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发展趋势范文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篇

我国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乡镇群众文化发展的意义主要针对两个方面：首先对于社会建设来说，文化的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文化的发展同时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和经济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互相扶持。因此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同步起来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其次对于人民来说，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精神文化需求就会增加，群众文化的建设充分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生活项目不仅仅是劳作和简单的生活，多彩的生活节目和娱乐使人民幸福感提高，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生产力的提高。乡镇居民文化水平和素质的提高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发展。

二、乡镇群众文化发展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小康社会，乡镇企业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发展迅速，直接带动我国乡镇经济的发展。到2000年底，乡镇企业增加值27025亿元，比上年增长8.6％，5年平均增长13.1％；利润6460亿元，比上年增长9％。乡镇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上升。物质生活需求满足后，精神文化需求增长。而目前乡镇群众文化产业的发展目前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是目前乡镇群众文化发展的现状。具体原因有三个方面：

（1）政府在发展乡镇的时候重经济增长，轻文化氛围塑造。一个地区全面健康的发展应该是经济与文化并重的，但是由于我国乡镇经济起点较低，经济水平城乡差距太大，部分地区政府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和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文化氛围的塑造，我国很多乡镇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和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对文化方面的忽略和一味的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很多乡镇出现了文化荒漠，原有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逐渐没落消失，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间古老的技艺逐渐失传，这是缺少文化氛围造成的。我国部分乡镇存在着经济和文化不能同步发展的现象，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文化底蕴的国家，拥有多民族，多元化文化发展，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去发掘和维护，不是一日之功。在经济发展的同步如果文化建设和文化氛围塑造跟不上，后期当发现文化建设满足不了群众需求的时候只能亡羊补牢。

（2）乡镇本地文化艺术人才流失严重，城市中的文化艺术人才不愿意回流，造成人才的缺失。乡镇由于其发展水平，生活便利程度以及医疗水平等与城市有较大的差距，生活环境不如城市，造成乡镇本地出身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在学成之后拥有了专业的技能后多数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加上本身乡镇地区文化气息淡薄，这些人才不愿意再回归本地支援本地文化建设，而城市原有的文化艺术人才也因为生活条件以及薪资待遇等问题上不如城市很少愿意选择乡镇文化馆工作。群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指导和组织，乡镇文化机构目前没有比较好的政策吸引和留住文化艺术专业人才。人才的缺失是影响乡镇群众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乡镇居民本身的意识和文化水平问题。与城市相比乡镇的教育多年以来一直处于慢速发展阶段，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因此人民群众多数存在着清楚的了解到自己有文化需求但是没有文化意识，生活单一，缺少娱乐。群众不知道应该如何满足自身文化需求，受教育程度低，乡镇思想相对封闭，尤其是农村地区很多人无法打开心扉走出家门，自发组织民间艺术团体和娱乐活动，广场舞这种在城市中随处可见的群众娱乐项目在农村地区寥寥无几。群众排斥自发组织文化活动等问题阻碍了群众文化的发展。

三、未来乡镇群众文化发展趋势

群众文化的大力全面发展是未来乡镇文化发展趋势，为提高乡镇居民的整体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未来我国将会重点发展乡镇群众文化建设。从政府方面，政府应该推出相应的扶持政策，设立专门的经费，建设乡镇文化馆和文化设施。政府结合当地旅游局，对于有旅游价值的乡镇着重发展旅游景点和旅游文化，开发当地的特色旅游文化有利于发掘当地历史风俗特色文化，当地居民同属于一个民族，最大限度的开发民族特色文化形成独特的群众文化氛围。文化馆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特色比赛，例如歌唱大赛，广场舞比赛和乡镇戏曲大舞台等活动，低门槛开放，鼓励群众踊跃报名，有优胜者给于名誉和实质性奖励作为鼓励，也可以推荐到市里参加更高一级的比赛。乡镇之间，城乡之间可以互通有无，通过交流切磋和比赛的方式互相学习好的文化建设方式，实现文化多元化发展，互相吸取文化建设精髓。从人才方面，当地文化馆推出人才引进和当地文化艺术人才优先安排岗位的政策，将人才巩固在当地。良好的群众文化建设离不开专业人才的指导和组织。对人才的引进推出相应的政策吸引人才常驻是群众文化建设有力保障。从群众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艺术团体的组建，原有的民间艺术团体要大力支持和普及，安排演出机会，地方电视台电台积极配合宣传，将点扩展成面，尤其是有地方本土特色的文艺团体，传承当地传统特色文化艺术的民间艺术家要重点培养和维护，将古老的技艺传承下去，形成地方特色。

四、结语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乡镇治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1-0022-03

随着一系列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特别是城镇化的推进，农民阶层逐渐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各种新的利益主体，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也不断增强。农村基层治理需要更加开放、公平、多元的利益表达、沟通和反馈渠道。建立和扩大乡镇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多元的民主合作机制，扩展农民民主参与乡镇政治的渠道，使之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到乡镇政权的选举、决策、监督、治理等诸多事务当中，使国家与乡村社会在乡镇治理中达成积极、全面和有效的合作。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农村基层治理来说，乡镇治理如何改革和完善，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一直以来，农村基层治理主要有两种基本力量，一是乡镇政权为代表的行政力量，一是村民自治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乡村治理应该把行政力量和自治力量有效整合，形成乡镇政权领导下的多元合作治理的新型乡镇治理模式。

事实上，农民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对于乡镇事务的参与意识、参与热情也在逐渐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逐渐形成了“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格局。这种格局之下，我国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农村的土地关系、村集体资产的经营、农民的负担、政府任务的落实、村庄治安、村民福利等利益关系，都发生于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之间[1]。农民的利益关系主要限于农村内部，由利益引起的矛盾也主要存在于村庄。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农村社会组织与乡镇政权的利益关联性越来越强，农民的利益范围已由家庭、村庄延伸至乡镇。基于公共服务的问题、土地问题、乡镇政权对村民自治的行政干预等等问题，农民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对于参与乡镇政权有着直接的利益诉求，政治参与不能再仅仅局限于村民自治。随着农村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入改革，市场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对于乡级事务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都逐步增强，这就要求农村基层治理要有新局面和新的探索，这种新局面笔者认为就是乡镇多元合作治理。

乡镇多元合作治理的内涵包括治理主体多样化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农村社会中多元的独立行为主体要素组织起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共同自主治理，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这种治理相对于传统的乡镇政权的管理来说，有着巨大的变化。它要求变革乡镇政权对乡村事务的单向行政和管理，充分调动乡镇内部各个利益群体、社会组织和农民的自主性力量，通过合作、协商、协调等方式，共同解决在乡镇民主政治参与、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矛盾化解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领域存在的问题。

乡镇政府是承担乡镇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功能的组织设施和结构实体。政府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客观上取决于政府职能的消长，而政府职能是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由政府承担的功能性范畴的总称。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而言，政府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实质上受制于特定阶段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公权力配置与运行格局[2]。

尽管目前社会上对乡镇机构改革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达到共识的，那就是乡镇机构改革的前提在于转换职能。其争议在于，乡镇政权职能是要强化还是弱化。主张乡镇职能需要强化的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应当逐步增强，才能规范市场，组织弱者，保护弱者，维护社会稳定，最终维持市场机制，因此改革中应当强化乡镇政府的职能[3]。主张弱化的认为，目前乡镇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现在应该把市场经济下不属于乡镇政府的职能剥离出去、转移出去。乡镇政府主要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不属于政府管的坚决不管，建立起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与市场管理、与社会自主管理的新型关系[4]。

笔者认为，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与外部世界的各种联系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农民的社会化服务需求也相应增多。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要与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和政府治理改革进程相适应，并且要和乡镇政权机构改革结合起来，依法行政、规范市场、扶持中介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创造有序的法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建立廉洁自律、求真务实、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适应社会主义生市场经济的乡镇政权管理体制。简而言之，乡镇的要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

首先，在执政理念上，要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是乡镇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高效、透明和廉洁的原则下，要切实满足农民的多方面需求，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保障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乡镇政府要依法治国，坚持政务信息公开透明，阳光操作，保证执政环节的有效监督。其次，在公共服务上，做到公平公正。在乡镇财政范围内，不仅要公平公正地为辖区农民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安全服务等纯公共产品，而且要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医疗卫生、农业技术和信息服务、农村金融服务等准公共产品。乡镇政府还要积极吸引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多元主体投资公共服务项目，努力开辟公共服务投资新渠道，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发挥其应有作用。再次，在机构设置上，要精简高效。乡镇机构的设置要有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的治理，构建服务型机构，向农民群众提供有效的服务，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管理统一。一方面，要对乡镇机构进行精简合并“瘦身”，把乡镇大量管理型机构转换为服务型机构，乡镇直属的事业站所按照职能行政的归政府，市场的归企业，社会的归中介组织的思路进行改制；另一方面，要对乡镇机构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和规范，尤其是对隶属于“条条”管理的上级派出机构的管理进行改革，使乡镇政府对这些机构有一定的监督和管理权，使其真正为乡镇发展服务。另外，建立服务型政府，也要建立和完善乡镇政务公开机制。不仅要完善乡镇政务公开的内容，规范乡镇政务公开程序和方式，而且要健全乡镇政务公开的监督约束机制，要为农民参与乡镇事务管理和监督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而且也要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民互惠信任关系。总之，要创新乡镇政府工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提升服务质量。

毋庸置疑，在乡镇多元合作治理体系中，乡镇政权是乡镇治理的领导者和引导者。乡镇政权在农村基层政权中承担着指导乡村行动的共同准则及方向的任务，兼顾公平与公正、效率与民主。乡镇政权需要规范和完全自身的权责体系，保证政府行政的合法、权威和有效。

随着城镇化、市场化的发展，乡村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出现了多样化的治理主体，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公益服务组织和村民互助组织纷纷涌现。这些组织的出现，使现阶段的乡村治理既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蕴涵深刻的机遇。要实现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应顺应多元合作治理的趋势，积极吸纳农村社会和市场的力量，用法治化、制度化来规范和促进农村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构筑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与渠道，与农村各种社会组织进行平等沟通与协商，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乡镇多元合作治理的重要参与者。

要真正实现乡镇多元合作治理，首先要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内涵、特征及其在乡村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清楚的认识。农村社会组织是广大农民实现自我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参与和推动农村合作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农村社会组织的出现有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整合。新兴的农村社会组织在多元合作治理中能够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整合乡村社会中各利益群体，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保证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其次，这些组织是广大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他们对于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有着积极性和主动性，愿意在政府引导下发挥自身优势投身于兴建农村基本公共设施、兴办教育和养老机构、提供市场信息和法律援助等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再次，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农村社会组织通过乡规民约或规章制度，维护乡村治安，打击违法犯罪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最后，在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方面，比如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农地征用问题，农村中的社会组织也积极承担起调节和维权的功能。农村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力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实现政府向社会分权。在建设‘大社会’和‘强社会’的同时也建设一个‘好社会’，而上述目标的实现至少有赖于三方面内容的实现，其一是培植新的社会组织；其二是改革现存社会组织；其三是实现社会对政府事务的参与。”[5]乡镇政权要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政策扶持和引导，从法律的层面明确其性质、地位与职能。农村社会组织是广大农民自我设计、自我计划、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组织。它不仅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志愿性等特点，更具有自治性特征[6]。在实践中，乡镇政权要消除对农村各类社会组织的行政干预，将农村社会组织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保证他们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要尊重农村社会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有效调动农村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首先，要改革和完善乡镇人大的选举机制。要提高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和差额力度，让更多的农村社会组织的领导者通过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有机会担任人大代表，真正代表和反映农民利益。在乡镇主要干部的选举上，充分落实乡镇人大的人事权和监督权，真正做到由乡镇人大选举和监督乡镇政府主要领导。有条件的地方，各个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也可以通过个人自荐、群众举荐和组织推荐等多种形式积极参与乡镇领导的公推选举工作。这样在制度上，将体制内的乡镇政权与体制外的农村社会组织有机结合在一起，在乡村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整体优势。

其次，建立和完善乡镇议事协商民主机制，推进有序政治参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改革引发的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要求从多层面推进协商民主机制，达到各种利益与价值的协调与平衡。2012年，党的十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协商制度，尤其指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乡镇来说，推进乡镇协商民主，首先要建立健全乡镇协商组织，形成协商会议。在实践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都设有政协机构，但乡镇一级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设立。县级政协是人民政协的基层组织，在县以下，设立了政协乡镇联络组作为县级政协的派出机构。在改革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农村建立和完全乡镇协商民主机制，对于大大提升农民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治理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乡村治理由行政管治向协商共治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当前，在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方面，最紧迫的是组织和机制创新，尤其是监督制度和实施机制创新。建议在乡镇一级设立政协联络处，除完成上级政协交办的事项外，参与乡镇党政中心工作，列席乡镇党委、政府班子会议；积极组织活动，搭建议政平台，密切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特别是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基层社会组织的联系；积极反映民意，促进民生改善，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等工作。在制度上，建议将信息公开列为协商民主程序的必需环节，加强协商前、协商中和协商后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向公众公布协商的议题。时间和协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充分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7]。

再次，改革和完善乡镇考核评价机制，多元主体参与，上下联动考评。乡镇考核评价机制对于乡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从考核内容上来说，一般侧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党风政风这几个方面。然而在实际考核中，考核指标往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事业发展，重管治轻服务，重责任轻权利。在传统的压力型绩效考核体系约束下，乡镇政权承受着来自上级行政机关的巨大压力，对上负责是指挥棒。乡镇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主要以上级考核为主，自我评估为辅，评估主体相对单一。乡镇政府是人民政府，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谋利益。乡镇政府绩效的优劣，根本指标是看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具体而言，评价考核体系应该包括民众对政府决策的支持和拥护程度，对政府行政能力的评价情况、对乡镇干部政绩的评价状况、对政风和廉政建设的满意度、对行政机关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的评价、对政治文明发展和社会道德状况的评价等[8]。在新的多元协商治理中，多元基层治理主体纳入考核评价机制之中，规范并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考核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徐勇.延伸与扩展：乡镇民主的启动与突破[J].探索与争鸣，2009，（4）.

[2] 周金恋，陈亚蕾.乡镇机构改革与乡镇治理转型[J].郑州大学学报，2011，（6）.

[3] 潘维.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詹成付.乡村政治若干问题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

[5] 郑永年.如何建设中国大社会[N].联合早报，2013-03-05.

[6] 覃杏花.我国农村社会组织自治现状及其完善路径[J].江西社会科学，2015，（9）.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镇配网 规划设计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TM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8-0229-01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用电水平提高，合理的乡镇配网规划势在必行。城乡配电网规划工作涉及电网技术、经营管理、规划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全面性、系统性、延续性的重要工作。 稳定的电压质量可以使供用电设备免受损害，让用户能正常生产，因而利大于弊明显。

1.乡镇配网的设计规划

1.1 总体电荷的预测

预测负荷过大、过快会导致电力建设投资的问题，不仅不会实现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而且会使电力建设企业在经济损失；反之低负荷预测，电网建设将难以满足基本需要的负荷发展，即在城市配电网规划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会给城市电网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困扰。另一方面，配电网规划的基础上，现有的配电系统的连接方法的基础上，对网络的发展，考虑到积极的方向，如果没有对电力网络，那么电力将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是很难有效地评估网络的整体技术能力，将失去了相应的措施，采取了解决问题的机会。为了适应城市规划配电网的时代需要，应根据城市中心的变化情况，进行负荷预测。区域城市规划与规划时期，以确定不同消费增长率的电力负荷预测规划的区域负荷分析，确定区域电力负荷，根据城市中心的变化，区域城市规划和规划期间，以确定不同的能源增长速度。根据负荷分配网络规划的预测，确定电网结构，配电和电压等级的选择的发展水平。在实际预测中，不能用单一的预测方法，而是要与分布函数、地理区域、综合预报因子的电性能进行综合预测，从而保证预测的准确性。

1.2 比较选取最优规划方案

根据电力平衡分析的负荷预测结果，根据电压等级对城市的电力平衡进行分析。规划应将电网规划与电网规划相结合，按目标年的阶段性分区来平衡电力，同时与区域经济发展同步、适度超前。根据预测的负荷水平，配电网规划和功率平衡分析结果提出了一个新的变电站选址选址、路线方案，并最终确定阶段和年底的各规划水平年的目标电网结构，并给出了当前状态的网格和阶段结束时的城市网络规划地理布线图。

1.3 配网规划应注意的问题

配电网结构在供电可靠性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应考虑城市配电网的结构。一般城市环网结构的负荷转移能力是比较简单、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的电网运行，可以实现“N - 1"”，负荷转移率可以达到50%。对于可靠性要求较高。你可以添加具有双环结构自动重启。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城镇的配电网结构不宜过于复杂，应尽量简化结构，更简化，操作和维护更方便，可靠性更高。随着网络计量设备水平的提升。提高电能表的配置，保证电能表测量的准确性，是降低线路损耗率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城市电网已广泛应用于电子式电能计量装置，取代了原有的机械式电能表，测量精度达到1.0级，而表损耗表本身也大大降低了。

仪表升级换代和更换计划的实施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通过计算表明，一些小型工业用户在更换前和更换后的表更换，抄见电量相差3%～5%，可见常规旋转测量表的损失减少。这使得其他行业的电力供应将逐步走向自动化的方向发展，也是对配电自动化的不断改进和投入使用，使配电网运行也向着科学发展的方向，对部门或企业的有效管理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乡镇配网规划设计的意义

2.1 乡镇配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由于我国城市配电网规划起步较晚，原本设计为疏忽、着急，尚处于初级阶段的配电网规划，供电运行方式不够灵活，缺乏整体的概念和发展眼光，并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从而导致不合理的配电网接线造成城市配电网的不均匀分布。当故障与功率受限的情况下，会影响维修计划，解决故障恢复等常见问题。例如：有的地区电网点多，用之不尽，有的地区的电力线路半径过大，严重损坏，浪费太多的权力。分配状况，说明当前城市布局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配电自动化技术是通过实时监测配电网运行状态，从而优化配电网的运行方式，如果有的话，可以对故障区域进行排查和异常位置的最短时间，从而保证和出现故障隔离区域，其他用户可以保证正常供电和合理控制配电网，提高供电质量，保证设备的安全性。同时它也具有自动抄表和计费功能，及时阅读，并不能进行任何复制错误，将提高企业的效率，扩大经济效益。

2.2 乡镇配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由于城市建设的电力应用现状，不充分重视配电网，建设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造成供电线路容易发生故障，事故频发，故障频率高。虽然一些新技术的引进，在使用新设备后，情况有所改善，但与国外城市相比，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差距，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经济建设。城市规划必须与城市居民生活的需求分布、区域电网建设的现有水平、电网建设项目的投资相适应，从而保证城市配电网建设规划的效率。所以科合理性的建设、配电网规划方面，在经济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应优先减少电缆架设的高空线路，提高配电线路的速度。此外在对配电线路电缆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电缆故障线路跳闸的问题，将线路走廊以电缆沟为主，如果不可能用电缆管铺设，尽量避免使用埋电缆。

3.乡镇配网的未来发展趋势

3.1 提高信息化技术

配电网规划的经济效益评价，包括电网的投资和消费收入的增加而产生的比较，以使电网的可靠性，线路损耗率，电压合格率达到一定指标，需要投入的成本之间的比较，可以确定投资和利润的研究，使用电力供应的方法。加快电力建设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对电网投资和提高电力消费进行比较，以确定投资是否值得投资。因此，电网投资的发展过程中，电力消费的快速发展，当地电网投资，电力消耗缓慢的地方，相应的电网投资少。对于用户来说，供电可靠性很好，但相应的电网投资将会大大增加。对于大电力或关键用户，保证高可靠性，能增加电网投资，因为减少停电时间，也可以减少用户和供电企业的损失。电力损失率是反映电力输送过程中损失的程度，公共网络的损失是由供电企业承担的，通过技术改造的电网设备，供电企业可以直接经济效益。为了使供电设备和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国家标准的供电电压，电压频率和幅度的波动范围，波形和三相对称电压提供。

3.2 基础资料与数据管理的完善

在配电网规划，负荷预测时要是由于专业知识和科学计算软件的不足，历史数据和不完整，会导致负荷预测、电力分配导致不准确的结果，电路结构方案的误差；电力系统潮流计算、短路电流计算、电压和无功功率损耗和电压偏差较大；线损率、电压、短路水平等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校验，甚至有些地区的规划方案没有进行电气计算，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通过科学规划可行性差引起的。所以城市规划、线路走廊和电缆沟等方面的事宜得核实好，以确保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用地的城市配电网络可以保证。

4.结语

目前的乡镇配电规划依然存在问题，要做好乡镇配网规划工作，不仅要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结合该乡镇的经济发展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商静.山区农村电网配网的规划设计[J].电子世界 ，2014（05）：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镇企业；经济发展；必然趋势；严峻挑战；发展路线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3-0030-2

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乡镇企业是中国乡镇地区多形式、多层次、多门类、多渠道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的统称，包括乡镇办企业、村办企业、农民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五级。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效卓越、贡献很大。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乡镇企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不断深化改革和开拓创新，已经和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新的变化。

1 乡镇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1.1 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我国属于人口大国，生产力水平将对较低等一问题制约者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当前农业的发展首先要做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为农业供给了大量生产资料，为产前、产中、产后提供运输、供销等各项服务，支持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一部分解决了农民的粮食销售问题，减少了农民对于粮食滞销的担忧，并且产品不仅仅局限于初级产品，为农村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

1.2 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工业产值不断攀升，占社会总产值的60%以上。但目前我国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在简单的农业生产中。衡量工业化的标志包括工业的产值比重、工业劳动力的比重、劳动生产率、国民收入的构成等，所以说现实中存在一定问题，我国要实现工业化，还需要做出很大努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如果将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带来住房、交通、生活供应、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难题。因此，要实现工业化，在保证农业稳步发展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目前，乡镇企业已为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缩小城乡差距做出了突出贡献。实践证明，实行城乡一体化，工农一体化，工贸一体化是实现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1.3 发展乡镇企业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

我国要实现强国之路，最根本是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乡镇企业是国民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乡镇企业最根本的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富裕了农民，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并且使国民经济上升了一个台阶，为国家增强了经济实力，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税收，创造了大量的外汇。

1.4 发展乡镇企业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一些农村落后的状态，提高了农民收入，解决了许多政府无力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乡镇企业把现代工业文明注入广大农村，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二、三产业大军，使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另外，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提供了广阔天地，是农民足不出户就能为自己增收，农民富裕了，精神状态也提高了，生活质量也有所提升，是稳定农村社会、提高管理效率，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坚实物质基础。

2 乡镇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2.1 经济全球化对乡镇企业影响巨大

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带动力商品、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国际竞争加强，给乡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2 国内消费市场供大于求

由于城市消费结构升级速度逐渐放缓，农村消费市场的实际购买力又明显不足，导致许多工业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已逐渐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移，城乡市场销售不旺，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对乡镇企业带来不小的冲击。

2.3 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国际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化，国内产业转移步伐加快，沿海发达地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约束型产业、低附加值产业向外转移，而中西部地区处于劣势，无论在资源上还是在区域环境上，西部乡镇企业融资难、贷款难、担保难，中西部地区始终相对于东部存在很大差距。

2.4 行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这种调整是在商品过剩和企业效益下滑的压力下进行的，多数通过资产重组、企业破产、职工下岗、垄断经营、削减过度竞争等方式实现，这种调整对于资源型、一般加工型的小型乡镇企业的负面影响很大。

2.5 企业内部机制不健全，管理素质低水平差

乡镇企业内部干部职工是以农民为主，他们很少有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相对来说，自身知识与能力的制约，使之缺乏商品经济时期的观念与素质。不少生产管理人员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学习，业务技术知识欠缺，以及仍然受到乡土观念、家族观念、裙带观念的影响，影响了企业管理的整体水平。在制度上仍有不足，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经营销售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不足。

3 新形势下乡镇企业的发展路线

3.1 围绕农民就业增收，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

展农产品加工业要注重技术创新、技能培训和质量标准工作，提高农产品加工深度、产品附加值和质量安全水平，同时要推进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原料基地建设，实行产业化经营，形成加工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接机制；发展休闲农业要注重行业标准建设、职业教育培训和示范项目创建工作，提高休闲农业的服务质量和发展规模，加强与旅游部门合作，真正做好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

3.2 围绕传统产业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

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引导乡镇企业加入新兴产业发展链条，进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低碳环保、以及农村、农业文化创意等产业领域，或通过推动乡镇企业为新兴产业提供上下游产品和配套服务等方式，帮助乡镇企业参与到新兴产业发展当中。

3.3 围绕农业、农村产业链延伸，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

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各类服务业，主攻方向放在农业、农村产业链的延伸上，重点搞好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和农产品初加工、储藏、保鲜、运输、包装等产业，以及为城乡居民生活服务的商贸、物流、信息、旅游、餐饮等服务业。

3.4 围绕市场多元化，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开拓国内市场要紧跟市场需求，结合汽车下乡、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等补贴政策，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特别是要注重开发能有效拉动农村生产、生活消费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努力提高产品的档次、附加值和竞争力；积极搭建各种展会、贸易洽谈会、采购会等服务平台，开展促销活动；引导乡镇企业采取销售、连锁销售、直邮服务、电子商务等多种方式主动开拓市场。

3.5 围绕低碳经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

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坚决关停耗能高、污染重的企业，突出抓好规模以上乡镇企业的节能降耗工作；引导乡镇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兴办循环利用资源产业，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企业循环式生产、资源循环式利用，重点培植一批节能企业和清洁生产企业，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3.6 围绕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中西部开发

广泛开展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和省际、市际、县际之间的对口合作，促进地区间产业梯度转移、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和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利用综合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利用产业优势承接配套产业转移，利用资源优势承接精深加工产业转移，有条件的地方要建设一批产业转移示范区，努力使乡镇企业工业园区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带动本地工业快速发展的基地和龙头。

参考文献

[1] 万宝瑞.把乡镇企业推向新世纪.CSSCI学术.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5篇

2,.从重视企业和产业的科技发进步转向乡镇企业集群和产业链的科技进步；

3、从重视乡镇企业的生产能力转向乡镇企业的服务体系建设；

4、在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同时，越来越重视乡镇企业的龙头作用，逐步转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6篇

关键词：村镇绿化；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发展模式

1 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绿化。其实不然，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

1.2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融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3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4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 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阜宁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 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主要是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创造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这一趋势的主题。村镇绿化要与园林相结合，利用村镇原有的景观和资源，在园林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创造出舒适优美的乡村园林环境。村镇绿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美化了农村环境，也造福于子孙后代。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7篇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8篇

一、背景和方法

1980年以前的乡镇企业（1984年前叫乡村企业）多数是1958年工业化冲动失败后的遗产和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衍生物。80年代初进行的农村改革使乡镇企业逐步突破了“三就地”原则和“国民经济补充”地位的桎梏。虽然政策上的突破在1992年之后才真正实现，但政策上对乡镇企业的许多限制在80年代中期就不起作用（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乡镇企业最辉煌的时代正是80年代，因为那时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从不到3％上升到超过30％，而在发达地区则接近或超过50％。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江苏的“苏南模式”和浙江的“温州模式”。因为两种模式本身具有历史渊源、典型性和先进性，在当时是乡镇企业成功的代表，同时又受到两地政府和理论界的大力推崇，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就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简单地说，“苏南模式”是指乡镇企业以集体（乡、村一级）企业为主、以中型企业（相对而言）为主、以工业为主、依托大中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而“温州模式”则是一种以非集体（个体、私营或联户）企业为主、多元化发展、专业化市场分工与专业化市场导向为特征的一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已有众多学者对这两种模式的特点、优势、劣势进行过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在此不再赘述。由于缺乏合适的样本和必要的数据，很难对这两种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进行直接比较。本文以江苏和浙江省1987－199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来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所产生的经济结果，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双方地理位置相近，都属于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上海，自然经济条件优越，历史上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双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基本一致。

2．在我们进行比较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1987年，江苏人口是643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971亿元，工业产值占80．7％，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6．6％，人均工业产值2505元。同年浙江的人口是4121万人，工农业总产值1078亿元，工业产值占78．9％，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工业产值的33．2％，人均工业产值2064元。从经济结构和经济水平来看，两省都比较接近，仅浙江略逊一筹。

3．在1987年以后，两种模式基本已经得到理论界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可。而且有足够的文字资料证明江苏省政府更倾向于肯定和推进“苏南模式”，而浙江省政府更积极推动“温州模式”。

4．有足够详细（按所有制划分）和足够时间段（1987－1998）的可比资料。

由于统计口径上的可能差异，比较时我们只采用《中国乡镇企业年鉴》，并尽量只进行横向比较，需要纵向比较的数据也经过处理，以消除价格、统计口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二、基本结果

通过对1987年至1998年12年间的两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结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1．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要远快于江苏。我们可以从表1看出：1987年，江苏的乡镇企业无论是企业个数、产值，还是雇佣人数方面都远远超过浙江，企业人均创产值也略高于浙江。而到了1998年后，除了雇佣人数略占优外，其他几方面都落后于浙江。反映了江苏乡镇企业经过12年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全面落后于浙江乡镇企业。

2．整体上，集体企业的发展慢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快于江苏非集体企业的发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浙江非集体企业产值在乡镇企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除个别年份（1991）之外，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江苏情况则不同，在1991－1994年这一阶段，集体企业的发展明显快于非集体企业的发展，直到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仍低于1990年的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南模式”的影响。而正是在这一阶段，浙江的非集体企业发展最快，1996年非集体企业产值超过集体企业，非集体企业逐步由经济舞台上配角演变为主角。值得注意的是，在1989－1991年宏观经济进行治理整顿的过程中，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巨大，而非集体企业更是首当其冲，这也是导致两省非集体企业在1991年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另外，1998年江苏非集体企业产值所占比重的突破增加主要是由于集体企业改制为非集体企业所致，而不是非集体自我发展的结果。

3．在企业规模方面，由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较快，以产值和收入为指标难以反映企业规模的真实情况，因此我们以企业雇佣人数作为衡量企业规模的指标。根据表3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平均规模来看，江苏变化不显著，浙江则呈下降趋势。江苏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变化不大，浙江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则呈扩大趋势。但整体来看，1994年之后集体企业的规模都呈下降趋势，若将1998年许多小的集体企业转制因素考虑过去，这一趋势就更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企业在1994年后就逐步失去活力。由于江苏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浙江，从而导致其在体制改革、经营管理上要比浙江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两地的非集体企业规模呈明显扩大的趋势，说明非集体企业更具成长动力和潜力。而浙江的非集体企业规模明显大于江苏，因此当集体企业逐步失去活力而非集体企业成为主角之后，浙江乡镇企业就有比江苏更坚实的基础。

4．从乡镇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情况（表4）来看，江苏从1988年开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浙江则在1988年后呈明显增长趋势，但在1994年后处于稳定状态。由于企业个数增加，浙江乡镇企业的规模在缩小。这说明当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存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会趋于饱和甚至还会释放部分劳动力。浙江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虽呈增长趋势，但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劳动力的吸收主要依靠非集体企业。但现有非集体企业对劳动力的吸收也非常有限，而主要依靠新增企业来吸收劳动力，这从1996年后非集体企业规模有缩小趋势可见一斑。同时，无论在江苏还是在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显著存在，各大中城市的众多温州发廊和裁缝店可资为证。

5．从乡镇企业人均创产值（表5）来看，1987年，江苏略高于浙江，但1998年，浙江的人均创产值比江苏高13％。说明江苏乡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落后于浙江。这种差距主要发生在1997年后，也就是在集体企业失去活力之后，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南模式”的负面影响。若从不同性质企业的情况来看，不同模式的影响就更显著。1987－1998年间江苏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一直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说明江苏集体企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有相对优势，但优势不明显，也没有扩大的趋势。而浙江非集体企业的人均创产值明显高于江苏，而且差距在扩大。同时浙江的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超过集体企业，1998年仍然维持这种差距。说明“温州模式”不仅导致非集体总产值超过了集体企业，也导致非集体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总体上看，两省非集体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快于集体企业，说明非集体企业更有活力。

三、分析与结论

1．从上述比较结果来看，尽管“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发展都有其历史背景，并且江苏的集体企业仍然显著地优于浙江，但“苏南模式”在1994年之后就已经明显地失去了活力，这是导致江苏乡镇企业在1998年落后于浙江的根本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委托一关系问题之外，“苏南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抑制非集体企业的发展，这在1992－1994年间乡镇企业大发展时非常明显：集体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机会、政府支持等），另一方面，增加了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因此，尽管1996年后江苏有大量的集体企业转制为非集体企业。但并没有改变江苏乡镇企业相对于浙江的颓势。浙江乡镇企业的成功在于集体企业减少时有大量的新的非集体企业产生，而江苏则没有，这是“苏南模式”的弱点。

2．“温州模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纵向专业化市场分工和长期形成的市场基础。纵向分工产生了内部专业市场和各种专业村、专业镇，这种模式在初期，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重复建厂、相互模仿、过度竞争、追求短期利润、小规模、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等特征。但它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纵向分工导致非集体企业的进入障碍很低，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建厂，同时也容易逐渐发展出有一定水平的专业企业。内部激烈竞争导致其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从而更有效地占领外部市场。从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集体企业和浙江非集体企业人均创产值超过江苏非集体企业可以看到，“温州模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更具优势。

3．许多地方政府喜欢上规模。但就上述比较来看，乡镇企业在较低规模水平上时，规模与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在超过40人以上后，规模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就没有显著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关系。例如1991－1994年间，江苏的集体企业规模在缩小，而浙江的集体企业规模在显著扩大，但这一阶段江苏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显著优于浙江的集体企业。因此规模并不意味着劳动效率。1997年后，浙江非集体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高于集体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小企业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有其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另一大特点。

4．从吸收劳动力的情况来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会显著减少，甚至出现回流情况。江苏和浙江都是乡镇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但江苏自1988年从业人员数达到最高之后，十年间从业人数减少140多万，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在1995年达到高峰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即使在这样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并没有解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仍在大量无限地流出，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尽管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珠江三角洲、宁沪杭地区）已经呈现典型的城市化趋势，但这只是个别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因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市场扩张、低进入障碍）已不复存在。农业由于相对过剩，导致与其它部门的交易条件持续恶化，实际上缺乏有效积累的现实条件，因此期望靠乡镇企业的发展来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越来越趋于不现实。农村问题只有靠农业本身来解决。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农村的收入水平下降，并制约了与农村进行贸易的产业（如电视机等家电）的发展。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9篇

关键词：学前教育 人口预测 教育需求 城乡差异

目前，虽然河北省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但是，由于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长期以来城市中心价值取向的存在等问题，农村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河北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加快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公平教育惠及全民。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教育公平程度进一步提高。”2016年1月，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势必影响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为实现河北省学前教育发展目标，需对学前教育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和教育资源需求进行预测。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17-2026年河北省城乡学前三年教育适龄人口（3-6岁）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在此基础上分析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可能带来的城乡学前教育教育资源需求的变化。

一、全面二孩政策下河北省城乡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预测

本文采用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软件对河北省学前教育适龄人口进行预测。采用统计局划分城、镇、乡的规定，由于基础数据来自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所以，本文中的城指的是城镇，乡是乡村。

在进行适龄人口预测的过程中、需要对总和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模式、城市化规模和城市化模式6个参数进行设定，以确定预测方案。由于河北省单独二孩政策启动于2014年5月，全面二孩政策为2016年1月。此外，参考相关人口学专家研究和统计局调查数据结果，在设定总和生育率时，假定2010-2014年保持不变，而2015-2026年分高、中、低方案分别设定城乡总和生育率。高方案，农村和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分别设定为2.1和1.8；中方案，农村和城市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和1.5；低方案，农村和城镇保持六普水平的1.49和1.11。其余几个指标基本不受人口政策的影响，假定保持不变。

由于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010-2014年保持不变，所以2017年河北省城乡学前教育适龄儿童数高、中、低三个方案保持一致。低方案中，城镇的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在2017-2019年小幅增长0.5万人后就呈现下降趋势，到2026年的适龄人口仅为2019年的79.3%，减少27.5万人；乡村的学前教育适龄人口下降速度高于城镇，这是由于乡村本身总和生育率高于城镇，受二孩政策影响相对较小。

对于乡村来说，由于育龄妇女基数在2017-2026年期间逐步减少，对于中方案1.5的总和生育率和2010年人口普查的1.49相差不大，所以，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呈现下降趋势，这种趋势在增大。从高方案来看，乡村的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先缓增后速减，2021年达到峰值197.95万人，比2017年多2.84万人。

对于城镇来说，由于二孩政策放开前总和生育率较低，所以，受二孩政策的影响较为显著，无论中、高方案，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先增后减，增的速度大于减的速度。根据中方案，则峰值时间点为2021年，为136.88万人；根据高方案，则峰值时间点相对延迟为2023年，为146.93万人。比2017年129.31万人分别增加7.57万人和17.62万人。

无论哪种方案，乡村的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在未来几年都高于城镇。

二、学前教育适龄人口预测结果对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需求的影响

根据以上对河北省2017-2026年城乡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变动趋势的预测情况，从在园幼儿数、幼儿园需求数，以及教师需求数三方面就人口政策变动对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需求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在园幼儿数预测

2011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十二五’末，学前3年毛入园率超过70%。”《河北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关于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中指出“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学前三年毛人园率达到75%。”因此，我们假定2015年毛入园率为70%，2020年毛入园率达到75%，2026年毛入园率为81%，年提高1个百分点。

如果人口政策不发生变动（低方案），在园幼儿数2017-2019年三年小幅上涨，之后大幅回落。

对于乡村来说，中方案的在园幼儿数变动趋势呈现先上涨后下降的趋势，拐点为2021年。究其原因，入园率的l%的增加要求导致在园幼儿数变动在2017-2021年呈现上涨趋势，另一方面2021年后3-6岁适龄儿童数下降的速度较大，虽然有人园率增加的要求，但是不足以抵消下降的速度，因此，2021-2026年在园幼儿数呈现下降趋势，且趋势明显。高方案来说，乡村的在园幼儿数呈现递增趋势，这是由于适龄人口基数大，且每年适龄人口较上一年差别不大，导致年提高1%的入园率效果明@所致。

对于城镇来说，中方案的在园幼儿数2017-2021年增长趋势明显，2021-2025年基本持平，2026年回落。这是因为2017-2022年城镇适龄人口数持续增加，人园率也每年递增，导致城镇在园幼儿数在2017-2022年逐年增加；之后2021-2025学前教育适龄人口小幅回落，和入园率提高的效应正好相抵。高方案的城镇在园幼儿数2017-2025年逐年增加2027年降低。

根据预测结果，2017-2026年中，中方案和高方案的乡村在园幼儿数最高值分别达到144.72万人（2021年）和153.43万人（2026年），较2017年的140.48万人分别增加4.24万人和12.95万人。2020年之前增长速度较快，平均年增长中、高方案分别为1.4万人和2.5万人。2020年乡村的在园幼儿数中、高方案分别为144.64万人和148.12万人。

2017-2026年中，中方案和高方案的城镇在园幼儿数最高值分别达到105.62万人（2025年）和116.82万人（2025年），较2017年的931 l万人分别增加12.51万人和27.31万人。2020年城镇的在园幼儿数中、高方案分别为101.86万人和105.12万人。

（二）幼儿园数预测

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将每所幼儿园规模定为6个班，每班30人。基于在园幼儿数的预测结果，可以得出2017-2026年完成纲要制定目标所需的幼儿园数。

幼儿园需求量预测变化趋势和在园幼儿数变化趋势相同。根据预测结果，完成纲要目标，就乡村来说，中方案2017年的预测幼儿园数为7804所，2021年预测幼儿园数达到最高8040所，增加235所；高方案2020年预测幼儿园数为8229所，2026年达到峰值8524所。对城镇来说，中方案2017年的预测幼儿园数为5173所，2025年预测幼儿园数达到最高5868所，增加695所；高方案2020年预测幼儿园数为5406所，2025年达到峰值6490所。

（三）幼儿园教师需求数量预测

本研究在预测时，按照每班30人，每班配两名专任教师和1名保育员的标准进行计算。

2017-2026年完成纲要制定目标所需的专任教师人数为：

保育员数为专任教师数的一半。这里不再给出具体预测结果。

就乡村来说，中方案2017年的专任教师需求量为9.37万人，2021年专任教师需求量达到最高9.65万人，增加0.28万人；高方案2020年专任教师需求量为9.87万人，2026年达到峰值10.21万人。对城镇来说，中方案2017年的专任教师需求量为6.21万人，2025年专任教师需求量达到最高7.04万人，增加0.73万人；高方案2020年专任教师需求量为7.01万人，2025年达到峰值7.79万人。

三、全面二孩政策下河北省城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规划的建议

基于上述预测，就河北省进一步科学合理解决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需求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重视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学前教育普及

预测数据结果表明，2017-2026年期间，农村的学前教育适龄人口数远高于城镇。2017年，乡村的学前教育适龄人口数为195.11万人，比城镇高出65.8万人。虽然城镇受二孩政策影响较大，和乡村的适龄人口差距在缩小，但是差距也保持在45万人以上。因此，农村是学前教育的重点环节和薄弱环节，河北省要完成纲要目标，普及学前教育，一定要大力推进农村幼儿园建设和尽快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水平。

（二）强化政府职责，增加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尤其是乡村学前教育，缩小城乡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差异

由于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的缺陷，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在很多问题：财政投入不足、地^之间投入差别大；成本分担不合理，家庭和基层政府负担过重，收费水平差异大等。制约了学前教育发展。河北省应充分认识学前教育是国家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把农村学前教育作为农村教育的第一环节，列入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建立起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村镇绿化;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是村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是村镇外在形象的体现,而且可以反映出村镇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园林绿化在保护村镇环境、调节村镇气候、提供文化教育和游憩场所、美化村镇景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义务责任制问题

村镇绿化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应当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绿化好自己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不仅有义务绿化好自家的房前屋后,而且有义务绿化周围的道路和其他空闲地方。不仅有绿化义务,还有管理责任。我县一直在倡导义务绿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投入相比较,收效甚微。这不仅与我县广大农民的道德修养和认识水平不高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义务绿化问题上,只讲义务、责任,而没有提出相应的利益,大大挫伤了人们义务绿化的积极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就要有所收获,这是普遍的道理,也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在绿化方面也是如此。在村镇绿化方面应倡导谁劳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全民绿化的积极性。

1.2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什么绿化。其实不然,在我县,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就是没有的土地,凡是空闲的的土地都应该绿化。

1.3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北方的村镇羡慕南方的秀美,梦想常年绿林成荫,于是大量移栽南方树种,但很快就枯萎,没有任何绿化效果。因此,绿化要讲科学,并以此指导具体的行动。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溶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4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5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我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我县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不再是简单的植树种草,农民也不是只为了经济效益而绿化自己的家园。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今全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危害。因此,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村镇绿化进行整体性规划显得日益迫切。生态绿化是绿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也是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体现。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村镇绿化;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是村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是村镇外在形象的体现,而且可以反映出村镇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园林绿化在保护村镇环境、调节村镇气候、提供文化教育和游憩场所、美化村镇景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义务责任制问题

    村镇绿化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应当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绿化好自己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不仅有义务绿化好自家的房前屋后,而且有义务绿化周围的道路和其他空闲地方。不仅有绿化义务,还有管理责任。我县一直在倡导义务绿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投入相比较,收效甚微。这不仅与我县广大农民的道德修养和认识水平不高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义务绿化问题上,只讲义务、责任,而没有提出相应的利益,大大挫伤了人们义务绿化的积极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就要有所收获,这是普遍的道理,也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在绿化方面也是如此。在村镇绿化方面应倡导谁劳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全民绿化的积极性。

    1.2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什么绿化。其实不然,在我县,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裸露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裸露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就是没有裸露的土地,凡是空闲的裸露的土地都应该绿化。

    1.3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北方的村镇羡慕南方的秀美,梦想常年绿林成荫,于是大量移栽南方树种,但很快就枯萎,没有任何绿化效果。因此,绿化要讲科学,并以此指导具体的行动。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溶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4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5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我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我县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不再是简单的植树种草,农民也不是只为了经济效益而绿化自己的家园。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今全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危害。因此,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村镇绿化进行整体性规划显得日益迫切。生态绿化是绿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也是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体现。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2篇

论文摘要阐述了当前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问题，针对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总结出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是村镇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不仅是村镇外在形象的体现，而且可以反映出村镇的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园林绿化在保护村镇环境、调节村镇气候、提供文化教育和游憩场所、美化村镇景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义务责任制问题

村镇绿化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应当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每个人有权利、有义务绿化好自己周围的每一寸土地。不仅有义务绿化好自家的房前屋后，而且有义务绿化周围的道路和其他空闲地方。不仅有绿化义务，还有管理责任。我县一直在倡导义务绿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投入相比较，收效甚微。这不仅与我县广大农民的道德修养和认识水平不高有关，更重要的是在义务绿化问题上，只讲义务、责任，而没有提出相应的利益，大大挫伤了人们义务绿化的积极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就要有所收获，这是普遍的道理，也符合市场运行的规律，在绿化方面也是如此。在村镇绿化方面应倡导谁劳动、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这样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而且可以提高全民绿化的积极性。

1.2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什么绿化。其实不然，在我县，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所谓全面覆盖，就是没有的土地，凡是空闲的的土地都应该绿化。

1.3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北方的村镇羡慕南方的秀美，梦想常年绿林成荫，于是大量移栽南方树种，但很快就枯萎，没有任何绿化效果。因此，绿化要讲科学，并以此指导具体的行动。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溶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4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5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我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我县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村镇绿化不再是简单的植树种草，农民也不是只为了经济效益而绿化自己的家园。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成为当今全社会所共同面临的危害。因此，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对村镇绿化进行整体性规划显得日益迫切。生态绿化是绿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也是人们环境意识增强的体现。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3篇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 基尼系数 城乡统筹

温江区位于成都平原腹地，属于成都市主城区，其土地肥沃、岷江灌溉，以“金温江”闻名海外。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温江撤县设立成都市温江区，成为成都市特大中心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成都推行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温江区作为撤县并区的新兴发展区必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因此，我们选取温江区作为此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对象。

一、城乡收入不平等基本理论

自刘易斯提出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二元经济的探究与争论一直没有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现代工业部门的飞速发展与传统农业部门的相对滞后使得城乡二元结构越来越明显，如何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本文采用当前较为通用的基尼系数作为测算依据，其计算涉及到收入相对差距和人口分布状况两个因素，公式如下：

■

Gur：城乡居民间基尼系数，Pu：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R：城乡间人均收入之比

下面引用陈建东等人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分析》一文中分析城乡之间基尼系数的几个重要结论：

1、假设R不变，对Gur进行求导，求得极值点处得■。当Pu＜Pumax时，随着城镇人口比率的增加，基尼系数在不断提高。而当Pu＞Pumax时，随着城镇人口比率的提高，基尼系数则开始不断下降。也就是说，基尼系数随城镇人口比率的变化曲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大致呈倒U型。

2、由于■，很显然，假定城镇人口比率Pu不变，降低城乡间的收入比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而■，也就意味着虽然城乡间收入比的扩大会导致基尼系数上升，但是这种上升趋势会逐渐变缓，城乡间收入比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会逐渐变小。

3、假设城乡人均收入比从R上升到R’，且城市人口比重从Pu 上升到Pu’，则相对应的Gur将变为Gur’。

式中：（1）表示城乡人均收入比变化对Gur的贡献。（2）表示城镇人口变化对Gur的贡献。（3）表示城镇人口和城乡居民收入比的交集对Gur 的贡献。

二、温江区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

为了研究温江区收入不平等变化趋势，笔者选取了从2001—2010年10年间的温江区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由于温江区统计局没有更早的城市化率数据，所以最早只取到了2001年的数据），发现近10年来温江区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呈现小幅波动，整体逐渐趋于平稳，并在2009年开始显现一定下降趋势，而城镇化率水平则不断上升，在后3年上升速度明显加快，从2008年的48.9%到2010年的53.9%，每年近乎增长3个百分点。根据每一年的城乡收入比R以及城镇化率水平Pu，笔者计算出每一年对应的Pumax，结果显示，从2003年开始，Pu逐渐超过了Pumax，当年Pu为41.2%，Pumax为38.84%，到2010年，Pu达到53.9%，Pumax仅为43.38%，说明基尼系数已经进入了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区域。

由于在2001—2010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城镇人口比率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为了研究城镇人口比率以及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分别是多少，根据第二部分公式进行计算得到：城乡间收入比的变化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0.0212，对ΔGur的贡献率为-63.9%；城镇人口比率变化使得基尼系数下降了0.0163，对ΔGur的贡献率为-49.09%；城镇人口比率与城乡间收入比的交集使得基尼系数上升了0.0033，对ΔGur贡献率为11.99%。

正如上述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在缓解城乡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上，降低城乡居民收入比与提高城镇化率都有十分显著的效果。为了研究各因素对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大小，我们先假设城镇化率不变，如果城乡间收入比从2001年的2.37下降到2010年的2.18，基尼系数将会由0.2123下降为0.1924；若城乡间收入比保持不变，城镇人口比率从2001年的40.4%上升到2010年的53.9%，基尼系数将会由2001年的0.2123下降为0.1958。这也与前文对基尼系数的数理分析结果相符，在城镇化的初始阶段，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收入基尼系数会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是，当Pu大于Pumax后，随着城镇化率的继续提高，将有助改善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收入比则与基尼系数呈现同增同减的趋势，并且随着收入比的上升，其对基尼系数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如何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关键就在于如何提高城镇化率和降低城乡居民收入之比。

三、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析

（一）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温江区统计年鉴中将居民收入来源分为四类：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而转移性收入则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对于工资性收入的基尼系数演化趋势，笔者选用了2003—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整体上温江区的城乡之间工资性收入比在下降，并且已经进入Pu＞Pumax的阶段，此时无论是降低城乡工资性收入比还是提高城镇化率都推动了基尼系数的下降。其基尼系数2003年为0.3729，而到2010年仅为0.2476，下降趋势明显，可见温江区在改善农民工资性收入上取得的显著成效。

而对于转移性收入的基尼系数我们同样采用2003—2010年的数据，发现目前城乡间转移性收入差距较为明显。2003—2008年，城乡间转移性收入之比出现了波动，但是以2003年与2008年这两年来看，基本保持一致（2003年为14.4744，2008年为13.9839）。根据对Pumax的计算，发现城乡间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已处于Pu＞Pumax阶段，此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在不断下降。城镇化率由2003年的0.4120提高到2010年的0.5390，而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由2003年的0.4982降到了2010年的0.2935。

（二）城镇化水平

根据近10年来温江区与全国城镇化率水平演化趋势对比，从整体趋势上，温江区的城镇化水平在2000年以前与全国水平大体相当，甚至略低于全国水平。但在2003年之后，温江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开始超过全国水平，2001—2010年10年间，温江区的城镇人口比率增长速度为4.21%，较之全国增速快了近1个百分点，可见近年来温江区正在极力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三）敏感性分析

为了研究在温江区当前的发展阶段，改善城乡人口收入之比和提高城镇化水平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各自影响水平，我们对Gur分别做关于R和Pu的敏感性分析。

1、假定R＝2.7163保持不变，研究Pu变化的影响，由基尼系数公式可得

■

做Gur关于Pu的敏感性分析，其敏感度记为S（Gur，Pu），定义为

■

将Pu＝0.5370代入上式，则S（Gur，Pu）＝-0.6394，即城镇化人口比率增加1%，城乡间收入基尼系数将下降0.6394%。

2、假定Pu＝0.5370保持不变，研究R变化的影响，同理可得 S（Gur，R）＝0.8236，即城乡人均收入之比降低1%，城乡间收入基尼系数将下降0.8263%。

从敏感性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无论是提高城镇化水平还是降低城乡间收入之比，对于改善城乡间收入差距都有明显的效果。并且在现阶段，似乎降低城乡间收入之比对于改善基尼系数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但在整个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城乡收入比的影响是否更大？我们发现，2001—2009年城乡间收入比在2.35上下波动，在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相比2009年骤降了7%，为了剔除最后一年的影响，我们只看2001—2009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比与城镇化水平对于城乡间基尼系数的贡献率，计算发现，此时城镇化水平对于基尼系数的贡献率高达81.12%，城乡间收入之比为22.63%，人口因素与收入比的交集贡献率仅为3%。这说明在这10年间，对于改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现状起主要作用的是城镇化水平。

四、借鉴与不足

（一）借鉴

通过对温江区整体缩小收入差距的分析，笔者认为温江区近年来的改革是有成效的，可以借鉴之处：

1、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温江区大胆采用新型制度，如：率先实施耕地保护机制、大力发展“品牌战略”、“一村一品”的特色农业产业，帮助农民创收。这些方法不仅符合整个城乡统筹的规划，也调动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

2、城乡统筹，规划先行。温江区响应成都市政策，在全国率先将规划延伸至乡、村一级，变单纯的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结束了农村发展建设的无序状态，逐步建立完善覆盖城乡、多轨协调，编制、审批、监督“三分离”的新型规划管理体制。

3、利用科学的推进机制，加快改革的进行。温江区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以市场化的思路，积极建立以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为重点的城乡资源要素管理分配机制，统筹解决好了耕地保护的“动力”、城市发展的“空间”和农村发展的“资金”三大难题。

（二）不足

1、服务业滞后。通过对比2010年温江区二、三产业构成比重与成都市的数据，温江区的第三产业仅为36.2%，远低于成都市的57.6%①。因此，温江区必须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尽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作为温江推进城市化的新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

2、城市化成本过高。农民变市民成本主要包括征地成本、拆迁成本、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及“198”区域配套成本四个部分。征地拆迁成本具体包括拆迁房屋、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社会保障支出、过渡安置费及拆迁房屋工作费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包括集中安置住房建设费、集中安置土地成本、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和文教、体育、卫生及公共服务等成本；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再就业培训及培训机构运行等成本；“198”区域（“198”区域是指在中心城区198平方公里的规划非建设用地区内，规划编制建设用地和生态用地。）配套成本主要包括经营性资产匹配费用及其他成本。②2008年，温江区农民变市民所需成本为24.14万元/人，比2004年增加了12.69万元/人，比2007年增加了4.23万元/人。温江区农民变市民成本与同时期的成都市平均值以及其所属的二圈层平均值都高，城市化成本负担较大。

五、结论政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计算和分析，我们对于温江区的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演化趋势得到了以下结论：温江区的城乡间收入基尼系数曲线基本已经进入倒U型曲线的后半段，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城乡间人均收入比的减少，基尼系数将会不断减小，目前温江区的城镇化进程已经明显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对温江区居民的收入部分进行分解发现，温江区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对于改善整体收入差距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我们对城镇化水平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分别作了敏感性分析，得出在当前的时间点上，城乡间收入之比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更加有效，但是从城镇化的整个进程来看，尤其是后半段，其对消除城乡差距的贡献率明显更高。所以，通过这些计算分析以及对相关政策的解读，我们针对温江区的城乡统筹做出了如下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

通过土地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引导产业转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来增加温江区综合承载能力，更多地吸引农村非农产业以及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

（二）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稳定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健全乡镇公共服务机构，建好现代农业示范区。

（三）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尽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突出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不断优化现代服务业体系。集约高效打造产业载体，拓展高端产业发展空间，加快推进服务业重大产业化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服务业整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服务业长足发展。

注：

①温江区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告；成都市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告。

②成都市统计局《成都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农民变市民成本调查测算情况》，《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动态》2010年第2期（总第五期）。

参考文献：

①陈建东，晋盛武，唐心越．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周云波．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J]．北京：经济学，2007.8

③王小鲁，樊纲．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④陈宗胜，周云波．再论改革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发生两极分化了吗[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4篇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

乡镇发展趋势范文第15篇

一、“逆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派生物

“逆城市化”，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究竟是城市化的最后阶段，还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派生出来的新现象？如何描述和鉴定“逆城市化”，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如何持续发展和新农村如何建设。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3).

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顾朝林：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刘伯霞：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背景和城乡关系现状分析。

第3届“城市竞争力国际论坛”主题演讲：“城乡一体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13] 2005年9月24日，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在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第28届国际摄影展，吸引了大量中心城区的人们前来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