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保障水平;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39-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8
一、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地居民对医疗保障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780.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760.8元,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37.9%,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43.7%。从经济条件看,我国居民有提升自身的医疗保障水平的潜能。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永久收入消费理论都认为,消费支出来源于收入,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卫生支出是消费支出的一种,因此收入水平决定卫生支出水平[1]。但有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为11289.5亿,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75%①。这说明我国的医疗保障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如何将居民对医疗保障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是当前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从2000年的65.48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382.47亿元,年环比增长率为28.68%②,超过同期寿险的增长率。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对我国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究竟是否有贡献,各地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这些问题乃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
二、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理论分析
医疗保障水平是指一个国家对其国民能够提供的医疗保障程度,通常可以用医疗需求、医疗费用、保障范围等表示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2]。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将人们消费医疗服务的行为视为一种经济行为,那么就可以运用经济学的供求理论来分析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
根据供求理论,医疗市场就如同其他普通的商品市场一样,由医疗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其供给和需求,使得该市场达到均衡。如图1所示,其中纵轴代表医疗价格,横轴代表医疗需求量。在不考虑商业健康保险时,医疗市场由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1表示,此时市场的均衡是E1(P1,Q1)。当考虑商业健康保险之后,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降低,将导致人们消费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转变。
需求的变化有两种情况:一是需求的增加,需求曲线向右平移,如图1所示平移至D2,此时市场均衡为E2(P2,Q2);另一种情况是需求弹性减小,即人们对价格的敏感性降低,如图1所示转移至D3,此时市场均衡为E3(P3,Q3)。显然,当均衡为E2、E3时,P2、P3大于P1和Q2、Q3大于Q1,故此时医疗费用都超过均衡为E1时的医疗费用。以E1至E2的变化为例,原来的医疗费用为P1E1Q1O,需求曲线平移后的医疗费用为P2E2Q2O,但是保险公司提供P2-P*价格补助,即保险公司支付相当于P2E2FP*的医疗费用,则人们实质支付的医疗费用为P*FQ2O①(与P2E2Q2O相当)。也就是说,在有商业健康保险参加的医疗市场中,人们实质上支付的医疗费用没有变化,但总的医疗费用增加了,即商业健康保险提升了社会的医疗保障水平。
三、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医疗费用的支付主体有社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以及个人三方面。虽然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但其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比很低,仅占全国医疗费用支出的3%,个人支付比例高达78.37%②。由此可见,商业健康保险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当前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城乡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为减轻各地居民的医疗负担,提高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应拓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一)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本文选取各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作为衡量其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各地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作为衡量医疗保障水平的指标。由于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历史较短,故选取的面板数据为1999―2007年全国30个省市③的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由根据《中国保险年鉴》(2000―2008)和《中国人口年鉴》(2000―2008)数据整理所得,人均医疗保健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整理所得。
构建面板数据基本模型,以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被解释变量,以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为解释变量。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可以使得数据更加平滑,并且使得回归系数更富有经济意义,令LnPM和LnPP分别代表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对数和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的对数。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LnPMit=?琢it+?茁itLnPPit+?着it (1)
其中i=1,2,……30,代表全国30个省市区,t=1,2,…… 9,代表1999―2007年之间的不同年份。
(二)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LLC、IPS、ADFFisher和PP-Fisher四种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所用软件为EViwes5.0,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面板数据的水平值是序列平稳的,即可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可以直接用该面板数据进行回归。
(三)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1.混合估计模型
首先,采用混合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不考虑不同省市区的个体差异以及不同时间截面上的差异,模型转变为:
LnPMit=?琢+?茁LnPPit+?着it (2)
其中i = 1,2,……30;t = 1,2,…… 9。
根据1999―2007年30个省市区的混合数据,为了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选择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LnPPit的t统计量为正数,且数值较大,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说明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与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另外,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较好,但D-W值为0.82,自相关问题较为严重。为消除自相关问题,在解释变量中加入AR(1),得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DW值为2.28,可见自相关问题得到解决。此时,LnPPit系数的t值为7.03,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弹性系数为0.11。但只是全国总体的弹性,具体到各个地区仍需作进一步分析。
2.固定效应模型
由于本文选取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意在研究数据本身的关系,而并非利用随机抽样来对总体进行推论,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1)变截距模型
采用变截距模型,可以考察不同省市区截距的差异性。
LnPMit=?琢'+?琢i+?茁LnPPit+?着it(3)
其中,i = 1,2,……30;t = 1,2,…… 9;?琢'代表总体平均截距;?琢i反应了不同省市区截距对全国总体平均水平的一种偏离,且αi=0;系数?茁代表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平均弹性。该模型估计的各项统计指标见表4,对不同省市区固定效应值的估计结果见表5。
通过对各地区固定效应值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地域差异。事实上,各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除了受商业健康保险因素影响外,还与当地的经济水平、卫生资源、社会保障等因素息息相关,这一点也由表5的数据得到证实。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山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正,而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固定效应值为负。
(2)变系数模型
为了更深入考察各省市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贡献的差异性,建立变系数模型:
LnPMit=?琢+?茁iLnPPit+?着it (4)
其中,i = 1,2,……30;t = 1,2,…… 9。
表6回归结果显示,变系数模型的R2和调整的R2接近1,模型拟合效果良好,D-W值为1.54,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且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茁t的t值较大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各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统一,验证了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存在地区差异。
以各省市区的弹性系数、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和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三种因素作为变量,用软件SPSS17.0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分类结果见表7。
第一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处于中等,总体看来弹性系数不高,说明商业健康保险没有较好的发挥其补充作用,医疗费用的支付过多的依赖个人支出和社保支持。各个保险公司应当积极探索在以社保为主体地位的医疗保障制度下,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模式,以促进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二类只包括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北京的弹性系数大于上海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北京市更能促进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
第三类由天津和浙江两地组成,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紧随北京市和上海市,但是弹性系数都较小。究其原因,可能是两地的医疗保障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处于“瓶颈”。此时应当深入市场调查,优化健康险产品结构,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需要设计险种,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第四类地区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在较高的医疗保障水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下保持了良好的弹性系数,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仍有潜力可挖。
第五类地区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各地的弹性系数也较小。笔者认为弹性系数低下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很大关系,即在整个经济状况不佳的大背景下,当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受到制约。此时不能仅从商业健康保险方面来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更要统筹社会、经济、思想意识等各方面因素,需各个方面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第六类地区的弹性系数普遍较高,虽然医疗保障水平和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水平较低,说明商业健康保险在当地有良好的推广基础,适宜在各省市区进一步扩大覆盖率。
四、结论及启示
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采用混合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证实商业健康保险对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有促进作用,即实证数据支持理论结论。综合各个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不超过1,其中最大为0.94,最小为0.11,基本都位于0.2与0.5之间,贡献作用并不显著。同时,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得出商业健康保险对医疗保障水平的贡献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商业健康保险在不同省市区理应采用不同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各地医疗保障水平的提升。通过以上结论笔者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专业化发展道路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在部分经济较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逐渐面临“瓶颈”问题――在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医疗保障水平下,消费者对健康保险产品提出更加专业的要求,导致健康保险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缺口。显然,在这些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不能仅仅停留在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水平的险种,而是要提供更为高端、更大保障范围、更具个性化的健康险产品。因而,商业健康保险需进一步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事实上,2005年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健康”)的正式营业已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走专业化道路揭开了序幕。目前,我国共有人保健康、中国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健康”)、瑞福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福德健康”)和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健康”)四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除人保健康之外,其余发展状况均不理想。2009年1月至11月,平安健康、昆仑健康、瑞福德保费收入为7828万、4291万、2305万,位居全国54家寿险公司的末端,而人保健康以55亿保费收入跻身前11位①,并首次实现盈利,2009年净盈利为0.14亿②。可见,在此方面,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德国社保模式下构建严密的商业健康保险法律框架,严格分业经营,坚持产品创新,在政策变动中开创属于商业健康保险的“蓝海”[3]。
(二)加强农村市场开发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大,适宜推广商业健康保险,而扩大其覆盖率的关键就在于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的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多农村人口,尤其是在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占据大多数。从需求角度出发,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低下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农民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商业健康保险在农村有较大的潜在需求[4]。从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存在“鸿沟”,要拉近两者的距离仍需一定的时间,在这一过渡阶段,商业健康保险需充分发挥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提升农村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推动各省市区总体医疗保障水平向前迈进。
(三)构建新型商业健康保险模式
根据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商业健康保险人均保费对人均医疗保健支出的弹性系数较小,适宜统筹各方面因素共同提升医疗保障水平,而对于商业健康保险可尝试构建一个集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模式[5]。目前,商业健康保险提供的服务都是“事后”的,即被保险人只有生病才能得到经济补偿,健康保险并不能保障购买者的健康。因此,保险公司应更多地考虑对疾病的预防,提供健康教育、健康咨询等服务,降低被保险人得病的机率,真正从实质上让购买健康保险的消费者得到健康。
参考文献:
[1]刘思.中国健康保险市场规模实证分析[J].保险研究,2009(2):22-28.
[2]布莱克,斯基博.人寿与健康保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45-48.
[3]张玲玉,薛罡.德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现状及经验借鉴[J].金融经济,2008(20):93-94.
[4]董汀.我国农村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运营模式探析[J].商业经济,2009(1):85-87.
[5]尚汉冀,李荣敏,黄云敏.健康保险与医学统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2-33.
①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②数据来源:笔者根据2008年中国保险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①这里医疗费用仅考虑个人支付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情况,忽略社会保险的作用。
②资料来源:朱俊生,武瑞.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回顾与展望[J].中国保险,2007(3):13-16.
③其中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数据缺失,故将其略去。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2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1909年，IrvingFisher提交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提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个财富的形式。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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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uchs(1996)“Economics,Values,andHealthCare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8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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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Fuchs,VictorR“TheHealthSector’sShareoftheGrossNationalProduct”?
五、Fuchs,VictorR“Health，GovernmentandIvringFisher”NBERworkingpaper6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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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ulyer,AnthonyJ.andJosephP.Newhouse(2000),"Introduction:TheStateandScopeofHealthEconomics,"inCulyerandNewhouseed.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pp.1-8.
八、Culyer,A.J.andJ.P.Newhouse,(2000),HandbookofHealth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Volume1Aand1B.
九、Feldstein,Martin(1995),"TheEconomicsofHealthandHealthCare:WhatHaveWeLearned?WhatHaveILearned?"AmericanEconomicReview,85(2):28-31.
十、Feldstein,Martin：theWelfareLossofExcessHealthInsurance
十一、MGrossman，1972，TheDemandforHealth:ATheoreticalandEmpiricalInvestig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forNBER
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十四、JPNewhouse,1970,“Towardatheorynonprofitinstitutions”AER，（March），Vol.60，pp.604-713
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3篇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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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Grossman，1999，thehumancapitalmodelofthedemandforhealth，NBERWorkingPaperSeries
十三、MVPauly，1987，“Nonprofitfirmsinmedicalmarkets”，AmericanEconomicReview，（May）Vol.77，pp.25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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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4篇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
目前，我国对于富裕人群没有固定定义。因此，高端健康保险市场需求和潜力，从不同角度估算有不同的结论。有研究指出，富裕人群（也有称为高端人群）一般指年收入中个人收入在15万元左右及以上、家庭收入达到20万元左右及以上的人群，或者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按照这一标准，《中国高端人群消费研究》(慧聪网)估计,我国富裕人群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3%，约3152万人。
富裕人群的医疗消费特点是：(1)富裕人群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后，都具备承担其他一般性医疗消费的能力，其高端医疗保障需求主要解决高额医疗费用（如癌症、器官移植、植物人等特重大疾病）的报销问题。汇丰人寿2012年《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富裕人群的最大财务需求是重疾保障(93%)，其次为养老保障(81%)和子女教育金储备(78%)，以及补偿因疾病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2)在富裕人群中的一部分高净值人群，即一般指个人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人群，这类人群，经济实力很强，不太需要单纯补偿其医疗费用，而是希望通过保险公司的资源整合和系统管理能力，购买高端健康保险及附加的个性化健康服务产品，获得量身定做的系统化、持续性的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据2012年3月胡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中国个人资产高净值人群达270万人。(3)上述人群由于财富并不缺乏，对生活品质和质量更加重视，且具备一定的健康认知能力，但由于生活、工作和精神压力大，很多人带有这样那样的健康问题，甚至处于疾病状态，因此更加注重健康管理服务。据一项调查显示，自我评价时，约50%左右的人群健康状况从“一般”到“非常不好”，其中亚健康状态为42.7%，慢性病状态为19.9%。
根据这一需求特点，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潜在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预测：(1)高端健康保险市场，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健康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的潜力；(2)中高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指购买包括家庭医生（或私人保健医生）、诊疗绿色通道、专家诊疗、健康体检及其他健康管理服务（如健康咨询、健康讲座、健康评估、健康监测、饮食运动管理、心理咨询与干预和慢性病管理等）费用的潜力。据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在提供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中，50%受访者看重医疗服务品质，其中，37%看重安排专家医生手术及治疗，90%受访者最希望在国内的知名医院接受治疗，88%受访者表示海外就医对重疾治疗有帮助；90%以上受访者认为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保持良好心态、控制饮食、适度运动及定期全面的深度体检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2008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医药卫生支出费用占家庭生活消费性支出比重为10.8%，假设富裕人群按个人（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中10.8%为医药卫生支出计，其中40%用于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服务，即占收入的4.32%。汇丰人寿《中国富裕人群调查报告》显示的结果：富裕人群愿意为医疗保障支付的保费预算为家庭平均年收入的9%左右，相比较而言，上述估算仍较为保守。
基于前述假设，人均年健康保障保费及费用支出约6480元（包括医疗保险，主要解决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个人自费、按比例分担及超最高限额的医疗费用和其他误工费补偿问题等；疾病保险、护理保险等，主要定额补偿因疾病带来的其他费用损失。总的月均费用支出约540元），年健康保障总需求约2042亿元。其中，人均年健康管理服务费按1000元计，包括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及其他健康服务等费用，年健康管理服务总需求约315亿元。也就是说，至少富裕人群中，这两项医疗保障需求，年市场潜在规模超过了2000亿元，而实际上，2011年商业健康保险总的保费收入只有691.72亿元，与上述预测的潜力相比，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保险行业，高端健康保险还没有形成独立的业务板块和成熟的市场。经营高端健康保险的各个保险公司，经营策略还不够清晰，产品种类还比较零散，服务人群还非常有限，保费规模和盈利能力都很小，还没有在民众中树立起良好的专业服务形象和品牌影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和健康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方面，市场开放度非常有限，没有形成独有的服务体系。保险公司要利用“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来建立服务平台，并获得这些服务资源，还有很多政策和运作的障碍，直接制约了保险公司开拓相关业务市场。二是保险公司对医改形势下，如何发展适宜的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缺乏明确定位及一整套战略思路，且对民众健康保障需求了解不深、特点研究不够，同时，提供高端健康保险服务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还比较弱，较难形成应有的服务品牌和营利来源。
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意义和对策
作为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商业健康保险，大力开拓高端健康保险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发挥自身优势，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未涵盖的高端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保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2）设计针对性强、特色鲜明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健康保障需求，促进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减少和改善疾病的发生发展。（3）利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灵活的合作机制和“优质优价”的杠杆作用，引导高、中、低端的医疗服务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益的提高。（4）丰富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突出自身特色，树立专业品牌，逐步形成差异化的服务领域，促进商业健康保险持续健康发展。
对此，商业健康保险应牢牢抓住医改契机，高度重视高端健康保险市场的开发。具体建议如下：
一是深入研究医改政策，全面分析保险业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利用医疗服务资源、控制医疗风险上的政策机遇和挑战，确定开展高端健康保险业务的战略定位和经营举措。
二是根据富裕人群健康保障需求特点，细化目标市场和服务人群，开发系列化的健康保险产品和健康管理服务计划，逐步形成涵盖健康、亚健康、疾病等健康周期，病前健康维护、病中诊疗管理、病后康复指导等全过程，既补偿医疗费用，又提供健康服务的全面健康保障产品体系。
三是争取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支持，加大资源投入，强化与医疗机构尤其是拥有优质资源的医疗机构的战略合作，利用多种付费方式和合理补偿机制，调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积极性，尽快搭建由“内部服务队伍——家庭医生（私人保健医生）——特色医院（科室）——著名专家”组成的服务网络平台。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5篇
一、医疗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
医疗服务和保险首先是种商品，具有一般商品的共同特点，有其供给和需求。维持生命和健康是人们的基本需求，提供有关的服务必定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医疗服务和保险可以视为私有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医疗服务提供和医疗保险计划成为政府关注的问题，医疗服务和保险又有可能成为一种公共商品，或部分公共品性质的商品；加上健康商品需求不同于纯粹疾病治疗服务需求，健康往往与人们的年龄、收入、教育程度和地位密切相关，医疗服务又是对健康需求的衍生。对健康和医疗服务需求是涉及全部人群、所有年龄、所有阶层的涵盖一切人的需求，其市场容量极大。所以，医疗和健康领域的科技发展受需求（个人和公共）的刺激突飞猛进，不同程度上引发医疗费用的上涨。
但是医疗服务和保险是种特殊的商品，具有许多与一般服务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普温存在的不确定性，包括个人疾病发生的随机性，医疗服务干预后的随机结果，不同医生治疗疾病后有效性的不确定。不确定事件引导着医疗服务中的个体行为，同时导致医疗保险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控制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资源利用；不确定性还能解释政府在医疗市场的广泛干预。
其次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既包括承保人（保险公司）与受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受保人因医疗保险而过度使用医疗服务的道德风险，以及高风险人群倾向于选择保险和多保险，而低风险人群可能因此而不保险的逆选择问题；又包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对治疗过程更多的信息和对疾病更多的了解，容易导致不是出于病人利益，而是从医生本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
再者，医疗服务还存在外部性，包括传染性疾病，行为方式的影响，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在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干预的原因。
再者，医疗服务往往与社会追求收入平等、社会公平目标相联系。由于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或疾病）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和生活质量，如果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医疗资源的配置，低收人人群在疾病的打击下极易陷入贫困，从而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性。医疗服务应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干预使人人能享受基本医疗，这就是许多西方福利国家设计各种福利性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原因，其极端观点是根据人们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但是根据要求分配医疗服务资源的概念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相背离，因此遭到批评，主要有下列几种批评。第一，无底洞观点。健康无疑遵循生产中边际效率递减的规律，因此，如果选择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医疗服务的边际量将对健康水平没有影响。由于社会目标不可能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如果社会能适当减少医疗服务，将资源用于其他目标，社会福利函数将有所改善。由此看来，技术层面的健康最大值犹如无底洞，可能会耗尽社会所有资源。第二，需要不能不顾成本来选择。社会健康水平目标部分要根据健康的成本以及健康服务的价格来决定，没有一个社会会富裕到能实现所有目标的最大化，健康是有机会成本的。第三，决定要求中的某种药品的作用。健康要求也不能单纯由科学的医疗知识来决定，医疗专家是分析需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决定达到既定健康目标时医疗投入量需要方面是关键。但是，适当的健康水平目标必须在经济制约及其价值基础上选择，有时候，要有政治程序来决定社会在各种目标之间的权衡选择。第四，单一需要问题。在分析需要时以人均健康资源需要为指标，通常是错误假定只有一种技术方法能实现既定健康目标，而实际上会有几种可以替代的方法，不仅存在于医疗服务不同投入之间，而且存在于医疗服务投入和健康函数的其他投入之间。
二、政府失灵和公共机制缺陷
医疗服务和保险市场的特殊性成为政府运用公共机制进行各种干预的主要理由。但是，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公共机制提出了异议，甚至认为会出现政府失灵。
过去30年许多国家的政府对医疗服务和保险制度的许多干预的实践显示，其干预效果并不佳。
首先，因为政府的决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上各派别的协商和讨价还价，因此势力相对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影响和决定资源的配置和公共计划中费用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的主要享受者。
其次，通常情况是公共医疗资源总是流向富裕的城市中等阶层，而不是低收入的穷人；同时，治疗性医疗服务总是受到偏爱，而有效的初级医疗以及预防总是遭到忽视。
再者，大多数政府以命令控制式的官僚规则管理制度运行，由于公共设施通常是以垄断形式运作，即使是用心最良苦的官僚机构也会由于信息的缺乏和对病人实际需求的隔膜而日益退化，因此，公共医疗服务往往会漠视病人的要求和需求。没有竞争，公共医疗服务运行效率就会退化。而且，政治团体会操纵公共医疗服务的运作，将其变为某些团体就业和其他利益的庇护场所，以此来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培植自己的拥护者。
最后，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医生和医院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与此同时，消费者对于价格和治疗没有完善的信息，信息不对称对医生有利。当缺乏必要的制约和平衡机制时，公共机构中的医护人员的利益会威胁到病人的利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医护人员的腐败，欺诈，收取回扣和红包等现象就是明证。如果政策消除了因行医执照造成的偏离，而却没法消除信息问题造成的偏离，病人的福利还是会受到损害。福利经济学中的次佳原理认为不能相信政策能促进福利。
三、各国实践：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
发达国家在谋求实现医疗服务保险制度的上述目标时所遇到的严重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导致它们以不同方式构筑其医疗制度的努力，许多国家试图结合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任何国家影响医疗制度主要有四种机制：筹资机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和调控机制。所有机制有时围绕四个因素进行：效率，公平，医疗费用和服务质量。
1.效率和公平的权衡
前面主要从市场效率角度来考虑公共机制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其中还涉及公平和效率之争。社会中许多人会不满意效率至上的配置结果，就是说会存在高于效率的其他考虑，如公平性。在医疗服务中，公平性考虑最关注的是人们是否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医疗服务。对于需要的定义干差万别，这里定义医疗服务要求是从社会对人口健康的考虑出发。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医疗服务有四个目标：（1）引入具有社会效率性的医疗服务利用体系；（2）在不同人口中分布风险；（3）在人的一生中分布风险；（4）根据需求（反映收入和健康状况的需求）分配资源。第一和第三个目标注重效率，因此倾向于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二和第四个目标则更注重平等性。任何国家干预的医疗保险计划首先都是在效率和平等间的权衡。
公平包括筹资的公平和医疗服务获取的公平。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资方法，其中涉及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水平公平指对于处于相同状况的人同等对待，在政府社会保险项目中，相同状况可以指相同的贡献（支出，如缴费多少），也可以指相同的受益（收益，领取多少）。垂直公平是指对于不同等的人区别对待。从贡献方面看，如果缴费是根据人们的支付能力设定的，就是垂直公平；从受益方面看，如果收益随着人们的要求水平而增加就是垂直公平。此外还有个人公平和代际公平。个人公平是个人收益的期望现值等于其贡献的期望现值。如果不同代的人相对其贡献获得相同价值的收益就是代际公平。
效率除了帕累托效率，还有管理效率，GNF效率和目标效率。管理效率是在既定水平的管理成本下取得最高水平的计划目标；或者以最小的管理成本获得既定的计划目标。GNP效率是指以一定的投入（土地、劳动、资本等）取得最大的产出。目标效率是指计划成功地集中支持了那些被选中的受益者。任何项目就是在各种目标间权衡选择，政府在目标权衡中起着主要作用。
从筹资角度看涉及六种效率。（1）医疗服务的生产效率（运营效率），即在给定的服务模式中，每服务单位以最低的单元成本进行提供，即利润驱动下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益。其影响因素包括管理能力和动机、管理机构规模和配置、会计核算体系的充分性和服务提供者勤奋工作的动力；（2）医疗服务的利用效率（内部配置效率），它有三个相关方面：首先，资源转化为满足实际需要时是否使用了最有效模型（社会性效率）；其次，给定的医疗服务模型是否以合适水平为人口中每人使用；第三，服务模型或某一特定提供制度是否倾向为疾病群体，或那些受惠后能最有效地阻止疾病妨碍整个经济发展的人口群体提供服务；（3）资金效率则是所筹资金用于医疗服务生产部分，与资金筹集及资源转移到特定地点的管理成本之间比率的函数；（4）筹资平等，包括特定制度的筹资是如何影响一国居民的经济状况（相对全国经济平等目标而言）；（5）医疗服务分配平等，指人口中医疗服务获取的平等水平；（6）医疗部门所筹资金从社会整体所有部门考察的配置效率（部门间配置效率）。第一、二、三的效率被认为是私营部门更能有效的实现。第四和第五实际上是医疗服务的分配平等和筹资平等问题。配置效率至少要实现两个目标：成本效果和风险共担。当然，效率会受到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需方（病人）激励机制和供方（医生）激励机制，因此病人自付的设计和对医生付费方式的设计很重要。技术性效率受到医疗服务机构组织方法和供给方组织激励机制的影响，以及政府调控机制的影响。
效率的考虑并非政府干预的惟一和主要的原因，再分配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政府干预的形式——强制计划、直接提供服务和商品、再分配和调控在医疗服务市场中都存在。且不说一些欧洲福利国家，如英国具有全民保健计划，由政府为全体人民提供强制性的医疗服务和保险，或者如德国那样强制性建立社会保险计划，就是美国这样典型的市场经济主导国家，也有部分的强制的医疗保险计划和直接提供医疗服务计划，老年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保险是美国对部分人口实行的强制性社会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公立医院、退伍军人管委会和其他计划，政府直接提供了大量的医疗服务。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的提供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政府还直接对医院进行资助，对食物和药品进行管理，推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主要由州一级进行），税收政策（州和联邦政府提供大量税收补贴，对雇主购买的保险进行免税），政府提供公共卫生服务以及资助教育和医学院。此外，政府充当了重要的调控者角色。
2.医疗费用和质量
在过去的20多年内，发达国家找到了有效管理医疗费用上涨的方法，医疗服务组织和筹资方法是关锡，其中依赖国家预算筹资或者在总额预算下的多样性保险计划以及单一的付费来源是最有效的。现在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控制费用，而且是如何与此同时能在确保病人和公众合理的满意度情况下提供成本效果良好的各种医疗服务组合。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6篇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公布，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确立了全民医保的战略目标。作为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直接推动着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本研究引入企业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方法，从商业健康保险的竞争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遇(opportunity)和威胁（threat）四个方面来探索其经营的环境，希望得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最优战略选择，推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SWOT分析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内部环境分析
1、优势（S，strength）
（1）业务增长迅速，市场主体多元化。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复业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业务增长迅速，经营主体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保险市场的保护期缩短，更多的具有国际背景的合资寿险公司将全面渗入中国保险市场，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化，截至2005年底，有42家寿险公司、35家财险公司开展了健康保险业务，人保健康和平安健康等4 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先后开业，形成了多种主体共同经营健康保险的局面。
（2）产品供给多样化，受众覆盖面扩大。2009年，全国100多家保险公司经营健康险业务，提供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在内的健康保险产品2000多种，健康险保费收入574亿元。保险受众不仅覆盖了包括电力、铁路、邮政、通讯等各大行业，开展了城镇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和低保人员重大疾病保险，还参与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对缓解“看病贵”、“看病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3）行业优势基础形成。至今，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已取得了明显成绩，有效减轻了城乡居民医疗费用的支出压力，对于缓解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新农合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保险业还逐步形成了：风险分散优势，产品服务优势，费用控制优势，管理优势，精算优势等五大行业优势。
2、劣势（W，weakness）
（1）专业化程度低。专业性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产品定价缺乏基础。国内至今没有一张统一的、科学的发病率表和医疗费用表，这为健康保险的合理定价提出了难题。所以保险公司为了避免收不抵支，不得不在产品定价上偏于保守，而高高在上的价格又难以吸引更多的投保人以摊薄风险降低单位保费，从而造成了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现象。第二，业务管理缺乏稳定的组织架构和人力体系支撑。各家保险公司总部虽有专门的健康险业务管理部门，但基层健康险的运作部门却极不固定，健康保险专业人才不仅匮乏，而且流失率极高，专业队伍不稳定。此外，健康险部门职能往往根据基层公司的需要而调整，人员队伍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和清晰的职业规划，专业技能和职业品质也难以保证。
（2）核心技术力量薄弱，健康险经营缺乏异质性。首先，核心技术力量薄弱。目前行业还没有健康险专用的核保手册，理赔的处理也多沿用传统的审核给付制，管理式医疗、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合作等尚处于理论探讨的层面，风险控制核心手段尚未形成。其次，健康险经营缺乏差异化策略，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各家保险公司在健康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上，基本上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表现为市场全面拓展，在规则制定和业务指导上，执行统一标准和统一政策。
（3）行业缺乏规范。由于缺乏行业规范，商业保险市场存在恶性竞争。一方面，由于政策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补充医疗保险的经营主体，不少地方社保部门和行业互助组织等机构都在经营；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在争夺医疗保险业务时存在恶性降价、误导客户的现象，扰乱了市场秩序。此外，保险行业长久以来屡禁不止的违规操作在健康保险领域同样存在，如代签名现象。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分析
1、机遇（O，opportunity）
（1）巨大的社会需求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社会需求是拉动健康保险发展的重大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医疗指导等综合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社会医疗保险的局限性为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狭窄、保障水平低，对药品项目和医疗项目有较大限制等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医疗保障需求。
（3）国家政策支持是商业健康保险得以发展的源泉。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案中首次在政策层面明确了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补充，覆盖城乡居民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为了推动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对于经营健康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制定了一些免征营业税的规定。所以，顺应良好的政策环境，我国健康保险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2、威胁（T，threat）
（1）税收政策支持不够。税收是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政府应该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税收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引导、鼓励消费者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目前财政部虽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健康保险的税收政策，但税前列支比例过低弱化了政策导向作用，且仅限于补充医疗保险费。
（2）药品流通体制与医疗卫生体制的制约因素。对于商业健康保险来说，现行的药品流通体制与医疗卫生体制中诸多问题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障碍。作为健康保险系统中的医、患之外的为患者付费的第三方，商业健康保险公司对药品流通过程中价格的暴涨和诸多黑幕交易几乎无能为力。药品流通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是一个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三驾马车，而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滞后严重迟滞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步伐。
（3）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很难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全世界商业健康保险中普遍存在的难题，这也是健康保险杯列为最难经营的保险险种的原因。医、患、保三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医疗卫生服务的供需双方道德风险的发生极为普遍，使逆向选择难以控制。而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的社会诚信制度尚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信用水平低下。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SWOT分析矩阵图
图1. SWOT分析矩阵图
三、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优势――机会战略（SO战略）
1、作为第三方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管理。“新医改方案”第六条提出：“在确保基金安全和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提倡以政府购买医疗保障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从目前第三方管理的发展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参与了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新农合基金管理和城镇居民医保经办管理，商业健康保险还在一些地方推出了城镇职工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充保险。
2、提供多元化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由于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采取“广覆盖、低水平”的发展策略，因此参保者所享受的医疗保险项目单一，医药费用自付比重也将长期居高不下。因此，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多元化服务的空间很大。加大产品的创新力度，发展补充性的医疗保险服务是推动健康保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满足市场需求的切人点。
3、优化行业内部环境。在产业链的横向管理上，充分借鉴国外商业健康保险的先进理念与技术，强化核心技术力量，在经营模式、分销渠道、产品设计、技术支持、风险管理等各个方面积极创新；在纵向管理上，应注重对医疗机构服务水平的控制和管理，学习国外医疗服务机构并购的先进技术，通过竞争优化产业内部环境。
（二）优势――威胁战略（ST战略）
1、扩大覆盖面，降低逆向选择的风险。商业健康保险应该创新补充医疗保险产品，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大数法则原理可以防范逆向选择的风险。首先，可以在传统的健康保障中融入全面健康管理服务的内容，联合社区资源、发挥专业医生的作业，提供包括大病看护服务、健康咨询、保健体检、诊疗建议在内的服务，从而扩大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2、探索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管理式医疗模式。在未来的商业保险发展中，应当加大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合作，发挥“风险看门人”的作用，实施全程诊疗行为、服务质量和费用的综合管理，与服务管理者共同实现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从而降低道德风险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
3、建立以成本控制为前提的风险管理平台。风险管理平台的构建可以从销售、核保、核赔、医疗服务提供等几个方面入手，实现运行、销售、理赔和服务等主要环节的成本控制目标，风险管理体系应从销售、核保、核赔、医疗服务提供等几个方面进行构建，确保相关人员在不同的经营环节、对不同的业务地区、分支机构，不同性质的业务和经营模式，不同的合作单位进行动态的风险预警和干预。
（三）弱点――机会战略（WO战略）：1、健全专业健康保险经营体系。构建科学的专业健康保险经营体系，应包含三类机构：专业经营主体、中介管理主体、医疗服务提供主体。专业经营主体主要指各类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中介管理主体包括相关的专业中介管理服务机构如第三方管理(TPA)公司、健康咨询公司(俱乐部)、医疗服务转运组织(505组织)、健康管理公司等。医疗服务提供主体则主要是各类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队伍等。这三类主体各自分担风险，承担专业管理和医疗服务提供等职责。2、采取科学的目标管理制度。目标管理是企业管理中较为普遍的科学管理制度，在商业健康保险的专业化发展中应当注重目标管理制度的运作，通过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方法和模式，能够将售前、售中和售后各个环节的管理目标统一起来，建立面对客户和医疗服务提供全过程的服务管理体系，实现成本控制和优质服务的目标，从而改变过去多年以寿险方式经营健康保险的弊端，为健康保险的经营搭建一个良好的运行平台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7篇
关键词：健康旅游；保健旅游；医疗旅游；研究现状；研究趋势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1-0047-05
一、健康旅游的定义
Goodrich（1994）将健康旅游定义为旅游设施或旅游目的地充分设计和利用除常规的旅游活动之外的保健设施与服务来吸引游客。这些保健服务包括在饭店或度假区里接受有资质的医生和护士进行医疗检查、特别的饮食设计、多种维生素治疗、针灸、瑜伽、水疗、针对各种疾病的特殊治疗、草药、肌肉拓展和放松技巧、美容等。 Borman（2004）和Jonathan（1994）定义健康旅游是常规旅游与医疗保健服务设施相结合的旅游产品。 Finnicum和Zeiger（1996）从健康旅游的五个层面（身体、智力、社会、精神、环境）来解释健康旅游的含义。 Mueller和Kaufmann（2001）认为健康旅游是指因为以维持和促进健康为目的的人们的旅行和停留所引发的所有关系和现象的总和。 Ross（2001）将健康旅游界定为旅游者出于健康理由从居住地到目的地进行治疗的相关活动。 Eleni A和Panagiotis Th（2003）指出健康旅游是介于医疗（系统的医疗设施设备）和旅游（多元化的休闲导向的）之间的产品，用来描述一系列以健康为目的的度假机会。 Smith和Puczko（2009），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界定健康旅游是可以使旅游者生命、生活质量提高的一种旅游方式，涵盖医疗、卫生、美容、体育/健身、冒险等。 加拿大旅游委员会提出把消费者对保健和养生的需求与旅行、休闲和娱乐这些旅游产品结合起来就是健康旅游。
这些定义的视角各不相同，所提出的健康旅游的范围和相关旅游产品的类型也不同，而且到目前为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也还未达到统一，但都着眼于旅游者的健康、保健目的。
二、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
健康旅游最初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Spa旅游，相关产品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并且相关产业也一直都比较兴旺。后来，随着对健康旅游的认识不断加深，健康旅游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Sonja Sibila Lee（2006）提出，健康旅游产品包括：①室内室外的健身运动；②健康食物；③放松项目，如Spa、按摩、药物治疗；④健康休闲文化活动等使自己或家人更安康的游览方式。
时尚旅游（2006）将健康旅游分为保健旅游、美容旅游和医疗旅游，但因为一些相关研究将美容旅游作为医疗旅游的一个部分，因此，本文在时尚旅游的分类基础上，将健康旅游的相关研究归结到保健旅游和医疗旅游两个方面：
（一）保健旅游（Wellness tourism）
保健旅游的概念兴起于西方，是以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为目的的旅游形式，也可联系到养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用其不同的资源优势发展保健旅游。如温泉、瑜伽、香料、武术、太极和气功等，利用其有利的自然资源优势，积极打出健康、健身、保健等口号来招徕旅游者。同时，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联合起来发展健康保健旅游，如奥地利联合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开展了一个欧洲健康旅游的项目，使这一地区成为欧洲高品质健康旅游目的地。
虽然保健旅游发展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不多，主要形式也多集中在以Spa为主的保健旅游方面。
Jonathan N. Goodrich和Grace E. Goodrich（1987）探讨了保健旅游的概念，并基于涉及旅游者、旅行商、医生（包括两个中医）的调查初步探讨了保健旅游的发展和未来研究领域的建议。
Goodrich（1990—1991）对加勒比地区（覆盖牙买加、巴哈马、维京群岛等14个国家）的健康旅游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对该地区旅游保健设施和服务进行了调查及分析。
Mueller H和Kaufmann E.L（2001）以酒店调查为基础，将健康旅游市场分成：健康需求客户；特殊需求客户；寻求治疗的客户；侧重于娱乐和其他需求的客户等四类，并对相应客户的特征和对酒店产品的需求进行了分析。
国际Spa协会2002年进行了一项研究， 定量分析消费者趋势以及对Spa 产业的影响，指出东方或亚洲健康项目将继续非常受欢迎。
奥地利经济和劳动部（2002）对英国的健康旅游市场专门做了研究， 为奥地利的健康旅游供应商提供市场信息和数据。
加拿大Spa协会（2004）对加拿大的温泉旅游现状进行了统计调查，预测了未来10年的健康旅游产业一些发展趋势，指出古代处方和产品将越来越受欢迎。
Spa Finder（2004）全球最大的Spa度假旅行批发商，就Spa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其中包括Spa产品的变化、消费群体和消费行为的变化等。
Anna G.A（2005）对保健旅游兴起的原因，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阻碍和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生活方式的变化、旅游需求的变化以及卫生保健系统的特性促成了保健旅游的兴起，但接待地的各种限制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使得保健旅游的发展有不少障碍，这些问题要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技术的发展和政府的支持等来解决。
Hunter Jones P（2005）通过对英国癌症病人旅游倾向的实证调查研究，探讨癌症与旅游之间的联系，发现癌症病人也有旅游需求，他们会根据病情的不同程度对旅游产品有不同的需求。由于身体易疲劳、经济条件限制、自信心缺乏，他们一般会选择短距离、包价旅游产品，目的地也集中在说英语的国家和地区。
Murat Sayilia等（2007）指出温泉旅游在健康旅游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土耳其有众多的温泉资源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普通疾病，其中坎加尔鱼温泉以其天然的鱼医生治疗牛皮癣而闻名。作者主要对坎加尔鱼温泉做了社会经济调查，对104名旅游者进行了调查，对其特征和对目的地的感知特点做了分析，并对土耳其未来健康旅游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和分析。
Adrian K和Adam R（2008）分析了1949—2006年波兰温泉Spa的发展，并对这一时期Spa与健康旅游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
Smith M和Puczko L（2009）对健康旅游的定义和类型进行了界定，探讨了推动健康旅游的动机和需要，描述了健康旅游的发展历史，并对健康旅游的管理和营销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预测。同时，研究了很多相关的实际案例，内容涵盖了温泉、医疗健康、生活教练、冥想、节日、朝圣和瑜伽等多个方面。如，对俄罗斯、葡萄牙的维达古、巴西的佩德拉斯的Spa资源对保健旅游的促进进行了分析。
Robyn Bushell和Pauline J. Sheldon（2010）从健康与旅游间的理论联系、健康与旅游间的矛盾以及健康旅游者的动机与经历等三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来对健康旅游进行了分析。
（二）医疗旅游（Medicine tourism）
世界旅游组织将医疗旅游定义为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旅游服务。Gupta（2004）定义医疗旅游是指与旅游业合作为病患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医疗服务。该过程通常在私营医疗服务部门进行，但涉及旅游业的私营和公共部门。医疗旅游者可以在进行医疗手术或治疗的同时进行旅游活动。Connell（2006）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人们旅游度假的同时获得医疗、牙科和外科服务的远距离旅游。获得的治疗不仅包含美容和牙科服务，也包括要求复杂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外科手术。
医疗旅游是健康旅游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分，借助旅游产品的快速、方便，旅游者可以接受到比他们在居住地质量更好的医疗服务，同时感受异地的风情，相关研究也日渐丰富。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旅游的作用、市场分析、地区和个案分析等方面。
（1）医疗旅游的作用
Ramirezde Arellano（2007）指出医疗旅游的投资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而且可以产生外汇收益，使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并且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Bookman（2007）指出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国外医疗旅游者提供专门的医疗设施和服务，医疗旅游在全球经济中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David Reisman（2010）提出医疗旅游以较低的成本、较短的等待时间、不同的服务方式把休闲旅游和医疗手术结合起来，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能够使病患在可负担的成本下获得高质量的治疗。比如病患可以前往墨西哥、 印度和泰国接受心脏导管手术，前往匈牙利、 波兰和马来西亚看牙医。同时，书中还提到医生和医院的流动，比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生可以去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医院可以通过开设附属医院的方式到迪拜、 菲律宾、 哥斯达黎加等地治疗当地患者。
（2）医疗旅游的市场分析
Awadzi和Panda（2006）强调应制定适当的指导和认证程序来确保医疗旅游者权益的重要性。
Smith和Forgione（2007）提出寻求国外医疗服务的医疗旅游者做出相关决定的影响因素的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确定选择目的地的决定因素，其中国别特征，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管理政策等影响较大。第二阶段，确定影响具体卫生医疗机构的因素，其中成本、医院评审、质量的护理和医生培训影响着卫生医疗机构的选择。
Caballero Danell和Mugomba（2007）从电子媒体、报纸、期刊、杂志和学术材料收集到医疗旅游市场的相关信息，提出进入该市场需要进行包括消费者利益、品牌、法律框架、基础设施、产品、目标市场、沟通渠道、运营商、中介机构和社会问题的分析。
Heung，Kucukusta，and Song（2010）提出了医疗旅游的概念模型，分析了该行业的供应和需求的全貌。
（3）地区和个案分析
Chacko（2006）指出印度医疗旅游业的主要吸引力是其低成本。此外，印度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知名医生及护士组成的人力资源队伍，同时英语使用广泛，沟通不成问题。
Tata（2007）详细分析了亚太国家医疗旅游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Leng（2007）和Yap（2007）分析了马来西亚政府推广医疗旅游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指出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印尼、新加坡、日本和西亚国家，价格优势是其主要的竞争优势，34家私家医院在马来西亚从事健康旅游，其中很多均得到国际组织的标准化（ISO）认证。
Singh（2008）统计出哥伦比亚、新加坡、印度、泰国、文莱、古巴、中国香港、匈牙利、以色列、约旦、立陶宛、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目的地；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土耳其正在把自身打造成医疗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在美容旅游方面。
Singh（2008）分析了亚洲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国家情况，如泰国、新加坡等。
RNCOS（2008）分析亚洲国家利用低成本的医疗设施，极少的等待时间、互联网服务的发展使得亚洲国家医疗旅游迅速发展，并指出亚洲五个主要医疗旅游目的地是泰国、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以色列，正在成为新的医疗旅游目的地。
根据Cohen（2008）的研究，随着医疗旅游的发展，泰国很多一流的医院在国际上获得名声，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病人。这些医院外观看起来像高档酒店，环境舒适，医疗设备和技术先进，设有专门针对医疗旅游者的治疗区域和设施，员工服务意识强，医生与患者间关系融洽，大多数相关医院得到青年商会（JCI）的认证。同时指出太多医疗旅游者主要来自日本，美国、英国和中东旅游者人数也在大幅增加，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其价格优势。泰国的医疗费用比新加坡便宜50%，比香港便宜3倍，比欧洲和美国便宜5～10倍。
Ye，Yuen，Qiu和Zhang（2008）采用推力和拉力的动机理论研究来香港的医疗旅游者动机。研究结果显示医疗旅游者主要关注医疗的问题，而不是目的地的特征，指出医疗旅游者的主要动机包括医疗质量、促销活动、友好程度、成本和声誉等。
Chew GingLee（2010）研究了国际旅游业中卫生保健部门的作用和新加坡的卫生保健状况对其国际旅游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期而言，卫生保健对国际旅游业的影响是正面的。不过，短期而言，两个变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当前的新加坡政府正努力使其成为领先的医疗中心，使其就长远而言，吸引更多的旅游者。
JiYunYu和TaeGyouKo（2011）对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旅游者在未来济州岛医疗旅游中可能感知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来比较了三个地方旅游者在感知因素的组成、旅游的便利性、医疗旅游首选产品、成本等方面的感知差异。
Vincent C. S. Heung，Deniz Kucukusta和Haiyan Song（2011）对影响香港医疗旅游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用定性研究方法收集有代表性的私人和公共医院、政府机构和医疗机构的数据，分析出政策法规、政府支持、成本、容量问题和当地社区的医疗需求是发展的主要障碍。同时提出了解除这些障碍的几种策略建议，如新的促销活动政策，政府对投资医疗旅游市场的鼓励活动，接待部门和医疗机构合作开发医疗旅游产品等。
William Bies和Lefteris Zacharia（2011）指出海外医疗旅游虽然能减少开支、节省时间，但也存在一些风险。同时作者用ANP模型分析了是否应该发展医疗旅游以及用何种形式发展更好。
Farhad Moghimehfar和Mohammad Hossein Nasr-Esfahani（2011）以伊朗城市伊斯法罕的生育医疗旅游为例分析了在医疗旅游目的地选择中的决定性因素。
与此同时， Awadzi、Panda、Burkett、Tan、Barclay、Balaban、Marano、Birch Vu、Karmali Stoklossa和Sharma等学者开始关注医疗旅游对目的地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对当地医疗资源的占用，影响当地居民的医疗活动；②当地居民医疗成本上升；③传染性影响。
三、结论
健康旅游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经过近30 年的探索，健康旅游的概念和内涵、产品形态、消费动机、市场营销等都得到了发展，但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研究的内容长久以来主要集中于Spa 旅游，近年来才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内容，使健康旅游涉及保健、养生、医疗和旅游等多个行业。其中，以医疗护理、疾病与健康、康复与休养为主题的医疗旅游产品不断受到欢迎，相关的研究也开始丰富起来。但就整体而言，整个健康旅游行业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具体来说，从研究的广度上来讲，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①健康旅游的定义；②健康旅游产品的形式和分类；③健康旅游兴起的原因分析；④健康旅游者的需求特征分析；⑤具体旅游目的地健康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如，加拿大、土耳其、波兰、日本等地区的温泉Spa旅游，泰国、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印度等地区的医疗与美容旅游）；⑥健康旅游的影响分析，特别是健康旅游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影响。从研究的深度上来讲：①虽然对健康旅游的概念和产品边界不少，但目前理论界对其的理解还未达到统一；②由于健康旅游近年才兴起，因此相关基础性研究的数据有限；③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的健康旅游研究，还有很多领域值得进一步分析和探索，如：①健康旅游概念和产品的界定，这不仅影响理论研究，还影响相关数据的收集；②健康旅游设施或目的地研究；③健康旅游市场调研；④健康旅游实证调查；⑤健康旅游的价值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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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医疗服务市场 政府
一、引言
在近年有关我国医改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医疗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2010年医疗费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8%左右），但美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主要表现在人均寿命、新生婴儿死亡率等健康指标不仅差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还差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在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不应照搬美国以市场主导的医疗体制模式，而应采用以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模式”。
我认为该观点是片面的。首先，该观点的论据并不充分甚至有误；其次，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个长期复杂的工程，究竟应该以政府为主导或者以市场为主导，美国模式能否照搬以及该如何学习美国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长计议。
（一）对论据的否定——健康及其决定因素
由卫生经济学相关理论，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大致可总结为行为因素、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医疗服务因素四种。
行为因素是指人们自身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可能给健康带来的影响。以美国拉斯维加斯州及其附近的A州为例，两州因地理上毗邻而在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和医疗服务因素上区别不大。然实证调查表明，拉斯维加斯的居民健康水平不如邻州，原因在于拉斯维加斯是世界著名赌城，州内居民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不如邻州。
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报告指出，全球接近四分之一的疾病由可以避免的环境暴露引起。每年超过1300万的超额死亡归因于可预防的环境因素。即使是在最不发达的地区，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死亡和疾病归因于环境问题。2008年我国相关调查显示，全国范围内的孕产妇死亡率为34.2/100000，而的孕产妇死亡率为254.6/100000。
Baird在其1994年的研究中发现，出生时被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在酒精成瘾、精神分裂症、情感混乱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Smith在其1999年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是自愿行为，人们的吸烟和饮食等习惯也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
学者在对荨麻疹、猩红热、肺结核和伤寒的研究中发现，在降低因人类疾病导致的死亡率上，医疗的作用并不显著。更为精确的研究表明，医疗服务对健康的边际效益很小，医疗的健康产出弹性是0.10，以美国为例，1997年医疗费用开支是10000亿美元，人均寿命76岁。假定医疗费用增加10%，那么多增加1000亿美元将导致人均寿命延长0.76年。
以上列举表明，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且医疗服务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若以美国医疗费用支出和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不对应来否定市场机制的优势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二）我的观点提出
我国医改究竟应该走市场化之路还是政府主导之路，不可一概而论。美国乃至各国模式都建立在不同的国情之上，虽有借鉴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照搬照抄。综合分析我国医改三十年来的发展与弊端，我认为，我国医改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点。
二、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学界、政界对医改的是是非非争论不断。总体而言，分为两种思路：一种是“市场派”，主张我国医改学习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模式；一种是“政府派”，主张医改应以政府为主导。两者论战已进入白热化状态。
市场派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解决公立医院垄断引起的效率缺失问题；解决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医疗市场导致医疗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以及解决管办不分、政事不分引发的“公地悲剧”问题。同时，在市场竞争的驱使下，各医院、药厂都会竞相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以赢得市场竞争，医疗服务的各项费用也会逐渐趋于均衡，医疗领域的平均利润会趋于社会平均利润（翁清雄，2006）。持市场化观点的人认为，政府的责任是出资、筹资和监管，而不是亲自包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赵娜，2010）。
政府派认为，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简单照搬美国模式，在照搬过程中忽视了我国国情，忽视了人口大国医疗卫生服务行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及特点（刘美平，2011）。政府派指出，美国在卫生投入的绝对数上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然而其医疗卫生的各项指标却排在发达国家的后位，这说明美国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效率并不高。同时，市场化导致医院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造成医生收取回扣、乱开大处方、收红包等现象严重，淡化了其社会责任意识，弱化了医院的社会公益性质（翁清雄，2006）。
三、理论分析
（一）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
医疗服务市场除了具有一般商品市场具有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点特殊性：
1、信息高度不对称。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近似于完全垄断市场。因医生与患者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患者被剥夺消费者，在消费何种医疗服务、服务的价格总体水平多高、消费数量与质量等问题上，患者没有选择权，一切皆由医生决定，从而无法形成医疗服务领域需方对供方的有效监督。
2、生产消费的同一。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合二为一，同时进行，不可分离，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是医疗服务的使用者消费医疗产品和服务的过程。医疗服务产品和服务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其既不能储存，又不能转运，也无法任人挑选，从而无法在事前或事中对其进行检查和监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3、产品属性的特殊。诸如卫生保健、传染病控制和基础医疗设施的建设之类具有完全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服务，必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提供，得依靠政府或公共筹资提供；如急救和健康教育类不属于公共产品，却有极大的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仍需政府参与强制实施；而如临床的诊疗设备等绝大多数私人产品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则应放权于市场，交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二）市场机制VS政府干预
市场机制有优势，同时也存在缺陷。在市场机制明显高效的情况下，政府切忌过度干预；在市场失灵无法克服的情形下，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职能，运用行政等手段强制参与和实施。
美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声誉机制的建立是市场成功演化出克服自身失灵的方法的最好例子。我国之所以不能像美国那样形成完善的声誉机制的原因在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本应由市场发挥作用、充分引进竞争机制的医疗服务领域却由政府以行政手段操控，医院和医生级别提升或下降的生杀大权全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如此一来，因医院和医生消费的是公共声誉而非个人声誉，其道德风险行为便会越发严重。而要想获得较高的声誉，医院只需与卫生行政部门搞好关系，医生只需进入较好的医院，这样的由政府主导的医院和医生级别评定机制为本来掌握极大信息优势的医疗服务供方提供了极大的寻租空间。即在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问题上，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负效应。
然而，医疗服务市场是不完全的市场，在市场失灵又无法通过自身演化解决问题时，政府有必要对其进行干预。对应于以上关于产品性质的分析，首先，预防保健类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政府负责提供既能维护公民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又能兼顾医疗资源配置的高效；其次，在市场规则的制定上，政府责无旁贷，严格来讲，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市场的运行只有以法律为基础才能形成有序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最后，在保障群众基本医疗服务水平的具有完全公益性的医疗保障领域，政府应主动承担责任，完善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体系，建立公立医疗机构，以缓和贫富矛盾、解决医疗服务的广覆盖问题。
总之，放任市场自生自灭是不理智的，而政府的过度干预无疑也是阻碍效率的一大杀手。政府与市场并非完全对立，只有寻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将两者理性结合才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最优做法。
四、给我国医改的建议
自1985年我国医改启动、2009年我国新医改方案出台以来，市场化和政府主导成为医改的核心，其争议从未间断。近年来，关于我国医改应以政府为主导还是应以市场为主导的争论更是愈演愈烈。纵观社会保障发展史，政府包办和过度市场化两个极端都是不科学的，政府与市场应该相辅相成。据此，对于我国医改，我提出两点建议：
1、立足国情，建立健全医改纠错机制，建立中国特色医疗卫生体制。人口基数大、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低效等复杂而特殊的国情注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模式，而只能借鉴不同国家的经验，在医改之路上慢慢摸索，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然而，在摸索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走错路、做错决定的时候，只有建立和完善纠错机制，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并提出新的可行方案。
2、不刻意扭曲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不刻意将政府与市场对立，努力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首先，正视市场价值，放宽政策，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领域；其次，在相关领域，政府发挥职能、合理适当干预，如主导公共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建设，承担公共卫生的投入，对公共医疗保险有条件地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补贴，促进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创新医疗体制机制、制定规则并监督执行，负责药品质量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管等（赵娜，2010）。
五、总论
关于我国医改的方向，目前有很多种争论。引言中的观点是片面的，美国的情形有美国的特定国情和意识形态做支撑，在我国医改过程中，只能对美国模式加以学习和体会，而绝不能照抄照搬。无数事实证明，市场化还是以政府为主导是个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不是完美的，在资源配置上，两者绝非水火不容，相反，只有将它们理性结合，才能领导我国医改走向一条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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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9篇
【摘要】从目前的市场与技术角度做疗养与远程健康管理相结合的可行性探讨，同时期望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网络技术，探寻一种集远程健康筛查、评估、干预，体检、疗养、心理疏导、导医服务，为一体的科学、持续、有效、全面的全新健康服务模式。
【关键词】健康管理 疗养 云计算
doi：10.3969/j.issn.1671-332X.2014.12.063
近年来，我国的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行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检中质量控制与检后服务规范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与提高，我国多家疗养院也相续建立了体检中心，开展健康体检业务。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意识的的日益提高，体检者在要求优质服务和体检质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疾病危险因素的筛查、评估和干预、指导等高水准的健康服务，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中高速宽带通信的应用和3G时代的到来，远程医疗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非常迅速的高新技术领域，现代网络信息系统在我国医疗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1］。因此，作为疗养院的体检中心，如何积极实现从体检模式向健康管理模式转变，健康管理与疗养相结合，同时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网络技术，探寻一种集远程健康筛查、评估、干预，疗养院体检、疗养、心理疏导、导医服务，两者为一体的科学、持续、有效、全面的全新健康服务模式，是当前疗养和健康管理人员应该关注的管理思想。笔者试图做两者结合，建立新模式的可行性分析和前景展望。
1目前我国健康管理市场的现状
在最早提出健康管理概念的美国，早在21世纪之初，美国就提出了“管理出健康”的理念，如今已有超过9 500万人参加了健康管理服务，90%的个人和企业通过健康管理后，医疗费用降到原来的10%，肿瘤、心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也因此下降了30%［2］。根据国外经验，在健康管理方面每投入1元钱，可以有效降低因慢性病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并减少以后6~9元钱甚至更多的医疗费用开支。《中国慢性病报告》显示，我国近3亿人口超重和肥胖，血脂异常患者达1.6亿，慢性病患者2.8亿，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比例85%，并呈持续上升趋势［3］。我国在慢性病的医疗费用支出占全部医疗支出70%，所以我国卫生部2009年颁布 “新医改”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公共医疗卫生要以预防为主”的要求，加上近年来空气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使人民健康意识迅速提升。健康管理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现代的健康管理集合监测、预防、医疗、保健等服务内容，原先让普通老百姓可以在家中能及时、实时地体验健康管理服务概念和幻想，由于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通讯技术和控制技术的成熟，日渐成为现实。
我国众多的人口和逐步进入老年化社会，使我国具有巨大的健康医疗市场。根据卫生部的统计，2008年中国健康医疗市场规模超过1万亿元，如果按照本世纪前10年中国健康医疗市场年均增长超过10%的速度计算，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疗市场。
巨大的市场吸引众多商家的投入，2011年以后：Google、IBM、NEC、搜狐、新浪，腾讯、东软等各大IT厂商纷纷宣布进军中国健康管理领域，杀入健康云、医疗云市场。
虽然如此大的市场潜力与产业布局，但目前在我国真正应用到数字化健康管理的个人寥寥无几，各大IT厂商真正通过B2C模式盈利的并不多。分析主要原因有：①技术实力：同时具有卫生保健资源和信息技术背景两个限制条件后的企业极少。②价格问题：我国健康管理费用并不被列入医保报销，同时移动健康监控设备、网络流量等都加重用户经济负担。③产业链不完善：无法对需要就医的病患进行持续的关注，尤其健康管理服务对掌握优秀的医疗资源的大型国有医院来说是鸡肋，很难再分出精力从事健康管理业务。④用户对信息安全的忧虑和健康数据无法得到医院承认。这些原因也造成我国目前虽然健康产业发展迅猛，但各中小健康管理机构依然还是以健康体检为主要业务，健康管理业务基本很少开展，
市场潜力大、商业巨头纷纷布局、目前没有进入全面盈利阶段，这就是我国远程健康管理市场的写照。
2疗养院开展远程健康服务的可行性分析
目前我国很多疗养院开展了健康体检服务，甚至建立了专门的体检中心，这些部门有无可能在远程健康管理的新兴前期，进入该领域，甚至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体检-远程健康管理-疗养养生-导医的医疗服务模式这需要就是我们思考的问题。下面从优势和契机，弱势和对策两方面进行分析。
2.1优势及契机
①正如前面分析，目前国内远程健康管理正处于新兴阶段，很多大型医院很难再分出精力从事健康管理业务。而各大IT厂商急于产业布局，寻找医疗机构和政府部门合作，此时正是疗养院养老院之类中小医疗机构进入该领域的契机。② 相对成熟的医务人员队伍，已经开展的体检和门诊业务，是进入远程健康管理的良好基础。可以以此医疗力量对服务对象进行长期持续的医疗服务。③疗养院普遍具有独有的良好自然环境和疗房设施、健身设施，是其他医疗机构无法拥有的，这就为开展全新的体检-远程健康管理-疗养养生-导医的医疗服务模式，提供了可能。
2.2弱势及对策
① 技术实力的薄弱。包括前沿网络技术薄弱和处理重症疾病技术力量薄弱，可以与拥有技术的IT厂商和大型医院合作，来弥补技术不足，并实现多赢。② 没有庞大的客户基础。疗养院普遍缺乏大流量的病员，建立健康管理的大数据库的客户来源，除了充分开发既有资源以外，可以与IT厂商联手寻求与政府部门合作。 2009年“新医改”提出了“公共医疗卫生要以预防为主”的要求，各地政府卫生部门纷纷开始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等举措，但因为技术、资金、民众认知等原因，并非一帆风顺，而健康管理除个别地区外都尚未实施。此时，进行合作，可以将“公共医疗卫生要以预防为主”的要求进一步落实。此外，尚可与保险公司进行相关合作。
3远程健康管理与疗养结合的前景
以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网络化为基础催生的云健康概念，为远程健康管理提供技术保障，无线传感以及相关物联网技术，对服务对象健康信息采集、人员及物资的身份识别精确定位，这奠定了“无边界”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使用者无论身处何方，都可以通过应用互联网、蓝牙、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与检测设备相结合，将采集的健康数据传至云计算数据中心，检测结果，检测结果会通过蓝牙和3G网络传输至后台服务器，后台会根据托管对象的检查结果给予分析、评估、提醒和建议，并且建立永久的健康电子档案。通过健康监控发现的需要点对点处理的健康问题，由疗养院的医疗力量与托管对象点对点沟通并管理，依托疗养院体检中心、自然环境和疗房设施、健身设施为健康管理服务对象进行日常体检、疗养、健身、养生的服务。而如果发现服务对象有需要医院治疗的疾病，由健康管理中心监督陪护服务对象到合作的大型医院进行治疗。另外，该模式也可以通过交互性、多媒体化的服务加强对老年人的监管［5］。
将远程健康管理引入疗养概念，建立新健康服务模式，将持续化、日常化、贯通化的健康管理与定期有针对性的体检、经常性的疗养健身及全程导医相结合，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体检-远程健康管理-疗养养生-导医为一体的医疗服务模式，是我们将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及发展方向。这一健康服务模式的开展，不仅是疗养体检机构发展的需要，也是健康管理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为我国健康文化和学科品牌建设工作探寻新的思路和发展［6］，更可以作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一种实践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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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对卒中患者转归的影响
体温（BT）是急性缺血性卒中的重要生理学因素，但初始体温与卒中严重程度和溶栓治疗获益程度的关联性尚未完全明了。美国学者对比了体温<37.0 ℃与≥37.0 ℃对卒中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超急性卒中患者中，体温较高与严重神经功能缺陷较少和最终梗死面积减少具有相关性，但体温不改变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对患者3个月有利转归的获益情况。论文11月25日在线发表于《卒中》（Stroke）杂志。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0篇
俾斯麦混合型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共同存在。在很多国家，社会医疗保险设定一定的起付线、自付比例和封顶线，需要居民自付一定的费用，商业健康保险通过销售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保障客户的自付费用。这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是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在补充健康保险中，往往采取对封顶线以上补偿给予继续保险支付办法，此类保险有多种形式，有商业保险形式，也有通过总工会大病保险形式等。另外，在商业保险中，往往有对社会医疗保险的除外项目或者不保障的项目提供全部或部分保障，例如，视力矫正、牙医、整形、长期看护、康复保健、豪华住院服务等。补偿水平因国家不同而不同，也因不同保险福利包不同而不同。可以看出，私人保险模式为广大居民提供基本健康保障，是美国的主流医疗保障制度;贝弗里奇公众模式主要是国家卫生服务模式;而俾斯麦混合模式结合了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补充健康保险为居民提供在公共保险基础上的补充保险，减轻了看病费用负担;商业健康保险则在封顶线以上部分支付和社保覆盖以外项目、补贴住院费用等方面满足本国居民多样化的医疗保障需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内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现状分析
社会医疗保险一般分为社会医疗救助、国家卫生服务保障、社会医疗保险、市场医疗保险、储蓄医疗保障制度等五种模式。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呈现出多层次的特征。其中，社会医疗保险起基本保障作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部分组成。由于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基本医疗保险只能做到“低水平、广覆盖”。作为社会医疗保险的补充，商业健康保险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需求，主要是对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的补充保障，是人们提高医疗保障的重要途径。我国商业保险的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不少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市场竞争激烈;风险管理的能力、风险管控的手段等都相对较低［3］;专业化管理水平低;“供求矛盾”与“市场潜力与市场风险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健康险的发展市场空间巨大，而保险公司相关业务却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社会公众需求迫切，难以得到满足。这些均使得目前的商业医疗保险不能满足各阶层人士不断提高的医疗保障需求。
上海市医疗服务提供者、患者、支付者三方分析
医疗服务支付方(保险机构)、医疗服务提供方(医疗机构)和被保险方(患者)构成了医疗服务的三方，其中保险公司为患者提供保险产品及理赔服务，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医疗或健康服务，而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相互合作，保障了患者的健康并解决了支付问题。
上海市有近100家中外保险和服务公司，较知名的约有30家，包括国际保险公司、国内健康保险公司、第三方服务公司(TPA)［4］和保险援救公司。它们的服务及运作各有特色:国际保险公司商业运作经验丰富、产品齐全、海外购买人数多，但受政策影响未能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国内健康保险公司发展迅速、网络齐全，但产品单一、有些受医保用药等多重限制;TPA公司在国际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均受限的情况下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架起了很好的桥梁。其服务周到、理赔便捷、24h热线、医疗护送、签证协助等，但公司规模偏小、业务种类不多;国际救援公司以紧急援救为特色，拥有专业的航空和旅行专家，能够安排相关医疗的地面或空中转运，但费用昂贵。
上海市可提供高端医疗或特需服务的医疗机构约有80家，但能够与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合作提供免现金直接理赔服务并为境内外人士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约为30家，包括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及一部分综合性医院特需医疗服务，如华山国际医疗、市一、和睦家医院和百汇医疗集团等。其布局由市场因素决定，基本满足上海市场的涉外高端医疗需求。但目前公立三甲医院国际医疗服务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受到国内医改政策影响，未来发展前景不明朗;医务人员个人发展受限如职称晋升等，后备人才不足，医疗服务、文化背景有差异;与国际保险公司建立直付困难，尤其是公立医院没有保险专业团队，资金结算存在风险。
高端商业保险购买方主要由长期居住上海的境外雇员及家属，短期商务人士及游客和境内高端人群所组成。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其对医院的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外籍患者倾向于外资诊所;华裔及港澳台患者倾向于去综合性医院;重症及疑难病例选择三甲医院等。购买的保险也主要是患者在本国购买或中国境内购买。对于医疗机构的信息来源主要通过保险公司、领馆、公司和亲友推荐，广告等，但仍存在信息渠道不畅通、对购买高端商业保险认识不足或有疑虑等问题。由于上述原因，上海的商业健康保险仍处于一个相对滞后的状态。
高端医疗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合作案例分析
华山医院国际医疗中心是沪上最早提供涉外医疗服务的机构之一，集门急诊、住院、出诊、疫苗接种、健康体检、灾难救援、医疗保障、国际转运、教育培训和科研为一体的多元化医疗服务体。至今已为来自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40余万人次提供不同需求的医疗服务，境外人士达75%。自上世纪90年代初率先与商业健康险公司建立合作，开展直接理赔结算业务，现已与欧美、日本和国内20余家保险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保险收入占医疗总收入从最初仅为5%，以后逐年增多，截至2010年已达到35．9%。中心举办了四届“高端医疗服务与建设”国际研讨会，发起筹建上海市医学会涉外医疗研究会，为整合上海涉外医疗资源、推动上海现代医疗服务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是美国、英国、德国等10国领事馆、国际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和跨国企业的指定医疗单位。
加强上海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国际商业健康保险不同模式分析并结合上海实际，提出建立上海商业健康保险新模式，即按医疗服务的不同需求，采用多种类型保险制度互补结合，既保障基本医疗，同时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图1)。在满足基本医疗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特需医疗服务。医疗服务按大的框架分为基本医疗服务和高端医疗服务两部分。基本医疗服务由公立医院及部分私立医院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目前主要由部分公立医院的涉外和特需医疗部门、中外合资医院和诊所等提供。建立多种类型医疗保险制度互补结合，保证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基本医疗保险:即现有的城保、镇保和新农合等。由政府承担，通过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强调全覆盖，体现公平性。基本医疗保险+补充保险相结合:对封顶线以上部分，宜引入补充保险，可以由政府推动或结合商业等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人群作为受益方，提高该人群的支付能力。补充保险可以由个人或结合集体共同出资购买，其费用低、受益面广，解决了部分“看病贵”的问题，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险的一种补充保障;另外，作为购买基本医疗服务的资金扩充，大大增加了商业保险公司基本医疗保险产品市场的基数，降低了其健康险的运营风险，亦有利于商业健康险公司的发展。基本医疗保险+高端商业医疗保险相结合:采用分类支付的办法，对于有高端医疗服务需求的人群首先就其基本医疗服务范畴由基本医疗保险负担，而超出基本医疗服务的特殊服务需求，由商业保险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政策导向设计多层次、个性化的健康保险产品作为高端医疗保险产品来提供，包括市场上存在的涉外高端医疗、特需医疗和高端体检等。可由个人或单位集体共同购买，从而使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顺利接轨，满足多层次人群的医疗服务需求。
针对商业保险需求，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商业医疗保险法律法规，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倾斜，大力开发和开放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降低准入门槛，积极鼓励国内知名保险公司及各种中小保险公司加入到健康保险的经营和管理中;有序引入管理经验丰富的海外健康保险公司和TPA公司;解决医院参与医疗保险经营管理和保险公司开办医院或收购医院的合法性［5］;适时建设商业医疗保险统一结算平台。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1篇
关键词：健康；公共财政；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5-0026-04
1．引言
在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也开始面临着公共健康的挑战。特别是SARS的爆发和近来禽流感的出现更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健康问题愈来愈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公共健康及其投资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因此，有必要从公共财政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为探索我国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政策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把健康定义为，不仅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1］。Grossman认为，每个人通过遗传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折旧，但也能随着健康投资而增加［2］。健康的生产（productionofhealth）和其他物品的生产一样，就是把各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健康这种产品的产出数量可表现为人生某个时点上的健康状况，或可理解为健康存量(stockofhealth)，可用某种健康测度来衡量［3］。在多数情况下是用无病天数来表示健康，或者用有病时间内发生的直接和间接费用来估算疾病损失。为了计算的方便，一般是借助于疾病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健康投资的回报。而健康投入主要是指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4］。由于从主观感觉判断，医疗服务与个人自身的健康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所以，在健康的各投入要素中，医疗服务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也被当作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除此以外，健康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收入、教育、种族、性别、职业、住房、环境和生活习惯等［5］。
2．市场失效下政府对健康投资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财政论是立足于市场经济基点分析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此时的政府及其财政具有公共性，而政府及其财政也正是以其公共性为市场服务的。而市场型财政之所以具有“公共性”，首先是直接导因于市场失效的存在［6］。因此，要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分析健康投资问题，也就必须从市场经济这一基点出发，把健康投资问题与市场失效问题联系起来分析。
健康这种产品，是健康投资的结果，一旦生产出来只能为特定的个人所享有，他人是无法消费该产品的。在这个意义上，个人既是健康的投资者又是消费者，即在生产健康的同时也消费健康。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某人要获得健康必然要利用一定数量的资源进行健康的生产，如摄取营养、健身运动和治疗疾病等。所以，在整个健康生产、消费过程中，个人必然要排斥他人获得生产健康的资源，或减少其他人获得健康的水平。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健康应由个人提供。同时，在传统观念里，健康也一直被视为个人的事情。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若有保障或得到改善，意味着他获得收入的能力也将得到保障和改善，并能获得更长的寿命期望和更优的生活质量等等。显然，个人必然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是，以下的分析将说明健康的投资及其结果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它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2.1不确定性状态与信息不对称
1963年Arrow发表了经典论文《不确定性与卫生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效，这为政府支持和干预卫生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数量是不确定的，即疾病的发生不确定，二是健康这一产品的供给质量是不确定的，即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存在使得信息或知识成为了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它有生产成本和传播成本。自然，医疗领域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医学知识和医疗信息成为一种商品，且这类复杂的知识和信息必然只会集中在某些人，即医疗工作者那里［7］。因此，相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对疾病种类的判断、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的结果和治愈的可能性等方面都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所以，病人虽是医疗保健服务及相关产品的需求者和健康的最终消费者，却不是决策者，他们是在医生的引导下进行消费的。而作为决策者的医生，他既不会由此获得效用，也不会因此承担成本或损失。
因此，如果完全由政府投资于医疗卫生事业，供给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医疗价格的降低，个人也有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可能地多消费，造成卫生保健服务的过度使用和医药资源的无效率使用；如果卫生保健全都交由市场来提供，由于病人很少有机会甚至根本不可能对价格做出反应，那么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情况下，在利益的驱动下，不仅会出现医生对卫生保健市场的操纵和“以药养医”的现象，造成医药价格畸高和医药资源的浪费，甚至还可能危害病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同时，医疗卫生服务的执业资格、卫生监督和执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等也需要政府权威的介入，防范全体国民遭遇健康风险。出于上述种种原因，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介入医疗产品的提供，参与健康投资。
2.2外部效应的存在
从上述分析看，健康似乎应由个人提供，而个人也有投资于健康的动机。但在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强调对健康卫生领域的政府支出或公共支出。各国政府的干预正是由于健康具有正外部效应。首先，虽然个人可以从健康的生产和消费中获得很大的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但是，整个社会也会因其社会成员健康水平的提高而受益。这不仅表现在一国国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更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产量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从而增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Dreze和Sen［8］曾以中国为例，论证了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和投资基础教育以及基本医疗服务，不仅能够增强全体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贫困，而且还由于人力资源的普遍发展而带来经济增长，进而增强该国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由于人口具有流动性，一些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容易在人群甚至是在人畜之间传播，如果政府没有及时有效地参与这类疾病的防治，就难以有效防范公共健康危机。SARS的爆发、禽流感的出现就是一个明证。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等）的作用也是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公共产品［9］。而公共卫生服务正是具备了以预防为主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功能，便无可争议地赋予其纯公共品的特色。因此，即使是能力较差的政府，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健康安全的使命。此外，社会成员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是提升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保障，其健康状况已成为衡量一国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健康不仅具有经济功能和价值，也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功能与价值。健康的经济价值主要为个人所得，而健康带来的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一般只对整个社会和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个人则往往显得无足轻重。
由此可见，健康是能产生极大正外部效应的产品，要保证它的提供必然需要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共同参与。其中，正外部效应的部分要由政府投入，可由市场定价的部分则由民间参与，在现代社会中表现为市场介入。由于这种正外部效应不可能由私人部门获得，健康如果完全由市场来提供，他们提供的健康数量必然会低于社会期望的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干预，参与健康的投资，使健康产生出更多的正外部效应。
2.3自然垄断
自然垄断是以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为特点的行业垄断。规模经济要求企业的生产规模必须足够大，以有效降低产品的固定成本，进而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范围经济则要求将密切相关的业务很好地聚合起来，进行一体化经营，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由此决定了自然垄断行业由一家经营比多家厂商竞争更有效率，资源配置更为优化［10］。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同经济和技术有关。以医疗服务为例，医学难题的攻克、新的医药产品的问世、现代医药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应用，无不需要大量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且大部分投入是沉淀成本。因此，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不仅无法也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研发成本和投资风险。而且，从医学人才的培养到医药科学的发展再到医疗知识服务的推广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些都要求政府的介入，参与对健康的投资。
2.4社会分配不公
所谓社会分配不公，指的是在特定时期内，所存在的与当时社会公认的公平准则不相符合的收入、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分布状态［6］。市场有效运行产生的分配不公状态，市场本身是无法改正和克服的。显然，如果单纯考虑效率的话，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是，高收入者获得较多、较好的健康投资，而低收入者只能获得数量较少质量较差的健康投资。但是，“健康是一种权利”，因此，人们往往会出于某些伦理上的考虑要求一定的公平，特别是公平地分配保障健康的资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政府投资于健康，减少健康保障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在公共财政框架下就表现为对健康的公共支出。至于公共支出的范围和方式则取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能力和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决策者的政治策略。在可供健康保障领域使用的资源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财政承担的责任一般只能限定在基本健康保障水准上。在基本健康保障领域中，公共卫生占据最优先的位置。
其次，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是为了使健康保障资源的分配更为公平，还能够通过投资基本健康服务来增强劳动者的基本能力，从而减少疾病损失带给病人收入的打击风险，增加他们的收入。实证研究，如Foster和Rosenzweig,1992［11］,1994［12］；张车伟［13］，2003；魏众［14］，2004均表明，国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所以，政府投资健康，有利于提高贫病者尤其是患病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从而降低贫困率，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缓解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这在中国因贫致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今天，健康的公共支出就具有了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2.5其他市场失效的情景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尽管健康投入是由诸多产品、服务和时间组成的，但人们在面对健康风险的时候，往往只侧重于如何应对和化解健康风险而忽略了健康风险的防范。也就是说，在健康投资方面，人们更愿意和更多地投资于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因为这是治疗疾病的最直接的手段。但是，对于其他影响健康的非医疗因素的投入显得动力不足，主要包括公共卫生投入，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保护，运动健身设施的建设，以及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学习等方面。这些都要求政府对健康形成一定的公共支出，以确保国民的基本健康状况的维持。
3．浅析我国对健康的公共支出的现状
综合上述的分析，说明政府参与健康的投资是克服市场失灵，保障国民健康水准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手段。但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体系为改革目标之后，与居民健康最为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制度也与经济制度一起走向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使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成了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之一，我国“卫生总费用”直接反映了这一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因此，可通过观察“卫生总费用”的规模与构成的变化情况来分析我国现阶段对健康的公共支出。
3.1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增速总体上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速
依据投资的理念，公共卫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不低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速度［4］。但是，表1的数据却显示，自1998年以来，虽然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大体上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幅度，但除了2003年以外，其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朱玲［4］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政府并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源投资，而只是把它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199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形成的政策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若把这项支出仅仅视为公共福利，其投入量似乎就失去了公共基本需求的客观标准，从而使它在公共投资竞争中处于弱势。由此便不难理解，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倾向在于削减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公共福利，表2所显示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体呈下降态势，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
3.2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较低，且略有降低
从表3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自1990～2001年以来，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着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虽然而后有所回落，但从1996年开始，其所占的份额就一直保持在一半以上。而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除了2003年外，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所占份额基本上处于一个平稳发展并略有下降的趋势。这直接反映了医疗卫生的市场化改革使得我国居民成为卫生支出的主要负担人。
政府在卫生支出中的比例相对减少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卫生服务的作用很难通过量化指标得以确切表达。这些服务的结果通常是健康状况的维持，而并不一定是健康指标的提高［3］。现阶段，我国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由政府行政官员决策的，而在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下，主要是运用一系列定量指标来衡量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努力程度，因此，各级政府官员往往热衷于物质资本而非人力资本投资。
3.3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在城乡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平衡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城镇和乡村人口分布约占全国人口的36.22％和63.78％，然而，在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中，农村仅占14％左右，政府在城乡之间的卫生支出严重失调。表4的数据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显失公平的分配格局。从1991～2000年，政府不仅对农村地区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一直低于18％左右，而且这一比例是持续走低，致使公共卫生支出在城乡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格局和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而且，新近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也可能将进一步影响基层政府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3.4与居民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支出的现状
已有的实证研究证明，除了医疗卫生支出外，其他公共支出项目，如教育、科研、环境治理、抚恤和社会福利等的支出也会影响健康的状况［17］。现仅以教育为例，Grossman(2000)和Fuchs［18］(1974)等健康经济学家认为，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然而，表5的数据却显示，我国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以外，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增幅均以较大的幅度低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在2000年我国的文盲率仍高达6.72％。国民较低的文化素质会降低到他们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
4．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由于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该市场的失效，而且在健康投资领域中存在外部效应和许多自然垄断性业务，以及其他市场失效的情况，这些都要求公共部门的介入，参与健康的投资。同时，政府投资于健康不仅能保障健康资源的更为有效的利用和更为公平的分配，而且通过国民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特别是贫病者的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经济、生活质量，从而降低贫困率，缓和贫富矛盾。可见，政府参与健康的公共投资不仅是健康的性质和政府的职责使然，而且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发现，健康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公共卫生投资以及与健康相关的其他公共投资显然不足，而且公共卫生资源在在城乡之间的分配更不平等了。然而，健康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健康投资这一基本职责。因此，克服当前政府对居民健康投资不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各级政府的责任，促使其进行合理的干预并承担起相应的筹资和分配的责任。这就要求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在健康投资中的作用。一方面，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是法治财政，即政府的财政活动和运作是在法律法规的约束规范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健康领域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就必须通过法律形式，依靠法律手段，不断完善和健全与公众健康相关的卫生法律体系，得以真正决定、约束、规范和监督政府的健康投资活动，从而确保政府的公共活动能遵循市场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健康投资领域里市场不能做的，政府就需要进行合理的干预。政府不仅要确保健康投资的总量需求，以保障健康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还要注重其结构安排，确保健康资源在城乡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合理、公平的安排，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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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2篇
关键词：“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现状；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20-03
一、医疗健康产业的概念
狭义的医疗健康产业指医药产销及医疗服务直接相关的产业活动，总体分医药工业和医药服务，其中，医药工业包含五大子行业，医药服务包含医药商业、研发外包、医疗服务（见图1）。
广义的医疗健康产业则是指维护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的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及信息传播等活动的总和。大健康产业由医疗性健康服务和非医疗性健康服务两大部分构成，已形成了四大基本产业群体：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体的医疗产业，以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医疗耗材产销为主体的医药产业，以保健食品、健康产品产销为主体的保健品产业，以个性化健康检测评估、咨询服务、调理康复、保障促进等为主体的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与此同时，我国大健康产业的产业链已经逐步完善，新兴业态正在不断涌现。健康领域新兴产业包括养老产业、医疗旅游、营养保健产品研发制造、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制造等。
二、“互联网+”环境下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现状
（一）医药市场的发展现状
《中国健康产业蓝皮书（2016版）》（以下简称《蓝皮书》）详细的分析了2015年我国医药、医疗器械以及医疗服务行业细分市场的情况。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市场上化学药物的销售额达到8 880亿元，占国内医药市场总量的66.5%。从未来趋势看，医药产品的质量标准和运营规范的提升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化学药领域的兼并重组，特别是一致性评价的推进将很可能明显改变化学药市场竞争的格局。2015年，国内中成药市场增长趋缓，总体市场规模约为3 379亿元，占国内医药市场总量的25.3%。《蓝皮书》预测，从发展趋势看，得益于中国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支持，未来行业仍有着明显的增长机会，而这需要各大企业进一步对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投入。2015年，中国市场上生物药物的销售额为1 095亿元，占国内医药市场总量的8.2%左右。预计未来我国的生物制药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二）医疗器械市场的发展现状
在医疗器械市场方面，根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推算，近几年来，国内医疗器械市场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2010―2014年，市场规模扩大了1倍以上，市场总量从2010年的1 200多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3 0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预计到2019年行业规模将再翻一番，达到6 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影像科设设备、检验科设备、心血管设备、骨科设备、信息科设备是医械行业最大的5个细分领域，《蓝皮书》预测，国内产品将向高端领域突破，产业融合将成为大势所趋，信息化和大数据将成为医疗器械市场发展的新的助推器。
（三）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现状
在医疗服务市场方面，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从2011年的1.40万亿元增长至2014年的约2.20多万亿元。基于国家卫计委的统计，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预计2019年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达到4.338万亿元。目前，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78%，社区基层与私营医院所占比例仅为11%和8%左右。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均私营医院床位数将翻三番，届时，私营医院医疗服务收入所占比重将大幅提高。
三、“互联网+”环境下医疗健康行业的创新
在“互联网+”环境下，医疗健康行业必须进行创新，实现互联网医疗，弥补传统医疗模式的缺陷，帮助患者更好进行科学、有效的预防疾病，实现治未病；使优质医疗资源进行跨时空的最佳配置，优化患者院内就医流程，帮助病人免去不必要的到院就医，节约时间，提高效率；给患者更方便快捷、便宜的购药体验，促进医患沟通，使医生价值最大化、服务最优化。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提升医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
（一）创新健康管理方式
健康管理包含保健食品、器械设备、健康追踪、体检、健身养生等多个领域，其核心是预防医学的思想。近年来，健康管理已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热点，作为一般医疗服务的“升级版”，未来将向个性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互联网医疗下全新的健康管理理念、技术和手段，能够有效促进疾病预防，医病于未病，帮助降低医疗机构压力，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传统医疗环境下，多数患者出现明显病症才就医，这种健康管理方式通过互联网医疗会变为主动进行疾病的预防。首先，人们可通过穿戴先进的医疗设备将生命体征指标数据化。通过穿戴设备患者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实时获得数据，及时筛查、预防疾病；将获取的身体各项体征数据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寻找疾病与日常生活行为的关系，并及时咨询专业医护人员。其次，通过基因检测筛查致病基因，预估疾病发生风险。患者可以通过合理饮食、积极运动等方式尽早进行预防，减少预防疾病的发生。健康管理的未来趋势见图2。
（二）创新就医方式
互联网问诊平台通过在线问诊、诊前咨询，初步了解用户的病症情况，引导其科学、合理就医，推动医疗资源使用情况的倒三七模式向正三七模式发展，最终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因而将成为分级诊疗的有效手段。而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为“四面墙加一张检查台”，患者必须亲自前往医院就诊。由于目前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基础设施薄弱，出现了挂号难、医疗效率低、医疗服务质量低等诸多问题。
图2 健康管理的未来趋势
互联网医疗环境下，不需要政府重新建造医院、诊所，只需要通过“虚拟化”的医疗体制和系统，对患者进行远程监控，管理患者的信息即可。这样就会将医疗服务惠及更多的患者。跨时空的优质医疗资源的配置将极大改善医疗服务效率，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就医体验。互联网医疗与传统医疗的就医路径对比见图3。
图3 互联网医疗与传统医疗的就医路径对比
（三）改善就医体验
“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待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及医生问诊时间短”这一“三长一短”使就医体验饱受社会诟病。互联网医疗的出现使得“根治”这一“顽疾”指日可待。与传统就医体验相比，互联网医疗就医过程更加快捷，减少排队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和患者满意度，改善就医体验。在互联网医疗环境下，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进行挂号，大大节约时间；同时，医院根据不同科室的预约可以提前调配医生，缩短患者候诊时间，缓解医院的看病难问题。在候诊环节，患者可以通过科室导航服务快速找到相应的科室；在缴费环节，可以通过网络支付，如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节省了到窗口排队缴费的时间；在获取检验报告环节，患者可在手机上查看报告，不需要再到医院提取；在院外康复环节，通过在线问诊或者远程医疗设置，患者可以与医生随时咨询，针对病情及时采取相应的办法。
（四）创新购药方式
传统医疗行业购药环节存在诸多痛点：处方用药不透明，购药方式多为医院看病购药以及实体零售药店购药，取药时间长且路途用时长。互联网医疗通过医药电商，可以实现让用户更方便、快捷、便宜的购买药品。方式主要以B2C和O2O两种方式。例如，O2O模式通过实体零售药店的快速物流配送，实现在1个小时内完成药品的配送，为用户带来更加快捷的购药体验。B2C模式则通过互联网药店或者第三方医药平台，对药品信息进行快速查询、比价，查看是否支持医保报销，用户在网上完成下单，药品在1―2天内就能收到。
随着网售处方药政策的放开，医药分离的状况愈加明晰，互联网医疗销售的药品种类将迎来大幅增长，医药电商的购药方式正在加速重构传统的购药方式，为用户带去更好体验。新医改的公立医院改革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改革是破除“看病贵”问题的针对性改革措施（见图4）。
（五）重构医患生态
当前，医患冲突不断升级。互联网医疗环境下，医患关系会得到改善。医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以健康管理、自诊等方式在线上与患者进行沟通咨询。通过在线问诊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的不对称，优秀的医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诊断，收获口碑和名誉，恢复“白衣天使”称号。互联网医疗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服务，优化服务流程，为患者提供导诊、释疑、咨询等人性化服务和人文关怀，使传统医疗的“三长一短”现状得以缓解，使患者就医更加方便，给患者带来更加温暖的体验。
参考文献：
[1] 唐克媛.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融资情况分析[J].时代金融，2015，（11）
[2] 熊翔密.医疗健康产品发展数字营销的策略研究――以Z公司为例[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4.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3篇
关键词:健康险;专业化;产品创新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健康保险是指为了人类健康提供保障的保险,是以人的身体作为标的,在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医疗费用的支出或收入损失时,保险人承担责任的一种人身险。随着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人们对于健康险的需求越来越大。另外,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加快,也为商业健康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健康险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一是总体业务规模不大,保费收入在人身险保费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在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总保费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而在我国,2006年健康险保费收入376.9亿元,占2006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1%;2007年健康险的保费收入超过384亿元,仅占到2007年人身险保费收入的7.62%。
二是健康险赔付率居高不下。据不完全统计,在经营健康险的保险公司中,80%以上的公司赔付率超过80%,其中40%左右的公司赔付率超过100%,个别公司甚至高达200%。加上费用和管理费用等经营成本,基本处于亏损状态。
(二)原因分析
1、专业化程度低。从2005年开始,保监会批复了人保健康、平安健康、昆仑健康和瑞福德健康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通过两年多的发展,专业健康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在整个健康险保费的占比中还是很低。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384.2亿元中,4家健康险公司的贡献占比不到10%。2006年国内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为376.9亿元,其中4家专业健康险公司的贡献仅占2.7%。
由于健康险专业化经营目前属于初创时期,专业健康险公司群体进入市场的时间比较短,在经营模式上仍处在探索阶段。另外,健康保险是以发病率为依据而非以死亡率为依据,对保险人员的医学知识要求较高,而懂医学技术的管理人员和销售队伍在业界相当匮乏,使得核保核赔能力和风险识别能力较差,从而影响了健康险业务的推广。
2、健康险产品相对单一。目前,我国商业保险市场中的健康险险种超过300个,但主要为重大疾病定额给付保险、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性保险和住院津贴等几类保险,并且这些产品差异性不大。相比之下,存在极大需求的高额医疗费用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保险、综合医疗保险以及专项医疗服务保险险种基本上仍是空白,同一险种的条款也相差无几。对于需求日益强烈的市场而言,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健康险产品明显过于单一。
3、医疗环境不规范,外部环境有待改善。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内部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即在医药不分的前提下,医院既拥有处方权,又拥有药品专卖权,医药合营强化了医院药房的垄断地位,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医疗机构不仅缺乏主观控制医疗成本的意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滥用医疗服务资源;另外,保险公司和医院、医生之间缺乏直接紧密的经济联系,不能有效监控医疗行为。
二、关于保险公司健康险经营的几点建议
(一)大力推动专业化经营。专业化经营是中国商业健康险发展的必由之路,成立专业的健康险公司是专业化进程中良好的尝试。但是,相对于传统经营健康险业务的寿险公司和经营健康险业务的财险公司,专业健康险公司由于没有大量的人展业和相对成熟的多渠道销售,业务拓展情况不甚理想。这说明,组织形式的专业化并不代表健康险已经实现了专业化。实现健康险专业化的道路任重道远,需要提升专业化技术水平,建立专业化的核保、核赔和精算体系。
(二)加快险种的创新和差异化。健康险产品的被接受度决定着健康险业务的发展水平。保险公司应该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提高产品的创新和差异化水平,吸引和赢得客户。以往健康险往往仅作为保险公司经营主业的附加险进行销售,没有在针对不同客户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开发产品和提供服务。作为健康险市场主体,保险公司应该按照收入、年龄、性别、地区等因素对市场进行多方面细分,准确定位目标客户群,提供具有创新性的、切合特定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确立在新兴市场的主导地位。
(三)实施健康管理,推行管理式医疗模式。通过健康管理,逐步推行管理式医疗模式,对于促进销售、提供服务、控制风险、增加盈利都具有重要意义。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包括健康咨询、健康档案、绿色通道、慢性病管理等,通过这些服务可以有效地吸引和留住客户。另外,经营健康险的保险公司应与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利益分享、风险共担机制,构建医疗服务提供者网络,以服务客户、控制风险为目标,开辟新型合作领域,拓展新型合作内容。伴随着客户数量和精算数据的逐渐积累,可以引入管理式医疗的核心内容,包括引导客户在网络医院就医,建立双向转诊制度,推行单病种付费、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等付费方式,最终实现医疗费用和风险的有效控制。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经营发展；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8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进入新时期，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国家开始逐步重视对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商业健康保险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中逐渐脱颖而出，它不仅仅是对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我国经济向前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保险业务，在我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进程中必不可少。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
1.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可喜变化
近几年来，我国的各类保险业务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保险业绩屡创佳绩，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目前有很多家寿险、财险、专业健康保险公司都从事健康保险业务，丰富了健康保险业务的市场，同时也为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了多种选择。近年来，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业务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收入，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超600亿元，健康保险覆盖区域遍布多个省市自治区，可供选择的健康保险品种多样，产品数目超过1000种。就保费收入、覆盖区域、业务品种来说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前景还是相对乐观的。
2.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存在垄断现象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市场处于垄断状态，分析数据不难发现，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中排在前五位的公司集中了健康险市场百分之七十的份额，虽然其他保险公司也有参与，但市场份额少，难以形成影响力，健康保险市场的控制权还是在几家垄断公司手中。这种垄断现象对于少数几家公司来说十分有利，但是对于健康保险品种的创新、健康保险市场的竞争以及全社会的保险福利都有损害。
3.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不完善
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商业健康保险作为一项重要的医疗保障的内容，尤其是发达国家拥有十分成熟完善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其运作相当成熟。但是健康保险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够完善，在我国，健康保险的保费只占到了所有保费收入的一小部分，在所有保费中的占比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占到所有保费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可以看出，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健康险市场也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4.商业健康保险地区发展不均衡
分析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数据会发现，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些省市占到了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中西部地区，健康保险的保险收入却非常低，东西部有大约几十倍的差距。如此大的差距，可以看出商业健康保险在地区之间的发展相当不均衡，东部地区过于集中，而西部地区健康保险业务的发展却很落后。
5.商业健康保险品种发展不均衡
虽然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品种超过了千种，但是在这些健康保险品种中，却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表现在品种的类别上，其中医疗、疾病类的保险产品占到了健康保险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其他类像护理等等品种的占比极低，这也说明了健康保险在发展上的不均衡，我国健康保险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有待深入。
二、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和发展战略
研究发现，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有喜有忧，从整体来说面临的问题还很多。虽然我国的健康保险市场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但目前面临的问题需要及时解决，采取正确的策略方法，为今后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铺平道路。
1.加快产品创新，不断完善健康保险品种
目前，健康保险市场存在的一大问题就是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的覆盖重点过于集中，市场需要极大的丰富。作为保险市场竞争中一项重要的武器，产品往往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在市场竞争中，保险公司要结合市场的需求状况、产品的风险程度以及产品的定价等等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盈利的保险品种。保险公司在创新新品种的同时，还要及时注意市场的变化情况，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尽量规避一些风险的出现。
2.加快产品推广
光有好的产品还不够，还要把产品推向市场，得到市场的认可才行，这就需要对保险新品种进行推广。保险品种的推广一方面要求保险公司做好营销工作，采取恰当的营销策略另一方面要求对健康保险产品创新、产品营销进行分析等等。产品的推广需要同时注意到这两方面的问题，任何一方面都不容忽视。只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或是只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都是不正确的做法，最终不利于产品的推广。在保险产品的推广中还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做好健康保险品种推广的各项管理工作，具体要做到推广前有全套的计划方案以及应急策略，推广中要加强控制，出现问题及时察觉、纠正，推广工作完成后还要对整个推广计划、推广过程做出分析；第二，保险销售过程中要尽可能降低成本，一方面是销售成本；另一方面是保险公司的承保成本，这两方面的成本是健康保险的主要成本，作为保险公司要严格控制这两项成本支出。保险公司还要注意处理好与客户的关系，维护与客户之间的联系能为保险公司带来稳定的投保收入。
三、总结
虽然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面临很多的问题，但是健康保险的发展也给保险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新的时期，保险公司要紧紧抓住我国医疗保障改革的机会，积极探索创新保险品种，弥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过程中的缺陷，为健康保险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赵肖，陈滔.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经营模式发展方向[J].卫生经济研究，2010（7）：67-68.
[2]陈翔，王小丽.新医改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前景探析[J].医学与社会，2009（12）：18-19.
医疗健康市场分析范文第15篇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医疗 社区医疗 分级诊疗 营销模式 创新
中图分类号：D669.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湖南长沙市医疗卫生资源紧缺且分配不均，现有的医疗分级体系尚未发挥作用，上层医院人满为患，其医疗设备利用率低，激化了“看病贵、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作为传统医疗和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移动医疗，通过移动互联网可将医疗资源进行信息化整理形成透明的医疗资源平台，将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从社区医院对患者病症的初步检测判断，到移动互联网企业对医疗体系的分级指导，再到最终就医治疗的指导，患者可随时随地享受这一系列医疗服务，其便捷性、灵活性等一系列特点开始改变着传统的医疗模式，实现医疗服务的随手可得，为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便捷途径。
二、移动互联网下社区医疗的市场分析
（一）消费者市场分析
通过全面调查和了解移动互联网背景下长沙市居民医疗服务需求，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
在长沙地区，66.5%的居民患病后优先选择的是大型综合医院，由此可见，由于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分向大型医院集中，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低下，老百姓对基层医疗机构不信任，在无法判断病症的情况下直接去大医院诊断，导致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都到大医院就诊，大医院患者多，一号难求，而可以诊治相关疾病的社区医院却有大量医生闲置。移动互联网医疗有利于进行分级诊治，首诊在社区，再根据信息指导患者就医，充分利用医疗资源，合理分配，提高效率。
在617名受访者中，66.78%的居民认为健康生活重在保健预防，社区居民的保健预防意识正逐步提升。但缺少实现保健预防的途径，很少有人会真正地做到良好保健预防，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医疗APP随时随地获取可靠的科学健康保健资讯，获取保健信息，弥补传统医疗无法满足居民进行正确保健的需求。
分析吸引居民使用移动医疗服务的原因，便捷省时是居民所关注的重点，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凑的今天，节约时间成本无疑是为用户创造更大的财富。从长沙整体消费市场来看，在对72.5%的未使用过互联网医疗服务或移动医疗服务的受访者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中有41.2%受访者未使用原因是对移动医疗软件不了解，其次是因为移动医疗普及率还比较低，所以缺乏信任度。
（二）行业市场分析
数据显示，在2015年移动医疗行业市场规模达到42.7亿，用户规模1.27亿。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商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抢滩，针对医药专业人士的丁香园“用药助手”；自查与问诊相结合的春雨医生；以及长沙本土企业发展的针对智慧医疗、优越一站式全家管理私人家庭医生服务的“贝多大健康网络平台”，其中丁香园与春雨医生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从2006年开始，丁香园逐步建立起了多元的盈利模式，从一开始针对专业的医生到普通用户完成了质的飞越，不仅给医生提供交流、了解信息的平台从而有效降低了医疗资源的浪费，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使患者能够轻松完成见到的自我诊断、查询医药等简单的服务。
由于我国的移动医疗处于初级阶段，尤其是对于像长沙等内陆二线城市来说，发展移动医疗所具备的条件都还不成熟，在整个移动医疗行业里，真正有使用价值的移动医疗服务少之甚少，但是大势所趋，移动医疗通过手机终端随时随地享受医疗服务，必将成为以后人们赖以生存的一部分。
（三）政策环境分析
政策坚冰逐步消融。鉴于互联网技术有助于均衡地区医疗资源分配差距，巩固医院分级体系，提升现有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政府对于互联网医疗的肯定态度也日趋明朗化。2011年以来，各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文件和政策鼓励和支持互联网医疗发展，其中健康数据采集、移动医疗解决方案等被列为发展重点。2016年，宁波、温州两市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智慧医疗”工程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信息化建设科学规划、循环推广，适应了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势头。这两市政策推动下发展医疗信息化、平台化为长沙市移动互联网发展集聚政策力量起到了一定的榜样作用。
三、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现状
（一）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现状
在本次调查结果中显示：在随机受访的普通群众中，仅有20%对移动医疗有印象，而其中只有13%能准确说出移动医疗的主要作用，且大部分人的认知停留在可穿戴设备层面；更令人震惊的是，只有5%的群众曾经体验过移动医疗。从这个结果看来，在移动医疗高速发展的2014年过后，移动医疗却并未能获得如期效果，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但就企业而言，长沙新型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贝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致力于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面向中高端用户家庭提供医疗、保健康复、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移动解决方案，其中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贝多健康生活APP包括在线咨询、VIP问诊及陪同两个最主要的部分，然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医生资源不足，无法满足患者的相关需求。所以现在公司已经放弃移动互联网医疗看病诊病，整体进行转型，主攻大健康市场，包括健身、保养等方面。
还有一部分企业直接从社区医院为切入口，在社区开设互联网医院将患者拦截在家门口，以恒大互联网社区医院为例，恒大健康将依托自有的全国范围内170多个城市、400多个社区、370万业主庞大的社区资源、覆盖全国范围内的恒大社区及周边，联手全国多家三甲医院，采用健康大数据模型和互联网技术共同打造互联网社区医院，为患者提供疾病预防、私家医生、远程会诊、网络医疗、健康体检等医疗健康服务。通过整合社区、大学、医院和IBM等多方资源，实现线上与线下服务打通，整个医疗闭环打通，其未来将结合膳食、保健品、健身等居民各大生活板块提供一站式服务，深化其产业链。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大多数的移动医疗企业仍然处于用户积累的初级阶段，其盈利则主要通过转嫁广告费、中介费、增值服务和在线问诊等来实现。
（二）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问题
尽管移动医疗行业前景广阔，但移动医疗行业是有技术与意识要求的慢热型行业，区别于普通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如滴滴打车通过“烧钱模式”便可积累大量用户，医疗行业本身存在其行业特殊性，在大多数消费者认可移动社区医疗并使用移动医疗之前，移动医疗还有一段巨大的提升空间。从目前长沙移动社区医疗的现状来看，其营销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长沙移动社区医疗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商业模式正处于探讨之中。虽然移动社区医疗是世界性潮流，但以长沙地区为例，消费者、医生、医院以及中端APP之间的关系并未凸显出移动医疗之间的关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居民虽然逐步养成使用手机软件付费的习惯，但医疗使用的主体人群――中老年人并不能放心使用移动设备支付软件，与此同时医生在移动医疗平台上回答患者问题并收取费用，并不足以解决医生的真实需求，所以无法真正提升医生使用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动力。当前通过使用移动医疗软件收费的盈利模式，显然还不适合长沙地区的实际情况。
二是长沙地区的消费者接受度低，移动医疗的用户粘性不够。在传统医疗领域，就诊是与医生面对面的交流，而通过移动医疗的形式，便改变了传统的就诊方式，病人对通过移动医疗跟医生沟通获得的医疗服务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同时将自己的私人信息上传网络也会担心其安全性；移动医疗的主要服务人群是众多的老年慢性病患者，获取移动医疗服务还要增加前期的学习成本，以上几方面造成了患者对移动医疗的接受度低。
三是移动医疗技术发展不成熟，受众面窄。既然说到与传统医疗相匹的移动医疗，长沙的移动医疗APP或者可穿戴设备企业的发展正处于瓶颈期，技术的发展是一方面，但反过来说，消费者的接受面才是终端的真正难题。如何使消费者相信可移动医疗设备的功效，并且怎样将可移动医疗设备推广出去，都是企业所要面对的问题。技术的发展可以依靠大学与企业合作的方式进行突破，但由于受到知识水平与经济差距的限制，突破消费者这一关还步履艰难。长沙属于二线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程度不如北上广一线城市，城乡有一定的贫富差距，移动医疗技术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阻碍。
四是移动医疗利润与成本比例不协调。在硬件配置方面，移动医疗体系的构建必须获得传统医疗机构的配合，比如在医院构建专用局域网络，添置医生工作站和护士移动终端等设备，在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医护工作者改变现有工作方式，在移动医疗中时刻关注工作站传送过来的监测信息，这些转变都会带来巨大的物力和人力成本。在人才配备方面，移动医疗人才严重缺乏，一方面，长沙很多医生长期的传统从医习惯不容易改变和颠覆，患者相信移动医疗将对便利性、医疗质量和成本产生积极影响，但医生方面的抵触将会是移动医疗发展的一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行业专业门槛高，流程复杂，而从事移动互联网的专业人才懂医疗的少之又少，难以找寻能够实现跨界转换的高效人才，所以移动医疗领域需要专业的人才，包括医生和移动医疗营销人才。成本的巨大投入与可收益的冲突造成移动医疗的发展受到限制。
五是移动医疗企业存活率低，缺乏行业领头羊。尽管进军移动互联网医疗行业的企业不胜枚举，但大多数企业发展极其艰难，能存活下来的很少，每一个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于他们来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精力与财力却难见成效，形同鸡肋。总的来说移动互联网医疗领域需要一个领头羊，需要一个资金与实力强大的企业来制定整个行业的规则与规律，比如阿里巴巴等，这样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才能给消费者在移动医疗行业吃下一颗定心丸，因为企业自身的强大就是消费者信赖感的源泉，是引领消费者消费方式的灯塔。
四、移动社区医疗的营销创新探讨
（一）移动医疗APP盈利模式上创新
一是向医院收取费用。作为APP的开发者，可以向医院出售技术服务来获取报酬，通过掌上医院挂号、缴费为医院内部节省人力、物力、宣传费用、协助医院诊治、改善医院的就医环境；
二是搭建平台，向药企收取费用。如今非处方药已开始网络售卖试点，移动互联网医疗APP给这些药企提供了最合适的交流平台；向可穿戴设备制造企业收取费用，随着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对健康智能手环、血糖检测仪等产品的需求增大，这些可穿戴设备宣传推广的有效渠道之一为APP；向私人诊所获取报酬，大型综合医院医生资源匮乏，供不应求，但是私人诊所医生大多有空闲时间，利用移动医疗APP可聚集大量医生资源，在提高私人诊所知名度的同时，可向医生收取一定费用；向患者收费，采取免费与增值相结合的模式，比如患者通过移动互联网医疗APP注册会员、自查、轻问诊免费，而患者需要及时获取专家医生的诊治与医疗建议、进行个性化一对一服务时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通过免费基础服务和个性化增值服务来吸引客户，留住客户。
（二）捆绑社区医疗机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移动医疗在中国，只有捆绑医疗机构才能提供实际服务，通过捆绑线下医疗机构可提高居民接受度，增加顾客粘性。社区医疗机构与居民接触紧密，通过移动医疗来结合社区医院，一方面可便捷打通移动医疗的线下环节，另一方面调整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可增强居民信赖感。其中恒大健康的规划蓝图也旨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其原有的地产优势，在社区成立线下的医疗健康中心，可免费为居民进行简单的体检、问诊等服务，这一系列O2O模式使企业掌握了社区居民的健康信息，留住了原始的客户，以便于企业以后的发展。
（三）以保健预防领域为移动互联网医疗的切入点
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在医生、医疗设备方面无法与大型综合医院相匹敌，三甲级等医院供给远远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移动互联网医疗只能局限于医院内部的优化、便利检测与管理；所以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应该扬长避短，先以疾病治疗以外的领域为切入点，掌握整合更多的患者信息资源；保健预防领域对于专攻于疾病治疗医院来说是无法深入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以通过整合居民的保健需求等信息，给居民提供更好的保健服务，如贝多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意识到自己在医生、医疗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后将转型于保健预防方面，整合长沙市内相关的优质的健身场所，养生保健场所、私人健身教练等资源，客户去到平台上的所有场所都可以实行一卡通并享受优惠活动。在保证消费者的消费品质同时也得到实惠，保健预防为健康的第一步，以保健预防为切入点，获得客户资源，形成庞大的数据库，以此与三甲医院进行合作，更有利于用户健康的管理，提高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企业与医院的合作水平。
（四）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促进慢病管理。
目前的医学技术水平还无法根治慢性病，对于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能力也是极为有限，慢性病的治疗需要定时的、跟踪性的、长期的监控，但这些都需要患者频繁地、定期地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这样无疑阻碍了对患者病情的有效控制。对于慢性病管理的一系列特点，移动互联网医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对患者进行监控与管理，精准及时地指导服务、数据监控及分析、生活习惯的指导等。因此移动互联网医疗企业可专攻于对于慢性病管理，建立数据库方面，设计可穿戴设备等如血糖监测仪等与医院进行合作，方便用户以及医生对体征数据的检测、及时改进治疗方案、调整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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