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人而言，“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它渗透于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处世观、审美观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为特质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凝聚着民族对世界和生命历史的认知及现实感受，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彰显，更是民族创造力、发展力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是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文化中，“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无论是看待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还是认识宇宙万物关系，人们都把和谐当作最高境界，可以说，中国人对和谐的憧憬和向往已人脑人心人骨人髓，且表现于国人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一种和谐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因此，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符合天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把“和为贵”作为国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谐”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在宇宙万物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的交感即互相组合与相互作用实现阴阳总体的和谐平衡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的交感和趋于平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顺之者吉(阴阳和谐则发展顺利)，逆之者凶(阴阳失和则必定招致祸乱)，“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及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正如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作用重大、地位重要，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法宝。”“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大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真正抓紧抓实抓好，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共创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要实现以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这项重大部署，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统战文化建设尤其应当先行一步。所谓统战(统一战线)文化，其实就是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

由于统战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和谐”意义上高度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特质客观上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基础，积淀了充足的人文养分。

一、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和谐”不是完全相“同”，不等于整齐划“一”，所谓“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即一种声音不成弦律，没有听头;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因此，“和谐”的前提是多，多样统一(不“同”但彼此协调)才一可谓“和谐”，如五音成声、五色成文—只有多种声音有机组合才有“和声”，只有多种色彩有机交织才有“美纹”—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更是将其上升至政治、社会层面:和谐发展(和)能够使万物生生繁衍并产生新的果实，相同东西的简单叠加(同)则会导致死亡。

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万物、求同存异的大智大慧，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历经磨难而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统战文化究其根本也正是“和谐”文化的产物。目前，我国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所有制的状况，作为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统战文化本身就是“和谐”的产物，是“和而不同”的结果，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和衷共济，共生共荣。没有异，就无所谓统战文化，没有同，就构不成统战文化，因此统战文化本身就是一道“和谐”风景线，既存在多样性、差异性，又存在共通性、统一性，还存在互动性、互补性，闪耀着“和谐”的光辉。可见，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国各党派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团体之间、各者之间人们和谐相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为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根深蒂固，且“和谐”不止于天人之间、物我之间，也不止于亲人之间、朋友之间，而是施及天下，泛及大众。如《礼记·礼运》所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国人普遍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传统的“和谐”文化反映了国人对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殷切向往。因此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崇仁尚义、谦和善良、温柔敦厚、海纳百川:张赛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和藩、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等等，无一不昭示着中华儿女在传统和谐文化引导下向外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播中华文明，同时又不断吸收他方的优长和异域的养分，客观上发展和完善了自身，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毕竟泰山不辞杯土方能就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当前，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加上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长期积压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矛盾正处于一个相对活跃期，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宗教系统—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和利益诉求，如何通过与人为善的积极引导、沟通协商，彼此谅解，达成妥协，从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实现多赢，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则有效地为今天的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三、传统“和谐”文化强调和衷共济，共同发展.为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路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和谐”不是简单的知雄守雌，不是静态的维持不变，更不是相见笑脸相迎、相处一团和气的表面景观，而是一种积极的激荡，一种动态的整合，一种内在的凝聚，正如老子凝炼的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虽然在激荡和整合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但只要各方真心实意地“兼爱”“兼善”“兼济”他方，真正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之成为一种心灵深处的默契，进而外化为各成员之间的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则矛盾和冲突不仅不会影响和谐，而且可以激发各方的活力，促进和谐进人更高境界。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对于中国人而言，“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它渗透于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处世观、审美观及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为特质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对中国“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更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凝聚着民族对世界和生命历史的认知及现实感受，积淀着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是民族生命力的重要彰显，更是民族创造力、发展力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是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

在中国文化中，“和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不变的追求，无论是看待天人关系、人际关系还是认识宇宙万物关系，人们都把和谐当作最高境界，可以说，中国人对和谐的憧憬和向往已人脑人心人骨人髓，且表现于国人观念和行为的方方面面: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它是一种和谐关系，“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措。”因此，人类行为的最高境界就是符合天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在人际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把“和为贵”作为国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乡党和而争讼息，夫妇和而家道兴。”极力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谐”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在宇宙万物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和谐的生命统一体，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阴阳的交感即互相组合与相互作用实现阴阳总体的和谐平衡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也是万物生成变化的前提:阴阳的交感和趋于平衡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获得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顺之者吉(阴阳和谐则发展顺利)，逆之者凶(阴阳失和则必定招致祸乱)，“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及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作用重大、地位重要，仍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法宝。”“要把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项重大任务，摆到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真正抓紧抓实抓好，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具有空前广泛性和巨大包容性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共创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要实现以胡锦涛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这项重大部署，需要做的工作很多，统战文化建设尤其应当先行一步。所谓统战(统一战线)文化，其实就是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

由于统战文化与传统文化在“和谐”意义上高度契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特质客观上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历史基础，积淀了充足的人文养分。

一、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统战文化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和谐”不是完全相“同”，不等于整齐划“一”，所谓“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即一种声音不成弦律，没有听头;一种颜色不成文采，没有看头，因此，“和谐”的前提是多，多样统一(不“同”但彼此协调)才一可谓“和谐”，如五音成声、五色成文—只有多种声音有机组合才有“和声”，只有多种色彩有机交织才有“美纹”—说的便是这个道理。《国语?郑语》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更是将其上升至政治、社会层面:和谐发展(和)能够使万物生生繁衍并产生新的果实，相同东西的简单叠加(同)则会导致死亡。

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包容万物、求同存异的大智大慧，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历经磨难而薪火相传，今天我们正在建设的统战文化究其根本也正是“和谐”文化的产物。目前，我国客观上还存在着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信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所有制的状况，作为社会各民族、党派、宗教、阶层、社会团体为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而协同合作的内在追求和外在行动，统战文化本身就是“和谐”的产物，是“和而不同”的结果，是同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和衷共济，共生共荣。没有异，就无所谓统战文化，没有同，就构不成统战文化，因此统战文化本身就是一道“和谐”风景线，既存在多样性、差异性，又存在共通性、统一性，还存在互动性、互补性，闪耀着“和谐”的光辉。可见，传统“和谐”文化追求和而不同、多样统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今天我国各党派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团体之间、各宗教信仰者之间人们和谐相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为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

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的思想根深蒂固，且“和谐”不止于天人之间、物我之间，也不止于亲人之间、朋友之间，而是施及天下，泛及大众。如《礼记·礼运》所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国人普遍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传统的“和谐”文化反映了国人对天下大同、四海一家的殷切向往。因此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崇仁尚义、谦和善良、温柔敦厚、海纳百川:张赛出使西域、文成公主和藩、鉴真东渡日本、郑和七下西洋等等，无一不昭示着中华儿女在传统和谐文化引导下向外播撒和平的种子、传播中华文明，同时又不断吸收他方的优长和异域的养分，客观上发展和完善了自身，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和昌盛，毕竟泰山不辞杯土方能就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方能成其大。当前，我们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认识、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独立性、多样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明显，加上社会结构急剧变动，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长期积压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社会矛盾正处于一个相对活跃期，各党派、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宗教系统—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具体要求和利益诉求，如何通过与人为善的积极引导、沟通协商，彼此谅解，达成妥协，从而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实现多赢，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而传统“和谐”文化主张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则有效地为今天的统战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

三、传统“和谐”文化强调和衷共济，共同发展.为统战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路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和谐”不是简单的知雄守雌，不是静态的维持不变，更不是相见笑脸相迎、相处一团和气的表面景观，而是一种积极的激荡，一种动态的整合，一种内在的凝聚，正如老子凝炼的概括:“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虽然在激荡和整合的过程中.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但只要各方真心实意地“兼爱”“兼善”“兼济”他方，真正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使之成为一种心灵深处的默契，进而外化为各成员之间的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则矛盾和冲突不仅不会影响和谐，而且可以激发各方的活力，促进和谐进人更高境界。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3篇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经、史、子、集”，而这四个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塑造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发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而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如在贵族相互交往中相当流行赋诗、观乐、有辞，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吟讽咏，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晏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西周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15岁即“有志于学”，30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约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创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派——儒家学派。孔门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是一个政治的理念，即执掌政治权力的官职应当由有学问、有德行的“学优者”担任。到战国时期，“学”分属“百家”，“士”多为游士，与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种距离。秦汉帝国的建立则渐渐使学术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和“岁举孝廉”，开启了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古代选举由察举（荐举）发展到科举（考选），使人们几乎可以在学者文人与社会上层、政治统治层之间划上等号，而这些学者官员大多数又是不断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社会保持了一种很高的垂直流动性。

春秋以前，中国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桓公召集诸侯的“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氏、高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孔子希望，在社会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严地上升。“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机会的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孔子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文化垄断，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相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经”，在春秋时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成为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优劣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元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总之，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先秦时期基本确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更加重要和明显。所以，传统中国可以说就是一个以“学”立国的社会，而这种“学”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学问。《汉书·儒林传》有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朝之经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学”之称，这是一个更具广泛性和超越性的称谓。在儒家看来，要成为君子，必须通过“学”的磨砺，故《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荀子说“学止乎没而后止”。历代儒者从荀子到王安石、张之洞，多有劝学篇或劝学诗。学的另一面则是教。中国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这种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4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诗经》；战争诗；内容；思想

在人类生活中，战争是不可回避的一件事情。战争的涉及面不仅关乎政治、军事、经济，而且还关乎思想、道德、民族关系、阶级关系乃至家庭关系。就人来讲，上至天子、诸侯、下至庶民、士卒，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卷人了战争惊涛骇浪，没有哪个阶层能够逃避开。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任何一个话题能像战争文学那样面对整个民族和社会呢。研究传统文化中的战争文学，对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民族性格，可谓举足轻重。《诗经》作为我国文学的源头，其中的战争诗歌更可视为中国战争文学的源头。

所谓战争诗，指的是以战争为题材，直接反映战争或围绕战争而展开叙写的诗歌。可以说，战争诗是世界各国文学史上的共有现象。而《诗经》中的战争诗，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诗中独具特色。这种特色，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有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及审美趋向。

《诗经》中，战争题材的诗歌约占《诗经》总篇数的十分之一。根据传统说法和现代学者们的一般见解，《诗经》战争诗主要包括《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以及《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1]。

一、《诗经》战争诗的类型

《诗经》涉及到的战争题材的诗歌比较多，但概括而言，《诗经》中的战争诗主要是从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写战争：一是从国家的立场写战争，通过王侯贵族与一般将士两个层面，展现圣王高尚的道德，强调将士同仇敌忾的豪迈，凸显着战争的正义性；二是从离乱中战士和战士家人的角度来写战争，刻画了思妇的闺怨和战士的望乡，展示人们对和平的渴望。

（一）站在国家立场上叙写的战争诗

从国家的立场来写战争，这种类型的战争诗在《诗经》中体现得比较多，表现的层次也相对丰富。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1.王侯贵族征伐的赞歌

王侯贵族征伐方面的战争诗，一是歌颂祖先。诗歌主要颂扬怀祖先诛锄暴政、建立新朝的功绩。

从内容上看，这类诗歌主要包括歌颂周文王伐崇伐密的《大雅・皇矣》，武王伐纣的《大雅・大明》、《周颂・武》，商汤伐桀的《商颂・长发》等。这些诗篇不仅唱给先祖听，更是唱给同时代人听的“思想教育读本”。正所谓“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交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2]。

这类诗歌中，作者从周王朝大局着眼，以追忆的方式，选择祖先经历的战争进程中若干典型的场景或情节进行集中描写、渲染，表达子孙后代的自豪感和对祖先功业的赞颂之情。

除了颂扬祖先的功绩，王侯贵族征伐的战争诗还以当代天子、王侯为表现主体。这类诗歌，包括“大雅”中的《常武》、《江汉》，“小雅”中的《六月》、《出车》、《采芑》等。其中，大部分是反映宣王时平定徐淮蛮荆叛乱、抵御猃狁入侵的战争。

例如赞美宣王亲征徐方、平定叛乱的武功的《大雅q常武》（节选）：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虎。铺敦淮澹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

王旅，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为了平定边陲的动乱，周宣王亲自率兵，他奋扬威武，如电之震，如雷之怒。王师是何等的雄伟壮观， 如鸟之捷，如鹰之悍。莽莽如江，滔滔似汉，如山一般的伟岸，如水一般的狂澜。这首诗中，正义之师奋勇征战的慷慨豪迈之情跃然纸上。

正因为此类战争诗表达的是对祖先武功的缅怀、对当代天子的颂扬，因此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些诛锄暴政、建立新朝、抗击外敌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2.下层将士同仇敌忾的军歌

在古代，从军戍边被当作是“万里勤王事”的行动。为“王事”而奔走，被人们看作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诗经》中有许多战争诗表现了军士们英勇杀敌的壮志和共赴国难的豪迈。

《诗经》中表现士兵勇武精神最为突出的是秦风。《汉书・地理志》说：“（秦）安定北地，土郡西河，直迫近戎地，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其在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俱行。’”秦处西北边地，与犬戎相接，多次与之交锋，在抗击犬戎入侵方面极有战功。故朱熹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慨，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3

]“秦风”中的代表诗作――《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层层递进的表达中，展现的是将士们战斗的激情。整首诗，恰似一曲斗志昂扬的嘹亮军歌！

（二）反映离乱中战士与战士家人的战争诗

不可否认，战争一方面可以促进民族发展壮大、维护国家的安定，但也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

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战士和战士家人眼中的战争常常是忧伤和无奈的。《诗经》中的战争诗，反应了战士的望乡，更让人感受到了闺妇们强烈的思念。

1.战士的望乡

《诗经》中反映行役生活的作品主要有《邶风・击鼓》、《邶风・式微》、《魏风・涉岵》、《唐风・鸨羽》、《桧风・匪风》 等，这些诗歌都直接描写了出征士兵的悲苦的境遇与心境。

生活在空旷荒凉、群兽横行的原野，他们风餐露宿，载饥载渴，“式徽式徽胡不归？徽君之故，胡为手中露”、“徽君之躬，胡为手泥中”（《式徽》）；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们无日无夜地辗转跋涉，无暇顾及其他，“山川悠远，维其劳央。武人东征，不皇朝矣。”（《渐渐之石》）家有父母不能奉养，家有妻儿不能亲近，家有田土不能耕种，持久的战争让战士们有家难归。《诗经》著名的《小雅・采薇》就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绪：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N狁之故。不遑启居，N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W，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驾彼四牡，四牡YY。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N狁孔棘！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作为边防戍卒归乡途中所唱之伤悲之歌，诗中反复诉说战争生活的艰辛，恶劣的环境中，士兵愈加思念家乡。然而“曰归曰归”，却总是不能归去。终于有一天，他盼到了回家的机会。在大雪纷飞的归途中，他回顾漫长的征役岁月，万般辛酸涌心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归途中饥寒交迫，感伤时事，心中有难以诉说的悲哀。繁重的徭役与兵役，不仅给服役者本身带来体力与精神的双重痛苦，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他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

这首诗歌中，有战士的哀怨和思乡中，更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战士多么想回家，可是敌人打不退、国家不安宁，少数民族猃狁不断地在进攻，他又怎么能回去？诗中反复出现的“猃狁之故”、“猃狁孔棘”，成了战士肩上最沉重同时也是最神圣的责任。

如《采薇》中国仇和私怨并存的作品，将爱国精神、同仇敌汽和怀土思归、思妇哀怨集为中于一体，前者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后者是基于人的基本需要而萌生的强烈家园感，对立而又有机地统一于其中，故真实可信而感人至深[4]，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2.思妇的闺怨

《诗经》中的战争诗，不仅写战争承担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还以战争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

在家的妻子也无时无刻不在担优着参战、戍边丈夫的现实处境，关心着他们的生命安全，期盼着他们的早日归来。料峭的春寒，炎炎的酷髻，肃杀的秋风，凛烈的严冬，时问流逝，物换星移，深深的思念，并且含着更多的惦念，使她们焦灼万状，她们只好诉之浅吟低唱，以诗来表达内心的情绪[5]。《周南・卷耳》、《汝坟》、《召南・草虫》、《殷其雷》、《邺风・雄雉》、《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秦风・车邻》、《小戎》等 均为情真意切的思妇诗。

以《王风・君子于役》为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澹考ζ苡阼睿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君子于役》是一首写妻子怀念在外服役的丈夫的诗。从这首诗里，读到一个最明显的感觉，那就是等待，等待丈夫的归来。但等待亲人归来最令人心烦的就是这种归期不定的情形，好像每天都有希望，结果每天都是失望。正是在这样的心理中，女主人公带着叹息问出了“曷至哉”？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诗歌没有给我们答案，而是转换了一个视角，接着下面的一节中不再正面写妻子思念丈夫的哀愁乃至绝望，而是淡淡地描绘出一幅乡村晚景的画面――“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在这种“日之夕矣” 的夕阳晚景中，鸡鸭归巢、牛羊归圈，再日常不过的生活图景，却有中国人最向往的平凡与幸福。可田园般美好的生活画面下，妻子的丈夫却仍在远方。但妻子的情绪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悲痛欲绝，全诗的最后一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把妻子那种近乎绝望的祈盼，转化为对丈夫的最温暖的牵挂和祝福。

与王侯贵族征战的颂歌及军士同仇敌汽的军不同，行役诗与思妇诗更多的是抒发劳动人民深受煎熬的悲情。

二、《诗经》战争诗的思想特质

《诗经》涉及到的战争题材的诗歌比较多，但需要强调的是，《诗经》写了那么多的战争，但它从来不以狂热的态度赞美战争，也没有任何一首来具体描写战场残酷杀戮的细节。

因此，不做具体的场面描写，构成了《诗经》战争诗的一大显著特质。

（一）不作具体的场面描写

在世界著名的史诗中，对于双方的战斗场面，无不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与描绘。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中，将式洛亚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作为表现的中心，战斗场面声势浩大，震天动地；印度史诗《玛哈帕腊达》则再现了公元前十二世纪以后数百年间古鲁族和班扎拉族之间的长期战争，当时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残酷厮杀风暴之中，作者选取了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加以详细描绘[6]。

可是，《诗经》中战争诗几乎没有具体战斗场面的描写。它们大多用笔墨去渲染军队的军威声势和凛然气势，叙写的中心和重点完全在战斗场面之外的其它方面。

如《大雅・常武》写征徐之战，作者未写两军的正面交锋，而只突出其军势之盛： “王旅，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姜南的《学圃余力》 释曰：“如飞，疾也；如江，众也；如山，不可动也；如川，不可御也；绵绵，不可绝也；翼翼，不可乱也；不测，不可知也；不克，不可胜也”。整首诗，疾、缓、动、静，无所不包，却始终不见对交战情景的正面描写。

其他几首，如《六月》赞尹吉甫奉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江汉》写宣王命召虎领兵平淮夷，班师回朝后的诸多赏赐。这些诗通过兵马旌旗的描写来宣扬君威国力，也极少具体战斗描写。

（二）崇德尚义 强调战争的正义性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 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诗经》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强调了王者的以德服人和不战而胜，更凸显着战争的正义性。

正是因为战争的正义性，即便是战争背后的女性，也对参战的丈夫、亲人满怀自豪之情。如著名的《卫风・伯兮》：“伯兮A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女子赞美了丈夫威武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感和对勇武丈夫的爱慕之情。袁梅说：“这是一位爱国妇女所唱的思夫曲。她为金戈铁马、英勇卫国的丈夫而自豪。”[7]另外，《秦风・小戎》中也有类似的情感表达。

我们说，《诗经》中的战争诗之所以具备以上两种特质，与周礼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但同时，更是古老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农耕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尚农、务农、孝亲、重养、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使得全社会都有一种对人生命的珍视，好生而恶杀。这些造成了当时战争“不尚杀伐”的思想。

总之，不管是从国家的立场，还是从战士和亲人的角度，中国文化的主流，从《诗经》开始，中国人就没有对战争的狂热。保家卫国时，我们看到的是正义之师的勇武和豪迈；而当战争渗透岁月和人生时，我们感受到的则是闺妇无尽的相思和战士沉重的生命。归去来兮之间，人们最终渴望的是和平。这是一种民族性格，更是一种文化精神。

[参考文献]

[1]赵沛霖. 《诗经》战争诗思想特征浅说.语文教学，2011年第9期，9-11页。

[2]王夫之. 《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3]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4]龙连荣. 试论《诗经》所反映的战争观.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1期，39-43页。

[5]张庆利. 论《诗经》中的战争诗.绥化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31-35页。

[6]裴金华. 论《诗经》中的战争的特质.学术论坛，2006年第8期，50-52页。

[7]袁梅. 诗经译注 [M] .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5篇

关键词：“瓦乡话”；土家语；苗语；巫文化；民间文学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1)03－0095－06

巫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奇葩，一些研究巫文化的文章认为，巫术的治病功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动力，“禁咒包含禁忌、符篆和咒语，属于上古巫术，在我国传统医学形成早期已渗透到医学中成为治病方法之一。禁咒治病是祖国医学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其主要根据是古代文献记载。有学者认为古代巫术与医术密不可分，认为古代巫术是医术的重要载体，古代巫术用来治病很有效。又有人从宗教和信仰角度把巫术与鬼神信仰结合起来。荆楚及湘西北是中国巫文化的渊薮，一些人主要从法术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人说商朝文化对荆楚地区有深刻的影响，有学者从祭祖、驱鬼治病、丧葬、生育、占卜、禁忌、宗教等角度对巫文化进行研究。湘鄂渝黔川诸省土家族民间巫师梯玛是民间巫文化的代表者，目前鄂西和湘西北是研究梯玛文化的中心，其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有人从土家族巫师歌词的宗教与文学内涵及生态环境、内容和特点、音乐等方面研究土家族梯玛神歌，有人把土家族《廪歌》与《梯玛》进行比较研究，也有人对湘西土家族梯玛神歌进行综述，其它研究成果如对梯玛在土家族民间宗教中的仪式“玩菩萨”进行调研和考证，苗学研究专家石如金先生在搜集翻译湘西苗族巫词招魂词旧和研究苗族创世纪历史领域颇有功绩，吴晓东搜集翻译苗族祭仪“送猪”神辞收获颇丰。旧以上研究成果各具特色，但学术界对渝东南、鄂西北、黔东北、鄂西南等地民间巫文化的比较研究薄弱，而这些地区历史上是巫文化的隆盛之地。目前学术界对其巫文化的研究与之不相称，这种局面有必要改观，这是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之必需。本文将田野调研和文献材料相结合，对土家语、苗语、“瓦乡话”地区民俗巫文化如祭家先、招魂、驱妖魔、“送猪神”等祭仪进行比较研究，力求找出其民族文化的背景、内在本质与规律。

一、湘鄂渝黔民族语言中的巫文化

渝鄂湘黔边区是汉族、土家族和苗族的世居地，苗族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苗蛮文化，土家族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巴人文化，“瓦乡话”、土家语和苗语与巫文化密切相关，虎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在渝鄂湘黔民间文学和葬俗中保存着，虎神和祖先崇拜、仁义慈善、诚信勤俭、文明守礼思想给人以多种启示。

湘西北、渝东南“瓦乡话”盛行地区是深山老林、高山峡谷地区，交通极其不便，在人们眼里，这些地区神秘莫测，神出鬼没，为巫文化提供了存在的温床。“瓦乡话”就是以古代汉语为主、融进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而这些少数民族及操瓦乡话的群体所创造的民俗文化与巫文化关系密切，是古今巫文化的宝库。渝东南、湘西北“瓦乡话”中的巫术材料如巫术神歌存在着崇虎因素，如其唱词：“白虎堂上坐，无事惹场祸”，“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打虎还要亲兄弟，上阵还要父子兵”“巴山老祖婆，听工慢唱祭祀歌”，这分明是在说，操瓦乡话的这部分群众继承和传承了古代巴人的白虎崇拜文化与风俗，成为与土家族有共同精神崇拜的近亲了，在有些地方，操瓦乡话的人甚至被当作土家族对待，其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存在着共同的白虎崇拜。“瓦乡话”唱词比较多，与民间的虎崇拜相关，也有民族融合内容，如土家族白虎崇拜信仰“瓦乡话”的群众所吸收，“巴山老祖婆是祖先”，土家族以崇虎为其民族特征，对白虎图腾顶礼膜拜，“瓦乡话”也对白虎崇拜传袭下来。如“蛇有蛇道，人有人路”，是土家族民间文化与风俗中的龙蛇崇拜的反映；“人害人害不倒，天害人寸草不生，恶人自有恶人磨，好人自有好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机一到一切全报。”巫师在为亡人或鬼神做法事时念此巫语，劝诫亡人或鬼神要多对人类行善事，树美德，杜绝恶行劣迹，试图对鬼神亦起到教化作用，是巫术文化实用功能的神化。“穷人莫听富人哄，桐子开花要出种(办阳春)。”这是道士作法事时唱给鬼神听，规劝鬼神在阴间要对活人行善，不能恶败德行。“惹不起，躲得起”，巫师以此简短的巫语表达对鬼神的敬畏。“坏事做多了，没有好下场”，巫师用粗暴语言告诫鬼神不要做坏事，否则要受到惩罚。“多修桥，多补路，多给儿孙留幸福”，这是土家族巫师劝告鬼神为人类修桥补路，为后代子孙留福荫，不能学坏人、做坏事，而要向楷模看齐，告别放僻邪耻的过去，立足当前，着眼未来，自己才能修成正果。其中蕴藏的仁义：善良及训诫，充满苦心孤诣，同时也是人生教训与社会生活经验的总结。巫师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以朴素的语言传达深刻的哲理，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诠注。

土家语给巫文化增加了神秘色彩。古代巴文化崇鬼尚巫，今土家族继承这一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体现出的祖先崇拜令世人叹为观止。土家族巫师用自己的语言唱道：“尊敬的祖先，几代尊敬的祖先，酒杯里有酒，诚心诚意地敬你们!五个杯杯，还要烧五根香敬你们啊!拿一杯酒来，请你们出来啊!尊敬的祖先啊，抬一杯酒敬彭家屋的祖先。比人家走得快的祖先，管钥匙当家的祖先!数你们几代祖先，一代祖先，两代祖先，三代祖先，四代祖先，受人家尊敬的祖先，请你们啊!我们梯玛请你们啊!我手上的钱敬你们，我讲话请你们啊!祭祀祖先要靠梯玛才能完成，而且梯玛一双空手也不能完成神与人的交流与沟通，还必须给每个祖先神灵敬奉香、纸、烛，才能换来鬼神的高兴，祖先才能满意，才能随时随地保佑子孙后代。笔者2010年在湘西北里耶镇岩从村调查土家语，得到土家族巫师表达对神灵真诚信仰的句子：“我讲话，我大吵老虎鬼，我仇恨老虎催命鬼……”土家族巫文化的功利化、世俗化十分明显。进行田野调查的人都惊叹“岩从村”土家族民间巫文化的浓烈，对附近的苗族、汉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产生深刻的影响。土家族敬奉的神灵很多，分布范围很宽，我们从土家族巫师梯玛唱的《道情诉苦》便可知。“菩萨啊，敬你们，我用酒敬你们，你们的头大，我们司人请你们，敬你们，玩河司人，沃巴素司爹爹，桃坪炉把县公、县爷，兵营老爷，约正爹爹，恒扎文令乡约，还有其它菩萨，敬你们啊!”以“菩萨”作为“神灵”的代名词，这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口头语，不论什么鬼神，只要有益于人类，就是神灵，神圣不可侵犯，都被称为“菩萨”，掌握着世俗凡间的生死存亡、荣辱升沉，世人必须以好酒、好肉敬祭之，才能得到这些神灵的保佑与庇护，主祭者不能是一般群众，必须是德高望重、德才兼备的贤能；不让外人来主持祭祀，否则祖先会生气，就不能给世人以福佑。土家族巫文化中的神灵材料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内容，例如土家族历史上的兵制、

荒政、流民、打猎、自然生态等，都在土家族巫术生活或材料中得到保存。

苗语文化因素对巫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苗族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主要继承了古代蚩尤、九黎、三苗与荆蛮的衣钵，也混融进许多濮人、于越、句吴的文化因素，而这些民族都盛行巫风，崇灵巫、敬鬼神是他们的重要特点。苗族群众崇巫重鬼，灵魂观念根深蒂固，还产生很多方术，至今湘鄂渝黔苗族崇巫风俗一脉相承。“北方人们放财帛神，南方人们放阿德财帛神灵，北方如果邀你们要别走，南方如果请你们要(阿德)别去，在家等放；坐地楼等放(阿德)时间神灵，大土地站尚有坡，小土地躲指(阿德)岭，祭祀祖神站尚有在车刘，居住地藏指(阿德)车布……”与楚辞《招魂》的祭祀对象、文化内核、神灵方位、祭祀仪式、祭祀歌词等都极其相似，这种祭祀文化并非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经过千百年来的实践、积淀与熔铸的结果，是巴楚地区各族群众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精神载体，分布范围十分广泛，歌词数量也很庞大。石如金、龙正学整理和翻译的苗族祭词不但内容丰富多彩，数量十分可观，而且涉及到若干民族，因而具有浓郁的区域文化风味。如“几个苗人、瑶人，寻不到立足之地，找不到居住的地方……循着山羊小径往前走，沿着陡坡幽谷向前行，来到泸溪县，走到泸溪垌，妇女邀约伯母叔娘，男子呼唤叔伯兄弟，祭祀鼓神，成立鼓社，近亲远戚来到，支系宗族齐全，九坡九岭的龙凤姑娘，被妖魔鬼怪吃去，只剩一沟一谷。鼓神祭祀不成，鼓社聚会不了。祭祀鼓神只成一堂鼓神，祭鼓社只成一堂鼓社。水域溯水而行，陆地沿山而上。”世间所有的珍贵东西，都要让神灵得到享用，巫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让神灵心情高兴，驱逐鬼神，不再让恶鬼劣妖加害人类，使用威力迫使妖魔鬼怪远走高飞，使无辜群众生活得安宁，远离梦魇。苗族在万恶的旧制度剥削与压榨之下，血汗流尽，但在剥削阶级的奴役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朝不保夕，神情憔悴，形容枯槁，无可奈何之时发出悲哀与祈求。“鼓社男子像蚕多，鼓场女子数不完。兄弟姊妹分清楚，异姓男女才相连……鼓社祭毕客散尽……平分银子用升量，每人分到一茶盘。田姓石姓坐务伴，留在留飘与古嘉。平分银子用升量，每人分得银一坨。田姓石姓坐务伴，留在古嘉与留飘。”可以看出苗族祭祀神灵很慷慨，猪、牛、羊三牲齐全，汉族古代天子、君主、诸侯使用的祭品是牛、羊、猪，牛、羊、猪肉、银子也可作为苗族的祭品，祭祀神灵完毕，人们平分祭品，并无偏私，更不独占。苗族祭仪还有“送猪”仪式，苗族东部方言区有“苗巴岱”、“汉巴岱”，二者都为苗族所信奉。“做巴岱”就是“做鬼”，“巴岱”有祭师、法师、巫师、鬼师、老司等名称。苗巴岱主要仪式有：椎牛、椎猪、接龙、还傩愿、祭家先、祭雷神、天王神、罗孔山神、波斯神、淘砂神、揭网神、追魂、除伤亡鬼、飞山神、公安三保神、梅山神、簸箕茶神、布冲他力、板可戎、滚娘公、解天狗、出告祝、推送五鬼及白虎、架桥、当坊土地神、楼公楼婆神。“送猪”是把猪作为牺牲送给家先，多神并存，很多神灵是其它民族共同祭祀与顶礼膜拜的对象，至今亦然，体现出苗族巫文化的神秘色彩、丰富内涵与永久魅力，这是民族文化恒久生命力的表现。

二、渝东南土家族民间文学与巫文化

渝东南是巫文化的重要分布地区，酉水流域酉阳大溪老寨与湖北来凤县接壤，老寨犀牛潭神话中，犀牛是能破水通财的神圣，民众视为图腾和灵物。老寨聚天地灵气，形成风水宝地，有很多神话传说。例如亲人去世要从老寨108个堡选择一个在上筑灵穴，这是用巫术手段福佑后代。老寨犀牛潭神话与巫文化密切相关。犀牛潭有犀牛，财主居住酉水边，长工(方言为“长年”)为财主挑水干活，一天早晨长年去河边挑水，去了很久一担水都没挑回来。财主问原因，长年答：“我早上到河边挑水，水桶碰到河里一水牛，我打水时河水自动向两边让开，好多次都这样。”财主想：“天下哪有这等怪事!长年好吃懒做，编造谎言哄骗我。”财主和长年到河边把水桶伸向河里打水，河水向几个方向让开，水桶上有犀牛毛：“犀牛毛是宝，有避水神力!明天我亲自挑水，找机会抓犀牛毛发财!”财主次日去河边盯着酉水河，犀牛钻出水面看见财主，停在河中沙洲上吃草，不在水中滚澡，头天刚吃完草，洲上第二天又长满青枝绿叶的嫩草。财主听民众传唱：“左角左丞相，右角右文官，哪个葬到犀牛地，九知府，十都督。”知府、都督是旧时读书人羡慕的功名职位，加上文人创作形成内涵丰富的意象。民间传说：财主娘死后，财主用火烧把骨灰包起装进竹篮，清晨趁犀牛滚澡，张嘴反刍时把骨灰篮朝犀牛嘴里丢，未进犀牛嘴却挂在犀牛角上，犀牛游回深潭，财主跳到犀牛背上死抱犀牛背不放，以实现当皇帝坐江山的美梦，犀牛翻滚回深潭，财主葬身犀牛潭底，从此再未见犀牛来滚澡但天晴时有气泡冒出或树叶渣冒出来，据说犀牛在河底滚动。土家族历史上有火葬习俗，是古羌人习俗的演变与遗存。2006年7月10日去世、80多岁的彭明澍先生2006年正月初四给笔者写信说：“老寨在清朝及民国声名大的人很多，有拔贡、进士、秀才、司令、团长，有律令军的顾问后台，有世代繁荣的最大富豪，这些名人中有很多传奇故事……”财主与母亲骨灰葬身犀牛潭，后代子孙荣华富贵者不少，族众兴旺发达。与鄂西北相似，渝东南神秘的犀牛神话、葬俗与龙不可分割。“酉阳县大溪镇老寨古代有一青年彭武从小父母双亡，砍柴打草为生，他有次从山上砍柴挑着下山，在半坡看到一个年青漂亮的姑娘坐在路边石头上梳美丽的长头发，他好意叫道：“前边是哪家姑娘?还不回家，现在天快黑了!”姑娘听见就起身向前走，彭武在后边追，彭武走快，姑娘就走快，彭武加快脚步，姑娘就加快脚步，彭武放慢脚步，姑娘就放慢脚步，彭武追到酉水河边犀牛潭岸时，看看追上了，突然飞沙走石，昏天黑地日月无光，彭武什么也看不见了，待他重新清醒时看见前边犀牛潭有一条金黄色的龙在酉水河中动荡几下就沉下犀牛潭深渊中去了。”美女是龙女，龙与犀牛共存于犀牛潭，龙是犀牛，犀牛是龙，被民众当作图腾物。财主把母亲的骨灰篮丢进犀牛嘴中却挂在犀牛角上，财主跳到犀牛背上一起沉入深渊，葬身犀牛潭灵穴吉地，财主后代富甲一方，贵人大官和高官不少。与鄂西北武当山吕家河民间礼俗歌《待尸歌》对比：“葬到左边出阁老，葬到右边出宰相。若是葬到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金银财宝滚进来，荣华富贵正当堂。”酉阳大溪老寨犀牛潭神话：“左角左丞相，右角右文官，哪个葬到犀牛地，九知府，十都督。”二者如出一辙!财主把母亲的骨灰挂在犀牛身上同沉潭底，以巫术卜占风水宝地，以巫术的神奇效应使得后代人丁兴旺，拥有福禄寿喜。2007年6月在老寨附近发掘出土距离六七千年的男女合葬墓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表明此地巫文化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背景，而非空穴来风。而如何剔除封建迷信的糟粕，反对以巫取财、牟取暴利甚至谋财害命，充分地利用其有利的民族文化与历史文化优势，促进当今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移风易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与艰巨任务。

三、鄂西北与广东山川风物、神秘葬俗歌谣的比较

鄂西北神歌谣及秘葬俗是巴楚文化的融汇。《待尸歌》是鄂西北、陕东南、豫西南、川东北交界

地巫文化，房县武当山区《待阳歌》民俗味浓。亲人死后要请道士、文人、亲友唱、跳、说、哭，办三天丧事，请风水先生和道士选择灵穴，在天亮前发丧：“鸡鸣三唱，东方发白。要抬死者上山掩埋，歌师改击‘还阳锣鼓’唱‘还阳歌’。”《待尸歌》内容结束：“还了阳，还了阳，阴歌改成阳歌唱。天上的星星改月亮，地上的百姓改皇王。锣鼓打到大天亮，丢下锣鼓去抬扛。金山抬到银山上，将亡人抬到(邪)卧龙岗，葬到左边出阁老，葬到右边出宰相。若是葬到龙身上，状元、榜眼、探花郎。金银财宝滚进来，荣华富贵正当堂”，“将亡人抬到卧龙岗”。为亡人选择风水宝地，以龙脉的灵异保佑后代子孙荣华富贵。《待尸歌》带有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反映了特定历史时代某些地区的风俗民情，是研究民间神话传说和民俗的“活化石”，有不可估量的科研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国南方沿海神秘葬俗、民间传说、歌谣与渝东南和鄂西北近似。广东韶关青嶂山民间广为传说。明朝皇帝朱元璋少时贫苦，随母沿途乞丐南下，流落在青嶂山云峰寺出家当和尚。一日在天池边忽听得几个小孩在唱童谣：“天池左角左丞相，右角右丞相，刘家出天子，朱家出和尚”。朱元璋当即责令小孩改唱：“天池左角左丞相，右角右丞相，朱家出天子，刘家出宰相”。后来历史果然印证朱元璋做皇帝，刘伯温做宰相。朱元璋母亲病故葬于天池中间，产生朱麻龙祭坟的神话故事。渝东南与鄂西北神话传说、葬俗与中国传统风俗及天文紧密联系。犀牛或其它动物角有神力，与天上星宿相关，角宿是天门组成因素，左角与天田、右角与天门、苍龙与角宿对应，天关是苍龙角，崇拜神秘动物角，左右角象征将领都凭天数而成功。对逝世亲人、祖先坟墓营建的重视有悠久的传统。如梅州客家人及从梅州奔赴海外的侨民从古至今有“村内的华侨凡富有之家都愿意建大厝、祠堂、书斋、坟墓，然后方谓完成人生大事。倘此四样不全即不得称为‘全福’，因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都是光前裕后。”大厝、书庙专为活人而设，祠堂、坟墓为逝世亲人而置，坟墓被华侨与客家人视为神圣对象。坟墓作为逝世亲人身体与灵魂归宿，对坟墓营建的重视体现了孝义精神，逝世亲人在良好的坟墓风水环境中能保佑子孙繁荣昌盛。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6篇

 

在新经济环境下，我国的护理服务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程度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将中医文化与护理服务相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可以帮助护士转变服务观念，促进护理服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提高。同时，中医文化与护理服务的相互融合，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可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

 

1 中医文化的深刻内涵

 

中医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结合自身的特点，在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在全国中医院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强调，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医学科学，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优秀文化的瑰宝，对我国民族文化和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医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贯穿着中医药学发展的全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对医疗卫生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药学也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如何发挥中医文化的功能，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成为医学界讨论的热点。

 

2 中医文化特色融合在优质护理服务中实践分析

 

护理服务是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内容，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有力保障，将中医文化与护理服务相融合，是中医文化功能发挥的体现，也是适应时展的必然要求。我们从以下几点具体说明如何进行中医文化与护理服务融合的实践活动。

 

2.1构建中医文化的基本框架，为与护理服务的融合创造基本条件

 

通过构建中医文化的基本框架，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理念，提高护理服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医院的护理人员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文化理念的促进下，可以提高护理服务的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2.1.1结合医院实际，制定科学的任务目标，对护理服务进行指导

 

每个医院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不结合自身的状况盲目开展工作，就会对医院造成损失。因此，我们要结合医院的实际，制定科学的任务目标。例如，制定完善的制度，保证护理工作有序的进行;组建服务质量监督小组，督促护理服务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保证护理服务质量;定期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这些都是中医文化的具体体现，使护理服务在完善的制度下进行，完成护理服务的任务目标。

 

2.1.2体现中医文化的深刻内涵，完善护理服务的培训资料。

 

中医文化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延。医院的护理部要不断的对中医文化进行研究，充分体会其内涵，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一套符合医院实际，并且在内容上充满趣味性，简单易懂的培训学习资料。护理人员通过学习资料，体会出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转变思想观念，深化护理服务理念，促进护理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2]。

 

2.1.3以中医文化为基础，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中医文化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我们就要发挥这方面内容的功效，为医院的护理服务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实际的工作中，可以通过培训、考试等方式渲染中医文化，体现中医文化的特色。

 

2.2中医文化在护理服务中的体现

 

中医文化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在实际额工作中对护理的作用非常大，帮助病人更好的恢复，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2.2.1在对病人的护理方面

 

遵循“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理念，时刻关注病人的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避免问题的严重化。根据病人病情昼夜波动大的情况，有重点的对病人进行护理。

 

2.2.2在对病人的管理方面

 

结合中医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为病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且制定科学的作息制度，保证病人的休息质量。同时要针对病人的特点制定护理内容，控制饮食，加强心理护理。

 

2.2.3在用药管理上

 

结合“子午流注”的理念，按时按量的为病人提供药物服务，尽快使病人回复健康状态。

 

3 结论

 

中医文化与护理服务的相融合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医院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在实际的工作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过将中医文化融入到护理服务中，使护理人员深刻的认识到中医文化的深刻内涵，确立了一种共同的道德行为、职业规范，对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医文化的力量帮助护理人员提高了创造力和凝聚力，促使医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中医文化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注意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为医院形成优质的护理服务而不断的努力。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7篇

一、高校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价值

1、促进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弘扬

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的融入，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传统音乐文化是一个国家传统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学、地理特色等多种多元文化的整合，通过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便可以很好地了解到这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悠久发展历史、民族特色文化以及特色地域风情等内容，而我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和多元化色彩的文明古国，传统音乐文化是我国声乐艺术的根源，是我国声乐艺术的精髓所在。因此，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至关重要。高校拥有着大量的国家杰出青年人才，通过在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融入传统声乐文化，相关高校声乐教师可以有效地将我国特色传统音乐文化展现到高校学生面前，并且有效地将我国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信息等传递给学生，从而有效地提高高校学生对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认知，增强高校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推动新一代的中国高校人才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我国传统音乐文化，促进我国历史特色文明的传承。比如说，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春江花月夜》这一首古典名曲为例，《春江花月夜》是我国历史上一首有名的琵琶独奏曲，它形象生动的为人们描绘了江南水乡的月夜春江的迷人景色，促进了人们对于中国古典乐器琵琶的理解。因此，在现代高校的声乐课程教学中融入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2、促进高校声乐教学品质的优化

传统音乐文化在现代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的融入，可以有效地促进高校声乐课程教学品质的优化，提高高校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审美能力。第一，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可以很好地促进高校声乐教学的多元化。现代高校声乐课程的教学大多都是采用的西方声乐教学的方法，对于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教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便造成了现代高校的声乐教学长期处于一边倒的发展状态，声乐课程的教学模式也变得越来越单一化，不利于高校学生的声乐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和优化。而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的融入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高校声乐课程教学的多元化发展。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发展了多种特色的音乐艺术形式和品种，建立了非常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体系，比如说国粹京剧、秦腔、黄梅戏、昆曲以及民间小调等，这些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在现代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的融入，可以极大程度上的丰富现代高校声乐课程教学模式的多元化，推动高校声乐教学的优质发展。第二，传统音乐文化在高校音乐课程教学中的融入可以促进高效综合素质人才的培养。高校音乐课程的教学，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高校学生的声乐素养和综合能力，而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正好可以满足其这一需求。传统音乐文化是中华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精髓，它可以有效地培养高校学生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强化高校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从而促进高校学生综合素质的科学地提高，为现代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二、高校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方法

1、促进情感与教学的融合

音乐是人类表达自身情感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每一首音乐作品的创作都融入了创作者深刻的情感和文化。因此，相关高校声乐教师要想有效地促进传统音乐文化与高校声乐课程教学的融合，首先，应当紧抓传统音乐文化的核心精髓――情感，将高校声乐课程的教学传统英语文化的情感相融合，从而有效地发挥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对于高校学生的教学作用，使传统英语文化能够完美的融合进现代高校声乐课程的教学当中。比如说，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高山流水》这一首经典曲目的教学为例，《高山流水》是由先秦琴师伯牙先生所创作的一首观点乐曲，曲中主要想表达的是高山的雄浑和幽水深潭的壮阔，传说当时伯牙先生创作这首曲子的时候，只有钟子期先生听懂了其中的情感，钟子期死后伯牙先生痛心疾首，感叹道失去了一个知己，因此也诞生了“伯牙绝弦”这一千古名词。所以，高校声乐教师在给学生教学传统音乐文化时，可以通过情感与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帮助高校学生有效地了解传统音乐文化的背景、情感、体验等内容，让高校学生能通过情感的共鸣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从而有效地吸引高校学生的声乐学习兴趣，促进高校学生对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2、激发高校学生的感知能力

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激发自身对于声乐艺术的感知能力，是有效地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方式。因此，相关高校声乐教师要想有效地提高高校声乐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且有效地促进传统音乐文化与高校声乐教学的融合，就应当重点做好高校学生的声乐感知能力的激发工作。我国是一个拥有多个民族特色的多元化国家，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我国每一个地区和地域都发展了其自身特有的音乐文化。然而，虽然我国不同的地区人们对于传统音乐的风格、唱法、表演形式等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但是，对于音乐这一门艺术来说，音乐是不分地域和国界的，它都是人们对于艺术和美的追求。因此，在现代高效的声乐课程教学中，不存在无法理解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教学内容，存在着只有尚未开发的高校学生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感知能力。因此，高校声乐教师要想有效地促进传统音乐艺术与高校声乐课程教学的融合，就应当采取有效地措施来激发高校学生对于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感知能力。比如说，对于地域文化特色比较鲜明、独特，理解起来较为困难的传统音乐艺术，高校声乐教师可以通过在教学之前，先向学生详细的介绍其历史文化、地域特色以及音乐风格等背景内容的方法，有效地强化高校学生在欣赏该种传统音乐艺术时的感知能力，从而全面地提高高校声乐课程的教学质量。

综上所述，传统音乐文化是我国声乐艺术的根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它在现代高校声乐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提高高校声乐课程教学的质量，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综合性高素质人才，因此，高校声乐教师应当积极采取有效地措施来促进高校声乐教学中的传统音乐文化融入，从而有效地提高现代高校声乐课程教学的质量。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政保护；商业保护；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一、行政保护

我国2011年颁布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属于典型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该法的目的是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与支持下进行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予以支持。该法的颁布与实施无疑为那些濒临丢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弱小的民间传承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或者公法保护。这种公法性质的行政保护是区别于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保护。正如，该法第44条中的规定，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显然，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经济权利、精神权利方面，行政保护是不足以保护的。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采取相应地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而对于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来说，其权利的保护只字未提。而且现实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发生：传承人的演绎创作作品侵犯了原权利人的权利。相反，知识产权作为典型的私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以事先许可为内容的专有权制度控制权利客体的各种使用行为，涉及明确的具有财产内容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

二、商业保护

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保护多是遵循着一条商业运作的线索。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牵引，企业、个人的投资，专家、群众的加入和参与，是商业运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例如，《印象 ·刘三姐》的商业运作。广西文化厅的牵引，桂林广维文华有限公司的投资，张艺谋、梅帅元等导演、编剧的加入，当地民族群众热情的参与，使其不断发展为一个集现场演出、景区游玩、旅游休闲、图书光盘出版物销售等多种文化形式、多种媒体互动的综合经营项目，是典型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商业运作。然而，这种商业保护模式只能从间接角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直接保护的还是投资方的利益。现行知识产权法对此商业化作品也是有明确保护，对其中涉及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是“爱莫能助”。而且其中的问题并非直接、间接保护那么简单，同时隐含着民族传统文化商业保护模式同样化、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与我国构建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言既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考量。

三、特别知识产权保护

上述的行政保护、商业保护都不能从专有权角度保护权利主体的经济权利、精神权利。而知识产权类型的私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保护权利主体专有的权利。换言之，一方面，对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存在困难的，尤其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征不符合现行知识产权法中客体的特征，需要构建特别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特别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是必要、可行的，在国际上已有的相关保护立法例中，多数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在众多的社会规范中，法律无疑是最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也就势在必行。在界定“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之前，必须界定“知识产权”与“特别保护”这两个内容。此处的“知识产权”应是最广义的概念，比如，WIPO就以该方式界定知识产权，指“由工业、科学、文学与艺术领域的智力活动产生的法律权利”。“特别保护”的界定应在知识产权背景下进行。因此，可以把传统文化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界定为：为克服传统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法律难题，在广义的知识产权法框架中针对民族传统文化而设立的一种新型、独立、特别的立法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有两种：一是特别版权模式；二是新型特别知识产权模式。特别版权模式，即改革现行的传统知识产权法，在其中加入专门规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特别保护规则。从2012年3月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中可以看出，我国采取的是新型特别知识产权模式。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保护条例》仍处于酝酿过程中，笔者希望上述分析的问题能够得到较好地解决。

参 考 文 献

[1]杨鸿．民间文艺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立法例及其启示

[M]．法律出版社，2001（3）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9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文化发展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我们的祖先曾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财富。外国市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兴致盎然，一些传统文化产业在国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却在国外备受关注。虽然目前情况有所缓和，人们对于国学教育的认识逐步加深，但是还需更多的时间与机遇，才能发生更多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因为人类群体的文化具有整体性，它不以某种单一的特质存续，而以整合多方面关联的形式存在，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是文化产业最基本的特征。人、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使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互相依托、共生共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需要一定的载体，特定的人类社会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脱离了特定的群体和由他们所组成的文化环境，非物质文化将不复存在。同样的，作为一个族群和社会所认同的文化，其核心是这个群体的综合价值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存在形态往往更能表达这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华夏祖先从制造第一件劳动工具开始，就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寻找、摸索并创造实用性强的劳动工具，在满足了造物基础的同时，又培养了独特审美的精神需求。由此发展出来的民间工艺美术，多就地取材、手工生产带有形式美感的作品。它们造型多样，色彩鲜明，质朴清新，具有独特的乡土气息和生活色彩，以实用性为依托，既是工具又是工艺作品。它们从民间来又服务于民众，融入了各个民族衣食住行、风土人情、礼仪禁忌的各个方面，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艺术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多学科的文化价值，体现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意识、哲学观点、感情气质和心理素质，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非物质文化兴起与发展的土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象体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我国的民间工艺美术类型的非物质文化分布于全国各地，由于地理气候、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民族文化、审美尚好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丰富的品类和多彩的风格，大多采用天然的材料和传统的手工加工模式，成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与民俗活动密切结合，与生活息息相关。如，以蛋画、印花画、扇面画、唐卡为代表的工艺绘画类；以剪纸、皮影戏、镂刻为代表的剪刻类；以印花、蜡染、浇花布为代表的民间装饰服饰印染类；以风筝、扇子、彩灯为代表的扎糊类以及刺绣类、雕塑类、编织类和陶瓷类共类民间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以传统文化环境为基础，以宫廷机构、民间班社、民间自发传习的方式传承，与社会经济、传统思想、历史文化、民俗民风水融，是传统文化环境下历史对表演艺术的自然选择。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综合艺术，融合了歌曲、舞蹈、文学、装饰、制造等多个方面的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现代文化产业的艺术宝藏。

三、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

除上述传统表演艺术、民间工艺美术方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传统制造技艺、民俗节庆礼仪和民间口传文化三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发展、传承和改造形式上也面临与前两类艺术几乎相同的问题。中国的非物质文化虽然丰富多样，但自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我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受到影响，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也几乎消失。很多以祈福、传统信仰、表演审美为基础的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的生活中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一些传统艺术形式逐渐丧失了文化生态环境，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些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华文明所崇尚的伦理道德、艺术修养、民间风俗逐渐被淡化，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总而言之，文化产业脱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将会削弱社会群体的历史特性和文化多样性，使社会的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趋于大同而没有灵魂与根基。所以，文化产业与非物质文化具有共生的联系，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对发展整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昕.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发展重要的文化资本.广西民族研究，2008（3）.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镇旅游系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联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俗风情旅游日益兴起，以云南丽江、江苏周庄为代表的古镇旅游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古镇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旅游者体验的重要内容。剖析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影响因子，并对二者进行关联性分析，既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思考，也是对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模式的探讨。

一、古镇旅游系统的构成要素和特征

古镇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彰显历史的重要依据。旅游系统是由各种旅游事象组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使各组成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具有实现旅游价值的整体功能。根据要素旅游功能分析，古镇旅游系统可以分为客源市场需求系统、旅游目的地供给系统、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古镇旅游系统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古镇旅游系统旅游活动具有多样性；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具有广泛性、系统性以及要素之间关联的复杂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保护和传承影响因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在长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通过口传心授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主要有：口头传说和表述、传统表演艺术、社会风俗、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主要影响因子有：保护的必要性；保护工作的主体；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原真性和创新性；文化多样性。

三、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影响因子的关联性分析

古镇包含种类不同、特色各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因子进行剖析，以后者作为保护理念探讨古镇旅游开发利用模式，既是对二者关联性的分析，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探讨。

（一）古镇旅游需求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创新性关联性分析

对古镇旅游需求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创新性的分析，是从旅游者需求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旅游者对当地传统文化体验的要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创新的规律，可以推出古镇旅游开发模式有博物馆式保护开发、原真性保护开发、应用和产业化式保护开发。

（1）博物馆式保护开发：对于不再适应社会需要、面临生存危机、没有市场价值但仍具纪念和收藏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行全面、系统、真实的记录和整理。博物馆式保护开发通常由政府主导，以保护文物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见效快、作用显著的特点。

（2）原真性保护开发：古镇旅游中，旅游者更多的是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体验，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标尺，也是其稀有价值的体现。

（3）应用和产业化式保护开发：在对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详细收集整理、深入认识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确定其具有开发和应用价值的，应进行开发利用和产业化发展。

（二）古镇旅游支持和服务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关联性分析

从研究的重点出发，可以将古镇旅游支持系统和服务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分析，可以推出古镇旅游开发模式有教育传承式保护开发、立法约束式保护开发。

（1）教育传承式保护开发：教育是人类传递文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重要途径。古镇旅游教育传承式保护开发面向的对象有两类：一是管理者和开发者；二是普通民众和旅游者。

（2）立法约束式保护开发：法律规范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古镇旅游开发涉及的部门和群体较复杂，通过立法约束、规范化管理，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法律保障。

（三）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文化多样性关联性分析

（1）研究性保护开发：对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性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推出研究性保护开发。研究性保护开发要求对古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收集整理、系统研究，对适合旅游开发的要进行重点研究，探讨科学的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模式，避免无序、盲目开发带来的负面影响。

（2）可持续性保护开发：对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主体和传承方式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推出可持续性保护开发。古镇旅游的可持续性开发要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生存环境原貌以及传承主体的保护。

（3）独特性和多样性保护开发：对古镇旅游供给系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多样性进行关联分析可以推出独特性和多样性保护开发。古镇旅游开发只有立足自身特色、不断提高文化品位，才能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且为古镇旅游开发所用的目标。

针对古镇旅游开发商业化、庸俗化严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害、甚至消亡的问题，剖析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影响因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影响因子作为保护理念对古镇旅游开发利用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对古镇旅游系统构成要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影响因子的关联性分析，得出了古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八种旅游开发模式。

参考文献：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产品设计；情感；文化传统；现代产品

1 文化与产品

文化作为一种非常抽象的概念渗透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文化的精神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作为观念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诚如在美国哈佛演讲时所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学科、各种学派的相互砥砺、相互渗透而发展的，也是通过同世界各国的相互发展、相互学习而进步的。”传统文化既体现在有形的物质文化中，也同样体现在无形的精神文化中。

产品设计是一个设计师通过创造综合信息的过程，通过不同的元素和方式将产品展示在世人面前。他是一个从需求到满足的过程，通过产品这个载体来满足各种需求和想法。它是为了满足设计师本人和他们所属社会的人们某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需要而进行的人类活动。这种活动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水平。产品设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创造过程，更是一种展示和传递文化理念的方式。他作为一种活动，把当代的科技与文化综合在一起，实现新产品的拓展，这是一种综合文化的整合。现代设计产品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特性，通过其独特的工艺和风格展示其独特的文化。

2 融合的方式

汽车设计师乔治・亚罗曾说过，“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正所谓古时匠师们“一物入魂”的理念，“给设计以灵魂”。设计的灵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文化，设计的内涵就是文化的传承和超越。我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在设计的过程中如将这些传统文化赋予到设计中必然会增强产品的审美和文化内涵，但绝不是原搬照抄，而应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当下进行改进和创新，吸收多元素，做到既能相融合又不会失去本色，从而体现发展与进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与当代时代特色的产品。

2.1 形式元素的融合

造型元素的直接引用是最常见的方式，通过表象将造型赋予到产品设计中。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下，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环境下，这些具有明显的民族风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但是这些产品借鉴的元素多过于表象，内涵文化性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或者根本没有体现。

2.2 符号元素的融合

符号是一种相对于造型图案来说较为抽象的元素，在产品设计中，不仅能明确产品的特性，也同样可以赋予产品一定的文化内涵，将产品风格和产品使用相结合起来。但是设计者想要将其内涵传达出来也是要经过反复的推敲与研究的，想要将符号和谐完美地融合到设计中，体现文化特点也是如此。消费者在接触一个新产品时，通常会通过产品的外形来推测其功能和内涵，还会与现有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较，因此如何协调产品的功能风格和特征以及如何赋予其文化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2008年奥运火炬的设计元素就取用了传统的祥云符号，而其造型则选取了传统的卷轴样式，这样的设计不仅在造型上，在符号上也运用了中国的传统元素，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也同样展现了火炬设计中现代与传统的完美结合。

2.3 材质元素的融合

众所周知，产品的材质通过其独特的触感和纹理能给人不同的观感和心理感受，如钢铁之类的金属材料以及玻璃材料的使用能体现出现代独特的科技感，木材质、陶瓷材质等则给人一种自然淳朴之感，是传统设计中经常使用的材料。如在产品设计中使用现代的工艺手法对传统材质进行设计，往往会设计出不失典雅与历史的沧桑又兼具现代科技的美感与创想的产品。如近些年来在手机上使用的材质从以前的塑料、金属这类现代材质转变为陶瓷、木材、竹材等这类自然材质，通过现代工艺与传统材质的完美结合，不仅不失现代科技感，反而使产品更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美学。

2.4 传统颜色的融合

颜色，尤其是传统色，往往具有厚重的历史传承。从厚重、广博的传统色彩中去寻找现代产品设计的灵感，应该说这是很有启发作用的。中国传统颜色基本是依据“金、木、水、火、土”传统的哲学五行思想来运用的。五行，是指五种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来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它强调整体概念，旨在描述事物的运动形式以及转化关系。合理地运用和创新传统颜色，不仅可以体现产品的民族传统魅力，还能给产品增加文化底蕴，提升艺术品位，赋予现代设计产品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3 传统文化的情感

中国人从古至今所注重的或者说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脱自然的写意的情感状态，所注重的不是人为的修改，而是一种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关系。在设计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文的关怀，而产品的情感化设计就是要在设计中融入情感，使消费者在得到产品或使用产品时进行情感的交流。中国人的情感文化来源于悠久的历史，来源于深邃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又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文化已然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生活。因而设计者在产品设计中应融入我们自身对文化情感的理解，把握传统文化的内涵，从情感切入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平衡点，以呈现出隐藏在产品外表之下的精神内涵。

如2008年获得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大奖的产品――上上签牙签盒，由洛可可ID设计师陈海亮设计。这款用于随身携带的牙签盒。采用中国传统的墨黑色和朱红色搭配，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标志性建筑――天坛。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上上签”时都会不由地感到某个深刻的意象在隐隐地传达给他们，而这种意向恰取材于中国古代建筑天坛祈年殿的殿顶轮廓。设计者希望通过这款小小的牙签盒，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正在复兴”的意向。墨黑色的盒身犹如中华民族悠久而沉重的历史，底部那好似即将被这历史所淹没的朱红色盒芯，正是极具生命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充满了中国传统的情感，拉近了产品和使用者的距离。

4 结语

身为设计师，能为传扬传统文化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让所有设计师思考的问题。在极具同质化的今天，传承传统文化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想要设计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就需要设计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学习研究，并结合现代产品设计，遵循设计的原则和规律，从人文精神、风土人情、哲学艺术等多个方面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工艺多方位地结合，使产品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内涵，相信这样的产品将更加能以独特的魅力走向全球化的市场。

参考文献：

[1] 唐纳德・诺曼.情感化设计[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

[2] 陈新生.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

[3] 李砚祖.造物之美：产品设计的艺术与文化[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2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三项条件。

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决定了其特质：

一是稀缺、濒危性。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受到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影响，变的极为稀缺，有些甚至濒危。

二是独特、唯一性。从已经公布入选的数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和传承人或在区域内、或在特定文化范畴内、或在特定人群内，均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呈现唯一性的特点，这也是非遗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是传承、代表性。大部分的非物质物化遗产项目，都是少数人系统传承的，有些甚至是单人口耳相传的，极具文化代表性，可以代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独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印记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作用，这也为其进入课堂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可以更好的履行传承人的法定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定义务中，“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是重要内容，传承人进入课堂，更容易使传承人获得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尽快实现有点及线，由线到面的文化传播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是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教育课堂还是专业的非物质物化遗产传承课堂，都是非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非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项目都极具专业性，在技法、工艺、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要求，在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课堂开展传承，具有先天优势。此外，课堂面对的主体更多的为青少年，是文化传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的主要对象，课堂所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对文化未来的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丰富课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课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受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传统教育课堂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教育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民俗、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即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氛围，又可以起到宣传文化，提升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作用。此外，如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项目，原本在课堂就比较有旺盛的生命力，传承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教学环节，会起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最好的保护就是广泛的传承。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其魅力是最佳途径，传承人进入课堂，就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放大文化功能的放大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层永久“保鲜膜”，新鲜的造血功能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新鲜生命力，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回归的步伐逐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都充分意识到，孤芳自赏，不植根社会服务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所以尽快利用各类课堂的平台和其他途径宣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一）探索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相关机制。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甄别，针对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课堂开展传承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工作，把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编制相关教学计划;积极探索符合传承人教授传承非遗项目的教学方式，保证教学的效果。

（二）积极筛选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编排工作，针对不同项目的技艺特点和研究现状，归纳总结规律，分需求教学。突出专业教学和普及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教范围，保持长久生命力。

（三）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徒弟”选拔。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技艺极为特殊，受众相对单一，在后继有人上存在难度，可以更好利用传承人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社区、网络等选择合适人员进行培养传承。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 张中龙.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途径[J].理论学习，2011（06）.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3篇

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的空间

城镇化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农村以往的生产方式与文化发展模式，带给人们一种自由、活力以及创新的生活方式，这也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出了严苛的挑战。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是关系民族传统文化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发展过程中需要保持自身特质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在城镇化高速进行的过程中，发展原生态民族传统体育，需要解决因为城镇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与心理问题，并制定科学的措施，以扩展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与传承的空间，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触角伸向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激发人门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城镇化的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发展创造了新的平台

城镇化的发展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新型体育方式的便捷与新颖，未来的体育文化是建立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重构与吸收基础之上，但这并没有改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它是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辩证地思考问题，将民族传统文化中落后的文化特质剔除，保留其中优秀的文化特质，注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中的精华部分，使其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城镇化的发展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的环境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基础之上，它既是世界体育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结晶。传统体育文化是社会与民族发展的产物，特殊的社会发展环境是体育文化存在的基础。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也就是说，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与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民族传统体育的结构与发展机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城镇化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同时也为传统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城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在精神生活方面却没有以往的丰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载体，为新型农民进行健身娱乐提供了场所，不但减轻了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情感压力，同时也给城镇化催生的新型农民以真正的文化熏陶。

针对如何加速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的研究

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进行传承与保护

要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进行传承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人们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主要的精神的表达方式，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其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理念与内容，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优秀文化遗产，需要对其进行传承与保护。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护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举措，因此，在城镇化加速建设时期，要充分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步骤与条例对原生态的民族传统体育区域进行保护。对一些流传时间悠久的口述体育演练方法与体育民俗进行记录与存档。

运用文化产业品牌的方式进行传承与保护

要运用文化产业品牌的方式进行保护与传承：第一，要对当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现状与传承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利用本地特殊的人文文化环境与经济发展环境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产业品牌的包装，形成地方特殊的文化产业。第二，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力度，打造一批充分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的体育文化形式与品牌，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各个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品牌的重复建设。

运用博物馆的静态与动态形式进行传承与保护

要运用博物馆的静态与动态形式进行保护与传承：首先，要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与体育事业发展的现状，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活动，并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网络通讯技术承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内容；其次，可以利用博物馆的特殊时间与空间，将与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民俗、起源、服装与技术演变进行有效展示，给人们留下静态形式上的文化印象，在时间纵轴与历史进程中记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最后，利用博物馆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节庆期间，搭建好庆典平台，为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契机。

设置稳固的传承空间与传承人制度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4篇

1.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概述

享有“鱼米之乡”美誉之称的湖南，因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多元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丰富的非遗资源。据统计，我省现有部级保护项目118个，省级保护项目236个，市级保护项目690个，县级保护项目3012个。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的最大的特点：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口耳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非物质遗产除了民俗外，其余九大类分别是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其中传统手工技艺就有20多项，如长沙火宫殿传统小吃、衡阳的杨裕兴面、益阳沅江的麻香糕、湘西土家族的酒鬼酒酿、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

这些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湖南各民族民间工艺的重要载体，而且是农耕文明时期湖南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质，在艺人们代代师徒口传身教中不断发展丰富其内涵，从而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技艺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手工艺的优点，使得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技艺在型制、工艺、装饰手法、材料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审美与实用价值。

2.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建设发展现状

伴随着全球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深入，机器批量生产逐渐取代了手工生产，使得非遗传统手工技艺的“手工”特性受到市场的冷落和轻视，部分传统手工技艺食品的生产趋向功利性追求，忽视其特有的文化内涵。市面上有些传统手工食品的视觉形象上偏向传统元素和传统文化的打造，品牌形象同质化，品牌品种单一化，制作工艺简单粗糙等问题。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其产业化发展进程。

（1）品牌视觉形象雷同，地域文化不明显；

品牌视觉元素主要体现在品牌的文字标志、图形标志、包装设计、招贴广告以及店面整体形象设计。例如2009年被列入省级非物的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美食文化与民族文化完美结合的民间艺术珍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苗侗历史文化，富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然而在它的品牌视觉表现上毫无鲜明的地域性特征，面临缺乏地域特色视觉文化符号的困境。

（2）品牌在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的表现上滞后，形式美感不足；

它的包装设计却极为简陋，主要以透明的塑料简装为主，产品完露出来，在随意搭配没有考究的字体作为品牌识别的标志，再将包装上附加简单的文字说明，并不能真正体现设计的基本精神；礼盒装的也大都用没有特色的纸盒予以包装，盒型都是以传统的方形为主缺乏创意；包装盒的颜色大都是红色、绿色、黄色缺乏新颖性。视觉形式感不强，无法激起消费者的食欲与购买动机。

（3）品牌品种单一化，市场定位不清晰。

品牌产品缺乏创新性，品种单一化，个性不突出就必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再看雕花蜜饯品牌包装过于简陋，没有迎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与情感需求，缺乏市场定位。在众多的产品和品牌中，消费者的购买力更多的是接受和选择哪个品牌。加上产品的衍生物甚少，销售形式主要以现场销售为主。

3.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建设和产业化发展策略

（1）挖掘湖湘文化内涵的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形象

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艺是湖南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部分。湖湘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 湖南非物质传统手工艺品牌内涵就是挖掘富有湖湘特色的文化内涵，这种内涵较为隐形，品牌所要传递的信息正是品牌文化的内涵。湖湘文化是泛指南下的中原儒学正统，是一种特有区域文化。它有着刚烈倔强的个性，热情而奔放；反映出湖湘大地特有的民俗与民风。因此在构思传统手工艺食品品牌形象素材时，应了解产品的文化背景，充分而准确表达出正确的意境。创意源泉应选择该区域具有典型性和历史性元素，进行合理有效的加工为设计服务，而不是简单的几个传统元素随便表示，并且要避免元素的误用。

将湖湘文化的精髓进行归纳、提炼出地域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手段结合，设计出贴切的富含地域特色和符合现代审美情趣特征的视觉形象，以此提升传统手工艺品品牌的附加值，促进传统手工艺品的良性发展。提升手工艺品品牌的档次，使其具有超出一般产品的质量，做工精细更富有特色和吸引力。这样一来，既能提高传统手工艺产品的经济价值，又能彰显它的文化价值。作为消费者而言，其所购买的也不仅仅是商品，购买的更是商品背后的历史、文化等符号性的精神价值。传统手工艺产品导入品牌形象一旦定型，就会被消费者接受。

以品牌形象发展为依托，提高传统手工艺食品的市场竞争力。传统手工艺是食品品牌的特色和品牌文化，是与同类产品竞争最大的焦点，是区别其它产品的重要手段。中国是文化资源大国，民间艺术资源丰富，每一种民间文化资源都具有其与众不同的文化和工艺特色，这种特色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具备品牌开发潜力。因此，传统手工艺食品品牌的建设必须以地域文化和工艺特色为依托，塑造并强化品牌的特色，有效避开同质化的竞争。

（2）开创湖南传统手工技艺食品品牌营销新模式

菲利普・科特勒认为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他们之间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借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区别开来”由此可见，品牌就是产品身份的象征，在消费者的潜意识中就有该产品的信任感和认同感，排他性很强。而品牌定位则是品牌价值的根本保障。要想建立起一个强势品牌，首先是要对自己的品牌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定位，而品牌如果缺少清晰明确的定位，就会像没有蛇的船一样。清晰而准确的品牌定位为品牌塑造了鲜明的个性与丰满的形象，使之与竞争品牌有了质的区别，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形成独特的差异性优势。

然后是研究消费者拟定营销策略，充分考虑到了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传统手工技艺总是与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彰显出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特色物产、乡土风气、人情习性、行为劳作等各个方面的特征，特别是传统手工艺食品带有明显的区域性饮食偏好。目标消费群体不仅要考虑到本区域本民族的消费者，还应该针对其他区域异民族的消费者；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消费方式、文化层次和心理需求。以情感建设品牌，拉进消费者的情感距离；以品质建立品牌，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多样化的生产建立品牌，满足多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充分调动消费者身边的媒介手段，进行平面、立体、动态、互动的宣传，普及消费者对传统手工艺的认知。使消费者在物质消费的同时，体验到更多的精神愉悦。将品牌与体验想结合的营销模式。

融合创意产业研发特色化产品，借势发展旅游服务产业

传统手工艺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与活化石，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价值，比如

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就是利用各种瓜、果、蔬菜的根、茎、叶、花、果的自然形态雕刻出富有苗侗文化内涵的图案，造型生动极、工艺独特，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是集历史、艺术、文学、哲学、美学、传播、生态一体的文化形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资本，是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颠覆，它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了产业的创新。而其中所蕴涵的文化产业资源，通过产业的形式得以传播和发扬，是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有效途径。”这种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的关键点就是创意的挖掘。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台湾文创产业的发展经验。日本在打造地域性品牌特色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将特色民族文化元素体现在各种土特产品上，然后在整体上宣传。比如水果，可以制作成子、茶、蛋糕、饮料，重要的是，所有的企业都基于同样特色，并作宣传推广。一般来说，由政府设定治愈系吉祥物和代表图案，然后由各个企业独自研发，已经设定好的治愈性吉祥物和标志图案要作为一个品牌持续使用直到被大家所认知。

举例来说，北海道的乳制品是当地的有名的土特产品，利用乳制品制成各种各样的子被销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色恋人等甜品，厂家很多年都持续使用同样的包装图案，因此成就了这个品牌，现在已经成为家喻户晓明星产品了，游客也都争相购买。还有台湾的伴手礼最突出的便是本地化特色，当地的历史、人文、民俗、手工艺品都与伴手礼产业息息相关。政府积极推动“一乡镇一特产”，全台各乡镇大力发展专属自己独特的伴手礼。在开发伴手礼之前，政府会统一出台政策，找团队、专业、企业去考察当地的农业、人文、历史，经过磨合碰撞后再考虑朝哪个方向去塑造。比如全乡都产凤梨，并不是所有人都去作凤梨酥，可以有凤梨冰等衍生品，即使是凤梨酥各家也都有自己的招牌口味，这样才能吸引游客。

传统手工艺食品的工艺较特殊，大多数产品采用的是纯手工的工艺。在现代这个追求个性和返璞归真的快消费、快节奏社会，这种传统手工艺食品生产企业发展存在很大的潜力，市场商机无限。同时，手工艺食品得买卖大多数发生在旅游胜地。借助于旅游业这一行业发展得辐射效应，未来市场上对手工艺食品的需求并定呈增长态势。比如怀化靖州的雕花蜜饯就可以借助当地苗侗旅游文化打造湖南西南部少数民族特色传统手工艺食品做推广销售的平台。靖州是中国苗族歌之乡、中国茯苓之乡，有结合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歌和花苗民族文化打造的三锹地笋苗寨风情游、苗侗祖地佛教文化名山飞山生态民俗游、湘西南最大的林场――排牙山林场绿色生态游等旅游资源，每年到靖州旅游的游客突破五十万人次，每年因旅游带动的雕花蜜饯销售额上亿元。

结语

传统文化的特质范文第15篇

【关键词】历史古镇；发展环节；文化特色；风貌优化

一、关于历史文化村镇文化风貌特色的分析

1.我国传统村镇的特色风貌保护的现状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对于历史文化古镇的保护策略日益展开，一系列的历史文明遗产被得到保护应用。特别是近几年，我国相关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不断得到健全，社会上关于历史文明古镇的研究工作日益开展，实现了历史文明古镇的保护之路的正常开始。目前来说，我国已经得到申报的历史文化古镇是比较多的，比如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等，这都是符合国家历史文化申报的重要名镇。在我国的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也有一些尚未进行申报的古镇，比如桂林漓江古镇，陕西省白河县城关古镇等，这些古镇的传统文化特色面临着消失的威胁。

古镇的传统文化风貌特色，表现在其传统的城镇建设、人文文化的应用环节上，比如江南水乡古镇，该镇诠释了古诗中的小桥、流水的意境，无论是该古镇的建筑模式还是所表达的艺术特色都表现了一种传统古镇的美，是值得我们进行古镇传统风貌特色的保持的。与古镇传统文化风貌相区别的是，城市风貌实现了自然的人的应用，它是人类的自然生活的改造。通过对城市文化风貌的分析，可以更好的理解历史古镇的文化风貌，从而确保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延续。城市风貌的空间结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比如城市风貌区、城市的风貌符号等，在城市风貌的剖析过程中，可以进行村镇传统风貌的深入了解，其具备自身具体的应用结构，比如城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造景观或者自然景观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并且即使是目前正在保护的，也可能面临着其传统历史特色消失的威胁。

2.历史文化村镇传统文化特色的保护

随着现代化城市经济的开展，关于历史文化古镇的相关保护法规不断得到健全，比如《关于保护古文化建筑的指示》、《国家环境政策法》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延伸了历史文化村镇的核心概念，所谓的历史文化古镇是具备重要的历史文化研究意义的，包括其街道、村镇等，通过对我国历史文化古镇的传统特色文化的保持，可以进行某一历史进程的传统风貌的保持，比如其地方特色、特色民族风情。比如南方的丽江古镇，丽江古镇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汇集成了丽江古镇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对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体系的优化，可以保持其区域的建筑遗存特色，实现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弘扬，这对于当前社会的历史遗存研究工作的开展是非常具备借鉴意义的。

二、关于古镇传统文化特色的保护分析

1.村庄传统历史遗产的保护

随着我国传统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方案的应用，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古镇都得到保护。比如河北省的历史文化名城――于家村，这个村镇经过了相当长的时代变迁。根据相关历史考究，该村是明朝于谦的后人。该村镇的特点是石头房屋的建造，比如其建筑、街道等。并且该村镇的建筑特色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其阁楼建筑还是四合院建筑都突出了其建筑文化的独特性。这是一种对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弘扬的生活方式，值得社会进行历史研究。像于家村这样的村落在我国的各个区域都是大量存在的，它们具备鲜明的地域特征性，实现了历史建筑格局的保持，具备良好的物质文化研究价值，村落的传统文化风貌特色是现代社会研究历史的活化石。

村落传统特色风貌是古代人们智慧的结晶，其实现了当时时代的物质文化与建筑的融合，比如自然景观、建筑风格等。这些建筑的外在形式表现出了一些非物质文化，比如耕读文化、宗族文化、民俗文化等。对我我们研究过去的社会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了，村庄传统文化风貌的保持是比较复杂的，需要考虑到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明确当期的历史文化遗憾保护的紧迫性，展开相关规范措施的应用，确保其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色的延续性的发展。

2.当代村镇传统特色文化风貌的保持

为了实现对历史村镇传统文化特色的保护，积极展开相关历史文化保护方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当代城市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现代化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中，古镇的文化风貌的保持，需要经过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需要实现传统建筑文化文明与现代建筑文化文明的结合。通过对当代城市发展与历史古镇保护这两个环节的结合，实现当前社会的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弘扬。当然了，对于历史古镇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对历史发展文明的保护，更是对我国传统文明的保护。在日常生活中，村庄传统文化特色体现在村镇的景观、建筑、街道等，这些环节也体现了其文化价值方面，居民的日常生活模式等。通过对村庄传统特色文化风貌的保持，实现我国传统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确保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村镇传统建筑文化特色的保护。

在历史古镇传统文化风貌保护过程中，不仅仅要针对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更要针对尚未被重视的村镇展开保护，从而确保中国历史文明文化遗产的延续，从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古镇传统文化风貌保护过程中，需要针对当地的具体经济情况，展开相关资金的投入，进行遗产文化建设、遗产传统文化的弘扬。在此过程中，需要进行旅游行业的配合，实现历史古镇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协调。

三、结语

在历史古镇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文化风貌特色的保持，可以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确保后代子孙对于民族文化的集成，从而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当然，历史古镇的历史保护环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需要引起国家的相关部门的重视，实现当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历史文化遗址保护这两个环节的和谐，从而优化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1]郝俊卿，吴成基.王雁林.地质遗迹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以洛川黄土地质遗迹为例[A].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论坛――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C].200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