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9 09:46:57

畜牧业发展论文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进贤县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县、全国商品猪供应基地之一及省城近郊县，发展现代都市型畜牧业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1.1有利条件

1.1.1地域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进贤县位于浙、闽、粤沿海发达省份金三角腹地，水陆交通发达，浙赣铁路、梨温高速、温厚高速、京福高速、昌厦高速以及320国道、316国道过境，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核心地带。境内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山地、丘陵地带丰富，湖河港交错，素有“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农业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优越。境内农业人口多，农村劳动人力资源丰富。由于省城南昌和相邻省份是人口聚集地、工业密集地，需要从外地调进大量的畜产品，进贤作为南昌市的近郊县，发展畜牧业生产既可有效缓解市区周边开发的压力，又可及时安全的保障畜产品供应，市场前景广阔，发展潜力较大。

1.1.2养殖历史悠久，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进贤县素有畜禽养殖的传统，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贤县的畜牧业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温圳蛋鸡、张公肉鸽、前坊茅岗养猪等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通过优势聚集，现已形成的进阳、进里、进长公路三线养猪、320国道沿线生态养鸡、三里、梅庄、文港等沿湖水禽产业、下埠、衙前、钟陵丘陵地带的草食畜等优势产业带成为了一张张靓丽的名片，为进贤县畜牧业的厚积薄发、打造品牌积淀了经验和名气。

1.1.3发展势头迅猛，现代畜牧业发展已现雏形。

经过近年来的开放招商和强化技术服务、示范带动，全县畜禽规模养殖发展迅猛，年出栏生猪500头以上达405户，年出（存）栏1000羽以上规模养禽场2000余户，年出栏50头以上规模养牛场22户，规模养殖比重分别达80%、20%、75%以上。现有畜牧龙头企业30余个、省部级以上标准示范场18个、省部级无公害认证单位27个、种畜禽场16个、畜禽专业合作社60余个、畜禽行业协会3个、饲料兽药生产厂家17个、获GPS认证饲料兽药及生物制品营销单位62个，有200余个活跃在省内外的畜牧商品经纪人，畜禽良种率、高科技饲料进场率、设施化建设水平在连年攀升，饲料（兽药）-种畜禽-商品畜禽-加工营销等产业链和设施功能较全的畜牧业生产营销网络已初步形成，为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4服务网络健全，具有一支全方位的服务队伍。

从2007年畜牧兽医体制改革后，全县组建了一支由63名乡镇畜牧兽医人员和266名村级防疫员组成的队伍，做到每村都有一名村级防疫员和疫情观察员，基层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为提升畜牧行业整体素质，先后从大中专院校招聘了10余名毕业生，并以“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鼓励人员进修畜牧兽医专业本科、硕士，已建立了一支相对较全的专业技术服务队伍。

1.1.5各级政府重视，畜牧业扶持政策不断增多。

中央1号文件连续十一年关注“三农”的发展，并重点提到要加大畜牧业良种繁育、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化生产、生态养殖的扶持力度，无论是在资金总量还是在扶持覆盖面上都在不断递增；省市县也相应出台了一些现代水禽产业发展、养殖小区扶持及“五免四优”等优惠扶持政策，为加速发展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1.2面对的挑战

1.2.1与日益紧张的土地供应之间的矛盾。

进贤县虽然地域辽阔，但由于近年来的工农及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普遍较快，城市规划、园林建设及旅游经济等各功能区的规划、林地、耕地、水源的保护等因素，致使畜牧业可用地块大幅减少。

1.2.2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近年来，国内外都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贤县作为省城南昌近郊县，始终把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放在首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强化对军山湖、青岚湖等湖河库及新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专门成立了镇村指挥部等机构，并把推进水环境保护项目工作放在首位，先后联合多部门对沿湖河库猪场进行摸底、拆迁、封存和整改，传统的养殖方式与日益重视的环境保护工作已不相适应。

1.2.3与日益复杂的疫病防控之间的矛盾。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气候的变化，畜禽的频繁调运，细菌病毒的变异和扩散，H7N9、布病、口蹄疫、链球菌等各种人畜共患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

1.2.4与日益攀升的生产成本之间的矛盾。

受国际国内影响，农产品价格不断攀升，玉米价格从5年前的1800元/t上涨到2650元/t，豆粕价格从3000元/t上涨到3720元/t，麦麸从1700元/t上涨到2200元/t，畜禽全价日粮均价从2.6元/kg的上涨到3.4元/kg，建筑、劳务、环保、种猪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持续增长，猪粮比价在5.5∶1以上方可达到盈亏平衡点。

1.2.5与日益变幻的市场行情之间的矛盾。

近几年，畜禽产品价格已经打破传统的五年一波动的规律，2011年生猪出栏价高峰时达20.4元/kg，2012年春节期间，猪价就开始“跌跌不休”，低谷时跌破10元/kg，直到2014年清明后才开始回升，当前出栏价为14.6元/kg，处于盈亏平衡点的边缘。家禽由于2014年上半年受国内H7N9的影响，亏损较重，优质肉鸡出栏价从17元/kg跌至4元/kg，现恢复到19元/kg；肉鸽2014年平均售价为25元/羽，在H7N9期间无人问津，售价仅6元/羽；鸡蛋近几年相对处于平衡状态，2014年已从上半年均价180元/箱涨到当前的260元/箱，被称为“火箭蛋”，市场价格较之从前更加难以预测。

1.2.6与日益严峻的安全监管之间的矛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日益严格，而进贤由于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民投资渠道有限，投入能力弱，以“滚雪球”方式发展畜禽养殖户较多，缺乏科学规划，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力量不强，并且以传统小规模为主，分布散、点多面广、技术含量偏低，为畜产品的安全监管带来了较大难度。

2思考与建议

2.1改革发展模式，切实做到退户入区

进贤县畜牧部门通过积极引导，有较多规模养殖场主动退户入区，但传统滚雪球式和在房前屋后搭建的猪场依然存在，畜牧业的发展正处于传统到现代转型发展时期，要加快发展和彻底革新随意搭建、规划不一的现象，还需以大投入、高标准的建设来推动模式创新。要在严格规划“三区”的基础上，专门预留畜牧业发展用地，通过以奖代补鼓励农民退户入区，根据土地承载和粪污消纳能力，实行选址、设计、建设、畜种、管理、排污等“六统一”，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对个别散养户、资金投入能力弱的农户，以村为单位，集中建设一批廉租标准栏舍，让农民在不影响环境、不浪费土地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门口创业。

2.2优化养殖结构，切实做到比例平衡

当前，进贤畜禽养殖总量虽然较大，但畜禽养殖种类相对较少，猪牛禽较多，羊、蜜蜂等特色养殖没有壮大起来。规划畜禽养殖结构、布局结构，促进大、中、小型规模养殖梯度发展，切实做到发展均衡，发挥优势，促进畜牧业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2.3抓住三个关键，切实做到环环相扣

一是抓住生产准入关。由当地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对新进入养殖行业，严格土地、环保、动物防疫条件审批，对未在养殖规划区域内，未做到环保“三同时”、不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一律不予审批通过。二是抓住疫病防控关。认真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责任制，按照国务院“24字”方针，积极做好春秋集中免疫注射、计划、监测、净化、消毒、无害化处理及检疫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病损失。三是抓住产品质量关。实行奖惩并举，对“三品一标”认证及标准化示范场给予奖励，对未建立养殖档案、不佩戴耳标、管理混乱、不积极配合抽样监测、逃检漏检的养殖场建立黑名单，3年内不予申报国家扶持项目。

2.4建设三支队伍，切实提升服务水平

要大力建设管理、防疫、营销三支队伍。人才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先决因素，没有相应的人才队伍，现代都市城郊型畜牧业就无从谈起，建议加大人才引进、培育、启用力度，着力锻造一支肯吃苦、愿奉献、有水平的畜牧兽医队伍，在畜牧业发展、疫病防控、培训及营销等方面发挥人才优势，提升科学饲养水平及养殖效率，能及时指导农民进退有序、防疫有方。

2.5改变三种面貌，切实提升发展品味

虽然进贤县是畜牧业养殖大县，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畜产品品牌，种畜禽生产不太规范，设施不全，管理比较随意，因此，要积极引进一批优良畜禽品种，认真做好已有南昌白猪、青岚麻鸡、樱桃谷鸭等培育工作，强化养殖场的技能培训和监管，通过改变品种不优、设施不全、管理不严的面貌来提升产业发展品味，积极打造进贤自己的品牌畜牧业。

2.6强化工作举措，切实提升综合效益。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畜牧业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第二性产业。加快发展畜牧业是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推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战略举措。加快发展畜牧业，就是确立畜牧业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个主导产业，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畜牧业布局基地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逐步实现畜牧业现代化，使畜牧业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的重要带动力量。陕西关中平原是典型的北方农区。陕西省提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是对关中平原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构想，它指明了关中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进方向。努力使这一战略构想转变为生产实践，是加快关中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小康进程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本文在对北方农区发展畜牧业进行经济理论分析之后，提出了“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若干政策建议。一、把握“主业”与“多业”关系，突出优势主导产业现代畜牧业是一个多组合产业。从横向产业关联分析，畜牧业由奶产业、肉产业和蛋产业组成。这些产业内部也可细分，比如奶业分为牛奶产业和羊奶产业。根据当前畜产品市场状况和市场前景分析资料，蛋类市场已经趋于饱和，增长缺乏新增市场空间支撑；肉类市场有小量空间，主要分配给牛羊肉产业发展；奶类市场需求则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可能支持中国奶业，主要是奶牛业的长期高速发展。从理论上讲，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密集型畜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国内畜牧生产标准化程度低，与国际市场技术接轨具有一定困难，在一个时期内缺乏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再加上关中深居内陆腹地，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成本高。“建设关中畜牧大区”比较现实的思路是瞄准国内市场需求，优先发展市场增长潜力大的奶产业，重点是做大做强奶牛产业。关中平原具有发展奶牛产业的优势，（1）地势平坦，纬度、海拔、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2）以小麦、玉米为主的种植业结构以及种植苜蓿的传统，为奶牛发展提供了优质饲料；（3）经过多年发展奶牛生产初具规模，拥有高产奶牛核心群和一定规模的乳品加工能力；（4）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关中奶业建设提供技术支撑；（5）关中是城市密集区，靠近产地具有庞大的消费群体；（6）关中交通便捷，能够顺利通达国内主要消费中心。“建设关中奶业大区”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首要选择。以“牛”当先，以“奶”独大，将是未来“关中畜牧大区”的最重要特征。必须把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相对集中，优先加快发展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和竞争优势的奶牛产业，全力打造区域畜牧业发展的“增长极”。现代畜牧业是一个高关联产业。一般认为，产业链、价值链长是畜牧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人们形象地将畜牧业称为“中轴产业”。从纵向产业连接分析，粮食种植业、牧草种植业、饲料（饲草）加工业是畜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畜产品物流和畜产品加工业则是畜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必须根据畜牧优势主导产业，协调推进纵向连接的相关产业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价值链条和利益链条。如果把奶牛产业定位为“首位产业”，就应该与之配套发展纵向连接产业。在种植业上突出饲用玉米、优质牧草（如冬牧70、紫花苜蓿等），在饲料加工上突出作物秸秆青贮、黄贮、氨化等，在产品加工上突出各种乳制品工业以及相配套的包装材料、物流配送等。当然，以“牛”当先，以“奶”独大，是对一个大的经济区域总体而言的，并不排除局部地方选择其他优先发展的产业。肉牛业、生猪业、禽蛋业，甚至鹌鹑、鸵鸟等特色养殖业，都可能成为小区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同样，把畜牧业作为关中发展的重点，并不是说关中每一个县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更不是说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把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规划、来发展。必须强调，较小的区域一定要突出特色，突出优势。经过长期发展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不仅决不能放弃或轻视，而且要加大支持，加快发展。二、把握“大家畜”与“小家畜”关系，重点发展大家畜根据家畜个体大小，一般将畜禽分为“小家畜”和“大家畜”。“小家畜”主要指生猪、家禽、羊子等，“大家畜”指奶牛、肉牛、驴、马等。这好比工业中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小家畜”个体较小，属于多胎多仔或卵生动物，繁殖能力强，投资规模起点低，投资回报周期短，能够实现快速增长；“大家畜”则个体较大，属于单胎单仔动物，繁殖能力差，投资规模要求高，投资回报周期长，增长速度比较慢。也正因如此，（1）“小家畜”市场波动频繁，波动也大，“大家畜”则市场比较稳定，波动不大；（2）“小家畜”规模扩张容易，持续时间短，“小家畜”的规模扩张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大家畜”规模扩张比较困难，持续时间长，目前“大家畜”规模扩张仍在进行。如果说20世纪后20年是“小家畜”规模扩张的时代，那么21世纪前20年则是“大家畜”规模扩张时代。“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紧跟国内“大家畜”规模扩张进程。根据家禽的采食结构，一般将畜禽分为“草食畜”和“粮食畜”。“草食畜”指牛、羊等，“粮食畜”指猪、鸡等。“粮食畜”以采食农作物籽实为主，而“草食畜”既采食籽实，又采食作物秸秆，且以采食秸秆为主。在传统畜牧业时代，“粮食畜”采食农作物籽实后，剩余的农作物秸秆是农民家庭能源的重要来源。而到现代，随着农村能源革命，农作物秸秆不再是家庭能源的主要来源，反而成为农业“排放”的“垃圾”。发展“草食畜”，对作物秸秆进行青贮、黄贮、氨化等饲用处理，使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更符合“循环经济”的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再者，中国土地资源稀缺，以土地密集为主要特征的粮食短缺将是“常态”。因此，发展畜牧业必须走草食节粮、资源循环利用的路子。完全可以预言，21世纪是“草食畜”大发展的时代。奶牛产业具有“大家畜”和“草食畜”的一般特点。而且，由于“生奶”必须经过加工“熟制”才能进入消费市场，要求奶品生产者与奶品加工者具有更为紧密的纵向产业连接，更紧密的产业关系，即较高产业化经营水平。挤奶站是奶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一头连着奶农，一头连着乳品企业。挤奶站可以由奶农合作建设，可以由乳品企业投资建设，也可以有其他投资建设形式。要大胆探索奶农组织合作社，合作社兴建挤奶站，合作社横向联合组织合作联社，合作联社投资或控股乳品企业，乳品企业面向市场经营的奶牛产业化经营新机制。基于以上理论分析，以奶牛业为首位产业的“建设关中畜牧大区”，必须坚持“速度”与“效益”并重，注重有效益的增长。在具体政策措施上（1）注重打牢基础，循序渐进（因畜群结构差异，一般奶牛的自然增长率为13-15%，肉牛只有5-6%），切勿急于求成，盲目冒进，提出一些不合自然规律的高指标；（2）注重良种。优良种牛是基础。种牛如同工业工厂的仪器装备。只有“仪器装备精良”，再配合优良工艺、农艺等措施，生产优质产品，取得较高效益；（3）注重产业化经营，尤其是挤奶站建设。使草料、繁殖、养殖、加工、流通等产业各环节要环环紧扣，节节相连，配置得当，协调发展；（4）注重资金支持。注意各种融资手段配合，增加资金融通能力，满足“大家畜”的较大资金需求。三、把握“人力”与“畜力”关系，着重提升人力资本影响畜牧产业竞争力的因素可以列举很多。比如，饲料供给、饲养条件、疫病防治、畜群结构、产业组织、产业习惯以及气候、交通等区位因素，等等。但最基本的，可归结为“畜力”和“人力”两个方面。 “畜力”是由畜禽品种的“基因”决定的生产力。改良品种在本质上就是提高由“基因”决定的生产能力。这也是一项长期任务。这方面的潜力很大，能够做的工作很多。不同畜种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不同，提高“畜力”的方法任务不同。生猪、家禽等“粮食畜”已基本实现良种化，今后主要任务是选育新品种和推行经济杂交。奶牛、肉牛和肉羊等“草食畜”良种化水平低，“畜力”潜力大，要坚持引进高产优良纯种、精液、胚胎并举，多条腿走路，加快纯种繁育速度，加大品种改良力度。从目前情形看，直接引进国外高产纯种冷冻精液，大力改良本地品种，是费省效宏之举。与“畜力”相比，“人力”更重要，关键在人。所谓“人力”，简单地说，就是由人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决定的生产能力。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人力不足”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人力不足”也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民在由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转向现代畜牧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和技术结构存在明显缺陷：（1）农民只有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的简单经验，缺乏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2）普遍受教育年限短，虽具有一定的模仿能力，但对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差，农村的知识和技术传播效率低；（3）长期的单家独户经营，独立意识强，合作素质差。一盘散沙，不抱团。无论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横向合作”（自愿组成合作社），还是农户与公司之间的“纵向合作”（实行定单生产、产业化经营），都存在一些困难和障碍。 “人才是市场竞争的第一资源”。市场竞争在表面上是产品竞争、产业竞争，在本质上则是人的竞争。农村是“穷人扎堆”的地方。农民既缺乏对“畜力”的投资，又缺乏对“人力”的投资。这种“财”与“才”的“双短缺”局面，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面临的最大制约因素。农户资金短缺，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渠道解决，而知识和技术必须由农民通过自己学习掌握（当然，如果有发达社会化服务体系或发达的合作社组织，农民也可以从中“融通”一部分知识和技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把政府拥有的人才资源优势，以及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科研教育优势，迅速地转化为农民畜牧业生产中的科技优势。要在畜牧专业基地、片区，组织农民畜牧科技状况调查，开展有针对性的实用技术培训。要顺应农民知识和技术接受能力差而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大力推行畜牧业标准化生产，向农民提供“傻瓜化”的畜牧技术产品，加快现代畜牧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与传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从根本上增强市场竞争优势。四、把握“集中”与“分散”关系，优先发展集中产区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进行。由于地理空间的非匀质性，造成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成本差异，进而形成空间效率的差异。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总是不断从低效率地理空间向高效率地理空间集中（聚集）。因此，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总是呈现出了“集中”和“分散”两大特征。 “分散”是传统畜牧业的基本特征。“分散”是效率释然。传统畜牧业依附于种植业，是家庭种植业的“配套”产业，其生产“原料”来自家庭种植业剩余，其产品“市场”在于家庭消费。因此，传统畜牧业不仅受限制于家庭规模，也受限制于种植业规模。由于种植业的特点是分散利用土地，以种植业为谋生之道的家庭和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也就接近均匀分布。因此，以家庭为单元的畜牧业自给自足，分散独立存在，如星星点灯。 “集中”是现代畜牧业的重要特征。“集中”的根据依然是“效率”。由于社会分工发展、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深化，地理空间的效率结构发生变化。原来难以利用，缺乏效率的空间，开始变得容易利用并富有效率。随之，经济社会活动空间结构和布局发生“趋利性”演变。这种演变工业经济表现明显，农业有相同趋势。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中，畜牧业逐步由“面向家庭”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产品”在市场销售，“原料”从市场采购，逐步超越了家庭和种植业（养畜的农户数减少，农户的养畜数增加，少数农户养了多数畜禽，畜禽向专业农户集中），呈现专业化、基地化、集约化，“集中”连片发展的趋势——专业户专业村专业小区（园区）专业乡大型畜牧产业基地。正象工业经济中的“块状经济”、“园区经济”一样，畜牧业“集中”带来了“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集中”能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和庭院空间资源，能促进养殖信息、技术传播，能共享防疫、配种等公共基础，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集中”连片发展，发挥“规模效益”和“聚集效应”是“建设关中畜牧大区”的必然选择。“集中”有不利于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有利于知识、信息传播和科技进步；有利于实行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户分享公共设施和合作闯市场；有利于紧密衔接产销关系，促进产业成长。要实施畜牧业的“集中”战略，设想未来的“关中畜牧大区”是由若干大型奶牛专业生产基地和众多肉牛专业片区、生猪专业片区、禽蛋专业片区共同组合而成。要规划和建设若干畜牧业专业基地、集中片区（组团），由专业大户而专业小区，而专业村、专业乡，直至专业县，终成“星火燎原”之势。陕西省宝鸡市已经着手在陈仓区渭河南岸的蟠溪、天王、钓渭三镇建设奶牛产业区，实行基地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强力推进畜牧业现代化，计划用3年时间建设30个奶牛小区、60个挤奶站，奶牛数量由1.25万头增加到3万头以上。可以采取措施，支持宝鸡市陈仓区三镇奶牛集中产区建设，使其成为“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建设高效集中畜牧产区的探路先锋。 “合作社”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每一个分散生产经营的农户都是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合作社是社员（即加入合作社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代言人”，是“集中”社员实现市场需求（而不是代替农户）的组织。合作社的“第一要务”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过程中，要发挥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势，使“合作社”成为“关中畜牧大区”的重要组织载体。要在发展专业户、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同时，注意引导农户发展合作经济，自愿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为农民开展“原料”采购，“产品”销售以及防疫、配种和信息、技术服务。通过合作，增强农户的市场地位，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就农业产业组织形态而言，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称道的是家庭承包经营，90年代称道的是公司与农户的纵向连接（是经济合作的一种）的产业化经营，那么在21世纪初农户与农户的横向合作将登上前台，最终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户+合作社+公司的农业组织体系。五、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注重发挥政府功能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经济，政府的职责是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市场是“无形的手”，政府是“有形的手”。一般而言，只要“无形的手”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就不需要“有形的手”参与。否则，就是政府越位、错位，这将会降低市场运作效率，损害市场经济主体利益，损害国家或区域经济效益。但是，市场运转也是有成本的。当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时，市场运转的成本很高。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进入市场交易的成本更高。目前，在农业经济、畜牧经济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严重问题。甚至在一些领域，比如在人才、技术、信息以及防疫等方面市场机制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畜牧人才市场失灵、技术市场失灵、信息市场失灵、防疫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规模过小，从市场上购买技术、信息和人才、防疫服务“不经济”。因此，对于小规模经营畜牧业的农户来说，这些产品具有了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或准政府组织（比如非营利的市场中介组织）提供。进一步讲，在“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中，政府应当为产业组织（如农户、合作社、畜牧企业）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提高市场运转效率。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具体包括（1）根据市场规则确立优先扶持的“主导性产业”；（2）建立起与主导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系；（3）为畜牧专业生产基地、片区（养殖小区、专业村、专业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补助；（4）支持多种形式的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5）建立“官方”兽医制度，健全动物防疫监督体系；（6）为农户自愿组成的“合作社”提供必要资助；（7）执行法定的市场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高效率运转。必须指出，市场机制存在缺陷（市场失灵）问题，政府功能也存在缺陷（政府失灵）问题。必须正视政府失灵，（1）政府资源不足，“政府无能”，难以兑现既定的政策承诺；（2）政府集体腐败，运转成本上升，组织费用过大；（3）政府过度介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经济缺乏活力，损害总体经济效益。因此，不能对政府的期望值过高。在具体实践中，既要注意防止和矫正“市场失灵”的问题，又要注意防止和矫正“政府失灵”的问题。政府不能错位，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只有“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密切配合，才能使“建设关中畜牧大区”事业顺利推进，快速发展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1.1饲养品种与规模

南川区规模养殖的畜种主要为生猪、家禽及中蜂，今年全区新发展各类畜禽规模养殖场536个，其中生猪、家禽、中蜂养殖场5725个，至此，生猪规模养殖比例达49.2%、南川鸡达到68.3%、水禽达到89.5%、中蜂达到76.4%。

1.1.1主要特色养殖（1）生猪支柱作用明显。目前，南川区有生猪规模养殖场1134家，其中重庆青一银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北固黄淦生猪养殖场及盖石生猪养殖场均能实现年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推行的“猪-沼-果”、“猪-沼-菜”养殖及“生态农业园”建设模式在全市均处于领先水平，对南川区养殖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2）南川鸡带动作用强。南川鸡作为南川区特色效益养殖的主力军，南川鸡主要以区内农户散养为主，有少数规模养殖场进行林下养殖，如大有镇李福鹏养殖场现存栏3.5万只，年可出栏70万只。今年，南川区开展的特色效益农业南川鸡养殖基地建设、退耕还林项目南川鸡养殖等项目，共向农户免费发放南川苗33.84万只。（3）金佛山中蜂辐射作用大。金佛山中蜂在南川区养殖多以家庭为主，一般在100群以下，通常在一个地区集中成片发展，一家养蜂可辐射带动周边多名农户饲养。目前养殖较多的为头渡镇广英福现存栏300群、山王坪镇夏和全存栏260群。（4）草食性牲畜发展适度。根据资源优势及养殖传统，南川区草食性牲畜如肉牛、羊、兔等，在南部金佛山地区及大观、鸣玉片区发展较好，基本实现了全区畜牧资源的适度开发。肉牛养殖多以家庭散养自繁自养为主，以一家养殖1～2头的形式居多，养殖规模达300头以上的规模养牛场全区共有5家，如南平镇罗亿良肉牛养殖场现存栏肉牛320头。山羊和肉兔和巴马香猪的养殖多以规模养殖场为主，目前全区有山羊养殖品种多为波尔山羊，规模养殖场有63家，存栏量一般在100只左右，较多的是水江提丰养殖场，现存栏320只，年可出栏600余只；规模养殖肉兔的约有50家左右，最多的石墙镇楼岭村青翠肉兔养殖有限公司存栏种兔1000只、商品兔4500只。

1.1.2其他畜种养殖巴马香猪养殖集中在太平场、石墙等乡镇，最多的是重庆鑫宜居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出栏1.1万头，现存栏2000头。水江黑猪主要由庆元乡11个村社的46家农户散养，目前存栏母猪100头、商品猪48头。野鸡养殖以大观镇8村4社邱建华养殖场居多，现存栏2500只、年可出栏3万只。兴隆镇有年可出栏2万只的鹌鹑养殖场1个，其余畜种如豪猪、藏猪、珍珠鸡、贵妃鸡、蓝孔雀等养殖均以家庭养殖为主，尚未形成规模。

1.2经营方式及市场销售情况

目前，畜牧产业主要的经营方式有标准化规模养殖、“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小规模专业合作社及农户散养等模式，产品销售有批发销售、订单销售、零售及自产自销等方式，其中以农户散养、自产自销为主。

1.2.1主要畜禽及其产品（1）生猪。目前，生猪销售主要供应区内超市、重庆主城各大型超市、南川城区及乡镇农贸市场，黄淦生猪养殖场于2011年被国家商务部正式确定为中央活体猪储备基地，是南川区首家中央活体猪储备基地。生猪及猪肉价格一般呈周期性波动，目前售价为：生猪16.5元/kg、猪肉25.3元/kg。（2）南川鸡。70%批发销往重庆主城、南川及周边区县，售价为36元/kg，在南川各门市零售价格为40元/kg；南川鸡蛋售价约1元/枚。（3）金佛山中蜂蜜。多为本地门市销售和外地游客购买，也有部分蜂农尝试通过网络销售，售价约为160元/kg。（4）牛羊肉及兔肉。多销往本地及武隆、道真等周边区县各大餐馆，售价分别为肉牛60元/kg、肉羊40元/kg、肉兔25元/kg。（5）巴马香猪。主要用于酒店高档消费及医学模型使用，食用大概在60元/kg，医用多饲养至12.5～15.0kg大小，售价1200～1500元/头。

1.2.2其他水江黑猪、野猪、藏猪、豪猪等多用于高档酒店或星级农家乐的高端消费，水江黑猪、野猪、藏猪一般为35～40元/kg，豪猪为60元/kg。野鸡多为零售，当地餐馆、居民和外地游客购买各占三成，成鸡批发价格56元/kg、零售100元/只。肉鸽、鹌鹑及鹌鹑蛋、鸽蛋等多向往重庆主城、南川、涪陵、酉阳、贵州等地超市，售价分别为：肉鸽15～23元/只、鸽蛋5元/枚、鹌鹑1.5元/只、鹌鹑蛋26元/kg。

2主要特色畜禽养殖经济效益分析

为便于分析比较，所有畜种都按1个人工可以饲养数量、以购买商品畜饲养来进行核算，基础设施按5年折旧；如按自繁自养方式，其养殖周期相对延长，但经济效益更好。各畜种效益分析具体见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南川区主要畜禽养殖中，养殖效益最好的是中蜂，中蜂养殖是一次性投资，投资少、见效快，当年即可全部收回投资，从第二年开始随着蜂群数进一步繁殖，蜂蜜产量还要增加，而只有人工及饲料等很少开支，因此其养殖经济效益最好；而后依次是水江黑猪、豪猪、藏猪、野鸡等；从投入资金来看，肉牛养殖投资最大，育肥1头肉牛平均投资达7850元，如果要发展年出栏1万头肉牛的养殖场，需要投入资金1亿元以上，一般养殖场无投资能力。

3快速发展的原因

3.1物质基础充裕南川区为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无霜期长，适宜多种植物生长，温带和亚热带牧草都能种植，全区现有耕地7.01万公顷，盛产水稻、玉米、红薯、土豆、大豆等农作物，有40多万吨农作物秸秆可利用，物质基础充裕，适宜畜牧养殖生产。

3.2产品销售便捷南川作为区域中心城，常驻人口68万，畜产品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地处重庆二环与三环之间，属于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拥有“渝湘、渝道、南万、南涪”4大对外通道，是重庆南部交通枢纽、重庆连接中东部的重要关节点和桥头堡，交通发达、信息畅通、物流畅通，产品销售便捷。

3.3畜牧品牌效应巨大南川区历来重视畜产品品牌建设，继成功注册“南川鸡”、“南川鸡蛋”和“金佛山中蜂”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目前正积极申报“水江黑猪”为地理标志产品。南川鸡目前品牌价值为1.77亿元，在“2012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调查活动中名列畜牧水产类第一，是南川名符其实的金字招牌。金佛山中蜂是我国中蜂资源的优良地方品种，加上南川“中华蜜蜂之乡”的称号，让南川金佛山中蜂美誉远扬，品牌效应巨大。

3.4乡村旅游带动效果显著随着南川区乡村旅游的红火发展，游客食用及购买土特产的量大幅上升，被贯以“农家”、“土”字样的畜产品倍受青睐，售价比一般畜产品高出许多。金佛山中蜂蜜、农家土鸡、土鸡蛋、农家牛羊肉等都十分畅销，野鸡、鹌鹑、石蛙及巴马香猪等特色养殖也日渐壮大，藏香猪、豪猪等优质特色畜产品受到不少高端消费群体的青睐，虽售价不菲仍供不应求。3.5返乡创业积极性高南川区畜牧资源丰富，多数返乡农民利用自己有承包地、对农村环境相对熟悉的优势，纷纷把发展特色养殖作为创业第一选择。这类人大多有一定的投资能力，容易接受新技术新思想，眼光相对较长远，乐于向各部门寻求政策及技术指导，进步较快。

4存在的问题

4.1资金不足小规模饲养场资金欠缺是首要问题，影响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饲料成本不断增高，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也严重不足，只有少数养殖场（户）能享受到国家的资金扶持，银行贷款又存在门槛高、数量小、期限短等困难，多数养殖场对持续发展信心不足。

4.2环保压力大多数养殖场业主环保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没有环评、环保设施“三同时”等养殖废弃物处理的概念，直接排放粪污，造成环境污染。另一方面，粪污处理设施的前期投入和后期使用资金也相当大，一般养殖场根本无力承担，同时，大多数养殖场建设规模有限，没有足够的土地供畜禽排泄物消纳。牛羊等畜种的过度放牧也会对草地带来一定影响，极易引起草场退化、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此外，环评费用太高，大多养殖户表示无法承受。

4.3产业化程度低，销售渠道不畅很多养殖户掌握较少的信息就进行盲目的投资，加之自身不熟悉市场，未能建立起良好的销售网络；很多养殖特色不够鲜明，由于资金问题，规模小、市场份额也不高。且大多数养殖场产业化程度低，畜产品形成不了批量，缺乏生产和销售连续性，难以形成较大影响，优质而不能优价，导致整体经济效益水平较低，严重影响养殖积极性。

4.4总体规模偏小，跟风饲养情况严重目前，大多数从业人员未能科学分析评估该产业的养殖现状、市场潜力、发展态势，没有清晰的思路，只是在行情较好时蜂拥进入。很多养殖特色不够鲜明，由于资金问题，规模小、市场份额也不高。由于特色养殖可供参考的经验做法不多，很多养殖场特色养殖的防疫都很薄弱，又缺乏统一的技术培训、组织管理及市场营销理念，生产技术及管理水平低下，处于自发无序状态，容易出现亏损甚至倒闭。

4.5难寻适当的养殖用地随着农业规划用地的不断完善，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用地难成了制约养殖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且在审批过程中办理各类手续困难重重。

5发展前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膳食结构的不断调整，人们对优质畜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多特色畜产品价格都保持在较高价位运行，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就南川区目前的情况来看，南川鸡、金佛山中蜂品牌影响力大且养殖范围广、技术成熟，效益将会持续向好。肉牛、肉羊、肉兔等草食性牲畜养殖方式相对健康，产品营养保健功能较突出，深受广大消费者喜欢，需求量日渐上涨。巴马香猪作为特殊的地方猪种，具有特色鲜明、用途多样、品质较好和不可替代的优良特性，食用和医用价值越来越高，发展前景一片看好。鹌鹑、野猪肉、野鸡等随着南川区乡村旅游的发展，在各大农家乐生意好时供不应求，万盛、武隆、涪陵等周边区县也销售火爆。豪猪、藏香猪等产品在区内及重庆各大酒店销售较好。

6建议

6.1突出特色和重点，合理引导生产根据重庆市委四届四次会对南川区在全市的功能定位，结合南川区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养殖传统，在现有基础上，重点发展生猪、南川鸡、中蜂三大产业；在南部山区鼓励发展牛羊等草食家畜。其他品种根据市场需求，自由、适度发展。同时，引导养殖户根据市场情况合开展生产，从品种选择、栏舍建设、饲料调配、疫病防控等方面给予指导；加强与市场的紧密联系，畅通信息，拓宽销售渠道，让产品产销两旺，优质优价，提高养殖积极性。有条件的可严格按照品种良种化、生产设施化、防疫制度化、管理规程化、粪污无害化的标准化生产要求，推行生态养殖。

6.2提高产业化经营程度积极引进和培育龙头企业，鼓励组建专业合作社。以现有的龙头企业和规模养殖场为基础，倡导合作经营的理念，大力发展“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的经营模式，在一定乡镇范围内规划发展集中成片的规模养殖示范户，一个村社一个主养品种、一个区域形成一个特色产业，不断扩大养殖规模。鼓励成立或者引进企业从事畜产品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提升附加值，使南川鸡、金佛山中蜂、香猪等特色产业成为南川区特色效益农业的生力军和农民脱贫致富有效途径。

6.3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加强现有品牌的保护、宣传、推广力度，不断提升南川鸡、金佛山蜂蜜、水江黑猪等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支持南川区从事这几个品种生产、销售的企业使用现已取得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无公害农产品标志。壮大龙头，夯实品牌创建基础。鼓励他们进行品牌扩张、延伸和整合，促使品牌产品做强做靓。扶持龙头企业打品牌进入市场，辐射带动基地和周边农户，带动南川区特色品牌发展。

6.4加大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如妥善解决部分地区的养殖用地问题，满足部分养殖户走种养结合的道路的愿望，既能为发展规模养殖创造宽松良好的外部环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畜禽粪便污染的问题。（2）继续实施标准化规模畜禽养殖示范场项目建设，在现有养殖大户基础上进行标准化示范改造，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3）积极协调金融机构支持农民发展规模养殖，如降低贷款门槛、增加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等，切实解决养殖户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1.1标准化、规模化养殖进程明显加快。近年来，邢台市积极引导养殖场(户)转变发展方式，走规模化、标准化养殖道路，特别是2010年农业部启动创建示范场工作以来，邢台市积极参与创建，截至目前，共创建各级示范场160个，其中部级15个，省级63个。结合国家“菜篮子”、“标准化改造”等项目扶持资金向各级示范场倾斜等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各养殖场（户）参与创建的积极性，全市规模养殖场的标准、规模、饲养管理水平和养殖效益都有了明显提高。从标准化水平来看，一方面，规模养殖场设施化水平大幅提升，通过近三年来的示范创建活动，邢台市有280多家养殖场对畜禽舍及附属设施进行了改造，170多家养殖场配套健全了粪污处理设施，140多家养殖场完善了防疫设施，160多家养殖场安装了可视监控系统。自动喂料、自动饮水、温湿度环境控制等设备均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另一方面，科学的饲养管理规范加快推行，像河北旺族集团、隆尧怡东农牧有限公司、隆尧正大种猪场、沙河凯特等示范场无论从规模、生产经营理念还是管理水平来看在全省甚至全国都处于先进行列。从规模化水平来看，通过近几年的示范创建，全市各类规模养殖场（区）发展到3600个，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猪场25家，存栏1万只以上的蛋鸡场达到220家。存栏300头以上的奶牛场（小区）稳定在80家左右，生猪、蛋鸡、奶牛和肉（畜）禽规模养殖比例分别达到69%、88%、100%和89%。

1.2畜牧支撑体系建设日益稳固。近年来，邢台市各级畜牧兽医基础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加强。按照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综合设置的要求，市级和县级均建立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办公室。全市共建立乡级畜牧兽医分站117个，招聘全额事业编制人员482名，村级动物防疫员5325名，市、县、乡、村四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体系基本形成。全市投入防疫和畜产品安全基础建设资金2600万元，建设市级兽医实验室和畜产品检测中心各1处，建立3个部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和3个省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大大增强全市动物疫病预防和畜产品安全监测能力；禽流感、口蹄疫、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密度连年保持在100%，实现多年无重大疫病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发生，为现代畜牧业发展保驾护航。

1.3畜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近年来，邢台市通过亲情招商、以商招商、举办项目推介会等招商措施，北京保吉安、泰国正大、河北雨润、北京奥天、山东六和等一大批部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相继落户邢台，进一步推动了邢台市现代畜牧业发展步伐。据统计，近三年来全市新、改（扩）建各类畜牧项目100多个，总投资近百亿元，其中北京宝吉安与威县、巨鹿合作的肉鸡产业化项目，山东六和与兴达合作的肉鸭产业链项目，泰国正大集团独资的生猪生产项目等均相继顺利投产，带动了当地畜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另有北京奥天生猪养殖项目、河北雨润集团生猪生产及肉食加工项目、河北旺族集团生猪产业链项目、君乐宝乳业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等正在建设中。特别是君乐宝与威县合作总投资5亿元的万头奶牛生态牧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预计2014年底可投入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奶源基地，对我市高端奶产品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2现代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差，产业化发展滞后。从国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看，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般应达到60％。在国内超过50%的地区也为数不少，而邢台市2013年底才达到44%。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远不能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畜牧产业化龙头企业少，优势不明显，一体化、集团化程度不高。畜牧业龙头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有所壮大和发展，但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企业规模小，产品质量差，管理制度落后，竞争力不强。第二，龙头企业科技和制度创新能力不足。有些大型企业仍然依靠粗放扩张的经营模式，严重忽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自己的名牌产品的优势产品，在企业管理中，没有及时采用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存在产权不明晰、决策不科学的问题，仍然依靠传统家族式的管理方法来管理集团企业，使企业长远发展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企业严重缺乏稳定的原料基地，有的企业市场营销渠道不畅，企业开拓市场的能力和手段有待提高。

2.2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仍待加强。在现阶段，邢台市的畜产品监管机构、监管手段、检测人员及设备等均不能满足产品监测的需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依然不容忽视。

2.3资金缺乏仍是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随着现代畜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变，邢台市财政及金融的支持力度与畜牧业发展规模不相匹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步伐。

2.4产业发展空间逐渐缩小。随着邢台市工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环境对畜牧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在土地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挤压下，畜牧业发展空间的压力正逐步加大。

2.5畜牧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力量薄弱。市、县两级畜牧兽医部门均没有单独的行政执法机构，现有的畜牧执法人员全部是动物卫生监督所或畜产品安全监管办公室人员兼职，并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畜牧法赋予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执法权力得不到很好的执行。

3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3.1实施产业拉动，扶强壮大龙头企业。紧紧围绕畜牧业主导品种，加快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步伐。鼓励现有龙头企业通过更新改造、链条延伸、开发新上，谋划建设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政策优势，广泛吸引国内外知名企业到我市落户，建设一批能够延长畜牧业产业链，标准高、规模大、外向型、牵动强的畜牧业深加工龙头企业。坚持引资金与引技术相结合，实现畜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尽快形成一批龙头企业集群。

3.2实施规模推动，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按照国家《畜牧法》、《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强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一是推进畜禽规模化养殖。重点推进年出栏10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和常年存栏1万只以上蛋鸡规模养殖场，推行牛羊舍饲圈养，加快奶牛规模场建设和养殖小区股份制改造。二是推行标准化生产。制订和完善生产标准化技术规程，引导生产者按标准组织生产，逐步使畜禽养殖在选址、圈舍建设、投入品、疫病防治、饲养管理、粪便处理、产品安全等方面达到标准化、规范化，不断提高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按照农业部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标准，认真组织开展示范场创建活动，通过示范创建，提升全市养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

3.3实施品牌牵动，争创国家和省级产品品牌。以鸡蛋、肉类和乳制品为重点,结合我市实际，科学制定产品品牌建设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实施。引导养殖加工企业增强品牌和质量意识，健全标准化管理、计量检测和质量信用体系，开发高端产品。，帮助我市知名企业在京津及全国大中城市建立专店、专柜、连锁商场，增设销售网点，提高市场占有率。

3.4实施科技带动，为现代畜牧业强筋壮骨。支持龙头企业围绕产业发展，加快科研投入，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协作，建立研发中心，掌握核心科技。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科研推广机构、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广泛参与的新型科技推广体系。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多层次多渠道引进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为我市畜牧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1.创新符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畜牧产业模式。

充分依托京津资金、技术、市场、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发挥河北土地、劳动力、饲草饲料等方面的相对资源优势，创新畜牧业发展模式，迎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需要。加快调整空间布局。在紧邻京津的张家口、承德、唐山、廊坊、沧州、保定等市的23个县（市、区）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培育环京津特色产业带；推行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户订单生产，合同收购的养殖模式。平原区加强对现有中小型养猪场标准化改造，引导发展年出栏5000头以上适度规模养猪场，重点发展存栏1万～2万只的蛋鸡标准化规模场，推行标准化规模养殖。燕山、太行山山区县以肉羊和肉禽为重点，发展适度规模肉羊、肉禽养殖，推行绿色无公害畜禽生产，进一步增强京津市场供给能力。加快调整畜禽品种结构。生猪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瘦肉型改变为肥瘦兼用型，延伸瘦肉型猪出栏时间提高脂肪厚度，适应京津大众消费者口味。蛋鸡养殖方面，将原定的白壳蛋鸡和褐壳蛋鸡改变为粉壳蛋鸡，增加粉壳蛋鸡养殖数量。培育河北柴鸡新品种，发展山地放养型柴鸡，生产高品质柴鸡蛋，适应京津消费者的喜好。在肉牛养殖方面，大力发展乳肉兼用型牛，开发高档牛肉产品，满足京津高端消费需求。在奶业方面，大力发展有机生态奶、草原牧场奶、巴士消毒奶，提高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抢占京津高端奶业市场。打造全链条畜牧经济。创新“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合同销售”模式，大力发展新兴养殖经济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稳定供求关系、延伸产业链条。在环京津生猪主产区，以唐山双汇为核心，带动玉田、迁安、抚宁等县发展100个标准化养猪基地，带动4000个养殖户，与京津合资改造提升5个现代化屠宰场，将单体每年供应京津冷鲜肉能力从2.5万吨提高到4万吨。蛋鸡养殖以沧州万雉园为纽带，带动100个蛋鸡存栏1万只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采用喷码、清洗技术，生产高档产品供应京津高端市场，通过提供饲料、兽药、疫苗、养殖技术等方式建立蛋鸡养殖合作社，带动中小规模养殖户建设100个生产基地，生产中档产品供应京津大众市场，扩大京津市场占有量；以大厂福华为核心，在张家口、承德坝上半牧区，利用国家肉牛产业政策，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推广地理标志牛羊肉产品，抢占京津市场，满足市场需求。

2.建立适合京津市场需求的优质畜产品基地。

一是提高畜禽品种质量。充分发挥京津畜禽种业优势，加强与京津畜禽种业科技合作，加快技术成果转让，重点突出骨干品种，提升现有生猪、蛋鸡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建设水平，共同指导培育一批基础设施健全、畜禽品种优良、技术水平先进的种畜禽场，尽快达到国家核心育种场和繁育场要求，提高畜禽原种场、扩繁场的供种能力。充分利用京津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共同培育大午金凤褐壳蛋鸡羽色自别新品种，提高市场占有率，共同培育优质乳肉兼用品种种公牛，提高后代母犊单产水平和乳成分、提高后代公犊的产肉性能。二是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充分发挥1010个部省级示范场和21个示范区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开展设施达标、健全制度、规范规程、标准化示范、严格执法、全覆盖培训“六大规范化管理行动”，将示范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提高1～2个百分点。充分利用畜牧业生产扶持项目的调节作用，引导生猪、蛋鸡、肉鸡、肉牛、肉羊散养户和中小规模场加大资金投入，通过改造提升，扩大生产规模，实施标准化生产，淘汰落后的养殖方式，将河北规模养殖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加强督查指导，推广先进典型，规范投入品控制，规范养殖行为，规范档案填写，将规模养殖场备案率由76.3%提高到80%提高，提高畜禽生产能力和水平。三是强化畜产品品牌建设。加大河北特点畜产品宣传，将培育畜产品品牌作为提升畜牧业竞争力、提高畜产品附加值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来落实，争取将石家庄君乐宝、徐水大午、沧州万雉园、唐县国富唐尧、唐山中红三融等31个省内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打造成5个全国知名养殖品牌企业，河北畜产品在京津市场的占有率提高5个以上百分点。

3.构建满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体化市场。

京津冀要破除限制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和行政区划藩篱，对标珠三角和长三角，加快建设京津冀畜产品统一市场的步伐。充分挖掘无形市场的潜力。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无形调节作用，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利用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按照京津市场供求信息组织生产和销售。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科学分析研判京津市场畜产品供求的现状和趋势，根据现代畜牧业发展规律和市场波动规律，针对京津高端畜产品消费需求趋势，组织各类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开展市场需求和营销培训，利用各类扶持政策，引导养殖户实行标准化生产，开展有针对性的特色养殖，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提高京津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有形市场的主导作用。加大河北畜产品直接进入京津卖场，引导农民合作社、涉牧企业、养殖大户与农贸市场、超市直接对接，建立京津社区直营店，周末开展京津社区大篷车服务，减少中间环节，提高销售收入，实现畜产品精准销售。发展网络配送和网络销售等新兴业态，引导和组织有条件的专业合作社、大型养殖企业开通电子商务网站构建京津配送体系，通过网络推介和销售畜产品，争取相关部门对在京津开设网营店，提供直送业务的配送公司给予税收优惠，增加养殖效益。着力培育经纪人队伍。加强畜产品交易经纪人行业自律，提高信誉度，组织开展研究京津畜产品市场内在规律和质量要求，及时反馈市场信息，积极对接京津市场，最大限度提高京津畜产品市场占有率。引导经纪人充分利用北京农产品批发市场外迁的机遇，组织养殖户、合作社与新建市场发展订单养殖，优化养殖结构，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减少生产的盲目性。建立京津冀三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机制。建立健全京津冀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统一人员培训、统一检测参数、统一检测设备、统一检测方法，实现畜产品检测监测结果互认。充分利用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完善畜产品生产、运输、销售等要素信息，加快与京津信息联网进度，最终实现畜产品二维码检索全覆盖。

4.搭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

要顺应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场大变革，在动物疫病、畜产品质量安全联防联控体系上实现率先突破。构建重大动物疫病联防联控机制。强化华北五省区市重大动物疫病联防会议制度，在京津冀统一时间进行强制免疫、防治人畜共患病和动物常见多发病工作，同步实施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与分级管理，每季度交换疫情信息，争取对防疫物资实行统一调配，实现防疫物资在京津冀充分有效利用。构建畜产品供求信息共享机制。按照京津畜产品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和时间节点，科学调整河北畜牧兽医综合信息平台的信息收集、工作机制，初步实现每周交换畜产品供求信息，最终实现当日信息共享。半年召开一次京津屠宰加工企业、畜产品交易市场与河北省基地的对接会。季度研究分析京津市场对畜产品品种、质量的需求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河北省供京津畜产品基地的品种结构、饲养方式和饲养规模。构建畜产品检验检疫认证信息共享机制。每季度将河北无公害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情况通报京津。协调农业部，统一京津冀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出证工作，将京津冀三地跨境调运按同一省对待，打破现有三地通关两证壁垒，实现一证通关。构建预警预报信息共享机制。每年召开2次京津冀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动物疫情专家解析预警会议，统一确定范围、参数，规范样品采集和检测程序，全面摸清京津冀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及主要风险，评价动物疫情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水平。

5.健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联动机制。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探索

近年来，我县畜牧业在党的惠民政策的感召下和市场机制的牵动下，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畜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畜牧业产值已占到农业总产值的40%左右。但是，与建设现代畜牧业的要求相比，目前我县畜牧业还存在科技含量和组织化程度比较低、保障体系不健全、抵御风险能力差的问题。毕业论文，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加快发展畜牧业，支持规模化饲养，加强品种改良和疫病防控”的要求，结合我县正在深入开展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使“双轮驱动促统筹、破解难题惠民生”的活动主题落到实处，从而全面提升畜牧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切实加快规模健康养殖发展，特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畜牧推广工作的发展应建立畜牧推广基金的设想和建议，通过建立畜牧业发展风险基金，扶持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畜牧业结构可进一步优化，标准化、良种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畜禽养殖新技术进一步普及，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逐步实现畜牧业向技术集约型、资源高效利用型、环境友好型转变。

“基金”有两个用途，一是利用基金的作用，来解决当今由于受市场经济冲击而出现推广工作中的不适应问题，加强壮大推广体系建设。二是促进推广项目的转化，抓好推广典型鼓励农民提高饲养业中的科技含量。毕业论文，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

畜牧推广是以追求社会效益为主的公益性服务事业，它将畜牧新成果、新技术介绍给农民，使其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从而增产增收。提高农民素质、追求社会效益，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畜牧推广的这一属性不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改变，而应继续强化。

但是，处于市场经济中的具体推广部门和个人，又不能不追求自身利益，努力增加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作需求和生活需求。毕业论文，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因此，也都在探索通过有偿服务和经营来创收。毕业论文，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毕业论文，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但是面对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经营，面对非常分散的服务对象，面对相对低下的农业效益，面对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制约因素很多的农牧业，推广工作不可能多是有偿服务，有偿服务的领域是很小的，况且服务收费的标准也很难确定。

围绕推广工作开展经营服务，不失为一种创收手段，也有不少好的事例证明这一手段的作用。但是，开展经营势必牵扯推广部门的精力，弄不好也易使推广偏离其正常轨道。要解决好推广部门自身效益与推广对象的社会效益之间的矛盾，使其自身建设与事业发展同步进行，笔者认为建立畜牧推广基金的办法是可行的。基金由国家投入专款，由畜牧推广部门掌握使用，主要用于：（1）畜牧推广自身开展有偿服务项目的投入，通过开展有偿服务增强自身活力，促进推广事业的发展。对于好的项目要集中投入。（2）有发展前途的大型农牧场户的科技项目。（3）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由于资金短缺不能提高科技含量的可使用“基金”。实施上述计划必须有以下两个条件的保证。一是制定具体法规和政策，保证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落实。要以法律形式保证国家和集体对推广工作资金投放而不以某位领导和某级政府对推广工作好恶确定投入量。二是政府要保证畜牧推广的计划性投入，计划和市场，这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两种手段，有各自服务与经济建设的不同目标和适用范围。对于社会公益性非常显著的农技推广工作，其经费还应主要靠政府的计划性投入。毕业论文，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即使在实行市场经济多年的国家，也多是这样做的。在目前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促进农技推广工作，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期待于市场的只能是辅助作用。所以农技推广部门、推广工作者自身利益的保证，还主要靠政府的计划性投入。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入，知识更新，新项目的引进更需政府的扶持。

必须说明的是：利用畜牧推广基金只能用于农技推广部门开展适当的经营服务，但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只是作为更好地开展农技推广的手段。对好的项目一时效益又上不来的可给予少部分的无偿投入，以此来强化推广部门自身的建设，好的推广项目能顺利推广，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畜牧业发展建立畜牧推广基金，探索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畜牧业发展战略新疆兵团 84团

[中图分类号] S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02-0281-02

1 研究背景

畜牧业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发展畜牧业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新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畜牧业发展各项方针政策，畜牧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畜产品产量和质量显著提高，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同步增长，逐步成为新疆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业在大农业中的主体地位初步形成。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需求高档绿色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畜牧业的发展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从增强竞争能力的角度看，由于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竞争，谁的单位成本低，质量安全水平高，谁就在竞争中拥有优势。目前，发达国家更多地运用技术壁垒限制我国畜禽产品的出口，日本、欧盟对进口猪肉的检测指标已从过去的 25 个大幅增加到 410 个，一些新兴生猪生产国家和地区也悄然崛起，与我们争夺市场份额。从满足城乡居民对畜产品绿色环保健康安全要求的角度看，近年来我国各地不断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链球菌病、口蹄疫等烈性传染病及奶制品、鸡蛋等畜产品三聚氰胺含量超标，不仅对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威胁着人类健康，成为我国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发展现代畜牧业，提高畜牧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便成当务之急。

新疆是我国的主要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畜产品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十一五”以来，兵团畜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各项畜牧业生产指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粗放、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团场畜牧业发展迅速，畜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生产实用技术得到广泛推广应用，畜牧业已经成为兵团农业的主要产业之一，并呈现出现代畜牧业的一些基本特征。但面对入世和畜产品市场以及需求变化的新形势，兵团畜牧产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结构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国际国内市场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仍表现突出，畜牧业对团场经济和职工收入的贡献率与发达省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十二五”期间，兵团提出继续调整优化各畜种优势区域布局，依靠乳业集团和肉制品加工集团，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基地建设，完善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措施，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产业。到2015年，主要畜产品产量和畜牧业产值较“十一五”末实现倍增，总体规模养殖水平达到50%以上，畜禽良种化率达到90%以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20%。到2020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

但是目前团场对现代畜牧业认识还处在逐步深化的过程中，畜牧业发展战略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关于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如何结合兵团和团场实际，推进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建设，加强畜牧业龙头加工企业建设，加强畜禽良种建设，进行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把生态保护、团场发展和职工增收结合起来。在当前兵团农业现代化发展及农产品的价格低迷，劳动用工及成本上涨，农业发展已处在一个发展瓶颈，难以提高单产的情况下，推进畜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高效、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从而实现团场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因此，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这一关键命题开展深入研究，对实现兵团畜牧业倍增的目标，优化畜牧业管理决策和宏观调控十分必要，同时对促进兵团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目的。为兵团和团场决策、制定政策促进畜牧业提供参考价值。在掌握大量团场畜牧业现状资料基础上，选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提出团场畜牧业发展的有关战略构想和建议。构想和建议都是根据团场畜牧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特色和优势提出有针对性的观点，如团场畜牧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中如何促使高级生产要素不断升级和加大专业要素促进团场畜牧业结构发生变化都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为兵团和团场进行展战略决策提供一个参考模式。

理论意义。针对团场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运用一般战略理论来构架文章的体系，同时结合产业的特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特别是竞争优势理论，把团场畜牧产业发展战略作为构建团场畜牧产业竞争优势来进行研究，使文章在理论体系上和以往研究发展战略上有新的角度和视野，作为理论上的尝试，为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模式。

现实意义全面系统地认识团场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对团场畜牧业的基本状况与全国和全疆水平的比较，团场畜牧业发展条件都作了比较详实的介绍，并区别不同畜种分别作了系统阐述，对团场畜牧业情况多个角度作了分析，对全面掌握兵团团场畜牧业的状况和发展有着较大的帮助。

3 研究目标

本文以第五师八十四团为例，结合兵团实际情况，分析了畜牧业发展现状，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同时，通过对畜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于畜牧业发展特点的了解;另一方面，提出具体的发展畜牧业的措施和建议，可以作为指导畜牧业生产的措施和方式。本研究拟通过对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瓶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后发优势或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调查，分析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前向联系、旁侧联系以及后向联系及兵团畜牧业发展中的后发优势的分析对比，结合兵团畜牧业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寻找制约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找出兵团畜牧业后续发展中应具备的能力和基础。找出兵团畜牧业发展中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保障兵团畜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解决兵团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选择。

4 研究内容

4.1 八十四团畜牧发展基本情况

畜牧公司距离博乐市较近，交通便利，地域广阔，温度及草场环境优良，为牛羊养殖基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怪石峪风景点相邻，是旅游度假的好地方。占地250亩，现有圈舍54栋（计划2014年新建圈舍15座左右）总面积7074平方米，饲草料库1栋，总面积418.5平方米，堆草场2000平方米，配套有兽医室、配种间、饲料粉碎设备等。

有天然草场总面积80.41万亩，其中：平原荒漠草场和平原荒漠草甸草场（春秋草场）38万亩;山地草甸草场（夏草场）7.4万亩;山地荒漠草场和山地草原草场（冬草场）35.01万亩。苜蓿饲草地14200亩，以及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为养牛羊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牧户225户，从牧总人口892人，从事牧业劳动力人口541人，从事牧业的少数民族职工117人，全部分布在团场58公里的边境线上，肩负着牧业生产和护边的双重职责。

4.2 84团畜牧发展方向

天然放牧养殖基地：以畜牧公司为中心，发展优质畜牧业养殖基地，进行牛、羊养殖产业化、规模化、建成独特的优质牛羊基地。

规划引导畜禽养殖向优势产区集中，设施养殖主要为建设大型的养殖基地，将牲畜集中进行饲养，以牛、羊为主，配套基础设施和圈舍的建设。以推进畜牧业饲养方式转变和产业化经营为重点，支持建成一批养殖大户、规模化饲养场和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提高畜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饲养水平。

大力发展舍饲养殖，利用畜牧业天然草场优势，计划发展羊5万只。及我团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打造“牧家乐”，将成为农牧民致富增收的另一重要途径。

4.3 具体措施

4.3.1舍饲养殖是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方式，是畜牧业发展必经之路。

在畜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畜牧业发展的一场革命。传统畜牧业、放牧养畜延续上千年历史，使牲畜头数的增长，草原面积锐减和草原沙化退化的原因，草原生态遭到破坏。草原矛盾十分充分，解决这一症结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力发展舍饲养畜。舍饲圈养不是简单的把牲畜圈起来，而是要充分考虑牲畜的生活习性，通过专业化养殖、集约化经营实现精养增效。

第一，加强棚圈、运动场、青贮窖等基础设施建设，只有解决牲畜日常饲养、生产接羔和保育工作，才能解决好牲畜住的问题。

第二，加强秸秆转化力度，推进人工饲草料的种植。在饲养方式转变中，解决好饲草料是舍饲养畜的先决条件，我团拥有丰富的秸秆资源，玉米制种、常规玉米、冬麦等秸秆作物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能充分保证本团的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树立 “既种又养，以农养牧”的思想，为舍饲养畜创造了有利的资源条件。

4.3.2 牧家乐成为农牧民不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为进一步增加牧民收入，发展少数民族民俗与饮食文化，加快旅游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牧家乐。一是民族风俗文化历史悠久;二是饮食文化丰富多彩，美味可口;三是民族娱乐文化精彩无限;四是84团优美的自然风光是游客避暑游玩的好地方;五是84团区位优势明显，距离博乐市9公里，是游客往返必经之地，可谓游客中转站、休息室、加油站。

4.3.3 成立八十四团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

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交易中心是目前84团新建的农、牧、副、织产品商务交易平台，是84团成立的一家辐射全团面向全师的以新疆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为主导的特色产品交易平台。

依托84团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优美的乡野风景、舒适宜人的清闲气候、生态环保的绿色空间、民族文化浓郁，特色民族餐饮的牧家乐、环境优美，菜系丰富的农家乐，在原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基础上兴建休闲娱乐设施，注入旅游元素，为游客提供度假、休憩、游乐、餐饮、住宿等服务，带动我团特色农、牧、副、织产品产、供、销、消在交易平台的全方位对接，力求通过舒适的旅游环境、规范的交易规则和过硬的商品质量的优势，为本团特色产品交易双方构建一个具备集旅游观光、餐饮购物、产品丰富，质量过硬，方便快捷的现货交易场所，全面助推84团实现跨越式发展。

4.3.4 畜牧人员分流促增收

对于不善于经营、管理、养殖、且经济贫困的少数民族牧民职工，引导这些少数民族牧民职工进入我团设施农业及昆虫养殖场、厂、烘干厂、建筑行业等企业，或从事畜牧特色产品销售等方面工作，经过系统、科学、专业的培训，使分流人员能够真正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从而增加农牧民经济收入，为脱贫致富创出一条新路子。

4.3.5 转型规模

将我团原有“脏、小、乱”小型养殖户进行拆除、淘汰，集中建设规模化、标准化畜牧养殖场进行统一管理、运行、销售。在原有达标的6座养殖圈舍的基础上，2013年新建48座标准圈舍，2014年扩大规模再次新建养殖圈舍15座，共计69座。

5 今后努力方向

第一、依托资源优势，引进龙头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建设标准化养殖厂，积极发展特色牛、羊养殖。

第二、逐步实现“三个转变”：牧民职工群众思想观念从传统型向科学型的转变、牲畜产能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牲畜养殖模式从分散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努力实现“促进牧民增收，实现人、畜、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产业链价值链的打造，一条龙的发展模式。1、标准化养殖，真正“抓住”肉食品安全的“根本”，确保肉食品安全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2、通过本团优良的草场资源及农业种植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的玉米秸秆、青贮、小麦秸秆，形成合理行业集中度，通过“以农养牧、以牧帮农”的合理、安全、高效、绿色产业循环。

第四按照竞争优势理论，提出84团畜牧业发展战略构想和建议。一是畜牧业生产要素升级战略。按照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的区别，就如何促进生产要素升级提出结构调整战略、科技推动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畜产品市场竞争战略。根据需求条件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带动引领周边区域畜牧业发展，研究畜牧经济国际化战略，分析畜牧生产面对的国际国内二个市场。保证畜产品品质安全是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根本，提出畜牧生产标准化战略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建设战略。三是畜牧产业组织优化战略。在体制上提高畜牧业组织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把畜牧业企业和职工与市场有机联系起来，提高整个畜牧产业的竞争力。四是畜牧相关产业发展战略。发达的相关产业可以更好地带动畜牧业发展。大力发展畜产品加工业，饲料、兽药、畜牧装备业、社会化服务产业。五是调控管理战略。团场有责任调控、扶持、引导、保护畜牧业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以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条件，行政手段进行辅助;通过加强对畜牧业投入进行扶持;引导职工进入市场;推行畜牧业保护政策实现。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关键词：玛曲,原料型畜牧业,原因,模式研究

问题提出

黄河首曲草原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境内众多的黄河支流和丰富的湿地资源，又称为“高原水塔”和黄河上游的“蓄水池”。玛曲县的草地资源是当地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天然生态屏障。这说明玛曲草地资源重要的经济和生态功能。其实草地资源和畜牧业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其中一方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另一方的发展。只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才能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

玛曲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是黄河上游重要的补给区。由于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了优质的草地资源，全县共有草地面积1288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84.3%，可利用草地面积1245万亩，占草地总面积的96％。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达28723.07万元，占当年GDP总量的41.78%，畜牧业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畜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2.原料型畜牧业模式分析

2.1原料型畜牧业概念及其特征

原料型畜牧业是指以草原为基地，牧草为生产资料，在没有补饲的情况下，采取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方式，过分追求数量不重视经济效益和品牌效应，只是把牧草资源转变初级畜

产品的社会物资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特征：

一是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原料型畜牧业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畜牧业只是纯粹的利用天然草场，过分依赖自然条件，即使是在牧草资源较少的年份，也不补饲，自然条件的好坏直接决定畜牧业的产量和畜产品质量。其次是落后的经营方式。这在经营管理方式上完全的自由放任放养方式，不注重牲畜的结构和出栏、销售时间，最终导致种群结构不合理，畜产品质量较差，收益较低。

二是生产组织程度低。在实行草畜双承包制后，畜牧业以分散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模式为主，牧民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同时牧民的文化程度较低，在获得生产、销售的信息资源的渠道少、市场把握困难，畜牧业发展水平也较低，畜牧业经

营规模小容易造成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而缺乏竞争力。

三是缺乏品牌优势。无论是牲畜销售还是畜产品销售都缺乏品牌效应，纯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和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畜产品和有机畜产品特色未能充分体现，产品价格和普通畜产品的价格相差无几，出现了“优势优质资源、产品优质不优价”的尴尬局面。

2.2原料型畜牧业的发展现状

玛曲是纯牧业县，畜牧业是当地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畜牧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取得了重要成就，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表1可知，畜牧业产值占GDP得比例平均为36.93%，其中2000年达45.71%，对GDP的贡献率近50%，可见畜牧业在玛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表2可知，玛曲牧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之差最大为2000年的926.30元，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增加牧民收入，促进了玛曲经济的发展。

表1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及比例单位：万元

近年来，原料型畜牧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生态环境恶化，黄河补给区功能减弱。所以，玛曲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1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正如经济效用理论所言,畜牧产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受市场经济的约束,消费者的偏好和产品的性能决定了消费者最后的决策结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消费意识不断增强。同时居民消费以享受型、高层次消费为主，在购买商品时更加注重产品的功能、效用和品牌。根据对兰州市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从图1中可知出，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的行为最高，所占比例达45.6%，一般产品的比例最低，只有12.1%，由于消费者对有机产品不是很了解所以比例也较低。说明

图1不同类型产品的购买比例图图2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

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绿色、无公害的产品，不再盲目追求产品的数量。从图2可知，消费者对品牌和非品牌的消费比例分别为56.7%和43.3%，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优先考虑品牌比重较高，说明消费者品牌意识增强，可以预见品牌产品将是未来消费的主流。

同时，市场竞争已由过去单纯价格竞争转向品牌竞争，哪家企业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品种新颖，质量可靠，服务优等，那家企业就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谋求品牌优势特别是名牌优势是开发培育特色品牌业化和市场化的当务之急。无论是消费者需求还是市场竞争的要求，高原畜牧业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3.2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需求。草原是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对维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玛曲作为黄河水源重要补给区，补充黄河水量达45%左右。因此，玛曲草原的退化程度和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安全而且还关系到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近年来，草地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引起当地气候、环境变化，草地生产力降低、草地功能衰减和丧失，同时还导致黄河首曲湿地地下水位下降。目前，玛曲境内数千个泉眼已经干涸，流入黄河的27条主要支流中，已有11条常年干涸，另有不少成了季节河。数百个湖泊水位明显下降，地表径流量和土壤含水量锐减，全县干涸的沼泽面积高达160万亩，造成生态环境失衡，诱发土地沙化，危及当地及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高原牧区经济转型是保护当地及黄河流域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的迫切需求。

3.3区域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需求。玛曲是一个藏民族聚居的纯牧业县，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是广大牧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最根本、最主要的基础资源，畜牧业的丰歉兴衰直接影响着地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玛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畜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还是传统的游牧方式，影响了经济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同时，经济的繁荣、牧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因此，促进高原牧区畜牧经济的转型，既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稳定的要求。

4.高寒牧区玛曲畜牧业经济转型模式研究

高寒牧区畜牧业经济的转型，首先考虑是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其次才是经济的发展问题。经济转型要以地方实际情况为前提，通过联户经营和定居等模式减轻草场退化，其次调整产业结构、走品牌化和产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目的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统一。

4.1转型模式分析

一是发展以联户承包为主经营模式。联户承包是指依法拥有草原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依法获得国有草原使用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多个农牧户联合承包一片草场，实施联户经营的一种承包方式。联户的实质是具有农区的合作社性质在牧区新的表现形式，是把草场相邻或相近的牧户分散的牧场集中经营，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管理的一种模式。实行联户经营可以有效地减少因围栏产生的生产成本；解决部分牧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联户经营牧民之间责任共担，降低因自然灾害等产生的风险。

二是牧民定居，牲畜游牧的生态模式。高寒牧区实行定居模式可采取下面两种模式。第一，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该种模式主要以不愿意继续从事放牧的年轻人为主，游牧不在是牧区唯一的生产方式，通过从事商业、贸易或其它服务行业等途径，使一部分牧民逐步从依赖养畜生活转变为靠经商生活，实现牧民生产方式的转变，使牧区的人口下降到牧区天然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减轻人口过快增长对天然草场的压力。第二，联户定居模式。主要针对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该模式有助于政府投资，改善牧区的交通、水电基础设施，降低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成本，同时促进牧民生活方式的转变，改善了牧民群众的居住环境，提高了牧民的生活条件；而放牧人员和牲畜不定居，建立了生态定局和游牧并存的高寒草原新模式。既实现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又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

三是培育高原特色品牌型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特色品牌特征是品牌定位和品牌个性结合后的特殊产物，它能够帮助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头脑中建立起独特的魅力。

因此，特色品牌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开发培育特色品牌牛羊肉产业和具有地域资源优势特色的产业，创立品牌，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名优品牌，在竞争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加强畜产品产业化发展，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畜产品，培育优质产品品牌，充分发挥品牌效应，走品牌化道路，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

四是高原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是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最重要的模式。高原生态文化旅游以高原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民族文化和人文景观为基础，既可以使生态环境、民族风俗和优秀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又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的旅游方式。生态文化旅游本身要求人、草、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和谐共存，是对生态环境的良好促进，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发展生态文化旅游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地资源，正确处理人、畜和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现三者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牧民脱贫致富缓解就业压力。旅游业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明显，而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玛曲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拉动投资、促进消费，在这“两驾马车”双重拉动下，玛曲经济必定会快速发展。

4.2经济转型模式的实证应用

首先，继续扩大联户经营模式，推进牧民定居工程。实行联户经营和定居工程根本目的是解决因草场退化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90%夏秋草场实行联户承包经营有效的解决了草场退化问题；而春冬季牧场实行承包到户的经营方式，草场退化严重，因此要继续扩大联户经营向冬春季牧场推广。在实行牧民定居工程要以牧民需求为依据，因地制宜。目前牧民定居主要是以城镇为中心的定居模式，只是解决了部分不愿以游牧为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大多数愿意继续从事传统的游牧方式的牧民没有从定居中获得好处，针对这种情况则可实行联户定居弥补以城镇为中心定居的不足；而现在的联户经营以3-5户牧民为主，规模较小，不适合联户定居。所以在实行联户经营过程中要扩大联户规模，建立以10-20牧户为主的牧民定居社区。

其次，走特色品牌产业化道路。从图3中可以看出，特色品牌型畜牧业发展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模式。首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特色牛羊肉品种，对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品优化升级，走出本地区。目前玛曲县唯一一家有机畜产品加工企业，没有特色的品牌产品和规模化生产，导致成本过高，企业发展困难。因此，要大力发展畜产品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畜产品品牌；其次，畜牧业向相关产业或行业渗透。欧拉羊肉高蛋白质、低脂肪、低胆固醇，肉质细嫩可口的优点，并借鉴内蒙古“草原兴发”和“小肥羊”品牌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走品牌化和产业道路，同时加强产品品牌宣传；建立专业化营销组织，产品统一销售，即使是单纯销售牲畜也要利用高原天然草场的资源优势—纯天然、无公害、无污染，提升产品的价值。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23751

26095

28700

32609

37201

42750

48500

54849

68714

畜牧业产值

10856.67

10125

10750

10818

11401

12433

13335

15757

23501

占比例 %

45.71

40.34

39.57

35.45

32.35

30.36

32.73

34.09

41.78

产品深加

工

因此，玛曲高原生态旅游发展要抓住我国城乡旅游需求旺盛有利时机，紧紧围绕打造甘南“香巴拉”旅游品牌，重点突出民族特色、生态特色和历史文化特色。同时加强对“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王发祥地”、“亚洲一号天然草原”等特色旅游品牌的宣传推广和营销，发展高原生态文化游、玛曲湿地游和民族风情游等特色旅游。

5.结论

畜牧业是高寒牧区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高寒牧区经济发展中处于主要地位。而高寒牧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成为关注重点。因此，要充分认识目前原料型畜牧业发展模式的弊端，通过经济转型从根本上解决草场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畜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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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1篇

自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简称IFOAM)成立以来，很多国家兴起了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热潮。生态畜牧业(EcologicalAnimalHusbandry)是指运用生态位原理、食物链原理和物质再生原理，将畜牧业与生态经济进行有机结合，以资源高效转化、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畜牧业发展方式［1］。生态畜牧业是迄今为止畜牧业发展的最高层次，也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鉴于此，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生态畜牧业展开了相关研究。在国外，Landbau研究了生态畜牧业中动物福利(Animalwelfare)的管理，提出在发展生态畜牧业中要提高动物福利，从而实现畜牧产品的标准化和安全化生产［2］。Wilhelms详细阐述了生态畜牧业的内涵及特点。Schumacher利用BiolandAssociation的有关数据，从生产和销售两个方面研究了生态畜牧业与原始畜牧业生产的差别［3］。国内学者对生态畜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关于生态畜牧业的理论探讨［4－6］。2)各地区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7－10］。3)生态畜牧业的相关领域研究［11－13］。综合而言，目前关于生态畜牧业的研究多见于概念内涵、发展目标、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定性分析，相关的定量分析较为缺乏，特别是对牧业经营者的认知、态度、动机、行为等方面的定量分析更为少见。文中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基于产业链管理的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发展研究"项目为平台，对甘肃省部分农牧区的576个牧户进行实地调查，定量分析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甘肃省的生态畜牧业良性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甘肃省是我国的五大牧区之一，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以甘肃省为例分析农牧区牧户(文中的“牧户”指广义的畜牧养殖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理论框架 1．1模型选择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会受到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其中内因是主导因素，外因是辅助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可将影响牧户对生态畜牧业认知的因素分为三类:一是户主个人特征(A)，二是家庭畜牧业生产经营状况(B)，三是外部影响因素(C)。计量分析模型可以表示为:Pj=f(Aj+Bj+Cj)+Εεj(1)式中:Pj代表牧户对生态畜牧业是否认知，f(•)为函数，εj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无法观察到的其他影响因素。文中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解释变量也大多为虚拟变量或非连续变量，因此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回归模型的形式为:式中:Pj代表牧户对生态畜牧业认知的概率，α为常数项，βn为待估计系数，xnj为解释变量。 1．2变量说明及假设文中基于甘肃省畜牧业发展现状，综合分析牧户行为，归纳出影响牧户对生态畜牧业认知的潜在因素［14］(表1)。并提出如下假定:1)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受到户主个体特征影响，如户主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一般来讲，年龄较小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户主认知程度更高。2)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受到家庭畜牧业生产经营情况影响，如饲养规模、专业化程度、畜牧良种使用情况、畜产品商品化比例、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和畜禽排泄物处理情况。一般来讲，饲养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畜牧良种使用率较高、畜产品商品化比例较高、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较高和畜禽排泄物处理比较合理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更高。3)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如当地生态情况、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和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宣传情况。一般来讲，在政府技术推广越大、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力度越强、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宣传力度越大的地区，该区域内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更高;当地生态情况对牧户认知的影响方向暂时无法确定。 2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文中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甘肃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于产业链管理的甘肃省特色农产品发展研究"的部分实地调查资料。生态畜牧业是一种复杂的生态经济活动，根据生态畜牧业的结构不同，主要分为牧区生态畜牧业、农区生态畜牧业、城郊生态畜牧业和山区生态畜牧业四种类型［15－16］。调查对象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根据生态畜牧业的结构标准，结合甘肃省各地区实地情况，选取了甘肃省安定区、康乐县、宁县、肃南县、永昌县等五个县区为样本点。在调查过程中，共向经营畜牧业的牧户发放问卷600份，收回有效问卷576份，问卷有效率达96%(表2)。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整理发现(表3)，生态脆弱地区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较低，仅有36．27%的牧户对生态畜牧业有一定认识;被访户主的平均年龄为48．25岁，且一般从事畜牧业经营的时间较长;大部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介于小学和初中之间;牧户饲养规模不大，平均为9．35头左右;大部分牧户采用舍饲的方式经营，专业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牧户能够经常使用优良畜种繁殖;样本牧户的畜牧业产品80%以上都用于销售;样本牧户畜牧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40%左右;大部分牧户的畜禽排泄物经过简单发酵处理，主要用于种植业肥料;大部分样本区域的生态情况较差;大部分基层政府推广技术的频率介于偶尔和经常之间;政府对动物疫病和药物残留的监测力度较弱;大部分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力度一般。 3模型估计过程及结果分析在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应该对解释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观察所选择的解释变量在统计意义上是否合理，同时进行拟合优度检验，以观测实际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异情况。 3．1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拟合优度检验在研究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中，首先以户主年龄为因变量，其他11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4)。然后依次以其他11个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过程类似，此处不再赘述。多重共线性的衡量指标主要有Tolerance和VIF。一般来说，Tolerance在(0－1)之间取值，Tolerance的值越大，代表变量之间的独立性越强;此外，当VIF＜10时，便可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综合Tolerance和VIF的指标值，文中认为12个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在统计意义上变量的选定比较合理。在牧户认知模型中，Omnibus检验的卡方值为15．367，非常显著;HosmerandLemeshow检验的P值为大于0．05，也通过检验，模型拟合的较好。#p#分页标题#e# 3．2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3．2．1估计结果利用SPSS16．0软件，选择Enter方法对牧户认知模型进行Logistic回归。表5列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包括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Wald值和显著水平。 3．2．2结果分析表5列出了Logistic回归的分析结果，其中"专业化程度"、"畜牧良种使用情况"、"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政府对生态畜牧业宣传情况"和"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识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牧户的专业化程度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随着科技时代的到来，牧户要不断地提高专业化养殖水平，就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主动地学习、积累专业化、科学化养殖相关知识，而生态畜牧业作为畜牧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必然随着牧户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被更多畜牧业养殖户所认知。 (2)畜牧良种使用情况对农户认知生态畜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畜牧业的核心是采用高新科学技术促进畜牧业资源循环、高效地转化。而培育优良畜禽品种，降低能源消耗，加快畜禽生长速度，提高饲料转换率，更是核心中的核心，伴随着牧户使用畜牧良种的比例的不断提高，科学生产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其潜移默化的提高了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 (3)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对农户认知生态畜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5%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伴随着政策导向及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畜牧业始终稳固其在农业中仅次于种植业的生产部门，并且因其附加值高、相对较短的生产周期、生产灵活等特点，越来越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户生活水平的重要力量。随着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的不断提高，如何科学、合理的发展畜牧生产越来越受到广大农户重视。 (4)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情况、政府的技术推广情况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和相关的技术推广力度越大，牧户认知生态畜牧业的概率也越高。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牧户获取生态畜牧业的信息渠道较窄，大部分牧户的自学能力相对较差，但是又对发展生产畜牧业有着强烈的意愿。此时需要基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宣传生态畜牧业的相关知识，正确引导牧户由传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发展的过渡，同时为牧户提供持续优质的技术服务，这不但能够增强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更能够提高牧户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热情。 (5)政府对疫病与药物残留的监管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在5%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政府加强对畜禽疫病和药物残留的监管力度，能够增强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激励和约束手段，在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和技术推广方面给予牧户较大的扶持，同时对牧户的生产进行较为严格的监管，这不但能提高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更能保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 4结论与讨论文中基于对生态脆弱地区牧户的实地调查，通过建立Logistic计量经济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视角下牧户经济行为现状及影响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较低，同时政府对生态畜牧业的宣传情况、政府技术推广情况、政府对疫病和药物残留的监管情况、牧户的专业化程度、牧户使用畜牧良种情况、畜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对牧户的生态畜牧业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要提高生态脆弱地区牧户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进而将认知转化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行为，需要有关部门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各级政府要加强生态畜牧业的宣传，增强广大农牧民生态畜牧业意识。生态畜牧业是从可持续发展和畜牧业自身特点的角度出发，将生态平衡和畜牧业发展有机结合的新型畜牧业。目前。许多农牧民对生态畜牧业的认知程度还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进程。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广泛深入地开展生态畜牧业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农牧民从根本上认识到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优势，自觉地投入到生态畜牧业的建设之中，形成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畜牧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生态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当前，现有的畜牧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严重影响着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因此要大力加强畜牧业保障体系建设。具体如:加强优良畜禽品种的研发、推广力度;加快完善动物疫病特别是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技术体系，推广畜产品安全加工技术体系，建立健全畜产品生产的标准体系和质量检测体系。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2篇

一、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

2008年，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做出建设生态畜牧业的战略决策，海西州天峻县梅陇村是试点村之一。自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以来，州委、州政府高度重颜顺新视，成功探索出了“以草场承包经营权和牲畜人股，实行股份制经营的“梅陇模式”。2010年，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由试点、示范转向全面推广，全州各地生态畜牧业建设工作在推行“梅陇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机制，并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使生态畜牧业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海西州为贯彻生态立州战略，将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作为一个建设目标和重要举措。2010年以来，全州在所辖5个市县各选择一个村开展以牲畜和草场八股方式组建股份制合作社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畜牧业示范村建设。截至2010年11月10日，5个示范村共有261户牧民加入了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入社率达到79.8％：人股可利用草场116.55万亩，八股率70％；八股牲畜6.72万头(只)，八股率66％。同时，在全州选择64个牧业村作为生态畜牧业建设启动村，组建了64个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八社牧户达到3535户，人社率达到78.9％，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制定了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方案，为2011年完成牲畜和草场作价八股奠定了基础。

(一)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较好地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随着畜产品买方市场和畜牧业大生产、大流通格局的形成，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由于规模过小，信息不灵，科技水平不高，其产品生产的数量、品种、质量很难适应大市场的变化，造成畜产品卖难、牧民增收难和畜牧业发展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使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而且能准确把握、捕捉市场信息，能综合大家的智慧，有效地解决牧民养什么、怎么养、卖给谁的困惑，从而带领牧民进入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更加简单、方便地将牧民的生产与市场的最终需求对接起来。

(二)降低畜牧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首先，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使畜牧业生产形成专业区域，能有效地推动规模经营，提高畜牧业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产业化程度。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促进了畜产品向专业化发展，专业化生产降低了畜产品单位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其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方便、快捷、有效地推广科技良种，提高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再次，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购进生产资料，实行批量购进，杜绝了假冒伪劣，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销售产品，降低单个牧民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还可以较好地避免在市场低谷期因牧民分散经营而导致的过度竞争。另外，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依靠集体的力量、规模的优势，增强谈判地位，提高牧民的竞争意识。一方面，在市场发生波动时，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个生产经营组织，能有效阻止加工和销售企业压级压价损害牧民利益。另一方面，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统一组织批量出售产品，能取得价格上的优势。同时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搞运销、屠宰、加工保鲜，内部有了分工，使牧民不仅能取得饲养环节中的利益，还能获得流通、加工环节中的利益，增加收入。更主要的是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介入流通、加工领域，让牧民从第一产业进入二、三产业，有利于进一步活跃牧区经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畜牧业的比较效益。

(三)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指导畜牧业生产。现行畜牧业管理体制僵化，政府与牧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中介组织是我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牧民要适应畜牧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就要进一步进行组织创新，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联结起来。畜牧业产品流通体制的创新，畜牧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将推动各级政府领导方式的变革，改变主要依靠行政推动的被动局面。政府可以依靠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载体”，把畜牧业发展的指导性意向、各种信息、新品种、新技术等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建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牧民联合起来，为政府调控和指导畜牧业及牧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中介，政府可以通过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牧民生产经营，把政府的产业政策落到实处，使生产与市场需求得到有效衔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利用牧民自己的经济组织指导畜牧业生产，比单纯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指导更容易为牧民群众所接受。同时，牧民通过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把自己的愿望、要求和牧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反馈给政府，合作经济组织不仅为牧民走向市场架起了桥梁，也为政府与牧民的沟通提供了新的渠道。实践表明，大力支持和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其不断发展壮大，政府才能更好地指导畜牧业和牧区经济发展。

(四)有利于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收入。近几年海西州牧民收八增长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返贫的现象，原因是草场有限，若要想增收就得增加牲畜，而增加牲畜，草场负担过重，就会导致退化，无法可持续发展。牧民想增收没有任何途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强烈地渴望能有一个真正为牧民服务的组织帮助他们。而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把单个分散的牧民组织起来，较好地保护牧民的利益，提高牧民的收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在牧民自己建立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合作组织中，实行分户生产，合作加工，牧民既是畜产品的生产者，又是加工、销售企业的主人，形成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从而保证畜产品附加值能够返还于牧民。(2)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除了为牧户提供加工、销售服务外，还可以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聚集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甚至消费资金投入生产，这就有利于利用互助合作的力量扩大生产和抵御灾害，减低风险。(3)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对内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可以享受国家的某些优惠政

策，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牧业比较效益。(4)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在自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经济法人，合作经济组织办加工、销售企业，一方面有利于吸收牧民手里的闲散资金，消化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牧民由于是合作社的主人，更容易做到从实际出发，防止“刮风”和产业猛烈扩张，从而降低成本，规避风险，而且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及时把牧民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向有关方面反映，代表牧民争取自身利益，如财政、信贷投入政策向牧业和牧户倾斜等。

(五)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牧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牧区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一部分经营能力较强、条件较好的牧民率先致富。但许多牧民或因经营能力差，或因条件限制等种种原因，收入增长缓慢。不同地区、不同牧户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人多草地少、牧户经营规模狭小、牧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等情况，决定了我们要实现牧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把牧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从资金、技术、信息、销售渠道等多方面给予贫困的成员以帮助，带领他们更快地脱贫致富。合作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地促进牧区二、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牧民的就业门路和资源占有量，提高牧民的整体收入水平，从而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二、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园分析

(一)缺乏高度的认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没有将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摆上应有的位置。如有许多人仍对合作化运动记忆犹新，“谈合色变”，心有余悸，把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以往的“合作化”“大锅饭”混淆；有的认为，提高牧民的组织化程度很重要，但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否担当这个重任持有疑虑：有的人对目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认识上和理解上的误区，主要表现是“自发论”。认识上的原因，导致了领导上的无力，制约了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够宽松，内部运行不健垒、不规范。由于认识模糊，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总结，对合作经济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管理、组织等搞不清。一些地方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兴办、起名、运营、解散等方面比较随意，许多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规范章程，宗旨模糊，职责不清，加之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制度不完善，民主氛围不够，致使组织内部缺乏活力。

(三)会员的综合素质不高，人才缺乏。一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发起人和带头人大多数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较弱，缺乏一些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较强的符合型人才。因此，造成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现代畜牧业技术、生物技术、新品种的应用以及种、养、加工模式缺乏，从而导致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事事依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和发展。

建立与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海西州牧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合作经济制度的构建需要必要的条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从目前来看，在海西州建立生态畜牧业台作经济组织还有一些制约因素，诸如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牧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低、民主意识浅、经营管理能力弱；畜牧业发展集约化程度低，规模效益不高：牛羊肉加工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高端畜产品开发滞后、品牌建设不强，牦牛、绒山羊等畜牧业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发展不能有效带动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单一，解决劳动力转移就业难度较大：部分地区干部群众对建设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到位，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没有形成各级政府合力推进的局面；一些群众对发展生态畜牧业台作组织理解不深，合作经济组织的职能作用发挥不充分等等，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发展和完善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宣传、教育，为进一步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一、要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形式在全州搞好宣传活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工具，利用黑板报、村民会议等传统方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广大牧民群众宣传正确的合作思想，帮助他们逐步清除对合作经济的种种误解，在此基础上树立正确的合作观，打消他们的‘恐合’心理，提高他们的合作积极性。在所有可以利用的宣传方法和途径中，尤其要重视典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作用，这种以感性认识为主的宣传对牧民的合作意识的刺激往往是最深刻的，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宣传来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成员是牧民，牧民群众只有在真正了解其组织的基本功能与作用的基础上，才能积极行动起来，对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区域性较强、与外界联系较少的牧民来讲，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方式，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合作经济组织既不是原有的集体经济的复归，也不是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否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自主自治的经济合作组织，是提高畜牧业产业市场竞争力，维护牧民合法利益的组织，从而唤起牧民的合作意识，培植合作经济组织的群众基础。

第二、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牧民群众的合作素质。要把对牧民和牧区基层干部进行合作经济理论的宣传教育培训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合作教育与培训体系，提高牧民群众特别是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实际管理者的合作水平，在此基础上对各市、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合作组织的负责人以及牧户成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这样，既培养了一些有合作思想、懂得如何指导合作组织发展的领导干部，又培养了一批具体管理合作组织的负责人和参与合作组织的牧民群众。通过培训骨干，使他们能够掌握发展合作经济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具体操作方法，把少数牧民的自发行为转变为广大牧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知道怎样利用合作经济组织，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规避市场的风险，争取更多的利益。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提高牧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合作意识，使他们真正感受和体会到合作制度给家庭经营带来的益处，调动牧民参与和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第三、加强合作理论研究。从实际出发探索符合海西州州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学习和研究西方合作理论与实践，弄清现代西方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机制、特点、趋势等基本问题，掌握现代合作经济的一般性理论，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奠定

理论基础：总结我国其他省份和地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为促进海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以西方合作理论为指导，借鉴我国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经验，结合具体实际，构筑符合海西州实际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形成具有青藏高原特色的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模式。

(二)地方领导要非常关注和重视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发挥政府的优势，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现阶段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必须坚持把充分调动、发挥牧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同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宣传优势结合起来，加强对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政府要把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创新，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尤其是在海西州情背景下，一项改革措施能否取得成功，各级领导的认识和重视非常重要，尽管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牧民是主体，但并不意味着合作经济事业仅仅是牧民自己的事情，合作组织是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中都能起到作用，并在很多方面配合政府相关政策的实施。所以，关心和支持合作事业的发展，政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应成为共识，特别是在合作社开创时期，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更为关键。总之，要把政府部门对合作经济组织自上而下的扶持指导与合作经济组织本身自下而上的发展规范有机的结合起来。政府部门的领导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合作经济的根本原则，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海西州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抓好试点示范，总结推广成功经验。实践证明，扶持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先抓典型，开展试点示范，然后在巩固试点成果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稳步地、一批一批地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这样做，既使广大牧民亲自体验或亲自看到参加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好处，从而调动更多牧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使政府部门领导在实践中掌握指导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然后再去指导实践，同时还可增加对有意兴办或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吸引力。需要指出的是，在试点、推广经验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强迫，要以总结和宣传经验为重心。让牧民自觉地去接受这个新事物，自愿地选择各种发展类型，这样才最有生命力。政府部门必须搞好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试点示范推广工作，广大牧民虽然有渴望组织起来的需求，但是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行动能力，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帮助，各地政府可以在产业基础良好，畜牧业经营专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总结经验，树立典型，为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提供有普遍意义，可以借鉴推广的做法。

(四)大力培养合作经济组织的带头人。根据海西州的实际情况，推进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坚持“政府支持，能人领导，牧民参与”的基本原则。在牧民群众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形式下，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领导成员的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直接决定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平时人们所谈的“能人效应”。组织的领导成员素质影响到普通成员的观念与态度，影响到普通成员对领导成员的认可与回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合作经济组织的凝聚力。培养具有奉献精神又有合作才能的合作企业家，对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大力支持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坚持‘能人’领导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技术路线。国际台作运动的成功经验表明，弱者自我难以联合起来，弱者需要精英强者的带动，这些社会精英是由热心于合作事业的有志人士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能力与合作组织领导者的道德素质与技术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牧区，有不少为牧区共同发展，牧民共同富裕而献身的人，有许多能够将个人的利益寓于摄取整体利益之中，以求共同发展的人。他们不仅有高尚的道德，能热心为农牧民服务，而且还懂经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这些有专业经营管理经验，在群众中有威望，得到广大牧民认可的‘能人’，能带领牧民创建形式多样的合作经济组织。因此，要发展和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具有献身精神，能带领牧民共同致富的牧区‘能人’，鼓励、引导、扶持他们领办各类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五)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在组织制度方面，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方式要灵活多样，经营的原则要内外有别，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对外同样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在风险保障制度方面，可以通过设立风险基金、制定保护价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提高社员抗御风险的能力；在民主监督制度方面，社员有权对董事会、经理人实行开放式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在利益分配制度方面，台作经济组织的利润实行按交易额分配和按股金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注重一次返利；在集体积累制度方面，合作经济组织所创收益要按比例提取公共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或提供各项服务。敢于采用现代管理方式，大胆引进技术，充分利用连锁、配送和电子商务等现代经营方式，开展联合经营和集团经营，发挥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和经营制度优势。生态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应该通过相互参股和联合等方式，积极开展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特别是与大型流通企业的合作，利用现代经营手段，构筑自己的销售和服务网络体系。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3篇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目前，畜牧业不仅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阶段，而且处在新农村建设论文联盟的大背景之中，曾经支持畜牧业发展的一些社会经济因素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的畜产品供需结构矛盾及畜牧资源需求的浪费矛盾日益突出，由此规范了规模了养殖业的规模与发展的限度，尤其是使一些依粮型的养殖项目受到相对制约，无论其饲养和商品量都无法满足畜产品市场日益扩大的需要，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我认为，进一步调整畜牧业内部结构，提高有限饲草资源的效能，大力发展节粮高效的草食家畜，是实现传统畜牧业向商品畜牧业过渡的重大战略转移，是畜牧业体制改革的一场革命，同时也是畜牧业的内涵潜力所在。

一、草食家畜发展的必然性

草食家畜是以植物性青粗饲料为主要日粮的一类动物，包括牛、羊、兔等，在养殖业内部结构中有相当比例，如2010年，草食家畜占我县畜禽总饲养量的36%，其发展势头将进一步增强，这是由社会、经济、自然及其自身的特点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草食家畜在畜牧业中具有较高的商品属性和制约因素少等特点，养牛、养羊、养兔都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门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其次，在现阶段以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饲料粮紧缺将成为严重制约畜牧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大力发展不与人和依粮型养殖业争粮、争地的草食家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是摆脱饲料紧缺这一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

第三，从保障肉食市场均衡供应来看，单靠猪肉支撑难为长久之计，只有广开肉路，大力发展多肉、少脂的牛、羊等草食家畜，为人民提供营养丰富的瘦肉和奶类，才能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第四，农作物生产发展需要草食家畜为其提供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因为有机肥料具有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协调土壤水肥气热状态、蓄水保水能力，促进粮食的增产丰收的生态效益。

第五，轻防、医疗、食品、外贸等行业需要草食家畜为其提供大量的原料和丰富的货源，肉、毛、皮、绒、脂、肠衣都是目前国内外市场的抢手货，是当今世界性的紧俏物资，价格逐年上涨，为国家出口创汇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草食家畜的可行性

大力发展草食家畜，是符合我县现阶段畜牧自然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草食家畜以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已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农民的高度重视，成为农村养殖业中又一“热点”，本文以我县为例，对发展草食家畜的可行性作一阐述。

1.资源条件

牧坡饲草是发展草食家畜的先决条件，我县有天然牧坡草地达69万余亩，人工草地3万亩，还有大量的农作物秸秆，三种饲草资源可产饲草2.5亿公斤，这些饲草除去现有大牲畜、羊、兔约4000~6000万公斤外，还有1.6亿公斤饲草，年复一年的白白浪费和荒废，有待于扩大开发，充分发挥其效能，这部分未被利用的资源，粗略计算，可养羊8万余只，或养牛3万余头，如果在用一些现代科学实用技术，如牧坡改良技术、秸秆青贮、氨化技术、草粉加工技术等，栽畜量还会大幅度提高，由此看来，饲草资源还有一定的潜力可挖。、

2.社会条件

养牛、养羊、养兔都是广大农村的传统养殖项目，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全县养牛户均2头以上的乡有一个，户均一头牛的有三个乡镇，还有许多户均十头以上的，如车城的天申院张铁礼，中垛、文城、柏山寺等乡均有，羊群生产经过较大调整后，经济羊种明显增加，存栏增长幅度加快，上年末存栏羊3万余只，但仍没有达到历史最高的水平，这也说明吉县发展养羊业的潜力还很大，在草食家畜存栏与商品同步增加的同时，在品种上也有明显改善，全县现有草食家畜优良品种10余种，品种的优良化，不仅提高了畜群质量，而且成为增加畜牧业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3.技术条件

有着比较健全的家畜繁育体系、饲草饲料体系、防疫灭病体系和加工销售体系，可为养牛、养羊、养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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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

三、发展草食家畜的效益分析

发展草食家畜是一条投资少、风险小、周转快、效益高的农民致富门路，在近几年的畜牧业发展实践中，已得到证实，下面我们通过几个典型事例对发展草食家畜的效益作一分析：

先以我县发展养羊业为例，我县的养羊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最高存栏达到过12万多只，但由于多年沿袭的传统养殖方式的影响，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养羊业长期是“毛不过斤，绒不过两”的低生产水平，加之农村经济管理体制不合理，养羊就是养羊，不是进行商品生产，诸多因素构成养羊业压栏重、商品量小、经济效益低的畸形发展状态，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羊产品价格的放开，各级政府的重视，优良养种的引进和品种改良，养羊业得到稳步、协调发展，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在发展养羊业的过程中，我们坚持以改良求发展，以改良求效益，以改良求致富，在政策上鼓励，资金上扶持，使全县存栏羊由过去1万余只发展到现在的3万只，增长了3倍多，其中纯种绒山羊280只，绒改羊2528只，2010年全年出栏6000余只，出售绒900公斤，羊毛1800公斤，总收入达400余万元，占畜牧业全年总收入的20%，另外还有一笔未算的账，那就是肥料账，这也是一批可观的收入。

养羊能致富，那么，养其它草食家畜如何呢？吉昌镇社悉村农民郝小东2010年养兔6000余只，纯收入2.7万元。在养牛上，群众收入也相当可观，2010年全县出栏牛3138头，总收入1800万余元，占畜牧业总收入的35%。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展草食家畜的经济效益是十分可观的，已成为一些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相信，草食家畜将在今后相当时期的畜牧业商品生产中起主导作用，并将成为养殖业的骨干产业，影响和带动整个畜牧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发展草食家畜的战略目标

发展草食家畜的近论文联盟期战略目标：“以科技进步为手段，努力提高对现有资源的开发度和利用度，实现我县畜牧业由依粮型向节粮型的战略转移”。

五、发展草食家畜的实施措施

1.由于山区县农民经济基础差，无法启动产业，因而采取政府贴息，群众小额贷款的方式，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

2.积极争取国家退耕还林后续产业项目，建设规范的舍饲圈舍，转变生产方式。

3.有计划的、科学的采取自然牧坡轮牧，对于“封山禁牧”不要搞一刀切，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和草坡退化。

4.大力开展饲草科学化处理，如颗粒饲料、草粉、氨化、青贮等。

5.大力发展人工种草，采取谁种、谁管、谁用的政策，开发新的草资源。

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畜牧业；循环经济；机制

2003年黑龙江省首次提出用“主辅换位”的思想来大力发展畜牧业，并采取了“一拨、两免、两奖、四补、两承担”等政策鼓励发展畜牧业。近几年来，黑龙江省的畜牧业取得很大的发展，2009年黑龙江省畜牧业总产值约870亿元，同比增长9.2%；奶牛存栏248万头，同比增长11.8%。但是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壮大，畜禽排泄物也逐渐增多。并且由于种植业中化肥的广泛使用，使得畜牧业与种植业严重脱节，大量的畜禽粪便没有得到合理利用，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同时还导致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

笔者发现国内大量文献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较为笼统，并没有根据不同领域的具体特点进行区别研究。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基于畜牧业自身的特点及畜牧业循环经济与传统畜牧业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循环经济在发展过程会给人类带来大量的外部效应，但是推广的进程却不是很顺利。通过分析得出畜牧业循环经济在推广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针对存在的阻碍因素提出建立相应的机制，来促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在黑龙江省的推广。

一、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外部经济

畜牧业循环经济就是从持续农业的角度和畜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循环经济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学及系统工程学理论等进行的畜牧业生产活动，按照生态系统内部物种共生、物质循环、能量多层次利用的生物链原理，以畜牧业资源消耗最小化，畜牧业污染排放最小化与畜牧业废弃物利用最大化为原则，达到畜牧业养殖环境的控制、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畜牧业粪便循环利用的目的。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是“资源-畜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的物质闭循环的流向形式。

外部性可以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或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产生。外部性可以是负的一方的行动使得另一方付出代价，也可以是正的一方的行动使另一方受益。但这一行动并未在市场价格中得到体现。

（一）经济收益的外部经济

畜牧业循环经济在发展中由传统“资源―产品―废弃物”的模式转变为“资源―畜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循环利用模式，由高耗能、低效率模式转变为低耗能、高效率模式，使家畜产生的粪便等废弃物得到合理利用，并且再生资源在重新利用过程中实现了总体经济效益的增加。

（二）生态效益的外部经济

我国传统的畜禽养殖在发展过程中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如牛粪中的化学污染物COD对水体的污染，粪便在不合理的堆积过程中产生恶臭气体对空气的污染等。畜牧业循环经济是一种“变废为宝”的循环模式，产生的污染物在循环技术的处理下可以相应地减少或消除，一方面有利于我国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缓解了生态系统的压力。

（三）社会效益的外部经济

构建畜禽养殖循环链条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是从长期来看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带来环境改善、经济收益，还会提高居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增加“变废为宝”、“循环利用”的思想意识，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而国家也可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利用，并且降低了国家对环保的资金投入。

二、阻碍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

投资者在选择畜牧业发展模式前，理性的经济人会比较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与发展传统畜牧业的初始投入，考虑到发展畜牧业循环经济成本＞传统畜牧业经济成本，一部分投资者会放弃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另一部分在初期选择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的投资者，当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经济投入＜非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经济投入时，这部分人也会放弃选择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

值得注意的是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社会效益＞＞传统畜牧业的社会效益，但是发展畜牧业的投资者很少关心或并不关心这部分社会效益，使得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相对于传统畜牧业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传统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见图1），因此如何使循环经济的社会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并且尽量在初期减少畜牧业循环经济的经济投入是加快畜牧业循环经济推广、发展的主要途径。

三、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一）促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

由于经济学中体现价值的是指参与生产和交换体系的产品物料，那么如空气、水等未参与到交换环节的外部环境是没有价值的，而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的外部经济效益＞＞传统畜牧业的外部效益。

因此，在畜牧业循环经济推广发展中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降低采用传统技术发展畜牧业的实际收益，并且增加采用循环经济技术发展畜牧业相关人员的实际经济收益；二是使畜牧业循环经济外部的社会效益转化为投资者的内部经济收益。这两方面从内部增加了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投资者的收益，从而推动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需要采取相应的动力机制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1.内部经济拉动机制

加强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内部动力，政府给予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的养殖者一定的现金补贴或直接进行投资，可以减少或免除畜牧业循环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初始化投资，从而有利于使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养殖者实现较短时间周期内的成本回收。对于利用畜禽粪便进行加工制造有机肥的企业，应尽量降低进入门槛，并且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发展好的企业提供奖励政策。最终目的是使选择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的投资者收入大于传统畜牧业投资者的经济收入，有利于增加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投资者的积极性。

2.外部需求推动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是基于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现实国情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所做出的惟一理性、正确的选择，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涉及到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需要政府、企业、个人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因此，针对畜牧业循环经济，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成员对循环经济产生的社会效益、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和资源产生的外部效益的认识；倡导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一种支持、参与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利用循环技术生产的畜产品、农产品和有机肥等商品增加产品标识，使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畜产品与采用循环经济技术生产的畜产品在销售过程中得到分离，采用循环技术生产的畜产品的需求量增多，产品的销售量增加，从而增加生产者的积极性。

3.技术进步推动机制

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针对不同的畜种形成了不同的畜牧业循环技术。如福建省现在较成熟的圣农模式、光华模式、天怡模式、鑫鑫模式等。不同模式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养殖户根据所在地的条件选择。但目前成熟的循环经济技术大多适合大规模养殖，黑龙江省养殖仍存在较大比例的散户养殖。因此，黑龙江省各地方应针对当地不同的养殖规模、养殖类型来因地制宜的发展和宣传不同循环经济类型，并且鼓励和发展新型适合当地的循环经济技术。

畜牧业循环经济的技术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地、长期地投入高额资金，而技术发展的科研经费需要政府长期投入。政府要对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高度重视，对发展循环经济技术应提供科研费用，并对科研成果给予适当奖励，有利于提高研发畜牧业循环经济技术的积极性。

（二）促进畜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约束机制

由于我国还没有出台关于畜禽粪便产生的废弃物污染损害的补偿费用，所以现如今畜禽污染物的排放是无偿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畜禽养殖数量的增多会导致经济收入的增多，但是也会导致畜禽粪便排泄量的增加。排泄物的增加致使环境恶化和损害等问题发生，传统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导致了外部不经济。

1.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近年来也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以《水污染防治法》为例，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中，并没有对排放污染物的具体数量进行严格规定，并且在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中，只作了较为宽泛的规定，没有起到实质上的约束作用。

因此，我国应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具体规定污染物排放量和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具体惩治措施，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纠。从根本上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传统思想观念，加大对随意排放畜禽产生污染物个体和企业的违法惩治，增大采用传统技术发展畜牧业的养殖者及生产加工企业的税收力度，对于采用循环技术发展畜牧业的加工及生产企业，提供绿色税收政策，尽量减少或免除税收。

2.加强相关部门的监管

黑龙江省的畜禽养殖仍有一部分是散户养殖，针对散户分布相对分散的特点，可以利用农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监管。首先，应在农民中宣传畜牧业循环经济的基本原理，会给农民自身及国家带来哪些利益。其次，进一步宣传国家对采用畜牧业循环经济的个体农户给予的补贴政策，并且会给农民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最后，针对规模化的畜牧业养殖场，由监管部门直接监管，对发展传统畜牧业的企业相关部门提供帮助和一定的技术指导，对不发展循环经济企业可以降低退出门槛，鼓励退出，对于有发展循环经济意愿的小企业降低进入门槛，鼓励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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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发展论文范文第1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