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篇

关键词：规模报酬理论；欧拉定理；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

关于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一直是学者们普遍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停留在对于不同类型银行差异的现实背景上进行分析，比如银行的所有权形式、经营特点等方面，而针对银行本质层面的差异，即差别化监管的理论分析还很少有涉及。国外学者的研究多见于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出结论，而国外研究的优势在于，他们有充足的数据来支撑所要研究的问题。本文就尝试着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进行理论分析，探寻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理论分析是研究工作开展的基础，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我们所研究的内容，能为我们的文章提供了更多的可信性和依据性。本文探讨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理论分析，是从各个维度关注各类银行的差异性，从而从根源上挖掘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理论基础。

规模报酬理论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发生变化时，得到的产出跟随生产要素变化的情况。规模报酬理论包含着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其中，规模报酬递增是指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得到的产出增加比例大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规模报酬不变是指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得到的产出增加比例等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而规模报酬增减是指当生产主体内部的各种生产要素同比例增加时，得到的产出增加比例小于生产要素的增加比例。

商业银行可以看成是市场经济殊的生产者，它们为国民经济的运行生产和提供各种金融，为国民经济的额良好运转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本文中，我们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之间的差异，可以近似看作为商业银行作为生产者来说在投入不同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异。在这里，各种生产要素是指商业银行的资本投入、经营者的管理以及员工的劳动等等，这些对于不同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来说是不同的，而且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加，我们可以近似地看作同比例增加。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其产出就是它们为国民经济良好运行提供的各种金融服务，包括为经济建设筹集资金、发挥金融中介职能、充当资金储蓄池等等。基于此分析，我们便可以通过规模报酬理论分析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必要性和经济学基础。

欧拉定理也叫产量分配净尽定理，是指，在利润最大化、竞争性和规模不变的三个假定成立的条件下，生产者在支付了生产要素报酬之后，剩下的经济利润为零。经济利润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讲的会计利润，会计利润不仅仅包含经济利润，包含资本收益。欧拉定理在解决经济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其公式表示如下：

Y=MPL×L+MPK×K+经济利润公式1

其中，Y表示总产出，MPL表示实际工作，L表示劳动量，MPL×L表示劳动的收益，MPK表示资本的实际租赁价格，K表示资本量，MPK×K表示资本的收益。在欧拉定理成立的条件下，公式中经济利润为零。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利润平均化的解释，各个行业之间的竞争导致最终的平均利润。即在经济的平稳状态，各个行业均不存在超额利润，行业经营者所取得的只是社会的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总额与社会总资本的比，仅由此二者决定。而就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看，利润的平均化还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而已。

在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处于高速的增长时期，连续十几年GDP增速一直保持在8～9%左右，这也使得金融和银行业也正处于行业的上升期。原因在于，金融业和经济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金融的进步，而金融的进步又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金融为经济发展服务，而经济又能为金融发展提供空间，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还在增长，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的状态，这说明，在排除政策差异等方面的不同限制的情况下，银行业存在所谓的经济利润。因而，银行业目前来讲具有规模报酬的非不变性。

商业银行经营的规模报酬非不变性说明，监管主体在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时，应该有的放矢、量体裁衣地制定差别化的监管目标、监管内容和监管措施，这样才能实现整个银行业的有序和高效率运行。这就从规模报酬理论方面对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进行了理论阐述和经济学原理分析。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从规模报酬理论的角度得出商业银行差别化监管的理论依据。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别化监管，能够保障银行业充分有效地运转，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和动力。（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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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国强.商业银行经营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2篇

(一)商业银行监管

商业银行监管，通俗来讲就是政府对于银行的监督和管理，也就是通过政府的公权力力量监督和知道商业银行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甚至是国家政策等进行活动，进而保证整个商业银行运行的安全性。商业银行监管的内容有很多，但都是围绕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开展的，比如对于利率的监管，对于跨区经营的监管等等。

(二)商业银行监管有效性

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是国家在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其中的有效性包含两层的含义，一是效果，二是效率，效果是从监管的结果上分析，而效率是从监管的过程上分析。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就是在国家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活动时，达到的过程的高效率性，结果的高质量。由此可以看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是对整个监管的全过程的要求，只有实现了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监管才算成功。

二、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的现实意义

实现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首先它是我国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保证，只有监管有效，商业银行的发展才能按轨道进行，出现的问题才能被及时发现并解决;其次是实现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可以增加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热情，因为政府在大多数人眼中公信力都非常高，经过政府的监管，商业银行活动的可信度就会正价，这样更多的人就更愿意加入到商业银行的活动中，进而保证了商业银行活动的有效开展，扩大了商业银行的市场范围;再次，实现政府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也是提高我国金融领域，特别是商业银行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

三、提高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的建议

既然实现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对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环境

商业银行的监管环境对于整个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的提高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商业银行的监管是一个具体的程序，这个程序要在一定的环境下才能完成，并且只有这个环境合格，整个过程的开展才能更顺利。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环境，首先就是要保证整个监管环境的公开透明，只有把监管活动放在阳光下，监管的开展才能更有说服力，也才能得到更多方的支持;其次就是要加强对整个监管环境中主体的管理，保证每个主体对于监管的开展都不会产生不合理的阻碍，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商业银行监管，才能提高商业银行监管的效率，进而实现监管的有效性。总之，不断改善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环境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是不可缺少的措施。

(二)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主体

监管主体是对商业银行展开监管活动的执行者，所以说监管主体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整个商业银行监管活动的有效性，所以规范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主体是非常有必要的。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实际情况，很多监管主体把自己看作是银行活动的主导者，超越自己的权力范围进行违法监管，或者有一些监管主体素质低下，监管过程中对于被监管银行随便进行训斥或者是提出无理要求，而还有一些监管主体待遇执行自己的监管职责，使得整个监管过程效率低下，等等。总之，监管主体的活动和素质是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的直接影响因素，只有规范了商业银行的监管主体，才有可能实现监管的有效性。规范商业银行监管主体，可以严格控制监管人员的入职要求，从根本上较少不合格监管主体的进入;再有就是可以定期对监管主体进行培训，通过学习来提高监管者的素质。

(三)创新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机制

商业银行监管机制就是在整个商业银行监管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列制度和方法的总称。自从我国实行商业银行监管制度以来，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金融市场的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与环境的改变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的改变却是不足的。商业银行监管体制是服务与商业银行发展的，也是服务于整个金融行业的高效运行的，如果监管机制与金融环境的发展不同步，那么很有可能导致监管滞后，金融活动缺乏科学的监管等等，这对于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不断创新我国的商业银行监管体制，保证监管体制随金融环境的改变进行适当的调整，只有这样，监管的有效性才能实现。

四、结语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3篇

一、市场准入监管

1.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并不是商业银行越多越好，监管当局审批设立商业银行机构，一定要考虑一国或一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把设立商业银行与当地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环境结合起来。不然，会导致银行业的恶性竞争，引发金融危机，反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稳定。2.符合金融业发展的政策和方向，符合商业银行合理布局、公平竞争的原则。我国金融业发展政策和方向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要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必须遵循这一要求，当前我国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社区银行，扩大引进外资银行，就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合理布局就是要求审批设立商业银行时应考虑到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商业银行的数量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规模相适应。经济发达地区商业银行机构多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少一些；公平竞争原则，设立商业锒行机构要有利于形成竞争机制，避免行业垄断；要求商业银行机构依法台规经营和开展有序竞争，避免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同业利益和同业形象。3.符合最低资本金及股权结构和股东资格要求。具有任职资格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一定比例有金融从业经验的人员。4.符合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的要求。在商业银行法人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中，要求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民主、高教的决策体制和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内部约束机制。要求有完善的内控制度，主要包括：统一、严格的业务标准、程序及相应的制度；统一、科学的授权、授信制度；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识别、评估和控制系统；独立、高效的内部稽核审计系统；建立完善的内部报告及信息管理系统；重要业务岗位的监督、制约机制。5.符合经济核算的要求，确定的综合经营计划和预期财务指标水平比较合理。综合经营计划应对未来大部分业务的市场情况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制定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业务策略。6.符合商业银行营业场所的要求。商业银行有固定的营业场所，且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安全保卫防盗、防抢和消防设施，以及开展各项业务的必要设施，确保高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业务营运监管

1.业务营运监管的主要内容

（1）资本充足性。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适当的贷款评估和资产分类方法以及相应的会计准则。恰当地评价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就意昧着必须准确评估商业银行的贷款组合、拥有资产或其他表外资产业务，并对其资产组合进行分类，保证提取足够的呆账准备金。（2）资产质量。资产质量是衡量一家商业银行经营状况最重要的依据，商业银行经营出问题往往是从资产质量恶化开始的，然后才是相应收益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因此．监管当局把资产质量作为最重要的监管内容。一是保证银行的信贷职能建立在稳健原则之上的，建立并保持信贷政策和贷款审批、管理程序方面的文件规定；二是监管当局必须对商业银行的单项信贷、资产分类和提取呆账准备金政策进行定期检查，评估这些政策和实际资产质量是否相适应；三是监管当局必须对商业银行有问题的信贷和回收逾期贷款的程序进行关注，在提供担保和抵押的情况下，还应对担保的可靠性、抵押品的质量进行连续的评估和监测；四是限制对单一贷款人和关联企业的风险，防止风险集中。（3）流动性。流动性比例的监控必须与商业银行的总体经营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评估，流动性越高，说明商业银行掌握的低收益资产就多，资产的盈利性也就越差，就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长远发展能力。（4）盈利能力。盈利是商业银行经营的目的，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有盈利，股东才能分得股息和红利，银行才能提取积累，增强抵御风险的实力和发展的能力。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和费用支出水平。对盈利能力的监管，主要关注商业银行在财务会计核算中的不审慎行为，主要盈利不实。应付利息计提不足，表内应收未收利息长期挂账；果账损失和应收账款长期挂账不核销；呆账准备金计提不足；营业费用成本占比过高。上述现象的长期存在，将极大地损害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健发展。（5）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和内部控制是监管当局检查评价商业银行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完善的内部控制是衡量商业银行具有良好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有利于保证商业银行业务操作的效率性和有效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行为准则的规范性。因此．监管当局在鼓励商业银行创新、发展的同时，必须要求商业银行贯彻“内控优先”的原则。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授信的内部控制；资金业务的内部控制；存款及柜台业务的内部控制；中间业务的内部控制；会计的内部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内部控制的监督与纠正。

2.业务营运监营的方式

（1）非现场监管。具体操作方式是在商业银行本外币并表的基础上，对商业银行日常业务报表和其他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分析，对比监控各项比率指标和审慎经营的要求，监控业务经营状况和动态变化，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预警，要求商业银行迅速解决。（2）现场检查。监管当局指派专人或进入商业银行实地检查。一是专项检查：对暴露或掌握的风险隐患和问题，监管当局要安排专人进行专项重点检查，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督促其纠正。二是全面检查：即常规检查，是对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包括资产质量、贷款风险、经营管理与内部控制水平和日常业务操作等进行定期全面检查。对现场检查后，非现场监管发现的问题和商业银行纠正的情况，进行后续跟踪监督。这样有利于强化现场检查的敷果和作用。（3）监管报告。监管报告应对照监管目标和监管依据，对某一商业银行目前的经营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和评价。一是对商业银行机构总体状况的评价。商业银行机构的偿付能力是否可以满足其日常经营活动中正常及特别流动性的需求，业务经营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安全稳健。二是对商业银行具体的监管进行评价。有无违规经营行为，不良资产状况是否真实，呆账准备金提取是否足额，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水平是否满意，内部控制和管理是否到位，以及其他的漏洞和不足。三是对商业银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商业银行机构管理层有何经营策略、资本规划、时下设想、经济环境及市场竞争情况。四是监管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存在的问题，下一步拟采取的监管措施。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4篇

一、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特征

从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经营业务、客户群和经营方式来看，其风险相当高，因此在监管过程中就需要认真分析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所面对的风险特征，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规避风险。通常来讲，我国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业务风险具备下列特征：

(一)风险的多元性、复杂性私人银行业务不是普通的理财业务，它是通过个性化的服务，为特殊客户（具有高净资产值的个人）提供个人资产服务，为私人资产的价值保驾护航。私人银行的金融产品种类相当复杂“其内容涵盖资产管理、投资、信托、税务及遗产安排、收藏、拍卖、现金管理、继承人教育安排等。”业务的多元化势必导致风险的多元性，再加上各种风险之间互相交叉、互相抵补，使本来就相当复杂的风险源变得更加复杂。

(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越是复杂的事物，其存在的问题就越多。私人银行也是如此，其业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私人银行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大。再加上我国私人银行属于刚刚开发的银行业务，其内部管理措施和相关法律尚不健全，这就导致私人银行控制风险的能力低，发生风险的机会多。

(三)风险的难预测性、难计量性由于私人银行所涉及到的业务非常多，并且相当复杂，客户的资料无法完全掌握等因素，就会导致私人银行对将要发生的风险难以预测，甚至还会发生新的风险，而这些新的风险一旦发生，所造成的损失由于缺乏相对应的计量方法而无法计量。

二、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无论从我国的法律体系上，还是在银监会的相关管理条例上，对于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我国还没有相对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因此，私人银行在对业务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只能参考商业银行在其他理财业务上的相关规定执行。但是，私人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其他理财业务有很大的不同，硬性地将监管其他理财业务的原则和条例套在私人银行业务上，将会造成很大的风险。商业银行的其他相关理财产品管理的相关规定只是针对银行的一种产品，一种风险制定的，可以规避该产品、该风险对银行造成的危害，而私人银行的特点注定了这些相关规定在规避风险的无效性。

(二)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混乱尽管商业银行私人银行在相关业务上的监管隶属于银监会，但是，从实际的操作过程来看，对于私人银行业务监管却存在政出多门的现象。私人银行要想开展业务必须得到不同监管部门审批，如果有一个部门不能通过，那么这项业务就得不到开展。在审批过程中，由于监管部门的交叉管理，这样就会造成有的内容多单位重复管理，有的内容没有单位管理，这种状况的存在，肯定造成私人银行在进行业务往来中处处受限或者逃避监管等现象的发生，从而导致私人银行业务混乱。

(三)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这样就给私人银行的业务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剧烈波动和金融投机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缺乏业务风险控制的私人银行必然要遭受到强大的冲击。

三、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改进措施

(一)大力加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建设要想保证我国私人银行的良性发展，必须加大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设。要加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内部规则的制定，要认真研究当前金融形势，参考私人银行在运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认真分析西方先进国家私人银行在商业运作过程中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内部规则。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国情，适合规避风险的商业银行私人银行法律监管体系。

(二)规范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监管规范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的业务监管，必须改变政出多门的现状，扩大证监会对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范围。在对私人银行的业务管理和审批上，要给予证监会相对应的权利，以便证监会完成对私人银行进行监管。这样就不至于出现重复管理和真空管理的现象，使私人银行业务更加规范。

(三)大力加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风险监管体系建设加强商业银行私人银行监管体制建设，首先必须认真分析业务特点，查找业务存在的漏洞或者风险点，然后在参考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相关措施，从而强化风险监管体系。在风险监管体系建设过程中，还要大力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个人征信体制、私人账户等方面的建设等。同时，在私人银行的业务往来过程中，私人银行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严格按照规则办事。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5篇

关健词:银行监管 体系建设 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187-01

一、法律体系

根据国际银行监管的实践和我国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借鉴国际金融立法经验,系统规划商业银行监管法律框架,逐步实现商业银行监管法律系统化的目标。其关键是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相关要求,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票据法》、《担保法》、《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为基础,完善其细则规定,增强法规的可操作性,尽快构建和健全与国际接轨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要完善监管法律结构。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和要求,设计适合风险监管的监管措施,体现于相应层次的法律规定中。对不同的被监管对象采取灵活多样的监管手段和措施是未来商业银行监管发展的方向。

二、信息体系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对社会公众信息披露不透明,导致市场投资者缺乏了解银行的资产质量、经营状况的渠道,存款人对风险的判断模糊,难以正确选择其投资方向,使银行经营管理失去社会监督。二是信息披露与透明度的法律要求不明确。商业银行信息的披露没有适当的对象制度和监督,随意性较大,透明度较低。监管机构应对商业银行必须披露什么信息、向谁披露、如何披露等进行严格界定,并监督其执行。银行监管要强化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市场约束,就必须使企业和个人能够对银行的经营、财务及安全状况做出及时、客观的判断,从而对存款银行做出选择。为此,银行就必须及时、充分地披露其经营、财务及风险方面的信息,提高其经营的透明度。从目前来看,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和透明度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困难,市场约束还比较弱,但从长远考虑,要实现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促进我国银行体系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就必须从监管法规和制度上要求商业银行进行必要、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社会信用体系

一个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可以大大提高市场主体对经济活动预期的可靠性,降低交易成本,降低经济交往及资金融通中的信用风险。而在较差的社会信用秩序下,社会经济活动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会影响人们的预期和信心,增大市场主体及银行的风险。银行监管是通过对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安全性、盈利性、资本充足性和经营规范性的监督,有效防范、控制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体系稳健运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良好的社会信用秩序支持。如果信用关系恶化,借款人赖债不还,或者以种种方式逃废银行债务,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都会受到严重威胁,有效的银行监管也就失去了基础。因此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成为当务之急。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文化;二要健全单位和个人的信用登记;三要要求金融系统实行信用信息共享。

四、监管手段体系

微电子、信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原来与纸币、票据、信用卡交易有关的银行业务处理变成新的电子资金转账系统,货币仅仅以一种信息形式在计算机网络上转移。这种现象同纸币取代黄金、支票取代纸币一样,是支付系统的一场深刻革命。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金融创新能发现越来越多的管理和监控风险的方法。迎接电子化、信息化的挑战,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必须采取以下对策:首先,监管机构应承担起金融部门的认证中心建设、运作和管理工作,并对作为防范和化解电子商务运作过程中金融风险的交易网络与银行网络之间接轨的支付网关、全国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免重复投资造成浪费,保证电子商务支付、结算系统安全顺利进行。其次,各商业银行除了设立网上商业银行,开展网上经营业务外,还应协助监管机构制定统一标准的支付网关,并依据国家标准根据需要建立自己的认证中心,根据法律发行电子货币、并制定电子货币的使用章程,明确权利义务,提供电子支付的安全保障。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电子货币与参与支付以及结算应经中央银行批准。再次,超前研究对电子金融的法律监管。监管机构应研究制定并颁布条例监督支付系统和网上商业银行,规范网上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网上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关系,实施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货币政策,并协调与国外监管机构在调整电子商务的支付和结算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标准。

五、监管队伍体系

监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监管工作的水平。监管者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超的协调能力是进行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条件。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对监管人员的思想品德、业务素质、知识结构、分析能力及政策水平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长期以来我们在监管中存在的监管理念保守、监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监管手段有限和监管人手不足的情况严重制约了商业银行监管效率的提高。因此,加强监管队伍建设,是加强监管工作的组织保障。一是银监会可在现有监管部门的基础上,将一线监管人员进行选拔,吸收部分优秀的商业银行人员,充实监管队伍。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管人员资格认定制度、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制度、激励性的工资和人事管理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素质。三是防止责任不对等和激励不对称问题的发生。必须逐步建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择、培养、使用及淘汰机制。对那些在执行制度、办理业务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员工及执行内控制度表现优异的人员应大力表彰。通过教育和管理、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结合,实现人的自觉行为与制度对人行为约束的有机结合,促进监管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业是金融领域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银行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银行业几百年的发展道路，注定了中国银行业的特殊性。因此，对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具有强烈的特殊性。本文会介绍我国银行监管框架的基本状况，分析次贷危机和新巴塞尔协议对国内商业银行监管的影响。

一、我国银行业监管框架的基本状况

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银行管理暂行条例》，从此时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才开始建立起来。随后，国家逐渐加大对银行体制和监管改革的力度，就在1995年这一年里，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从2003年起，又掀起新一轮的改革：2003年4月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进行修改等。

从监管体系上看，过去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商业银行的局面改变了，银监会取而代之，是我国银行业目前的主要监管机构，但是由于人民银行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并负责监督管理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同业拆借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以及负责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等，所以它也具有对商业银行一部分的监督职责和管理权限。另外，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具有对在其上市的银行进行与证券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二者也算是银行业监管机构之一。所以，可以说我国目前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已经形成。

二、次贷危机对银行监管的影响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建立在最低资本要求基础上的微观审慎监管逐渐成为各国银行业监管实践的主流，但各界对于这种监管体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以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迅速成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及学术界的共识。

危机发生后，国家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2010年国务院了《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为了弥补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局限性，在金融监管中必须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监管金融监管框架，确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强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已成为我国银行业监管模式发展的基本取向，这也奠定了“十二五”中国银行业监管新框架的基础。

三、巴塞尔协议ⅲ与“十二五”中国银行业监管新框架

巴塞尔协议的变化是全世界银行业监管的风向标。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必将促使各国家对现行的金融监管准则进行调整，从而影响银行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在我国2010年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参与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提升我国金融业稳健标准。所以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的银行监管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影响。金融危机之后，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银监会提出：需要对金融危机的教训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推进全面改革。在今年4月份银监会推出了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

1.提升资本充足率要求，实行全新的资本监管制度。目前，我国银行监管部门规定，银行业核心一级资本不能低于75%，发行债务工具补充资本的比例不能超过25%。按照新的规定，“十二五”期间，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最低资本比例为6%，一级资本最低要求为8%，总资本最低要求为10%。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比巴塞尔协议ⅲ高0.5个百分点。此外，新规定还要求商业银行设置比例为0～4%的抵御经济周期波动的超额资本，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还另行设置了1%的附加资本要求。

2.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防止银行业金融机构杠杆率过度积累。按照规定，杠杆率实施的标准是：任何商业银行并表和未并表的杠杆率均不得低于4%。该规定要求从2011年开始实施，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别在2013年底和2016年年底前达到最低杠杆率要求。

3.引人动态拨备率指标，同现有的拨备覆盖率指标相互配合以控制经营风险。按照新规定，在“十二五”期间，拨备覆盖率统一明确为150%，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在两个指标的设置上，按照动态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孰高的原则进行监管。

4.在现有的流动性比率基础上，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对于这两个指标，新规定设置为100%。在监管时限上，要求从2011年底开始实施，届时所有银行必须要达标。

四、新框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新监管框架有助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评级水平、市场信誉，为国内大型银行实施国际化战略创造比较有利的监管环境，同时有助于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对于商业银行，主要有以下几项积极影响：

1.新金融监管对商业银行资本数量提出新的要求，从而有利于化解潜在风险的威胁，防范银行体系信用风险大幅波动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2.引入了几种新的监管指标，有利于控制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衍生品业务的过度扩张，杠杆率指标的引入，为银行体系的杠杆经营设置了风险底线，缓释了杠杆化行为可能对金融体系和金融稳定带来的负面冲击，可以较为有效地约束交易类金融衍生品业务过度扩张。

3.新金融监管引入了净覆盖率的风险，从而加强了商业银行的硬约束，也为银行提出不同监管指标和方法风险性识别与管理制度。

4.银行引入动态监管拨备率指标以控制风险，鉴于国内商业银行信贷资占比比较高，该指标增加前瞻性，使商业银行保持比较合理的信用成本，进一步增强对银行经营的约束力。

新监管标准的出台对于商业银行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挑战。

1.新监管标准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不过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新标准差距较小，这一方面对银行的影响不大。

2.新监管标准将重塑商业银行价值管理体系，要求商业银行必须以价值为中心，以客户为导向，转变商业策略，不断强化资本约束，流动性约束和市场约束，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经营模式。

3.新监管标准形成了对商业银行经营理念常态化的多重约束，决定了商业银行需要全方位推动创新，以提供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

总体而言，新监管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整个银行体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对于已完成股份制改革、在境外上市，或者即将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而言，“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将使它们的业务操作更加符合国际惯例，专业术语更为一致，也更容易被东道国的监管机构认可，从而为实施国际化战略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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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诗玮,田彬.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银行业监管模式的思考[j].经济监督.2011.(11).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7篇

人民银行从1996年开始对国内商业银行实行非现场监管。人民银行采取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稽核两种方式，形成了对商业银行全方位的营运监管。非现场监管对于人民银行降低监管成本、增强持续动态监管能力、提高现场稽核效率，督促商业银行稳健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最近几年非现场监管的结果看，非现场监管指标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非现场监管的要求，这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增补和修改非现场监管指标，使之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状况和财务结果。

（一）最近几年我国、领域发生了急剧变化，金融监管已经从过去的合规性监管过渡到现在的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合规性监管为辅、从市场准入监管转向全过程系统性监管的途径上来。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是资本充足率、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盈利性等风险性指标的监管，原有的许多合规性监管指标需要取消。同时，国内商业银行业务的快速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使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又有了新的变化和特点，监管机构只有借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最近几年来相继颁发的一些先进的监管，才能更敏感和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

（二）随着外汇体制的深度改革，我国外债的管理方式和统计口径发生了变革，国内商业银行的外币业务，特别是境外资产业务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必须对现行的许多分币种监管指标进行修改，以满足对商业银行本外币并表监管的要求。此外，随着WTO过渡期的结束，对外资银行特别是外资法人银行将实行国民待遇，国内所有法人银行的监管标准将趋于统一，因此必须对某些具有国内商业银行监管特色的非现场指标进行完善，以满足境内所有法人银行统一监管标准的需要。

（三）2002年1月1日实施的《金融制度》在核算原则上与旧的会计制度差异较大，其更多地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特别是更新了应收利息和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核算方法，这导致了大量新旧同名会计科目的核算差异较大，因此客观上要求对以1993年《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的会计科目为基础的非现场监管指标进行修改和完善，以便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和财务活动。

（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银行业监管体制日趋完善，监管力量日益增强，监测技术手段日趋丰富，监管能力和水平大大提高。因此，随着国内商业银行外币利率管制的放开和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监管机构有必要遵循银行业监管的国际惯例，按照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发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的要求，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逐步将国内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纳入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范畴，充实非现场监管指标，全面、系统地监控商业银行的营运风险。

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的建议

（一）取消部分合规性强、风险敏感度低的流动性指标。

1.取消存贷比指标。，商业银行资金宽松，存差较大，把存贷比作为流动性风险的监控指标，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存贷比只考虑了存款和贷款的总量而忽略了它们的具体构成要素，特别是存贷款各自的期限。存贷比还忽略了存贷款利息和本金在现金流上的时间差异性，这样导致了同一家银行不同的存贷比不能说明其流动性的优劣，规模不等的商业银行更不能进行横向比较，存贷比与流动性风险的敏感度极低。另外，在目前资产相对单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为了提高利润，只有多放款；要放款，按存贷比75%的要求，就必需争取存款。这样几乎所有的国内商业银行从开业的那天起，就开始跑马圈地，大量设立分支机构，尽力争取存款。长此以往，导致了今天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林立，存款营销恶性竞争。此外，我国目前允许外资银行通过拆借4个月以上的资金发放贷款，这也从侧面否定了贷款必须与存款挂钩以及把存贷比作为流动性监管指标的合理性。

2.取消拆借指标。20世纪90年代初，人民银行对国内商业银行拆借的期限、对象、用途和比例作了详尽的规定，这对当时整顿金融秩序，促进金融机构规范经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时至今日，拆借指标不仅不能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而且还抑制了整个金融事业的发展。首先，在目前分业经营、债券市场不发达及投资受限制、资金头寸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拆出资金是较好的资产运用方式。如果拆出比按要求控制在8%以内，商业银行更多的资金只能以备付金的形式存放在人民银行获得低利，或以存放同业形式变相拆出，这样限制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盈利，削弱了其竞争力。拆出与贷款一样，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方式，只是两者的信用风险不同而已，监管机构应该监控拆出资金的质量风险，而不应该将其与没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存款挂钩。其次，拆入比4%限制了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渠道。实际操作中，商业银行通过同业存放变相拆入资金，使拆入比形同虚设。目前中外资商业银行之间开办的同业借款业务实际上已否定了拆入资金和存款之间的比例关系。

3.取消中长期贷款比例。现行规定的中长期贷款比例——余期1年以上的贷款与余期1年以上的存款之比不能超过120%，是缺乏依据的。上我们认为，余期1年以上的贷款资金来源不仅有余期1年以上的定期存款，而更多的是来自活期存款的沉淀部分，商业银行会根据负债期限安排与之匹配的资产期限，以维持正常的流动性需求。从实际情况看，国内商业银行为了将中长期贷款比例控制在120%以内，或尽力压低中长期贷款的数量，或通过短期贷款的延期变相发放长期贷款，粉饰监管指标。从发展趋势看，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后，按照国外的经验，商业银行负债期限会缩短（存款期限超1年的极少）而贷款期限超1年的较多 （主要原因是获利和有合适的利率风险控制手段），加之我国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总分行制，系统内资金调剂能力强。如果固守120%的中长期贷款指标，将会严重制约商业银行正常的流动性管理，限制商业银行发放更多的长期贷款获取利润，更重要的是削弱金融机构变短期资金为长期资金、支持扩大再生产、增强持续发展能力、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中介功能。

（二）取消部分外币监管指标。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外汇业务较为宽松，内外资法人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将趋于统一，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实行的是本外币、境内外和表内外的全面、系统的法人风险监管，因此分币种监管风险已没有意义，境外资金比例、国际商业借款指标、外汇资产比例和外币资产流动性比例等可以取消。考虑到我国目前对资本项目实行监控，监管机构还需保留对商业银行的备付金率指标实行分币种管。

（三）增加贷款质量监管指标。首先，增加不良贷款比率。按监管机构要求，明年整个银行业将停止执行贷款四级分类，严格执行《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贷款实行五级分类，这样与之相应的逾期、呆滞和呆账考核指标自动取消后，需增加新的不良贷款比率，即（次级+可疑+损失）三类贷款余额/各项贷款余额。其次，增加不良贷款抵补率。根据新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中对商业银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的要求和《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指引》的规定，监管机构有必要设置不良贷款抵补率，即（专项+特种）准备金余额/不良贷款余额，真实地反映商业银行贷款质量。第三，增加非信贷资产质量指标。当前非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愈来愈大，潜在的风险也愈来愈大，商业银行可以按照有关企业会计准则和《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部分非信贷资产根据其风险状况提取减值准备金，监管机构有必要根据监管的需要设置非信贷资产抵补率，即非信贷资产减值准备金/非信贷资产余额，反映商业银行非信贷资产的风险大小。第四，增加逾期贷款质量指标。这里的逾期贷款是指按合同约定正常还本付息以外的所有贷款，与四级分类法中逾期贷款的外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实施贷款五级分类后，有必要吸取贷款四级分类法中有益的部分，设置逾期贷款率，即逾期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反映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在时间序列上的分布状况。

（四）增加市场风险监管指标。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同意将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并颁发了《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为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1997年又颁发了《利率风险管理原则》。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外币业务发展较快，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美元利率的下调和国际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国内商业银行外币业务收益锐减，外币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愈来愈大，监管当局加强对利率和汇率风险的监管刻不容缓。同时，随着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货币市场的飞速发展，商业票据承兑、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的急速扩大，国内商业银行已经直面人民币利率风险。因此，监管机构必须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手段，结合国内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可暂时选用缺口比率（某一时段内利率敏感性累积缺口×利率变动幅度/净利息收入）和累计外汇敞口头寸比例（累计外汇敞口头寸/净资产平均余额）监管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

（五）完善盈利性监管指标。第一，目前两个盈利性指标中选用的是期末税前利润，应该调整为期末税后利润。因为今后商业银行的会计制度、资产减值准备金计提、呆账核销以及税收政策会趋同，调整为期末税后利润便于横向比较。第二，资本利润率应该正名为净资产利润率或净资产收益率。第三，取消资产利润率，代之以盈利增长速度。商业银行业务经营范围不同，资产表现形式和核算的方式差异较大，资产利润率指标缺乏横向比较的基础，监测意义较小，而盈利增长速度能直观和科学反映商业银行的盈利情况，不论是单个商业银行自身纵向比较还是整体银行业的横向比较，盈利增长速度指标都具有可比性，较合适作为盈利性监管指标。

（六）完善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首先，要完善附属资本。原规定附属资本包括贷款呆账准备金、坏账准备金、投资风险准备金和5年以上的长期债券。按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1991年的《将一般储备金/一般呆账准备金纳入资本的建议》的要求，依据旧的《金融企业会计制度》提取的贷款呆账准备金已不能记入附属资本，只有按照《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指引》计提的一般贷款呆账准备金才能记入附属资本，而且金额仅限于加权风险资产的1.25%；坏账准备金和投资风险准备金是专项准备金，主要抵补预期经营风险及可能产生的损失，一般不用于抵补非预期损失，不能记入附属资本。其次，对近几年出现的金融创新，如混合型资本工具（可转换债券）和其他锁定支付条件的债券（长期次级债券），给予规范后，可按要求记入附属资本。第三，加权风险资产总额应该是加权风险资产净额，所以应将反映某项资产价值减少的专项准备金和特种准备金从风险资产总额中减去，这样才能反映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的真实意义。第四，按照199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监管机构应将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暂时按标准法纳入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范畴。

这样，经过取消、增加和完善有关指标后，我国商业银行的非现场监管指标将从规定的16类25个监控、监测指标，演化为5大类15个监管指标。根据需要，监管机构还可对15个指标进行细分和补充，如将所有的逾期贷款按逾期时段（90天内，90天-1年，1年-3年，3年以上）设置4个逾期贷款时间序列监管指标，还可将不良贷款按类别（次级、可疑、损失）设置3个不良贷款监管指标等，形成更加明细、全面、系统的监管指标体系（如附表）。监管机构要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资产规模等状况，借鉴国外非现场监管的成果，设置非现场指标的值域和考核权重，并根据监管结果不断完善监管指标的值域和考核权重，形成的、风险敏感度较高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提高非现场监管效率。

附表：我国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指标

（1）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扣减项

加权风险资产+12.5倍市场风险资本金-减值准备

核心资本充足率

核心资本-扣减项的50%

加权风险资产+12.5倍市场风险资本金-减值准备

（2）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

（次级、可疑和损失）三类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

次级类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可疑类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损失类贷款/不良贷款余额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余额/净资产余额

单一客户贷款比例

对同一客户贷款余额/净资产余额

不良贷款抵补率

（信贷资产专项准备+特种准备）/不良贷款余额

非信贷资产抵补率

非信贷资产准备/非信贷资产余额

逾期贷款率

逾期贷款余额/各类贷款余额

逾期90天内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逾期90天——1年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逾期1年——3年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逾期3年以上贷款余额/逾期贷款余额（

3）流动性

人民币备付金率

可临时动用的本币备付金总额/各项本币活期负债

外币备付金率

可临时动用的外币备付金总额/各项外币活期负债

本外币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资产余额/流动性负债余额

（4）盈利性

盈利增长速度

本期税后利润增减额/上期税后利润总额

净资产收益率

本期税后利润/净资产平均余额

（5）市场风险

利率缺口比率

某一时段内利率敏感性累积缺口×利率变动幅度 /净利息收入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8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破产制度；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38-04

一、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必要性：效率。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传统上是国有银行垄断，一方面银行的经营活动受行政干预明显，另一方面银行的经营亏损也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有银行一直未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起银行的破产机制。但随着商业银行业的市场化，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等各种投资形式的商业银行机构不断出现和发展。在各种商业银行林立的竞争局面下，已经有并将有更多的商业银行机构会由于经营不力而出现资不抵债，甚至出现挤兑银行的现象。因此，在中国商业银行领域建立规范的市场退出制度，尤其是破产制度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虽然银行破产制度的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但也会增加银行体系的整体效率。

2．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必要性：稳定。

首先，银行业是一个具有较大脆弱性和很强负外部性效应的行业。著名的“DD”模型(Diamond and Dybvigr，1983)说明，银行的基本功能是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但是正是这种功能本身使银行容易遭受挤兑。而且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出现银行恐慌。另外一方面，银行体系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如果一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就可能会破坏了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而一旦进入运行，又会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如果一家商业银行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其他类似的金融机构的进入障碍就会加大，竞争就会减少，这意味着银行市场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为了避免出现强大的金融寡头，需要金融管制（Meltzer，1967)。

最后，银行业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商业银行的资产大部分体现为贷款，而商业银行的负债则体现为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如何运用储户的资金并保证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由此产生了柠檬问题(Akerloel970)――在金融市场中具体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视”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安全。

3．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兼顾效率与稳定。

首先，在银行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进行协调是必要的。很显然，建立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和金融监管之间有一定的矛盾。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稳定；而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债权人和投资者利益。所以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避免出现商业银行破产现象，这也正是在银行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所在。

其次，在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之间建立协调机制是可能的。一方面，破产制度的建立是对金融监管的补充，或者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一个组成部分。破产制度建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有问题的银行机构破产，而是建立一种市场的惩罚机制，对银行机构提供一种警戒和压力，督促市场上的商业银行加强管理，提高效益，而这也正是金融监管的宗旨所在。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也是建立银行业破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破产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破产，而相反是为了督促金融机构以避免出现破产，有效完善的金融监管很显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并由此实现社会净福利的最大化。如果把金融稳定划分为个体稳定和全局稳定，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当他们出现矛盾时，显然全局稳定与长期稳定比个体稳定和短期稳定更为重要。银行机构破产制度的建立，可能从短期来看对某些个体机构会出现不稳定，但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长期稳定却是非常必要的(杨德勇，2000)。所以，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监管从根本目的来说是一致的，它们一个从外部进行管理，一个激发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为实现金融体系的健康安全有效运行共同提供制度基础。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的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现状。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等金融机构相继关闭揭开了中国金融业市场退出的序幕，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无疑是中国金融体系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表现在：

（1）以弱并弱。如海南28家城市信用社在市场退出中选择了由海南发展银行收购的方式，以弱并弱。拖累了接受并购主体的业务经营，最终海发行也陷入关闭的境地。（2）增加了风险。对问题严重的银行处置时由国家银行进行整体业务托收监管，没有剥离不良债权，免除了原经营者清收不良债权的义务，不利于追究其责任。原出资人承担损失不够，形成较高的道德风险。（3）行政干预过多。在商业银行退出方式中采用政府行政撮合，没有利益基础的并购，会导致并购双方之间内耗增加，降低了经营的效率，而且使政府付出了成本较高，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会产生消极的影响。（4）退出过程中监管不透明，监管成本过高，破产机制没有制度化。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商业银行产权不明晰问题，我国破产法规建设落后的问题，但笔者认为，缺乏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也是破产制度在银行业乃至金融领域迟迟未能建立的重要原因。

2．我国对银行业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历史并不短，监督力度也不小。但总体来看，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虽然近年来，《商业银行法》等相继出台，使我国的金融监管向法制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实施。

结合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目前中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金融安全网。广义的金融安全网由金融监管当局的谨慎性监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三部分构成。金融安全网可以发挥风险防范、风险补偿、危机救助处理等功能，起着金融业稳定器的作用。谨慎性监管缺乏，必然出现更多有问题银行面临破产危机，银行业的安全和稳定受到挑战；而风险补偿和危机救助措施的缺位，更使有问题银行的退出和破产给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带来冲击。然而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因此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是不完备的。

(2)强调市场进入的限制，而对银行运营监管落后；过分强调外在约束，缺乏破产机制的约束。我国的商业银行对市场进入的管理很严格，门槛很高，但对银行在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监管不够，而且金融监管过于依赖监管当局的外在约束，而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措施和市场约束机制重视不够。在没有破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很多银行机构很有可能并不按照谨慎性原则遵循外部监管要求和建立内部监管制度，甚至可以通过政府的救助获取违规经营的收益。例如对中银信的处理，尽管其股东的原始投资已经完全丧失，但在对其的收购协议中，原来股东仍然按照1∶1的比例得到了偿付。这无疑助长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违背了金融监管的初衷。

(3)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对风险的监管不够全面，技术手段低下。我国商业银行至今所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因此金融监管也主要侧重于对信用风险的监管。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中国市场，银行业竞争的升温，我国商业银行将涉及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除了信用风险外，还会面临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影响，但我国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明显不够。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以定性分析为主，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监测方面科学性不够，与国际上先进银行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方法相比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必然会引起银行业的动荡和混乱，并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破产制度迟迟未能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缺乏有效的配套监管措施，而商业银行监管落后的一个很大原因也在于监管并没有真正面向市场和效率，没有破产制度的引入，银行监管很难达到银行业整体效率提高和银行业整体稳定的目标。

三、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如上所述，在我国银行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破产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银行业的监管法规和措施没有完善，不敢贸然在银行业引进破产机制，以免造成银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所以，在我国，建立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与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是必须同时进行的，只有在建立了真正有效的金融安全网的前提下，才可能完全建立起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并进一步促进监管的力度。我们一方面需要从两个领域分别着手进行改进与完善，另一方面更需要二者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1．首先，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1)在放松市场进入限制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运营的监管。我国一直对商业银行的进入设置非常高的壁垒。与此对应的是中国的银行市场退出壁垒也很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商业银行真正的破产退出市场。这也并非中国独有现象，从世界各国来看，高进入壁垒必然伴随高退出壁垒，而退出壁垒的降低也要求市场进入壁垒的放松。例如，美国在1945―1980年间，对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和业务范围、利率进行了严格限制，其间发生商业银行倒闭107家，1981年以后随着这些限制的取消，到1992年，退出市场的银行达到1524个。日本在1945到1990年间，没有发生银行退出事件，此时期日本对银行采取了市场进入限制和利率业务限制，1990年到2000年，日本共有超过35家银行退出市场，而此期间日本银行的上述限制均取消。

所以，一方面为了在我国商业银行建立破产制度，增加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我国银行业的进入壁垒也应该降低。另一方面，在破产机制建立起来后，进入壁垒的降低将伴随银行倒闭和破产的增加，要避免给中国的银行体系以至于国民经济带来影响，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运营监管是必然选择。

(2)参照国际金融业监管的标准，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既要建立完善的监管法规体系，设置合理的监管机构；又要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作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市场约束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补充。而市场约束作用的发挥又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因此，商业银行公开的信息披露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银行竞争加剧，银行监管方式改变，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改善我国的信息披露是大势所趋。

(3)健全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在注重信用风险管理的同时，实行全面的风险监管。由于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因此，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就要充分地考虑到各种风险，对各种风险的程度都进行监督，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和化解。建立信息传递控制机制和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银行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将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

2．在完善监管的前提下在我国商业银行引进破产制度。

(1)尽快制定颁布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在关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过程中，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和经验，同时要结合我国的经济金融现实，尤其要充分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在原则、程序、方法上有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破产法，在立法宗旨、适用范围、市场退出的界限与标准、市场退出后金融机构员工善后措施、市场退出的主持者及其权力边界、市场退出的程序等方面应做出特殊规定。

(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了避免一家银行的破产传染到其他银行而产生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必须在有问题银行和健康银行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要防止挤兑风潮和金融危机，维护公众信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虽然该制度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在我国虽然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实际存在着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一般所说的几种类型的道德风险：银行高风险投资、存款者削弱对银行监督选择约束、监管当局放松监管和存款保险机构放弃对有问题银行的救助，前三类道德风险在我国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些道德风险超过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的同类风险，所以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银行业目前的状况是利大于弊的。在对待存款保险制度的收益和弊端问题上，关键的是应该如何减小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例如，建立私人和政府两级保险机构，私人机构承担正常时期的破产保险，政府承担危机时期保险；实行差别保险费率；确定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等，而不是放弃存款保险制度本身。

3．进一步加强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1)从机构设置完善二者之间的协调。

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肯定会成为银行体系监管部门的有力补充，从而形成以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存款保险机构为主体的银行监管组织体系。但是，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督职能又和其他几个部门不大相同，它主要是为金融机构创造一种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它的职能直接定位于对金融业的风险状况监管及对有问题的和濒于倒闭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破产处理。为了使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更好的协调，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可以在存款保险机构内部建立一个独立、权威的金融风险监控部门，专门对金融风险进行研究、控制和处理，这样，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拥有用于风险监管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把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机构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各自独有的职能中去，但同时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也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准确、及时的监管信息。

(2)通过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建立金融监管中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事前风险防范的机制。存款保险机构是按照经济利益的原则而建立的保险公司，它在执行政策使命的过程中，是按照经济利益的原则来展开业务活动的，因此，存款保险公司为避免风险银行破产而支付大量的赔偿金，势必要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对投保银行进行风险发现和约束，一旦发现风险超过警戒线，就会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各国存款保险机构都要求投保银行接受它的检查和指导，并对经营不善的银行提出警告，如美国FDIC就十分重视事前防范银行倒闭，在投保协议书中就明确要求各投保银行必须定期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其他专项业务报表，并无条件接受FDIC的不定期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3)从运行程序完善二者之间的协调。

在对商业银行的日常监管中，主要由现有的金融监管部门进行，根据审慎性原则实施监督管理，对违反监管法规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同时包括银行本身的措施和对银行经理、董事和股东的措施，此外，主要监管部门还拥有银行许可证的发放和吊销的权力。在此时期，存款保险公司应该配合监管机构在商业银行的风险预防方面协调监管，充分利用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使得各方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准确、有用的信息。一旦在有问题金融机构宣布倒闭以后，应该将其统一交给存款保险公司接管处置。此时存款保险公司作为最大的债权人被赋予接管人的职能，负责对投保银行监督、检查，对发生支付风险的银行提供资金援助，物色、联系其他银行对濒临倒闭银行进行购并和对退出市场的银行进行清算处置等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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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uglas W．Diamond Philip H．Dybvig,“Bank Runs，Deposit Insurance，and Liquidit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83，Vol．91，No．3，PP．401-19

［3］Meltzer AH,1967．Margins in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75：482-511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9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破产制度;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一、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必要性:效率。

在我国,由于商业银行传统上是国有银行垄断,一方面银行的经营活动受行政干预明显,另一方面银行的经营亏损也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国有银行一直未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建立起银行的破产机制。但随着商业银行业的市场化,股份制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外资银行等各种投资形式的商业银行机构不断出现和发展。在各种商业银行林立的竞争局面下,已经有并将有更多的商业银行机构会由于经营不力而出现资不抵债,甚至出现挤兑银行的现象。因此,在中国商业银行领域建立规范的市场退出制度,尤其是破产制度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虽然银行破产制度的引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但也会增加银行体系的整体效率。

2.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管的必要性:稳定。

首先,银行业是一个具有较大脆弱性和很强负外部性效应的行业。着名的“DD”模型(Diamond and Dybvigr,1983)说明,银行的基本功能是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流动性的资产,但是正是这种功能本身使银行容易遭受挤兑。而且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出现银行恐慌。另外一方面,银行体系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如果一家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就可能会破坏了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

其次,商业银行具有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而一旦进入运行,又会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如果一家商业银行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其他类似的金融机构的进入障碍就会加大,竞争就会减少,这意味着银行市场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为了避免出现强大的金融寡头,需要金融管制(Meltzer,1967)。

最后,银行业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商业银行的资产大部分体现为贷款,而商业银行的负债则体现为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如何运用储户的资金并保证到期收回本金和利息,在运行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由此产生了柠檬问题(Akerloel970)——在金融市场中具体表现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为了解决对金融中介机构的“监视”问题,只能由没有私利的政府来提供金融监管这种准公共产品,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和安全。

3.建立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兼顾效率与稳定。

首先,在银行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进行协调是必要的。很显然,建立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和金融监管之间有一定的矛盾。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稳定;而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为了保证债权人和投资者利益。所以金融监管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避免出现商业银行破产现象,这也正是在银行业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进行协调的必要性所在。

其次,在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之间建立协调机制是可能的。一方面,破产制度的建立是对金融监管的补充,或者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一个组成部分。破产制度建立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让有问题的银行机构破产,而是建立一种市场的惩罚机制,对银行机构提供一种警戒和压力,督促市场上的商业银行加强管理,提高效益,而这也正是金融监管的宗旨所在。另一方面,加强金融监管也是建立银行业破产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破产制度建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破产,而相反是为了督促金融机构以避免出现破产,有效完善的金融监管很显然有力地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金融稳定是各国监管的目标之一,但它不应该成为监管当局的最终目标,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金融效率的提高,并由此实现社会净福利的最大化。如果把金融稳定划分为个体稳定和全局稳定,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当他们出现矛盾时,显然全局稳定与长期稳定比个体稳定和短期稳定更为重要。银行机构破产制度的建立,可能从短期来看对某些个体机构会出现不稳定,但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长期稳定却是非常必要的(杨德勇,2000)。所以,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和金融监管从根本目的来说是一致的,它们一个从外部进行管理,一个激发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为实现金融体系的健康安全有效运行共同提供制度基础。

二、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的现状

1.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现状。

20世纪的最后几年,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等金融机构相继关闭揭开了中国金融业市场退出的序幕,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破产制度已经开始在中国出现,这无疑是中国金融体系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进步。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经济国家,中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真正建立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表现在:

(1)以弱并弱。如海南28家城市信用社在市场退出中选择了由海南发展银行收购的方式,以弱并弱。拖累了接受并购主体的业务经营,最终海发行也陷入关闭的境地。(2)增加了风险。对问题严重的银行处置时由国家银行进行整体业务托收监管,没有剥离不良债权,免除了原经营者清收不良债权的义务,不利于追究其责任。原出资人承担损失不够,形成较高的道德风险。(3)行政干预过多。在商业银行退出方式中采用政府行政撮合,没有利益基础的并购,会导致并购双方之间内耗增加,降低了经营的效率,而且使政府付出了成本较高,对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会产生消极的影响。(4)退出过程中监管不透明,监管成本过高,破产机制没有制度化。

造成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商业银行产权不明晰问题,我国破产法规建设落后的问题,但笔者认为,缺乏完善有效的金融监管也是破产制度在银行业乃至金融领域迟迟未能建立的重要原因。

2.我国对银行业金融监管的现状。

我国对银行业的监管历史并不短,监督力度也不小。但总体来看,对银行业的监管还是存在一系列问题。虽然近年来,《商业银行法》等相继出台,使我国的金融监管向法制化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完善和实施。

结合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建立,目前中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还存在以下问题:

(1)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金融安全网。广义的金融安全网由金融监管当局的谨慎性监管、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险制度三部分构成。金融安全网可以发挥风险防范、风险补偿、危机救助处理等功能,起着金融业稳定器的作用。谨慎性监管缺乏,必然出现更多有问题银行面临破产危机,银行业的安全和稳定受到挑战;而风险补偿和危机救助措施的缺位,更使有问题银行的退出和破产给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带来冲击。然而由于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公开的存款保险制度,因此我国的金融安全网是不完备的。

(2)强调市场进入的限制,而对银行运营监管落后;过分强调外在约束,缺乏破产机制的约束。我国的商业银行对市场进入的管理很严格,门槛很高,但对银行在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监管不够,而且金融监管过于依赖监管当局的外在约束,而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措施和市场约束机制重视不够。在

没有破产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很多银行机构很有可能并不按照谨慎性原则遵循外部监管要求和建立内部监管制度,甚至可以通过政府的救助获取违规经营的收益。例如对中银信的处理,尽管其股东的原始投资已经完全丧失,但在对其的收购协议中,原来股东仍然按照1∶1的比例得到了偿付。这无疑助长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违背了金融监管的初衷。

(3)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对风险的监管不够全面,技术手段低下。我国商业银行至今所面临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信用风险,因此金融监管也主要侧重于对信用风险的监管。随着外资银行的不断进入中国市场,银行业竞争的升温,我国商业银行将涉及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除了信用风险外,还会面临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影响,但我国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明显不够。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以定性分析为主,在风险识别、度量和监测方面科学性不够,与国际上先进银行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金融工程等方法相比比较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必然会引起银行业的动荡和混乱,并危及国家金融安全和稳定。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破产制度迟迟未能正式建立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缺乏有效的配套监管措施,而商业银行监管落后的一个很大原因也在于监管并没有真正面向市场和效率,没有破产制度的引入,银行监管很难达到银行业整体效率提高和银行业整体稳定的目标。

三、建立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制度及其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如上所述,在我国银行业至今尚未建立起真正的破产制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银行业的监管法规和措施没有完善,不敢贸然在银行业引进破产机制,以免造成银行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混乱。所以,在我国,建立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与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是必须同时进行的,只有在建立了真正有效的金融安全网的前提下,才可能完全建立起商业银行的破产制度,并进一步促进监管的力度。我们一方面需要从两个领域分别着手进行改进与完善,另一方面更需要二者间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1.首先,要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1)在放松市场进入限制的同时,加强对商业银行运营的监管。我国一直对商业银行的进入设置非常高的壁垒。与此对应的是中国的银行市场退出壁垒也很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商业银行真正的破产退出市场。这也并非中国独有现象,从世界各国来看,高进入壁垒必然伴随高退出壁垒,而退出壁垒的降低也要求市场进入壁垒的放松。例如,美国在1945—1980年间,对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置和业务范围、利率进行了严格限制,其间发生商业银行倒闭107家,1981年以后随着这些限制的取消,到1992年,退出市场的银行达到1524个。日本在1945到1990年间,没有发生银行退出事件,此时期日本对银行采取了市场进入限制和利率业务限制,1990年到2000年,日本共有超过35家银行退出市场,而此期间日本银行的上述限制均取消。

所以,一方面为了在我国商业银行建立破产制度,增加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我国银行业的进入壁垒也应该降低。另一方面,在破产机制建立起来后,进入壁垒的降低将伴随银行倒闭和破产的增加,要避免给中国的银行体系以至于国民经济带来影响,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运营监管是必然选择。

  (2)参照国际金融业监管的标准,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既要建立完善的监管法规体系,设置合理的监管机构;又要加强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作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市场约束是有效银行监管的必要补充。而市场约束作用的发挥又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因此,商业银行公开的信息披露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银行竞争加剧,银行监管方式改变,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改善我国的信息披露是大势所趋。

(3)健全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在注重信用风险管理的同时,实行全面的风险监管。由于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因此,监管当局在制定监管指标时就要充分地考虑到各种风险,对各种风险的程度都进行监督,而不仅仅局限于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和化解。建立信息传递控制机制和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银行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将金融体系的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

2.在完善监管的前提下在我国商业银行引进破产制度。

(1)尽快制定颁布有关金融机构破产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在关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立法过程中,要大胆借鉴和吸收国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和经验,同时要结合我国的经济金融现实,尤其要充分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在原则、程序、方法上有别于一般工商企业的破产法,在立法宗旨、适用范围、市场退出的界限与标准、市场退出后金融机构员工善后措施、市场退出的主持者及其权力边界、市场退出的程序等方面应做出特殊规定。

(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了避免一家银行的破产传染到其他银行而产生银行倒闭的“多米诺骨牌”现象,必须在有问题银行和健康银行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要防止挤兑风潮和金融危机,维护公众信心,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法。虽然该制度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在我国虽然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实际存在着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于一般所说的几种类型的道德风险:银行高风险投资、存款者削弱对银行监督选择约束、监管当局放松监管和存款保险机构放弃对有问题银行的救助,前三类道德风险在我国已经存在,甚至可以说这些道德风险超过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的同类风险,所以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对我国银行业目前的状况是利大于弊的。在对待存款保险制度的收益和弊端问题上,关键的是应该如何减小和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例如,建立私人和政府两级保险机构,私人机构承担正常时期的破产保险,政府承担危机时期保险;实行差别保险费率;确定存款保险的最高限额等,而不是放弃存款保险制度本身。

3.进一步加强破产制度与金融监管的协调机制。

(1)从机构设置完善二者之间的协调。

存款保险公司的建立肯定会成为银行体系监管部门的有力补充,从而形成以人民银行、银监会和存款保险机构为主体的银行监管组织体系。但是,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督职能又和其他几个部门不大相同,它主要是为金融机构创造一种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它的职能直接定位于对金融业的风险状况监管及对有问题的和濒于倒闭破产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和破产处理。为了使存款保险机构与其他监管部门之间更好的协调,避免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可以在存款保险机构内部建立一个独立、权威的金融风险监控部门,专门对金融风险进行研究、控制和处理,这样,一方面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拥有用于风险监管的信息,另一方面,可以把人民银行、银监会等机构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到各自独有的职能中去,但同时通过信息共享机制,也可以获得自己需要的准确、及时的监管信息。

(2)通过商业银行破产制 度建立金融监管中风险防范预警机制。

商业银行破产制度的职能不仅在于事后及时补救,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事前风险防范的机制。存款保险机构是按照经济利益的原则而建立的保险公司,它在执行政策使命的过程中,是按照经济利益的原则来展开业务活动的,因此,存款保险公司为避免风险银行破产而支付大量的赔偿金,势必要通过建立一定的机制对投保银行进行风险发现和约束,一旦发现风险超过警戒线,就会立即采取相应的对策。各国存款保险机构都要求投保银行接受它的检查和指导,并对经营不善的银行提出警告,如美国FDIC就十分重视事前防范银行倒闭,在投保协议书中就明确要求各投保银行必须定期报送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及其他专项业务报表,并无条件接受FDIC的不定期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银行 银行监管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 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在同业自律方面,我国法制尚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尽管已经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充分关注。银行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诸多国家和地区颇受关注,香港的银行业公会便是成功的例子。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我国法制中的完善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同业组织的自律与协助管理银行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优势——组织的管理与工作人员普遍熟悉银行及其经营业业组织也可以借助全行业的力量来促成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完善——特别是监管规章的及时废、改、立和抵制不当的监管权力之运作。

第六,监管法制在适应银行业国际化方面存在不足。我国在银行业国际化方面的监管法制已有1994年4月1日施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综观这些法规、规章,仍有如下不足:1)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不高。这些文件除《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通过和的行政法规外,其余多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发。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外塑造“法制完备”和“依法监管”银行业的形象,但国际上通常把银行信用及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备状况联系起来。尽管《商业银行法》在其“附则”中规定:“外资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是《商业银行法》毕竟是立足国内银行及其业务,因此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能难于有效实现,特别是《商业银行法》自身尚有诸多不足会强化这种效果 。2)在监管内容和实现监管的方法上过于原则而不便于操作。

此外,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缺陷还与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法制的不健全有关。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中存在的诸如监管主体地位和具体权责的落实问题等,已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还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机制,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联;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困难也直接关涉到金融体制、国有文秘站:企业转制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配套法制诸如企业破产法制、会计法律制度、审计法律制度等的健全都直接关系到银行监管制度能否顺利地进入现实经济生活中去。正如克莱因指出,要防止金融风暴的爆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建立健全企业破产法、会计和交易制度,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以及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

二、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若干思考

鉴于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今后的监管法制建设需注意如下问题:

1.在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与废改上要突出监管法制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完备。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创制者必须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由于我国专门针对银行监管的法律只有两个,行政法规也不多,引发监管法制内部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民银行制订的一系列监管规章。人民银行要克服此弊病,一方面要尽可能对近期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划;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切忌发现“一事”便立“一法”的流弊,这种作法既不便于监管者执法,也不便于银行自觉地守法,同时还可能引发相关规章之间的不协调不照应。要作好立法和制定银行监管规章的计划性,也需要制定者具有前瞻性地把握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动态,也需要制定者熟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国家相关制度的具体内容。其次,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者必须充分重视对既有的法律规章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处理,尤其是那些与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更应及时地废止或修改。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目前的法律法规,分门别类地逐渐系统化不仅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否则会徒增监管者履职的成本,也会增大各银行遵守有关规章的困难。 2.充分重视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尤其是那些银行监管法制行之有效的国家之经验,并使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大胆接纳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制度。银行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动,银行监管法制则既是技术性、专业性并具的法律制度。这种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制不同于那些与文化因素联系紧密的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的法律,后者因体现文化的稳定性、继承性,国的法律制度及实施机制作系统的研究;再次,应注意引进国外的监管法制专家和实务部门的优秀人才来国内传授经验和技能;此外,重视调查分析国内现有监管法制及其实施的局限性,结合实际在法制的完善和实施上借鉴外国的经验,绝无必要为中国监管法制之特色而拒绝外国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3.要处理好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监管法制由于打上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烙印,诸多制度具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直面放松监

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的冲击与协调。放松监管是指我国既有法制必须逐步适应WTO有关金融服务方面的制度和规则之要求,放弃过去体现过多干预的银行监管制度,尤其是涉外银行业务方面的管制,这势必增大我国银行业及金融市场遭受国际金融风险渗透的可能性。为了防范风险,银行监管只能走向改进监管质量和提高监管效率,将全面的严格监管发展为有重点的高质量监管。在监管法制上也必须作出回应,逐步地放弃和修正旧法制的过严监管,及时地有步骤地健全应该监管方面的法律制度。有鉴于此,银行监管法制的废、改、立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

4.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相关的制度。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关系到整个银行监管法制及实施水平的提高。监管主体建设需法律进一步明确其地位和权责,要把防范地方政府干预、提高银行监管效率的具体措施制度化。监管主体内一步深化,银行监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加艰巨,其素质也就更有必要作出更高要求。

5.在具体的监管制度完善方面需抓好如下工作:其一,完善监管主体对银行进行稽核检查的保障制度。对于非规场检查,应具备在单个和并表的基础上收集、检查、分析、审核报告的手段。因此人民银行应对银行报告,尤其是需强制性报告的问题、程序和时间作出规制,月报表和附加资料、年度决算、营业报告和审计报告等材料的内容、信息准确性要求及提出的时间、程序均需详尽规制,这才有助于监管者作出准确非现场的分析。现场检查制度的构建更为迫切,检查程序及检查权力的保障是该制度的核心,可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赋予监管主体以不预先通知的绝对检查权——一旦进入被检查银行,检查当局便控制了银行的一切资料和财产,以避免各种干预力量妨碍检查的进行。与此同时,法律也应强化检查人员的责任,疏于监管者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情节度的完善提出一个规范化的细则要求,并规范各银行实施的监督机制。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等些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外,还应要求内部审计职能对监管主体工作出报告,以便及时发出纠正的通知。

其三、构筑必要的应急措施[30]。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接管”和“破产”制度,但对于银行的紧急情形——无足够自有资本清偿能力或危险状况时的短期性应急措施未作规定。紧急措施有助于防范个别银行风险的漫延。紧急措施可由立法授权监管主体采取如下措施:1)禁止或限制业主或股东以分配利润和用担保的方式提款;2)禁止银行将可动用支付手段参股投资等;3)禁止吸收存款、提供信贷或作部分限制;4)禁止银行管理层和业务领导人从事业务活动或作部分限制;5)派驻监督人员监督银行业务等。对于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偿付能力但面临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银行,人民银行可直接进行贷款援助或由中央银行提供担保,以帮助解决短期困难。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1篇

论文摘要:金融业处于一国经济的核心地位，一国金融机构若要有效地发挥其经济功能保持较为稳健的运行态势，离不开金融监管，必须具有一个相当稳健周延的金融制度与法规框架和符合市场规律的制度与法规在一国的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是最重要的银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的制度与法规则是金融法规修仃完善的重点。美国的银行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我们试图通过对美国银行法律制度的了解分析，找到我们可以借鉴之处，以提高我国银行业尤其是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一、比较中美商业银行监管法律制度

(一)法律框架

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是紧紧伴随着法规的建立而成长起来的。美国银行监管的主要法规有:《1863年国民银行法》，《1913年联邦储备法》、《联邦存款保险法》《1933年银行法》、们956银行控股公司法》、们980年存款机构管制放松与货币控制法》，K1991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案》.《1991年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1996年联邦存款保险基金法》、X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初步形成。2003年对《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修正及新颁布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标志着银行监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或银监会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

(二)监管机构

美国银行业主要管理机构主要包括以下机构: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管理局、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司法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州银行委员会。根据《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规定，我国银行业由人民银行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监管。

(三)监管内容

1.美国监管机构的主要监管内容

(1)市场准入的监管

在美国注册不同性质的银行要由不同管理机构审批。货币管理局管理国民银行注册和颁发执照，并对其营业宗旨、组织章程、资本结构、董事、官员资历、管理业务和风险、获利能力和所有权要求等因素进行考虑和调查。

(2)资本充足率的监管

1981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管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制定了衡量资木充足率的统一标准:将资本分为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巴塞尔协议》签定后，美国于1990年底开始试用，并作为骆驼评级制度的资本检查标准，以此评价银行资本的充足性。

（3)对风险损失准备金的监管

美国对坏帐的法律定义是指本金或利息逾期6个月以上的贷款，以及担保和抵押不落实的催收贷款。按规定，坏帐必须在分红前核销。各家银行也可以对其认为必须核销的资产进行主动核销。为防上汇兑风险，联邦储备银行可以根据其对银行国际贷款质量的评价，要求有关银行建立并保持一定数量的专项储备。

(4)对存款保险的监管

联邦储备银行要求其所有成员都必须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大多数州也要求州立银行参加联邦存款保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一身二任，既是保险公司，又是金融监管机构，将业务职能与监管职能紧密结合，以检查投保银行安全状况的方式，监管美国所有银行，对稳定美国金融体系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对银行的经营范围、资产集中、银行流动性、银行合并机银行破产和倒闭进行监管。

2.中国监管机构的主要监管内容

（1）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对金融市场实施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人民银行主要履行下列职责:与履行其职责有关的命令和规章;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实施外汇管理，监督管理银行间外汇市场;监督管理黄金市场;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经理国库;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的正常运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等。

（2)国务院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依法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审查批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以及业务范围。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

(四)监管方式

1.美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

美国的现场检查制度是由联邦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检查小组到商业银行进行实地检查。按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规定，银行监管者每年至少对所有银行现场检查一次。美国的非现场监督注重于统一性、综合性、比较性和预测性的系统监管。综合每家银行的业务全面情况，通过进行骆驼评级来比较同类银行状况，确定各家银行的业务监管级数，并由此确定现场检查的必要性。

2.中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非现场监管，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评价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应制定现场检查程序，规范现场检查行为。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督管理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评级情况和风险状祝，确定对其现场检查的频率、范围和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二、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1、健全国家金融监管体制，加强金融机构内部自律机制

对金融机构实施金融监管包括他律与自律两个层次。他律即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主体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金融机构及其活动进行监管，属于强制性监管。

自律即金融机构自身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而建立的自我监控机制，是国家实行金融监管的基础。有效的金融监管必须注重外在约束和自我约束的统一。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完善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2.金融监管方式应加强风险防范

我国金融监管存在重合规性、轻风险性的问题。要改变这一状况，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要调整监管思路，实现从，事后化解”到”事前防范"的转变。

合规性监管偏重于事后化解，这种方式较为被动，纠正成本也很高。风险监管则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以及内部管理的评价，提高监管要求，注重于事前防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失。因此，我们要逐步推行风险监管;其次，应以风险防范为基础，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早期预警系统;再次，要确定监管周期，实施动态的、持续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监管。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银行银行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在同业自律方面，我国法制尚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尽管已经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充分关注。银行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诸多国家和地区颇受关注，香港的银行业公会便是成功的例子。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我国法制中的完善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同业组织的自律与协助管理银行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优势——组织的管理与工作人员普遍熟悉银行及其经营业业组织也可以借助全行业的力量来促成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完善——特别是监管规章的及时废、改、立和抵制不当的监管权力之运作。

第六，监管法制在适应银行业国际化方面存在不足。我国在银行业国际化方面的监管法制已有1994年4月1日施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综观这些法规、规章，仍有如下不足：1)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不高。这些文件除《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通过和的行政法规外，其余多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发。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外塑造“法制完备”和“依法监管”银行业的形象，但国际上通常把银行信用及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备状况联系起来。尽管《商业银行法》在其“附则”中规定：“外资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是《商业银行法》毕竟是立足国内银行及其业务，因此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能难于有效实现，特别是《商业银行法》自身尚有诸多不足会强化这种效果。2)在监管内容和实现监管的方法上过于原则而不便于操作。

此外，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缺陷还与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法制的不健全有关。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中存在的诸如监管主体地位和具体权责的落实问题等，已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还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机制，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联；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困难也直接关涉到金融体制、国有企业转制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配套法制诸如企业破产法制、会计法律制度、审计法律制度等的健全都直接关系到银行监管制度能否顺利地进入现实经济生活中去。正如克莱因指出，要防止金融风暴的爆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建立健全企业破产法、会计和交易制度，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以及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

二、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若干思考

鉴于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今后的监管法制建设需注意如下问题：

1.在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与废改上要突出监管法制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完备。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创制者必须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由于我国专门针对银行监管的法律只有两个，行政法规也不多，引发监管法制内部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民银行制订的一系列监管规章。人民银行要克服此弊病，一方面要尽可能对近期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划；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切忌发现“一事”便立“一法”的流弊，这种作法既不便于监管者执法，也不便于银行自觉地守法，同时还可能引发相关规章之间的不协调不照应。要作好立法和制定银行监管规章的计划性，也需要制定者具有前瞻性地把握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动态，也需要制定者熟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国家相关制度的具体内容。其次，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者必须充分重视对既有的法律规章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处理，尤其是那些与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更应及时地废止或修改。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目前的法律法规，分门别类地逐渐系统化不仅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否则会徒增监管者履职的成本，也会增大各银行遵守有关规章的困难。2.充分重视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尤其是那些银行监管法制行之有效的国家之经验，并使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大胆接纳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制度。银行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动，银行监管法制则既是技术性、专业性并具的法律制度。这种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制不同于那些与文化因素联系紧密的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的法律，后者因体现文化的稳定性、继承性，国的法律制度及实施机制作系统的研究；再次，应注意引进国外的监管法制专家和实务部门的优秀人才来国内传授经验和技能；此外，重视调查分析国内现有监管法制及其实施的局限性，结合实际在法制的完善和实施上借鉴外国的经验，绝无必要为中国监管法制之特色而拒绝外国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3.要处理好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监管法制由于打上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烙印，诸多制度具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直面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的冲击与协调。放松监管是指我国既有法制必须逐步适应WTO有关金融服务方面的制度和规则之要求，放弃过去体现过多干预的银行监管制度，尤其是涉外银行业务方面的管制，这势必增大我国银行业及金融市场遭受国际金融风险渗透的可能性。为了防范风险，银行监管只能走向改进监管质量和提高监管效率，将全面的严格监管发展为有重点的高质量监管。在监管法制上也必须作出回应，逐步地放弃和修正旧法制的过严监管，及时地有步骤地健全应该监管方面的法律制度。有鉴于此，银行监管法制的废、改、立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

4.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相关的制度。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关系到整个银行监管法制及实施水平的提高。监管主体建设需法律进一步明确其地位和权责，要把防范地方政府干预、提高银行监管效率的具体措施制度化。监管主体内一步深化，银行监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加艰巨，其素质也就更有必要作出更高要求。

5.在具体的监管制度完善方面需抓好如下工作：其一，完善监管主体对银行进行稽核检查的保障制度。对于非规场检查，应具备在单个和并表的基础上收集、检查、分析、审核报告的手段。因此人民银行应对银行报告，尤其是需强制性报告的问题、程序和时间作出规制，月报表和附加资料、年度决算、营业报告和审计报告等材料的内容、信息准确性要求及提出的时间、程序均需详尽规制，这才有助于监管者作出准确非现场的分析。现场检查制度的构建更为迫切，检查程序及检查权力的保障是该制度的核心，可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赋予监管主体以不预先通知的绝对检查权——一旦进入被检查银行，检查当局便控制了银行的一切资料和财产，以避免各种干预力量妨碍检查的进行。与此同时，法律也应强化检查人员的责任，疏于监管者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情节度的完善提出一个规范化的细则要求，并规范各银行实施的监督机制。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建议，内部控制应从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等些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外，还应要求内部审计职能对监管主体工作出报告，以便及时发出纠正的通知。

其三、构筑必要的应急措施[30]。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了“接管”和“破产”制度，但对于银行的紧急情形——无足够自有资本清偿能力或危险状况时的短期性应急措施未作规定。紧急措施有助于防范个别银行风险的漫延。紧急措施可由立法授权监管主体采取如下措施：1)禁止或限制业主或股东以分配利润和用担保的方式提款；2）禁止银行将可动用支付手段参股投资等；3)禁止吸收存款、提供信贷或作部分限制；4)禁止银行管理层和业务领导人从事业务活动或作部分限制；5)派驻监督人员监督银行业务等。对于经营状况良好且具有偿付能力但面临暂时流动性困难的银行，人民银行可直接进行贷款援助或由中央银行提供担保，以帮助解决短期困难。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破产  金融监管

一、形式标准抑或实质标准：商业银行破产标准之界定

    破产标准，又称破产原因、破产界限，是指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条件或事实。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主要见于《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法》以及新《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归纳起来为：商业银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适用与普通工商企业一样的破产标准，即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这样的规定固然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需求的反映，也是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应有之意。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当银行遇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常会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形成国家（政府）信用为银行业的流动性不足提供保障的机制。如果真等到商业银行达到上述一般破产标准时，往往已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导致各种救助、重整措施失去时效。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的显著特征即在于负债经营，负债大于资产可以描述银行经营状况但不能说明该银行存在或潜在危机。故现行对商业银行破产标准的规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既不能对破产的商业银行起到预警的作用，也无法让决策机构对破产的商业银行作出适时的判断。[1]

    笔者以为，鉴于商业银行经营之特性及由此生成的银行业固有之脆弱性和金融危机之传染性，在界定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时应着眼于单个商业银行破产可能会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注重国家公权力的宏观调制，以寻求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它必须与金融监管的实践相结合，包含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安全价值判断，以持续性监管获得的技术信息为依托，在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等形式标准的基础上，构建适应银行业的特殊性的实质性的破产标准。在此，我们可借鉴美国银行破产的立法中所确立的“监管性标准”。

    在美国，除了一般破产法中规定的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外，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第三个认定银行破产的标准——监管性标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改进法案》中规定了即时矫正行动，即针对“资本严重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以下），不必等到它耗尽资本，在其进入资本严重不足状态90天内就可以采取接管措施，提前将其关闭。因此，所谓的监管性标准通常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基础，一旦资本严重不足达不到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就可采取相应的监管行动。[2]此外，在全球银行破产动议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规范破产”设立一个破产原因（或称破产条件）：当银行机构的净财政地位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线时，即使它还没有达到余额单破产的境地，该机构可能被认为破产。[3]由此可见，监管性标准的引入，实质上蕴含着金融监管的安全价值诉求，并以十分复杂的资本评估与风险测量为基础，其目的在于确保主管当局在商业银行实际破产（按照普通破产法的破产标准）前早期介入，将商业银行倒闭所招致的损失降至最低，以维护金融的稳定。

    然而监管性破产标准重在金融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防范监管权的滥用或误用，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管指标来量化破产标准。对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银行业的风险提出了特有的定量评价方法，其所确立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不仅是银行风险监管的主线，也是世界各国制定银行危机测量的基本理论依据。很多西方国家也提出了系统化的银行风险评价方法[4]。由此可见，银行破产标准量化规范的创设应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

    二、行政优先抑或司法优先：行政权与司法权在银行破产中的冲突与均衡

    金融监管机关在各国法律中的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一致，但各国（例如美国和德国）立法均规定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介入商业银行破产案。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商业银行法》也有类似规定：在商业银行的破产过程中银监会全程介入并起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法院必须经银监会同意后方能对银行作出破产宣告，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均无法直接启动破产程序；（2）银监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银行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银监会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银行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3）在银行的破产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及破产程序的各项决议事项均应在银监会的参与和监督下决定。

    由此可见，与一般企业破产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纯粹由司法权主导不同，银行破产案件中当事人自治原则受到了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的制约。破产的本质是一种司法程序，银行出现危机直至破产退出市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其间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对此如何协调与救济是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应予明确的重要内容。

    在整个银行破产过程（包括破产前的接管）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金融监管机关实施接管、行政关闭过程中司法权的随时介入，具体包括：（1）其他机构与被接管银行的经济纠纷引起的诉讼；（2）被接管银行对金融监管机关的接管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3）被接管银行或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破产诉讼。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法院介入，使得对金融机构的接管程序和司法程序同时进行，从而易引发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二是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的司法裁决权与金融监管机关破产审批、重整申请、全程监管权的冲突，即当银监会出于经济秩序稳定考虑而不同意有严重问题（尤其严重违规经营）的银行破产，但法院出于维护公平、正义及法律的尊严而认为应该让其破产时，或者在是否应予重组、破产过程中破产财产清算分配等事项上两者产生分歧等等。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  破产  金融监管

一、形式标准抑或实质标准：商业银行破产标准之界定

    破产标准，又称破产原因、破产界限，是指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条件或事实。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主要见于《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法》以及新《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归纳起来为：商业银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适用与普通工商企业一样的破产标准，即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这样的规定固然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需求的反映，也是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应有之意。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当银行遇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常会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形成国家（政府）信用为银行业的流动性不足提供保障的机制。如果真等到商业银行达到上述一般破产标准时，往往已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导致各种救助、重整措施失去时效。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的显著特征即在于负债经营，负债大于资产可以描述银行经营状况但不能说明该银行存在或潜在危机。故现行对商业银行破产标准的规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既不能对破产的商业银行起到预警的作用，也无法让决策机构对破产的商业银行作出适时的判断。[1]

    笔者以为，鉴于商业银行经营之特性及由此生成的银行业固有之脆弱性和金融危机之传染性，在界定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时应着眼于单个商业银行破产可能会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注重国家公权力的宏观调制，以寻求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它必须与金融监管的实践相结合，包含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安全价值判断，以持续性监管获得的技术信息为依托，在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等形式标准的基础上，构建适应银行业的特殊性的实质性的破产标准。在此，我们可借鉴美国银行破产的立法中所确立的“监管性标准”。

    在美国，除了一般破产法中规定的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外，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第三个认定银行破产的标准——监管性标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改进法案》中规定了即时矫正行动，即针对“资本严重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以下），不必等到它耗尽资本，在其进入资本严重不足状态90天内就可以采取接管措施，提前将其关闭。因此，所谓的监管性标准通常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基础，一旦资本严重不足达不到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就可采取相应的监管行动。[2]此外，在全球银行破产动议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规范破产”设立一个破产原因（或称破产条件）：当银行机构的净财政地位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线时，即使它还没有达到余额单破产的境地，该机构可能被认为破产。[3]由此可见，监管性标准的引入，实质上蕴含着金融监管的安全价值诉求，并以十分复杂的资本评估与风险测量为基础，其目的在于确保主管当局在商业银行实际破产（按照普通破产法的破产标准）前早期介入，将商业银行倒闭所招致的损失降至最低，以维护金融的稳定。

    然而监管性破产标准重在金融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防范监管权的滥用或误用，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管指标来量化破产标准。对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银行业的风险提出了特有的定量评价方法，其所确立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不仅是银行风险监管的主线，也是世界各国制定银行危机测量的基本理论依据。很多西方国家也提出了系统化的银行风险评价方法[4]。由此可见，银行破产标准量化规范的创设应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

    二、行政优先抑或司法优先：行政权与司法权在银行破产中的冲突与均衡

    金融监管机关在各国法律中的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一致，但各国（例如美国和德国）立法均规定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介入商业银行破产案。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商业银行法》也有类似规定：在商业银行的破产过程中银监会全程介入并起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法院必须经银监会同意后方能对银行作出破产宣告，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均无法直接启动破产程序；（2）银监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银行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银监会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银行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3）在银行的破产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及破产程序的各项决议事项均应在银监会的参与和监督下决定。

    由此可见，与一般企业破产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纯粹由司法权主导不同，银行破产案件中当事人自治原则受到了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的制约。破产的本质是一种司法程序，银行出现危机直至破产退出市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其间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对此如何协调与救济是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应予明确的重要内容。

    在整个银行破产过程（包括破产前的接管）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金融监管机关实施接管、行政关闭过程中司法权的随时介入，具体包括：（1）其他机构与被接管银行的经济纠纷引起的诉讼；（2）被接管银行对金融监管机关的接管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3）被接管银行或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破产诉讼。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法院介入，使得对金融机构的接管程序和司法程序同时进行，从而易引发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二是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的司法裁决权与金融监管机关破产审批、重整申请、全程监管权的冲突，即当银监会出于经济秩序稳定考虑而不同意有严重问题（尤其严重违规经营）的银行破产，但法院出于维护公平、正义及法律的尊严而认为应该让其破产时，或者在是否应予重组、破产过程中破产财产清算分配等事项上两者产生分歧等等。

商业银行监管的必要性范文第15篇

与国际惯例接轨，迎接全球化体现在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上，就是要大力维护一个既能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又有必不可少的市场秩序，以促进市场主体的正常。而当今我国存贷款市场70％以上份额属于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事实已清楚表明：在我国金融领域，垄断尚未打破，竞争不足的现状仍旧存在，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还远远没有形成。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倾注了过多的“关注”，对其机构的设立和市场准入、资金价格（利率、汇率、费率）、业务范围等多方面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管制，并伴以信贷政策和强制性的投资限制，使得金融效率受到了一定的损害。这种监得过死、管得过严的局面事实上已与商业银行的商业化发展方向产生了较为突出的矛盾，使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扭曲，制约了商业银行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实际上，随着商业银行内控制度的逐渐完善，上市步伐的逐渐加快，部分银行已改制上市，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程度日益提高，其经营策略、内部管理以及国家中已有规范标准的金融行为等自有其董事会给予制定，而作为第三方的中央银行也不必再“多管闲事”，将主要精力用于制定“游戏规则”、监督商业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足矣。况且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将通过制定具体措施来调整金融管制思路，公布了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计划时间表，这也要求我国金融监管势必要走上监管国际化之路，从限制竞争转向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安全性并举，在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前提下，寻求保证金融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平衡点。世界各国的金融实践已经证明寻求国际间的监管合作是金融业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但由于和现实的诸多原因，考虑到转型和新兴市场方面我国现有金融正在日益增大，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极少数甚至出现了支付风险，近年来国内多起金融机构倒闭破产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若不加强监管也很可能导致我国金融风险逐渐转化为金融危机。因此，强化监管也必须成为我国央行进行金融监管的另一基调。当然，强化监管是以放松管制为基础的，强化监管并不是把放松了的管制又管起来或管得更严，而是强化那些不应放松和本应该管而尚未管起来的，使强化了的监管能顺应我国金融市场的目标化需要，以保证监管的效率和质量。

二、监管均衡性和持续性：金融全球化对银行业监管的必然要求

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还使得金融监管面临着众多的创新，它不仅体现在监管模式、监管方式上的变革，更多地还体现在监管的均衡性上。

所谓监管均衡，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指监管当局在“监”与“管”的角色转换中，监督与管理应适当分离，前者应重于后者。而长期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是偏重于行业管理，“忽略”了监督，把管理行为视同于监督行为，变相弱化了监督的职责。从产权经济学角度讲，作为金融监管当局，它应处于第三者的中立位置上，不能既是管理者，又是监督者，那样容易滋生道德风险和监管效率的低下。事实上，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是由于产权制度的不明晰才导致了其所有者、经营者、存款者与监管者四方之间角色的错位和相互关系的模糊性，监管当局（中央银行）不仅要注意风险的防范，还要指导商业银行的实际运作，而银行的经营管理者自身积极性却并未真正调动起来，这不能不说与中央银行监与管职责的重叠有着较大关系。

纵观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其监管当局的监与管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来操作。因为从法理上来讲，银行董事会是银行的决策机构，负责经营决策和提出合理化建议，如在美国，银行的经营管理是由自身的董事会负责，而银行以及储蓄性金融机构的监督则分别由财政部货币监督局（OCC）、储蓄性金融监管局（OTS）、联邦储备银行（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州银行局（SBD）等多家机构共同承担。在英国，银行的经营管理也是由自身的董事会负责，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的职责在于对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机构实行监督。

监管的第二层含义则是指监管当局的监管要自始至终贯穿于对被监管者运行的全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监管规划的制定、监管行为的实施，还要注重监管结果的落实，充分维护公平有序的银行竞争秩序。

在监管当局事前监管上，主要包含监管规划的制订等方面。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金融业监管部门制度的短、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样在监管实施过程中具有了相当的准法律效应，如美联储制订的中期监管规划，在指导美国监管当局监管商业银行运作中就起到了较强的辅助性作用，具备了较强的威慑力。从客观上讲，我国加入WTO后，逐渐放松金融的部分管制势在必行，而这部分金融管制的放松是以加强金融监管规划的长期预见性为条件的。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必然对我国现有的金融监管形成直接冲击和提出新要求，这更应突出我国中央银行监管规划的系统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值得我国监管当局在制定“十五”期间金融业发展规划中借鉴。

在监管当局事中监管上，监管重心应由市场准入向风险监管和市场退出方面转移，以切实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要求强化银行业风险监管的同时，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不难看出，对银行的风险监管应是当今世界各国监管当局监管发展的方向。所谓风险监管，就是指根据银行资产质量、资本充足性、流动性、盈利性以及内部管理的评价，提高监管要求，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风险带来的损失。它偏重于事前防范。风险监管体现在我国中央银行具体监管事务中就是要逐渐由监管的第一阶段向监管的二、三阶段转换，即向商业银行开办的新业务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和市场退出方面的监督倾斜。多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过分注重市场准入监管（即监管的第一阶段），而对风险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几乎是空白，对商业银行新兴业务监管更是疲于应付，监管时滞性尤为明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如中农信、海发行等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最终仍是以中央银行的再贷款为代价才得以实施就是例证。这不仅弱化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削弱了市场惩戒的约束机制，而且扭曲了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助长了一定的道德风险，使市场产生错误预期。

在监管当局事后监管上，应建立起激励和惩罚的双重机制，严格落实监管结果，树立监管当局权威。要形成一种机制，对于被监管者必须遵循监管的条件要求，否则其逃避管制的成本要远走高于由此而得到的收益，使其得不偿失而不得不收敛其“不轨”行为。由于我国尚缺乏有效的处罚标准，一些法规量性规定不足，许多具体事务和除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在实际运用中操作性不强影响了监管质量外，对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罚过于简单（就是有明文规定的执行起来也往往大打折扣），相当多还停留在重轻处罚的层次上，监管当局权威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三、制度约束：金融全球化中我国监管当局面临的最大难题

（一）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的《新资本充足率框架》，将信息披露作为确保银行资本充足的一个内在要求，要求银行应向公众披露资本结构、风险构成及资本充足率三方面的信息，监管当局（中央银行）也应促进被监管者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强制被监管者进行信息披露，并以此建立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国外监管当局的通行做法是通过立法强制被监管者适时、真实披露应披露的所有信息，让公众知晓，并辅以严格的处罚措施进行惩戒。而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则严重滞后，尽管在此方面社会公众并没有更多迫切的要求，但这是建立在以国家的信用为担保的前提下。因为众所周知，一旦某银行出现了倒闭、破产，国家不会坐视不管。而加入WTO后，央行监管必然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向以市场约束的方向转变，外资银行同样会倒逼监管当局要享受与中资银行同样的待遇，而一旦外资银行由于信息披露的不真实导致了其经营的亏损、倒闭，难道也要监管当局进行补偿吗？

（二）现行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

以1995年《人民银行法》出台为起点。我国银行监管走上了法律化、规范化的轨道。目前，已形成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为基础，各种银行监管规章制度相配套的银行监管法律体系，简称“六法一决定”。但应该看到，现行银行监管法律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加入WTO后银行业对外开放，以及监管标准国际化趋势的需要。具体体现在：

（1）《中国人民银行法》解决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监管授权问题，但其规定过于原则。应针对现行法律中的薄弱环节，尽快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完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准则制度，完善中小金融机构联合、兼并、重组的法律规范以及金融新业务中的法律制度（如商务在银行业上的运用等）。

（2）《担保法》规定抵押物只能是不动产，而国外担保抵押形式很多，包括：信贷资产、实物资产、或有资产（应收帐款）等。

（3）现行的处罚手段不适应风险监管需要。目前，中央银行对被监管对象的处罚手段包括：警告、罚款、赔偿损失、取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责令停业整顿、接管、吊销经营许可证和撤消等，其中，罚款是实际执行中运用得最多的强制性措施。由于法律规定的处罚限额偏低，相对商业银行违规所得来说，处罚金额无关轻重，因此，对处罚对象起不到预想的效果，使监管当局处于一个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4）银行监管法律涵盖范围窄，与综合监管趋势不相适应。国外发达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时，除对银行实施全面风险监管外，也需对银行的母公司及其境外附属机构实施风险监管。我国现行监管法律只授权人民银行在市场准入审批时审查股东资格，无权对银行股东财务状况实施审查，也无义务对商业银行附属机构进行监管。

（三）监管的市场化、国际化步伐不适应银行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国内银行内控制度的日益完善，加之上市步伐的加快，银行演变趋势必然是逐渐成为产权制度明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商业银行。从目前国内现状看，首先，上市银行的监管主体呈多元化现象，若中央银行监管手段和方式市场化步伐依旧，将难以有效发挥其对上市银行的监管作用。其次，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逐步形成了各国监管当局普遍接受的监管原则和标准。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75年、1997年和1999年分别出台《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和《新资本协议》，这些文件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各国银行监管的标准制定已经或正在产生广泛影响。我国即将加入WTO，该组织委员会文件——GATS及FSA协议中有关银行监管规则，如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透明度、最惠国待遇和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等，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目前我国监管的国际化水平较低，加入WTO后必将给监管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四、监管国际化：构建具有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新框架

（一）积极培育适应我国市场新秩序的监管模式

对于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究竟适合哪种监管模式，在全球经济界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由于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商业化进程还较为短暂，金融业发展还处于相对稚嫩阶段，而往往欠发达国家央行行使商业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又较发达国家更为充分，一身兼二任，既扮演金融监管的角色，又执行货币政策的目标，这有助于在发展中规范商业银行的种种“不良”行为，尽量降低其在转型中的金融风险和机会成本，积累监管经验，维护金融业的稳健运行。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监管是基本适合当前国情的。但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延伸，世界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是大势所趋，银行监管相应也将发生转变。

综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其监管体制改革正由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的模式转变。美国自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化法案》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合为一体，实施混业监管的策略；德国财政部所属的三个各自独立的金融监管部门（联邦贷款监督局、联邦保险监督局及联邦股票交易监督局）也合并成德国联邦金融市场监督局；日本大藏省也是单独列出一个专门机构从事对该国金融市场的综合监管。目前我国入世在即，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将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治已病易，治未病难”，因此建议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应密切关注金融市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征，积极培育适应我国金融市场新秩序的监管模式。

（二）培育银行监管的微观基础，坚定监管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

我国有效的银行监管应强调监管成本最小化和监管效率最大化原则，减少监管当局的审批环节和高成本的检查活动，充分发挥银行和中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作用，明确银行信息披露责任和范围，建立健全市场约束机制。同时，应引进和国外先进的银行监管经验、工具和手段，适应国际惯例，使监管工作和银行运行与国际接轨。同时，加强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当局联系，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三）监管重点后移，着力维护金融市场秩序和银行体系安全

在金融监管日益严格的今天，金融机构通过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来逃避监管。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动态博奕中，监管对象将削弱内部控制机制，加之我国信用意识薄弱，金融市场环境不佳，银行内控制度约束作用更加弱化。因此，监管当局应尽快实现银行监管重心由市场准入向风险管理和建立退出机制转移，督促银行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保持资本充足，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评估金融创新的风险状况，控制金融创新风险，减少和消除银行风险的传染，确保银行体系安全。

（四）加强监管长期规划，实现持续性监管

我国即将加入WTO，随着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国外资本进入我国渠道将变得畅通，这对监管工作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将银行监管规划纳入我国“十五”规划当中，强化监管工作的持续性和预见性，对潜在的金融风险能做到防范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