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范文

时间：2023-08-04 17:44:12

历史的进程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篇

(一)普通个人的科学释义

人类社会中单个的人通常称为个人。在一切个人中,根据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可以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所谓的普通个人,就是指在社会历史活动中起推动或延缓的影响,没有打下明显自己意志的印记,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绝大多数普通的单个人。

(二)普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普通个人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由普通个人组成的,普通个人是人民群众的一子。在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每一个普通个人都起着一份不可或缺的普通作用。他们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或多或少地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分力量。第二,普通个人的素质影响着社会的面貌。普通个人素质的高低与其在历史进程上的作用成正比的,所谓普通个人的素质,是指作为社会一员的普通个人的科学境界、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等,普通个人的素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我们说,新旧中国在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历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普通个人的素质比旧中国普通个人的素质要高得多。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都是普通个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第三,人民群众的整体作用是由一个个普通个人的作用汇聚而成的。在人民群众中,每一个普通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发挥出各自的力量,尽管每一个普通个人的作用不能与人民群众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要是没有一个个普通个人作用的发挥,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会有更大的集体作用发挥。所以,人民群众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每个普通个人的历史。

二、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前提下,同时也承认了普通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所谓的杰出人物,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代表先进的阶级、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利益,对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的领袖人物、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艺术家等等。这里要和那些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历史人物区别开来,他们不能算是杰出人物。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相对于普通个人作用而言的,其巨大的历史作用表现在。

(一)杰出人物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

杰出人物能够及时掌握到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因而总比同阶级,同时代的人站的高些,看的远些,愿望更强些,他们能最早地发现新的历史任务,并能提出进步的思想,纲领和口号,从而为人民群众和进步阶级的斗争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如果没有人发起,历史进程前进的节奏就会慢些。

(二)杰出人物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但能加速历史的进程

他们不仅善于发现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如毛泽东在1935年及时组织召开遵义会议,克服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这些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他们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杰出人物具有丰富的组织才能和斗争经验,他们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正确的计划和措施,组织和领导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若没有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任何的群众斗争和历史运动都不能持续太久,更不会取得成功。因此,杰出人物,不仅在历史事件中深深地打下自己意志的烙印,也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关于对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几点思考

(一)三者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又要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所谓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指人民群众遇到的一切现存的社会要素的总和,制约人民群众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有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三种。普通个人,杰出人物同样受这三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经济条件。这里主要指广义上的经济条件,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不同,直接决定了三者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不同,和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也制约着三者的历史活动。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活动受阶级经济地位的制约,阶级的经济地位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进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都不能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次是政治条件。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所从事的历史活动,受到统治者意志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的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依然要受国家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约束。再次是精神条件,精神条件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传统的东西,又包括现在的科学文化等。积极的精神层面,可以为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消极的精神侧面,会削弱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积极性,阻碍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作用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147-02

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反，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因此，基本上也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并在此基础上也说明了普通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一）人民群众的基本内涵

人民群众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范畴，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规定。从质的规定性上讲，它主要指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具有主体性的大多数人；从量的规定性上讲，它又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然而，无论历史发展到哪一阶段，人民群众的最稳定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及其知识分子。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首先，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且人民群众又是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总是先解决衣食住用行等必须的生活资料，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等各种活动。正如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 没有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更不会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的历史。

其次，人民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人类社会的一切科学文化，都是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同时，人民群众还直接参与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

再次，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制度的更替，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人民群众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反动统治阶级的，历史上，一切真正的革命运动实质上都是劳动人民自己起来摧毁那些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奴隶们的英勇斗争，打击了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为新兴地主阶级上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统治根基，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将彻底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

二、普通个人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

（一）普通个人的科学释义

人类社会中单个的人通常称为个人。在一切个人中，根据对历史影响作用的大小，可以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所谓的普通个人，就是指在社会历史活动中起推动或延缓的影响，没有打下明显自己意志的印记，不起决定性作用的绝大多数普通的单个人。

（二）普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普通个人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由普通个人组成的，普通个人是人民群众的一子。在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每一个普通个人都起着一份不可或缺的普通作用。他们在各自的平凡岗位上，直接或间接地从事着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或多或少地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第二，普通个人的素质影响着社会的面貌。普通个人素质的高低与其在历史进程上的作用成正比的，所谓普通个人的素质，是指作为社会一员的普通个人的科学境界、科学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等，普通个人的素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我们说，新旧中国在194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1949年以后，新中国在历史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中国普通个人的素质比旧中国普通个人的素质要高得多。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都是普通个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

第三，人民群众的整体作用是由一个个普通个人的作用汇聚而成的。在人民群众中，每一个普通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发挥出各自的力量，尽管每一个普通个人的作用不能与人民群众的作用相提并论，但是要是没有一个个普通个人作用的发挥，那么人民群众就不会有更大的集体作用发挥。所以，人民群众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每个普通个人的历史。

三、杰出人物是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前提下，同时也承认了普通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所谓的杰出人物，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代表先进的阶级、阶层或者社会集团的利益，对历史发展起进步作用的领袖人物、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及艺术家等等。这里要和那些对历史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历史人物区别开来，他们不能算是杰出人物。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相对于普通个人作用而言的，其巨大的历史作用表现在。

（一）杰出人物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

杰出人物能够及时掌握到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因而总比同阶级，同时代的人站的高些，看的远些，愿望更强些，他们能最早地发现新的历史任务，并能提出进步的思想，纲领和口号，从而为人民群众和进步阶级的斗争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如果没有人发起，历史进程前进的节奏就会慢些。

（二）杰出人物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但能加速历史的进程

他们不仅善于发现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在关键时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如在1935年及时组织召开遵义会议，克服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做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这些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三）他们是实现一定历史任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杰出人物具有丰富的组织才能和斗争经验，他们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出正确的计划和措施，组织和领导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若没有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任何的群众斗争和历史运动都不能持续太久，更不会取得成功。因此，杰出人物，不仅在历史事件中深深地打下自己意志的烙印，也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关于对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几点思考

（一）三者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又要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指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所谓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指人民群众遇到的一切现存的社会要素的总和，制约人民群众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有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三种。普通个人，杰出人物同样受这三种条件的制约。首先是经济条件。这里主要指广义上的经济条件，其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不同，直接决定了三者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不同，和生产力相联系的生产关系，也制约着三者的历史活动。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客观前提和物质基础。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活动受阶级经济地位的制约，阶级的经济地位实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始终伴随着历史的进程，所以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普通个人，杰出人物，都不能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其次是政治条件。主要是指政治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意志，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人们所从事的历史活动，受到统治者意志的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的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但依然要受国家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的约束。再次是精神条件，精神条件包括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传统的东西，又包括现在的科学文化等。积极的精神层面，可以为人们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消极的精神侧面，会削弱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积极性，阻碍人们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二）三者在历史进程中是相互联系的

社会历史按照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发展，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来完成的。每个人都对历史发生作用，这些作用的合力是不等于零的。正如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个人的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别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那样……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都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历史唯物主义既肯定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承认了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但我们又不忽视三者在特定环境中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但是人民群众又是由一个个的普通个人组成的，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每一个普通个人的作用，二者在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上是一致的。至于普通个人和杰出人物的关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笔者认为，杰出人物来源于普通个人，没有普通个人，就没有杰出人物。而且杰出人物和普通个人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普通个人可以成长为杰出人物，杰出人物也可以变成普通个人。那些进步的杰出人物之所以在历史进程中起推动作用，主要是受到普通个人的拥护，并且以普通个人的作用为基础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3篇

这一判断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和信心。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事关国家的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始终把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祖国大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必将深刻影响和决定两岸关系的走向。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走向祖国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这一判断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责任和担当。两岸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最近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担当。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这一判断宣告了任何“”分裂行径必然走向彻底失败。孙中山先生曾经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共十报告强调，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从“九二共识”达成20年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看，1993年首次汪辜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一步；之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导致“两会”协商被迫停止；2000年上台后，加紧推动“”分裂活动，台海和平受到严重威胁；2008年5月，台湾局势发生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特别是4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功实践表明，“”不得人心，任何“”分裂活动都不可能得逞。

这一判断增添了海内外反“独”促统组织推进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动力和活力。遍布世界五大洲的反“独”促统组织，以爱国主义为旗帜，以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为宗旨，在反对“”分裂势力的斗争中应运而生，自觉自愿、自发自为、贡献良多，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早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热切期盼。在民族复兴、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海内外的反“独”促统组织可以有所为，有大作为。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4篇

人教版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以新的教育理念为指导,力求解决好“学什么”和“怎样学”的问题。在解决“学什么”,即课程内容的选择上,它突出了基础性;在解决“怎样学”的问题,即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上,它突出了自主性。本文拟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一

突出初中历史课程内容的基础性,是由其课程性质决定的。《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历史(7-9)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课程标准》还指出:“历史课程标准应突出体现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应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进入和适应社会打下基础,为学生进一步接受高一级学校教育打下基础。”在这里,突出基础性,面向全体学生,成为解决“学什么”的问题,即课程内容选择的一项重要的取舍原则。

为了突出课程内容的基础性,降低教材难度,减轻学生负担,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的编着者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

首先,在编写体例上依据《课程标准》的要求,使用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教科书的编者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性与学习内容的内存联系把全书分为七个单元,每个单元分为若干课,每课突出了一个学习主题,全书共编写了44课(上、下册各22课)。这样就使全书的总课量大大减少,同时也为活动课的设置(全书共设9课活动课)创造了条件。这既体现了历史学科的特点,也有利于改变传统教材“难、繁、偏、旧”的现象,突出了重点,降低了难度。

其次,每课内容只有2-3个目,并以正文部分(宋体字部分)作为学习的主体内容和基本要求。正文部分力求写得少而精,精心选择能够体现历史发展阶段特征和基本线索的基本史实(包括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让史实说话”,让学生与“历史”交流对话,旨在引导学生去感受、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基本历程。例如,“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一课,只用三个子目讲了三个典型:我国最早的人类──元谋人,以发现头盖骨化石闻名世界的北京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代表山顶洞人;而重点又突出了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秦王扫六合”一课,突出了“统一”这一主题: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始皇采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等制度和措施,巩固统一国家;北筑长城、开发南疆,维护统一国家。每课正文内容讲得精简,减少抽象的历史理念和概念,减少繁杂的知识点,这不仅减轻了学习负担,而且为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和时间。

第三,以阅读部分(楷体字),文献资料专栏、自由阅读卡等多种方式呈现学习内容,使信息载体多元化。阅读部分往往是正文要点的具体化,既增加了趣味性,又是理解正文要点的必要补充。文献资料专栏选用浅显而简短的、具有典型性的文献材料,既增强了教科书的历史感,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阅读能力。自由阅读卡则是课文有关物质文明内容的拓展,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以多种方式呈现学习内容,使每一课的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多彩,此其一;其二,有助于学生从多种渠道获取有效信息,从多角度去思考问题;其三,由于这些内容不作为学习的基本要求,不要求学生必须识记与掌握,就大大增加了教学的弹性,为有潜力的学生扩大了自我发展的空间。

第四,力求符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载体,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是写给只有十余岁的初中生看的,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不是培养历史学家,也不是尽可能多地灌输历史知识,而主要在于利用教科书这个中介让学生与“历史”交流对话,让学生去感受、体验和理解历史,逐步培养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逐步培养终身受用的人文素养和历史思维方法。因此,教科书编写中尽量增加了一些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的内容,避免专业化和成人化的倾向。

二

突出教学过程和方法的自主性,是以新的教育理念促进历史课程革新的必然结果。七年级《中国历史》实验教科书渗透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培养参与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由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型转化,由学会知识向学会学习转化。只有实现这一转化,才能满足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的需要。

为了突出教学过程和方法的自主性,教材的编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作法: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5篇

”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我们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什么叫先锋队？“先锋”者，即先进、先行、走在前列的意思。惟其先进，才称得上是先锋队。所以，先进性是对党的性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决定着党能否在历史舞台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也决定着党所领导的国家和人民能否不断地走向兴旺发达。

中国共产党迄今已经走过了84年的历程。8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创造辉煌的业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着民族的大义和人民的利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同样，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80多年来，我们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年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面临着救亡和进步两大历史任务。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奋斗。中国共产党最早就是由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他们铁肩担道义、立志救中华，不仅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且表现出非凡的才能。这样一大批先进人士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希望，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曙光。

抗日战争时期，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号召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1938年10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实事求是的模范，远见卓识的模范以及学习的模范，等等。一共列举了6个方面11个“模范”。后来，又撰写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重要文章，其中的名言警句，比如：“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等等，传颂至今，经久不衰。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陈云撰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问题。1941—1945年的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使全党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受到一次普遍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和增强党性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次全党范围的先进性教育活动。随后，党的七大制定的新，第一次写进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同时，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全党空前的团结和强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把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作为夺取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针对当时党员队伍迅速扩大，但一些党组织也出现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1947年，中央决定各解放区党组织结合开展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内容的整党运动。开辟了“开门整党”的新途径，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有了更大进步。

总的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主要集中在“革命”上。我们党努力探索和走出了一条在经济文化落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推进党的建设工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道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突出地表现在：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直接经受生与死的考验。、夏明翰、、杨靖宇、张思德、刘胡兰、等无数党的优秀儿女，共同特点都是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共产党员”的旗帜。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并做出最大牺牲的党，她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辉煌胜利，在人民的心中树立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巍巍丰碑。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新的形势、任务和环境，要求共产党员全身心地投入到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在各行各业创造一流的业绩。这是党执政后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最主要表现和最大的特点。此外，由于党执政了，手中有了权力，过去是动员群众入党，现在是很多人争着入党，其中免不了夹杂有个人利益的动因。这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提出了新的更加复杂的课题。邓小平在修改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此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邓小平当时的分析和预见是多么正确。

当然，由于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失误，在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方面，我们党也有过深刻的教训。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本意是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但后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出现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此后，党的“左”倾错误日益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党员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3年，又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改称“四清运动”，结合进行整党，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1966年，开始“”的。从1969年到1971年，开展了以思想上整顿和组织上“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建党运动。由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的错误，这些运动都没有取得应有的增强党的先进性的效果。

虽然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艰难曲折，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里，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以崇高的理想为激励，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了以李四光、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正是在广大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迸发出无比高昂的建设热情，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使科技文化获得迅猛的发展，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辉煌成就。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它不仅要求共产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而且也要经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考验。面对这一特点，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的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新的探索，既要加强又要改善党的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广大共产党员是一次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围绕着起草、通过和学习宣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又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关于党的历史和正确对待和思想的教育。

针对“”结束后党员队伍的状况，按照十二大要求，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整党的决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次整党分三期进行，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历时三年半。后期进行了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3.3万人，不予登记9万多人，缓期登记14.5万人，受党内、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党内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18.4万人。这次整党也有发展不平衡、一些地方走过场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全党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都有了进步，为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积累了经验。

1987年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提出“从严治党”的要求。十三大之后，各地党组织妥善处理了一批不合格党员。

新时期，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了以党校为主，包括干校、行政学院等在内的干部教育体系，建立了包括培训、轮训和在职学习在内，学习与使用相联系的干部教育制度。全党结合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思想，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广大共产党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勇于实践，敢闯敢试，发挥模范作用，打开了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局面，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新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走向富裕，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提高。

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从容应对复杂局面的考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积极探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新途径。

1989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总结当年春夏之交的教训，要求下决心解决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迫切问题。

世纪之交，同志集中全党智慧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热潮。在农村1500多万基层党员和干部中，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收到了“使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良好效果。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十六大之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把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突出强调“两个务必”，要求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采取一系列措施，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做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集体领导，加强制度建设，切实推进党内民主，广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党内监督，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制定系统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中之重，做出全面部署；在认真试点的基础上，开始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最近又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等。所有这些举措，进一步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受到了广泛的赞扬和肯定。

正是靠着几代共产党人发挥的先锋模范作用，靠着他们团结和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中华民族才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自近代以来最辉煌的时代，才展现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

回顾80多年的历史，我们党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包括途径、方法和手段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至少有这样几条值得注意和研究。一是保持先进性要始终与党的路线纲领相联系。只有党的路线纲领正确，广大党员的先进性才有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指导，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起到推动各项事业进步的作用。同时，广大党员的先进性又是制定正确的路线纲领的基础，是保证路线纲领得到实施的重要条件。所以，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紧紧围绕党的路线纲领进行，不能孤立地就党员的先进性谈先进性。要从整体着眼，依靠广大党员的先进性，推动确立和始终坚持正确的路线纲领；同时，又通过充分发挥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路线纲领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

二是保持先进性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保持党的生命活力，使先进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党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同志说：“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和评估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

三是保持先进性要着重抓好制度和机制的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着手，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邓小平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应注意改进和完善党的建设包括党员管理的各项制度，从制度上引导和约束党员的行为；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形成鼓励、支持和保护党员发挥先进性的良好环境；把教育与管理结合起来，按照制度加强管理和监督。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6篇

庸俗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私有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生产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生产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落后的小生产和家庭劳动。

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资本积累和资本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

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而我们的庸俗经济学家却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它本身的对立面即小私有制说成是同一的。农村的本质在于，农民还没有和劳动条件即他们的根基——土地分离，小块土地仍然是农民的生产资料。这些独立的生产者，他们不是为私有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

小农经济是人民公社瓦解的产物，相对于人民公社，它是的进步，但基本上它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这时的农民还是为满足自己家庭的各种生活需要而生产，即使有些剩余出售，也不是为了获取利润，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

就拿大家都津津乐道的个体、私营经济来说，其实他们也是对立的[57]。个体经济无非是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劳动资料——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所有，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分散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在个体经济旁边出现的私营经济由于实行化生产，它所生产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的便宜。所以资本私有制将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并把个体经济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

这样，大代替了家庭劳动和小生产，生产本身也从个人劳动变成了社会结合的劳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把这些小的分散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由大批工人共同使用的强大的社会化大生产，这正是资本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从前，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现在，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但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完全是工人们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们所占有，而是为私营主们所占有。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和以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即传统公有制的解体为前提。

生产资料的分散是小生产的基础。“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58]。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59]。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小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直接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形式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是私有资本力量的大大增加，但是，私有资本力量的壮大、扩张，会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权机构乃至执政党的自我定位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值得更进一步的关注。资本来到人间，滴滴带血。这血有残酷压榨劳工之血，也有作奸犯科、招摇撞骗、侵吞公产的肮脏之血。资本天然有着极强的扩张性，拼命寻找一切可以获利的空间与可能。“远华案”就是“资本驱使一切”的活样本。据说一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官员第一次到“远华”用来待客的“红楼”时，大叹“真正感觉到什么是资本主义”。对他们来说，资本的力量真是太神奇、太不可抗拒了[60]。

赖昌星最惯用的手法是金钱铺路。他对认为有用的党政机关、执法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经常以“过节费”、“加班费”、“压岁钱”、“借款”等各种名目行贿，动辄就是十万、二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据统计，仅厦门海关的涉案人员在案件查处过程中退出的赃款就达5000多万元。

赖昌星听说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的女儿在美国，当即汇去了50万美元。听说李纪周的老婆开公司，赖昌星又“慷慨”地甩出100万元人民币。他还出资1000多万元替杨前线包养情妇，并在香港、厦门购买别墅供其姘居。

凡是看准有用的人，赖昌星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其拉下水。厦门海关原副关长兼调查局局长接培勇在刚开始与赖昌星接触时也明白，“一旦陷入其手，势必不可自拔，甚至卖身为奴。”但赖昌星寻隙以待，在接培勇与其情妇打得火热之时，乘机而入，为其情妇办理赴港定居、安排在香港远华公司工作，还花了近千万元港币为她买房子。从此，接培勇彻底成了赖昌星的“俘虏”。[61]。

我们看到：

“从公安部原副部长到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从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到厦门市原副市长，从厦门海关原关长到厦门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在远华集团大肆施展的‘五子登科攻势’(车子、房子、票子、女子、本子〈护照〉)面前，这些头面人物纷纷与赖昌星称兄道弟，沆瀣一气，织成了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走私腐败，对厦门这个地方事实上构成了一种‘结构性颠覆’的危险。……”[62]

随着私有资本的发展，它对我们的政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观点和偏见。

以下是《信息时报》记者到惠阳市水口镇横沙村南旋毛织厂建筑工地暗访的记录：

“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在10小时以上，有时候还要上通宵班。这些民工分属不同的包工头管理，有的包工头经常克扣民工工钱，甚至打骂私禁民工，不拿民工当人看。”

一杂货店店主对记者说：

“那些民工经常来我这里买烟买汽水、看电视，听他们说，包工头打人的事经常有，今年年初，两个人想逃跑回家，结果不熟悉路，又被工头抓回来了，打了个半死。”

另据店主反映：

“那些民工都是由小包工头从外地骗过来的，说工钱高，活儿轻松，结果来到工地，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差、工资报酬低而且发放不及时，一拖就是几个月。”

而我们的政府部门的态度又是怎样的，水口镇劳动管理站吴站长直接否认：

“别说南旋工地，只要是水口镇所有的工厂或工地出现了什么，他们都会及时去处理好。给报社投诉的很可能是一些吃不得苦、好吃懒做的人，被工头炒了，心里不平横，谎报情况。”

水口镇综合办杨主任更干脆：

“没这回事，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这样的投诉。”

水口镇派出所吴所长不得不承认：

“南旋毛织厂将是东南亚最大的毛纺织工业基地，8月份就要投产，时间紧、工程大、任务重，许多工人都适应不了，干几天就想跑，而发给民工的劳保用品，又是工头花钱买的，准备在民工的工资里扣除，这样干几天就走，对工头来说是一种损失；再说，8月份厂方就要交付使用，工头的压力也很大，他们的管理方式比较简单，有点带强制性。”

水口镇钟镇长还为私人老板“喊冤叫屈”：

“不准他们走是绝对不可能的，说要走就打他们是更不可能的。……不给民工的工资是不可能的，老板的资金很充足，到位很及时，绝对不可能拖欠民工的工资。”[63]

能让我们的政府部门“昧着良心说假话”，能让政府替自己“捂盖子”，处心积虑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帮私人老板真是神通广大。在银弹的攻势下，私人老板和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猫鼠一家亲”。

“广西南丹发生震惊世人的‘7·17’特大矿难后，新闻界可敬的同仁们冒着被矿区打手们盘问、盯梢、被枪瞄准甚至被尖刀顶住喉咙、肚子的生命危险，撕开了南丹矿难的黑幕。黑幕之黑令人瞠目，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发生在依法治国的今天，简直就是钱权交易横行、黑恶势力猖獗、枪支泛滥、腐败盛行的‘法外特区’。

腐败现象之一，矿老板草菅人命，瞒报事故，地方官员助纣为虐，帮忙捂盖子。钱能使得鬼推磨，几个矿老板们上缴的财政税收竟占该县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此大的‘实力’，地方官员为大款们封锁消息，对此事表现出了惊人的麻木，也‘情有可原’，不然矿老板们一年几百万的‘孝敬费’岂不付之东流？矿老板黎东明更是挥金如土，一次就赠送了二十多辆桑塔纳轿车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官员，并获得了各种优秀企业家的‘桂冠’。你投之一桃，我报之一李，权钱交易便泛滥起来。因此今天的南丹不仅是矿难的频发地，更是腐败的重灾区。腐败盛行，导致了对矿山开采的监督为零，导致了矿难发生后的援救不力。试想，南丹矿难黑幕没有被公之于众，这种明火执仗的权钱交易将会持续，人民群众宝贵的生命将会继续被吞噬。

腐败现象之二，本该有的监督变成了为矿主瞒报作假、沆瀣一气。当地有关部门不认真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任凭违法开采活动进行。……有些官员把矿老板们看成了自己的衣食父母，甚至丧失了做人的基本的良知。早在去年10月，该县的大厂镇一矿因塌方冒顶死了200人，最后对外只报‘38人’。

腐败现象之三，南丹地方政法队伍建设存在漏洞，矿区黑恶势力活动猖獗，‘护矿队’们竟然拥有手枪、冲锋枪，乃至无声手枪。……枪支如此泛滥，黑恶势力如此甚嚣尘上，并公然对抗媒体及其监督，实属骇人听闻。……政法队伍为地方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有一前提是遵守宪法和法律，贯彻‘三个代表’精神。倘不分青红皂白、善恶良莠，只讲服务，不讲法律和原则，政法队伍岂不成了人民币的保护神，极易被金钱利用腐蚀，成为不法经营者的通风报信者和雇佣军。从矿难发生后的各种蹊跷现象，也会看出南丹地方利益与官员利益和矿老板已‘紧密’连在一起，结成了非同寻常的‘干群关系’。”[64]

当前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由于私营经济在迅猛发展，私营企业主的队伍在迅速增大，其社会地位在升高，社会影响也在随之扩展、深化和增强。而且，其影响所及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社会经济生活，还是文化生活、生活、法律生活以及意识形态诸领域，都可看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华夏大地上的反贪风暴中，当众多官员的腐败行径一一昭然天下的时候，就会发现私人资本家已经成为向无产阶级政权进攻的主力军。综观1999年以来的政府官员腐败大案，几乎没有哪个案件中缺少私人老板的身影，也几乎没有哪个官员能够躲避资本主义的银弹攻击。在胡长清一案中，就有江西奥特集团公司总裁胡雪华等一批私营企业老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披露：2000年1至8月，中国检察机关查办行贿案件810起，同比上升11.7%。行贿者大多是私营企业老板。[65]

某些经济学家将腐败的根源归咎为权力，并且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从现实中看，将腐败归因于权力的存在是违背事实的。绝大多数四十岁以上的老百姓都知道，计划经济“权力”无处不在，甚至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但那时腐败现象较少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权力存在的场合多少，与腐败的多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权力的存在只是出现腐败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出现腐败的充分条件。

我们都知道，资本家最喜爱的东西是“钱”，如果“腐败”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他们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并创造腐败，创造这个最有利的赚钱方式[66]。这就是所谓的“适度腐败有益论”。他们认为，“腐败对经济生活有其积极的一面”，“在某些经济环境中腐败有一定的价值”，“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因此他们主张“腐败适度存在”，希望民众的反腐败情绪和政府的反腐败举措不要“过分”。在这方面张维迎的说法比较含蓄，他认为，“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67]。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权力的存在必然导致腐败”，所以根治腐败必须使权力彻底私有化；他们还提出使权力彻底私有化的方案，主张用腐败来“购买”权力。张曙光就认为：“从腐败的正面功能中提出利用腐败问题似乎有悖常理，但却符合逻辑。这一点也许在改革中更有意义。”其原因在于，“改革是一个权力和利益转移或再分配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自愿让出权力的事情是很少的。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通过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强夺，二是购买。既然掌握公共权力和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权钱交易的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68]

对改革开放这个时代来说，私人老板们手里有了钱，就想以资本的力量统治这个社会。在无偿占有了大量剩余价值，聚敛了大量财富后，我们的私人资本家必然向政治领域渗透。[69]

随着资产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说。[70]随着私营企业主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也必然会随着相应提高。最近一段时期私营企业主要求加入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呼声日益强烈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表现。对于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也许并不在于把自己变成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而在于该党的执政地位。因为他们已经发现，在现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进入中国共产党可能是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发挥其作为一个阶级力量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目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中，担任全国人大代表48人；全国政协委员46人；省级人大代表372人；省级政协委员895人，总数已达1361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企业主。在2000年调查的3073位私营企业主中，任县及县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1495人，其中3人担任主任、22人任副主任、433人任常委；69人担任县及县以上工商联主席、副主席、执委；59人任乡以上党政职务；156人在县以上群众性组织中任职。中央统战部经济局调查显示，有76.5%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表现出较强的政治需求和参政议政愿望，希望得到政治安排。”[71]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并不满意现有的政治地位，不满足于边缘性的参政议政功能，他们要求的是实质性的政治权力。

我们的私人老板们掌握并支配相当大的一部分社会财富，由此形成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74]。新的私营企业主集团的形成必然要求一定的政治结构为之服务。所以，私有资本一旦取得经济上的领导权，那么政治上的统治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指导权也将一起落入它的手中[75]。一切政治权力都起源于经济条件，起源于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注释

[1]凤阳县小岗村，合作化前共有34户，175人。到1960年，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大饥荒中纯属饿死（也叫作非正常死亡）的60人，死绝6户，76人背井离乡寻活路。（原载《南方周末》1998年12月18日第18版）。

[2] 六十年代初的分田单干后，过去对劳动工具损毁麻木不仁的农民急急忙忙添置农具，购买小农具的人排成长龙，供销社上千把锄头一个上午卖光，售货员又到库房搬出八百多把，“才勉强应付过去”。修理农具的铁匠铺炉火通红，铁锤叮当，最兴旺的生意是把“新式农具”改成旧式农具。还有一个多月才会宣布食堂下放，但农民已经算定了它的命运，开始为新生活作准备，补锅、补碗、修伞、补鞋、磨剪刀、菜刀、配钥匙的匠人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年最挠动人心的自由市场，到年底到相当可观的地步。郫县一九六一年十月份与年初开放市场时比较，家禽家畜上市量增加三点二倍，蔬菜增加七点四倍，土产增加一倍。郫县城关逢场时进城卖东西的农民成千上万，大街小巷水泄不通。（摘自《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东夫著）。在国家控制暂时受到削弱的时期，生产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尽管这一次最终还是被极权统治的力量所阻止——只是给了人民公社以沉重打击，并没有完全摆脱，但二十年后人民公社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彻底摧毁，从而包产到户的实行使的农业从人民公社前进到小农状态。

[3]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7页。包产到户表明，农民通往解放的道路是他们自己铺设的，自由是自己争取到的。农民通过自己的反抗斗争逐步挣脱人民公社的枷锁。这种斗争一直持续到1982年底，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是自由人，而且其自由地位已不可逆转。(《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124页)。

[4]《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348页。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包产到户后的第一年全队粮食产量达到13.2万斤，相当于以往五年的总和。（杨勋刘家瑞：《中国的改革道路——总体评述与区域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5] “包产到户后，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明显改善。根据全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抽样调查资料，1979～1983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8.3%，1983年，每人的生活消费支出达248.3元。同时农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1978～1983年，食品和衣着的比重由80.4％下降到70.5％，住房、用品、燃料和文化生活服务等项的支出比重由19.6％提高到29.5％。……农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其中增加得最快的是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等。”（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报告》第207页）。

[6] 同样，个体生产者占有生产资料即个体户（包括各种手者）也已经开始破产，他们也将成为无产者，被大工业所取代。

[7] 包产到户后，农民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国家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再分开。实物地租又“根本不需要把农民家庭的全部剩余劳动吮吸殆尽”。因此，农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以获取剩余产品中除地租以外的余额，甚至可以“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

[8] （见《中国私营发展报告（1999）》第259－260页，张厚义明立志主编）。

[9] （摘自《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99）》第234页，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少数人手中积累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前提。“任何雇主在经营开始前，必须首先积累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然后才能开办工厂，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也是这样。”（摘自《再造魂魄——中国私营经济报告》孟捷、姜少敏编著，沈阳出版社1998年出版）。

[10] 实际上，货币只是实物赋税——所谓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和劳役——这种所谓的“义务工”是计划经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的简单变化（“折代”、“以资代劳”）。农民向地方政府缴纳的不是粮食和劳动，而是这些粮食和“劳动”折算成的等值的货币。虽然货币赋税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但是这种基础已日趋解体，因为货币赋税要以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一定的发展为前提。

这种赋税在农民可怜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高，我们可以看到，计划经济中压在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在改革开放以后并没有减轻。除此以外，这种赋税在农村中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一个典型的现象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负担相对较重。即使在一个省内，也是贫困地方的负担相对较重。对于低收入的地区和农户，即使拿出较少，对生活也较大，这是因为全国农村的大部分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湖北襄樊、河南鄢陵、江西泰和三县农户的调查，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其纯收入的比重高达36.5%。纯收入在1000～2000元的农户人均各种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为20.42%。而人均纯收入在2000～3000元和3000～5000元的农户，比重则分别为7.87%和8.12%。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农户负担水平仅为4.17%。（“传统农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载《改革》2003年第3期第32页）。

[11] 国家明确规定农民必须交的税费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费，而且，有些税费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交纳，但是湖北省浠水县农委主任杨志祥指出：“原来的保护价，晚稻每100斤保护价是56元，现在顶多只能卖50元，这样无形农民就减少了收入，再加上国家的公粮税费，它的稽征还是按照保护价的价格稽征，原来收实物，现在换成折代稽征，折收还是按照当时的保护价征收，这个无形的负担就转嫁给农民了。”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村民徐敬志道出了农民的贫苦：“（一亩田）高产的可以打900斤，一般的可以打到六、七百斤，实际的开支又有多少呢？像今年提留要出140块，900斤像今年是5角钱1斤，900斤就是450块，只留下200多块钱，每亩田还有农药开支、化肥、种子等开支大概又除去100多块，这样一亩田平均只剩下100多块。”这样的收入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见《不堪忍受负担苦湖北发生7起农民自杀事件》新华网《新华纵横》武汉2002年1月25日专电）。

[12] “据统计，1985年到1991年间，农民人均集体负担年均增长15％，农户直接负担年均增长17.5％；，全国农民涉及的社会负担达150多项，乱摊派、乱集资和乱收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消息》1994年12月7日第8版）。所以，目前正在全国部分省区试点的税费改革，确实可以把农民过重的负担减下来，但是冷静而深入地一下就会知道，税费改革与其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是一次“改良”，因为这样的改革只能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这样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困扰中国农村社会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2434元，就算通过税费改革可以给农民减轻30～40％的负担，农民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收入最低的一个群体。综上所述，农村税费改革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措施，如果我们认为仅靠搞一次“税费改革”，就能扭转农村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局面，那我们就不能对“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作出地分析和判断，就会进一步丧失作出正确对策的机会，而让农村社会一系列深层次问题继续恶化下去，就会犯下性的错误。（摘自《税费改革是“农村第三次革命”吗？》张黎明著）。靠种地为生的小农的生存比打工者的生存更无保障。即使国家和保护农民的全部合法利益，也仍旧无法将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13]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私营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以乡镇企业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当时多数乡镇企业其实就是戴了“红帽子”的私营企业。“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各地调查摸底，1987年全国约有5万余家私营企业是以乡镇集体企业存在的，约占当年22.5万家以各种形态存在的私营企业数的22.2％。……据浙江省工商联1995年的调查资料，原先为城乡集体性质经改变注册性质为私营企业的，约占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数的23.8％，实为私营企业但仍登记为集体的占抽样调查私营企业数的6.3%，两者合计有30.1％的私营企业曾以集体企业存在或仍以集体企业注册。”（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73页）由于私营企业地位较低，不少私营企业为便于生产经营，挂着集体牌子，据权威部门测算，在乡、村、镇、街道一级企业中，约有70％是这类企业（《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1月6日）。

[14] 《中国私营经济：贡献与前景》的作者胡家勇认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私营企业发展奠定历史条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以下三个方面刺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是，农村承包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出现了大量农产品剩余，这就为农业劳动力脱离土地和粮食种植提供了最基本条件。二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财产占有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为私营企业诞生提供了条件。三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把大量农民变成自由劳动力，从而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的雇工来源。我国私营企业中有许多是从个体经济演化而来的。个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资金规模日益扩大，产值逐年递增，雇员人数也随之增加，其自身也逐渐演变为私营经济。

[1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16] 贾铤、梁传运、秦少相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

[17]（摘自张厚义、刘文璞著《中国的私营经济与私营企业主》）准确地说，这场改革是一次资本革命，因为它所造成的经济变革并没有超出资本生产的范围。这场改革的总的后果在于它清除了资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同时使资本生产大大发展起来。

[18] 深圳，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为一座颇具规模并举世闻名的化大城市，只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这些得到最自由发展的经济特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旧的生产方式的许多残余阻碍资本生产发展的话，那么中国其余地方可能而且一定会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

[19] “在经济上，他们的状况虽然比农业劳动者好，但一直只能获得低工资，在最近的十多年里，有很大部分农民工和雇工的工资一直处在400～500元的水平，没有任何增加，……在城市里，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工和雇工却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其社会地位甚至比在自己家乡还低：他们不仅工作辛苦，而且居住环境恶劣，备受歧视。”（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81页）。

[20] “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是雇佣工人阶层的另一个主要社会来源。在这个阶层中，有相当数量的雇佣工人来自于农村。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除一小部分成为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以外，绝大多数的人成为雇佣工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与我国当前阶级结构》李延明等著）。

[21] 《列宁全集》第10卷第55页。

[22] 《崛起的中国私营经济》杨雪野著。

[23] 有学者整理过从晚清到三十年代的材料，指出“民工潮”始于晚清工业化时期。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就记载：“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并且在民国越演越烈，1500万大致可以确定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工潮的基本面貌。（摘自《“民工潮”的问题意识》吕新雨著）。

[24]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全国出现‘民工潮’现象，进入90年代，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中国有8800万流动人口（实际人数可能更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78页）如果说，过去的生产条件本身决定了农民群众固定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那么资本的发展就不能不造成大量农民外流，如果没有这种流动，私有资本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

[25]（摘自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第43页）。

[26] “四川省农村抽样调查队透露，目前全省农村中种田的，有53％是妇女，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妇女劳力甚至占到80％，老年人、残疾人占20～30％，文盲、半文盲也多集中在土地上，占30.8％。”（《文摘报》1998年5月1日第2版）。

[27] （见《中国农业年鉴1994》）。并且四川大学袁亚愚教授在对四川农村进行调查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详见胡耀苏、陆学艺主编《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第397页～414页）。

[28] “近十多年来，由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与三资企业发展很快，加上集体企业转制的作用，雇工阶层人数增长很快。该阶层在农村劳动人口中所占地比例，1989年时仅为4％，现在则达到了16～17％。……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发展，至1990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15000人，外出打工者达3688人，同时已有少量非农零工。此时，乡村工人合计共有19000人左右。20世纪90年代是乡村工人队伍快速增长的时期。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外出打工浪潮汹涌的基础上，至1999年，乡镇企业工人数量达到24599人，外出打工者也有21700人。”（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80、404、405页）。

[29] 年

私营企业雇工人数

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额

份

（万人）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1989

142.6

84.5

1990

147.8

3.7%

95.0

13.1%

1991

159.8

8.1%

123.0

29.5%

1992

201.5

26.1%

221.0

79.7%

1993

321.3

59.5%

681.0

208.1%

1994

559.4

74.0%

1448.0

112.6%

1995

822.0

46.9%

2622.0

81.1%

1996

1000.7

21.7%

3752.0

43.1%

1997

1145.0

14.4%

5140.0

37.0%

1998

1445.3

26.2%

7198.0

40.0%

1999

1649.8

17.6%

10287.0

42.9%

2000

2011.2

18.4%

13306.9

29.4%

到2000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395.35万人，拥有注册资本总计13306.9亿元，雇用工人2011.2万人。资料来源：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室编的《工商行政管理统计汇编》（1989～2000）。

[30] “私营企业主阶层最早是产生在农村的。1991年以前，80％的私营企业主在农村，城市的私营企业主是少数，1992年以后，城市的私营企业大批发展起来，农村有些规模大的私营企业也迁往城镇。现在，私营企业主阶层的60％在城镇、40％在农村。”（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95页）90年代以后，私营企业在城乡间的分布发生变化，农村所占比例逐渐降低，城镇所占的比例逐渐提高。1990年，农村私营企业的户数占总户数的61.2％，城镇为38.4％。到1997年，比例完全倒过来了，城镇占62.1％，农村占37.9％。（资料来源: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1999)）以浙江为例，“1989年浙江私营企业户数的71.48%，从业人员的73.58％和注册资金的64.38％是以农村私营企业注册的。……1990年农村私营企业数占70.68%，1996年下降到58.72％，到1998年大约为50％左右。”（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62～163页）。

[31] 《杭州日报》2001年4月13日第2版。

[32] 实际上在20世纪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县已经逐步向工商业发展，像苏南和浙北一带，当时农业人口已经下降到40～50％左右，其余基本上进入了工商业。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时间（从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就从原来几十万人的小县城发展到400万人的大城市。这些人口是哪里来的？不都是从周围的农村流动过去的。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在沿海地区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完全阻止。计划经济30年，是对这一发展过程的中断，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则又重新发展起来。

[33] 《杭州日报下午版》2001年3月9日头版。

[34]（见《中国城市化水平有多高？》刘世庆著）。

[35] 2000年，浙江建制镇以上的城市地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达到75％，对财政收入和利税的份额分别达到85％和90％。杭州、宁波、温州三个核心城市面积约占全省的4％左右，人口约占10％，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2％，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6％左右。

[36] 从经济学角度看，城市化是农村经济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是资本生产发展的表现。城市如同商品生产，只有到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才逐渐占据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37] 1994年对28个县市外出农村劳动力调查，进入大城市的占33.5％，中等城市的占9.3％，小城镇的占37.8％。（《28个县（市）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调查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

[38] 见《浙江社会发展20年》第204页。

[39]　《钱江晚报》2001年4月7日第4版。

[40]（见史清华著《农户经济活动及行为研究》第78～79页）这些结果充分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浙江农户家庭贫富以同一速度分化，且这一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加剧态势。在1999年人均纯收入不足5000元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4.4％，所获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17.29％，而人均纯收入≥3万元的农户占2.8％，其所获收入却占35.34％。1999年浙江10村10％的高收入户所获得到收入相当于79.40％的低收入户的收入总和，5％的高收入户所获得的收入相当于69.20％低收入户的收入总和，1％的最高收入户所获得到收入竟相当于47.40％低收入户的收入总和（第223～224页）。

[41] 奔向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的许多民工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于是在各大中城市，常常游荡着一些身无分文，又无长技且无事可做的民工，给城市的治安、卫生、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该地存在大量外来劳务工，使该地的社会治安形势近几年越来越严峻，据公安局公布的材料，在深圳特区发生的抢劫、杀人、强奸、轮奸、卖淫、贩毒等恶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这些主要来自各地农村的“三无”人员（无固定工作、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所为。北京警方公布，在违法犯罪案件中，不少是外地民工所为，以1994年为例，刑事案件中，有46％是外来民工所为。为数众多的盲流，抢劫偷盗、杀人越货，简直无所不为。（摘自《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每年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贫困农民家庭，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中国改革的历史转折：1999-2001”何清涟著，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4月号第70期）。

[42] 四川大学袁亚愚教授在对四川农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般状况、趋势和特点作了相关的社会调查后指出，在被调查的16个村，转向非农产业的农民，在本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最高的已超过2/3，而最少的也不低于1/3，一般则在1/3～1/2之间。就所调查的农民整体而言，大体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或：越来越多原来利用农闲打工的农民日益向常年外出打工的工人转化，并且也有不少个体工商户因破产而加入这一行列。于是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就有不断膨胀的趋势。（摘自胡耀苏陆学艺主编《中国经济开放与社会结构变迁》第397-414页）。

[43] 据棋盘乡不完全统计，到3月31日为止，棋盘乡外出人口13928人，而去年外出人口总计约7500人，今年外出人口比去年增长近1倍。今年外出人口中，青壮劳动力(20—50岁)9014人，占全乡农业人口的27.3％。角湖村六组共有50户，有30对(户)夫妻，或携子女举家外出，或将子女留在家中由老人照看自己外出打工。潘河村今年外出人口360多人，占全村人口(886人)的40.6％，而去年外出人口只占22.5％，在外出的人口中有35户(对)是举家外出，占全村总户数(195户)的17.9％。侯王村观有196户，793人，今年有380多人外出，其中举家外出的有60多户(对)，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47.9％和30.7％。（摘自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七章）。

[44] 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56～57页、第175～176页。

[45]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同土地的分离标志着国内市场的建立，所以，要拉动内需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使大批的农民转化为自由劳动力。农民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愈要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这就提供了消费品市场。这样，资本的迅速发展就建立了巨大的并且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

[46] 在义乌小商品城和绍兴中国轻纺城，当地小百货业和轻纺业的产值分别占到了工农业总产值得70％以上。在温州桥头钮扣市场周围，钮扣、拉链、皮带等专业生产企业达760多家。在湖州南浔建材市场附近已有家具生产企业800多家，地板线条加工户200多户和年产20万平方米以上的胶合板厂10多家。而在嵊州领带城，当地的领带产业已拥有生产企业2000多家，工人3万多人，年产领带1亿条。（摘自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84页）。

[47] 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81页。

[48]以温州为例，80年代中期温州的市场发育程度在全国可以说是最突出的：生产资料市场上，从钢材、水泥、木材到其他原材料，以及柴油、汽油和其他燃料，从零部件和整台机器，应有尽有；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构成的资金市场，解决了家庭企业产销周转资金的40%以上，使可用的资金都处于社会再生产运转之中；其他如信息、技术市场、劳动市场也应运而生（温州市上常见招工广告，当为其他城市所罕有）。地区性市场体系初步形成（林子立《社会主义经济论》第3卷第112页）。

[49] 解力平等著《浙江私营经济研究》第185－186页。

[50] 他们只能长期地在外流动，不仅表现在居住地上的“居无定所”：哪里有工作，哪里有钱可赚，就跑到哪里，过着“吉普赛”式的生活，而且也表现为职业上的“不稳定性”，随时有可能失业，失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社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王春光著，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51]棋盘乡潘河村副书记柳景光说：“全村195户农户有一半的家里出现亏空，靠举债生产、生活。”棋盘乡党委副书记阮仁德讲：像潘河村这种情况在全乡普遍存在，农户靠借债生产、生活的，高的村达80％，低的也要占30％。据了解，农户举债的数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有的是向亲戚借，有的则要借高利贷，月息达18‰至26‰。（摘自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第七章）温铁军在《我国农村普遍发生高利借贷的问题、情况与政策建议报告摘要》中指出：把调查资料按照实际发生的利率分组，民间借贷中月息低于1.5分的借贷，占了近36.4%。其余为高利率的贷款，占63.6%。高利息借贷分别为：月息1.5～2分的占了20.5%；2～4分的占了18.2%强；超过4分的也占了近25%。从我们对放贷人的调查看，无息和低息贷款仅占不到1/4；而2～4分的高息和大于4分超高利息比重近3/4。调查表明，小额的生活所需借贷33.3%，应急之需28.9%，非农业生产26.6%，农业生产借贷仅11%。这说明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生活需求上。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个情况与解放前相似。在已知的56起借贷中，能够按期归还的15起，仅占26.8%，延期的占58.9%。其中，延期归还不加息但要借贷人到放贷人家里无偿帮工的有9起。这使有的借款农民几乎成了放贷户不领工资的“长工”。温铁军接着指出，在这些案例中，雇工们为拥有资本的放贷人无偿劳动，连一点工资都没有，但雇工们自己不仅没能减少自己的债务，甚至还要自己负担帮工期间的部分生活费用。这种现象，看起来新鲜，实际上与旧社会的高利贷剥夺没有区别。“只是证明了剩余价值在中国的实践”。（见《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

[52] 据调查，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1994年状况：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小时，11.5～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有害的工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53]（《读沃勒斯坦的——兼论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问题》李民骐著）。

[54]农民外出打工在观念上的最大改变就是不想再当农民了，并且现在的农家子弟不仅不懂农活，而且几乎都不愿干农活，更不安心农村和农业。对他们而言，一有机会就要外出打工去寻求出路。

[55]（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第176～177页）。

[56]目前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家徒四壁，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品，他们常年除了买点盐、火柴、洗衣粉及少量的农资等必需品以外，很少发生购买行为。他们的收入，除了上缴税费以外，根本就没有钱去消费工业品，只能过着这种自给自足的原始贫穷生活。（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这种现象比任何理论更令人信服地说明：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与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要低下和恶劣得多，也就是说，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境况要比小农好得多。

[57]　有的人把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主混为一谈，那是不对的。个体工商户是指企业属私人所有，自己参加劳动，带学徒、请帮工不超过7人的营利性经济组织。他们中有些人有少量的剥削收入，但剥削收入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不是资本家。他们是既不同于雇工又不同于资本家的“另一个集团”。个体工商户的地位不稳定，在发家致富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是资产阶级的后备军；在经营不景气的、致富受阻的情况下，他们中的多数有可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后备军。（见《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林炎志）。

[58]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日前的一项统计报告表明，截至2001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总户数为2433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138.36万户，下降5.38％。从业人员4760.27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309.74万人，下降6.11％。各行业的户数继续全面下降。在各产业中，农林牧渔业下降幅度最大。截至2001年底，第一产业共有个体工商户90.68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46.95万户，下降34.12％，从业人员193.9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89.11万人，下降31.48％。第二产业户数为285.24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24.44万户，下降7.89％。从业人员806.63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59.55万人，下降6.88％。第三产业户数为2057.08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66.97万户，下降3.15％。从业人员3759.72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161.08万人，下降4.11％。截至2001年底，东南沿海地区共有个体工商户1161.6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80.73万户，下降6.5％。从业人员2262.1万人，减少200.36万人，下降8.14％。中部地区共有个体工商户803.54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70.04万户，下降8.02％。从业人员1710.26万人，减少135.73万人，下降7.2％。农村个体工商户户数为1304.44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141.8万户，下降9.8％；从业人员2629.03万人，减少304.85万人，下降10.3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却一直稳步增长。

[59] 《资本论》第830～831页。

[60] 摘自《南风窗》2001年第4期。

[61] 2001年7月25日新华网。

[62] 文章原载于《北京青年报》，作者潘多拉。

[63] 《信息时报》2001年5月24日A12版。

[64] 《法制日报》2001年8月29日。

[65] 《都市快报》2000年11月12日。

[66] 近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以非常速度积累大量财富的富豪。但仔细推究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特点：这些富豪当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在价格双轨制下、股份制改造和房地产热中通过权钱交易侵吞国有资产致富的。在广东、海南、深圳、北海、上海等地的人都明白，只要和土地沾上边，几乎都有可能“发达”。从征地开始，为数众多的村干部和村土地经办人，以及区、镇、县、市国土和建设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每个环节都需用钱来打通“关节”。“前门”往往走不通，最有效的办法是送“公文袋”，袋里装上一扎一扎的现金，一般数目是几万人民币加几万港币。一位“圈地”的参与者曾绘声绘色他讲过他“腐蚀”广东干部的“送礼三部曲”：首先是问清该主管干部的电话号码、住址，第一次上门时提一些水果“投石问路”，第二次再送“红包”，以后就是面对面地“讲数”。（摘自《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著）。

[67] 在“精英”经济学家们看来，腐败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就那些腐败的“局中人”──行贿者与受贿者──而言，确实如此。行贿者通过行贿谋取暴利；受贿者也得到了本来可能得不到的好处。所以，行贿者与受贿者都心满意足地为发横财得意。这种“权钱交易”被誉为“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交易方式”。如果“精英”经济学家们要让老百姓相信所谓“帕累托改进”指的就是这些，其实是不需要“严格的数学证明的”。

[68] 张曙光，“腐败与贿赂的经济学分析”，载《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69] 2002年11月《南风窗》就表达了对中国乡村“新富阶层”走上前台的欢喜，承认代表乡村新富阶层的私营企业主通过捐资参政，走上政治前台，已不是个别现象，并认为“老板参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的进步。学者党国英指出，乡村社会新崛起的富人阶层对“民主政治”的需求最强烈。浙江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起来的群体”约占30%。浙江省民政厅2003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到农村调查，结果显示，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富人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2003年中国农民发展的基本状况》樊平著，载《中国社会学网》）。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7篇

【关键词】翻译历史；文化转向；研究方法

语言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不同语系桥梁的翻译工作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研究翻译的历史。翻译史研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性质的一种探究。在探究翻译的历史一般是对历史的研究以及批评研究两种。假如翻译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话，这会对整个翻译研究的进程和完整度造成影响。如我们所知，历史与史学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大类。所谓历史即以时间轴为依据对人物、事件进行记叙。史学就是在以特定理论做指导下对史实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并通过它对历史产生的认识。所以历史是史学的先决条件，史学也是历史的一种升华。在译史探究方面我们不单单要研究历史方面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向史学上进行深入探讨。翻译历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书写上而是要研究出适合自身的翻译史学理论。

一、翻译史研究的对象、视角、类型与意义

（一）对象。曾经有位名人说过“‘历史’一词有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由此可知翻译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译发展的过程的一切现象。它包括从翻译产生开始到如今的所有的关于翻译的事情，如翻译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译活动，什么机构参与翻译，翻译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谓的中国翻译使就是在众多的翻译使中突出中国的部分，因此我国的翻译使重点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翻译现象。

（二）视角。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很多，主要有：（1）从传统方面来看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这一种最为常见既可以探究单个国家的翻译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时间段的翻译史。时间上的有德国翻译史，空间上的有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史。（2）从文体类型的角度来看有：如侦探小说的翻译史、散文翻译史、科技文翻译史等。（3）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类型。翻译史研究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探究一个区域或是国家发生的翻译现象；又如探究一个时间段内的翻译现象；还可以是某一从事翻译工作的机构或是单位；又或是某个类别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类的佛经、《圣经》的翻译史探究等等。在翻译史发展到今天，翻译史的类型分类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现在各个类型的探究开始相互融合，互相渗入了。

（四）意义。俗话说从历史中可以为今后的事做个借鉴，由此可知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翻译史时也是为了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一种借鉴。当翻译工作者进行工作遇到某些问题时，翻译史可以从历史出发给出先人的经验和做法。翻译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人们的它的认识也并不多，所以译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让翻译学获得其应有的荣誉的同时还要整合翻译研究中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译史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今后的发展中是一个重点环节。

二、研究翻译历史的方式

（一）传统研究。在译史研究的早些时期，传统研究为了不让研究人员的主观思想的渗入，通常是以时间段（如朝代、世纪还有社会类型）将其分为几个彼此独立的点，然后再在这几个点以发生的顺序记录存档。就是由于这样死板的按照时间轴来记叙所以这样记录的文档将发生的某些事件与整个历史的大环境相隔离。虽然传统的研究方式对于历史资料的整理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对于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与整体的联系上的分析确是有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所以传统的译史研究要让大众普遍接受其研究的价值就必须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历史时间的速度与传统的时间是不同的，它会有延缓、加速抑或是停滞。它与我们概念上的时间还有一个不同在于人类的历史时间会出现倒退，这是我们概念上的时间所无法做到的。要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话会让对历史的解读趋于僵化、封闭，不利于研究。所以后来的史学理论尤其新文化史学对中时段更感兴趣。为了要克服传统方法带来的缺陷就需要一种可以将短时段和中时段相互结合，以此达到记叙与与解释的完美平衡点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这是近代才产生的对于译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译史研究人员的接受。文化转向这种崭新的研究思路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转向观点的出现，译史研究的角度渐渐开始使文化与翻译进行互动从中来把握翻译的历史，使用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反思了以往传统研究的利弊；《翻译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创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译史所具备的开拓性探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它的作者是韦努蒂，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体现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国在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视角看译史的作品《翻译文化史论》，其作者是王克非，还有谢天振所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从文化角度研究译史是给译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过多的融入了翻译人员的个人意识，这就对其原有的逻辑有所偏差。从文化角度上看，它将外部实践统一起来了，可是在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天平上确有不能等值了。

传统与文化这两种译史途径在研究者工作时即有其特有的优势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要怎样才可以将其合理运用，找到实践与理论之间还有记叙与解释的平衡点这就是研究人员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结语

翻译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质奠定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非比寻常的位置。与译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大众应有的重视，其中是对于译史的史学理论探究尤为的薄弱。在文化转向这一新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当下，翻译的历史研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员对史学进行反思。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8篇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本土心理学对一个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其中包含着强烈的自由和创兴精神，心理学本土化是建立本土心理科学毕竟的一个过程.本文从历史视域下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进行研究，对建立多中心、多形式的心理学历史进行分析，并对新兴的多元本土化心理学例证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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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视域；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G4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7-0162-02

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心理学本土化上，这也成为了心理学研究最热门的问题.心理学本土化和本土心理学的概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西方学者提出的，这一概念被提出以后就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学专业人士所关注.但这些专业人士所关注的重点都是以其本国的视觉为基准，进行本国的心理学探究.若是站在历史的视域下进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就能够对心理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新的了解和感受，在历史视域下观察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对心理学本土化内涵的掌握有很大帮助，同时也有利于深化自身对导致心理学本土化所有因素的理解，进而促进不同文化背景本土心理学的发展.

1 历史视域下心理学本土化的概念和含义

心理学本土化是一个形容本土心理学产生或发展的过程，其过程主要有本土心理学的结构和本土心理学的内容两方面组成.而本土心理学的则主要是指这一学科所包含的内容，将西方心理学模式的方法、概念以及理论等进行修订，让心理学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更加紧密.心理学本土化的概念是在1981年，由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提出，并明确的指出需要对当地民众的内心自我经验进行研究.

有很多心理学者都认为西方心理学并不符合自身祖国的历史背景，并想要建立一个和自身祖国文化背景相应的心理学结构.至今为止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也有很多国家进行尝试，包括中国、土耳其、印度等.从本土心理学情况可以看出，心理学本土化的含义主要有：（1）心理学本土化的起源在于美国心理学模式引入并和本国文化背景出现不相符之后；（2）出现心理学本土化现象的主要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其心理学模式的需要引入对象是美国；（3）心理学本土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心理学普遍适合心理的假设和推广；（4）心理学本土化的意义在于，将心理学和本土文化进行链接.

从历史角度来看本土心理学，会让本土心理学得到更深层次得到深化和扩展.首先，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具体时间在于德国作为世界心理中心时期，其起源在美国成为世界心理学中心之前.其次，心理学本土化进程不仅仅是发生在一系列发展中国家，在欧洲西部、美洲北部以及澳洲等一部分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区别在于各个国家在心理学本土化进程上处于不同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心理学本土化就已经不单单指美国心理学本土化，还包括苏联心理学的本退化.再次，心理学本土化出现的原因主要在于世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霸权的扩张和各国国际权利逐渐平衡情况下的转换.最后，心理学的本土化所追求的不仅是本土文化下心理学的的敏感特性，更重要的是让本土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历史相符合，建立一个统一的心理学历史.

2 历史视域下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过程分析

研究心理学本土化的历史进程，发现其进程并非单一直进的，而是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有的国家是直接接受西方心理学对本土心理学的影响，并进行了本土化改变.有的国家是先后接受了西方心理学和美国心理学的影响.有的国家则是接受到西方、苏联、美国等多方面的心理学影响，进行本土化改造.历史视域下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主要有：

2.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这段时期，心理学有很多个中心包括德国柏林、英国剑桥等，这些地方都拥有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让其产生一种独特的心理特征.同时，这些中心都拥有自身的科学方式，被周围区域所复制的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心理学开始全面发展，引入德国的实验心理学，以支持自身情境下的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此时，美国并未有多少心理学者拥有心理学本土化的概念，其注意力都投放在美国心理学本土化的进程之中.即使上世纪初，中国的心理学正处于一个复制和跟随时期，主要对象是芝加哥和莱比锡两个心理学中心.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存在多个心理学中心，且心理学的本土化内环具有多样性.

2.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二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间，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在在国际上占有很大优势，为其心理科学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但其他国家大部分都处于恢复期，缺乏心理科学发展的土壤，这种情况世界导致了美国成为二战后很多科学的主要中心，包括心理科学.此时美国作为心理科学的中心，和其他地区的沟通和交流都是单一的，美国将其心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输入到边缘地区，却很少接受边缘地区的信息.美国心理学方法和模式逐渐成为了世界心理学规范，同时美国也成为了世界各地学者心理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心理学就成就了其心理学的霸权，心理学已经被默认为美国心理学的代名词.这一阶段的心理学本土化主要是指各国心理学的美国化，心理学的教育大都是以美国心理科学为基础进行修订.同时，在这一时期，苏联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心理学输出国家，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心理学苏联化时期.但苏联解体后，其心理学影响逐渐减弱，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又逐渐增强.

2.3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趋于全球化，由于各国的综合国际发展不均衡，导致不同国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也不均衡.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边缘国家的文化就面临着一个被淹没的危险，其心理学也被严重的威胁，在经过了美国性理科学全球性的推广和阐述之后，各边缘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越发势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大量的心理学者都发现了心理学本土化的呼声.心理学本土化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国家对本国的心理科学利用本土心理学重新规范和构造本国心理科学，有的国家开始排斥西方的心理学方法，转而使用本国文化的心理学方法进行心理学研究.本土心理学对一个国家来说极为重要，其中蕴藏着很大的自由个性和革命精神.由此观之，二十一世纪以后，世界将不再是一个美国心理学的霸权世纪，各国心理学家都已经在积极发展本土的心理科学，构建自身的心理学历史，以本土的文化和历史为土壤进行心理学课的发展.总而言之，本土心理学的发展需要坚决拒绝欧洲和美国的心里霸权主义.

3 历史视域下心理学本土化例证

各国的心理学本土化起源时间都不相同，其发展进程也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一区别可在美国的心理学本土化和中国的心理学本土化中看出.

3.1 美国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美国的心理学模式的起源结合了多个国家的研究和试验，但其本身也加入了自身的道德哲学、逻辑学等，其融合规则具有科学性，美国将多种元素融合成具有其独特性质的心理科学.美国人民大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一点能够从其心理上看出，因此其心理学也是基于其用处进行创造和融合.美国心理学在其建国后出现，但发展原因是在应用程序上.美国在一战中对奔本国170万士兵进行了心理测试，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各类心理服务事业迅速发展是美国心理学本土化的力量.在各个行业和领域进行心理学的应用，是美国心理学早二十世纪初期比较明显的特点，这也是美国心理学本土化已经成熟的标志.

3.2 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中国的心理学本土化进程和美国具有很大差别.中国的心理学是在民国之初有西方传入，且中国心理学者很早就对心理学本土化有一定的意识，但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时间却很晚.在十九世纪末带二十世纪八十年带间，有学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却并未真正的尝试过在我国进行心理学本土化推广.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进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到九十年代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开始迅速发展，研究者开始将主要目标放在摆脱西方心理学影响上，利用我国原始性理论创造属于我国本身的心理科学.且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进程分别受到了苏联心理学和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导致本土化研究被极大的推迟.中国心理学本土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本土心理学理论构建.不同于美国和欧洲文化契合度高能够进行经验借鉴，一开始面对的是应用问题，美国心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对立性，导致我国心理学本土化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国心理学本土化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心理学发展的本土心理学理论.

4 结束语

心理学本土化有着属于自身的发展历程，并非一件独立的时间，由历史角度对其进行探究，能够发现其起源要远远早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其概念被提出以前就已经存在.心理学本土化的情况也并非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其本身不仅是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个过程，也是世界各领域发展进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对心理学本土化进行研究，就是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历史进行探讨.在心理学本土化的发展中，有大量新兴的本土心理例证，例证大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心理学的只存在美国心理学一个历史.据此可见，本土心理学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建立一个和本土心理学对应的多中心心理学历史，这对挑战和打击美国心理学霸权主义起到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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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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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红云.积极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1（5）.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9篇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问题。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党员提出了七个方面的要求，明确指出，我们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党最初的组织规模虽然很小，但却发挥了先锋队作用，很快便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孙中山正是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才力邀实行国共合作，从而兴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和北伐战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何在农村斗争的条件下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成为党的建设的新课题。1929年12月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明确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还具体规定了党内教育的方法，如党报、简报、编制各种小册子、个别谈话、批评、小组会、支部会、党员大会、政治讨论会、参加实际工作等，共有18种之多。特别是首次规定了“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随着根据地的建立，我们党开始在局部地区执政。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在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反对的斗争，成为我们党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正是由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英勇奋斗，我们党才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创造了万里长征的奇迹。

二、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面对执政带来的考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同时号召全党努力学习，不断增长领导经济建设和执掌政权的本领。1950年上半年，全党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风运动，重点是整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1951年下半年至1954年春，又进行了全党范围的整党运动，分学习、登记、审查和组织处理四个阶段，重点整顿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1952年，整党工作与“三反”运动结合起来，查处了一批有贪污浪费行为和现象的党员干部及少数腐化变质分子。

1956年党的科学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邓小平在修改的报告中指出：“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所以，大大扩充了有关党员先进性的内容，对党员一共规定了十条义务，权利也扩充为七条。为加强对党员、群众的思想教育，从1951年到1960年，先后出版了四卷《选集》，为全党全国学习思想提供了系统的教材。1962年，经中央批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第二版出版发行。60年代初，中央作出大规模轮训干部的决定。到1962年10月，全党参加轮训的干部达到1000万人。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总结历史教训，适应新的形势，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是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份重要文件。其12条准则中，有9条是直接对党员的要求。如：1.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2.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3.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4.坚持党性，根绝派性；5.要讲真话，言行一致；6.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9.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做斗争；11.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12.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1982年，十二大制定的新，继承和发展七大、的优点，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比较系统地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八条义务和八条权利，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两个八条，成为迄今有关内容的基础。

四、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1989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总结当年春夏之交的教训，要求下决心解决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迫切问题。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召开十四大，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理论武装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项重要内容。1992年，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随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理论武装的措施，包括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印发学习纲要，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等。十五大前后，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特别是连续举办了两期新进中委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同时，在党员队伍中开展了为期3年的学理论、学的“双学活动”。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常年举办各种进修班、培训班。中央制定了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逐步建立了干部培训、中心组学习、讲师团辅导等一整套学习制度。

1995年11月，同志提出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6年，提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1997年，十五大提出新形势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明确要求。针对党员干部队伍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998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至2000年，全党共有70多万领导干部参加了“三讲”教育。其他党员也以不同方式受到了教育。“三讲”教育成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员先进性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实践。随后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四是保持先进性要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在农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怎样建设一个真正具有工人阶级先进性的党，是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使之成为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任何党员的先进性都不是由出身决定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必须始终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把党作为锤炼先进性的熔炉，不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加强党员自身的学习和修养，使广大党员真正解决从思想上政治上入党的问题。

五是保持先进性要把经常性教育与适当的集中教育结合起来。我们党历史上，比较明确地称为整党和整风的运动或活动，一共有8次。1941—1945年的运动，1947—1949年结合进行的整党，1950年的整风和1951—1954年的整党，1957年的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整党，1968—1971年的整党建党，1983—1987年的整党，1998—2000年的“三讲”教育。这些运动或活动，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总结经验，可以说，平常时期，要通过学习教育、特别是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使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一定时期，又可以根据形势任务的需要，集中地开展学习教育，着力解决某些突出的问题，使党员的先进性有比较明显的提高。在集中教育的过程中，要掌握政策、注意方法；同时也要注意建立长效机制，以巩固集中教育的成果。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济贫法社会保障历史变革

自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到1948年《济贫法》的最终终止，历经300多年的不断发展改革完善，《济贫法》的历史演变进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来论述。

一、《济贫法》的问世

（一）《济贫法》问世的历史背景

16世纪至17世纪的英国正处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使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正因为罪恶的圈地运动，导致英国产生了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为了解决民众流离失所的现象，统治王朝都铎王朝一开始采取的是通过制定法规来阻止圈地行为，但是这种办法以失败告终，因为统治者制定的有关限制圈地运动的法规从未有效实行过；后来统治者针对此采取了第二种办法就是制定“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但是这种方法则是加深了对流民的残害程度，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的反抗。统治王朝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自身的统治，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都制定过救济贫困者的政策。但是直到1558年伊利莎白女王即位，她认为必须要依靠法律的力量才可能解决流民的问题。因此伊利莎白女王在位时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救济穷人的措施，这些相关措施为后来的济贫法的问世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1601年英国颁布《济贫法》，它的问世对后来世界社会保障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济贫法》明文规定国家范围内所属的各教区应在其管辖区域内建立济贫院，救济院用来救济那些年老体弱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并为有能劳动能力的穷人安排工作；治安法官则负责征收相关的济贫税，并监督检查济贫法的实际执行情况。

（二）《济贫法》颁布的重要意义

《济贫法》颁布之后的英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济贫制度，该制度包括征收济贫税、建立济贫院、实行教区安置。该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对穷人进行一定程度的救济并加以管理，以便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济贫制度明显具有社会保障的性质，济贫制度的实施在当时有效地解决了英国流民问题，维护了英国当时社会的稳定，为后来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同时《济贫法》又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部对社会保障相关事项作明确强制规定的法律，它体现了国家救济贫民的责任与义务，也对后来世界社会保障法制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济贫法》的局限性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济贫法》并不是一部完美无瑕的法律。正是因为《济贫法》内容上的局限性导致它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第一，济贫院变成了贫民收容所。按照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中体现的济贫政策，全国范围内各教区所建立的济贫院只能收容老人、病人和孤儿群体。但是后来，在济贫院内，老人、病人、孤儿等弱势群体和有劳动能力的人混合居住在一起，济贫院慢慢演变成了普通的收容所。这种现象不仅使济贫的精髓变质造成养懒汉，同时也使济贫开支大幅度增加。在18世纪中叶，政府用于济贫的开支每年约为70万英镑，1790年年开支约为200万英镑，到1800年上涨到近400万英镑，1819年高达700万英镑。如此巨额的济贫开支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比重，引起纳税人的普遍不满。

第二，《济贫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166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住所法》，它是对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内容上的补充，主要是规定穷人只能在他的出生地才能享受到政府救济。由于新一轮圈地运动的进行和工业革命开始向农村扩展的缘故，农村中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但是由于《住所法》对穷人救济规定有出生地的限制，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获得政府救济就只能生存在教区，靠教区提供的救济金维持生活，而不能到工厂中充当劳动力。这种所谓的“户籍制度”是英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它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

二、新《济贫法》的诞生

（一）《济贫法》改革背景

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完成，获利的工业资产阶级对济贫工作中存在的许多现状是极为不满的，例如，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济贫财政开支过大、济贫工作管理混乱，他们急于要求改革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以便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

1817年，英国议会下院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用来调查1601年《济贫法》的实际执行情况。该委员会经过相关调查提出了废除1601年《济贫法》的建议，但这项建议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认同。后来，1830年至1831年间发生的不间断的农业工人的起义才使统治者真正意识到对1601年《济贫法》进行改革已刻不容缓。因此，1832年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主要是分析现状，提出具体的改革应对方案，为完善济贫法或重新订立新的法规做准备工作。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前期作了大量的调研准备工作，他们派人员前往向每个教区调查询问，同时派助理委员到各个教区调查穷人生活状况和现有的救济措施实际实施情况。1834年3月，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会了《改革现行的报告》。

《报告》认为改革的基本原则是禁止济贫院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济贫院外救济（院外救济）。济贫法皇家调查委员们在调查过程中会发现现行济贫工作中产生了许多的弊端，而这些弊端恰恰都与济贫院向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济贫院外救济的政策有关，这一政策的执行造成的后果就是依赖教区救济为生的穷人的生活状况竟然明显好于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鉴于这种情况，调查委员会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有劳动能力但依赖教区救济的穷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应该不能好于那些独立劳动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这样做会使那些习惯依赖济贫院外救济生活的穷人不再寄希望于向教区申请救济，而是将向教区申请救济作为下策。

因此，在《报告》的基础上，1834年，《济贫法》的修改草案出台。经过英国议会下院上院的广泛而反复地讨论再修改，于1834年8月14日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即新《济贫法》诞生。

新《济贫法》中明文规定，济贫院从1837年7月1日起停止对有劳动能力的壮年男子的救济，并组成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实行对议会负责，每年向政府首相汇报一次工作的责任机制。该委员会被赋予了许多权力，它有权组织开展调查济贫法实际实施的情况，有权要求各地方济贫工作管理机构上交济贫法实际执行情况的统计表，有权任命或者撤换相关助理委员。新《济贫法》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为新《济贫法》的顺利有效地实施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二）新《济贫法》实施的影响

新《济贫法》是在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完成工业革命取得政治经济优势地位以后更进一步谋求自己利益诉求的具体体现。

第一，新《济贫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区劳动力过剩、农业工人普遍贫困等社会问题，同时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廉价富足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新《济贫法》明文规定取消对有劳动能力的穷人进行济贫院外救济，这就意味着在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以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体力，一条是选择进入“穷人的巴士底狱”――各教区济贫院。而选择第二条路则意味着要遭受妻离子散、忍受非人一般的待遇。新《济贫法》的拥护者就是裸地用这种办法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大量富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同时，相对应取消1602年《住所法》和铁路时代的真正到来也为自由劳动力的流动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据记载，到1848年就有约20万铁路工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实施新《济贫法》后从济贫院中解脱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迫切需要大量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这也正是资产阶级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改革1601《济贫法》的目的所在。而新《济贫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按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有效地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

第二，济贫开支明显下降。1601年旧《济贫法》的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济贫开支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引起了广大纳税人的普遍不满，特别是占据纳税大头的资产阶级们。由于新《济贫法》中规定取消对有劳动能力的壮年的济贫院外救济，建立联合教区的济贫院，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济贫开支。据记载，1834年济贫税开支为631.7万英镑，从1835年以后逐年下降，1835年为552.6万英镑，1836 年下降到471.8万英镑，1837年下降到404.5万英镑。

所以，从历史进程来看，新《济贫法》的颁布与实施虽然是建立在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基础上，但它最终是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以后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推动了整个世界向前发展；另一方面，新《济贫法》相较于1601旧《济贫法》来说，更进一步奠定了现代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为以后欧美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典范。

三、《济贫法》告别历史舞台

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新《济贫法》中规定的方案根本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废除《济贫法》，建立起一种能有效科学地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是大势所趋。1908年，英国颁布《老年年金保险法》，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义务为老年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律；1911年，英国国会正式批准《失业保险与健康保险法》，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的失业保险法； 1925年，颁布了《寡妇孤儿及老年年金法》，这部法律在1908年《老年年金保险法》的基础上扩大了保障对象，将寡妇孤儿也纳入其中；1934年，英国通过新的《失业法》；1936年，又通过《国民健康保险法》。所有这些法律法规都是英国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产物，它突破了《济贫法》时代社会救济方面的局限，体现出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责任义务的特点。至此，英国已经具备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向着更为全面和完整的方向发展。1945年，制定并通过了《家庭津贴法》；1946年，又通过了《国民保险法》，至此有关失业、生育、死亡、孤寡、年老等方面的保障几乎覆盖到每位公民；同年，英国还颁布了《国民工伤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直到1948年，英国颁布《国民救助法》，才彻底标志着在历史上实施了三百多年的《济贫法》的终结。

参考文献：

[1]从志杰.对英国新“济贫法”的探讨[M].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杨思斌.英国社会保障法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M].中州学刊，2008年第3期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1篇

【正文】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毛泽东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文化大革命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2篇

关键词：历史视野；心理学本土化；进程分析

20世纪80年代西方心理学家提出心理学本土化和本土心理学理论，这种理论一经披露，就受到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心理学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大多数心理学理论都是借鉴西方的学说，因此如何进行心理学本土化或者说是研究本土心理学，成为这些国家心理研究者考量的关键问题。但是本土心理学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视角都是以本国为立脚点，研究是以本国心理学的模式标准，这不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局限性。所以在研究这一命题时，应该放眼世界心理学发展史，以宏观角度为标尺，这样才不会在研究本土化心理学的过程中，出现偏差。因为心理学本土化不是一个单纯孤立的历史事件，它自身也有着漫长的发展史，所以如何进行心理学本土化，如何发展本土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要命题。

一、心理学本土化的基本概念

心理学本土化是指本土心理学的产生以及发展过程。一般来说，本土化有结构和内容两个方面，但是本土心理学主要是指学科内容，即将西方模式的概念理论等加以修订以符合本国的历史文化。1981年英国心理学家提出本土心理学概念，改理论明确指出，研究特地区域人群的心理状态，要结合当地文化进行综合考虑。1985年丹齐格在其著作《国际化的心理学史》首次尝试从心理学发展历史角度看待心理学的本土化以及本土心理学，他指出本土心理学是更符合各个国家发展的心理学，而不是西方研究传播的心理学。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技术，起源于100多年前的西方世界，因此西方国家在心理学的完善和应用方面比发展中国家要先进很多。以我国为例，上世界七八十年代，我国才有一些学者在系统研究心理学，因此不要说本土化，就连基本研究仍然落后于西方世界。

但是对于中国心理研究者而言，建立一种与中国文化背景相适应的心理学是当务之急。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许多研究者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那么从本土情境出发，心理学本土化有哪些具体特性：

第一，弄清楚心理学本土化开始的具体时间。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模式输入开始出现困境，心理学本土化引起国内重视。

第二，心理学本土化的主体。心理学本土化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土耳其、菲律宾等，而心理学理论主要来源是美国。

第三，心理学本土化的历史原因。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影响下，许多心理学理论以西方人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并合诸多政治因素，发展中国家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的研究。

第四，心理学本土化的意义。建立与本国历史文化相适应的心理学，可以加深心理学与本土文化的联系，心理学研究更加科学。

二、世界范围内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一）二战之前的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从时间上来看，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心理学还存在多个研究中心点，比如欧洲、北美等。而率先进行心理本土化研究的就是美国。最初美国引入德国文化下的实验心理学，但其目的是为了用于心理学本土化的技术支撑。虽然，当时心理学本土化的概念尚不明确，但美国人却是第一批进行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人。

（二）二战之后的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二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地位，这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但是世界大部分国家刚刚结束战争，心理学研究进程自然开始放缓。这种国力上的影响力，使美国成为世界心理学的研究中心，而美国也开始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心理学理念。所以在这一时期，心理学的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对美国心理学的修订，并且也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而在冷战时期，由于苏联对我国的影响，国内也经历过一段心理学苏联化时期，但是随着苏联解体，这种影响力开始衰退，并转向接受美国心理学。

三、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进程

（一）引入期

民国初期，欧美的现代心理学首次引入国内，当时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心理学本土化的问题，但是真正开始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却是很久以后。比如在1920年，社会学者杨开道就已经指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只用外国教材而不用本国教材的问题。这其中就包括心理学科。而到了1939年，有学者提出学术中国化概念，但后来由于战乱等历史原因，直到1983年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概念才被提出。与世界心理学发展进程相比，我国心理学的落后可见一斑。

（二）模仿期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虽然有学者意识到要进行中国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但是都没有进行真正的尝试。直到1980年，以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心理学研究才开始进行。但是总体上却依然还是处在模仿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心理学从模仿苏联的唯物主义心理，比如巴普洛夫的高级神经运动学说。而在注意到心理学本土化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再一次成为模仿对象，但是正因为对美国心理学的模仿，从某种程度来说，让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与国际间的距离缩小了。

（三）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基于本土文化背景的心理创新理论，这标志着中国心理本土化和本土心理学出现了历史性的进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心理学本土化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比如理论构建问题。因为美国与欧洲文化属于同根同源，所以美国引入欧洲的心血理论后，能够很快进行适应发展。但是中国文化在价值观以及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文化有较大差异，所以生搬硬套西方理论不可能达到研究目的。因此在发展本国心理学的问题上，如何建立本土心理学理论是当务之急。

四、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

（一）中国孝文化研究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仍然是现代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道德要求。而在对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从心理学角度，孝可以分为认知、情感、意志三个方面，并对孝的认知进行结构划分。与此同时，对一些人群进行统计发现，现代人群对尊亲养亲等理念依然保持着高度认同，但对于传统孝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理念并不是十分赞同，这表明孝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认知缺失；而一些较次级的观念并不能适应人们心理的发展需要，并不能够接受；

（二）中国面子文化研究

面子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最常提到的词，但是这个词过于抽象，至今仍然没有确切的含义界定。但是有心理学家根据因素分析法提出面子的不同分类，比如能力要素面子、人际关系面子等，并且也有研究者坚持用“刺激-反应“的模式来解释有什么样的语言刺激，就有什么样的面子反应的问题。

五、心理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

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心理本土化，有人认为这是由心理学科自身的研究机制决定的，因为人的心理受到不同文化、环境的影响，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定量，如果用固定模式去研究不同的人群，心理学就失去了研究价值，所以心理学本土化有学科自身的原因。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也就是说心理学其实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部分，如果国家发展落后，心理学发展也将落后，这样国家心理学必将被边缘化。而随着世界的多极化发展，心理学发展基本处在同一平面，所以不积极进行本土化心理学研究，那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结束语：

从历史的角度可以为心理学的本土化提供更多启示，并对心理学学科本身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现在我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心理学的发展自然也是水涨船高处在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机，所以要积极进行心里学本土化研究，打破西方心理学的垄断地位。

参考文献

[1] 宋秋英.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

[2] 高峰强. 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D].华东师范大学，2004.

[3] 刘邦春. 从消极和平到积极和平[D].湖南师范大学，2012.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3篇

论文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就人类历史意义上的近代化进程而言，它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本文拟对俄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综合考察，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一

就俄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彼得一世无疑是俄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便于考察，我们从17世纪的俄国开始。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尽管如此，俄国近代化进程仍很遥远，因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毕竟是在俄国封建农奴制和掠夺农民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因而不可能实现劳动力自由化以充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更不可能改变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性质。

二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欧洲先进国家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封建制度在人民革命和启蒙运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封建国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接受伏尔泰开明专制的建议，对腐败的封建制度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俄国也不例外，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即提倡发展工商业。1762年叶卡特琳娜杀夫篡位后，更以开明专制相标榜，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通信，还邀请《百科全书》编辑狄德罗到圣彼得堡作客。被伏尔泰歌颂过的叶特琳娜二世承继和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为改变在其篡位前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好一方面以加强农奴制来安抚贵族的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另一方面于1763年发组中央政权，消弱元老院和教会势力，消除他们偕夺君主权力的隐患。并亲自掌握军事外交大权。

1767年夏，叶卡特琳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谐询会议，称“立法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代表参加，并为此发表了充满启蒙运动自由词句的诏书，大谈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示要取消农奴制等，但仅限于空谈，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重视工商业方面，为此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工业专利法，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些为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趣了推动作用。同时，好与彼得大帝一样，对教育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比给以足够的重视，创办了各阶层子弟都可以人学的初等和中等普通学校，到18世纪末，这类学校发展到331所，这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文明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毕竟是有限的，“她的国内政策的最后效果，除去做了若干鸡毛蒜皮的改革外，就是偏袒半欧化的贵族制度，在人民中扩大农奴制”4;432。作为沙皇专制政体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明专制”，具有明显的贵族专制性质，在叶卡特琳娜统治期间，正值东欧“再版农奴制”盛行，俄国农奴制也空前加强，贵族对农奴的权力日益扩大。她不仅颁布法令对付农奴，残酷镇压农民骚动，而且大兴文字狱，摧残进步思想，迫害拉吉舍夫、诺维柯夫等启蒙思想家。可见，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又有利于俄国“再版农奴制”和贵族专制政治的加强以及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具有反动的一面。

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到10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盛极而衰，处于瓦解的状态。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使用日益广泛，雇佣劳动进一步增加。农业中，打谷机等新式机器开始采用，专供出卖的粮食生产遍布各个地主庄园。这一切表明，俄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与西欧相比，俄国仍然十分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奴制的存在，农奴制严重限制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资本主义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使工业中的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使国内市场因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此，废除农奴制提到了沙皇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加剧，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暴动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1853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舞台。由十二月党人唤起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这些被列宁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4篇

摘要：近代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以经济近代化为核心的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纵观各国的近代化，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各自不同的方式和特征。俄国的近代化是在落后国家通过广泛的社会改革，吸取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一

二

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到10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盛极而衰，处于瓦解的状态。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使用日益广泛，雇佣劳动进一步增加。农业中，打谷机等新式机器开始采用，专供出卖的粮食生产遍布各个地主庄园。这一切表明，俄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与西欧相比，俄国仍然十分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奴制的存在，农奴制严重限制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资本主义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使工业中的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使国内市场因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此，废除农奴制提到了沙皇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加剧，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暴动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1853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舞台。由十二月党人唤起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沙皇专制制度。这些被列宁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的进程范文第15篇

公元17世纪，当西欧开始向近代社会大步迈进的时候，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处于传统的中世纪状态，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都比西欧落后。由于农奴制的严重束缚，俄国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沙皇的权力和国家实力由于国家制度的腐败混乱而严重消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市民骚动给封建制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落后的俄国正日益被卷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有有限的发展，但与当时先进的西欧相比，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之竞争，军事力量也无优势，面对这种情况，地主商人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市场创造条件，在这种背景下，深切了解俄国国际地位和人民需要的彼得一世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使俄国赶上西欧，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走上近代化之路，彼得一世依靠在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中小地主和新兴商人阶级，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推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军事上，变募兵制为征兵制，创建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改进军事装备，举办军事学校，积极兴办军火工场，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军事强国之列；经济上，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兴办手工工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鼓励对外贸易，重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首开俄国工业之先河；政治上，严厉打击大贵族势力，废除数十个中世纪式的政府部门，设参政院、行政院等10多个新的中央机构，废除世袭制，打破门第资历限制，量才使用，按功晋升。同时，以省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直接任命省长，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文化教育方面注重学习西方，设立科学院，创办学校，简化俄文字母，翻译外国书籍，采用儒略历法，提倡生活习惯的西欧化。彼得一世的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以强制的甚至残暴的手段加以推行，以便改造野蛮落后的俄罗斯。正如列宁所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通过改革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促进了俄国科技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俄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使昔日贫弱不振的俄国昂首迈开了进人欧洲列强的步伐，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成长。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确实是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帕尔默·科尔顿也说：“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能产生如此强大的个人影响，当俄国本身的形象日益高大时，这一影响又间接地变得更为深远”，“他通过各种方法急切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强加于俄罗斯，从而为他的帝国确立了未来的性质。

18世纪中后期，欧洲封建国家的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社会思想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欧洲先进国家完成了从封建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封建制度在人民革命和启蒙运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危机四伏，在这种背景下，各主要封建国家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接受伏尔泰开明专制的建议，对腐败的封建制度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俄国也不例外，早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即提倡发展工商业。1762年叶卡特琳娜杀夫篡位后，更以开明专制相标榜，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以争取舆论的支持。并与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通信，还邀请《百科全书》编辑狄德罗到圣彼得堡作客。被伏尔泰歌颂过的叶特琳娜二世承继和发展了彼得大帝的事业，为改变在其篡位前大贵族争权夺势的混乱政治局面，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好一方面以加强农奴制来安抚贵族的情绪，对身边的贵族官员大量赏赐农奴；另一方面于1763年发组中央政权，消弱元老院和教会势力，消除他们偕夺君力的隐患。并亲自掌握军事外交大权。

1767年夏，叶卡特琳娜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谐询会议，称“立法委员会”，吸收贵族商人和自由农民代表参加，并为此发表了充满启蒙运动自由词句的诏书，大谈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示要取消农奴制等，但仅限于空谈，没有实际的行动纲领。叶卡特琳娜二世改革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重视工商业方面，为此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取消工业专利法，允许贵族经营工商业，提高商人的地位，这些为俄国走向近代化之路趣了推动作用。同时，好与彼得大帝一样，对教育在近代化中的地位比给以足够的重视，创办了各阶层子弟都可以人学的初等和中等普通学校，到18世纪末，这类学校发展到331所，这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发展社会经济，推动社会文明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当然，叶卡特琳娜的改革毕竟是有限的，“她的国内政策的最后效果，除去做了若干鸡毛蒜皮的改革外，就是偏袒半欧化的贵族制度，在人民中扩大农奴制”4；432。作为沙皇专制政体政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开明专制”，具有明显的贵族专制性质，在叶卡特琳娜统治期间，正值东欧“再版农奴制”盛行，俄国农奴制也空前加强，贵族对农奴的权力日益扩大。她不仅颁布法令对付农奴，残酷镇压农民骚动，而且大兴文字狱，摧残进步思想，迫害拉吉舍夫、诺维柯夫等启蒙思想家。可见，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又有利于俄国“再版农奴制”和贵族专制政治的加强以及欧洲封建秩序的维护，具有反动的一面。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到10世纪末，俄国的农奴制盛极而衰，处于瓦解的状态。从19世纪上半期开始，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的使用日益广泛，雇佣劳动进一步增加。农业中，打谷机等新式机器开始采用，专供出卖的粮食生产遍布各个地主庄园。这一切表明，俄国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但与西欧相比，俄国仍然十分落后，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农奴制的存在，农奴制严重限制着商品货币关系的顺利发展和资本主义土地面积的扩大，农奴固定在土地上使工业中的劳动力供应无法满足，对农奴的超经济剥削使国内市场因购买力低下而难以扩大。因此，废除农奴制提到了沙皇政府的议事日程。同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加剧，俄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反抗农奴制的暴动频繁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人民的视线，于1853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争的失败，使“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的觉醒时期开始了”。俄国的一些平民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舞台。由十二月党人唤起的新一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主张废除农奴制度，沙皇专制制度。这些被列宁称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活动家”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俄国近代化的进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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