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科定义范文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约瑟夫·阿伽西，科学观，科学主义，相对主义，全球政治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1927年5月7日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951年在以色列研究物理学，后移居伦敦，成为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并于1953～1960年担任他的助手，后来加入伦敦经济学学派，转任香港、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等各地的学术岗位。2003年出版的《科学与文化》（Science and Cultur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一书是约瑟夫·阿伽西最新出版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由1969～1999年业已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从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五个方面全面阐释和集中体现了阿伽西学术高峰时期的主要思想。本文以此著作为读本，尝试对阿伽西的科学观作简单概括。（因为引文出自同一本书，故直接在后面以括号注明页码。）

基本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阿伽西在绪论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主旨是，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First 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是最富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系统地理解事物和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韧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Abstract.ⅶ）因此偏执地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古典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他指出，“科学不等于确定性。只要人们还是把科学看作是确定的知识，那么就等于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环境施加于人类行为的各种限制的约束。”（First Introduction，ⅹⅸ）20世纪之初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将科学看作是确定的或十分确实的知识的观念。认识到科学具有可错性使人们对理性大失所望。阿伽西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些错误，特别是一些伟大的科学理论都生动有趣和让人振奋。否则科学不会存在如此多的缺陷还这样富有成果和价值。这是主导本书的基本思路。阿伽西因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认为完全真理或确定性两者都是无法实现的，作为绝对知识、甚至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科学的理想十分天真。他认为，科学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科学是可错的。

正如R．S．科恩在《序》中所言，“《科学与文化》一书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玩弄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Foreword，Ⅺ-Ⅻ） 阿伽西认为是社会学传统分离了科学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大约在1900年弗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对社区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文明进行了区分，把科学贬低为没有道德价值的小玩意。接着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说，即科学与人文。阿伽西赞同斯诺的观点，认为除了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以外，科学文化还与人文文化相平行，但是与斯诺不同的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分界。

阿伽西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孤立的图景可能歪曲图景本身，从而导致混乱，产生误导作用。孤立地看待科学会导致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或者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具有理智重要性的唯一部分。这对文化总体，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危害性的影响。因此，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密切和持久的相互作用，而且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映射彼此的特征。科学缘于不同的理由而显示出重要性，并且都持之有据。科学极其有用，也极有趣味，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许多原来被人们错误地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事物。“文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与科学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即使最稳定的部分也不能例外，诸如宗教。面对事实你难以迷信盲从。科学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让我们保持批判的态度。”（First Introduction，ⅹⅹⅰ）由是认为文化史根本无需关注科学，或者科学的背景情境与理解科学的内在逻辑没有关联，这都是错误的。

阿伽西批判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是纯粹客观的，完全无私的，除了通过事物的经济面之外完全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毫无联系”（310）。他反对人们将科学与艺术直接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有趣的内容。人们之所以希望科学与艺术尽可能以严格的方式保持分裂状态，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旦艺术染指科学，科学就立刻丧失了它的客观性要求；同样，一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睿智起来，它就丧失了追求美的权利。（309）阿伽西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个领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借用一个成就或一项技巧，科学和技术会利用艺术成果和艺术家所发现的敏感性，艺术也会运用科学方法，科学和艺术相互激励（306）。有些人认为主观愿望存在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当中，因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阿伽西指出，这个合理的观念建立在一种不合理的思想之上，即艺术只是情感，而科学只是理性，理性和情感在混合的时候必然相互抑制。

阿伽西说，无论是宣扬没有科学的社会的梦想（蒙昧主义），还是宣扬除科学外一无所有的社会的梦想（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和对整个文化来说都十分危险。“没有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用残酷的手段尽力压制科学，科学出现之后这种文化就无法幸存。没有科学的观点科学无法存在，而科学的观点与大众科学有重大的关系，而大众科学推进了人类亲缘关系的概念。人类亲缘关系推进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即使只是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饥饿，瘟疫，还有战争。这创造了我们当今的现代文化。”（391－392）既然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并且用各种途径如科学史、社会科学等打破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根本态度：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

基于其思想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阿伽西在《摘要》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

阿伽西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科学观，一种纯粹的科学内在论观点。他指出，科学主义想当然地孤立看待科学，含蓄地认为科学本身是完美无缺的，而不去考虑科学的背景情境和与文化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因此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Abstract.ⅶ） 阿伽西的观点是，科学主义貌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独裁，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将科学看作是既定的事物，而不是茁壮发展的事业。

阿伽西分析了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所在。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投射出一种绝对无可置疑的朴素的理性形象，并且用强大的威力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主义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疑难问题，并且杜绝了其他疑难问题。科学主义的危险性则在于它权威地映射了一种极其卑劣的人性形象，因为它孤立地看待人性，将人性的形象碎片化和过分扭曲，因此也扭曲了文化的形象。这是因为当我们忽视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就全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First 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主义曾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促进人们接受科学，但是科学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有害的。“科学主义寄生于科学，然而它有助于支持科学。它在传统社会让人心悦诚服，因为它有力地推动个体从迷信走向科学。但是死守科学主义就是无批判地接受当前的文化和现存科学社会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变成了家中的陌生人。”（First Introduction，ⅹⅹⅰ）

阿伽西批判科学主义的霸权和立论谬误。“无需争辩，科学主义成为了公认的观点：受过启蒙的理性的个体必须相信一切科学思想，摈弃所有的其他思想”。他表示科学主义实际上华而不实，其理论根基不稳，因为科学主义是两个庸俗的和危险的科学观念的结合，而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无法相容的。“它们就是理性信念与常规科学。理性信念理论认为，研究共同体所支持的理论是最理性的理论，因此对它们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权威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权威之上。常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范式理论把科学人描述为技术上高度能干、勤勉有加的专业研究员，遵守严格的强制纪律。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相信的东西。但这两个理论是相互冲突的：一个把信念建立在合理性上，另一个把信念建立在领导人的权威之上。”（360－361）

与此同时，阿伽西分析和批判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是在文化本土发挥作用。相对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支持地方科学，但其目的是要支持许多文化…… 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起来似乎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这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坐大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Abstract.ⅶ）他说，“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ⅷ）

阿伽西在《科学与多元论》一节中比较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浪漫反动的或传统的相对主义、一元论的进步主义（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和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126）科学主义建议遵从科学，并且只遵从科学，任何问题最多只有一个答案是合理的，其竞争者一律毫无价值。科学主义和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态度是两种古老的极端观点。科学主义要求一个给定问题只能接受一个和只有一个可证明的答案。这是不明智的。而相对主义容许存在不同的标准，只要它们不会混杂在一起，它事情没有定论，合法性是相对于时空区域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相对主义的思想容许不同的体系并驾齐驱，但是禁止它们混为一谈，禁止它们通过批判与比较而获得进步：它不允许个体反对自己的文明/文化/宗教，因此，它是不宽容的，无论它有多少善意的理由。阿伽西指出一元论进步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替代项，波普尔和库恩是其理论代表。（126－127）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简称多元论，它认为同时间出现的不同答案都可以是合理的（理性的，合理的，假定为真的），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符合当前需要的答案才是合理的。阿伽西指出，相对主义不能够称为多元论，因为多元论必定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文明/文化/宗教的社会的多样性而已。相比教而言，“一元论反对意见分歧：它要求快速地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喜欢这样的状态，一个给定的问题有不止一个合理的答案，以作为理性争论的基础，而不需要他们快速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不同于相对主义，但它同意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地方是，多元论认为一些被驳斥的答案是不合理的（甚至新的和更好的合理性标准出现以后）。多元论同意相对主义、但与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有差异的地方是，它容许存在不同的选择标准。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差异在于，一个为合理性标准划分等级，而另一个拒绝这样做。（迪昂和爱文斯-皮特卡德的不可通约理论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多元论建议为标准分级，因而区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进步主义。多元论把合理性当作是行动的一个特征（包括思虑和争论），而从不是一个信念选择的问题（贾维）。”（127）

阿伽西倡导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多元论，他认为可以把多样性作为合理争论的一种理想手段，“科学主义建立在诉诸普遍同意来排除纷争的愿望之上，而相对主义和皮浪主义则建立在诉诸思想的偏狭来排除争议的愿望之上。多元论愿意让毫无疑问的东西与有疑问的东西并驾齐驱而加入争论。”因此，阿伽西得出结论，“多元论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中最佳部分的结合。它是宽容的，因而符合相对主义的允诺，它消除了孤立性，因而符合科学主义的允诺。”（135）

最后落脚点：人类对于“太空船地球”的责任

阿伽西引用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奇妙表述“太空船地球”（Spaceship earth），指出我们目前的系统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他说，“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引入的这个太空船地球概念提供了一幅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相互依赖的鲜明影象。”（397）阿伽西认为“科学与文化相关联的最重要方式是经由科学的基本公理。这个公理是，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对一切人敞开：它没有隐秘的部分。”（389）而科学的根本开放性正是奠立在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个思想之上，传统的说法是“人类的兄弟情谊”，不过阿伽西认为“人类的亲缘关系”概念或许更为贴切。

阿伽西指出，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大科学取代了传统的科学，即小的和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的科学，但我们自此拥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人类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如何拯救人类安危和我们应当如何规避实际风险实际上却茫然无知。（375）不过，阿伽西警示道，虽然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又一点必须引以注意，“科学的灾难要求予以揭露，但不对科学带有敌意，不要恐惧。”（369）

阿伽西不无担忧地指出，当前的全球政治局势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公众意识和关注。他认为提出一些解决全球问题的地方性方案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它们能够将公众意识充分提升扩展到和变成全球性的。（397）因此，阿伽西呼吁和倡导通过公众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来引导教育运动和民主运动，鼓励个人自治，经由公众的批判讨论和有效地传播最低限度的科学文化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全面综合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教育，而这个事业的起点应当是拒绝科学主义，拒绝科学对理性具有垄断权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文化、大众民主和个人自治的结合有助于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对全球局势的概观，因为全球政治是整个人类的政治，我们必须努力让全球政治广为人知，从而促成一种民主的和科学的大众运动。（402） 参考文献：

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Cultur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A Survey of Joseph Agassi’s View of Science

Wu Xiao-yan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约瑟夫·阿伽西，科学观，科学主义，相对主义，全球政治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Agassi），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1927年5月7日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951年在以色列研究物理学，后移居伦敦，成为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并于1953～1960年担任他的助手，后来加入伦敦经济学学派，转任香港、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等各地的学术岗位。2003年出版的《科学与文化》（ScienceandCultur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3.）一书是约瑟夫·阿伽西最新出版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由1969～1999年业已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从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五个方面全面阐释和集中体现了阿伽西学术高峰时期的主要思想。本文以此著作为读本，尝试对阿伽西的科学观作简单概括。（因为引文出自同一本书，故直接在后面以括号注明页码。）

基本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阿伽西在绪论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主旨是,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First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是最富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系统地理解事物和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韧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Abstract.ⅶ）因此偏执地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古典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他指出，“科学不等于确定性。只要人们还是把科学看作是确定的知识，那么就等于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环境施加于人类行为的各种限制的约束。”（FirstIntroduction,ⅹⅸ）20世纪之初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将科学看作是确定的或十分确实的知识的观念。认识到科学具有可错性使人们对理性大失所望。阿伽西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些错误，特别是一些伟大的科学理论都生动有趣和让人振奋。否则科学不会存在如此多的缺陷还这样富有成果和价值。这是主导本书的基本思路。阿伽西因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认为完全真理或确定性两者都是无法实现的，作为绝对知识、甚至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科学的理想十分天真。他认为，科学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科学是可错的。

正如R．S．科恩在《序》中所言，“《科学与文化》一书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玩弄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Foreword,Ⅺ-Ⅻ）阿伽西认为是社会学传统分离了科学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大约在1900年弗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Tönnies）对社区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文明进行了区分，把科学贬低为没有道德价值的小玩意。接着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说，即科学与人文。阿伽西赞同斯诺的观点，认为除了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以外，科学文化还与人文文化相平行，但是与斯诺不同的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分界。

阿伽西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孤立的图景可能歪曲图景本身，从而导致混乱，产生误导作用。孤立地看待科学会导致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或者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具有理智重要性的唯一部分。这对文化总体，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危害性的影响。因此，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密切和持久的相互作用，而且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映射彼此的特征。科学缘于不同的理由而显示出重要性，并且都持之有据。科学极其有用，也极有趣味，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许多原来被人们错误地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事物。“文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与科学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即使最稳定的部分也不能例外，诸如宗教。面对事实你难以迷信盲从。科学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让我们保持批判的态度。”（FirstIntroduction，ⅹⅹⅰ）由是认为文化史根本无需关注科学，或者科学的背景情境与理解科学的内在逻辑没有关联，这都是错误的。

阿伽西批判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是纯粹客观的，完全无私的，除了通过事物的经济面之外完全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毫无联系”（310）。他反对人们将科学与艺术直接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有趣的内容。人们之所以希望科学与艺术尽可能以严格的方式保持分裂状态，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旦艺术染指科学，科学就立刻丧失了它的客观性要求；同样，一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睿智起来，它就丧失了追求美的权利。（309）阿伽西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个领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借用一个成就或一项技巧，科学和技术会利用艺术成果和艺术家所发现的敏感性，艺术也会运用科学方法，科学和艺术相互激励（306）。有些人认为主观愿望存在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当中，因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阿伽西指出，这个合理的观念建立在一种不合理的思想之上，即艺术只是情感，而科学只是理性，理性和情感在混合的时候必然相互抑制。

阿伽西说，无论是宣扬没有科学的社会的梦想（蒙昧主义），还是宣扬除科学外一无所有的社会的梦想（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和对整个文化来说都十分危险。“没有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用残酷的手段尽力压制科学，科学出现之后这种文化就无法幸存。没有科学的观点科学无法存在，而科学的观点与大众科学有重大的关系，而大众科学推进了人类亲缘关系的概念。人类亲缘关系推进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即使只是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饥饿，瘟疫，还有战争。这创造了我们当今的现代文化。”（391－392）既然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并且用各种途径如科学史、社会科学等打破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根本态度：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

基于其思想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阿伽西在《摘要》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

阿伽西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科学观，一种纯粹的科学内在论观点。他指出，科学主义想当然地孤立看待科学，含蓄地认为科学本身是完美无缺的，而不去考虑科学的背景情境和与文化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因此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Abstract.ⅶ）阿伽西的观点是，科学主义貌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独裁，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将科学看作是既定的事物，而不是茁壮发展的事业。

阿伽西分析了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所在。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投射出一种绝对无可置疑的朴素的理性形象，并且用强大的威力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主义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疑难问题，并且杜绝了其他疑难问题。科学主义的危险性则在于它权威地映射了一种极其卑劣的人性形象，因为它孤立地看待人性，将人性的形象碎片化和过分扭曲，因此也扭曲了文化的形象。这是因为当我们忽视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就全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First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主义曾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促进人们接受科学，但是科学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有害的。“科学主义寄生于科学，然而它有助于支持科学。它在传统社会让人心悦诚服，因为它有力地推动个体从迷信走向科学。但是死守科学主义就是无批判地接受当前的文化和现存科学社会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变成了家中的陌生人。”（FirstIntroduction,ⅹⅹⅰ）

阿伽西批判科学主义的霸权和立论谬误。“无需争辩，科学主义成为了公认的观点：受过启蒙的理性的个体必须相信一切科学思想，摈弃所有的其他思想”。他表示科学主义实际上华而不实，其理论根基不稳，因为科学主义是两个庸俗的和危险的科学观念的结合，而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无法相容的。“它们就是理性信念与常规科学。理性信念理论认为，研究共同体所支持的理论是最理性的理论，因此对它们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权威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权威之上。常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范式理论把科学人描述为技术上高度能干、勤勉有加的专业研究员，遵守严格的强制纪律。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相信的东西。但这两个理论是相互冲突的：一个把信念建立在合理性上，另一个把信念建立在领导人的权威之上。”（360－361）

与此同时，阿伽西分析和批判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是在文化本土发挥作用。相对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支持地方科学，但其目的是要支持许多文化……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起来似乎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这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坐大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Abstract.ⅶ）他说，“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ⅷ）

阿伽西在《科学与多元论》一节中比较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浪漫反动的或传统的相对主义、一元论的进步主义（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和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126）科学主义建议遵从科学，并且只遵从科学，任何问题最多只有一个答案是合理的，其竞争者一律毫无价值。科学主义和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态度是两种古老的极端观点。科学主义要求一个给定问题只能接受一个和只有一个可证明的答案。这是不明智的。而相对主义容许存在不同的标准，只要它们不会混杂在一起，它事情没有定论，合法性是相对于时空区域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相对主义的思想容许不同的体系并驾齐驱，但是禁止它们混为一谈，禁止它们通过批判与比较而获得进步：它不允许个体反对自己的文明/文化/宗教，因此，它是不宽容的，无论它有多少善意的理由。阿伽西指出一元论进步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替代项，波普尔和库恩是其理论代表。（126－127）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简称多元论，它认为同时间出现的不同答案都可以是合理的（理性的，合理的，假定为真的），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符合当前需要的答案才是合理的。阿伽西指出，相对主义不能够称为多元论，因为多元论必定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文明/文化/宗教的社会的多样性而已。相比教而言，“一元论反对意见分歧：它要求快速地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喜欢这样的状态，一个给定的问题有不止一个合理的答案，以作为理性争论的基础，而不需要他们快速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不同于相对主义，但它同意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地方是，多元论认为一些被驳斥的答案是不合理的（甚至新的和更好的合理性标准出现以后）。多元论同意相对主义、但与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有差异的地方是，它容许存在不同的选择标准。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差异在于，一个为合理性标准划分等级，而另一个拒绝这样做。（迪昂和爱文斯-皮特卡德的不可通约理论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多元论建议为标准分级，因而区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进步主义。多元论把合理性当作是行动的一个特征（包括思虑和争论），而从不是一个信念选择的问题（贾维）。”（127）

阿伽西倡导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多元论，他认为可以把多样性作为合理争论的一种理想手段，“科学主义建立在诉诸普遍同意来排除纷争的愿望之上，而相对主义和皮浪主义则建立在诉诸思想的偏狭来排除争议的愿望之上。多元论愿意让毫无疑问的东西与有疑问的东西并驾齐驱而加入争论。”因此，阿伽西得出结论，“多元论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中最佳部分的结合。它是宽容的，因而符合相对主义的允诺，它消除了孤立性，因而符合科学主义的允诺。”（135）

最后落脚点：人类对于“太空船地球”的责任

阿伽西引用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的奇妙表述“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指出我们目前的系统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他说，“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Fuller）引入的这个太空船地球概念提供了一幅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相互依赖的鲜明影象。”（397）阿伽西认为“科学与文化相关联的最重要方式是经由科学的基本公理。这个公理是，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对一切人敞开：它没有隐秘的部分。”（389）而科学的根本开放性正是奠立在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个思想之上，传统的说法是“人类的兄弟情谊”，不过阿伽西认为“人类的亲缘关系”概念或许更为贴切。

阿伽西指出，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大科学取代了传统的科学，即小的和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的科学，但我们自此拥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人类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如何拯救人类安危和我们应当如何规避实际风险实际上却茫然无知。（375）不过，阿伽西警示道，虽然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又一点必须引以注意，“科学的灾难要求予以揭露，但不对科学带有敌意，不要恐惧。”（369）

阿伽西不无担忧地指出，当前的全球政治局势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公众意识和关注。他认为提出一些解决全球问题的地方性方案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它们能够将公众意识充分提升扩展到和变成全球性的。（397）因此，阿伽西呼吁和倡导通过公众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来引导教育运动和民主运动，鼓励个人自治，经由公众的批判讨论和有效地传播最低限度的科学文化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全面综合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教育，而这个事业的起点应当是拒绝科学主义，拒绝科学对理性具有垄断权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文化、大众民主和个人自治的结合有助于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对全球局势的概观，因为全球政治是整个人类的政治，我们必须努力让全球政治广为人知，从而促成一种民主的和科学的大众运动。（402）参考文献：

JosephAgassi.ScienceandCulture.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2003.

ASurveyofJosephAgassi’sViewofScience

WuXiao-yan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约瑟夫·阿伽西，科学观，科学主义，相对主义，全球政治

约瑟夫·阿伽西（Joseph Agassi），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1927年5月7日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951年在以色列研究物理学，后移居伦敦，成为卡尔·波普尔的研究生，并于1953～1960年担任他的助手，后来加入伦敦经济学学派，转任香港、北美洲、欧洲和以色列等各地的学术岗位。2003年出版的《科学与文化》（Science and Cultur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一书是约瑟夫·阿伽西最新出版的著作，书中的大部分章节由1969～1999年业已发表的论文汇编而成，从自治、宽容、理性、哲学和责任五个方面全面阐释和集中体现了阿伽西学术高峰时期的主要思想。本文以此著作为读本，尝试对阿伽西的科学观作简单概括。（因为引文出自同一本书，故直接在后面以括号注明页码。）

基本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阿伽西在绪论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的主旨是,科学是现代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First 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是最富理性的理智活动，但不是唯一的一种理智活动。科学的独特性在于它系统地理解事物和对自身创造的成果保持坚韧不拔的批判态度，科学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人类文化中发挥多种多样的作用。（Abstract.ⅶ）因此偏执地寻求科学确定性或其他确定性的一切古典主张都是错误的，并且妨碍了科学的自由及其与文化总体的融合。他指出，“科学不等于确定性。只要人们还是把科学看作是确定的知识，那么就等于认为科学可以不受环境施加于人类行为的各种限制的约束。”（First Introduction,ⅹⅸ）20世纪之初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影响已经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将科学看作是确定的或十分确实的知识的观念。认识到科学具有可错性使人们对理性大失所望。阿伽西说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有些错误，特别是一些伟大的科学理论都生动有趣和让人振奋。否则科学不会存在如此多的缺陷还这样富有成果和价值。这是主导本书的基本思路。阿伽西因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认为完全真理或确定性两者都是无法实现的，作为绝对知识、甚至具有完全确定性的科学的理想十分天真。他认为，科学不是黑白分明的东西，科学是可错的。

正如R．S．科恩在《序》中所言，“《科学与文化》一书提出了他的科学哲学，这种科学是置身于各种情境的科学，镶嵌于文化中的科学，在玩弄文化、引领文化、有时左右文化的科学。但是有一点阿伽西非常明确：在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没有分界线。”（Foreword,Ⅺ-Ⅻ） 阿伽西认为是社会学传统分离了科学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大约在1900年弗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对社区与社会以及文化与文明进行了区分，把科学贬低为没有道德价值的小玩意。接着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说，即科学与人文。阿伽西赞同斯诺的观点，认为除了宗教文化和政治文化以外，科学文化还与人文文化相平行，但是与斯诺不同的是，他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分界。

阿伽西认为在某些意义上孤立地看待科学也情有可原，但是孤立的图景可能歪曲图景本身，从而导致混乱，产生误导作用。孤立地看待科学会导致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或者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具有理智重要性的唯一部分。这对文化总体，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危害性的影响。因此，科学不是人类文化中孤立的岛屿，科学与文化的其他部分发生着密切和持久的相互作用，而且文化的各个方面相互映射彼此的特征。科学缘于不同的理由而显示出重要性，并且都持之有据。科学极其有用，也极有趣味，它有助于我们反思许多原来被人们错误地不加批判地接受的事物。“文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不与科学发生强烈的相互作用，即使最稳定的部分也不能例外，诸如宗教。面对事实你难以迷信盲从。科学不断地发现新的事实，让我们保持批判的态度。”（First Introduction，ⅹⅹⅰ）由是认为文化史根本无需关注科学，或者科学的背景情境与理解科学的内在逻辑没有关联，这都是错误的。

阿伽西批判这样的观点，即“科学是纯粹客观的，完全无私的，除了通过事物的经济面之外完全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毫无联系”（310）。他反对人们将科学与艺术直接对立起来，相反,他认为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合作存在许多有趣的内容。人们之所以希望科学与艺术尽可能以严格的方式保持分裂状态，是因为人们有这样一种感觉：一旦艺术染指科学，科学就立刻丧失了它的客观性要求；同样，一旦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思想睿智起来，它就丧失了追求美的权利。（309）阿伽西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在他看来，一个领域可以从另一个领域借用一个成就或一项技巧，科学和技术会利用艺术成果和艺术家所发现的敏感性，艺术也会运用科学方法，科学和艺术相互激励（306）。有些人认为主观愿望存在于艺术而不是科学当中，因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阿伽西指出，这个合理的观念建立在一种不合理的思想之上，即艺术只是情感，而科学只是理性，理性和情感在混合的时候必然相互抑制。

阿伽西说，无论是宣扬没有科学的社会的梦想（蒙昧主义），还是宣扬除科学外一无所有的社会的梦想（科学主义），对于科学和对整个文化来说都十分危险。“没有科学的文化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不用残酷的手段尽力压制科学，科学出现之后这种文化就无法幸存。没有科学的观点科学无法存在，而科学的观点与大众科学有重大的关系，而大众科学推进了人类亲缘关系的概念。人类亲缘关系推进了科学的批判精神，即使只是因为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饥饿，瘟疫，还有战争。这创造了我们当今的现代文化。”（391－392）既然大众科学不但对整个文化，而且对科学本身来说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必须经常寻求更新的和更友善的途径来使科学观念被大家普遍接受，应用科学思想扩展更多的领域，扩大人们的视野，让生活更为理性化，并且用各种途径如科学史、社会科学等打破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隔离状态。

根本态度：既反对科学主义，又反对相对主义

基于其思想主旨“科学是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阿伽西在《摘要》中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既反对科学主义，也反对相对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科学主义还是相对主义都必然导致不宽容和非理性主义。

阿伽西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科学观，一种纯粹的科学内在论观点。他指出，科学主义想当然地孤立看待科学，含蓄地认为科学本身是完美无缺的，而不去考虑科学的背景情境和与文化其他部分的相互影响。“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确定可靠的（或者几乎是确定可靠的），并要求人们认同科学思想，按照科学思想行事。它认为科学并且只有科学具有合理性，因此否认或者忽视文化的其他部分。”（Abstract.ⅶ） 阿伽西的观点是，科学主义貌似支持科学，实际上却非如此。因为科学主义主张科学的权威优先于个人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独裁，科学主义因此是反科学的。因为它将科学看作是既定的事物，而不是茁壮发展的事业。

阿伽西分析了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所在。科学主义的吸引力在于它投射出一种绝对无可置疑的朴素的理性形象，并且用强大的威力证明了这一点。科学主义解决了许多棘手的疑难问题，并且杜绝了其他疑难问题。科学主义的危险性则在于它权威地映射了一种极其卑劣的人性形象，因为它孤立地看待人性，将人性的形象碎片化和过分扭曲，因此也扭曲了文化的形象。这是因为当我们忽视生活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时候，它们就全部失去了自身的意义。（First Introduction,ⅹⅶ）他认为科学主义曾经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促进人们接受科学，但是科学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是有害的。“科学主义寄生于科学，然而它有助于支持科学。它在传统社会让人心悦诚服，因为它有力地推动个体从迷信走向科学。但是死守科学主义就是无批判地接受当前的文化和现存科学社会的价值观念，让他们变成了家中的陌生人。”（First Introduction,ⅹⅹⅰ）

阿伽西批判科学主义的霸权和立论谬误。“无需争辩，科学主义成为了公认的观点：受过启蒙的理性的个体必须相信一切科学思想，摈弃所有的其他思想”。他表示科学主义实际上华而不实，其理论根基不稳，因为科学主义是两个庸俗的和危险的科学观念的结合，而这两个观念事实上是无法相容的。“它们就是理性信念与常规科学。理性信念理论认为，研究共同体所支持的理论是最理性的理论，因此对它们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任何人的权威之上，而是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权威之上。常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范式理论把科学人描述为技术上高度能干、勤勉有加的专业研究员，遵守严格的强制纪律。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要求他们相信的东西。但这两个理论是相互冲突的：一个把信念建立在合理性上，另一个把信念建立在领导人的权威之上。”（360－361）

与此同时，阿伽西分析和批判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包含自身的合理性，因此只是在文化本土发挥作用。相对主义表面上看似乎支持地方科学，但其目的是要支持许多文化…… 他们认可任何传统，因此是以科学的名义或以某种地方传统的名义施行独裁。它看起来似乎宽容地将每个权威限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但这却是以分裂不同领域和使每一个领域坐大为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为代价的。因而它是独裁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Abstract.ⅶ）他说，“科学主义强迫人们接受科学理性的律令，相对主义则把这种强制限定于科学文化”。（ⅷ）

阿伽西在《科学与多元论》一节中比较了古典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主义、浪漫反动的或传统的相对主义、一元论的进步主义（无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和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126）科学主义建议遵从科学，并且只遵从科学，任何问题最多只有一个答案是合理的，其竞争者一律毫无价值。科学主义和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态度是两种古老的极端观点。科学主义要求一个给定问题只能接受一个和只有一个可证明的答案。这是不明智的。而相对主义容许存在不同的标准，只要它们不会混杂在一起，它事情没有定论，合法性是相对于时空区域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选择标准。相对主义的思想容许不同的体系并驾齐驱，但是禁止它们混为一谈，禁止它们通过批判与比较而获得进步：它不允许个体反对自己的文明/文化/宗教，因此，它是不宽容的，无论它有多少善意的理由。阿伽西指出一元论进步主义是相对主义的替代项，波普尔和库恩是其理论代表。（126－127）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简称多元论，它认为同时间出现的不同答案都可以是合理的（理性的，合理的，假定为真的），但不是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只有那些符合当前需要的答案才是合理的。阿伽西指出，相对主义不能够称为多元论，因为多元论必定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文明/文化/宗教的社会的多样性而已。相比教而言，“一元论反对意见分歧：它要求快速地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喜欢这样的状态，一个给定的问题有不止一个合理的答案，以作为理性争论的基础，而不需要他们快速给出解决方案。多元论不同于相对主义，但它同意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地方是，多元论认为一些被驳斥的答案是不合理的（甚至新的和更好的合理性标准出现以后）。多元论同意相对主义、但与一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有差异的地方是，它容许存在不同的选择标准。多元论与相对主义的差异在于，一个为合理性标准划分等级，而另一个拒绝这样做。（迪昂和爱文斯-皮特卡德的不可通约理论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多元论建议为标准分级，因而区别于所有其他形式的进步主义。多元论把合理性当作是行动的一个特征（包括思虑和争论），而从不是一个信念选择的问题（贾维）。”（127）

阿伽西倡导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多元论，他认为可以把多样性作为合理争论的一种理想手段，“科学主义建立在诉诸普遍同意来排除纷争的愿望之上，而相对主义和皮浪主义则建立在诉诸思想的偏狭来排除争议的愿望之上。多元论愿意让毫无疑问的东西与有疑问的东西并驾齐驱而加入争论。”因此，阿伽西得出结论，“多元论是科学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中最佳部分的结合。它是宽容的，因而符合相对主义的允诺，它消除了孤立性，因而符合科学主义的允诺。”（135）

最后落脚点：人类对于“太空船地球”的责任

阿伽西引用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奇妙表述“太空船地球”（Spaceship earth），指出我们目前的系统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他说，“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引入的这个太空船地球概念提供了一幅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相互依赖的鲜明影象。”（397）阿伽西认为“科学与文化相关联的最重要方式是经由科学的基本公理。这个公理是，科学是一项公共事业，它对一切人敞开：它没有隐秘的部分。”（389）而科学的根本开放性正是奠立在我们都是兄弟姐妹这个思想之上，传统的说法是“人类的兄弟情谊”，不过阿伽西认为“人类的亲缘关系”概念或许更为贴切。

阿伽西指出，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根本改变，大科学取代了传统的科学，即小的和与公共利益关系不大的科学，但我们自此拥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人类必须承认，我们对于如何拯救人类安危和我们应当如何规避实际风险实际上却茫然无知。（375）不过，阿伽西警示道，虽然科学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又一点必须引以注意，“科学的灾难要求予以揭露，但不对科学带有敌意，不要恐惧。”（369）

阿伽西不无担忧地指出，当前的全球政治局势十分严重，迫切需要公众意识和关注。他认为提出一些解决全球问题的地方性方案没有什么用处，除非它们能够将公众意识充分提升扩展到和变成全球性的。（397）因此，阿伽西呼吁和倡导通过公众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来引导教育运动和民主运动，鼓励个人自治，经由公众的批判讨论和有效地传播最低限度的科学文化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全面综合的观点。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新的科学教育，而这个事业的起点应当是拒绝科学主义，拒绝科学对理性具有垄断权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文化、大众民主和个人自治的结合有助于形成一种综合性的对全球局势的概观，因为全球政治是整个人类的政治，我们必须努力让全球政治广为人知，从而促成一种民主的和科学的大众运动。（402）

参考文献：

Joseph Agassi. Science and Culture.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A Survey of Joseph Agassi’s View of Science

Wu Xiao-yan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为了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有自己的学科定位，要大力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精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5年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5个所属二级学科。

今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逐步形成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同时，为进一步强化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功能和教师队伍建设，决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增设一个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

这个决定，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的指导地位，对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必将提供重要的支撑，发生深刻而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要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此前已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三门课程提供了有力的学科支撑。而为了给新开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同样提供直接有力的学科支撑，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并给以批判的总结，和调查研究当前运动的特点及其规律性的任务。1943年，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由此可见，理论、历史和现状三者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行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研究，这是建设一个研究对象明确、功能定位科学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必然要求。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不是一般的历史知识课，而是通过历史教育解决“三个选择”问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职能特殊而重要。现有的学科并不充分地具备这种职能。

比如:目前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是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和充分的学科支撑的。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中共党史不能涵盖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是从1840年讲到现在，中共党史则是从1921年才开始，前面80年不涉及。二是从研究领域讲，党史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为主，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中、下编虽以党的活动为主干，但还需要广泛研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情况，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三个选择”，较之中共党史，其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内容更加丰富。

目前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近现代史”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因为从研究内容上讲，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服务的“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是有很大不同的。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不能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供直接的充分的学科支撑。其原因，一是从时间跨度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能涵盖1840-1921年这一段历史。二是从研究内容讲，它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科学体系，并不是要去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并不是要去全面地论述“三个选择”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增设新的二级学科即“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专门的、直接的学科支撑。

目前，全国每年都要为近300万本科学生普遍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有助于吸引和稳定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和相关的理论研究，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成就感，有助于推进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并为更好地造就本课程的教师尤其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进一步创造条件。

二、“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定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通知明确规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围绕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专门系统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的学科。”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性质和功能作出的科学定位。

从这个规定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学科得到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认识:

第一，、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对应，本学科所要着力研究的，正是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等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

这是本学科的主题、主线，是本学科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向。

第二，中国人民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在总结中国近现代正反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作出“三个选择”的。为了科学地阐明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我们需要系统地掌握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发展脉络和基本经验。

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注意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能割断历史。胡锦涛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

这就是说，本学科要在广泛了解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在全方位的分析和比较中阐明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样，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的论述，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是本学科的特点之一，也是本学科的优势之一。

第三，本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虽然应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求得发展，但它本身的基本属性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名称已经表明，它不同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二级学科。它并不要求去展开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及其具体的历史细节、事件、人物，而是要在弄清楚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线索的基础上，着重对与“三个选择”紧密相关的基本历史规律和主要历史经验进行研究。本学科要将理论研究同了解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要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对中国人民作出“三个选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的研究，深入开展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的研究，深入开展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研究，深刻阐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人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只有这样，它才能很好地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相协调，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建设提供切实的、直接的、有效的支撑。

第四，本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此前已经设立的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几方面开展相关的教学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则着重对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

这样，“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就既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重点，又能够与其他五个二级学科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三、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建设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出的通知，对本学科博士学位、硕土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对本学科的研究范围，对本学科的课程设置以及主要相关学科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通知规定，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全面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熟悉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骨干专门人才。获得本学科的硕士学位的条件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较好掌握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比较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能承担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研究、与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理论宣传、党务工作等。 转贴于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研究范围是:中国近现代史“三个选择”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规律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规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重点、难点、热点理论问题和教学实践研究，科学的历史观教育研究。

通知规定，本学科的主要相关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通知还对课程设置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这些规定，导向正确，切合实际，为加强本学科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下面，我仅就本学科博士生、硕士生的课程设置这一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通知规定的课程设置，大致上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在今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广泛学习和掌握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要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等课程的设置，是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完全一致的。

十七大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了掌握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经验，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著作选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什么理论基础上开创出来的呢?胡锦涛指出:“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为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读”、“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

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述课程设置，体现了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应当遵循的正确原则。

早在1960年，邓小平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时就讲过:“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他不赞成有的同志关于“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政治经济学”这种提法。他说，“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这方面，毛泽东也有发展，比如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解决了。”对于这些已经解决了的基本理论问题，毛泽东没有必要再在自己的著作中去作重复的论述。这样，人们要真正了解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仅仅读毛泽东的著作是不够的，还必须读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著作。这些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邓小平说:“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邓小平的这段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答复，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通过学习本类课程，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功夫”，这是我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基础，必须练就的基本功。

第二，史学理论与方法。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方法论指导的问题，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上、运用什么观点、采取什么方法的问题。我们要能够科学地回答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的发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由谁来领导这些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不行的。

在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理论界、史学界存在着不同意见甚至严重分歧。有些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由于研究者掌握材料的多少、深浅不同，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但有的分歧的产生，则是根源于人们据以治史的历史观的对立。正因为如此，为了求得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科学认识，为了抵制“告别革命”等错误思潮，分清在一些重大是非问题上的原则界限，学好“史学理论与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学习“史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程，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有分析地鉴戒国外史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这是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之一。

第三，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经对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提出过重要的意见，他说:“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方面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个意见也告诉我们，只有认真学习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等，我们才能为综合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问题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才能系统地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主要经验。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得民族的独立、解放，走上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从而赢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是在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内容之一。

通过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论著，研究党的历史文献，比较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这是我们搞好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第五，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关系

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是我们学科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发展意义的大事。它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科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专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是一个学科?对此曾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思想、学说，但不是一门学科。因为它只是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学科中的一个学派，而不是与哲学等并列的学科。另外也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不是学科。因为指导思想是一元的，而学科化则可能导致多元化而危及其指导地位。我们认为这两种认识都是片面的。

其一，哲学、历史学等学科是传统的基础学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则是近代以来形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以学科的相关性而否定其学科发展的必要性，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自19世纪4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至今已有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我们知道，学科的形成历史多则几百年甚至更长，少则几十年。但其过程是一致的。学科一般有两种释义：一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二是“教学科目”的简称，学科是科学的分支，这是从其历史发展上说的。学科是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学科是科学的一部分。从科学和学科的关系讲，学科是科学的从属。正像西欧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一样，l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对世界研究的独立研究领域，从传统学科中发展出来，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否认其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绝对对立起来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特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也是应该统一、能够统一的。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去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和阶级性的标签化，使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都有了“不好的名声”，所以不少研究者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认为意识形态性和阶级性会降低学术性、科学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也正是其革命性。而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革命家。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们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而这恰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所以，理论越科学，就越符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理论越彻底，就越容易被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之上的，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它不为剥削阶级的阶级偏见和私有制所束缚，要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内在有机统一的，更是不可分割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把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以才能具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正像邓小平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学科性也是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强调的是其科学性，而不是其学派性。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要强化其指导地位，是要为其进一步发展服务的，决不是要将其科学性、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考虑到中方的不同，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关键。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没有科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是门学科，二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前者是从性质、内涵和基础上说的，后者是从作用、外延和学理上说的。但这两方面都从根本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而其学科体系与思想体系的形成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要表现为一定的体系并以体系的方式而存在。一般来讲，一种理论的思想体系是各个思想间所固有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无形的逻辑往往隐含在思想观点之中。而一种理论的学科体系则是有形的逻辑，是通过一定的范畴、原理的有机统一联系起来的系统。我们要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必须通过相应的概念系统建立起自觉的逻辑联系。而这只有经过专门的研究才能做到，这就属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我们可以这样说，学科体系是一种理论、科学必然有的模式。学科体系也成为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理论的精华和实质都凝结在这个系统中。正像黑格尔说的：“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建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标志。因此，我们要把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视为理论创新的过程，以巨大的勇气做好这一工作。一切切合内容的性质和需要的体系，绝不是内容成熟后自然地“水到渠成”地产生出来，而是需要我们通过专门的研究进行创造的。同时学科内容的真正成熟还依赖于这样的体系的创造和建立，严密科学的体系所以会成为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就是基于这一点，体系构建的工作所以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也是基于这一点。学科体系关联着学科内容的全局，体现着学科理论的原则、精神和实质。为学科构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要使直观认识上升到理念，要把经验知识凝练为范式，要使理论思想升华到更高境界。正因如此，它也才是具有更为重大意义的一项工作。所以，我们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这项工作，就不能不以最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不但要有理论创新的勇气，还要胸怀理论全局，进入学科发展前沿，从全局和最高处掌握学科内容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划分标准与其子学科划分标准有联系，也有区别。首先，任何学科划分的标准必须是统一的。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便不能确定各学科学理上的内在规定性，无法说明各分支研究在总体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划分标准不一必然带来各学科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内在统一和必然联系。这是我们在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时应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其次，我们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时，必须注意到子学科划分标准与学科划分标准的本质区别。学科的划分是以研究对象的不同为标准，而子学科的划分则是同一研究对象的前提下以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不同为依据的。同一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只存在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的差别，而不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同。子学科的划分首先是以研究角度划分，然后才是从具体研究内容划分，而且两种划分标准不能同时适用。如果先以具体研究内容划分，后以研究角度再划分，虽然可形成对每一内容的全方位研究，但却割裂了特定角度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并造成研究和论述上的重复。而且由于这种被切割成块的特定角度研究只能被划入具体内容研究的范畴，不能成为统一完整的子学科，故而无法从特定角度总结出整体规律，从而降低了特定角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如果研究角度划分与研究内容划分同时适用，则必然导致形成的子学科理论层次不一，缺乏内在关联。所以子学科不能无限划分，子学科的划分应以理论研究内容的完整和成体系为最低限度。而且，子学科的划分必须涵盖学科研究的所有理论内容。总之，各子学科学术地位和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体系中来认识和定位。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系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学科“理论”的特征更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育”的目的更明确，两者是有区别的。明确这种区别，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是属基础理论研究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注重的是如何让群众、学生接受，是属进头脑的应用学科。前者理论的特点突出，后者教育，尤其是信念教育的功能更为明显。因此，探讨如何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研究的主要任务。在明确此区别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之间的联系，对于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特点不无裨益。应当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前后相继的阶段关系，前者的理论把握是后者信念教育的基础。换句话说，正确、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建设科学性的保证。与之相联系，从学科建设的整体性来考虑，需要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的关系。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性也必然要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教育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更应在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有机整体性的教育上发挥更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应跨越现有学科分类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科的建设，以其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科教育为依托，对于从整体上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理论教育，回应现实问题(实际上现实问题都是综合性的)具有重要作用。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顺应时展潮流，随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步摆脱其理论困境，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的历史文化史有一种十分吊诡的现象，即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 big science)观念也随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而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和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已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20世纪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立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二)知识社会学、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库恩的相对主义是其理论来源

1.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思想渊源。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年史”认为应把正统与非正统思想都给予中肯对待，这可视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最早渊源。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于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舍勒、曼海姆、默顿等是其先驱。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是“知识社会决定论”的由来，并为它给出了一条基本原理: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了知识社会学的风暴中心”。

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早期代表迪尔凯姆(e.durkheim)“从科学中获得的概念与完全从集体中获得的权威概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的观点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提供了启示和灵感。“知识社会学”是由舍勒(m. scheler)首先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对舍勒来说，知识本身永远是集体的产物。舍勒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至尊地位提出了挑战，对两种文化间的歧视现象表示强烈不满。而曼海姆(k. mannheim)则强调知识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认为知识不仅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且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中;历史与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动态性质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曼氏的观点接近于“反身性原则”，表明了构成知识信念的是社会而非个人，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他试图突破传统的知识划界，打破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对峙的局面而代之以相对主义面孔。这种相对主义研究纲领有向自然科学领地进行边际扩展的倾向，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晚年的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维氏引人“语言游戏说”和“家族相似性”概念，认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个体来说具有优先性;个体行为和信仰可视作自然现象。维氏对事物的刻画、描述与分析，均渗透着社会学特征，为强纲领的提出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支持。

默顿(r. merton)对早期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较早也较成功的概念化处理。他利用经验分析方法证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怎样受到以新教育为标志的特殊价值关系的培育而出现的，以及科学对于当时社会利益的应答，明确了一个把科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新方向，成为科学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默顿科学社会学以宏观社会学方法发展出对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学转向”( the sociological turn)奠定了学科研究框架。

2.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阐明了历史 一相对主义观点: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两阶段。科学发展是不连续的，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决定的，这种选择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突变;“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范式”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的“客观性”、“理性”形成了真正的挑战，促使了相对主义的兴起，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说明科学的方便之门，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最终形成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持。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知识社会学的深刻研究，对维氏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批判与反思，在广泛汲取库恩思想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一)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 bloor)、巴恩斯(b. barnes)和柯林斯(h. 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强纲领”( strong 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其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遵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遵循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具有四条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能导使信念或知识诸状态的条件都应是因果性的。(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不论真或假，合理性或非合理性，成功或失败，都要公正地加以同样对待，这些相悖的两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证明。(3)对称性(symmetry )。在说明的样式上要求是对称的，同样的原因应同时能解释真实的和虚假的信念。(4)反身性(reflexivity)。原则上它们的解释模式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而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说明重点集中于有关知识信念产生的条件上，任何时候社会原因都应被考虑且为决定性因素，广泛的社会利益与科学主张间存在内在关联。因此，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据这一模型，实验知识的传递是一种文化传递，它依靠科学家间成功的、非正式的、个人的交流;科学争论是“社会和物质的支持网络在控制上的冲突”，是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二)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 latour)、塞蒂纳(k. cetina)、伍尔加(s. woolgar)和卡龙(m. call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 laboratory 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把握住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 )、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c)的特征，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 the anthropological & cultureturn)，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在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利一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将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在知识中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的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是怎样说明这种建构，事实建构与说明建构间的区别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他应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field investigation)对“索尔克研究所”( salk institution)进行研究，通过参与式日常观察和正式或非正式访谈，证明了“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柏林学派的女学者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行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三)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 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 )(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语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 )，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 in 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 the practice turn)中。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看，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一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基于此，bbh把这五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策略经过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2)进一步强化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反思科学知识社会学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局限

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有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抵触。(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学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因许多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且“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它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绝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也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可能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科学知识社会学倡导的相对主义、平权主义反映了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并主张自己的怀疑、平等和介人权，对科学发现的质疑就是一种体现;它揭示的“知识的利益载荷”和利益“渗透性”问题，表明科学家具有利益倾向，使人们对“科学是一种力量”进行反思:科学既是一种好的力量，又是一种“勾勒姆”( golem)的力量，谁都可利用。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7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 and logic",published by pelican 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8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9篇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

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 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 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 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 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 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 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 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 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 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 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 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 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 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 、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 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 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 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 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 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 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 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 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 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 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 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 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 终结，相反， 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 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 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 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 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 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 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 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 国 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 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 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性欲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 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 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 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 “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 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 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 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 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 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 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 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 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 “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 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 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 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 ”、“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 入歧 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 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 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 ，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 、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 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 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 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 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 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 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 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 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 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 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 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 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 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 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 它打破了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 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 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 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 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 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 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 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 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 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 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 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 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 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 ，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 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 “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 “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 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 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 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 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 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反社会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 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 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 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 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 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 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 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 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 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 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 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 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 克思主义 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 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 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 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 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 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 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 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 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 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 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 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 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 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 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 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 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 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 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 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 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 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 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 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 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阉割 ，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 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 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 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 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 1.505.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1篇

〔关键词〕 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 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 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 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 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 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 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 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 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 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 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Www.133229.Com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 。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 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 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 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 、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 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 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 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 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 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 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 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 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 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 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 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 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 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 终结，相反， 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 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 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 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 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 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 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 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 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 国 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 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 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性欲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 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 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 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 “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 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 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 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 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 ；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 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 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 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 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 “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 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 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 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 ”、“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 入歧 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 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 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 ，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 、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 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 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 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 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 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 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 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 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 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 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 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 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 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 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 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 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 它打破了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 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 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 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 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 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 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 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 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 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 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 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 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 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 ，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 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 “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 “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 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 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 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 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 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反社会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 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 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 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 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 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 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 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 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 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 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 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 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 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 克思主义 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 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 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 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 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 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 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 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 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 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 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 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 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 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 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 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 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 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 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 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 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 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 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 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 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阉割 ，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 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 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 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 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 1.505.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2篇

〔关键词〕意识形态，理论误区，马克思主义

纵观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的流变轨迹，无论是按照非理性主义的逻辑路线，还是按照科学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路线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贬义意识形态论”，即对意识形态作否定性的理解：或者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在理性的旗帜下滋长极权主义的温床；或者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尖锐对立，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终极的普遍观念的面貌出现的“虚假意识”，是掩蔽现实真理性，服务于特定阶级和政党利益的政治神话，是一套骗人的把戏；或者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三者等同起来并视之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对思想观念。这一理论前提蕴含着三大需要予以澄明与辨正的理论误区。

一、理性的衰落必然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吗？

意识形态终结论者“贬义化意识形态”的逻辑路线之一就是沿着非理性主义的路线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现代性的重要维度，理解为理性的表现。正如贝尔指出：“在文化的视野里，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维度之一”。①而曾经对西方思想解放运动产生如此巨大作用的理性，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变得残忍和恐怖而失去了人性的光辉，“千年理性王国”成了南柯一梦。于是有人认为，随着理性的殒落，意识形态也必然要走向终结。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是一种明显的误判。

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演化史来看，从批判理性的角度推导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第一，理性与意识形态并非是简单的“同一”，它们时而和谐，时而紧张，即使是维护理性的意识形态，也应当区别对待。当意识形态借维护理性之名，行掩盖社会真实、阻碍解放力量、歪曲社会矛盾之实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就沦为了阻碍理性进步的观念，就应当予以终结，也必然走向终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确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下，维护着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和剥削，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这种意识形态从一种推动理性进步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理性进步的力量，其终结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同时也是理性的承载者，意识形态就成了捍卫理性的武器，指引着人类实现解放的真正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就不能也不会终结。如马克思主义，它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代表历史理性的科学力量，尽管马克思主义一百次被宣布“终结”了，但它一百零一次又“复活”了。因此，将理性与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是不得要领的，它有如中国封建社会“诛连九族”式的法律制度。第二，自从德国历史主义哲学倡导真理的相对化就开始了对理性、进步和普遍真理信仰的攻击，这种攻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达到顶峰，其中许多理论家都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简化后的工具理性，从而试图抛弃意识形态概念。但这类批评从总体上来说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虽然他们在形式上反对和拒绝意识形态，但他们最终从后门把这个概念放了进来。”②因此，意识形态也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中走向终结，相反，它在历史的时空中仍然顽强地演绎着自身的价值逻辑。第三，即使因为工具理性的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践在现实社会中引发了众多问题，也不能简单归结于理性与意识形态本身，而应当归于理性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生产方式。因此，批判的矛头应当指向现实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理性与意识形态的本身。第四，攻击理性与意识形态的历史主义哲学和非理性主义哲学本身也具有明显的先天性缺陷，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掀起颠覆理性的狂澜巨浪。比如哲学上的历史主义认为，每个时代，每个统一的社会群体，每个民族和文化都被认为拥有自己的真理王国，从而将真理相对化，过高估计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怀疑理性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价值，由于真理具有话语特征，可以在不同的话语中构建自己的真理王国，而这些话语是无法比较的，这就在不同的机构、时代、民族、人群和国家之间划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而非理性主义则将理性降格为权力的奴隶，服从于生存斗争中的非理性的欲望和冲动，社会生活被视为一种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欲望出于自己的目的而操纵理性，这样就将表达非理望的权力置于核心位置。非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无法避免歪曲的虚假的观念，正是因为无法避免，就应该加以利用来维持强大的核心权力，用来在生存斗争中取胜。因此，他们评判某一思想时主要是以这些思想是否对权力有用为标准，而不是根据它们的真理内涵。他们对理性的攻击都是批判理性的面具性，认为理性掩盖了统治和权力，有的常常把权力的使用美化为是必需的，如尼采、帕累托。这就不难理解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为何成为希特勒纳粹主义的理论支持，而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局限与现实危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吗？

对意识形态的定性理解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从“意识形态”概念降生之日起就已经出现，其后几乎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回答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的逻辑路线与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各不相同。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科学”一词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在物质生产的需要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二是指科学的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三是指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四是指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科学”这四个方面的含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体现。从自然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高度关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并把它看作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的力量，但是，他们从未把自然科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自然科学既然是要客观、正确地反映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它和意识形态必然是对立的，尤其是和那种以扭曲的、颠倒的方式反映现实世界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更是水火不容。但是，即使是自然科学也包含着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这种“同一”主要体现为：第一，自然科学与包括哲学意识形式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每一次划时代意义的进步都是对各种虚假意识形态形式的批判与否定，并引起意识形态的革命，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近于科学；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中的哲学意识形式又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起着方法论指导的作用，当这种意识形式是“科学”、“进步”的时候，它就会引起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进步，反之，则将自然科学的研究引入歧途。第二，人是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主体，而人是一个社会的存在物，是一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接受者、传播者、创造者，他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使用的语言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意识形态的引导。因此，马克思认为，撇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史，就无法理解自然科学史，反之亦然。第三，自然科学的本身虽然不是意识形态，但自然科学研究课题的确定、解释、运用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从意识形态与科学历史观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常常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是与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相对立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一切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是一种颠倒地、歪曲地反映社会现实的虚假意识形态。但是，当唯物史观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时，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就转化为意识形态，但那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当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尚处于潜伏状态时，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还能以比较公正的态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在一些局部的重要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科学见解，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总体上它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制约，因而这种政治经济学又承载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时它是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但是，当它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看作是最后的最好的形式，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规律看作永恒的自然规律时，它就蜕变成为一种彻底的虚假的意识形态，而和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立起来，其局部的科学性也丧失殆尽。要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笼罩下拯救出政治经济学，使之成为真正的彻底的科学，就必须创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是马克思自己完成的，他通过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种彻底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承载者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真正的总体的对立。但当这种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承载者时，它又实现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意识形态来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个基本前提出发创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是科学，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俘虏的形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是对立的。这种共产主义学说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狭隘眼界而成为了科学，它打破了其他形形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潮所编织的意识形态幻想，主张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当这种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指导无产阶级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斗争时，它又转化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通过分析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对于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不能抽象地考察，必须首先对“意识形态”与“科学”、“同一”与“对立”赋予特定的指称。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立，讲意识形态与科学的统一，也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正是抽象地把意识形态与科学简单对立起来，从而沿着不同的理论路线来贬义化意识形态，推演出“意识形态终结”的命题。第二，意识形态与科学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相互转化，实际上存在着意识形态科学化与科学意识形态化两个方面，某些科学可以是意识形态或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某些意识形态也可以是科学。第三，某些意识形态当它刚刚产生时也许具有科学性，包含着某些科学的见解，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有可能丧失其科学性而沦为纯粹虚假的意识形态，而某些作为科学而产生的理论与学说在其产生之时也许只是一门科学，不具备意识形态的特征，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科学理论与学说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时而统一，时而分立，必须要动态地用发展的观点来考察。第四，从是否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来看，意识形态有“真实意识”与“虚假意识”之分，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意识”，科学也有“真科学”与“假科学”之分，“真实意识”与“真科学”在一定条件下是统一的，而“虚假意识”与“假科学”往往是“同路人”，“真科学”与“虚假意识”是根本对立的，“真实意识”与“假科学”也往往是不相容的。意识形态是“真实”还是“虚假”关键看它是否以先进阶级作为其承载者，是否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否能一以贯之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是“真”还是“假”关键看它是否能发现事实、尊重事实、发现规律、尊重规律。总之，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只有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考察，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者形而上学地贬义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误区。

三、马克思主义等于意识形态吗？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一个重大的理论误区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最后按照主义与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需要抛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兼有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取向。马克思主义兼具意识形态和科学学术的双重取向使马克思主义既要以服务于当下政治需要为旨归，又要在一定程度上按照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行事，这就必然导致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身份”的矛盾与紧张。要消除这种矛盾与紧张，有力地批判意识形态终结论者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就必须弄清三个方面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在什么意义上是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这两者是对立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逻辑统一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批判以往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作为科学而产生的，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意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客观性，即客观地阐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从而使人文科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作为科学而诞生，还由于马克思引入了科学的实践观，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满足于自省和玄思，不是止步于抽象的理论思辨，而是把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门关于人的生存实践的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实践性，使之有一个有着严格规定的知识系统，包含着某些经得起时间与空间考验的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和排斥一切“意话的空话”的主观动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科学而诞生的，是与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尽管他也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意识形态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无产阶级意识、共产主义意识称之为意识形态，也没有把自己的学说称之为意识形态。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作为科学而诞生，但是它同时暗含着成为意识形态的可能性，随着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变为现实实践，这种可能性就转化成了现实性。第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人是意识形态的存在物，意识形态不是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的前提。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人类生存的状况并谋求改变这种生存状况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客观上为无产阶级确立了这样一个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前提。第二，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被定格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指一种为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对现有的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与统治秩序进行解释、辩护或批判、改造的思想理论体系。当某一阶级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时，代表这一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就成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本是一个中性的判断，但是由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都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因此，当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思想理论武器时，它就现实地承担起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角色与使命。阿尔都塞认为，“哲学是政治在一定领域、面对一定现实，以一定方式的继续。哲学在理论领域，或者确切说，同政治一起展现政治；反过来，哲学在政治中，同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一起展现科学性。”③这个看法无疑是很有见地的。第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列宁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对立，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政治作用，这时马克思所指称的“非意识形态的意识”与列宁所指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功能上就具有了完全一致的含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与以往那种歪曲反映现实社会关系，否定或掩蔽现实社会矛盾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因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是以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为历史使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人类根本利益的体现。因此，它是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身份与“意识形态”身份的统一是有条件的。当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后，如果不与时俱进地从现实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营养，而是形而上学地将其钦定为封闭的正统的信仰体系，确立霸权话语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思想真实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成为仅仅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装饰品，那么，其科学性就将被，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曾受到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虚假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其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是尖锐对立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始终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境界，始终能代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始终保持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良性互动，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创新理论，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就能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得到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必须是真实反映现实的科学，在实践中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必须在现实中体现其科学性，这就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关键，也是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身份的正确定位。

注释：

①〔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意识形态的终结〔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05.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3篇

【关键词】：维也纳学派 科学化 科学主义 文化价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以逻辑经验主义著称于世。维也纳学派所以被冠以逻辑经验主义之名，是因为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以经验——逻辑为框架基础的，如m．怀特所说，是“经验的传统与逻辑的传统的结合”，或者形象地比之为“两个家族的联姻”。[1]这一特有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往人们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主要是从科学观，或更宽泛一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但同时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概定不能说明维也纳学派何以对经验和逻辑的结合倾注了如此巨大的热情。

进言之，这种概定缺乏某种背景性的深度，使人看不清维也纳学派在构筑逻辑经验大厦时的动因。

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作出新的描述。这个角度应该是文化价值观。

从文化价值观的视野看，一个文化流派的文化活动大体上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价值认定、价值描述和价值论证、以及价值推广。价值认定，是对某一文化对象的价值认定，指文化活动中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崇和选择，它反映了该文化流派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特殊重视，体现了该学派的文化倾向性，因而是该学派进行文化创造的轴心。文化流派的本质即在于此。所谓价值描述与论证，是指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它形成了关于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识理论，构成了该文化流派进行价值认定的认识基础，同时也为该流派进行价值推广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所谓价值推广，则是按照价值认定所选择的文化方向和价值论证所提供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中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广活动。推广的范围越大，该文化流派影响越大；推广的最大范围，是该流派在文化创造活动中所达到的极限标志。价值推广，是体现文化流派功用能量的方面。

根据上述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应当以它的价值取向为基础作出总体的概定，并以其价值观为轴心展开它的全部文化内涵。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也注意了维也纳学派的价值取向，例如m．怀特曾指出逻辑经验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对待以前的哲学的历史之否定的、战斗的、批判的甚至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它对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传统学科的敌视，以及对于逻辑和科学之肯定的、崇拜的态度。”（[1]，p.207）人们也根据这种态度对维也纳学派作过维也纳学派是科学主义性质的概定。但是从整体上说，人们仍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描述上。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研究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关于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认定，关于这种认定与价值形式之间的说明以及价值推广都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无意作全面性的研究，只希望从价值推广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进行某种说明。本文认为，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推广过程就是推进科学化的过程。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专门提出和论述科学化这一范畴。但是，科学化确实是维也纳学派在实际研究活动中进行价值推广的中心范畴。本文意图即是将这一点凸现出来，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尝试进行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二、科学化的概定及其由来

何谓科学化？科学化这一范畴的本质在于，它首先是一个价值范畴。具体地说，所谓科学化就是使科学价值无条件的上升；使科学这一价值形式在文化领域不断的扩张，因而也就是使科学价值最大限度的普适化。从对科学价值的扩展来看，科学化无疑是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实现。

科学化作为维也纳学派科学主义实现的途径，具体地表现在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中。科学化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一种现象，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渗透并通过这一渗透使其它文化形式的性貌发生改变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维也纳学派试图以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为范型，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使它们的特征发生某种准科学的变化。借用军事学的范畴说，科学化实际是维也纳学派率领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的“侵略和占领”。

这种科学的“侵略和占领”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有它实现的具体途径，即它主要是通过科学方法论向其它文化领域进军和渗透的。科学化意味着某种认识方法的推广运用，是科学认识方法整理功能的具体体现。这一推广运用的过程，既是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同化和整合的过程，也是科学价值上升的过程。所以，科学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价值范畴，但鉴于其实现的途径和结果，它同时又是认识论和文化学的范畴。认识科学化范畴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学化的始作俑者，应该说并不是维也纳学派。至少在维也纳学派之前，孔德就已经以实证主义的理论形态和科学的社会学确定了科学化的方向。孔德一方面沿着世界观的方向把哲学科学化。他以实证范畴为标准，把知识、科学限定在经验现象领域，获得了各个现象领域的知识综合。实证哲学就是“实证综合”。换言之，“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是同等的东西。哲学的科学化在孔德这里，是一种哲学与科学的同一化。另一方面，孔德又使科学化沿着横向的方向进行，企图把自然科学以外的文化领域科学化。孔德的社会学即此表现。他仿照物理学的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以科学的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得到了所谓的科学社会学。孔德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上为维也纳学派开辟了道路：一方面他确立了科学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遗留了两方面的问题，为维也纳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首先，哲学的科学化不够。在哲学内容方面对形而上学清洗不够，像上帝一类无法实证的词语仍然存在；就哲学的存在和地位而言，虽然哲学与科学同是实证知识，化向了科学一类，但哲学仍与科学处于并列地位，不像后来维也纳学派所做的那样，把哲学实际化掉了。其次，科学化的基础不牢，根据不足。科学化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最高价值地位的论证与辩护；二是科学本身的规定，包括科学本质的规定、科学命题与科学方法的确定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等等。这两方面孔德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也都留下了不足。就前者看，孔德对科学地位主要作了历史的和类比的论证，所谓人类智力像人的成长一样，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阶段的学说就是这样的论证。就后者看，孔德抓住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实证，但实证本身在孔德这里却含义模糊，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相对”等多种含义，这就使科学本身不那么确定，因而难以按照严格的标准将其它对象或领域同化。

维也纳学派在解决孔德遗留的两个基本问题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科学化的进程方面，维也纳学派几乎将哲学化掉，化为科学的一个方面，一种活动。在文化的其它领域，它也全力渗透、同化，结果也蔚然可观。在科学化的基础问题上，维也纳学派特别是波普给科学的价值以本体论的地位，使它成为与世界一、二并列的世界三；同时，它也确定了科学的规范方法与划界标准，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为科学化的发展确定了前提，提供了直接运作的基础。

三、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化方面的推进

1．哲学的科学化

1929年由纽拉特执笔、卡尔纳普和汉恩作为编者署名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宣言发表。它意味着维也纳学派的问世。“宣言中所强调的三个论点是：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除；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具有重言式的性质。”[2]宣言的执笔者纽拉特径直把“统一科学”作为自己的“政纲”，并试图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2]，p.142）这些都意味着维也纳学派从诞生起就把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创造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或者说科学化了的世界现。世界观的科学化意味着科学价值的最高体现。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首先表现在以科学的标准对哲学内容进行清洗，把不符合科学标准的内容清洗出去，从而在哲学的内容上实现科学化。他们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证实方法引伸为证实原则。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反之，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或者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分析命题，或者是求助于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凡不在这一范围的命题都无意义，因而都应当拒斥。卡尔纳普认为，传统哲学所讲的“本原”、“本质”、“理念”、“绝对”、“自在之物”等都是一些不能进行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概念，由这些概念组成的哲学命题必然是无意义的，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应当摒弃。“拒斥形而上学”，程度不同地成为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心声。

哲学的科学化其次表现在哲学的性质上。维也纳学派认为，任何陈述只要有所断言，就必定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经验科学。这样，给哲学留下的就不是陈述、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哲学的所辖范围大大缩小。由此决定，哲学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哲学不研究命题的真理性，而只研究命题的真正意义。命题的真理性关涉经验，由科学回答；哲学只澄清命题的意义，通过逻辑分析看命题是否有意义。哲学的任务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艾耶尔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特殊的事物，科学一般使用的是对象语言；哲学是以科学的命题为对象，使用的是元语言。“哲学命题从性质上说不是事实的命题，而是语言的命题”。[3]这种元语言必然使哲学涉及到意义和证实问题，涉及到对命题意义的分析。这样，哲学就是分析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分析”，([3], p.65)哲学的对象只能是语言。至此，哲学的世界观性质基本丧失，成为一种语言分析学。科学将曾经是哲学的功能特性据为已有。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还表现在哲学的地位方面。哲学曾经是高踞于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价值的上升，到孔德这里，科学与哲学已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到维也纳学派这里，哲学已成为为科学服务的授义活动，如石里克所说：“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4]哲学已沦为科学的仆人。哲学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科学的一种附属活动。它几乎被科学“化”掉了。用维也纳学派在自己宣言中的话说：“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2], p.14)

2．数学的科学化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军也深入到数学领域。这一进军不仅在数学领域高扬了科学主义的旗帜，而且还产生了数理逻辑、符号语言等颇具现代文化意味的学科。

数学科学化的典型表现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罗素被维也纳学派认为是自己所创造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它两位是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罗素在提升科学价值、奠定逻辑实证主义基础的同时，特别着力于数学的科学化。数学科学化目标的出现，是以非欧几何的出现为背景的。由于非欧几何的诞生，欧氏几何不再是唯一可靠的真理，数学失去了它的基础可靠性和唯一绝对性，于是人们重新开始对数学基础进行理性再建和逻辑重构，即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在这一努力中人们发现，数学的逻辑相容性可以归结为实数理论的逻辑相容性，后者又可以归结为集合论的逻辑相容性。只要集合论是绝对可靠的支撑点，则整个数学大厦就有了绝对可靠的基础。但是，19世纪末集合论中相继出现的布拉里、福蒂最大序数悖论、康托最大基数悖论表明，数学的基础部分仍是险象环生，数学的科学化面临严重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1900至1910年，罗素写作《数学原理》，试图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罗素分两步将数学科学化。首先，他按照康德的两分法，把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断定分析命题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因而是绝对可靠的。它们的集合可以成为数学的稳固基础。对科学的分析性理解再次成为数学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他又和康德的做法相反，力图“说明整个纯粹数学是从纯乎是逻辑的前提推出来的，并且只使用以逻辑术语说明的概念”。[5]这样，数学大厦的理性再建似乎完成，数学经过逻辑的梳妆打扮再次科学化，成为真理的化身。

但是，这一科学化的进军最后并未奏起凯歌。因为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截然两分的观点，或者说对科学的分析性与综合性的两分式理解很难站得住。即使这一观点能够成立，把数学归结为逻辑的作法也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因此，虽然在罗素的努力下数学领域为维也纳学派所称颂的科学性大大增强了，科学在升值中显示了新魅力，在莱布尼茨、布尔、弗雷格之后；一个完全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公理系统也脱颖而出，但就数学科学化的原有目标来看，罗素仍然宿愿来偿。

3．语言的科学化

语言的科学化进程与哲学的科学化密切相关。维也纳学派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误用语言的结果。造成这类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日常语言是含糊不清的，容易引起含混和歧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

对语言的科学化处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分析的方向；二是经验的方向。分析的方向是人工语言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数学领域的科学化处理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弗雷格与罗素的符号逻辑属这一方向的工作。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人工语言的典范之作。

从经验的方向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的可以维也纳学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为例。卡尔纳普设想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按照个人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语言词汇，注重描述直接给予的经验或现象。卡尔纳普认为这些经验无需证明，因而可以作为科学中其它一切陈述的基础陈述。[6]但是，卡尔纳普后来发现，这种科学化处理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科学中有些词汇并不指称直接经验，像倾向性概念、理论性概念即是这种情形。同时，个人的直接经验缺乏公共性，无法与他人交流。于是，卡尔纳普提出了第二套方案。这套方案是按公共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词汇。它把物理量值的词汇作为最基本的词汇，通过它定义一切其它词汇；或者把其它科学中的语言、概念都译成物理语言，由此解决语言的公共性问题。这一方案实际是把物理学语言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语言的科学化即语言的物理学化。这套方案虽然在语言的公共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如卡尔纳普所说：“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且“原则上都能被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观察到”，[7]但由于它存在着牵强附会的语言转换与翻译问题，因而在科学化的方向上不久便却步不前。

语言领域的科学化虽然不能进行到底，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指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这些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四、关于科学化基础的论证

1．科学价值地位的本体论论证

科学价值的确定属科学化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给科学化以本体论论证的是波普。波普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具有两面性，因而对他有两方面的判断。本文认为，就波普的科学主义取向而言，就他的方法论仍然不出逻辑一经验的基本框架而言，波普仍属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波普在思想史上第一次给科学以本体的地位，把自主的科学理论与物质、精神置于平列的位置。波普提出，整个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世界1、2、3。世界1是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其各种现象。世界2是人的精神状态。世界3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是具有思想内容的世界，它客观化于世界之中。世界3既具有实在性，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世界3中，尤其科学具有自主性。科学知识属于世界3，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客观论的世界。波普强调“客观知识的世界，是这些人类创造的世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世界，同时是一个基本上自主的世界”。[8]“世界3的自主性、世界3对世界2甚至世界1的反馈作用，是知识发展最重要的事实”。（[8], p.128）三个世界论实际是对这种重要事实的概括，其实质是把科学知识的外化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这是第一次确立科学知识的本体地位，是对科学地位的本体性的确认。

2．科学自身规定性的确认

科学化以科学自身的明确存在为前提。科学以纯粹的形态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清晰的，才有可能以自己去同化其它。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科学的自我确认是科学化的前提。这一确认是以划界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维也纳学派基本上是以规范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科学的划界问题。至于具体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并不统一。

逻辑实证主义以可证实性作为划界标准之一。这一标准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它的可证实条件，或者说，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凡是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也是科学的；凡原则上不可证实的，就是无意义的，即其真假无法断定，因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意义标准在此意义上即科学标准。由于这一标准使得归纳认识的不可靠性也附于数学和逻辑之上，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命题进行了分类，在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科学划界标准：句子s在认识上有意义，当且仅当(1)s是分析的或矛盾的，或(2)s在原则上是可以由经验证据检验的。

维也纳学派中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了另外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这以波普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9]之所以是这样，首先是因为只有确立证伪原则，承认科学包含某种错误，从而能被证伪，才能说明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才能解释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前进与革命。其次也因为只有确定了证伪原则才能正确地说明科学活动的主体——人与科学的关系，揭示科学的人性方面。第三，证伪有其自然本体的根源。现代科学表明，自然界的发展有某种方向性，也有对这一方向的不断摇摆偏移。换言之，自然界也在不断地“犯错误”，科学的证伪特性是自然界“错误”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基础。

虽然维也纳学派的学者们对科学特征的描绘是多么不同甚至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认为科学确实存在一个一般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也正是以这种区别为基础，科学才确立了自身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去同化和整合其它文化形式。

3．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

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是科学化的直接基础。维也纳学派是用科学方法论去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没有科学规范方法论，就失去了同化其它文化形式的依据，科学化就无从谈起。

维也纳学派认为，存在着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尽管他们对这种方法的认识有某种差别。逻辑实证主义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归纳逻辑。这一逻辑的基本点是“由可以作为证据的观察陈述与假说的逻辑关系得出一个假说的确认程度或概率”。[10]为观察支持的概率越大，真理性就越强。在观察陈述与假说的这种逻辑概率范围内，假说被证明是科学的，如赖欣巴赫所说“归纳推论并非用来发现理论，而是通过观察事实来证明理论是正确的”。[11]同时，“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认”。（[11], p.190）

批判理性主义则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假说演绎法或“试错法”。波普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构造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从中推演出某些预见，并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它们。评判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潜在完美性的标准，应当是它的可检验性和非概然性。这里的可检验性与非概然性意味着一个理论倘是科学的就必须是逼近实在的、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可证伪度也就愈大，真实性概率也就愈低。所以可证伪度是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标准。科学，就是猜测和反驳的结果。

撇开上述两者的具体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第一，逻辑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观察陈述对理论加以确认的归纳逻辑关系；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基本陈述对理论加以证伪的演绎逻辑关系。两者都是对科学方法的“逻辑重建”。第二，经验主义。两者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以经验或观察陈述的可靠性为基础。只有可靠的观察陈述，理论才真正能够被证实。同样，证伪同证实一样也要靠经验事实。一件可证伪一个理论的事实必然也同时证实相反的理论。如h．l布朗所说：“只有可用以证伪的假说得到确认，才可能有真正的证伪，因而不管证实与证伪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不对称性，每一证伪事例都需要得到确认，在任何情况下证伪都不可能比确证更有力、更关键”。[12]所以，总起来看，维也纳学派的规范方法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

维也纳学派还认为他们的规范方法论是不变的、统一的、普适的。如逻辑经验主义者谢弗勒所说：“在理论的历史变化的下面……有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把每个科学时代同在它前面的时代以及将要到来的时代统一起来。这种不变性不仅包括形式演绎的准则，也包括使假说面对经验的检验和经受比较的评价的那些标准。”[13]

正因为科学方法具有这种规范性和统一性，所以维也纳学派才有理由将这些方法推广到文化领域的一切学科，为科学化奠定实际运作的现实基础。

五、对科学化的评价和思考

在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行描述分析后，我们最后对科学化本身作一番简单的评价和思考。

科学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科学化是科学主义文化思潮向科学性文化现实转换的机制。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从价值观方面说是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崇拜；从认识论角度说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从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看，是企图以科学范型整合同化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主义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把自己的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文化价值形态，实现的途径是科学化。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描述和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表明，科学化是深入进行科学主义研究的重要范畴。深化对科学主义的认识，必须通过对科学主义流派科学化尝试的分析而获取。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科学主义乃至当代文化思潮发展中的地位，可

以从中窥探。

科学化范畴对于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还有其特殊意义。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表明，科学化是涵盖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范畴，是它的首要特征。维也纳学派首先是科学主义的典型流派，尔后才是其它某种东西。它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科学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是逻辑经验主义。即便是逻辑经验主义特点本身也直接受制于科学主义。维也纳学派所以对逻辑和经验如此青睐，是因为逻辑和经验是科学的基本要素。推崇科学，不能不对科学的基本要素另眼相看。这是维也纳学派的内在倾向与发展动因。本文通过科学化研究揭示这一点，也是试图深化对维也纳学派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维也纳学派的历史地位。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是科学价值的泛化活动。撇开其问题的一面暂且不说，它是以科学为目标的价值活动，因而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维也纳学派以科学为价值取向是富于现代性的。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相继经历了神话、哲学、宗教、文学兴盛发展的时期。到了近现代，人类文化的创造主要聚焦于科学。科学，不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它在人类文化创造中所占的比重抑或是现实影响，在整个文化领域都是首屈一指。丹皮尔对19世纪就作了科学世纪的断言。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这一大趋势的。科学化作为一种价值活动，对科学性文化的出现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没有这样一种价值驱动，科学向哲学、数学、语言等领域的进军是难以想象的。科学化进程还产生了一批科学性的文化成果。哲学的科学化导致了分析哲学等科学性哲学形态的出现，它们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结构和风貌。数学的科学化推动了新的公理系统的出现，孕育了数理逻辑等现代数学分支。语言的科学化产生了新的语言学，它所致力构造的人工语言为计算机语言奠定了基础，如此等等。作为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也深化了。维也纳学派在以科学为范型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过程中无疑要对范型本身进行合理性研究和论证，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对科学规定性与方法论的刻画，即属于这一范围。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文化特征上带有新的一轮文化绝对主义运动的特点。它的目标设置与方法论就其根本点来说是不合理的，因而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最后成功。历史上曾不只一次出现的以哲学、宗教或某种学说为形式的文化绝对主义运动，最终结果都程度不同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空间上尽一切可能让科学扩展到人类文化的其它领域，在时间上试图把科学的最高价值地位永恒化，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哲学、数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都已证明它们不可能完全被科学化。维也纳学派在整体倾向上所摒弃的形而上学(哲学)正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数学逻辑大厦圆满构造的企图已为哥德尔定理判为不可能。人工语言也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人们已经试图通过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来重新审视语言之网。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活动所以不能最终奏效，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化设计的最终归宿是反文化的。这虽然不一定是他们的初衷，但却是自身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文化的价值推广如果达到或企图达到文化垄断或独占的地步，价值推广中如果把某种文化形式的最高价值地位绝对化，则将走向人类文化创造本性的反面。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文化绝对主义给予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可以对它的作用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但对它们的文化本性和归宿应有冷静的判断。

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进程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的创造作更为深入的思考。整体地看，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程，既是科学这一文化价值的上升和实现过程，也是它向反面转化、不断遇到问题，走向自己现实边界的过程。它既有自己的成功和辉煌，也有自己无法实现根本目标的无奈。像历史上某些文化形式的价值推广一样，科学化既是文化形式扩张的某种实现，也是一种人类文化征服之梦的某种幻灭。所以，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像对待哲学、宗教、科学一样再次推崇其一新的文化形式，但是人们通过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历史结果可以懂得：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不仅拥有自己的魅力，而且拥有自己的极限。人类在限制和过程中表现自己，文化也在同样的境遇中发展自身。人类文化如同人类一样，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会以其特殊性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每一种形式在什么时候占据何种地位，则视历史条件而定。人们早已强烈地意识到，漫游中的黑格尔绝对精神在近现代一直垂青于科学。科学一度好像是绝对精神的化身，而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似乎是这一绝对精神的回音。然而，曾几何时，随着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受遏和科学主义锐势的下落，绝对精神好像又要在人类文化的这一方天飘然离去。人们似乎感觉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在向人类招手。

参考文献：

[1] 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7页。

[2]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6-147页。

[3] a.j.ayer, language,truth and logic, middlesex, pelican books ltd, 1987, p.69.

[4]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

[5] 伯特兰•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5页。

[6] ruldof carnap,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america, v.ⅱ ，1973, p.26.

[7]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ldof carna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51.

[8] 波普：《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9] 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10]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1] 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8页。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4篇

【关键词】：维也纳学派 科学化 科学主义 文化价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以逻辑经验主义著称于世。维也纳学派所以被冠以逻辑经验主义之名，是因为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以经验——逻辑为框架基础的，如m．怀特所说，是“经验的传统与逻辑的传统的结合”，或者形象地比之为“两个家族的联姻”。[1]这一特有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往人们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主要是从科学观，或更宽泛一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但同时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概定不能说明维也纳学派何以对经验和逻辑的结合倾注了如此巨大的热情。

进言之，这种概定缺乏某种背景性的深度，使人看不清维也纳学派在构筑逻辑经验大厦时的动因。

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作出新的描述。这个角度应该是文化价值观。

从文化价值观的视野看，一个文化流派的文化活动大体上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价值认定、价值描述和价值论证、以及价值推广。价值认定，是对某一文化对象的价值认定，指文化活动中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崇和选择，它反映了该文化流派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特殊重视，体现了该学派的文化倾向性，因而是该学派进行文化创造的轴心。文化流派的本质即在于此。所谓价值描述与论证，是指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它形成了关于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识理论，构成了该文化流派进行价值认定的认识基础，同时也为该流派进行价值推广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所谓价值推广，则是按照价值认定所选择的文化方向和价值论证所提供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中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广活动。推广的范围越大，该文化流派影响越大；推广的最大范围，是该流派在文化创造活动中所达到的极限标志。价值推广，是体现文化流派功用能量的方面。

根据上述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应当以它的价值取向为基础作出总体的概定，并以其价值观为轴心展开它的全部文化内涵。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也注意了维也纳学派的价值取向，例如m．怀特曾指出逻辑经验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对待以前的哲学的历史之否定的、战斗的、批判的甚至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它对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传统学科的敌视，以及对于逻辑和科学之肯定的、崇拜的态度。”（[1]，p.207）人们也根据这种态度对维也纳学派作过维也纳学派是科学主义性质的概定。但是从整体上说，人们仍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描述上。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研究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关于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认定，关于这种认定与价值形式之间的说明以及价值推广都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无意作全面性的研究，只希望从价值推广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进行某种说明。本文认为，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推广过程就是推进科学化的过程。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专门提出和论述科学化这一范畴。但是，科学化确实是维也纳学派在实际研究活动中进行价值推广的中心范畴。本文意图即是将这一点凸现出来，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尝试进行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二、科学化的概定及其由来

何谓科学化？科学化这一范畴的本质在于，它首先是一个价值范畴。具体地说，所谓科学化就是使科学价值无条件的上升；使科学这一价值形式在文化领域不断的扩张，因而也就是使科学价值最大限度的普适化。从对科学价值的扩展来看，科学化无疑是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实现。

科学化作为维也纳学派科学主义实现的途径，具体地表现在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中。科学化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一种现象，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渗透并通过这一渗透使其它文化形式的性貌发生改变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维也纳学派试图以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为范型，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使它们的特征发生某种准科学的变化。借用军事学的范畴说，科学化实际是维也纳学派率领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的“侵略和占领”。

这种科学的“侵略和占领”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有它实现的具体途径，即它主要是通过科学方法论向其它文化领域进军和渗透的。科学化意味着某种认识方法的推广运用，是科学认识方法整理功能的具体体现。这一推广运用的过程，既是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同化和整合的过程，也是科学价值上升的过程。所以，科学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价值范畴，但鉴于其实现的途径和结果，它同时又是认识论和文化学的范畴。认识科学化范畴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学化的始作俑者，应该说并不是维也纳学派。至少在维也纳学派之前，孔德就已经以实证主义的理论形态和科学的社会学确定了科学化的方向。孔德一方面沿着世界观的方向把哲学科学化。他以实证范畴为标准，把知识、科学限定在经验现象领域，获得了各个现象领域的知识综合。实证哲学就是“实证综合”。换言之，“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是同等的东西。哲学的科学化在孔德这里，是一种哲学与科学的同一化。另一方面，孔德又使科学化沿着横向的方向进行，企图把自然科学以外的文化领域科学化。孔德的社会学即此表现。他仿照物理学的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以科学的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得到了所谓的科学社会学。孔德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上为维也纳学派开辟了道路：一方面他确立了科学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遗留了两方面的问题，为维也纳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首先，哲学的科学化不够。在哲学内容方面对形而上学清洗不够，像上帝一类无法实证的词语仍然存在；就哲学的存在和地位而言，虽然哲学与科学同是实证知识，化向了科学一类，但哲学仍与科学处于并列地位，不像后来维也纳学派所做的那样，把哲学实际化掉了。其次，科学化的基础不牢，根据不足。科学化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最高价值地位的论证与辩护；二是科学本身的规定，包括科学本质的规定、科学命题与科学方法的确定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等等。这两方面孔德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也都留下了不足。就前者看，孔德对科学地位主要作了历史的和类比的论证，所谓人类智力像人的成长一样，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阶段的学说就是这样的论证。就后者看，孔德抓住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实证，但实证本身在孔德这里却含义模糊，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相对”等多种含义，这就使科学本身不那么确定，因而难以按照严格的标准将其它对象或领域同化。

维也纳学派在解决孔德遗留的两个基本问题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科学化的进程方面，维也纳学派几乎将哲学化掉，化为科学的一个方面，一种活动。在文化的其它领域，它也全力渗透、同化，结果也蔚然可观。在科学化的基础问题上，维也纳学派特别是波普给科学的价值以本体论的地位，使它成为与世界一、二并列的世界三；同时，它也确定了科学的规范方法与划界标准，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为科学化的发展确定了前提，提供了直接运作的基础。

三、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化方面的推进

1．哲学的科学化

1929年由纽拉特执笔、卡尔纳普和汉恩作为编者署名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宣言发表。它意味着维也纳学派的问世。“宣言中所强调的三个论点是：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除；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具有重言式的性质。”[2]宣言的执笔者纽拉特径直把“统一科学”作为自己的“政纲”，并试图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2]，p.142）这些都意味着维也纳学派从诞生起就把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创造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或者说科学化了的世界现。世界观的科学化意味着科学价值的最高体现。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首先表现在以科学的标准对哲学内容进行清洗，把不符合科学标准的内容清洗出去，从而在哲学的内容上实现科学化。他们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证实方法引伸为证实原则。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反之，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或者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分析命题，或者是求助于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凡不在这一范围的命题都无意义，因而都应当拒斥。卡尔纳普认为，传统哲学所讲的“本原”、“本质”、“理念”、“绝对”、“自在之物”等都是一些不能进行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概念，由这些概念组成的哲学命题必然是无意义的，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应当摒弃。“拒斥形而上学”，程度不同地成为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心声。

哲学的科学化其次表现在哲学的性质上。维也纳学派认为，任何陈述只要有所断言，就必定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经验科学。这样，给哲学留下的就不是陈述、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哲学的所辖范围大大缩小。由此决定，哲学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哲学不研究命题的真理性，而只研究命题的真正意义。命题的真理性关涉经验，由科学回答；哲学只澄清命题的意义，通过逻辑分析看命题是否有意义。哲学的任务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艾耶尔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特殊的事物，科学一般使用的是对象语言；哲学是以科学的命题为对象，使用的是元语言。“哲学命题从性质上说不是事实的命题，而是语言的命题”。[3]这种元语言必然使哲学涉及到意义和证实问题，涉及到对命题意义的分析。这样，哲学就是分析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分析”，([3], p.65)哲学的对象只能是语言。至此，哲学的世界观性质基本丧失，成为一种语言分析学。科学将曾经是哲学的功能特性据为已有。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还表现在哲学的地位方面。哲学曾经是高踞于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价值的上升，到孔德这里，科学与哲学已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到维也纳学派这里，哲学已成为为科学服务的授义活动，如石里克所说：“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4]哲学已沦为科学的仆人。哲学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科学的一种附属活动。它几乎被科学“化”掉了。用维也纳学派在自己宣言中的话说：“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2], p.14)

2．数学的科学化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军也深入到数学领域。这一进军不仅在数学领域高扬了科学主义的旗帜，而且还产生了数理逻辑、符号语言等颇具现代文化意味的学科。

数学科学化的典型表现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罗素被维也纳学派认为是自己所创造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它两位是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罗素在提升科学价值、奠定逻辑实证主义基础的同时，特别着力于数学的科学化。数学科学化目标的出现，是以非欧几何的出现为背景的。由于非欧几何的诞生，欧氏几何不再是唯一可靠的真理，数学失去了它的基础可靠性和唯一绝对性，于是人们重新开始对数学基础进行理性再建和逻辑重构，即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在这一努力中人们发现，数学的逻辑相容性可以归结为实数理论的逻辑相容性，后者又可以归结为集合论的逻辑相容性。只要集合论是绝对可靠的支撑点，则整个数学大厦就有了绝对可靠的基础。但是，19世纪末集合论中相继出现的布拉里、福蒂最大序数悖论、康托最大基数悖论表明，数学的基础部分仍是险象环生，数学的科学化面临严重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1900至1910年，罗素写作《数学原理》，试图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罗素分两步将数学科学化。首先，他按照康德的两分法，把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断定分析命题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因而是绝对可靠的。它们的集合可以成为数学的稳固基础。对科学的分析性理解再次成为数学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他又和康德的做法相反，力图“说明整个纯粹数学是从纯乎是逻辑的前提推出来的，并且只使用以逻辑术语说明的概念”。[5]这样，数学大厦的理性再建似乎完成，数学经过逻辑的梳妆打扮再次科学化，成为真理的化身。

但是，这一科学化的进军最后并未奏起凯歌。因为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截然两分的观点，或者说对科学的分析性与综合性的两分式理解很难站得住。即使这一观点能够成立，把数学归结为逻辑的作法也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因此，虽然在罗素的努力下数学领域为维也纳学派所称颂的科学性大大增强了，科学在升值中显示了新魅力，在莱布尼茨、布尔、弗雷格之后；一个完全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公理系统也脱颖而出，但就数学科学化的原有目标来看，罗素仍然宿愿来偿。

3．语言的科学化

语言的科学化进程与哲学的科学化密切相关。维也纳学派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误用语言的结果。造成这类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日常语言是含糊不清的，容易引起含混和歧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

对语言的科学化处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分析的方向；二是经验的方向。分析的方向是人工语言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数学领域的科学化处理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弗雷格与罗素的符号逻辑属这一方向的工作。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人工语言的典范之作。

从经验的方向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的可以维也纳学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为例。卡尔纳普设想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按照个人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语言词汇，注重描述直接给予的经验或现象。卡尔纳普认为这些经验无需证明，因而可以作为科学中其它一切陈述的基础陈述。[6]但是，卡尔纳普后来发现，这种科学化处理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科学中有些词汇并不指称直接经验，像倾向性概念、理论性概念即是这种情形。同时，个人的直接经验缺乏公共性，无法与他人交流。于是，卡尔纳普提出了第二套方案。这套方案是按公共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词汇。它把物理量值的词汇作为最基本的词汇，通过它定义一切其它词汇；或者把其它科学中的语言、概念都译成物理语言，由此解决语言的公共性问题。这一方案实际是把物理学语言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语言的科学化即语言的物理学化。这套方案虽然在语言的公共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如卡尔纳普所说：“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且“原则上都能被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观察到”，[7]但由于它存在着牵强附会的语言转换与翻译问题，因而在科学化的方向上不久便却步不前。

语言领域的科学化虽然不能进行到底，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指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这些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四、关于科学化基础的论证

1．科学价值地位的本体论论证

科学价值的确定属科学化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给科学化以本体论论证的是波普。波普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具有两面性，因而对他有两方面的判断。本文认为，就波普的科学主义取向而言，就他的方法论仍然不出逻辑一经验的基本框架而言，波普仍属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波普在思想史上第一次给科学以本体的地位，把自主的科学理论与物质、精神置于平列的位置。波普提出，整个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世界1、2、3。世界1是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其各种现象。世界2是人的精神状态。世界3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是具有思想内容的世界，它客观化于世界之中。世界3既具有实在性，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世界3中，尤其科学具有自主性。科学知识属于世界3，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客观论的世界。波普强调“客观知识的世界，是这些人类创造的世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世界，同时是一个基本上自主的世界”。[8]“世界3的自主性、世界3对世界2甚至世界1的反馈作用，是知识发展最重要的事实”。（[8], p.128）三个世界论实际是对这种重要事实的概括，其实质是把科学知识的外化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这是第一次确立科学知识的本体地位，是对科学地位的本体性的确认。

2．科学自身规定性的确认

科学化以科学自身的明确存在为前提。科学以纯粹的形态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清晰的，才有可能以自己去同化其它。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科学的自我确认是科学化的前提。这一确认是以划界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维也纳学派基本上是以规范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科学的划界问题。至于具体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并不统一。

逻辑实证主义以可证实性作为划界标准之一。这一标准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它的可证实条件，或者说，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凡是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也是科学的；凡原则上不可证实的，就是无意义的，即其真假无法断定，因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意义标准在此意义上即科学标准。由于这一标准使得归纳认识的不可靠性也附于数学和逻辑之上，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命题进行了分类，在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科学划界标准：句子s在认识上有意义，当且仅当(1)s是分析的或矛盾的，或(2)s在原则上是可以由经验证据检验的。

维也纳学派中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了另外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这以波普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9]之所以是这样，首先是因为只有确立证伪原则，承认科学包含某种错误，从而能被证伪，才能说明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才能解释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前进与革命。其次也因为只有确定了证伪原则才能正确地说明科学活动的主体——人与科学的关系，揭示科学的人性方面。第三，证伪有其自然本体的根源。现代科学表明，自然界的发展有某种方向性，也有对这一方向的不断摇摆偏移。换言之，自然界也在不断地“犯错误”，科学的证伪特性是自然界“错误”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基础。

虽然维也纳学派的学者们对科学特征的描绘是多么不同甚至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认为科学确实存在一个一般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也正是以这种区别为基础，科学才确立了自身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去同化和整合其它文化形式。

3．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

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是科学化的直接基础。维也纳学派是用科学方法论去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没有科学规范方法论，就失去了同化其它文化形式的依据，科学化就无从谈起。

维也纳学派认为，存在着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尽管他们对这种方法的认识有某种差别。逻辑实证主义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归纳逻辑。这一逻辑的基本点是“由可以作为证据的观察陈述与假说的逻辑关系得出一个假说的确认程度或概率”。[10]为观察支持的概率越大，真理性就越强。在观察陈述与假说的这种逻辑概率范围内，假说被证明是科学的，如赖欣巴赫所说“归纳推论并非用来发现理论，而是通过观察事实来证明理论是正确的”。[11]同时，“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认”。（[11], p.190）

批判理性主义则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假说演绎法或“试错法”。波普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构造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从中推演出某些预见，并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它们。评判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潜在完美性的标准，应当是它的可检验性和非概然性。这里的可检验性与非概然性意味着一个理论倘是科学的就必须是逼近实在的、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可证伪度也就愈大，真实性概率也就愈低。所以可证伪度是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标准。科学，就是猜测和反驳的结果。

撇开上述两者的具体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第一，逻辑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观察陈述对理论加以确认的归纳逻辑关系；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基本陈述对理论加以证伪的演绎逻辑关系。两者都是对科学方法的“逻辑重建”。第二，经验主义。两者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以经验或观察陈述的可靠性为基础。只有可靠的观察陈述，理论才真正能够被证实。同样，证伪同证实一样也要靠经验事实。一件可证伪一个理论的事实必然也同时证实相反的理论。如h．l布朗所说：“只有可用以证伪的假说得到确认，才可能有真正的证伪，因而不管证实与证伪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不对称性，每一证伪事例都需要得到确认，在任何情况下证伪都不可能比确证更有力、更关键”。[12]所以，总起来看，维也纳学派的规范方法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

维也纳学派还认为他们的规范方法论是不变的、统一的、普适的。如逻辑经验主义者谢弗勒所说：“在理论的历史变化的下面……有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把每个科学时代同在它前面的时代以及将要到来的时代统一起来。这种不变性不仅包括形式演绎的准则，也包括使假说面对经验的检验和经受比较的评价的那些标准。”[13]

正因为科学方法具有这种规范性和统一性，所以维也纳学派才有理由将这些方法推广到文化领域的一切学科，为科学化奠定实际运作的现实基础。

五、对科学化的评价和思考

在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行描述分析后，我们最后对科学化本身作一番简单的评价和思考。

科学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科学化是科学主义文化思潮向科学性文化现实转换的机制。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从价值观方面说是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崇拜；从认识论角度说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从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看，是企图以科学范型整合同化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主义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把自己的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文化价值形态，实现的途径是科学化。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描述和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表明，科学化是深入进行科学主义研究的重要范畴。深化对科学主义的认识，必须通过对科学主义流派科学化尝试的分析而获取。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科学主义乃至当代文化思潮发展中的地位，可

以从中窥探。

科学化范畴对于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还有其特殊意义。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表明，科学化是涵盖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范畴，是它的首要特征。维也纳学派首先是科学主义的典型流派，尔后才是其它某种东西。它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科学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是逻辑经验主义。即便是逻辑经验主义特点本身也直接受制于科学主义。维也纳学派所以对逻辑和经验如此青睐，是因为逻辑和经验是科学的基本要素。推崇科学，不能不对科学的基本要素另眼相看。这是维也纳学派的内在倾向与发展动因。本文通过科学化研究揭示这一点，也是试图深化对维也纳学派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维也纳学派的历史地位。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是科学价值的泛化活动。撇开其问题的一面暂且不说，它是以科学为目标的价值活动，因而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维也纳学派以科学为价值取向是富于现代性的。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相继经历了神话、哲学、宗教、文学兴盛发展的时期。到了近现代，人类文化的创造主要聚焦于科学。科学，不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它在人类文化创造中所占的比重抑或是现实影响，在整个文化领域都是首屈一指。丹皮尔对19世纪就作了科学世纪的断言。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这一大趋势的。科学化作为一种价值活动，对科学性文化的出现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没有这样一种价值驱动，科学向哲学、数学、语言等领域的进军是难以想象的。科学化进程还产生了一批科学性的文化成果。哲学的科学化导致了分析哲学等科学性哲学形态的出现，它们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结构和风貌。数学的科学化推动了新的公理系统的出现，孕育了数理逻辑等现代数学分支。语言的科学化产生了新的语言学，它所致力构造的人工语言为计算机语言奠定了基础，如此等等。作为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也深化了。维也纳学派在以科学为范型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过程中无疑要对范型本身进行合理性研究和论证，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对科学规定性与方法论的刻画，即属于这一范围。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文化特征上带有新的一轮文化绝对主义运动的特点。它的目标设置与方法论就其根本点来说是不合理的，因而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最后成功。历史上曾不只一次出现的以哲学、宗教或某种学说为形式的文化绝对主义运动，最终结果都程度不同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空间上尽一切可能让科学扩展到人类文化的其它领域，在时间上试图把科学的最高价值地位永恒化，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哲学、数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都已证明它们不可能完全被科学化。维也纳学派在整体倾向上所摒弃的形而上学(哲学)正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数学逻辑大厦圆满构造的企图已为哥德尔定理判为不可能。人工语言也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人们已经试图通过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来重新审视语言之网。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活动所以不能最终奏效，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化设计的最终归宿是反文化的。这虽然不一定是他们的初衷，但却是自身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文化的价值推广如果达到或企图达到文化垄断或独占的地步，价值推广中如果把某种文化形式的最高价值地位绝对化，则将走向人类文化创造本性的反面。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文化绝对主义给予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可以对它的作用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但对它们的文化本性和归宿应有冷静的判断。

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进程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的创造作更为深入的思考。整体地看，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程，既是科学这一文化价值的上升和实现过程，也是它向反面转化、不断遇到问题，走向自己现实边界的过程。它既有自己的成功和辉煌，也有自己无法实现根本目标的无奈。像历史上某些文化形式的价值推广一样，科学化既是文化形式扩张的某种实现，也是一种人类文化征服之梦的某种幻灭。所以，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像对待哲学、宗教、科学一样再次推崇其一新的文化形式，但是人们通过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历史结果可以懂得：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不仅拥有自己的魅力，而且拥有自己的极限。人类在限制和过程中表现自己，文化也在同样的境遇中发展自身。人类文化如同人类一样，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会以其特殊性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每一种形式在什么时候占据何种地位，则视历史条件而定。人们早已强烈地意识到，漫游中的黑格尔绝对精神在近现代一直垂青于科学。科学一度好像是绝对精神的化身，而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似乎是这一绝对精神的回音。然而，曾几何时，随着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受遏和科学主义锐势的下落，绝对精神好像又要在人类文化的这一方天飘然离去。人们似乎感觉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在向人类招手。

参考文献：

[1] 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7页。

[2] 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46-147页。

[3] a.j.ayer, language,truth and logic, middlesex, pelican books ltd, 1987, p.69.

[4]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页。

[5] 伯特兰•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5页。

[6] ruldof carnap, the log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the encyclopaedia of philosophy, america, v.ⅱ ，1973, p.26.

[7]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ruldof carna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51.

[8] 波普：《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9] 波普：《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10]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1] 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8页。

地理学科定义范文第15篇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lib.pku.edu.cn/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library.8u8.com）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