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发展范文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篇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互联网+”的行动计划。据《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1]，“互联网+农业”将利用互联网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形成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

一、“互联网+农业“发展背景

1.“互联网+农业”的定义

互联网+农业是传统农业的一个升级。它将农业从生产到销售之间的各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以农村商贸、物流等体系，实现农业发展现代化、信息化、科技化，释放更多农产品价值。

2.农村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经济水平快速提高，互联网环境也不断改善。据2014年官方数据[2]显示，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支配收入为10489元，比上年增长11.2%。截至12月，我国农村网民总数为1.78亿，占比27.5%，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8%。

二、传统农业产品流通模式的问题

同国外相比，我国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存在终端规模小（即农户生产商与零售），中间流通环节复杂，流通效率低下，农户地位不高等问题。

1.农产品流通流通链复杂，流通效率低下

现阶段，我国农产品的生产销售链比较复杂，成本高，损耗严重，主要流通模式分为五级结构：“经纪人-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农产品具有很强的产品属性，若流通模式与之不协调，除了出现成本高的问题，还会出现很高的农产品腐损率。

2.农产品生产者议价权受限

从流通主体看，我国农产品流通主体主要是个体农户，加入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约在10%，而美日国家却高达90-99%。相较而言，个体农户规模小、分散性大，信息获取能力差，在谈判地位上只能被动接受批发商或零售商给出的价格。

3.农产品流通服务设施体系跟不上市场发展

我国大部分批发市场还没有信息服务，连锁经营、订单农业等新型的流通方式发展滞后。拥有电子屏幕、网络信息系统的批发市场占比不到35%，超市销售占比不足10%[3]。

这些问题的出现加剧了消费需求与落后的服务设施体系的矛盾，体现出农产品特殊属性与工业化流通体系之间的不协调。

三、互联网下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改进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时代，带来新基础设施、新要素、新组织的分工建立，为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其中主要形式为电子商务的新型流通模式快速崛起，在流通主体、组织方式、上下游影响等方面都呈现了积极的创新与变化。

1.各类生产者直接对接电子商务平台

在互联网的发展普及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合作社离开传统集市，在互联网上直接销售农副产品，大大提高了议价能力，扩展了市场范围。如衢江区周家乡的“土地哥农家店”，借助淘宝平台，30天就能销售出900多件农副产品。

2.传统批发商和零售商走线上销售路线

传统渠道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往往掌握着农产品链上商最丰富的资源，他们具有高度的市场敏锐度，一旦与电子商务进行对接，将产生巨大的效益。例如拥有140家门店、1000多个供应商的民润超市批发商们，其果菜等大部分货品由中农网网上平台撮合、配送；去年一年，通过中农网达成的交易额超过5亿元。部分批发商甚至搬出市场，专营网销。

3.消费者“反客为主”成主导

在移动、社交等网络的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和迅速传播下，消费者能够更快的获得更多的信息，打破之前接收信息的孤立局限性，与生产者达到信息同步化，从被动消费到积极参与，在产销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为未来“互联网订单”奠定基础。，

四、“互联网+农业”的意义

1.简化生产链，降低流通成本

在互联网造成的这个信息经济时代，农户生产者与消费者可充分共享信息，缩短产销链，提高流通效率，降低中间成本。据阿里研究院调查表明，在线销售流通效率比实体店高4倍左右。若能在农业上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可节约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源。

2.让农民“做主”，提高农民收入

在互联网提供的大平台下，农户从生产者转型为卖家，与消费者直接接触，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在交易地位上由被动变为主动。通过较高的议价权提高收入的同时，农户也更好的了解了社会需求变化。部分农户虽未直接与消费者接触，但也通过农产品电子商务降低了成本，获得更高效益。

3.提高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促进现代化农业服务体系的发展

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完善了现代化农业的服务体系，在促进农产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发展了特色农产品品牌，创立特色项目，形成了一批成熟的农产品电子运营商，在分销、质检、物流等环节上强化了农产品服务体系的提升。

4.提高农民素质，创造新价值

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大平台，部分农农民的网络意识、创新意识得到提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新农人可以打造出更加贴近消费者、更加个性化和人格化的新型互联网品牌。

五、“互联网+农业”的发展趋势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2篇

文章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增长因素，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传统农业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农业经济发展；增长；转型

1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

中国在发展的第一个千年里，人口的增长平稳，直到公元960-1280年的宋朝时期，中国经济才出现了新的发展活力。首先在宋朝的人口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大约从宋初的5500万左右人口上升到宋末的1亿。其次，地区经济中心出现了转移，宋朝起初定都在人口稠密的开封，而后在1127年，由于北方有来自满洲的金人入侵，宋朝迁都至长江以南的杭州，因此出现了经济中心的南迁。长江以南水稻种植区的人口大幅度上升，而北方的重要性急剧下降。长江以南的人口在唐代（750年）占全国总人口的24%，而到12世纪末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60%。在13世纪末时，居住在南方的人口已经达到85%以上。宋朝统治者为了大力开发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方式引进了新的早熟稻种———占城稻，从而使得水稻的两季或三季播种成为可能，中国的复种指数从公元1世纪的汉朝0.6上升到8世纪唐朝的0.8，到宋朝时达到了1.0。另外，在生产工具方面，宋代创造了“鉴刀”、“秧马”、“耘荡”等劳动工具，对于土地的开垦、插秧、田间作业等有很大的帮助，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且在宋朝时期灌钢法、百炼钢法得到了的广泛使用，生产工具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先进的耕犁得到普遍推广；唐代时的曲辕犁，到了宋代有了进一步改进，制作更加精利。除此之外，政府对保护耕牛的政策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政府鼓励民户养牛，并对耕牛进行保护，宋朝政府规定，民间不准无故屠宰耕牛，违者皆罚以流配。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的前期至中期阶段，中国以世界领先的经济体出现，与同期的欧洲相比，先进的科技水平和生产工具保证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耕地租的制度又保证农民可以从税收剩余中获取少量的但稳定的积累，农村家族文化和士绅文化保证了乡村的经济稳定。我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就鲜有突破性进展，最初领先的农业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接近其生产率极限。但是西方诸国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条件下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建立发展现代农业体系，使得农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传统农业经济的均衡

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在传统农业框架下，人口、耕地面积、粮食作物产量是考察农业经济效率的基本要素。从1400-1957年，中国人口增长38倍，在557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395%；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率为0.272%。从总量上看，人口增长远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前者比后者多1.3倍。从速度上看，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比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率要快0.45倍。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时段中，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到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王朝在此二百年中从勃兴走向衰亡，距清立国仅44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的矛盾比较突出。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人口增长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受到以粮食成本为代表的生活成本的约束及相关税收影响。耕地面积除了受到一个国家疆域面积和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实际可耕地面积的约束，还受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之间的产权关系的影响。如果把土地所有权作为一个控制变量，那么人口、耕地与粮食作物产业之间即可抽象为一种特定模式的投入-产出关系。在古典理论框架下，由于耕地资源稀缺且有限，受土地肥力递减律约束，一定单位面积的耕地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人口，一旦人口总量增长快于耕地面积增长，就会出现“剩余人口”抑或“饥饿人口”，因而产生了马尔萨斯式的悲观预期。但中国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透过历代王朝的更迭，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可以看出，在反复出现的制度变迁背后，中国始终是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超稳态经济体。在人口-耕地关系中，二者不是一种互动关系，即人口多了就去开荒，耕地多了再增添人口的循环模式。在可耕地总量有界的条件下，从投入-产出视角出发，就增加的劳动人口的再投入会导致对耕地的开发利用从粗放（外延）扩大向精细（内涵）生产的转变，最终导致单位产出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解人口-耕地矛盾的紧张与冲突。在技术不变的假设下，往往表现为在农闲时的劳动力闲置，而在农忙时则达到人尽其用的状态。

在中国的近两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关系中形成一种趋于静态的均衡配置，换言之，在传统农业经济约束下，尽可能的提升单位耕地的粮食产出。从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年）开始到1957年，中国的粮食单产量一直在缓慢的稳步提升，在前期的370余年中，单位产量提升的速度最为缓慢；在中期的80余年中，提升速度加快，在最后的100年中，提升的速度最快。在整个长时段中，粮食单产的平均速度慢于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但接近于耕地面积的年均增长速度。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民在把荒地改造为良田的历史进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的极大代价。也正是这种创造性劳动支撑着中国人均GDP在1400年之后的长期下降趋势中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保持超长稳定性的内在动力机制。

3传统农业经济转型的内在动因

在十四世纪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生产力水平都遥遥领先于欧洲，GDP总量大约是欧洲的两倍，人均GDP远高于西欧，截止十四世纪，中国人口大约是西欧总人口的1.8倍，因此中国当时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但在14世纪以后，这一局面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单从人均GDP来讲，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欧洲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出198国际元，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落后于欧洲的人均GDP的大约30%。中国一直维持着传统农耕模式下的经济停滞，在人口增长了4倍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下的静态均衡模式。随着近代科技的勃兴，西欧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变化，西欧人均GDP已经开始逐步赶超中国，到1820年英国首先爆发了工业革命，继而欧洲的工业革命随之全面爆发，欧洲的人均GDP在1820年以后以一个较快的速率上升。到十八世纪末，西欧的人均收入大约是中国的2.5倍，使得世界经济实力架构出现逆转。西欧取代了中国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

在传统农业经济框架下，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等于农业生产，由此产生的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紧张和压力，迫使农民节约生活成本，维持最低限度的福利水平，把所有可能的物质资本投入到土地之上。“这意味着增加一些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一些用于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农民已经用了几代的其他形式的物质资本，对农业产量的增加帮助甚微，小到不能产生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收益率”。由此产生的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价值失衡，成为维系传统农业经济持续生存的巨大代价。近代以来，由于国民对西方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过程的集体无意识，在长期封闭状态下老大自居，忽视或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及经济体制，对现存的传统农业体系和技术手段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世代坚守传统农业那么只有世代与贫困相伴随，这是理解传统农业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基本出发点。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是任何一个现存的文明古国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通过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推进农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现代化。同时结构转变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把中国建成一个“世界工厂”绝不是经济转型的目标，经济转型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或“幸福水平”。

参考文献：

[1]陈安平,李国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时间序列的经验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11).

[2]张鸿武.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随机性趋同研究———基于综列数据单位根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08).

[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4]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

[5]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3篇

1.气象灾害频繁。河西地区降水量少，植被稀疏，蒸发强烈，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荒漠化程度有恶化的趋势。近年来，张掖市的水资源利用取得了很大成绩，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发展。20世纪70年代祁连山地表水总量是80亿m3以上，90年代地表水却不到70亿m3。由于地表水较少，加上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当，过量开采地下水，修建水库，提水灌溉，天然水系逐渐遭到破坏，地下水资源逐年减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天然植物大片枯死，荒漠化面积逐渐扩大。20世纪90年低以来，张掖市年沙尘天气发生次数增多，且春季早发，持续时间长、强度大、范围广，沙尘暴灾害严重。21世纪以来，由于天然林保护、黑河流域治理等工程的实施，下游额济纳生态逐步改善，张掖湿地开始恢复，张掖生态也得到保护和改善，沙尘暴及荒漠化有所缓减，但问题依然严峻，这是未来发展低碳农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水资源短缺。水作为自然资源，是影响绿洲生态环境的核心因素，是张掖市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性资源。自20世纪80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用水量日渐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相对承载能力持续降低。目前全市水资源有大小26条河流，年径流量为24.75亿m3，有地下水资源1.75亿m3。如果扣除黑河干流分水方案中，向正义峡下游分水9.5亿m3后，张掖市可利用水资源量为15.25亿m3，人均占有量约1250m3，虽高于联合国规定贫水国1000m3的水平，但低于全省人均占有量1302m3，远低于全国人均占有量2344m3，耕地亩均占有量511m3，也低于全省579m3的水平，因此，发展节水农业是张掖市低碳农业发展的根本。

3.天然植被退化严重。张掖市共有森林面积约449333公顷，草原面积2546500公顷，森林覆盖率11.07%。南部祁连山地是天然林集中分布区域，是张掖绿洲水源涵养的主要基地。中部绿洲多为人工林，是绿洲的生态屏障。西北部荒漠地带，是草地集中区域，以天然草地为主，约占95%，还有一些人工改良草地，整体质量较差，植被覆盖率低，是生态脆弱区域。据调查，张掖市的牲畜数量并不是随草地的承载能力而变化的，而往往是超载放牧。张掖祁连山区段的载畜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70万羊单位发展到现在的270.2万羊单位，而草地载畜能力只有201.6万羊单位，超载68.6万羊单位，超载率达34%，特别是冬春草地超载更为严重。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牲畜头数，草地载畜量不断增加，且忽视了草地建设与管理，致使草地超载过牧。加之干旱少雨，地下水位下降，植被大量衰退，草地沙化、盐渍化、草质变差，不断退化。祁连山区东部森林带下限往上退缩了400米，上游山地草场退化面积占可利用草场的50%，植被覆盖率降低了30%~38%。草地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提供人们生命生活不可缺少的氧气。草原退化造成大量土壤，水蚀和风蚀危害增加，土壤有机质下降，失去植被覆盖的地表使土壤碳排放增加，草地覆盖度下降直接导致草场吸碳固碳功能下降。草地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形成土壤有机质、碳汇、抑制土壤碳排放、净化环境、抑制风蚀和沙化、抗旱化等多重生态功能，若不尽快加大维护和建设力度，退化一旦超过生态阈值过大，造成生态的不可逆性，将会带来灾难性破坏。

4.人口承载量过大。绿洲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绿色家园，绿色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直接决定着张掖市人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全市的绿洲面积为0.565万km2（有资料为0.552km2），占全市总土地面积41924km2的13.48%。2009年张掖市人口总数为128.81万人，平均人口密度约为30.72/km2。虽然该人口密度低于全省人口密度（约56人/km2）和全国人口密度（约131人/km2），但根据联合国1997年拟定的标准，干旱区人口承载力极限为7/km2，是标准的4倍多。可见，人口对绿洲水土等资源压力已远超过其承载能力。由于全市人口都生活在面积有限的绿洲区域内，如果仅以绿洲面积核定人口密度，则绿洲区平均人口密度为228人/km2，远远高于全省人口密度和全国人口密度。如此大密度的人口，生产、生活对水土资源的需求膨胀，水土资源矛盾更加突出，导致对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引发绿洲生态系统退化，使绿洲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难于协调发展。

二、张掖市低碳农业发展的思路

1.加强低碳农业的宣传教育。农民参与是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当前农民对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农业还比较陌生，首先需要提高农民对低碳农业的认识，发挥农民合作社、农业专业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作用，教育、督促农户减量使用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投入品，增施有机肥，采用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方法来防治作物病虫害。其次，低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各行各业及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对社会公众、地方政府、涉农企事业单位、农村基层干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种养大户等，进行有重点地发展低碳农业的宣传教育，广泛宣传发展低碳农业的意义和理念，促使节约资源、低碳减排，科技兴农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促使全社会对发展低碳经济、低碳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全新高度。

2.减轻人口压力，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张掖市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国际规定的干旱区人口承载力最大限额，若仅以绿洲面积计算，人口密度更大。减轻人口对绿洲水土等资源压力势在必行。十一五期间，张掖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控制在5.26‰~5.81‰，从可持续发展要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零增长”的跨越目标看，进一步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还有一定空间。虽然需要很长（约30年）时间，难度很大，但我们必须理智地自控自律，控制人口规模，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要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发展低碳农业，必须要有一支素质优良的农业科技队伍，必须依靠具有较高科技素质的劳动者，提高现有农业生产者的科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因此，全市必须同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在不断扩大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农业科研服务团队的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提高农村人口科技文化素质。通过教育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存量，以进一步提高全市农业科技进步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轻人口对资源的压力，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

3.维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由于植被覆盖率低，使森林涵养水源、增加碳汇、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的能力减弱，形成全市农业发展的不利局面。改变这一状况，要继续坚持“南保青龙、北锁黄龙、中建绿洲”的战略思想，首先，要实施“生态优先”战略，优先发展生态林业，然后适当满足经济建设和人的生活对木材和林产品的需求。按照这种思路，在黑河上游南部整个祁连山区，重点抓好天然林保护，荒山荒地绿化，陡坡耕地退田还林（草），建立生态公益林，从根本上保持水土，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其次，要治理北部和山区大面积退化草地。一是在绿洲边缘营造防风阻沙林带。由于该区属贫脊沙地、风沙大、林带要注意种类搭配，既要有抵御风沙能力强的高大杨树，又要有耐脊贫的沙枣等树种。同时在地面保护各种野生草木，防止滥挖滥采。结合人工种草，加大地面覆盖，使防护林乔灌草立体化结合，切实起到防风固沙作用，为绿洲建起牢固的绿色长城。二是禁止人们无计划、无节制滥垦土地、滥砍薪柴、滥采中草约等破坏植被行为。三是加大投入，加强草原防火能力，采取生物、化学等方法防治草原鼠害。四是科学评估草地承载能力，减少畜牧头数，压缩载畜量。要限制放牧，提倡舍饲，集约化饲养，切实防止草场沙化、盐渍化和退化，以较好的植被为中部绿洲进行水源涵养、建起绿色生态屏障。最后，在中部绿洲内，营造生态经济型复合林网。中部绿洲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根本，生态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相结合，这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符合当前国内外农田防护林正由纯生态防护效能向生态经济型复合林网发展的特点，符合农业结构自身调整的发展方向。通过多种方式建立“山地———绿洲———荒漠系统”（CODS）一体化生态防护网络，发挥系统耦合效应，为张掖市低碳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农 现代农业 传统农业

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09(a)-0168-01

2011年国务院以连续第七个1号文件重视农业,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最迫切且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就不可能建成现代化的中国,没有农村、农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有富强的中国。发展现代农业,富裕农村农民是社会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重大、迫切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

1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比较

1.1 传统农业的概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定义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史蒂文斯和杰巴拉指出:“传统农业可定义为这样一种农业,在这种农业中,使用的技术是通过那些缺乏科学技术知识的农民对自然界的敏锐观察而发展起来的……,建立在本地区农业的多年经验观察基础上的农业技术是一种农业艺术,它通过口授和示范从一代传到下一代”。传统农业是相对于现代农业的一个动态的概念。

1.2 现代农业的概念

现代农业是一个动态的和历史的概念,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它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发达国家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技术的现代化,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要素装备农业,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学化。

二是农业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社会化、区域化和企业化。

现代农业的本质内涵可概括为:现代农业是用现代工业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用现代组织管理方法来经营的社会化、商品化农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现代农业是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下,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1.3 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特征比较,表1

2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提及方向

尽管各个国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特点也不尽相同,但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经验教训可供我们借鉴,使我们少走弯路。

(1)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如何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是农业能否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能否迅速实现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2)土地制度的变革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口的经济福利以及国家政治上的团结和稳定。尤其重要的是,土地制度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有重大影响。因此,改革土地制度,解除制度因素对农业的束缚也就成为发展农业的前提条件。

(3)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搞好产业规划和建设,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普遍方法。

不管农业的地位多么特殊,它总是一个产业,应该按照产业的特性来发展,即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优势为基础,这是各国农业现代化最基本的经验之一。

(4)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根基。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5篇

 

（1）中国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同时人们还掌握了制陶和纺织的技术。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现代考古学为我们了解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目前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著名的有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以及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近年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3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明显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很早就形成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格局，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直插式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也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以后增至所谓“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畜禽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发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存在，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狩猎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猪一直是主要家畜，较早出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游牧部落的形成较晚。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总之，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建立在自身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度流传的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中国自身的范围看，农业也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由若干源头发源汇合而成的。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各有不同的起源；华南地区的农业则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开始的。即使同一作物区的农业也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成为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多元交汇”。

（2）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发展的诸阶段

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犂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以此为基本线索，可以把中国传统农业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是其主要标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尤其是开垦用的青铜钁和中耕用的钱（青铜铲）和镈（青铜锄）逐步应用于农业生产，但仍大量使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尤其是木质耒耜仍然是主要耕播工具。人们较大规模地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出现并获得发展，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巳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除了继续广泛利用物候知识外，又创造了天文历。使用耒耜挖掘沟洫导致两人协作的耦耕成为普遍的劳动方式，沟洫和与之相联系的田间道路把农田区分为等积的方块，为井田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耒耜、耦耕和井田制三位一体，成为中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不过，这一时期农田的垦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的周围，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场，所以畜牧业有较大发展地盘。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以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天然资源为内容的生产部门——虞衡。人工养鱼和人工植树发生了，还出现了园圃的萌芽和开始饲养水禽（鸭、鹅）。这一时期，我国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方出现了游牧部落，最先强大起来的是被称之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他们由甘青地区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形成“华夷杂处”，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的局面。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耕细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技术成型期，主要标志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我国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步入铁器时代，奴隶社会也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推广引起生产力的飞跃，犂、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铁器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施肥改土受到了重视。传统的品种选育技术臻于成熟。农业生物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中国传统历法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形成，传统指时体系趋于完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均获得全方位发展。北方草原骑马民族崛起，进入中原的“戎狄”却融合于农耕民族，形成了大体以长城为分界的农区与牧区分立对峙的格局。在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北中国农业生产由于长期战乱受到破坏，南方的开发却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南移进入新的阶段，精耕细作传统没有中断，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在特殊条件下加速进行。作为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吕氏春秋·任地》等3篇以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杰出农学著作。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基础上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是重要转折，至宋代进一步完成。“灌钢”技术的流行提高了铁农具的质量，江东犂（曲辕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犂臻于完善，水田耕作农具、灌溉农具等均有很大发展。在这基础上，水田耕作形成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体系。这一时期南方小型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太湖流域的塘埔圩田则形成体系，梯田、架田、涂田等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发展起来。复种虽然在这以前巳零星地出现，但直到宋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标志是南方（主要是长江下游）水稻和麦类等“春稼”水旱轮作一年两熟制度的初步推广。通过施肥来补充和改善土壤肥力也被进一步强调。农作物品种、尤其是水稻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小麦也超过粟而跃居次席，苎麻地位上升，棉花传人长江流域。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有发展。传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大牲畜饲养业由极盛而渐衰，但猪、羊、家禽饲养仍有发展，耕牛继续受重视，养鱼业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也得到了总结，陈旉《农书》和王桢《农书》、《农桑辑要》是其代表作。

    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由于封建地主制的自我调整，明淸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并孕育着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国家统一、社会空前稳定、精耕细作技术的推广等因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导致了全国性的耕地紧缺，以至在粮食单产和总产提高的同时，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数量却呈下降趋势。为了解决民食问题，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开辟新的耕地，另一方面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农用地。内地荒僻山区、沿江沿海滩涂、边疆传统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成为主要垦殖对象。传统农牧分区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耕地面积有了较大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水旱灾害。本时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巳占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栽培。在北方，两年三熟制或三年四熟制已基本定型。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发展。低产田改良技术有新创造。在江浙和广东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陆地和水面综合利用，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形成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但农业工具却甚少改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这一时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书很多，大型综合性农书以《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为代表，地方性农书如《补农书》、《知本提纲》等具有很高价值，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精耕细作”的内涵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

    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如战国初年李悝指出“勤谨治田”亩产可提高20%，他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产率。要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就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农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种种措施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 农业是人指导的自然过程，是以自然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把握农时对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律保持一致。中国古代，虽然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已经懂得创造和利用局部的人工小气候，但总的说来还不可能控制和改变大的气候环境，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有特色。又注意到外部形态与内部特性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农业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因物制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总之，精耕细作是指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内涵丰富的一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天人相参、天人相协是它的灵魂和精髓。

由于中国传统农业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产量比较高。在精耕细作形成的战国时代，粮食亩产二石已有一定的普遍性，比西周亩产一石或一石多增长60~100%。西欧粮食收获量与播种量之比，据罗马时代《克路美拉农书》记载为4~5倍，据13世纪英国《亨利农书》记载为3倍。而从《齐民要术》看，我国6世纪粟的收获量为播种量的200~24倍，麦类则为200~44倍。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兴、湖州地区水稻最高产量可达4~5石，合今毎市亩910~1125斤，比二十世纪末美国加州的产量还高。我国古代农业的生产率，无疑达到了古代世界农业的最高水平。

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到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的途径、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园艺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三、“精耕细作”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我们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自然环境及人对自然环境的应对看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生产是以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它直接在自然的环境中进行，自然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依以开展的地盘。农业伊始各地所驯养的动物和所培育的植物，显然是与各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关的。我国原始时代形成的北粟南稻的作物构成，直至唐宋才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原始时代即已驯养的“六畜”，一直延续至今。农区和牧区分野的形成，也是与这些地区分别宜于农业和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并非单纯的自然再生产，它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再生产，以人类对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干预为其特征。因此，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一要适应自然条件，二要能动地改造自然条件。当然，这种改造不能脱离原来的基础，不能超越自然条件所许可的限度。我们把这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与改造的统一称之为“应对”。应该指出的是，人类适应与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之发挥，并不以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前提。马克思曾经说过：“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因而妨碍人的发展。”[1]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相对不利的自然条件，反而更能激发人们适应与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才智。我国主要处于温帯，地大物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余地。但我国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并不总是有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严峻的。例如黄河流域中下游雨量并不充沛，而且降雨集中在秋季，春旱多风，秋季又容易发生涝灾，旱涝频仍，在历史上还存在过相当严重的内涝盐渍化的问题；而精耕细作农业恰恰在这一地区首先发生。

上文谈到，精耕细作萌芽于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而沟洫农业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古代人民用修建沟洫体系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沟洫系统从挖掘田间的排水沟——“畎”开始，人们把沟土翻到田面上，形成长垄，称作“亩”。人们在这种畎亩农田上实行垄作，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的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应对”自然条件而产生的。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也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尚书·禹贡》所反映的战国时代是“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

    （2）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从事不同类型的农业，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有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居民，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构成博大恢宏的多元交汇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现今汉族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民族的贡献在内；而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也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例如，现今汉族人民的主食稻和麦，在我国首先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对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特殊贡献的大豆，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代跃居为主要粮食，与从东北地区的山戎传进“戎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生产工具是铁器，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国。最初的水利灌溉，大概也是从楚越等地发展起来的。汉唐良种马身上流动着西域蒙古等少数民族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少数民族传进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西域的葡萄、瓜果、蔬菜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和农业内容。而新疆灌溉农业则是汉族的屯丁和移民协同当地各族人民兴办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之所以首先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形成，与这里地处中原，便于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有关。例如，对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作了系统总结的《齐民要术》，就记载了许多少数民族首先培育或引种的作物或品种，其中出于“胡”（当时中原人对北部和西部游牧民族的泛称）地、冠以“胡”名的就有十几个之多；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的农业技术、牲畜种类、畜牧技术、农副产品加工等技术，也都在《齐民要术》中留下了印记。我国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既以南方土著民族长期积累的水稻栽培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又与南迁的北方人带来的先进工具和技术有关，同样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农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产物。正是这种交流与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3、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经济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济制度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我国古代每次农业生产高潮的出现，都是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或调整分不开的。但农业生产并不单纯地受社会经济制度的制约。农业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或这种经济制度的调整提供了客观需要和物质基础，而这种经济制度建立和调整后，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形态的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精耕细作与封建地主制的关系正是如此。

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是实行精耕细作的必要条件。精耕细作技术在沟洫农业中萌芽以后，产生了加强小农经济独立性的要求，它与西周以来“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发生了深刻的矛盾，铁农具的逐步普及使这一矛盾更为尖锐。这是春秋战国以来一系列经济制度的变革、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形成深层原因之一。井田制瓦解后在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剥削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使用奴隶，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农。事实上战国以后奴隶制和雇工制都有所发展，但始终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租佃制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和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比之奴隶制和雇工制更能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

封建地主制的建立，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从此进入了它成型、成熟和持续发展的时期。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虽然与西欧中世纪农奴制下一样，农业生产主要是由个体农户经营的，但西欧中世纪农民是人身严格隶属于封建领主的农奴，份地比较固定，只有使用权，实行劳役地租，经营上受领主较多的干预和农村公社古老习惯的束缚。相比之下，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农民人身相对自由，土地可以买卖，实行实物地租，经营比较自主，因此，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西欧中世纪农奴为高。但在多子继承、土地可以买卖和兼并盛行的条件下，他们的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不稳定。这样，中国古代农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愿意用多投劳动、精耕细作的方法，争取在有限土地上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具有其特有的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从唐宋以迄明清，地主经济制度一再进行了自我调整。在赋税制度方面，中唐时“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代替了以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制，至明中叶和清初，相继实行“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基本上取消了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生产秩序的徭役制。在租佃制度方面，唐宋时代契约性租佃关系基本上取代了以前的私属性租佃关系，明中叶以后，定额租逐渐代替分成租居于主导地位，又出现了使佃农的土地使用权相对独立并有较大处置权的押租制和永佃制。这些调整加强了小农经济的独立性，使他们进行生产的条件获得某种改善，从而使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精耕细作农业继续获得发展。

封建地主制经济对精耕细作发展的影响，除了积极的一面外，也有消极的一面。由于地主阶级的租赋债利基本上攫取了农民的全部剩余产品乃至部分必要产品，处于生产第一线的大多数农民经常陷于贫困境地，难以扩大生产规模，缺乏采用高效大型农具的动力，因此，精耕细作只能向多劳集约的方向发展，以致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单位面积产量同步提高。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民由于生产手段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没有条件精耕细作，只能实行粗放的经营。以上这些情况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4）人口增减、分布、转移与精耕细作形成发展的关系

农业生产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这两种生产是相互制约的。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受多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例如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制度、统治阶级政策、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分布等等。在这各种因素中，农业生产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农业生产出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从而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口的增长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体同步。另一方面，人口的消长、转移和分布又反过来对农业生产发生重大影响。在手工操作为主的传统农业时代，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条件——劳动力，对于多劳集约的我国古代农业尤其如此。所以农业总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发展起来，而人口的转移往往导致农业重心的转移。例如秦汉时代南方地旷人稀，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人口增加，这种粗放经营就遭到人们的责难，而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为南方精耕细作农业体系的形成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又以耕作制为例，撂荒制是以人烟稀少，有大量可垦荒地的存在为前提的。撂荒制转为休闲制，和人口增加有关。而连作制和复种制的发展，显然是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一般而论，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以人多地少为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全国范围看，清代以前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并不算少。汉唐人口最高只有5000多万，清初人口估计可能超过1亿。就明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和垦田数看，每人平均占有耕地14.6亩，还谈不上人多地少。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早就出现了。例如战国初年三晋地区就被称为“土狭而民众”，这既与经济发展有关，也是土地兼并造成的现象。[2]类似的局部的相对的人多地少的情况历代都有，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就是从这些“人多地少”的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的，因为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致力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单产。

到了清代，地主制经济制度的调整导致农业生产的高涨，这就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或现实可能性（当时人口的增长还与安定的政治局面和“摊丁入亩”、“滋生人口永不加賦”的政策有关）。这种全国性人多地少的格局形成以后，多熟种植及与其相关的农业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农业的精耕细作更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译本，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 春秋末年的墨子说过：“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楚晋越，若使此四国得意于天下，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墨子》卷5《非攻下》）入战国以来，黄河下游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增加是事实，但不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三晋“土狭民稠”，是当时土地兼并造成的假象，所以孟子要呼吁“制民恒产”（《孟子·公孙丑上》）。

四、“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1）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农业现代化的艰难起步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十九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狭小、分散，制约了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不但使精耕细作在多劳集约的轨道上滑行，而且使相当一部分劳力不足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农民不可能实行精耕细作。有些为贫困所迫到僻远山区垦荒的农民，甚至采用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这种现象在唐宋以后延绵不断，成为传统农业的历史赘疣。以精耕细作为重要内容的传统农学集中保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撰写的农书中，它的基础原本主要是农民的生产实践，但在封建地主制下，相当一部分农民却不可能按照精耕细作的要求来从事生产，这就是传统农业的历史悖论。内部原因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自身的缺陷。它重综合而轻分析，重定性而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人民善于在农业实践中进行观察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有些农学家甚至已经注意到了农业生产中某些数量关系，但始终没有达到可控实验的水平，因此，中国传统农学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它借用哲理性的概念（如“气”、“阴阳”等）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这些概念能较好地反映世间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联系和转化，但又是模糊的、多义的，可以在自然与社会、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之间渗透的。它涵容丰富的内容，可以对各种事物作出左右逢源的解释，这些解释所反映的主要是事物共性的一面，却难以深入反映事物的特性；而且由于给人一种无所不适的满足，也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欧洲中世纪的农业技术是远远落后于我国的；但他们有希腊、罗马时期遗留下来的为求知而独立探索的传统，有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体系，他们的思维方式虽拙于综合而长于分析。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精神昂扬，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相当于明末清初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在农业技术上虽然仍然落后于我国，但在农业实用技术之外已出现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当时已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的授精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酝酿着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发展。而同时期的中国农学却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和研究手段。代表了中国传统农学最高水平的明代马一龙的《农说》和清代杨屾的《知本提纲》，仍然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和农业生产原理。与西欧同时期相比，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学科，尤其是生物学显然是落伍了。我国传统农学落后于西方，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2）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和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

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继续实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没有完成的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6篇

（1）中国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农业起源于没有文字记载的的远古时代，它发生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有所谓“神农氏”。据说神农氏之前，人们吃的是爬虫走兽、果菜螺蚌，后来人口逐渐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开辟新的食物来源。神农氏为此遍尝百草，备历艰辛，多次中毒，又找到了解毒的办法，终于选择出可供人们食用的谷物。接着又观察天时地利，创制斧斤耒耜，教导人们种植谷物。于是农业出现了，医药也顺带产生了；同时人们还掌握了制陶和纺织的技术。这种传说是农业发生和确立的时代留下的史影。现代考古学为我们了解我国农业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目前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在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著名的有距今七八千年的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以种粟为主的农业聚落，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以种稻为主的农业聚落，以及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等。近年又在湖南澧县彭头山、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岩等地发现距今上万年的栽培稻遗存。由此可见，我国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到了距今七八千年，原始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3个：西亚、中南美洲和东亚。东亚起源中心主要就是中国。中国原始农业具有明显的特点。在种植业方面，很早就形成北方以粟黍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格局，不同于西亚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也不同于中南美洲以种植马铃薯、倭瓜和玉米为主。中国的原始农具，如翻土用的手足并用的直插式的耒耜，收获用的掐割谷穗的石刀，也表现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在畜养业方面，中国最早饲养的家畜是狗、猪、鸡和水牛，以后增至所谓“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不同于西亚很早就以饲养绵羊和山羊为主，更不同于中南美洲仅知道饲养羊驼。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作物和畜禽起源中心之一。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中直接发生的，种植业处于核心地位，家畜饲养业作为副业存在，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以采集狩猎为生活资料的补充来源，形成农牧采猎并存的结构。这种结构导致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猪一直是主要家畜，较早出现圈养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游牧部落的形成较晚。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总之，中国农业是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中华文明建立在自身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一度流传的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不符合历史实际。

从中国自身的范围看，农业也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由若干源头发源汇合而成的。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各有不同的起源；华南地区的农业则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类块根块茎作物开始的。即使同一作物区的农业也可能有不同的源头。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成为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汇而成，并在他们的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向前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多元交汇”。

（2）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形成发展的诸阶段

农业可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它们是依次演进的。使用木石农具、砍伐农具占重要地位，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是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主要特点，它基本上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始终。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力操作的金属工具为标志，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上，而以铁犂牛耕为其典型形态。我国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夏朝进入阶级社会，黄河流域也就逐步从原始农业过渡到传统农业。从那时起，我国农业逐步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以此为基本线索，可以把中国传统农业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夏、商、西周、春秋是精耕细作的萌芽期，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是其主要标志。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农具，尤其是开垦用的青铜钁和中耕用的钱（青铜铲）和镈（青铜锄）逐步应用于农业生产，但仍大量使用各种木石骨蚌农具，尤其是木质耒耜仍然是主要耕播工具。人们较大规模地在河流两岸的低平地区开垦耕地，为了防洪排涝建立起农田沟洫体系，与此相联系，垄作、条播、中耕技术出现并获得发展，选种、治虫、灌溉等技术亦巳萌芽，休闲制逐步取代了撂荒制。为了掌握农时，人们除了继续广泛利用物候知识外，又创造了天文历。使用耒耜挖掘沟洫导致两人协作的耦耕成为普遍的劳动方式，沟洫和与之相联系的田间道路把农田区分为等积的方块，为井田制的实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耒耜、耦耕和井田制三位一体，成为中国上古农业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重要特点。不过，这一时期农田的垦辟仍然有限，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城邑的周围，稍远一点就是荒野，可以充作牧场，所以畜牧业有较大发展地盘。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成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以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天然资源为内容的生产部门——虞衡。人工养鱼和人工植树发生了，还出现了园圃的萌芽和开始饲养水禽（鸭、鹅）。这一时期，我国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方出现了游牧部落，最先强大起来的是被称之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他们由甘青地区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今陕西西安西南）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形成“华夷杂处”，即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错杂并存的局面。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农业虽然还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某些痕迹，但无论工具、技术、生产结构和布局都有很大进步和变化，精耕细作技术已在某些生产环节出现。

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技术成型期，主要标志是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我国大约从春秋中期开始步入铁器时代，奴隶社会也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并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帝国。全国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铁农具的普及和牛耕的推广引起生产力的飞跃，犂、耙、耱、耧车、石转磨、翻车、扬车等新式农具纷纷出现，黄河流域获得全面开发，大型农田灌溉工程相继兴建。铁器的普及使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获得新的坚实的基础。连种制逐步取代了休闲制，并在这基础上形成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了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旱地耕作体系。施肥改土受到了重视。传统的品种选育技术臻于成熟。农业生物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中国传统历法特有的二十四节气形成，传统指时体系趋于完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业、畜牧、蚕桑、渔业等均获得全方位发展。北方草原骑马民族崛起，进入中原的“戎狄”却融合于农耕民族，形成了大体以长城为分界的农区与牧区分立对峙的格局。在分裂时期的魏晋南北朝，北中国农业生产由于长期战乱受到破坏，南方的开发却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南移进入新的阶段，精耕细作传统没有中断，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在特殊条件下加速进行。作为丰富的农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吕氏春秋·任地》等3篇以及《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杰出农学著作。

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的扩展期，主要标志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和成熟。

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基础上的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肇始于魏晋南北朝，唐代是重要转折，至宋代进一步完成。“灌钢”技术的流行提高了铁农具的质量，江东犂（曲辕犂）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犂臻于完善，水田耕作农具、灌溉农具等均有很大发展。在这基础上，水田耕作形成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体系。这一时期南方小型水利工程星罗棋布，太湖流域的塘埔圩田则形成体系，梯田、架田、涂田等新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发展起来。复种虽然在这以前巳零星地出现，但直到宋代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其标志是南方（主要是长江下游）水稻和麦类等“春稼”水旱轮作一年两熟制度的初步推广。通过施肥来补充和改善土壤肥力也被进一步强调。农作物品种、尤其是水稻品种更加丰富。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水稻跃居粮食作物首位，小麦也超过粟而跃居次席，苎麻地位上升，棉花传人长江流域。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有发展。传统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大牲畜饲养业由极盛而渐衰，但猪、羊、家禽饲养仍有发展，耕牛继续受重视，养鱼业有新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也得到了总结，陈旉《农书》和王桢《农书》、《农桑辑要》是其代表作。

明清是精耕细作深入发展期，主要特点是适应人口激增、耕地吃紧的情况，土地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由于封建地主制的自我调整，明淸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并孕育着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国家统一、社会空前稳定、精耕细作技术的推广等因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人口的空前增长又导致了全国性的耕地紧缺，以至在粮食单产和总产提高的同时，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数量却呈下降趋势。为了解决民食问题，人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开辟新的耕地，另一方面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更充分地利用现有农用地。内地荒僻山区、沿江沿海滩涂、边疆传统牧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成为主要垦殖对象。传统农牧分区的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耕地面积有了较大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对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的破坏，加剧了水旱灾害。本时期江南地区的稻麦两熟制巳占主导地位，双季稻的栽培由华南扩展到华中，南方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栽培。在北方，两年三熟制或三年四熟制已基本定型。为了适应这些复杂的、多层次的种植制度，品种种类、栽培管理、肥料的积制和施用等技术均有发展。低产田改良技术有新创造。在江浙和广东某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出现陆地和水面综合利用，农—桑—鱼—畜紧密结合的基塘生产方式，形成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但农业工具却甚少改进。原产美洲的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为我国人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山区，扩大适耕范围，缓解民食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棉花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推广，引起了衣着原料划时代的变革。花生和烟草是新引进的两种经济作物。甘蔗、茶叶、染料、蔬菜、果树、蚕桑、养鱼等生产均有发展。出现了一些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和商品粮基地。若干地区间形成了某种分工和依存关系。这一时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书很多，大型综合性农书以《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为代表，地方性农书如《补农书》、《知本提纲》等具有很高价值，代表了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

二、“精耕细作”的内涵

“精耕细作”这个词，人们在谈论中国农业和农业史时经常使用，出现的频率很高。但在古书中只有“深耕疾耨”、“深耕熟耘”等提法，这虽是精耕细作内容之一，但并不等同于精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出现于晩清。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概念日益广泛地被人们使用。所以，它是现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种概括，指的是传统农业的一个综合技术体系。这一技术体系以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基础，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并以“三才”理论为其指导思想。

（1）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

扩大农用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农用地的产量（即土地生产率）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两条途径。随着人口的增加，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和农用地范围，并创造了圩田、涂田、梯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但不晚于战国时代，人们已经认真考虑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在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上。如战国初年李悝指出“勤谨治田”亩产可提高20%，他的“尽地力之教”，就是要发挥土地生产潜力，提高土地生产率。要通过提高单产来提高总产，就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从先秦诸子到历代的农学家，无不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这种主张的产生不单纯因为人口增加，耕地紧缺和小农经济力量薄弱；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约经营、少种多收，比之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人力财力的使用上，都是更为节省的。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两担也是田，五担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气力又省田。”

中国传统农业土地利用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夏、商、西周，休闲制代替了原始农业的撂荒制，出现了畎亩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连种制取代了休闲制，并创造了灵活多样的轮作倒茬和间作套种方式；隋唐宋元，水稻与麦类等水旱轮作一年两熟的的复种有了初步的发展。明淸，除了多熟种植和间作套种继续发展以外，又出现了建立在综合利用水土资源基础上的立体农业的雏形。上述土地利用方式的依次进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各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农业的基础种植业是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我国传统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多熟种植和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相结合，一方面尽量扩大绿色植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植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至于在水土资源综合利用基础上多种生物共处和多层次配置的“立体农业”，对土地、资源和太阳能的利用就更为充分，而单位农用地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更为丰富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也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基础和总目标。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与精耕细作是互为表里的。

（2）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业生物生产力的种种措施

从农业的总体来分析，农业技术措施可以区分为两部分，一是适应和改善农业生物生产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包括这两方面的技术措施。

我国古代人民把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概括为“天”和“地”两个方面。古人的所谓“天”，尤其是农业生产中的所谓“天”主要是指气候，由于气候变化表现为一定的时序，所以又称为“天时”或“时”。 农业是人指导的自然过程，是以自然界生物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界一切生物的生长、发育、成熟、繁衍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主要处于北温带，四季分明，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中国古代农时意识之强烈世所罕见。《尚书·尧典》说“食哉唯时”，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把握农时对以食物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农业生产首先要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律保持一致。中国古代，虽然在园艺和花卉的促成栽培上已经懂得创造和利用局部的人工小气候，但总的说来还不可能控制和改变大的气候环境，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对它的自觉适应和充分利用，“不违农时”、“勿失农时”成为全民的共识。这些要求推动了历法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中国所特有的长期指导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不过中国古代对农时的掌握不是采取单一的手段，而是综合考虑物候、天象、气象、节气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指时体系；其中尤以二十四节气与物候的结合相互补充最具特色。

农业环境中“地”（土壤、地形等）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古代人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自觉地把改造农业环境的努力侧重在土地上，在实践中形成很有特色的“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建立在对各类不同土壤的特性以及土地与植物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它要求人们按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类和不同的地区特点来发展农业生产。“土脉论”把土壤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晚期。中国传统农业关于土壤肥力可以变动和通过人工培肥可以使“地力常新壮”的理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土宜论”和“土脉论”的指导下，人们综合运用耕作、施肥和灌溉等措施，不但给作物生长创造了良好的土壤环境，而且把大量条件差、产量低的土地改造成良田。耕、耙、耱、压、锄相结合的北方旱地耕作技术，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成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田施肥起源很早，而且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到了“惜粪如惜金”的地步。肥料来源除天然肥和绿肥以外，包括人们在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沈氏农书》说：“作家第一要勤耕多壅，少种多收。”简明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的若干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又很重视发展农田灌溉，不同于古代欧洲收成取决于天气好坏。合理排灌也是改善土壤环境的重要措施，这方面有先秦的农田沟洫、战国以后的灌淤压碱，南方稻作的烤田技术等。用地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土地之所以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被世人视为奇迹，主要就是依靠建立在土宜论和土脉论基础上的合理的耕作、施肥、灌溉和栽培等综合措施，而不是依靠什么黄土的“自行肥效”。

中国古代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的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有二，一是通过驯化、引进、育种相结合来取得高产优质的作物和禽畜品种，二是根据农业生物的特性采取相应的增产措施。在良种选育方面，采取了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种内杂交和种间杂交等多种手段，成绩斐然。其中田间穗选与单种、单收、单藏、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相配合的系统选育法，把育种、繁种、和保纯复壮结合起来，最有特色。又注意到外部形态与内部特性的相关性，畜禽繁育与外界环境的协调。中国古代农业在长期发展中培育和积累了丰富的作物与畜禽品种资源，成为最可宝贵的农业遗产之一。“因物制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重要原则之一。它建立在对各种农业生物的形态、习性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深入细致观察的基础上。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传统农学对农业生物内部（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不同生长部位和生育时期）、生物群体中同一生物不同个体和不同种类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有着深入的认识，并巧妙地加以利用，趋利避害，使之向人类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这些生物技术措施，比之土壤耕作措施，意义可能更为重大，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3）“三才”理论——精耕细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是建立在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但它不局限于单纯经验的范围，而是形成自己的农学理论。这种农学理论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表现为若干富于哲理性的指导原则，因而又可称为农学思想，“三才”理论是它的核心和总纲。“三才”指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该词最初出现在《易传》中。人们认为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构成的，并把世间一切事物都放到这样一个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国古农书无不以“三才”理论为其立论的依据。这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成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土脉论、地力常新壮论、有风土而不唯风土论、三宜原则等，都是从“三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生育阶段与那一生育阶段之间的关联，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也正是在这种整体观的指导下，我国古代农业重视农业系统中废弃物质的再利用。在“三才”理论系统中，人不是以自然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因而产生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类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它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驾凌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总是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即所谓“三宜”，把这看作一切农业举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人在客观规律面前并非无能为力；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有了主动权，可以“盗天地之时利”，可以“人定胜天”。“三才”理论是精耕细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精耕细作的基本要求是在遵守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争取高产。精耕细作重视人的劳动（“力”），更重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知”）。上文谈到一系列精耕细作技术，都是建立在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环境诸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为典型的了。“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晶。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它是在我国古代农业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农业实践向前发展的。

总之，精耕细作是指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以“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内涵丰富的一个农业科学技术体系。天人相参、天人相协是它的灵魂和精髓。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大农业；土地所有权Ⅰ；土地所有权Ⅱ；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一

农业问题始终为马克思所关注，除了《资本论》之外，还有大量的著作都对此作了深入考察和系统阐述，构成了他关于农业问题的精辟理论。以下仅就他对传统农业的评述作一个尝试性探讨，以期寻求于我们今天有益的思想财富。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有必要首先对传统农业作一个简单的界定。这就是：(1)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和分散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2)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大农业，即马克思当年生活所处的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农业。

小农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通常包括自耕农、封建制度下的小农和早期公有制下分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曾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好几个历史阶段，并且在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经济形式发生过作用。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它便失去了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变成了一种残存于社会缝隙中的、过渡的经济形式，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再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马克思从多方面作了分析与研究。

(一)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分散的经济形式，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被历史所淘汰

马克思指出：小农，“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尽管小农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延续了数千年，显得十分坚毅与顽强，但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面前却显得特别的脆弱与无能，不得不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指出：小农，“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要不，就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躯体上的一块赘肉，被纳入它的运行系统，由它去支配，其自身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前途。

(二)小农经济孤立分散和与世隔绝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利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

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孤立分散、与世隔绝，相互之间缺乏联系与往来。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小农时曾作过如此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农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不只是法国农民的状况，而且整个西方、乃至东方的小农也都如此。小农经济的这种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极为不利，因为它所能做到的只是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简单重复，不可能有其实质的变化。

(三)小农经济是旧的统治阶级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作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生产方式只能存在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且成为它的上层建筑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全部基础。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他还指出：小农，由于互相隔离与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小农经济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因而，马克思对它一直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他和恩格斯都一致主张，当无产阶级一旦取得国家政权，就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之引导到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轨道上来，决不能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

二

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产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此，马克思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第一次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及其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质与形式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合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实现的一项重要变革。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还带来了土地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由于土地所有制根本的质与形式的变化，就使土地的经营权与其所有权也发生了完全的分离，即所有权为它的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而它的实际经营权则交给农业资本家或农场主去行使。这样以来，土地的所有者就根本不用为土地的经营操心了。由此，土地的经营权与其所有权就完全分离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那些“在苏格兰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胜利，也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方式。笔者注)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时期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这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它使社会的阶级结构更加简单清晰。当然，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不排除若干中间的和过渡性阶级的存在。不过，即使如此，它们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些阶级了。

(二)资本主义大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资本主义确立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它“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这就是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农业部门只从事自己的特殊经营，摆脱了以往小农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一样也“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无需由自己来生产。所以，说到底，那些“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这说明，资本主义把农业的生产方式推上了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轨道。不仅如此，它还使农业随其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使它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推动了国内分工，而且还开辟了国际市场，推动了国际分工，把整个世界连在了一起，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及消费成了世界性的行为。

第二，资本主义确立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科学化的技术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像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样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除了接受农业资本家资本的限制之外，不再有任何别的限制，哪怕是市场的限制。他指出：“对资本家(即农业资本家，当然也不排除其他部门的资本家。笔者注)个人来说，只要他还能自己支配自己的资本，他总是使自己的生产规模同他所能支配的资本相适应。他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占到尽可能大的地盘。如果生产过剩了，他不会归咎于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竞争者。资本家个人可以用扩大市场本身的办法，也可以用在现有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必然带来经营方式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因为规模化经营最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机械化耕作方式的应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尤其是化学、生物学、栽培学等的应用。这表明，“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的、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启动了机械化耕作的大门，使那些为大工业服务的大机械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马克思指出：“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为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又一历史性功绩。

第三，资本主义农业确立了工厂化或企业化的管理方式。马克思指出：“发达的、同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制度，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也占统治地位。”这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就变成了工厂化的农业，或“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农业”。这种形式的农业，较之城市的大工业，具有一样的企业制度，或业主制、合伙制与股份制；一样的经营理念，如市场导向、价值增殖与效益最大化等等；一样的管理制度与方式，即利用簿记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全部经营过程进行监督与控制的具体制度与方法，等等。唯独不同的是它所经营的对象不是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而是那种具有鲜活生命的有机界。

三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资本主义大农业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端，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全景式地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真实面貌与本质。农业，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个有机部分，也同它所经营的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完全一样的基本属性与一般特征，同样，也一样地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如对工人劳动的无偿掠夺和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残酷的市场竞争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农业工人的大量失业，等等。另外，农业又是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个特殊领域，因而，它除了具有上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与一般特征外，还有其特殊的个性，所以它对社会的影响还有其特殊的一面。

(一)资本主义大农业以经济与非经济的手段使小农经济归于消失，使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领地

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虽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但是“同它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并且是“用血和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方式铸成的。另外，资本主义大农业还利用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强大的市场竞争武器使小农经济归于消失。马克思指出：过去，“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这样一来，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小农便彻底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领地，统统变成了被人剥削的“雇佣工人。”

(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既造就了一个新的产业资本家——大农场主阶层，又培育了一个新的纯粹食利者阶层——大土地所有者，使农业工人陷入了双重剥削的境地

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不仅造就了一个新的产业资本家——大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阶层，而且又培育了一个新的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大土地所有者。这个新的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同其他部门的资本家一样，都是那种“人格化的资本”，赚钱或生产剩余价值一样是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目的。他们一样要从农业工人那里获得一份丝毫不比别的资本家少的利润。这个大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身份虽说取得了新的社会形式，不是原来的封建领主了，但是，他们仍然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剥削者。如前所说，他们是一批“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其一生”的那种纯粹的食利者阶层。较之其他的剥削阶级，他们具有更大的寄生性与腐朽性。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浪费；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有权要求过一种传统的‘适合身份’的奢侈生活……；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负债累累……，因为别人在土地上的投资为他们提供地租，并且这种地租远远超过资本家从土地获得的利润。”这样，农业工人不仅要承受直接雇用他们的那些农业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要承受那个处于生产经营之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所以，较之城市里的工厂工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惨、更糟。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详尽的阐述。

(三)资本主义农场主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使土地肥力减退，农业生产力下降

从根本上讲，由于对剩余价值肆无忌惮与毫无止境地追求，以及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农业资本家对任何一块土地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榨取它的肥力，即使是利用科学也不例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这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具有的一种特殊现象。

另外，还由于资本主义大农业特殊的经营方式，使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以改善地力，从而也就使地力不断减退，生产力下降。马克思指出：“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具有较大的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时间才耗费尽的较长期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既然如此，所以，租地农场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不得不尽量节省对土地的投资，而尽最大努力去挖掘土地的潜力。如此天长日久，土地的肥力也自然就会日渐减退乃至衰竭。

(四)资本主义大农业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之间不是那种单纯的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的物资变换关系，并且这也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的规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天然缺陷，“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实际上，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远不只限于人与土地之间，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整个大自然界。人不仅要向大自然索取衣食，还要向大自然索取水、阳光、矿产、林木、空气和适宜的气候，乃至良好的生态等等。因而，人在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其平衡与和谐时，才能享受大自然给自己的恩惠。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这种情况，一直伴随资本主义数百年，使生活在其中的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有着大量的揭露与批判。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日益严重的障碍。这表明，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必然为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四

我国农业传统悠久，历来以农业大国著称。但是，农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第一大难题，发展农业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呢?笔者认为，这里办法虽然很多，但是，认真学习和领悟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今天发展我国农业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性作用。

(一)规范土地所有制，明确土地权属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权属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关键。土地与农业问题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对私有权这个农业的限制和障碍。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相反的批判也是这样。”因此，要真正解决好我国的农业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土地是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解决其中的有关权属关系问题。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根据马克思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土地所有权可分为所有权Ⅰ和所有权Ⅱ两种形式，或两层含义。土地所有权Ⅰ，就是土地的原始所有权，它是因自然禀赋而发生的一种权属关系；而土地所有权Ⅱ，则是因对土地的使用或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如道路通信系统、水源及灌溉系统、生态与植保系统、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系统等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土地肥力等而发生的权属关系。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土地所有权Ⅰ必须由国家所有，即中央人民政府所有(而不是各级地方政府，乃至任一具体单位或集团所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是大自然的赋予，而不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产物。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所奉行的是平等占有、平等劳动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因此，凡是生活在我国版土上的每一个中国公民对土地都有平等的所有权，因而只能为全社会公民共同所有，并由它的利益最高代表者国家行使。当然，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下行使对土地管理权，为之管理好土地，从而可以获得一定的管理费。另外，土地所有权Ⅰ为国家所有并不意味着所有土地都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可以通过有偿转让的办法，交给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或其他需要土地的人或集团来经营或使用。

我们这样来处理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可以确保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避免地方政府、单位或集团对土地滥用权力或乱作为，并从中牟取暴利。另外，这样处理我国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否定或排除劳动者个人或集体对土地所有权Ⅱ的享有，因为这是他们的经营与投资行为所形成的，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享有其所有、占有、收益与处置的权力。这样处理问题，有利于调动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经营积极性与持久投资，有利于完善土地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的肥力或自然生产力。

(二)坚持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变革现实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上述可知，不论是劳动者的小农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其生产组织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力主张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要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转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建立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农民引导到集体化道路上来。当然，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初级组织形式，还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向更高级的形式转变，使之获得能“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在农业方面，“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也会像城市的工业部门一样变成全民所有与按照社会总的计划进行经营的重要部门。采取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避免已往农业的种种弊端，指导农业科学发展，引导农民共同致富。

根据这一原理，在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变革现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现在实行的是所谓的集体与家庭相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但在实际上，真正落实到底的乃是家庭。因为在我国广大农村现在根本就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现在人们所说的村、镇只是行政组织，不是经济组织。这样一来，我国现在的农业仍然是一家一户式的小生产。这种形式的小生产尽管在改革初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今天，它已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因此，要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变革现行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了。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他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至于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笔者认为，可参照恩格斯提出的“股份合作社”的形式，让农民以承包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共同组建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来实现我国现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三)实施规模经营与企业化管理，创新农业的生产管理方式

在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即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实施规模经营与企业化管理，是我国当前农业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很大，因而特别适用于大协作与规模经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协作的必要性时特别以农业为例予以说明。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程度的情况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总是弱者，个人的力量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在面对大自然的暴虐面前更是如此。对此，人类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联合与协作就将遭受灭顶之灾。另外，农业最讲究农时，误了农时，也就等于了违反了天理，违背了规律，必然导致颗粒无收。所有这些都说明农业生产需要大规模的联合与协作。唯其如此，没有别的办法。

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还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好企业管理。这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科学的管理理念，如市场意识、营销意识、赢利意识、竞争意识等等。当然，这还只是一面，此外还有另外一面，如强调市场意识，又不能盲目为市场所驱使，还要有全局观念与法治意识，服从国家的宏观管理与监督；讲赢利，又不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还要讲职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讲竞争，又不能搞你死我活，为我独霸，还要讲合作，讲共赢，等等。

此外，搞好企业管理，还要注重采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既要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好的做法与成功经验，又要继承发扬我国过去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不同历史时期总结和积累起来的好的经验与做法，既不可凡事皆欧美，唯洋是从，也不可盲目排外，唯我独尊，而必须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办好自己的农业，管好自己的企业。

(四)加强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然这样一个因素。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无不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自然界。人类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并入社会的经济系统，改变其物质形态与性能，以满足其需要的能动过程。因而，如果离开了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经济。自然界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这种作用在农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其一，农业直接以自然存在物土地(准确地说是耕地)作为自己的经营对象，并将这以外的博大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大气层及其以外的外层空间作为自己经营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农业；其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农业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还不发大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其三，农业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与自然或生态系统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相互交错、乃至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统一的过程。这充分说明了大自然对农业生产的意义。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8篇

确切来讲，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是在接近设施农业生产基地的区域范围内，同处或相关于设施农业产业领域的大量涉农物资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由于具有共性或互补性而与基地相对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群体。主要涵盖设施生产、产品包装物流销售和农资交易三大板块。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发挥各自优势，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的高度集聚的集合，共同实现聚集效应和品牌效应，大大提升经济效益。

国外发展及趋势

从世界设施农业发展趋势来看，设施园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均呈现出产业集群化发展、单位土地面积产出不断增加、单个劳动力效率不断提高的趋势。高端设施农业集群化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科技进步、土地利用率、劳动效率提高的必然趋势。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设施集群化促进水肥资源综合利用、二氧化碳（热电联产副产物）用于农业、全程监控品质、现代农业服务业等诸多环节，产生出新增长点。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带来种业、种苗、资材、生物、农用工业等产业集散地，对当地经济提供很强的引领作用，且带动大批农用工业的转型升级。

目前，国外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相当成熟，且设施农业主要集中于设施园艺作物产业为主，尤其是花卉和蔬菜产业，如荷兰设施园艺（蔬菜、花卉）产业群、以色列设施园艺（花卉、果树、蔬菜）产业群等。从设施园艺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来看，已经形成设施生产为基础，从开发研究、生产组织、市场营销到物流管理的高效完整产业链网络。涉及到产前、产中、产后，相关的种子、种苗、设施农资、智能设备、采后物流包装等相关产业的聚集发展。

国内发展情况

与国外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相比，我国农业产业集群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我国的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农业产业集群现象，如河北清河羊绒集群的羊绒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0%、云南斗南的花卉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1/3，山东金乡的大蒜占到了全国产量的1/4和出口额的70%、广东竹器编织产业集群2005年出口创汇3亿美元带动农户10万多户20多万人就业，有效地解决了2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等等。从这些实践中可以看出以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不仅有利于以市场和资源优势为基础进行农业的专业化区域分工，而且能够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组织网络。

典型设施农业产业集群：山东寿光

我国最典型的设施农业产业集群莫过于山东寿光。寿光市设施农业产业集群以合作经济组织型为基础，建立以农民为主体、政府组织监管、市场引导、企业之展推动力，包含多个分支合作社的混合型合作经济组织模式。该模式的具体结构为“政府+农户+企业+市场+学校+技术服务部门”。各构成部分的功能具体如下：

政府：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对设施农业产业的运行工作进行政策指导、行为监管以及行业协调等，为设施农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资金环境、交通环境和市场环境等。

农户：包括个体种植户、养殖户，是合作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根据合作组织的年度或季节计划进行种植或养殖，完成生产任务。农户采取自愿的原则，或以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组织，或以合同的方式加入合作组织。

企业：包括龙头企业、营销企业、农资企业、运输企业、加工企业等。龙头企业的主要作是为生产提供信息、进行一定的技术指导、回收产品等。营销企业主要负责产品的营销。农资企业主要负责生产所需物资的采集和供应。加工企业主要负责产品的深加工增值。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产品和物资的运输。各类企业采取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组织，并完成各自的任务。

市场：包括各类批发市场、农资和农机供应市场等，主要承担农产品销售、农资和农机供应等任务。

学校：包括当地的相关本科和职业院校，主要为当地的设施农业发展提供技术人才、新技术支持等。学校可以通过技术和人才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组织。

技术服务部门：包括各地的示范园、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等，负责向农户宣传推广普及种养殖技术。技术服务部门以技术服务合同方式加入合作组织。

寿光模式设施农业现有问题。设施结构类型多样，不利于统一化管理；整个寿光市的设施农业水平还不高，生产发展潜力。目前，寿光市的农业生产设施可分为塑料拱棚、一般塑膜温室、冬暖式口光温室和连栋温室四种类型。由于使用的农业设施种类之间在结构、性能、应用等方面差距较大，难以制定统一的生产使用标准，且大多结构落后，生产效果不佳。生产模式主要为一家一户式，缺乏统一的技术指导，技术掌握主要靠自己琢磨、观摩学习、材料学习等，农户间的生产技术水平差异比较大，总体生产技术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病虫发生较为严重、食品安全难以保障、肥水种类与用量差异较大、环境控制技术与手段差异明显、商品生产率以及生产效益差距较大等。

以设施蔬菜产业集聚群为例。对寿光模式的蔬菜产业集聚群进行优化升级建设现代设施农业产业集群迫在眉睫。其一，生产优质净菜，为市民提供绿色优质果菜产品为根本；其二，建立行业标准，采后包装物流交易中心，承担附近大中城市的果菜安全监测追踪和果菜物流中枢枢纽功能；其三，汇聚高新技术涉农企业，带动涉农物资、设施设备等相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成为现代设施农业涉农物资、设备集散中心。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9篇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

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0篇

一、整合优势资源，培育壮大畜牧业主导产业

传统农牧区通常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种植业比重大，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比重居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制约农牧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最大因素，同时也是加大地区生态环境压力的根本性决定因素。传统农牧区发展现代农牧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遵循自然规律、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大力推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达的畜牧业是现代农业的标志。畜牧业产业关联度强，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强，传统农牧区要以发展草原畜牧业为依托，做大做强现代畜牧业，培育符合地区实际、体现特色的优势主导产业。

（一）调整产业结构，确立“为牧而农、农牧结合、农牧互补”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应着眼于整合放大产业优势。传统农牧区种植业多属于旱作农业，靠天吃饭，弱质低效。农业种植业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在稳步发展设施农业、节水灌溉农业、订单农业的同时，确立“为牧而农、农牧结合、农牧互补”的格局。在资源配置方面，要压缩旱作农业的规模，把不适宜耕种的土地退下来还林还草，将劣质的耕地资源转变为发展畜牧业的优质资源，优先发展饲草饲料生产与加工，立草为业，满足畜牧业加快发展对优质饲草饲料的需求。充分利用农区的荒山、荒坡等资源，加以改造植树种草，扶持广大农户发展畜禽饲养业。要建立畜牧业与农业种植业的良性循环，鼓励生产者把畜禽代谢废物转化为发展农业种植业生产的有机肥料，做到农牧互补。各级政府要加大对畜牧业的扶持力度，千方百计落实一定的补贴资金，引导、支持广大农牧民和企业等其它经营主体扩大养畜规模，提高畜牧业总量。要根据地区资源特点和市场导向，合理调整畜群结构，重点发展牛、羊等草食牲畜饲养，因地制宜发展奶牛养殖、肉牛快速育肥、肉羊短期育肥，建设奶业大市、肉类生产基地。

（二）调整产业布局，加快转变生产方式

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传统农牧业经济发展总体上沿袭粗放落后的生产方式，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缺乏基本保障，初级农畜产品供应季节性明显。这种依赖资源消耗进行数量扩张的农牧业经济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按照符合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实施农牧业集中布局、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要以农牧业科技园区建设为载体和切入点，推动产业布局调整，切实转变生产方式。在传统农牧区，遵循相对集中的原则，积极推进农牧业生产园区化布局，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发展优势产业集群。在广大农村牧区，科学规划，正确引导，建设集约型的奶牛小区、专业化育肥小区，提高畜禽饲养规模，形成一定区域范围内农畜产品的规模化供应，吸引加工企业入驻，并做大做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扎实推进农村牧区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以政府投资主导，农牧民和其它经营主体筹集资金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加强以水为中心的农田草牧场基础建设，增加节水灌溉面积，提高防旱抗旱能力。要改变传统畜禽因陋就简的散养方式，发展建设养畜，扶持饲养户建设标准化畜禽圈舍，大力推行舍饲半舍饲。以牲畜“种子工程”建设为切入点，调整优化畜群结构，加快牲畜良种化，提高畜群质量。草场是畜牧业生产的宝贵自然资源，要推行禁牧、休牧、轮牧等制度，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充分发挥和挖掘天然草场生产力，恢复草原生态。要依托农牧业科研单位和院所，建立产、学、研相结合强大的科技服务网络体系，农牧业科技研发、良种繁育及示范推广于一体的支撑体系，推进农牧业科技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使农牧业经济真正转入依靠科技发展的轨道。

（三）调整转换工作思路和方法，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

传统农牧区农畜产品加工业不发达，农畜产品多以初级原料或粗加工形态流入市场，农牧业的比较效益低，农牧民常面临产品卖难的困扰，收入增长缓慢。要跳出就农牧业抓农牧业的思维定式，以农畜产品加工业的大发展，带动、促进农牧业长足发展，从根本上推动农牧业结构调整，提升农牧业的素质和竞争力。

要立足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优势，实施工业反哺农牧业，大力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的加工转化增值率，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扶持成长性较好的重点加工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扩大生产能力。围绕乳、肉等产业，加大产业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引进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长、综合实力强的大型加工企业，提高农畜产品的精深加工水平。千方百计启动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引导社会力量大力发展民营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以民营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大发展促进农畜产品加工业蓬勃兴起。要积极鼓励、支持市内有实力的工商企业投资农畜产品加工领域，实现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壮大加工群体。加大对农畜产品加工业科技投入的支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扶持加工龙头企业推进技术创新。要适应农业国际化的新趋势，发展以牛羊肉、果蔬等出口创汇农畜产品加工企业，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农牧业经济的外向度。

二、发展现代农牧业组织形式，推进农牧业产业化

传统农牧业生产以农牧户家庭经营为主，农牧民的组织化程度低，经营分散导致生产上的盲目性，生产与加工相互脱节。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发展农牧业现代组织形式，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

（一）建设优质农畜产品产业带和生产基地

根据农牧区的资源特点，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安排农牧业生产，大力发展种养专业村、专业乡镇和特色旗市，变千家万户松散无序的小生产为有组织的集约化大生产。通过发展种养业的专业化，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特定一种或几种农畜产品的生产规模，变农牧区农畜产品“少而全”为“精而优”，实现批量规模化，全面提高种养业的整体水平，为发展农畜产品加工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

农牧民生产与经营从分散走向联合是现代农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农牧区要大力扶持农牧民组建经济合作组织，发挥专业化中介组织在提供社会化服务，开展行业自律，防止无序竞争，衔接企业和农牧户利益等方面的作用。地方政府要采取具体的扶持政策措施，鼓励农村牧区广大科技人员、种养能手领办、创办经济合作组织，把广大农牧民和农牧业从业人员组织起来，广泛发展生产与经营上的合作，提高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水平，增强农牧民适应大市场的能力。

（三）发展“公司+农牧户”等组织形式

农牧业是从事自然生产与经营的产业，处于弱势地位的农牧民承担着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各级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扶持重点龙头企业，鼓励加工龙头企业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等方式，与农牧民建立稳定的合同关系，构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利益分配新机制，降低农牧业生产与经营的风险。各类中介组织要在企业与农牧户之间架起桥梁和纽带，做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促使农牧业生产经营高效顺畅。

三、调整产品结构，着力打造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品牌

传统农牧区工业“三废”污染较少，农业受农药、化肥等化学合成物污染相对较轻，生态环境整体优良，在当今绿色消费形成时尚的背景下，发展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传统农牧区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与建设，大力实施品牌化发展战略，充分挖掘和发挥生态优势，打“生态”和“绿色”品牌，生产和开发品质优良的无污染安全、营养的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

（一）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

要加快农畜产品标准化建设步伐，建立和健全农牧业标准化体系、农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质量认证体系和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加快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标准、品质标准、投入品标准和基础技术标准，不断改进和优化认定和认证水平。在生产环节，加大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准（操作规程）的制定及修订力度。以生产示范园和示范户为载体以实现优质优价为前提以加强对农牧民的技术培训为手段，加大生产技术、操作规程的推广应用工作力度，实施农畜产品生产全过程控制，保证农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抓好优势农畜产品区域带、龙头企业、出口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工作，不断提高标准化生产的扩散度和辐射面，开发大规模、整建制的标准化原料生产基地。

（二）推动产品创新

由于加工企业技术、设备和工艺落后，传统农牧区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缺少有较强影响力的名优品牌，产品的附加值不高，产品档次低。要以提高科技含量、发展精深加工、创优质品牌为目标，重点抓好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引进先进装备，加快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提高市场占有率。特别是要加快农畜产品采收、加工、包装、保鲜、储运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开发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艺、技术和装备。要整合加工企业的技术力量和市场优势，打造形成地区统一的知名品牌。要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努力开发新产品，提升农畜产品质量和档次。引导农产畜品加工企业加强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合作，深入开展精深加工工艺、技术、品种和功能等方面的创新研究，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产品科技产量。

（三）完善绿色食品营销网络

要以实现品牌价值为核心，加快市场培育和流通体系建设。吸引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采取多种渠道投入建设批发市场、配送中心和专卖店。支持龙头企业在消费地区建立绿色食品专卖店、专区、专柜，不断提高主打品牌的社会认知度、信誉度。工商、交通、农业等部门要加强配合，建立并开通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跨地区营售运输的“绿色通道”，抓好系列产品的包装、宣传、推介，扩大品牌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提高产品知名度。政府有关部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要积极组织加工、流通等企业参加农产品、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重大商贸活动，举办多种形式的订货会，全力开拓国内、国际市场。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增设专栏或辟建专门网站，经营好无公害农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网上销售。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传统农区；新型工业化；经济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45-02

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在他的《农业与工业化——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一书中提出 “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要想做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就必须全面（包括城市和农村）实行工业化”。但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我国传统农区的经济腾飞应以农业为主，进行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工业化应是在农业产业化完成之后再考虑的问题。这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传统农区在落后中奋起直追，实现其在新形势下的跨越式发展，是无法绕过工业化之路的。

一、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必经工业化之路

首先，在工业社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历史趋势，一个国家或地区单纯依赖农业的发展，实现经济体的繁盛是极其困难的。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并不低，只是由于从事农业的人口众多导致农民的平均收入极低。如果不能大量减少农业人口，无论农业达到如何高级的产业化与现代化，都无法使传统农区摆脱经济发展滞后的困境。所以，传统农区的农业不必放弃，也不需放弃，它和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并不冲突。但农业现代化不是解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最终武器。

其次，我国传统农区的地少、人多的特点在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会不断强化，解决传统农区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的问题是解决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工业的总体规模不像农业那样存在一个相对的极限，是可以持续扩张，并不断增加就业岗位的。传统农区本区域的工业化是解决传统农区富余劳动力的最快捷的途径。

第三，传统农区的工业化不仅包括在农区发展工业，还包括农民收入来源“工业化”，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消费结构“工业化”。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出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趋势和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从传统农区工业化的宽泛意义上说已经是历史的现实。

二、传统农区实现工业化，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国农村工业以乡镇企业的形式经过1984年至1988年、1992年至1997年、2001年至2007年三轮超常规的发展，到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完成增加值69，620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86，603亿元、利润总额17，643亿元、上交税金7，366亿元，从业人员总数达1.5亿人，比上年增加409.6万人，累计支付劳动者报酬达13，70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收入1，440元（资料来源于农业部网站。）乡镇企业的发展贡献了GDP增长的三分之一，转移了三分之一农村劳动力就业，多年来一直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但同时，我国已完成的和正在推进的大部分农区工业化都是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的工业化模式。近年来，在全球产业向我国转移、我国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浪潮中，部分传统农区无视项目本身对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实现经济大发展，不加选择的盲目承接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给这些传统农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部分传统农区的地方政府以招商论政绩，强压指标，而对项目本身的价值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根本无暇顾及。根据水利部水土保持司2008年撰写的《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农村生态环境状况”，我国乡镇工业废水COD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50%以上，这些污染物大多直接排入农村水体、大气和土壤，成为农村的主要污染源。全国乡镇企业中，制砖、铸造、水泥、炼焦4个行业能耗占整个乡镇企业能耗的比重超过50%，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6。随着国家对造纸、水泥、炼焦、化工等重污染工业企业实行强制关停，有些城市将难以为继的污染企业迁往农村地区，城镇工业废水和垃圾向农村地区转移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在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大的今天，我国的工业化必须是新型的工业化，这是国家的政策，也是理论界的共识。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摒弃传统工业化道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尚处前工业化时期或工业化初期的传统农区而言，不仅可以少走弯路，而且可以又好又快地推进传统农区现代化。

三、传统农区利用其后发优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传统农区有自身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基础设施薄弱、信息化建设滞后；科技力量薄弱，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利用外资水平低，对外开放度不够；融资困难，资金缺口较大；教育落后，低素质人口数量依然巨大；农区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等。但同时，农业对经济增长本身就有四大贡献，即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收入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

首先，传统农区进行工业生产的农产品原料丰富。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始终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农区拥有充足原料和广阔市场的绝对优势。

其次，传统农区人力资源比较丰富，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通过技术、职业教育培训，转换为丰富的人力资源。

第三，发达地区正在进行产业转移。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内陆地区转移。农业主产区可以选择适合本地比较有优势的产业，通过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积累工业化的资金，安排当地劳动力就业。

第四，人们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对营养、健康、绿色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工业相对较少，这使得传统农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较好的保护。传统农区可以充分利用生态优势，进入对环境要求高的生态产业。

第五，有支农惠农政策。十六大以来，中央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方略和“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政策，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出台了粮食直补、综合直补等多项涉农补贴，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中央财政实际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逐年增加。

第六，知识经济虽然一般会弱化后发优势，但传统农区的工业化不同于较高工业化水平基础上的后进国对先驱国的赶超，由于传统农区的工业基础非产薄弱，最初阶段所需的工业知识信息的获取成本非常低廉，获取方式相对却更加便捷。

四、传统农区实现新型工业化是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后劲

但有人曾提出，国家的工业化尽管是全方位的，但并不一定要求一个国家的农村地区都要实现工业化。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也许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却是一种谬论。首先，由于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能将工业和农业完全割裂开来。将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农业人口的大幅下降，比如美国，1994年其农业人口仅占其全国劳动力总量的2%。我国在农业逐步现代化，农业人口逐渐下降的过程中，其余的非农人口要分享新型工业化的成果很难全部在城市实现。通过农区工业分享这一过程成为相当比例人口的必然选择，尤其是传统农区，人口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由于相对闭塞，原本就处于劣势。所以必须把传统农区的新型工业化纳入我国整体的新型工业化体系中。其次，我国乡镇企业是我国工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我国乡镇企业布局分散、设备简陋、工艺落后、企业污染点多面广，其完成新型工业化的任务艰巨。但如果农村已有的这些“工业化成果”不能实现新型工业化，则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也将是不完整的。

同时，传统农区实现新型工业化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后劲。传统农区多为欠发达地区，如果其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失衡的改善，则必会增强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传统农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实现新型工业化，将在保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利用大量富余劳动力保持住中国商品出口的价格优势的同时，在新型工业化原则指引下，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提高品质优势。为我国扩大内需，实现经济转型争取时间。再者，外贸依存度居高不下使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传统农区实现新型工业化时农村人口收入增加，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有助于扩大内需，为中国经济的持久发展提供强劲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2篇

1.传统信贷业务拓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1.1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

随着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部分农发行员工对新形势下开展传统信贷业务缺乏没有充分的认识，认为传统信贷业务是“以不变应万变”，工作模式还是老一套，或多或少存在“凭经验办事”的习惯思维，工作思路没有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

1.2信贷风险防控措施有待进一步细化

目前的风险防控措施，还停留在企业办理资产抵押、提取价差保证金和风险补偿金等方式，但已抵押资产的价值担保能力较弱，抵押资产大部分地处农村，变现能力较差，削弱风险防控效能。同时风险事前预警机制和分析反馈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风险防控措施的联动防控效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1.3内部管理有待进一步强化

对制度建设的认识存在不足，不能将制度的内控作用贯穿于每一项具体业务中，制度的执行力出现衰减；同时对制度的学习存在不透彻现象，对工作标准不太熟悉，“小错不断”现象时有发生。

1.4传统贷款业务发展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

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经营的进一步推进，出现了多个经营主体从事粮食经营竞争的多元化经营格局。虽然国有或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企业，因其具备较完整的仓储设施，较健全的购销网络，仍是粮油购销市场的主体。但是随着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少，导致农发行粮油收购贷款投放的减少。

2.推进传统信贷业务有效发展的建议

2.1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增强发展动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服务“三农”的同时，有效防范风险，保障信贷资金安全，推进传统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创新业务发展方式。在传统业务营销上突破季节限制，支持企业常年收购；突破地域限制，利用外地资源保证收购量的增长；突破品种限制，积极支持企业开展多品种粮油收购。二是构建专项运营机制。对信贷人员进行调整组合，在基层支行专门成立传统业务信贷组，充实信贷人员，加大传统信贷业务推进力度，提高工作效果。三是依托政府组织优势。借助地方政府对“三农”发展的重视程度，依托政府加强粮棉油市场的宏观管理功能，保证传统信贷业务稳健推进，夯实农发行“两轮驱动”业务发展格局。四是统筹兼顾有效发展。处理好规模与质量、风险与效益的关系。农发行传统业务的发展必须坚持“好字优先”，不能为追求规模忽视质量，也不能为规避风险而降低发展速度，必须在规模与质量之间，风险与效益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在履行信贷支农职责中持久保持传统信贷业务良性循环，高质量地发展。

2.2强化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发展质量

一是坚持“以销定贷”支持资金。按销售合同确定贷款的金额和期限，所收购粮食质量和数量与销售合同衔接，加强对入库粮食的抽样和巡回检查，确保账实相符。二是防范市场经营风险。注重销售合同的履约，锁定市场经营风险。对传统业务严把销售合同的审查关，要求企业提供正式有效的合同，并交纳一定比例的合同定金，进一步提高销售合同的履约率。三是强化贷款运行过程管理。抓住资金、账户、库存、担保等关键环节，加强对企业财务、非财务信息的分析调查，落实借款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跟踪贷款批复要求落实情况，加强贷后监测评价，提高识别风险的敏锐性。四是综合运用各种风险防范措施。注意防范借款人的道德风险。把“集体房产和土地抵押、个人房产抵押、风险准备金、合同定金”等风险防范规范化和系统化，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的灵活和综合运用，进一步加强防控贷款的道德风险。

2.3推进内控机制建设，强化合规意识

完善内控机制，不仅要强化制度的外部刚性约束力，而且要加强学习教育，使合规意识内化于心，提升制度的执行效果，提高工作效能。一是强化制度制约。制定岗位绩效考核办法，加强对员工履职情况的序时考核力度；完善信贷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二是培育合规文化。保持学习的常态性，学习信贷制度办法，明确操作标准，将学习成果转化到日常工作中，将合规意识融合到每一个工作环节，增强员工执行制度的主动性，促进新形势下传统信贷业务工作的开展。三是发挥制度纠偏功能。落实自检自测制度，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促进员工不断熟悉工作流程，增强合规意识，消除风险隐患。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3篇

融合化发展有新内容

遵循“六次产业”理念，做好“接二连三”文章，是湘潭市农业融合化发展的一条思路。全市现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25家，其中部级4家、省级24家，总产值530亿元。各类休闲企业（农家乐）4000余家，总营业收入6亿元，其中营业收入过50万元的400家。休闲农庄省三星以上32家，其中部级五星级5家、省级五星级7家。

湘潭县梅林桥现代农业（美丽乡村）示范片探索出“产村一体、农业公园”的发展模式。该示范片涉及4个村，总面积14.5平方公里。在省农委的指导帮助下，近两年来累计投入3亿元，村均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万元；完成民居改造285户、高标准农田建设1.4万亩、紫荆河生态改造3.2公里、安装太阳能路灯410盏；连片建设了1800亩湘莲、850亩蔬菜、2500亩油菜、540亩葡萄、100亩草皮等特色基地，打造了梅林山庄、龙畅金谷等一批休闲基地，发展了宏兴隆湘莲加工产业、金凤食品大米加工产业等一批国、省龙头企业。形成“春看油菜-夏赏荷花-秋摘葡萄-四季蔬菜”，集步游、骑游、车游于一体的农业公园新景区。

园区化平台有新亮点

截至目前，全市以规划为引领，以园区为载体，以项目整合为手段，以多元投入为方向，涌现了10多个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现代农业示范园（片）。雨湖区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规划总面积15.79平方公里，投入1500万元新修观光大道3.7公里，灌排渠10公里，建设高科技展示温室150亩，高效生产示范温室1050亩。

湖南盘龙投资集团规划总投资20亿元，在岳塘区荷塘乡指方村、青山村、荷塘村3个村的范围内，按国家5A级景区标准打造盘龙生态农业示范园。

第一期已投资10亿元，建成面积达5000亩，300多名当地农民在园内就业。杜鹃园、樱花园等十大特色主题园，自2013年元月正式开园至今，累计接待游客130多万人次。

规模化经营有新进展

连续几年来，湘潭市把促进规模化经营、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出台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等一系列文件，市财政从2014年起每年设立专项资金500万元，各县（市）区财政每年共计安排资金1000万元予以扶持。截至今年上半年，湘潭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至1235家（今年新增115家），入社农户达15万户，农户入社率达到26%；家庭农场发展至352家（今年新增142家）。创建部级示范合作社20家、省级52家、市级150家。全市耕地流转面积达到78.5万亩，流转比例达到46.17%。

全国种粮大户彭水平创办的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探索“农民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农户”的社会化服务“春静模式”。该合作社2014年自营流转耕地8794亩，经营收入2247万元，利润403万元，为350户社员平均每亩增收499元。

集约化生产有新变化

按照全市蔬菜产业发展规划，近几年市财政每年投入扶持资金2000万元，助力雨湖、岳塘两城区蔬菜产业示范片建设，已建成5个部级、10个省级、20个市级蔬菜标准园。其中，雨湖区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的三汇农业发展公司，创造了“设施农业+现实版QQ农场”的模式，被认定为部级蔬菜标准园。拥有智能温控大棚6000平方米、钢架大棚120个、100亩喷滴灌设施，推广绿色、无公害、有机生产技术，将体验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和科普教育高度融合。2014年公司销售收入达到380万元，利润达到90万元。

大力推进生猪产业化发展，生猪年加工能力400万头、猪皮年加工能力1000万张以上；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43.9%，其中生猪规模养殖比重达到72%；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比重达到43%。

目前，湘潭市年出栏生猪近600万头，人平两头多，冰鲜肉出口创汇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社会化服务有新突破

近年来，湘潭市“托管式”、“承包式”、“全程式”、“点菜式”等多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社不断涌现，已达139家。其中，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立的“华绿模式”被省重点推广。该公司拥有固定资产6000万元，经营网点1500多个，成立水稻种植、农机、病虫害防治3个合作社，具备30万吨有机肥生产能力、2.5万吨粮食仓储能力、420吨日烘干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人种田、无利种田、无心种田、无力种田”的问题。

湘潭县信达蚕丝绸有限公司和种桑养蚕专业合作社在养蚕领域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也颇有成效。该公司谭家山桑蚕园被确定为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合作社创建成部级示范社。合作社流转土地种桑2100亩，带动农户种桑5000亩，吸纳社员300余户，带动养蚕户1500余户，为蚕农提供小蚕共育、桑叶保鲜、技术培训、蚕茧回收、桑枝再利用等服务，2014年实现总产值3000多万元，帮助农户年增收660多万元。

绿色化建设有新提升

全市按照“资源―农产品―农业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组织农业生产，加快标准化、绿色化建设，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和环境污染最小化，共认证无公害农产品127个、绿色食品90个、地理标志产品2个。全市农药使用量从2009年的7156吨下降到2014年的3787吨，农药有效利用率达到3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2014年，全市完成测土配方技术推广面积287.3万亩，氮肥利用率提高3个百分点，磷肥利用率提高2个百分点。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4篇

农机农艺相结合历来就受到领导与专家的重视，但在实践和理论上都一直没解决好，这是我国某些地区、某些农机化项目效果不好，进而导致经济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农艺是指农业生产工艺过程及其相应的操作技术，农机是指为实现这些工艺过程而设计制造的相应农机具及其管理运用技术，实现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是二者结合的目标。农艺的深层涵义是生物学理论与实践，农机的内涵是机械学原理与技术，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属于应用于农业的两门不同学科领域。如何处理好二者辩证关系，使之相互适应，紧密结合，成龙配套间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关键。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精耕细作的农耕优良传统，各地风土条件和耕种传统习惯差异很大。近代生物学在微观技术与宏观理论上已有长足发展，近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农业机械化又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制约着农机具的设计、制造与运用，也推动着农业技术的改革与更新，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回顾我国农机化历程，借鉴世界农机化发展，重新考察农机农艺相结合，展开讨论，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学科发展是必要的。?

二、国内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纵观我国农机化近五十年发展历程，在农机管理、运用与科研中始终贯穿着农机农艺相结合的主线，推动着农业机械化不断深入发展。?1．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初农机化起步阶段，推广新式农具中就明确"新农具与耕地作技术是共同提高的"（张林池，1952.5），"一切机械作业均应严格服从先进耕作法的农业技术要求"（国营机械农场机务工作规章，1952.11）。并在新式农具站的组织领导及人员配备中明确要求"农业技术和农具技术员各两人"，要求"农机具鉴定要从农学观点给评价"。为农机农艺相结合提供了条件。50年代中末期，主管农机的领导在总结中指出"农业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结合不够"（李菁玉，1995.1），"农机具要切合当时的农艺要求"（聂荣臻，1959.6）。?60年代，进一步提出一些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具体作法，"石社挂钩"（陈正人，1960），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刘少奇，1964.9），"机农合一"（张省三，1965）。并在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中要求"加强基本性和综合性的科学技术理论的研究"，要"根据我国农艺发展的新方向和耕作制度改革的需求，农业机械产品设计的原则，首先要适合精耕细作要求"。?

70年代在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中提出"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并具体为"农机部门和农业部门结合起来"，"把农艺改革和农机改革结合起来"，"农艺措施要为机械作业创造条件，既保持了精耕细作传统，又发挥了机械化的作用"（刘瑞龙，1973）。并在农村农机机务管理规章中明确"农艺和农具的改革，要互相适应，互相促进"。1979年9月农机部在"关于农机化几个问题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要把全国农机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农机化必须与农业的区域规划和耕作制度改革密切结合"，"同农业的专业化，经营的多样化结合起来"。当时主管农机的领导进一步明确"树立大农业观点……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的机械化……树立农业机械化同农业现农业现代化其他内容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的观点……特别是农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杨立功，1979.11）。

?80年代初一再强调"农机和农艺相结合"并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机械作用的对象是生物，是农作物，它和一般工业机械在厂房里加工无机物不一样，受自然条件的制约、耕作制度、农艺的制约"（杨立功，1980，1981）。提出"中国农机化道路要根据本国特色办事"，"发扬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各地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迥然不同，机械化要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进行……排涝机械南方先行，耕作机械东北先走一步"（项南，1980.11）。在对中国农业的反思中提出"农机农艺结合这个提法，一般应理解为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相结合。但是由于农艺这个概念包括生物技术和实现生物技术的作业工艺方法两方面内容，又受生物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许多作物缺乏直接反映生物技术要求的技术指标，往往用作业工艺代表生物技术指标"。"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是农业技术系统（生物技术）、作业工艺程序系统和机械系统的'三系'配套。……是农业机械化自身发展规律的产物，是现代生物的机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刘瑞龙，1980.6）这之后，由于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以及中央不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使农业机械化处于整顿反思阶段。80年代末，机械耕作科技人员通过多年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认识到"只有农机没有农艺是无的放矢；只有农艺没有农机是纸上谈兵，农机农艺相结合，无非是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条件，这又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因此，90年代应该是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道路。"（迟仁立，1989.8）?90年代机械化土壤耕作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试验研究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了迟仁立、左淑珍的专题汇报后指出"以前对耕作理论方法忽视了，迟仁立、左淑珍同志提出的办法解决了全面耕翻和不耕翻的问题，解决了两者弊端，但隔几年深翻，间隔深松、镇压，什么地区，气候条件，不同作物上有实用性……还值得研究"（陈跃邦，1990.5）。"很关键的是提出了孔隙度的数据，找出了最适值，农作物增产了，用这个理论能解释。""应扩大试验面积，更深一层虚些问题。这些区域性很大，单纯生物不研究还不行，很需要扩大试验面，要搞多学科综合研究。"（候捷，1990.5）。"把地上地下结合起来研究，很有意义，很重要。""现在研究地上的多，地上地下一起搞的不多，和国外的耕法联系起来，把历史的、中国的、外国的相比较一起研究"，"要把试验面积搞的大点，要扩大试验。"（陈俊生，1990.5）。上述领导人的指示使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机械化土壤耕作新技术和配套机具的试验得以深入研究并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定量运用。总理在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农机农艺相配套"，把农机农艺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2．农机农艺关系的演变历程?

从上述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农机与农艺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农机服从农艺阶段，指导思想就是一切机械作业均应严格服从技术要求，农机处于从属地位，为农业服务。但是当先进的农业机械纳入传统农业时，还是对传统耕作方式提出了挑战。例如60年代东北的"犁后喘"；华北机耕快且深，使传统的人畜耙地和水车灌溉发生了困难。?

（2）第二阶段是农机农艺相互适应阶段。农业机械生产中的作用增强了，地位有所提高，也就暴露出更多的农机与农艺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始终伴随着我国农机化过程中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与传统的手工作业技术的矛盾，需要农机和农艺相互让步、磨合，以达到相互适应，这是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例如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间套作，多熟种植的机械化配套。?

（3）第三阶段是农机农艺相结合阶段。农业机械有了长足发展，品种多，功能全，可以为农林牧副渔、加工业的大农业实施各业全过程机械化，从而产生了农业机械化综合生产技术。即生产技术成龙配套，形成了农业技术体系、作业工艺程序系统和机器系统的三系配套。

?（4）第四个阶段是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配套阶段。农业机械化三系配套已不是简单的农艺过程同相应机械来替代所能完成的。其综合性，系统性要求有相应的基础理论来指导，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有机地组成优质高产高效科学的作业程序系统。表现在SPAC运行系统、土壤--机器--植物系统以及机具--土壤·微生物·根系--农田生态系统和农林（果）茶经菌渔药综合配套立体组合农业等各种系统与实践的研究。为区域化因时因地制宜的农机农艺相结合从量变到产生飞跃，发生质变，实现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定量配套创造性了条件。?

三、国外农业机械化经验的借鉴?

由风土条件、经济、社会体制所形成的不同农业类型决定着农业机械化的方式，人多地少、人少地多、富有型、贫困型，国营与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农机农艺结合经验可供借鉴。?1．世界上的农业从总体上可分为人多地少，劳力密集型和人少地多能量密集型两大类。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人少地多是其典型。美国农业机械化过程显著特点是靠专业化减少农艺技术环节，促进农机化。大豆带、玉米带的形成，减化了作业程序，减少了机具配备。加拿大大马力、折叠式作业机具充分发挥了机械化的威力，但是大马力机械带来的压实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类能量密集型农业，可为我国东北和西北发展机械化农场提供经验和教训。日本和英国、丹麦、德国可做为人多地少的典型。日本以水田机械化为主，小巧灵活的单人背负式、手扶式形式多样，品种齐全，可为我国南方水田机械化提供参考。德国以北方谷物甜菜机械化大田生产为主，解决"插花地"和科学化、标准化作业为规模化和精细化机械耕作积累了经验，可为我国北方农村精耕细作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提供参考。英国和丹麦的农牧并举机械化过程为我国农区发展牧业提供了经验。改精饲料为主的养殖业为草饲的养牛业可以从生物学方面提高转化效率，发展新型农牧业机械化体系。?

英国、丹麦可做为富有型的农业机械化典型，笔者参加国际会议，考察过这两国农业机械化耕作状况，由于经费充足，在自动化程度和电子监控作业提高可靠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给人"锦上添花"的感觉。提高精密性和经济效益。尼日利亚尽管号称"非洲的小美国"，但还是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机械化明显在减少繁重体力劳动以及提高耕种速度，抢农时和经济效益上下功夫。由于经费有限，只能"雪中送炭"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这些可能给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借鉴。钱多可以在科学化和精细化农艺技术方面发展；钱少就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农艺措施上分析，再配合相应的农机具，实现农业机械化。?

前苏联是最典型的高度集中的以国家意志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下机械化国营农场模式，经营不善，普遍亏损，计划经济"大锅饭"的弊端一直困扰着领导者。我国黑龙江集体办农机站队和国营拖拉机站也有了切身体会。巴西、菲律宾以私人占有土地为主的国家，农机化发展的"各自为政"单纯追求高额利润的短期行为发挥大规模机械化作用和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又产生了尖锐矛盾。这些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机化提供了如何协调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实例。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摆正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之间平衡与协调。?

2．在宏观农业类型前提下，如何解决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具体微观技术，国外的实例也很多。美国的大豆收获机械化宽幅割台与损失率高的矛盾就是通过培育高底荚位大豆品种而解决的。西红柿机械化收获使培育方型厚皮新品种取得突破。泰国北部的农业机械化就是将轮作制改为固定耕作制后实现的。日本60年代从中国引进尚未过关的水稻插秧机，通过农学育秧解决了中国多年无法突破的机械手取苗伤苗的障碍点，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化。类似这些从农艺的生物学方面，而不是单纯要求农机配合而解决的农业机械化难点俯拾皆是。俄罗斯农业工程专业中就有"基础理论教研室"研究解决农艺中的"为什么"，作业执行农艺技术实现机械化的理论依据。前苏联威廉斯的机械化平翻耕作体系就是依据"团粒结构"理论，耕地层上下层土壤需周年轮换恢复结构的农艺要求而建立的。国外这些经验表明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正确途径。?

四、农机农艺结合成效显著?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农机化战线上许多成功的农机农艺结合具体范例，值得总结推广，指导未来。?

1．60年代初黑龙江农机化科技人员从解决东北因有三角犁铧耕作，铧耳限制耕深，造成耕层浅、犁底层硬，无法深耕的弊端出发，提出加装深耕部件，打破三角生格子的深松土措施和部件（阎作新，1962）。70年代安与"高寒地区地裂子抗蚀保土启发进行深松土，二者合而为一"发展为"深松耕法"，得到领导重视，组织了农业、农机、农场、气象、林业、教育六局科技人员大协作进行试验研究。但由于增产机理和肥力转化不清，受到质疑。认为增产没根据，光用不养、地下开荒、后患无穷，不能推广。农机和农艺都无法解释这些问题，是生物学专业人员研究揭示出深松耕法创造的虚实并存耕层协调了水肥气热，实现了早熟高产，用养结合，（迟仁立、左淑珍，1997），为深松耕法推广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在全国三北地区示范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另一方面推动了配套农机具研制，产生了一大批以虚实并存层为依据的深松机、整地机、七铧犁改装等新型深松系列机具，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2．基础理论研究从虚实并存耕层的土壤水肥气热、微生物、作物根系、光合生理、农田小气候等方面深入系统测试，总结出虚实并存效应原理。一方面与生产结合，形成以虚实并存耕层为核心，在不同部位、深度、间隔，不同时期深松的整套土壤耕作技术，并在海伦县不同农耕区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形成机械化耕作技术规范，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另一方面从农业历史角度研究提出虚实并存耕作是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中"精耕"的继承和发展，是比平翻的全虚耕作和免耕的全实耕作都优越的先进耕作系列。在河北通过多年多地多种作物试验研究，提出可以定量运用的华北虚实并存耕作技术规范。同时研制了为小型拖拉机配套的小型深松犁（ZL922064814）、七寸步犁改装，深松步犁和多用组合犁等系列配套机具，得到河北省领导重视，在河北十个县市示范推广200多万亩，获经济效益2.46亿元。为河北省农业机械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在西北的间隔深松加覆盖技术与南方旱地间隔深松抗旱增产都取得了稳定增产的良好效果。促进了我国机械深耕深松推广应用。?

3．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进行的秸杆粉碎还田，机械化精量播种，抛秧和化肥机械深施等农机化新技术都是在明确农艺技术效果指标基础上，农机农艺相结合发展起来的。从作物增产潜力的基础理论研究出发，查清土水肥光热指标，促进了旨在抢农时、争光热的华北三夏机械化耕种一条龙作业技术和吨粮田优质高效高产技术与配套系列机具的研制，这些都是基础理论指导下农机农艺相结合的硕果。?

五、农业机械化科研发展之管见?

农业机械化的名称就包含了"农业"、"机械""化"三方面含义，就是"农业"和"机械""化"在一起，即农艺农机相结合。?

1．观念的转变。在农机化研究人员中，存在着重"机"轻"化"的错误观念。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在实践中"化"的研究既重要又难搞，它涉及到自然科学，又涉及到社会科学；既涉及到工程技术，又涉及到基础理论，同时又要研究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知识面广，研究对象又很复杂，在我国农机界的基础又比较薄弱。应该充分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研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应注重经济效益，改变过去只看科研水平，不管生产力转化和能否有商品价值，通过鉴定就万事大吉的错误观念。?

2．人才的培养。现时的农机课程设置以"机"为主，只有一门农学基础还与机械离得太远，因此应该从农机化教材改革作起，增加农业生物学和介绍宏观环境的生态学课程。编撰农业机械化专业自己的农学教材，培养农机农艺结合的"双料"人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重机轻化的现象。?

鉴于农机化专业现状，农机农艺分割，许多农机专业人员要脱离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现代方向发展也是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应该学习国外的经验，农机农艺相结合不是合并，在农机化专业中设立基础理论研究机构，调配专业人员，充实加强"化"方面的研究，为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提供理论依据，加强力量。?

3．统一分区规划。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实现农业机械化，特别是田间作业机械化的复杂程度认识不足。对各地的风土条件、作物种类、种植制度、栽培方法的复杂性，都没有联系农业机械化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区域性因地制宜的，有理论数据的，可以进行定量指导的机械化作业体系。五十年来各地农业科技人员已作了大量工作，建议在全国立项，统一规划分区进行，补充完善总结各现有成果，提出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种植宏观设计。同时要从传统狭窄的种植生产过程机械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对种植业要扩展到产前、产后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另一方面树立大农业观念，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机械化也要全面 考虑，拓宽农业机械化领域和内容。总之，中国目前仍然依靠种植业生产粮食，传统的机械化栽培方式还是目前农村中农业生产的主体，但展望未来，农林牧渔大农业观念的全面发展又是必然趋势，因此农业机械化研究应该深化与拓宽并重，同步发展。?

4．如何结合是突破口。农机农艺相结合已深入人心，取得共识，但"如何结合"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我国农业机械化近五十年来历程所提出来的重大课题，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科学发展的突破口。?

主要参考文献?

(1)农机化司，北京农工大编：《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8.4。?

(2)国家农委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国家农委办公厅，1981.10。?

传统农业发展范文第15篇

农机农艺相结合历来就受到领导与专家的重视，但在实践和上都一直没解决好，这是我国某些地区、某些农机化项目效果不好，进而导致效益不佳的重要原因。简言之，农艺是指农业生产工艺过程及其相应的操作技术，农机是指为实现这些工艺过程而设计制造的相应农机具及其管理运用技术，实现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是二者结合的目标。农艺的深层涵义是生物学理论与实践，农机的内涵是机械学原理与技术，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属于于农业的两门不同学科领域。如何处理好二者辩证关系，使之相互适应，紧密结合，成龙配套间农业机械化的关键。我国地域辽阔，悠久，人口众多，具有精耕细作的农耕优良传统，各地风土条件和耕种传统习惯差异很大。近代生物学在微观技术与宏观理论上已有长足发展，近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农业机械化又提出新的要求，这些都制约着农机具的设计、制造与运用，也推动着农业技术的改革与更新，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回顾我国农机化历程，借鉴世界农机化发展，重新考察农机农艺相结合，展开讨论，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学科发展是必要的。

二、国内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启示

纵观我国农机化近五十年发展历程，在农机管理、运用与科研中始终贯穿着农机农艺相结合的主线，推动着农业机械化不断深入发展。1．国内自20世纪50年代初农机化起步阶段，推广新式农具中就明确"新农具与耕地作技术是共同提高的"（张林池，1952.5），"一切机械作业均应严格服从先进耕作法的农业技术要求"（国营机械农场机务工作规章，1952.11）。并在新式农具站的组织领导及人员配备中明确要求"农业技术和农具技术员各两人"，要求"农机具鉴定要从农学观点给评价"。为农机农艺相结合提供了条件。50年代中末期，主管农机的领导在中指出"农业技术与机械技术的结合不够"（李菁玉，1995.1），"农机具要切合当时的农艺要求"（聂荣臻，1959.6）。60年代，进一步提出一些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具体作法，"石社挂钩"（陈正人，1960），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刘少奇，1964.9），"机农合一"（张省三，1965）。并在农业机械化的主要任务中要求"加强基本性和综合性的科学技术理论的研究"，要"根据我国农艺发展的新方向和耕作制度改革的需求，农业机械产品设计的原则，首先要适合精耕细作要求"。

70年代在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中提出"农业和同时并举"。并具体为"农机部门和农业部门结合起来"，"把农艺改革和农机改革结合起来"，"农艺措施要为机械作业创造条件，既保持了精耕细作传统，又发挥了机械化的作用"（刘瑞龙，1973）。并在人民公社农机机务管理规章中明确"农艺和农具的改革，要互相适应，互相促进"。1979年9月农机部在"关于农机化几个向中央请示报告"中提出"要把全国农机科研力量组织起来，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农机化必须与农业的区域规划和耕作制度改革密切结合"，"同农业的专业化，经营的多样化结合起来"。当时主管农机的领导进一步明确"树立大农业观点……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的机械化……树立农业机械化同农业现农业化其他互相联系，密切配合的观点……特别是农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杨立功，1979.11）。

80年代初一再强调"农机和农艺相结合"并进一步认识到"农业机械作用的对象是生物，是农作物，它和一般工业机械在厂房里加工无机物不一样，受条件的制约、耕作制度、农艺的制约"（杨立功，1980，1981）。提出"农机化道路要根据本国特色办事"，"发扬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各地自然条件和耕作制度迥然不同，机械化要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进行……排涝机械南方先行，耕作机械东北先走一步"（项南，1980.11）。在对中国农业的反思中提出"农机农艺结合这个提法，一般应理解为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相结合。但是由于农艺这个概念包括生物技术和实现生物技术的作业工艺两方面内容，又受生物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许多作物缺乏直接反映生物技术要求的技术指标，往往用作业工艺代表生物技术指标"。"农业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是农业技术系统（生物技术）、作业工艺程序系统和机械系统的'三系'配套。……是农业机械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生物的机械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刘瑞龙，1980.6）这之后，由于家庭生产责任制，土地承包，以及中央不再提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使农业机械化处于整顿反思阶段。80年代末，机械耕作人员通过多年试验研究和生产实践，认识到"只有农机没有农艺是无的放矢；只有农艺没有农机是纸上谈兵，农机农艺相结合，无非是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条件，这又是基础理论研究的内容，因此，90年代应该是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机化发展道路。"（迟仁立，1989.8）90年代机械化土壤耕作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试验研究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听了迟仁立、左淑珍的专题汇报后指出"以前对耕作理论方法忽视了，迟仁立、左淑珍同志提出的办法解决了全面耕翻和不耕翻的问题，解决了两者弊端，但隔几年深翻，间隔深松、镇压，什么地区，气候条件，不同作物上有实用性……还值得研究"（陈跃邦，1990.5）。"很关键的是提出了孔隙度的数据，找出了最适值，农作物增产了，用这个理论能解释。""应扩大试验面积，更深一层虚些问题。这些区域性很大，单纯生物不研究还不行，很需要扩大试验面，要搞多学科综合研究。"（候捷，1990.5）。"把地上地下结合起来研究，很有意义，很重要。""现在研究地上的多，地上地下一起搞的不多，和国外的耕法联系起来，把历史的、中国的、外国的相比较一起研究"，"要把试验面积搞的大点，要扩大试验。"（陈俊生，1990.5）。上述领导人的指示使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的机械化土壤耕作新技术和配套机具的试验得以深入研究并在农业生产中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定量运用。李鹏总理在199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农机农艺相配套"，把农机农艺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2．农机农艺关系的演变历程

从上述我国农机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我国农机与农艺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农机服从农艺阶段，指导思想就是一切机械作业均应严格服从技术要求，农机处于从属地位，为农业服务。但是当先进的农业机械纳入传统农业时，还是对传统耕作方式提出了挑战。例如60年代东北的"犁后喘"；华北机耕快且深，使传统的人畜耙地和水车灌溉发生了困难。

（2）第二阶段是农机农艺相互适应阶段。农业机械生产中的作用增强了，地位有所提高，也就暴露出更多的农机与农艺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始终伴随着我国农机化过程中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与传统的手工作业技术的矛盾，需要农机和农艺相互让步、磨合，以达到相互适应，这是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例如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间套作，多熟种植的机械化配套。

（3）第三阶段是农机农艺相结合阶段。农业机械有了长足发展，品种多，功能全，可以为农林牧副渔、加工业的大农业实施各业全过程机械化，从而产生了农业机械化综合生产技术。即生产技术成龙配套，形成了农业技术体系、作业工艺程序系统和机器系统的三系配套。

（4）第四个阶段是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配套阶段。农业机械化三系配套已不是简单的农艺过程同相应机械来替代所能完成的。其综合性，系统性要求有相应的基础理论来指导，使农业技术和农业机械有机地组成优质高产高效科学的作业程序系统。表现在SPAC运行系统、土壤--机器--植物系统以及机具--土壤·微生物·根系--农田生态系统和农林（果）茶经菌渔药综合配套立体组合农业等各种系统与实践的研究。为区域化因时因地制宜的农机农艺相结合从量变到产生飞跃，发生质变，实现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定量配套创造性了条件。

三、国外农业机械化经验的借鉴

由风土条件、、体制所形成的不同农业类型决定着农业机械化的方式，人多地少、人少地多、富有型、贫困型，国营与私有制都有不同的农机农艺结合经验可供借鉴。1．世界上的农业从总体上可分为人多地少，劳力密集型和人少地多能量密集型两大类。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人少地多是其典型。美国农业机械化过程显著特点是靠专业化减少农艺技术环节，促进农机化。大豆带、玉米带的形成，减化了作业程序，减少了机具配备。加拿大大马力、折叠式作业机具充分发挥了机械化的威力，但是大马力机械带来的压实一直困扰着各类能量密集型农业，可为我国东北和西北机械化农场提供经验和教训。日本和英国、丹麦、德国可做为人多地少的典型。日本以水田机械化为主，小巧灵活的单人背负式、手扶式形式多样，品种齐全，可为我国南方水田机械化提供。德国以北方谷物甜菜机械化大田生产为主，解决"插花地"和化、标准化作业为规模化和精细化机械耕作积累了经验，可为我国北方精耕细作与农业机械化相结合提供参考。英国和丹麦的农牧并举机械化过程为我国农区发展牧业提供了经验。改精饲料为主的养殖业为草饲的养牛业可以从生物学方面提高转化效率，发展新型农牧业机械化体系。

英国、丹麦可做为富有型的农业机械化典型，笔者参加国际会议，考察过这两国农业机械化耕作状况，由于经费充足，在自动化程度和监控作业提高可靠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给人"锦上添花"的感觉。提高精密性和经济效益。尼日利亚尽管号称"非洲的小美国"，但还是贫穷落后的发展家，其农业机械化明显在减少繁重体力劳动以及提高耕种速度，抢农时和经济效益上下功夫。由于经费有限，只能"雪中送炭"解决当务之急的问题，这些可能给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农业机械化提供借鉴。钱多可以在科学化和精细化农艺技术方面发展；钱少就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农艺措施上，再配合相应的农机具，实现农业机械化。

前苏联是最典型的高度集中的以国家意志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下机械化国营农场模式，经营不善，普遍亏损，计划经济"大锅饭"的弊端一直困扰着领导者。我国黑龙江集体办农机站队和国营拖拉机站也有了切身体会。巴西、菲律宾以私人占有土地为主的国家，农机化发展的"各自为政"单纯追求高额利润的短期行为发挥大规模机械化作用和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又产生了尖锐矛盾。这些为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机化提供了如何协调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实例。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摆正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者之间平衡与协调。

2．在宏观农业类型前提下，如何解决农机农艺相结合的具体微观技术，国外的实例也很多。美国的大豆收获机械化宽幅割台与损失率高的矛盾就是通过培育高底荚位大豆品种而解决的。西红柿机械化收获使培育方型厚皮新品种取得突破。泰国北部的农业机械化就是将轮作制改为固定耕作制后实现的。日本60年代从中国引进尚未过关的水稻插秧机，通过农学育秧解决了中国多年无法突破的机械手取苗伤苗的障碍点，实现了水稻种植机械化。类似这些从农艺的生物学方面，而不是单纯要求农机配合而解决的农业机械化难点俯拾皆是。俄罗斯农业工程专业中就有"基础教研室"解决农艺中的"为什么"，作业执行农艺技术实现机械化的理论依据。前苏联威廉斯的机械化平翻耕作体系就是依据"团粒结构"理论，耕地层上下层土壤需周年轮换恢复结构的农艺要求而建立的。国外这些经验表明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农机农艺相结合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正确途径。

四、农机农艺结合成效显著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农机化战线上许多成功的农机农艺结合具体范例，值得推广，指导未来。

1．60年代初黑龙江农机化人员从解决东北因有三角犁铧耕作，铧耳限制耕深，造成耕层浅、犁底层硬，无法深耕的弊端出发，提出加装深耕部件，打破三角生格子的深松土措施和部件（阎作新，1962）。70年代安与"高寒地区地裂子抗蚀保土启发进行深松土，二者合而为一"发展为"深松耕法"，得到领导重视，组织了农业、农机、农场、气象、林业、六局科技人员大协作进行试验研究。但由于增产机理和肥力转化不清，受到质疑。认为增产没根据，光用不养、地下开荒、后患无穷，不能推广。农机和农艺都无法解释这些问题，是生物学专业人员研究揭示出深松耕法创造的虚实并存耕层协调了水肥气热，实现了早熟高产，用养结合，（迟仁立、左淑珍，1997），为深松耕法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一方面全省大面积推广应用，并在全国三北地区示范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另一方面推动了配套农机具研制，产生了一大批以虚实并存层为依据的深松机、整地机、七铧犁改装等新型深松系列机具，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2．基础理论研究从虚实并存耕层的土壤水肥气热、微生物、作物根系、光合生理、农田小气候等方面深入系统测试，总结出虚实并存效应原理。一方面与生产结合，形成以虚实并存耕层为核心，在不同部位、深度、间隔，不同时期深松的整套土壤耕作技术，并在海伦县不同农耕区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形成机械化耕作技术规范，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奖。另一方面从农业角度研究提出虚实并存耕作是我国精耕细作优良传统中"精耕"的继承和发展，是比平翻的全虚耕作和免耕的全实耕作都优越的先进耕作系列。在河北通过多年多地多种作物试验研究，提出可以定量运用的华北虚实并存耕作技术规范。同时研制了为小型拖拉机配套的小型深松犁（ZL922064814）、七寸步犁改装，深松步犁和多用组合犁等系列配套机具，得到河北省领导重视，在河北十个县市示范推广200多万亩，获经济效益2.46亿元。为河北省农业机械化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在西北的间隔深松加覆盖技术与南方旱地间隔深松抗旱增产都取得了稳定增产的良好效果。促进了我国机械深耕深松推广应用。

3．90年代以来，我国各地进行的秸杆粉碎还田，机械化精量播种，抛秧和化肥机械深施等农机化新技术都是在明确农艺技术效果指标基础上，农机农艺相结合发展起来的。从作物增产潜力的基础理论研究出发，查清土水肥光热指标，促进了旨在抢农时、争光热的华北三夏机械化耕种一条龙作业技术和吨粮田优质高效高产技术与配套系列机具的研制，这些都是基础理论指导下农机农艺相结合的硕果。

五、农业机械化科研发展之管见

农业机械化的名称就包含了"农业"、"机械""化"三方面含义，就是"农业"和"机械""化"在一起，即农艺农机相结合。

1．观念的转变。在农机化研究人员中，存在着重"机"轻"化"的错误观念。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在实践中"化"的研究既重要又难搞，它涉及到科学，又涉及到社会科学；既涉及到工程技术，又涉及到基础理论，同时又要研究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问题。需要知识面广，研究对象又很复杂，在我国农机界的基础又比较薄弱。应该充分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研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应注重经济效益，改变过去只看科研水平，不管生产力转化和能否有商品价值，通过鉴定就万事大吉的错误观念。

2．人才的培养。现时的农机课程设置以"机"为主，只有一门农学基础还与机械离得太远，因此应该从农机化教材改革作起，增加农业生物学和介绍宏观环境的生态学课程。编撰农业机械化专业自己的农学教材，培养农机农艺结合的"双料"人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重机轻化的现象。

鉴于农机化专业现状，农机农艺分割，许多农机专业人员要脱离农业，向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的方向发展也是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应该国外的经验，农机农艺相结合不是合并，在农机化专业中设立基础理论研究机构，调配专业人员，充实加强"化"方面的研究，为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提供理论依据，加强力量。

3．统一分区规划。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实现农业机械化，特别是田间作业机械化的复杂程度认识不足。对各地的风土条件、作物种类、种植制度、栽培的复杂性，都没有联系农业机械化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区域性因地制宜的，有理论数据的，可以进行定量指导的机械化作业体系。五十年来各地农业科技人员已作了大量工作，建议在全国立项，统一规划分区进行，补充完善总结各现有成果，提出我国不同地区的农业机械化种植宏观设计。同时要从传统狭窄的种植生产过程机械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一方面对种植业要扩展到产前、产后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另一方面树立大农业观念，农林牧副渔各业的机械化也要全面 考虑，拓宽农业机械化领域和。总之，中国仍然依靠种植业生产粮食，传统的机械化栽培方式还是目前农村中农业生产的主体，但展望未来，农林牧渔大农业观念的全面发展又是必然趋势，因此农业机械化研究应该深化与拓宽并重，同步发展。

4．如何结合是突破口。农机农艺相结合已深入人心，取得共识，但"如何结合"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是我国农业机械化近五十年来历程所提出来的重大课题，是我国农业机械化科学发展的突破口。

主要参考

(1)农机化司，北京农工大编：《中国农业机械化重要文献资料汇编》，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88.4。

(2)国家农委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国家农委办公厅，19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