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管理定量分析；教学问题及对策
引言
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并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能在文教、体育、卫生、环保和社会保险等公共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程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公共管理专业开设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基本宗旨是使学生学会使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掌握多种定量分析方法，能利用数据信息通过定量计算得出正确结论，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该课程能帮助管理者科学地分析复杂市场的动态，准确把握市场变化的基本规律，制定正确的决策，有效地管理企业和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然而，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不同于传统课程，传统课程强调的是某一门知识的系统性和基础性，与其它课程之间联系相对较少，而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更强调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特点决定了其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应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但是，目前高校本科专业的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设计尚不完善，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为此，本文结合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现状出发，找出在教学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
一、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不合理
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基础和依据。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内容应该根据该专业自身的特点进行合理设置，而目前针对管理定量分析的教材内容大多篇幅较长，内容倾向于大而全，未能与专业需求有机结合，造成了“所学非所需”。而且，目前的教材的内容安排大多缺少丰富的与实际管理决策相结合的生动案例，内容体系相对陈旧刻板，降低了教材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影响了学生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教师的能动性。此外，公共管理专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其管理决策问题往往同时涉及定性与定量两类变量，需要将两类处理方式有机结合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而目前的教学内容大多只重视定量方法的讲解，忽略了定性问题定量化求解能力的培养。
（二）前置课程设置不合理
管理定量分析是以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管理决策问题为背景，以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方法为主要工具，其核心思想就是为管理决策提供定量化的依据。由于该课程自身的特点，在学习该课程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例如：高等数学、经济学、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相关统计软件的应用，并且最好熟练掌握一种计算机编程语言。因此，针对公共管理专业的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一般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半学期或者三年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统计软件的熟练使用对学好该门课程至关重要，因为大数据时代，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如何在繁冗的数据中寻找到需要的数据，并进行合适的预处理对于后续定量计算过程的正确性将起到重要的影响。
（三）教学方法单一
尽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以定量分析为主要工具，但其最终目的却是通过这一工具来解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而在目前的教学过程中，仍有部分教师按部就班，平铺直叙，课堂教学方法几乎全部以讲授为主，完全不注重教学方法的适应性调整和综合运用，使得学生觉得管理定量分析与运筹学、高等数学和线性代数一样，学习起来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枯燥乏味，从而使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失去了的其本质特征。
（四）实践性教学不足
公共管理专业是应用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更强调学生具备过硬的实际操作能力，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更应重视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形成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然而，目前高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大多重理论，轻应用，缺乏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只会求解题目，对社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却束手无策。
（五）考核方式单一
目前，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考核方式大多为考试课，考核形式一般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考核内容主要是课程的基本理论点和基本知识。这种考试方式侧重于对学生基本理论和知识的考核，无法考核学生利用基本理论和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得考核方式与教学目标脱钩。
（六）教学效果缺乏反馈
目前，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检验方式过于单一，主要采用学生考试分数来检验课程的教学质量，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我们对我校两届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关于其在大学二年级所学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在其工作中的应用情况的调查显示，60%的人认为所学非所用，30%的人感觉所学的方法之间不能有机结合，无法满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的需要，70%的人认为所学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问题的对策
（一）合理设置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到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和社会需求，应当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的联系起来。由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多学科特点，在编写或选用教材时，应充分听取管理学、运筹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师的建议。此外，由于公共管理领域日益增多的复杂管理决策问题，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保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系。为了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应在教学内容上合理安排丰富且能反映实际问题的教学案例，增加教学的趣味性。
（二）合理设置前置课程
为了便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顺利开展，应将管理学、运筹学、统计学和线性代数等前置课程的教学通过必修或选修的形式安排在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之前完成。而且在开设该课程之前，还应安排学生进行一次认知实习，其目的是了解相关的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知道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因此，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一般应安排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或者三年级。
（三）丰富教学方法
加强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例如，互动式教学、案例教学、分工式教学、分组讨论等等，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教学，增强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的交流，变学生的被动为主动，提高学习效率。例如，可以将学生分组，并通过“角色互换”将一部分教学任务或者实际生活中的管理决策问题下派给各个小组，驱动学生一起合作，互相讨论，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四）加强实践性教学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管理定量分析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为该专业学生提供了大量解决实际管理决策问题的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因此，应该适当加大实践性教学的份量，引导学生在课余时间动手寻找并解决一些与定量分析有关的课题，例如，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组，并安排各个小组调查在校学生对各种电脑品牌的满意度。在学生进行调查统计时，教师可以引导他们讨论并对比各种抽样方法，并分析各种抽样方法所得出结论的正确性。通过这种与实际相结合的案例讨论可以使学生进一步开阔思路，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可以邀请政府和企业等管理决策部门走进课堂，为学生系统讲述与定量分析相关的一些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进一步拉近理论与实际的距离。
（五）丰富考核方式
由于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具有实践性强的特点，因此，单一的考核方式无法反映其教学目标。为了突出该课程应用性的特点，应该将平时作业、实践性训练、课堂讨论、认知实习、撰写论文和闭卷考试的方式结合起来，其中闭卷考试中应着重突出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以便综合评价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
（六）建立多渠道教学效果评估机制
为了准确、客观衡量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应该改革教学过程中的考核机制，而且要对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工作情况进行追踪，分析毕业生所学到的工具与方法能否解决在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据此对教材内容、授课方式、考核方式等进行适应性的调节，避免“闭门造车”式的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三、结束语
随着管理理论实践的不断深化，定量分析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从而促进了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一门高校公共管理专业普遍开展的核心课程。本文根据公共管理专业的特点从教材内容、前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性教学设计、考核方式及教学评估机制六个方面系统地分析了公共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对策，为提高管理定量分析课程的教学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陈娟.定量分析方法课程在公共管理专业中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教改教法，2013，261：92-93.
[2]邓淇中，周志强.管理定量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探讨[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5（4）：92-94.
[3]顾剑华.关于工商管理专业管理定量分析课程建设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9，2：127-128.
[4]叶慧，曹洪波，刘杨.民族院校管理定量分析课程互动教学法实施情况调查研究[J].黑龙江教育，2013，2：36-38.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强化措施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以实验研究法作为基础提出的学科研究法，现阶段，不少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经典的论证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区域无法有效使用，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验法的缺失。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与特征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发现因果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实验。虽然非实验法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在使用时并不存在局限性，在实际的实验研究法中调查法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实验研究法常用到的思维方式是逆向思维，即在开展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始终都存在“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该思维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与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调查法相比较，实验法可以人为地对实验变量进行操控，并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效率相对提高许多。因此，实验法具有非实验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时间先后、公变以及不存在干扰量[2]。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首先，变量之间的发生是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其次，变量之间的变化应当是相关的，有着共同变化的趋势；最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不是由于其他量的变化导致的。实验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需求，因此，此非实验比较，其更加具有研究的优势。
（二）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法是在排除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之后，通过控制影响变量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关系，提取出研究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变量关系，其特征为：控制性、随机性以及操控性。这三个特征在随机实验研究法当中存在特别明显，该实验法可以将可能存在影响因素尽数剔除，从而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背景。另外，实验研究法重在人为地对研究变量进行操控和干预，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对研究变量进行调整，观测不同数值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策略
（一）基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策略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变量相关关系的论证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方法，仅仅依靠了解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实验变量的状况是无法进行论证的，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下面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对强化策略提出建议。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即以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在特有的或者是认为创造的实验研究条件下，通过科学仪器设备，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控制和干预，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3]。上文我们说过，在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常采用的是逆向思维方式，即常用的理论验证实验研究方式是理论假设方式。实验法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性质成为科学研究的景点方式，在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是以人为的手段对变量进行调控，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干扰，通过调控变量值取得不同结果的因变量，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实验研究法具有随机性，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线型，保证了因果变量之间的普遍性。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实验研究法最大的问题是其外部效度问题，指的是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类推到实际的社会情境当中或者是其他母体环境中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将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环境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失效[4]。对此，我们认为，通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我们关注的是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而非其外部效度。具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问题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实验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人为地操控验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对一类的事物进行推理论证。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时，只能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不应当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布式推论或者是结构式推论。
（二）基于公共管理实验方法学科特征的强化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去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论证方法，部分学科甚至已经形成了对自己学科最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科、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在公共管理中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汲取这些已有专业实验研究方法学科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要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人员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形成具有学科特征的实验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是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根据问题中心，采用公共管理的思维方法”为研究策略，以公共管理真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心，以公共管理的总体状态以及内在因素联系作为基础，构建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5]。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公共管理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以科学合理的态度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工作的恰当性进行分析，以此作为依据建立公共管理的框架结构，以恰当性作为框架中心目标，其构建方式为：因素—结构—功能，也就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实验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存在的变量关系，该关系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在构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特征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公共管理的特性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现阶段，部分学科通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发展早期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强化公共管理科学实验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寻找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
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的不断推广，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越来越多，针对各地需求开展不同目的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其附加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国情下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供研究的题目种类也十分多。随着我国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在公共项目开展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评估，预算其价值并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处于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与其他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有更多的变化，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展开，即我国的体制改革优势为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天在不同地区都要开展各种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这些实验管理创新都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的自然研究与准实验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条件。例如，我国大量推行的定点管理实验，这些项目为实验研究者运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的背景条件。公共管理实验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难以展开，如2013级厦门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硕士生们运用“清推”方式开展的“凭借公益广告的力量改变市民以及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实验研究活动，在排除其他变量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外，通过对不同标语对人们践踏草坪以及横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影响，看哪种标语对人们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具有强烈的制止作用。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但是通过该实验研究可以为城市不文明行为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挑战
现阶段，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仍然较少，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管理实验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在征稿启事中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发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虽然没有限制实验研究论文结果的发表，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却做出了限制。另外，部分专家学者仍然未曾认可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实验法只能在实验室案中应用，并不认为我国的改革和试点均可以采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研究。要想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在我国的应用，首先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传统思想，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较之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更加容易能够接受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因此，增加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推广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自身环境较为复杂，研究结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失效的现象而引起争议，但是基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法本身就是对相关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对系列事情进行类推得出相关结果的方法。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工作者们应当根据汲取现有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以我国社会环境作为实验条件，实验探讨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提供有利依据。
作者:李芳 张宏涛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参考文献：
[1]景怀斌.专栏导语：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J].公共行政评论，2015，(3)：120-125.
[2]马亮.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4)：13-23.
[3]王永明.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探索与构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93-95.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强化措施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以实验研究法作为基础提出的学科研究法，现阶段，不少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经典的论证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区域无法有效使用，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验法的缺失。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与特征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发现因果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实验。虽然非实验法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在使用时并不存在局限性，在实际的实验研究法中调查法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实验研究法常用到的思维方式是逆向思维，即在开展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始终都存在“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该思维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与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调查法相比较，实验法可以人为地对实验变量进行操控，并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效率相对提高许多。因此，实验法具有非实验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时间先后、公变以及不存在干扰量[2]。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首先，变量之间的发生是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其次，变量之间的变化应当是相关的，有着共同变化的趋势；最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不是由于其他量的变化导致的。实验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需求，因此，此非实验比较，其更加具有研究的优势。
（二）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法是在排除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之后，通过控制影响变量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关系，提取出研究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变量关系，其特征为：控制性、随机性以及操控性。这三个特征在随机实验研究法当中存在特别明显，该实验法可以将可能存在影响因素尽数剔除，从而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背景。另外，实验研究法重在人为地对研究变量进行操控和干预，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对研究变量进行调整，观测不同数值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策略
（一）基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策略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变量相关关系的论证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方法，仅仅依靠了解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实验变量的状况是无法进行论证的，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下面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对强化策略提出建议。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即以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在特有的或者是认为创造的实验研究条件下，通过科学仪器设备，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控制和干预，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3]。上文我们说过，在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常采用的是逆向思维方式，即常用的理论验证实验研究方式是理论假设方式。实验法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性质成为科学研究的景点方式，在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是以人为的手段对变量进行调控，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干扰，通过调控变量值取得不同结果的因变量，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实验研究法具有随机性，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线型，保证了因果变量之间的普遍性。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实验研究法最大的问题是其外部效度问题，指的是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类推到实际的社会情境当中或者是其他母体环境中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将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环境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失效[4]。对此，我们认为，通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我们关注的是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而非其外部效度。具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问题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实验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人为地操控验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对一类的事物进行推理论证。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时，只能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不应当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布式推论或者是结构式推论。
（二）基于公共管理实验方法学科特征的强化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去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论证方法，部分学科甚至已经形成了对自己学科最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科、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在公共管理中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汲取这些已有专业实验研究方法学科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要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人员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形成具有学科特征的实验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是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根据问题中心，采用公共管理的思维方法”为研究策略，以公共管理真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心，以公共管理的总体状态以及内在因素联系作为基础，构建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5]。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公共管理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以科学合理的态度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工作的恰当性进行分析，以此作为依据建立公共管理的框架结构，以恰当性作为框架中心目标，其构建方式为：因素—结构—功能，也就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实验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存在的变量关系，该关系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在构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特征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公共管理的特性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现阶段，部分学科通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发展早期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强化公共管理科学实验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寻找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
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的不断推广，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越来越多，针对各地需求开展不同目的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其附加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国情下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供研究的题目种类也十分多。随着我国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在公共项目开展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评估，预算其价值并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处于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与其他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有更多的变化，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展开，即我国的体制改革优势为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天在不同地区都要开展各种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这些实验管理创新都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的自然研究与准实验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条件。例如，我国大量推行的定点管理实验，这些项目为实验研究者运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的背景条件。公共管理实验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难以展开，如2013级厦门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硕士生们运用“清推”方式开展的“凭借公益广告的力量改变市民以及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实验研究活动，在排除其他变量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外，通过对不同标语对人们践踏草坪以及横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影响，看哪种标语对人们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具有强烈的制止作用。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但是通过该实验研究可以为城市不文明行为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挑战
现阶段，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仍然较少，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管理实验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在征稿启事中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发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虽然没有限制实验研究论文结果的发表，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却做出了限制。另外，部分专家学者仍然未曾认可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实验法只能在实验室案中应用，并不认为我国的改革和试点均可以采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研究。要想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在我国的应用，首先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传统思想，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较之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更加容易能够接受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因此，增加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推广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自身环境较为复杂，研究结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失效的现象而引起争议，但是基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法本身就是对相关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对系列事情进行类推得出相关结果的方法。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工作者们应当根据汲取现有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以我国社会环境作为实验条件，实验探讨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提供有利依据。
参考文献：
[1]景怀斌.专栏导语：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几个问题[J].公共行政评论，2015，(3)：120-125.
[2]马亮.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何以可能：一项方法学回顾[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4)：13-23.
[3]王永明.公共管理实验教学体系的探索与构建[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93-95.
[4]马亮.公共管理改革和公共服务绩效：来自中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2)：45-56.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龚翔荣.知识管理: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新理念[J].甘肃社会科学,2016（3）
[2]朱立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力与源泉[J].公共管理学报,2014(2)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5篇
量化研究一般指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假设的研究方法。行政管理中的量化管理，从狭义的方面说涉及两部分：一是针对管理人员自身的管理工作的量化，即内部效率；二是针对所处理事务的效率评估量化，即内部外部效率的综合评价，针对不同的部分，应有不同的量化管理对策。本文是从狭义方面来分析量化方法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
二、量化研究方法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运用
在公共政策科学化的背景下，以理性分析为基础和根据的定量分析是当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流。这是由公共政策分析的学科任务所决定的。量化研究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步骤是：第一，建立一个关于行政管理的量化研究模型；第二，收集所要研究问题的数据，即量化的进程；第三，将收集到的行政管理资料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诠释；第四，总结，得出量化的结论；第五，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用定性方法来诠释所要研究的问题，用定量方法来做结论。
三、中外行政管理量化研究的差异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目前我国行政管理量化分析的研究主题以公共政策问题的构建为主，而该类主题相对而言更适用于统计分析方法。美国对于行政管理的量化研究已较为深入，使用的方法也比较多元化，结合了计量经济学分析法、统计学分析法、数学分析法等，更为详尽的研究了行政管理。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我国的行政管理量化研究一般集中在政府的绩效研究，有很多内容难以量化，有的甚至不能量化，而需要量化并可以量化的内容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有较扎实的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等自然科学功底，这导致我国的行政管理量化研究只局限在一部分的内容里，不够全面。美国的行政管理的研究内容则较为广泛，对量化研究方法的研究起步早，研究者熟知量化方法，对行政管理的多个方面都有研究。
第三，从研究的规范性来说，我国行政管理量化研究从量化内容到量化程序等，没有规范化，随意性大。美国早已形成量化的研究制度，有组织性，统一性，规范性相结合的量化研究模式更有利于行政管理工作客观全面的研究。第四，从研究的体系来看，我国的行政管理量化研究的体系不科学。以绩效评估为例，尚未建立和健全遵循国际惯例、适合我国国情的包括评估原则、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模型、评估依据、评估技术与方法、评估程序等在内的完整有序、切实可行的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体系，而美国已建立了科学完善的量化体系，有标准的量化指标，理论和方法。
四、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我国行政管理研究中应用的应对举措
第一，研究方法上，要力求多样化，将运筹学分析法、系统科学分析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法、统计学分析法、数学分析法结合起来，实现各种研究方法的融合荟萃。
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力求做到全面，深入，将公共政策问题、构建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执行政策评估与监控、公共政策变动、终结与周期纳入量化的范围内，应该适时实现跨越，发挥研究领域的“后动优势”，发展好我国的行政管理，实现后来居上。
第三，在研究的规范性上，获得配套法律的支持，例如在政府的绩效评估中制定专门的政府绩效评估法案，对政府绩效评估的目标、内容、步骤、结果应用等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使绩效评价更加规范化。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6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旅游接待设施比较缺乏，旅游交通、食宿等成本高昂，游客出游除了考虑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之外，更多考虑目的地接待能力和出游成本。游客出游方式主要以参团旅游为主，出游经验不丰富，旅行社为游客安排整个旅游行程，游客对旅游公共服务的感知甚少，对旅游公共服务及其质量要求也不高。为此，旅游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在于提供基本的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接待设施和交通工具的不断改善，旅游信息化发展迅速，游客出游成本逐渐降低，旅游不再成为少数人的专利。自助旅游（包括自驾车）逐渐成为出游的重要方式，游客对旅游公共服务信息、旅游公共交通、旅游安全保障、旅游便民惠民、旅游行政监管和旅游宣传教育等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对政府提供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关注度和要求日益提高。除了目的地接待能力、旅游成本、旅游目的地资源吸引力外，旅游服务质量日渐成为游客出游考虑的重点内容之一。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日益成为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印象和评价以及旅游满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游客评价旅游管理部门绩效的重要指标。旅游管理部门力图通过构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和提高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来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和游客满意感，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尽管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于游客和政府来讲都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发现，国内外对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研究十分欠缺，不仅没有对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内涵和测量量表进行清晰的界定，更谈不上对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本研究以旅游公共服务质量为出发点，在简要介绍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测量量表开发过程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与游客满意感、游客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游客感知的目的地形象的关系。
1文献综述和概念框架
1.1变量定义
自20世纪80年代服务质量的研究兴起以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服务质量是服务实绩符合顾客期望的程度（Grnroos，1982；Parasuraman，et al.，1985）。与之类似，公共服务质量是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满足公众需求及提升公众满意程度的总和（陈文博，2012）。两者都是对服务满足期望的评价，然而在评价主体和客体方面有着显著区别。企业服务质量的评价主体是顾客，客体是服务型企业和服务人员；公共服务质量的评价主体是公众，客体为公共服务机构和公职人员。此外，政府与企业在性质、存在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公众评价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与顾客评价企业服务质量的角度和标准有所不同。公共服务具体到旅游管理领域即旅游公共服务。纵观国内对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有限研究（肖婷婷，黄燕玲，2011；张德勇，梅晓蒙，2013；王颖凌，等，2014），本文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定义为游客对旅游管理部门主导提供的旅游公共服务卓越性的感知性评估。评价的主体为游客，评价的对象即客体为旅游管理部门，评价内容涉及公共信息、安全、公共交通、行政监管等旅游管理部门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
游客满意感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是企业管理和服务营销理论研究的重点。国内外学者对游客满意感的定义可以分为以下3类：一是根据满意感的形成过程，认为，游客满意感是游客对目的地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期望与到目的地后的实际感知相比较的结果（Pizam，et al.，1978；Oliver，1980）；二是从满意感的心理含义入手，认为，游客满意感是游客的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心理状态，是游客对目的地产品和服务满足自己需要程度的判断（Oliver，1997），指游客将目的地旅游产品和服务实绩与某一标准比较后产生的满足、高兴、愉悦和欢喜等心理反应；三是从情感的角度定义游客满意感，认为，游客满意感是游客对目的地产品和服务结果进行评价与归因后产生的情感。本研究从满意感的心理含义入手，将游客满意感定义为：游客对目的地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自己需要程度的评估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反应，是游客对某个目的地某次旅游体验的满意感而非累积性的总体满意程度。
信任感是关系营销中的关键要素，指交换一方相信另一方是诚实的、可靠的（Morgan，Hunt，1994；Ranaweera，Prabhu，2003），是交换一方信赖交换对象的意愿（Moorman，et al.，1993）。交易一方对另一方可信性的期望，来源于该方对另一方专业技能、可靠性和意图的分析（Moorman，et al.，1993）。根据社会心理学和营销学文献，信任感可以划分为对信任对象可信性和善意的看法：可信性是指一方认为对方会履行诺言，值得信任；善意指一方对另一方利益的真诚关心和共同获利的愿望（韩小芸，汪纯孝，2003）。对公共服务部门来讲，信任感包括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信任、公众对公共服务部门的信任、公众对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信任以及公共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对部门的信任。本研究主要探讨游客对旅游管理部门的信任感。根据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公众信任感，是指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能够代表公众实施恰当、公正的行为，是人们对政府提供服务的诚信和能力的感知（Bélanger，Carter，2008）；游客对旅游管理部门的信任感，是指游客信赖旅游管理部门的意愿，体现了游客对旅游管理部门的信任、支持和信心。
国外研究者把目的地形象定义为个体或群体对目的地的总体印象（Embacher，Buttle，1989；Kim，Richardson，2003）。作为反映游客态度的一个概念，目的地形象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认识、情感和印象（Baloglu，Mccleary，1999），可以分为认知形象（Horng，et al.，2012）、情感形象（沈鹏熠，2012）、总体形象（Hahm，Wang，2011）和自我一致性（Hung，Petrick，2012；Hosany，Martin，2012）。国内研究者通常把旅游目的地形象称为旅游形象和旅游地形象等。有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指个人或团体对某一特定旅游目的地的感知、印象、想象和情感性思考的表达，是对该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旅游业发展等各方面的认识和观念的综合（王红国，刘国华，2009）。也有研究者认为，旅游地形象是由旅游地的各种旅游产品（吸引物）和因素交织而成的总体印象（李瑛，2008）。综合国内外研究者的定义，我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综合感知和印象。 （本篇文章太长，小编建议你们找客服要完整的）
2.4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AMOS17.0对结构模型进行分析。结构模型各拟合优度指标均达到要求（χ2=299.444，df=83，χ2/df=3.608，RMSEA=0.062<0.08，NFI=0.959、TLI=0.962和CFI=0.970>0.90），且所有路径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3）。
由表3可知，从直接效果来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感、游客信任感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β值分别为0.722、0.561和0.128；游客满意感对游客信任感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关系显著，标准化β值分别为0.343和0.519；且游客信任感与旅游目的地形象显著相关，标准化β值为0.255。从间接效果来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游客信任感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有显著影响，标准化β值分别为0.247和0.582；游客满意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有显著影响，标准化β值为0.088。从总效果来看，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结果变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标准化β值分别为0.722（游客满意感）、0.808（游客信任感）和0.710（目的地形象）；结果变量之间也存在着影响关系，游客满意感对游客信任感和目的地形象的标准化β值分别为0.343和0.607，游客信任感对目的地形象的标准化β值为0.255。本研究的假设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见表4）。
3结论与讨论
3.1研究结论
本文关注游客感知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感、游客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通过对广东省主要旅游目的地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感、信任感和目的地形象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游客满意感正向影响游客信任感和目的地形象；游客信任感也会对目的地形象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如下：
（1） 以往学术界对服务质量的研究，多站在服务型企业的角度，探讨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对其满意感、信任感的影响；本研究则从公共服务部门的角度，研究游客感知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对游客满意感和信任感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有关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探讨，多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整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也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定量研究；本文通过定量研究，验证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与游客满意感、信任感和目的地形象之间的关系，弥补了研究缺陷，也为游客更好地评价旅游公共服务质量以及旅游管理部门更有效地构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2）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利于旅游管理部门更好地提供旅游公共服务，建立更完善、更能满足游客需要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发挥旅游业在建设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升旅游目的地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旅游目的地形象。其次，有助于缓解游客对旅游公共服务的需求与旅游管理论文部门对旅游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节约政府资源，建立和谐的政府与公众关系，并使旅游管理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能“有的放矢”，更好地满足游客需要。再次，有利于在游客心中树立良好的目的地形象和政府形象，推动目的地可持续健康发展。
3.2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以下缺陷：采用横截面研究，无法证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只能判断出变量间的相关性，因此有待进行纵向数据的研究；尽管构建了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作用机制模型，分析了其对游客满意感、信任感和目的地形象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对游客行为意向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以广东省这一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为调研区域，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旅游公共服务的接受者不仅包括游客，还包括其他政府部门、旅游企业、社会组织和当地居民等，本文仅调研了游客，后续研究可扩展到其他对象。未来的研究可构建更加全面的模型，考虑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对游客、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等的影响，厘清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前因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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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创新
一、引言
公共管理是一门综合类的学科。纵观公共管理学科的国内外发展，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共管理学院。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起步较晚，国内公共管理学科主要借鉴的是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国政府多次派学者赴国外学习先进的公共管理知识，从而提高国内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水平。国内的著名大学，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设有公共管理学院。然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的时间较短，公共管理学科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大部分高校对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需要提高和改善，国内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因此，本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教学水平，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际上，关于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研究较为丰富。RendonandSenider（2010）、Halligan（2016）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不断发展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政府部门的公共决策需要大量的公共管理类人才的集体参与。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大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政府应运用公共管理作为行政决策公益化的推动力。Cepiku（2013）以意大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其研究发现了意大利的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已在管理类专业中占据主要位置，公共管理学科类专业在意大利的发展中已渐成规模，受欧洲政治与行政路径的影响，其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必将更加迅速和扩展。JordanandGray（2014）、Jensen（2015）指出，公共管理学科不仅包括传统的管理学内容，还应该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公共管理学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重问卷调研方法的运用，通过方法创新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随着公共管理学科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国内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强化建设研究也越来越丰富。朱立言（2006）、杨卡（2011）、张志和龚健（2013）及刘西涛和王炜（2015）指出：加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是适应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应加强创新，处理好公共管理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关系，注重实践，加强师资教育和培养，以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娄成武（2010）、肖茂盛（2014）和马亮（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对学生的实验能力培养，注重研究方法的教育，鼓励学生掌握定量和定性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将公共管理学科理论和实验方法相结合，是公共管理学科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王乐夫（2005）、陈振明和李德国（2009）、唐秋伟（2011）及徐玉佩和施向峰（2015）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内容涉及多个交叉学科，加强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要深入分析其可能涉及的交叉领域的学科，通过多方向多维度的学科领域研究可以较好地促进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现状的考察，研究目前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所在，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希望能够对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状况
（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现状
公共管理学科是培养商界、政界和社会名流的学科，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基本位于政府部门、企业人力资源部门以及事业单位等，公共管理的毕业生是引领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推动力量。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开设社会保障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高校分别有143所、321所、82所、472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扩大了专业范围，目前公共管理学科范围包括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等17个本科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适应了我国加快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
（二）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历程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行政体制改革逐渐演化出各种公共管理研习班，是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最初发展形式。1988年中国公共管理学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管理学科正式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最为迅速，各高校也相继开设了公共管理专业的二级学科。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管理学科获得了快速发展。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日渐成熟，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也更加注重内涵培养。直至今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逐步扩大并被各个高校所接受和推崇。
（三）建设公共管理学科较为紧迫
公共管理学科的快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要加快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建设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公共管理人才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培养的多数是管理类的精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也逐渐扩大。公共管理学科的诸多二级学科，如行政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主要培养方向均为精英管理的培养。二是加快学科发展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虽取得迅速发展，但同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仍处于发展劣势。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知名度尚需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三是构建专业团队建设的需求。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熟，这与缺乏专业的公共管理团队有一定的关联。国内公共管理学科较为著名的团队建设是社会保障30人学术论坛，但其他学科却很少有这样常设的学术论坛，足见公共管理团队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难点
（一）学科培养体系较为单一
公共管理学科的培养体系较为单一。多数院校开设的专业不够全面，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目前公共管理下设硕士二级学科仅有社会保障、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其他如土地资源管理、公共管理等均没有硕士点。学科在培养中大多以教学为主，缺乏实地调研的经验。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课程设置，并不能体现出培养的方向性。课程设置各专业之间具有重叠性，难以体现出本专业的特色。同时，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难以将公共管理学科形成有效的合力。公共管理学科内容培养体系的单一性，也阻碍了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不足
公共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有待加强。限于专业的就业前景和培养方式，大多数学生在对专业的选择中，往往都倾向于热门专业，如金融、会计等。公共管理学科的学生来源往往并不是第一志愿招收，而是通过调剂的方式选拔，造成了公共管理学科人才来源渠道较为匮乏。对于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培养，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培养体系；同时，公共管理学科缺乏高层次人才，设立公共管理学科硕士点和博士点的高校，与其他学科相比还远远不足。以社会保障专业为例，全国设有社会保障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仅有69所，且限于招收规模和学生报考，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有待加强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缺乏团队建设。设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高校，相比较其他学科而言，公共管理学科属于弱势学科。高校内部以及高校外部之间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缺乏交流，高校对该学科也不够重视，不利于研究团队的组建。即便有相关专业的公共管理学科研究团队，但团队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建设还有待加强。国内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学术论坛比较匮乏，难以通过学术交流会集公共管理的精英。许多高校尝试组建公共管理学科团队建设，但这一团队建设方案还处于初步的探索中。
（四）学科界限难以界定
公共管理学科的界定难以体现出专业性。现阶段开设的公共管理学科的相关课程，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课程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具体的公共管理课程的设计上也难以体现出公共性。而较多的体现公共性的课程则大多数与政治类课程相挂钩，学科培养难以体现出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专业性。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对该学科的研究方法难以取得突破，多数教材的撰写仍局限于引进西方传统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在具体的培养方案设计上，公共管理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其具体的课程没有较多的改变，人才培养难以体现出层次性，培养的深度和难度有待进一步强化。
（五）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有待强化
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在具体的科研创作中，限于所学专业的局限，鲜有独到的具有创新的研究方法。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培养学生，其研究方法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而目前国内主流的经济和管理研究方法则以定量研究为主，公共管理学科与经济学的课程有一定的交叉，但却难以学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等课程，很少有有关对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此外，公共管理学科作为管理学类的分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应与经济管理的学科融合，不应该和主流管理学的思想相脱节，应以管理学的思维方式来设计具体的课程。
四、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创新思考
（一）构建多样化的公共管理学科体系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多样化的体系，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应立足于高校的实践探索。笔者通过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归纳和思考，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可从提升学生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三个角度推行，以推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生素质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举措，应将提升学生素质放在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首要位置。加强教师的培养则是重点所在，教师起到的是育人教学的作用，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导向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需要一支专业技能过硬的教师队伍。而制度保障则是公共管理学科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完善。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构建较为完善的体制框架。传统公共管理学科的制度框架较为单一，多局限于教学方面，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从提升素质、教师培养、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加强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可以为今后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提供较好的借鉴。具体内容可包括以下方面，从提高学生素质方面看，可以设立公共管理精英班、激活本科生导师制、设立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术沙龙；从加强教师队伍角度看，应加强教材建设、强化教学团队建设、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加强研究生和MPA的培养教育；从制度保障看，应设立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建立交流刊物、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
（二）建立多内容的公共管理学科培养方案
从公共管理学科具体培养方案的设计来看，公共管理精英班主要培养学生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的精英人才，强化精英的选拔标准，综合培养学生的学习和实践能力。激活本科生导师制，主要是建立本科生——硕士生——导师“三点一线”的本科生导师制，以研究生作为交流的结点，通过研究生指导本科生、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方式，提升本科生和硕士生的综合能力，以提高导师制的运行效率。公共管理名家大讲堂，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讲学和指导，具体通过定期邀请学者讲学、要求参会学生写思想感悟、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要根据每期的内容进行学术思想创作的形式，来增强学生对公共管理学科的认识和了解。而公共管理学术沙龙则是思想交流的平台，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学术沙龙活动中可以畅所欲言，和大家交流自己的思想观点，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还能锻炼本科生的思维能力。加强教材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教材建设主要包括《公共经济学》和《社会保障学》其中《公共经济学》则是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涉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兼具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特征；《社会保障学》则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具有重要影响，加强社会保障学的教育，能深化学生对社会保障的认知。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是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基础，优秀教师是公共管理学科成长的保障，应该强化专业团队建设目标、选拔教学和科研团队带头人、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以提升团队运转能力和效率。而研究生和MPA的培养则是培养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保障，要强化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综合培养，加强应用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的双向培养，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大学生公共管理学会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组织。能够起到团结同学、增强学生团体的服务意识、提高学生办事效率的作用。公共管理学科可分为办公室、宣传部、学术部和实践部，通过公共管理学会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提升学生的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和团结意识，逐步锻炼和培养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建立《大学生公共管理探索期刊》，可以为大学生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和写作的平台。其文章主要来源于全校师生，这不仅可以激励全校师生积极投稿，而且方便大家资源共享、共同探讨学术、交流心得。强化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是公共管理学科定位的根本要求。公共管理实验室主要承担着《电子政务应用实验》、《管理定量分析》、《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公务员实务》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多门实验课程和开放项目的授课任务，公共管理实验室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三）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匮乏，是阻碍该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应该以高校作为培养基地，在符合条件的所有高校开设公共管理学科，提高培养公共管理学科人才的基数。同时，还应将研究生作为重点培养的人群，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仅应培养其科研创作能力，还应提高其实践能力的培养。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的主体，扩大公共管理学科在这一群体的覆盖面是当务之急。对于博士研究生，则应该重点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提升公共管理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学术研究水平。而对于有条件的专科院校，公共管理学科的设置应该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公共管理实验室建设，让大中专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毕业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四）提高研究团队的合作创新
公共管理学科科研团队的建设，可以根据各个二级专业组建不同的科研团队。每个科研团队应该定期申报一定的课题项目，以强化团队整体科研能力。加强对科研团队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可根据实际需要，组建跨学科的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引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来解决科研过程实际问题，此外，应鼓励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科研团队，建立起导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交流的结点，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强化研究生和导师之间的联系，还能够培养本科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科研团队的各个成员应该充分合作，完成本职工作，以此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
（五）进一步提升公共管理学科的内涵研究
提升公共管理学科内涵研究，首先应界定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围。公共管理研究应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管理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单一的公共事务管理。公共管理学科应与工商管理、企业管理等学科有关联，但更应该注重自己的特色，培养公共领域的综合管理人才。其次，应提高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公共管理学科应打造自己的特色研究模式，围绕公共管理领域的重点课题进行特色研究，提高研究的可行性和实践性。最后，应打造品牌特色专业。公共管理学科应强化特色专业研究，对于特色专业应该围绕公共管理学科自身的特点进行，如社会保障学，应该围绕社会保障学课程的特点，探讨社会保障热点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带动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发展。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管理熵;公共管理;绩效;综合集成;评价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076-06
熵,起源于经典热力学理论,是描述复杂系统混乱、无序程度的一个概念。依据热力学、统计学以及信息论,熵具有以下三种含义:一是表示系统中含有废热的多少;二是表示系统不确定性的大小;三是表示系统的混乱程度。总之,熵是系统的一个状态函数,是一种容量性质,是系统混乱程度或无序程度的量度,是表明有序和无序的物理概念。整个系统的熵是组成它的各部分熵的加总。从微观上看,熵与系统内微观粒子运动的路径无关,而与系统中微观粒子运动的混乱程度有关,也就是说系统越“混乱”,熵值越大,系统越“有序”,熵值越小。
熵的应用已经涉及几乎所有学科领域。基于熵理论的公共管理绩效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管理视角,通过研究正熵、负熵以及耗散结构理论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帮助获得建立核心能力所需的各种公共管理要素,通过公共管理集成不断提高公共管理绩效。
一、 公共管理绩效评价实践与研究状况
英国政府绩效评估的“雷纳评审”始于1979年,是对政府部门工作特定的调查、研究、审视和评价活动,评审的重点是政府机构的经济和效率水平。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伊始就积极倡导行政改革,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来改革政府内部管理。
1973年,尼克松政府颁布《联邦政府生产率测定方案》,使得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化、规范化。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国家绩效评估报告》,国会通过了《政府绩效和结果法》,将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化、法定化,使其不因行政首长更迭而发生变化。
1989年2月,加拿大政府公布《公共部门2000》动议,中央政府的改革正式开始。加拿大政府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改革政府的管理、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等方面。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动议直接导致了业绩衡量更大范围内的使用”(波利特 等, 2005)。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在研究欧盟成员国使用的多种绩效评估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构建了中国通用绩效评估框架(CAF)。CAF模型包括了促进和结果两大要素,共9大标准,其中,领导力、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与规划、伙伴关系和资源、流程与变革管理属于促进要素,员工结果、顾客/公民结果、社会结果和关键绩效结果属于结果要素。
在定量研究方面, 罗良清等(2005)、彭国甫等(2004a)应用DEA模型对政府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进行分析。张钢等(2008)利用因子分析对政府绩效评价关键指标进行确认及综合评价。彭国甫等(2004b)利用AHP方法对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测定。
另外,公共管理绩效评价方法还有“3E”评价法、标杆管理法和平衡记分卡法等。“3E”评价法就是从经济性(Economy)、效率性(Efficiency )、效果性(Effectiveness )对公共管理绩效进行评价。标杆管理法旨在使公共管理走向特定的境界和理想的状态。美国著名管理会计专家卡普兰教授等(Kaplan,et al,1995)开发出了一种新型的侧重于企业的绩效评估方法――平衡记分卡法。该方法从四个角度,即顾客、财务、内部业务和内部创新与学习,来管理组织的绩效,并要求彼此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可以根据公共管理的内涵和特点,修正和整合平衡记分卡的指标,使之适用于公共管理绩效评价。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各具特色,对发展或完善公共管理绩效评价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也可以看出,不管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文献研究中的考评方法考察作为复杂巨系统的公共管理的有序度和发展态势存在严重不足,即以上方法主要运用静态和线性技术对对象进行分析,没有深入系统地厘清公共管理作为复杂巨系统的运行机理,不能综合、全面动态地反映对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因此,在评价对象定位、评估目标选择、指标体系设计以及评价的操作性上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问题。公共管理是一个由概念到行动、由局部到全局的复杂系统过程,对公共管理进行评估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公共管理的实践。如何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实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系统全面,具有动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公共管理评估体系是值得研究者们深思的问题。基于管理熵理论的综合集成评价方法和技术正好克服了以上方法的不足,能够综合、全面、动态地揭示和解决以上问题。
二、公共管理系统的熵机理研究
公共管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系统,它具有远离平衡态的特征,并表现为阶段性;公共管理系统还是一个多层次、涉及多因素、远离平衡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各要素之间必然存在着非线性作用。
公共管理系统的演化具有诱发和涨落的机理,涨落诱发了公共管理系统的演化。公共管理系统不仅受其内部涨落的影响,由于其开放性,还受到外界各种涨落的影响,也就是说系统不但有内涨落,还有外涨落。同时,公共管理系统演化过程具有分叉机理。
1.公共管理熵的提出及其机理
任佩瑜教授在深入研究管理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基础上,将熵的思想引入管理科学中,率先提出管理熵的概念。任佩瑜教授认为,所谓管理熵是指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等,在相对封闭的组织运动过程中,总是呈现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而无效能量不断增加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也就是组织结构中的管理效率递减规律,这个规律之所以会存在, 主要原因在于复杂组织运动和管理过程受若干不确定性、又相互影响的变量要素控制,从而稳定地表现这种趋势,并服从一定的数学规律(任佩瑜 等,2001)。
公共管理系统作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存在非线性作用机制,公共管理系统不仅受其内部涨落的影响,还受到外界各种涨落的影响。公共管理系统同时有自己独特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和行为规范,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系统。在公共管理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公共流是大量的、庞杂的,而公共流的任何堵塞、紊流、混乱、沉淀都会造成无序与混乱,从而使得经济效益受到损害。如果不能准确地、有效地、确定地传递公共信息,公共管理的职能就无法进行。在公共管理中,熵定律均大量存在,并且对公共管理产生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因此,熵理论同样适用公共管理领域。
公共管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熵的积累会导致公共管理变革。随着公共管理的建立和发展,在公共管理系统内聚集和转换着能量及公共资源,但同时也在积累着熵,即公共管理系统的无效、无序和不确定性的积累。当这种状态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公共管理系统内部的革命和系统结构的变革。此即所谓量变引起质变。这个引起公共管理系统变革的熵的量,就是熵的临界点。
公共管理系统的变革同社会变革一样,是有代价的。在一个比较成功的公共管理系统中,它的管理成本和熵值都是比较低的。公共管理系统经历了高效、高成长的阶段之后,在不知不觉之中危机就发生了,公共管理系统进入了一种无效、无序和混乱、无目标的状态,即:公共资源枯竭;公共管理的效率递减;观念滞后;管理层次低,管理落后,主要依靠经验管理;管理不规范,表现为公共管理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缺乏系统公共管理思维和管理集成;管理成本增高;技术装备陈旧;危机意识淡薄;发展速度减慢,效益降低。我们要改变公共管理系统中的这种无效、无序和不肯定状态,使其管理成本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需使公共管理系统的熵值保持在低水平,以保证公共管理系统按照既定目标高效有序地运转。
众所周知,GDP是用来描述国家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参变量,同样地,描述公共管理的运行情况,也可用公共管理的“GDP”。本文描述的公共管理参变量“ GDP”就是公共管理熵(PM熵)。
根据管理熵理论以及公共管理特性,本文认为公共管理熵(PM熵)就是熵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之中,研究公共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公共管理无序、信息不畅、经营状况不佳,进而导致公共管理内耗、效力低下、管理成本过高、管理目标偏移或错位、人际关系方面的摩擦和冲突以及整个公共管理衰退等使能量、物质、信息等在流动过程中出现的紊乱、无序的状态,这是公共管理效能的一种度量,公共管理熵增加,意味着“公共管理效能”的不断减少、不断消耗。
因此,熵作为系统有序程度的态函数,在公共管理这个复杂的巨系统中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PM熵是对公共管理系统状态的一种定量化描述,它表征着公共管理系统状态的复杂与有序程度。
2.公共管理熵的数学模型
本文根据波耳茨曼熵公式和申农的信息熵公式导出公共管理熵数学模型。
(1)模型假设:
第一,公共管理系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孤立系统,较少与环境进行信息、能量和物质交换;
第二,公共管理系统内存在着能量差异,处于一种不平衡状态。
(2)数学模型的表示方法:
S1=∑ni=1KiSi(1)
其中,i为影响相对封闭公共管理系统熵值的因素,Ki为在特定行业、特定阶段时各种因素的权重,Si为各种影响因素所产生的熵值。
Si=-KB∑ni=1PijlnPij(2)
其中:KB是公共管理熵系数,在此定义为特定行为中,每增加单位收益所需追加的成本值,即行业的比值C/E;j代表每个影响公共管理熵值的因素中包含的子因素,Pj为每个子因素影响公共管理熵值变化的概率,Pj满足∑Pj=1。
由式(1)、式(2)可以求出公共管理系统内部熵值S1。公共管理系统内部熵值的大小表示了公共管理无序度的大小,熵值的增加过程就是公共管理逐渐由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演变的过程。
由于系统熵增会引起公共管理效率的递减,因此,也可以用组织效率递减公式(任佩瑜,1998)来表示公共管理系统内部熵增的过程:
Y=Re-x(3)
x=f(a1x1,a2x2,…,anxn)=∑ni=1aixi(4)
其中,Y是公共管理效率,R是公共管理的结构常数,xi是影响公共管理效率的因素的函数,ai是每一个影响因素的权数。
三、基于管理熵的公共管理绩效集成评价模型
1.基于管理熵的公共管理绩效集成评价模型
我们可以得到基于管理熵理论的公共管理绩效的集成评价模型。
设:Z=Z(t)为公共管理某时刻t的效能比。则有:Xi=Xi(t)为某时刻t的公共管理行为(PM基本价值活动和支持性价值活动);Yi=Yi(t)为某时刻t的公共管理行为结果。Ai为Xi的权数,Wm为Yi的权数,k为行业系数,1/k说明行业环境对公共管理绩效存在着部分影响。
那么,公共管理的行为加权组合在一定的效能比条件下,就产生公共管理的绩效,因此:
Zk(a1x1+a2x2+…+anxn)=w1y1+w2y2+…+wmym(5)
其中,Xi是公共管理行业的全过程,可能包括Xi1,Xi2,…,Xih等诸多步骤,根据乘法原理,可以表述为:Xi=Xi1•Xi2•…•Xih 。即:
Z∑ni=1aixi=k∑mj=1wjyj(6)
即:公共管理效能比对公共管理产生了绩效,而公共管理绩效在行业(部门)系数影响下表现为
k∑mj=1wjyj。
Z=k•∑mj=1wjyj∑ni=1aixi(7)
如果只研究一个公共部门的管理绩效评价,没有进行行业(部门)之间的比较,k可以等于1。
在通讯领域Shannon讨论的基础上,数学家定义了由n个测度概率为P的事件组成的集合的整体不确定性,由下式给出(姜璐,1993):
H(x)=-∑ni=1PilogPiH(x)也就等于熵S。(8)
根据信息熵(即广义熵)的内涵,其数学模型H(x)=-∑ni=1pilogpi中概率Pi越大,熵就越小,系统的有序性就越高。再根据公共管理系统的耗散结构特性以及公共管理系统的熵机理可知,公共管理系统的运行机理与熵的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公共管理系统的效能比Z越大,公共管理系统的有序性就越高,因此,公共管理系统的效能比Z与信息熵的概率Pi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Z=Pi。那么,公共管理系统的熵S=-∑ni=1ZlnZ。由于本研究假定公共管理系统只有一个能效比Z,所以i只有一个取值1,那么公共管理管理熵的数学模型就是S=-ZlnZ。
为了动态地表现公共管理行为与绩效的关系,故Z=mf,因此可以得到基于管理熵的公共管理综合绩效评价具体计算公式:
S=-mflnmf(9)
其中:m指公共管理绩效,m=∑mj=1wjyj, yj为第j个公共管理绩效指标,wj为第j个公共管理绩效指标的权数;m是公共管理绩效变化,即公共管理绩效末态与初态之差m=m2-m1。
在这里,f指公共管理(行为)运动状态,f=∑ni=1aixi, xi为公共管理第i个行为指标,ai为第i个行为指标的权数;f是公共管理行为变化,即公共管理运动(行为)末态与初态之差f=f2-f1。
即:
S=-∑mj=1wj1yj1-∑mj=1wj0yj0∑ni=1ai1xi1-∑ni=1ai0xi0ln
∑mj=1wj1yj1-∑mj=1wj0yj0∑ni=1ai1xi1-∑ni=1ai0xi0(10)
这里,f=∑ni=1aixi即表示公共管理(行为)运动状态,m=∑mi=1wiyi即表示公共管理绩效运动的结果。同时规定:在ln∑mj=1wj1yj1-∑mj=1wj0yj0∑ni=1ai1xi1-∑ni=1ai0xi0真数中,当且仅当分子是负数时,负号放到对数的前面;分母为负时,直接取分母绝对值计算;当且仅当分子、分母同时为负时,在对数前加一个负号。
2.基于管理熵的公共管理绩效集成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对公共管理现状和水平以及对贡献度评价的基础,是动态公共管理熵评价的前提性工作,也是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实际情况的先决条件。由于公共管理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职能构成的有机整体,各职能构成之间的协作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公共管理效率的高低,对最终公共管理熵值形成直接的影响。
通过修正和整合平衡计分卡的指标内容及其结构关系,可以建构公共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公共管理业绩产出指标为公共管理业绩,公共管理投入指标为公共管理成本、公共管理内部管理、公共管理机构学习与发展。
(1)公共管理业绩绩效指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社会的发展要求和社会公众的需要,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已成为公共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能。公共管理业绩可以通过政治业绩、经济发展业绩、文化发展业绩、社会发展业绩和生态资源环境保护五个子指标来体现。
(2)公共管理财务成本指标。财务与成本因素是绩效评估实践关注的最基本的指标,在平衡计分卡中,公共管理成本指标是公共管理绩效评估的首要指标。公共管理成本是指政府行为及其绩效所耗费的一切支出,包括公共管理内部运行成本和政府公共项目投资等。
(3)公共管理内部管理指标。行政能力、服务水平和廉洁程度是保证公共管理绩效水平优良的关键。
(4)公共管理机构学习与发展指标。全球化、信息化正改变着公共管理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迫切要求实现公共管理创新。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和学习创新能力等子指标可以体现公共管理机构学习与发展水平。
指标的权重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或结构方程模型(SEM)等方法获取。例如,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根据公共管理实证模型中的路径和变量的因子负荷,可以求出各指标的权重。
四、结论
1.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
公共管理熵(PM熵)就是熵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之中,研究公共管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公共管理无序、信息不畅、经营状况不佳,进而导致公共管理内耗、效力低下、管理成本过高、管理目标偏移或错位、人际关系方面的摩擦和冲突以及整个公共管理衰退等使能量、物质、信息等在流动过程中出现的紊乱、无序的状态,是对公共管理效能的一种度量,公共熵增加意味着“公共管理效能”不断减少、不断消耗。公共管理熵(PM熵)是决定公共管理系统不力或失败的根本原因,并明确提出了确保公共管理系统成功的思路和途径:延缓或降低“熵”增和强化“负熵”的流入。
2.研究展望
尽管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基于管理熵理论对公共管理系统的机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由于公共管理系统的复杂性以及资料、时间等因素的限制,论文取得的成果只是初步的,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来说就是:
(1)由于公共和公共管理本身的特性,公共管理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和量化问题,是目前困扰学术界和实践的一个重大难题,至今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作重点深入的分析。
(2)由于时间和精力等客观因素,没有进行实证研究。如果能在中国、欧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选取一些代表性的样本,以及不同行业(部门)做实证研究,本文的结论将具有更大的说服力。
(3)目前,人类世界对复杂性系统的认识还在继续进行,因此,对公共管理系统复杂的运行机理的认识还不够深入,需要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科学研究成果对公共管理系统复杂的运行机理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
(4)在对公共管理绩效评价以后,结合评价结果,对公共管理系统进行改革,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风险预警及其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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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Public Management Based
on Entropy in Complexity Science
XIONG Xuebing
(Public Management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9篇
1 相关文献检索情况
本文主要基于国家多库目录检索系统、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等，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进展进行描述、分析和总结。检索的时间区域主要是2000 ～2013 这个时间段， 检索的过程和结果如下：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政府信息资源管理》为题名进行检索， 其中模糊检索到相关学位论文记录为1698条;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检索到的论文记录为2553条;同样在万方数据库中进行检索，相关的学位论文记录为170篇;在维普期刊资源网中检索到相关的期刊论文为199篇。这些检索数据说明我国理论界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十分关注， 从管理、技术、法治等不同角度对电子政务环境下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进行研究探讨。
2 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工作在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中越来越被重视， 诸多学者对政府信息资源进行了研究总结， 以便找出适合我国的信息资源管理模式。
2. 1 对政府信息资源、公共信息资源概念的界定
公共信息资源与政府信息资源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有人认为公共信息资源就是政府信息资源，如美国《公共信息资源改革法案2001》》把政府信息资源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政府内部信息资源， 另一部分是公共信息资源， 并指出公共信息资源是为国民所拥有被政府所掌握的战略性的国家财富， 除了被法律禁止的， 公共信息资源应该为公众永久有效并应为所有美国人、国家、当地或部落政府、私人企业、学术组织以及其它的公共和私人组织和机构的利益而最大限度地开发， 同时， “公共信息资源意味着政府信息资源”[ 1]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
公共信息资源包括政府信息资源， 把以政府为主体的负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 包括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委托的组织， 来源于纳税人税款的政府财政拨款的社会团体、组织等公务事业法人和社会组织） 在行政过程中产生、收集、整理、传输、、使用、储存和清理的所有信息， 称为公共信息。[ 2]
笔者认为政府信息资源不同于公共信息资源，公共信息资源是基于公共权利、公共义务、公共认知、公共需求多元动态交互式建构之上的关于社会文本信息资源的公共积累与公共利用（认知）的“自我组织系统”[ 3] ;而政府信息资源是在政府环境中， 为政府领导决策和指挥工作服务， 对政府治理行为活动的反映，即反映政府内在运转情况的信息和反映政府与外界联系的信息。
2. 2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现状
信息资源是一种国家战略资源， 在信息大时代的背景下， 要想实现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需要做出很多努力和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我国学者对电子政务环境下的政府信息资源及其管理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研究， 涉及信息整合共享、法律监管、信息服务等多领域，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2.2.1关于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整合的研究
众所周知， 政府部门拥有全社会近80% 的信息资源， 但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 政府部门拥有的信息资源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率， 反而制约政府部门正确政策的制定， 信息资源的封闭形成了各部门的“信息孤岛”。我国学者对信息资源共享与整合的关注， 先于政府信息化的产生，但重视并真正的研究是随着电子政务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整合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体制、信息标准化、数据库更新等方面。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行政体制和管理模式上的滞后性， 影响了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 一些学者对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的标准性和规范性的建设进行了关注研究， 还有学者在对资源共享研究同时针对安全保障也进行了分析。
2.2.2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安全保障研究
自进入信息时代以来， 安全保障就是永恒不变的主题，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部门， 信息的安全性显示其将来发展的实力。分析发现政府的信息资源安全保障贯穿于整个信息资源管理过程， 从信息前期的收集、加工、开发和利用到中期的信息分享、整合、传播再到后期的信息反馈等。对中国期刊网检索发现， 我国学者对安全性从多角度进行研究， 一些学者专注技术保障的研究， 对保障我国政府信息安全的技术手段进行了分析， 其中林铭沥在《电子政务的信息安全实践与思考》中详细地指出了信息安全的技术保障体系有： 防火墙、入侵检测、安全漏洞扫描、访问控制、防病毒软件、物理隔离技术、信息认证技术、加密技术等; 一些学者对信息安全评估标准来研究分析， 还有学者对构建应急响应进行分析， 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2.2.3 关于政府信息服务的研究
政府信息服务时信息资源管理工作的重点之一， 1993年， 我国就开始实行了《三金工程》， 这标志着政府信息化服务的开端。随着服务型社会的建设， 政府信息服务成为评价政府形象的一个重点。有的学者侧重基于“顾客为导向”的
信息服务研究， 有学者则是系统地在博士毕业论文《当代中国政府公共信息服务研究》中， 阐释了信息服务的理念、功能等。
2.2.4 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法制化进程的研究
要保障信息化政府的安全、稳定、和谐， 法律起到一定程度的警示约束作用， 使我们在信息时代， 有法可依。目前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存在较多的空白点， 没有一部完全针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部门法， 也没有信息公开或隐私保
护的专门法律。笔者对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发现， 关于我国信息资源管理立法方面的理论论文主要是从2005 年以后逐步多起来， 尤其是2007 年我国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 从信息公开角度的分析立法的论文研究最为集中， 也有学者对比分析了我国和西方立法较早的国家间的立法方面的差别， 指出了我国政府信息立法的缺陷及改进对策， 从我国电子政务环境下，分析了我国的立法环境; 还有从公民知情权的角度分析了政府信息资源获取的立法保证。
3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近年来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发文的统计分析， 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 研究方法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但我国的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研究力度还不够
从整体上看， 关于政府信息资源研究的内容还不够广泛， 研究成果也很少。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公共信
息资源管理，公共信息资源自身，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对公共信息资源的市场化标准， 公共信息资源使用安全保障、公共信息资源传输中的信道等研究成果还很少。
3.2 以宏观和定性研究为主
目前， 国内对政府信息资源的研究多数局限于理论研究，以宏观研究为主，结合具体政府信息资源的微观研究成果很少。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如综合、归纳等，运用定量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结合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成果就更少。这不利于政府信息资源研究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4 提高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水平的对策建议
4.1 注重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
扩大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的内容，表现在：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市场化标准、公共信息资源使用安全保障、公共信息资源传输中的信道、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及其平台、公共信息资源的经济效益及其度量等方面进行研究; 拓展对不同行业公共信息资源的研究等。在加强研究广度的同时，要注重运用相关分析方法，结合具体的案例，深入研究公共信息资源。
4.2 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加强定量研究和实证
分析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要继续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继续从定性上加大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从定量上强化研究方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运用经济学信息分析方法里的状态分析、趋势分析、分类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从定量上多角度分析研究公共信息资源。另外，对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要结合相关政府信息资源的具体实践，运用实证分析。这样研究出的成果， 会更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对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建设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
近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数量逐年递增，国家越来越重视研究生能力的培养。在研究生的所有能力培养中，把创新能力培养放在显著位置。教育部在1997年前修订了硕士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在新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中，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两个学科也被并列为一级学科，公共管理专业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被高度重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了向政府、事业单位等公共组织部门输送高层次管理人才。而对于高校培养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来言，创新能力无疑是他们不可缺少的重要能力之一，因此在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的人才培养工作过程中也就需要不断着重培养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我国社会各界培养培育出更多的优秀创新型管理人才。
1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创新”这一概念最早由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首次提出，他认为创新是指一种对组织资源进行组合后产生新价值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创新能力培养是泛指在硕士研究生的研究学习以及生活中以自身创新能力综合素养提高为主要基础，对各种资源进行创新的能力。杨叔子认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就是指高校研究生在实际工作日常生活以及专业学习中自行独立研究提出实际问题、分析实际问题与主动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综合创新能力。综合上述多位学者观点，笔者认为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主要是指研究生们在通过不断学习与公共管理学科专业知识的理论基础上，不断将相关理论知识应用于社会实践并在此应用过程中不断自主创新发现实际公共问题与自主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综合能力。
2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国各大高校已经培养了许多公共管理专业的优秀人才。传统的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培养要求已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如今我国高校对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有如下几个特征：缺乏对公共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目前我国高校所培养的公共管理研究生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在一些学生的想法中类似公共管理类的文科类专业只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了，并不需要进行创新。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与本科学习一样只是紧紧跟随老师的步伐，老师教什么就学什么，不会自己进行探索研究。学习的内容也大部分停留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不会自我扩展学习内容。这种学习模式很容易让学生固化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领域，很难形成创新意识。缺少田野调查与动手能力的培养。当前来看，许多高校受限于环境、经济基础等等方面的因素，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培养还是停留在理论教学上。这种培养模式既是高校的失职，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创新能力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的实践为基础，而目前公共管理研究生在学校的学习中缺乏适量的科研活动，这也是使得公共管理研究生缺乏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缺乏教学资源与创新氛围。发现问题是创新的重要组成步骤之一，波普尔指出创新的过程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再提出问题的过程。这种发现问题的能力对于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研究生在经过知识积累后，以独特的敏锐性提出对某一问题或领域的思考，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过程。但是从整个大环境来看，目前公共管理领域缺乏活跃的创新氛围，公共管理研究生在经过知识积累后并没有产生更加深入思考，以致很难发现问题激发创新。另一大问题就是教学资源的缺乏，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本身受到教学资源的约束。
3制约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因素分析
而从目前我国对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现状来看，导致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过低是有原因的，存在着学生自身、导师和学校三个方面的因素，这也是成为影响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创新知识、创新实践培养的主要因素。
3.1学生自身因素
生源质量差。当前我国研究生招生数量具有扩增的趋势，这也使得研究生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当招收人数过多时评价标准就可能因此降低从而导致招收研究生的质量下降。公共管理专业毕业本科生大多数会选择去政府、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工作，而由于公务员招聘的特殊性，大多数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的本科生需要与其他专业的本科生甚至社会人员一同进行考试来竞争公务员的职务，导致竞争压力大，而研究生却逐年扩招，可能使得更多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攻读研究生。甚至有部分学生读研的原因单纯是因为暂时找不到工作才选择了继续读研，以致学校所招生的研究生认为最重要的是“混文凭”而不是脚踏实地学习，这些研究生不在乎是否取得研究成果而是需要毕业的一纸证书。重理论轻实践。从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现状来看大多数研究生缺乏实践经历，只培养了会读书的“书呆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公共管理研究生自身对于实践的忽视。大多数学生从小学就开始课本的理论学习，这也从小给学生灌输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将理论联系实践的必要性。因此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中也把理论知识放在第一位，而忽视了实践的必要性。创新诞生于实践之中，缺乏实践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3.2导师指导因素
导师队伍建设落后。我国目前在校研究生培养教学模式大多数所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主要负责指导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习与专业研究教育工作，同时导师是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的指路人，因此导师的素质也是影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导师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的教导十分重要，但导师精力有限，如果连日常的学习指导都做不到又何来创新能力。同时由于高校研究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各大高校也不得不不断扩大研究生导师聘请队伍的建设规模，这时为了能够达到足够的研究导师聘请数量，学校在导师聘请中会降低对于导师的学术要求，这会导致学术能力水平过低的导师不能对他的研究生进行较高学术水平的专业指导，同样不具有创新能力的导师也不可能教导出具有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公共管理研究生大多数是依靠导师课堂教学与课题研究来培养的，因此导师的授课是研究生学习的重要途经之一，在这样的学习背景下，导师采用何种教学方式来培养研究生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导师只有以培养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导向，并运用适当的教学方式才能培养出大量的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
3.3学校培养因素
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我国在公共管理研究生培养上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高校在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上理论知识课占比高实践活动课占比低。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课程主要包括公共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课程设置几乎与专业一致，只考虑了培养公共管理研究生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却忽视了其他专业知识对本专业的启示作用。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还缺乏提高公共管理研究生实践能力的课程。只有合理设置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课程体系才能让保证公共管理研究生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考核评价不全面。学校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培养评价主要是通过学位论文来进行考评，但是仅仅用学位论文对公共管理研究生进行考核不够全面，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这会导致公共管理研究生因为要完成论文而进行学习，缺乏创新驱动力。目前我国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的培养考核主要是通过教育行政部和高校进行评价，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考核评价的评体较为单一，社会参与公共管理研究生培养考核参与和评价的积极性的参与度较低。
4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路径
4.1建立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激励机制
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自身创新能力培养受到很多社会主客观因素的直接影响，而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自身创新因素能力作为一种重要主观因素，是直接影响能否培养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这些制约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自身因素当中,最大的主观因素就是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而个人知识储存和应用能力的欠缺又是自身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公共管理研究生自身的创新意识尤为重要，在学习研究过程中，除了公共管理研究生自身进行内部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教育外，高校可以建立外部的相应的创新激励机制以鼓励公共管理研究生进行创新。只有研究生的内在创新意识和高校外部激励机制的促进作用相结合才能更好的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共管理人才。
4.2加强创新型导师队伍建设
导师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教育培养工作是否能够达到成效，同时也决定了培养的公共管理人才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可以明显看出，在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自主创新能力教育培养的整个过程中，导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因此导师在研究生日常的学习与专业研究工作过程中除了必须要充分教给他们相关专业知识的基本能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充分关注到对学生们创新能力与创新实践意识的培养。导师应该不断提升自身创新意识。导师是研究生学习与研究的重要指向标，研究生的任何学习都必定离不开导师的悉心教导，因此导师的自身综合创新能力与专业创新实践意识对于如何培养高创新能力的研究生也尤为重要。因此导师作为研究生的第一引路人就更应该与学生一同追求进步，相比于公共管理专业研究生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导师更应该不断努力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实践意识与自主创新能力。导师应该多多关注学术前沿动态，把最前沿的知识和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导师在提高自身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同时,也需要为研究生提供一个自由创新的环境氛围。导师需要创新教学方式。传统的研究生教学方式已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当今社会，导师需要避免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导师应该要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鼓励研究生们将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之中，将专业知识变成在生活中可以使用的工具、真正变成学生自己的东西。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研究生进行思想上的启发，鼓励他们要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对于公共管理研究生来说，可以采取案例分析的教学方式，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
4.3改革公共管理研究生的教学课程设置
合理的课程体系更有利于公共管理研究生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适应培养公共管理创新性人才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可以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需要增加适量的实践课程以满足公共管理研究生的社会需求。其次，在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课程中也应该包含综合学科的课程。公共管理专业作为一门管理类的学科，未来将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对于管理者而言多方面的知识十分重要。最后，在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课程选择上可以更加弹性。从目前公共管理研究生的课程类型来看，85%以上的都属于必修课只有少量选修课内容。增加自选课在所有课程中的比重可以帮助研究生更加有机会选择自己心仪的课程，以达到因材施教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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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红,李文利,左祖晶.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现状及其影响机制[J].高等教育研究,2011,32(02):74-82.
[4]杨叔子.有志有力有物相之——兼谈研究生的素质与创新能力[J].高等教育研究,2001(04):64-67.
[5]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6]董泽芳,何青,张惠.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调查与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02):1-5.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1篇
关键词：绩效管理；评价指标；政府
目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政府内部管理的改革，特别是公务员效率与机关绩效还停留在以前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之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所采用的管理手段不是流于形式就是那些突击运动式的大检查、大评比而难以使政府的绩效得到持续的改善与发展。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的绩效和执政能力，我们有必要把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引进到我国政府中来。与此同时，中外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1 国外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西方学者对城市政府绩效管理的理论研究是伴随着大规模的绩效管理实践的开展而逐渐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和美国政府再造运动的兴起，新管理主义思潮成为指引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关于公共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著作和文章大量涌现，包括战略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标杆管理、目标管理等先进管理工具。尤其是对政府的绩效研究由传统的“效率途径”向“绩效途径”迈进，绩效管理作为新型的绩效改进和评价技术成为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部门的主要管理工具之一。正如戴维•奥斯本和彼得•普拉斯特克所指出的“尽管比起其他途径而言，绩效管理改进绩效的过程通常更为缓慢，它的实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通常需要三年至四年）。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再造者都发现，使用绩效管理可以使政府的生产率获得显著、持续的增长”。西方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绩效管理的基本性质、绩效测量、政府绩效管理的应用等方面。
1.1 关于绩效管理的基本性质
理查德•海克斯（richand heeks）认为组织绩效既是一个多维概念，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它随着时间和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组织需要对3个层级的绩效予以关注：即“是否做了应该做的事”；“采取的行动和方式是否有效”；“资源的使用是否达到最小化”。这三者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胡雷（joseph s. wholey）等人认为，绩效管理是改进公共组织和公共项目的生产力（productivity）、质量（quality）、时效性（timeliness）、回应性（responsiveness）以及有效性（effectiveness）的综合系统。它是一种融入多种判断价值的工作模式。夏夫里兹（shafritz）和拉赛尔（russell）则认为，绩效评价是组织中领导者的首要职责，它是对组织清晰和可测量目标的详细说明；系统利用组织绩效目标和标准对组织的产出进行评价；利用组织员工对组织绩效的评价使个人的努力与组织目标达成一致；利用绩效激励奖励员工的额外付出；整合组织人力资源；对目标达成程度、原因分析和改进分析进行回顾，以便为新一轮评价提供反馈信息。
1.2 关于政府绩效测量
早在1943年，学者里德雷（ridley）和西蒙（simon）已开始政府绩效测量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间，公共部门绩效测量与计划绩效预算制度进行结合。在州政府层级，不少州政府则进行全州性的策略规划，绩效预算编制及绩效测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美国政府创新项目”（1985）以推动识别和培育创新性和绩效政府的工作。锡拉丘兹（syracuse）大学麦斯威尔（maxwell）学院（1996，2000）、乔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学mercatus中心（mctigue， ellig， and richardson，2001）等对特定政府作了系统研究，同时以第三方进行了评价，公布了结果，引起了相当影响，并提出了绩效管理的gpp模型。布拉姆•索比尔（bram sorber）从中央政府的角度引入绩效测评系统，在为政府预算的效率和效益指标框架设计方面作了某些创新。尼科•莫尔（nico mol）探索了国防系统中通过绩效预算系统而卷入的绩效测评的执行问题，从绩效测评（performance measurement）与责任（accountability）的联系开始研究政府绩效与质量测评的一般性问题。阿里•哈拉契米（ari halachmi）和格里（geri）试图探索测量公共服务质量的一些重要问题。阿斯顿（aston）工商学院公共服务研究中心关注在测评时，使用“最优价值”（best value）作为一种评估框架，使用“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在不同利益分享者之间进行对话和合作而得出结论。有的西方学者把商业部门的标杆管理引入公共部门，运用标杆管理原理对城市政府绩效进行测量。
1.3 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应用
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和彼得•普拉斯特克（peter plastrik）对通过确定方向、明确目标，即实施核心战略以提高绩效的途径做了详细的论述。许多学者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研究如何提高公共部门绩效。他们认为，集权和分权这两种制度本身并不能带来高绩效，而一种单一的制度形式在提供某种特定服务上往往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只有弄清不同制度的优势并区别不同的服务类型，然后将二者进行匹配，才能实现高效。如迈克尔•麦金尼斯（michacl mcinnis）就提倡一种混合的制度安排，对不同的公共服务领域或者同一服务的不同阶段和部分采取不同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公共服务的高效率。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和罗纳德•布兰德（ronald burland）主张运用全面质量管理（tqm）来提高公共部门绩效。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实施合同承包来提高公共部门绩效。e.s.萨瓦斯（e.s.savas）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合同承包是最有效率的。夸姆鲁•阿兰（quamrul alam）和约翰•派秋（john pacher）则以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维多利亚州地方政府采取强制性竞争投标制度对地方政府结构和绩效的影响，认为目前全球都在将私营部门管理实践引入公共部门，采取招投标制度能够提高效率，减少运作成本，明确运作目标，更好地回应“顾客”需求以及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国外学者对公共部门绩效评估，绩效管理政策制定和市民的共同参与在公共部门绩效改善中的地位作了比较细致的阐述。政策制定者和市民参与绩效评估有助于公共部门经理将精力放在他们社区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市民的参与能够通过激励经理超越传统的产出指标，从而集中于生活质量和社区目标而增加绩效评估的影响。尽管市民参与能够通过让服务更多的响应市民的需要而最终改善市政府提供服务的程度和水平，但这个目的常常难以达到。虽然市民的参与通常会产生有效的政策及令人满意的公共部门，但这种参与却常常被认为是负担沉重、成本高昂和消耗时间。托马斯（thomas）在《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中指出，公众参与能够增加公共经理所制定政策的有效性。桑德森（sanderson）研究了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公共部门改革，发现这些国家构建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政府规模更适度，而且特别强调绩效管理。伯恩斯汀（david j.bernstein）则选取了五个地方政府作为研究样本，这些政府均广泛应用绩效测量来支持对公共项目的监管、提升服务的绩效。
国外学者主要基于具体问题和现实案例的研究，主要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定量指标，来测量城市政府绩效的高低和公共服务质量的好坏。在研究的具体对策建议上，西方学者积极主张将私人部门的各种先进管理方法和技术应用到其研究之中，从而形成其鲜明的研究特色。
2 国内学者对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在中国，对于政府绩效管理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主要散见于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价的研究之中，且学者们更多的是研究政府绩效评价问题。
2.1 对国外绩效管理实践和理论成果的介绍
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出发，观察和思考当代西方方兴未艾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运动，研究特定国家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改革实践。如周志忍、王庆兵和卓越对英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研究；吴志华、刘靖华和宋世明对美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的研究；薛凯对新西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的研究等。即使同样是对单个国家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践的介绍和分析，学者们也采取了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如王庆兵侧重于对英国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提高绩效的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介绍；刘靖华则着重介绍了美国政府通过信息化技术提高公共部门绩效；周志忍以英国政府的绩效管理的发展进行研究；毕争、邢传对西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发展趋势的研究；蔡立辉对西方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的研究等。
2.2 对政府绩效评价价值取向的研究
价值取向是城市政府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和绩效评价行为的深层次结构，是城市政府绩效评价的灵魂。价值取向对于稳定和变革城市政府绩效管理评价体系，引导和调整绩效评价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马玉成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综合分析了有关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概括出他们共存的几个基本价值取向——增长、公平、民主、秩序。鉴于此，在选择公共部门绩效价值标准上，应该在坚持增长这个价值标准的前提下，以公平作为内在的必要约束。凌文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提出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是政府绩效的基本价值选择，满足公众需求是政府绩效的根本价值选择，公共服务质量好坏是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廉洁、高效公正是政府绩效的价值追求。徐邦友指出满意原则是行政绩效评价的最终尺度，并指出了要处理好满意度评价中的几对关系。
2.3 对城市政府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
探讨将平衡计分卡引入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可行性，并对平衡计分卡理论体系对中国公共部门治理和变革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预测性分析。王鲁捷、陈龙等以政府与市民的互动为立足点，利用平衡计分卡来设计评价市级政府绩效的指标，并赋予相应的权重，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国家人事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课题组的《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报告》中列出了评估政府绩效的三十三项指标。唐任伍结合公共部门绩效评价指标选择思路，设计了一套测度中国省级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它由政府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政府规模、居民经济福利四个因素及其子因素组成，共计47个指标。
2.4 对政府绩效评价流程的研究
胡宁生、周志忍等对公共组织绩效评价作了研究，他们对绩效评价的历史发展、涵义、程序作了详细阐述，对于绩效指标设计的基本程序、绩效评价的内容及方法和绩效评价要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卓越把绩效评价的过程划分为6个阶段：第一阶段：建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第二阶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和等级标准；第三阶段：建立绩效评价和管理机构；第四阶段：选择和确立绩效评价的主体；第五阶段：安排绩效评价的实施程序；第六阶段：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对绩效管理的研究仍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对城市政府绩效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学术界对绩效关注的焦点问题仍然停留在绩效评估上，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国内公共管理领域的著述中，谈体制、职能、机构以及人事制度等方面的较多，谈管理过程、运行机制等方面的较少。关于绩效管理如何在政府中的运用专著那就更少了，而且有不少研究成果局限于国外经验的介绍和关于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发展的初步研究。就政府绩效管理与其他管理的比较、我国实行政府绩效管理的障碍，特别是政府管理的具体构建与如何运作等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由此可见，尽管比较重视，但是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对政府绩效管理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因而开展对政府绩效管理的研究，对我国政府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改进我国政府的管理方式，转变政府机关的管理理念，提高我国政府绩效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以及回应力，无疑都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美］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克著，谭功荣，刘霞译.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史蒂文•科恩，罗纳德•布兰德.政府全质量管理——实施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2篇
我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而展开的，发轫于改革开放与海外借鉴，发展于学科整合与东西方管理文化交融。
（一）公共管理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时期（1979-1988）
我国的公共管理学是从行政管理学科发展而来。行政管理学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设，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院系学科调整后渐被取消，1979年改革开放后开始恢复和重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日渐突出，这表现在体制不适应、功能不适应、人员不适应、程序不适应、规范不适应等各个环境。②如何解决纷繁复杂的政治与行政的交织问题，迫切需要行政管理理论的指导。1982年，尘封近30年的行政管理学科得以恢复。在学科定位方面，公共管理学科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缺乏明确的学科范畴体系，研究与教学领域相对较窄，主要偏重于政府行政管理领域和公共管理一般理论。在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和企业等基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经济民利，实现经济管理的民主化，充分调动了地方、企业等基层和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是“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又积淀在行政人员的心灵深处，制约着其现代行政人格的塑造。”③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协同改革，着眼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个时期公共管理学主要研究的是行政管理问题，研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法制化建设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以参加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发管理工作，强调学科建设要为政府管理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国家强调培养人才的国家任务导向。首先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了行政学或行政管理二级学科，学科师资队伍基本从政治学和法学等学科中吸收进来，尚未有独立而成熟的教学研究队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社会亟需一大批有觉悟的高素质人才，许多专业处于多样数量、分散化建设的发展状态。主要表现为恢复前的一些学科，如行政管理、教育管理等等，行政管理学以试办的身份划归在政治学类下，而卫生事业管理属于管理门类；新建一些学科专业，如医疗卫生管理等等，但这些专业归属不同的学科门类。一些综合性、单科性高等院校如农学类院校、医学类院校也相继设立了行政管理、土地规划与利用、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面向全国招收适量的学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到相应的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许多高校在专业教育资源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包括学科定位、师资、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一时期的公共管理学科基础不牢，理论体系单一、重复，对中国现实问题，特别是转轨时期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由于学科刚刚起步，师资基本都是从其他学科“转业”到公共管理研究的，在实证研究、对策研究也做得不够，存在理论指导性不强、学科应用性缺乏等问题。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整合与发展时期（1988-2005）
如果说80年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只是刚刚起步的话，90年代的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则进入了平稳过渡的阶段。1988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此后，全国各省市区也相继成立行政管理学会。至止，中国的行政管理研究与教育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一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已成为显学，重点关注体制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总结公共治理的实践经验，实现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法制化，而公民有序参与治理模式与专业化政府的形成，使得公共管理学科面临大量的对策性研究课题。在学科建设方面，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引进国外公共管理理论做了大量工作，但对公共管理实践问题却没有实质上的定位，不仅因为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理论、方法多是借鉴国外的，而且学科本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和体系，学科概念和合法性基础仍未完全自立，难以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局面。但公共管理学科向纵深发展的势头强劲，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等公共管理专业在全国各大院系如春笋般设立，师资队伍、招生规模也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扩大。第三次修订目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实施后，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和模式，公共管理类成为管理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包括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本科专业，并设立了包括教育经济与管理在内的五个相应的研究生学位，进一步加强专业整合。在2004年调整后的本科专业目录中,公共管理类专业在原有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四个二级学科上，增加了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管理、会展经济与管理、国防教育与管理等七个二级学科，一定程度上开阔了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在人才培养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部门办学体制和单科性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种经济决策、管理、经营人才不仅数量短缺，更主要是在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上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数量增长速度最快，土地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近几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呼声日益扩大，在全国许多高校设立并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毕业生需求出现饱和。2001年开始的MPA教育适应了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建设高素质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的需求。但此时公共管理学科开设的课程多集中于行政管理范畴，对学科的理论内涵、方法论、学科专业间内在关系尚未明确，许多专业依然在原有学科的带动下进行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不能涵盖当前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要求。而且，高校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薄弱，在课程设置上也基本上将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业混同，教学方法和条件难以适应学生公共管理能力培养的需要。
（三）公共管理学科的优化与提升时期（2005至今）
2005年被认为是中国的改革攻坚年，以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我国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以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这一时期，围绕如何优化与提升问题开展研究，公共管理学科由原来的数量规模扩张转变为注重内涵质量发展，公共管理的学科社会建制日趋成熟，公共管理学科的博士点、硕士点和本科专业的增长相对放缓，学科专业设置强调内涵发展，重视社会需求的适应性要求，紧抓人才培养质量。在学科建设方面，公共管理学科侧重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出发，包括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新闻学、管理学等角度，探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并对社会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根据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理清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事务、工商管理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保证对这些概念的使用与国际接轨，从而利于不断增强的国际学术交流。但是如何在实践基础上增强公共管理知识生产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如何解决其二级学科整合与分化等问题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实践表明，当前公共管理学科范畴和定位问题在研究中逐渐明确，跨学科性、多学科的视角成为支撑公共管理学科走向成熟的综合路径，以解决公共问题为导向、按专业领域分类进行研究成为发展趋势。在人才培养方面，科学设置公共管理学科专业，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努力形成综合性管理人才所需的应用技能和实践能力。包括设置公共管理类专业的院校在内的高校竞争日趋激烈，人才培养的竞争力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公共管理相关本科专业迅速扩张，公共关系学、公共政策学、城市管理、文化产业管理、公共安全管理等17个本科专业成为高校最为普及的开设专业，研究生教育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显著增强。但是，这些专业之间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经常发生重叠与错位，人才培养过分重学科知识传授轻专业技能培养，实践教学环节没有真正深入公共部门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对接训练，使得这类专业毕业生之间核心竞争力日趋隐没。虽然全国设立了大量的公共管理类院系，但除行政管理学外，其他二级学科多数处于游离状态。再者，在本科阶段,学科课程设置还没有形成该专业较统一的课程设置规范，“杂而不专”依然是公共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竞争力的软肋。
二、公共管理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现阶段我国公共管理模式正处于从建国以来形成的政府全面干预模式向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合作的转变过程之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在知识积累、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数量和质量、人才培养与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等方面均为学科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具有远大前景的学科。
（一）公共管理学科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与优化
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变迁，研究视野逐步拓展，研究问题日益多样化，如学术界越来越深入探讨非政府组织、治理与善治等相关的理论和实践。④政府并非万能的，因为公共管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社会、公民的共同治理已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更多地从现实出发，以公共管理问题为研究对象，为解决公共管理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依据。公共管理要充分实现社会公平，保证社会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成员都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时代背景中去理解公共管理的革命性意义，以科学求实的态度厘定公共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寻求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方案，以服务为原则构想公共管理体系结构和行为模式。
（二）公共管理学科需要进一步内外融合
公共管理问题是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管理社会事务的前沿问题，也是利益分化和阶级分化下的现实课题。公共管理本身跨学科性、交叉性、多样性的特点逐渐凸显，需要吸收融合各种学科知识和理论而发展,显现出本学科的研究纲领的前景。作为一门新兴的科际整合及着眼于解决公共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叉科学，公共管理学应从多学科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社会多元化所产生的实践矛盾，提供综合性的治理手段与工具。在学科整合机制上，应继续推进公共管理的综合化，打破公共管理学科下二级学之间壁垒，实现各个二级学科的共通与融合，关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运用问题。特别是需要吸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推进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形成特色的学科专业群，在学科综合与交叉中不断生成公共管理学新的增长点。
（三）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
政府和社会公共管理人员迫切需要改变目前知识结构脱离现实的被动局面，很多过去由政府包下来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也将转由非政府的公共管理或服务部门完成。但无论政府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其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即公平优先；其基础理论是相通的，即都是研究公共服务。因此，需要改变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细化、专业设置窄化、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等现象。进而言之，应当根据社会对公共管理人才基本需求，加强学科大类培养，重视方向特色创新，把公共管理作为一个大类健全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把行政管理、教育管理、文化管理、社会医疗与卫生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专业作为特色方向，建立学士、硕士、博士学科专业的衔接与升级，着力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与技能，注重培养学生的公共管理实践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创业创业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大学优势与学科背景培养创新型人才，形成有学科创新与特色的培养体系。
（四）公共管理学科队伍建设需要大力加强
随着全球化、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中国竞争力的提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国际视野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学科体系成为必然趋势。“公共管理学应立足于我国及当代世界的公共管理实践研究，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和学术创新，形成中国学派和中国风格，促进公共管理知识的增长和积累。”⑤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的问题凝练成科学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思路下，如何使公共管理研究本土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有普适而公认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并对全球的公共管理研究做出中国的贡献，是公共管理研究者和实践者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因此，加强学科师资队伍建设，构建合理的学术梯队结构、高素质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保证公共管理学科的可持发展的必然选择。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3篇
作者简介：严玲（1972-），女，湖北鄂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投资与公共项目管理；贺星红（1987-），女，山西临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投资与公共项目管理；邓娇娇（ 1981-） ，女，贵州六盘水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投资与公共项目管理。
摘要：将关系治理纳入以正式契约治理为主的公共项目治理形成二维治理框架，构建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概念模型。提出了公共项目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二个维度核心要素，随后通过三个关键问题，即量表开发、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二维构面的关联作用机理、运用多案例研究等验证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概念模型的有效性。
关键词：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概念模型；契约治理；关系治理
中图分类号：F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10-0131-04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Public Projec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ramework
YAN Ling1， HE Xinghong1， DENG Jiaojiao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087；
2.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shows core elements of two dimensions in project governance， including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On this basis， it builds three key problems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cluding scale development； using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to reveal contractual governance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s role mechanism which are associated in twodimensional frame surface；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and so on； which three steps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about the measurement of public projec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Key words： public project； governance performance； concept model on the measurement； contractual governance； relational governance
1引言
公共项目建设规模大、运营周期长、资金投入多、利益相关者庞杂，增加了项目管理的难度。因此，人们为改善公共项目绩效而不遗余力，在项目管理技术层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项目治理的提出，公共项目治理成为项目治理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且相关研究已经证明公共项目治理能有效改善公共项目绩效[1]。尽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目前研究获得的结论还难以精确分析公共项目的治理状况，导致决策者所提供项目治理的制度安排针对性不足，甚至出现悖论。可见，公共项目治理理论已发展至亟需解决精准性描述、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阶段，而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衡量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公共项目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临时性社会网络组织，其治理环境远不及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严格，大量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早期的治理研究将项目组织视为正式的、稳定的指令关系，强调正式的契约治理，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包括合同约束、规章、规程、监督等[2]。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项目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它不仅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更是临时性社会网络组织[3]，因而，在复杂的制度环境下公共项目治理无疑应强调以社会网络为特征的非正式的关系治理[4]。因此，本文拟在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视角下开展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的研究。
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1公共项目治理优化及治理水平评价相关研究述评
鉴于项目治理对项目绩效的影响，大量研究都围绕项目治理的优化展开，主要包括：
（1）治理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指向了项目治理结构对项目交易方式、项目管理模式创新的影响以及项目治理结构的定量描述。大量研究集中于PPP项目，分别对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项目控制权和模式选择的研究[5]，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对项目组织的网络结构及其对应的治理结构的定量研究[3，6]。这些研究证明了项目的治理结构对项目管理的成效有很大影响。
（2）治理机制优化的研究则主要揭示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共项目的绩效。在复杂的项目委托关系下，风险分担、激励机制是最重要的治理机制[7]。尤其是公共项目PPP项目中的大量风险都将转移给私营者来应对，故而PPP项目治理机制的研究，更是主要聚焦于如何通过风险分配来实现对项目参与方的规制[8]。
上述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项目治理理论的发展，并逐渐意识到精准化研究能更有效地支持项目决策。随之，有研究开始尝试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研究，如梁永宽[9]探讨了建设项目实施阶段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对项目管理绩效的影响，进而衡量了合同治理水平和关系治理水平。严玲和尹贻林[10]以及尹贻林和杜亚灵[11]构建了代建制下公共项目治理水平的评价体系，以论证治理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对公共项目治理内涵的剖析没有从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整合的框架出发，因而衡量治理水平的核心要素差异较大，评价指标的拆解也主要基于实效和经验，没有进行检验，故所构建的治理水平体系难以有效判断治理状态，所提出的治理优化策略也不足以支持决策。
2.2主流治理理论治理水平度量的相关研究
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这两种主流治理理论开展治理水平评价的研究进展为公共项目治理定量化研究、模型化分析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强调以反映治理状况的核心要素来构建治理水平评价理论框架。公司治理制度依赖于宏观环境和公司微观环境[12]，因此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适用范围，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存在差异，进而评价内容也各有侧重[13]。但是，无论哪种治理评价体系都要首先建立起得到公认的核心要素。
（2）基于治理核心要素的治理水平评价指标设计。尽管公共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多种多样，但其指标都需要围绕治理的核心要素来设计，才能达到评估的目的[14]。对于业已形成的公共治理评价体系，俞可平[15]指出公共治理评估难度大的原因在于评估指标体系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低，测量治理指标的相关数据难以获得且缺乏可靠性等问题。
（3）治理水平评价理论模型的检验及实证。随着研究的深入，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合理性成为公司治理评价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利用公司治理指数开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或者无关两种迥然相异的结果[16，17]。这说明公司治理的评价指标缺乏必要的有效性检验[18]。可见，在评价理论框架基础上形成的治理评价体系所构造的指标能否反映治理的真实情况有赖于对评价指标有效性的检验。
3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的二维理论框架构建
3.1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概念界定
主流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善治，形成了治理水平与治理绩效的交互探讨。公共项目治理的善治目标应是在公共项目利益相关者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项目契约组织中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进行协调，尽可能实现不同利益诉求能够趋同，实现公共项目的价值。因此需要深化对治理内涵、治理评价边界等问题的研究，适宜于将治理绩效与治理水平剥离开来，构建反映项目治理内涵的治理绩效及其核心要素。
如果说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明确了“项目治理是什么”，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就明确了“项目治理怎么做”，而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表明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最终结果。公共项目治理绩效是衡量项目治理状况和治理质量的依据和标准，是促使公共项目善治实现的核心要素。
3.2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的二维理论框架
公共项目治理情境下，公共项目治理不仅受到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同样受到项目环境中嵌入的非正式制度，如信任、合作、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且后者对于项目管理绩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19]。与此同时公共项目管理绩效的相关研究愈发重视积极的关系管理[20]。
进一步分析显示，正式的契约治理逻辑要求责权利统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约束下对机会主义的克服[2]。契约天然的不完备性、强制履约机制的高诉讼成本等使得契约治理之于项目管理绩效的改善空间越来越小，且过于刚性的契约可能给交易伙伴传达出不信任的信号，反而刺激机会主义行为[21]，这说明契约治理对于公共项目管理的制度绩效仍然不足；而关系治理则基于信任，通过共同规范、联合行动起到降低交易费用和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22]，表现出一种非正式的自我履约治理，能够有效克服上述缺陷来保障交易执行，对项目管理绩效的提高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见，公共项目契约组织的网络结构特点，以及项目所处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使得公共项目治理机制既要通过正式契约来约定责权利，确保投资人利益的实现，也要构建信任关系来减少行为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公共项目契约治理的正式制度之上嵌入关系治理的研究范畴，衡量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必然包含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维度。
4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的核心要素辨识
4.1公共项目契约治理维度核心要素的识别
公共项目正式契约治理的核心要素是项目所有权配置机制、风险分担机制、报酬机制、选择机制、监督机制[23]。其中，项目所有权的可分解性与可竞争性赋予公共项目治理实践中项目所有权配置的多样性，从而决定了公共项目实施的制度框架，表现为不同的治理结构；风险分担机制则通过激励与约束的二重性促进人的理性决策行为，保障合同目标的刚性约束；报酬机制则赋予人显性激励，反映了人正确决策与风险承担的均衡收益。科学的人选择机制是对代建人机会主义行为治理的必然途径，也是代建项目成功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绩效问责则是重要的监督机制之一。显然，这些契约治理维度的治理机制主要是基于正式制度的分析。
4.2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维度核心要素的识别
从社会资本嵌入性的角度来看，关系治理是通过关系规范对关系契约进行的治理，关系规范是关系契约的实质性内容与准则[24]。众多研究都认同关系治理机制的重要性[25]，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关系规范的作用及其与交易绩效的关系，讨论了关系规范所包含的要素[24，26]，但是对于关系规范的组成内容仍然存在许多争论。不仅如此，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企业间的网络组织，鲜有文献研究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的内涵，且只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提出了项目契约组织中关系治理的维度[27]，更缺乏对关系治理机制中的核心要素与绩效的作用关系的研究。
尽管信任是一般关系治理领域中所公认的核心要素，可以为公共项目治理所借鉴，但其也不足以构成公共项目关系契约完整的治理机制[28]。综合考虑公共项目的特性并结合学界对关系规范的不同观点以及公共项目的社会网络模型，信任、沟通、承诺和公平等要素可作为关系治理维的核心要素，如表1所示：表1公共项目关系治理维的治理核心要素
维度核心要素涵义说明关系治理维信任信任是信念。缺乏信任，项目承包方不会进入充满固有风险的项目关系中，特别是在需要物资资源和目标承诺并且项目实施中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情况下。承诺承诺是意向，缺乏相互承诺，就难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稳定与长久的合作。沟通缺乏交流意味着项目的目标难以实现、不能共同解决项目所面临的困难、甚至是项目失败。公平对项目中固有风险和潜在风险与利益的公平分配与分担不均，将造成项目参与者心理失衡，这将给项目带来潜在的风险。5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检验的三个关键问题
5.1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量表的开发与关键治理因子的确定
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需要开发一套量表，确定绩效度量指标。由于无可参考量表，加之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核心要素较多，其所映射的治理核心要素之间还存在的复杂的交互作用，所以对其开发量表并进行指标验证是一项开创性工作。
量表开发采用因子分析，包括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即首先分类识别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核心要素下的观测变量，并通过因子分析验证最优观测变量，本文将之称为关键治理因子（CGFs），也是治理策略集合的来源；其次验证概念模型中核心要素分别隶属于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拟合程度，检验所提出的治理绩效二维概念模型的可靠性。基于此，实证研究的开展将依观测变量构建、量表的开发、数据收集及统计分析等步骤进行，如图1所示。5.2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间关联作用机理的分析
在公共项目二维治理框架中，主流的研究一般基于关系治理辅助契约治理的前提展开。现有研究虽然对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涉及均衡、耦合、互补等关联关系[29]。而实际上，关系是不能契约化，契约也不能关系化。契约治理、关系治理、项目绩效之间的两两关系决定了治理绩效度量模型构面之间的关系以及治理核心要素的关联作用机理，是实证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由于关系治理的核心要素涉及行为、关系、态度等，不能简单地用单一指标测量，而结构方程模型（SEM）可同时考虑并处理多个因变量，且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鉴于此，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运用Lisrel或AMOS考察模型与样本数据之间的拟合程度，经多次拟合与模型修正获得最佳拟合模型，揭示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之间的作用路径。根据最佳拟合模型分析和讨论各项研究假设，依据模型特征获得相应的解释，进而对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得出契约维的核心要素与关系维的核心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
5.3基于案例推理法的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验证
由于项目治理对象的单件性，无法直接获取面板数据，故采取多案例研究的手段进行数据获取和模型检验。具体验证过程包括：
（1）提炼案例存储结构。 公共项目治理的策略组合分为两类：强化型治理策略组合，要求同时加强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均衡型治理策略组合，要求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之间形成优劣势互补。由此，形成层级式治理策略组合，即案例存储结构。通过案例存储结构为录入、存储和检索案例库中的案例提供统一的标准和稳定的表述结构。
（2）搜集种子案例、匹配案例存储结构及输入种子案例。 基于提炼的案例存储结构，对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量表开发中形成的调查问卷进行修改和调整，获得学界与实务界对不同特征的公共项目治理核心要素的重要性评价。在此基础上，大量搜集公共项目案例，最终筛选出15～20个具有不同项目特征、不同治理策略组合的代表性案例作为种子案例。然后，根据案例存储结构所反映的规则改编种子案例，以匹配案例库的组织结构。最后，将改编后的种子案例输入，形成基础性的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案例库。
（3）验证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模型。 采用多案例研究，首先对选定的种子案例进行案例内分析，全面反映所选案例治理要素的不同方面，明确各个公共项目的治理策略组合类型；然后，在彼此独立的案例内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跨案例分析，验证公共项目治理绩效的核心要素框架对具有不同特征、不同治理策略组合类型的公共项目是否均成立，若有偏差，则需要进行调整和修正度量模型。
6结论
本文的研究基于公共项目的临时性社会网络特征，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纳入公共项目治理的整合框架，并给出了实证研究框架。主要结论有两点：
（1）构建公共项目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二维理论框架，为公共项目治理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开展的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研究，考虑到公共项目治理情景的特殊性，为补充公共项目契约组织中非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共同纳入公共项目治理理论框架，深化了公共项目治理情境下的关系治理的认识，进一步发展了公共项目治理理论。
（2）公共项目治理绩效度量是以二维治理核心要素和关键治理因子为特征，使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评价和公共项目治理指数的研究成为可能。公共项目治理水平评价的难题就在于没有建立起公共项目治理核心要素和可测度的评价指标。本文借鉴主流治理研究成果，引入治理绩效这一中间理论变量，识别出契约治理维和关系治理维的核心要素，验证并得出了关键治理因子作为观测变量，形成了可测度的多维绩效模型，从而使得治理水平评价成为可能，为精准分析公共项目治理绩效提供了量化研究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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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4篇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设置和MPA研究生教育的开办，关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理论的探讨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观点颇丰。在此，笔者只选择有关理论予以介绍。笔者选择的值标准是:该理论、观点在学术界较为主流或权威;该理论、观点有助于公安管理内涵的研究并对公安改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行政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公共行政即行政，公共行政学又叫行政学、政府管理学、「1行政管理学。①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许多不同定义，区别主要集中在“政治”与“管理”两个层面对“行政”一词的不同理解:持“政治”行政观的是一些早期行政学者，他们从宏观国家权力分配的基础上将行政理解为狭窄的国家行政机关的功能或事务，认为凡国家立法、司法以外的政务总称行政，行政是政府行政部门所管辖的事务;持“管理”行政观的主要是科学管理运动兴起后的一些行政学者，他们从科学管理的原则出发，认为行政是完成或实现一个权力机关所宣布的政策的一切运作，行政学特别注重管理方法、程序、具体操作，是研究政府做什么和如何做的理论。仁2〕也有学者认为，仅就“行政”与“管理”而言，二者之间存在差异。
陈振明从学科专业词典和教科书的解释中归纳:“行政”本质上包含遵从指示和服务的涵义，而“管理”首先意味着获得结果以及管理者为获得结果负个人责任，基于这种差别，加上“公共”定语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亦有所不同，“公共行政”是政府特别是执行机关为公众提供服务的活动，行政官员或行政人员在这种活动中主要执行由别人(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与法律，关注的焦点是过程、程序以及将政策转变为实际的行动，并以内部定向，关心机构和人员以及办公室的管理，而“公共管理”有以最小成本达到目标以及管理者为获得的结果负责的内涵。以传统的“行政”概念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公共行政)肯定有别于以“管理”概念为基础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3j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与政府失灵等，使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说面临着严峻挑战，公共行政陷人有管理无公共的窘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下，西方学者开始试图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结合起来，探讨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途径，即公共管理研究途径。「4〕公共管理理论先后被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到政府改革实践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并呈现出国际化趋势。我国学者对此亦有不少论述:张成福、党秀云将公共管理定义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高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扯与公共利益”;〔5张良认为“公共管理是指社会公共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推进社会整体协调发展、增进社会共同利益实现，通过制度创新和手段创新对社会公共事物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活动”;①「6]顾爱华认为“公共管理是公共组织依法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②「4与公共行政相比，公共管理更广泛、更综合、更少受功能专门化的限制。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要学科基础是政治学，尤其是以官僚体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作为理论基础的。
公共管理学则更多依赖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将研究的焦点由传统公共管理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由重视机构、过程和程序的研究转到重视项目、结果与绩效的研究，使得战略管理、公共管理的政治环境、项目执行、绩效评估、公共责任以及公共伦理等这样一些在传统公共行政学中没有的或不受重视的主题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主题。同时，公共管理学还涉及大量公共行政没有涉及的其他主题，如公共物品、公共选择、集体行动的逻辑、制度与创新、成本核算等等。[4公共管理的积极意义反映在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履行政府职责的理念、方式以及管理过程的控制等所作出的新的选择:在管理理念上，政府由单纯的注重效率发展到效率、效益以及社会公正、平等并重，并把提高管理与服务的社会效益、保持公共管理的公平公正等放到突出位置;在管理方式上，公共管理打破了传统的由政府垄断的管理方式，在行政体系内部以及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地引人市场机制，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管理，并把管理的主体扩大到非政府公共机构领域，通过授权、委托、等方式，调动更多的公共机构参与公共服务与管理;从管理过程来看，则更多关注管理的结果，并把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等重要概念引入公共部「1的管理之中。「7]
二、公安学者对公安管理的界定
目前，公安学界有关“公安管理”的界定，较权威的是1999年出版的全国公安管理专业指定教材《公安管理学》(杨健和等，以下简称《教材》)中的界定:“公安管理亦称公安行政管理，是指各级公安机关为提高系统的效能，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依法运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充分发挥公安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的作用而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一系列活动”。「8〕显然，这一界定关注的是“内部取向”。同时，《教材》还认为“广义的公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管理学、交通管理学和消防管理学，因为这三门课程都属于公安行政管理”。可以看出，《教材》对公安管理的界定和划分沿承的是传统“政治”层面上的行政理论，关注的是对公安机关系统内的管理，系统的开放管理也是有限度的。另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光也提出了自己的界定，他认为:“公安行政管理是国家公共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促进公安行政行为的实施以确保公安机关职能充分发挥的活动过程”;“所谓公共行政就是国家机构有效地推行国家政务和实施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9这一界定有些模糊，并且在定义中出现了被定义的“管理”一词。另外，张光在解释该定义的含义时也有些矛盾:首先，他认为“公安行政的客体是公安机关所面临的公安行政事务和要解决的公共问题••…公安行政的途径是有效组织管理和公安业务工作的实施(这里将犯罪侦查、武装警卫等职能列人其中)……公安行政的目的是体现公安机关的宗旨和使命……”然后，他又认为，这种“广义的研究过于庞大和繁杂，而且将警察行政职能的各项活动都由一门学科来承担不切实际……业务执行工作应交给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笔者认为，陷人这种矛盾境地的根本原因还是这一界定仍然建立在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上。
三、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公安管理的基本内涵
笔者选择这一角度并不是照搬公共管理理论，也不是否定公共行政的学科背景。笔者认为，从公共管理的视角探讨公安管理，有以下积极意义:第一，可以拓展公安管理学的研究视野和空间，使公安管理的研究不局限在“内部取向”的研究上，公安管理学不仅研究“为提高系统效能”“对公安机关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也研究公安机关对社会的管理:关注所提供的治安保障与服务的过程、程序以及实际执行行动，关注公众对治安保障与服务的利益需求，关注社会治安管理的公正与效率，关注以最低成本取得最佳结果，关注公众对所提供的治安保障与服务的评价等。第二，从公共管理的视角研究公安管理，可以解决过去在阐释公安管理特质时陷人的学术尴尬，一方面不再停留在“公安管理总体上属于国家行政管理，同时还具有部分司法职能活动和一定的武装性质活动两个个性”，「9〕“广义的公安管理学包括治安管理学、交通管理学和消防管理学”这种传统“政治”行政观层面;另一方面可以用公共管理学所涉及的研究主题内容来引导公安管理学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如公安战略管理、公安管理的政治环境、①警察公共服务的制度与创新、治安效益目标及评估研究等等)，不再简单认为一旦公安管理研究对社会的管理，就会出现“所有警察行政职能的活动都将由一门学科来承担”的状况，准确把握公安管理学与其他公安专业学科的关系，解决目前公安管理学研究游离于各公安学科之间的不确定性问题。第三，从公共管理视角探讨公安管理的内涵，能从理论上阐明当前许多公安改革举措(如社区警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能为公安改革提供一个更新观念的理论思路—这种思路也是与当前政府改革的趋势(有限政府、责任政府)一脉相承的。笔者将公安管理初步界定为;公安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安机关为实现治安效益目标，②依据依法获授的公共权力，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与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对法律规定的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过程。
这一界定包含七层含义:第一，公安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公共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是政府内部的行政事务管理，还包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如公共安全与秩序、公共问题、公共财产和公共资源等，公安机关专门司职公共安全事务中有关社会治安与秩序的事务。公安管理同样分为公安机关对自身的管理和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公安管理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管理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没有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要求，公安机关对自身的管理就失去意义。公安管理学不能仅停留在“内部取向”的研究上。第二，公安管理的主体是公安机关。公安管理是一个开放式管理体系，公安机关在政府领导下，在法律范围内，可以运用委托、授权、以及组织、发动等方式发展与社会各种力量的伙伴关系以及互动关系，形成共同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义务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多元化主体模式中，各管理主体的地位、作用、参与管理方式都是不尽相同的，公安机关依然是社会治安管理的主体，其核心地位不会因其他主体的参与而有所动摇。第三，公安管理的客体是法律规定的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这就表明公安管理不仅仅是治安行政管理，也包括刑事司法管理、武装性质的管理等。只要是法律规定的，涉及到社会全体人民整体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与社会治安有关的公共事务，都属于公安管理的客体。值得一提的是，公安管理学的客体研究并不简单等同于各公安专业学科的具体的对策性研究，它的知识体系具有普遍性、基础性、宏观性的特征，如公安战略和政策选择、公安管理的政治环境、治安目标及评估等等。第四，公安管理的基础是国家、人民授予的部分公共权力，如治安行政管理权、刑事司法权、紧急状态处置权等。公安管理必须严格依法进行，“法律授权即管理，法无授权即禁止”。
公共管理定量研究范文第15篇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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