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管理论文范文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论文范文一：农业大数据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跨界应用，农业大数据带来了思维、理念和技术上的重大变革，是对传统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改变。

关键词：大数据;农业经济管理

1农业迎来大数据时代

1.1大数据及其特性

人才素质的提高和基础信息设施的完善，加快了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互联网发展臻于成熟，移动终端设备数量增长迅猛，产生了众多新型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设备，由于这些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客观上为大数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拉开了大数据时代的序幕。早在20世纪8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就前瞻性的预测出大数据时代即将来临，并赞誉大数据将是信息化革命浪潮中的华彩乐章。

2007年美国图灵奖获得者吉米?格瑞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科学研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从经验探索、理论模型、计算仿真，到现在进入数据探索阶段。对于大数据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

大数据一词来源于英文BigDate，用海量数据来描述大数据并非十分严谨。目前，所熟知的大数据的概念是由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麦肯锡咨询公司对大数据做出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群。显然，该定义对大数据的判断采取主观标准，随着软件工具存储、分析等能力的变化，大数据的标准也会相应的做出调整。同行业数据的大小不同，处理软件存在差异，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的数据量，在这个行业属于大数据，放到另一行业就不能算作大数据。

根据大数据的特点，通常将大数据的特点归纳为3V，即Volume(大量化)、Variety(多样化)、Velocity(快速化)，这三个特点同样也表现出大数据所隐藏的巨大value(价值)，因此，有些人将其归纳为4V。除此之外，大数据还有veracity(精确性)和Complexity(复杂)的特点。大数据的首要特征就是数据体量大。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随着社会活动的增加和数据采集终端设备的增加，我们所获取的数据呈现出爆炸式的指数级增长，数据量在不断刷新一个个新的量级单位，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计，大数据将会以每年50%的速度在爆发性增长。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量大，而且数据类型多样化。

多样化是指大数据种类繁多。大数据与海量数据并不完全相同，大数据除了具有和海量数据相同的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大数据拥有大规模的非结构化数据，而且非结构化数据所占比重快速增长。根据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在众多的数据中，80%～90%的为非结构化数据，增长速度比结构化数据增长快10～50倍。快速化是指数据的流动和处理速度更快。

随着信息物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源源不断的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数据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导致数据的处理速度也在加快。大数据处理方式的与传统的批量式分析不同，大数据更注重实时分析。数据的风靡除了具备信息技术等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大数据在各个行业都发挥着重要价值。

当然，大数据的价值密度和数据量的大小成反比，一个单一的数据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大量的数据则积累和隐藏了丰富的财富。其价值具有稀疏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质。大数据所存在的数据量大、数据类型多样化、数据的快速处理的特点，都表明大数据处理和分析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

1.2农业大数据及其特征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庞大的数据，这些数据广泛存在于耕地、育种、播种、施肥、植保、收获、储运、农产品加工、销售、畜牧业生产等各环节，包括跨行业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对于调整农业生产、相关农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农业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思维变革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农业大数据除具备大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价值性、精确性和复杂性等基本特性外，还有其自身的特征。农业大数据产生于农业领域，涵盖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农业资源数据、农业生产资料数据、农业技术数据库、农产品市场信息数据、农业政策法规数据和农业机构等多种数据，而且，农业生产环境具有特殊性，受土壤类型、气候类型、作物种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使得关于他们的数据具有多维、动态、不确定、不完全等特征。

2农业大数据在农业管理中的作用

农业大数据的最重要价值就是收集农业大数据对其进行挖掘，寻求蕴含在其中的经济价值，对未来的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经营做出科学的预测，以指导农业的发展。

2.1农业大数据助力农业的科学发展

农业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为人类生存提供不可缺少的物品;另一方面，农业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高农业产出。农业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属于自然再生产。因此，在农业生产中，要重视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对所收集到农业大数据进行挖掘，通过数据反映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特点，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将资金、技术投入到需要优先发展的农业生产行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改进农业经营方式，调动生产积极性。农业经营方式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主要解决如何经营的问题，只有恰当的经营方式，才能充分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如何选择适合的经营方式，传统的做法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所抽取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但确保随机抽样是非常困难的。采样过程中若存在私见，分析结果则会有较大出入。因此，随机抽样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只是在不可收集和分析全部数据的情况下的选择。

利用农业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我们可以避免遗漏数据的现象发生，通过对全体数据的分析，可以大大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如在农业合作社管理中，通过对组织规模、生产技能、管理和经营水平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影响组织管理的因素，进行经营方式的选择，可以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发挥信息技术作用，增强农业竞争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业生产主要靠经验指导，具有滞后性和不准确性。在信息技术指导下的现代农业生产，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农业生产中将产生的问题事前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并及时做出反应。如可以针对作物品种的特性，改良和培育新品种;根据作物的生长状况使用肥料;通过对气象信息的预测，合理的灌溉和防治病虫害等。

2.2预测涉农企业生存环境，增强企业竞争力

涉农企业通常有四种类型：一是为农产品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和服务的农资企业，二是农产品生产企业，三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四是农产品流通企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涉农企业逐步发展并壮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涉农企业除了具备普通企业的社会作用外，还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

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涉农企业在运作中创造了大量的岗位，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流通企业解决了农产品流通难的问题，对于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涉农企业在目前的管理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的良性发展。如对市场变化不敏感，技术创新缓慢，生产调整滞后，从而导致企业的竞争力弱，发挥的作用有限。利用农业大数据对涉农企业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如将农业大数据应用于供应链管理上，通过对多个数据库(比如销售历史、天气预报和季节性销售周期)进行分析，来提高存货预测能力，实现最优存货管理。

对运输进行优化处理，使用路径优化功能提高车队和配送管理水平，优化物流。借助于物联网技术，采用实时的传感器数据来跟踪土壤、气候等信息，指导农业生产操作。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分析来自客户反馈的数据，不仅能够提高营销水平，而且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及时调整，指导下一步的产品研发。

2.3完善政府运作方式，推动政府科学的农业决策

政府自身组织结构、行政业务流程、规章制度等是影响政府发挥职能的重要因素。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整合、关联数据、信息等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政府利用大数据提供了技术支撑，利用农业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将会促进政府组织形态的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从长远来看，大数据将会对政府管理范式、政府职能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能够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政府决策是政府行使各项职能的基础，政府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关系到管理活动的成效。利用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政府可以在农业生产以及涉农企业发展等方面做出科学的决策。政府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数据优势，利用大数据的完整性、快速性特点，可以迅速的对农业生产经营做出反应，及时做出农业指导，调整农业生产以及涉农企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收益。

3农业大数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认识误区

尽管大数据已铺天盖地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在部分领域得到了应用，但对于农业大数据的认识，仍存在误区。部分观点认为，大数据有过度炒作的嫌疑，仍有人认为大数据就是海量数据存储，大数据仅仅是可以获取更多信息的平台，缺乏核心价值。部分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过分推崇大数据的作用，认为大数据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认为传统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将被大数据所取代。这两种极端的认识都是不可取的。大数据的存在与发展是信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正确面对，以使其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应该看到，目前大数据的概念、技术、方法还不成熟，大数据预测结果也并非准确无误，而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大数据并不是仅仅依靠计算机进行算法处理就可以完成，更需要人在其中发挥指导做用。

3.2数据挖掘存在困难

大数据挖掘主要有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结果的可视化呈现四部分。数据挖掘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成本，各个环节都面临不同程度地困难。在数据收集阶段，要根据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收集相关的数据。虽然伴随着物联网、终端设备等的发展，收集数据越来越便捷，但从庞大的数据中做到去伪存真，仍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尽管大数据允许数据中存在少量数据的不准确，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保证数据的质量。

高质量的数据，是分析结果准确性的前提。在数据存储阶段，规模庞大的数据也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数据存储，普通的服务器根本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数据集，而类似EC2一类的掩码计算云服务价格又过于昂贵，一般的科研项目也难以支付得起。在数据处理阶段，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数据被存储在一起，在对数据进行正式处理之前需要对所存储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工作，目前数据清洗的技术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大数据所面临的是庞大的数量级和复杂的数据结构，Hadoop相关技术为企业构建大数据处理平台提供了基础的系统架构及相关的数据库、数据流等数据管理工具，但不足以解决全部大数据问题。

庞大的数据中往往掺杂着各种无效数据，简单粗放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往往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甚至可能是相左的结论，所以需要更加有效的、精工细作的处理工具。无论是从数据处理规模还是从算法的健壮性等方面来看，都对相关的数据挖掘技术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挑战。结果的可视化呈现是将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呈现出来，使结果更加直观。在这一阶段，由于大数据包含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复杂性增强，传统的显示方法只能对结构化数据进行直观的展示，而对于复杂的非结构化数据无法直观的呈现分析结构。

3.3信息安全存在隐患

农业大数据可以通过预测气象信息等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然而农业大数据自身的安全却面临威胁。因数据来源广泛而带来的数据采集安全;因数据种类和业务类型众多而带来的数据整合与存储安全;因外部需求和用户隐私保护而带来的数据审计和安全问题等。伴随着数据收集方式的多样化，数据对外呈现增加，数据存储和分析使用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数据保护方法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对规模庞大的数据进行监管是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数据表面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将反映预期的行为，数据如果利用不当，缺乏必要的保密措施，就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我国大数据的发展正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在信息安全方面尚不完善。随着数据的高度集中和数据量的增大，如何确保产业链中的数据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数据的分布式、协作式、开放式处理也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4农业大数据工作重点

4.1转变思维认识

首先，要对农业大数据树立客观的认识，摒弃之前片面、唯技术论等不正确的观点，既要认识到农业大数据的价值所在，又不能盲目依赖农业大数据。其次，农业大数据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应用，也带来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我们要改变在信息技术不发达时代下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如采用小样本量进行统计分析等，应树立农业大数据思维，采用全部的数据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通过借鉴大数据在其他行业所采用的方法，政府、企业等要积极推进农业大数据的发展。

4.2培养大数据人才完善农业信息化建设

大数据挖掘是大数据的核心工作，传统的数据处理手段无法适应大数据的发展，根据大数据的特征开发新技术是大数据发挥价值的关键，改进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改变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数据存储和传输的方式。

制约大数据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人才的缺乏，因此，加强农业大数据人才的培育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缓解短期人才缺乏，通过对已有的相关数据处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来提高他们的技能，以此满足人才急需的现状;另一种是从长远解除农业大数据人才缺乏的问题，需要在高校设立数据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和相关专业，来培育充足的农业大数据人才。

推动农业大数据发展的另一措施是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信息化是农业大数据的基础，而目前农业信息化水平整体低且地区差距大，影响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因此，要建立并完善农业信息化建设，解决农业大数据应用领域中存在的信息服务个性化不足、实时数据采集难等问题，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的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智能化、人性化和个性化，并为我国的农业动力大数据应用建立基础。

4.3保障大数据应用安全

针对大数据安全问题，在技术层面上，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安全架构和开放数据服务，需要重新设计和构建大数据安全架构和开放数据服务，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灾难备份、安全风险管理、安全运营管理、安全事件管理、安全治理等各个角度考虑，保障大数据计算过程、数据形态、应用价值的安全。在政府层面，应该明确重点领域数据库范围，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强规范和引导，进行日常监管，企业层面，要加强内部管理，对设备尤其是移动设备的使用加以规范，规范农业大数据的使用和流程。

5展望

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跨界应用，农业大数据带来了思维、理念和技术上的重大变革，是对传统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改变。针对农业大数据在起步阶段存在的错误认识、技术应用水平低、数据安全存在隐患的现状，积极转变观念、提高技术水平、保障农业大数据应用安全，必将不断改进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预测指导功能，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效益。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论文范文二：农业经济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农业经济管理完成了对农村合理规划的任务，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解决办法，并解决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经济发展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况

1.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

农村居民对教育的认知不够，导致子女不愿上学或强制退学等现象出现，以及一些农村的教学条件落后，导致农村子女的文化水平不高，而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却留在了城市，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始终不高的根本原因。

2.农业生产规模较小

农村的经营方式比较分散，对于集体和大规模的生产，还有新技术的推广都不能很有效的进行，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无法统一进行，这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就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农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

随着工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土地因为不正确的使用，造成了农村环境的污染，植被破坏，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等现象。这就严重的破坏了生态平衡，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经济管理所采用的形式

1.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建立起正规的中小学，推广义务教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使得适龄儿童都有学上，上得起学，在初等教育上跟得上，打下文化基础，为农村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不会因为没钱上学而错过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对于农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2.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扶持政策

切实落实三农政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技术、新人才，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城乡合作，积极帮助农村居民早日步入小康行列。

3.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

结合科技的发展，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改变农村现状，用科技实现高产，在良种培育、防虫、防害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机械自动化等节省了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引入新技术，用科技的力量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4.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如此才能稳定、可循环，保证经济发展不占用下一代生活资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要重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5.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农村经济发展之初，没有完善的农业机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多渠道的信息资源，销售渠道少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完善生产机制。

三、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保证

综合农村现在的经济条件状况，农业的经济管理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的保证，好的经济管理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合理的农业经济管理下农村的经济才能快速、稳定的发展，这也成为了一种非常合理的发展模式。农村的经济发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规范，这使得农业的发展得到了提高，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满足。所以说好的科学规范方法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化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得农业的发展具有合理的制度保证，采用优化的制度才能最大化的发展经济，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

2.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指导，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就是有了这种引导，农村经济才会有目的的进行有效的发展，这也大大的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经济管理不仅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还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明确了市场经济地位，农村经济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占有重要的组成成分。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重点发展，明确经济地位，更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制约问题

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制约问题，然而农业经济管理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解了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农业经济管理完成了对农村合理规划的任务，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解决办法，并解决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

实现了农村发展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节约人力物力，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快速。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农业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一：新农村建设下农业经济管理策略研究

摘要：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持续发展，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不断显现。在我国经济中，农业经济是其核心组成要素，而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离不开农业经济管理。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还需要多角度、多层次出发，采取可行的措施，优化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不断促进新时期农业的持续发展，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管理;策略;探讨

在国家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农业经济发展占据重要位置，能够折射出我国已有的综合国力，也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浪潮中，农业经济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下，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管理都被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农业又是新时期农村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必须意识到农业经济的重要性，促进农业的综合发展。在此过程中，要全面而客观地分析农业的现状，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以此，不断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农业经济管理概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农业发展关乎我国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的稳定、和谐，必须把农业、农业经济放在核心位置。就农业经济管理而言，它是以国家制定的经方针政策、市场环境等为中心的管理活动。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要全面分析当地的市场经济条件、市场环境，以国家制定的政策方针为基点，使农业经济发展目标明确化，优化信息化再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再生产过程的各要素，确保农业经济持续发展，逐渐走上规范化、法制化、信息化的道路。

1、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生产化。随着科技持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到不同行业、领域中，和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对于农业经济管理来说，也需要满足时展的客观要求，灵活应用信息化技术，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使农业生产处于高效运转中，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促进新农村建设。自出台农业合作政策以来，农业经济合作不断发展，农业化机制不断完善。在一些大企业的作用下，逐渐实现了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

2、农业经济管理的现代化，农业经济管理思维的转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经济管理已成为核心内容，要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在新时代下，社会市场竞争日渐激烈，想要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注重农产品的深加工，提高农产品质量。在此过程中，必须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思维与方法，优化农业增长方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二、基于新农村建设的农业经济管理策略

1、优化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在新时代下，农业经济逐渐走上转型的道路，而农业经济管理逐渐融入到农村农业经济活动的不同环境中。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也更加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在发展农业经济的过程中，要优化已有的经济管理模式，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要遵循新时期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

2、优化农业经济结构，促进农业的科技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下，要以社会市场为导向，优化农业经济管理方法与管理方针。改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向，优化传统农业经济结构，融入更多新的元素，促进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要采用深加工的方法，美化传统农产品包装，提高食品的安全性，不断提升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促进农产品销售，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构建产业链。在此基础上，要运用各种科学技术，不断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提高农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在社会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走上长远的发展道路。

3、注重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在农业经济管理过程中，必须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系统化地训练，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够紧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有效解决农业经济管理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此过程中，要加大宣传力度，使相关工作人员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具备必要的政治素质，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特别是要强化他们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以此，强化他们的现代农业经济管理意识，具备较高的综合知识能力素质，确保各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健全已有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有效处理好他们之间的矛盾，能够兼顾各方面利益，需利用自身的服务与经济职能，加强农业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实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还要从不同角度入手，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以定期、不定期的形式，进行村级资产清查，相关部门要做好农村离任干部的资管审计工作，加强各地区农业经济管理，使各地区的农业经济都能迈入崭新的阶段。

4、注重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与产业化发展。想要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必须注重它的信息化与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注重农业经济管理队伍的建设，引进大量优秀的专业人才，优化队伍结构，引进各种先进的农业设备。在产业化、信息化发展的道路上，要实施人才战略，巧妙地利用人才项目、招商引资等方法，把各种高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优化农业结构，注重科技创新，为农业经济管理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提高管理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扩大各地区农业发展规模，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新农村建设下，政府部门必须意识到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能够从不同角度入手，优化已有的管理制度，注重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其信息化、产业化等水平，在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同时，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效率与质量，促进各地区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不断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好地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喜江.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J].农民致富之友,2015,24:16-17.

[2]肯四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4,23:143.

[3]刘庆发.从新农村建设环境分析农业经济管理[J].东方企业文化,2015,19:78.

农业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二：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

[摘要]对于农业大国来说，为了更好地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想方设法促进国家农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中，农业经济管理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如何做好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对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结合实际简要分析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加以分析，并据此提出一些做好新农村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对策，以供参考。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新农村建设;发展

对于作为农业大国的我国来说，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社会发展的重点，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充分体现出我国的综合国力。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随着科学技术被广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了寻找出一条适应市场发展的农业经济模式，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要在把握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发展趋势、分析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探寻做好新农村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对策。下面结合实际对此加以探讨，以期为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1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的趋势

1.1农业经济管理更加现代化，农业经济管理思维向现代农业管理转变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药内容就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实践提示，提高农业经济管理水平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农民收入得以增加的重要物质保证。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管理现代化趋势已经无法阻挡。此外，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为确保农业经济发展，将着重加强农产品的深加工，在注重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同时，也将对农产品的可持续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因此，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而转变我国经济管理方式和思维也是大势所趋。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今后必须重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1.2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农业经济管理也需要顺应时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时代、市场对农业经济管理的新要求，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农业经济管理当中，以提高信息交换的实效性，保障农业生产过程的高效性，以提高农民的收入。

1.3农业经济管理生产化

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由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某些大型企业的带动下，开始实现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不仅使大型企业的生产需求得以满足，也促使农产品实现标准化生产，充实了农民的腰包，增强了的农业经济效益。由此可知，农业经济管理产业化也将是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发展的新趋势。

2新农村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尚未建立健全新农村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体制

虽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尚未给予农业经济发展高度的重视，且重视程度远远不如工业发展，这样导致当前仍然未建立健全和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导致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制度也和农业社会结构不相适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滞后性导致农业经济管理活动失去了执行力，不利于农业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2.2部分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未充分认识加强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

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国家相关部门和领导都对此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且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出台了相关政策。但是，部分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尚未充分认识到加强农业经济管理的重要性，忽视农业经济管理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他们的思想观念尚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这样使得他们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无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够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要求的指导下有充足的执行动力，容易在实际工作中出现原本应当避免的漏洞，对农业经济管理造成极大的影响。

2.3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工作素质有待提高

不少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不能够及时吸取新政策的营养，不能够在掌握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对农业经济管理方法、模式加以研究，缺乏工作责任心，缺乏主动探究新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积极性，不仅有的管理人员不具有比较高的执行能力，而且自身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水平低下，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不能够适应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对当地农业经济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造成某种程度的限制。

3做好新农村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策略

3.1完善农村经济管理工作体系，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思想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为做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就要对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加以优化和完善，建立一个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体系，以满足社会经济变化需要。此外，还需要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思想，如应当更新农业发展观念，完善新型农业经济结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注重农产品深加工，实现农产品多元化发展;想方设法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等。

3.2重视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大力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队伍建设，定期对农业经济管理人员进行培训，增强他们对加强农业经济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增强他们的工作责任心，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水平，增强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帮助他们逐步形成全新的现代经济管理意识，提高他们的知识能力素质，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以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

3.3大力推进农业经济管理产业化发展

政府部门应当加大对农业经济的资金投入力度，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想方设法引进更多的现代化设备，吸引和招收高素质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投入到农业经济管理当中。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合作社，注重原料生产加工，做好农产品原料加工的基地规划和特色产业园建设，使其符合国家新农村建设体系的构建要求。重点扶持农业龙头产业，促使农民、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相关部门需要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产业化经营商相应的优惠，促使其更好地发展，以促进相关专业化合作组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3.4大力推进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

政府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资金投入计划，结合不同的农业发展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给予适当的资金倾斜投入，从而帮助农村农业的信息化建设。此外，在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应该重视对现代信息化技术人员的教育，培养农业信息化所需要的真正技术人才，这样才能够实现信息化建设与农业发展的有效结合，加快我国农业的建设。与此同时，不仅要鼓励技术人员勇于创新，以研发出满足农业经济管理需要的相关信息化技术，还需要重视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教授给农民一些最基本的农业信息化知识，确保他们具有最基本的信息化能力。总之，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农业经济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实现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科学、有效的农业经济管理，保证农村经济可以一直沿着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的道路稳定向前，以满足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

参考文献：

[1]肯四才.新农村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措施探讨[J].经济管理，2014(12):143.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农村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一：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引言

人才培养模式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思想并根据社会需要确定的人才培养的总体样式，是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其他教育内容、课程及内容的组织及实践中的方式方法的总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一级学科，重点解决农林领域的管理活动，目前已在我国54所本科院校开设。近二十年专业改革仅限于内部框架调整，并未依据市场需求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模式。为适应市场需要，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成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建设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本文从教学模式、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两方面梳理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对专业建设的建议。

1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1.1 教学模式

1.1.1 理论教学

王雅鹏(2004)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依据社会需求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利用现代技术提升专业层次和水平，开拓区域经济学、农林产品比较优势等研究领域。奚祥华等(2007)提出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创新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策略，建议增加基础学科课程，删减重复过时的课程，开设生态环境科学、现代农林技术等课程以及热点问题的专业讲座及发展动态课程。柯水发等(2011)对北京林业大学240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进行课程设置问卷调查，发现学生普遍认为农林类课程较少，建议压缩基础专业课程，增设农林经济地理学、专业论文写作等课程。

彭艳等(2008)以29名学生4年所学部分课程成绩为原始数据，①基于因子分析得出农林经济类相关课程对学生专业素质影响较大，建议加强宽专业教育，拓展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颜华(2009)具体提出农林院校可采取主修与辅修制度结合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

罗攀柱等(2008)依据我国农林业生产特殊性及林业经济转型的需要，将林业经济管理专业课程划分为5个模块，②建议林业经济管理专业培养生态和环境意识较强的人才。刘强等(2009)依据市场需求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平衡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比例，增加实务类课程，避免出现重理论、轻实务的教学效果。李红(2008)进一步提出各高校应结合实际准确定位，突出学科特色，力争与其他同类院校有所区别。

徐辉等(2010)发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案例选取难，缺乏专业的案例编辑，导致理论教学与讨论教学学时分配困难，学生自主性难以调动。建议教师通过业内交流、校际交流、发动学生调查编写等方式增加案例讨论环节，避免单一的理论教学。

综上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理论教学存在以下不足：(1)课程设置专业性不强，核心课程较少，缺乏时代感;(2)重复性课程较多，学生知识面普遍较窄;(3)授课方式单一，讨论教学欠缺。在未来课程设置上，应重点培养新学科，增设农林经济学课程，以专业讲座带动课程教学，强化学生综合素质，实现课程体系设置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相结合。

1.1.2 实践教学

赵锦域(2002)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改革为例，提出全面调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涉及的实验项目，完善实验室建设，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使专业课的实验学时达到总学时的30%。

黎东升等(2002)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提高教学实践现代化程度，建立以多媒体为中心的现代电子教学系统和以农林经济可持续发展信息系统为中心的教学研究系统。其后研究发现传统办学模式使学生在实践技能方面存在缺陷，建议开展专业知识准备性教学、随堂性实践教学、阶段性实践教学和综合实践教学，通过参观和专业生产劳动等方式深化人才能力培养。颜华等(2011)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特色不突出，实践比例过低，建议形成以课程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为重点，社会实践为补充的实践教学体系。

郑炎成等(2007)结合教学经验发现，实习经费难以落实阻碍是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开展的首要因素，此外，实践对象及接收单位选择也是影响实践效果的重要因素。据此并结合费孝通先生社会学理论提出就近选点，解剖麻雀的实践方式，建议在院校周边选择行政村，开展具体连续性调查，节省经费和时间同时保证实践效果显著。

综上分析，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存在以下不足：(1)实验室现代化建设不完善;(2)实践教学比例较低，与理论教学及社会需求结合度不高;(3)实践经费及对象落实困难。在未来实践教学建设上，应重点优化实践教学体系，加强校外基地建设，选择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实习单位。

1.2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型人才培养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培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有助于推动我国农林产业建设快速发展，扭转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社会认同度较低的现状。

杨根宝等(2005)结合21世纪我国农林 经济背景及对高等 教育的要求，提出开发学生潜质、培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注重厚基 础与宽 发展兼顾。郭翔宇等(2009)借鉴部分高校农林经济 管理专业允许学生自主选择专业方向的 经验，提出学校应设计个性化发展模式，满足学生个性化和 职业发展需求。

徐辉等(2010) 总结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型人才应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敢于创新的精神、付诸创新行动等素质，提出创立专业人才培养新目标、创新教学内容体系、创议探究式教学、创新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机制和专业认知实景模拟见习顶岗等五种实践模式。王玉芳等(2011)通过对东北林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原创能力的调查发现，学生知识陈旧、缺乏课题研究能力是制约原创能力培养的内在因素，提出重视学生原创能力培养、搭建创新实践平台、务实基础知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议。

杨香合等(2010)基于河北省 农业发展，提出构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创新高地，从教育管理、办学机制、教育结构、教学改革等方面开展创新，以学术带头人为引导，培养本科学术创新人才。胡云等(2010)提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要立足于 应用型高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阶梯状培养模式，构建了一个中心、③三个层次、④三种形式⑤的实践教学模型。

刘惠琴(2007)运用访谈研究、模型构建、量表设计、实证研究等方法对86个高校学科团队进行调研，总结出目标明确、结构合理、创新氛围浓厚是提高中国高校学科团队创新绩效的关键因素。结合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题研究较多的特点，应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先导，学生积极参与的创新型科研团队，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生潜能，为学生进入科研领域铺设平台。

综上分析，创新型人才培养重在机制的构建，农林院校应打破传统的理论教育，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尊重学生的思考，鼓励学生开发原创思维能力并付诸实践，上述激励措施比教师单方向从事科研更具有效率。

2 结论与建议

学科建设状况从根本上反映高校的办学水平、学术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建设目标应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支撑区域农林产业建设，满足 社会发展需求。目前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转变进度较慢，与市场需求存在脱节，未来关于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应集中于如何塑造创新型人才、如何突出学科特色、如何提升社会认同度等方面。农林院校应结合实际，将理论转化为行动，突出专业的比较优势。针对该专业未来发展方向，笔者建议如下：

(1)创建以本科生为主，教师队伍为辅的初级科研平台。以基础项目为资源，给予资金支持，鼓励学生思考、创新、实践，提高学生科研热情，为培养后续人才奠定基础。

(2)鼓励学生参与学科建设。学生视角能真实反映学科发展中的缺陷，建议每学期至少举办两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科研讨会，依据学生的意见合理改革，使学科发展更符合学生要求。

(3)建立院校间学科交流平台。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建设缓慢反映了学科建设理念的局限，校际间交流平台能够为学科建设提供新思路。建议定期举办农林院校学科研讨会，互通先进理念。例如，东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种类较多、细化程度高、相关 实习及科研项目丰富，这为其他农林院校提供借鉴。

(4)适当增加与农林类相关的专业课程，减少关联度较低的课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应通过课程设置突出学科特色，将经济、管理与技术三者结合，注重实用性，并培养学生自学能力，避免出现宽而不精的学习效果。

(5)强化专业实践。建议将大一学年起每年至少 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专业实习纳入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教学 计划大纲。内容由浅入深，倡导形式多样化，增强学生对专业应用的认知，有助于减少学生在就业方向选择上出现偏差的可能。

(6)实行导师制。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可建立本科导师制培养模式，并进一步细化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例如农林业政策、农林业资源管理、农林业金融 保险等。允许学生依据自身兴趣选择研究方向，使学生对某一领域有较深入地认知。

总之，农林经济管 理学科优势劣势同样明显，扬长避短更要积极补短。未来专业应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核心，完善教学建设，实现人才向高素质、综合型发展。

农村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范文二：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特色建设

本科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和大学教学的基础。专业特色是质量与创新的生命线，加强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保证，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与辐射作用。

特色专业的建设内涵

特色专业指充分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在教育目标、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条件和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较高办学水平和鲜明办学特色，获得社会认同并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特色专业是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是学校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具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等特征。特色专业是一所高校所有文化要素汇聚提升的体现，是一所高校办学经验趋于成熟的标志。建设特色专业，是高校在新形势下获得持续竞争力，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质量工程建设文件指出，建设高等学校特色专业是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办出专业特色的重要措施，要紧密结合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教学、优化课程体系、加强教师队伍和课程教材建设，切实为同类高校相关专业和本校专业建设与改革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主要建设原则是：强化优势，突出特色。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强化优势为根本，以突出特色为关键，充分体现办学特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改革创新，提高效益。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增强专业建设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提高办学效益，与相关行业领域紧密结合，探索适应社会不同类型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专门人才;示范带动，整体推进。强化专业建设实践成果积累和有效经验总结，主动宣传推广建设成果，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以改革精神推进特色专业建设

笔者所在的华中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本科专业历史底蕴较深厚，可追溯至1904年湖北农务学堂开设的财政、理财等课程，迄今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1981年建立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硕士点，1986年建立农业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点，1998年设立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0年批准为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07年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特色专业。现有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5人，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10人。特色专业立项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切实转变教育思想观念 特色专业建设必须与社会背景、产业背景及行业发展趋势密切相关。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已难以适应WTO框架下用人单位的需求。当前我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因此，必须转变思想观念，实现四个转变：从侧重理论研究型向侧重实际应用型转变，从窄深专家型向宽口径通用型转变，从单科型向复合型转变，从侧重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型向涉农中小企业管理型转变。总之，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以服务三农为特色，与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新形势相适应，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农业大学特色的宽口径、复合型、应用型，掌握农业科技发展的经营管理高级人才。

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特色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影响着特色专业建设方向、进程和绩效。农林经济管理特色专业构建了一体两翼培养模式，注重农、经、管知识复合，突出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培养，开展课程体系研究与改革，进行课程重组、整合优化，建立了基础课模块、专业课模块、实践教学模块、专业特色课模块、通识教育课模块、前沿与特色课模块等六大教学模块。

在基础课中，增加数学、计算机等课程学时和难度;专业课中，对重复、脱节教学内容调减优化;实践教学中，新增创新学分，对实验教学内容整合优化，独立设课，单独考核;专业特色课模块中，注重因材施教和个性培养，增加选修门类，拓宽选修课范围;通识教育课模块中，规定学生必须修满12个学分农业科学和素质教育方面课程;前沿与特色课模块中，结合当今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及教师科研成果，聘请校内外专家开展讲座，进行专题讨论，让学生了解本专业发展动态与前沿，突出专业前沿与特色，开设了农业经济管理专题、农业可持续发展专题、管理理论发展、职业生涯设计与管理等前沿与特色课程。体现三个强化：强化农、经、管知识复合，文理渗透，拓宽知识面;强化创新能力培养，突出实践教学，增设创新学分;强化社会责任教育，培养学生爱农情感、兴农责任、强农使命。

与此适应，推进以十多门国家、省和校精品课程三级精品课程为核心的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改变传统注入式教学方法，推进问题导向的研究性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灵活运用情景教学、互动教学、案例教学、角色扮演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构建了师生知行苑交流平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针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特点，遵循实验实践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遵循系统优化、整合集成要求和阶段递进原则，注重实验教学体系系统性，注重实验教学层次性和模块化，注重实验内容新颖性，注重实验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科学性，突出基础性、提高性、综合设计性三层次，建立了农户经营与风险控制模块、农业金融与贸易模块、农林经济管理与决策模拟模块、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模块四大实验教学模块，形成分层次、模块化、

点面结合、全面开放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课程体系。高标准建设了经济管理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校企合作共建了6个功能实验室，为实验课程开设提供条件支撑。

以感知见习认知实习实训体验为路径，构建以见习为主的感知实践、以社会经济调查为主的课程实践、以管理模拟及企业实训为主的角色实践三维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建有1个教育部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和35个校内外教学实习基地，为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和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有效保障。

依托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和教师科研课题，积极开展经常性学术讲座，营造浓厚学术氛围，着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等各类科技创新活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通过教师科研课题带动、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立项资助、实验教学中心条件支撑，培植学生创新成果。

积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特色专业建设的根本保障，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围绕特色专业建设需要，建设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专业建设才有坚实基础和生命力。

学校还先后实施了青年教师八个一计划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杰出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等育人工程，教师队伍学缘、年龄、职称结构得到明显改善。通过科学研究项目建设具有稳定研究方向的学术梯队，培养了科研经验丰富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将学科建设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内容。通过对重大问题研究和探索，使他们对知识的理解、领悟和运用得到内化升华，拓展了学生专业视野，加深学生对知识体系理解的良好效果。科研项目作为本科生课程实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学生毕业论文选题80%以上来自于科研课题，提高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学习兴趣，整体水平与质量显著提高，近几年省级优秀学位论文获奖率40%以上。高职教师100%为本科生开课，鼓励开设学科或专业主干课程，创建精品课程，主编课程教材。

专业建设责任人在专业建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促成学科专业良性循环发展重要协调者。通过其领导的专业团队，把握专业建设指导思想，落实专业建设规划，引领专业在国内同行中占据重要位置。专业责任人应在教学科研中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熟悉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对学科专业唇齿相依、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深切体会，有能力站在更高水平上驾驭学科专业协同发展，将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和优势引导并转化为专业建设重要资源。

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紧密结合，使学生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尽快融入社会是提高学生质量的重要标志。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提高学生适应能力，增强学生的国际视野。通过请校外知名人士做报告，组织学生到校外参观、实习等，增强学生与社会联系，培养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特色专业应根据自身特点，将国际化教育融入课程、专业实习实践中，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国际化教育机制，通过联合培养、互认学分、选送学生、聘请教授等方式使每一个学生在国际化教育中受益。与山东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澳大利亚等多所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了联合培养机制，设立了国际 教育 实习学分，鼓励学生走出国门，完成学业。

特色专业建设 实践的思考

建设方向明确 农林 经济 管理特色专业建设应突出地域特色、突出农林特色和突出人才培养复合式、 应用型与国际化特色具体设想，围绕 社会需求、区域需求，在学生综合素质和技能培养等方面多做文章。

建设定位准确 面对现代 农业科技和经济 发展的两大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村经营管理人才的新要求，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建设和改革以及学生的就业去向必须有准确定位，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学生知识结构须与农业科技、经济发展大趋势一致，符合国家农业发展对人才要求。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旅游农业；开发模式；实证分析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核心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焕成等：观光农业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00（2）。

2．卢云亭等：观光农业，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3．蒋和平：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论，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7月。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农业大省；就业不足；扩大就业；路径选择；城镇化战略；就业优先

中图分类号：F240

“积极扩大就业”以降低社会失业率，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五”及今后一个时间农业大省扩大就业的路该怎样走？应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些也许肤浅的思考和探究。

一、就业不足的原因分析

农业大省由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当前男16~59岁、女16~5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带来了巨大的失业源。加之“入世”导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峰不期而遇，造成了当前严重的就业不足，并呈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点：一是不仅劳动力供求总量严重失衡，且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二是由于城镇化程度偏低，加之“入世”对近期农业的负面影响，使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化解农村就业压力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复杂；三是科技进步使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导致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锐减；四是择业观念滞后，社会劳动参与率过高，导致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可见，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的劳动力供需已严重失衡，致使就业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据调查分析，导致就业不足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是如下几点：

原因之一，由于“”时期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膨胀。就拿湖南来说，据推算，该省“十五”期间仍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2001~2005年每年新增劳动力分别为48.28、55.23、62.69、64.09、62.92万人，5年累计新增293.2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64万人。按照25:75的城乡比例分解，全省城镇5年累计新增劳动力73.3万人，农村5年累计新增219.91万人。到200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4405万人。这表明仅就城镇这一块来看，如果不增加就业机会，即使新增的城镇劳动力就将使2005年该省登记失业率在2001年接近4%的基础上再提高5.5个百分点，达到9%以上。可见，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使农业大省的失业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总量绝对过剩型失业，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化解失业压力的主要矛盾。

原因之二，新一轮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导致大量企业职工分流下岗，甚至失业。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技术进步，使部分现有企业不仅不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而且因企业对自身效率的追求，部分原已就业的劳动力将转变为亟待重新就业的劳动力派生性供给。其中有的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顺利实现劳动转移而重新就业；有的则因多方面原因包括自身素质的原因，可能面临下岗；也有的因为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出现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沦为失业人员。据资料介绍，“九五”期间湖南累计出现下岗职工190多万人次，已基本实现再就业的仅140万人次。到2000年底止，下岗后未实现再就业的仍有43万多人，占全省国企在职职工总数的14%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十五”期间该省下岗职工的总规模可能要突破150万人（“九五”全省共有城镇职工约590多万人），扣除下岗后可能重新就业的约60万人，预计有90万下岗职工将面临再就业困难。

原因之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缺乏产业依托。解决就业不足最有效的路径，是要依托一个就业含量高的产业发展来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据湖南省职业介绍中心的调查表明，第三产业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而且就业“门槛”相对较低，通常是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城乡就业的主要载体。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偏慢，到“九五”末全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42.3%，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第三产业是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门槛低的最佳就业产业，且发展的空间很大。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将成为“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尤其是农业大省缓解就业矛盾，扩大就业需求的主攻方向。

原因之四，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渠道不畅，其直接原因是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据资料介绍，因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偏小，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一般仅有0.69:1，比全国平均比重低出近10个百分点。“八五”以来，全国不少经济发达省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村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大省加快乡村工业化进程，尤其要注重发挥农业优势，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须知，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工业化的连结点，同时更是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村就业的大容量载体。可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契机，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着力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对于促进农业大省就业不足这一矛盾的有效化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因之五，城镇化程度偏低，制约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当前，由于农业大省城镇化程度偏低（一般为30%），制约了第三产业包括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事实上，推进多元城镇化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发展第三产业则是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又能为实现城镇化提供条件和保障。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与推进城镇化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农业产业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力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的时期与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必须把握契机，将推进城镇化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纳入多元城镇化的整体推进战略，在大力提高农业大省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调整服务业布局，促进农村服务业向小城镇聚集，从而增强小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

此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与农用土地制度改革的迟缓，阻碍了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进而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不快，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难度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户籍管理和农用土地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太慢、力度不够。须知，由于这种“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长期没有根本性改变，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固化，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现行制度下农用土地的非流动性，又制约了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使乡镇企业发展长期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进而导致乡镇企业对增进本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二、扩大就业的路径选择

上述表明，“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就业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且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将成为解决其就业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城乡就业的路在何方？笔者的大体思路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契机，以加快配套改革、化解突出矛盾、改善就业环境为突破口，以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主攻方向，为“提质、扩容、减压”搭建新的劳动转移“平台”，打造大容量的就业“载体”。所谓“提质、扩容、减压”，其基本政策涵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载体的吸纳容量，减轻社会失业压力。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主张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就业应选择如下基本路径：深化户籍管理、农用土地和社会保障等项相关制度改革——健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推进多元城镇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当然，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若将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让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岂不给本已就业矛盾比较突出的城镇雪上加霜？况且城市还有如此多的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让农民进城与他们“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不怕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失业风险么？一言以蔽之：对于农业大省来说，这一“引狼入室”的路径不可取！然而，依笔者之见，这恰恰又不是一个值得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须知，导致农业大省就业不足问题的主要根源，也许并不来自于城镇下岗职工有没有竞争就业的对手和压力，而在于数量惊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尽快实现有效转移。近年来，由于农业已进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自“九五”以来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已在不断积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内在冲动愈来愈强烈，加之城乡比较利益差距导致了强大的转移拉力，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基于此，今天我们试图仍然依靠“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将农民挡在“城门”之外，只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使各种利益矛盾趋于激发而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见，或许真正明智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引导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序转移；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为进城农民实现从非永久性的“城市漂流”，向永久性迁移（到城镇定居）转变开辟大容量的就业载体。

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的人数早已形成千万之众。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劳务经济”，在有的市县甚至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可见，只要加大相关制度特别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仅让已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变成“不再漂流”的城镇人口，并得到与原有城镇人口同等的待遇，那么理论上就自然达到了加快全国城镇化之目的。相反，若实现了非农就业的农民不能成为永久性的正式城镇人口，势必导致我国农民的“城市漂流”现象日趋突出。研究表明，农民长期的“城市漂流”，不仅将影响内需的启动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且会妨碍城镇建设资金的筹集与规模的扩张，进而制约整个城乡就业机会的增长。

可见，解决农业大省严重就业不足问题，上述路径选择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把握契机，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在深化相关制度改革的同时，制定出支持性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又引导方法得当，就有可能产生出令人期盼的预想效果。

三、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上述路径行得通，我们必须趋利避害，切实采取如下有效措施与对策：

第一，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培育新的劳动力大容量就业载体。据史料分析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相应带动500万个就业机会的增加。假定“十五”全国城镇化程度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五年共提高10个百分点，则“十五”可增加5000万个就业机会。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一是要抓好现有城市的扩容增量。我们必须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全国大中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容量的增加；二是要加紧编制出“十五”全国小城镇发展规划，为促进全国大中小城镇多层次协调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三是要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在努力扩充县城和现有建制镇规模的同时，选择人口和乡镇企业较集中的农村集镇，通过投入一定的小城镇建设引导资金，扶持兴建一批新的建制镇，使之成为就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容量就业载体。

第二，强化就业领域的宏观调控，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就业压力。加强宏观调控，不仅要加大对就业增量和存量调控的力度，而且尤其要重视对地区发展差别引起失业压力差别的调控。为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就业矛盾相对突出的地区尤其是农业大省，应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要统筹兼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点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优先发展；要正确处理长期稳定就业与近期灵活就业的关系，鼓励短期性、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要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尽量提高对困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在扶持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扩大其就业机会。

第三，确立就业优先原则，扶持劳动密集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此，一是国务院要适时制定并出台有利“就业促进”的法规或政策，使扩大就业的各种措施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扶持就业密度高、容纳能力强的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优先发展；三是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并逐步扩大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我们必须多途径增加投入，支持困难地区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到农村兴办服务业。

第四，积极调整反失业政策，促进各项相关制度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过来一些地区采取的所谓反失业举措，大多带有“歧视”农民的色彩。其特征是通过“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限制农用土地流转、实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等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阻止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为扭转这种既不公正又不合理的状况，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一是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国企下岗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减少其因流动或自谋职业带来的制度性机会成本。并健全扶持长期失业者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业的社区支持网络，帮助城镇就业困难群体摆脱生活困境，提高其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二是要彻底革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逐步推行就业地入户登记办法，从而全面放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至进城“安家落户”的行政性控制。

三是要努力推进农用土地的制度创新，健全农用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其流转交易的成本，推动小城镇合理布局和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从而促进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连带就业效应的有效发挥。

第五，依法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推动全国城乡统一市场的发育。要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严厉打击职业介绍中的欺诈行为，为我国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规范中发育、在发育中规范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十五”期间，我们必须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尽快形成“单位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市场基础配置，政府引导促进”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并建立起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就业服务队伍，切实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信息咨询等多种促进就业的优良服务。

此外，要把发展教育与培训作为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社会劳动参与率，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优先措施，努力推动“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的迅速形成。我们还应尽早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触角与覆盖半径，迅速向国外拓展和延伸，以利我国劳动者在更大时空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确保全国就业局势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大山、贺友斌：《走出去海阔天空——湖南农民外出劳务的现状与对策》，《学习导报》，2001年第5期。

2、蒋学毛、李依仁：《世纪之交：试解就业难题》，《中国劳动》，2000年第1期。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农业持续化；集约持续农业；持续发展

科学理论是实践变革的指导。本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四种全球性与农业有关的思潮，即农业现代化、绿色革命、自然农业与可持续农业。作为一种思潮，往往是狂风般的蜂拥而来，也可能是落潮般的悄然而去。各种思潮中科学性强的理论能经受历史的考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经久不衰。也有部分科学性不强或反科学的理论只能热闹一时而自然地退出历史的舞台。当代受各种思潮冲击的人们，必须保持冷静头脑，分析思潮产生的背景、实质性内容、利与弊，进而辨认其科学的真伪，从而从本国本地的情况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任何对农业思潮的盲从或“拿来主义”都会导致行动或决策中的失误。

一、农业现代化思潮－－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从原始农业转变为传统农业，再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地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十九世纪工业与科学技术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准备了条件。1892年第一台拖拉机问世，1840年李比希营养归还学说出台，再加上达尔文杂种优势理论与摩尔根遗传学理论等，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思潮与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其主要内容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以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杂交玉米等高产新品种与新耕法替代老品种老经验；以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农业，用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

农业现代化思潮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世界农业一反过去几千年老牛破车的步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率先实现了以机械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到六十年代占世界耕地面积40％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先后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从本纪初到八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增加了2倍，但谷物增长2．3倍，农业产值增加24倍，用事实否定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快于粮食增长的悲观预测。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美国一个农民人均产粮已达110吨，产肉101吨，可养活80个人。目前，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加上粮肉生产过剩而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因而作为一种思潮的农业现代化已经不再受青睐，但实际行动仍在继续，而且进一步向现代化迈进。发展中国家正在进行的绿色革命实际上也是农业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而衍生的一种行动。

现代农业在产生奇迹般增加产品与效益的同时，由于曾对资源环境的忽视而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例如能源消耗急剧增加，从1950年的0．36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2．6亿吨石油当量，因而有人贬称之为“石油农业”；农药、除草剂等化学品对环境与食品安全构成威胁；有人还担心大量施用化肥会不会破坏地力和污染地下水；有人还将主要是工业化引起的水、空气污染也归咎于现代农业。这些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近来已将资源环境良化纳入并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自然农业思潮——一次超凡脱俗的尝试

作为一种对农业现代化的逆反，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企图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一次尝试，即自然农业思潮。其派别与口号多种多样，如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生物农业、替代农业、再生农业、自然农法、超工业农业等等。形成了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农业思潮。较有名气的英国真菌学家霍华德提倡的“有机农业”，1971年美国土壤学家艾希瑞克发起的“生态农业”，日本的福冈正信写了一本《绿的哲学》，提倡无施肥无耕作无农药无除草的“自然农法”等。这股思潮在哲理上提倡归朴还真，与自然和谐一致，尽量减少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主张低投入；在技术内容上强调传统农业技术，提倡堆肥、轮作、豆科作物、生物防治等，排斥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中的人工合成化学品（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与生物工程技术；在管理上主张小型，自给自足，强调农户（场）内闭合式物质循环而排斥农户外的投入。这股思潮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不大，但受生态至上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推动，在学术界曾一度时髦。然而就是在西方也争论甚大，提倡者认为这是一种农业的“理想国”，反对者认为是“复古”，是“神话”。

自然农业思潮有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它强调崇尚自然，对唤起环境保护意识起了积极的作用，纠正了现代农业只强调产品与效益而忽视资源环境的不足；它所强调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仍有其积极的作用；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作为一种农业的特殊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少量应用（如旅游景点、安全食品）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这股思潮又极端地强调自然而走向否定人的能动作用，反对投入，反对人工合成品，企图返回古代式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在理论上，违反最基本的能量转换与散逸定津，企图实行自我封闭式的物质循环模式，而滑向科学上的倒退。因此，作为一种农业的整体战略是不足取的，在实际生产上，由于它只强调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而忽视生产与经济，因而不能广泛地被农民与政府接受。在欧美试行的各种自然农业模式，比重极少（占耕地千分之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衰落下去而被可持续农业思潮所代替。

三、可持续农业思潮——当前的热点

本世纪中后期，为抵制工业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环境保护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罗马俱乐部悲观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译成了几十种文字，“生态危机”、“粮食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经济滞胀”，以至于“世界末日”等说法震撼人心。在农业上，鉴于自然农业尝试的失败，八十年代中期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企图以此作为替代现代农业的第二次尝试。

在吸取现代农业、自然农业优缺点及成败教训的基础上，可持续农业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既强调发展当前的农业而又不破坏资源环境，兼顾当前与长远，促使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与自然农业受到冷落的处境不同，可持续农业思潮一出现，国际社会即刮目相待。许多国际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署、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国际性农业研究机构都纷纷以此作为发展农业的指导思想，有的国家政府或议会还通过相应决议与法律措施。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发展与环境”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的宣言，成为一个里程碑。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国际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学术讨沦会”，1994年4月中国国务院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人口、环境、发展”白皮书，其中将农业与农村的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作为一种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可持续性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赞同。强调农业的当前与长远的结合，重视持续能力的建设，这是具有重要理沦与现实意义的。当然，由于时间尚短，对于可持续农业究竟是什么，仍然仁者见仁、意见各异。可持续性究竟只是一种思路或农业的属性，还是一种策略与模式等问题尚在争论中。至于可持续农业的定义、内涵、技术体系等更是众说纷坛。一些西方国家专家简单地将环境保护技术或自然农业提倡的某些传统农业技术移花接木就作为可持续农业的技术内容，有的甚至以传统技术排斥现代科学技术，或只强调环境而排斥发展。这些观点招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异议与批评。越来越多的人倾向干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农业的思路与战略，而不是一种具体操作的模式，更不能将某些西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模式嫁接在可持续农业的头上。也有人认为可持续农业内容空洞难以操作，以至在1996年底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粮农组织尽管仍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但已转而将农业与粮食安全的突出地位让给了“新的绿色革命”。

至于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我们的认识是，这两者不是对立或相互替代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农业现代化与可持续化是从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农业发展的方向与战略，可持续性强调了农业发展的态势与后续能力，弥补了原有农业现代化的不足，但它不能替代农业现代化中有关物质装备现代化、技术现代化、商品化、市场化等各项内容。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讲，今后的任务，是将传统农业转变为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持续化。

四、绿色革命思潮——发展中国家振兴农业之依托

本世纪六十年代，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这一思潮与行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但只改变品种而不改变生产条件收效甚微。因此，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种子十化肥＋灌溉三驾马车一起上的局面，故有人又称之为“肥水农业”。其实质是农业现代化的一种衍生与前奏曲。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弱、劳力多、规模小，因而与发达国家不同，其强调的重点不是机械化而是投资少见效快的新品种与化肥、农药等，水利对多数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六十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快于发达国家。以1961～1965年作为100％，1992年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指数149，而发展中国家为238（中国280）。八十年代后期与1950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发达国家增加0．86倍，而发展中国家达1.64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农业总产值之比也由2：1变力1：1。

可惜，作为一种思潮，绿色革命在七十年代后遭到厄运。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批评绿色革命造成了农村两极分化，贫苦农民困无力购置新品种种子、化肥、农药等而难以从绿色革命中得到好处。随后自然农业、可持续农业思潮又接踵而起，这样，绿色革命思潮就沉寂了下来。但是，这一思潮指导下的行动却在发展中国家继续开花结果。其中，中国与印度被认为是绿色革命的典范。

最近，在沉寂了1／4世纪以后，绿色革命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重新被提了出来。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联合国粮农组织并未将当前世界的热点——可持续农业——作为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主要手段，而将“新的绿色革命”放在突出地位。重新肯定了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特别强调化肥与灌溉是“新的绿色革命”的重要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谓“新”主要有两点。一是绿色革命的四大技术手段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采取相应的政策与科技进步并增加投入。二是将绿色革命的各项技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也曾有人主张将新的绿色革命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之上，但鉴于来自生态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对与抵制，联合国粮农组织采取了十分审慎的态度。总的认为生物工程是有前途的，但它“是国际争论的焦点，发展中国家要在10～20年后才能理解到它的好处”。

五、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集约持续农业

以上四种思潮各有所长与所短，各有它的背景与适应性，农业具有极大的地域性与差异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农业的思路、目标、内容、技术体系都不尽相同。发达国家人均占有谷物750公斤，肉类60公斤，而发展中国家却分别只有250公斤与12公斤。因此，前者已将关注的热点放在环境上,而后者仍将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首位。在最近的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上与会的60位首脑中,来自发达国家的仅有一位，说明了立场与爱憎的分明。因此，我们在努力吸收世界各种农业思潮与理论精华的同时，一定要冷静地加以辨别，关键在于“中国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生态环境获得了持续的发展与改善。但是目前农业生产与环境形势也日趋严峻，怎样养活养好十多亿中国人已成为世界注目的焦点。在罗马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期间一位美国记者提出：“你认为中国真的能够达到粮食自给吗？”我的回答是“在今后一二十年内,如果我们真正去努力搞好农业，而且按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向道路去进行的话，做到粮食基本自给（95％）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什么是中国式的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呢？

首先，我们要力争在30～50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尽管当前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现代化而不再将这口号作为他们的目标，因而国际学术界农业现代化的声音已甚为微弱，西方已将现代农业称之为常规农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有待于完成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它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物质上用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现水利化、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这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就谈不到农业现代化。第二，在技术上用现代科学技术装备农业，实现高产化、良种化、耕作制度与农业结构优化、栽培技术规范化、资源利用高效化、节约化。第三，在经济上，用现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指导农业，实现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土地或经营规模化、社会化。第四，资源环境良化。保护资源，减少污染，净化美化农田与农村环境。最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还必须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同步进行，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实现农村农民的富裕化。那种匆忙将农民真实的人均年收入还不足200美元时就拔高为“小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制的最大特征是纵向式的，而目前农行是以分行为经营单位的体制，其风险管理体制也以横向为主，不利于风险管理效率的提高。健全风险管理组织体系，可从两个层面进行调整：

一是在风险管理的决策层面，适应商业银行股权结构变化，在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董事会管理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在总行一级设一个独立于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风险管理系统的负责人和专家组成，该委员会主席由全行的首席风险管理主管担任，负责制订全行的风险控制标准及风险管理规划，完善风险管理控制制度，判断和决策重大风险管理事项，监督高级管理层关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的控制情况，对本行风险管理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及水平进行定期评估，提出完善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意见。

二是在风险管理的执行层面，改变行政管理模式，逐步实现风险管理横向延伸、纵向管理，在矩阵式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管理过程的扁平化。实行上级行风险管理部门对下级行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同级业务部门风险管理窗口负责人的直接管理和考核，下级行风险管理人员和风险窗口管理人员在所管辖的区域和领域内全面监控执行总行风险管理政策，包括搭建运作组织，推广风险管理工具，量化评估与分析报告等，以利于总行风险管理部门综合归纳各区域、各领域的风险暴露，进行全面风险整合和对冲，实现对整个机构的积极风险配置。同时，为确保矩阵式垂直化管理的有效执行，还应建立一系列相关的配套制度，包括推行风险经理制和风险报告制，对所有业务流程和关键风险点实施有效监控，对重大风险事项及时预警和报告，确保对业务流程中的任一环节均能体现“四眼”原则，真正实现风险管理重点的三个转变：即从现实的风险向潜在的风险转变，从风险的事后处置向风险的前期控制转变，从风险资产的管理向资产风险的管理转变。

此外，风险管理部门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风险承担者不能同时为风险监控者，风险承担与风险监控必须分离。风险管理部门应该相对独立于业务部门，承担起平行制约和行为监督的责任，从而形成有效制衡，抑制过度追求商业机会、利差贡献或业务量而违背风险管理原则的行为。为达到有效制衡，可采取风险管理执行官下派制，即总行向各省分行派驻风险执行官，省分行向二级分行派驻风险执行官，风险执行官的人事任免、业绩考核、薪酬分配等均由上级行确定，不受派驻行的限制。

二、培育新型的风险管理文化

没有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就谈不上风险控制，无数的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国际上不少金融机构因风险控制不当而造成倒闭的案例中，原因往往并不是因为它缺乏风险控制的机制，而主要是因为其从业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过于薄弱。因此，自上而下树立科学的风险管理理念和营造浓厚的风险文化至关重要。农行可在内网上分类汇集各项内部规章制度，各业务产品及操作过程中的风险指引，明确提示风险点及防范要点，通过广泛的风险教育、科学的风险评估，来培养所有人员对风险的敏感和了解，并将风险意识贯穿于所有人员的自觉行动中去，促使风险管理的理念深植于商业银行的组织文化中，亦即是一种融合现代商业银行经营思想、风险管理理念、风险管理行为、风险道德标准与风险管理环境等要素于一体的文化力，树立囊括各个部门、各项业务、各种产品的全方位风险管理理念，推行涵盖事前监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置的全过程风险管理行为。要让全行上下认识到：对商业银行来说，只要持续经营资产和负债业务，就永远会面对各种风险，甚至是破产、倒闭的风险。任何岗位的银行员工都要有风险防范的意识。任何员工做任何事情都要自觉地考虑到风险因素，并尽可能将风险压到最低限度。通过对风险的有效管理，实现风险与收益的优化以及价值的创造。

与此同时，要加快建立一支风险管理队伍，提高素质。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外高级风险管理人才，通过他们成熟的理念、技术来推动全行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立足自身，培养人才。除在工作上有意识地培养风险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外，要充分发挥内部网络的作用，建立风险管理知识学习网站，及时更新学习内容，并指定一些风险管理专家定期在网上答疑，解答风险管理人员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一个开放的培训平台。对高级管理人员，派往国际上先进的商业银行跟班学习考察，重点学习国外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先进的风险计量技术。培训不能“一时冷一时热”，要形成制度并作为长期发展战略。

三、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信贷风险预警机制是现代商业银行对出现影响资产安全的风险信号，提前做出识别和判断，并提出防范和化解风险信号处理方法的一种机制。商业银行只有通过有效的、科学的风险管理技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减少经营活动中的相关风险，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与应用，将改变传统管理模式下风险判断表面化和风险反应滞后的状况，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宏观面上，总行应组织高层次人才认真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及金融政策，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市场变化情况，重点加强对不同行业的长期、深入研究，了解和把握不同行业的基本特点、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因素，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客户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信贷资产行业、区域、品种、集团客户风险分析的基础档案，并通过与各部门、各行业、各媒体业已建立的信息交流渠道，定期对一些行业或地区进行预警通报，确定高风险行业及高风险地区，前瞻性地提出重点扶持及退出对象，全国性的行业贷款限额及地区授信总额，解决基层行因信息不对称，将贷款集中于某个已处于衰退期的行业，引发贷款风险的问题。要设计出全面覆盖银行在业务运行中的资产负债变动情况、大额资金流向、资金清算及经营效益信息的合理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起到风险预警作用。同时，在开发新产品和开展新业务之前，要充分识别和认真评估其中包含的风险，建立相应的内部审批、操作和风险管理程序，明确风险防范要点，做到“未雨绸缪”。

微观面上，要建立和完善包括财务报表的早期预警信号、经营状况的早期预警信号、企业与银行关系的早期预警信号、管理人员的早期预警信号等的预警机制，在风险出现苗头时，就能通过一些信号敏锐地捕捉到风险点，以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将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各级行的客户经理要经常深入企业，加强与客户的沟通，关注企业发展动态，监控企业资金走向，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分析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发现风险预警信号，并及早采取措施控制风险，避免风险的扩大和漫延。同时，通过信贷管理系统，加大在线监测力度，对到期贷款收回情况及信贷资产质量情况进行监控，及早发现并处置信贷客户的潜在风险。

四、提高风险计量水平

通过对国际银行业流行模型的考察，不难发现银行风险管理模型如下的发展趋势：一是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化、指标化形式向模型化形式或二者结合的形式转化、单个资产分析向组合分析转化的趋势；二是运用现代金融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趋势，比如对期权定价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产组合理论的运用；三是汲取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趋势，比如经济计量学方法、保险精算方法、最优化理论、仿真技术等等；四是运用现代计算机大容量处理信息和网络化技术的趋势。

根据历史数据资料对不同信用级别业务的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进行统计分析，是检验风险管理结果客观性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农行开展风险管理的时间不长，相关数据积累不足，这方面的工作还较为滞后，加上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各类企业在信息披露、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很大的差距，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财务资料无从搜集，已公开的一些大企业的财务数据存在着失真现象。因此，农行应结合自身特点，在采用信用评分方法等传统模型计量信用风险、强化贷款五级分类管理的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相关数据库，信息包括客户的信用资料、历史上的违约率资料以及金融市场数据资料等，并与有关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一起，结合自身特点，对有关的现代风险管理模型进行改进，或“量体裁衣式”地开发新的风险度量模型，如信用评估模型、破产预测模型、产品定价模型等，逐步运用现代风险管理方法对每一项业务和产品中的风险因素进行分解和分析，并根据本行的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对不同类别的风险选择适当的、普遍接受的计量方法，尽可能准确计算可以量化的风险和评估难于量化的风险，并采取压力测试等其他分析手段进行补充。

五、完善风险控制方法

一是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总行要出台各项业务的风险管理指引，包括柜面人员操作风险指引、银行业务法律风险指引、新业务产品风险指引等，列示风险内容，细化风险标准，使每位员工都明确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风险点及防范措施，严格控制风险。并注重加强业务制度的更新与完善，特别是新业务、新产品的推出要配套出台风险控制制度及办法，以制度约束人、管理人。同时，对违规违纪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二是提高风险监控水平。在风险管理中综合运用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控两种手段，实现优势互补、相辅相成，提高风险管理整体效能。在非现场监控方面，要建立高效的非现场监控网络，提高信息获取的深度、广度、频度和精度，为风险管理提供充分的依据。三是改进信贷管理方法。在搞好宏观、定性分析的同时，逐步将一些适合农行情况，且较为成熟、科学的数学分析模型植入信贷风险管理之中。要通过对企业重要财务变量的不间断测试，掌握借款企业未来收益的趋势，降低信贷风险。要建立科学的贷款决策机制，进一步完善贷审会议事规则，将贷审会审议项目的风险情况作为衡量贷审会成员工作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对贷审会成员实行动态淘汰制，决策能力不佳的则促其离开贷审会，必要时引入“外脑”，邀请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参与决策，作出贷与不贷的决定，以提高贷审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和决策水平。四是完善稽核审计体系。要建立独立的、垂直的、具有监督权威的内部审计部门，实行审计派驻制，即总行向省分行、省分行向二级分行派驻审计人员，对下级行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审计。派驻审计人员不接受被派驻行的领导，直接由上级审计部门进行考核。同时，不断完善审计程序、改进审计方法，提高审计效果，充分发挥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监督作用。五是推行经济资本管理。以经济资本作为业务计划编制的先行指标和核心指标，指导信贷资源有效配置，强化对风险资产总量特别是风险资产新增总量的约束，以资本约束风险资产增长，控制全行的风险水平。

六、灵活运用风险应对策略

银行风险无处不在、无可避免，但农行可以通过灵活运用一些风险应对策略，达到减少风险、控制风险的目的。

一是规避风险策略。考虑到风险事件的存在与发生的可能性，事先采取措施回避风险因素，或主动放弃和拒绝实施某项可能导致风险损失的方案。在贷款方面，应认真做好贷前尽职调查，科学评估贷款抵押物价值，避免抵押品不足值或难以转卖，而使贷款遭受损失。同时，注重贷款期限与负债期限的匹配，设置科学的中长期贷款控制指标，防止中长期贷款发放过多，出现贷款长期化与存款短期化，贷款流动性降低与存款流动性增强，产生流动性风险。在外汇业务中，对有关货币汇率走势做出明智的判断，采用“收硬付软”、“借软贷硬”等策略，规避汇率风险。在经济紧缩期采用固定利率，在通货膨胀期采用浮动利率，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利率风险。根据内部政策和程序对市场风险实施限额管理，包括交易限额、风险限额及止损限额等，涵盖承担市场风险的主要业务，并按照地区、业务经营部门、资产组合、金融工具和风险类别进行分解。

二是分散风险策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就要求农行在信贷投向上，不要过分集中于少数行业、地区或客户，避免某个行业的长期不景气、某个地区的严重经济萎缩或某些客户经营状况的急剧恶化，遭受致命的呆账损失。同时，要在大力开拓信贷业务的同时，不断创新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积极发展中间业务，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改变营业收入中贷款利息收入“一枝独秀”的现状，以分散贷款信用问题带来的风险。对金额巨大、风险难于控制的大项目，可采取银团贷款的方式发放贷款，万一贷款形成事实风险，可与其他行共同承担，避免因此承受太大的损失。

三是转移风险策略。通过合法的交易方式和业务手段，将风险尽可能转移出去。如，发放贷款时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一旦借款人发生风险，可以将风险“转移”到担保人，这就要求对担保人的资信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发放抵押贷款时，要求对抵押物进行投保，一旦抵押物发生损失，就将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出具保函时，要求客户提供反担保或提供100%资金质押等，一旦客户失约，银行可向担保单位进行追索或直接划扣保证金；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通过期货交易、期权交易、互换交易(货币互换和利率互换)、远期协议及套期保值等交易方式来转移利率和汇率风险。

四是抑制风险策略。在承担风险后，加强对风险因素变化的关注，当出现风险爆发征兆或实际发生时，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风险恶化，争取化解风险，或者尽量减少风险造成的损失。这就要求农行要严格落实客户经理制度，密切关注客户重大经营状况变化情况，跟踪检查和评估担保者、抵押物、质押物，及时发现客户预警信号，通过采取追加抵押物、追加担保人或担保金额、停止新增贷款、提前收回贷款等方式，抑制风险的进一步扩大，将损失减到最小；或通过财务重组、信息咨询等方式大力帮助客户改善经营状况，从根本上提高客户贷款偿还能力，控制风险的恶化。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一种文化事业性行业，我们应着重培养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人员。目前，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档案专业毕业的管理人员比较少，对档案工作适应能力较差。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是非常严谨的工作。它必须符合标准化和规范化，执行档案法的法律法规。对档案学基础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缩微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学习就显得重中之重了。

二、科技档案工作改进措施

1.加强领导的重视

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需要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要充分认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单位的重点工作来对待。负责档案管理工作领导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档案设施的完善方面，也表现在对档案管理工作的督查考核方面，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应该定期对档案工作的开展进行指导和考察，监督并且检查档案管理的日常工作。另外，还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档案管理工作状况情况，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档案管理工作考核机制，对其定期、定量、定性进行考核。同时，还应该可以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参考国家档案管理建设的相关标准来建立一个完善的档案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一个适合本单位发展的工作质量评价标准，并积极推行和实施，这样有利于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建设。

2.健全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的健全在于规章制度的建设，制度建设要合理、可操作性强。一方面要加大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意义的宣传，使干部和职工主动配合档案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档案管理工作有效展开和有序进行。通过结合本单位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情况来建立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制度，使之能适应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展开。同时，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还要以简明实用为前提，要保证其可行性，并避免流于形式。建立档案管理制度要以简明易行、方便实用以及良好的可行性为目标，这样才可以在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指导性作用，并规范管理人员的工作行为。

3.加强档案管理员工的专业素养

必须加强对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培训。应该减少档案管理人员的变动，保持档案管理队伍的稳定，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工作，若是不具备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档案收集、管理规范是很难达到要求；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随着科技的发展，档案管理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必须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对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同时也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树立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荣誉和职业道德观念。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1篇

[关键词]东亚；农业；制度变迁；变革

一、东亚农业奇迹

20世纪的早期，一个美国农业经济学家F·H·金来到中国、日本和韩国了解当地的农业。当地的家庭农场使他大为吃惊，他注意到这里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用来生产粮食、燃料和衣物纤维。

东亚的这些农场通过饲养很少份额的家畜而支撑着大量的人口，土地的生产率很高，但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差不多80％的人口从事农业及生活在农村，农业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中占70％到80％。在20世纪的中国和韩国，农业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他们农业的特点如下：创新速度慢；集约型的家庭专业化生产；生产率低下；有效的市场；节约土地型和使用劳动力替代型的生产模式。

今天，东亚的农业与一个世纪以前F·H．金看到的大大不同。多数的家庭农场是一种被植入了现代市场经济特点的农商企业。由国家来调控农业并保护它们不参与到今天激烈的残酷的市场竞争之中。今天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农业生产仅占国内生产总价值的5％，从业人员低于劳动力总量的10％。然而农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扮演经济生活和财富的重要角色。

与之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农业经过了26年的改革的，其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的，但是问题依然很多。绿色革命仍然在进行，政府试图处理诸如失业、高的农业税负和贫穷等问题。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怎样面对农产品进口所导致的国际竞争，如何帮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就业。

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拉丁美洲和中东，农业仍然是贫穷和落后的。这些地区的政府发展农业并且在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上做了一些努力。东亚的变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由于适当的政治改革，使得农业变得有活力。让我们看看那些变革以及他们对农业现代化做了些什么。

二、东亚农业的变革及制度变迁

我想讲两个关于的故事，来强调在农业变革中对制度角色的关注。第一个故事是正如F·H·金描述的20世纪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地存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上，东亚农业是一种生产水平低，由政府管制的有效的市场经济类型。不仅在前现代社会的环境中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而且东亚国家政府保护私有财产，并且维持了村落、家族和家庭农场生活的传统。在16到18世纪，东亚的土地制度维持了近代以前的高水准的生活，基本上与同时期的英格兰相同。

东亚土地制度在19和20世纪是如何改革的，这是我将要在下文讲的第二个故事。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领导者面对外国的威胁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日本的政府面对挑战并迅速地做出反应，到1860年，他们在如何治理国家以及国家的未来目标方面达成了共识；韩国则针对外国的威胁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也没有提出建国方略；中国比韩国做得要好一些，但是没有在新的治国方针上达成共识，并实现它。至于台湾，1884年仍然是中国的一个省，到了1895年，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我相信承认私有财产权并由国家来保护它是东亚农业变革之初的重要的制度改革。这种变革开始发生在日本，然后运用到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台湾岛和韩国。在中国大陆实施则相当晚。

1872年，日本的明治政府进行了土地定级调查，并伴随着土地税法的推行，确立了土地的所有权。(译者注：日本明治时期宣布根据土地的实际支配权确定土地的所有权，即由农民世袭租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短期租种的土地归出租人所有)尽管这项改革没有赋予佃户和农民的权利，但是在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出台了政府保护个人对土地所有权，自由种植和买卖等等法规。这项新的土地税制，及其按级定价，按地价征收地税的改革对于许多的土地拥有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负担，但是毕竟它公平地征税并且促使土地主有效地使用土地并为市场提供商品。

尽管出现了从领主那里重新分配土地给平民的现象，但是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制度直到二战开始依然是佃农和地主之间矛盾的根源。日本农林省试图从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将地主的土地收购，以极低廉的价格转卖给佃农，建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土地制度，但是由于资金缺乏未能实施。

然而，虽然如此，政府强行通过改革产生了有地阶层，有助于日本的农业现代化，使得家庭农场的生产积极性高涨，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时的日本，农民家庭被调动了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的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借此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明治时期的土地制度和税制改革，是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突破。

这种改革分别于1902年和1914年在日本殖民地中国台湾和韩国实施，后来又在土地如何私有及使用方面作了改革。这些改革，对于新的有地农民在有效地使用土地方面产生了激励。这些改革同样也产生了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这与许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观察和描写的相矛盾。1945年后台湾地区和韩国进行了，重新分配财产权，公平地对待土地所有权。

总之，日本明治政府和它在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殖民地政府的制度改革产生了一个新的有土地的农民阶层，并且给予了家庭农场以激励，从而面对市场竞争。然而，地主和佃农的矛盾非常激烈，经常伴随着暴力冲突。农民租佃的交易费用也在上升。二战以后，农地的改革使得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得到缓和，交易费用降低了，对交易各方都有益。

三、中国的特例

中国的农业历史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中国的政府没有从事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制度改革。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始争论如何面对西方的入侵问题。而不是开始着手重要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日本政府一样，中国的领导人决定用一种非寻常的方式试图富国强兵。政府维持现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在管理土地和提高土地税方面做出努力，反而清政府通过使用国家的税收来吸引商人兴办工业，藉此增强军事实力。但官商结合只会产生腐败和低效率，因此，生产出来的产品很少令人满意。直到1908年后，中国官方才开始在新品种、化肥及生产要素方面投资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

即使这样，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事土地调查和税制改革，以增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1928年，政府试图在江苏实行一些改革，但是遇到了地主方面的重重阻力，地主们害怕政府剥夺他们的财产和提高税收。

因此，在1860年到1911年之间，除了沿海地区因为市场整合使得当地的农民能够种植和出售经济作物外，中国的农业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在内地和西部地区的个别地区农业稍有一点新的起色外，农民依然处于贫穷的境地。

孙中山相信中国的农业问题的解决依靠单一税制，土地国有的方法；而则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强制的方式。但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L．巴克认为，如果农民的产权被保护和财富公平地分配，他们将会形成对新技术和资金的需求。巴克和他指导过的那些在中国农村多次调查的学生，和F·H·金一样，了解中国的家庭农场是有效率的。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南京政府建立了一个依托农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网络，种植高产而且抗病的小麦和水稻。政府计划在内战结束以后，引进那些品种。20世纪50年代初，新的共产党政权引进了新的品种，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大大增加了水稻和小麦的产量。

在1911年至1940年间，当时的北京和南京政府没有从事和日本明治政府所作的制度改革一样的改革。原因之一是当时中国的官员未能理解农民需要他们的财富得到保护，并且需要一个更加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国家需要一个新的土地税制。这种新的变革将会有效地促使并激励农民使用土地。但是这种能够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只有等待战争结束以及来自外国的威胁解除以后，才有可能付诸实施。

1949年的10月1日，当中国共产党人执掌国家权力时，本来可以从事上面提到的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进而开展绿色革命，解决中国农村的公平问题，但是他们却通过利用来改造农村并强制性地实施集体经济，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固然，粮食产量逐渐增加，然而这是大量资金投入的不计成本的结果。结果是众所周知，以后的将近30年，中国农业的效率极低。

在1980年至1982年，中国政府开始她的农业改革，建立了一种复合产权制度。这种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并不彻底。较高的交易成本，不被保护的产权，对财富不公平的占有是这一制度的缺陷。但是在中国农村新的制度改革产生了新的产权安排，给予了农民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增加。在中国，这两者启动了真正的绿色革命。农业产出的大幅度增加要归功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过去的20年，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好于历史上任何时候，这些都是制度改革、增加农业投入以及赋予农户更多产权的结果。

四、结论

东亚的农业改革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民能够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权力。尽管向现代化过渡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因为农民努力劳动，节俭并参与社区的生活，并且能够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决定自己的行为，农民是成功的。此外，政府推动了绿色革命的进程。二战以后，通过的方式终于化解了土地制度的不公平现象。

中国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外敌的存在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变得相当困难。他们还将一些不必要的艰难强加给了农民。尽管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改变其政策是困难的，但是应该看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制度变革已经让中国的农村居民从中受益。

今天中国农业面临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公平和有效地分配产权。这是中国人民和她的政府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InstitutionalChangeandtheTransformationofEastAsian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2篇

[关键词]现代都市农业农业经营形式多效能特征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的许多城市面临着生态、食品安全以及持续发展的危机。为了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给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良的生活空间、保护农耕文化，现代社会开发了都市农业。都市农业就是在城市经营农业，这种经营模式是在近代都市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古代都市农业有很大不同。古代都市农业的经营项目多为城郊猎场和城市园林景观，故它只有休闲娱乐功能。在古代人类尚未形成在城市发展农业和利用农业发展都市的观念，也没有意识到城郊种养、猎场经营、园林景观建植本身就是农业经营行为。真正的现代都市农业源于1898年美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概念和“把积极的城市生活的一切优点同乡村的美丽和福利结合在一起”的农业经营观念，真正的都市农业生产始于1919年的德国。1919年德国政府开始建立“市民农园”，在城里开发供市民自给自足的小菜园，并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为了推动现代都市农业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我们将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普适性经营形式以及多效能特征介绍如下。

一、现代都市农业的定义

（一）都市农业的定义回顾

现代的都市农业概念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坂府农业报》上，但作为学术名词则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青鹿四郎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理论，最早把都市农业表述为“城市农业区域”或“城市农业生产方式”。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在《日本农业模式》中，明确提出“城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概念[2]。都市农业术语出现后，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学者纷纷探索都市农业的本义。（1）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欧文·霍尼（1950）认为都市农业是在都市周边地区的都市楔形农田上进行的绿地建设和发展园艺业、果林业[3]。（2）德国学者史密特（1996）将都市农业定义为一种位于城内或环城区的产业，它生产或养殖、加工或运输各种食用和非食用的产品，然后使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产品和服务，反过来为该城市地区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产品和服务[3]。（3）德国学者穆斯蒂尔（1998）将都市农业定义为在城市或城市周边地区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4]。（4）中国学者俞菊生（1999）认为都市农业包括城市内镶嵌插花状的小块农田、庭院和阳台绿化、城乡结合部的近郊农业、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要的农业[5]。（5）中国学者张强（1999）认为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郊区的农业以及市区扩展而划入市区的农业[6]。（6）中国学者宋金平（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处在大城市边缘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和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并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7]。（7）中国学者张林成（2005）认为都市农业是分布在城市内及其周围地区或者大都市经济圈内，紧密依托城市、服务城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是以生态绿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市场创汇农业、高科技农业为标志，以园艺化、设施化、工厂化生产为手段，以大都市市场需要为导向。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优质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现代农业[8]。

如上定义有个共性，就是强调都市农业的地域性和经济活动类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把德国学者穆斯蒂尔的定义看成是这类定义的高度概括。但是，如果从概念体系的内部结构完整性和外部功能配合性的要求来衡量，这这些定义都存在明显的不足。从内部结构完整性来看，这些定义都丢失了都市农业的主体、生产目的、生产种类、产品等核心内涵；从外部功能配合性来看，都没有与城市生态环境、食物供应系统、乡村农业等相关概念建立配合关系。为此，需要对都市农业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二）都市农业的新定义

受如上定义的启发和满足概念界定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要求以及转变传统农业发展方式的需要，我们将都市农业界定为：一种发生在市内或市外周边地区的，由城乡居民经营的，能提高市民生活质量、能为市民提供劳动就业和农业教育机会、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多效能农业生产模式。这样界定现代都市农业，能引导都市农业朝着多效能方向发展，使都市农业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其合理性如下。

（1）这种定义强调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现代人只有转变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消除农业的负外部性效应。现代社会在都市区域开展农业生产，就是要转变农村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缺乏人文关怀的常规农业经营方式，挖掘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农业成为改善城市生态、为市民提供安全食品和优质生活空间的产业系统。

（2）涵括了目前出现的都市农业的所有经营类型。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都市农业出现了种植农业、养殖农业、楼宇农业、园林农业、观光农业、农家乐、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等经营类型。都市农业概念应该涵括这些经营类型。

（3）概括了都市农业经营主体。现在从事都市农业的人不仅是城郊农民，还有市内的园林园艺工人、居家赋闲的退休市民、城市家庭主妇等。我们在定义中用“城乡居民”一词概括了这些都市农业经营者，强调了都市农业的经营主体。

（4）规范了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都市农业应该特指在城市区域进行的各种农业生产。界定都市农业概念必须确定其区位范围和地理空间。如果都市农业定义不限定在城市区域，在实践上会产生许多误解，在操作上难以与乡村农业划定边界，也不便于都市农业的行政管理。所以，在定义中突出都市农业的生产区域是必要的。

（5）突出了都市农业的多重功能和产品特性。都市农业能为城市提供生态环境、安全食物、劳动就业、休闲娱乐场所、环境与农业知识教育场所；提供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缓解精神压力、陶冶情趣的生活方式。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及生产功能是都市农业区别乡村农业的一个根本特点。

二、现代都市农业的经营形式和经营现状

作为城市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式，都市农业应该成为一种产生经济、生态、人文、社会效益的农业发展方式和发挥经济、生态、人文、社会功能的农业发展方式。自现代都市农业兴起以来，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奇各异的多效能的都市农业经营形式。

（一）都市农业主要经营形式

（1）郊外生态防护林业。这是人类为了调节城市气温、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治理洪涝灾害、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城郊地区开发的一种都市农业。这类经营领域在食物短缺的时空环境里不受重视。在过去，许多城市郊区本应成为生态防护地带，但被一座座工厂、养殖场和一块块蔬菜基地所占领。结果造成城市周边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地表和地下水枯竭、空气质量下降。有了这些教训以后，人类才重视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如近年，法国用财政在一些城郊山区和岛屿建立了7个无住户的部级自然生态保护区[9]。近些年我国一些特大城市也开始重视这种都市农业。如北京，在2005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中提出，将重点支持京津风沙源治理、建立第二道绿化隔离带、营造水源保护林；又如上海，在“十一五”规划中也提出，要把上海城郊结合部建设成为城市的绿色屏障、安全空间、城市生态补充基地。

（2）郊外食物农业。这是建在生态防护林业带和城市之间的，给市民提供安全粮食、蔬菜、水果、肉食蛋禽、奶制品等食物的一种都市农业。其经营领域包括蔬菜种植、粮食生产、家禽家畜养殖、水果种植、食品加工等。由于市民需要足量的、安全的食物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因而郊外食物农业将向生态化、优质化、集约化、工厂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另外，发展郊外食物农业，要以都市市场为轴心、要注重资金、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要注意引进工业生产管理技术和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尤其要以生产优质安全的高档农产品为经营目标。只有这样郊外食物农业才能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3）城市园林园艺农业。这是都市农业服务城市的主要表现，也是人类通过农业手段为城市提供绿色空间、园林景观、绿色公共活动场所、优质空气的重要领域。这种农业活动有悠久历史，自古以来，人类就重视城市园林园艺建设。现代市民把城市园林园艺美化视为都市农业的重要领域，并利用园林园艺工程美化城市空间。如法国，用绿篱带将住区与工厂、高速公路及污染区隔开，以营造宁静、清洁的人居环境；一些新城刻意保留部分农业用地，在城内种植蔬菜和花卉，制造农业景观。巴黎大区在城市规划中划定了自然保护区和农业保护区，提出要将农田、河谷、森林、公园等绿色空间联结起来，形成贯穿整个大区的绿色脉络[10]。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包括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和市内绿化、美化工程两大领域。前者是城市园林园艺农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过程或原材料供应过程，生产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农村。后者是城市园林单位或郊区园林园艺公司将郊区的林木、草皮等其他植被移栽到城市住宅区、街道和道路两旁、街心花园、市内公园以及其他绿化地带的过程。两者是园林园艺市场的供求关系，是相辅相成的。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是市内绿化美化工程的基础，为城市绿化和美化生产源源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市内绿化美化工程是郊外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的价值体现，为郊区景观林木、草业、花卉生产提供了强大需求。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发展过程就是这两种生产的协同过程。

（4）城郊旅游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属旅游农业，源于西方市民乡村旅游，在国外有70多年历史、在中国有30年历史。但世界各国对其称呼不同，德国叫“度假农庄”；日本叫“度假农业园”；澳大利亚叫“休闲牧场”；奥地利叫“农家旅游”；韩国叫“观光休闲农园”。它有农业公园、观光农园、体验农园、教育农业等四种经营形式。农业公园就是经营者在农业生产中融入城市公园经营元素，将农业生产场所转变为城乡居民观赏、游览的城郊公园；观光农园就是城郊农户将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生长以及农产品观赏或采摘活动成片开发为供市民旅游的场所；体验农园就是城郊农户用租种方式将耕地转化为供市民体验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劳动乐趣的场所；教育农业是郊区农业经营者或市政府为了给城市孩子提供一个了解农业知识和农业生产过程的机会而开发出来的都市农业经营模式。城郊教育农业是在城市传播农业文化的主要形式，但经营方法各不相同。如日本是把城市子女送到郊区农户家寄宿并参加农业劳动；法国将其作为农业职业培训方式。法国政府规定凡从事农业者都要在教育农场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培训，为此建有1000多家教育农场，并受制国家农业部门职业培训中心。法国的城郊教育农业效果比较好。

（5）市内楼宇农业。这是城市内的居民在城市楼宇间可用空间里从事种植和养殖的多功能农业经营方式。楼宇农业的产生源自市民对田园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住区生态环境的高要求。世界上解决了食物保障问题的市民一般把从事楼宇农业作为调节和美化生活的手段，而处于食物供应短缺状态的市民一般把发展楼宇农业作为家庭食物供给的一条途径。但是在农业生产受到工业化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市民也重视楼宇农业生产，将它作为解决食物安全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市内的楼宇农业成为城市食物农业的一部分。市内楼宇农业根据生产地点不同，有多种经营方式：第一，自家庭院、阳台、楼顶甚至外墙等狭小空间的绿化与美化种植，包括室内、阳台、庭院种植观赏性植物和水果植物、盘载蔬菜、小动物饲养，室外墙壁植草和藤蔓植物种植；第二，楼盘间空的绿化和美化种植，包括种草、植树；第三，旅馆饭店接待大厅的美化种植，包括移动的盆载植物和固定的植物装饰；第四，社区公共活动空间的绿色种植，包括街道绿化美化种植和钢架吊盆蔬菜种植。

（6）都市文化农业。这是农业经管者借用文化产业经营技术，通过开展文化活动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和利用农村文化资源，给市民提供优质农产品、文化旅游服务、农业手工艺品、农村文化产品，从而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农业经营形式。主要有四种经营方式：第一，民俗旅游。这是经营者以民俗事象为经营内容、以文化旅游社区为经营空间，为市民提供旅游服务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都市发展民俗旅游具有优势，因为都市人多，旅游服务需求量大，而且交通区位好，所以都市民俗旅游发展比较快。第二，农耕文化展览。这是经管者按照农业发展历史线索通过实物和文字资料将农业文化在展览馆展示出来的文化农业经营形式。这种经营项目具有较强的农耕文化传承价值，我国已出现这种都市农业经营方式。第三，农产品展览。这是经管者借助会展文化，在城市空间和特定时段，举行的农产品交易活动。世界各地许多大城市年年举办农产品展览会。第四，节庆农业。这是经营者利用节庆活动促进农产品销售和发展农业经济的经营形式。举办农产品文化节的目的不在于做博物馆式的陈列展示,而在于将一种有别于乡村的、农业社会的日常生活模式与情境氛围分享给市民和外地来客。

（二）都市农业经营现状

国外比较重视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快，形成了一定规模，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发挥出特殊功效。有专家估计，目前全世界有8亿人口从事都市农业经营，其中的2亿人口从事销售，他们中有1.5亿人是全职的（Smitetal,1998）[11]。由于世界各国的食物供应水平不一样，各国经营都市农业的重点领域不同。

在农业欠发达国家，不仅从事都市农业的家庭很多，而且主要从事食物生产。如生活在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国城市中的6.5亿市民中，就有2.5亿人通过都市农业获得部分食物。都市农业不仅是粮食短缺国家的市民解决食物自给的重要途径，而且也是他们提高农业食物品质的办法。如有专家称，在哈瓦那，城市菜园明显提高了农户家庭及其所在社区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尼科·巴克,2005)；在低收入家庭消费的食品中，城市家庭食物自产比例不断提高。有专家统计，在东雅加达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18%；在坎帕拉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达到60%；在内罗毕市，市民家庭食物自产已达到50%（Mougeot,1994）[11]。

在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重点是生态恢复和生态保护。如英国想通过发展都市生态防护和园林园艺农业措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目前英国在20多个城市的原用于工业生产的土地上实施所谓的“城市农庄计划”。如德国采用生态保护农业措施恢复城郊矿山废地生态，如埃森市将城市内原来用于煤矿开采的土地转变成为都市农业规划用地，在废地上发展都市农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就是通过发展都市农业，不仅改善了国家生态环境，把新加坡变成了世界著名的花园国家，而且已经改变了国家农业食物生产短缺的现象，实现了肉类供应完全自给和25%的蔬菜的自给（Smitetal,1995）[12]。

在我国都市农业发展比较全面。郊外生态防护林业、郊外食物农业、城市园林园艺农业、城郊旅游农业、市内楼宇农业、都市文化农业等具体经营领域，在我国都不同程度的得到了发展。我国的省会城市都建有郊外蔬菜生产基地，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新鲜蔬菜，甚至为城市超市提供一定数量的有机农产食品。我国一些特大城市还建设了郊外生态防护林体系。基本上所有大城市都兴办了旅游农业，尤其是农家乐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一些特大城市还发展了文化农业，如北京有316个郊区行政村开展了民俗旅游，民俗旅游接待户达13819户。北京房山区的韩村河村于2003年就修建了500多平方米的农耕文化展览馆；大兴区的庞各庄镇于2004年建起了占地面积2.3万余平方米的国内首家西瓜博物馆。大兴区于1988年首创性举办了西瓜节，到此已举办18届；大孙各庄镇举办葡萄采摘节；北务镇举办蔬菜采摘节；李桥镇举办西甜瓜采摘节；北石槽镇举办鲜杏采摘节；龙湾屯镇举办果品采摘节，他们以节庆方式招揽人气，以城区市民的广泛参来实现农产品的促销。现在北京农产品文化节已成为全国各市仿效的范式。

三、都市农业的多效能特征

都市农业是现代多功能农业的一种，能产生经济、人文、生态、社会效益，能发挥经济、人文、生态、社会功能，具有多效能特征。

（一）都市农业的生态效益与生态功能

都市农业的郊外生态防护林业、园林园艺业、农作物种植，向城市提供绿色生态环境、绿色的生态屏障、绿化隔离带，营造绿色景观，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都市农业还可以防止和减轻都市外来不利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危害。都市农业与市内园林绿化美化农业一起还扮演着城市清道夫的角色，不仅大量地、持续地接受、储存、消纳、降解、净化都市排出的气、水、固体废气物，而且将城市中大量排出的食物残渣及其他生活垃圾通过农业的有效利用变为资源，从而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保持城市的正常运转。同时都市农业减弱了城市的热岛效应，防止市区无限制地扩张，维护了农村地面自然景观。市内楼宇农业还扩大了城市种植空间，促使室内氧气与二氧化碳得到平衡、能增加空气湿度、降低室内温度、吸收空气中被污染的灰尘和废气，帮助市民建立了一个宜居的小气候。就北京城郊食物农业产生的生态效能来说，2002年仅京郊农田生态系统在调节大气成分方面就产生了49.3亿元生态价值；在净化环境方面产生了109.63亿元生态价值；在蓄水方面产生了6.03亿元生态价值；在生态服务方面产生了293.4亿元生态价值[13]。

（二）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功能

由于都市农业具有经济上的区位优势、接近城市市场、拥有庞大的购买力旺盛的消费群体、具备走集约经营和发展设施农业所需的资金、技术、土地、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而且产业分工比较发达，所以，都市农业的经济效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1）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增收能力。根据文化等人的研究，北京从事都市农业生产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002年为5880.1元，2003年为6496.3元，其增幅为约91%。这种水平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根据近些年的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统计，我国农民的年均人平纯收入不过3000元，只有北京郊区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的50%；全国农民年均人平纯收入增幅约为20%，其增幅能力不到北京郊区农民的一半[14]。（2）促进了城郊第三产业发展。都市农业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旅游业、物流业、畜牧业、种植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郊区农村交通运输、通讯、服务业的发展。同时推动了郊区农村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对周遍农村地区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辐射作用。更主要的是都市农业提高了农村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在农业走上设施化生产、精确化生产、优质化生产轨道方面起了促进作用，改变了农业经营落后面貌。以北京都市农业为例，到2003年为止，农机化程度达到70.4%；设施农业面积达到9.06%；节水设施控制面积达到81.2%；农户计算机拥有率达到16%。这是乡村农业无法达到的[15]。

（三）都市农业的人文效益与人文功能

都市农业的环保生产相对常规农业的化学化生产，使农业具有了人文关怀特点和人文效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了享受田园生活和从事养生劳动的机会，丰富了市民精神生活、锻炼了市民身体，加强了市民生活保健，提高了市民的幸福指数。（2）改善了市民生活环境。都市农业通过农业生产改善了城市空间结构、降低了城市污染，促进了室内外的碳氧平衡，为市民创造了宜居环境。（3）满足了市民的食物安全需求。都市农业为市民提供蔬菜、粮食、肉奶、水果等食物，丰富了城市食物供应。同时通过生产无公害的、绿色的甚至有机产品，为市民提供了安全的、优质的、有营养的农业食物，减少了“病从口入”的概率，为市民身体健康建立起了食物保护屏障，满足了市民对高品质食物的需求。（4）传播了农耕文化、改变了市民文化结构。都市农业通过发展会展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较好地向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传输了农业知识、农艺、农耕精神，直接促进了农耕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提高市民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另外都市农业通过发展楼宇农业、乡村旅游、休闲观光、采摘活动，使市民的审美文化和认知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

（四）都市农业的社会效益与社会功能

都市农业是沟通城乡的产业形式，具有较强的社会效能：（1）都市农业利用工业社会提供的物质设备和生产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和在工厂内从事园林园艺生产，使得社会的第一、第二产业得到有机结合。（2）都市农业使农民进城，在城市内部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为市民下乡旅游提供休闲娱乐场所，为市民体验农业提供耕地，促进了城乡居民的直接互动，有利于市民与农民的结合。（3）都市农业加速了工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流，这有利于消除城乡居民的文化隔阂，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文化基础。（4）都市农业为城市家庭妇女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使她们通过都市农业更好地控制家庭资源，提高了低收入城市家庭妇女的地位。（5）都市的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吸收了城市剩余劳力，如达累斯萨拉姆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35000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内罗毕的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15万个家庭提供了工作机会；哈瓦拉都市农业在1999年为城乡居民提供了3万个带薪工作机会，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16]。（6）都市农业加速了逆城市化进程。逆城市化是城市居民把自己的居住地向城市郊区转移的现象，这有利于对缓解城中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问题。都市农业为市郊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市郊交通、教育、供排水系统、电力、公共休闲场所的建设速度，有利地吸引着市民向郊区转移。所以，都市农业是我们解决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生态恶化等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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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文化、王爱玲、陈俊红.聚焦都市农业农业在首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0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3篇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因此，我们假定，在正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并不总是有效的条件下，要接近或形成最佳的制度结构，就须：

（1）应使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协调实施，以收取长短之效；受这一基本假定的制约，还应：

（2）使国家尽可能的保持理性，并使国家理性、群体理性符合个人理性而不是相反；

（3）使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安排与正式安排及正式安排的变迁协调而不是相反；

（4）使制度变迁既依赖既往的制度变迁路径，又要大胆创新；

（5）产权形式要趋向多样化。

我们将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来检验上述假定。

二、变迁的轨迹

（一）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

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缘于国家追求增加财政收入、银行振兴等潜在收益．以华洋义赈会倡行合作救灾为开端，以1928年政府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的设立和1934年《合作社法》的出台为标志．迈上了国家单方面实施、推动制度变迁的途经。由于资金来源和规模受到较大限制、也不能有效减少农民加入的交易成本，这场强制性制度变迁致使一方面信用合作大发展，一方面高利贷盛行乡间；虽然合作社在保甲制下普及到保，而农业生产却日趋凋敝。

根据地的农业合作，主要体现诱致性待证。采取了农民自愿的方式，“民办公助”是政府行为的主凋。才溪乡的耕田队和耿长锁的合作社等都采取了灵活的资源配置形式和收人分配方案，努力寻找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的适当比例。但是，由于规模的扩大受入社农民退出权的限制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寻找合理的分配方案交易成本就很高．不合理的分配又加大了入社农民的退出行为，从而增加了组织成本，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并不理想，只能实现较小的规模经济。

可见．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都会面临交易成本与规模扩大的矛盾，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规模扩大并不等于经济绩效提高。根据地以限制合作社的规模来减少交易费用，即在生产水平低的情况下．以追求较小的规模经济为目标的做法，是历史已经验证了的理性选择。但后来的变迁恰恰忽视了这条成功的经验。

（二）告别私有产权并极力追求“公平’（1949～1978年）

关干农业合作的重大决策形成于1953年以前。决策依据是对当时出现的两极分化、中农化、富农经济等现象的综合分析，对旧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估计和原因探讨。以及政府强烈的想把中国引向富强的使命感；也体现对意识形态绩效的追求，对不公平增长方式的舍弃和对公平增长方式的偏好——这表现为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刻意缩小和以产权的不断公有比为缩小分配差别的手段。而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约翰逊也说，“‘经济平等的成本对任何希望增长的处于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来说．可能都是巨大的；待别明显的是，从历史上看经济增长的极大突发，一直是同极大的意外收益的前景和结果相联系的，所以．一个热望取得迅速增长的国家过于强烈的坚持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限制对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以收入差别为前提。因此，政府当时对公平增长方式的选择，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但也由此丧失了不少的经济增长机会，制度创新的绩效也大受削减。这可以从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变迁中看出。互助组为初级社取代，是因为其规模效益有限，更因为它依然是较完整的私有产权。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产权形式——初级社的效率尚未发挥出来就为高级社所代替，原因之一就是高级社是较完整的公有产权。取代高级社，则说明国家除了要用产权的公有化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外，还要通过建立全新的、完备的社区治理机构来控制农民甚至农民的思想。

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农民较完整的退出权以形成社内农民的自我实施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合作社解散的风险。初级社以使农民获得较互助组更大的剩余享益权作为交换条件．从农民完整的私有权中．分割出一部分归合作社控制的剩余控制权，以私有土地入股的形式构筑了合作社的共有产权结构；生产股份基金的交纳无疑又增加了合作社的产权权重。由于农民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而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成正相关，农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合作社的管理者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济绩效，还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分配等重大制度决策。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拥有较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使他们可以较自由地退出．也使他们倾向于维持合作社的稳定运转，从而自觉形成一神防范大多数社员退出以至合作社解散这一风险的自我实施机制（林毅夫，1990）。

较完整的退出权是初级社制度的关键。但形成初级社自我实施机制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借自身暴力潜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农业合作之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注．这使全新的主流意识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内在现定之一就是支持合作社，要求农民加入合作社。这就使单个衣民退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培加大。

另一原因是合作社增加了对生产监督管理者的激励，给他们以较多的剩余权，如地位的改变（从地位低下的“泥腿子”到一方的领导）以及相应的收益（荣誉以及误工补贴）等（A．AAlchian、andH．Demsetz，1972）。

最重要的在于合作社是一种由私有、共有和公营组成的混合型产权结构。除了由公营带来和用于公营的公共积累产权归属不明外，每种产权都能获得其相应收益；而公共积累这时所占比例并不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初级社应留全年收入的5％～10％作为公积金，1％～2％最多3％作为公益金。产权不明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

此外，初级社既继承了由私有观念形成的标准行为，又承继了相沿已久的农民间合作互助的传统，从而借传统的“行为标准化”功能减少了交易费用。

总体来看，初级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原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初级社的产权明晰形成了对社员和合作社的双重激励，这也符合马克思合作思想的本意。但因为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和控制农村社区目标，都存在明显的距离，所以较早地被高级社替代了。

高级社使集体公有产权成了唯一的产权类型，因此，农民的退出权大受限制。而生产责任制不能解决因产权不明晰而带来的分配不合理，和由此产生的激励严重不足的问题。加上农民的意识形态、传统、习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有产权的实际经济绩效并不理想。但是，国家及其人并没有去仔细研究产权结构及其实施机制，而是认为现有组织的规模不够大、产权公有程度不够高、国家没有控制农村社区，从而使高级社的缺陷在后起的中放大，高级社时开启的实施机制探索也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意识形态日趋刚性，终致公社制度成为一种追逐理想的冲动，而被现实撞得粉碎。

（三）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的整体扫视

与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不同，1978年后的制度变迁是以初级行为主体。对潜在的获利机会的积极追求为主因的一场诱致性变迁。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到农业产业化，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认识获利机会、不断实现潜在收益的过程；制度变迁从发生到推广，总是一个不断“学习”——信息成本很低的借用和移植的过程；从收益分配的角度看．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帕累托最优、不断接近帕累托最优的过程。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是一个对多种互补性制度不断选择的渐进变迁过程。各种制度间不但存在互补竞争关系，而且其间的替代也5主意寻找交易成本低的变迁路径．双轨制至今还是一种有效选择。在大包干依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产权形式和实施机制的创新日趋繁夏多样化，合作制度也成了大的制度分蘖母体。

1978年以来变迁还以初级行为主体日趋活跃、国家行为日趋冷静为表象，后者集中表现为国家角色由市场上的运动员十裁判员员向裁判员的转换，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由刚性（僵比不变）变为弹性（富有包容性和对现实的适应性）。

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正因为有这些待点才会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但是，这场制度变迁却又明显表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弊端。在市场比进程中，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迟缓，就是农村经济制度需求难以满足的原因之一，也是合作制度创新成效有限的原因所在。

三、农业合作的难题

中国农业合作的道路充满曲折艰难，要面对太多的困难和复杂的矛盾。

（一）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合作社究竟应该是什么？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取舍。穷人希望合作社充满公平色彩，但合作社又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所以，合作社只能是劳动者在合乎国家法律及其他制度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合作社原则实现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通过资本的集中运营和劳动的分工协作，采用按劳和按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改善劳动者经济状况的经济组织。

我们不认为合作社应仅有劳动的联合或以劳动的联合为主，相应合作社也不应仅仅采用按劳分配的制度。那样就会把合作社局限在劳动的联占中．把台作社的产权制度限制在公有的范围内。现实表明，没有资本的联合并以之为基础，任何社会生产将成为空中楼阁；历史也表明，把可以容纳多种产权形式的合作社局限于劳动的联合中，将合作社等同于社会大生产的一个车间，否认合作社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利益和产权关系，明显是苏联模式的翻版，是对合作社内在含义的扭曲。

我们认为合作社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合作社的发展史以及世界各国信奉的罗虚代尔原则中可以明显看出，合作社要发展壮大并同时对社员实行利润返还。就必须改善内部管理，完善各项制度，甚至要不断提高社员素质，充分实现效率；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合作社要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改善社员的生活，但中国的合作社却长期奉行“无盈利主义”．致使今天人们还谈“合”色变．将合作等同于财产的归并。这就是过去将合作等同于“公平”——极度平均比的负面效果之一。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已渐次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并逐渐适应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为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以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组织。合作社选择了公平与效率兼顾，就从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解脱出来了。

（二）意识形态流变造成的内在不协调

中国的合作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一种舶来品。建国前的合作社主要依托西方的社会经济理论，建国后的合作社则访苏联模式。无疑，酉方的社会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习惯、观念之间，不仅存在距离，可能还有难以弥合的鸿沟。建国前华洋义赈会极力推行合作救灾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受灾的农民并没有进行合作的理念。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要为农民所接受，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何况，我们接受并用作指导的合作理论偏离了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精神，因此加大了实施农业合作的难度，使我国的农业合作走了一段不应走的弯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理论是灵活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合作经济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与国有经济并存．合作社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合作社内部可暂存雇佣关系，但要加以限制；对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生产者，不能采用剥夺的方式，而要建立各种合作社使他们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合作社只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多种合作社模式，如“合作工厂”、“合作贸易”、“合作生产”、丹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股份合作制”——将农民的“土地结合成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法国巴黎公社将要建立的合作联盟、俄国农村公社中的“劳动组合关系”、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伦述最多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可见，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组建合作社的固定模式。

斯大林则将合作社等同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并坚决主张用这样的合作社去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简单的抛弃了布哈林先发展市场关系使农民摆脱贫困再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社、要用实际利益吸引农民等正确主张，把合作社的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战略“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同起来，使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合作化、集体化实际上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政治运动。

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曾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广泛流传，由于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更多的吸收了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斯大林的合作思想成了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能不体现出较多的苏联模式的印痕。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相沿千年的旧意识形态、习惯、传统都未发生太多改变，苏联模式一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决定制度创新的规模和方向时，就会与农民——小生产者依然坚持的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等）、传统（相沿已久的劳作生活格调）和习惯（散漫悠闲的个性）相矛盾，就需要他们形成一种新的标准行为以取代相沿已久的传统和习惯。仅此一点，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就只能是一场高交易费用的强制性变迁。

（三）改造对象——个体小生产的高度稳定性

受上述意识形态规定的制约，当时的农业合作不仅要改变人们的旧传统、旧意识、旧习惯，还要同时改造小生产、取消小生产。改造小生产任务相当艰巨．因为，自近代以来小生产呈现出的分化趋势是：解体与稳定并存，而稳定是主调。解体是因为其小规模、低水平的待性．稳定则缘于其内在的产权制度。由于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合一）对国家和社区的冶理叽为来讲，是可大大节省交易成本的，它们都倾向于使其稳定延续。还由干资源禀赋的刚性制约．以及自身仅够自给的经济规模，农户便自觉的削减交易量，使初始产权的交易受到限制，由之衍生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享益权的交易成为常态。加上这种经济制度小而全，自身对外界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以及近代社会的变迁较少触及社区的治理机沟——制约小生产的政治制度．小生产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生产基本是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个体小生产．就不能停留在规模扩大和产权的公有比程度上．还要以社区治理机构的改变作前提。因此，这场制度变迁是大规模、高难度的，加上要面对的是千万个与小生产、传统社区治理机构、旧习惯、旧意识形态、旧传统有千丝万楼联系的小农．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很高，为此．要么是一边累积变迁所需的费用．一边渐进的变迁；要么就一气呵成，用提高速度来减少交易费用。但实践证明，后者容易煮夹生饭，还会使强制供给的制度安排陷于无效。

（四）规模与效率的矛盾困境

从建国前的农业合作中就可以看出规模与效率的明显矛盾。那时的矛盾表现为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扩大规模又面临因农民退出带来的高交易费用。后来的规模过度扩大，如高级社和．又产生了较高的监督费用，导致合作组织的效率难以实现。加上分配制度极不合乎帕累托效率原则，追求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平均化分配，却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以致组织中出现大量的机会主义、“搭便车”和偷懒行为，不断侵蚀组织的制度结构并最终使之陷干无效。

（五）产权兼容性与目标单一性的矛盾

在前面我们给出的定义中，合作社可以兼有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功能，因此．合作社必然会兼容多种产权形式。因为分配制度是对剩余权的规定．不同的剩余权必须以不同的初始产权为前提。初级社制度中就存在私有、共有、公营多种产权形式。但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我们组建的合作社只是以改造私有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由此又引出一系列难题：要改造小生产、改造传统的社区治理机构。改造农民的思想等等．最终陷入了无效率的困境。解决这类问题，就需要从使意识形态富有包容性入手，营造多种产权形式竞争改进的良性状态。这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呈现出的喜人特征。

此外，个体分散经营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与支援工业化的任务．解决民贫与国弱孰先孰后等等．都是农业合作面临的难题。

四、突破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上述难题，归根结蒂是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问题。要化解高交易费用，国家不惜改造传统的社区治理机构．强化意识形态贯输．追求对旧政治制度、旧产权制度、旧意识形态的迅速替代。由此带来的一厢情愿，却造成制度安排的无效率状态。但如果听任制度安排自发的创新，在建国前不足最低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最低规模经济尚是一道难题，如何满足国家追求最大规模经济以实现产出和租金最大化的愿望呢？建国后特别是高级社后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因规模较大而产生过高的监督成本，同样陷于无效状态。这似乎已经说明，从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二者中任选其一，都难免要陷入制度变迁方式选择上的困境。

农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5篇

加入WTO是我国党和政府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国际形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入WTO，对于改善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环境，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分享WTO业已取得的成果和所赋予的权利，加快我国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形势下，作为一直支撑我国农业发展的农业科技，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其本身的发展也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有利于扩大对农业科技的需求

入世后，我国农业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我国土地密集型的种植业总体不具有比较优势；尽管在纺织品、蔬菜、水果和部分畜产品等方面具有优势，但由于产品档次低、质量差，不论是防止国外农产品大量进口还是扩大本国产品在国外市场的占有率，都需要尽快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想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和国内竞争力，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这就要求增加农业科技供给。

（二）有利于增加政府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按照WTO规则，入世后我国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方式要由“黄箱政策”转向“绿箱政策”，对农产品提供保护（支持）价格和价格补贴等政策措施将受到限制或禁止。在农产品价格和政策扶持水平都趋于下降的情况下，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就必须提高农业科技含量，而加强农业科技工作是属于国家财政支持的范畴。从长期看，扩大对农业科技工作的财政支持势必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基本措施之一，也将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三）有利于扩大国际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

入世后，科技全球化的影响将在农业领域更加显现，特别是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国际上许多先进技术会直接进入我国，从而加快我国农业科技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在我国技术市场发育逐步完善的条件下，将更有利于吸引国外先进农业技术和科技产品，为国内生产者提供更多的技术选择。同时也有利于缩小我国同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走出一条科技发展的新路子。

（四）有利于加快我国农业科技的市场化运行机制形成进程

随着市场化农业的逐步建立，农业科技资源的配置必将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科技产品的创新只有符合市场需要才具有真正的市场价值，才能满足市场化农业的需要。因此，入世后，将有助于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注视农业科技研发力量必须根据市场需要调整和确定研究、开发方向，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技术供给与需求相脱节的问题，进而提高科技产品效益。

——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加大我国农业科研的成本和风险

多年来，我国农业科研与开发一直以模仿和跟踪研究为主，很多科研成果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根据TRIPS协议，我国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对国外在我国申请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给予必需的有效的保护。因此，我国在跟踪和模仿过程中，或因为无意地侵犯国外的知识产权将支付昂贵的侵权费用，或因为必须采用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外国技术而支付使用费。这无形中增加了我国农业科研和开发的成本，甚至还会增加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引起争端。

（二）强化发达国家在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

从世界范围来看，未来农业科技的竞争最有可能体现在生物技术的开发利用上。发达国家对生物技术的垄断程度远高于对农产品的垄断程度，而TRIPS协议加强了发达国家在农业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许多发达国家都以大量资金支持这一领域的研究，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大量转基因种子及产品打入我国市场。如果外国公司一旦控制了我国的种子供应；就相当于控制了我国种子行业的命脉。因此，我国在生物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将日趋激烈。

（三）加剧对我国在科技人才的争夺

加入WTO后，我国将给予外国高技术企业国民待遇，允许其进入我国市场，这些企业会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不惜重金网罗人才，这势必会造成外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对我国人才的争夺。如果我国自己的高科技人才无法在本国获得良好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报酬，那么这些人就会被吸引到国外或外国企业中，导致人力资源的流失，从而降低我国的研究开发能力，进而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农产品生产能力和贸易格局。

（四）农业生物资源流失加剧

目前我国对生物资源的保护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些重要的生物资源可能会伴随着对外开发的进一步扩大而流出国门。入世后，外国农业高技术企业直接进入我国市场，如果我国生物资源的保护不利，外国科技力量就会轻易占有和开发我国的生物资源，经发达国家开发研究形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高技术农产品，而相应技术成为发达国家拥有的专利。翻过来签字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迫使我国对其技术及产品形成依赖，最终形成不利于我国农业科研和农产品贸易的局面。

二、加入WTO我国农业科技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技术竞争处于劣势

从整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1015年，科技进步在农业中的贡献率低2040个百分点。主要农作物的育种水平、良种化率均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灌溉用水、化肥利用率也很低，部分动植物病虫害迄今未能根治。现有的大量科研成果很多是在短缺经济下以提高产量为目标开发出来的，相当一部分成果无法转变为现实生产力。农产品加工以及贮运保鲜增值方面的科技严重滞后。

（二）主要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节本增效技术相对落后

由于主要农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中活劳动投入比重较大，而相应科技水平较低，导致我国主要大宗农产品国内市场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处于劣势。2000年，小麦、玉米、大豆的国内市场批发价格，比进口到岸价格分别高15%、30%和40%左右；国内棉花价格高于40%左右；天然橡胶、油菜籽、糖料等也高于国际价格。与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相比，我国小麦单位生产成本是加拿大的1.3倍，油菜籽是加拿大的3.1倍，大豆和棉花分别高于美国15.3%和10.3%。

（三）主要农产品总体质量较低，优质、专用品种选育技术相对落后

由于优质、专用农产品品种选育投入不足，造成我国优质品种不多，专用品种不全，致使我国大宗农产品整体质量较差。稻米普遍存在米粒效、整精米率低，品质较差的早籼稻比重较大；小麦面筋度低，专用性差，东北春小麦、南方冬小麦仍占相当比重；玉米含水量高、杂质多；大豆杂质、水分含量高，含有率比美国、巴西低2～3个百分点；油菜籽含有率比加拿大、法国低2～3个百分点，菜子油营养价值低；棉花品种更新换代慢，高产优质品种少，纤维粗，异性纤维含量高，难以满足纺织工业的需要。肉类、水产品、水果和蔬菜等产品品质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农产品转化加工比重低，贮藏保鲜及加工技术十分落后

目前，我国农产品仍以鲜食、鲜销为主，大多数农产品采后贮藏、加工、包装技术落后，加工水平低，加工比例小。果品贮藏能力不足总产量的5%，采后烂果率高达25%以上，而发达国家贮藏率高达50%。我国果品转化加工比例不到总产量的3.5%，加工附加值不到10%，而发达国家果品加工比例在30%以上，加工附加值高达70～140%。大宗畜产品仍以鲜活产品为主，水产品加工比例不足总产量的30%，而发达国家加工比例在75%以上。

（五）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农产品贸易竞争中的“技术壁垒”或“绿色壁垒”等技术性手段处于劣势

长期以来，由于对农产品技术标准、质量标准、检测检疫等技术性问题重视和研究不够，基本未建立起有效的技术壁垒。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如蔬菜、水果、茶叶、畜产品、水产品等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仅为70%左右。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因农药、兽药残留等有害有毒物质含量超标而被拒收、扣留、退货、索赔、终止合同、停止进口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入世后，一些发达国家更会以卫生标准、检疫标准、检测手段等技术壁垒方式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进行限制。

（六）农业环保技术短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我国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节水、节地、节能等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创新。因此农业科研必须为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着重解决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防治和减灾防灾方面的技术问题，提高资源利用率，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七）农业标准、信息、技术服务跟不上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标准、农产品质量标准、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体系的研究、检测手段的开发和信息化建设等严重滞后，不能给农民提供准确、及时、可靠的服务，直接影响了农民增收。农业科研必须为开拓农产品市场提供科技支撑。重点解决农产品市场信息网络和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方面的技术问题，促进农产品流通。

（八）国家财政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农业R&D在农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约为0.5%，仅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的一半。农业科技的主要力量也都放到增加农产品的数量、发展种养业上，80%以上的科研开发机构及投入集中在产中阶段，农产品的质量、农业产后的科技力量明显不足。

三、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科技的挑战与对策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必须遵循：“立足产业需要、培育核心技术、加强知识产权、实现技术领先”的发展方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配置农业科技资源的原则，为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的核心技术支撑。

（一）提高农产品核心技术竞争力是我国农业科技应对WTO挑战的重点

面对加入WTO后日益激烈的科技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农业科技发展战略必须由自主研发与跟踪引进并举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把获得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发性创新作为新时期强化农业整体竞争能力的首要任务。在农业科技的新兴、前沿领域立足于自主创新，对当前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急需技术进行必要的引进与跟踪。在满足当前农业发展技术需求的同时，加强技术储备，强化潜在的竞争实力。

首先，必须突出强调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R&D)的自主创新。只有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科技成果才是可以转换为经济竞争优势的因素。要重点围绕产业行动计划，强化自主创新，加强核心技术研究与攻关，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保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随着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和加入WTO，农业科技在诸多方面出现了需求不适应，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养殖业、加工业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技术等方面差距越来越大，对于实现农业率先跃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因此，必须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进行重点突破，瞄准国际农业科技发展前沿和方向，加速赶超，尽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三，对于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业科技领域，要重点培植，使优势变强势，为加强我国食物安全、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质量、农民增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支撑。要重点培植发展畜牧水产、花卉、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较大的农产品科技领域；重点扶植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农业高新技术领域，力争在某些方面迅速取得突破；重点加强具有国际领先优势的科技领域的研究；加强生物安全技术的研究。同时，加强相关工业及各非农领域的技术、设施、设备向农业产业全程广泛“嫁接、移植”。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加快应用现代工业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步伐。

（二）贸易技术壁垒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的新屏障

加入WTO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同时也意味着今后我国的经济活动将遵循国际规则。作为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食品，其安全关系到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我国当然不能独善其身，游离于国际准则之外。实际上，食物安全性保障条款在WTO规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世界贸易组织例外规则允许其成员出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等原因，可以违背WTO的一切原则而采取限制措施。世界贸易组织还允许其成员使用不同的标准和检验食品的方法，制定更高的标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避免食品污染造成的损害。随着我国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将接受并强化食品卫生安全观念，适应农业国际化的要求。

首先，加大对农业技术标准、质量标准研究开发的投资力度，尽快制定食品安全质量法，建立国家农业技术标准和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管理体系、立法体系、认证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尽快实现我国由简单关税壁垒向复杂贸易技术壁垒的历史性转变。特别要积极推进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按照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进口安全管理和标识管理等办法，加快构建执法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一批转基因生物环境安全评价、转基因农产品食用安全和转基因产品检验三类技术执法机构，尽快建设部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与检定中心，提高技术支撑能力。开发先进监测技术与设备，推动主要农产品监测、检测网络体系的技术升级，形成即符合WTO规则，又能有效合理保护我国农业发展的国家安全技术贸易措施体系。

第二，应尽快建立统一、稳定、规范和高效的农产品外经贸管理体制，采取措施推进政府相关部门的快速反应和协调联动，加大对外交涉的力度；加快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改善农产品检验检疫及通关工作；建立国际农产品信息机制；建立农产品出口创汇基地；积极发展并完善各种出口产品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和中介组织，加强相互协调和行业自律，使其在维护企业利益、开拓国际市场、突破“绿色壁垒”和解决贸易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促进和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主要策略

加入WTO以后，我国要全面履行TRIPS协议，在技术贸易、产品贸易和产品服务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必须加强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建设。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更加要求我们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和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将科技竞争优势转换为经济竞争优势。因此，必须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建设，以保护、鼓励和推动育种材料创新、品种创新，缩短品种更新周期。重点要增强农业科技人员依法保护智力劳动成果的意识，增加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总量；丰富和完善保护形式，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加快体系建设，提高执法和管理水平。同时，更要加紧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研究。除了已有的专利权、新品种权等保护方式外，还要积极研究其他形式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式，扩展对新品种、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技术的保护途径，不断提高预测能力和保护水平。

（四）农业支持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应WTO的农业规则

尽管WTO规则承认农业的特殊性，并不笼统地禁止对农业的支持，但却对农业的支持方式做出了种种约束，为了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继续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又需要对农业的支持方式进行改变和调整。因此，我们必须按照WTO的规则要求，明确支持重点，改变支持方式，调整补贴环节，加大绿箱政策的投入，调整黄箱政策支出的重点。

首先，要加大对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的支持力度。重点加强优良农作物品种选育特别是优势农产品品种选育的力度，同时，加强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选择一批优质、高产农产品生产技术和资源高效利用及生态保护等可持续发展技术，进行推广应用和开发，推动农业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

第二，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农业投资结构，大幅度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种生产基地建设和草原保护工程建设。

第三，调整黄箱政策的支出方向，将过去主要对农产品的流通领域补贴转变为对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