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2篇

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相位和功能，可以将当代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诉讼时代、后诉讼时代。“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就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

从1986年以来的统计数据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一路飚升

从前诉讼时代到诉讼时代，不仅诉讼解决纠纷的数量在增长，诉讼与人民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结构比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0年人民调解纠纷总量为740.92万件，同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为291.6774万件，诉讼案件相当于调解案件的39.4%；而1998年，民事一审案件数量达到336万件，诉讼案件数量已经相当于调解案件的63.8％。 据有关人士介绍，2001年诉讼案件与调解案件的数量比例已经基本持平。纵观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人民调解的组织建设和工作绩效的发展趋势，人民调解在9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后逐渐呈下滑趋势，调解人员和调解纠纷数渐趋减少。“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已经形成。一个社会的纠纷解决机能能否良性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决定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法治化进程中对司法功能的强化；另一方面，对于司法的过高期望也导致了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失衡。诉讼时代的“强诉讼、弱调解”与前诉讼时代的“强调解，弱诉讼” 一样，都是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的表现。诉讼成本高昂、诉讼迟延和司法腐败可以说是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失衡带来的种种弊端的首当其冲者。从纠纷解决资源的供求规律看，当对一种纠纷解决资源的需求远远超过它的供给能力时，必然导致利用这种资源的困难性，成本高昂和迟延也就在所难免；随着这种资源的稀缺性的不断上升，掌握这种资源的人借以寻租的可能性也会加大，这就为司法腐败营造了可以想象的空间。纠纷的诱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和途径也应当是多方面、多渠道的，诉讼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关键的一元，但是，诉讼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负荷过重必然会损害诉讼的正当性根基-程序正义，进而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因此，诉讼时代向后诉讼时代的过渡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或者说是一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发展向度。后诉讼时代正是谋求纠纷解决体系结构合理化的时代，它将在解构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的同时，建构诉讼、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暂时还难以对合理、均衡、良性互动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进行精确的量化，不过，改变“强诉讼、弱调解”的纠纷解决体系结构特征，健全人民调解制度，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人民调解功能显然是迈向后诉讼时代的第一步。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市场经济

后诉讼时代是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时代，市场经济及其支撑下的主流信念系

统有选择人民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需求吗？纠纷解决方式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流信念系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传统的调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纠纷解决方式与马克思所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主张以礼乐仁义风化天下的儒家思想、提倡“和为贵、让为贤”的传统道德观“是一体性的。人民调解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在计划经济时期，在以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为基调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的感召下焕发出令西方人称羡的生机和活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还有能够获得足够运行能量的生存空间吗？

市场经济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社会，社会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私人利益的领域，是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领域。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社会自治经济。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以使社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来发展，同时，这也是建构“有效政府”，提升国家能力的需要。市场经济社会客观上要求更多的社会自治来整合社会。人民调解作为一种群众自治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人民调解不是计划经济的附属物，后诉讼时代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对于社会自治的要求为其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走向权利的时代的到来。诉讼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后屏障，但是，由于心理上、经济上、环境上、诉讼服务自身缺陷等多方面的原因，公民对诉讼的利用存在诸多障碍。诉讼利用的可能性越低，诉权被消蚀的可能性就越大，对权利的保护也就越困难。 在城乡差别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我国，权利保护与诉讼利用之间的矛盾尤显突出。人民调解恰恰是缓建这种矛盾的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制度设置。虽然，在初建市场经济的我国，诚信等道德规范的缺失，建立信任机制的困难，使人民调解面临窘境，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主体，人民调解灵活、便捷、易于接近的优势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后诉讼时代是进一步高张权利保护旗帜的时代，为权利而协商对话的心理共鸣必将使人民调解焕发出新的生机。

后诉讼时代、人民调解与法治

后诉讼时代是法治理念和法治实践日臻成熟的时代。人民调解究竟是推动法治呢？还是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中认为，古代中国的法律缺乏整体上的原理，它没有区分道德领域与法律领域。 传统调解与“德治”　、“教化”等国家治理方式密切相关的。与传统调解不同，人民调解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内涵。在毛泽东时代，纠纷的解决是一个政治行为。调解是党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的表现。“调解已被发展成为动员的工具，它将纠纷的解决与共产主义者重构社会的尝试联结在一起并使纠纷解决的政策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诚然，人民调解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家治理方式存在某种同构性。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同时，人民调解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导致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结构性变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对于法治内涵的误读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法治几乎成了诉讼的代名词，司法最终解决原则被扩大化理解。这样的“法治氛围”一方面导致公众对诉讼的过高期待、社会对诉讼的积极鼓励；另一方面也贬抑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正当性。

事实上，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颁布已经构成人民调解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此前的人民调解以政策、意识形态等作为调解依据。1989年条例确定了人民调解的三项原则：依法原则、自愿原则和不限制诉权原则。依法调解原则的确立奠定了人民调解与法治亲和的基础。从当代人民调解的实践看，依法调解与依情理调解、依风俗习惯调解等其它调解方式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处于一种交融状态。这种交融状态恰恰说明，当代法治社会中的调解，是包含利己动机和共同动机两方面的“契约性合意”，是一种起源于信赖的共存状态。“因此，法制化条件下的调解与对立性主张的充分讨论以及为此设立的程序、法律家的专业性活动是可以并立而存的。正是通过契约关系这一中介环节，调解与法治结合起来了。—――司法程序与私法秩序结合起来了。” 从更深层面看，虽然，调解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规范，但是如果能为调解和正式法律体系之间的交流提供充足的条件，则调解在促进法治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如，（1）促进对法律制度的反思和纠纷当事人的反思，积极调和实体法和纠纷当事人的主张；（2）通过规范间的竞争和选择，大大增加法律发展的契机，以弥合实体法和生活规范间的裂隙；（3）基于个别纠纷的具体情况，对权利关系作出判断，促进实体法的具体化；（4）使潜在的纠纷得以外显，扩大对程序法的需求；（5）把日常会话的规则和程序内的行为规范以更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予以整合，以此来发展程序法规则；（6）通过部分地放松严格的审判程序的要求，从而达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因此，调解和法律试行机制极为近似，都是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狭窄地带增加了法律发展的契机。 由是观之，人民调解非但不是法治的对立面，不但不会阻滞法治进程、蚀损法治精神，恰恰相反，人民调解具有与法治的亲和性，它可以成为法治发展的促进性力量。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3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作者:程明月 单位: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纠纷 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经济 法律 诉讼 解决模式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识码：A

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遇到经济纠纷的问题。社会存在就会有纠纷，解决好纠纷是社会的内在需要，也是日常生活顺利进行的保证。纠纷解决方式有多种，如可以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私下的协商和解，可以借助第三方进行调解、仲裁和行政决定等，但是总的来说就是概括为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目前正处于一个由传统的非诉讼向现代的诉讼转变时期，不管哪种纠纷解决方式都有其本身的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两种经济纠纷解决模式对于解决广泛存在的利益冲突和经济纠纷有着独特的作用。

一、诉讼解决模式

（一）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诉讼解决方式一般指就是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制度是一个国家民事诉讼运行整套系统，具有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特点，它包括了若干具体的诉讼制度如制度、财产保全制度、先予执行制度、庭审制度、判决制度、上诉制度、再审制度和执行制度等等。民事诉讼制度是运用体制的概念从宏观的角度阐释民事诉讼制度，以逻辑演绎为出发点，从整体和宏观方面把握民事诉讼的运行。

（二）对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期， 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 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诉讼解决是一把尺子量天下，它是执法者依据法律， 注重争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统一， 强调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及结果的客观性，体现的是法律公正。诉讼解决具有权威性、终局性、客观性、可执行性等优点， 但也存在程序繁琐、成本高、效率低等弊端，总的来说，诉讼是 “赢家通吃”。

（三）诉讼解决的基本模式。

用民事诉讼解决经济纠纷有基本的模式，民事诉讼基本模式是对特定或某一类民事诉讼体制基本特征的揭示非诉讼解决模式。不同的人对一样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认识存在差异性，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体制特定有着直接的影响。按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理论，基本的民事诉讼是由若干诉讼法律关系构成的。而在这些民事诉讼的法律关系群中，法院或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诉讼法律关系。

二、非诉讼解决模式

（一）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定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又称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是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程序的总称。从它的名字可知，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在解决纠纷时不用经过法定机构或正式的法律程序，而是直接就有关争议的事项进行自我协商或私下调解，达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

（二）对非诉讼解决模式的客观认识。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因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宽容的人性美而屹立于世界前列。因此，对于经济纠纷，我们一直采取调解的态度， 强调平等协商往往会收到良好效果， 这也被被誉为“ 东方经验”。 非诉讼模式突出双方的意志， 具有自愿和民间的性质。它是通过协商及律师调解来解决纠纷， 并无法律程序的约束。非诉讼模式具有随意性且缺乏强制性，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自主性、非对抗性、相互妥协性、经济性和灵活性等特点。总的来说，非诉讼是“各有所得”。

（三）非诉讼解决模式的构建。

目前在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缺少前置性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基于这一缺点，在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过程中，应该先完善非诉讼解决的调解制度；仲裁是一种还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解决制度，它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我们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要合理利用仲裁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此外，非诉讼解决模式还有和解这一方式，任何一种方法都有相应的运用，我们要善于利用方法的特点来解决问题，因此在构建非诉讼解决模式时还要肯定和积极运用和解制度。

三、总结

目前对于我国经济纠纷案件的解决， 存在“上法庭”的多， 非诉讼解决的少。现在经济纠纷案件在增加但是经济纠纷解决机制不畅，对于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和严重程度我们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一味的只遵循某种方式或用一种方法。诉讼解决模式和非诉讼解决模式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法治国家，我们可以通过经济立法来规范经济行为， 通过强化法律的可诉性来解决经济纠纷；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和友好和谐的国家，在对待纠纷上，协商、调解、仲裁这三种方式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我们在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几种方式。不管我们运用哪种方法解决经济纠纷问题，都要以维护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和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作者：江山市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

参考文献：

[1]白冬.论经济纠纷的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模式[J].现代财经.2005，2，25：70-73.

[2]周晓唯，胡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法经济学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J].2003，1：126-144.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6篇

在我国，许多经济法纠纷无法正常提交司法程序解决的情况客观存在，即便是在司法制度更为完善的西方国家，相较于其它纠纷，经济法纠纷更难接近司法。根据法院能否接受并处理的原则，经济法可诉性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即不能诉和不愿诉的经济法纠纷。

1．不能诉的障碍。即使当事人诉求司法来解决纠纷，但是司法机关拒绝受理的纠纷称之为不能诉的经济法纠纷。大陆法实施的国家，对于的案件，法院要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可以进行受理，不能诉是因为法律规定；普通法实施的国家，法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规定的不能诉之外，其他案件能否诉讼是要根据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程度。因此，不能诉的原因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和法院本身认定的不应当受理。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指的是法院没有被立法者授予处理经济法纠纷的有关权力。立法者之所以没有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部分经济法纠纷不适合进行审判仲裁；二是基于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一些属于行政机关裁量的经济法纠纷不需要司法机关涉入。迄今为止，究竟什么类型的经济法纠纷不能进行裁判、什么类型司法机关无权处理、司法行政权的分界点在哪等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法院认定的不能受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克制”。在普通法理论中认定法院的克制是法院尊严奠定的基础，也就是不去干预超出自身管辖范围的事。

2．不愿诉的障碍。这一点主要指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是为纠纷提供提交司法解决的可能性，但是最后纠纷是否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司法程序还要看当事人是否将纠纷诉诸于司法部门。当然，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如果在通过其它方式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下，当事人仍然拒绝诉求于司法时，便需要深究其原因了。除了纠纷解决的时间过长、成本过高等因素，“搭便车”的心理也是影响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选择正当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经济法的纠纷往往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损害的也都是公众利益或者是群体利益。因此，当公众中的某个人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群体公众的利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就是伴随着这种正外部性而产生的。利益受损的个人在此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期盼别人去进行法律，自己就坐享其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去主动。

二、克服经济法可诉的策略

1．拓展法院职能。无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还是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经济法纠纷的不能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众对法院职能的认识。想要克服经济法纠纷的不可诉，就要从新认识法院职能。作为天生的裁判者，法院是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日益独立出来的处理纠纷的专门性机构。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机构，既有实行行政机关和纠纷处理机关合一的形式，又有司法职能、行政职能合一的，但这一种形式仅仅只是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司法独立。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许多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普遍推行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此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真正实现了分离，法院开始担任起解决纠纷的职能。尽管法院还起着暴力工具的作用，诸如审理案件、制裁犯罪等，但是更多的是担任中间人的职能，能够公正地进行裁决，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9世纪末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开始不断扩大，法院权力开始萎缩。一些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本应该认定为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也被移除。因此，想要克服经济法存在的可诉，就需要在认识法院职能、掌握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拓展法院的职能。拓展法院的职能对普通法国家较为简单，存在的障碍和困难较小。只要法院的法官能够有才智和勇气冲破先例的局限和束缚，受理新型的经济法纠纷。不墨守陈规、敢于冲破束缚和约束是普通法最显著的生命力，有时候法院的大胆行为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实施的违宪审查权，是“自我加冕”的重要体现。相比较而言，成文法国家遇到的阻碍较大，立法者需要深刻地认识到扩充法院职能的必要性，并将其慎重地加入到法律条文中，与此同时，法院也不能碌碌无为，而是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重新解释现行法律，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拓展法院职能的重要手段。

2．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资本主义革命的爆发极大的发展了个人主义，这一变化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私人的权利在民法领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和尊重。19世纪以来的社会化挑战了这一观念，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对抗。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严重阻碍了私人权利；另一方面，社会大生产催生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凭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在民法的规则下强加给个人，从而危害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私人利益得到了巨大保护，这不仅仅危害着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这反映到法律上有两点体现，一是民法逐步现代化，而是催生了经济法。与民法维护私人利益不同的是，经济法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上，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根据“经济人”的理论，个人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就是个人自己。通常，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进行来对自身的利益进行司法保护。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它是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凡属于这个多数人利益集团的个人都能够在维护集团公共利益中获益，因此，个人便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但是受“搭便车”理论的影响，个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和精力去维护公共利益使别人坐享其成。想要对公众利益进行更好的司法保护，就要在改革传统诉讼方式的基础上探索新方法，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本位法，相较于民法侧重维护个人的利益，经济法更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维护。与民事诉讼维护个人私权不同，经济法诉讼更大程度上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要求法律为其提供司法解决的通道，即公益诉讼制度。换句话说，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克服经济法可塑的重要策略。

3．变革现行的诉讼机制。想要克服经济法的可诉，就要做到与时俱进，变革诉讼机制的创立符合时展的诉讼形式，也就是经济诉讼。人类诉讼的演进史和诉讼制度自身的发展史表明，实体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派生了诉讼形式，诉讼形式的逻辑依据就是特定的实体法律制度。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法和审判程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像是动物和动物的外形一样。审判程序应当和法律一样，因为审判程序不仅仅只是法律的一种生命表现形式，它还是法律的内在生命的表现。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大量经济法规的不断出台导致了经济诉讼的应运而生。作为经济法“内部表现形式”，经济诉讼的存在体现了经济法规所具有的强制约束力，从而保障了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刑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都采用不同的调整方法，按照自己的调整对象来共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同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相对应，我国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取得了长远发展，经济法也成为了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与此现象不相符的是经济诉讼制度却迟迟不能完善，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完善经济法制，不仅仅需要完善实体法的经济法，还需要完善程序法的经济诉讼法，增设经济诉讼。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事纠纷 民事主体 自力救济 社会救济 公力救济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法律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公力救济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 我国从计划 经济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 法律 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根据民事纠纷的内容和特点，可将民事纠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财产关系方面的民事纠纷，包括财产所有关系的民事纠纷和财产流转关系的民事纠纷。另一类是人身关系的民事纷纷，包括人格权关系民事纠纷和身份关系的民事纠纷。

二、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是指缓解和消除民事纠纷的方法和制度。根据纠纷处理的制度和方法的不同可从以下三种方式来论述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

（一）自力救济

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它是指纠纷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纠纷，以达到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决是指纠纷主体一方凭借自己的力量使对方服从。和解是指双方相互妥协和让步。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是依靠自我的力量来解决争议，无须第三者参与，也不受任何规范制约。自力救济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这与生产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类早期社会有密切联系。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在仍有保留的必要，可以作为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的必要补充。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包括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它是指依靠社会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一种机制。调解是指第三者依据一定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对发生纠纷的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在相互谅解和让步的基础上，达到最终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仲裁是指纠纷主体根据有关规定或者双方协议，将争议提交一定的机构以第三者居中裁决的一种方式。调解和仲裁的共同点是，第三者对争议处理起着重要作用；不同之处是，调解结果更多地体现了主体的意愿，而仲裁的结果还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运用调解和仲裁处理纠纷，标志着人类社会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进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现今不但需要保留，还应大力倡导，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9篇

[关键词] ADR；商事纠纷；商事调解；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 D9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16-2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由于各国诉讼制度改革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ADR被广泛推崇和使用。

一、AD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ADR制度源于美国，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其僵化性和对抗性的缺陷。法院的案件大量积压，纠纷得不到快速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诉讼爆炸”。为了缓解法院的压力，快速处理纠纷，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迅速发展。

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新法第122 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条文中 “民事纠纷”包括了除刑事案件、行政争议之外的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商事纠纷占据较大的份额。新法第133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 （二） 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 （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由此，新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先行调解”原则，与法院系统推行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具有一致性。

我国新民事诉讼的施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将纠纷诉诸法院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如何妥善、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给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缓解法院的压力的同时，使纠纷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规则、市场体系都在不断完善，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商事主体间的纠纷解决也逐步正规化，商事主体希望通过法律使商事交往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这次民事诉讼法的大修，专门强调了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这是ADR在我国商事纠纷中运用的一大进步。

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商事纠纷的特殊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优劣比较在学界已经存在多年，无论在哪种立法体制下，商事行为的特殊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诉讼这个环节，对于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应当区别对待。商事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商事主体所从事的商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商事行为以营利即资本增值为目的，具有集中交易、集团交易、批量交易和系列交易的特点，交易环节或链条较长。商事行为复杂灵活，更加注重营利性和风险性。商事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最大特点在于，商事纠纷的解决不单单是意思自治的救济，还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民事纠纷的形态往往是可以预知或类型化的，而商事纠纷在个案中表现不一，这就需要灵活多变的纠纷处理模式。

（二）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1.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其次，成本低。由于ADR纠纷处理机制的高效性，使得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成本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和平地解决纠纷；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2.商事纠纷中运用ADR制度的必要性。由于ADR制度自身的优点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一拍即合，有必要将ADR制度引入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

（1）ADR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商事纠纷中效率优先的要求。在法学家眼中公平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但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即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与此相对应，商事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不是看权利义务的分配或收益与风险的分担是否对等，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ADR中仲裁的内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大大节约了纠纷处理的时间，避免了强制性规则的运用，符合其效率优先的要求。

（2）ADR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中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实现。如果说没有效率的交易安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没有安全的交易效率将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的结果。ADR中无论是先行调解、仲裁或者其他解决方式都是在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相较于“民间私了”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一方不服处理结果或者毁约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还可以得到救济，这就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对于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市场来说，ADR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诱发道德风险。

（3）ADR的低对抗性有助于实现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利益均衡。商事规则侧重于对动态交易活动的保护，强调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商事主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利益均衡。由于“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利益调整和利益衡量就显得非常重要。ADR主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讲求的是“友好解决”，在和平处理交易双方纠纷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利益、同行业有序的商业规则，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利益。

三、商事调解及商事仲裁

前文说明了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引入的必要性。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商事调解和商事仲裁制度的运用。

（一）商事调解

2002年以来，以人民调解肇始，由诉讼外调解波及至诉讼调解，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去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调解，经历了人民调解的复兴、诉讼调解的强调、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官方倡导的“调解优先”，带来的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以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与繁荣。

在商事纠纷方面，保险业、证券业率先引入了商事调解制度。例如，保险业根据最高院和保监会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1年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 2012年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健全了证券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另外，法院和仲裁机构也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争议解决机构积累的人才、制度、组织资源，并能成功地解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问题。2012年，不少法院、仲裁机构设立了调解组织，实行独立的调解程序。虽然我国在商事调解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商事纠纷还是无法纳入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更好地运用商事调解制度来处理商事纠纷，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商事仲裁

仲裁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不公开性，并且当事人可以对仲裁程序的环节及仲裁时间进行必要的“裁剪”以适应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无须受定型化的法庭规则的制约。所谓商事仲裁，是指发生了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商事主体，通过事先或事后达成一定形式协议的方式，将有争议的商事权利和义务事项，提交第三人（仲裁人或公断人），由其作居中裁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商事争议或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制度。在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仲裁人，仲裁员又多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因此仲裁结果也更容易被当事人所信服。在世界各国仲裁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仲裁形式，例如，书面仲裁、友好仲裁制度、“高―低仲裁”、最后报价/摆钟/棒球仲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合并仲裁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本着简化纠纷解决程序、“成本最小化”、“交易最大化”的目标，将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使其更符合交易当事人的需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判例为解决国内商事纠纷提供蓝本。

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承载着商事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还关乎社会责任。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手段运用上也不应拘泥于商事调解或者商事仲裁。英美法系中的“指导性评估”、“小型审判或咨询法庭”，“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复合性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成为趋势。将仲裁、调解相结合，或者是使用商事主体间认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只要能在商主体之间产生公信力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更好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都可以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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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齐树洁.ADR的发展与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J].福建法学，2005，（1）.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行为；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094-02

一、垄断的行为的法律性质与垄断纠纷类型

垄断行为是排斥与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的制定是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具有完善市场结构、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市场经济安全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人民法院陆续受理了垄断民事纠纷，对于垄断行为的存在并不是自发垄断法颁布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处理垄断纠纷是适用的反不正当竞争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因此有观点认为对于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不仅应当以反垄断法为依据，还应以民法通则作为补充，在反垄断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对于该法没有规定的部分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在2012年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为审理垄断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制止垄断行为作出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对于诉讼时效进行了细致规定。

二、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适用规则

我国的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胜诉权，对于诉讼时效以效率为优先，兼顾公平为原则，目的是在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的基础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促进经济流转。所谓的“诉权”产生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一是时效完成，义务人获得以时效抗辩权，二是义务人在诉讼中一旦使用以时效抗辩，使得权利人败诉。诉讼时效制度是民法领域的一项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对属于其调整对象的权利具有统领作用。因为基于垄断行为而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为普通的财产权利，属于现有的诉讼时效制度适用范围之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通过纵观过民商法法律的适用范围，因垄断行为而造成的损害的权利属于一般性的民事财产权利，不需要法律规定对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特别规定。对此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上适用其一般原则即对时效期间的起算点采纳主观主义的标准，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

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的事由上和效力上，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一般遵守民法通则的规定，但是对于垄断行为的特殊性还做了区分性的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原告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被诉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从其举报之日起中断。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决定终止调查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终止调查之日起重新计算。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后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处理决定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重新计算。”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垄断行为施行的是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行为，但是这一行政行为对于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的民事诉讼程序有着具体的影响。行政执法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功能是不同的。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的认定不应依赖于行政执法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对查明争议事实应有独立性。但是在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向反垄断执法机构举报垄断行为并主张自身权利是积极行使权利从而如同提讼般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反垄断法》第9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第10条规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应的机构负责有关反垄断执法工作。”这些规定充分表明，我国反垄断执法主体是以行政权为轴心而展开执法活动的，诸如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其下属机关等，均是行政机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垄断行为案件中的有着特殊地位，垄断的认定是比较困难的，反垄断法提供了一般的原则和准则，反垄断执法机关依据这些规定进行认定。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不断变化与发展，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因为在反垄断司法程序是以反垄断执法机关为主体的，因此在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中诉讼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与普通案件相比必然受到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国家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会因为行政争议产生垄断纠纷，但这属于行政案件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围。当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纠纷并需要民事赔偿的纠纷，这样的纠纷均因垄断行为而引发，但是有可能纠纷的性质有所不同，会分为侵权行为的纠纷和合同纠纷。这两种纠纷在适用诉讼时效上是有区别的。

因合同产生的垄断纠纷在诉讼时效规则上从两方面来认定：第一个方面，因垄断导致的合同纠纷，争议内容通常都是合同的效力，比如请求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撤销合同或者请求解除合同，以及随后的赔偿损失和返还责任。在《反垄断法》规定了以垄断协议实施垄断行为的具体规定，如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在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所签订的合同中如果是上诉法律规定的情况，那么就属于垄断行为，相对交易人可以提起对经营者的反垄断诉讼，在这样的诉讼纠纷中，相对交易人可以依据跟经营者所签订的合同来进行诉讼，属于合同纠纷。那么在诉讼时效上面可以依据合同诉讼的相关规定。在合同纠纷中，一般是根据请求权的法律原理分析诉讼时效。民法上的请求权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原权的请求权，比如在合同期内要求合同相对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一类是作为救济权的请求权，比如当合同相对人违约后要求其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损失的权利。依据理论界的普遍观点，诉讼时效的客体是请求权，而且应当是权利受到侵害之后产生的请求权。确认合同效力的请求，因其基础权利不是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而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是指救济权意义上的请求权。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则受诉讼时效的制约。在垄断行为纠纷中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依据《反垄断法》第二章对垄断协议的规定使得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或者是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所签订的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后赔偿和返还的请求权，可以适用合同法的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垄断导致的侵权纠纷，相对人可能是消费者，也可能是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不论相对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因垄断受到损害的权利都是财产性权利，并没有跟其他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有什么特殊性，在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上，与一般的民事权利是一致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被诉垄断行为已经持续超过二年，被告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损害赔偿应当自原原告时告向人民法院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对于因垄断行为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赔偿问题在这一条进行了规定。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进行了细化，审理反垄断民事纠纷案件关于侵权赔偿问题应予适用。

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对于诉讼时效的适用方面与上述的情况有所不同，应当进行有所区别的适用。在垄断行为民事纠纷中的第三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这就出现了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垄断协议的存在是否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的问题和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不知道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而影响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诉讼时效制度设置的主要目的在于促使权利人行使自身的权利，防止因为权利人的拖延，导致权利状态处于长期不稳定的情况，这一点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在反垄断纠纷中，无论是因垄断协议的存在而遭受损害的第三人，还是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遭受损害的主体，在其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垄断协议、行为相对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就不应起算诉讼时效。因为垄断协议的存在、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会影响相应行为的性质。但是，这些情形，只能在个案的审理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在垄断纠纷中，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仍应表述为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因垄断行为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从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之日起计算。”这一条对于第三人同样适用。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必要性司法解决机制

一、对经济法纠纷的理解

1.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的现阶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可以由民法来调整，而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

2.经济法纠纷的涵义。经济法纠纷就是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国家政府司法部门出面来调节的经济法律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部门即政府的职能部门是由国家赋予其权力的。经济法纠纷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等的争议，这些争议妥善、有效的解决是我国经济秩序和谐、稳定运行的保证，可以说运用经济法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也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的区别。经济纠纷是由利益主体权利及义务方面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可以是机关单位间的纠纷、平等主体间的纠纷等等。而经济法纠纷则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权利及义务间的争议。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不同于经济纠纷，它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等一些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所能引起的，而是与纠纷双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等等情况相关，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与经济纠纷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未构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来处理的。

二、通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1.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一直都在实行着宏观调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过程中，即使应用了宏观调控，也难免会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现象，这样因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加上国家的调节主体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会更加加速经济法纠纷的产生，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组织、个人利益同时受损，当这种经济法纠纷出现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影响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途径。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仲裁、协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则是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当经济法纠纷涉及到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以后，因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没有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而且有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机构，这时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进行处理。

3.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可诉性，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解决，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多都终止于行政解决，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诉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决矛盾，而这种经济法纠纷只有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约和限制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从而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经济调节权得到监督，防止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分析

1.把经济法案件归类于刑事诉讼案，只要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规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再属于经济法诉讼的范畴。

2.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按原法律规定去执行，因为只要能使经济法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维护，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当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手段的。

3.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等不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补充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经济法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四、司法解决的机制探讨

经济法纠纷不仅包括合法的经济组织在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法纠纷，还包括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进行经济秩序的整顿时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产生纠纷时需要进行调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去寻求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1.可以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包括特别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它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平等主体就对经济法纠纷有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在权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时要用普通的民事诉讼就很难解决，所以要对民事诉讼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况下可以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一些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等，以此来纠正当事双方的不平等的关系，保证司法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经济纠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要比民事诉讼的效率高，它主要适用于纠纷当事人为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它也包括特别行政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两种，所针对的行为主要是行政行为，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特别权利的，它可以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需要由行政诉讼来解决，除了这些纠纷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另一方之间的纠纷，这样的纠纷也只能由行政诉讼来处理。总之，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纠纷案件，必须要在行政诉讼的种类、所有证据的搜集及调节等各个方面做好各种优化及调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极端，影响国家的经济调控，产生经济秩序的紊乱，要使经济法纠纷的双方在和平、和谐、积极、有效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与其它的法律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律部门，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点，以处理和协调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是一部综合性、调整性的法律，只有解决和处理好经济法纠纷，才能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平稳发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团结、稳定、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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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姣.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7:112+111.

[3]程明月.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4:192.

[4]赵龙.经济法司法实施理论问题四论[J].理论界,2007,02:157-158.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2篇

一、消费纠纷的内涵解析

（一）消费纠纷的含义和性质。

消费纠纷，是指在消费领域发生的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因经营者不依法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致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引起的争议。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争议的一种，是民事主体私的权利和利益。

（二）消费纠纷的特殊性分析。

消费纠纷在性质上属于民事纠纷，因而具有民事纠纷的一般特点，但是与其他的民事纠纷相比较，又具有特殊性。

首先，从纠纷主体来看，消费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尽管形式上表现出平等性，但实质上往往不平等。消费纠纷的一方一般是公民个人，即消费者，另一方是商家或企业，在二者关系中，消费者多为受害的一方当事人。相对于经营者来说，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其次，从争议的金额来看，消费争议的标的额往往比较小。消费交易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即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遭受的损害，以金钱来衡量时往往数额不大。因此从理性的经济人角度而言，单个消费者往往不愿意积极主动去寻求法律的救济，因为寻求救济的成本往往大大高于所索求的利益。

再次，从纠纷发生的频率来看，消费纠纷具有多发性、经常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消费行为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范围涵盖了一般的买卖纠纷、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纠纷，甚至涉及医疗、保险、金融等新兴领域。从原因上看，既有单纯由于消费质量差引起的纠纷，又有由于特定的客观原因、甚至消费者方面的原因导致的纠纷；纠纷所涉及的具体权益，既包括一般的财产权益，又包括在消费活动中受到的诸如人身、名誉、尊严等人身权益，或二者兼而有之；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侵权纠纷。消费纠纷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最后，从纠纷内容而言，消费纠纷经常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问题。因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所面向的是消费者，其不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也往往是不特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消费纠纷处理不好，或者处于投诉无门的境地，可能严重破坏消费者对企业和市场的信心，导致市场经济的恶性循环。因此，消费纠纷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

二、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域外考察

从域外相关情况来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在重视消费者实体权利保护的同时，也重视消费者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通过各种专门的法律建构消费纠纷的解决机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形式：

（一）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机制。

非诉解决机制是诉讼外的解决机制，通过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和解、消费者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调解、仲裁机构的仲裁以及行政机关的处理等来处理消费纠纷。非诉解决方式具有快捷、及时、费用低等优点。

1、消费纠纷的协商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大多是涉及标的不大、案情比较简单的争议。为了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通过协商和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各国消费者保护法多将经营者受理消费者投诉作为经营者的义务，要求经营者及时受理和处理消费者投诉，使消费争议的协商处理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如韩国《消费者保护法》第17条，日本《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第4条等都规定了消费者向经营者就其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投诉时，经营者有义务受理消费者投诉并对消费者投诉作出相应的处理，对经营者具有一定的强制色彩。其次，为了防止经营者拖延对消费者的投诉，规定经营者有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义务，避免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

2、消费纠纷的调解解决机制。

通观各国实际，主要包括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仲裁调解以及法院的调解。根据消费者保护组织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普通消费者团体或消费者保护组织，由消费者依法自愿自主建立的，属于纯民间组织的性质。二是直接根据法律规定设立的消费者保护组织，其设立、组成和职责等均由法律直接规定，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如韩国的消费者保护院，其调解书与法院调解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

3、消费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仲裁制度是世界各国为解决各种争议而普遍设立的一种制度。仲裁方式解决消费纠纷，具有快捷、简便、保密、具备法律效力等优势，在域外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如国际《消费者保护》在第B部分（1）项指出：“控诉人有权要求商品或服务的提供者赔偿因错误描述、产品或性能的损失和损害，为此，应方便而又无代价地使用国际法律体系或公认的小额仲裁方式。”豍荷兰有专门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独立于消费者协会和经营者协会之外。美国的消费纠纷仲裁有多种方式：其一是由纽约市小额法院开创的法院仲裁制度，对500美金以下标的消费纠纷，可以被决定付诸仲裁，仲裁员的审理类似于调停。其二是美国仲裁协会进行的消费纠纷仲裁，该组织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经常介入个别消费纠纷仲裁。其三是其他处理消费者投诉的仲裁。

（二）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消费纠纷的诉讼解决机制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有其特有的价值。从国外情况看，各国消费者保护法或者其他法律往往对消费纠纷规定特殊的诉讼制度。

1、小额诉讼。由于消费争议往往争议标的额小，案件简单，为方便受害的消费者通过诉讼途径及时解决纠纷，很多国家不仅设立专门的小额程序，还设置专门的小额法院或者法庭，专门处理小金额、案情简单的消费纠纷案件。如澳大利亚设立消费者索赔法庭，专门受理消费者数额小的投；美国也有小额法庭，适用简便程序解决小额债权债务争议。

2、群体性诉讼。某一侵权行为的受害人为多数时，往往形成群体性诉讼。群体性诉讼是消费者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的有效方式之一。在消费纠纷的群体性诉讼方面，各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如英国的代表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

3、消费公益诉讼。当消费纠纷涉及私益时，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对经营者提讼，维护的是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的个体私人利益，属于私人之诉。但是当经营者的行为侵害的是不特定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时，比如经营者虚假广告，经营者侵害的是众多消费者的公共利益。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赋予一些代表或者维护消费者公共利益的组织以诉讼主体资格，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提讼很必要。

三、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与我国的立法选择

（一）我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讼。”从立法制度层面来看，我国消法为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了多种解决途径。但从实务运作情况看，这些解决手段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着种种困境和问题。

首先，在实践中，消费者与商家协商解决争议时，因为在经济实力及知识信息等方面占据优势的经营者往往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消费者难以平等地表达自己诉求；消费者到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和到行政部门申诉，纠纷也不一定可以得到及时适当的解决，因为行政机关虽然理论上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但是在消费纠纷中，法律及相关法规没有赋予行政调解以强制执行力。

其次，如果不幸到法院，则将承受举证难、鉴定难、程序繁琐、耗时费力的怪圈之中豎。对于争议标的较小，发案又较多的消费纠纷来说，很多消费者因不堪费时、费力的诉讼拖累而选择放弃。

再次，仲裁作为集多种优越性于一身的解纷方式，在解决消费纠纷中本应当大有作为，但实践中真正达成仲裁协议、通过仲裁机构解决的消费纠纷少得可怜。致使这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难以发挥。

（二）建构和完善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五种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1、在消费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中：（1）鼓励消费者和经营者协商和解，政府职能部门、消协、法院等应当为协商机制提供更多的咨询和帮助服务。（2）规范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机制。笔者建议除规定对消费争议调解适用特别程序外，还要赋予其调解协议具有类似裁判和解的法律效力。（3）发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解决消费纠纷的潜能，使行政机关把纠纷的事后处理与事先预防结合起来。（4）建构消费者权益仲裁机制，专门用于解决消费者权益纠纷。

2、 完善消费纠纷诉讼解决机制。

首先，建立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消费争议。小额诉讼程序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保持了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费用高昂、程序繁琐之弊病，能够为当事人以及法院节省大量开支。我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尝试。如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全市九个基层法院先后设置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庭。从立法层面看，2011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设了小额程序，这将为小额消费纠纷的解决提供程序支持和合法性根据。

其次，完善群体诉讼制度，增设消费者公益团体提起消费公益诉讼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法院裁判的扩张性难免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心理。二是费用分担和赔偿分配分歧较大。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已经增加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笔者建议在公益诉讼的制度框架内特别规定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

最后，完善配套制度。第一，合理设计举证责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来改变这一弊端，如在某些消费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合理推定规则等。第二，完善法律救助制度。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具有弱势性和分散性。为此，有必要完善消费纠纷的诉讼救助制度，缓解消费者的上述困境。

总之，针对我国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困境，我们既要吸收国外先进性的立法经验和实践成果，也要立足本土，通过立法修改和制度完善来解决我国国情下的问题，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09级学生）

注释：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3篇

论文关键词 股东权利 利润分配请求权 可诉性 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一、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制度性原因及其实质

（一）利润分配纠纷的制度性原因

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兼具资合性与人合性的公司组织形态，即资本与个人信用共同构成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信用基础。人合性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彼此信赖关系，由此导致有限责任公司较之于其他公司形态如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为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是有限责任公司资合性之根本体现。股东权利的范围以股东出资占有的比例为限，也即意味着在有限公司的治理中要奉行“资本多数决”原则。

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秩序下，封闭性与资本多数决原则共同作用，有利于达到公司设立与经营的经济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司治理环境也为控股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来侵害少数股东的权利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常见的情形一般是控股股东利用对股东会的操纵，虽然已经做出分配股利的决议但拒绝实际履行，或者公司未形成分配股利的决议且拒不分配股利、只分配极少的利润。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而产生。“是否分配，分配多少以及何时分配都属于公司的自治事项，少数股东只能服从”。所以，封闭性与资本多数决原则是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发生的制度性原因。

（二）利润分配纠纷的实质

上文描述了利润分配纠纷的产生原因，不难看出利润分配纠纷的中心在于股东权利。滥用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在本质上表现为股东权利的滥用，且有限公司的人合性与资合性特点决定了股东权利是一种兼具人身性与财产性的综合权利。利润分配权正是股东财产权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资本的逐利性也表明分配利润是股东出资设立与运作公司的初衷。由此逻辑可以判断，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实质上就是围绕股东权利的纠纷。

二、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纠纷的救济现状

（一）一般救济模式的考察

《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分红权”的规定明确了股利分配的原则，但是对违反公司股利分配原则的法律后果以及股东如何具体行使股利分配权的相关程序规定则较为模糊。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20条规定了股东滥用权利的责任。第2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为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提供了法律依据。一般的探讨大都着眼于本条第3款关于“刺破法人面纱”的规定上，即注重对债权人的保护，但缺乏对第2款解决股东利润分配纠纷的考察。如前所述，利润分配纠纷发端于控股股东对股东权利的滥用，故依据此条规定，少数股东似乎可以主张自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问题在于向谁主张，即损害赔偿之诉的被告是谁。

上文指出利润分配纠纷的常见情形，纠纷的直接原因是股东会的利润分配决议——通过不利于少数股东的分配决议或者决定不讨论分配计划，直接责任主体是公司的治理机构而不是股东。在不考虑特殊情形的情况下，股东会依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决定关于公司治理的事项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如果轻易直接拷问股东的行为，是否有违公司自治的原则？法律规定“刺破法人面纱”这种特殊情形也不是动辄就破除公司自治的界限，而是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解决的是公司与外部的关系。利润分配纠纷是公司的内部纠纷，解决公司内部纠纷应当以维护公司稳定为原则，以直接追究股东责任为例外，要充分重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通过以上分析，由于本诉被告的确认条件与利润分配纠纷的性质不相符合，故《公司法》第20条第2款关于“损害赔偿之诉”的规定并不适合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

《公司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规定“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股东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本诉为利益受损股东提供了退出机制，且从维护公司整体稳定的角度出发，对提起本诉规定了较为严格的前置程序和时间限制。但是这并不能周延地解决现实中的某些纠纷。如果利益受损股东仅以请求应得的利润份额为目的，并不愿意退出公司，他就不能依本条规定提起诉讼。如果控股股东意图“逼迫”少数股东离开公司，那么股权回购的诉讼将正中其下怀，反而对少数股东更为不利。由此，有学者认为股权强制回购之诉提供的退出机制具有被动性，不能满足某些利润分配纠纷当事人的诉求。

《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司法解散公司之诉也为利益受损股东提供了退出机制，但由于同样的被动性，本诉也不当然适合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加之其对持股比例有一定的要求，从而增加了少数股东发起诉讼的难度。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解散公司之诉的结果具有彻底性，一旦公司被解散，本属于公司内部治理环节的纠纷就会外化为解散清算程序中的问题。公司的财产将依法定顺序进行分配，少数股东的利润分配权就会因为公司主体的消灭而更加难以实现。

以上是现行《公司法》提供的关于股东权利救济的三种司法途径。这些救济模式在表面上都能达到单纯的解决纠纷的目的，但因为利润分配纠纷的特殊性，它们并不是解决此类纠纷的理想选择，要么不符合有限公司人合性的特点，要么不能达到股东权益和公司治理稳定的平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们对于少数股东而言存在针对性不足、实效性不强、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没有提供一个既能救济权利又不至于被迫退出公司的两全之策。出于对公平的考虑，法律有必要为那些不愿意或不能离开公司的股东提供一个新的寻求公平救济的机会。

（二）司法实务对利润分配纠纷的态度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面对股东利润分配纠纷各地各级法院有不同的解决思路。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在没有特别约定且公司亦没有相应分配决议的情况下，主张盈余分配没有法律依据”。也有法官认为，在公司没有作出利润分配的决议前法院不宜直接作出判决；对于公司不召开股东会的情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通知其他股东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根据多数的意见作出是否分红的判决，但是分多少、如何分则不在判决之列。

上海高院《关于审理涉及公司诉讼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一）》第1条第2款规定，对于已有分配方案的，可以根据股东出资的具体条件予以判决；对于是否分配以及分配比例公司未作决议的，法院不宜直接裁判。江苏高院《关于审理适用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4条规定，原告要求公司给付利润应具备如下条件：（1）原告具备股东资格；（2）公司依法有可供分配的利润；（3）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4）公司拒绝支付股利或未按已经获得批准的利润分配支付股利。还有法官基于对“利润分配一般属于公司自治事项”的考虑，认为股东可以依据《公司法》第22条关于“无效决议及其法律后果”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相关决议无效之诉或撤销之诉。

司法实践中，还有的法院则明确表示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认为公司是否分配利润及如何分配利润属于公司的内部事务。尽管也有实务界人士指出，人民法院对于公司纠纷应根据《公司法》就有关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依法介入，不能仅以争议属于公司自治范畴而不予受理，但是也认为司法介入只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因此对于公司的内部纠纷，人民法院应采取慎重态度，坚持穷尽内部救济原则，当事人没有穷尽公司内部程序即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处理利润分配纠纷案件要注意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与少数股东权利保护之间寻求利益平衡，实现对该原则的遵守与少数股东权利的保护并重。

以上对司法实务界的介绍表明其对利润分配纠纷的解决虽有不同的思路，但似乎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公司的自治权限，不轻易介入利润分配纠纷。然而，有限公司的股东利润分配纠纷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在现行《公司法》本身不能提供良好的救济且司法实务界采取较为保守的立场的情形下，如何达到定纷止争且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目的？

三、建构新的模式——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一）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分析：回到利润分配权本身

在对利润分配纠纷之实质的分析中，已经明确此类纠纷是围绕股东权利而产生的纠纷。利润分配权是股东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股权，基于股东的资格和地位而产生；利润分配权在性质上属于股东的自益权，区别于共益权；同时还是股东的固有权利，非经股东同意不得由公司章程或公司机关剥夺或限制此项权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现行《公司法》关于股东诉讼的规定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代位（派生）诉讼，两者区分的标准就在于股东提起诉讼是基于自益权还是共益权。《公司法》第153条规定了股东维护个人利益的起诉权，第152条规定的是股东为维护公司的起诉权。

股东直接诉讼中股东诉权的基础权利是自益权，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享有的权利。损害赔偿之诉、股权强制回购之诉与司法解散公司之诉都是股东直接诉讼。更进一步可以说，即使是股东代位诉讼所依据的股东共益权究其本质也是来自股东自益权的刺激。因为股东代位诉讼是为了维护公司整体或者全体股东的利益，而整体的利益正是股东自身利益的根本保障。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明确的是有限公司的利润分配纠纷同公司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纠纷一样，皆因股东权利被侵害而起，它们具有原因上的同质性。如果其他纠纷可以诉讼，那么利润分配纠纷从诉权所依据的基础权利的角度出发，同样具有可诉性。因此有学者指出，尽管公司法理论和实务对于股东直接诉讼的种类尚未形成定论，但是股东的股利分配请求权应当属于股东直接诉讼。这个观点也有司法实务界的呼应，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属于股东权益的纠纷，从类型化的角度将其归类为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之诉或违法分配利润的返还之诉。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结合对利润分配请求权性质的阐述，论证了利润分配纠纷的可诉性。

（二）利润分配纠纷的诉讼特点与案由分析

利润分配纠纷的诉讼标的对原告及其他少数股东具有利益上的一致性，所以纠纷的裁判结果对其他少数股东具有利益上的波及性。有学者将这种波及性表述为判决的“扩张效力”。原告的诉权在程序上与实体上是统一的，区别于股东代位诉讼。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原告的股东举证能力相对较弱，比如对于是否具备分红条件这样的争议，需要查阅会计账簿，而一般的股东是难以获得的。

公司诉讼类型的多元化表明没有也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对所有公司纠纷类型都具有因应性、对应性的公司诉讼机制。按照一般的诉讼机制设计一元化的公司诉讼机制，无法解决特定情况下的公司诉讼既判力的扩张问题。但为了适应既判力扩张之需要而采取特殊的诉讼机制，可能产生侵犯当事人处分权的问题，影响当事人诉讼主体的实现。这个矛盾也为建构新的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提出了挑战。确定诉因或者案由是诉讼程序的逻辑起点，建构新的诉讼机制必须要解决此类纠纷的案由或诉因问题。

奚晓明、金剑锋法官在《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中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确定的22种公司纠纷案由并未涵盖全部公司纠纷的类型，导致许多公司纠纷不易确定案由，对正确认定案件性质产生了不利影响”。蒋建湘博士在其学位论文中总结了股东直接诉讼的诉因：（1）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无效确认之诉；（2）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3）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之诉；（4）董事、高管损害赔偿之诉；（5）有限公司转股之诉；（6）有限公司退股之诉；（7）解散公司之诉。虽然在诉因的数量上相比现行《公司法》有较多的延伸且利润分配纠纷似乎可以归入“决议无效或撤销之诉”，但如果没有明确的诉因与案由，解决此类纠纷的程序就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三）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

针对上述分析中提出的利润分配纠纷案由和诉因问题，李建伟教授在其著作《公司诉讼专题研究》中专章介绍了有限公司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这个概念符合解决利润分配纠纷的需求，因为它直接表明了此类纠纷的诉因与案由，利润分配的纠纷实际上就是关于股利分配的纠纷。由此概念出发，结合现有的理论探讨，我们可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利润分配纠纷救济模式。

利润分配纠纷属于公司诉讼，在诉讼实践中当然受到商事审判思维的指导和制约。较之一般的民事审判，商事审判思维具有如下特点：（1）民事审判强调公平，商事审判侧重效率；（2）民事审判注重静态保护，商事审判侧重动态保护；（3）商事审判中的司法判断不得轻易取代专业的商业知识判断；（4）商事审判应更多汲取民事仲裁的经验。商事诉讼更加追求效率，重视对商业利益的保护；审判程序必须简单易行。用“类型化”的方法总结起来就是要遵循三个基本原则：（1）意思自治原则；（2）外观优越原则；（3）快速迅捷原则。根据以上特点和原则的指导，我们可以建构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主要构成要件。

（四）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主要构成要件

首先是管辖法院的确认。李建伟教授认为可以直接依照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管辖的一般规则。韩国商事法规定公司诉讼无一例外地专属于总公司所在地的地方法院管辖，以防止一个公司诉讼在多个法院起诉而产生管辖争议，不允许对公司诉讼加以协议管辖或任意管辖。这一规定符合商事审判的效率要求，故可以在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建构中借鉴。

其次是当事人主体资格的确认。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原告当然是利润分配权受侵害的股东，在上文关于“损害赔偿之诉”的分析中提到了利润分配纠纷的适格被告应当是公司，而不是控股股东或公司的治理机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原告必须是实缴出资的股东，否则其利润分配权无从谈起。有限公司的股东会是股利分配的决定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治理机构，它们不负有分配股利的义务，二者不宜成为被告或共同被告。

再次是举证责任的分配。利润分配纠纷不是典型的民事诉讼状态，突出的体现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尤其表现在举证能力的差异上。股东直接诉讼遵循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是应当由了解案件事实、实际掌握和控制关键证据的一方负举证责任。考虑到双方获得信息的不对称性，为维护公平的诉讼机制，在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中应当采取倒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原告应当证明如下事实：具备合格的股东身份；被告存在不分配或不当分配利润的事实；存在欺压或不公平对待行为；穷尽了公司内部救济途径。其余事项应当由被告公司举证。对于专业性较强的证据，法院可以任命技术专家辅助调查相关专业问题。

然后是判决的效力问题。李建伟教授认为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扩张力，也即上文在论述利润分配纠纷的特点时指出的“纠纷的裁判结果对其他股东有利益上的波及性”。但是此项判决的扩张力不是绝对的，即判决具有一定的对世性且没有溯及力。如果原告获得胜诉判决，则该判决为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性及绝对的效力，对于未起诉的股东具有“预决”的效力。其他股东要承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提起诉讼。

最后是诉讼费用的分担与诉讼担保。诉讼费用的最终承担取决于裁判的结果。为调动股东维护自身权利的积极性，在原告胜诉后，法院可以从判决公司分配的股利金额中按比例扣除一定金额补偿原告的诉讼费用。如果原告提起的是具体的股利分配诉请且有明确的数额，可以按照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如果原告提请的仅是要求公司做出分配股利的行为，则可以按照非财产案件的收费标准收取。同时，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诉讼权利，可以规定一定金额的诉讼担保费用。

（五）强制分配股利之诉的制度优势及批评

基于对权利救济成本的考量，可以说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救济途径对有限公司的股东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不分或者少分股利的策略有可能正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排挤少数股东的阴谋。此种情形下，股份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可以抛售股票轻松退出，而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由于缺乏公开的交易市场，且股权转让也通常受到限制，少数股东准让股权难易得到平等对价。此种意义上，强制分配股利之诉可以为有限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一种相对周全的救济方式。

任何一种新的制度架构在实践中必然会面临批评的声音。强制分配股利之诉一样受到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质疑。对“美国WP公司与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分析中，律师指出如果股东会通过了股利分配方案而董事会拒不执行的，股东可以直接以公司为被告提起给付之诉，因为分配方案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形成了具体的债权摘取关系。但是该案中法院判令公司向其股东分配股利并代为确定分配方案的做法既不符合法学理论也不符合司法实践。律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一方面固然是依据“公司自治”的原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被告公司的人必然要代表当事人的利益。

理论界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已有决议但公司拒绝履行而产生的分配纠纷可以通过诉讼来强制分配，但是对于尚未产生决议的分配纠纷就不适合通过诉讼来解决了，指出股东的利润分配权是一种期待权，依赖于公司的自治权而存在。此观点尽管承认拒不分配股利的行为严重挫败了有限公司少数股东的合理期待，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做出尝试性的跨越——扩大对拒不分配股利行为的诉讼可能，仍保守地试图利用“股权强制回购之诉”来完成救济。李建伟教授基于对“积极剥夺”和“消极剥夺”的区分，认为即使此种权利属于期待权，公司拒不做出分配决议的行为也是对股东权利的侵害，是对股东利益的消极剥夺。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4篇

关键词：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纠纷 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纠纷的起诉范文第15篇

论文关键词 经济犯罪 经济纠纷 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