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方式选择 综合分析框架 策略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以获得海外资源为动机，应选用合资并购方式；以获得海外市场为动机，在趋于饱和的市场，应该选用合资并购，在成长潜力大的市场，应选用独资新建。如果是为了获得海外资源，则可采用合资并购。资源类型企业往往投资巨大，投资开发周期长，投资风险比较大，而我国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实力有限，所以不宜采用独资模式，合资可以使得企业和合资伙伴共担风险，从长期的互利关系中得到稳定的资源供给。如果企业投资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海外市场，在那些潜力比较大的市场，采用新建模式；在需求趋于饱和的市场，则应采取并购的方式。

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本文从优势资源有效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的分析，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角度，以后还可进一步拓展，比如可以应用这一框架对某一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进行具体的研究，另外，对投资方式选择的三大影响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张一弛，欧怡.企业国际化的市场进入模式研究述评.经济科学，2001（4）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企业；投资行为；跨国并购；国际化；奇瑞汽车；同仁堂集团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3-03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现状

（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

早在1998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所谓“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相对于企业生产与市场仅仅面向国内而言的。“走出去”发展战略，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主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2001年，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被正式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此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也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高速发展的态势。

中国“走出去”的范畴包括三个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往往被看做“走出去”的代表形式。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2002～2005年的四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65.6%，2005年的流量比上年增加1.2倍，首次突破了百亿，达到122.6亿美元。截止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733.3亿美元。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了快速发展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并未能阻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根据商务部统计，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跃居全球第五位，截止到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2457.5亿美元；而在2010年更延续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全年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16.3%。

不过，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总体偏小，而目远远落后于我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

2.跨国并购逐步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2005年中，企业通过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跨国并购依旧活跃，以并购方式实现的对外直接投资达47.4亿美元，占同时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36.7%。2008年中国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368.6亿美元，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额增至431亿美元。

由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规模和交易量的不断增加可见，跨国并购已备受我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中的青睐。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于多样化。据商务部《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及德勤于2009年11月的名为《中国崛起：海外并购新领域》的研究报告显示，从2001～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于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以及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业等各个产业。2009年的1～3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主要流向能源、矿产和公共事业领域。

总体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出现了多元化的特征，从一般出口贸易、餐饮和简单加工扩大到营销网络、航运物流、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和设计研发等众多领域。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鉴于国外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中国的特定国情，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状况，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行关于我国企业FDI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吴先明（2003）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归为4点：寻求新的市场机会，绕开贸易壁垒，跟踪先进技术，获取短缺的原材料。

章海源，王海燕等（2006）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有5个方面：拓展海外市场，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新技术，增强企业竞争力，企业战略发展需求。

代中强（2008）通过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由企业的所有权（技术）优势、经济发展和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推动所致。

刘阳春在提出一系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因的假设后，通过对87份有效调查问卷的数据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重要的驱动因素，实施公司扩展战略与寻求市场是两个重要的动机，同时，寻求自然资源和克服贸易壁垒是第三位的动因。

丁祥生（2009）则通过分析，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两类：一是利用已经具备的优势来获取利润；另一类通过投资来获取利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优势为根本目标，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威胁，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理论。章海源、王海燕（2006）的问卷结果显示，成本优势、商品质量优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更优越的营销策略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优势。

王其辉指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表现在6个方面：大中型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小型企业比较优势，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中国的特殊产品和特有渠道，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

丁祥生（2009）则是通过将中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得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具有大规模低成本制造技术，市场定位能力，市场销售能力以及局部创新能力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足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为我国企业进一步实施“走出去”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重大。然而，由于这些研究大多是在西方经典的FDI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纯粹的数学方法和逻辑推理得到的，而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实证调研分析还不够充分，因而也许和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偏离。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案例

由于中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模各异，涉及到的行业宽泛，加之经营理念与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区别，企业实行“走出去”战略的动机与优势因素也各不相同。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企业中成功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若干案例为例，探讨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进程中的动因与优势。

（一）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之路

1.奇瑞汽车的国际化道路。

（1）由小规模出口到海外建厂。自2001年第一批汽车出口叙利亚以来，奇瑞汽车的海外扩张的步伐就未停止。在“打造国际品牌”战略目标的引导下，奇瑞已在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伊朗、埃及、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12个海外工厂，并有4个海外项目正在实施中。不仅如此，奇瑞还建成了由1000家销售服务网点组成的海外营销服务网络，都有力地支撑了奇瑞海外市场的销售，成为其海外市场扩张的根据地。奇瑞已经成功打开了东欧、东南亚、南美、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市场，销售遍布80余个国家和地区。

（2）国际合作。奇瑞不仅重视海外工厂的建设，同时很重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合作。为了迅速地掌握先进的技术，奇瑞公司与奥地利AVL、美国江森集团、美国PPG集团等企业合作，成功地整合了世界的先进技术。同时，与美国江森集团这样的全球专业汽车内饰系统及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佼佼者的合作，不仅使奇瑞汽车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更加完整和系统化，也将大大增加奇瑞汽车整车的国际竞争力。

2.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海外建厂，规避贸易壁垒。出于对本国汽车产业的保护，一般国家对整车出口会设立较高的关税，很多世贸组织成员国对整车和零部件实行不同的关税税率，有些国家甚至设置严苛的技术标准来阻止外界对本国市场的入侵。种种贸易壁垒导致奇瑞公司加速了海外建厂的进程，从而开拓国际市场的根据地。

第二，“零汽车产业国”吸引，扩大市场份额。在巴西埃及等国家，由于其本国没有或者汽车工业很弱，故政府对外来投资比较重视，也不会担心外来的汽车企业会影响自己国家的汽车工业，所以一般会给予比较优惠的政策。这些“零汽车产业国”优惠政策的吸引，也是奇瑞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同时还可以达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第三，通过国际化的资本技术合作以获取新技术，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奇瑞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奇瑞公司很重视技术研发。奇瑞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如与AVL公司的合作，可以全程参与开发设计，迅速掌握先进的技术，培养自己优秀的研发队伍，使自己具备研发发动机的能力。

（2）奇瑞汽车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以低价位汽车进入，利于打开市场。奇瑞汽车公司以价格相对较低的小排量汽车开始进入低端市场，以低于合资公司同类产品30%的价格突破产品差异化壁垒，创造出了由低端到高端的差异化的汽车品牌。这是其退汽车公司成功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

第二，较低成本带来竞争优势。奇瑞汽车公司较低的成本，为奇瑞汽车公司带来了市场竞争的优势。据资料显示，奇瑞汽车公司组装线工人的月工资约为132美元，以该公司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计算，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仅不到83

美分。

第三，奇瑞汽车对外直接投资恰当的区位选择。奇瑞汽车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很有远见。在开拓市场上，奇瑞以准入度相对较低、市场开发难度较小的中东、亚太市场为主，为其海外运输作业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将重点放在了没有本国汽车产业的国家，有效的规避了贸易壁垒；奇瑞还将海外工厂建在具有重要地理优势的国家地区，如拥有潜力巨大消费市场的伊朗，唯一横跨亚欧大陆汽车市场的土耳

其等。

第四，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奇瑞公司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工作，每年将销售收入7%的资金投入产品的研发，在汽车的设计、底盘、电器、发动机等产业关键环节与国际一流公司及高端汽车技术人员合作研发，博采众长，力争创新，培养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二）同仁堂集团跨国投资的成功实践

1.同仁堂的对外投资道路。

（1）北京同仁堂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早期，尽管同仁堂的产品在日本、东南亚已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是产品的出口地域局限，销售量小，影响力也十分有限。1993年同仁堂成立集团后，获得了独资进出口、直接开展门诊服务以及全方位的营销权，并于香港首次登陆。其“保存传统精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经营理念，为其进一步走向世界，实现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打入欧亚市场。继香港设立分店后，同仁堂便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与和记黄埔企业的合作，使得同仁堂顺利地打入了欧美市场。这次合作不仅使同仁堂充分利用作为国际金融和商贸中心的香港的地位和优势，全力进军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同时还可使之树立国际品牌，规避国际风险，为进一步的海外投资打下了基础。自同仁堂获得独资进出口经营权后，其在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也不断

扩大。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成功因素。

（1）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第一，走向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作为中国医药行业的老字号，同仁堂药店在中国已经占有了较大的市场，将企业推向国际化，扩大市场份额，便自然成为了同仁堂集团继续向前发展的目标。

第二，提升品牌知名度，将中医药文化推向世界。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引起了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同仁堂积极借助海外市场渠道，不仅可以提升其品牌的国际知名度，也可以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奇葩的中药文化推向国际市场，促进中国传统医药的可持续发展。

（2）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因素。

第一，投资区位的准确选择。中医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产业，其民族文化色彩亦十分浓厚。因此，要想能够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对于不同文化上的融合显得十分重要。同仁堂在对外投资时，首先选择了与本国文化差异较小的东亚、东南亚市场，并以与中国大陆文化最接近的香港为始入点，避免了明显的跨文化风险，然后逐步打开欧美市场，是十分明智的

选择。

第二，利用中药相对优势，以中国特色文化营销。相对于西医药而言，传统的中医药确实有其相对优势。中医在许多疑难杂症中都展示出了其特殊的优势。而对于民族特色鲜明的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过程中必须保持其特有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内涵。同仁堂采用“标准化战略”，在香港、泰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办的分店都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北京同仁堂”风格，引来众多仰慕中国特色文化的消费者，效果相当不错。

（三）案例总结

通过对奇瑞汽车公司以及北京同仁堂集团对外直接投资成功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企业由于其在行业种类、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模式等各方面均有差异，因此具体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动因与成功优势表现也各有不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甚至是所属行业的更好发展，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的。

参考文献

[1] 王恕立，卢平.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发展与对中国的启示[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6）.

[2] 梁艳.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我国的应对策略[D].西南财经大学，2002.

[3] 宋维佳.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6.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09年全球第五[N].上海商报，2010.

[5] 孙强.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中国石油大学，2010.

[6] 丁祥生.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动因与战略选择[D].南开大学，2009.

[7] 王其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J].国际经济合作，2004，（3）.

[8] 刘阳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与实证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9] 于艳琪.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国际化之路——以奇瑞汽车为例[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1.

[10] 赵城.奇瑞汽车公司的国际化研究[J].安徽财经大学铜陵学院学报，2010，（3）.

[11] 张本智.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产业国际化.

[12] 孙蕊.浅析同仁堂跨文化营销理论与实践[J].商场现代化，2008，（7）.

[13] 裴长洪，冯雷.中国国际商务理论前沿（5）[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综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议版权所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众所周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中国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国，占了流向发展屮国家fdi总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国也是世界资本的-大供给源，虽然口前巾国流出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规模还较小，但其增长速度不容小视。仅2017年一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幅就达到了 32%，中国的很多跨国大企业在国际商务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46.5亿美元1，创历史最高纪录，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国的环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国的市场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观层而的，这些h益增长的对外宵接投资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企业贡献的?剔除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同的行业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国的影响，什么样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乂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企业层面的复杂差昇很难由一个笼统的调查阐释清楚，因此只有通过对企业层面进行严谨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问题。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XX)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外投资；经济摩擦；非市场风险；新殖民主义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约478亿，世界排名第六。2009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约为2457.5亿美元，是2002年的32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排名由2008年得12位跃居2009年的第6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最新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跃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近50%。

在总额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投资覆盖率也进一步扩大。至2010年末，中国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了境外企业，投资覆盖率超过70%，而且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在行业分布上，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类、批发零售业、运输业、采矿业这几个行业。另外，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增幅较大，2010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近60亿美元，同比增长101%。

二、中国海外投资发展良好的理论支持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一定是有利可图，中国海外投资也不例外。那么，究竟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利在于哪，以及中国海外投资可以保持一个发展良好的态势，原因可以从五个理论中寻求到支持。

（一）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延伸与发展。邓宁将各国以人均GDP为标准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阶段，并指出在不同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入状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由于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没有直接投资输出，由于本国投资环境太差，只有少量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150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明显增加，外资大量流入，但由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资本输出仍然十分有限；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外投资大幅度上升，其发展速度有可能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但净对外投资仍为负值；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了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净对外投资呈正数增长。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推断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攀升，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良好的重要促进因素。

（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的逻辑基础来源于比较优势论。中国的跨国企业缘于小规模技术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其二，倾向于当地采购；其三，具有低廉的企业管理和营销费用；其四，能够提供特殊产品，即中国的一部分对外投资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该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中国往往投资在地理位置相近、生产条件相似的国家的原因。但是，现今小规模技术理论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中国的小规模技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发挥这种比较优势无法确定，而且建立在低福利低成本基础上的这种小规模优势的持久性不容乐观。

（三）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向发达国家投资获取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实现工艺升级或者产品升级。投资企业的全球市场销售规模和企业所处行业的工资率是其投资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足够大的市场销售规模和较高的行业工资率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得。

根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两种方式，可以分别分析一下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同溢出途径。（表1）

通过向发达国家进行绿地投资，建立研发分支机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接近东道国的R&D资源，进入所在产业高端技术聚集地，然后通过模仿示范效应、前后关联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三个途径从东道国获取先进知识和技术。而以获取技术能动为动机的跨国并购和一般的跨国并购不同，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获取一般资产，而在于获取被收购企业的专利技术，以及可以使技术持续和完善下去的研发团队和专业人才。并购取得的研发资源与自身要素相结合能产生技术上的协同效应，然后并购企业通过内部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来培育出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从而实现技术的跨越和企业价值链的升级。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也的确通过这两种途径在海外投资中获取收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国际上建立技术搜索型、追踪型的研发和信息收集机构，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这类投资逐渐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表2）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很难否认中国企业从这种海外投资中所得到的一个逆向技术溢出收益。

三、中国海外投资的非市场风险

基于上述分析，似乎理论上中国海外投资可以发展得一帆风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实际操作上中国海外投资屡屡受挫。大致上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风险，具体表现为权益风险、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商品风险，任何的国际贸易都存在这样的风险。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海外投资所遇到的非市场风险。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①(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①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②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③。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本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②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③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①。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

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①(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①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②。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超级秘书网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国家行为；非市场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652亿美元，投资数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资额却增长54%。其中，涉及私营部门的对外并购交易额增长171%，显示出私营部门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规律等特殊现象为FDI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FDI制度效应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龙云安，2013）。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合理地解释当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现象。张宏、王健（2009）、陈丽丽、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研究投资国制度质量或者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制度变量进行假设推演时，把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阎大颖等（2009）从制度质量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宗芳宇等（2012）从双边经贸制度展开研究，但没有系统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制度效应。为了揭示投资国制度效应，必须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过程反映了母国与投资国互补或匹配的选择性互动，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资流向，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区位条件的偏好；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区位条件更加偏好的因素。两方面信息的互动过程就是FDI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所以，普适性经济规律和国别特征内部作用机制，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和特性。然而，从制度视角来看，投资国制度环境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特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把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作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从国家行为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研究投资国制度、个人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

邓宁（Dunning，1977）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机制，是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对各种规则的反映。中国企业在“赶超”战略基础上，构建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体系，并以此作为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依据（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从国家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提出非市场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加以分析。

（一）国家行为的作用机制

李飞跃、林毅夫（2011）认为通过国家行为完善和影响市场机制，直接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构想，通过“走出去”。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前提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而此时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和跨国运营经验。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中国企业完全不具备全球性主导能力以及重构全球生产链条的主动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向海外自然扩张。也不是源于内驱动力而展开国际化经营，它们一般都是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被动措施。所以，国家行为中的超前战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因，也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规律相悖。同时，叶广宇、黄怡芳（2010）认为，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能力构建。DiMaggio，et al（1983）则认为，任何企业的存在都必须从所处社会制度来取得合法性，所以，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为都必须具有同构性和集体理性。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通常来讲，同一制度环境下，群体内部企业同质性强。群体之间的企业异质性明显。

国家行为与市场竞争法则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认为，市场竞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筛选作用，然而，不同的国别制度作为企业运营重要的外部规则，仍然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企业成长方式、战略框架和资源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行为。Tan，D，and Meyer，K.E（2010）认为，发达国家作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基于完全市场机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且把战略重心始终放在积累竞争性资源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上。Peng et al（2000）认为，企业通过积累技术、管理知识与品牌等战略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环境较少受到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培育自身企业优势，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内核，逐渐形成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所有权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应用国家行为和市场法则，找到了获取资源的特殊途径。阎大颖等（2009）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在这种差距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径，也就是中国企业特有的非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彰显出非市场能力的优势，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和复杂的商业环境，并运用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来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叶广宇等（2010）认为，当中国企业在投资国遇到类似的制度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国内经验，非常自如地运用非市场能力成功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却有着自身特殊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中国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一般属于制度环境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制度环境质量为标准，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聚类群，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它们经济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选择上缺乏连续性，然而，在聚类群内部，其连续性又表现简单。为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设：

假设1：投资国的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越偏好于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中国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环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在商业运作中，中国企业通过“关系资源”等非正式机制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于关系资源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逐渐培养和拓展家庭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构建起独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联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渐培育企业特有的商业环境。企业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和特殊的商业友情，形成类似家庭关系的人脉资源，以此获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活动（Granovetter，1985）。中国企业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下运行和发展（Peng andLuo，2000），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专属性背景下，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来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实现商业运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习惯，因此，它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必然会流向自身关系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假设：

假设2：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资源。

除此之外，中国与投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也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解决企业内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家行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提供外部支撑，协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显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应用这种特殊的所有权优势，把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然，作为外资企业，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投资，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Johanson，J.，and Vahlne，J.2009）。为此，政府会与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来提供保护；在制度不健全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保护，为中国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而将企业优势与政府支撑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假设：

假设3：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研究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选择了《2011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近百个国家2004～2011年718个有效观测值为对象，其中发展中国家有效观测值512个，发达国家有效观测值206个。通过对各种观测值分类研究，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变量确定为解释变量，把其他部分确定为控制变量。

首先，将投资国制度环境、海外关系网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投资国制度环境主要包括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与遏制腐败等分类指标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为测度投资国制度质量的指标；把海外华侨数量作为测度海外关系网络的指标；把中国政府同投资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保护体系指标，意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投资。

其次，选择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由投资国GDP测度市场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测度生产要素成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度：用投资国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测度投资国知识资源储备；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离测度两国间的地理距离；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国别类型，与不同类型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二）回归分析模型

通过研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第i个国家的年度流量，α为常数项，Varu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包括第t年在i国的制度质量、华裔人口数量、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向量Con varu为控制变量，包括在第t年i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知识资源储备量和资源禀赋度等变量，同时还包括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和国别类型。εu为扰动项。

（三）分析与结论

1.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

尽管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对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但应用LSDV方法作进一步验证时，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样本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显著。鉴于此，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这一假设符合逻辑。然而。固定效应模型却无法验证第二个假设，因为自变量“海外华侨人口数量”作为“关系网络”的测度值，以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维度变化为零，而且在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时，STATA却自动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因而无法反映关系网络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因此，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来验证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同时，把分析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聚类群，分别进行回归，这样可以对上述全样本混合回归的缺陷进行完善。由于制度环境在两个聚类群内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以不考虑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而直接选择混合回归方法。

在实证过程中，应用了“OLS+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以确保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不出现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确保估计结果更加稳健。通过回归，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多种共线性问题。而且，中国向各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大、时间较短，对投资国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也不足以改变投资国制度，所以回归模型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以及具体情况，在样本年份加入投资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外汇汇率、进出口总额等变量，再进行分析，结果通胀率和外汇汇率并不显著。然而，变量进出口总额较为显著，与投资国GDP高度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8447。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变量进出口总额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变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显增大，而且核心控制变量GDP在模型中变得不显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虑这一变量。

2.相关性检验与分析。

通过矩阵分析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1），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而且，从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制度变量与预期存在差异，海外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与预期基本一致。

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见表2），结果发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越差，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然而，在回归分析发达国家子样本时，尽管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则也呈负相关，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好，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正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应用同归模型分析全样本，结果发现投资国的制度优劣系数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与假设1基本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并没有遵循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不过，通过考察其他变量后，发现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子样本的显著性十分明显，满足了显著性检验1%的水平。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显著性检验值虽然大于零，但并没满足显著性检验要求。这表明，很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然资源，因此，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连续性检验的测度，使投资国制度质量在全样本的回归验证中表现为负相关。其实从客观现实来看，在样本年问，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确实急需构建稳定的外部资源供应体系。然而，中国企业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可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投产严重滞后于投资时限，没有能够快速获得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为此，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变海外投资战略，选择了市场供给充分、技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其中西欧市场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国市场，欧洲许多成熟的原材料企业，矿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比例，不过私营企业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负向线性关系，表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没有连续性负向关系，证明中国企业目前还是较多地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这也相悖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然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这一特殊现象，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证明。张建红、海柯·艾伯斯等（2010）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后发现，投资国制度环境对外资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个指标显著性十分明显；Luo，Y.D.，&Tung，R.L.（2007）也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质量越差，该国资源就越丰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具有吸引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也就是他们的垄断优势，按此逻辑，海外直接投资就遵循着一种自然、顺向的投资轨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既有顺向流动，即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也有逆向流动，即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从资本流动基本规律来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逆向资本流动相比，更具有正向优势势能差。一般来讲，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势能差。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海外关系网络”检验值为正，而且在发达国家模型与全样本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达到5%。表明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海外关系网络最好的国家投资。从世界范围来看，变量“海外关系网络”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假设2一致。其实，模型检验出变量“海外关系网络”在空间距离上不显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随着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运营经验日益丰富、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断推动，缺乏“海外关系网络”所导致的“外部者劣势”（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文化距离所形成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海外关系网络”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新特征。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检验值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尚不能确定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回归分析中，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显著性水平为5%，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假设3一致。

现实来看，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稳定，这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非市场能力和非市场战略，因此，与传统的对外投资路径比较，很多中国企业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养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而是充分发挥非市场能力，选择中国企业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资路径，较多地倾向于直接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正向效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其次，考虑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一般都选择海外华人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构建互信关系网络，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政府必须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环境，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互信的国际氛围，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帮助中国企业减少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降低风险。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差异性；Theil系数；区位熵

一、引言

入世后，中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变化，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加快。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仅有29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045%。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便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成为紧跟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国香港之后的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① 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排名前三位的是浙江、辽宁和山东，投资流量分别是2621亿美元、1774亿美元和1588亿美元，而排名后三位的是贵州、青海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只有510万美元、110万美元和29万美元。从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来看，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份额的7841%，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占1001%、1157%。①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巨大差异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障碍，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性显得尤其重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Theil系数及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等指标，在测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总体差异的基础上，将其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从而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各自变动的方向和幅度，以及各自在总体差异中的重要性及其影响，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

二、文献述评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日渐丰富，主要集中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位选择及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目前主要是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垄断优势理论为框架来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代中强（2008）[1]，崔家玉（2010）[2]等。但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可能并不具备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垄断优势，传统用于解释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如李翀（2007）[3]，李敬、冉光和和万丽娟（2007）[4]等。还有学者分析了中国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规模及不同性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如衣长军（2010）[5]，朱美虹和池仁勇（2011）[6]等。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国内不少学者基于东道国宏观经济特征的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这类文献多以引力模型或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理论框架展开，如程慧芳和阮翔（2004）[7]，项本武（2009）[8]，陈恩和王方方（2011）[9]等。近年来，国内学者发现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梯度”投资模式。因此，国内一些学者纷纷从制度尤其是东道国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如贺书锋和郭羽诞（2008）[10]，陈丽丽和林花（2011）[11]等。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如张应武（2007）[12]，俞毅和万炼（2009）[13]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如阚大学（2010）[14]，刘伟全（2010）[15]等。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如魏巧琴和杨大楷（2003）[16]，常建坤和李杏（2005）[17]，霍杰（2011）[18]等。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成果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总结。但目前还鲜有文献系统地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而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能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从而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均衡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三、中国OFDI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

（一）Theil系数分析

Theil系数是研究收入差距及其分解比较流行的方法，其特点是能把总体的差异分解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Theil系数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2）式中的第1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内差异，第2项表示经济区域的组间差异。其中，g代表第g组经济区；G表示全国经济区域总数；Tg表示第g组的组内差异。Ng表示第g组的省市数；N表示全国的省市总数；OFDIg表示第g组经济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OFDI表示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2）式中第1项组内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三大区域，然后利用（1）式分别计算出三大区域各自的Theil系数，即为（2）式中的组内差异Tg。然后将Tg带入（2）式的第1项中进行计算即可。（2）式中第2项组间差异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分别计算三大区域占全国地区数份额与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份额的比值，然后对此比值取对数后乘以三大区域各自的地区数占全国地区数的比值，然后将三大区域的数值进行加总即可得到组间差异的数值。

根据需要，本文将中国30个省（市、区）① ①由于的数据不具有统计意义，因此不包含。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广西、宁夏、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

本文所使用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数据。之所以选择存量数据而不选择流量数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中国各省（市、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数据极不平稳，使用流量数据难以准确把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律性；二是因为使用存量数据可以反映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累积效应。

1三大区域内部差异的Theil系数分析

虽然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划分已经总和考虑了地理、经济、市场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但在每一区域内部不同省（市、区）之间依然在传统习惯、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分别深入分析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表1和图1是2003—2010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自内部对外直接投资Theil系数。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与全国Theil系数的变化趋势一致，除了个别年份外，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也大多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从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占总差异的贡献率来看，2003年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各占50%，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之后，除个别年份外，组内差异的贡献率大多高于组间差异，尤其在2008年，组内差异的贡献高达6279%，组间差异只有3721%。

（二）区位熵分析

区位熵也是分析地区差异及地区竞争力的常用指标，结合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可以用（3）式表示：

Qi=OFDIi/∑Ni=1OFDIi/GDPi/∑Ni=1GDPi （3）

在（3）式中，OFDIi、GDPi分别表示i省（市、区）某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

区位熵的含义为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与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比重之比值。依据区位熵指数的大小可以将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类：如果区位熵大于1，说明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处于领先水平，数值越大，领先地位越强；如果区位熵小于1则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落后地位，数值越小，落后地位越明显。

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如表3所示，自2003年始，中国东部地区中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和广东，说明2003—2010年中国东部地区中的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处于领先地位。另外，福建、浙江、天津、辽宁、海南在部分年份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大于1，说明这五个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部分年份处于领先地位，部分年份处于落后地位。2003—2010年，山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熵大多年份处于080—097之间，非常接近1，说明山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较强的水平。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不仅小于1，并且数值比较小，说明河北、江苏和海南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动态变化来看，辽宁、江苏和浙江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说明这三个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在逐渐增强。上海和广东的区位熵总体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相对优势程度在逐渐下降。而东部其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的变化没有体现出规律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

从区位熵的变化趋势来看，陕西、新疆、贵州和云南在大多数年份区位熵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说明这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在不断累计。其他省（市、区）的区位熵处于上升和下降的不断交替变化中。

四、结论

文章通过构建Theil系数、区位熵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2003—2010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在逐渐减小，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性没有体现出整体性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在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小。

从Theil系数的分解来看，无论是组内差异还是组间差异，其差异性也都在逐渐缩小。总体来看，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自2003年以来均处于下降的态势，并且组内差异在总差异中的贡献率总体要高于组间差异。

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熵来看，东部地区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竞争力强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从具体省（市、区）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湖北、贵州两省处于落后地位。

参考文献：

[1] 代中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11）：29-35.

[2] 崔家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0（6）：12-14.

[3] 李翀.发展中国家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4-7.

[4] 李敬，冉光和，万丽娟.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综合动因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07（4）：31-34.

[5] 衣长军.中国与美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动因国际比较[J].宏观经济研究，2007（11）：63-67.

[6] 朱美虹，池仁勇.中小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特区经济，2011（6）：41-43.

[7] 程惠芳，阮翔.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世界经济，2004（11）：23-30.

[8] 项本武.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7）：33-46.

[9] 陈恩，王方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1（8）：43-50.

[10] 贺书锋，郭羽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析：政治因素重要吗？ [J].上海经济研究，2009（3）：3-10.

[11] 陈丽丽，林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因素重要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J].经济经纬，2011（1）：20-25.

[12] 张应武.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互补或替代[J].国际贸易问题，2007（6）：87-93.

[13] 俞毅，万炼.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J].国际贸易问题，2009（6）：96-104.

[14] 阚大学.对外直接投资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6）：53-58.

[15] 刘伟全.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内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研发费用和专利授权数据的分析[J].当代财经，2010（5）：101-106.

[16] 魏巧琴，杨大楷.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93-97.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9篇

Abstract：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going-out" strategy. Although Chinese FDI is growing fas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of problems to solve. We'd better learn experi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s experience in FDI is worth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Japanese FDI，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and then put forwards som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关键词： 日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Key words： Japan；China；FDI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011-03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随之加快，但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规模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对未来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战略布局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

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日本，既是经济强国，又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与壮大中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学者曾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动机、产业选择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情况与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处。由此，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和提炼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期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提出管窥之见。

1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回顾

随着日本经济的阶段性发展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规模、动机、行业和区域选择以及投资载体都发生了阶段性地演化。综合其发展过程，可以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大致划分为起步、发展、扩张、调整四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由获取资源和低劳动力成本指向，升级为开拓和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和获取专利与信息；投资主体由中小企业为主到大型跨国集团与中小企业结合、互补；投资方式由“绿地投资”到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展；投资的行业和区域则受到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投资东道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比较优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

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2.1 以“边际产业扩张论”为理论基础 日本和欧美国家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国际投资理论普遍认为垄断优势和市场不完全是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必须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教授结合日本国情，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即“边际产业扩张论”，其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他认为比较优势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指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一是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益，从而把劣势变成了优势；二是在国内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本国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边际产业扩张论”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能够解释一定时期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特点，但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与局限。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出现了与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趋同的趋势。

2.2 投资动机不断调整 日本的资源禀赋、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欧美国家的差别。欧美跨国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之所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一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占领东道国市场，二是由于技术等资产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通过销售获得全部收益，而直接投资可以保证企业对国外经营及技术运用的控制，因而获得所有权带来的最大优势[1]。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则是获取资源、降低成本。

战后至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经历了以保障国内原燃料资源供应为目的的资源型投资、利用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成本型投资，发展到目前以开拓与巩固海外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流通网络、获取专利与信息为目的的综合型投资。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在行业间在与区域间存在规律性的差异。在行业间差异表现为，农林水产业为资源型，建筑业、商业与服务业为市场型，制造业则为复合（市场+生产+成本）型。在地域间的差异表现为，对北美和欧洲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在于市场、技术、信息以及规避贸易摩擦；对于亚洲这样的发展中地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已经明显表现出了从追求低劳动力成本的成本型向追求开拓东道国的市场、建立国际性生产与流通网络这样的市场主导的复合型（市场+生产）转换。

2.3 投资载体灵活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以合资为主要投资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跨国公司，并购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用边际扩张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小企业竞争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边际部门”，为了获利不得不向海外转移；同时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更符合东道国的生产要素结构和水平，容易被东道国所接受。由于中小企业经济实力有限，也为了规避风险，因此投资多采用合资的方式进行。

而欧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由大型跨国公司完成的。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来解释就是，大型跨国公司规模大、实力强，拥有更多的垄断资源，即所有权优势；同时，大型跨国公司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能力强，因此大型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由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投资是以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基础的，为了维持垄断优势、防止泄密，其必然倾向于采取独资方式。

2.4 投资行业与地域指向明确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日本以非制造业为重心。1971-2011年，日本对非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大部分超过历年总投资的50%，1986年达到最高值，超过总投资金额的82%；在三次产业间的投资，呈现出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的结构，但2005年以后的投资又将投资重点回归到二产，跟世界金融市场形势不稳定有关；具体的行业选择，对金融保险业的累计投资额最大。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选择上，日本以发达地区为重点。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对外直接在地域分布上波动较大，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1990年比重最高，超过总投资额的80%，之后对发达地区的投资比重在波动中缓慢下降；具体而言，对北美洲的累计投资金额最高。

2.5 受汇率影响巨大 虽然货币汇率的变动对不同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但整体上看日元汇率的变动的确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变化关系图（图2）中可以看出，1971-1973②年和1985-1988年两个阶段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后几年内迅速增加。周展、陈作章（2009）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1971-2007年间日元汇率的波动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日元升值对劳动成本指向性投资影响最大，市场指向性投资次之，对资源指向性投资也有一定影响，对污染产业移转性投资很微弱[2]。

3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与日本80年代十分相似，主要体现在：

第一，两国在对外贸易中都面临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第二，两国货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是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同期加以比较后发现，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上看我国投资规模低于日本同期水平[3]。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成长空间巨大。由此，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投资动机、投资行业和地域选择等诸多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给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带来了一些启发。

3.1 政府引导至关重要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表明，海外投资初期要获得成功往往与政府完善的促进体系密不可分[4]。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企业海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对投资风险认识不足、对全球经济动向把握不足，视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我国政府有必要对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动机、行业与地域选择方面进行科学的、具有预判性的引导，避免投资行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3.2 行业与地域需要科学选择 从全球范围来看，我国的技术与资本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因此在行业与地域选择上，可以借鉴日本经验，认清目前哪些是我国的“边际产业”，这些“边际产业”对哪些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在对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不同的行业和地区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最终实现科学、高效投资。

3.3 对外直接投资以科技领先作为动力来源 当前世界经济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进步使日本不断产生新的“边际产业”，获得比较优势，由此可见，科技领先对日本企业向海外的扩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状况是，生产世界级的产品，却少有世界领先的核心技术和世界级的品牌，因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未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急需技术领先作为助力。

3.4 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关系密切。战后日本的经历了三次产业升级，每一次产业结构的蜕变都是伴随着阶段性的产业外移，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的日趋合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借鉴日本经验，我们可以将对外直接投资当作推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契机，向海外转移边际产业的同时不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循环提升。

注释：

①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积极致力于促进日本与海外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加强企业之间的商务合作为目的的工作，其中尤其以加强东亚地区的商务合作为重点.

②日本银行日元兑美元汇率数据中无法查到1971、1972年汇率.

参考文献：

[1]马海.日本与欧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比较[J].日本问题研究，2004（1）：9-11.

[2]周展，陈作章.日元汇率波动对日本对外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日本19个行业1971—2007年的面板数据[J].日本问题研究，2009（004）：6-12.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0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南京

中图分类号：F121 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4-0064-04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南京市软科学招标项目“后WTO时代南京利用外资战略研究”资助，项目编号：200503002。

作者简介：梁曙霞（1974- ），女，江苏盐城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向型经济。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已经形成，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来看，长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珠三角三地区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因此，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积极利用外资，从而实现南京的产业升级和优化，加快南京经济增长。

一、理论概述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20世纪后期,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已成为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Buckley,1988)。这种成本通常是指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近年来,成本学派又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纳入分析之中,认为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Buckley and Casson,1985)。Caves(1971)认为,与当地公司相比,外商面临着很高的搜寻成本,如寻找当地生产投入、辨认当地市场潜力、招聘技术劳工以及管理多元化的生产系统等方面的成本。这类成本促使外商采用回避投资风险的策略,从而选择低交易成本的区位。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内含着区位要素的思想。Dunning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将国际贸易理论、区位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综合起来,并以此来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根据这一理论,跨国投资公司应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东道国应拥有区位优势。Dunning(1988)总结了四大类区位因素:市场因素、贸易壁垒、区位成本因素以及投资环境。2000年Dunning又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制度学派从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体制转型角度分析了其对吸引FDI的影响。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而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鲁明泓(1999)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度最为重要；Belderbos(2003)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

以Poter 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Barrell(1999)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企业在欧盟的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Head(1999)对日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特征

20多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2001年和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吸收的FDI分别比上一年增长了11 5％和12 6％，2003年吸收的535亿美元的外资水平位居全球第一，2004年创出606亿美元的新高，约占世界总量的9 8％。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552942家，实际利用外资6624 26亿美元，外资存量2454 67亿美元。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1．外商直接投资仍集中在东部地区，阶梯状分布明显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80%上升到2004年的11.02%。只是在2005年比重有所下降，占6.67％。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6.11%，中部地区占11.02%，西部地区占2 88%（见图1）。2005年东部地区占73.97%，中部地区占6.67%，西部地区占2.68%（有关部门占6.68％）。而截至200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中，东部地区占84.85%，中部地区占8.87%，西部地区占4.37%。从截至2005年底的外资使用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9.4倍，为中部地区的9.5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图1：2002-2005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比较

资料来源：www fdi gov cn。

2．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北上势头

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2004年对全球1000余家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图2），从选择投资区域企业数分布看，长三角占47%，环渤海经济圈占22%，珠三角经济圈占21%，东北地区占9%，中西部地区占8%。同时，92%的跨国公司选择在开发区内投资。

图2：跨国公司2005-2007年投资区位选择企业数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编写的《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IT与半导体产业投资趋势报告》、《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汽车产业投资趋势报告》、《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化工与生物制药投资趋势报告》相关数据汇总。

3．外商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向业务集中地区聚集且地理分布基本一致

基于投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跨国公司选址时往往选择那些与投资国历史、文化有联系的地区。比如港资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台资集中于福建、日资集中于辽东地区。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为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跨国公司势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因为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至2005年末，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124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45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绝大多数。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4．不同来源地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偏好不同

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是想将中国大陆作为其产品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刘昌黎1996年对在华日资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在华日资企业投资目的与扩大出口有关的投资比重为85 6%，而全世界日资企业以扩大出口为目的的投资比重合计为73 9%，在美国和东南亚投资的日资企业中，该比重分别合计为64 4%和83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 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 5%和50 91%。地缘文化是海外5500万华人企业家在中国大陆投资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东南亚华人约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80%，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们对祖国大陆直接投资由试探性阶段走向成熟阶段，由投机性、追求短期资本高回报率转向了市场导向型。

三、南京应对外资区位特征的策略

长期以来，南京的外资规模在长三角地区主要城市中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在江苏省内始终在苏州、无锡之后。南京要加快经济增长，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硬环境，积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更好地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1．加快经济增长,强化南京的区位辐射作用

经济增长和外资进入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占领当地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重要目的之一,一定的经济规模有利于外资的进入,而外资的进入也将会促进经济持续的增长。因此，进入后WTO时代，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对吸引外资是至关重要的。南京东接上海，北至苏北，西南临安徽。南京既接受上海的辐射，也自行辐射周边地区。但上海经济中心的辐射力到南京已经很弱，南京只是起着承接和延伸上海辐射的作用，是长三角地区向中部省份辐射的一个“中转加油站”，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相比苏锡，南京和安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联系也要更加紧密。“南京一小时都市圈”中有2000万人口，南京是这个地区的商贸集散地，圈内的马芜滁等也都积极融入南京的都市圈建设。因此，南京要加速发展经济，增强向西和向北的经济辐射力，必须加强与安徽的联系，加大圈内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应强化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只有充分发展经济，创造强劲的市场需求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才能进一步增强南京的经济辐射能力，吸引更多技术溢出效应明显的外商直接投资。

2．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来南京投资

制度学派认为一国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政策环境对吸引外资非常重要。商务部研究院产业投资趋势调研课题组调查显示，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点考虑因素中，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兑现度，其次是政府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因此，南京地方政府应加强招商引资宣传力度，树立南京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形象，吸引更多外资来南京投资。具体来说，应全面实行政务公开，营造统一高效的政务环境；加强吸引外资的规划引导，在全市推行服务承诺制，开辟通关“绿色通道”，简化和降低外资企业申办手续和费用，减少外资企业的运行障碍,营造投资者满意的服务环境；建设“信用城市”，确立政府信用，规范企业、个人和社会的信用行为，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深化依法治市，惩治腐败,营造文明公正的法治环境；创新用人机制，营造良好的科技人才的发展环境；发挥媒体作用，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

3．调整招商引资区域战略，实行区域重点转移

2005年，南京市吸引外资来源于49个国家和地区，其澳台地区、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国的投资接近50％，是南京市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这不仅促进了南京市经济发展，也为南京市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但是，仅仅靠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南京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南京市要深入研究和了解不同来源国外商对华投资的不同动机，及时调整招商引资区域战略，实现向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为此，应采取多种渠道来完成这种转移。首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招商代表机构和咨询机构，处理南京市日常招商业务和招商咨询；其次，充分利用当地华人华侨及留学生为南京市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再次，充分利用南京市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已有的贸易关系，拓宽利用外资渠道；第四，利用上述国家和地区驻京使领馆、经贸代表机构，获取投资信息。

4．形成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园区，更好地发挥投资集聚效应

开发区是南京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主要载体。目前南京的14个省级以上开发区无论是外资项目数、合同外资金额，还是实际利用外资，都占南京全市的1/3左右。开发区要重点加强产业规划和整合，充分发挥产业聚集效应，构造南京开发区发展新优势。南京应发挥已有的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特定产业的聚集效应，吸引更多新的外资进入开发区；应结合南京市已有的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通过对该国家或地区的针对性招商和完善有针对意义的软环境配套措施，形成有特定国家或地区特色的产业园区，以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应针对已在南京省级以上开发区投资的外商，制定一系列动态的相关扶持政策，鼓励其再投资，形成特定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应贯彻“特色发展、优势互补、辐射周边、带动全局”的原则，发挥吸引外资大项目的产业积聚作用，延长产业链、产品链、技术链，带动全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5．努力引进研发中心，促进区域产业升级和发展

南京是中国重要的科技教育文化中心,拥有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南京有高等院校30多所,各类研究与开发机构543家，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31个，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约80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3万人,这些指标均居全国各城市前茅。但截至2005年底,南京市引进的世界著名企业的研发机构累计只有23家。虽然有三星中国的研发总部，朗讯、西门子、LG、夏普等知名的世界500强跨国企业将研发机构落户到南京，但南京的外资研发机构总数仍然与上海和北京存在很大差距。南京要充分发挥科研优势，紧紧抓住境外跨国公司正加快在我国设立研发中心的步伐这一有利时机，依托部级开发区的良好载体，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积极引进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技术总部，推进在核心技术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更好地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鲁明泓 制度因素与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一项实证研究［J］ 北京：经济研究,1999（7）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J］ 北京：经济研究，2005（3）

［3］俞毅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J］ 北京：国际经济合作，2004(9)

［4］贺灿飞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2篇

在世界经济中，国际直接投资是最能体现经济全球化概念的经济运作方式之一，且与国际贸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从总体上看，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作用、相互促进，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扩大。但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是具有互补性还是具有替代性？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还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规则，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促进贸易出口的增长，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研发中心国际直接投资区位优势

1994年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在北京投资设立的合资研发中心――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讯电信发展研究中心，这是跨国公司在华首家研发机构。此后，研发机构逐渐增多。设立研发中心已经成为现在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研发投资往往是相辅相成的：2006年非金融领域设立的外资企业41478家，实际使用外资额630.21亿元，增长4.47％。外商投资设立的研发中心约750余家。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国际化和研发国际化已经是一个趋势，研发中心的投资是外商投资中的重要部分。但我国研发中心的分布地区差异大，表现出非均衡的发展的特点。

一、 总体上外商直接和间接投资量的不均衡

外商在中国投资地域发展不均衡和地域经济基础的不同以及改革开放的战略以设立沿海特区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此带动内地经济的有一定关联。

参照2004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在2001年和2002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在各省分布不均。外商投资在湖北，2001年实际投资额总计164，535.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有142，665.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达21870亿元；2002年外商投资总计179，658.00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达156，886.00亿元，外商其他投资22，772.00亿元。直接投资额增长率为9.97%，其他投资增长率为4.12％。而东部区域的上海，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427，229.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又增加到546，849.00元，直接投资增长率为28%。同时期华南的广东，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高达1，133，400.00，外商其他投资达197732.00，总计1，331，132.00，2002年直接额782，294，间接额227，041.00，总计1，009，335.00亿元,总额增长率为－24.18％，直接投资增长率为-30.98%。东北的辽宁，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41，168.00亿元，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82，410.00亿元，增长率为－17.22％。只从投资量可以显示反映外资投资在各省的活动。外资对上海的投资是稳步上升的，2001年湖北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广东12.59%。反映出外商在中国各省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量的不均衡。

从这些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湖北外商投资与其他各省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和广东、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相比。这与湖北以往的经济发展和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外商投资数额、外商企业数目、投资总额等等数据看，湖北也落后辽宁一大步。而其他省份包括湖北都没有分到一杯羹，这就需要分析对导致这种非均衡的原因，进一步才能对外商投资以及设立研发中心的动因进行探悉，分析外商投资差异的原因。

二、 分析研发中心区域分布的不均衡的原因

外商投资量与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应该是息息相关的，目前跨国公司在华40家较大规模R&D机构中,北京有20家,上海有14家,广东占了6家,分别占总数的50%,35%,15%。从供求角度分析：

1.市场的需求是主导因素

研发中心的设立由诸多因素促成，其中有重要作用是市场和研发的互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研发活动体现在外商在本地的投资活动、当地居民消费倾向和地域性特点；基础性研发和应用性研发往往会推陈出新推动企业、产业和产业链的升级，促进当地消费和对外贸易因为一些研发中心是从原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经过多年的自主创新，逐渐发展形成现有的研发中心，如武汉长飞公司是和荷兰菲利普公司在1988年底共同创建、现与荷兰德拉克控股公司共同经营的一家生产和销售通信用光纤光缆德高科技合资企，近年来独立发展一个研发中心。所以研发中心的设立有一部分是通过外商投资设厂然后自然发展形成。

2.研发供给上的条件因素

研发供给上的因素可以国内影响研发力量的分布。

这些年外商在全国范围内加大了投资力度，但研发投资的条件也会对外商产生影响。考虑科技机构的整合等情况，虽然科技机构数不能完全反映供给条件，但机构的总量和结构还是影响研发供给。从科技机构人员（全市各类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社会与人文科学人员）总数看，1999年湖北科技人员2973人；上海科技人员3742人；广东科技人员12883人；辽宁3785人。到2004年，湖北4005人；上海6627人；广东37001人；辽宁3395人。科技活动人员方面湖北处于劣势，而广东处优势。但是人员的自由流动会对分析结果有一定影响。不过这个因素也会对外商研发中心的设立产生相当的影响。

因此，不同地区的研发供给能力有很大差异。

三、用直接投资理论揭示来外商研发中心区位分布的不均衡性

从理论角度看，直接投资理论是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思想渊源。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学者邓宁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其后又进行了进步的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企业要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3个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specific Advantages) III区位优势(Location-specific Advantages)。而后，巴特利特和戈夏尔将产品周期理论进行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等）、接近市场（本土化战略、产品的差异化和当地改造等）和通过竞争降低成本（全球生产、标准化、合理化等）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与弗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技术优势、区位优势相符，只是将技术优势、区位优势中的成本因素独立出来。新的三位一体的跨国公司模式较好地将各种能够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流动的因素结合起来也弥补了弗农理论的缺陷。

上述几点思考都归结于这几个理论，对“研发中心”的这种直接投资的新动向被囊括在其中了。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能细分市场，采用东道国人力资源、降低产品成本。外商在华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能够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我国的许多高新技术产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上，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进行面向全球的基础研究和面向中国市场的应用技术研究，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参与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加深与国内企业的多层次合作，对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直接投资理论中区位优势和巴特立特和戈夏尔的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研发中心分布不均衡的现象。

四、地区引资中的非均衡发展的弱势省份――湖北的条件分析

用供求关系和直接投资理论来解释研发中心分布的非均衡现象，能指导地区科技政策制定和促进引资的高级化。湖北作为中部崛起的龙头省份，处于长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圈之一核心省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发展，自然少不了鼓励外商设立研发中心这个有力措施。同时，外商作为理性人，在设立研发中心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得失，也就是湖北与其他省份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在湖北设立研发中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湖北的区位优势：对于全国其他各省市而言，湖北的地理位置处于全国中部地区，实际是东部和西部的一个“分水岭”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承东启西、接南连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地理优势，武汉市是全国少有的集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政、电信于一体的重要交通、通讯枢纽。便于将湖北及周边省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二，武汉市科技教育综合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这是中部地区任何一个城市也无法比拟的。武汉市拥有48所高等院校，736个科研设计单位，10个部级重点实验室，45万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近50万在校大学生，人才济济，劳动力素质较高。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近十几年来，武汉市高科技突飞猛进，武汉东湖地区是仅次于北京东关村的，全国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在通讯、生物工程、激光、微电子技术和新材料等五大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第三，湖北的商务成本较低：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房产价格低。武汉的普通住宅价格仅为上海的三分之一，这为从事商业活动降低了成本;二是劳动力价格低。武汉市劳动力成本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比广东沿海也要低。湖北省人均可耕地面积偏少，不愁没有劳动力资源。由于具备了独特的地理交通便利条件，武汉市不仅可以消化湖北省自身的劳动力，而且能够吸收中部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三是生活消费水平与服务价格低。第四，研发成本也较低，研发能力较强。与低商务成本形成对比的是，武汉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术的水平较高。在不同国家从事R&D活动的成本存在着较大差异，而研发投资往往指向需巨额成本的高新技术产业，节约研发成本就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R&D投资的重要因素。综合这几个方面，再加上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沌口开发区这样部级的高技术开发区。这样的条件为武汉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智力和科研优势，使得武汉的研发能力相对较高，与这样的研发能力相对比的是武汉的低研发成本。

当然，武汉之所以没有和上海、北京、广州一样成为外商设立研发的聚集地，必然存在不可忽视的劣势。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第一，产业的发展状况：武汉是中国老工业基地，是内地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之一，现己形成门类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状况却没有发挥其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与沿海开放城市相比，武汉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在产业结构大调整中，上海市对一、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较大，三次产业比例相对协调；而武汉市的步伐却相对缓慢，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没有达到最佳。这就大大影响了武汉的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 第二，消费能力：由于R& D的职责通常是非结构化的，需要研发人员与其他相关利益群体之间不断通过大而频繁的面对面沟通协商，集体解决研发中的问题。因此，决定R&D区位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与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时间距离。未来的消费者就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全体，消费者就意味着市场。武汉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每年10827元但仍然与上海、广州等大都市有很大的差距。这里的消费者对价格较敏感，那些在他们承受能力内的商品销售要比奢侈品牌好。第三，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完善。武汉市金融业总体规模小，内部结构发展不平衡，金融业总体水平偏低。银行在金融业中占主导地位，而证券、保险占金融业比重偏低。外资银行引入较少，外资融资能力较弱，而武汉市仅有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2户，外资银行代表处4户，金融业总体水平,融资的便利程度,资金的运作的速度等等都会成为外商设立研发中心的一个考虑因素，因此武汉在金融业上的劣势也将影响大大武汉吸引外商设立研发中心。

参考文献:

[1]中国外资网:省略，2007.01

[2]数据来源: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FDI 产业结构 招商引资

海南建省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海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海南省在招商引资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对海南省的招商引资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新、更高的要求。然而，海南招商引资战略的选择中缺乏从产业选择和区域选择方面对外资投入的方向性引导，研究海南省招商引资战略方向问题和外商投资项目评价体系问题对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三次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外部资金的投放、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的正的溢出效应，直接或间接带动了海南省产业发展和升级，同时，海南省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流向、方式和效益。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结构、流向受制于外资吸收地产业结构因素，即三次产业的发展情况。

本论文在产业结构因素方面选取1988-2009海南省三次产业（分别记做PI、TI、SI）的生产总值作为解释变量，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通过Granger（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在短期内，第一产业（PI）及第三产业总产值（SI）是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第一产业、第三产业总产值和外长直接投资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在以上因果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数量分析，得到：lnFDI=0.322847-1.566542*lnPI+2.140983*lnTI

即：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FDI自然增长0.322847；第一产业每增加1%，海南省吸引外资下降1.566542%，第三产业每增加1%，海南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增加2.140983%。这个结论符合海南省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也迅猛增加的客观事实。

二、招商引资的产业方向选择

近些年，海南招商引资的发展迅速，卓有成效，开放领域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的进行，第三产业的开放也在逐步推进，在新时期海南做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吸收外资的产业规划、区域规划，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外资的投资效益。

（一）坚持把第三产业的招商引资作为长期的战备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海南发展第三产业具有五大优势，即：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体制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势。海南省现阶段第三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旅游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与国际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整个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外资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领域都有着明显优势，海南在法理发展对第三产业的招商引资的同时，应对第三产业进行细分，根据不同层次要求，充分利用外资的管理优势、技术优势来发展海南较为薄弱的生产行业。海南招商引资围绕建设热带海岛旅游休闲度假胜地的产业发展方针进行开发建设，使海南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将海南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胜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发挥经济行政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产品互动、体制创新的全省第三产业一体化。

（二）对房地产业的招商引资注重质量，进行适度引导

海南的房地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保持高涨态势，在海南省经济增长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房地产业在保持现在招商引资方针的同时，不能对其过度依赖，应更加注重调整优化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质量取胜。开发应顺应海南形成旅游岛的形势，加大发展旅游度假的产品，主要的发展与旅游、与体育等产业相关的房地产相关的产品，配置地方稳定税源，并适度控制普通商品房的开发。

（三）合理布局农业产业的招商引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海南农业是地方经济中的弱质产业，突出表现在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农业整体科技素质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集约化程度低。加大对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首先要加快对农业先进技术和项目的引进，加大政策倾斜度，对农业投资进行合理布局，着重引导资本流向独具海南特色的产业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吸引外资投入到食品、农产品精深加工和流通产业，培育一批热带果蔬、水产品、畜产品、橡胶等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此外，进一步鼓励和落实大型农产品贮藏集散物流中心建设，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控制和追溯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使海南农产品走上优质、高效、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农业产业化升级。

三、招商引资的投资方式选择

海南省的招商引资初期以合作方式为主；90年代中期以前合资企业成为首选；90年代后期直到现在，独资方式占绝对优势地位。步入“十二五”，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海南在招商引资的投资方式选择上，应顺应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和趋势，根据不同的产业性质和区域的不同特点，合理引导外资的投资方式，积极引入跨国并购、产业外包等新兴投资方式。

（一）坚持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海南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极大的资金缺口，但更大的缺口则是技术、管理缺口。经过了10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推动本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成长的策略的成效并不理想。外商投资企业多采用独资方式，省内企业一般无法从中获得和享用外商拥有的先进技术，对产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没有和合作经营和合作经营所起的作用较小。

在外资投资方式选择上，海南应该注意充分掌握自身的特有资源，防止外方获得该资源后谋求控股甚至独占，坚持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对于新开放的领域，外商为了迅速打开市场，仍然会积极寻求合资，在合资过程中，我方应该对自己的权利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能一味满足对方的要求而减少自己的合理条件。在一些关键资源领域，建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程度限制。

（二）鼓励利用外资的新方式

1、积极承接外包业务

业务外包是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新方式。一般来说，业务外包主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服务业的产业外包。海南省应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积极对不同的方式的业务外包进行承接，同时需灵活应对。

一是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业务外包，海南省劳动力要素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有承接劳动力密集型业务外包的天然优势。在承接此类外包业务时，应考虑无形资产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在省内企业目前不具备竞争能力时，一个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至少引进两家跨国公司投资，形成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或者通过对同类产品进行关税补贴，使跨国公司的产品与进口商品形成竞争。

二是承接资源密集型产业外包，此种产业外包是外包企业充分利用承接地资源和外部资源进行产业专业，实现全球资源优化配置。海南省在对此类业务进行招商引资时，应对保持适度开放，并重要资源进行有条件控制，引导提高本土企业竞争实力，应进行科学引导，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加大对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三是重点承接服务业的业务外包。承接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是优化海南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重点方向，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也是转变经济和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是全面提升在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的战略选择。海南要大力培育本地有实力的服务供应商和外包承接商，逐步培育一大批专业化、国际化的本地服务供应商。

2、有条件鼓励跨国并购，实现直接利用外资与间接利用外资的有效结合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以及入世后逐步的政策的消失，外商直接投资领域逐渐放宽，跨国并购将成为外商直接投资更加常用的方式。海南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金融领域会更加开放，跨国并购将成为海南利用外资新的增长亮点，在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机遇下，海南成为中国最具成长性的并购市场。在招商引资时，应注意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融合，引入企业参股、收购或兼并模式，根据不同行业类型，进行适当的引导。

海南对大部分竞争性的工业行业，应放开对跨国并购的各种限制，包括股权比例、并购方式等。放开这些行业对跨国并购的限制，有利于行业提高集中度和竞争力，改善行业的组织企业将结构，从而增强企业实力。

对存在明显规模经济的工业行业，主要是重工业产业（汽车、重化工业等），由于这些产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如果外商所占比重过大，将不利海南省的产业安全，并可能造成利润转移，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加大，所以应有步骤的放开对跨国并购的限制。

对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服务业开放程度较小，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外相比差距较大，省内企业难以承受国外服务业的冲击。且目前大部分服务业存在的高额“租金”，利润较高，如果允许大规模的跨国并购，很大一部分利润将被转移出去。因此，服务业跨国并购应对外资的股权比重进行限制，同时在审批环节上从严把关。

3、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因此，海南省在积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应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可扩大产品市场，降低经济风险，获取更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可获取技术和生产性资源。

近些年来，海南省经济稳步增长，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也建立起了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如海南航空、海马汽车等。随着“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和高科技支撑”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海南对东盟的产业比较优势开始形成，对东盟资源类的需求迅速增长。因此，期间内海南可加大与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以越南为突破口，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对外投资。

参考文献：

[1]江小涓，杨圣明，冯雷.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杨建龙，关于外商投资与外资政策的博弈分析[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海南省统计局.海南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4]赖明勇，包群.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2（6）

[5]张骁，杨忠.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模式借鉴――来自日韩经验的启示[J].当代财经，2006

海外直接投资论文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投资国;金融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2-0031-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2.07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规模逐年增加，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75.8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对华投资前五位国家或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地区（783.02亿美元）、新加坡（73.27亿美元）、日本（70.64亿美元）、台湾地区（52.46亿美元）、美国（33.53亿美元）①。良好的外商投资形势一方面源于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或者说东道国的优越条件，另一方面来源地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仍是决定是否投资或投资金额大小的重要因素。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有一系列经典的解释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于其某种垄断优势而决定的[1];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Vernon，1966）认为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H.Dunning（1977，1981）认为，一国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内部化优势[3];边际产业扩张理论K.Kojima（1978）提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凭借标准化的技术、雄厚的资金来开拓对外直接投投资，以使投资国集中精力实现本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升级[4]。尽管发达国家有垄断优势，成为对外投资的主力，但发展中国家仍然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J.H.Dunning &R.Narula（1996）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投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遵循一定的周期性，即根据人均GNP对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五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需求[5]。Wells（198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竞争优势也是有利于其对其他类似或更穷的国家开展直接投资[6]。Lall（1983）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特定优势能促使其对外直接投资，主要表现在小规模、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方面[7]。

以上经典理论发现，发达国家的垄断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是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但我们认为金融市场在培育这些优势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一国金融市场发达，融资渠道畅通，能更好的为优势产业服务，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强化垄断优势或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主要关注对华外商直接投来源地的金融市场是否有助于对其对华投资，从而为金融市场对本国投资海外市场是否具有积极作用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我国深化“走出去”战略从发展完善金融市场的角度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Tinbergen（1962）最早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双边贸易的决定因素，表明了双边贸易量与两国GDP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8]。De Ménil（1999）提出了引力模型与FDI流动的相关性[9]。一些学者也开始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10-12]。对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投资和出口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如Mundell（1968）;Helpman et al.（2004）[13-14]。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的关系，如Markusen et al. （1996）[15]。

随着金融市场逐渐发挥作用，金融市场的完善性与信贷约束的研究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有大量的文献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6-18]。如Rajan and Zingales（1998）验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金融发展能降低外部融资成本，促进经济的增长[19]。一国金融发展不仅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作用，其对出口贸易也表现出积极的影响[20-23]。如Beck（2002）研究发现，金融发达的经济体有更少的搜寻成本，使公司更能获得便宜且丰裕的外部融资[24]。Manova（2013）指出，如果有更多的融资，国内的企业就能缓解生产扭曲，获得资金从事出口，或出口更多[25]。

同样，金融市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也逐渐涌现。Antràs et al. （2009）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即增加对投资者的保护和投资合同的履行，会降低FDI的流入[26]。Huang（2003）也通过中国的经验表明中国吸收了很多FDI，是因为中国的国内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受到了信贷约束，这种约束限制了本地企业的进入而鼓励了外国企业通过FDI的进入[27]。Qing Liu and Larry D. Qiu（2014）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的发展对母国跨国公司的决定行为产生影响，东道国金融发展良好，会使投资国减少对东道国的投资[28]。以上研究表明东道国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对该国的投资。另一些学者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会促进投资国对该国的投资，如Bilir，Chor，and Manova （2014）证明了东道国的金融条件不仅影响跨国公司进入的决定，还影响了附属子公司全球销售的模式;东道国的金融发展缓解了跨国公司的流动性约束，会促进FDI的进入及销售总水平[29]。从投资国的角度，Di Giovanni（200

5）通过引力模型考察私人部门信贷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显示投资国的融资规模会促使对外的跨国兼并和并购[30]。Buckley et al.（2007）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发育度和政府政策的支持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的作用[31]。

在已有的金融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大多是从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去考虑跨国公司的决策，而从投资国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相对较少。然而，金融市场对于一国优势产业的培育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国金融市场发达，资金配置有效，会激活很多的项目积极发展，当国内市场有局限时，跨国公司便会走出国界寻找更广的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面对如此之多的投资国，尽管FDI的流量也是逐年增大，但不同的投资国其投资的规模还是有区别的，是什么使他们的投资规模不同？本文试图从投资国的金融市场进行分析，考察是否是金融发展的程度影响了投资规模的大小。因此，本文基于2003―2011年在华直接投资的82个国家①，根据Beck et al.（1999）及更新的金融结构数据，从投资国的6个金融指标来考察投资国的金融发展状况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②，进一步的从规模、活跃度及金融机构的效益等多方面权衡金融市场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作用[32]。

三、模型设立与经验研究分析

（一）模型设立

根据已有理论及文献，建立以下模型：

Ln（fdijt）=β0+β1ln（finjt）+β2ln（distj）+β3ln（tradejt）

+β4ln（pgdpjt）+εjt （1）

式（1）中，fdij，t表示t年中国实际利用j国的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finj，t代表t年j国金融发展水平，分别是私人信贷占GDP的比值（pcgdp）、股票市场价值占GDP的比值（stmktcap）、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重（stvaltraded）、流动负债占GDP比值（llgdp）、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bdgdp）、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costinc）;数据来源于Beck et. al（1999）及其更新数据①。distj代表中国与j国的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tradej，t表示t年中国与j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pgdpj，t表示t年j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WDI;εjt是指误差。对于所有的变量，本文的模型都取对数，以避免异方差。相关变量的统计描述及预期符号见表1。

（二）经验研究分析

1.估计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1），我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估计，以求更加稳健的估计结果。由于金融指标的6个变量很可能出现共线性，所以我们将几个变量根据一定的经济学含义对其进行分组回归，第一组是融资规模即私人部门获得的信贷资金比和股票市值比;第二组指标是流动性负债比，体现金融深化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第三组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比和股票交易额比之和，体现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和股票市场的活跃度给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效应;第四组是银行成本收入比和银行机构的存款，检验银行机构的效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整个估计中，除了采用对数避免异方差以外，我们还采用稳健标准差修正，尽量使结果更加可靠。

我们没有考虑普通最小二乘法是因为数据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中，某些年份某些国家或地区完全撤出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致使这些数据为0，所以，整个FDI的数据就是大于或等于0的分布。如果把大于0的投资额看成是连续的分布，那么0和大于0的投资额就构成了一个离散点和连续分布组成的混合分布，这明显体现了截取回归（censored）的特征，Tobin（1958）提出了用MLE方法来解决此类问题[33]。因此，根据数据的特点，本文首先用tobit回归以求估计结果更加准确。Tobit回归结果见表2。

Tobit_1体现了私人部门在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pcgdp+stmktcap）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投资国国内企业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资金越多，股票市场的市值越大，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Tobit_2体现银行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llgdp）对中国直接投资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一国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该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Tobit_3列表示股票市场的交易额比（stvaltraded）对海外直接投资有积极影响，说明了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指标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向作用;Tobit_4列运用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costinc）、银行存款占GDP的比例（bdgdp）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进行回归，考核银行机构的效益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银行存款比对海外直接投资有促进作用，这与古典经济学认为储蓄能促进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增长思想一致。一国有充足的储蓄资金，便有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源泉。通常银行成本收入比越低，说明银行的效益越高，银行机构发展越健康，越能给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但在回归结果中，银行成本占收入的比例体现出了正向作用，与预期不太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海外直接投资与银行进行紧密的业务往来的关系，成本的增加是由于需要处理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增加了，由此导致的管理费用、各种手续费增加了。所以成本的增加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考虑到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即Heckman方法进行回归。

为了使回归结果更加稳健，我们考虑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回归，以再次检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因为样本中的投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呈现了偶然断尾的现象（数据里的FDI大于或等于0），而这种偶然断尾可能是与投资国的金融发展有关，从而出现了样本选择问题。Heckman（1979）针对此类问题提出了两步估计法，即首先用Probit估计方程，然后用OLS进行回归得到最终估计值[34]。目前，Heckman回归有两种方法可以运用，一种是两步估计法，另一种是极大似然估计法。由于极大似然估计法比两步估计法更有效率，因此，本文采用Heckman的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3。

从估计结果来看，Wald p值都明显小于0.05，说明该样本存在样本选择问题，用Heckman回归是正确的。同时，Heckman回归结果与Tobit回归的结果几乎一致，金融发展的6个指标的显著水平、系数的正负严格保持的一致，系数的大小接近，因此，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为了分析不同类别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一些区别，本文在截取回归的模型上进行分样本回归。我们将样本里的82个国家或地区分成了OECD和非OECD两组，检验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金融发展与海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区别，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我们以三组金融发展变量为例进行分样本回归。分别衡量信贷规模、流动性负债和银行效益对发达经济体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区别。在Tobit分样本_1中，信贷规模都显著为正，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融资规模在1%水平显著，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规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10%水平上显著，这表明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对中国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大于非OECD国家或地区。但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股票市场规模对直接投资的影响较OECD国家或地区大。Tobit分样本_2体现金融深化指标在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区别，非OECD国家的流动性负债对促进其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更大。Tobit分样本_3考察了银行的效益即金融机构的健康程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在银行成本收入比方面，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系数都为正，只是前者不显著，后者显著。非OECD国家或地区体现了成本越高，对外直接投资越多，这种促进作用比OECD国家或地区更大，这表明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银行机构可能给了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的条件，在银行服务方面加大了成本的开支，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与海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同时，也反应出了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成本控制方面不如OECD国家或地区稳定，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金融健康问题可能需要值得注意。在银行存款方面OECD和非OECD国家或地区都对直接投资有积极作用，仍然是非OECD影响作用更大。综合而言，分样本的回归中，除了成本收入比不同外，其他的金融指标在非OECD国家或地区都体现了比在OECD国家或地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这表明了非OECD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更关注对类似国家的直接投资来促进本国的增长，它们更加积极的加大海外直接投资的力度，从而出现了银行成本的上升与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反应了这些非OECD国家或地区金融机构的成本控制问题急需改善。另一方面，由于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相对成熟，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稳定的阶段，对华投资也相对稳定，而非OECD国家或地区对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一旦金融市场的约束减少了，金融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就非常大，所以出现了OECD国家或地区的指标的系数比非OECD指标的系数小。

2.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投资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即一国的金融发展是否是促进该国对中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但也可能会发生逆因果关系，即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该国金融指标发生变化。出于反向因果关系与遗漏解释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考虑，本文将相关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以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该问题。估计结果与前面的Tobit、Heckman结果较为一致，说明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间并没有逆因果关系，再次证明了前文的估计结果稳健。

四、结论

本文在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的基础上，利用2003―2011年82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投资国的金融发展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考察了包含融资规模、银行储蓄、股票市场的活跃度、金融深化以及金融机构的效益在内的6个金融发展指标对一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一是融资规模、股票市场的活跃度、银行储蓄、金融深化等指标形成了一国的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为一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积极的促进了他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二是非OECD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作用大于OECD国家或地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受融资约束后，一旦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加深了，其对经济促进的边际作用比发达国家更大，这对我国完善金融市场促进投资有很大的启发;三是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成本收入比对一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显著作用，表明非OECD国家或地区银行机构的效益还比较低，金融机构还存在成本控制问题。

本文研究结论的启示是，随着中国步入新常态，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也在稳步增加，要提高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能力，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外商投资国在我国投资的资金优势，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的融资规模、股票市场的活跃度方面进行引导，拓展金融深化指标，加强对金融机构成本的控制，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益，给予国内跨国公司更广阔与宽松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Hymer，S.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MIT Press： Cambridge，MA，1960.

[2]Vernon， 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6，80（2）：190-207.

[3]Dunning，J. H. Trade，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di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M].London： Macmillan，1977.

[4]Kojima K.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s[M]. London： Croom Helm，1978.

[5]Dunning J H，，Narula R.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Revisited： Some Emerging Issues[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Catalysts for Economics Restructuring. 1996.

[6]Wells Louis T J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rm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A]. in T. Agmon and C.P. Kindlerberger eds.，Multinationals from Small Countries[C].MIT，Pre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83.

[7]Lall，.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 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s[M]. John Wiley and Sons New York，1983.

[8]Tinbergen J. 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Suggestion for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M].New York：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9]De Ménil，Georges.Real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How far has Integration Gone？ What Euro Effect？[J].Economic Policy， April 1999，（28）：66-200.

[10]Markusen，J.R. and Maskus， K. E. Discriminating among Theories of the Multi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52：209-235.

[11]Benassy-Quere，A.，Coupet，M.and Mayer，T.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The World Economy，2007，30（5）：64-782.

[12]Hijzen， A.，Gorg ，H.，and Manchin， M.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the Role of Trade Cost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8， 52：849-866.

[13]Mundell，Robert 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57（3）：321-335.

[14]Helpman，E.，M. Melitz， and S. Yeaple.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94：300-316.

[15]Markusen， J.R.;Anthony J. Venables; Denise Eby-Konan，and Kevin H.Zhang. A Unified Treatment of Horizontal Direct Investment， Vertical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M]. NBER Working Paper No. 5696，August 1996.

[16]Quinn，D. and Toyoda，A. M. Does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Lead to Growth？[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8，21（3）：1403-1449.

[17]Levine， R. and Zervos， 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8， 88（3）：537-558.

[18]Bekaert， G，Harvey， C. R. and Lundblad，C. Emerging Equity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1：65-504.

[19]Rajan，R. and L. Zingales.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59-586.

[20]Greenaway， D.，Guariglia，A. and R. Kneller. Financial Factors and Export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73（2）：77-395.

[21]Becker，B.，Chen，J. and D. Greenberg. Financial Development，Fixed Cost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Corporate Finance Studies （2013）（1）：1-28

[22] Berman，N. and A. Berthou. Financial 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the Impact of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on Exports[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1）：103-120.

[23]Brooks，W.and A.Dovis.Credit Market Friction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meo，2013.

[24]Beck，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s There a Link？[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57）：107-131.

[25]Manova，K.Credit Constraints，Equity Market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76）：33-47.

[26]Antràs， P.，M.A. Desai， and F. Foley， “Multinational Firms， FDI Flows， and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9，124：1171-1219.

[27]Huang，Y.，Selling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Qing Liu and Larry D. Qiu. Implication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for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rom the North[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8（2）：272-285，DOI：10.1111/rode.12083.

[29]Bilir，K.，Chor， D. and K. Manova Host Country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MNC Activity[M]. Working Paper，2014.

[30]Di Giovanni，J. What Drives Capital Flows？ The Case of Cross-border M&A Activity and Financial Deepen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65：127-149.

[31]Buckley，P.J.，Clegg，L.J.，Cross，A.R.，Liu，X.，Voss，H.，andZheng，P.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499-518.

[32]Beck， T.， A. Demirgü-Kunt and R. Levine. A New Database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M].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2146， July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