趣和热情，积极合理的应用多媒体等先进教学手段。具体的关键点如下：

1、在教学内容上，提倡从美的角度、人性的角度解读古代文学作品

教师在带领学生解读、鉴赏古代文学作品时，不仅要注意处理好字、词、句的疏理与作品的整体把握之间的关系，还要注重挖掘作品中蕴含的人性中永恒的普遍的东西，更多的从审美的层面去解读。让学生在精神和审美方面被吸引、被召唤，从而具备较好的文学和美学方面的素养。在讲到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时，为了让学生理解阮籍所处的魏晋易代时期险恶的政治环境，笔者引导：‘大家想一想，如果你们是曹魏朝廷的大臣，如果你们中间出了一个杀人犯、或者是道德败坏者，你们会怎么对待他？’学生回答：“制裁他，鄙视他。”笔者引导：“如果这个人手中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果你靠拢他，他可以给你们带来很多利益，比如你们想要的好工作，你们想要的房子、车子和票子，如果你反对他，他亦可以轻易的让你从地球上消失。那么你们又会怎么对待他？”学生陷入了沉思和沉默中，只有个别学生低声说远离他，不理他。……于是笔者总结：“司马氏在魏晋易代之际就是一个可以叱咤风云的人物，同时对于曹魏政权来说，他们又是一个篡权者。面对司马氏，一方面阮籍同情曹魏政权，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另一方面他又畏惧祸患，他的生活状态是整日‘胸中怀汤火’和‘终生履薄冰’的。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就是这种心态的隐约曲折的艺术表现。”接下来开始分析鉴赏阮籍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他内心的忧生、他的孤独、他的苦闷，还有他的五言诗的艺术特点“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等等。虽然作家和作品都是1700年前的如烟往事，但是理想、政治、道德、利益与个体之间的瓜葛却是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所以古代文学教师要把90后大学生引入历史，让他们与古代诗人真切的“面对面”的亲密接触，让他们明白古代的文学家和他们留下来的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古代文学教师不能再固守古代文学课本内容，应该力求多涉及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习俗，使学生能更多的了解古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此外，教师还应该适当联系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阐释古代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新意义，以此来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开拓思维；不要照本宣科，循规蹈矩。在讲到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和郭主簿》时，笔者试图用语言还原公元408年的一个炎炎仲夏的午后场景。诗人午睡醒来，在堂屋前的一片浓荫中纳凉，有时候他会拿出他的无弦琴，在上面轻轻的拨弄；有时候他会手捧一本周公传或者山海经，与精卫鸟或者刑天共忧戚；有时候他品尝着自家新酿的醇酒，吃着自家菜园子里种出来的纯天然无污染的菜蔬，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侃大山；有时候他看着膝下嬉戏玩耍的幼子，小孩子正咿咿呀呀学说话呢；有时候他只是发发呆，抬头看看天空无心以出岫的白云，发发思古之幽情……学生被引入了这样休闲的生活场景的遐想中，笔者问，你们喜欢这样的生活吗，他们有的回答喜欢，有的回答不喜欢，请他们说说理由。这样整个课堂的气氛就活跃起来了。文学作品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形象的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文人的生活场景，古人的所思所想。这种还原式的讲解有意打破古今阻隔，就好像古人穿越到了当代，也好像今天的人穿越到了古代。通过这样的示范解读，让学生明白诗歌是活的，富有生命气息的，也是美的，令人向往和憧憬的。

2、在教学方法上，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

面对“90后”大学生的个性和独立，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怎样与学生交流沟通？是继续传统的教与管的对立吗？显然那只能激起“90后”大学生的反感，让他们因为厌烦教师本人而厌烦古代文学这门课。那怎么做呢？教师应该本着平等、互助的教育理念，从课堂的管教者转变为学生人生道路的引导者。在教学方法上注意采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方法来激“90后”大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和热情。在分析鉴赏建安诗人曹操的《短歌行》时，笔者先让学生自己感悟作品，并且提出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读者，找出这首诗中你最喜欢的句子，说出理由？”学生阅读完后，有的回答“：我喜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因为这一句非常大气，很有霸气”；有的回答：“我喜欢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因为这一句表现出诗人对事业的追求。”笔者评曰，曹操引用了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用以表明他不仅渴求贤才，而且贤才如果归附，他将会礼遇他们。而诗中用山和海的比喻表现了诗人一统天下的雄心。也有的学生回答：“我喜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因为这一句表现了诗人时光易逝的感伤”笔者评曰，这是一首宴会词，在宴会上一般大家都会开怀畅饮，心情比较轻松愉悦，但诗人由轻松愉悦的场景发出了人生短暂的慨叹。这种慨叹哀而不伤，蕴藏着深刻的生命意识，饱含着激越的情感。诗人用朝露比喻时光流逝之迅疾，引发了人们对生命的思索。因为时光易逝，生命有限，所以人们会选择壮怀激烈，珍惜有生之年，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当然也会有人选择及时行乐。接下来继续提问：“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命有限的无奈，今天的人也一样，同学们会选择怎样面对这种令人忧伤的无奈呢？”学生的回答可谓众说纷纭。通过这种提问和讨论的方法，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总之，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以问题的形式出现，以探讨的方式展开，可以给个性独立的“90后”大学生表达思想的舞台，更有效锻炼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3、合理应用多媒体教学

古代文学课程所涵盖的内容异常丰富多彩，学习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又会遇到文字障碍、语词理解障碍、古今语境障碍等。所以这门课程需要学习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后才会有所收获。而“90后”大学生，务实功利，对古代文学学习投入的时间非常有限。面对这样的困窘，教师适当引入直观的图片和视频资料，帮助学生克服阅读障碍，达到与古代文学作品真正亲密接触的效果。例如讲到建安诗人曹植时，笔者提前布置，让同学们搜集网络资料。在课堂上播放了同学找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一段视频。视频内容如下：在曹植的封地，诸侯王曹植正在和朋友们饮酒赋诗，曹丕的使者突然闯入要押解曹植到洛阳奔丧，使者非常的傲慢而无礼。曹植含着泪，边舞剑边吟唱起了自己刚写的新诗句“父母且不顾，何况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接下来是曹植到洛阳以后，哥哥曹丕步步紧逼，眼看曹植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他凭着出众的诗赋才华，七步成诗，捡回了一条性命……。这段视频直接将学生引入了诗歌情境中，让他们了解了为什么诗人曹植前后期的诗歌创作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让学生对诗人曹植自父亲死后“名为王侯，实为囚徒”的处境印象深刻。进而对曹植“才高八斗”的诗歌产生浓厚的兴趣。在讲到杜甫《自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笔者也让学生找与此诗内容相关的图片视频，学生找了很多不同时代“土豪们”的奢侈的生活场景图片和一些衣着褴褛、食不果腹的街头乞讨者的场景图片，在课堂上一起展示，他们看完就理解了诗歌的内容和诗人的深切情感。在这个过程中，针对“90后”大学生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精通，教师还可以通过微信群等方式与学生进行课后的交流与资源共享，也可以引导学生辨别网络上良莠不齐的资料和数据，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网络来辅助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四、结语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2篇

西汉思想界一个最大的背景，乃是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

一

钱穆在考察博士制度的衍变时指出：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于是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如果我们接受钱穆的观点，认为六艺与诸子的关键区别乃是官学与私学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罢百家之学，即以学术上的专制结束分裂时期的争鸣，显然反映了通过高度的专权以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武帝此一举措的本意不一定在崇儒而更可能在尊王。因为武帝罢黜百家，同样罢黜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则属六艺，原为王官之学。在汉朝人心目中，六艺并不代表儒家，而是代表官学。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如刘向父子编《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所以钱穆说：“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2]这种说法确有其相当的说服力与可信度。首先，武帝时期对强化中央集权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他也采取确实了一系列的措施，罢黜百家而仅立五经博士乃是巩固中央集权最重要的文化措施之一──隆官学之地位以加强王权。其次，这种说法也较充分地说明了武帝时期政策外儒内法的实质（武帝独尊的并非是儒术而是官学）。所以，我们认为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举措主要目的乃是尊王而非尊儒，但这一举措却开启了独尊儒术的可能。由于儒家继承了王官之学的学术传统，尊官学同时也就是尊儒学，这使得儒学能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自动调整自身的思想趋向而使其能投合统治者的需要与爱好，使其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调整，首先是迎合。我们知道，武帝时期，首先得宠的是春秋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公羊传》宣扬的思想适合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1，《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例如《春秋》开卷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解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实际上“王正月”原本的意思是因为当时各国历法不统一，故说明是按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董仲舒采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依据，并说“一”是“天之常道”，“常一而不灭”（《春秋繁露》卷十二《天道无二》），这对于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的汉朝，正在完善高度专制的封建统治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他为汉武帝在政治上成就大一统的局面提供了经学依据。2，“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故事），合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3，“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符合汉武帝随便杀人的需要；4，“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符合统治者成为特权阶层的要求；5，《公羊传》的“二类”（人事与灾异）理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需要[3]。

其次是发展。我们知道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一直只是一种理论形态和理想企画，从未运用到现实统治之中。胡适曾指出过先秦儒家与墨家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儒家往往只是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而极少涉及实现目的的进行方法和为什么要如此的理论论证。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所说细目，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该如此如此的[4]。儒学的这种弊端，在汉朝初期的宗教政治实践中明显暴露了出来。汉武帝时期举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典，如封禅、郊祀、明堂等，儒生们一直没能拿出相应的能够操作的礼仪出来。董仲舒的贡献，正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寻找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并将儒学从理论形态向实际运用落实，从理想企画向现实操作过渡[5]。这一过渡的中介就是“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要原理而形成的灾异祥瑞之说。由此培养出一大批擅长灾异之说、并以此干政的儒生。元帝以后，以后仓、大小戴等人为代表的儒生，则发展了儒学中的礼仪之学，并将其运用于统治者的各项政治宗教实践中。从此，汉朝的儒生形成了两个流派，一派以灾异见长；一派以礼仪专擅。但也正是这种调整与发展，汉朝以董仲舒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理论与先秦儒学相比有了种种偏离，如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等等。等到董仲舒成功地以调整了的儒学理论占据了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这次成功的实践以及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由此带来了世俗功利的种种益处，使得汉儒在学术趋向、人格素养上都显示出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我们概而言之，乃是思想理论上的神学化、人格素养上的庸俗化、学术作风上的固陋化。

二

我们说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西汉官方意识形态是神学，最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改造天人感应观念，将天塑造为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第二是它利用阴阳五行将经学方术化。

为了使自己理论具有神圣的权威，从而能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所接受，经学理论家必须借助于天意。而将天意运用于人事，则借助了“天人感应”这一传统的观念。天人合一这一规律的建立渊源于原始宗教观念，人类根据自己的形象、感情、行动以及思维规律塑造了上帝及神灵世界，然后根据这一以移情方式建立起来的神灵世界，产生天人合一这一观念。但到了战国年间，天人合一观念的论证由宗教方式演变为哲学方式，天人合一观念的枢机由原来拟人化的神灵演变为涵盖自然与人事的本体──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包括自然与人）都是道所产生出来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董仲舒一个最重要的改造是继承了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在用天道勾通社会政治时，将道家的自然之天改造成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他首先利用这一人格化的天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形而上的、终极的依据。古代天命论把王朝的兴替归为天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则从理论上反复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儒家所谓“道”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把这个“道”用之于治国，便是德治仁政。他说：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一方面，他为儒家的价值准则提供神学的论证，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价值准则乃天意的体现，所以顺天或逆天的标准，就看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天子来说，即以是否行德政为标准，他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同上）

这样就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提高到天命不可违抗的地步。这一学说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以后的儒生纷纷借天意对人君加以限制，对天子进行有效的劝谏。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的祥瑞符命与灾异“谴告”说便不断被采用。

祥瑞、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中介是阴阳五行观念。阴阳五行思维框架的扩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物质到抽象观念并到社会人事的过程。

先秦以前，中国人对自然界普遍原理的认识以及规律的把握上最根本的模式有两个，第一曰阴阳，第二曰五行。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是对自然的分类、并试图由此建立关系，揭示规律。事物间的关系，就阴阳两分法来说，是一种此伏彼起、相辅相成的关系；就五行分类法来说，则是五行相克或相生。具体的物质可以从它的制造材料、颜色、质地、形状等和五种元素加以类比，从而确立具体归属。而抽象观念（最主要的是时空观念）则可以通过它们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再间接地与五行发生联系。

无论阴阳分类法或是五行分类法，都具有同类相感的规律。早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阐述了这种同类相感的规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此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则有了更进一步和更详尽的论述：

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必生棘楚。

正是在天人合一这一原理的支配下，人们将五行观念扩展到社会人事之上。《月令》和《吕氏春秋》就通过五行的分类而使自然界与社会人事建立起普遍的联系。汉儒以灾异干政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将自然现象抽象为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将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演绎为社会政治状况，从而占验吉凶，采取措施以趋利避害。

儒生人格上的庸俗化倾向主要是指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建立之后，儒生纷纷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治学如此，为政同样如此。这种人格上的庸俗与卑劣在礼仪派儒生身上表现得远较灾异派儒生为明显，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无可置疑的事实。汉朝的儒生在奉上掷地有声的奏章的同时，却希世比周，苟合取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同一目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奏章以名节自高，一方面，曲学阿世为明哲保身，这都是为了谋取利禄。诗学博士出身的匡衡在弘恭、石显当政时，阿谀曲从，附下罔上；甚至盗占田土以自益；张禹以经学名世，政治上党附王氏，为其开脱；生活上争田地、殖货财，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孔光为孔子之后，哀帝期间善待董贤，平帝年间，唯王莽是从，无鄂鄂之风。这几位当世大儒尚且如此，儒林风气之败坏，可想而知。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经学取士这一制度使得儒生们习惯于苟合取容，曲学阿世。而灾异派儒生言灾异并非是真的出于对天意天道的信仰，灾异往往是对帝王的挟持手段，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常常成为派系斗争中的利器。翟方进就是被反对派以伪造天象的手段陷于死地的[6]。这一例子很能说明灾异只是某些儒生政治斗争中的武器，而非真的是对天道天意有虔诚信仰。如果真的对天意有虔诚的信仰，怎么敢伪造天象呢？

五经博士系统的建立，使得五经为发策决科的标准，由于博士的学术专利导致学术的日趋固陋，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盛行的章句之学上。训诂之学、传记之说与章句之学乃是西汉经学著述的三种不同形式，实际上也代表着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所谓训诂之学，即解释字词含义，疏通成文则举大谊，其不可通则阙之，较为疏略，流行于战国到汉初。传说之学与训诂体裁不同。训诂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传说往往失却原文之本意。班固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说这种形式流行于景、武至宣帝年间。第三种形式即是章句之学。这种形式乃是离章辨句，逐章逐句进行解说，使经学转成支离，它盛行于宣帝以后[7]。

章句之学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弊端。夏侯胜攻击夏侯建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流行越久，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对章句之儒有着很尖刻的评价：“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简，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班固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可见章句之学的弊端首先是破碎繁琐，其次是虚妄不实，再次则是习常信古。宣、元以后的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经学中章句风气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尽管有识之士一再抨击，但由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十分适合博士制度的形式，所以它不但没有消歇，反而越发兴盛。我们知道，即便在普通的教育制度下，如果占据教师的职位，便拥有了合法的所谓“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而在中国，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应该说是始于汉朝。当传授和诵习儒家经典成为利禄之途以后，这种权力就不仅仅是“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了，他能使自己的弟子广泛地进入政府机构，占据要位，从而权势再推动话语的生产，话语又产生出新的权势，如此使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享有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控制权。为了赢得这种权力，汉朝经师往往以繁琐的讲解来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识权威，这就是章句之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为博士立学官，著章句传于弟子，即成了“家法”或“师法”。

三

正因为治经成为利禄之途，立于学官便掌握了话语、筛选等权力，因此，自宣、元以后，这种对权力的争夺开始趋于激烈。

宣、元以后，经学有三个重大的迹象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谷梁学压倒公羊学、《诗》学开始兴盛；第二，刘歆为古文经争夺学官地位；第三，谶纬之学兴起。

谷梁学压倒公羊学、诗学的兴盛乃是学术思想界对武帝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反思后引发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武帝时期，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儒学为正统的官方理论的地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较多地沿袭了法家的做法，如任用酷吏，法治严苛；实行盐铁国营，国家铸币以聚敛财产；崇尚军功，推行买爵制度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截然两橛的情况，金春峰先生将其归因于在当时出现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折。对匈奴持续39年的全国性战争，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使得国家的全部生活处于战时体制，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力量，一切人力和物力，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之中[8]。而处于在战争体制当中，法家理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能最具效率、最直接地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秦朝统一中国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它在战争年代的实用性。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宣帝继位时，为颂扬武帝功业，提议为武帝设庙乐，夏侯胜批评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元帝即位后，贡禹上书，也把予头直指武帝，指出武帝“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武帝时候的汉朝似乎与汉儒所痛恨的秦朝有相同之处了。对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的批判必然也会反映在经学上。

众所周知，武帝时期最得宠的乃是春秋公羊学派。但公羊学在宣元以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些理论显然会受到非议。公羊学被武帝重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针对当时诸侯王叛乱所鼓吹的大一统思想。因此它鼓吹大义灭亲，过分强调君臣纲常，而使父子兄弟伦常受到损害。正是在公羊学盛行的年代，武帝治淮南王狱大事诛连，甚至最后武帝父子也兵戎相见。而宣帝作为受害者戾太子的孙子，对此有着异常深切的体会。而儒生们痛感武帝的刑名法治使得亲情伦理受到损害，稳定的家庭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社会风气不再敦厚和睦，于是大力鼓吹礼治，通过礼教的建设来提倡、恢复一种等级秩序井然（这一等级秩序由于武帝年间推行卖官鬻爵等制度而遭到破坏）和睦温馨的人际关系。公羊学强调刑名法治，使得宗法伦常、温情脉脉的一面大为削弱，《谷梁》的受到重视，与这一时期开始重视礼制有很大的关系。元帝时期温柔敦厚的《诗》学的盛行正是这一思想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成帝年间，刘歆上书为古文经争立学官。但我们并不认为此时与今文经学相对抗的古文经学体系已经形成。确实,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释经观点上有许多不同，但这些区别主要是在东汉以后形成的。西汉从文献体系到理论体系是否存在着一个与今文经学相对抗的古文经学，是颇有疑问的。首先，从文献体系上来说，很多今文经本身已经吸收了古文经的内容，如《尚书》、《周易》；其次，刘歆争立《左传》等3经，原意只是补陋缺，广道术，并非要用古文经代替今文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西汉的材料来看，治古文经与治今文经在理论体系、学术方法上并无太大差别。所以，我们不能对刘歆争立古文经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作太高的估计。总的来说，这依然是由于博士制度成为利禄之途而产生的权力之争。元成以后的儒林学风确有相当的不同，由此而形成派系，但我认为，这种派系的形成其界限并不在于所受经文的文献体系有差异，也不在齐学和鲁学这种地域差异，而在于学术特长有差异。概括说来，汉儒中的一派擅礼仪，以贡禹、王吉、韦玄成、匡衡、师丹、孔光等人为代表，汉儒中的另一派擅灾异，以董仲舒、眭弘、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刘向、翼奉、李寻、谷永等人为代表。这种擅长以他们所治的经典有一定的关系，通常说来，治《易》、《春秋》、《尚书》的儒生往往擅灾异；治《诗》、《礼》的儒生往往擅礼仪。元帝以后《诗》学兴起，礼仪派儒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他们对扬雄思想的形成有着强烈的影响。

博士制度成为利禄之途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谶纬之学的兴起。尽管谶与纬有别，但无论是谶，还是纬，都是希风望幸之徒为谋取利禄而作。所谓纬书乃是在野的章句之学，其目的就是一朝能被统治者青睐而立为学官；谶乃是更直截的投合之举，希望一发中的便能平步青云。所以，谶纬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希世阿附。而汉朝最成功的干政之学乃是灾异祥瑞之说，所以谶纬之学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今文经学中的神学化倾向，充斥着虚妄迷信之说。使得西汉晚期思想界笼罩在神秘主义与非理性的黑雾之中。

理论上借助于宗教神学的方式，人格上受利禄权力的引诱而卑琐庸俗，学术上为拥有和保持话语权力，这使得治经的儒生偏离了先秦儒家的理性主义立场。受现实政治的巨大影响，他们无意也无法正确客观地反映自然社会，当然也无法揭示客观规律。他们的思维陷溺于一种模式而无法自拔，由此，导致西汉年间各种虚妄迷信之说大泛滥。从整个西汉年间来说，思想界的主导倾向是反理性主义的。

西汉中后期，学术界唯一的清新空气是民间诸子学的存在。当治《老子》、《孟子》等诸子之学或者博览杂收不为章句之学的学者已经无望于被立为学官之时，他们反而能不阿附时世，坚持学术的操守。扬雄正是这样一个边缘化的在野知识分子的代表，他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与当时那种神学化、庸俗化、固陋化的风气无缘。他的学术表现出与西汉正统学术明显的不同之处。概括地说，西汉儒生的两大流派灾异之学与礼仪之学，扬雄均有涉略，却无一擅长，因此，扬雄与西汉儒生在学术趋向呈现两种不同的进路。西汉儒学基本上是一种“外王”之学，即一种帮助君主南面的治国之术，扬雄的学说却基本上是一种“内圣”之学，即个人修身之术，无论是《法言》还是《太玄》，更多论述的是个人的出处进退之道。而从扬雄的修身之道来看，他走的又是一条外向型的进路，比较接近荀子，即从为学入手，首先是道问学；而非孟子式的反求诸己，收其放心这一条内向型进路。即从治学的方式来看，扬雄也不为西汉盛行的章句之学，甚至跳过了训诂之学，而直接模仿经典本身。明确了西汉年间的学术风尚，我们才能对扬雄在思想学术史上的意义有全面的了解。

注释：

[1]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两汉博士家法考》，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171－172页。

[2]同上书，第180－181页。

[3]参见刘修明《经、纬与西汉王朝》，《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第86－87页。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5]参见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6]据《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载：“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二月乙丑，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三月丙戌，宫车晏驾。”据黄一农根据现代天文学知识推算，这段时间里，荧惑在2月1日左右留角宿后，转为逆行，至4月22日留轸宿后，始又顺行。绥和二年春，并不曾发生荧惑守心。这乃是一起明显的因为政争而蓄意伪造天象的事件。另外，历代文献中记载的23次荧惑守心的记录，其中17次均不曾发生。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10卷2期，1991年。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学作品 司法文化 法理 人情

中国古代的小说、戏剧和评书流传甚广。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但是从法治的视角和古代的司法文化可以进行结合研究。本文将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司法案例为研究对象，对此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

一、判案不拘泥于律条：重“人情”轻“法理”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徐梦龙：《醒世恒言》第八卷）是一起典型的民事和刑事结合的案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司法审判的重“人情”轻“法理”的特点。故事的大概是：北宋年间，医学世家刘秉义之子病重，刘妻希望娶孙寡妇家的女儿冲喜。孙寡妇得知刘家儿子病重，无奈之中让儿子玉郎男扮女装嫁进刘家。然而玉郎已经与徐家的女儿定亲。洞房花烛之夜，刘妻让自己的女儿慧娘陪伴自己所谓的“嫂嫂”，二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刘家儿子病愈后，慧娘和玉郎的事情败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家的邻居李家又将慧娘的事情告诉了聘定慧娘的亲家――裴家，于是，几家状告到官府。

中国古语曾云“理法处于人情”，又言：“人情大于王法”。中国古法都规定法官依法断案，量刑定罪。汉代律令规定：“监缶部主，见知故纵”，法官对犯罪不严厉惩罚就为私纵犯罪者，人犯罪难免人情有所在。唐律有言：“诸鞫狱者，皆须以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在唐律中规定审判案件的法官不得超出诉求人诉状所控诉范围。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审判者可以送给顺水人情，给予减轻刑罚，不必刻意追求符合法律条款的规定。宋代的郑克也提出了：“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在中国的古代婚姻制度中，只要男女双方订婚，婚姻即生效。所以玉郎和慧娘构成了和奸，触犯了宋代的刑律。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意思为通奸的人，男女各服徒刑一年半，有丈夫的妇女则服徒刑两年。《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慧娘因为和玉郎私定终身，这段感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裴九老要求官府严惩慧娘和玉郎。在当值太守问明事情发生原委后，依照当时律例慧娘本应嫁到裴家，但是因为其行为上的不洁，所以让玉郎退还了裴家的聘礼。太守重新对几位年轻人进行了搭配，裴家最后改聘徐氏，使三对夫妻重新组合完婚。这个故事符合当时的法律，是最为合理的判决。中国古代的法律本来就建立在礼法的基础之上。这段看似违背当今法律道德的判决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是最为合理的。这是中国古代礼法相结合的体现，审判者可以根据法律规范自由行使裁量权。在我国另一部古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也出现过此类情形。书中一则故事讲的是在唐宪宗年间在豫章郡的富商谢全一家在浔阳江运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劫匪，家破人亡。谢全的独生女儿谢小娥通过破解诗谜得知了当年劫匪的名字，从此踏上复仇之路。经过重重阻碍，谢小娥女扮男装混入申家商号并且取得了仇人申兰的信任，终于趁仇人酒醉之时手刃仇人为父亲报了仇。最后投案自首，审判者查明了事情的原委后，将当年的劫匪统统下狱，但是并没有追究谢小娥的刑事责任，免除了死罪。这个故事也是法理与人情相结合的体现，不是刻意地执行律例律条，还要体察人情。在唐朝的时候，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案例，这两个案例都和复仇有关。第一个是一个名叫张绣的人杀死了诬陷自己父亲造反的仇人，并且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是裴耀卿和李林甫却认为法律不能纵容人们复仇，要对张绣进行法律制裁。张九龄认为这是“孝烈“的表现，当时的统治者唐玄宗却支持裴耀卿和李林甫的意见，告诉张九龄：“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认为这复仇的行为虽然为礼法所准许，但是还是违背了国家的法律，张理和张绣虽然值得同情，但是其罪行不能被赦免。从此可以看出，唐玄宗反对以任何理由来进行私自复仇的行为。第二个著名的案例是在唐宪宗年间，富平县有一个人叫梁悦，杀死杀父仇人后投案自首。审判者认为梁悦的行为虽然杀人违背了当时的法律，但是为父报仇的行为符合礼数和情理，而且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所以进行了从轻发落。这两个案例在当时的社会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虽都发生在唐朝时期，但是处理结果不同。《唐律疏议》中对复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谢小娥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重“人情”而轻“法理”的审判特点。

二、司法人员非专业化，经常徇私枉法

衙役和差役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机构的直接执行者，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喜欢把这两类人进行恶魔化，把他们描写成为欺压百姓、强取豪夺、滥杀无辜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桥段即在《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堂，遭到高俅陷害被流放的描写。起因是因为林冲与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结仇后，高太尉用计骗林冲持刀进入白虎节堂，判定林冲腰悬利刃，意图不轨。把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押送的路上，两名押差因为收受了高太尉的贿赂，在押送的途中百般虐待林冲意图结果林冲的性命，还要在野猪林害死林冲。其原因不光是由于收受了高太尉的钱财，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审判者权高势大，使两名差役不得不枉纵执法。《水浒传》中还有一个著名的章节，宋江得知晁盖因为劫取了蔡太师的生辰纲被官府通缉，在官府正要对晁盖捉拿之时，宋江为晁盖通风报信，使晁盖成功逃脱官府的缉拿。事后由于事情败露，阎婆惜以此为要挟宋江，宋江一怒之下杀死阎婆惜，宋江的好友差役朱仝为了朋友情分帮助宋江逃跑，最后宋江被官府缉拿后说自己是在酒后误将阎婆惜杀死。虽然知县和差役都知道事情的实情，但是并没有依法惩治宋江，只是做出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的决定，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私情远远大于国家法律的权威。还有一段著名的案例，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章中，贾雨村审判冯薛两家因为买卖纠纷而致使薛蟠打死人命。由于当时的四大家族势力强大，薛蟠为四大家族薛家的子弟，所以贾雨村不顾法律的正义，徇私枉法免除了薛蟠的刑罚，只是对薛蟠处以罚金了结了此案。《红楼梦》中为徇情而违背法律的判决还不止这一处，在“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一章中，贾府中的王夫人丢了玫瑰露，有人故意栽赃柳家媳妇和五儿，王熙凤的通房丫头平儿调查原委，最后为柳家洗刷冤屈。在“尤二姐事件”中，凤姐让张华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而且花钱打点，让都察院传唤贾蓉，贾蓉又花银子打点。都察院贪赃受贿，并且可以随意地徇私枉法。在中国古代仵作也是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份相当于今天法医的角色。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但是事实上古代的仵作一般技术低下，专业化程度不高，仵作也可以收受贿赂来决定案件审理的方向。《水浒传》中武大郎被西门庆和潘金莲合伙毒死后西门庆买通仵作，验尸结果为病亡就很能反映这个问题。可见衙役的贪腐和当时的社会及司法制度的黑暗是密不可分的。

摘要：钟华华的小说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 乡村苦难 人性视角

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

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的儿童是悲惨的。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这是无奈的固守，螳臂挡车式的挣扎。老祖去世，六指只有退守教堂。但是，土地开发涉及到教堂，神父选择了离去，修女小树选择了新的也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弱小的六指却选择了坚守，坚守到教堂轰毁的最后一刻。教堂是宗教的殿堂，代表着神圣，象征着信仰。因此，六指的坚守和教堂的轰毁有了象征的意味（《乌鸦停在黑瓦上》）。教堂坍塌了，高楼林立了，乡村城镇化了，生态失衡了，人们的心态呢，也浮动躁动了。修女小树顺应潮流的肤浅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六指顽强的坚守是否是通往心灵家园的唯一道路，也值得探究。这是一个作者无法破解的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遇的阵痛。

《一个傻瓜的悲剧》提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历尽劫难的孩童马大傻突然具有了特异功能，在他无尽的咒骂声中，欺负他的人遭到报应，躲雨镇的人们患上了忧郁症。当人们躁动不安，想寻求生路而找不到方向之时，在神父的指示下，马大傻担当起为大家指路的重任。仿佛是大智若愚，或者是与神界心有灵犀，马大傻为各色人等指路，居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马大傻担任了作品的叙述者，这是一个奇特的由傻子充当叙述者的叙述角度。这一独特的视角仿佛一个变形的透镜，世间的一切变得光怪陆离，本真地再现了扭曲的人性和荒唐的社会现实。

二、乡村女性：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

作者笔下的女性个个美貌如玉，聪明伶俐，具有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但是，在价值取向迷失、道德理念混乱、心灵骚动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乖巧的女性却与作品中的孩童一样，有着悲剧的命运，成为男性霸权和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牺牲品。

春桃（《身背十字架的女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嗜赌如命的丈夫，与汪石匠私奔到躲雨镇之后，春桃就成为汪石匠实现物欲的工具。汪石匠雕琢了堆积如山的十字架，春桃默默地把它们背到墓地，沉重的十字架压垮了春桃，将俊俏的春桃送到了飘渺的天国。春桃为了追求幸福来到躲雨镇，她想象着新的生活会拯救她，会赋予她新的生命。然而，她背负着的具有苦难意味也有拯救意义的十字架，却耗尽了她年轻的生命。于是，背负着十字架的春桃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雕花木箱》写了乡村几代女人的一个美妙而残忍的梦。木匠高山毛能用上等的红豆杉做出精致的雕花木箱，能够拥有他做的雕花木箱成为乡里女人的梦想。然而，高山毛的妻子却没有雕花木箱，并因此上吊自杀；瓦兰的母亲不能与高山毛共结良缘，留下的愿望就是要一口雕花木箱；瓦兰为了雕花木箱受尽野蛮丈夫的折磨和柳翠翠的羞辱，为寻找雕花木箱而在躲雨镇消失。于是，雕花木箱成为乡村女人所追求的卑微而美丽的理想。理想是美丽的，但是是不能实现的，而乡村的女人们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描述的美丽而沉重的乡村现实。

《七月满尘》中的女主人公云朵的确如云朵般美丽、纯洁。在物欲横流的桐花岭，云朵我行我素地生活在色狼群中，以灵巧与机智将随时可能发生的化险为夷。她也在坚守，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坚守爱情，坚守忠贞。坚守的同时，她在抗争，与物欲抗争，与强权抗争，与、抗争。可是，在强权和暴力面前，云朵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被粗鄙下流的勘探队长徐二胖粗鲁地、。

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春桃，期盼着雕花木箱的瓦兰，努力坚守心灵圣地的云朵，以其坚韧、坚强，表现出强大的人性力量。但是，她们或者成为男性物欲的工具，或者成为的发泄对象，或者怀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而消逝。她们的坚韧和坚强，她们身上浸透的人性力量，在强权与暴力的面前不堪一击，以她们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另如沉沦的修女小树，“山里妹桶桶澡堂”（《 七月满尘》）、“世界歌舞团”（《远去的唢呐调》）中的风尘女子，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放弃了自我，仿佛是为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奉献着自我的牺牲。受伤的总是女人，承受苦难灾难的总是她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4篇

诗乐作品从文学的角度看，是文学作品，是诗歌；从音乐的角度看同时又是音乐作品，是歌诗，是歌词；从创作的角度看，它既是文学创作，同时又是音乐的创作与表演。文学和音乐的双重特性成就了我国古代诗乐艺术的重要特征。

一、我国古代诗乐艺术的特征

1.综合性

综合性是我国古代诗乐艺术最基本的特征。

（1）从表现形式及手段来看，诗乐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形式，可以吟、诵、讴、歌；可以相和、说唱；还可以用大型的综合歌舞来表演。歌、乐、舞的结合是其最常见的表现形式。

（2）从表现内容来看，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表现生活生产劳动的，有表现军事、宗教、阶级统治、社会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的。

（3）从创作群体来看，由普通群众、文人、乐人的共同配合完成。

（4）诗乐艺术的综合性还体现在创作个体自身的综合的文学及艺术修养上。

2.现实性

诗乐作品就其表现内容来看，是社会现实的反映，涵盖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表现人们劳动生活生产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有反映战争的《易经・中孚》：“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有对统治阶级反抗和揭露的：“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反映爱情婚姻的：《孔雀东南飞》；反映民族文化的：《胡笳十八拍》等等。诗乐作品题材广泛，且与普通百姓生活紧密相关。

3.多样性

我国古代诗乐艺术就其表现形式来说是非常丰富的，有歌舞乐的结合，有相和、说唱、弹唱、吟诵等各种形式。《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大司乐》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言、语”。

4.普及性

在我国古代诗乐艺术的发展中，不论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劳动人民都有对诗乐艺术的参与、了解、接受和传承，形成一种普及的社会现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普遍的群众参与为诗乐艺术的发展繁盛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及源源不断的、空前的创作发展空间及动力。

二、我国古代诗乐艺术所投射的文化信息

1.诗歌与音乐在艺术形式上的互补与兼融

（1）诗是乐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古人云：“乐辞曰诗，诗声曰歌”、“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诗为乐心，声为乐体”、“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人们认为诗是乐的根本，乐是诗的形式和实现的手段，作为声乐，二者缺一不可。

（2）诗乐在音律上具有一致性

音乐讲究旋律，诗歌讲究韵律。诗的韵律和乐的旋律之间的这种一致性是诗乐最本质的联系。诗的音步、平仄、韵脚都可以从属于乐的音长、音高、音强、音色等方面来分解。诗声与乐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决定关系，诗的平仄与感情的表达有着直接的关系。四声歌诀清楚地表明：“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这样句子中间的平仄搭配就与感情的高低起伏与歌唱的抑扬婉转联系起来，而韵脚的平仄相间，更是演唱的必然要求。

诗的音韵直接影响到演唱，诗人们在创作时，为了入乐，必须在声律上做准备。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便于歌唱而设置的。因而人们对于诗歌韵律的探讨，一开始就与乐律联系起来。

（3）诗乐的结合是情感表达的需要

配乐以后的诗，可以直接给人情感上的刺激，音乐从声、乐、舞、容多方面配合同时引发人们的美感，诗乐的结合极大地满足人们情感表达的诉求。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上呢感，实义。上自贤至，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全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而不应，情交而感者。”

（4）诗与乐的配合是适应文化传承的需要

诗作为语言艺术，在传播上有其久远性，但在传播的广度上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入乐后的诗更易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而被人们广泛传唱。因而诗乐艺术的广泛传唱极大地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与人们欣赏水平的普遍提高，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

2.我国诗乐艺术的创作形式与特点

诗歌作为音乐表演的组成部分，其风格受到音乐风格的影响。从音乐的角度来把握文学作品的风格是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创作的重要形式。

（1）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注重“配乐填词”“一歌多词”的创作思维习惯。每种词牌名代表着一种相应的曲调，诗歌艺术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是按照相应的曲调进行创作。

（2）从音乐创作的角度看，重视和注意吸收民间音乐的成分。各民族间、相邻国家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元素，不同民族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最终共建了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

（3）从表演的角度看，就诗乐的传唱而言，又有着灵活多样、个性化等特征。可以是吟、诵、讴、歌，可以是弹唱、说唱、相和，也可以是大型的乐舞表演。其表现形式是开放的、灵活的、综合性与个性化的结合，可以没有设定调、节拍和音域的要求，因而极大地拓宽了诗乐艺术表演的风格和形式。

（4）对创作群体来说，诗乐艺术的紧密结合，使得其创作群体具备了全面丰富的文学、音乐创作及艺术表演的才能。他们往往多才多艺，既是文学家，诗歌的创作者；同时又是音乐家，音乐艺术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从其在社会的广泛传唱来看，普通百姓也成为创造性的表演者，因而，社会整体的文学艺术修养得到了整体性的提高。

三、基础语文教学中音乐文化的缺失

1.诗歌教学中内容与形式上的音乐文化缺失

我们知道，古代诗歌是由文学创作与艺术表演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有机体，它作为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以后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经“吟”、“诵”、“讴”、“歌”等多种形式的表演共同组成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现今的语文教学中是“诗者不歌”。老师们往往仅摘其歌词，注重从字面、字意上引导学生进行理解和接受，却对其中的音乐部分进行了“肢解”，故而原本是其组成部分的音乐成分被大量忽略或摒弃，造成了诗歌艺术在传承中的不完整性。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如果把一只胳臂从躯体上砍下来，那就不是胳臂了”。同样的道理，一种综合的文化形式，将其肢解了进行理解和传承，便大大地限制和束缚了学生对古代诗歌表现形式上丰富性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表现，导致诗歌教学在传承我国优秀文化过程中的音乐文化丢失现象，从而削弱和降低了学生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理解。

2.基础语文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上的音乐文化缺失

受长期以来注重知识传授的教学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重“文理”、轻“艺体”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普遍存在。语文教师特别是中年及以上的绝大部分基础语文教师并不重视音乐教育，也不重视自身音乐素养的积累，更不善于将音乐运用到语文课堂，所以，基础语文教师自身音乐素养的缺失有其主观上的原因；客观上，语文教学中对教师要求的偏差也是造成语文教师忽视音乐素养积累的原因。

长期以来对诗歌教学的片面要求，客观上造成了诗歌教授者和学习者们对诗歌的完整性的忽视。

在现代的基础语文教学中是诗者不歌，歌者不诗，古代诗文中的大量音乐文化被忽略掉，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基础语文教学中的一大憾事。

参考文献

[1]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

[2] 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 罗雄岩.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4] 吴湘洲.唐诗创作与歌诗传唱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古代文论; 现代阐释; 系统性; 世界性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4-0081-02

一、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引出的话题

曹顺庆先生提出中国现当代文论所患“失语症”问题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构想,使得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不少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深入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上,要用转型后的古代文论而不是西方文论作为构架来医治“失语”的病症。其实,中国的现当代文论是过去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它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才显得如此敏感。因为“失语”了,所以要“转型”已有的语言话语,朱立元先生是这样概括这一关系的:“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化的转型,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诊断开出的药方。”[1]曹先生的观点受到质疑是必然的,有不少学者就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是一个误导性命题。[2]因为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必须也只能是古代文论自身在现代视野下不断进步的必须,而不是以古代文论为构建主体来取代现当代文论从而获得话语表达的必然。曹先生对刘若愚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心存质疑,认为刘先生的著作中的中国文论已失去了应有的特质。事实上,刘先生并不是在进行现代转型而只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这样的阐释也常常会因为古代文论自身缺乏思辨理性的特点而出现把握上的困难,比如将要讨论的《中国文学理论》。

对古代文论作系统化的努力,刘若愚先生的不懈探讨是一个实例。他的《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语际批评家》和《语言・悖论・诗学》等英文专著,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中国文论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他影响巨大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我们以此为例来探讨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问题。我个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少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文学理论》不是探讨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专著,而是融合中西诗学来阐释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问题。如果也把它看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那么转型的定义就不是曹顺庆先生所谓的“转型”,它是古代文论在当下的现代阐释,而不是现当代文论的古代文论化;二是以图表出现的系统化文论,已经具有了适合各民族文学的普适性特点――尽管是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文论来说明这个图表,所以中国文论的特点相反没有得到突出;三是古代文论有因整体性思维而排斥系统化的倾向,所以对之进行系统化非常困难,刘先生划分的六大理论也就出现了彼此之间常常互通,而划分界限不甚分明的无奈。

二、古代文论特质在著作中的失却

《中国文学理论》是在借鉴艾布拉姆斯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加以改造,从而形成的关于中国诗学的系统理论。刘若愚变艾氏的三角图表为具有流动特点的环形图表,在文学审美的四个阶段中推导出六大理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刘先生的借鉴当然是中西诗学的融合,而这一融合本身就是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他在全书的《导论》中提到撰写目的时说:“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3]中西批评观的综合是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基础,而我们从整个著作所论述到的文学实践上看,它涉及到的都是古代文学而无现当代文学,所以说刘先生的努力,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在阐释,而不是在转型古代文论并使之在现当代文论中构成我们的主流话语。在前面,我们为什么要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作为引子来谈《中国文学理论》呢?这是因为曹顺庆先生是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理论》的,并认为以西方理论话语来梳理中国的文论是行不通的。他在承认该书巨大的影响后说:“但平心而论,由于以西释中,完全以西方理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会曲解中国文论,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4]这与曹先生的一贯观点相一致,他认为只有从中国文论自身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国文论,才能实现其现代转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没有西方话语就不可能有现代性,而排斥西方话语的现代转型,当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

但是,曹先生的“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阐明自己的撰写目的时,刘若愚先生提到的第一个目的即是关于“世界性文学理论”的建立的,他说:“第一个也是终极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5]问题是,此目的是通过古代文论与其他文论的比较,在比较中找出古代文论的特质,然后用这些特质作为其他文论的缺失来充实和补充,从而与其他文论一起构成世界性文论呢;还是通过比较,然后说明我们的文论也具有普适性意义,它们与其他别的文论因拥有共通性而与其他文论一起构成世界性文论?詹杭伦在对刘若愚理论系统进行整体评价时,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同世界的关系的一段论述:“劳动首先是人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6]然后詹杭伦说:“这种‘物质变换过程’自然是双向而不是单向进行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中国古典美学的‘心物交融说’,正是对这一艺术生产中的‘物质交换过程’的形象说明。”[7]古代文论如此去套西方业已成型的理论,其自身思维的浑整性和表达方式的会意性等特质将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立足点。詹杭伦对刘若愚的认识是准确的,因为刘若愚的方法大多是在用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说去印证文学理论的普通规律。比如,不少学者附和着指出中国文论中有很多关于“决定理论”的论述,如《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用此来批评刘若愚的“决定论的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没有详细的论述”[8]的观点。这里不对刘若愚关于“决定理论”判断的得失进行讨论,而是从方法论上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是在肯定存在着普遍意义的“决定理论”的基础上,来检讨中国文论是否在充分地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论,其结果是不从中国文论自身出发,中国文论的特质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排斥系统性的特点

与西方文论强调从概念到范畴的逻辑演绎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同,中国古代文论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具有整体性思维特点。赵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表现形态上较为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审美的主体性。强调审美主体在艺术实践中的意义,侧重从主体角度去规定艺术的本质;2. 思维的浑整性。即注重从整体上去把握和体悟审美对象,一般不作解剖式分析;3. 表达方式的会意性。因强调审美的主体性,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就必然因个人因素而具有会意特点。这些特点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在自觉地排斥抽象理论、排斥系统性。

前面说了刘先生的努力,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在阐释而不是在转型古代文论,但就即使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也因为古代文论本身具有的排斥系统性的倾向,而使刘若愚的系统努力出现了诸多的无奈。最明显的地方是他划分的六大系统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它们具有的相通性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特点在与分类的做法进行的无言对抗。比如“技巧理论”与“表现理论”。刘若愚在书中举了高适的诗论:“诗之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格”是指文学体裁格式,“意”是指思想内容情感,“趣”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特性。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格”看成是“技巧理论”而把“意”、“趣”看成是“表现理论”。所以刘若愚自己说高适的诗论“并非纯粹是技巧理论,而是含有部分的表现理论”。[9]而詹杭伦更是认为:“这两种理论既然难以区分,也许就没有截然分开的必要”[10]。另外还有“实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相同。因为理论被划分切割了,各自分开的理论就出现了相互结合处的空白,这样就反过来让人感到六类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文学理论,于是作为对刘若愚的六大理论的补充,詹杭伦提出了理论[11],台湾的黄庆萱提出了十大理论。这样的分割有损害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性危险。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能在模糊中把握,如果非要进行系统归类的话,也应该突出系统中的反系统特点,突出各种理论之间的流通。

当然,刘若愚改进的艾氏的“文学四要素”所构成的理论,阐明了文学理论的主要构成:文学本体、文学创作、作品构成和文学接受,是一项有创建性的工作。它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接受。我们提出的问题,只是从中国文论自身考虑,提请专家们注意,在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不能让中国文论自身的特质流失。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文学评论,2000(3).

[2] 尹奇岭.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J].理论与创作,2003(3).

[3][5][6][7] 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批评[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4.3.129.188.

[4] 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学网站》省略/view.asp?id=516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6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 古代散文 审美价值 教学策略

引言

高中语文教学情况的现状不容乐观，特别是在古代散文教学中，学生多表现为兴趣不高；老师上课套路陈旧，缺乏教学方法和策略的创新。同时应试化教学现象严重，忽视审美教学。这些都导致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强，这不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分析了高中语文教材中古代散文审美价值的体现。

一、 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可以让学生追求语言美

在古代文学中，散文和诗歌是两种很重要的文体，他们在国家的历史、政治、外交活动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尚书》是用六种朝廷公文体裁记载国家大事的文件汇编，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点。在古代，“学而优则仕”，这导致古代官吏大都由文人担任，这同时也就导致古代散文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从而使古代散文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语言文字呈现出简练的特点。古代散文“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其语言“准确凝练，辞简意丰”，这常常让读者在诵读时感受到一种简洁有力、掷地有声、畅快淋漓的美感。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古代散文选文大都是名家名篇，这种阅读感受就能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如，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当然，高中语文教材的古代散文中类似语句不甚枚举，从上面的例句我们就可以窥看出文辞的简练美。古代散文的语句言简义丰，不管是事件记述，还是景物描写，完整的意思表达都是用最少的文字。古代散文短小精悍的特点与《论语》《孟子》等先秦诸子散文中的表述特点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从性质上来说，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语文的实用性要求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特点，因为在言语交际中，我们的语言要高效的表达清楚意思，如何组织文字成为一个关键。高中语文古代散文言简义丰的语言，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模板，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启示。在日常生活交际中，有些人的表述过于嗦复杂，甚至词不达意，以致语句条理不清，无法理解，与古代散文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高中语文古代散文的语言表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同时，在写作中，为了追求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学生作文中的语句往往嗦复杂，艰涩难懂，影响了整篇作文的美感，所以，古代散文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对学生书面表达的提升的具有借鉴意义。综上所述，在学习古代散文时，其言简义丰的语言特色可以让学生追求语言美，无论是口头交际还是书面表达。

二、崇尚真实的情感特点可以让学生追求情感美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每个学生对作品审美感受都不尽相同，甚至他们对权威审美的观点也会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新课程标准就强调了应重视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然而在实际的课堂教学时，教师容易忽视教学民主，往往视学生为一个被动的听众而不是读者，因此，在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改变角色，作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明确学生才是作品阅读的主体，应该让学生有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因此，语文课堂应该打造成民主的课堂，让每个学生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允许不同看法的存在。当然，对学生的独特情感体验，教师应评价指点，以免天马行空，与当今正确的价值观背道而行。只有建立民主的语文课堂，才能更大程度的调动学习主体性，才能保障良好的审美意识学习环境。古代散文中的情感是自然流露和自由抒发的，尤其是在抒情类古代散文中，这一特点可以说表现到了极致。文章是用来以表意传情的，写文章就要抒发自己真情实感。要引起读者共鸣，就要有见情见性的语句。《归去来兮辞》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陶渊明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

高中生在语文学习中较少汲取来自古代散文的情感力量。目前，在高考的压力下，教师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中，往往讲授一些容易操作的写作方法，或者讲解一些作文技巧，讲解一些比较稳固的写作框架，以便学生尽快掌握写作技能。但是，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在平时作文批阅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生习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习作中情感流露不自然，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缺乏真情实感，套作现象严重。所以，在高中的古代散文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赏析真实客观的情感美，让学生在感受“美”的过程中认识哪种语言能够体现情感美，让学生分组交流学习体验，并和同学一起分享自己独特的鉴赏体验和情感体验。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将教学内容和平时的作文教学结合，对学生在作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指导，让学生在体验情感美之时，对自己所写的作文缺少情感美的问题也能有新的认识，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何在作文中也能体现真情实感”的问题。

三、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可以让学生充实作文美

高中语文古代散文作品中，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是很鲜明特征。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左传《烛之武退秦师》）。该例句运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法，这是古代散文大家写作的亮点。古代散文运用比喻、借代、夸张、对偶、对比、比拟、排比、设问、反问等修辞手法，使其语言

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大大增加。高中生的作文存在主要问题：文意枯燥乏味，修辞手法单一，行文不连贯，文辞缺新意。古代散文灵活多变的修辞技巧正好可以作为一个教学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分析文中灵活句式、修辞手法、成文结构等，并让学生加以运用就完全能够为写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古代散文的学习中，探究古代散文审美教育功能，就应该充分注言简义丰的语言表述，自然真实的情感诉说，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结合学生的审美心理，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审美结构。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理解透古代散文中所包含的各种美，提升学生发现美、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四、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古代散文不仅承载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传承了中华民族对美的独特认知和思想精神，因此，通过古代散文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7篇

一、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研究叙事

近些年来在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方面的研究有陈国东的《文化传承视角下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兼谈戴于吾与第一代作曲家创作的异同》，文章切中与我国第一代作曲家的创作，分析了他们作品中的中西结合因素，通过对黄自、青主为代表的第一代作曲家创作的研究，与当代作曲家戴于吾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他们的作品是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具有民族风格为主的审美特征，以此而分析戴于吾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民族性特点和童趣审美。文章认为，中国古诗词音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更好地传承与传播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肯定。贺琳琳的《谈黎英海作曲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枫桥夜泊>的“情”与“声”》，以按谱填词的古诗词音乐作品《枫桥夜泊》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了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表演时“情”“声”结合的道路。高雪姣的《三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艺术风格的探究》通过对《花非花》《枫桥夜泊》《杏花天影》三首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中的古词新编进行研究，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词乐结合、演唱风格与方法，以及歌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问题。姜莉莉的《邱望湘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研究》对邱望湘四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诉衷情》《送春》《江城子》《汴水流》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出其创作特征和艺术价值以及对后世音乐创作的影响。邓丽萍的《意境美——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演唱的至高追求》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是由专业的作曲家将流传千古的诗词改写为歌曲的歌词，配上表现力强的曲调和丰富的表现手段，使之达到他的至高价值“意境美”，使其古典诗词歌曲的表演更加地生动、形象。这种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选用的歌词（诗）极其精炼，具有极强的文学性。这些诗的平仄、音调、韵律都与音乐发展的逻辑体系相符合，易于歌唱。相类似的研究有姚晓婷的《浅谈演唱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几个关键步骤》、刘晓龙的《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饶泽荣的《国学在音乐教育中的传承——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教学探究》、郑由敏的《古曲神韵》、李翠萍的《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美学蕴涵》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关于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历来是一些歌唱家、音乐史学家、音乐分析学家和音乐教育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于颖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探究》，认为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形式上巧妙地结合了我国的文学与西方的音乐理论，在演唱与表现上有着自身的特点与风格，在发展中既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的优秀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同时也从我国传统和民族的音乐文化中吸收养分，使之巧妙融合。沈佳文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将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作为研究对象，从艺术歌曲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状况等问题作了全面性的概述，并重点把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歌唱语言中的发音与吐字规律，与中国的传统戏曲演唱以及吟诵调等艺术形式进行对比，结合前辈声乐家演唱的实践分析，得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可以通过戏曲、曲艺、民歌的学习，掌握其演唱的技巧，这样才可以更好地领悟和把握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中的民族音乐成分。郑燕梅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特色初探》认为，我们国家一直以来被称之为“诗乐之邦”，诗与乐是不同形式却不分家，古诗词能够入乐演唱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乐谱相较之于文字具有滞后性，而且人们口头传承中具有记词不记谱的习惯，致使后来诗词与歌唱最后逐步的分离，曲调在历史的发展中日渐失传，诗词日渐成为了一种文学作品。她说：“尽管我们在当下社会无法去聆听古人的歌曲演唱，但是我们从历史的文献材料中，结合具体表演实践，对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中的声腔运用、情感处理、意境描绘以及韵味表达惊醒探索，以供广大的声乐学习和表演者去参考。”司娜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分类及演唱艺术研究》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歌曲在经历历史的洗练和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之后，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其艺术魅力在当代社会通过不同途径的传播，影响着音乐文化的发展和人民大众的文化艺术生活。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产生与发展的梳理和概述以及其艺术特色的总结，对不 同类型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进行研究，对其共性特征和个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比较，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深刻思想情感以及浓厚的艺术价值，期望通过他的研究能够使学习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典诗词歌曲。朱腾的《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演唱与表现探究》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历史文化积淀中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而这些诗词同时也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独具特色的韵味和意境深远的魅力以及文化底蕴的丰足，配之以现代的作曲技法，使其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利于古典诗词歌曲的传播。文章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内涵的挖掘和渊源的考据、发展的梳理以及分类的边角，对其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和探究，从演绎和欣赏的双重角度出发，结合自身学习实践，对中国古典诗词歌曲的内涵进行提炼、分析、梳理，然后通过对古典诗词歌曲本体进行分析，挖掘其音乐之美、声腔之美、意境之美。李芳屹的《阳春白雪高山流水——试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及演唱》，从西方的艺术歌曲作为引子，对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的发展进行研究，并对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特征进行概括。认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需要做到在“情”“声”“气”方面进行把握，做到音韵丰富、情真意切。吴婷婷的《探究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演唱特点》以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民族音乐元素，并对其相类似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与表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近现代早期古诗词歌曲在学校中的教育教学关系到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与兴盛，在这方面的研究有李秀敏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在声乐演唱专业中的教学研究》，认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自上世纪初期出现和发展以来，一直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规范且严格的作品结构，使之成为我国近代以来声乐演唱与教学中广泛采用的作品类型。文章希望通过研究完善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教学和艺术实践。张瑜的《王苏芬古典诗词歌曲演唱艺术及教学特点研究》从王苏芬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其教学特色，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读者理解中国古典诗词歌曲，让更多的人喜欢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

二、中国近代古诗词歌曲创作特征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将西方艺术歌曲的体裁与作曲技法和中国古典的诗词曲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谋求中国古典诗词的音韵起伏与歌曲旋律的巧妙配合。我国近代处于中国古诗词歌曲产生的重要时期，许多优秀的诗词配之以优美的旋律成为我国当代歌曲创作的典范佳作，许多优秀的曲目至今仍被人们广泛传唱。缜密地分析近现代历史中创作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对于推动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传统古诗词歌曲的创作，是西学东渐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音乐文化样式，也是学堂乐歌发展后的一种新的音乐文化形式。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由借用外国现成曲调发展到逐步通过借鉴、融合、学习、领会、自己创作旋律的历史脉络。但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选词基本上采用历史中较有影响力的各个时期的诗人作品，像李白、王维、王灼、白居易、李清照、辛弃疾、苏轼等。代表作有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黄自的《点绛唇》《卜算子》《花非花》；刘雪安的《春夜洛城闻笛》；陈田鹤的《枫桥夜泊》；江文也的《春晓》；马思聪的《关山月》；冼星海的《竹枝词》；李维宁的《玉门出赛》等等。

音乐的民族特点体现一个民族的音乐风格，表现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和音乐特点。中国近代早期的古诗词歌曲创作的民族性具体体现在其歌曲的旋律进行、音节音调、曲式结构、节奏节拍、伴奏乐器、演唱风格等方面，它们构成了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民族样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家黄自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先驱，他力图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有意识地在旋律的运用上采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注重和声与旋律的民族特色和区域特点。他在音乐创作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民族化的探索，比如以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的诗词谱曲，采用商、角、羽三种调式的搭配运用，通过调式的转化勾勒出令人回味的优美意境；在唐代白居易写的《花非花》的配乐中，旋律采用五声调式，民族风格浓郁。

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创作在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地掌握了国外先进的作曲技法，如采用印象和声的《卜算子》、借用浪漫手法的《点绛唇》、借用西方歌剧中的咏叹调和宣叙调的《大江东去》等等。这些作曲技法上的运用，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技法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不同的创作手法也使这一时期的艺术歌曲创作更加地趋向于成熟，为中国当代艺术歌曲写作提供了范式和参考。

钢琴伴奏是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中，钢琴伴奏的地位非常重要。刘聪认为：“旋律与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同等重要，钢琴伴奏能够体现艺术歌曲的特色，因此只创作旋律不创作伴奏的歌曲不是艺术歌曲”，除此以外，钢琴的功用还具有烘托诗词歌曲意境、作出背景呈示和渲染气氛的作用。因此，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特色之一就是运用钢琴来作为伴奏乐器，烘托其作品内涵。

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它的创作来源于社会，同时也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所处的社会环境风雨漂泊，外国侵略势力不断嚣张，国内政治状况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面对侵略，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反抗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选词基本上是具有战斗性、艺术性和民族性，充满了鼓动和渲染力。像《卜算子·咏梅》这一类的作品表达了作者以梅花作为自己的标榜，在发泄内心抑郁的同时，又赞扬了梅花的精神，表达了作曲家爱国的情操和高贵的品格。这种类型的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斗志，鼓舞了人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三、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特点

要想真正完美地演绎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近现 代古诗词歌曲的表演往往是一位演唱者和一个钢琴伴奏相互映衬，但是对二者表演技术含量的要求是极其高的。一个优秀的歌唱者能够很好地诠释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内涵，能够完美地展示其优美的音色和扎实的技术功底，使欣赏者能够在歌唱的情感中获得感动。因此，在表演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时，应该培养良好的音乐基础和较强文学功底以及突出的理解力，这是演唱好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演唱若想把深层次的诗情和意境表现出来，必须要培养和督促演唱者努力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加强我国传统的戏曲、文学等方面知识的积累，同时提升个人文化修养。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好地诠释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深层内涵和意境，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诗的情感挥发和曲的情感处理。实际上，在每一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创作过程中，作曲家都会对歌词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歌唱者对歌词的细致分析，有助于歌曲在表演中情感投入尺度的正确把握；歌词与旋律的对照结合，达到歌曲艺术的内涵与表演的统一，使表演者在演唱歌曲时有条理、有层次、有依据，从而使艺术歌曲的表演达到完美。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同时也要注意歌唱语言中正确的发音吐字问题，由于古诗词具有音韵美，句尾押韵。因此将汉字的声母和韵母看做是字头和字腹来进行依字行腔。在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演唱时，字头也就是声母在演唱中要有弹性、要清晰，对它的训练要注意气息的把握和喉头的控制。字腹也就是韵母在歌唱者表演进入声腔后，要保持其腔体的灵活性。这种依字行腔的能力要一句一句地体验和练习才能够达到。在声音的控制方面，歌曲的演唱过程中不宜有大幅度、强烈的音量变化，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体现出艺术歌曲的抒情性。因此，声音在气息的控制下，保持其发音的稳定性和注重气息的连贯与流通，以及给喉咙保持适当的空间，做到起音要准，音色、音量完好的控制。如此反复练习，培养出良好的声音状态，才能够更好地表现出近现代古诗词歌曲优雅的内涵。

在做好上述要求外，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对钢琴伴奏旋律的把握，钢琴伴奏是整个艺术歌曲的重要支撑。演唱者与钢琴伴奏应该在歌曲的内涵、语言特点、历史背景、文化内涵达成统一的认识。这样通过演唱者和钢琴表演出来的二度创作作品，才会更加的接近音乐情感的真实性。此外，钢琴在一首乐曲中，要实现不同角色的相互转换，其情感挥发亦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在钢琴伴奏与歌唱者表演的明与暗、快与慢、动与静、虚与实的对比中展现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艺术内涵。歌唱者在表演的每一次过程中，一定要和钢琴伴奏有一个好的交流，哪怕是极其细微的部分都要细密的配合，这对于演唱好一首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是极其必要的。

四、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历史评价

近现代中国古诗词歌曲以一种崭新的音乐体裁形式存在，其音乐旋律旋法与西方的艺术歌曲有着较为深厚的渊源关系；但是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歌词很多是直接选取中国历史中有着较大影响力和感染力的中国古典诗词。这些诗词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歌曲歌词的遗存。比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含有歌词的歌曲就有305首。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与乐是融为一体的时代，从而形成了“乐是诗的声，诗是乐的词”这种状况。在唐朝，“诗”这种文学体裁通过发展达到了它的辉煌顶峰，通过诗人们创作的诗词直接配乐歌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像王维的七言绝句《阳关三叠》便是唐代传唱最为久远和最为盛行的一首诗歌作品。宋代时期文人音乐中词乐的发展，不但使曲子的体裁迅速丰富，而且题材也涉猎较多，曲子中的长短句搭配接近于口语化，体现了这一时期音乐与文学密切结合的程度，从而也可以看到我国古代歌曲发展的高度。唐诗、宋词的发展，给元散曲的兴盛提供了可能，元曲的音乐用来进行叙事、写景与抒情，有着鲜明的民间风格和地域色彩。明清时期的乡间俗曲的发展亦是一种古代歌曲高度发展的标志。

忆历史，思整个中国古代歌曲发展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歌词不但体裁多样，像五言诗、七言诗、绝句、乐府、律诗等；同时有丰富的题材，像游子思归、将相忠君、寄情田园、明志达理、困苦哀思等等；还可以体现出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如李白的洒脱与超逸、苏轼的豪放与不羁、欧阳修的委婉与细腻等。中国古代历史中各个朝代的更替混杂着杀伐征讨，在战争的环境中，我国很多优秀古代歌曲的音乐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绝大多数的诗词却以文学的形式传承下来。中国近代的有志音乐家们，正是将我国的这些优秀的古代诗词音乐文学作品巧妙地与西方的音乐作曲技法进行结合，创造了这种新形式的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

结语

中国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发展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借鉴外国优秀音乐作曲技法和先进音乐理念，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意韵的歌曲文化形式。近现代古诗词歌曲的出现将外国艺术歌曲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形式。这种歌曲文化形式有利地推动了我国当代声乐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很好地继承和保存了我国古诗词文化。

责任编辑：奚劲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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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8篇

关键词：地方本科院校；中国古代史课程；教学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4-0190-02

地方本科院校的历史学专业，虽然招生来源已很广泛，一般都面向全国招生，但所招新生毕竟不能与名牌大学的生源相比，而且大多面临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因此，如何应对危机，以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设特色专业，引导高校各专业根据自己的定位，确定个性化发展目标，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笔者认为，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与需求的变化，在高校不少专业课程纷纷探索教学特色的新形势下，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无疑也应该以追求课程特色为努力方向之一，以提高教学的质量。此处所说的课程特色，并不等于在通史课程之外设置区域史之类的特色课程[1]，而是在专业通史课程中追求特色，形成特色，以特色求质量，以特色求发展。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特色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一、在课程内容方面，构建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史内容体系，凝聚自身的内容特色

在历史学课程体系中，中国古代史课程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有着比较稳固的知识体系和教学内容。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从初版到修订版再到增订版），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从第一版到第五版）等影响极大的教材使得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内容和知识系统长期稳定不变，对中国古代史教学起到了推动作用[2][3]，但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当今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普遍依赖已经形成的既有教材和体系，有很大的惰性。由于种种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更新很难尽如人意。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仍在普遍使用几十年来一直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陈旧的内容体系，单调的教材形式，很不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要想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探索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更新教学内容。在史学课程体系中，中国古代史以时段最漫长，内容最复杂而尤其需要构建有特色的内容体系。在这一方面，重点院校做了一些尝试，值得地方院校同行借鉴。北京大学张帆教授编著的《中国古代简史》继承了《中国史纲要》注重贯通的特点，是一项比较成功的尝试。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史教师认为，中国古代史教学在内容上需要做出适当的详略取舍，如以中华文明史的重大变迁问题为重点，开展课堂教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掌握必备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学生理解重大事件，能够分析当前的社会转型问题。其教学内容是以春秋战国社会转型、魏晋南北朝社会变迁、唐宋变革、晚明社会变迁等四个重大社会变迁问题为线索贯串起来[1]240。知名院校的成功尝试对地方本科院校的史学课程教学颇有启发。

改革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内容，宜用一以贯之的知识线索贯串全部内容，在兼顾全面性的同时，力求知识的新颖和创见，凝聚自身特色。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史教学应顾及中国古代历史的各个方面，但很难讲好，只能在全面和重点之间折中权衡，要以脉络贯通为旨归。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而应积极吸收专题史研究成果。严耕望就认为中国通史宜以文化史为重[4]。纵观各时期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实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张帆《中国古代简史》、樊树志《国史概要》都是有特色的课程教学例证。

二、在课程目标方面，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和本地中学历史课改实践，彰显鲜明的地域特色

除了上述将教师本人对古代通史的研究所得融入教学内容，要培育中国古代史课程的内容特色，还应当依托当地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开展实践教学，带领学生积极研究地方历史传统与地域文化遗产，把实地考察和研究成果充实到教学内容当中。要将地方历史文化精华有机地融入中国古代史课程之中。还应充分挖掘地方志资源，让地方志内的丰富资源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历史人类学方法引入中国古代史课程群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探索途径[5]。

借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应该说“在当地发现历史”。随着区域史地方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兴起，我国史学界几乎公认，任何地方的历史都值得发现和挖掘，从而为理解国家历史提供新的视角。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能够离开地方史、区域史的，都是由无数地方史和区域史有机整合而成。因此，我们的中国古代史教学，从史源的角度而言，其实本来就应当从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每一种人群中发现和提炼历史，从而为形成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在地化资源。

其次，要关注地方历史教学实践，引领改革方向，努力反映地方历史教学的实践经验，增强高校历史教学的针对性。地方本科高校的历史学专业负担着培养中学历史教师的重要使命，更承担着推进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新任务。因此，必须紧密结合中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进行培养模式上的教学改革。及时地了解中学基层历史教学的现状和需要，切实改进师范院校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发挥有效服务地方教育和社会发展事业的功能。具体来说，可以和中学联合开发历史课程资源，可以开发和编写校本教材，可以创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传播基地。如此方能彰显地方教育特色。

三、在课程教法方面，改进教学模式，探索有特色的教学方法、手段和考核方式

要形成中国古代史教学的特色，还有必要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进行多种试验，在不断地试验中总结和积累经验，探索适合自身特色的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对教师提出了相应的更高要求。教师必须紧跟中国古代史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不断提高自身的中国古代史专业学科水平，为此，需要开展中国古代史相关专题的针对性研究，例如政治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军事史等专门史学科，才能给学生以有效的专门化指导。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加深对中国古代史各方面内容的认识，让自身的知识个性在教学中逐渐彰显，从而形成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古代史教学方法。

要探索具有个性特色的教学方法，途径因人而异。例如充分开发和制作历史图表，利用图表进行中国古代史教学。严耕望认为，“图与表最能使读者、听者容易领会，使他们印象深刻，其功效较文字说明要强得多”[4]197。而现在通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大多缺乏图表，甚至全无图表，这是需要高度重视和加以改进的问题。既然存在这一不足，我们就可以在历史图表的教学上创出特色。再如现在的中国古代史教材，普遍存在史料不足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在史料的教学上创出特色。再如现行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历史论述比重不少，于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高校，就可以在民族史和边疆史的教学上创出特色。

在教学评价上，中国古代史课程也应该探索有特色的考核方式。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的学业成绩考核方式向来以闭卷考试为主。这是绝大多数高校都通行的方式，其中又有考前命题制卷和建立试题库的不同做法。为了做到教学管理的规范有序，也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这种考核方式方式是不宜随意改变的。但是，中国古代史教师并不是无所作为，也可以探索特色。例如在命题制卷时，可以适当地根据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精讲的研究心得制成考题，这样的考题就是颇有特色的，其评分标准也就相应的需要凸显特色。在考题类型上，可用填空题、选择题、论述题，而史料分析题尤其能够体现特色。

四、在课程对象方面，增开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程，为中国古代史特色教学培育新的生长点

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基本生长点是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其次是研究生。一般来说，我国的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数量普遍不多，但知名高校有着数量可观的研究生，他们也是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对象，甚至是重点对象。在地方本科院校，历史学专业实力一般较弱，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招研究生的资格，只有人数有限的本科生，因此要发展中国古代史教学，迫切需要培育新的生长点。

怎样培育新的生长点呢？一条可行的途径就是尽力争取为全校本科生开出中国古代史公共选修课程[6]。在地方本科院校，开设历史学专业的并不多，但不管有没有历史学专业，非史学专业本科生的数量都是庞大的，其中对中国古代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古代史教学的对象。知名高校已在这一方面做出了表率，例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笔者不揣浅陋，也已在本校开设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程三年，每学期开设，每期选修人数逐渐增多，仍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选课需求。在中国古代史公选课的教学上，我们在有限的28课时之内，在专业课内容的基础上，选择有自己特色的内容，精心编写了十几讲教案，制成课件，精心教学，取得了比较满意的教学效果。

总之，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地方本科院校的中国古代史教师在积极向知名高校的同行学习教学经验的同时，也应当努力探索和构建适合自身条件的有特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立足地方，开发本地历史文化资源，与地方基础教育改革实践接轨联动，以鲜明的教学特色影响周边，辐射全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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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耕望.治史三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9篇

【关键词】初中语文 古诗文鉴赏 新课改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5.11.043

新课改对初中语文古诗文鉴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任课教师向学生讲解古诗文自身所传递的作者的人文背景及情感，让学生通过对古诗词的鉴赏提升自身的审美水平，从而陶冶情操，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任课教师需要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对初中学生的古诗文鉴赏能力进行培养和提升。本文将针对初中语文古诗文鉴赏的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一、加强朗读和背诵，增强语感

古诗文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富含韵律美，古诗文的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就充分考虑了古诗词的韵律美，通过对字词的审词酌句创造出精彩的诗句。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学习到的古诗文都具有一定的韵律，可以让人很轻易的朗朗上口。

朗读是一项可以把耳、眼、口三个感官协调起来一起运作的活动，可以帮助学生调动起全身神经，集中精神领悟所朗读的古诗文。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来自广告的力量，比如说曾经的脑白金的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只要提起上一句，很多人都可以自然的跟出下一句。朗诵古诗文的魅力就在这里，通过诵读朗朗上口的句子，不必费心记忆，只需要对古诗文加以诵读，就可以很轻松地将古诗文记忆下来。学生也可以在朗诵的过程中感受到朗诵的美妙感觉，投入到古诗文的情景中，加强对古诗文的理解，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古诗文的不同特色。

现在有很多教育学者对让学生背诵不理解的古诗文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强加的教学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学生通过不断的朗读古诗文加强对古诗文的记忆，从而增强学生对古诗文的理解，只有学生能够将所记忆的古诗文铭记于心，学生才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对所记忆的古诗文进行理解、消化。这种方式不仅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业压力，还会帮助学生增强对古诗文的理解，为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奠定良好的古诗文的基础。

二、介绍背景教学，加强联想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特点，根据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不同影响，不同时代的特征也并不相同，不同的时代特征影响下的文学作品也具有其时代的独特风格。因此，任课教师可以通过不同时代的背景介绍帮助学生加以理解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

以我们最熟知的唐宋两个朝代为例。宋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繁盛时期，城市不断发展，促进文学作品的不断发展、繁荣，宋代政治上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使文人阶层不断扩大，同时宋代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理学的不断兴起，使宋代的古诗文追求个性而忽略法度，倡导有意境无法的创作理念。唐代则是政治繁荣发展的时期，政治统一、民族融合与对外交往频繁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法度与社会规范逐步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社会需要，科举制度的确立使更多的文人有机会施展抱负。“三教合一”使文学艺术受到宗教的影响，从而影响古诗文随着唐朝的兴盛与衰败分别呈现蓬勃向上、国破家亡、批判现实、同情民间疾苦等特点。可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会反映出不同的古诗文的特点。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古诗文的背景加以介绍，帮助学生理解不同古诗文的背景，让学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不同时期的文化，从而加深对不同风格、不同特点古诗文的理解技巧的掌握。

三、安排合理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进行表演

学生之所以认为古诗文难以理解，是因为学生没有站在作者的角度考虑整个古诗文存在的意义。如果希望学生能够站在作者的立场考虑整个古诗文存在的意义和背景，那么学生就会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因此我建议可以根据不同古诗文所涉及到的背景故事、文学情景等编排成课堂短剧，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学生在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中就会用心钻研每一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从而进一步了解每一个角色的背景故事，并对该角色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古诗文内容，从而加深记忆。

没有参与到课堂短剧的同学则可以通过短剧中所呈现的情景加以欣赏，从而身临其境的领悟和感受作者的意图，进而理解古诗文存在的意义，加深对古诗文的理解。

总会有学生因为感受到学习古诗文的难度，从而对古诗文学习丧失信心，进而丧失古诗文学习的兴趣，如果任课教师可以利用好课堂短剧的教学形式，可以帮助学生增加对古诗文学习的兴趣，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古诗文学习的理解能力。

四、进行诗歌分类教学，巩固解题方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单纯依靠语文的课堂教学是无法将所有的古诗文都讲解给学生的，任课教师就需要考虑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任课教师可以对古诗文进行分类教学，每一种类型的古诗文筛选重点篇章进行讲解，其余的重点古诗文留给学生进行课后训练，进而帮助学生增进理解，提高能力。

古诗文的分类方式有很多，除了上文提到的可以根据朝代进行分类之外，还可以根据作者的个人成长进行分类，也可以根据古诗文自身的风格进行分类。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兴趣点”；兴趣教学理论；古代文学；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在传承民族文化、提高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丰富人文底蕴诸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新的时代形势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古代文学教学也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古代文学跟现代社会的巨大时代距离，导致学生产生隔膜与疏离感，古代文学根底普遍薄弱。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学课时锐减、要求降低、教学过程流于表面、手段滞后、课堂枯燥乏味等多方面因素使学生兴趣减退。如何摆脱古代文学教学困境，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突破口在哪里？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刻地指出了兴趣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除了使学习者获取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而获取知识、培养能力的强大推动力就是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者一旦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变被动为主动，以学习为乐事，这样既能提高学习的效率，又能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实现学以致用、活学活用。对此，爱因斯坦做出了一个更精辟、更简洁的结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关于兴趣与教学的关系问题，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兴趣教学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被誉为“教育科学之父”的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他最早对“兴趣”概念进行界定，认为兴趣是“心理上的积极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动力”，兴趣意味着主动性，代表着“智力追求的能量”。赫尔巴特将兴趣视为教学的教育性实现的重要因素，将培养学生的多方面兴趣作为教学的直接目的，特别强调教师必须激发学生各方面的兴趣和感受性。“兴趣说”是赫尔巴特为广大教育者指点迷津的一盏明灯，是帮助教育者理解其教学论的一条红线。

另一位对“兴趣说”给予特别重视的是美国教育家杜威。他将兴趣视为教学的基本原则，视为“儿童成长能力的信号”。他提出：“兴趣是求知的动力，是个体主动认知、探索某种事物的积极心理倾向和主动情绪反应。”教育者首先应该准确把握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以此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其次，教材本身也要能引起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教材的编写和选择应符合学习者的身心特点，这样学习才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赫尔巴特和杜威都强调兴趣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差异在于前者主要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强调兴趣教学要以教师为中心；后者主要从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提倡兴趣教学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理解“兴趣教学”，不仅要关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兴趣，还要发掘教育材料和媒介（课程）的兴趣点。具体到古代文学的教学，要想从当前的教学困境中实现“突围”，“兴趣点教学”不失为一条可取之路。

本文的“兴趣点教学”是相对于“知识点教学”而提出的，长期以来的教学理念无一例外的都是突出知识点的学习。以知识点为主线开展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完整的学科知识框架。如，古代文学的教学就是以朝代顺序为经线，作家作品为纬线，经纬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点网络，学生通过知识点的学习能清晰掌握各朝代的文学常识、代表作家、典范作品、文学流派和思潮。但“知识点教学”模式讲究按部就班、环环相扣，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多是被动地听讲接受，而且由于追求知识点的完整性，课堂教学节奏很快，部分基础一般的学生一旦跟不上教学的节拍就会被落在后面，进而产生排斥感，害怕对知识的学习，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兴趣点教学”最大的特点是把培养学生对知识感兴趣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以兴趣为载体，引导学生完成对知识的学习。传授知识是目的，引发兴趣是载体，寻找和把握“兴趣点”是关键。这里的“兴趣点”重点关注三个层面：（1）学生的兴趣点；（2）教师的兴趣点；（3）课程的兴趣点。

所谓教师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对所讲的古代文学课程要有浓厚的兴趣，通过授课获得一种精神的愉悦和乐趣。所谓课程的兴趣点，是指教师在深刻理解教材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挖掘古代文学课程最精彩、最吸引人的地方（如古典诗词），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所谓学生的兴趣点，是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而不是被其他无关的因素干扰。三者之间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和组织作用，课程则是联系二者的桥梁。

总之，关注“兴趣点”就是回归教育的原点。在当前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基于兴趣理论的“兴趣点”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努力构建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新型教学模式，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思路。

参考文献：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古希腊；研究进展；新视野

对于光辉的古代希腊文明，虽然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总结。但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到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世界才又开始了对古代希腊文明的新认识与研究，延续到今天。在此期间，自然名家辈出，相关著述与争论也是层出不穷。

下面重点整理介绍最近二十年以来国内对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大致情况、成果和趋势。但挂一漏万的情况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见谅并批评指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上古史的研究经过诸多前辈学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其中古希腊史的进步尤其明显，这表现在：（1）古希腊史的史料建设在整个国内的世界史领域处于前列。（2）专门研究古希腊史的老中青人员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领域中相对而言是最多的，因此取得以论文和论著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世界古代史学科内也是最多的。（3）研究人员选题的范围广泛，涉及古希腊史的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妇女史、思想史等各个领域，同时能参与前沿性课题的讨论，在宏观与微观研究方面均已做出了某些不亚于国外学者的成果，积累了一个分支学科所必需的基本读物储备。

在文献资料建设方面，目前国内已有部分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购置了一批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希腊-拉丁古典丛书系列，如哈佛大学出版的“罗耶布古典丛书”（Loeb）、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古典丛书”（Oxonii）、巴黎经典文库出版协会的“布代丛书”（Budé）、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中央研究所的“陶伯讷文库”（Teubner）。英国的古希腊研究促进会出版物《希腊研究杂志》最为我国古希腊研究者所推重，成为少数有条件订购外文期刊的高校和研究所图书馆首选的古希腊专业杂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学者了解国外该学术领域发展情况的最重要的信息平台。

当前我国研究者一方面仍需要在考释文献史料方面下功夫，另一方面必须尽快填补在希腊-拉丁铭文学、希腊-罗马钱币学、以及古典考古学等方面的内容。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铭文学和钱币学的重要性。我国的古希腊史正在迅速成长，并逐渐走向成熟。广大学人正克服研究经费拮据，学科资料与图书积累不足，社会关注度低等重重困难，潜心钻研，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把研究推向前进。

关于古希腊史研究的学术史有多项成果问世。黄洋的《古典希腊理想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一文指出，18世纪中后期和19世纪前西欧知识界对于希腊文化的阐述显示出，理想化的希腊是欧洲现代性自我形塑和自我表述的方式，而以现代性为归宿的希腊想象对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塑造和古代希腊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深刻影响。Hellenism成为欧洲在希腊推行文化殖民主义的方式，而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也由此渗透进了我们对古希腊历史一些关键问题的理解。徐松岩的《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指出，两千四百多年来，某些西方学者一直津津乐道于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从中似乎找到了西方人自古优于东方人的“根据”。然而，通过对有关史实的重新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色诺芬对小居鲁士个人才德的描述明显言过其实，很多事件不过是某些希腊作家对史实误解或自欺欺人的曲解而已。近现代西方学者从古代作家那里继承、吸收了他们对波斯人以及东方其他民族的某些偏见。近代西方人对东方民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偏见，其源头之一正是他们对库纳克萨之战和“万人军”长征的曲解。王大庆在《论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兼评》一文中，以布克哈特在希腊研究上的代表作《希腊文化史》的最新英文选译本《希腊人和希腊文明》为主要的参照，对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研究的思想来源、贡献及特色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总结和评析。王志超评述了以研究雅典民主政治而著称的美国著名的古典学者约西亚・奥伯的主要观点及其学术特点。

在宏观研究的同时，我国的古希腊史研究者还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希腊远古及荷马时代由于受文献资料的限制，历来研究比较薄弱，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克服困难，在该领域取得重大成绩。王敦书著“古希腊‘英雄时代’辨析”一文（1985年），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提到的这一术语出发，结合古代史料、考古发现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英雄时代”不同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社会。英雄时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4―12世纪，是迈锡尼文明高度繁荣而后转入衰微的阶段，属于文明时代初期和带有奴隶制特点的阶级社会。荷马时代则属于迈锡尼文明覆亡后的公元前11―9世纪。在《荷马史诗与特洛伊战争》一文中，他介绍了国外学术界特洛伊考古的情况和争论，认为荷马史诗的内容不可能完全真实，但以迈锡尼为首的联军曾与特洛伊作战这一基本事实，大概还是可靠的。

希腊城邦问题依然是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杨共乐对古代希腊城邦特征进行了探析。李慎令、贾文言则指出，城邦既是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包含奴隶、外邦人、外侨在内的社会。在城邦的这一特性下，雅典社会的经济性质则呈现出巨大的复杂性。张康之、张乾友在《变形的镜像：学术界对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误读》一文中驳斥了学术界将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作为公共生活理想形态的惯常看法，指出将城邦生活视作现代公共生活的原型是不正确的，城邦生活只是一种共同生活的形态。张强对十篇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法令铭文进行了译注，这些铭文集中反映出作为盟主之邦的雅典在政治、经济及司法等诸多方面对盟邦的肆意践踏，是解读该时期雅典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希腊化研究一直是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一些学者把目光集中到这一重大时段上。陈恒在《希腊化时代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分析了人们忽视希腊化时代的原因，介绍了国内外史学界目前研究的相关问题，总结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杨巨平论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特点、联盟中的民主制残余、希腊化文化的多元统一性，颜海英论希腊化时期埃及祭司集团的社会地位，裔昭印论希腊化时代的妇女与东西文化交流等。

参考文献

[1]廖学盛，刘家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商务印书馆，1990.

[3]威廉・格兰.世界史编年手册・古代和中世纪部分[M].三联书店，1981.

[4]王敦书，刘家和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2篇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价值取向不明确价值取向问题一直是大学课改以及教师教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对“大学课程为谁而设”这一问题而回答将价值取向分为三个方面，即学科本位、社会本位以及个人本位。持“学科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置是为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设立的，因而在教学中更加强调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以及科学性，对学术上的要求则为更高；而持有“社会本位”观念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社会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书本知识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合，因而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地追求学科的实用性而忽视了学科自身所包含的文学修为，如审美意识等；持“个人本位”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为了学生的发展而设立的，强调学生个体与学科教学之间的联系，通过知识、价值等的传授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进行塑造，从而培养出一个“真正的人”。不同本位的选择将会造就不同的教学侧重点，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但是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出现了价值取向不明确的现象，从而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向导，降低了该学科的实际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够体现时代性西方著名学者詹姆逊曾经说过：“文学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把它看作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因而在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站在社会的制高点，把握整个社会的经济动脉，以独特的政治视角来看待我国古代文学，将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无缝衔接。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编著更多的是从社会本位出发，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服务。所以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实用性进行了深度挖掘，并没有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过于陈旧，不能够与时代相结合，从而缺乏青春的气息。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针不能够与时代接轨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在致力于我国文化的建设以及传承，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在2009年年底，我国教育部门针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新要求；在“十二五规划”的《纲要》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要求“加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努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质量却不尽如人意，其教学方针的制定脱离了时代的发展，缺乏与时俱进的特征。虽然说现在实行的是素质教育，强调对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与培养，但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强调对规律性以及共性的掌握；仍然以教师为主体，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缺乏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调动；仍然以分数为主要的衡量标准，忽视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在新形势、新环境以及新要求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仍旧采用传统的教学方针，从而不能够与时代进行很好的结合。

虽然说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汉语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但其因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独特的人文色彩而彰显着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对我国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具体显现，也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取向的综合反映，因而通过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赏析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教育，帮助其形成健全的人格。在学科特征上，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也是“通古察今”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其实，文化的发展不是对各种不同文化进行叠加，而是对过去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审视，通过不断的雕琢形成一个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兴文化形式。因而，应该通过改革创新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时代特征进行紧密结合，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价值。

建立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指出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因而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对人民进行有目的的教化作用，以文化为主要核心将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为社会的繁荣创造更多有利的价值。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围绕“为谁而设”这一问题来构建明确的核心价值体系。其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设立不是单从一个本位进行思考的，而是汲取三种观念的长处，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更良好的环境。首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这门课程的基础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的熏陶以作品中的优秀人文素养对学生的人格塑造进行辅导作用是该门课程的直接目的；最后，学生将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的文化素养投身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积极因素。

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教材如今使用的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其编写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本位，因而与现代社会需求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出入。而教材是一个课程的主干部分，对课程的安排与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而探索符合现代时代特征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探索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在对教材进行定位时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首先是时代的需求，应充分体现出“十二五规划”纲要“传承创新”的特点；其次要反映出大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在对知识进行积累的同时还需要将知识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间的衔接；最后注意选材的延展性，便于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与实践。（2）扩展中国古代文学的定义在现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一直以来都将中国古代文学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空间中，没有与其他文学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造成了“闭关锁国”的现状。其实，所有的文学形式都应该是相互交融的，它们之间都可以联系在一起，因而应该从一个更为广义的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用这些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思考当今社会问题，从而发掘出人类的本性。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宗旨，也是其最终追求的目标。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来华留学生；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原则

随着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可以在居住地很方便地完成汉语初级阶段的学习，而且由于教师、教材等各方面因素的保障较过去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这就使得近年来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也越来越高，对中华文化知识需求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其中，中国文学方面的课程不仅是很多学校汉语言本科专业留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也是众多入系留学生和语言进修生选修的课程之一。但是我们也发现，这类课程的相关教材不仅种类少，而且内容与形式上也都与教学对象的要求有些距离，这与目前语言类教材的所取得的成绩相比反差比较大，其中尤以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状况为甚，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汉语国际教育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进行讨论。

一、现有来华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分析

供留学生使用的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选用为中国学生编写的教材，这类教材谈不上针对性，一般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内容有所选择，讲解深度上也有所调整。教师选用这类教材大都是权宜之计，本文也不作讨论。另一类是专为留学生编写的古代文学教材。和前一类教材不同，这类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编写目的明确，有语言水平意识，这些因素无疑使这类教材在适用性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可以从以下比较有代表性的4类教材看到在适用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张德鑫《中国古典文学概观》②出版于1995年，是作者在美国任教时用英文给大学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课的过程中编写而成的。作者在纵览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基础上，用主要篇幅介绍各个发展阶段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用英文介绍作家生平，主要作品的内容和总体风格，列举大量作品片断并附英文翻译。整部教材主体用英文写成，目的是介绍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很多用英文对外国学生进行文学教学的教师的重要参考书目。但是，本书也因为教学对象和环境的限制，没有体现出与汉语教学的紧密关联，也没有体现出对外汉语教学的特点。由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李彦教授合作编写的《中国文学选读》，采用中英文双语编写，以避免纯中文教材使外国学生望而生畏，而纯英文教材又与汉语脱节的不足，而且每章后面都附讨论题。① 这部材的内容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其中古代文学部分可以看做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概观》基础上的进一步尝试与完善。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概要》②是作者在日本大学讲学时的讲义整理而成的。因为对象是中国文学专业的日本大学生，所以作者打破了国内一般文学史以史为总纲的编排方法，按概论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学史。总论之下按照诗歌、散文、词曲、小说几种主要体裁分别进行史的介绍，兼及介绍著名的作家作品。条分缕析、简明扼要。由于学生的汉语水平较高，作者讲座和写作都是用汉语进行，因此我们也找不到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考虑问题的痕迹。刘广和、叶君远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③是“对外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系列教材”之一，第一次明确了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关系。参编者大多是从事汉语教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线教师。这部教材的“对外”特色体现在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语言处理上，解释和介绍性的文字力求简明，对过长、过难的作品，“哪怕是名篇，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不过，其内容的选择和语言的处理仍有有悖初衷的地方。比如在《冯谖客孟尝君》一文中，“就国”的注释为“到自己的封邑去”，“就”的解释很好，“国”的解释就值得商榷。较这部教材出版稍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纲》也是一部专门为高年级外国留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化课教材，为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文化书系”中的一本。编排体例与中国学生使用的课本相类似，但内容明显做过筛选，更为精简，每节后附有思考题。从课堂教学的角度看，本教材要求学生有较高的汉语水平，尤其是阅读能力，也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多花些功夫。④欧阳桢人《中国古代文学史》⑤是2008年出版的一部教材，从编写体例上看进一步体现出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联。首先，编者遵照了国家汉办颁布的《外国留学生本科教学大纲》中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要求；其次，在每一节中都设计了练习，有详细的注释，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整体安排更适合于留学生的课程教学。当然，作品的选择和注释的繁复让一部分使用者感到美中不足。此前曾有来华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高年级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卷》出版，作者从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课教学多年，因此本书的编写体例很适合教学，尤其是练习部分更有与汉语学习结合的特点。可惜的是与之同为一个系列的诗歌、散文、戏曲卷均未见出版。⑥从以上几部有代表性的教材看出这样一些尝试：从教学语言的选择，到结构的重新组织，再到根据语言水平进行内容的调整，最后到根据专门针对留学生的教学大纲进行总体设计与编写，可以说，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逐渐意识到自身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联。

二、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相关问题的研究

由于在汉语教学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一直是“小范围”存在，关注者不多，因此其研究成果也较少，但在已有的成果中，我们还是可看到研究者在这一领域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涉及到了与此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首先，中国古代文学课在汉语教学高级阶段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文学为语言学习提供了深广的背景和特有的深度，⑦作为文学课一部分的古代文学课也有同样的作用，这是近些年来几乎每一个相关研究者都持有的立场。其次，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应该和教材编写结合起来考虑，寻找其在汉语教学中的准确定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使用的教材和中国学生使用的教材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古代文学课令学生望而生畏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说是让古代文学课陷入困境的一个致命原因。①这种状况其实是和古代文学课在整个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定位密切相关，只有明确定位，将它定位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一门课，②课堂教学的问题和教材的编写统筹考虑才成为可能。可喜的是，根据汉办《汉语言专业课程设置表》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和等级大纲》，重新编写相关教材已经成了众多的尝试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前言中有这样的介绍：“将冗长、艰难的文学史课程，立足于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特殊性，进行了一次适合教学实际的表述”。③ 这也被看成是解决中国古代文学课课堂教学问题的一种方向。再次，中国古代文学教材在文化课教材中有着特殊性。作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一门课程，古代文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因此教材的编写也要体现出特殊性。研究者们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了诸多解决办法，如双语编写、传统的吟诵的感性方式、借助多媒体手段④；在世界范围内对比中外文学，激发学生兴趣；⑤培养留学生的汉学意识等等。尽管这些设想都是将课堂与教材编写结合起来考虑的，但是在课堂教学尝试容易，落实到教材中还有一段路要走。通过对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再结合对已有的留学生用古代文学教材的考察，我们发现，总体上留学生用中国古代文学教材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总体编写思路缺少外向创新。几部教材都是立足中国古代而且局限于中国古代，缺少传播交流意识，没有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这就无法展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国外文学的不同特征。

第二，作品选编标准过于随意，几部教材虽然都共同提到一些著名的作家，但选取作品时各有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学和文化、文学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促进的关系，使这门课完全独立，甚至有孤立之嫌。

第三，汉语水平定位不够准确，尤其是编写过程中执行定位不够严格，如上例所提及的“就国”的注释，将“国”解释为“封邑”是准确的，但这个词对学生来说也是生词，陷入了以生词解释生词的循环，如果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解释成“领地”、“封地”、“帝王授予的土地”都会比“封邑”好一些。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的编写还需进一步讨论研究，尤其是编写原则需要首先明确。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材编写原则与方法讨论

文学史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它是明晰的、易于为学生所接受的；文学史中的作家、作品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作家自身和作品本身却不是清晰单纯的文化知识，而是体现着传统中微妙的文化信息。这些微妙的文化信息可以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使读者了解、体会到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情感思想的语言表达方式，并慢慢欣赏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系。⑥ 正因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多年来文学教学一直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让留学生在课堂上学习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知识，同时有助于汉语水平的提高和微妙文化信息的获得，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编写原则供各位同行讨论。

第一，点面结合，以点为主。这里的“面”指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概貌，“点”指的是具体的著名作家或作品。点面结合，以点为主，就是要给学生提供史的线索，但重在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考察几部文学史教材，大都充分注意到了史和重要作家作品这种点面的结合，但比较而言，对作家的重视还远远不够，文学史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在几部代表作品，还在于充满人格魅力的历代作家。对作家的重视，可以让思想呈现为鲜活的精神、让心理呈现为丰富的情感。因此，文学史中的“点”是作品和作家结合，而且作家应该是那些个人修养深厚、文化含量丰富的作家，能引导学生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丰富且细微的中国文化的气息；作品也应该是那些优美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使文学、语言、文化的教学完整地融为一体。

第二，中外结合，注重比较交流。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对外传播，建立学生的比较意识。对学生来说，孤立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远不如和自己国家历史上的文学比照着学有兴趣，这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过证明，因此，借鉴目前的汉学研究成果和方法，培养留学生的“汉学意识”，既能帮助他们提高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兴趣，同时又能开阔他们的眼界，培养他们的比较研究能力。而无论是面向中国学生的古代文学教材还是留学生用的教材中往往对这项内容重视不够，为了引导、培养留学生比较交流的意识，补充这方面的内容是必要的，另外，在练习中也应该设计好相关题目，发挥学生对本国文学比较了解的优势和交流的主动性，将学习与研究意识结合起来，使课堂教学得以延展。

第三，古今结合，古为今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其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现代人笔下、口中典雅的语句以及行为、志趣中的古典情怀，既是古典对现代的悠悠影响，也是现代对古典的生动诠释。在这门课上做到古今结合，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用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和知识理解古代的作家作品，也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种种现象背后的传统的根源，更好地了解、理解当代中国。这就需要我们在编写教材时时刻抱有现实观照意识，或由古及今，或由今及古，赋予古代文学以现代意义。当然，像《中国文学选读》那样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合起来编写也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尝试，甚或可以借鉴《中国文学概要》的体例，将古代与现当代文学按体裁统合编写，使其更有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对外古代文学教学的特色。第四，讲练结合，语言文学并重。高级汉语的教学一直是汉语教学界的一个难题，让汉语水平更上一层楼的方法之一就是结合专业学习来实现汉语水平的提高，这一观点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因此，打破课堂上教师的一言堂，将介绍文学史知识和提高学生语言水平这双重目的融合在一起就成为了文学史课堂要完成的特别任务。如果我们再结合目前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结合尤其必要。因为大部分学校汉语言专业本科留学生毕业时虽然都有 HSK等级的要求，但汉语水平提高的空间还很大。有位汉学家曾说过：“如果不具备较高的古典诗文的素养，是很难驾驭高级优雅的现代汉语的”。①以上观点只是个人将多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想法整理而成的，也受到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启发，有理想化的成分在，但也有一些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这些观点更多是从课堂教学中得到的思考和总结，如何将这些原则落实在教材的编写中，恐怕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尤其是需要更多的来自课堂教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细致研究。

四、余论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4篇

审美教育不仅是文学类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更是其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审美教育应以当代化、以人为本为中心，以意境为主要载体，这样才能增加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活力，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当代化；以人为本；意境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及专业的核心与主干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是分析中国文学从先秦到近代在不同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发展、繁荣与演变情况，具体包括经典作家与作品、文学流派及其艺术表现规律、文学运动与思潮、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旨在培养、提高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鉴赏、解读等综合能力。这些教学内容和目的可以概括为两个维度：一、认知维度，即要求学生掌握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变迁现象相关的各种具体的文学知识；二、审美教育的维度，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对古典文学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中净化和升华师生的精神和心灵，以促进人的和谐、全面发展。认知维度是审美教育实现的知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文学艺术来进行审美教育是最好的途径之一。高尔基曾说：“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以同样的强度既作用于思想，又作用于感情。”审美教育是美学在人们人生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审美功能的最终体现；在教育领域，审美教育不仅是教学的重要手段，更是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现实语境中如何发挥我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和功能值得我们去关注、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理念要实现当代化

如何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是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关涉到中国古代文学及其研究教学的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的“当代化”问题，而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因为古代文学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自身的价值与目的。如果教学与研究目的是为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那么古代文学的教学就会失去当今学生和读者的热爱，久而久之必然就会失去古代文学学科及课程的生命力。本课程目前的教学实践已经面临这一挑战。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性不仅仅是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教学教育手段的当代化，如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设备；更重要的是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之价值取向与目标要当代化，要能有效应答学生和读者在当下现实中所面临种种困惑和不安，塑造他们的心灵，净化他们的情感，吁求理想人生境界。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那么，古代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思想，在本质上都具有当代性。但是古典文学的当代性价值如何实现这一命题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时代要求中充分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和实践资源实现对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诠释与“误读”。这就要求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和教学者充分理解时代要求，发掘古代文学资源，并能运用后者来阐释时代命题。古典文学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下的时代困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物质匮乏的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现代化工业社会中人之异化、生态环境等命题，这些命题具有典型的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应该能够回应、介入这些具有时代典型特征的命题。在《诗经》中、在诸子百家散文中、在汉赋唐诗宋词中、在元曲明清小说中，在中国古代人们创造种种精美的意境中，充满着华夏民族独特的生存智慧，集中体现着古代中国特有的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中国古代文学既有必要也有能力、有资源、有条件实现审美教育理念的当代化。面对日益严重的人之异化与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有足够的文学及相关文化资源储存，可以大有作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诗中表现出的人生观与自然观对当代人们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该诗语言浅白通俗，但意境清新优美高远，颇具哲理性；诗人没有用对立的态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同在。更重要的是这些极具中国古典特色的话语与意境塑造了一个“诗意地栖居在大地”的人之形象，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人对“人之本真存在”的向往与践行。孟浩然在《春晓》中描绘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具体内容与意境完全可以结合当代的时代精神创造性地进行生态阐释。这样类似而又独特的诗句、意境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学生和读者就是在这些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图景、境界、审美中实现了生态教育，在对古典文学进行的审美享受中重塑、重建、重构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实现对时代现实生活中生态危机的回应与介入；同时也实现古代文学自身价值的当代化，实现了“古为今用”，展现古代文学的勃勃生命力。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之目的

文学始终是人的文学。文学应该、必然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关注人的存在。审美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辅助方法或艺术效应，其本身就是实证和实现人的生存理想的重要途径。美育目的在于人本化，即美育既以人的生存为出发点，同时也以人的生存为目的。当代审美教育观念充分肯定审美的人本主义取向，强调审美对于人的生存幸福和全面发展的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整性是审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关心人的生存和发展、尊重个性发展、促进个体的情感解放和精神自由作为审美教育的根本尺度。马克思认为审美教育是为了促进“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深刻的感受力的丰富的、全面的人。”审美教育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审美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性、人格的完善是其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认为人按照其本质来说就是审美的，人的本质和审美本性在本体上具有统一性；主体（人）的审美状态时人的自由本质的充分体现：“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和“自由地对待产品”是人作为“自由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不能处于审美状态，不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就是非人的存在。这样，美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而且更是“自然向人生成”的伟大历史成果；审美就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享受，而且是人的自由的类生活本身的特性，是人的自由生存的必要充分条件。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也莫能概外。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是如此充分如此优美精致地再现着古人的欢欣悲喜、忧伤困惑和豪迈豁达，如此形象生动地表达出古人的种种情绪与情愫。古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可以窥探我们的先人是如何生活着，生存着：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感受古人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在“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中体验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人生情怀；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中领略古人对生命的眷恋，对时间流逝的伤感；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感受古人的深沉与慷慨，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中体会古人的建功立业的豪迈，在“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想象古人的家国情怀……，在这样的优美动人的意境中，读者、学生、当今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与古人进行着对话，在体验古人情绪和生命的同时感受自己的人生。的确，审美教育不能直接影响人的行为与实践，也不可能直接去创造美的环境，但能逐步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建构美的心灵。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审美教育无疑会对读者（学生）的行为实践和人生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实现了以“以人为本”，以“以今人为本”；也就践行了人们通常所说的“让历史引领现在，让历史照亮未来。”

三.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审美与教育的辩证关系

审美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西方马克思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及艺术审美内在的含有政治与革命的潜能，其实质是强调通过艺术及其审美改造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感觉、情感、判断、认知等等，从而最终改变人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文学艺术审美也势必内在的含有教育功能。但是必须要强调，虽然审美必然引发一定意义上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一定就是审美。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教育教学实践中有一点颇为关键，就是要处理、把握好审美与教育的关系。文学审美要取得教育的实际效果，就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必须首先给予学生（读者）以美的享受和乐趣。审美愉悦和享受是文学艺术之教育功能实现的前提和充分条件。很多学者都曾论述过审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古罗马的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以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同时又对生活有帮助。在你教育人的时候……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有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而简练地把审美教育的特点和功能归结为“寓教于乐”。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雄辩的目标是说服，历史的目标是教导，诗歌的目标是用移情动魄的手段给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指出艺术作为教育的有益手段不是简单生硬的说教，“诗人、小说家、演员，他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打动人心，特别是当心灵本身舒展着迎受这震动的时候，就更准确有力地打动人心深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仅仅存在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艺术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强，就越会弱化自身的一再力量，越会迷失根本的、超越的变革目标。”本杰明也曾说：“只有当一件文学作品以文学标准看是正确的时，才可以认为它的倾向在政治上正确的。”所以，文学艺术的教育潜能也仅仅存在与它自身的审美层面，即其文学性、审美感越强，其教育潜能才可能相应越强；反之亦然。文学审美教育具有人文性、感受性、情感性、直观性、形象性、音乐性等特点。审美教育不是像德育那样以“概念”、“逻辑”进行“分析”、“推导”、“说理”、“说教”，而是通过诗人创造的种种美的形象、意境，潜移默化，渗透于人的感官和情感，在感觉、想象、体验中不知不觉中改变人的心理和喜好，从而实现文学艺术审美的教育功能。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其审美教育实践的基础在于师生要充分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特性，即了解、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等），认知、体会其文学表现形态的华夏民族古典特色，包括传统的文学观点（言志说、虚静说、文以气为主、赋比兴、文已尽而意有余、神思说、缘情说、妙悟说），古汉字的象形特点和古汉语音韵独特表现（双声叠韵对仗押韵等）。在中国先人所创造的富有感情的富于声律辞采美的古典语言形态中，在美的享受和愉悦中，在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最具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意境中充分实现其潜在的教育功能。

四.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特有的审美教育载体“意境”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最高范畴，是极具华夏民族特色的文学概念，深得儒、道、释三家学说的滋养，是古代先贤以华夏民族传统思维的独特方式，对文学艺术审美特质的理论把握。一般认为，“意境”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等方面，是艺术辩证法的充分体现。它的更为空灵与高妙的美学意蕴则是将有限的生命境遇与无限的宇宙图景相互交融。从汉朝的刘勰，到唐代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再到宋代严羽，清代王夫之、王士祯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丰富、深化了传统的“意境”论。直至近代，接受了西方文艺哲学而又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王国维完成了古典美学已经论的探讨，提出了理论化的意境论。中国古代诗人无不在创作、欣赏中鲜明地体现出对意境的审美追求，并在这种对意境的追求中显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诗人之思和诗化的感觉方式。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一般不提倡激烈感情的直接流露，而强调情感必须通过可以感知的对象（景）呈现出来，使情成体，化无形为有形，将作者情感渗透在、弥漫在、投射在景物上，使率直表露的情感变得含蓄蕴藉，并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召唤着读者，激发他们的直觉、想象、情感，读者可以把玩无极，回味无穷，即所谓“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一切景语皆成情语。意境是意与境的结合，但“意”中必含有情，情是已经的基本要素，无情不能成意境。杜甫在其名诗《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中就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意境。诗中写景与抒情结合完美，真正做到了情境交融的效果。写景状物，叙事绘人，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个独立的天地和世界，自然又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景、物、事、人等综合构成的“境”，和作者所要表达之“意”浑然一体，含蓄而又强烈地表现出作者对于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前人曾云：“古人卫士，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举出的典型例证就是这首《春望》。《春望》被后世认为是表达“国破家亡”悲愤忧伤之情的典型意境，成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经典之作。

总之，意境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审美教育载体和抓手。古今中外的学者们都认为文学审美教育具有突出的形象性、体验性、情感化、生动化等特征；而意境所具有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审美特征正契合了这一要求，使得古代文学的审美教育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容易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潜移默化，达到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意境使得相应的文学审美教育在实践过程达到了较为理想状态。

作者：彭江虹 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

参考文献

[1]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尔库塞.审美之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周宁，金元浦.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古代文学特点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影响

1.前言

现代文学是时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受传统的民族文化影响而自然形成的。鲁迅先生曾经评价现代文学说：“符合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禁锢中国的民族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小说、散文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其爱国明理、诚信守礼、勇敢自强的核心是历经时代幻化而永恒不变的，是文学歌颂和赞扬的主题。现代文学的产生对古典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和内容与形式上的革新的关系，在保持古典文学内涵不变的情况下，又为其增添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容。现代文学从优秀的古典文学中汲取精华发展自身，因此说古典文学为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诗歌产生的影响

我国是诗的国度，古典诗歌成就斐然，有着自身独特的韵味和意义。自之后，白话文得到了大力提倡，涌现出了大批的现代诗人，他们使用白话文作诗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但是现代诗从诗歌的意境、韵律、形式上看，大多却来自传统的古典诗歌。

2.1对现代文学诗歌意境的影响

意境是指诗歌创造中通过语言文字构建的诗歌环境，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可在精神层次上引起共鸣。古典诗歌尤为重视对意境构造，诗仙李白、诗鬼李贺、诗圣杜甫可谓是对意境的描写达到一定境界的高手，王维更是被人称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代表。比如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营造了一种山间秋夜宁静而有生机的意境，石上流动的清泉，松间照耀的明月，归来的泛舟渔人，表达了作者高洁的情怀和脱俗的精神追求，读者仿佛是路过的游人，此种意境很容易与人产生共鸣。受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人对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的运用成就了现代诗歌的意境美。比如冰心的现代诗《成功的花》，“人们只羡慕它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他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通过营造花儿绽放背后的苦楚，表达人们成功的得来不易。徐志摩的诗句“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简单的几句写景，意境和心情便全然而出。这中创作手法以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创作为基础，进行了现代的创新和改变。

2.2对现代文学诗歌韵律的影响

古典诗歌对韵律要求非常严格，有其必须要遵守的规律，对音调的搭配、字词的协调十分讲究，盛唐之后的格律诗在社会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对押韵和对偶的运用也较为讲究。比如杜甫的《三绝句》，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每句的最后一个字都是押韵的，“飞”和“稀”同属平水韵，在今天读来不押韵，但其实是押韵的。俞平伯和闻一多创作的现代诗歌最具古典诗歌的韵律美，俞平伯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来自古典诗词的。湖畔诗人也曾经创作过一些具有格律特点的诗歌。与传统的古典诗歌相比，现代诗歌对韵律的要求更加灵活多变，更加注重实用美。除此之外，在诗歌的创作的形式上也受到了古典诗歌的影响，现代诗歌继承了古典诗歌的简短形式，以宗白华的诗歌为例，特点尤为显著，简短凝练，琅琅上口，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3.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小说产生的影响

古典小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对现代文学小说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当时古典小说的一些主题表达和小说结构被沿袭了下来，甚至古典小说的内容也被现代人津津乐道，甚至在其基础上进行翻版和创新。

3.1对现代文学小说主题的影响

在古典小说中“仁义礼智”、“爱国思想”等是小说永恒的主题，是当时社会人们追求境界的一种反应和体现，通过作家的笔赞扬了社会的传统风气，讽刺了不良的社会现象。比如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儒林外史》以讽刺的手法表达对当社会黑暗的控诉。现代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受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影响，以暗喻和讽刺的手法表现时代的主题，给人以深刻得反思。著名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从诞生一直到今天，依旧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热捧。小说里详细阐述了当时社会的生活场景，展现了一个家族从繁荣到衰落的整个过程，浓缩了历史的变迁。对封建贵族的制度进行了批判，提倡人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进步。《红楼梦》的主题在现代小说中经常有所体现。老舍的《家》、《春》、《秋》等都吸收了古典小说的主题内涵。

3.2对现代文学小说结构的影响

小说的结构对表达小说的主题有着重要作用，古典小说的结构特点尤为明显，比如《红楼梦》采用的章回体的结构，其他小说的特点在现代小说中经常被模仿。比如张爱玲的《沉香屑》、《倾城之恋》在古典小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但是人物说话的语气、描写的场景极易使人联想到古典小说中的情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运用的白描和故事性的记叙手法都来自古典小说，《金粉世家》、《吕梁英雄传》的小说结构则继承了章回体的手法，

4.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散文产生的影响

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优秀散文，至今都被不断的传诵和研究，如先秦时期儒家的《论语》、历史散文《左传》，两汉司马迁的《试剂》，唐宋时期的《古文观止》等。现代作家受到了古典散文的熏陶和影响，对现代散文进行创作时，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借鉴了古典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内涵。

4.1对现代文学散文风格的影响

散文风格是文章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统一的艺术特性，与作者的个性和表现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古典的散文风格受当时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在表达上较为含蓄，语言大多较为清新秀气，情感细腻，书生气质浓厚。现代散文继承了古典文学的清新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冰心的散文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散文的影响，并将这种风格特点与西方的典范相融合，创造了独特的散文风格。除此之外，著名散文家林语堂在创作散文时经常用到文言词和古典散文的句法，排偶、对仗等方式的运用，也可以看出现代散文深受古典散文风格的影响。

4.2对现代文学散文体制的影响

散文体制是指文章的类型，根据文章所表达中心思想的方式将散文分成几种类别。先秦时期便创立了我国文学的议论与叙事的散文体制，汉朝以哲理性散文著称，唐宋的情景散文尤其引人重视，明清的小品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古代散文体制的不断发展，逐渐走向成熟。比如古典散文《桃花源记》，属于情景交融式的散文，通过对环境的夸张渲染，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现代散文依旧保留着议论散文、叙事散文、写景散文等体制，并集古典散文之众长，融合了百家散文体制的特点，发挥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春》、《荷塘月色》，张晓风的议论散文《行道树》等。在古典散文的基础上对现代散文的体制进行了创新，但归根到底，离不开古典散文的影响。

5.结束语：

古典文学成就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宝，也是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用之不尽的文化遗产。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众多学者长久以来共同研究的话题，探讨古典文学的构成因素和精神内涵对发展现代文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除了本文阐述的在诗歌、小说、散文方面的影响之外，对话剧、戏剧等均有影响作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仍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实践。

参考文献：

[1]刘莹. 浅谈我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深远影响[J]. 学理论，2013，02：164-165.

[2]卢晓霞. 论中国古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影响[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09：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