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文献综述

“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1899年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一书，从此，民主社会主义者开始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理论和政策。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自经济危机产生以来，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人积极行动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经济危机，并在不断的分析和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危机观。

一、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历史演进过程

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观按照其理论和政策的变化，可以粗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形成，与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有很大关系。1929 年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危机之中，在对这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和解决对策上，传统的经济学说都失去了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笼了，他提出必须依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产生。林建华在《社会党国际论纲》中提到“凯恩斯的这场经济学革命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划定了历史的界线，而且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论证”。

第二阶段：以“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政策作为解决危机的方案。

“第三条道路”的概念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在1998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奉行的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吉登斯在他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对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了具体阐述：“……试图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一种协作机制，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时市场的动力机制的同时，把公共利益作为一项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

第三阶段：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方案。

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社会人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应该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条道路”，重新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

2008年9月26日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在参加第63届联合国大会时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全球金融问题委员会，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呼吁政府和市场之间要有一种新的关系，强调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这实际上是以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基本观点

（一）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

民主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经历了一个从左向右的转变过程。

1976年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中指出“国际资本主义的明显失败表明，需要对国际经济问题采取全新的态度，这种与以往过时的和信誉扫地的方式决裂的全新态度只能是、也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态度”。这表明这一时期社会党人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民主社会主义基本回归了社会主义的轨道。

1983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中把经济危机的原因“部分地归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强调，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种恶化的原因。”这实际上是践行了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之后很长时间，民主社会主义都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制度层面上的失误。英国工党的主要理论家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这个制度总体上存在一个危机，他不可能规范金融家来解决。”弗雷德・莫斯利也发文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问题是更有根本性的――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金融体质的危机，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应对措施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研究不同意识形态应对危机的举措对我国应对危机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价值。

1. 国家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西方社会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危机观。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声明宣布：“公有制可采取把下游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指出，左派之所以为左派，是因为其对市场的危险表示关注，国家需要对市场的暴行经常地进行控制。“传统左派，同时也有许多社会人，总是按照原有对国家的理解来制定政策，其目的是尽可能地用国家权力取代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

2. “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社会党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198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中指出：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与通货膨胀这对孪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购买力才能成功，而这只能是通过计划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

3.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京东宣言》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在国内经济民主化和确立经济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各国互相谅解和合作，建立一个全面的，共处互利的国际秩序”。1980十五大进一步补充：“危机证明了现有的经济秩序没有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实行财富的公正分配……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实践效果及面临的困境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2篇

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选择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机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和苏联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危机所致。事实如此。但是，还有一种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当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危机。可以说，1970年代，东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危机。

1.中国1970年代的危机及其性质。1970年代的危机来自于1966年开始的“”，即我们常说的十年“”。“”后期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当时经济领域的这一危机来自政治危机（十年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信仰危机”。中国当时的危机已无须多言，我们都接受了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说法，即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所酿成的“球籍资格”问题。

2.苏联的危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这架庞大的机器突然运转不灵了，出现了经济停滞。工业产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长7%―8%，到1977年下降为5.7%，到1982年下降为2.8%。经济停滞导致经济短缺，形成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景观，甚至出现“排队文化”。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约100万人，他们享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各种特贡品、专贡品。与经济停滞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滞，创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学家、工程师花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全社会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停滞社会：许多人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丧失了生活动力;许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达200万人，36%的年轻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参见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屋漏偏逢连阴雨，以保守著称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苏联当时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政治集权而缺少活力导致的政治性危机。

3.美国的危机。从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步入危机社会。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在美国，越战加上黑人的民权运动，使得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镇，都有社会骚乱。在白宫附近，经常有数十万人驻扎反对越战。越战之后，在以平等主义为导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1974年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在这些危机之下，出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则达到53.3%;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下降22%。面对这些数据和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出现了“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呼吁“节制民主”。（参见[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页）不但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就连达尔这样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在1970年代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认为多元主义民主事实上的结果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义组织活动的加剧最终导致的是对公民意识的扭曲，对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的寡头控制。针对西方当时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是常态，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政治方面的因素或政治危机造成的。就这一时期的三国危机而言，很显然，危机直接来自政治领域，都是由政治危机导致的。但是，比较而言，苏联的危机则更是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源，甚至可以说经济危机的权重大于政治危机，而在中国和美国，政治危机的权重大于经济危机。面对政治危机，各个国家都是怎么应对的呢？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危机都是综合症，即表现在多方面。但就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机是政治性质的，但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机;苏联的危机是经济性质的，但却采取了最终颠覆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最终走向国家失败。

1.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拉开了改革大幕，整个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举措，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都是值得记载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到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体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重组等。这就意味着，转型期必然是矛盾多发期。尽管如此，客观地说，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和任何国家一样，虽然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但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已经化解了“”所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综合症，应对之策必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但主线是经济改革，并且以经济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诱发的危机。

2.美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问题，1960―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即越战和民权运动诱发的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民主的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相伴随的则是福利主义、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滞胀。如何解决这种以政治危机为主的危机？其采用的办法也是经济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代表性符号就是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强调放松政治对企业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政治的，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都以强有力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强制关闭了英国煤炭基地纽卡斯尔煤矿，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和抗争，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诱发了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但里根寸步不让。为此，女儿和其脱离父女关系，认为其是不关心穷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税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业，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到了34%。而社会开支的减少必然伤害到穷人，因而，“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劫贫济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在冒险，但冒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在1980年代，虽然穷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仅提升了6%），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那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收入提升了1万亿美元。对企业监管的放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的制度变迁经典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诱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尽管里根政府问题重重，但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以经济政策化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冷战的胜利则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放大了其经济政策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了贻害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里根政府以经济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的做法值得讨论，政治危机起源于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和社会运动，也即底层在政治上的崛起，冲击的是资本的力量。而“里根经济学”则是扶强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以预算稳定化而抑制社会弱势群体。这样针锋相对的药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里根政府硬是铁腕涉险，其中的奥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经济在当时达到了预期目标。

3.苏联的改革。当时苏联的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基本方面的停滞上，但根源还在于经济停滞而诱发的社会停滞。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抛出了彻底改变了苏联命运的所谓“新思维”，以“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为苏联前进的“根本障碍体制”即共产党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试图先声夺人，即以公开化批判苏共，以民主化激发人民。结果，这场舆论运动在两年内便肢解了苏共的执政，催生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了抑制叶利钦，戈氏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但是，戈氏的总统制是间接选举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里姆林宫。当1990年有加盟共和国时，苏共政治局决定以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导致国家解体，苏共下台。仅仅6年时间，一个处处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就轰然倒塌，由此改写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崩溃速度的纪录。

苏联企图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做法和中国、美国的做法恰好相反。社会（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显然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因而都重要，每个板块都不可或缺。比较而言，经济系统有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政治系统则事关国家存亡;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好坏可以影响政治的好坏，但一旦政治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紊乱而无法有效地运行时，别说经济系统，就是整个国家也会难以为继。那种认为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四、如何在解决危机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国的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试图以政治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危机，结果却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消失了。三个大国，包括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换，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典型样本。应该说，除了一个大国的战略误判可能把一个大国引向深渊外，关键在于弄清楚国家权力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的制度变迁和兴衰之道。

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说法，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除军事权力离一般百姓较远以外，我们都深受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因而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国家的几种权力关系之间如何互动？百姓生活的经济权利能增强国家权力，反过来说，百姓的不满更多的是因为其生计需求未能满足。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满足百姓的发展与民生需求，从而促进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大国历史的大规律。一个国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与经济问题相关。关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英、美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既然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有增强经济权力之共识，决策者就应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很多事万变不离经济。

关于经济权力的第二个共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即以创新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的经济结构。这就意味对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美两国变革的结果是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以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以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经济转型。不但是这次，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不单单是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制度弊端诱发的，比如1929年大危机，但总是以经济的方法得以解决，比如“罗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问题，即资本权力对政治的绑架。

与经济权力比较，意识形态权力则具有弥散性和超地域性。什么样的观念好什么样的观念不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适时性、适地性、适用性，否则那些美丽诱人的概念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入深渊。为此，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回答观念上的是非。相反，戈尔巴乔夫则闭门造车，用“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迅速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基础。相比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新自由主义，对80年代的美国而言则是与凯恩斯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有其在特定国家特定时刻的适用性。但是，这套特定适用性的“主义”，被错误地用在他国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说，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苏联的大错误，90年代的叶利钦则犯了用新自由主义救俄罗斯的大错误。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结构问题。比如，当国家处于“进步主义时代”即混乱不堪之际，他们反垄断并成立监管秩序的政府部门;当自由放任带来大危机，他们有“新政”;当黑人起来抗议后，他们有《民权法案》;当陷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危机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机，他们以推行扶强抑弱的新自由主义来应对。但是，当其结构受到挑衅时，美国人则毫不手软，第一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独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对付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一些头绪来。第一，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互动状态，一种权力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无形但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并最终影响到国家权力形态。第二，在互动的权力关系中，经济方法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因为它关乎国民的直接诉求，即经济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第三，作为一种结果状态的政治权力，不能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问题的答案，即结果性的政治权力不能当作答案去解决问题，这涉及意识形态权力，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自觉自信问题。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基本上都在围绕“政体论”做文章，在理论上把所有问题归罪于政体问题，致力于推动他国政体转型，但是他们从来不从自己国家的政体上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在变革方式上，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改革”;意识形态权力必须具有因时因地的适用性;政治权力的变革则必须严守“固本革新”的原则，而且必须是在固本的基本上渐进主义的革新。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3篇

债务危机考验着欧盟决断力

自2010年欧债危机浮出水面后，一场以信用风险为形式的危机在欧洲蔓延和深化，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延续了近两年之久的欧债危机，不仅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解决方案迟迟得不到有效落实，导致欧洲国家始终在欧债危机的泥潭中难以自拔。2012年伊始，由于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蔓延趋势日渐明显，再加上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下调欧元区多国信用评级举动，以及欧盟解决债务危机的决断力仍显然不足等原因，使欧债危机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未来欧债危机的演化越发难以判断；另一方面也使欧元区国家徘徊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因此，在债务危机问题上纠葛了两年后的欧元区和欧盟，2012年既面对着欧债危机深度恶化的挑战，也面临着摆脱危机的新契机。

虽然不久前欧盟领导人作出了削减赤字和加大各国合作的承诺，但各界普遍认为这并不足以能够缓解和最终解决欧债危机。为此，标准普尔、惠誉和穆迪纷纷针对欧盟遏制危机的能力以及各国举债成本的上升，下调了欧元区多国的信用评级，其中也包括欧元区核心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等国。这不仅反映了欧债危机还在进一步深化和演进，其影响面出现了向欧元区核心国家扩大的迹象，而且也意味着欧元区救助基金信用评级受到严重威胁，为欧盟解决债务危机前景再添变数。

此外，欧债危机将有可能进一步向欧洲各国银行业等其他重要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一场以债务形式为起点的危机正在向欧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延伸，已在欧洲逐渐演化为多重危机。为彻底解决欧债危机，欧盟各国领导人进行了多次磋商和协调，但始终因分歧严重而不能达成共识和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在欧元区债务高危国，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和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债务只能是不断积累，仅仅依靠救助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救助机制只能缓解个别国家一时的债务违约风险，却不能掩盖欧元区长期存在的信用问题。另外，欧债危机从实质上看不仅是简单的债务问题，还涉及到经济、金融、财政以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危机延伸的最终向度如何尚无定论。

希腊等国毕竟是欧元区和欧盟经济体系的成员国，与独立的经济体不尽相同，货币的使用与欧洲货币联盟处于同一种货币体系，财政政策与欧盟相协调统一，在统一货币体系和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的联系上与欧盟和欧元区经济体非常紧密。希腊等国出了问题，必然对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产生影响，也会波及其他欧洲国家。欧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何况在欧盟内部债务和财政危机并非只是希腊等债务危机国。由于目前欧元区仍笼罩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下，稍有波动便会“风生水起”，因此如果欧盟不能及时有效地处理好债务危机，欧债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向其他欧洲国家渗透，一旦欧元区债务危机范围继续扩大，欧洲经济出现二次衰退或爆发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而政策协调艰难的欧盟能否度过当前的危机仍存变数。

事实也是如此，迄今为止，欧元区不仅债务危机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债务风险还在积累。受其影响，欧盟已经没有更多的余地和办法来排除债务风险，2012年经济前景不容乐观，而且经济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欧盟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一方面强化财政纪律，一方面无奈选择继续实行货币刺激政策，避免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毫无疑问，目前欧盟正处在一个解决债务和财政危机与刺激经济政策两难选择的境地。

体制的危机更甚于债务危机

欧债危机发生后，质疑欧元区和欧盟解决危机决断力的声音不绝于耳，反映出欧元区和欧盟处置危机能力的不足。欧债危机的演化有逐渐向欧元区和欧盟体制危机转变的趋势，恐怕当前欧洲面临的不仅仅是债务危机，似乎欧元区和欧盟体制上的危机更甚于债务危机。

许多人认为，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欧元区和欧盟总是被动而为，说明目前的欧元区和欧盟体制并不适用于欧洲国家处理危机，应对危机机制上的缺陷难以弥补。在现有的欧元区和欧盟体制下，即使不发生债务危机，也会以其他形式暴露出欧元区和欧盟应对危机机制的“先天性”缺陷。因此，目前的欧债危机不仅反映出欧元区和欧盟体制的弊端，也折射了欧元和欧盟应对危机机制的“先天不足”。

欧元区成立时，各国只是统一设立央行，但由于税收分配权和财政收支管理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府行为，欧元区各国的税收分配和财政收支独立实施。由于制度的本身带有各行其是的特点，欧元区体制自然缺乏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另外，欧洲货币联盟规定，欧洲央行只对有关的欧元货币政策进行协调和统一，并不负责对各成员国财政预算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欧盟只有动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力，没有使用财政政策工具的权力，无法调动各国财政力量在欧盟内部进行调控，因此也不具备危机协调机制。

显然，欧债危机是欧元区和欧盟体制及欧元信用危机的反映，欧元区各国税收分配权和财政收支管理权的独立是国家的象征，欧盟目前只能通过救助机制的“交换”条件，有限度地对有关国家的税收分配和财政收支进行干预，或以协议形式严格财政纪律。这说明，由于欧元区和欧盟既没有统一的财政管理制度，也不能以法律的形式严格财政纪律，各国在财政方面各行其是。虽然去年年底的欧盟峰会决定以协议形式严格财政纪律，但这只能解一时之忧，缓解暂时的矛盾，却不能解决和克服体制上的不匹配和矛盾，深藏在体制背后的应对危机隐患依然存在。

虽然2011年10月经过反复磋商和艰难谈判，最终欧元区首脑就希腊债务问题和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扩容等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意向，但希腊与欧洲其他高危国的债务问题仍存在着多种变数，欧盟救助希腊和金融稳定工具（EFSF）扩容方案的具体落实还难见分晓，既不能排除还会出现其他变故的可能，也不能排除欧债危机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欧债危机风险的影响面依然不可忽略。同时，由于各债务危机国身处欧洲，其债务危机必然波及欧洲各国，并涉及到欧元信用的根本问题，欧债危机的深度和波及面由此可见。此外，今后一段时期将是欧元区各国偿还政府债务的高峰期，不仅希腊等国的还债压力还会进一步增大，债务违约风险扩大面还将可能涉及更多的欧元区国家和领域。后续的影响面和风险有多大？恐怕难以估量。

由此可见，欧债危机发生以来不断出现的难题令欧元区国家和欧盟应接不暇，其中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欧元区和欧盟体制没有完善和成熟的应对危机机制，而欧元区和欧盟体制能否在处置欧债危机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事关欧洲的未来。

欧洲的未来面临着重重考验

观察欧债危机的起伏变化和解决方案的种种纠葛，虽然目前欧债危机还没有到欧元崩溃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程度，但却暴露出欧盟内部协调机制薄弱的弊端。由于协调机制的薄弱，一方面使欧债危机的解决难以决断，另一方面威胁着欧洲一体化的未来。

在2011年12月9日结束的欧盟首脑峰会上，欧盟就欧元区“新财政协议”初步达成原则性意向，并发表了加强财政稳定融合的声明。但是，由于未能达成全体一致共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只有25个国家同意履行“新财政协议”，同时法德提出的全面修改欧盟条约提议，由于分歧较深也未获通过。虽然欧盟首脑峰会为强化欧元区财政纪律取得了阶段性的初步成果，也为解决欧债危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欧盟能否最终将强化欧元区财政纪律落在实处并渡过危机，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2011年12月9日结束的欧盟首脑峰会，是关系到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现实与未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此次欧盟峰会是在欧债危机持续深化、金融风险不断增大、欧洲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因此峰会的结果对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意义重大，被欧盟各国首脑与舆论认为是拯救欧元区的至关重要的一次机会。此前，为挽救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和欧洲货币联盟，法国和德国提出了加强欧盟成员国财经纪律等修改欧盟条约的提议，提交给峰会审议。

法德提出的修改欧盟条约提案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将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这一“黄金法则”写入各国宪法，违背者将被自动处罚；二是，将欧元区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提前于2012年启动，而实施金融救助决策方式从“全体通过”变为“超级多数原则”（即85%成员国同意）。虽然法德关于修改欧盟条约的提议对阻止欧债危机进一步蔓延与根治欧债危机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强化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的财经纪律可以保证欧洲经济的增长和金融的稳定，摆脱目前债务危机的困境，但是以英国为首的几个国家则表示难以接受修约的建议。英国明确表示：如果欧元区国家想通过修改欧盟条约来拯救欧元，就必须以保护英国的利益作为交换。英国的态度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欧盟协调机制的危机，也在某种意义上使欧盟协调机制面临着严峻考验。

尽管在欧盟峰会上成员国之间经过一番经济和政治利益博弈后，通过了“新财政协议”，但这还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意向协议，最终的执行和落实并非易事。同时，由于目前欧盟成员国之间各自利益诉求相差甚远，法德提出的全面修改欧盟条约倡议阻力重重，这充分反映出欧盟在政策协调以及应对欧债危机时决策艰难的一面。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欧盟各国在欧债危机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始终不能协调一致，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内部在重大问题上协调不力的固有弊端。因此，国际舆论“唱衰”欧洲的论调再次出现。一些言论认为，如果欧债危机得不到解决，将导致欧洲步入“衰落期”，这些论调被一些媒体大肆渲染。事实上，“欧洲衰落”的悲观论调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媒体的渲染也有些过度。虽然目前欧债危机使欧洲面临着兴衰转换的变化，但还未严重到“衰落”的程度，欧元区解体也只是想象中的传闻，欧洲从欧债危机摆脱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不能就此断定欧洲正在走向“衰落”。

当然，伴随着欧债危机影响面的不断扩大，以及欧盟改革方向意见分歧的加剧，重重危机使欧洲未来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4篇

公司危机，是指公司内部决策和经营管理机制运行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种瘫痪状态，即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因股东或董事之间的相互对抗而无法有效召集，或在会议上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通过任何有效决议。

公司作为市场主体，陷入半死不活的危机状态，其自身经营行为能力和偿债责任能力持续减弱，这种状况势必对市场活力和市场交易安全和效率构成冲击。公司危机不仅危害公司本身和股东利益，并且波及到公司外部诸多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受阻，公司债务的大量堆积，极易引发关联企业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公司员工的群体性矛盾，从而对市场乃至社会稳定产生震荡。

二、对公司危机司法救济现状的检讨

(一)立法缺陷与司法徘徊

我国《公司法》未就公司危机及其解决途径作出任何规定，这种立法上的缺失，使法院面对蜂拥而至的公司危机纠纷，在理论和实践操作上产生诸多困扰和疑虑。

一是有观点认为，立法上的空白并非偶然，因为公司危机问题属于公司内部事务，自待公司内部人自行解决，法律和司法无须介入。

二是有观点认为，既然我国现行立法没有对公司危机问题作出规定，那么就公司危机问题寻求司法救济，就显得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对于公司危机纠纷不应予以受理。

三是有观点认为，即使公司危机纠纷法院予以受理，在该类纠纷性质的判定标准、解决危机的方案选择以及相应司法程序上的配套设置等一系列实体和程序问题上，也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从而使得这种司法救济的实施，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举步维艰。

(二)司法的现实抉择

面对现行公司立法滞后的现状，司法机关对于公司危机纠纷应及时给予司法救济。

其一，股东有权就公司危机请求司法救济。公司危机的实质在于股东在公司中的实体权益之争。当公司危机致使公司章程所确定的内部治理规则无法得到执行，各股东之间利益无法平衡时，股东通过司法途径请求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是必然的和适当的。而将公司危机问题归入公司内部事务，司法不应干涉的观点，并未考虑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发生瘫痪，已无法自行调和矛盾的现状，这种情况下强调公司事务自治，显得过于勉为其难。

其二，司法应当对公司危机予以及时救济。司法是维护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除法定事由不能受理以外，其他所有法律争端，司法机关都有实施救济的权力和义务。当公司危机矛盾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以解决，而司法机关这时又不予受理，等于将矛盾推向社会，对市场发展和社会稳定形成冲击。

三、实体性救济方案的找寻、比较和适用

(一)强制解散公司

1、强制解散公司的利弊衡量

解散公司对于危机而言，无疑是一种彻底的方案。公司一经判决解散，待清算后，股东再无勾心斗角、相互对峙之虑。但是，解散公司绝非上策。我们对强制解散公司的副作用和弊端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其一，成本过高，浪费资源。对于大多数陷入危机的公司而言，公司的业绩状况尚未沦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只是由于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失灵，使得公司无法自行维系。以终止“生命”为代价解决公司危机的做法，自然存在颇多问题。

其二，矫枉过正，适得其反。一是易纵容股东权利的滥用；二是这种非自愿性解散的解决办法常常会不合理地施惠于某一派股东而牺牲另一派股东的利益。

2、强制解散公司在我国的适用

在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法律精神下，法院以强制解散公司来处置一定范围内的公司危机纠纷是可行的，关键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司法原则，以保证这种视情裁量的严谨性：

一是应以其他救济途径用尽为前提。在自力救济、行政管理、仲裁等手段已无法解决危机纠纷的情况下，司法介入才是适时的。

二是应首先考虑最大限度的维持公司。囿于成本过大，解散公司需从严把握。

三是应判断股东提出解散公司的正当性。防止股东通过解散公司达到明显不当的目的和利益。

四是应从实际出发一揽子裁处公司解散及其善后事宜。在判决公司解散的同时，一并对公司清算事宜作出裁决，有利于纠纷的全面和彻底解决。

(二)强制股权置换

1、强制解散公司的有效替代方案

强制性股权置换，是指针对公司危机，法院可以通过判决强令由一方股东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另一方股东股权或股份，从而让一方股东退出公司，以此达到解决危机的目的。其明显的好处就在于保全了公司，避免了因强制公司解散带来不利因素。

2、强制股权置换在我国的适用

在适用过程中，法院应当注意审查以下问题：

其一，强制股权置换请求的正当性。如果强制股权置换对于解决公司危机是必要的，那么究竟该由哪一方股东来收购另一方股东股份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是法院紧接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秉持股东过错与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来区别对待。

一是倘若发生危机对峙是由A方股东故意侵害B方股东利益或滥用权力、违反义务等行为引起的，那么A方股东就应对其造成公司危机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后果负责。B方股东则享有强制股权置换的请求权和置换方式的选择权，通常可请求A方收购B方的全部股份，在特殊情况下，也可尝试由B方收购A方部分或全部股份，使A方成为少数股东或被逐出公司。这种反向的强制股权置换方式的出发点，仍在于体现股东过错行为与责任的统一。

二是倘若发生危机完全是公司决策和管理表决机制上的问题，两派股东均无过错，仅是意见分歧致使无法继续合作下去，此时强制任何一方进行股权置换都是有失公允的。但是让公司危机状态无限期地持续，又对双方股东和公司利益绝无好处。这种情况下，如双方股东都意欲退出公司或者都想将对方赶走，相持不下的结果则是走向公司解散；倘若仅是其中一方股东请求通过强制股权置换退出公司，笔者认为可以考虑由公司回购该股东的股权或股份。

其二，股权置换价格的适当性。在双方股东无法协商确定股价的情况下，应当采取必要的司法评估手段以确定公正的股权价格。评估的原则一般应以公司净资产为基础，结合公司无形资产、人力资本、公司发展现况和前景等因素来客观综合评估折算股价。

四、诉讼程序上的问题

(一)案由设置、立案标准及其诉讼主体

公司危机是公司实务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争端形式，因此法院应当就公司危机所涉纠纷单独设置与最高人民法院业已规定的股东权类纠纷相并列的类案由。目前至少可设置两种案由，即强制解散公司纠纷、强制股权置换纠纷。

立案是对公司危机类纠纷实施司法救济的第一道程序，笔者认为，当前法院立案受理的公司危机类纠纷，应当是封闭性公司内部股东会或董事会发生表决危机，公司和股东无法自行调和矛盾，而诉至法院请求司法救济的讼争。在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中，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

一是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也可包含在内。

二是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危机，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有时发生矛盾的股东除股权因素外，凭借各自对公司的实际掌控也能形成危机。如一方股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另一方则控制公司印章和财务帐册等；又如一方为公司执行董事或具有一票否决权的股东和董事，另一方为多数股东；再如公司股东分为相互对立的数派，没有一方能获得股东会或董事会多数决。

三是因公司危机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狭义的公司危机诉讼，公司或股东诉讼请求直接涉及如何解决和破除危机，即请求强制解散公司或股权置换；广义的公司危机诉讼，仅是带有公司危机因素的股东之间和股东与公司、董事、经理之间，在公司法实体和程序性权益上的纠纷。

(二)必要程序性措施的行使

在公司危机诉讼中，司法审判的难点在于对危机现实状态的确定以及究竟采用何种救济方案最为恰当这两个问题上。对此根据危机诉讼的特殊性，法院的审理不可忽略两项程序性措施：

其一，法院对股东会和董事会运作的敦促。在立法没有规定公司危机客观要件，当事人关于危机现实的争执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有一种方法能够较为直观的反映客观情况，即法院在诉讼中敦促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在指定的期限内召开会议。倘若在法院的限期敦促下，股东会和董事会仍无法召开或无法作出有效决议，则可作为认定危机最为客观的事实依据。

其二，调解。判决并非解决公司危机纠纷唯一的司法手段，尤其在当前立法滞后的情况下，调解可以作为法院处理公司危机类纠纷在救济方式上的首选。

(三)证据、财产保全和托管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方法论 教学方法 后金融危机时代

当前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被公认为是1929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代表现形式。虽然现在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但金融危机的影响却似乎并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甚至有经济学家指出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比预期更大。在此情况下，世人开始重新拾起《资本论》，希望能从马克思这里找到认识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这就为我们改变世人尤其是青年大学生对待政治经济学的消极态度提供了一个难得契机。本文拟从如何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释现实问题的角度来探讨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利用对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解释来创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让政治经济学走出逐渐被边缘化的困境，重回中国高校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一、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一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真正运用到解释和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中去，增强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

目前，高校大学生普遍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当今时代出现的诸如金融危机等经济现象缺乏有效的解释，政治经济学解释和解决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明显弱于西方经济学，所以很多学生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反感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追究这种问题出现的根源，我们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缺乏解释力，而是我们老师对以下两点没有充分的认识：一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是在与时俱进的，它在发展中吸收西方经济学的优点，同时兼顾了自身理论的经典部分；二是老师们在给学生解释种种经济现象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更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方法，它继承了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对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无所不包，不可被替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曾就此评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例如，我们在运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原理解释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要格外地给学生强调几点：一是如果把资本主义比作一个生命机体，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一基本矛盾就是其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它导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体现出了较强的历史规律性。二是这一基本矛盾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西方经济学简单地把其归结为“供需失衡”是缺乏失衡性的。三是只要资本私人占有的实质没有改变，则不管资本形式和生产形式再多样化，都不会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性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发展，当前金融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经济危机必然表现金融危机。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说明经济问题的方法，给了学生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问题的角度，从而就避免流于表面或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思路，对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和动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要详细介绍抽象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意识到抽象方法完全可以运用到其他经济学科的学习和解释解决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问题中去，以此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到了“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从抽象上升为具体，也就是把基本原理从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复杂的范畴，从局部到整体，运用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原理和概念，对经济现象进行判断、推理，从而构成理论的体系。

运用抽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形式，进而得出科学的范式，马克思运用的方法不是显微镜和化学试剂，而是用抽象方法来代替，可以说，抽象的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促成了《资本论》的伟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从分析商品出发，研究了商品到货币、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到它的各种现象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然后一步步地上升到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整体，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消亡这一基本规律。这种思维中的具体是资本主义现实的科学反映，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现实“当作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果我们政治经济学教师这样帮助学生归纳和解释抽象法，一方面可以通过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法引起经济类学生学习和探究抽象法的具体内涵和实质；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引申到：系统抽象法可以帮助所有社会科学的学习者们将社会和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现象上升为特有的概念，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抽象出本质规定而形成特有概念。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更趋复杂，中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诸多新现象，较好地掌握抽象法这一政治经济学特有的方法论，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把握经济现象，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分析，进而得出一般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让学生意识到政治经济学这一特有方法论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能帮助我们搞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突破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面临的外部和内部的困境。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经济概念的变化都伴随着对数量关系的分析，数学分析以说明现象的本质为前提。在教学中，教师要具备一定的数学基础，重视运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激发学生的理性思维。

马克思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这进一步说明，运用数量分析方法解释经济现象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专利”，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人类的经济活动中包含着复杂的数量关系，它是量变到了一定的度后引发的质变，包含着丰富的质变和量变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不能没有更没有减少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能减少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保证在理论上得出的结论具体明确，数学分析简化了定性的经济分析，避免由于言语上的不同理解而发生的各方经济学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有利于提高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效率。

但我们要跟学生讲清楚，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现象的复杂程度提升，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前，确定运用数学方法的前提和性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论的科学性就体现在此。将数学分析法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中的应用的前提和思路介绍清楚，是培养学生正确认识经济现象、形成良好思维习惯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经济活动会受到道德的、历史的、伦理的等因素的影响，不可能通过数学公式被精确推导出来的。如果试图把经济学变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公式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性。而如果经济学过分依赖数学，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无法实现优化，经济研究方向单一化，不利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这一性质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数学分析方法是服从于经济矛盾规定而加以运用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1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03.

[3]程长羽.建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考[J].特区经济.2007(9):272.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中央编译局译，1975.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6篇

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表示会张开双臂欢迎法国新总统，但同时强调已经达成的关于欧债危机的各项政策必须受到尊重。言外之意很明显：德国人认为紧缩财政是欧债危机的最佳出路。

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在如何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到底什么是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济世良方：紧缩财政，还是刺激增长？抑或二者并重？

欧元区的两大危机

如果将现在的欧元区比作一个大舞台，那么在台上的那个领衔主角就非欧债危机莫属：它是一轮又一轮欧元区峰会所讨论的焦点；各国媒体对它的报道铺天盖地；一些国家因它而濒临破产的边缘；许多人为它而走上街头无助地呐喊……

显而易见，大家都很关注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实际上，许多人太关注这个问题，以至于忽略了欧元区各国所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欧洲是个重灾区。到了2009年，当欧洲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时候，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所以，欧元区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不单单是一个债务危机，而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糅合在一起的双重世纪危机。

如果说欧债危机是政府公共债务层面上的危机的话，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私人领域的危机，两者之间在逻辑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政府债台高筑，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公共债务的失控。同时，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由于欧债危机是政府债务上的危机，搞不好一个国家会有破产的危险。再加上欧债危机不断在欧元区中蔓延，欧元区的未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所引起的欧洲政局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于是乎一提起欧洲的危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欧债危机，经济危机站在欧债危机巨大的背影里，渐渐被人遗忘。

正是因为大家潜意识里已经将欧债危机变成了欧元区危机的代名词，所以一谈到如何解决欧元区危机的问题时，大家脑子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如何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大家就殚精竭力，冥思苦想各种可能的对策。大家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自己准备对症下药之前，已经把病症给诊断错了，至少是没有诊断完全。

就在这种情况下，紧缩财政政策出台了。

紧缩财政

2009年爆发欧债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太多了。按照欧盟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如果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60%的水平，这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如果高于这个水平，那么这个国家还债的负担就会过重，危险系数上升，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的时候，欧元区几乎每个国家的公共债务都高于这个水平，整个欧元区平均都高达87%。好一点的像德国是76.4%，法国是89.2%；而像那些之后接受过欧洲紧急援助的国家，这个比率就更高了，像葡萄牙是93.1%，希腊更是高达131.6%。

面对如此庞大的政府债务怎么办？就跟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逻辑一样，欧元区领导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要把政府债务给降下来。如何降？紧缩财政，别无他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制定欧洲紧急经济援助贷款的条款时，特别强调受援国必须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否则别想得到紧急贷款。

紧缩财政政策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政策，面面俱到，无可挑剔。但是，任何的财政政策都具有两面性。紧缩财政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砍掉公共债务的同时，却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加。一部分人即使侥幸保住了饭碗，他们也面临着工资冻结，福利下降，工作强度加大，工作时间延长的危险。对于那些专门靠承接政府合同为业的企业，一旦政府合同没了，公司只好关门大吉。这一行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旦政府减少公共开支，对整个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经济上讲，这些人口袋里的钱少了，消费能力和档次自然就跟着下降。这些生产消费品的厂家和相关的零售、服务业就会连带地受到影响；从社会影响上讲，这些人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走上街头，加入游行示威的大军。守秩序的呐喊几声发泄一下，不守秩序的顺手牵羊，打、砸、抢一番，搅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

但这还是其次的，它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与公共部门相关的领域，这只是整个经济领域中的一小部分。受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国还普遍都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施行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更进一步地打压了私人领域的投资信心，这才是最要命的，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本来经济不景气，再加上欧债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大家不知道欧元区会走向何方，经济会何时跨出泥潭，所以都持观望态度。现在，政府大幅度缩减开支，减少投资，大家心里更没底了。政府都不想投，老百姓还敢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许多企业银行账户里有大笔现金，但新的投资计划却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人员流动和人才市场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而没有现在的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欧元区各国走出经济危机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4年过去了，欧洲各国（包括那些非欧元区国家，比如英国）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相比起来，这个复苏的过程已经比上个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复苏过程显得更艰难，更漫长。

一旦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政府债务是否真的能够降下来就成了一个巨大问号。政府可以控制自己的开支，但是，如果经济长期萎缩不前，甚至是负增长，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政府所不能轻易控制的，而一旦“开源”出现问题，紧缩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降低政府债务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

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各国都实行了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3年过去了，效果如何？2012年欧元区平均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96.6%，这比欧债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就单个国家来讲，德国同比上涨了近10个百分点到86.9%， 法国上涨了近11个百分点到100%，葡萄牙是上涨了近23个百分点到115.8%，希腊更是上涨了近28个百分点到159.3%。数据说明3年的紧缩财政政策并没有把政府债务给减下来；从经济增长上看，从2009年到2011年底，欧元区平均经济增长为-1.24%， 是个负增长。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3年平均增长也只是0.8%，法国是0.3%。这样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事实证明，在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并存的情况下，单纯用紧缩财政的政策对付欧债危机是不成功的。难怪奥朗德提出要改变思路。实际上，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鱼和熊掌？

从对策上讲，解决政府债务危机需要紧缩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刺激增长。但必须看到，刺激增长和紧缩财政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紧缩财政会抑制经济增长，它会使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更曲折，更漫长；而要刺激增长，与开源和节流恰恰相反，政府一面需要增加工作岗位，扩大公共开支，直接带动与公共领域相关部分的增长；同时，政府会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像减免税收等来刺激投资。但是扩大公共开支，钱从哪里来？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发行国债。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的债务会增加，这对于已经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乱额的欧元区领导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紧缩财政和刺激增长，就像鱼和熊掌， 只可选其一，不可同时使用。但是，欧元区国家所面临的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存的事实却需要把这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结合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两个拴在一块儿？如果在两头平均用力，不分主次，其作用肯定不好，因为这两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互相抵消。

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一个为主，一个为次；突出一面，兼顾另一面。突出主次之后，政策就会向为主的那一面倾斜，集中火力解决主要问题，同时也可防止为解决各自问题所采用的政策效应互相被对方中和掉。

现在的问题是：谁为主，谁为次？对于欧元区的领导人来讲，答案很明显：欧债危机显然比经济危机要迫切得多，因为这不光会让一个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欧元区的未来。5月初，希腊的第一轮大选以任何一方未能组阁而告终，只能在6月17日举行第二轮大选。最近，西班牙的债务危机也呈恶化的趋势，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接近7%，几乎等于垃圾债券。不同于希腊的是，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一旦倒下，整个欧元区没有足够的钱来援助它，其结果不光是欧元区的，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解决欧元区危机的一个现实、可行的办法是继续实行紧缩财政的财政政策，这个是首要的，根本的，必须坚持下去；同时，各国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有效的措施，特别是非财政措施，像调整利率等，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样，一方面集中火力对付欧债危机，而另一方面在有限的范围内逐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欧债危机的正确出路。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 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论文网 LunWenDataCom]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 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 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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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马尔库塞。 反革命和造反[A] . 工业社会与新左派[ C]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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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萨克塞。 生态哲学[M] . 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自由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一、引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被誉为“联邦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在最近的半个世纪，国际论坛都能看到哈贝马斯活跃的身影，为寻求理论与实践完美锲合而努力着。

哈贝马斯和马克思一样，都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进行改造。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需要清楚世界哪里出现了问题，在哈贝马斯认知里，西方社会现阶段出现的问题是是合法性的。自人类的社会正式现成到现在，一直以来就受到合法性一问题的困扰，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形式都在为了合法性问题而努力着。合法性问题存在于一切命令―服从的统治关系中，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命令者来说，是一个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另一方面是对服从者来说，就是对于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如果这两个方面中的一个出现了问题都会爆发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对服从者来说对统治的认同问题这一方面。

二、合法化危机的形成

在哈贝马斯所阐述的危机中，合法化危机指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危机，它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所以我们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领域来讨论和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危机问题，而应该结合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经济的控制问题，使经济系统的整合危及到了社会系统的整合。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生产过剩，表现为大量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生产资料被闲置、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等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造成的。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危机――停滞――恢复――繁荣――危机的循环。

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当中新的情况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形态开始出现了转变，从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国家统治和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由“看不见的手”指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转变为国家政权强行干预经济发展。凯恩斯主义的发展为国家干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最著名的例子来自于1933年经济危机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新政，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凯恩斯主义之后已经对资本主义国际的同治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了。此后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威胁重心开始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公共政策领域转移。其危机的构成已经从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变化，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是每次都能全身而退，而二战的爆发也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国家的主要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和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社会危机。因为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干预，是的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出现变化。虽然haunted处于经济方面的领域，但是其状态已然变得“温和”了，对于大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度依然影响着，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更加重要的是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干预和控制，从而直接造成了原有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原来用以维系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统治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受到质疑，因而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产生了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信心大打折扣，而原有的一整套的社会文化制度，无法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提供必要和充分、可靠的实践依据，因此，资本四大重要的国家需要寻找新的法律依据来重新执政合法性。合法性的丧失和合法性的寻找，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说到底，危机其实是一场信心危机，身份危机或可以说是同一性危机。而这种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还得要到社会文化系统中去寻得，这也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三、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来说，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危机理论对其具有强大的毁灭性和巨大的冲击力。但是这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来说就有些力量不足，缺乏彻底性。当代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已看到问题的所在，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出现的理论，他的理论与其他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相比，可以说是很另类的。对哈氏的“合法化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借鉴，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补充说明，弥补他的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哈氏的该理论对于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具有新颖的视角和观点，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的很多方面。当这些国外的东西涌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精华，也包含一些糟粕，面对输入型危机的存在，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理论为我们带来了应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良方。因为哈氏的危机理论涉及了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对危机的分析也相对比较全面点。

最后，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而且还逐渐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理论来找出我国应对危机的途径和方法。同时对于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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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振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合法化危机――评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J].岭南学刊，1996（3）.

[8]阳海音.论哈贝马斯的玩起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理论[J].世纪桥，2011（1）.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9篇

陈宏军、江若尘所著的《摆脱企业危机》一书，200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并被遴选参加2010年北京书展，还被栖息谷推荐为2010年十佳经管新书(排名第三)。

《摆脱企业危机》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研判。《摆脱企业危机》明确提出我们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行动指南，解决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所必需的话语权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权。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但中国无疑是最健康的经济体，可以以自身经济的稳定来增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信心。因此，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就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进一步提升国力和影响力。为此，我们需要战略层次上的格局的改变，而不是战术层次上的抄底美国市场。我们需要在新时代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权。抄底美国市场不是终极目的，但可以为我们实现战略层次上的格局改变奠定基础。

第二，提出一个非常有用的企业摆脱危机的公理：只有居安思危，警钟长呜，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危机是企业的孪生物，是企业的一种常态，每一个企业领导人都要为危机作好准备。因此，必须重视危机管理，提高企业家危机管理的意识，已迫在眉睫。企业发展最好的时候，就是企业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摆脱企业危机》不仅明确揭示了危机管理的真谛，即预案在先、处变不惊、机制灵活、指挥到位、令行禁止和团队合作，而且还提出了危机的预防措施，指出真正的危机，永远发生在危机开始前，失败往往首先是从企业内部开始。

第三，通过对企业危机的分析，归纳出解决企业危机的方法。该书的每一节后面都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危机案例，带领读者与世界顶级的危机管理专家对话，沟通思想和信息。事实上，案例比一般的准则记起来更快，更容易与人分享交流，也更具有说服力，能够使读者通过案例学习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增强危机管理的能力。因此，不仅要有危机管理意识，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危机管理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代社会，谁能有效地避免和控制危机，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基于当前危机管理的研究成果，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叙述与评价相统一、论证与个案相匹配。企业危机管理是管理领域新出现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它是以市场竞争中危机的出现为研究起点，通过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过程，研究企业预防、应对和化解危机的手段与策略，以增强企业的免疫力、应变力和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对企业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和发展战略的研究较多，对成功企业的经验总结较多，对企业如何走向成功之路的研究较多，但对企业危机及其管理的研究较少。面对危机的时候，各个企业的命运迥然不同：有的迅速走向灭亡，有的却更加壮大了。该书明确提出企业危机本身并不能够作为研究的最终目的，通过对企业危机的分析，获取研究对象即企业稳定的资源，归纳出解决企业危机的方法，从而指导企业摆脱危机的实践活动。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0篇

[摘要]经济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危机则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的。生态资本主义、绿色凯恩斯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质，因而是有局限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于受技术驱动的绿色投资措施，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核心政策。“生态革命”从而“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38-06

源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到目前还没有结束，这场危机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如何理解危机的本质特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客观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政策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蔓延于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探讨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分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研究结论和局限性，预测21世纪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化趋势。

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生态危机是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现象。生态危机是生态失调的恶性发展结果，主要由人类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所引起。自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战争和社会动乱，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全球多处出现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生态平衡失调等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陆续发生了“公害事件”，即1930年比利时发生了“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发生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1968年日本九州和四国发生了“米糖油事件”，1950～1970年日本发生了“四日市哮喘事件”，1950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发生了“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士山县发生了“骨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主要是由于空气和水遭到工业污染而导致人类疾病，许多人甚至因此失去生命。进入21世纪，各种公害事件不断出现，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不断加剧，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活甚至生存发展。

生态危机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大自然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其实质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是必然的，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异化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也使得生产过程不断违背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当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无法持续时，生态危机就产生了。

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与经济危机一样，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也可以说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局限性

1　生态危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其内部的矛盾不断突出。进入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原有的矛盾运动之外，人类生产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又不断加剧，遂逐渐演变为所谓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危机的加重，西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最新出现的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解释，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被统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最早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紧张人手，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性质。20世纪90年代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始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加以完善，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从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人手，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原则加以结合，提出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解决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经过阿格尔的整理和发展，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从对科学技术的简单批判到反思科学技术对整个人类文化启蒙的不同阶段，不仅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连在一起，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从而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置于社会制度的视野加以考察。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从个别国家和个别地区的生态灾难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对于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依据，开始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形成了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结论，但这只是一类矛盾和一种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调整和技术进步，这一类矛盾和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为此，奥康纳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所谓第二类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学思想，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就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修改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

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的基础上，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化生产的原则。前一种情况讲生态社会主义要强调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要在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克服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对于后一种情况，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态化生产过程与生态化产品和生态化需求的紧密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协调关系。

福斯特和伯克特从生态学的定义出发，通过研究马克思与生态学家之间的关系，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位生态经济学家。福斯特从社会生态学的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出发，认为马克思是同时从物质和社会的角度对待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也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进行了符合生态原则的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理论之所以包含社会生态学的价值，就在于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生产相对于人类需求的相对过剩，源于自然条件的局限性和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而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利用则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水平。伯克特则从社会生态学的整体论原则方面，提出马克思是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出发，分析物质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剥削与被剥削等矛盾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正是在分析解决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生产中存在的对立和危机的根源，阐述了资本对劳动和自然的剥夺使人类生产必然向没有剥削的、同时符合社会和生态学原则的生产方式转化。

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不断受到资源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和分析方法，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程度、表现方式和演化趋势等，则有不同的表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危机则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的。目前出现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双重危机理论的错误，仍然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这种理论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的矛盾，从而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在于其自然条件，而在于其社会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仅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的条件，更是资本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手段。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劳动的异化。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其理论否定之前的所有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在对社会人群的阶级划分上，没有以人们在社会财产(生产资料)占有中的地位为依据，而是以群众在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可能的表现为依据，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大相径庭的。在对待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个问题时，该理论认为应主要采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不可持续性进行揭露和批判，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打破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只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批判，不采取一定的实际行动，任凭这种制度的自然演化，仍属于改良主义的行为。

三、生态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面对生态危机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案，但迫于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追求高额投资报酬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企业家(资本家)的兴趣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解决生态危机的政策方案，客观上总是反映了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利益需要。解决生态危机还要从根本制度上寻找答案。

1　生态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信，对于生态问题，仍然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来解决。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点：(1)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2)污染者必须为其污染行为付费；(3)价格必须反映全部的成本事实。

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一些批评家认为，增加市场作用的政策是无效的。就交易污染许可证来说，首先，这种手段本身并不能带来总污染水平的降低；其次，具有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生态团体可以全部买断并囤积其污染许可证；再次，污染许可证手段只能集中应用于生产过程，而对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缺乏有效约束。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换失调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反生态本质。马克思在分析引起环境退化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时指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　生态凯恩斯主义。

鉴于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解决生态不断恶化的问题没有效果，一部分人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解决失业问题，这被称为生态凯恩斯主义或绿色凯恩斯主义。生态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国家行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通过进一步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吸收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国家要通过工业计划而不是市场，不断地降低可允许的污染总量；政府也要不断地创建各种有效的规章制度，约束和惩罚违规者。目前蔓延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缓解，国际社会仍在采取各种大规模的国家行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转向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以摆脱危机。这种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及绿色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政策措施即可归为“绿色凯恩斯主义”。但是，“绿色凯恩斯主义”能奏效吗?

2009年6月，美国国会历史性地通过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对发展新能源技术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如到2020年，美国电力公司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满足20％的电力需求；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900亿美元；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存度，提升美国能源安全等。2009年8月，美国财政部和能源部宣布启动为期2年的“先进能源制造抵税计划”。该计划授权财政部为新建、扩建和更新改造的先进能源制造项

目的投资提供30％的税收抵扣，预计将为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商提供总额达23亿美元的税收抵扣，由此将拉动近77亿美元资金投向新能源产业。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支持综合的“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旨在为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供必要条件。政府计划将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利用市场机制激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能减排。

为全面落实《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和相关能源气候法案，实现2020年减排、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三个“20％”的宏伟目标，2009年欧盟在面对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一方面对外力促国际气候谈判达成新协议，另一方面对内加紧战略部署，加快向低碳、生态效益型经济和绿色知识社会转型。欧盟委员会2009年10月公布，一份“低碳技术发展与投资路线图”，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585亿至715亿欧元，鼓励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产业发展，并启动“智能城市”和“欧洲能源研究联盟”两大配套行动。

对于以上关于新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支出，应该说一定有助于减缓经济下降，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主张。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支出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资产阶级、为垄断集团服务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正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福斯特指出的那样，“列入奥巴马计划之内的庞大绿色支出，是用于长期技术项目的。这在促进就业方面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奥巴马的上述支出主要是用于产业补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提出的举措与其说是绿色凯恩斯主义，不如说是‘绿色熊彼特主义’，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新技术刺激投资。”投资的结果，仍然是满足垄断集团利益的经济增长。这说明，绿色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局限的，是过于受技术驱动的，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核心政策。

四、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与生态革命一社会革命

生态危机反应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规定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经济危机，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则表现为生态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多数人不能或不愿承认危机的真正根源，竭尽全力去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并转而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修复市场机制，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新书《我们的选择：一个解决气候危机的计划》中列举了否认危机存在及其严重性的主要形式。戈尔认为，答案在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的结论，他把生态危机形容为“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失灵”，谴责当代资本主义的“短视”观点、“市场必胜主义”以及与环境有关的“根本缺陷”。然而，他仍相信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即利润动机、自由机制、创新冲动等)来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制度。戈尔的以上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弊病，反映了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特征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甚至有转移视线的嫌疑。在分析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时，部分西方学者也认为西方国家用“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议题转移社会对金融危机的视线。“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和政治家决定把视线从针对这些问题的职责转移到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上去。……‘娱乐’他们的国民和全世界人民，他们宣扬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隐瞒着一场即将掠走人们的住房和辛苦赚来的养老金的大洪水。”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一样的，就是实行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经济复苏计划或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一场生态革命。这必将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规模都大得多的社会革命。”“我们期望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或过去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比资本主义的更胜一筹。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人们就可以拒绝任何的资本主义政策。”

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克服生态危机时指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生态问题，因为人的劳动的异化问题没有了，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从而也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显然，这种和解消除了各种冲突和异化：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平等和公正将是社会的普遍准则，没有劳动的异化，也没有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在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打击下，资本主义世界步履蹒跚，似乎正在努力寻找重生的突破口。一场“生态革命”，从而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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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巴希尔・戈特，今天的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J]，耶鲁全球化，2008，(10)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1篇

一、欧债危机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征

（一）欧债危机是一场长期性危机

众所周知，受低利率政策和跨国资金极大自由流动带动，欧元区诞生后的10年，区内国家经历了普遍的繁荣。从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间，欧元区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2.1%，与同期美国的增长水平相仿；其间债务危机的重灾区――“欧猪国家”，即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也分别达到3.9%、5.5%、1.6%、1.2%和3.5%。但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以“欧猪国家”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在享受经济一体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公共债务也呈迅速增加趋势（见图1）。尤其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早已突破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

欧元区国家公共债务不断上升有其深层次原因，根源在于各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失衡。如果说过去10年引领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其经济发展根植于实体产业和对外出口的增长，欧元区国家经济增长则依赖于信贷的扩张，而不是竞争力的提升。这些国家尽管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但却实行向核心国家看齐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在同一货币区内，核心国家的剩余资金可以很便利地源源不断流入国家，支撑了国家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其直接后果是，10年间欧元区国家消费部门急剧膨胀，消费需求的增速远大于实体经济的增速，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消费增长泡沫（希腊和葡萄牙）和房地产泡沫（爱尔兰和西班牙）。10年间，欧元区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赶上了核心国家的步伐，但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却进一步拉大了，债务负担更加沉重了。2008年不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希腊等重债国的信贷链条突然断裂，其依赖举债的经济增长模式再也难以为继。尽管债务危机爆发后，相关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试图削减畸高的债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危机国家在筹资受阻的情况下解决严重的债务问题绝非易事。

（二）欧债危机是一场复合型危机

一是银行业危机。从表面看，欧元区债务危机是由于希腊等国政府丧失偿债能力而造成的支付危机。但在这些国家获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金融救援后，危机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不时恶化，是因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银行业危机。作为希腊等国债券的主要持有者，欧洲银行风险敞口较大。据国际清算银行6月份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欧洲银行业累计持有“欧猪国家”债券高达2.2万亿美元，包括政府债、银行债以及民间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因此，市场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敏感，与其说是对希腊等危机国偿债能力的不信任，不如说是对债务危机可能拖垮欧洲银行业前景的担忧。近期意大利卷入债务危机漩涡就是这种担忧情绪的典型反映。

二是竞争力危机。希腊和葡萄牙之所以陷入危机，根本原因在于多年来经济结构单一、竞争力低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年，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希腊竞争力排名第83位，居欧盟27国之尾；而葡萄牙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也仅列第46位。正是由于竞争力缺失，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希腊经济始终深陷衰退泥沼，难以凭自身之力实现复苏。

三是经济治理危机。希腊等国债务危机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还与欧盟这个实体的特殊性密切相关。首先在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协调。即欧洲央行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成员国实行各自独立的财政政策。危机来临时，两者均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欧元区这种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缺陷被认为是债务危机持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在于政治决策力不足。欧盟是由27个国家组成的政治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不相同。在希腊危机爆发之初，核心国家在救助问题上各怀心事，争论不休，错过了最佳时间点，导致“蝴蝶效应”，发生在希腊的这场规模不大的危机最终却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生存。再次在于授权的缺失。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盟发现自己并没有处置问题的权力，不得不听任成员国之间讨价还价，陷入一片混乱。荷兰莱顿大学的哈尔贝施塔特教授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言中因此将之归纳为 “政治合法性危机”。

二、欧元区债务重组不可避免

第一，危机国家有限的经济增长无法保持债务的可持续性

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一年多来的发展态势表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危机国家经济状况尽管随着世界和欧盟经济整体复苏而出现改善，但却无法改变其负债继续上升的趋势。三国初次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的直接成本――贷款利息普遍超过5%。这已是三国能够从外部获得借款的最优惠条件。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迈克尔・穆萨的一项分析，当一国的借债利率高于经济增长率时，其债务的继续累积将不可避免。而希腊经济最繁荣的2001至2008年，其年均增长率也仅3.9%，远低于上述借贷成本。2010年，葡萄牙经济同比增长1.3%，而希腊和爱尔兰则分别同比下降4.5%和1.0%，增幅均远低于同期欧元区1.8%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危机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受到抑制，由此将陷入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的怪圈。据欧盟统计局预测，未来2-3年，“欧猪国家”经济将普遍陷于停滞或微弱增长（见表1）。据EIU预测，2011年-2014年，“欧猪国家”中，希腊、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四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将超过110%，其中希腊2011年将达到160%、2014年接近180%。在当前经济增长水平和原有救助条件下，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三个国家提供贷款的行动，仅仅能够解决暂时的流动性，却难以保持债务的可持性。

第二，欧盟已从心理和行动上逐步接受危机国家债务重组

欧元区债危机爆发一年多来，在形势发展的倒逼下，欧盟对希腊等国危机性质的认识不断加深，日益接近问题的本质。在危机爆发之初，欧盟认为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只是一场流动性危机，只要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救助，危机国家就可以走出困境。因而尽管国际金融市场并不看好2010年5月欧盟首次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总额为1100亿欧元紧急金融救助的效果，欧盟却并不为所动。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欧盟被迫承认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实质上是偿付能力危机。在当时的救助条件下，希腊虽暂时渡过了眼前的危机，但却没有能力实现经济的自我修复。于是在今年3月“欧元公约”诞生的同时，欧盟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希腊债务重组的脚步。“欧元公约”赋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FSF） 在初级市场购买债券的权利，而不只是发放贷款；同时降低希腊的还贷利率1%至5%以下，并将还贷年限从3年延长为7.5年。这被普遍认为是希腊债务的 “软性重组”。今年6月底，随着希腊债务危机再度恶化并迅速向其他“欧猪国家”蔓延，特别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竞相发出希腊可能“选择性违约”的警告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迫接受希腊等危机国家必需进行债务重组的事实。他们对债务重组的态度从比较隐讳、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及，转变为紧锣密鼓地考虑有序重组。6月以来，欧洲央行的态度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重组转化为仅反对非自愿形式的重组。7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新任总裁拉加德均呼吁私营机构参与危机国家债务重组。而德、法等核心国家在私营机构参与重组问题上达成一致，则直接促成了官方总额为1090亿欧元的对希腊第二轮救助方案的出台。

该方案有几大亮点：一是大幅延长了希腊偿还贷款的期限，从目前的7.5年延长到最少15年，最多30年；二是进一步降低了贷款利率，从目前的4.5%降至3.5%；三是私营机构在自愿基础上参与救助，未来3年总出资额接近500亿欧元，至2019年总出资额预计将达1060亿欧元；四是提高欧洲金融稳定基金和未来的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的灵活性，允许其进入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国家债券。应该说，方案的力度是空前的，也体现了欧盟国家同舟共济、防止危机蔓延的政治意志，但其最终能否取得预想中的成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毕竟当前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转向“欧猪国家”中“大到不能倒”的意大利和西班牙。

第三，欧债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有赖于危机国家经济持续增长能力的恢复

笔者认为：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解决前景取决于危机国家经济中长期能否恢复可持续性的增长，而这需要欧盟和当事国的共同努力。彻底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因素，从深陷危机的希腊等国来说，一方面需切实履行紧缩计划，大刀阔斧削减赤字，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降至3%以内，重新赢回国际社会的信心，为重返资本市场铺平道路；另一方面需坚定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包括国营部门私有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各领域竞争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但这些都需要有关国家各政治派别和全体国民达成政治上的共识，并承受相当大的代价。从欧盟来说，需有效实施“欧洲2020战略”，消除核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对于国家特别是陷入债务危机国家面临的困难局面，动用结构性基金助其发展经济，以更优惠的条件助其发展基础设施、提高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相关技术，以恢复经济增长的能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包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猪国家”，经济上各有特色和优势，仍拥有恢复发展的潜力。

三、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的影响

随着欧盟出台救助希腊的第二轮方案，欧元区债务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暂时得以缓解。但欧债危机对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不可避免给中欧经贸合作带来复杂因素，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有关动向应引起关注：

（一）我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

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环境下，今年以来我对欧盟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减慢，显示欧盟内需市场增长乏力，对来自我国商品的需求开始呈现减弱迹象。据海关统计，2011年1-6月，我对欧盟出口增幅为16.9%，比同期全国出口整体增幅低7.1个百分点，与金融危机后较长时期我对欧盟出口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形成鲜明对照。对欧盟出口占我对外出口总额的比重出现下降，上半年为18.8%，较上年同期减少1.2个百分点。从国别情况看，1-6月，我对在欧盟的前六大出口市场――德国、荷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出口额合计占同期对欧盟出口总额的74.1%，较2010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

从2011年春季广交会的数据也可以看到欧盟对我需求增长减速及企业谨慎对待后市的苗头。整个春交会期间，我对欧盟成交虽同比增长14.1%，但欧盟到会客商人数却同比下降15.1%，降幅远大于美国（下降3.6%）和日本（下降10%）的到会客商人数。同时，企业出于对后市不确定性以及对出口政策和成本上升的担心，仍不敢接长单，成交的订单以短单为主。

（二）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更加激进

债务危机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以“开放贸易”、“公平贸易”为名，实施新的贸易战略，一是扩大出口，二是限制进口，力图使经济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实现复苏，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中国成为其新贸易战略首当其冲的目标之一。基于中国市场对欧盟经济的重要性，欧盟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全力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以实现欧盟企业在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限制，希望迫使中国解决其对华贸易中的关切问题，包括要求对等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中国产品实施更加频繁的贸易救济措施等。

2010年，欧盟对我国产品发起11起贸易救济调查，比2009年增加57.1%，是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欧盟不仅拒绝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为应对我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有关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的即将到期，将对华贸易救济从反倾销延伸到反补贴。2011年5月，欧盟首次对我国产品（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预示着我对欧出口将面临新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中欧目前均加强了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双方贸易纠纷的尝试，显示双边经贸关系更加成熟。日前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裁决报告，裁定我欧盟对华碳钢紧固件反倾销措施案取得胜利，特别是认定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第9（5）条关于单独税率的法律规定违反世贸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三）欧盟自贸区战略对我构成潜在影响

为应对债务危机挑战，欧盟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力图在未来5年内使与自贸伙伴的贸易额覆盖其50%的域外贸易额。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与我周边经济体的自贸区建设，先后启动与印度、东盟、新加坡等的自贸协定谈判，最近又同此前一直回避的日本开展相关磋商。今年7月1日，欧盟同韩国自贸协定正式生效。这是迄今欧盟对外建成的最具意义的自由贸易区，欧盟贸易委员德古特称这必将成为欧盟与亚洲贸易关系中扭转乾坤的重要因素。由于短期内中欧建成自贸区的可能性不大，而我在出口产品方面与上述经济体存在直接竞争关系，如不妥善应对，将有可能形成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对欧出口造成不利影响。

（四）我对欧“走出去”面临两难处境

第一，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对我投资持欢迎态度，为我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企业对欧投资出现热潮，包括吉利汽车收购沃尔沃，三一重工在德国建立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等项目均实现良好效益，对企业自身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近期被波兰政府取消高速公路项目合同的中国海外工程公司成为中国对欧“走出去”失败的一个典型，其教训需深刻总结。

第三，中国企业集中大量进入欧洲，特别是个别企业不计成本收购欧方高端技术的行为，引起欧方的警觉，欧盟政客和舆论针对我国的投资保护主义言论时有出现。因此，欧盟经济一旦好转，我对欧“走出去”的环境存在逆转的可能性，当前的机遇也许转瞬即逝。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3篇

美欧面对的危机根源和应对方式差别很大

看看美国和欧元区两地，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系，金融危机是很不同的。这种不同包括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的不同。尤其是，在解决方案上，美国和欧洲(欧元区)的做法有重大差别。

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危机也许是真正的金融危机，因为在过去40年，美英的经济高度“金融化”。而解决金融危机的方案，美英也是金融的，也就是说主要依赖美英的中央货币机关，大量发行货币，继续容忍高筑债台，在削减财政赤字上并不真心。与美英相比，欧洲大陆国家，其金融危机是在美英金融危机后才爆发的，且主要以债务危机为主，而债务危机也带来了货币(欧元)危机。

当美英都纷纷通过“量化宽松”印刷货币，自我解决公共债务问题时，欧元区却不这么做，因为它对金融危机的认识与美英不同。欧元区领导人认为，依靠各个政府的“刺激”行动来恢复经济，以及攀比哪国政府的“刺激”计划投入更多，后果将是严重的，因为这是以带来新问题为代价解决旧问题。

早在2009年，时任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就警告过：当全球经济复苏时，世界将面临高通胀和“危机后的危机”。现在看来，欧元区不但不配合美国的“刺激”行动，反而实行了普遍的紧缩财政开支政策用来“反危机”。美欧之间针对解决金融危机的方式和方法发生第一次正面对抗。

如果2008-2009年欧元区国家也像其他经济体一样采行更多“刺激”计划，则今日他们的债务危机和欧元遭受的压力将更加沉重。当年，中国和其他非西方的G20国家都响应或者接受美国的号召，实行了大规模“刺激”计划。唯独欧元区没有实行。应该看到，欧元区是棋高一着，当然那是一步险棋。

为解决欧元区危机，欧美再度对立

如今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发展到债务危机阶段，而且延伸到政治社会领域。美国所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广泛性说明了金融化下的美国社会贫富分化以及失业的长期化趋势。欧洲的情况也类似，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工人即使失业，也可以获得较多政府补贴。这导致欧洲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借更多的钱去为他们的“福利国家”融资，这加剧了欧洲公共债务问题。

美国是金融危机的中心和祸首，但欧债危机和欧元危机却主导了当前的美欧关系。欧元区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试图建立欧洲财政联盟，从而加强欧洲一体化来釜底抽薪解决问题。这一被叫做“远见”的政策与美英的解决方案又一次正面对抗。

德法的考虑是，在欧元区17国之间建立一个新的“财政联盟”，严格监管成员国财政。目前各国财政纪律不一，有的国家严格(如德国)，有的国家宽松(如南欧“猪”国)，贸然让欧洲央行发行大量货币，对财政纪律严格的国家不利。德国国内选民民怨极大，也不愿意如此帮助希腊等。

美英和欧元区之间的矛盾、美英对欧元区的干预将阻碍欧元区克服危机。英国是欧盟但却不是欧元区的成员国。在对付金融危机上，英美立场接近。英国对欧盟从来都是半心半意的，甚至有的主张英国退出欧盟。英国卡梅伦政府不惜付出国内政治代价和在欧洲联盟中空前孤立，反对财政联盟。与英国一样，美国也向欧元区不断施压，迫使法德同意欧洲中央银行采取行动，像美英那样大规模发行货币，而非建立欧洲财政联盟。

很显然，―旦欧元区建立了财政联盟，更加一体化的欧元区，势必使欧盟成员国英国和英镑遭到压力，不符合英国和英镑的利益；而在危机中幸存的欧元区和欧元，其全球地位获得巩固，将构成对美国经济和美元的世界霸权的强大挑战。

中国应对美英和欧元区的做法区别对待

欧元区和美英到底如何解决它们之间在克服金融危机上的矛盾和冲突，将决定这场金融危机，尤其是欧债危机和欧元危机的前途。我们在关注欧美的债务危机和欧元的前途时，有必要把欧美金融危机以及对付金融危机的差异指出来，并对此区别对待，否则，我们中国可能难以对症下药、做出正确反应。

英美的金融危机解决方案，实际上对我国的利益伤害比较大。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不负责任的霸权性质的转嫁金融危机的方法：超量发行美元和英镑，等于稀释了美英的外债，加剧了美元和英镑的长期贬值趋势。这些都是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对此必须反对。

相比之下，欧元区坚持通过财政联盟，而非货币政策解决其债务问题，对中国的利益没什么伤害。欧元区若获得稳定，尤其是欧元危机若转危为安，将有助于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恢复增长。再说了，若是欧元终结，在可预期的未来，就别谈什么人民币国际化，及其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可能。也就是说，欧元终结，美元独大的局面将长期维持。尽管中国和欧元区分属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让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欧元区，在情理和道义上似乎说不通，但实际上，中国和欧元区已经形成相当程度的“唇亡齿寒”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在战略上，中国必须以有效方式，在确保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在对欧元区克服危机上提供帮助。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生产过剩 信用 政治经济学

一、生产过剩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欧债危机 行政管理 启示

1.欧债危机的历史背景及产生原因

首先，从根源上来讲，欧债危机的爆发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后果。欧债危机本质上讲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的是，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再次，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观念不同。这似乎显示了在风险面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两种观念力量的不同，西方的“泰坦尼克精神”不再出现。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采取举新债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相对来说并不太大，国债余额总量约为10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重不足25%，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60%的安全标准。

2.欧债危机的现状分析

首先，美债发生在一个国家之内，欧债发生在一个区域经济联合体内。作为联邦财政体制的国家，美国不仅有统一的金融联盟，还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以及统一的财政联盟。而欧元区缺乏赖以依存的财政联盟，更勿论统一的政治基础，这就注定了决策成本较高但决策效率可能较低，不利于在危机中采取合作的拯救行动。

其次，从形成原因和传导机制看，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看，无论是美债还是欧债，基本都有一个基本规律，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演变过程，但二者又有细微差别。美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既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也有美国长期财政赤字的因素；而长期的高福利制度和财政软约束是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欧债危机本质上是财政危机。美债危机是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投资低迷，消费者信心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联邦政府为了提振市场信心而实施的提高债务上限，大开印钞机，从而突破债务上限，带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波动。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市场政府”的传导机制。与美债危机不同，欧债危机的危机源是债务，国家的信用出现危机，从而波及银行等市场主体，包括全球资本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经济增长预期，经济风险传播到市场主体，这个危机的基本形成过程是“政府市场”的传导机制。

最后，解决思路不一样。短期内，美债可以通过简单的方式解决，即提高债务上限、开动印钞机。由于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欧洲央行无法采取开动印钞机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央行只能通过不断地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的机制减少一些成员国的流动性风险，而核心国家也因央行持续的财政支付转移而蒙受损失。希腊和意大利总理相继辞职，欧元区不断上演政客“辞职救国”。壮士断腕的英雄义举令人钦佩，却也显示出诸多无聊。欧元区是否会出现政权更迭救市的多米诺骨牌，还要拭目以待。

3.欧债危机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近期，中国应防范外部风险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尤其是系统性风险。在短期内，应采取积极心态应对欧债危机，宏观调控应坚持“保增长、促稳定”的基调。中长期，应科学合理地处理公债发行和外汇储备问题。

3.1近期积极参与制定欧债危机的应对策略，宏观调控应稳步有序

欧债危机警醒我们，独善其身的危机应对思路绝对不可取，应该争取主动，积极参与制定多边救助机制，更应该在危机中处乱不惊。因此，首先必须正视和妥善处理以下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是否应大幅进入欧洲市场的问题。目前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思考变欧债之“危”为“机”，积极参与多边谈判，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如果预期欧债危机得到解决，我国可以制定抄底战略，甚至大举进入欧洲市场，进行大规模并购；如果预期出现欧洲“失去的十年”，对外经济战略结构调整的重点应该放在新兴经济体上；如果出现全球范围内的系统性风险，外汇资产缩水不可避免，应做好其他的替代应对方案。二是关于中国近期宏观调控走向的问题。按照欧债危机的基本走势，中国应该坚持宏观调控的基本走向不变。过多收缩会造成硬着陆，应该通过逐步微调实现整体经济平稳回落，这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自然回落，是稳增长的必然要求。因此，财政政策应做到更加稳健有效，货币政策应渐近宽松，并且不断增强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2重点发行国家公债，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首先，应高度重视政府债务问题，必须未雨绸缪，将风险遏制在萌芽状态。

其次，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坚持将解决本国问题置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心环节。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其实不然，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剧烈时期，国内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被国外的政策动向所左右。

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年底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过多考虑国外经济危机的程度和对本国经济的冲击，致使过于庞大的刺激计划至今后遗症难消。不仅如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应该尽量减少行政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使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应能够得到正常和充分的发挥。

再次，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注意避免走福利国家的老路。目前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提前到来的老龄化浪潮，再加上各项劳动法律法规的完备，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与此相适应，财政收入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快速增加，据统计，早在2006年，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就首次超过10%，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从世界范围看，保障水平和标准大多只能涨不能跌，否则容易引发社会动荡。所以社会保障的改革应秉承循序渐进的策略，注重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标准的不公平现象。

3.3合理盘活外汇储备，藏汇于民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掘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经济发展是解决包括债务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最佳良方。欧洲各国以及美日等国目前的债务危机，究其根源还在于增长乏力甚至停滞不前。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寻找未来的发展动力和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犹如悬在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巨额外汇储备一直备受各界关注。首先面临的是欧元贬值的风险；从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人民币国家化趋势来看，这一方案无疑是可供选择的。而从更长的时期看，我们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中长期问题。

第一，减少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欧债仍然在发酵，美国经济也没有出现根本好转。但是，要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除了购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债券外，我们的选择余地很小。由于对海外投资环境的不适应，我国投资商的海外生存能力差，我国外汇储备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是长期的出口驱动型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是以投资和出口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外汇储备的增加则不可逆。

第二，关于合理处理存量和增量的问题。一般的观点认为应该调整增量，从而带动存量调整。很显然，以增量带动存量调整的阻力、风险和成本较小，是一种权益之计。如果进行整体调整战略，外汇资产保值增值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令人很难作出决策。

第三，关于合理优化外汇资产结构的问题。外国国债在我国政府的海外资产中占有很大比重，现阶段主要是购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占比较小。

参考文献：

1.王姚瑶：从奥地利学派视角解读经济危机[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