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增长范文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篇

关键词:幸福感;经济增长;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关于国民幸福指数(GNH)与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在西方伦理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对来说,我国在这领域的研究较少。近年来,有以刑占军(2002)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就主观幸福感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而在2006年全国首个“和谐社会”的官方调查指数中,得出北京郊区市民幸福感超过城区,收入与幸福不成正比的调查结果。这不禁引起人们的疑虑与思考。本文通过对国外文献的回顾,就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增长即收入的关系进行了一个研究,希望能为提高国民幸福指数提供一些参考。

一、对幸福指数与收入关系研究的文献回顾

自从Easterlin于1974年对美国跨时期的收入变化与主观幸福感变化之间关系论述的文章发表以来,主观幸福感逐渐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学家的关注。对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主要是两者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假设的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收入与效用最大化或者满意度最大化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它们之间没有太大分歧(Easterlin 2001;Frey&Benz 2002),这跟我们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目标是相一致的。

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以Diene为代表的另一观点:幸福与财富不完全呈正相关关系。尽管有许多理由相信,高收入能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而且人们也都为追求高收入而不遗余力地工作,但是,很多研究表明,财富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令人非常惊讶的弱(Haring,Stock,&Okun,1984)。卡尼曼、黄有光、奚恺元等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一致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单单产品和劳务的增加,并不能增加幸福。最令人信服的一项研究就是Headey、Muffels和Wooden(2004)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与收入之间存在相当弱的相关关系。虽然它们之间存在正的关系,但是很小。一旦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年收入达到15,000美元的时候(Inglehart和Klingemann 2000;Helliwell 2003),幸福感反倒还会随着收入的增加递减。以美国为例,实际GDP增长了3倍的时候,国民满意度或者说是国民幸福感却没有变化(Diener和Seligman 2004)。在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研究时,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Blanchflower 和Oswald 2000)。

在我国,还有以刑占军、罗楚亮为代表的学者关注主观幸福感的问题。刑占军(2002)对观幸福感有个实证探索,认为主观幸福是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罗楚亮(2006)则认为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而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二、幸福感与收入一个简单函数关系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得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有关系,既可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可能有弱的正相关关系,甚至还有出现负相关关系的。本文以2006年北京的一个调查结果为例建立一个简单的曲线图。

2006年7月北京市统计局开展了以“国民主观幸福感”为主题的民意调查,样本为7,118位18～70岁的市民,包括外地来京者。调查结果显示,月收入不足4,000元时,幸福感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达到4,000元后,幸福感呈波状上升,5,000～7,000元中等收入组幸福感最强;7,000元后出现下降,1.5万元～2万元组幸福感更不确定,其平均幸福感分值与1,000～1,499元收入组相同。可见,高收入家庭不一定幸福。(图1)

在图1中,横轴代表人均月收入,越靠近箭头方向收入越高;纵轴代表幸福指数,越靠近箭头表示幸福感越强,幸福指数越大。收入与幸福指数之间关系的曲线呈倒U形状。

当月收入低于4,000元时,人们为解决温饱而不断劳动,每增加一分收入效用也相应提高,所以人们的幸福感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超过4,000元以后,人们生活有所改善,幸福感提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已习惯那种温饱生活,因而人们又开始追求另一种更高水平的生活,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幸福感还是会呈波状的增加;当收入达到5,000～7,000元时,人们生活小康,幸福感最强,幸福指数也最高;但是,当收入达到10,000～15,000元时,幸福指数只能与收入在1,000～1,400之间的水平媲美。

按照Duesenberry(1949)、Easterlin(2001)的解释是: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是由于人们的竞争与相互攀比。这与经济学模型所假设的收入的增加会绝对地增加人们的满意度是完全相悖的,因为在经济学里,我们都被假定是独立的个人,大家都不与别人的生活相比较。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具有高度社会性质的动物,会在意别人的眼光与看法,会被他们的观点所困扰。不停地攀比社会地位与社会成就,为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不断努力。所以,就幸福感角度来说,收入高不一定就感到幸福。他们这种竞争、这种攀比是一种零和游戏,不是你好就是我好,即个人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外部不经济。

三、启示与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政策性的启示,但就我国的实际来说,2005年中国人均GDP仅1,703美元,大概是14,000元,月收入就是1,200元,处于图1中的前面阶段。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经济,提高人们收入水平,同时也就是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指数。

根据北京的调查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较大,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因为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反,月收入超过10,000元的幸福感降至月收入为1,000多元时的水平。所以,这里有帕累托改进空间。政府通过向高收入群体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措施来补贴给收入群体,即重新分配收入,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可以增加社会总福利和幸福。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进入幸福指数与收入呈弱相关、甚至负相关的阶段,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不久的将来,按我们的“十一五”规划,在2010年人均GDP将达到2,400美元,那时候的国民幸福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就会像现在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在发展经济、追求GDP的同时,也要追求国民的幸福指数。Layard(2005)的研究表明,除了足够的收入外,影响人们幸福指数的还有六大因素:健康的身体、满意与有保障的工作、安全和美好的私人生活、安全的社区、自由以及道德观。因而,政策制定者应该强烈地认识到,人们喜欢稳定,稳定使人们感觉安全与幸福。人们不喜欢变来变去,不喜欢工作与生活环境换来换去。

最后,希望我国政府能未雨绸缪,从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给国民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工作生活环境,多去关心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提供医疗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Layard(2005)认为,政府要更多地关心国民的闲暇时间、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及那些不显眼的低调消费(这种低调消费是相比那些纯粹为跟人攀比摆阔的那种消费)。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管幸福感差异.经济学(季刊),2006.4.

[2]刑占军.主观幸福感研究:对幸福的实证探索.理论学刊,2002.9.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民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劳动力就业；国家信息化综合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不断提高，2008年为6.4%，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居世界第3位。根据世界银行资料，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86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社会的经济发展是各种经济要素的共同协调促进作用导致的结果，那么，究竟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大国来说，是一个十分值得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只有生产力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的经济才会有显著增长。而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最主要方面的体现，一般认为生产要素是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构成的。因此，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量就表示着经济的产出能力。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也随之逐步改进，可见，技术水平也逐渐成为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要素稀缺及不能完全替代现实情况下, 经济增长是受要素投入量及其均衡、协调关系制约的，显然各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许多学者在研究经济增长时，都不可避免地研究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基于此种背景，许多学者分别从各类经济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探索，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献。

张军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之间的关系, 发现：在过去的10 年, 增长率似乎表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而且要继续维持第一个转轨10 年的增长速度变得越来越困难[1]。周海春在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 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问题[2]。认为经济潜在增长率归根结蒂决定于三类因素：一是资本投入的增长； 二是劳动投入的增长；三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资本与劳动力利用效率的提高。梁昭在研究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时认为: 对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三个, 即制度、结构和供给因素[3] 。总而言之，这些学者，都是将研究集中在经济要素的投入对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并且一致认为，经济要素的投入量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学者试图通过计量方法给中国经济增长以解释, 并对各要素的贡献率的大小进行分析。但我们注意到, 在分析结果中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不明显。因此，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J] . 经济研究, 2002, ( 6) : 3- 13

[2] 周海春.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J] . 管理世界, 1999, ( 3) : 24- 28.

[3] 梁昭. 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J] . 世界经济, 2000, ( 1) : 50- 56.

[4] 邢志强, 赵秀恒. 信息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量化分析[ J]. 运筹与管理, 2002, ( 10): 95- 99.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国民经济增长；现状；重要；策略

1引言

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房地产经济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拉动我国的消费与投资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几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上升速度快，虽然说国家对房地产的管理十分重视，对房价采取了适当的控制措施，但是城市化发展进程速度加快，城市发展规模扩大，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依旧是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在此背景下，探讨房地产经济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的重要性十分的必要，有益于更好地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推动作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2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发展十分活跃，有益于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一是当前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速度快，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房地产经济背后的价值链，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资金投入，为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动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有国家政策与政府部门的支持，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我国房地产经济的良好发展。二是在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还会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就有利于发挥出协调带动的作用，从多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上，共同推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三是虽然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需要意识到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同时，各项市场经济秩序不够完善，缺乏健全的调控机制。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与调控，就会使得房地产价格发展不受控制，房价不稳定，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四是在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信用贷款风险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发展。房地产行业与多个行业都息息相关，比如说金融行业、建设行业。从金融行业层面上来说，如果房地产市场发展不稳定，各项市场机制不够规范，就容易加大金融行业的信贷危机，也会影响到证券行业的发展形势。五是在房地产行业发展中，出现了过热的局面，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将目标转移到房地产行业，投资比重较大，房地产行业中涉及的资金数量巨大，容易出现投资过剩的局面，而投资比重大，容易引发的问题就是房地产领域发展出现过剩，容易演变为泡沫产业，不利于真正发挥出房地产行业的推动作用。

3房地产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3.1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作用分析

所谓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指的在房地产行业中，所有的开发法人单位在建筑物、配套设施以及土地费用等投资上的费用支出。从实际中来看，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大部分是采用调查法来进行有关的投资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对我国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具有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2014年，在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值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有的比重为17%。而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作用，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2房地产生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房地产生产指的是在房地产行业与其相关行业的生产活动。从当前来说，房地产生产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地产的开发与经营，二是房地产的物业管理，三是房地产的一些中介应用等等有关内容。当前，从我国现有的情况上来看，在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居民的自有房与租房之间的比重都有不同的变化，在计算房地产生产经济时，就需要重视居民自有住房的总产出与其实际的增长值等相关的数据，从这些数据中来更好的分析房地产生产的作用。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生产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产业结构，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发展息息相关，比如说建筑材料业、物流业、家电业等等。而在房地产行业的推动下，这些行业的发展，又会极大地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为市场经济发展贡献出更多的活力。

3.3房地产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人将手中的资本投入到房地产行业中，从我国当前居民的消费来看，在居民总体消费过程中，房地产消费占据着重大比重，并且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发展，居民房地产消费的投入总额有了很大的提升。比如说，在1978年的时候，城镇房屋的建设面积只有3,800万平方米，而到了2016年，我国的城镇建设面积高达36.3亿平方米，在短短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快。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发现，房地产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从当前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来看，购房、租房、水电煤气以及住房的维修等支出在居民消费中占据重要组成部分，其费用支出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化房地产消费的结构，消费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发挥消费这驾马车的作用，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4提升房地产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策略

4.1强化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

当前，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发挥出房地产经济对我国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就需要强化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控制，善于借助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就需要完善自身的职能，在开展宏观调控的时候，应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各个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实际状况，通过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调控当地的房地产价格，完善房地产市场中的秩序，从而来提高风险防范的能力，避免出现泡沫经济的情况。而对于成长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二者的房地产消费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就需要政府能够贯彻落实好自身的职能，考虑到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二者提供不一样的住房需求。并且，还要完善房地产的住房体系建设发展，来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4.2完善有关的金融政策

在房地产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政策与房地产市场发展之间有很深的影响，特别是从银行信贷来说，有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就会寻求银行贷款的支撑，而银行信贷政策是否科学、合理就对房地产行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进一步发挥出房地产经济的作用，需要有关的政府部门能够更加重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规范银行的信贷政策，根据实际的市场经济需要，采取更为科学有效的措施，发挥出信贷的作用，减少信贷的风险。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还可以借助于转变融资的方式，拓宽融资的渠道，来完善相关的金融政策，进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

4.3促进房地产经济的综合发展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而易见，但是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还是要进行适当的调控，如果一味地重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房地产行业发展中，任由房地产价格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忽视地区其他行业发展的重要性，房地产价格的增长也会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或者是带来泡沫产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为此，政府要协调好房地产经济发展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平衡关系，制定综合的发展战略，从全局角度上把控好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促进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发展。

5结语

房地产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为此有关的人员需要发挥出自身的作用，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各项秩序，协调好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避免出现泡沫经济与通货膨胀等有关问题，从而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许宪春,贾海,李皎等.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1）.

[2]姜文波,李琳.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房地产导刊,2015（33）.

[3]郗曼.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商,2015（24）.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国民经济；增长作用

1.引言

近十年是我国国力快速发展，经济迅猛腾飞的关键阶段，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的崛起，其中房地产行业一直处于非常活跃的发展当中。近年来，我国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有力的宏观调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指导，带动了行业向更加正规的方向不断发展。房地产经济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关系重大，房价的波动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水平，需要结合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行业的相关特点，客观看待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理性分析保障该行业的稳健发展。

2.房地产经济与中国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

房地产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经济主要是围绕针对房地产的开发、生产、分配、销售等活动所展开的各项经济活动[1]，房地产经济包含于市场经济当中，也就是说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必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状态密不可分，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国民对房地产进行投资的需求，也会带动房价的增长，同时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也会刺激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这是因为房地产行业所涉及的包括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建设、房地产消费和投资等领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其发展必然会带动与之相关联的生产行业、物流行业、服务行业、劳动力市场等多个板块的发展，创造巨大的利润空间和就业机会，这些行业的协同发展也就造就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此外，房地产不但属于国民日常生活的刚需，同时还是很多人进行投资的产业布局，因此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简单来说当房价下降，房地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就说明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波动，该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力较低，因此市场需求减弱；而房地产经济快速增长，市场需求变大，则可以反映该段时期内国民经济增长的活力较强。通过这几个层面不难发现，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房地产经济如果能够持续稳定地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不但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和行业的共同发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更可以推动和刺激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水平。

3.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3.1投资作用

房地产投资就是投资人将自有的资本投入房地产相关的项目当中，以期从该项目中获得经济利润的一种行为[2]。由于房地产项目所涉及的领域较多，项目资金比较庞大，因此有时也需要多个投资人的共同资本进行投资。房地产投资划分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和房地产置业投资这两类，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就是在房地产建设的初始阶段，按照一定的计量方法对房地产建设项目所能够产生的经济利润进行计算，根据投资与收益比进行相关的投资行为，这类投资利润空间巨大，但相对而言周期长、投资金额庞大、风险也相对较高；而房地产置业投资就是通过对房地产进行购买、租赁、交换等方式所开展的投资行为，一般属于个人投资的行为。无论是以上哪种投资行为，其本质都可以激活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国民经济的增长，根据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相关数据显示，针对房地产项目的相关投资仍旧是一段时间内比较熱门的投资项目。

3.2生产与消费作用

房地产从开发、规划、建设到后期的销售是一个非常长的链条，涉及周期长、覆盖范围广、项目规模大，因此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各个关联行业的共同发展，也就必然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在房地产开发和建设的阶段，需要联合相关的建筑施工单位、设计规划单位等，房地产建设需要耗费大量的建材，这些建材需要物流进行运输，同时房地产的建设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这些相关的领域也会由于房地产项目建设带来经济利润；而房地产建设完成后，还需要相关的服务行业提供销售、管理、物业服务等项目，也需要相关行业给予支持；而房地产销售完成后，购房者还需要对房屋进行设计、装修、添置家电家具等，这些消费行为在无形中也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在这一整个链条当中，房地产经济带来了各行业的发展，共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3.3就业作用

房地产项目规模巨大，从开发、规划设计、建设、销售、后期服务等多个环节都会涉及大量的工作内容，而这些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很多都需要通过人力来进行管理和操作。房地产涉及规划阶段需要对整个房地产项目的建设可行性进行实地的勘察和科学的评估，这个工作就需要由专业的机构来完成，从勘察、测量、审核、设计等多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进行操作；而到了实际的建设阶段更是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源进行房地产的施工建设、现场管理、设备操作等；到了后期的销售和服务环节，则需要大量的房地产销售人员、物业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等进行销售和用户的日常服务工作。在这整个环节当中存在着巨大的人员需求，也就无形中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就业机会不但可以解决社会上很多人员的就业问题，还能够稳定社会形势和就业结构，同时还能够带动该区域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增长[3]。

4.结论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5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国民经济；增长；作用

房地产经济主要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行业生产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消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意义重大，是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在我国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可见，房地产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需要有关人员合对房地产经济进行合理的管理与引导，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房地产经济发展现状

第一，房地产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关人员也加大了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投入，促进了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且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第二，房地产行业带动了与之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多个领域上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三，房地产经济发展不具有健全的调控机制。房地产经济的良好发展需要政府和政策的支持，但是，我国政府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不具有对房地产经济有效的调控能力，使得房地产价格不受控制，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第四，信贷风险增加。房地产经济发展和多个行业存在密切的关联，比如金融信贷。如果房地产发展不稳定就会加重金融信贷危机，严重制约银行的良好发展。第五，房地产投资比重增大，出现了投资过剩的局面。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在利润实现方面具有明显的作用，因而很多人都纷纷进行房地产投资，大量的房地产投资导致了房地产领域发展过剩的问题，不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一）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是指房地产行业所有开发法人单位投资进行开发的建筑物及其配套设施、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费用支出。现阶段房地产开发投资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调查法。房地产经济开发投资对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截止2014年位置，房地产开发投资费用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中所占达到了17%左右。可见，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贡献之大，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二）房地产生产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

房地产生产主要是指房地产行业及其有关行业的生产活动，现阶段，房地产生产主要包括房地产的开发经营、房地产的物业管理、房地产的中介应用等内容。我国居民自有住房和租赁住房之间的比率在我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房地产生产增长计算要在居民自有住房服务的总产出和其实际的增长值等数据支持下进行统计分析。经过计算发现，我国城镇住房折旧率一般在2%左右，农村是3%左右。由此可见，我国房地产生产基本上处于稳定的增长阶段，且在国民经济比重中不断提升，由1978年的80亿增长为2014年的33299亿。因此，房地产生产随着社会进步发展以及人们对住房要求的提升而不断增长，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有关产业一般是指建筑材料业、家电业、金融业和物流业等。根据有关资料反映，2012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拉动相关产业的增长产值达到了43480亿元，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贡献出了24%的比值，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三）房地产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

房地产消费主要是指居民日常生活和生产用房消费以及与之有关的服务类消费。居住消费是居民固定消费之一，因此房地产消费在居民的总体消费中具有很大的比重，且随着房价的不断调整，居民房地产消费额逐渐提高。城镇房屋建设面积在1978年的时候，仅仅有3800万平方米，而截止到2014年，城镇房屋建设面积达到了36.3亿元，可见，在社会经济以及住房政策变化的同时房地产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作用越来越明显。另外，从居民消费支出结构中可以发现，居民的房地产消费包含了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购房、租房、住房维修以及水电煤气等费用，呈现一种多元化房地产消费结构，能够从多个方面、多个领域带动我国国名经济的发展。

三、提升房地产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策略

（一）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

房地产经济的有效发展需要加强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对房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具体表现为本着科学发展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房地产经济市场发展实际，采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进行有力调控，从而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经济发展，我国城镇和乡村居民对房地产消费支付能力存在差异，为此，政府可以根据居民的实际收入，为他们提供不同的住房，完善房地产住房体系的建设发展。另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同时，利用规范化的宏观调控手段严格管理国家房地产发展的泡沫经济现象。

（二）加强对金融政策的完善

在房地产经济发展中，金融政策是否科学对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银行信贷和房地产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为了实现房地产经济的良好发展，需要政府部门采取科学的政策加强度银行信贷的规范。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改变融资的方式来形成科学的金融政策，完善融资手段和策略，从而减少金融发展对房地产事业的不利影响。

（三）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合理规划

为了保证房地产经济的良好发展，有关部门需要对房地产发展进行严格的 规划，采取措施减少房地产的投机行为，从而保证房地产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例如，针对现阶段房地产经济发展投资过剩的问题，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房地产经济的宏观调控，充分调动自己的职能在最大限度上控制房地长经济的投机发展。另外，为了实现各个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需要政府对各个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实现房地产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四）实现房地产经济的综合发展

虽然说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当地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只是注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忽视了其他和国民经济发展有关的行业，就会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结构的不平衡，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和发展。因此，政府部门要注意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发展和其他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全局上来把控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注重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四、总结

综上所述，房地长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总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发展好坏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有关人员需要注重规范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合理调整房地产经济在 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从而有效避免房地长经济发展中的泡沫经济、通货膨胀等问题，充分发挥出房地长经济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参考文献：

[1]许宪春，贾海，李皎，李俊波. 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01：84-101+204.

[2]郗曼. 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J]. 商，2015，24：253.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6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国民消费；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3-0118-03

自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国的国民经济水平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又高速增长的状态下。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国民消费对我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伴随着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不断落实，我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也伴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民的消费层次以及储蓄倾向都发生了变化，从而对消费需求是一个有力的刺激。国民消费需求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型，消费需求的变化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更是我国经济关系的关键元素。[1]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的矛盾，首先，从2008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逐步放缓。[2]其次，促进经济增长的国民消费与投资和进出口两个因素相比显现的动力明显不足。当下，我国的国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当外部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系。

一、 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演进过程中的矛盾及问题

立足于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作为主力军所需的动力为出发点，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是一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两者不仅有着相互影响的因果联系，而且有着相互促进的互动影响。无论是哪个国家，在演变发展的过程中都需要遵循这样一个规律。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来分析，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长期处在一个相互对立的状态中，这样的情况不仅让经济增长因为缺乏消费需求的刺激和引导而发展缓慢，同时还很难让中国经济发展脱离粗放的发展方式。[3]另外，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之间的对立也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最直接原因。

1949年建国之后，国家领导人极力想要以更快的速度落实国家的制度以及相关的各项政策法规，当时，我国大部分的居民存在着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状态，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与此同时，也将人民作为国家主体的主体需要进行了最大程度上的否定。虽然这样的情况可以站在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形，但是由这种对立的矛盾所导致的劳动力贬值以及消费行为的需求欲望越来越低，进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提升。最终只会导致一种结果，那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比较粗放，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获得的经济效益较低。[4]

从1978年开始，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让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的落实有着较大的完善。我国的城乡居民获取收入的方式更加多元化，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一系列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之间矛盾的尖锐对立，并且第一次认同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需要。伴随着社会面貌的不断变化，人力资本开始呈现出不断增值的态势，国民消费也呈现出强大的需求和能力，这一系列的改善不仅引领着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进行适时的调整，同时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了一个好转的良好态势，但是根深蒂固的经济体制的残余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固有模式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中还存在着很多漏洞和缺陷，与此同时，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不顺畅以及消费品市场存在的种种缺陷致使新的问题出现，通货膨胀以及国民消费的选择中的溢出效应，甚至关于消费断层等矛盾都无法逃避。这样就对我国的国民消费的层次不断提升导致了一定的阻碍。[5]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7篇

(一)国民经济稳步增长，运行质量继续提高

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1.5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0.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亿元，同比增长1.9%；第二产业增加值51.7亿元，增长10.4%；第三产业增加值16.8亿元，增长14.6%。实现财政总收入7.37亿元，增长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6亿元，增长9.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5亿元，增长12.9%；农民人均纯收入6218元，增长5.8%；人口自然增长率5.61‰。

农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5.21亿元。农业结构继续优化，粮经比例调整为43：57，花卉、蔬菜、水果、畜牧品比重进一步提高。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继续推进，10亩以上经营大户1549户，面积3.17万亩。订单农业快速发展，实行订单生产的农田面积达2.69万亩。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共有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5家，其中市级9家。科技兴农深入实施，*农村信息网开通启用。*市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建设步伐加快，兰光公司等3家企业入园施工。农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白云农业观光园、五凤蝉农业综合开发园等项目相继建成，塘下坑等病险山塘、水库得到加固。土地整理力度加大，建设标准农田28150亩，新增耕地1867亩。扶贫开发得到加强，泽雅移民新区第一期安置房交付使用。农村基金会清理整顿工作成绩显著，被省政府评为先进集体。

工业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工业总产值197.5亿元，同比增长10.3%。企业技改力度加大，共实施技改项目24项，技改总投资1.6亿元，完成投资6557万元。规模经济发展迅速，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59.77亿元，实现利润1.92亿元，分别增长17.2%、32.8%。*经济开发区实现产值28.4亿元，眼镜工业园、澳伦工业园和黄河皮革工业园建设进展顺利。*高新技术产业园已有5家企业投产。“质量立区、名牌兴业”战略深入实施，森马企业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天字、五洲、宝得利等3家企业荣膺全国首届“十大锁王”称号，东方、惠特、森马被评为省名牌产品。企业管理创新迈出新步伐，通过IS09000认证企业45家、ISOl4000认证1家、CE认证8家、美国石油学会APl6D认证l家。帮扶重点骨干企业活动深入开展，扶优扶强的氛围日趋浓厚。企业信用建设得到加强，评出首批市级信用企业79家。建筑业发展迅速，完成施工总产值16.5亿元，同比增长21.1%。

第三产业发展步伐加快。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5亿元，增长12.9%。市场成交额40.6亿元，*货运市场的规模和经济效益均列全省前茅。商业领域利用外资取得重大突破，首期投资2980万美元的*大西洋购物中心前期工作已经启动。房地产业日益壮大，商品房竣工面积8，8万平方米，完成投资6.4亿元。旅游业发展迅速，门票收入712万元，增长13%。景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崎云景区建成开放。金融市场运行态势良好，年末各项存款余额97.09亿元，同比增长26.5%；贷款余额45.35亿元，同比增长24.8%。交通运输、保险、审计、劳务、物业管理等服务业继续发展。

(二)城市化建设明显加快，文明城市创建富有成效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区划调整后，重点工程从25项调整为19项，温瑞塘河*段清淤、甬台温高速公路，甫白象枢纽立交、金丽温高速公路*段三期*段、火车站11万伏输变电、潘桥3.5万伏输变电、瞿溪中心卫生院住院楼、*中学迁建等工程完成年度任务，瞿溪河拓宽、温瞿公路改建等7项工程正在施工之中。全年新增高速公路10.5公里、一级公路9.5公里，新建校舍6万平方米，新增供电能力10万伏。受市规划调整影响，*民兵训练基地、南塘大道二期等5项工程推迟开工。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成效显著。广泛开展“争做现代化*人”活动，公民的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及时宣传“人民的好法官”张晓东和“见义勇为好青年”张献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学先进、赶先进、争做文明市民的氛围日趋浓厚。拆违改危力度加大，拆除违章建筑约24万平方米。突出整治无牌无证等重点违章，“平安大道”创建活动成效明显。大力整治“脏乱差”，改善城乡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方式，东庄垃圾焚烧发电厂和景山垃圾中转站等一批环卫设施建成投用。整治社会治安秩序，城乡居民安全感有所增强。投入1.3亿元整治温瑞塘河河道425公里，清淤809.95万立方米。“十大”截污工程全面启动，汇昌河*段水上公园驳岸工程开工建设。实施再增千亩绿地计划，新增绿地725亩。

(三)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

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全社会外贸出口供货值43.71亿元，同比增长39.8%；自营出口1.8l亿美元，增长62。5%。外贸出口生产基地日益壮大，*经济开发区、新桥、娄桥、梧埏外贸出口供货值均超过3亿元，其中*经济开发区、新桥分别达到13.1亿元和9.69亿元。外贸渠道不断拓宽，又有20家企业取得进出口自营权。国际市场进一步拓展，产品出口已扩大到美国、香港、台湾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继续优化，鞋革、眼镜、打火机、锁具、箱包等五大产品竞争优势相对明显，出口值均超亿元。新增外商投资企业9家，扩股4家，合同利用外资542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528万美元。

各项改革进展顺利。企业改革继续推进，金洲集团等一批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工作顺利进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实现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村级集体资产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将军村组建浙江将军集团有限公司。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区政府审批中心投入运行，18个部门135项审批项目进入审批中心运作。财政改革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框架逐步形成。建立了区会计核算中心，首批32家行政事业单位纳入中心管理。政企关系进一步理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下属市场实现办管脱钩。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和基金收入保持双增长，全面实现了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社会化发放。住房货币化分配正式实施，发放住房补贴593万元。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有关区划调整的决定，切实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区划调整顺利实施。区级机关机构改革正式启动。

(四)科技教育再创佳绩，各项事业全面推进

科教兴区深入实施。创建省科技进步先进区活动成效显著，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科技进步先进区。科技项目立项162项，其中列入部级火炬计划5项，部级星火计划2项，部级重点新产品计划2项，省级新产品试制计划79项。新增省级高新技术企业3家、市级3家、区级4家。科技示范乡镇创建活动广泛开展，*科技信息网顺利开通。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建立人才流动的柔性机制，引进各类科技人才38名。科普工作富有成效，被评为省“九五”科普工作先进集体。教育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通过省教育强区验收。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教育质量明显提高。投资1.38亿元的新*中学和投资237万元的区教育信息平台建成投用。景山中学、梧埏中心小学成为省示范性学校，梧埏、郭溪、娄桥成为省级教育强镇，茶山、南白象成为市级教育强镇。完成藤泽片中小学校网调整，顺利组建*二高，校网布局进一步优化。

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不断加大，卫生综合执法得到加强。乡镇卫生院危房改造工作顺利完成，新桥、娄桥、郭溪卫生院门诊综合楼和瞿溪中心卫生院住院楼建成投用。文化升位计划深入实施，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建成乡村电子信息馆13个，歌曲《担鲜女》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电子游戏市场等七大文化市场整治成效显著。泽雅四连碓成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计生工作基本实现孕前管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深入开展，被评为全国先进区。计生工作重心下移，优质服务、村民自治民主管理工作全面推开。环境执法力度加大，共查处案件615件，法院强制执行82件。37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如期完成治理，梧埏、茶山、南白象等地居民区内的电镀企业顺利搬迁。群众体育蓬勃发展，新建健身苑点12个，景山中学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有线电视网络日趋完善，宣传覆盖面不断扩大，西部山区“户户通”工程进展顺利。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标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创建社会福利社会化示范区活动正式实施，社会福利事业有了新的发展。殡葬管理得到加强，全区火化率达100%。

(五)社会政治保持稳定，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

稳定工作进一步加强。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侦破刑事案件3486件，查处治安案件5398件。依法妥善处置基安山陵园风波等，社会治安难点基本得到解决。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开展安全文明小区创建活动，43个“安全文明小区”达到区级标准。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深入开展揭批“”斗争。认真做好工作，及时化解群众矛盾。积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查获各类经济违法违规案件815件，取缔制假窝点270多个，总案值8307万元。大力开展交通、矿山、“锅容管特”、市场、“三合一”企业、学校、公共聚集场所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有效遏制了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森林防火工作富有成效，受害森林面积比上年减少97%。

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完善。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及时报告政府重大工作进展情况，认真落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和决定。坚持重大事项通报制度，支持政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人大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办理质量进一步提高，共办结议案和建议139件、提案113件，办结率100%。积极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四五”普法全面启动，全民法制意识普遍提高，律师、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得到重视。

政府自身建设不断加强。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开展从政道德教育，按照“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加强作风建设，政府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进一步提高。认真开展行政执法监督，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政府法制工作得到加强。积极发挥审计、监察等部门的职能作用，行政监督不断强化。进一步规范涉农、涉企收费行为和程序，实行农民负担预决算制，取消对企业不合理收费项目3项，减轻企业负担350万元。认真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依法查处违纪案件76件，处分64人。

此外，积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国防教育和民兵、预备役建设不断加强，廉洁征兵工作得到重视，退伍军人安置渠道进一步拓宽，军警民共建活动深入开展。外事、侨务、统计、物价、老龄、残疾人、末成年人等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8篇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ynchronicity of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2006 to 2011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s urban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is lower tha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nd，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like the governments at various levels shall pay attention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income， realiz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objectives.

关键词： 居民收入增长；经济增长；同步性分析

Key words： resident income growth；economic growth；synchronicity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0-0143-02

0 引言

“十二五”纲要指出，按照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与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的要求，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 “十二五”主要目标中出现了两个7%，分别指年均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以及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目标。“两个同步”的提法则强化了上述要求，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总之，收入水平偏低不利于启动有效需求；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通过上述问题分析希望为各级政府抓好各地区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实现“十二五”目标提供参考依据。

1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

1.1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情况对比分析看出我国的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是否同步。见表1。

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情况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始终低于GDP增长，除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个特例。

1.2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对比分析，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11年比2010年我国中部、东部、西部的GDP与居民收入都在增加。但无论是东部，西部，还是中部，GDP的增速都大于居民收入的增速，它们的差距分别为2.42%、8.3%、9.65%。

2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原因

2.1 财政收入增长领先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致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过慢 我国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情况见表3。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居民收入都在逐年增长，但2006年到201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速比居民收入增速快，2007年相差高达15.19%，2011也相差11%，这说明财政性收入增速远远大于居民收入增速，这导致居民收入比重在初次分配中较低。说明我国的初次分配对于个人收入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势必制约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居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

2.2 我国东部、西部、中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 从前面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近几年中、西部的发展速度都比东部快，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不是采取放慢、削弱东部地区来发展西部地区，而是靠西部自身的力量寻求发展。第二不是再沿用大锅饭办法，而是要靠中西部地区自己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视农业基础建设，放手发展乡镇企业；第三是靠政府采取适度的政策倾斜，给予支援、扶持，包括东部地区对中西部的支援。通过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来逐渐缩小东、中、西部差距。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富西穷，东中西部的经济差异导致了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是富裕的东部居民收入的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越小，同步性越强，而西部二者的差距最大，这也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原因。

3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解决措施

3.1 降低财政收入幅度，促进居民收入增长 第一，如果政府适当控制财政收入增速，将由此减收的财政收入通过一定的方式平均地转移给居民，可以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扩大居民消费，从而弥补了因财政支出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增长速度将基本保持平稳略有上升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上升，资本形成总额及净出口占比下降，总需求结构将因此得以改善。这表明控制财政收入增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优化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而且可以促进总需求结构的调整。显然，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过大至少不低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适当控制财政收入的实际增速，使之与GDP的增长速度一致乃至略低才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使得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对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3.2 加强中、西部经济发展，抓好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同步，使居民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 多在中、西部寻找发展经济路子。对于西部的矿产资源与东部的森林支援，水支援等我们要合理运用，西部缺水，东部缺矿，我们需要进行合理分配运用，做到东西资源平衡。积极促进东、中、西部合作，寻求高质量的合作方式，东、中、西部合作的目标是共同发展，原则是互惠互利。在西部不能只靠以开放资源的劳动力为主，也应在西部找到自己的科技型创新工程，利用西部的特殊地理环境，开放出西部独有的经济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福祉。

参考文献：

[1]刘霖.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研究[J].福建论坛，2005（10）：79-82.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9篇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还没得到遏制；主要原材料、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加剧；价格上涨压力加大。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今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初步测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7106亿元，同比增长9.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29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增加值15634亿元，增长11.6％；第三产业增加值9443亿元，增长7.7％。经济效益进一步改善，工业企业利润继续提高。国民经济主要方面的运行情况是：

1、农业生产出现好势头。去冬今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新成效。去年9月至今年3月底，共投入劳动积累工38.1亿个工日，投入资金525亿元，有效灌溉面积进一步增加。春耕生产形势较好。冬小麦一、二类苗的比重较上年有所提高。随着各级政府抓紧贯彻落实支持和鼓励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以及市场价格导向的作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播种面积有所恢复。主要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继续增加。畜牧业和渔业生产稳定增长。一季度，肉类和水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和3.2％。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工业生产继续快速增长。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1318亿元，同比增长17.7％。其中，重工业增长20.1％，明显快于轻工业增长14.9％的速度。分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完成增加值5085亿元，同比增长14.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完成增加值3143亿元，增长21.1％；股份制企业完成增加值4971亿元，增长18.1％。

企业效益继续改善。1月～2月，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14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37.9％。一季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6.89％，比去年同期提高0.23个百分点。

3、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其中，城镇投资完成7059亿元，同比增长47.8％，农村投资1740亿元，增长26.4％。在城镇投资项目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41.1％。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

4、国内市场销售平稳增长。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31亿元，同比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2％，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8525亿元，增长12.3％；县及县以下4305亿元，增长7.6％。批发零售贸易业、餐饮业分别增长10.2％和16.6％。

5、市场物价继续上涨。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2.1％，农村上涨4.0％。主要类别中，食品价格上涨7.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2.4个百分点；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0.48个百分点。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

6、对外经济贸易较快发展。一季度，进出口总额2398亿美元，同比增长38.2％。其中，出口1157亿美元，增长34.1％；进口1241亿美元，增长42.3％。进出口相抵，逆差84亿美元。利用外资继续扩大。一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343亿美元，同比增长49.2％；实际使用金额141亿美元，增长7.5％。内地与香港、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进展顺利。外汇储备继续增加。3月末，国家外汇储备达4398亿美元，比去年末增加366亿美元。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0篇

关键词：银行业结构；非国有银行；民营经济

非国有银行作为中国地方经济金融支持力量和中小银行的代表，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由于成立背景不同以及所处地区经济的特殊性，非国有银行发展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区域性。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地区之间日益严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源于各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不同。

一、非国有银行发展现状

中国银行业整体结构可分为：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过多年改革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日渐壮大，在存款、贷款、资产总量、实现利润额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有些非国有银行在不良贷款、实际利润增长、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远远优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一是有利于促尽快改变四大国有银行垄断的格局，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有利于尽快解决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三是银行体系分散化也有利于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

二、东中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东部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也逐步提高。从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下简称I）来看，自1993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中自2000年后，其增速更加迅猛，东部I最高。经测算，2006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9898.85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为62.9%。中部地区私营经济逐步发展，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重要力量。但中部与东部地区相比缺乏经济优势，与西部地区相比又缺乏政策优势，存在“架空”危险。I投资一般，仅为东部一半。民营经济还基本上集中在有限加工、商贸与服务领域。民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在GDP中所占比重也较小。西部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势头。但从总体上讲，西部民营经济同东部相比差距仍较大，表现为企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不高等，而且分布范围也较窄，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零售等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无集聚效应，也谈不上有很强的竞争力，I投资较低。

三、非国有银行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一）非国有银行发展促进民营经济的增长

面对国际银行业强有力商业化并购浪潮的冲击，非国有银行也拉开了并购重组帷幕。1996年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首例银行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案。1997年，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20%光大银行股份成功地注入到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从而与国际资本市场衔接。2003年，福建兴业银行与香港恒生银行等签订投资入股协议。2004年，国内首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购城市商业银行案，兴业银行成功并购佛山市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并购通过其特有的路径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国有银行发展迅速，其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增长幅度较高，从而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不断增加，对民营经济的促进明显。

（二）非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模型

样本选取在整个环节中非常重要。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历程来看，至今已经历了3个阶段。因此，选取31个省份及直辖市1993-2005年数据作为样本，即回归主要基于面板数据。其次是指标选取。衡量各地区某年民营经济增长的指标（GROWTH）等于该年民营经济相对于上年民营经济变化率。选择非国有银行存款份额（CR）作为衡量各地非国有银行发展指标。引入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如各地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TRADE）、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度增长率（CPI）、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IXED）以及各地财政支出年度增长率（GOV）。此外，还考虑了各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各地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GDP之比这一指标（BANK）。

根据样本特征，我们选取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此时的模型为：GROWTHij=αi+βCRij+γXij+ξij，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j表示年份；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α1表示截面单元（省份）的个体特征，与β、γ一起构成待估系数；ξ是随机扰动项。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发现调整系数达到0.899。实证表明：非国有银行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分区域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各省份非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明显，而银行集中度提升危害更深。这一结果说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各省份更有必要加大银行改革力度，使四大行之外其他类型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更快更好发展。更进一步，基于Panel模型的因果检验表明：非国有银行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间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即各地非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金融支持是民营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民营经济增长并不是各地非国有银行发展的原因。

四、结束语

非国有银行发展对中国民营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表明改变银行业结构、降低四大行垄断地位对于民营经济增长很必要。要充分发挥非国有银行对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发展地区性民营金融机构，解决民营经济融资瓶颈，完善个体私营经济信用保证机制，加快个体私营经济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参考文献：

1、陈伟光，李隽.银行业集中度、竞争与稳定性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3).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1篇

关键词：银行业结构；非国有银行；民营经济

非国有银行作为中国地方经济金融支持力量和中小银行的代表，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由于成立背景不同以及所处地区经济的特殊性，非国有银行发展带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区域性。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地区之间日益严峻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源于各地区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不同。

一、非国有银行发展现状

中国银行业整体结构可分为：中央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过多年改革发展，非国有商业银行规模日渐壮大，在存款、贷款、资产总量、实现利润额等方面都有较大提高。有些非国有银行在不良贷款、实际利润增长、资产收益率、资本充足率等方面远远优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一是有利于促尽快改变四大国有银行垄断的格局，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有利于尽快解决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三是银行体系分散化也有利于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

二、东中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东部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也逐步提高。从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下简称i）来看，自1993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中自2000年后，其增速更加迅猛，东部i最高。经测算，2006年浙江省民营经济增加值为9898.85亿元，占全省gdp比重为62.9%。中部地区私营经济逐步发展，已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重要力量。但中部与东部地区相比缺乏经济优势，与西部地区相比又缺乏政策优势，存在“架空”危险。i投资一般，仅为东部一半。民营经济还基本上集中在有限加工、商贸与服务领域。民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在gdp中所占比重也较小。西部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势头。但从总体上讲，西部民营经济同东部相比差距仍较大，表现为企业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不高等，而且分布范围也较窄，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零售等传统产业。中小企业无集聚效应，也谈不上有很强的竞争力，i投资较低。

三、非国有银行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一）非国有银行发展促进民营经济的增长

面对国际银行业强有力商业化并购浪潮的冲击，非国有银行也拉开了并购重组帷幕。1996年广东发展银行收购中银信托投资公司是中国首例银行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案。1997年，中国光大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20%光大银行股份成功地注入到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从而与国际资本市场衔接。2003年，福建兴业银行与香港恒生银行等签订投资入股协议。2004年，国内首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购城市商业银行案，兴业银行成功并购佛山市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并购通过其特有的路径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非国有银行发展迅速，其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增长幅度较高，从而中小企业获得的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不断增加，对民营经济的促进明显。

（二）非国有银行与民营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模型

样本选取在整个环节中非常重要。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历程来看，至今已经历了3个阶段。因此，选取31个省份及直辖市1993-2005年数据作为样本，即回归主要基于面板数据。其次是指标选取。衡量各地区某年民营经济增长的指标（growth）等于该年民营经济相对于上年民营经济变化率。选择非国有银行存款份额（cr）作为衡量各地非国有银行发展指标。引入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如各地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trade）、各地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度增长率（cpi）、各地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ixed）以及各地财政支出年度增长率（gov）。此外，还考虑了各地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各地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gdp之比这一指标（bank）。

根据样本特征，我们选取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此时的模型为：growthij=αi+βcrij+γxij+ξij，其中：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j表示年份；x表示一组控制变量；α1表示截面单元（省份）的个体特征，与β、γ一起构成待估系数；ξ是随机扰动项。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发现调整系数达到0.899。实证表明：非国有银行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分区域看，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各省份非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明显，而银行集中度提升危害更深。这一结果说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各省份更有必要加大银行改革力度，使四大行之外其他类型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更快更好发展。更进一步，基于panel模型的因果检验表明：非国有银行发展与民营经济增长间因果关系是单向的，即各地非国有银行对民营经济金融支持是民营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民营经济增长并不是各地非国有银行发展的原因。

四、结束语

非国有银行发展对中国民营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表明改变银行业结构、降低四大行垄断地位对于民营经济增长很必要。要充分发挥非国有银行对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应从以下方面入手：发展地区性民营金融机构，解决民营经济融资瓶颈，完善个体私营经济信用保证机制，加快个体私营经济信贷管理体制改革步伐。

参考文献：

1、陈伟光,李隽.银行业集中度、竞争与稳定性研究[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3).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2篇

（一）为经济增长提供优秀的工作人员

只有较高的国民素质，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优秀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有能力从事较高层次的经济活动,吸收先进知识和先进理念,能够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新产业，学习并利用新技术。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高素质的劳动者、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具有很大潜能，他们所起的作用涉及许多内容，比如生产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创新企业管理、改善企业营销等，而这些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国民素质基础之上。

（二）为经济增长带来高质量消费群体

只有较高的国民素质，才能为经济增长带来高质量消费群体。众所周知，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没有消费，产品就无法转化成财富，而消费包括两种类型，一种属于低质量的、保守的、基本的消费，另一种属于高质量的、扩张型的消费。当然，第一种消费不能促进经济的实质性增长，第二种消费趋势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样的消费市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能够生产出高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二要形成高素质的消费群体；三要形成理智而超前的消费心理。通常来说，消费的增长往往依赖于经济增长，但是只有拥有较高的国民素质，才能促成高质量的消费群体，从而拉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三）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民族自信力

只有较高的国民素质，才能稳定国民经济增长的民族自信心。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危机的社会背景下，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就显得非常有效，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国家迅速摆脱困境，从而寻求新的发展动机。如，在具体的金融危机中，如果全国民众能够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积极面对困难，促使政府快速进行经济改革，不但可以摆脱经济危机，而且能够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良好的国民素质有利于摆脱经济危机。

（四）有利于形成良性高效的竞争机制

只有较高的国民素质，才有利于形成良性高效的竞争机制。尽管优胜劣汰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但是也要建立在较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向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提供优秀人才，甚至会形成优秀人才过剩的局面，从而实现高质量的优胜劣汰，从整体上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竞争力。当然，如果一个国家的优秀人才过剩，经济竞争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同时还会使政府更加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从而形成全社会的终身学习氛围；对于个人而言，在这种强大的生存压力之下，必定会产生一种危机感,从而发奋学习和努力工作。

二、提高国民素质的基本对策

（一）转变国民思想观念

不同的时代，都有自身的时念，且占据社会发展的主流，相比资金和设备，观念的转变更加重要，领先的思想观念是产生不竭动力的源泉。同样的道理，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转变国民的思想观念，首先要正确认识转变国民素质的意义，不断摒弃“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建立知识资本的新型财富观，将国民素质看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文化知识第一”的时代观，这也是把握社会发展、顺应经济增长的基本要求。因此，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国民思想观念，相关人员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使人们真正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二）促进科技体制改革

提高国民素质，需要促进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改变科技与经济严重脱节的不良情形，最大限度地形成经济建设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的良好体制。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形成三个方面的科技主体，一要使国立基础科学研究机构成为科学创新的主体，将研究重点放在重大基础科学理论上，不断走向国际科学技术的前沿，这样才能为中国科技发展与创新提供科学支持；二要使从事技术应用的科研院不断走向市场，联合企业一起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支持；三要使企业逐步成为产品创新的主体，以便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并为科技的进步提供物质支持。因此，只有真正改革了这三个层次的科技主体，才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倡导国民终身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需要倡导国民终身教育，实现教育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努力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公办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新型办学体制，以便加快国民教育发展的步伐，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基础。首先，需要在推进教学内容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素质教育，不断提高经济后备军的创新素质和创造性能力；其次，需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教育成功经验，使我国国民的终身教育变成人才竞争的自觉手段；最后，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知识、科技和人才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这就对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深化改革，进行知识更新，实现就业者和待业者的终身文化知识教育，才能改变国民素质的现状。如，可以通过电大、自大、函大、成人技校、其他成人教育等业余教育模式，从根本上为青壮年创造理想的学习机会和条件。

三、结语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居民消费；GDP；经济增长

一、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是GDP中的三驾马车之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居民消费在GDP的比重，美国是70%左右，日本是60%多，就连印度亦50%多。我国原来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也是相当高的，只是近几年出现下降的趁势，降到35%左右。这是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不仅如此，居民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所以只有居民消费才叫最终消费。在GDP的三驾马车中，其实居民消费是最重要的，其它两项也都与居民消费相关紧密。因为没有居民消费，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就业的增加，从而也就没有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勿庸质疑，财政收入和税收也与居民消费密切相关。居民不消费了，就没有了投资，没有了投资就没有了财政收入和税收的增加。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是居民消费还关系到供需平衡和社会的安定。居民消费减少，一定是居民储蓄增加，储蓄过多即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从而影响到社会的安定。

我国居民消费已经降到只是GDP的35%左右，它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若非如此，危机很快就会爆发。如何解决，那就是尽快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增加居民消费，减少居民储蓄。

二、居民消费比例下降之成因分析

首先居民消费与居民收入成正比。说破大天，居民收入不增长，无论怎么改变居民消费行为，消费的增长也是有限或极少的。连初中生都能算出来，近十几年来居民年均收入增长低于GDP年均增长好几个百分点。难怪居民消费下降了。而且前面说的只是人均收入，其它大多数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人均收入低于GDP增长更多的百分点。

其次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不完善、不健全。美国人之所以敢花钱，不仅仅是因为其民族特性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和完善，所以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或后顾较少，所以美国人才能够勇敢大胆地花钱。美国的储蓄率极低，几乎不储蓄，所赚的钱也几乎都消费掉了。所以他们的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极高。

而我国则不同了。近来物价连年上涨，通胀不断袭扰；可居民储蓄却有增无减，并不断攀高。不存钱储蓄不行啊，买房子、看病、养老、孩子上学（甚至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都需要钱），都需要钱！在当代社会中，不仅是前面四项需要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钱呢？仅买房子、看病、养老、孩子上学这四项有100万人民币可能都难以抵挡。低收入人群就更可怜了。所以他们敢大胆地消费花钱而不储蓄吗？

第三是民族特性。节俭、爱储蓄，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到了现代，这种传统依然留着，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个明证。银行里的居民储蓄，加之不存入银行中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中国一年GDP的总量。过去的土包地主是存钱的典范，有99元再攒一元钱就是100元了，然后就买地。这种工包地主自己与家人吃的比长工还差。但是在资本积累之初，这样做是利大于弊，还是大有益处的。忍耐现在一时，为了明天或以后的幸福生活。但是这样的人在其富了以后，仍然保持着节俭的传统。有一句老话叫：“家有万贯，不能吃盐豆。”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还有“家有万贯不养脖子长”；这个脖子长就是鸭、鹅等禽类。因为鸭、鹅等脖子长的禽类，吃粮食比较多。而现在这些观念都是不利于消费的。当然，消费过度也不好。不要把种子和仔猪都吃掉，明年或以后就无法生产了。但也不能消费太低。像我国的居民消费已经降到只占GDP的30%多一点。再降下去，经济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

我国历来主张“勤俭”，不鼓励消费。但鼓励消费的时候还是有几次的。三年困难时期结束时的1963年，经过几年的调整，经济生产上来了，就曾经鼓励过居民吃爱国肉。但自1963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国家从来没有鼓励过消费。但自1992年的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中国改革的方向之后，开始屡次出现鼓励消费的事情。因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缺陷和弊端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就是生产过剩。从那时起，生产过剩就屡次出现。1997年国家鼓励消费。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不再反对结婚大操大办等事情，亦开始鼓励消费。

还有2008年末、2009年初，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我国，国家开始鼓励消费。2011年的欧债危机，影响我国，国家又开始鼓励消费。这些事，亦说明了居民储蓄多、消费少，事实也是如此；更说明了国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落后于时代，应该改变，让民族特性应该适合于时代的发展。

第四，引导不利。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东方文化的底蕴，亦崇尚节俭；但其不抵制消费呀！并把节俭和消费区分开来。日本人请客去饭店，价格的高低是次要的，关键是不能剩饭、剩菜，要全部吃掉。这就把消费和节俭区分开来了。而中国人则把购买价格较贵的物品叫浪费，而购买便宜的物品叫“节俭”。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和中年人是这样。且在我国国家的宣传话语中亦没有把节俭和消费区分开来。有时还把节俭和消费对立起来。外国乃至敌人做的好的，我们都要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得更快！

当然日本也有落后的地方。笔者2008年在日本的福冈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所居住的宿舍里电梯、电视、电冰箱、窗帘等都是非常落后的，连中国都很难见了；特别是电话还是那种交换台式的，在中国绝对是看不见的，早已淘汰了。这也是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迟滞的原因之一。当然日本人的这种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也必须改变。我国未把消费与节俭分开，混淆了它俩的概念，所以就不能很好地引导居民消费。

三、改革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途径措施

1.增加居民收入

要改变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即使其从比较消极消费、到令其积极消费，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增加居民的收入。若不增加收入，那么增加的消费是有限的，只能是居民少储蓄、多消费，即把一部份储蓄变为消费。但是对于基层户大民众来说，可能不会增加消费。因为不存钱就无法养老、看病，就无法买房子，供孩子上学。所以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居民的收入，至少应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的百分点不能低于GDP增长的百分点。尤其是要加快底层群众的收入。“十”也提出了要切实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笔者儿时的朋友，当工人在企业工作已近40年了，但其收入才只有1000多元，仅够吃饭的，不可能有其它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若不增加居民收入，说破大天居民消费行为也很难改变。日本人当年为啥没有在中国建轿车生产厂家，就是我国居民收入太低。但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的轿车已经或正在进入中国居民家庭。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

2.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若不健全、不完善，那无疑就得自己保障了。自己保障的主要手段就是储蓄存钱。储蓄多，消费必然就少，我国的对外依存度逐年递增，近年来，我国拉动GDP增长5%左右靠外需。若外需全部将失，我国的GDP就请下降50%，就会发生1929年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那时美国的GDP当年就下降了50%。当然中国的外需不会骤降50%，但是就是骤降10%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已有深刻认识，近年来不断强调拉动内需的重要性，尤其在十报告中提出增加国内消费。国内消费增加，就降低了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同时也降低了经济危机在我国爆发的危险性。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健全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养老金制度、贫困家庭的住房保障及子女上学等。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减少居民储蓄，增加居民消费，改变居民的消费行为。

3.加强消费引导

有了如上的基础，剩下的就是要改变居民偏重储蓄的特性。改变其消费行为，在收入增加及社会保障不断健全、完善的条件下，应不断增加消费。要让居民从思想上认识到，消费是为了爱国，像1963年那样，政府号召买爱国肉。有消费才有投资，有投资才有就业和GDP的增长，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4篇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而政治改革则通常属于政治学家的研究范围。然而，在象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里，经济增长却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命题，它涉及到与政治改革相关的制度变革；同样，政治改革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学课题，它的推动和进展与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把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这两个课题放到一起来思考，属于跨学科研究，谨守学科分际的学者往往不愿轻易涉足。于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把这两个本来密切相关的课题割裂开来孤立分析的方法就盛行起来。可是，那种就经济谈经济或就政治谈政治的研究方式，却很可能给种种似是而非的无根之说创造条件，也给政客的诡辩留下了空间。笔者试图在本文中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虽自知才疏力薄，恐难深入周全，仍欲一试，旨在抛砖引玉，以引起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进一步探讨。 一、关于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相互关系的四种假说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谈的经济增长是指健康、稳定、具长期潜力的经济增长，而不是那种靠“吃老本、欠新帐”、浪费资源、破坏生态而维持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本文所说的中国政治改革，则是指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为导向的民主化改革。达伦多夫(Dahrendorf)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有四个要件：必须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实现公民的（个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基本权利；社会冲突应当被认可为积极的、创造性的，解决冲突时应有理性控制；社会利益的多样性必须通过领导群体（精英）的竞争表现出来；在追求私人利益的同时，作为共同利益的“公众道德”必须发挥其作用。 进一步概括就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 在讨论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的相互关系时，有两个流行的假说。流行假说之一是，只要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中国的政治改革就自然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顺利实现。笔者在此对这一假说提出质疑和批评。政治是经济的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到广泛的认同；否则，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也不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教科书中占据相当的地位。显然，在渔猎社会不可能建立国家，农业社会也不会诞生自由民主制度，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制度成果。上述假说的缺陷在于，在现代社会里，适合一个国家推行政治改革的所谓“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有没有确定性含义，能否作国际比较？这个假说显然无法解释历史。远在清军开进山海关的时候，英国国会已经把政府的钱袋子攥在自己的手里了，形成了政治上的制衡机制的雏形。那时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就高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英国政治制衡机制的出现在多大程度上与经济发展本身直接相关？上述假说恐怕难以自圆其说。进一步看，今天的中国经济比16世纪的英国经济还落后吗，如果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尚且可以支撑民主政治，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却连街道办事处主任都不能直接民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那时美国的言论自由，今天北京、上海居民的识字率难道比当时的美国还低，以致于不能开放言论和新闻自由？ 大约50年前，刘少奇在制定1954年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过：“由于现在的各种具体条件，我国在选举中还必须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必须规定城市和乡村选举代表名额的不同的人口比例，实行多级选举制，并且在基层选举中多数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法。我国的选举制度是要逐步地加以改进的，并在条件具备以后就要实行完全的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制度。”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国民经济也翻了几番，究竟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多少美元，中国公民才能有资格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或国家主席？到底什么时候中国能具备刘少奇承诺过的直接选举的“条件”，上述假说其实给不出答案。 持上述观点者有一种错误认识，似乎只要有了经济增长，有朝一日自由民主制度就会像个成熟的果子落在中国大地上。然而，民主并不是一种装置或技术专利，可以轻而易举地“拿来”或“引进”。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制度演化进程。有了漂亮的宪法文本不等于就有了真正的宪政机制，宪政的牢固根基必须扎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一种保障基本人权、限制政府行为的宪法共识 。宪政民主的政治传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经济增长的天然“副产品”，而是在民主的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发达国家建立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现在还在继续改进完善；中国具有后发优势，或许会缩短这一进程，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化启动得越迟，实现得越晚，没有自尊自由的生活也就拖延得越长。若国人满足于只有生存而无自由的生活，那么，即使人均GDP达到3万美元仍然可以安安稳稳地做奴隶、臣子、顺民；如果还有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梦想，就必须从现在做起，积极稳妥地逐步走向民主化目标。 另一个流行假说是，只有实行民主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才能够保持下去。从长时段来看，政治对于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反作用，这一论点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在19世纪，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强跌至百分之几，单纯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角度分析是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的。西欧11世纪开始的法律革命、17世纪开始的政治革命（包括英国和法国的不同模式），对19世纪的产业革命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而在中国，统治者排拒向法治社会的转型，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孕育，严重影响到技术创新、海外贸易和现代企业的形成。显然，政治、行政、财税体制的落伍，是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若从短时段（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来看，上述假说就不一定能成立了。在西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瑞典和德国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不同，但它们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如果用自由指标来衡量80年代以前的东亚“四小龙”，则它们之间相距甚大，从最不自由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韩国到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差异并未影响它们在经济上同时崛起与腾飞。所以，政治改革在短时段上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 有学者指出，泰国就出现过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低度发展并存的奇特局面。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19次政变，其中有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政变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7.4％；1960年至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年至1982年为7.1％。 世界银行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该行专家从泰国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份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 梅⒄垢杈蕖⒏眩桓雒褡灞匦敫冻霰染梅⒄垢杩嗟某て诘呐Γ趴赡茉谡蜗执矫嫒〉孟嘤Φ慕埂！盵4] 显而易见，如果以政治改革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很难说得通。 上述两个假说都有决定论色彩，或强调经济决定政治，或认为政治决定经济。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分裂的，由三个特殊领域（经济──技术体系、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组成，它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未必相互一致；三个领域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各有自己的模式。经济──技术体系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调节方式是节俭（本质上即讲求效率，以最小成本换回最大收益）。政治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它表现为被统治者授权政府从事管理，这种合法统治的暗含条件是关于平等的思想，即认为所有人在政治上都有发言权。政治的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由几个政党或社会团体反映不同的特殊利益。政治体系的管理方式带有技术官僚倾向，且将日益明显，然而政治决策主要还是依靠利益代表的谈判协商或法律仲裁，而不是技术官僚的理性判断。卡西尔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现代文化的特性就是极其自由地搜捡世界文化仓库，贪婪吞食任何一种抓到手的艺术形式，这种自由来自它的轴心原则，就是要不断表现 并再造“自我”，以达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不同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它们存在于官僚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与要求平等参与的政治体系之间，存在于依据角色和专业分工建立的社会结构与迫切希望提高自我和实现个人“完美”的文化之间。 贝尔把现代市场经济、自由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视为现代社会的三大要件。 但是，在前现代的社会或转型中的社会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比现代社会更为密切。例如，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政治与（宗教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体性社会里，政治与经济之间是密不可分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必然会表现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从这种角度来看，再结合中国现在的国情，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假说，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现实也基本上支持这两个假说。 假说之三：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通常会诱发政治改革或革命。由于人普遍存在惰性，在经济增长尚属顺利时，往往容易满足现状，民众如此，统治者亦如此。历史学家发现，绝大多数统治集团主持的改革都是财政危机的结果，而民众揭竿而起则通常是天灾或政府过多征用劳役造成大饥荒、大流亡的结果。回顾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史，虽然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政治家和知识精英一再呼唤政治改革，但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提高得较快，政治改革的社会动力明显不足；到了90年代末，虽然见诸舆论的政改呼吁如凤毛麟角般罕见，但由于农村粮食主产区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城市下岗工人多达几千万，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革命情绪的潜流正在暗中滋生与蔓延。历史的悲剧往往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能够主导改革的时候不想改革，想要改革的时候又很难再控制住局面了；在经济增长情况尚好的阶段，政治保守主义的鼓吹者往往大行其道，而一旦经济陷入停滞或爆发危机，他们的观点对执政者毫无助益，结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革命的降临。因此，在历史上成功或不成功的政治革命比政治改革更为常见。 假说之四：政治腐败长期蔓延、愈演愈烈，最终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放慢、停滞乃至衰退。对这一假说的论证可以借助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从社会层面来看，权钱交易、国有资产流失、权贵资本主义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必然导致社会的急剧分化。如果观察衡量社会公平的指标基尼系数（此系数越高，社会不公越严重），目前发达国家的该项指标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即前者的社会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比后者更公平。从经济层面分析，社会的相对均富是大众消费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几亿中国贫困人口至今与电灯、电话、电视机、电冰箱这些大众消费品无缘，当然会导致需求萎缩、生产能力过剩；而暴富阶层的需求早已跨越了私宅、国产轿车、国内旅游的阶段，他们已成为舶来奢侈品与国外旅游的常客，因此他们财富的增加对扩大内需并无帮助。由于“抢劫”、“盗窃”来的不义之财不具合法性，暴富阶层不敢把它们用于正常的社会投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国外去“漂白”，因此每年偷逃境外的“黑钱”高达几百亿美元，接近于每年海外对大陆直接投资的总额。从阶级分析的层面来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会激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强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发泄与转移社会不满的机制，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民众抗议乃至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会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决定性关系，但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欲求政治举措与经济政策彼此促进、相得益彰，决非易事；但二者相互干扰、政治腐化与经济失策恶性循环，却是司空见惯的。要使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就要详尽地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按照它们各自的特性与轴心原则把握好改革的节奏。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因与政治稳定 基于上一节的分析，笔者不认为政治改革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当然更不认可经济增长是政治专制所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还是要从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经济因素方面分析；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却是经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就是说，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种经济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充份条件。 &nb sp; 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性因素 影响经济增长的劳动因素主要指劳动力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阻止劳动力总量下降的趋势已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中国的国情却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禁锢在农村土地上的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已经为零，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以往中国经济学家只关注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现在则应把注意力转向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全社会综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比单纯的工业或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为重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70、80年代已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了所谓的“逆城市化（郊区化）”进程，它们当然无法再从城市化过程中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在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也已接近于完成，这是近年来东亚经济初现疲态的重要内因。国内常有人提到，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为基础的。其实，这种见物不见人的说法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由于1957年至1978年间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长期停滞乃至下降，结果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最大遗产是比世界平均水准低一半的城市化水平，这为1978年以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其次考虑资本因素，它也包括总量与生产率两个方面。80年代以来，中国领导人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不再奉行“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外交路线，降低了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几的对外援助数额，并一跃成为引入外资和外援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现在，境外直接投资的来源正逐步从港澳台资本转向发达国家的大跨国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引资和扩大社会资本总量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资本的性质与品质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三分之一的新增产值。国有资本比重下降的趋势将会显著增加国内资本的生产率，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活力。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劳动与资本所导致的增长在总的经济增长率中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技术创新（包括社会技术创新即体制创新）已是发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技术进步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日益突出。技术进步有两种实现方式：一是自己投资进行研究和开发；二是向其它国家学习、模仿，或花钱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研究的特点是成功率很低，一般而言，95%的科研投资未取得任何成果，而在取得成果的技术中也仅有一小部份具有商业价值，因此发明技术的成本通常很高。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技术创新的成本高，能长期维持3%左右的增长率就已经很难得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的奇迹背后，最主要的秘密是靠成本低、时间短的模仿或购买方式实现技术进步。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80年代中期，日本维持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从50年代末开始也差不多维持了将近40年的快速增长。由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当年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假如说日本能维持40年的高速增长，那么中国从1979年算起，至少可以维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中国之所以对引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不如日本和韩国，一再重复引进国外同类的成套设备，其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员素质的低下。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界受到4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即思想改造运动和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十年“文革”浩劫、“风波”后的清查清理运动。 50年代初仿照苏联教育体系实行的院系调整产生了一种眼界极其狭窄的教育格局，总体上过于偏重理工科教育，而在理工科中又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专业课，在专业课中偏重工艺操作。在反右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揪出“极右派”、“右派”、“中右”、“右倾”分子1,500余名，越是高精尖的系科受冲击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学生中物理系几占三分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大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夭折。在“文革”高潮时，各大学更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一部份被关闭，一部份被赶出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又成了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90年代前期中国的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大学中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地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与发达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根据1992年的数据，15─64岁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8.04年，日本为14.87年，而中国只有5.42年。但是，从“后发优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落后的现状正好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加速增长准备了较大的追赶空间。“后发优势”归根结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发明知识与学习知识的成本不可同日而言；后来者只要知道追赶什么、怎样追赶，中途不迷失方向，速度总会比披荆斩棘的开拓者要快。如果从改革教育体制、增加教育投资入手，完全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经济增长效果。 经历了几十年供给严重匮乏的年代后，中国人现在开始体会到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上的大国中名列第一。按美国官方的估计，如包括经香港的转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净出口（贸易顺差）不久就会达到1,000亿美元，而2000年大陆的GDP才刚刚超过1,0000亿美元；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100多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国外资源的进口已经是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了。中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很快就会超过1亿吨，不出10年进口原油量将超过国产原油。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十五”计划纲要时对提交讨论的草案有一条重要的修改，即用“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草案原来提出的“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宁肯增加粮食进口，也不要用边际效益递减的追加农业劳动和资本在有限耕地上提高现有的粮食生产能力，否定了那种钟情于“战争与革命”而鼓吹“粮食安全”的意见。 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妨碍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与计划经济下的重大决策失误。1937年以前，中国经济一直稳步增长，还有过几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以及30年代前期。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规模都比较小，时间相对短，对经济的摧残相对较小，那时多数工业企业位于租界和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受战争或革命的影响也不大。但是，从1937年至1978年，上述两个因素先后肆虐，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8年抗战切断了国内的主要交通线，割裂了自然形成的全国与区域市场体系，破坏了多数沿海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还造成了3,500万人员损失。此后的国共内战在破坏交通和隔断城乡经济交流方面更加彻底，连抗日战争期间基本保持完好甚至有较大发展的东北经济，也受到苏军、“国军”、“共军”的反复蹂躏，产量空前下降，如钢产量就减少了十分之九。 50年代前期中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形势本来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以50年代中期毛泽东直接指挥经济工作为开端，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长官意志的干扰，偏离了现代化的正确航向。“大跃进”导致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生产下跌、普遍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年抗战。在60年代中期确立“国防第一”的方针时，毛泽东改变了原定的“吃穿用、基础工业、国防”的经济发展次序。他一再讲：“次序反过来是对的。农业投资我看还要减。......投资不要那么多，要靠大寨精神。” 李先念后来承认，“大跃进……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而贯彻“国防第一”、“四保”方针，建设大小“三线”、“一个省搞一个”小钢铁厂、每个省都“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几千亿元。 这些政策及“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把国民经济引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连满足城乡人民“吃穿用”等基本生存条件都十分困难。到1978年，中国的许多人均经济指标，尤其是与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指标，并未超过1957年，甚至未超过1936年的水平。文革后邓小平和陈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是，否定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打仗出发，把加强国防放在第一位”以及周恩来按照毛的意见提出的“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的经济工作方针，坚持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 场。 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稳定？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稳定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从各国经验来看，泰国内阁更迭频繁，却并未影响经济增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频繁，首相总理上台下台好像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续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但也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由此可见，政治稳定的关键是保持法律和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真正的政治稳定是指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与经济全球化的平稳发展，使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失误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不是舆论一律、政治一元化、领袖终身制与指定继承制。 稳定的政府必须是实行宪政法治的政府。如果存在一部稳定的、具崇高权威、轻易不能更改的、对政府权力加以约束的宪法，而政府事实上又能遵守对它的限制，就可称此为宪政国家。宪政观念一旦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有助于形成自动的社会稳定机制，从而减少政治调节过程的能量损耗，保证政府能经常在正常的条件下工作。如果说，宪政是强调政府执政方向的稳定及其与选民意志的一致性，法治则强调政府的行为方式必须遵守一套既定的规范与程序。 如果民众意愿的表达根本不能影响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他所得到的信息就往往不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而只是他个人意志的回声；此时他会以为自己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因而好大喜功、朝令夕改，视国计民生为掌上玩物。金日成死后金正日子承父业，史无前例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权世袭制”，但这不但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经济的颓势，相反却加剧了北朝鲜的经济崩溃。现在，北朝鲜经济状况之差，民生之凋零，在整个亚洲只有20年来战乱不绝的阿富汗可与之相比。 历史上的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国家领导人的终身任职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无常往往同时出现。甚至还可以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一个领导人的任期愈长，他的政策寿命愈短；到其晚年时，政策变化之快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例如，在1958年至1961年的短短3年中，毛泽东推行的农村公共食堂政策一再左右摇摆，一会儿办、一会儿停、一会儿又办，结果使大饥馑的死亡人数直线上升。毛泽东晚年之启用邓小平和再打倒邓小平，其变化之莫测更让人眼花缭乱。 虽然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严重威胁经济增长前景的政治不稳定因素，但最高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的老面孔与思想僵化并不是政治真正稳定的前提条件。只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有效与稳定（行政首长对政务官实行组阁制，防止正副职之间相互摩擦与拆台），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环境？ 亨廷顿指出：当威权政权面临政府合法性危机时常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例如，1982年，由于经济上的失败，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落到了最低点，于是，加尔铁里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他若在军事上成功了，就可能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阿根廷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府的领袖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即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之职业化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所以，挑起一场战争往往是风险很高的策略。[12] 类似情形在中国也出现过。1969年春，文革中的派系“内战”造成各地动乱不已，毛泽东急于召开党的“九大”来收束局势、恢复控制。恰在此时珍宝岛事件适时爆发，与其说这是事出偶然，还不如说是天随人愿。但随着苏联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中国开始面临大规模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现实威胁。这种严重的局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牺牲 其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转而寻求与“美帝国主义”“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以抵消苏联的军事优势。 今天，国内学人中有人唯恐天下不乱，重新鼓吹起“战争不可避免”论，要求政府奉行与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全面对抗的战略。甚至有人在互联网上宣称，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不知他们此番是主张以中国一国之有限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盟对抗，还是要和谁搞“一条线”？俄罗斯会和中国结成反美统一战线吗？“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美俄的携手合作足已说明问题了。其实，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对抗即使未达到动刀弄枪的程度，仅仅是军备竞赛和国际关系紧张就足以危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果一定要造成这种对抗格局，只会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视中国为战略对手和潜在敌人，它们就会在技术管制、资本流动、市场开放和战略物资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掐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实在是对中国政治稳定的干扰。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新右派”和“新左派”的出现。这里讲的“新右派”是指当前“中国特色”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美国学者奥尔森称这种特殊利益集团为“分利集团”，认为其存在会降低社会效率和社会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13] “新右派”的主张之一是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因为“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能为有条件从事“权钱交易”的既得利益者提供“寻租”的机会；他们认为，政治民主化会干扰和妨碍经济私有化、动摇既得利益者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也反对全球化，因为经济民族主义可为目前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提供继续垄断的借口。“新左派”则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分歧加剧的产物。他们虽与“新右派”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同样也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只不过是借用了保护社会弱势集团的名义。他们号召对特殊利益集团展开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财富再分配，他们也反对引进外资和加入世贸组织（WTO），其中甚至有人主张反帝、反殖、反资的世界革命。这两个群体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界中的活跃，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建立“与世界接轨”的市场化法律体系的努力，构成了现实的政治威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顽固保守既定政治格局，还是激烈呼唤政治革命，都会损害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政治不稳定因素釜底抽薪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二战后的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不仅能维持本国长期的政治稳定，而且能避免与其他民主国家发生武力冲突。中国只有全面批准和彻底贯彻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融入世界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才能切实保障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自由、人权是公正、平等的基础；政府只有通过自由选举才可能取得无可置疑的合法性，才能充当好市场经济的裁判员，并通过公共财政实行收入的再分配。总之，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赢得长久的政治稳定，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 三、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启示与政治腐败 政治改革既不是经济增长的直接诱因，同理，它也不会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往往从俄罗斯民主化与经济衰退同时存在的事例中推出这样的结论：经济衰退是“休克疗法”所致，而“休克疗法”则是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因此，民主化改革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这一论证分为两个步骤，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可质疑的。 从俄国的转型过程中到底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休克疗法”是指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套激进策略，主要包括稳定化（以紧缩反通胀并建立宏观均衡）、自由化（放开物价）、私有化（明晰产权）。[14] 关于实行民主化必然引致“休克疗法”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首先，不实行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例如，智利是实行经济稳定化改革的一个典范，但主持这一改革的却是皮诺切克军政府。又如，中国并没有实行民主化，却在1988年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要“价格闯关”；后来也基本上是在集权体制下实现价格自由化的。其次，私有化与民主化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不能说，实行民主化就一定要采纳“休克疗法”。同样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不同的经济政策 。例如，欧洲大陆国家多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美国则坚持自由市场经济。苏联东欧等经济转轨国家大多采纳了“休克疗法”的建议，这只是反映了人们在那个历史时期的认识，这与民主化的本质无关。如果“休克疗法”确实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中国实行民主化时完全可以拒绝“休克疗法”，没有理由非重蹈覆辙不可。把“休克疗法”与民主化硬拴在一起，逻辑上是不通的。 至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据金雁、秦晖等的研究，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因此，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还不能轻易下结论。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只能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反对政治改革的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苏联）的改革：前者全神贯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长；后者热衷于政治领域的改革，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然后用这种肤浅的比较推出这样的结果：如果涉足政治改革就会妨碍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之所以称这样的比较过于肤浅幼稚，首先是因为论者的观察期过短，仅仅用一个国家的短期经济现象去推估其长期趋势，缺乏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今后趋势如何尚难判断，而俄国的经济情况却开始好转，这“一起一落”又如何解释呢？其次，这种比较忽略了中俄两国经济增长背景的不可比性。如果是做实验型研究，恰当的比较方法应当是排除了诸多因素的影响后再寻找某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否有比较确定的因果关系。国际比较研究虽不能做实验，但也应注意观察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例如，中国和越南两国改革各方面的背景都比较接近，从研究角度来看双方的改革有相当大的可比性；可是，两国的改革并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区别，所以欲作比较研究就不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中国与俄罗斯社会在改革前有诸多明显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各自改革的路径选择。因此，上述关于中俄两国优劣及政治改革应否缓行的结论，不过是些泛泛之议，与科学的分析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前的俄罗斯是个一元社会：城乡居民都已成为“单位”社会的一员，既受到总体性社会对个人自由的种种约束，又享有“单位人”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待遇。而中国则至今仍是一个二元社会：小的一元是吃皇粮、享受财政补贴的“单位”社会；大的一元是由农业户口和一部份非农业户口构成的非“单位”社会。党政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其家属（简称“单位人”）是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也是政权的社会基础。至九十年代中期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一种体制改革，或者乾脆说是（“单位”社会）体制外改革。此类改革之所以容易施行，因为它是一种“自费改革”。例如，农村改革只须撤销一些禁令，给予农民一些选择的自由，并不需要国家财政拿出钱来；原来的“单位人”如果想到市场经济中闯荡，首先要辞去公职，其风险与代价只能由自己承担。但当经济改革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核心──“单位”社会、要求“单位人”大批下岗时，“自费改革”就行不通了，于是改革的航船也就触到了暗礁。 而改革前的俄罗斯基本上就不存在一个非“单位”社会的广阔，经济改革一启动就不得不触动“单位人”，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如在能源产业的职工与制造产业的职工之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之间），就要依赖国库为改革的成本付帐（至于如何把财政负担分摊给民众是下一步的问题，暂时回避的方法是对外举债）。所以，在俄国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式的“渐进改革”、“增量改革”的空间。而且，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获得更加牢固的政治合法性，俄国政府连最起码的价格自由化改革都无法贯彻。60、70年代东欧国家的数次社会动荡与政权更迭都是源于不成功的价格改革尝试。 俄罗斯能在经济持续衰退的情况下依然维持住全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政府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摆脱对仅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单位人”的社会保障承诺。若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含义，就会明白，中国人无知地嘲笑俄国人的艰苦努力和盲目 地自满自傲是多么愚蠢了。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了90年代后期便已失去了支撑政权的社会中坚──“单位人”的支持，此后空前严峻的政府合法性危机正逐渐浮出水面。摆脱眼下危机的途径有两条，或者通过政治改革重塑合法性，或者转向威权统治，更多地依赖直接暴力而不是政治认同和“社会契约”──即以经济利益交换政治服从，以“甜头”堵住“舌头”。[15] 除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在的种种弊端之外，导致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还有以下几点：一，经济分工与合作体系的破坏；二，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的滞后；三，分利集团在经济改革中的消极作用；四，贸易条件的恶化。 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把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范围延伸到“经互会”组织的所有国家。在这个跨国计划经济体系中，“经互会”各国对某一产品的需要往往是由某国的一家或几家专业化大型企业生产供应的。这样的国际分工发挥了跨国计划经济体系的最大效率，也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但却要求各国保持相同的计划经济体系并服从核心国家的指挥调度，有较高的计划和协调能力，并时刻紧密维持着“经互会”国家分工合作体系的完整性。但是这一体系突然崩解了。自苏联转变成独联体后，原来的国内贸易变成了外贸，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出现了国际结算、汇率、海关等贸易障碍；而“华约”和“经互会”解散后，东欧国家为了获得硬通货而纷纷选择西欧国家为主要贸易夥伴，申请加入欧盟，参与欧洲经济一体化，割断或削弱了与俄罗斯的传统经济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紧密型跨国和全联盟经济体系的解体对俄罗斯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惨重的，许多企业突然永久性地失去了大部份销售对象，而同时却要在没有出口的情况下用外汇来购买原料、零配件或急需的专用设备，这当然会导致生产的停顿与产量的下降。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 且郧暗耐骋痪每占渫呓獾暮蠊16] 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却因毛时代的国际孤立而“种祸得福”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逐渐修改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系，不再强调“全国一盘棋”，而是要求各地建立相对完整的经济体系，由此埋下了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祸根，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获得了较大的灵活性与抗冲击性。 前苏联为了与美国争霸，把国民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兵工厂，经济结构畸形发展。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算，苏联与国防有关的产品与服务接近GDP的40%，这个比例高出中国几倍。苏联与美国签订核裁军和常规武器裁军协议后，进而从阿富汗撤军、实现中苏和解、解散“华约”，结果苏军（俄军）几乎完全停止了军事采购。这样，大批国营军工企业不得不由军品转产民品，其结构调整不仅非常缓慢，而且相当艰难。因此，俄罗斯还未享到和平带来的“红利”，却先饱尝了生产过剩、工人失业和企业倒闭的苦痛。 在前苏联时期“分利集团”便已形成，有的是行业型（如军工、能源集团），有的是地区型，还有的是由中央机关干部与地方领导人组成的庞大的贪污网络（例如通过操纵棉花的生产、加工、贸易而大获其利）。于是，在俄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原来隐蔽着的“分利集团”摇身一变就转化为公开的寡头金融工业集团。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无论在政权机关中，还是在俄罗斯的大亨中，目前占大多数的是那些80年代与党政机关、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俄罗斯的新闻媒体也直言不讳地说，俄国的暴发户中，61%的人是靠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致富的，而十分之九的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的社会主义企业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被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厂长，而“银行家”们的大多数银行都是靠政府资金建立起来的。在“分利集团”的强烈反对下，盖达尔政府所推行的“休克疗法”仅持续了半年；1992年7月，俄罗斯议会便推翻了政府的紧缩预算，大幅放松银根，靠大印钞票来弥补赤字、增加国企补贴，这些饮鸩止渴的措施使得经济更加困难。本来，价格自由化的目标是实现市场均衡价格，越南的一步到位价格改革就相当成功，有效地遏止了通货膨胀。但俄罗斯由于“分利集团”势力强大，能源与原材料产业都控制在垄断寡头手中，他们操纵价格的结果使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正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分利集团”使全社会采用新技术、新制度（即社会技术）延缓以及在生产情况变化时阻碍重新分配资源，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17]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暴跌，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出口商品的苏联（俄罗斯）每年减少几十亿至上百亿美元的外汇收入，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具有重大影响。当2000年世界石油价格强烈反弹时，俄罗斯的外汇收入激增，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大幅度经济增长。 除了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上述几个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都与政治腐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里，对政治腐败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限于掌控政治权力者的贪污受贿、玩弄女性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还要包括思想专制导致意识形态僵化、政治决策功能衰弱导致社会僵化等。前苏联实行的是思想控制、舆论一律、压制言论自由、把不同意见打成刑事犯罪的政治制度，主义意识形态成了政权用以维持其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官方媒体与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并持续地强化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这一僵化的政治体系完全丧失了思想、政治上的敏锐性，对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各加盟共和国的党领导人居然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联盟分崩离析，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猛烈反弹，这足以说明僵化的政治控制体系及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假无能，绝不能低估政治腐败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关键性作用。 从政治腐败到政府无能 比较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机器能力的不是其专制的程度，而是其政府组织的能量、适应力和效力，即其政府组织是否足够强；从这个角度来看，“硬政府”并不等于“强组织”，一个专制的国家机器并不等于有效的政府组织，因而也未见得在施政上是强韧的；而一个受宪法制约的或“有限的”国家政权，虽然在压制民众方面相当“软”，但却可能有效地执行自己法定的正常职责和功能，所以并不见得是无所作为的“跛脚”政权。[17]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机器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既强硬又无能，对持不同政见者非常强硬，在经济与社会管理的决策方面却毫无作为，随波逐流，听凭“分利集团”的摆布。所以人们把那个时期叫做停滞时期。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府也是个相当“软”的政府。有学者认为，无论休克疗法还是保守疗法都非万应灵药，但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关键在于，任何方案都有其行为逻辑，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这种逻辑能否贯彻到底；无论采取激进方案还是渐进方案，都比一忽儿激进、一忽儿保守、朝令夕改、没有章法要好。[18] 然而在俄国，由于“分利集团”的强大影响，行政当局与议会之间长期处于拉锯战状态，如此则任何“疗法”都不能贯彻到底，其“疗效”不佳也就不奇怪了。 当叶利钦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后，实现了“新权威”式的相对稳定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也从一个“闯将”逐渐变成了守成的政客，其政策与行事的价值取向逐渐为既得利益取向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新权威主义”下的转型经济为权贵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土壤。正如雅夫林斯基所言：俄国建立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半犯罪特性的寡头统治，这种体制在原苏联时期就已基本形成。在苏共垮台后，它只不过改换了门庭，就像蛇蜕皮一样”。俄罗斯学者认为：那些金融工业寡头选择的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由此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份了，而是民主化不够。[19] 在停滞时期的苏联和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政治腐败导致权贵“分利集团”的兴起，而权贵“分利集团”的强大又进一步导致政府的无能与腐化，这种恶性循环给予人们深刻的教训和启示。由于未形成有规模的反对派组织或运动，苏联解体前后的执政者同属原来的权贵集团，因此，俄罗斯的转型与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的转型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现象”包括“分封化”与“犯罪化”两种趋势。“分封化”主要是指把原来的国有财产通过不那么明确的非法、但也不怎么合法的灰色方式，暗暗地转让给那些最有权势的

国民经济增长范文第15篇

关键词：汇率，经济增长，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

一、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名义汇率是指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梅实际汇率在名义汇率的基础上剔除国内外价格水平后得到，反映了以同种货币表示的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水平，从而反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经济学家认为真正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是实际汇率。

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和依存度越来越高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作为联系国内外经济的桥梁――汇率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图1给出了1978-2006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各自的发展趋势，图中显示出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之间可能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从总的趋势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同向相关性还是占主导地位。

二、人民币汇率影响经济增长的分析

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因素主要为：劳动力(L)，资本(K)，技术水平(A)，但是还是有很多间接影响因素，在开放经济下汇率就是核心因素之一。

1.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从图l的关于1978-2006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趋势，显示出两者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然而，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必须通过因果检验来判断究竟是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促使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导致实际汇率贬值。作者利用图1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阶数为一年，检验结果见下表：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O.32，因此不能拒绝原假设，即认可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实际汇率的格兰杰成因。

对于实际汇率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044，表明至少在95.60／0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实际汇率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格兰杰成因，这意味着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确实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图1中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较强的相关性，反映的是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正向因果效应，而不是经济增长引致实际汇率贬值的逆向因果关系。

2.克鲁格曼的“汇率无关紧要”说

有关汇率对经济的影响，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0)则意识到汇率波动与宏观经济表现的不相关现象，并在其著作《汇率的不稳定性》一书中提出了“汇率无关紧要”命题。在书中，为了论证汇率稳定与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克鲁格曼比较了德国和美国的产出变化与马克和美元之间汇率变化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相关性。这表明汇率与现实经济之间存在着一道隔阂，他用“因市定价”和“沉淀成本模型”来解释汇率与现实经济之间的这种隔离。

克鲁格曼的结论是，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一体化(意味着汇率不可能是稳定的)，以及汇率与现实经济之间的隔离，同时内部均衡又重要于外部均衡，因此汇率即使不稳定也是不重要的。既然汇率(外部价格)变化相对于内部价格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要小得多，因此没有必要为了维护汇率稳定而牺牲国内价格的稳定。

然而，“汇率无关紧要”说是否适合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呢?由于克鲁格曼进行分析的对象都是发达国家的数据和情况，因此不具有世界经济的普遍适合性。事实上，对于事实固定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汇率并不像发达国家中一样影响渺小，而是影响经济发展从而影响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变量。

三、经济增长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分析

1.“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从生产率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其基本思想来自巴拉萨和萨缪尔森各自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该理论认为当一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较长期内高于对比国时，该国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相对不可贸易品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幅度往往也会高于对比国，这使得该国相对于对比国的实际汇率往往会出现升值趋势。

《长期经济成长与实际汇率演变――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假说及其经验证据》(卢锋、韩晓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一文中不仅介绍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的理论内容，讨论相关变量度量数据和经验研究文献，并且利用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最新统计数据考查其主要经验证据并给以分析和评估。

2.克鲁格曼的“贸易差额与汇率”模型

保罗・克鲁格曼和鲍德温(Baldwirl)于1987年提出了一个简单但是具有一般性的模型。

考虑世界上只包括美国和另一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各生产一种产品，此产品及用于本国消费，也用于出口。令其他国家的产出是计价单位，定义p为美国产品的相对价格。首先我们假设充分就业，因此美国生产一个固定的产出y，国外生产y*。美国的支出用美国生产的产品表示为a，则a*是用国外产品表示国外支出，那么就有：

pa＋a*＝py＋y*　(1)

根据会计恒等式，贸易差额等于收入超过支出的部分，因此买美国贸易差额为：t＝y－a　(2)

如图2所示，横轴是美国真实支出水平a，纵轴是美国产出的相对价格p，TT是一条等贸易差额线，即与某个给定贸易差额相一致的点的轨迹，反映了不管相对价格如何，贸易差额都等于收入减去支出，即(2)式。直线UU代表美国产品市场出清的点。如果美国居民在美国产品上的边际支出倾向高于其他国家的居民在美国产品上的边际支出倾向，则UU直线斜率为正。

美国贸易赤字下降的同时，美国产品的相对价格p也必然下降。美国真实支出的相对价格也必然下降。但是在以下情况，如图3，相对价格不会发生调整：如果外国(例如中国)产出y*增加，使得UU直线向上移。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没有过剩生产能力，就可能发生美国产出下降而没有任何真实贬值的情况。(如图3)

四、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评析

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后，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事实上成为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这种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有利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会对汇率进行调节，从而使人民币汇流处不至于大幅度低估或高估，这样就有利于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从而最终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这种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央银行集中了庞大的外汇储备，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清偿能力和国有银行的国际信用等级，使中国的金融系统走向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