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篇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s on the ecological politics theory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conception， content and frame，theoretical value and effective ways. On the basic summariza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deepening researches.

关键词： 国内外；生态政治理论；研究述评

Key words: domestic and overseas; theory of ecological politics; research review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8-0183-02

0引言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什么是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包含哪些内容、生态政治具有怎样的价值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政治，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

1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涵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国内外对其有不少定义。由于侧重点不同以及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国外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包括：其一，罗依・艾克斯利（Robyn Eckersley）把生态政治解读为生态（绿色）思潮、生态（绿色）运动和绿党三个层面。其二，美国学者卡普拉（Capra）和斯普雷纳克（Spretnak）把生态政治一方面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它看成是绿色政治学。其三，丹尼尔・A・科尔曼将生态政治解释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内涵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将生态政治扩展为政治生态，认为生态政治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其二，刘京希（1998）把生态政治理论解释为是研究政治体系及其机制的“内生态”以及政治体系在动作过程中与社会及自然环境间生态关系的理论。在内涵上他把生态政治理论从以对自然生态的维护为中心转变为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在外延上把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从政治自然生态层次推进到政治社会生态层次及政治体系内生态层次。其三，吴海晶（2003）从综合角度指出生态政治既是观念、运动,又是力量和理想。作为观念,它反映了人类对其生存状况的关注和思考；作为运动,它表明了人们对无度生产、无度消费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的抗议和反对；作为力量,它显示了政府、公众、环保组织、国际社会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信心和勇气；作为理想,它寄托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希冀和期望。

2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内容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三种：绿党政治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党政治理论是西方生态政治理论中主题最为鲜明、结构最为系统的理论。其基本理念包括:一是生态学理念。绿党以生态学中生物同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二是社会责任理念。绿党政治理论认为，社会责任感等同于社会正义。一个社会或社群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谋求自身的环境安全，要坚持环境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三是基层民主理念。绿党的民主目标是国家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民主化，使人们有权决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生活条件的方式和选择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四是非暴力理念。绿党的政治目标是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粗暴关系变成一种平衡和尊重的关系。五是女权主义理念。“把男性和女性都解放出来”是绿党政治理论的重要理念。它强调男女平等，反对压迫和剥削妇女。六是和平政治理念。绿党强调全球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坚持“胸怀全球,行于当地”。

环境安全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从安全的视角来认识和思考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1977年美国环境专家莱斯・R・布朗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从理论上首次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环境安全”的概念。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将环境保护与“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以及“人类对安全稳定的自然环境的需求”联系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绿色运动”中，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在于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其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其二，生态危机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并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三，主张立足当代现实,“超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用“异化消费”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其四，要求重新评价工业文明及其生活方式,主张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经济模式；其五，主张用小规模的技术取代高度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其六，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从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内容的研究来看，由于我国学术界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较晚，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陈清硕（1995）认为生态政治学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及其影响为研究对象,其主要的研究内容是探求社会生态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性,研究的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态与社会政治能够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肖显静（2000）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以摆脱环境危机，其次是对市场体制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第三是建立当代国际政治新秩序，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张连国（2006）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生态政治学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指出生态政治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它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

3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价值研究

绿党政治是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以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为内容,突出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未来人类利益的新的政治运动。环境安全是环境问题与安全问题结合形成的一种新概念，它不同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构成了人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步增多。尽管目前对与环境安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它唤醒了人们的环境安全意识，并已为全世界各国所广泛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成因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进行了不同于其他生态政治理论的独特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蔡先凤（2003）认为生态政治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后期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王治军（2008）指出生态政治理论在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将生态问题提高到了政治的高度,将政治问题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环境。

4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的建设研究

西方生态政治理论研究基本沿着“深绿”与“浅绿”两个方向展开。“深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只有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重新建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才能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浅绿”的生态政治理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自然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包心鉴（2001）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政治与政策出路在于加强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意识与责任：一是加强和完善立法工作；二是实行一种后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模式；三是充分重视政治家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赛明明、孙发峰（2006）认为应该从政治和社会的深层角度、特别是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出发,从制度和机制层面,从公众广泛的参与权力和途径等视角来思考和进行我国的生态政治建设。

5生态政治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国内外学者面对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对我们在新形势下有效应对与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但从根本上说，国内外学术界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许多学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学理意味浓厚，缺乏具体的实证分析，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在实际应用中缺乏可操作性；二是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单一学科，缺乏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生态政治理论从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等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较少；三是专门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思想的成果还比较薄弱。

因此，在研究生态政治理论过程中，既要注重从宏观的整体层次上进行探讨，又要善于对微观层次加以分析和探讨，并注重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此同时，要在深入阅读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思想，并结合我国生态政治的现状和借鉴国外生态政治理论的有益成果进行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Robyn Eckersley，Environment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Toward an Ecocentric Approach，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石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梅俊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4]张友渔.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5]刘京希.生态政治论[J].学习与探索，1995（3）.

[6]吴海晶.生态政治的内涵、作用及意义[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4）.

[7]陈清硕.方兴未艾的生态政治学[J].社会科学，1995（4）.

[8]肖显静.生态政治何以可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6）.

[9]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0]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11]王治军.生态政治理论的产生及影响[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8,(1).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2篇

关键字：国内外 全球化 生态政治 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生态问题的日益加重，各国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强，国内外专家对生态政治的含义、内容、价值理论和如何建设好的生态政治提出了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对生态政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探索全球化发展与生态政治的关联，以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也是促进世界和谐进步的前提。

一、国内外关于生态政治理论的内涵研究

由于生态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国内外对其定义根据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国外学者把生态政治理解为一种生态运动、生态思潮或生活方式，它是一种通过公民权利与社群合作，为了维护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国内的学者认为生态政治学是利用生态学的观点去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和理论，是以政治的生态化为中心，研究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理论，它反映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强烈抗议，展示了对生态文明的期望和追求。

二、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的内容和建设研究

国外生态政治理论影响较大的有环境安全理论、绿党政治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3种，其中绿色政党理论是主题最鲜明、最系统的理论，它包括生态学理念、社会责任理念和基层民主理念、非暴力理念和女权主义理念5部分，它强调全球责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安全理论主要考虑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提出将环境保护、一个更安全繁荣的未来和人类对安全稳定的环境需求联系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危机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危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解决根本途径是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生存方式替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

国内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较晚，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必须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生态政治，肖显静认为生态政治研究的主要内容首先是选择正确的人类发展道路，其次是对市场经济的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从而解决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陈清硕认为生态政治应以社会生态的政治问题和影响为研究对象，来探究生态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相互联系，促进和谐发展。张连国指出生态政治研究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它以生命与环境，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社会内外部环境之间关系模式为研究对象。

三、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

我国的生态政治理论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的理论做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实质，认为人类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换来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毁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发展生态政治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了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战略思想，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当代全球化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生态环境加重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人民群众要求改善环境的急迫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我国生态政治的发展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方面，要在不断更新生态政治观念的基础上，强化法律、政策等强制性的手段，不仅在经济和技术层面，而且从完善政策主张与选择的层面发展生态政治。另一方面，要积极融入全球化，清醒认识全球生态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既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深藏着巨大的机遇。要以更加灵活和积极的立场，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政策，将挑战转化为有利的发展机遇。第三方面，发挥政府的权威主导作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向意识教育投资以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同时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执法手段，加大环境执法力度。第四方面，市场要做好配合、引导工作，利用市场机制来合力配置自然资源，运用市场作用将政府的政策落实，将经济与环境统一起来，同时市场要发挥货币、信贷等激励手段，改变传统生产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资源发挥有效调节，使公众共同参与到保护自然环境中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生态政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很多有效成果，对化解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借鉴依据，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很多研究成果偏于宏观层面，没有具体实证分析，从而缺乏可操作性，且生态政治的研究方向比较单一，缺乏多学科综合研究。因此，国内外对生态政治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适合自己国情的生态政治。

参考文献：

[1]王建明.当代西方生态政治运动的踪迹和走向[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

[2]张连国.生态政治学研究述论[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3]蔡先凤.当代西方生态政治理论述评[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内部环境

【作者简介】杨业华(1963-)，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6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多本学术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毕竟起步较晚，在一些领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深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来并进行思考，以求抛砖引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科学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基础，因此，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内涵的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以科学的界定，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他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环境不仅同时作用于教育者、受教育者，而且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抉择方向，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体结构论’，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体(即环境)等要素构成。”①另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他们认为，“环境是与系统发生一定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外部客观存在，也就是使系统的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缺乏充分的学术争鸣和深入的理论探讨，有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试图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研究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本身所具有的育人功能。

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很显然是不科学的，把环境简单地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也是讲不通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层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环境论告诉我们，一方面，人在实践中具有接受环境影响和制约即受动性的一面，人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人本身具有主体能动性，能反作用于环境，积极地影响客观环境，并能创造出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环境。

因此，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其对环境实施主动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进行改造、重组并创造出适宜于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的过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改造、重造和创造的过程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根据马克思主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主动发展的思想，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主体能动性，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如下二个层面：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影响的环境。这一层面的环境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思想，而且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等。这一层面的环境，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结构性要素。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一层面的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条件。第二层面的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选择的环境，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和重组的对人们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它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对环境的选择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环境，它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合、语言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关系与心理氛围等。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的可控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调控活动，目的是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系统的功能。经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可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也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加以界定。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自发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自觉的环境因素；既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排除了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的自发环境因素，只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自觉的环境因素，并且不是只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而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间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包含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界定首先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一般意义的环境区别开来，它是特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环境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发生关联，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产生影响的环境，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其次，这一界定，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区分开来，特指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关联的环境因素。再次，这一界定既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又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而且通过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呼唤人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由外转向内，重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最后，这一界定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发展变化的，它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面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是不相同的。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为重点，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历史赋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者的重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多集中在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的研究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局限在个别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个别观点的研究上，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首先，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下大力气，静下心来研读原著，深入探讨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本质，改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薄弱的状况。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应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各自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环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探究他们各自理论的精华及其当代价值；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特点及其价值。

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人类关于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问题研究基础上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必须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人类有关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论述，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体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我认为这一研究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础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概念、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性质、特点、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系统、结构、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要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论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自然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二是经济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三是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四是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五是科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六是工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七是校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八是家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九是要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2)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环境；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环境；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环境；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七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3)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主要包括三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调控与优化的原则和方法；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总之，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最重要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三、深化外部环境研究，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凭借而不能摆脱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综观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尽管成果相当多，但大多是静态的宏观的探讨，有的甚至是包罗万象不着边际的侃侃而谈，既大又空，低水平重复的平庸之作相当多，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微观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关注不够。

就拿国际环境来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切实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尽可能抑制环境中的不利影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重视极为不够。面对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学、哲学等众多学科都积极地从各自学科的视角进行探讨，发表了大量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论文。与一些学科轰轰烈烈地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显得异常沉闷，在学术期刊上几乎看不到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和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的文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仍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理论上的缺位，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必须引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既要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人们思想及其精神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要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消除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焦虑心理、自卑心理和挫折心理，鼓励他们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变危机为商机，为创业的时机。要切实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难得的机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苦难史和革命斗争史，了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了解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满怀信心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把爱国主义热忱化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因此，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其变化的实际，增强预见性。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应着重研究下列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产生的影响，力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一，国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二，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三，国际文化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四，国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五，国内政治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普世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六，国内文化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的和谐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七，网络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3G手机问世后网络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八，社区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各类不同社区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九，家庭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三口之家”和“人口老年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

此外，我们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预测学的基本原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未来的发展态势、动态和结果进行预料和推断。科学地预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态势、动态和结果，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客观环境的适应性和权变性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就业形式多样化，竞争方式和个性追求多样化日趋明显，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世界的网络化，大大地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相对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身处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面对现实，主动应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及时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人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超前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措施。思想政治教育要争取主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不可缺少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对教育对象进行超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比事后的教育，其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主要不在于事情发生后进行亡羊补牢，而在于帮助人们确立认识事物的正确角度，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预测，把教育工作做在前头，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主导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卓有成效。

四、深化内部环境研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探讨上，有不少研究者仍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仅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来加以看待，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功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拓宽视野，研究的重心应由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研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就是本文前面所述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重组和创造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环境。主要研究时空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时空环境应由哪些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究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好。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借鉴语言学中的语境学理论，探讨语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的内容、结构和层次是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有怎样的特点和规律？特别要重点研究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佳？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应充分吸收并借鉴人际关系学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的内容、结构、特点和规律，人际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尤其要重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主要研究人格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特别要重点探讨怎样的人格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优化其人格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建设有何特点和规律等。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主要研究身心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由怎样的内容、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身心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较好。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场。应运用场际效应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形成的场际效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在场中的角色、地位、作用、功能，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场形成变化发展的规律，特别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场”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佳，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的育人功能。

五、重视高校教学环境研究，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党中央不仅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之中，而且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该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研究，使之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重视并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一个由各种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学校内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可以说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基本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特有的系统结构。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系统主要由两类环境构成，即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而这两类环境又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并且由各自不同的要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主要由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物理因素构成，如校舍建筑、教学工具、时间空间等等。它主要由时空环境、设施环境等因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精神环境是由学校内部许多无形的社会、心理等精神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它与物质环境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整体。尽管与物质环境相比，精神环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环境，但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的影响比物质环境更大。精神环境主要由人际环境、组织环境、舆论环境、心理环境等因素构成。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几乎没有人研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外部环境不够适应，出现了“5+2=0”的现象，也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部环境不优，有许多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因素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治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应重视下列问题的研究。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空环境。时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种无形而强有力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时间分配和安排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切活动有序地组织起来。过去，我们一直忽略了对于时间这一无形的环境因素的研究。实际上，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能否科学合理地安排分配时间，对师生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教学空间进行，空间是制约教学活动的又一重要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教学空间组织形式和空间密度对师生的身心健康和教学活动的效果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教学空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常采取大班上课，一个课堂往往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在高校扩展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班级过大，使教师忽略了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个体差异，难以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课堂检查。即使是进行教学改革，开展课堂讨论、参与式教学，也只能让少部分同学参加，大多数学生因机会有限而不能参与。因此，大班教学往往以教师“唱独角戏”的方式进行，教师十分辛苦，学生的积极性也不高。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施环境。设施环境具体由教学场所和教学用具等物质因素构成。教学设施环境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必备的条件。良好的教学设施，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顺利进行。如果学校环境优异，教室宽敞明亮、宿舍整洁、图书资料丰富、实验设备先进，那么置身于其中的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其环境的熏陶，激发起一种尊师爱校的情感及追求高层次文化的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师生心情愉快，而且有利于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情景。如果多媒体等设施不全、效果不好，势必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学校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大学生所面临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成员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作为校园中的客观存在，不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学校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学校内部又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次级社会群体，如班集体、党团组织、学生会和学生自己的友伴群体等。这些因素作为学校内部重要的环境因素发挥作用，并进而构成了学校内部特有的组织环境。我们要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组织环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机构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一般由分管的副书记或副校长担任组长；二是通过教务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三是通过所辖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的院长或主任进行领导；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是直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的机构；五是教研室或课程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中，我们应特别重视上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的建设，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务虚的机构，应切实负起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领导职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定期或不定期地适时召开工作会议，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注释：

①唐鸣：《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访张耀灿教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岳金霞：《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分析》，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参考文献】

[1]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沈国权主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3]戴钢书：《德育环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4篇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企业绩效；制度环境

0 引言

纵观国内外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最为活跃的投资主体之一，他们在公司治理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被学者们反复验证。随着我国股权分置的完成，机构投资者越发受到关注，俨然已成为证券市场上热捧的新星，他们对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资本市场效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企业绩效恰能反应上市公司治理效果。加入制度环境因素，把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后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串联起来进行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1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外部宏观治理因素，能够影响到存在其范围内的所有经济主体，从而使他们在制度环境的差异下做出不同的行为决策，这些决策效果又会通过企业绩效和市场经济增长等方面来反映，因此本着制度理论中“制度-行为-绩效”的行径，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到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进而影响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从制度环境对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影响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外研究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国外学者多是基于国别或者是法系的差异来研究制度环境差异所造就的不同，而国内多依仗樊纲等编制的各省份制度环境的差异来进行研究。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研究结论却是基本相同的，即处于一个好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同样也更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挥积极股东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Ferreira和Matos（2008）从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出发来探讨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共同因素，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向于投资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国家。具体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票比例与国家整体信息披露质量、国家法律环境好坏显著正相关；另外，机构投资者更加偏向投资于制度环境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新兴市场国家。这一系列发现都说明制度因素已经成为影响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Ke et al.（2008）比较了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在美国公平披露原则实施前后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前，机构投资者有机会利用相关渠道了解到公司的内幕信息，往往会赶在上市公司低于市场预期的季度盈余前大量减持公司股票，而在公平披露制度实施之后，不论公司的季度盈余是否低于市场预期，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不会发生明显变化。该研究结果显示：制度的变化显著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Ameer（2010）把研究范围定在了亚洲国家的机构投资者。其结果同样显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政府管理效率较高、政治稳定和制度完善的国家，而不会投资于腐败程度较高或是法律环境不佳的国家。因为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往往会直接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是否成功，所以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会更加关注国家制度环境的影响。

国内关于制度环境的研究开始于樊纲等（2003）对我国不同省份间的市场化程度用市场化指数进行量化，使得市场化指数的评分综合考虑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有效的反映了我国各省的市场化发展差异，此后国内学者基本引用中国市场化指数这一指标来衡量地区维度差异下的制度环境。

伊志宏、李艳丽和高伟（2011）采用Level和Change两个模型，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量了不同市场化进程水平下，机构投资者行为对高管薪酬激励影响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且起关键作用的是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结论还显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治理的积极效应会受到市场化进程等外部宏观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改善制度环境对促进机构投资者积极效应的发挥十分重要。

李海英和毕晓芳（2012）以制度分析为基础，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中国机构投资者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制度条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如果是国有控股会降低机构投机者的积极作用，但是高的机构持股比例始终是上市公司提升市场价值的重要条件。

范海峰和胡玉明（2012）在探究652家制造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时发现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支出的促进作用要小于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说明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股东形象在处于不同环境下也是有一定差异的，市场化程度越好机构投资者越有动机参与到公司治理中，造成的正向效用越大。

2 研究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多是微观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而考虑宏观层面的治理条件的较少，国家的政策及公司所处的地域发展程度等都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地区制度发展差异，本文提出后续可借鉴的两方面研究展望：第一，在探究机构投资者治理效应的基础上揭示制度环境对二者相关性的影响，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综合考虑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第二，我国现有实证研究中对制度环境的度量相对较为粗糙。虽然国内的学术界普遍将樊纲的市场化进程指数作为衡量地区间制度环境差异的指标，但由于市场化进程指数中只涉及到省一级数据，即处于相同省份的制度环境是一样的，制度环境的量纲上并没有体现到各个公司层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即便是同一省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后续的研究可以从省级以下各个地区着手，对制度环境做一个更为全面精准的计量。

【参考文献】

[1]伊志宏，李艳丽，高伟.市场化进程、机构投资者与薪酬激励[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10）：75-84.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5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现状

我国自设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环境状况，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理论，以此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良好效果。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古代，许多著名思想家论述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就这一关系问题最先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认为人只有好学求教，才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将道德品质的形成同社会环境联系了起来。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环境论，肯定了环境的作用，提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即主张建立睦邻友好的环境，发扬德行，相互帮助。荀子非常重视主观思想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他改变了仅从客观环境的单一角度认识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开始注意到人主观认识的作用。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偕黑。”认为环境是起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著名理学家王夫之认为环境能决定人们意志的坚定性，意志则支配人们的行为。主张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促使人们形成坚定意志。

在西方国家，许多思想家也论述了环境对人的思想品行的影响。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提出天赋的美德需要环境的影响和教育的作用把它引导出来的思想。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与好的环境接触。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教育要为儿童提供优良的环境，使儿童的潜能能够充分实现。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人的“理智”的形成有如有机体进化一样，每一阶段都要与环境接触，特别是要学习控制客体环境，指出 “我们的结论不是要离开环境进行教育，而是要提供一种环境，使儿童的天赋能力得到更好的利用。”

古今中外贤哲们的环境教育思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提供了理论借鉴。但这些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偏颇之处，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实践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克服了这种局限，对两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环境论认为，环境创造人，人创造环境，二者相互创造，并统一于社会实践。在人与环境的相互创造中，两者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环境变得更有利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更有利于环境建设。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根本的理论依据。

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概念，理论界并未形成一致看法。20世纪90年代初，陆庆壬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中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首先对其进行了专题研究，界定了其概念，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基本确定了思想政治环境研究的基本范畴。其后，张耀灿在《思想政治教育学概论》（1995 年版）中以“环体”的形式把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要素”之一，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逐步从一个孤立的概念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2002年，沈国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中提出“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从广义上说，指的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各种外在条件和因素的总和，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实施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和教育对象所处的社会小环境。”虽然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学者将思想政治教育界定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类型的研究，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不同的类型。二分法，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微观环境是指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工作环境。这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二分法。三分法，一些学者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即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基础上，增加了 “中观环境”内容。多分法，除了二分法和三分法，有些研究者还从更广泛、更细致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剖析，如陈秉公在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社会环境、单位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交环境四种类型。时空维度分类法。在上述几种划分方法的基础上，岳金霞提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新的划分方法，即时空维度分类法。从时间维度上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为历史环境、现实环境、未来环境。

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存在的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在取得丰富的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概念不准确、称谓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的界定，看法不统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称谓，缺乏规范。对于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宏观、中观、微观环境，学术界的说法不一。第二，总结经验多，学理分析少，研究还缺乏系统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侧重从经验总结层面进行分析，而从学理角度出发去分析的论文较少，研究的系统化、学术性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6篇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China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completed a historic change, Have basic has pa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mechanism involved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environment for China's basic qualifications.

关键词：环境外交 冷战

冷战后至今中国环境外交，是中国环境外交的历史转型期和战略构建期，在与国际环境机制、国内环境治理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从参与角色到话语方式，从主要动力到外交地位的历史性转变。

一、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兴起

1、环境外交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

在环境外交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冷战后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环境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环境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供了相关理论背景的支持。主要有：国际政治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生态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研究、政治学的生态政治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包括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环境科学研究等，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生态安全的研究。胡鞍钢提出了绿色发展要以人为本，要使经济和环境统一协调发展，得到了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的高度肯定。1 国内在环境领域相关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国内开展环境外交工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外交的能力和底气。但是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了国内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滞后。以环境法为例，中国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都已经建立了环境法研究中心，设立了博、硕士点，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下设了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对比起来，环境外交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地位非常薄弱，不符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的需要。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面临着理论建构的问题。

2、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的研究贡献

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从1992年成立至今，在将近20年的工作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前瞻性、预警性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国合会的工作目标有三项与环境外交有关，可以概括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经验，并协助中国向外推介在此领域的成就、经验；提高中国参加以及履行全球性国际环境行动计划和参与国际公约谈判的能力。

二、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冷战前中国环境外交的组织结构调整情况

1973年，作为中国参加人类环境大会的成果之一，中国成立了国内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部级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环办）；1982年，经过第一次机构改革，在国环办的基础上成立环境保护局，归属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也就是建设部；1984年，中国环保总局更名国家环保局，依旧隶属于建设部，1985年，国家环保局设立了外事处，负责开展环境外交；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建设部分离出来，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 ，并于同年，成立了外事办公室，具体负责环境外交工作；1989年，我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外交的概念，为加强环境外交工作，外交部国际司、条法司开始介入环境外交，由专人负责环发事务。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仅次于外交部地位的环境外交机构。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993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9年，国家环保局颁布了《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纲要》（1999-2002），对于冷战后环境外交工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全面的勾勒：

（1）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工作内容：做好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和履约工作；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区域环境外交中的地位，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环保中心作用；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环境保护内容的比重，推进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外交；加强对外环境经济及技术合作，及时引进技术和资金等。

（3）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保障措施：

智力支持：以国合会专业工作组的研究作为决策保障，充分发挥其作用。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外交机构和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地方环境外交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在有条件的和重点相关地区，设立专门机构，其他地区设立专管人员。从而保证了中央到地方环境外交组织机构的完整衔接。

人才储备 ：采取对外交流、培训、培养等方式，储备环境外交后备力量；选拔优秀人才向国外推荐，扩大我国环境外交的影响。

理论支撑：加强环境外交领域的热点问题、重点领域的研究，深入开展调研，及时提出对策。

舆论宣传与信息储备。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由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工作。目前中国环境外交的具体分工如下：在环境保护部内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具体事项的研究建议、承担履行国际环境条约、开展国际环境合作、负责联系国际环境组织等; 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负责管理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配套工作；由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核与辐射安全司、自然生态保护司负责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内履约；由科技标准司，负责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等。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主要负责：组织参与气候变化、环境条约的外交谈判，等等。

三、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基本格局的塑造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泛性的基本格局。具体体现在：

1、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领域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多边环境外交、多边环境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立法和履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妥善解决国际环境争端 。

在多边环境外交领域：冷战后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以及国家方案或行动计划，认真履行条约义务；2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合会、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组织的国际环境合作；积极参与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发起或参与了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大湄公河次环境区域合作机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洋行动计划协调体等，为周边区域的环境治理做出积极努力。

在双边环境外交领域，中国在1999年制2005年，年先后与美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家签订了环境保护双边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3并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双边领域的环境争议。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更加多样

冷战后中国通过在多边领域、多边领域中，参与国际环境条约的立法和履约、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解决国际环境争端，不仅与主要环境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积极巩固了与周边邻国，如韩国、蒙古等国家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加强对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如非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小国的环境合作与环境援助。在于各国政府间的环境外交上，体现了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立足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加强与主要环境大国合作的基本格局。

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中，我国不仅积极发展了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加强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国合会、地球之友、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并在我国国内鼓励和支持中国本土化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现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对接，丰富了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层次上出现了多轨趋势。

冷战后，我国还发展了与国外的跨国公司、基金会、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了民间外交在环境外交中的比重。

同时，我国加强了对国内地方环境外交机构的建设，从而在主体的参与层次上，形成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国际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的外交格局。

3、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首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涉及到环境问题具体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臭氧层保护问题、水资源保护问题、荒漠化防治问题、环境激素预防问题、城市污染防治问题、农村污染防治问题、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问题等方面；涉及了国际环境领域进行环境治理的各项具体内容，包含：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跨国公司合作开展环境法律研讨培训、环境科学技术合作、生态示范工程建设、环保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国内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等。

其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涉及到了环境问题相关领域的具体内容，例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作为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同时也必须履行WTO内与环境有关的规定，具体包括：GAAT第20条例外权之规定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应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TRIPS、《农业协议》、《服务贸易总协议》中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内容等。

再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充分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交活动机会，通过多种形式推动环境外交的发展。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充分利用中国外交热点问题，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公关工作。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国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元首、民间人士来访的机会，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的上海世博会的绿色“低碳实践” 、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与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保障，并与来访各国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探讨，进一步扩大中国环境外交的国际影响，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正面形象。

四、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社会参与的拓展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社会参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中国本土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参与到了国际环境合作当中。

1、冷战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外交

1979年成立的中国环境科学会，是我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1993年成立的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基金会。这两个组织都有着明显的官方色彩：前者挂靠环境保护部，后者由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长、现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先生出资创立。二者在开展环境外交、参与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其他民间非政府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环境科学会主要开展了国际环境民间学术、科技交流，以及与国外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合作。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环境外交，主要包括：开展和资助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并为中国国内环境治理向海外企业募集资金。中国民间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环境外交主要有：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府、公众履行国际条约，保护国内环境；参与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同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切关注我国的重大环境外交决策，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开发问题等等，在环境信息收集、志愿者培训、公众教育、舆论宣传、理论研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增添了中国环境外交的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的内容，为中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辅助和补充作用。

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企业。1993年成立的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通过开展如：食品药品安全国际论坛、清洁煤示范和推广项目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中国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同时，中国跨国企业也通过开展国际环境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清洁能源技术，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 .

[3]蔡守秋《环境外交概论》，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4]（日） 田中角荣 著：《日本列岛改造论》，商务印书馆，1972年

[5]《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中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现代日本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注释：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7篇

丹尼尔・帕帕在其新版《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③一书中，结构性地论述了影响当代国际关系的诸多因素，涵盖了有关国家利益、权力均衡、国际体系演变、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外交决策与决策的理性化、国际关系中权力的经济参量、军事参量、国际法参量、外交参量及权力的社会政治因素、国际政治经济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与价值冲突、环境与疾病传播等问题。该书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关注各种复杂的、影响国家安全的环境因素，阐述信息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

丹尼尔・帕帕博士现为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校长、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国际问题学会美苏分会主席，著有《莫斯科、北京、华盛顿视角中的越南》、《20世纪8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力与存在的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政治、政策》，主编《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等书。

《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共分6大部分20章，内容涵盖：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建构、国际体系建构、国际关系的认知建构、国际政治权力建构、国际公共问题的争论，以及世界发展远景展望。

丹尼尔・帕帕在书中指出，外交史分析是“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推论、研究宽泛的国际关系的演变，为建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基础”。①外交史研究与和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相呼应，是20世纪中期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至今乃在学术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地缘政治战略分析以全球安全环境为分析视角。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莱德・马汉(Alfred T．Mahan)和英国地理学家哈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是地缘政治战略分析的积极鼓吹者。马汉把海洋称为海上“高速公路”，称“谁控制这个高速公路，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谁就具备控制世界的大国地位”。②麦金德的陆权战略与马汉的海权思想形成对应，他强调控制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对控制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麦金德称这些地区为“中心地带”(heartland)，他认为，大国只有控制中心地带，占据有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才能对边缘地区施加有效的战略影响。

丹尼尔・帕帕认为，无论是外交史分析，还是地缘政治战略理论分析，对研究国际安全困境的因果关系、国际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都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尤其是对变革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分析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补充性的方法论。在分析形成近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环境时，丹尼尔・帕帕认为，国际关系的社会经济理论分析为学者们提供了认识国际体系变迁的新视角。马克思是社会经济理论学派最具影响的代表。①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视“一切政治现象，包括帝国主义和战争为经济力量影响的产物”。②列宁是运用社会经济理论揭示资本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特征的直接实践者。体现列宁社会经济理论主要思想的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政治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非拉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依附理论，为运用马克思、列宁社会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提供了分析依据。

丹尼尔・帕帕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对战后的中国、东欧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建国后20年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③在运用外交史、地缘政治战略、社会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关系、和平与安全、防止国际冲突的途径时，“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理论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取向，“虽然这两种学派研究的取向完全不同，但它们都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④

二

政治理想主义强调，“人性善良”、“世界范围内不合理的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导致人性异化、好斗的基本因素。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安排，战争才有可能避免。政治理想主义者主张建立国际行为规范，通过建立国际合作体制维护世界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联盟，作用是调解各国间的争端。国联倡导的集体安全促使各成员国保持一致，明确表示反对侵略战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国际合作原则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质疑。

丹尼尔・帕帕认为，政治理想主义把国内政治制度变革、财富的重新分配、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自决准则视为维护和平、防止战争的重要途径。①但对于政治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理想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天真和荒谬的，他们认定，人并不具备“生来即善”的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美国政治现实主义学派，迅速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流学派。②他们否定人性“生来即善”的论调，认为人类并不是天生善良，人类的善与恶的本性是相等的。人性的另一面是一种统治对方的本能欲望，战争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只是爆发的环境不同而已。

战前出现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曾经流行一时，该理论强调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提出“强势即正义”(might makes right)，强大的民族国家有权支配弱小民族国家的荒谬逻辑。为了这个“正义”，德国和意大利提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鼓吹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如果要避免战争，就必须赢得战争”。③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德文中的“现实政治”或“实力政治”(Realpolitik)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话语来源，意思指“国家间实力对实力的政治”④。实力是现实主义者崇尚的原则。这实际上同国家社会主义提出的“强势”异曲同工。

丹尼尔・帕帕指出，军事安全和战略问题通常被政治现实主义视为“高层次政治”(high politics)，社会、经济问题被认为是“低层次政治”(low pol-itics)。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国家有责任维护自身安全和。集体安全原则作为一种理论经典曾受到政治理想主义者们

的推崇，根据这个原则建构国际组织和国际联盟被视为维护公正的“规范”。但在政治现实主义者们看来，国家政策和行为明智于否，主要在于政策和行为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强调实力的重要性，军事实力尤其重要，只有实力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各国对外政策都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客观认识的基础上的。为了保持实力均衡，各国在寻求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参加不同的联盟，以制衡实力强大的敌对国家。

丹尼尔・帕帕在评价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方法时指出，外交政策的制订优先于国内政策的制订，国家是国际关系中处于首要地位的行为体，国家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必须重视民族主义的作用。由于国家独立决策的特征，国家的对外决策必须理性化，因为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决策。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主导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除卡特和克林顿政府外，美国政府几乎所有决策者们的政治信条都建立在实力政策基础上。①丹尼尔・帕帕认为，在解释战后欧洲如何走向经济一体化、政治联合等问题时，人们对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假设提出质疑。“当对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的界定因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时，合作和冲突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利弊权衡逐渐凸显”。②

三

国际关系研究的许多新方法既是对以往各种理论假设的批判，也是对新的理论假设的建构。地区性、全球性国际组织、国际合作的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为行为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丹尼尔・帕帕认为，人类社会正面临环境变化的巨大挑战，荒漠化、水土流失、河流水质降低、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生物种类濒临灭绝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基础。①环境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条件因素，也是影响国际关系中各国相互依存、维护共同利益、防止脆弱的全球生态体系继续恶化的重要问题，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这种安全困境。人们的行为和自然环境变化导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行为量化研究”(behavioral-quantitative research)方法的出现。行为量化研究的假设、概念、方法的建构同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和数学等学科存在方法论的关联，它有利于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和本质。②通过运用概念、理论、命题对国际安全困境中的“冲突、一体化、交涉、谈判、威慑”进行量化研究；其分析单位也包括对单个决策体、国家、国际体系等概念的研究。行为量化研究还涉及有关分析层面、国际关系内在因素比较、资料数据收集、方法论的研究范围、意识与理论建构的关联、相关研究标准的提出等。行为量化研究不仅具有行为主义方法的一面，也包含对传统理论的借鉴。

尤其重要的是，行为量化分析研究关注比较分析层面，包括宏观理论、大战略理论及中长期战略比较研究等。有关国际关系比较研究存在两大空间：一是对当代国际问题现象分析的宏观比较；二是通过对历史背景中国际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比较。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历史现象中获得比较结果，以便科学地认识国际关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丹尼尔・帕帕强调研究因果联系的重要性，认为“行为主义”是强调科学研究国际关系的新方法。虽然在如何运用上还存在分歧，但就行为主义方法本身而言，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包括对国际问题的清晰阐述、对问题变量的仔细分析、对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对变量关系影响的国际环境的深入讨论。行为主义学派提出，事实不仅完全适合理论定律，而且行为理论的分析必须与事实依据一致。对于行为主义分析学派来说，例外的定律是不可接受的。

行为量化研究对问题的范围、方法论、理论的特征，以及国际关系学与相关学科之间的关联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一些方法论的批评家们对事件和其他政治现象存在相似性、研究者的理论假设能力持怀疑态度。他们怀疑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否在量化分析的特征显示中产生效应。①他们认为无论是传统的方法还是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当代国际关系都存在局限性。问题不是方法、理论模式、分析焦点是否适合特定环境，而是方法论的选择、理论建构的范围如何推动研究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于“外交政策分析”，丹尼尔・帕帕认为它已成为研究国际关系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包罗万象的分析方法，它重视分析和解释行为体的行动、立场和目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涉及“目标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运用”、“动用资源实现选择目标”等三个方面。②外交政策与一般的“决策方式”(decision-making approach)有不同之处。官僚政治、国内政策分析等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外交政策分析也适用于对区域问题、决策理论、经济战略等问题展开分析。外交政策分析是描述性的、解释性的、预测性的。丹尼尔・帕帕认为，“外交政策分析为多视角研究和认识国际安全问题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很好的选择。”③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各种“主义”争论。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有些“主义”围绕“本质、解释、规范”等问题展开分析，有些则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做文章，强调折中主义的研究方法。④这些所谓的“主义”有些是人们提出的新认识，有些则是对以往方法的修正和完善。丹尼尔・帕帕强调，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对国家决策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时，虽然已有的分析假设仍然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但尚未提出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全面地分析当代国际安全困境的研究方法。①

信息技术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贯串于《当代国际关系：认知建构》一书的每一章。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为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克服时间、距离、场所等障碍因素的方法，增强了国际关系行为体处理分析数据和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决策能力的认识。现行的权力结构正在被打破，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国际间财富的分配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更趋于非对称性。②

信息技术对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信息技术正在削弱国家保证安全的能力。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工具，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家安全功能受到挑战。其次，跨国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由于信息技术已成为商品，与此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比重不断上升，国家为国民提供财富的比重下降。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促进了国家间的民族认同感，国家为国民提供认同意识的能力受到挑战。③关于信息技术对决策的影响，丹尼尔・帕帕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决策决策权力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正在改变人们的日常工作次序。决策权力分散化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先进的信息技术通过确立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经济实践和思维，改变经济权力的属性和基础。信息时代促使国家、跨国公司等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重新思考他们的经济发展战略。④

丹尼尔・帕帕指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公共媒体，对建立或损害公众对政府对外决策的支持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外交家与本国公民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与经济、军事处于同样重要位置的硬权力参量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提升其在软权力参量中的位置，如社会政治要素和外交的重要性，信息技术在国际关系环境的许多领域正在成为权力因素本身。①

丹尼尔・帕帕在其主编的《信息时代：其影响及后果选集》系列丛书中，也强调了信息时代的复杂多变，告诫人们必须具备各种应变能力，及时有效地采取对策。②

丹尼尔・帕帕还是和平主义的鼓吹者。他的《弹道导弹防御在美国安全政策中的作用》③一文，对里根政府制订“战略防御计划”(SDI)提出质疑，并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威慑环境和威慑的成功率做了大量的论证，认为“弹道导弹防御”(BMD)计划不仅涉及技术成本问题，也涉及政治、经济、战略成本问题。丹尼尔・帕帕提出的“战略威慑不应靠‘双方确保摧毁’(MAD)来维持”④的观点引起美国学界的关注。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8篇

【关键词】共同前沿；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1]。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2]。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3]。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4]。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5]。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6]。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8]。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0]。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11]。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本文应用共同前沿模型定量评估了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主要结论为：从东、中、西三大区域看，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水平最低；从整体来看，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仅为0.70，且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说明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荫

【参考文献】

［1］谭志雄.我国环境保护投资运行效率评价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意义

从理论方面看，新媒体时代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新视角。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应当把传统的教育工作与新时代特征相结合，采取全新的教育方式。高校应对传统的思想教育理念、方式以及内容进行研究，并就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这有利于对新媒体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而丰富及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容。

从实践方面看，因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受传统方式影响较大，再加上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相对较晚，所以对其相关的研究内容缺乏实证研究。因此，高校应当结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用问卷调查、访问、案例分析等方式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机会。

二、国内外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还没有有关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著，国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道德教育研究上。发达国家对新媒体技术的研究较早，他们的研究重点在社会传播机制建设上，较为注重利用渗透与熏陶的形式，借用新媒体的方式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塑造一批有资产阶级理念的公民。

2.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有关新媒体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还不够深入，但发展速度极快，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当前国内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新媒体的内涵，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媒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国内对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国内有关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足之处：第一，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经验性的描述，没有进行定量研究。第二，高校工作管理者并没有从大学生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分析。第三，研究相对零散，只是从局部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理论意义，当今还没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是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全面提高大学生运用新媒体学习的能力，其中主要包括大学生的道德思想、信念、素质等内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加强理念教育。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信仰；另一方面， 需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结合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效利用特色媒体作为平台，以此来促进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提高大学生在复杂社会中的辨别能力，使大学生能自觉过滤新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

二是要从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培养一批有新媒体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其中包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提升学生素质、改良教育方法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在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方式，在新媒体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好新媒体时代的相关知识，了解新媒体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巧。

三是要从新媒体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新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针对当下影响大学生最深远的网站、微博、QQ、微信四大媒介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新媒体的形式多样化，并且各自的特点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把所有新媒体资源结合起来，发挥出所有媒体的教育作用。

参考文献：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0篇

环境会计，也被很多人称为绿色会计，是一门结合了会计学、环境学与环境经济学、以货币为计量单位并且对企业和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进行确认与计量的一门新型学科。它研究的主要要素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和环境效益。从社会利益角度来看，为了明确对环境的各种影响，它以这些要素计量和报告有关国有企业、企事业单位、公司等的社会活动。提高整个社会的各种效益是环境会计的主要目的，所以它将指导经济资源的最佳调配以及高效利用作为首要任务。因此，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来说，它的信息披露问题也逐渐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如今环境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还属于刚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只在理论研究，相关的体制法则也都没有明确的颁布和实施，在实务中运用则更少，所以能早日建立起成熟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体制将极大地推动整个环境会计体制的健全与发展，促进我国环境会计在其他方面更加标准化的建立。

在今天，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只追求高速度发展而忽略了高效率利用环境资源，导致近年来环境问题的频发，而这两三年以来曝出的雾霾事件更是将环境保护问题推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面前，环境的严重污染问题不仅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威胁，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企业作为当今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它也成了引起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环境的保护，企业有着不能推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来说，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得到政府和公众的认同，不但有助于企业对外营造良好形象，而且也有益于企业对于本身的环境问题有更为明确的认识，更好地做出相关决策。

二、背景回顾

从社会层面来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而从微观层面看，它又是公司进行内部自我管理的需要，故而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是公司的主流趋势。组成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种组织结构，不仅包括了公司的所有者、董事会和监事会，还有公司内部的高级执行人员等，他们同时承担着公司的监督职能、战略决策职能以及经营决策职能。关于这两者之间联系的研究，国外的起步较早，自从20世纪70年代揭开序幕的几十年以来，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公司的规模方面，Eng.L.L和mak.Y.T（2003）发现趋向于自愿性更高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往往是公司规模较大的公司；资本的结构方面，Ferguson（2002）的研究结果与L.L.Eng&Y.T.Mak（2003）的相反，前者认为，当负债程度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越高，公司就会主动提供更多的环境会计信息，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增强股东和债权人对公司的信任，而后者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与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关于独立董事分歧则更大，有意见认为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越高，也有认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更有甚者认为二者负相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也开始了有关它们之间联系的研究：张俊瑞（2008）、李鹏飞（2009）等人认为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增大，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范德玲（2004）等人认为与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和公司所在地相比，资本结构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除了小部分观点不一致外，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独立董事比例呈正相关。与国外的研究成果对比，公司规模、盈利能力和资本结构等是我国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很少对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和经营者等因素进行研究。

三、相关建议

（一）对外部治理结构及其披露加以研究

在狭义角度，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构成，它被认为是用来协调股东权利以及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而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则是协调公司和相关者的利益关系的一种机制，同时它可作为一种法律或文化存在。目前已有很多研究者从狭义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对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影响进行了相应的假设分析并且得到了很多相关结论。这样的看法已普遍得到证实，但是笔者认为若想更全面地得出结论，应当对外部治理结构也加以研究。因为外部治理结构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与内部结构相适应，是一种属于外部的约束机制，它是由外部社会治理机制、外部政府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治理机制组成的。内外公司治理结构是小和大环境，会计是信息提供者和监督管理者的系统，当这一系统与环境相适应并且达到协调统一，整体目标才会进一步实现。

（二）结合行业性质进行披露

蒙立元、李苗苗和张亚淘（2010）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框架下，采用逐步回归、描述性统计分析、多变量回归检验等方法，通过对来自沪市的制造业中重污染的公司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这一因素并不明显；当董事持股人数比例较大或者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一人担任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就较低；当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就相对较高。王博、余海宗（2012）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选取了2002～2012年全部158家川渝地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得出了以下结论：独立董事所占比例与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的特征；董事会规模与其无显著相关性。郭秀珍（201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以及模型，通过对已上市的重污染中的制药行业进行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以及经理的薪酬水平越高时，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内容就会越多；而对董监两会规模和董事长是否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的分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首要原因可能是董监两会以及职责分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形同一个摆设，并没有发挥出太大的实质作用。

（三）其他方面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1篇

关键词：治理环境；终极股东控制；两权分离；并购绩效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9—0068—10

一、引言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2篇

关键词 环境规制；治理动机；公众参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时期；政府经济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阶段；政府与市场、社会协调互动的多元治理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在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又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失灵”，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环境治理当中，以行政命令或经济治理的手段进行环境规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监督乏力等特点，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又会促使以公益性、非营利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社会组织也加入到了环境治理体系中。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们生活和福利的影响日渐加重，公众也越来越多地自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多主体环境治理的体系基本形成。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压力，如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对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评

有关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体环境治理是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外的一条责任路径，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约束，以多中心为基础，通过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体合作的目标在于解决环境问题治理中存在的失灵，Eckerberg和Joas[2]认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有助于将环境责任向私人部门转移，从而共同承担环境责任。Parkins[3]指出多主体合作有利于将多元价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对环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约束效力。Forsyth[4]认为多元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体对环境政策的参与度，实现更高的环境规制目标。Arentsen[5]认为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多个主体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影响结果。Newig和Fritsch[6]认为非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

然而，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实施中还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发挥极大地依赖于各个主体的地位、职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方式等。Jessop[7]表达了对实行“混合治理式”环境治理模式的担忧，因为政府的“空心化”会导致设计和执行环境政策时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下降。Tsang等[8]通过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环境治理集体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参与治理的主体应该互相信任，否则合作将难以为继，集体决策无法达成。Evans[9]指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多重困境，环境问题可能有着复杂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类活动所导致，这使得协调合作更加困难。

国内学者一般是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与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在政府主体进行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微观激励机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10-12]。在公众参与中，应建立完善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切实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13-14]。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时，需要考虑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尽其可能减少负外部性，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15-17]。在环境社会M织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大多研究集中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模式，或是环境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募捐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18-20]。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多主体治理模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在探讨适合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方面，王兴伦[21]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研究，提出在中国的公共治理中应主要实现主体和体制的多元化。孔繁斌[22]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指出公共治理应是基于多元共治模式下的治理结构由“中心―边缘”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换。在研究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方面，陈海秋[23]通过分析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企业、环境社会组织、城市居民的各自行为和角色，提出了“政府主导式―合作参与―多元化治理”的四位一体治理模式。李明洪[24]通过分析当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环境中的各主体利益冲突，指出亟需政府联合各主体展开对话协商，构建协同合作治理模式，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综述可得，国内学者对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各自的角色定位，对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涉足。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多主体协同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尤其在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引导下，人们对环境准公共物品的利用超过环境能够提供的限度，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内生的治理动机是解决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诸多环节功能缺失的主要途径。本文拟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社会福利、环境质量等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影响，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这不仅可以为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的优化配置提供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够对如何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2 中国多主体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基本上始于2002年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该法律中明确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促成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的再次修订，而且推动了多元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出现。2014年修订后的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明确设立环保公益的诉讼制度，将民生力量有序纳入环境治理的体系中，多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治理的体系不断完善。

尽管中国逐渐走向多元的环境治理模式，但环境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呈现“政府直控”的特点，即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职责，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在微观层面的环境监督和评估方面，几乎都是由政府控制实施。相比之下，公众、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此外，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环境管制，即在形式上的“经济手段”，更加体现了“政府直控”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逐渐凸显，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单行者已经无法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人员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也是有限的，可能出现企业污染处罚与环境治理污染成本不一致的现象，甚至长期内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失效。面对大量违反环保法的企业，政府的环境管理人员远远不足，政府的环保力量还是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代表的是公众的环境权益，相关的法律也保障了公众参与成为监督企业和辅助政府实现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没有明确参与的途径、方式，缺乏相应的实施机制。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由于缺乏环境污染的知情权、诉讼权和求偿权，反而更容易造成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过度反应，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公共性。由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治理手段单调且非有效、治理效率低下且高成本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社会组织的环保热情，环境社会组织职能的缺失进而导致其缺乏对企业和政府的有效监督。图1显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产生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现象。

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问题的根本在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环境社会组织出现了职能缺失和错位，代表私人利益的公众和企业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来参与环境治理。特别是在政府的规制强度不够时，造成环境污染源头的企业缺乏环境治理的激励约束，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并没有转变为企业内生化的环境治理动机。

环境治理的公众和社会组织主体加入到环境事务的过程也是被动的，因为环境监管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公众和社会组织无法完全享有资源消耗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如何实现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十分重要。将环境治理中的强制行为转化成自愿行动，发挥各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公众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形成环境治理各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真正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3 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符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特征和治理模式为标准，在模型中设计政府、公众、企业和环境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并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针对不同主体的行为方案进行数值模拟和政策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对福利水平、经济增长等经济变量的差异化影响，为如何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发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提供参考。

3.1 模型构建

3.1.1 企业生产与污染排放

一般而言，企业的生产行为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述，其中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要素。在环境经济学的分析中，为了刻画生产行为对于环境的污染情况，往往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资源投入要素[25]，一般为能源产品，即企业通过使用资本、劳动和能源来生产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的同时产生污染排放，由于生态系统对于污染排放物只能部分降解，污染排放逐渐累积形成污染水平，本文考虑环境污染水平对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影响，构建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

式（4）、式（6）和式（8）等描述了政府、企I和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从经济学外部性角度来看，环境社会组织具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治理的专业性，新的环保法赋予环境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权。环境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相关权利的赋予，使得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的体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环保组织向公众筹集资金，开展环境调研、举证等工作，将违法排污的企业公布于众，并通过诉讼的手段，给予企业适度惩罚，从而将企业排污的社会成本分担到企业身上，达到降低社会污染的目的；二是，如前所述，环境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广泛的企业信息，降低政府在监督减排过程中的成本支出，督促政府实施污染惩罚，实现环境质量改善。

3.1.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制定合适的环境税率τ，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化为企业生产的成本，激发企业治理污染的动机。政府实施环境税所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环境管制中产生的监管成本、对企业进行环境技术的研发补贴和向公众的转移支付。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p（・）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成本支出，假定p′τ（τ，υ，EMt）>0，p′υ（τ，υ，EMt）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Ct+It=Yt等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实现模型的闭合。

3.2 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

本文主要借鉴Acemoglu等[26]、Heutel[27]、杨继生等[28]的文献，给出模型参数的设定。其中，在环境社会组织监管力度及其费用函数等方面，可用于参考的资料较少。限于此，本文通过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以模型自身的稳健性为标准，得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规制成本函数和环境社会组织的监督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函数：pt=0.06τ1.2/（0.06+υ0.8）×EMt；

环境社会组织监督成本函数：qt=0.03υ0.3×EMt。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参数与变量间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难以求得显示解，本文采用Matlab R2009a软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求解模型的稳态。

4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和公众参与外部性模拟

4.1 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动态影响

如理论模型中式（1）所示，公众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可以加入环境污染的负效应Q（Xt），在考虑该负效应和不考虑该负效应时，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变化对于各主体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本文绘制了环境税强度的提高对社会福利及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图形，以更好地体现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当环境税率逐渐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目标下，存在着差异化的最优税率。上述结论与国内外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也证明了本文中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同时，当考虑环境污染对公众效用的负向影响时，社会福利水平更低，这也符合经济学常识。

如前所述，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也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其中，稳态下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为理论上的最优环境研发投入，因为该研发投入水平实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参数同时决定的，即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应根据经济体系的自身特征来确定，因此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是企业内在环境治理动机的决定因素之一。

当政府的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图3显示，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稳定或下降，当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结合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可得，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增加，而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导致的边际收益在下降，因此企业就会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加快环境治污技术进步，促使污染排放量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及其伴随着的人力资本累积等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环境税就成为了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率。

在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值后，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仍然大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企业还会继续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的研发投入，直至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达到最大。此时，图2表明，社会福利已经下降至较低水平。因此，在保证社会福利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应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不宜过高。

4.2 环境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外部性机制的模拟分析

进一步地，在图4中，本文分别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图4显示，与仅考虑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这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外部性。主要原因在于，在现实经济中政府实施环境监管的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环境治理的专业性知识结构也不健全，一定存在着环境治理监管的成本损失。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减少政府环境规制监管成本，改善环境治理状况。

当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不高时，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但是单位规制强度的边际效率在降低，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下降。在引入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后，这一现象又呈现了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随着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环境规则所产生红利的总体水平在提高，并且政府环境规制红利的最优拐点在下降，这再次验证了环境社会组织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

5 环境公共治理多主体协同体系构建的进一步思考

在环境公共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相互联系、共同合作完成治理目标。首先，企业参与环保治理的动机来源于其自身，尽管企业目标主要是利润最大化，通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其目标，但是企业责任和经济活动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也可以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规制政策激发企业的治理动机，实现治理行为。环境社会组织是指志愿性的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环境治理模式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是以强制求公益，而社会组织是以志愿求公益，由此看来，政府与环境社会组织追求公益的目标也是契合的，只是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公众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需求，并且将其反馈给政府，有助于政府修正决策中的失误，同时可以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冲突与摩擦。公众参与的微小力量和环保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相Y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政府、企I、公众和环境社会组织共同享有公共权利、共同进行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多主体协同”，从政府关注公共项目转向治理工具，从等级制转向网络化，从命令、控制转向谈判、协商，各个主体之间形成“网络关系”。在图5中，本文给出了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多主体协同框架。

治理过程的协同化强调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参与责任、监督惩罚、利益共享、信任协作构成了治理过程的主要内容。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参与协作，建立与市场、社会之间相互激励约束、相互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都在不断互动和充分协作中实现各自目标的最大化，新型的“利益共享”网络协同关系不断形成。

6 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的研究与公众参与环境外部性的分析，主要结果显示，当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其中，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此外，通过模拟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可得，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方面，对于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当研发投入的规模不同时，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研发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均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进而使得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的研究能够丰富企业内生环境治理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对于企业部门而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模型中主要设置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治理两个主要部分，实际上，环境治理的效果还受到企业特征、经营状态等一系列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何充分在模型中设置这些因素并研究其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为推动中国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必须使公众融入到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国应尽快完善立法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立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参与法律化、程序化，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将环境建设项目的内容公之于众，召开听证会、公众座谈会，采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积极建立并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方案。最终，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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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3篇

一、对国际环境机制及其有效性的研究

为了有效及时地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政府间及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治理过程中，建立了一系列权利和义务体系及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即“国际环境机制”③，为应对环境问题建立了一系列规则、准则、规范和决策程序。“国际环境机制是制度的一种鲜明形式，用以关注和处理国际层次上特定的环境议题，”④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因素。⑤

20世纪80年代末，欧美学术界兴起了对国际环境机制形成原因的研究热潮。以奥兰·扬(Oran You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oehane)、彼得·哈斯(Peter Hass)、德特勒夫·斯普林茨(Detlef Sprinz)、利维·迈尔斯(Levy Miles)等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论述。奥兰·扬对国际机制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其30多年的研究为人们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考。他关于机制形成的假设，包括综合性讨价还价(integrative bargaining)、公平(equity)、焦点(focal points)、遵守机制(compliance mechanism)、外发性突发因素(exogenous shocks)和创新性领导人(entrepreneurial leaders)等内容，在今天看来依旧具有解释力。他与另外一些研究者的共同研究表明，问题结构(problem structure)变量影响国家在处理构建国际制度方面的困难性。⑥制度结果通常反映过程及结构因素。他矫正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即国际制度总是需要谈判的，认为制度也可能自发形成或由主导国家强制形成。奥兰·扬推动了学界从相对静止和外发性力量角度看待和研究制度的形成，强调动态过程是国际谈判的本质。

尽管越来越多的环境机制已经建立，但是环境领域的“公共产品”问题依旧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因而研究者将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考察环境机制的有效性问题。评估环境机制的有效性是一项极具挑战的研究，学者们试图为认识有效性提供一个有解释力的框架，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标准的设定。标准设定的演变大致可概括为“遵守机制”、“行为变化”到“目标达成—问题解决—集体最优”，再到更综合的标准。对“遵守机制”的研究源于国际机制能否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独立变量的观点，它引起学者们对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会遵守正式的合法协议的特定行为要求的研究。“遵守机制”意味着按照明确的国际机制要求来界定行 为体的行为，研究者常常以缺少该组织之后的影响作为说明国际机制在环境治理中的有效性的论据。⑦但是，“遵守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机制的结果，而可能是问题本身的变化”；⑧同时，机制可能引起行为体的行为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并不能以“遵守”来衡量。为应对“遵守机制”的这些缺陷，学者们开始转向以行为变化来衡量机制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应该从法律意义上的遵守扩展到更广范围的社会意义上的有效性来考察环境机制是否引起了积极的环境进步。⑨因而，行为体的行为变化及相应的环境质量—改善成为学者们考察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更多聚焦于研究“目标达成—问题解决—集体最优”标准，以衡量制度的有效性，⑩并以此作为构建比较国际制度有效性的标准，强调达到有效性之前的一种进展过程，目标达成意味着选择一个更有抱负的有效性标准；“集体最优”意味着在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问题方法过程中的一种进展，这一标准强调机制能够以一种更具体和有限的方式来界定问题。(11)它的优点是能够应用于各个问题领域，而不是每个领域都限定于自我特定的衡量标准，从而能够进行比较。除了选择不同的有效性标准，研究者也试图设立一些更综合的标准，如三个不同层次的考察标准：“输出”(共同知识或规范的构建，对机制允许行为的认知)、“结果”(相关行为体的行为变化)、“影响”(治理最终目的的达成)。

在研究制度有效性领域，我们不得不提到欧洲学者关于制度有效性的两种标准或方案。一是“奥斯陆-波茨坦方案”(Oslo-Potsdam Solution)，代表人物包括挪威奥斯陆大学的阿里德·翁德达尔(Arild Underdal)、德国波茨坦大学的德特勒夫·斯普林茨(Detlef Sprinz)、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的卡斯滕·赫尔姆斯(Carsten Helm)、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简·浩夫(Jon Hovi)等人。该方案通过微积分的形式获取有关国际环境制度有效性的标准。(12)它将“无机制反事实”情况界定为0，而集体最优界定为1，中间情况通过计算得出百分比，从而可以对机制进行比较，界定其有效性的程度。这一方案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优点是可以避免极端，同时为政策制 定者提供可行的方案选择。第二种是“蒂宾根方法”(Tubingen Approach)，代表人物是德国蒂宾根大学的沃尔克·利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与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米切尔·齐恩(Michael Zurn)。该方法试图将价值/方法冲突和绝对/相对利益冲突相综合，找出不同的应对办法。(13)

对环境机制的研究从形成到不断发展的研究，学者们日益关注其有效性问题，其中评估的标准和方式是研究的重点，为我们理解国际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二、国际环境机制互动研究

上述国际机制的有效性考察都是从机制本身的角度出发，而未涉及到机制与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有效性的可能影响。但这些有效性研究构成了机制互动研究的基础。随着环境机制呈现几何式增长，学者们观察到机制互动对于有效性的影响，开始系统地研究机制间的互动，认为制度或机制并不是以一种隔离的状态存在的。机制互动理论因而充满活力，研究视角多样。“机制互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构成全球环境治理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14)

从分析视角而言，我们可以将欧美学者关于机制互动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即机制互动类型的划分(对于该领域的初次探究而言是十分有用的)、互动机制驱动力研究以及互动机制管理。

传统的环境互动机制分类包含了结构式的互动分类、纵横向分类以及协调和冲突分类，其代表人物包括奥兰·扬及克里斯丁·罗森戴尔(Kristin Rosendal)等。奥兰·扬观察到特定议题机制与其他制度安排之间的复杂联系。他很早就指出某项制度能够与其他制度发生嵌入(embedding)、镶嵌(nesting)、聚集(clustering)、重叠(overlapping)的关系，对某一制度的分析如果脱离其他制度，那么可能造成很大的分析漏洞。(15)嵌入式互动意味着在该机制中加入一些重要的原则与实践，例如主权；镶嵌式互动意味着某个较小领域的机制包含在另一个范围较广的机制中；聚集式互动是指一系列机制的集合；重叠式互动是指某些机制与其他机制之间存在重叠的规则。除了这样的结构式区分之外，奥兰·扬也从横向与纵向上对机制互动进行了区分。横向互动来源于国际体系的高层次分化，行为体通常选择通过建立新制度而非改善现存制度来追求利益。(16)制度间“横向互动”能够反映政策制定者有意识或无意识、主动或被动、成功或不成功的努力来协调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同时避免机制的重复、繁冗和冲突，而纵向互动是指不同社会组织或行政层级之间的互动。(17)例如，国内政治体系的制度设计塑造国家利益，因而对国际或欧洲的环境制度安排产生影响。而关于机制互动究竟能够产生协同还是冲突，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罗森戴尔解释道，机制的具体规则能够相互兼容，会产生协同的结果；反过来，具体规则之间的排斥将导致冲突。机制互动究竟会导致协同还是冲突，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与解释。(18)

近年来，学界关于机制互动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分析框架为理解制度互动产生的原因以及机制互动对全球环境治理结果的影响提供了有意义的假设平台。这种分析以欧洲学者塞巴斯蒂安·欧贝特(Sebastian Oberthur)、托马斯·格林(Thomas Gehring)和奥拉夫·斯托克(Olav Stokke)为代表。斯托克提出了四种互动模式及其原因：理想化互动、规范性互动、功利性互动以及互动管理。(19)理想化互动也可称之为“传播互动”，这一互动与学习过程有关，是一种习得的过程；规范性互动是指某项规范、规范与另一规范间的冲突或使其合法化的过程；功利性互动是指某项制度的决定改变了另一制度的成本一收益选择；而互动管理指的是对制度影响进行需要的政治管理。欧贝特和格林也提出了机制互动因果关系的四个方面：认知互动、规范互动、行为互动及影响水平互动。认知互动是指由知识和观念驱动的一种互动过程；规范互动指的是行为体之间的规范性承诺所引起的互动过程；行为互动是指行为体之间实际行为过程互动；而影响水平互动指的是一个机制的最终治理目标对其他机制的影响。(20)互动的驱动力探究机制打开了机制之间原因—结果分析的黑箱，为机制互动分析提供了微观基础，为机制互动理论发展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互动的经验型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这些学者对国际环境机制与欧盟的环境政策之间的互动、北极治理机制间的互动、基因资源管理机制的互动等做了详细的经验性分析与论述(21)，拓展了机制互动和复杂性日益增加的研究议题，倡导更好地将全球和地区机制互动能力综合起来，培育更加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

研究环境机制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全球环境治理问题。学者们在机制互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为全球环境治理的善治提供建议，为环境机制间的更好互动提供方向。斯托克和欧贝特都意图对互动进行管理，指出互动管理与一般互动之间的区别，强调对制度互动的政治管理，以此达成环境政策的整合(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gration)。(22)“互动管理”意味着相关主体管理制度互动及结果的慎重努力，以此来增强全球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互动管理包含不同程度的协调与制度化水平及不同的管理方式。就层次而言，主要包含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或最高层次)是：互动管理可以依赖于首要的制度性框架。在缺乏等级制的政治实体即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类似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这种专门机构或是联合国这类包含不同政策领域的机构是首要的制度性框架选择。第二个层次是联合的互动管理制度，包含协调互动机制之间既有目标的积极努力，甚至创造共同规则的可能性。第三个层次是单个制度的单边管理要求更低程度的协调。第四个层次(即最低层次)，政府和其他主体(如公民社会组织和商业组织)可能参与到自治管理。这种协调和制度化水平的区分，为互动管理的系统分析提供了一种框架。同时，互动管理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第一，规制互动管理，决定行为标准或解决问题的程序；第二，能力互动管理，旨在增强学习和能力建设，关注认知因素(沟通、信息和知识)，帮助并说服行为体克服知识和信息方面的障碍，增强执行共同环境政策的能力。这两种互动管理方式并不总是相互冲突的，它们往往能够相互协调起来。(23)这些学者提出，通过增强重叠机制之间的协调、弱 化制度之间的竞争、加强制度之间的学习，可以促进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因而，对制度管理的研究与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三、环境“机制复合体”研究：机制共治

“机制复合体”理论是又一个研究国际环境机制的重要视角。这是一个较新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卡尔·罗斯提亚拉(Kal Raustiala)和戴维·维克多(David Victor)在2004年提出。(24)他们认为，“机制复合体”指的是治理某一特定问题领域的一系列部分重叠且非等级制的制度组合。在“植物遗传资源”(Plant Genetics Resources，PGR)的管理机制中，他们发现至少存在五个国际法协议共管这一问题。他们将这些协议定义为“基本机制”(elemental regimes)；除了这些国际机制外，关键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国内规则也被纳入复合体范围之中。(25)这些规则在功能上具有重叠的部分，但是没有共同认可的等级性来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机制复合体”的发展方式将不同于单一机制的发展方式。罗斯提亚拉和维克多以“植物遗传资源”(PGR，涉及技术、环境、知识产权、农业等方面)的治理机制为例来印证其观点。PGR治理的“基本机制”包含以下五个国际协议或组织：新物种保护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UPOV)、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FAO)、国际农业研究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e Research，CGIAR)、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UN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除此之外，美国和欧盟的国内规则也被列入其中。PGR的管理并不是由单一机制决定的，而是很好地体现了机制复合体的共管特性。两位学者提出四个方面的主要观点。首先，机制复合体能够展现机制间的路径依赖，许多“基本机制”安排会限制和引导新规则制定的过程。其次，不同谈判的论坛促使行为体寻找对他们利益而言最好的平台，关注论坛选择(forum-shopping)对机制复合体规则演进的实际影响。再次，国际制度的密度加深导致法律的非一致性(legal inconsistencies)。最后，考察国家如何通过实行和诠释机制过程来应对非一致性。他们认为，除了该领域之外，在许多其他环境问题领域都将出现机制复合体，对其研究有助于国际政治合法性的提高。

此后，学者对“机制复合体”的研究涉及不同的环境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以及对机制复合体产生的原因、效用及衡量标准与对国际合作的影响等的研究。

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戴维·维克多还将“机制复合体”这一概念用于考察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他们认为，问题的多样性和利益分散、集体行动等造成了制度的复杂性。以气候变化为例，它事实上涉及许多不同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性质、政府行政措施的挑战以及不同的政治支持者，包括气候变化危险性的可靠信息及选择、监督政策、建立维持碳排放交易体系和建立维护适应性机制等。制度设计想要克服众多困难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困境，因而也毫不例外地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制度形式。在制度建立初期，人们往往尝试各种可行性方式，最终在信息、观念、利益和权力的作用下某些机制得以留存，构成极为复杂的机制复合体。他们认为，现有气候变化领域的分散性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内容(26)：(1)联合国国际法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政治性协议(如《哥本哈根》)；(2)专家评估：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各国的国家评估等；(3)特定的联合国机构：世界气象局、联合国环境署等；(4)双边协议：美、印、中英协议等；(5)俱乐部：如APP、G20俱乐部等；(6)单边协议：如加利福尼亚行业规则；(7)《蒙特利尔议定书》：臭氧层气体规制；(8)多边发展银行。同时，气候变化治理也需要一些外部规制的支持，包括：金融市场规则，如跨国排放贸易；世界贸易组织，如相关关税规定；核能供应国组织，如美国与印度的核能伙伴关系等。以上内容包含了气候变化领域内的国际机制，体现了机制的复杂性。其中，也反映了成员国组织的部分重叠、内容的部分重叠，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利益的相互矛盾，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也就是说，除了联合国框架下的环境机制，国家俱乐部以及各国双(多)边协议，加上一些领域的制度设计，构成了以国家为主体的机制复合体的主要内容。

气候变化的机制复合体对气候治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基欧汉为其设定了六大标准。(1)聚合度：气候变化机制复合体的各组成部分可能是相容的，也可能是不相容的和相互抵制的。(2)可靠性：机制复合体的主要因素不仅要对相关国家是可靠的，对于非政府组织及公众来说也应如此。可靠性意味着一些行为体能够对另一些行为体的标准表示反对，以判断其是否承担了责任，当其未承担责任时可以进行制裁。(3)有效性：意味着对恰当规则的合理遵守。(4)确定性：不确定性是长期规划的敌人，确定性是气候变化等问题的重要要求，因为气候变化要求长期的投资。(5)可持续性：需要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性，减少不确定性。(6)认同：相关规则和科学知识的联系性，以及同时对规则进行修改的能力。其结论是，气候治理“机制复合体”在每个标准方面的分数都不高。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机制复合体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继续发挥聚合作用，包括提供关键的功能框架，提供信息，构建协商平台。在现阶段，无论从政治现实还是对灵活性多元化机制的需求来看，采取这样一种松散的机制复合体，对于气候变化治理来说是可行的选择。”(27)

肯尼思·阿伯特(Kenneth Abbott)也对气候变化的“机制复合体”进行了研究。他赞同基欧汉与维克多关于问题领域多样性导致制度复杂性的观点，同时也强调了行为体多样化所带来的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跨国气候变化机制是由不同行为体协商建立的，所有的行为体有着不同利益、价值观 及能力，对目标以及组织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对基欧汉等人的机制复合体研究进行分析后，他们更多地把研究聚焦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机制集合。基欧汉提出“治理三角”(28)(Governance Triangle)模型，并认为广泛意义上的“机制复合体”概念能够对制度的“碎片化”作出解释和分析。他指出，跨国机制复合体也体现了“多中心治理”(29)的特点。这一模型或许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治理三角”具有以下重要的特征。(1)主体多元性。涵盖了国际、企业以及公民社会组织这三类行为体，它们都包含了个体和联合行为体。因此，国家范畴内包含了国家个体以及国家联合体或国际组织；在跨国治理中，行为体包括了次国家机构(单位)，如城市和省级政府以及联合体。与此相似，企业范畴内包含了个体企业、企业联合体以及行业联合会；而在公民社会范畴之内，包含了单个公民社会、公民社会联合体以及公民社会网络。所有这三个种类的行为体都有着广泛的外延，所以它们之间包含了所有跨国治理的参与者。(2)主体之间的重要性有所区分。治理三角同时也强调了不同种类行为体之间的角色差别。不同的行为体有着不同的权力及地位，它们实际上并不是平等的。“治理三角”的一个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不同组合的特征优势及缺点，不同的行为体模式对于机制的创造与治理有着不同作用。如，公司有着材料资源，重要的商业专业知识及管理能力，但是，它们的自利性使得其倾向于松懈的自我管理，并限制了其所在组织的信誉。公民社会则相反，它们往往与商业相分离，基于价值目标，从而增强公众信誉度、规则和社会专业性，它们贡献的资源及操作能力通常较少。(3)各主体的参与方式不同。阿伯特将主要参与方式用三种颜色表示。红色代表主体参与规则制定和执行。大多数规则都是采用自愿性的标准。有些是温室气体排放管理标准，有些寻求企业、当地政府及其他行为体的自愿承诺(如气候中立网络，Climate Neutral Network)而不是宣传普遍标准(ISO标准等)。橙色主要表示参与操作性活动，如“亚洲城市气候变化灵活网络”(Asian Cities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Network)的目标是测试和展示城市中的一系列建立气候变化灵活办法的行动，建立可重复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学习基地，帮助城市发展并执行气候变化灵活性建设进程。“中国北京环境交流组织”(China Beijing Environmental Exchange)由企业创立并经市政府批准，实行实验性的碳市场。“气候注册组织”(Climate Registry)建立一个注册系统，企业和其他组织可以进行碳排放报告。绿色表示信息分享和网络化的主要论坛与平台，也包含了少数游说集团。例如，追求“可持续性的当地政府”(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提供技术咨询、培训、信息服务来增强能力，分享信息以及支持当地政府。“国际贸易排放联合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提供最新的排放贸易及温室气体市场活动的可靠信息来源。“治理三角”模型描绘了不同的治理主体，具有不同的优势与缺点，参与的方式及互动也不同。阿伯特认为，这符合“多中心治理”理论，这一理论为聚合国际或跨国环境机制复合体提供了基础，有益于优化制度碎片化问题及衡量标准。

斯托克和欧贝特认为，机制复合体“系统地探索共管某一议题领域的制度集合的本质、演变和结果，这些机制构成了更大范围的治理框架，因而扩展了人们对全球治理动态性及有效性的全面理解。”(30)它要求实现研究的一种转向：从国际制度的相互影响到探求这些制度如何共治其重叠的问题领域。(31)机制复合体构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治理架构”。(32)格林和本杰明·福德(Benjamin Faude)(33)考察了机制复合体的动态性发展以及结构性影响。他们认为，制度之间的竞争构成复合体动态性的驱动力，导致了制度功能专业化。专业化对于制度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某些制度可能会去除与其他制度重叠的部分，而只选择剩余的部分作为其主要功能。机制复合体能够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导致制度的分工，构成了连锁的治理架构。这种分工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源于机制谈判与协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机制间复杂性关系的存在，对这种连锁的治理架构的经验性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学者观察到现今国际环境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机制复合体”，通过具体议题的实证考察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特征，考察其共治过程，探究其结构性影响，为我们理解当今环境机制的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视角，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全球环境治理。

四、结语

国际环境治理机制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的研究已成为环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自环境机制建立以来，关于机制的形成原因、机制的有效性、机制之间的互动，再到机制复合体治理架构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入与深化。这些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的变化、认识的深入、信息与知识的习得等，正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这些视角与观点，为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欧美学者对于环境机制的研究还在继续，在机制有效性、机制互动和机制复合体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为了对国际环境治理机制进行更好地研究，欧美学者正在不断尝试扩大与完善环境机制数据库，试图涵盖更大的范围，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具体而言，在环境机制有效性的研究方面，学者呼吁在方法论上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用定量的研究方式补充传统的机制有效性研究；(34)构建环境机制的综合知识体系，将学术研究与政策相关性结合起来，明确的环境机制知识构建将是综合政治科学评估的重要一步。(35)就机制互动而言，需要形成更系统化、更全面的观点。没有一种机制互动可以适用于所有互动情形，对复杂互动情形的认识与理解需要进一步提升，以区分制度复杂互动的特定形式。需要寻找特定的互动管理方式，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或分散性制度主义等不同视角对互动进行分析，超越“遵守有效性”、“输出有效性”、“问题解决有效性”等标准，形成新的理解。(36)“机制复 合体”有了丰富的内涵。关于这种连锁的治理架构的影响研究还在深入，其架构对国际合作和环境治理的长期影响研究还需要更多的探究和分析。现阶段的“机制复合体”分析，无论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植物遗传资源、北极治理的分析，都以机制之间的共治关系为潜在假设，所说明的更多的是机制间构成的一种松散的治理框架。从长期来看，究竟“机制复合体”的基本机制之间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协同，又在何种程度上导致冲突，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总之，30多年来，欧美学者国际环境机制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些研究对理解国际环境治理的复杂性和行为体的行为变化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与现实参考价值。环境治理极为复杂，涵盖不同的领域、议题、行为体，欧美学者的研究视角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国内研究空间广泛，后来者应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更深入与批判性的研究与思考。

注释：

①Peter Haas, Robert Keohane & Levy Miles, Institutions for the Earth: Sources of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 MIT Press, 1993; Oran Young,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Olav Stokke, The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utting Effectiveness Theory to Work, Lysaker: Fridtjof Nansen Institute, FNI Report 14/2001; Kal Raustiala & David Victor, The 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2004, pp. 277-309.

③Neil Cart er, The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Ideas, Activism,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 Volker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⑤Robert W. Kates, et 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Science, Science, Vol. 292, No. 5517, 2001, pp. 641-642.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4篇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合法性 环境信息披露

信息是进行监督和监管的重要基础，信息披露是会计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将其环境表现与外界进行沟通的方式，最初是作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部分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环境危机的出现，使得环境会计与信息披露备受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问题逐渐从社会责任研究中独立出来。在我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文献逐步增多，但以规范研究方法为主，2006年以后实证研究方法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在国内，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并走向深入，主要涉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影响因素、动机、效果等主题。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学者通常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某一方面进行实证检验，较少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缺乏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框架。在国外，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包括基于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两大类。本文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提出基于利益相关者和合法性理论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评述，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建议。

一、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合法性的环境信息披露框架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Freeman（1984）指出，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企业战略目标实现或者能够被企业实施战略目标过程所影响的个人或团体。一般认为，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管理人员、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媒体、环保团体等。合法性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合法性是指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与其所处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一致性。Scott（1995）认为，组织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市场环境，而且取决于由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是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合法性可再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类。与合法性相关的另一概念是合法化。Lindblom（1994）认为，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种状态，而合法化（legitimation）则是实现这一状态的过程，也称作合法性管理。一般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公司合法性管理的一种手段。

近年来，西方学者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法性理论并无矛盾而是可以融合的。企业合法性面临的制度环境，其实就是各类利益相关者。合法性就是指企业行为应当符合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从而获得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可（冯巨章，2006）。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法性理论相融合的角度，可以构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所示。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合法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外部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压力，企业是不会自愿披露环境信息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压力角度的研究主要包括：政府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媒体舆论、债权人银行贷款、顾客品牌认知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内部利益相关者压力角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控制股东性质、管理层持股等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一）外部利益相关者影响

毕茜等（2012）研究了2006-2010年重污染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变化，发现2008年之后，随着政府环境法规制度的颁布实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著提高。王建明（2008）以各行业近十年颁布的环境法规数量作为公司外部制度压力的变量，实证检验了环境信息披露、行业差异与外部制度压力之间的关系后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受到行业差异和外部环境监管制度压力的显著影响，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该差异与行业间外部制度压力差异的相关性明显。王霞等（2013）从公共压力、企业声誉和内部治理的视角，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选取国有股比例、银行贷款比例、是否重污染企业及行业披露水平作为公共压力的变量，选取品牌、是否“四大”审计作为企业社会声誉的变量，选取是否为民营企业作为内部治理变量，结果发现：来自政府和债权人的压力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显著影响，品牌声誉维护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激励作用，两权分离度、产权私有性质等内部治理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影响，但影响力低于公共压力和社会声誉的监督与激励。陈小林等（2010）发现，政府压力、银行债权人压力和社会公众压力能显著促进企业披露高质量环境信息。肖华、张国清（2008）研究发现，重大环境事故“松花江事件”发生后，肇事者“吉林化工”所属化工行业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显著增加，说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司为生存而正当性辩护的自利行为，是公司对所面临的公共压力作出的反应。

（二）内部利益相关者影响

陈小林等（2010）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频率越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就越高；对于重污染行业来说，国有股比例、外资股比例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黄和周春娜（2012）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管理层行为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国有性质及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管理层持股能有效地引导管理层积极披露环境信息。刘莉莉（2012）分别以管理层持股比例和职工监事人数作为管理层和员工两类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变量，结果发现，两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影响均不显著。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与合法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动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合法性理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机包括：经济合法性动机、社会合法性动机和政治合法性动机。现有文献对经济合法性动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股东、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财务绩效、资本成本关系的角度展开的；对社会合法性动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政府、媒体、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从公共压力、舆论监督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角度展开；政治合法性动机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

（一）经济合法性动机

汤亚莉等（2006）的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资产规模、公司财务绩效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显著相关，不过，作者是从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而非公司披露动机角度进行的研究。沈洪涛等（2010）研究了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国家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及其执行力度能显著影响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从而证明了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合法性动机。

（二）社会合法性动机

沈洪涛和冯杰（2012）分析了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研究发现，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且地方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力度能显著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并增强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具有非经济性合法性动机。沈洪涛和苏亮德（2012）研究了合法性压力和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信息披露中的模仿行为，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同形性和模仿行为，企业的模仿对象是行业平均水平而不是领先者。

（三）政治合法性动机

王晓燕（2013）研究了民营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合法性动机，认为政治合法性是一种最高层次的合法性，是民营企业主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质动机。民营企业主通过参政议政，为民营企业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政策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国外环境治理的研究范文第15篇

与会专家、学者就“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冲突解决”、“污染源控制”、“治理绩效评估”、“环境协同治理”、“知识驱动型治理”等议题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进发出许多具有创见性和启发性的学术观点。

一、可持续发展是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

随着环境危机和风险的加剧，环境治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任务，政府政策在环境治理中的调节作用也日益凸显。由于认知框架和价值立场的不同，政府在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徘徊不定、疲于兼顾的现象，与会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北京理工大学李亚教授以耕地红线问题为例，从政策话语的视角讨论了政策争论背后关于证据、故事诠释和认知图景上的分歧，指出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来自社会价值多元化以及人类认知复杂性的挑战。因而，打破话语霸权、促进不同话语之间平等、理性的审议协商则是弥合分歧、构建共识的重要途径。此外，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依靠专业化的环境治理手段。山东师范大学王学山副教授指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环境资源未能完全进入市场循环，而专业化环境治理手段不仅具有最高的环境治理效率，还具有最低的制度运行成本，因而应通过专业化环境治理手段建立环境资源使用者与专业化环境治理者之间的利益约束关系，将环境资源完整地纳入市场循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映春副教授通过分析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农用化肥、柴油等要素，指出东中西部的农业碳排放与脱钩态势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进而从节能减排指标的设定、提升农业技术水平及农业劳动力的配置等方面给出解决脱钩问题的建议。再者，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北京联合大学的陈俊荣分析了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外部影响，指出不论在贸易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全球共同发展低碳经济带给欧盟的收益均要大于欧盟单边行动的收益，因此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不断推进全球共同减排，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制定强制性的减排目标。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林震教授则在主题报告中通过对漓江治理和植树造林等项目的回顾，指出邓小平的生态治理思想具体体现在他所推动的治水秀山实践和其他有关统筹发展的言论中，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实现良性的协同治理

环境治理过程中，往往呈现出局部改善与整体恶化的困局，若要实现有效治理需依赖多元主体间的协同。通过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来解决各种社会和管理困境问题的理论目前在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协同治理试图将多主体治理与协作性治理统合起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框架。

（一）全方位看待多方协同的机制构建

多方协同作为一种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在国际合作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河海大学的刘贺青运用国际关系多边主义理论，结合金砖国家现有的合作机制及合作领域，探讨了环境领域的合作机制建设问题。东北林业大学的荆珍认为，在全球森林治理中，只有厘清国际法视角下全球森林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明晰全球森林治理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在全球森林治理中进行定位，才能促进全球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秦海波研究了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的气候援助战略演进以及新世纪以来DAC气候援助的发展趋势，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典型援助国的相关气候援助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左宜恩从政府间沟通与协调、政府与民间合作及民间互助的角度介绍了日本的防灾制度，指出东海地震所造成的重大灾情实为自然灾害、传统官僚文化、制度设计以及领导人个人风格等诸多因素交织而成，政府展现的低效率加之媒体的渲染致使规划完善的制度论为纸上谈兵。

此外，在区域治理层面，多方协同也需要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刘雨蓉运用爱默生的合作治理框架，研究了一项从2005年开始由非政府组织引导的协作治理项目，评估了影响该项目启动、过程及结果的情境因素。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杨守涛指出，要有效推进公民参与低碳发展，必须关注问题认知激发机制、责任意识促成机制、行动能力培育机制、行为成本降控机制、社会氛围建设机制这五大机制及其建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唐权对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与乌审旗的草原治理主体展开分析，将北方草原协同治理存在的困境类型总结为利益驱动型、制度缺失型、行动策略型、责任缺失型四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蒙常胜等则分析了1973-2010年间我国的12个大气污染治理制度创新的案例，归纳出制度创新机制中的要素。这些要素组成了大气污染制度创新的供给机制、动力机制和变化机制。

（二）多方协同是解决各类环境冲突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进一步加深了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矛盾，也使重特大环境不断增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胡象明教授在主题报告中从理性与感性、专业与非专业、信息获取与利益考量等方面分析了政府认知与公众认知冲突的原因，构建了政府、民众与项目方的公众信任模型，在认知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其信任关系及行为后果，并通过案例予以论证。台湾大学前校长赵永茂教授在主题报告中以台北市士林区、彰化县及内湖安全社区自我治理为例，阐述了台湾地区公共治理的发展现状，通过对安全社区参与治理的模型图的解读，对台湾地区的地方公共治理进行了反思。赣南师范学院熊小青教授指出，由资源所引发的资源、环境权益冲突，已成为农村社会稳定、发展的显问题。为此，面对冲突的复杂性，现实有效的办法就是冲突管理的治理转向，其核心就是资源利益的平衡治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丙强副教授认为，邻避冲突发生的主要因素包括邻避设施的外部风险因素、公众心理因素、决策因素、沟通因素等：为了化解冲突，应建立和完善基于决策过程的冲突解决机制，即完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协商和补偿机制、监管机制等，从而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中国海洋大学的许阳认为，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虽然是典型的政府行为，但由于环境决策议题与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公民参与环境决策已然成为我国环境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多方协同是提升环境治理绩效评估的重要途径

环境问题的产生大多源于不合理的快速城市化，环境治理绩效评估日益成为政府构建和谐城市的重要手段。首先，城市环境治理绩效评估是环境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城市环境治理绩效考核制度，把城市环境治理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运用产出和结果信息，促使公共服务部门提升回应性、责任感和有效性，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治理创新的热点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宏山教授通过将北京市网格化管理模式与美国巴尔迪莫市CitiStat系统进行对比分析，提倡将绩效理念引入到城市管理之中，通过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建立内外部监督机制促使城市管理效能提升，从而使传统城市管理体制向城市现代绩效管理体制转变。其次，环境评估要重视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于环境质量的影响。东北大学的张晓杰根据公共服务“投入―产出―结果”的基本原理，评价了中国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环境质量的驱动效应。再次，要尽快将生态脆弱地区纳入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陈佳志以内蒙古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供需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满意度评价法计算了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整体满意度值，结果表明内蒙古农牧区群众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的整体满意度较低。

三、多方位控制环境污染是环境治理的研究重点

与会专家对于各类环境污染治理的探讨尤为热烈，碰撞出许多极具价值的思想火花。概言之，与会专家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大气污染、水污染及电子废弃物的治理。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赵新峰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指出，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为实现区域整体发展，政府间的协调十分重要，而政策协调则是区域政府间协调的核心和逻辑起点。赵教授以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治理为例，对区域政府间大气治理政策协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从经济基础、行政体制和协调机制三个方面探究了政策不协调的原因，探寻实现京津冀区域政府间大气治理政策协调的破解之策。首都师范大学的黄晗以京津冀地区PM2.5空气污染治理为例，从PM2.5指标的生成、指标的下放、指标的监督、指标的考核四个方面描述了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治理的过程，探讨了指标考核的运作机制、治理效果及实施困境。山东大学的冯贵霞通过政策网络分析框架，指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与政策网络结构的变化相关，其中自变量主要涉及政策权力主体地位及话语、政策对象的政策响应、公众利益认知及行为、政策工具选择等方面，这些因素的变化引起了政策网络之间不同程度的策略互动，从而影响着政策运行的轨迹。清华大学的陶逸骏通过实地经验与事件追踪，呈显太湖蓝藻事件的历程，并展开对相关案例的比较。他认为大陆转型期所衍生的新兴问题确实易于引发租值消散，但地方体制不仅是政策上的护租（rent protection），更形成一种自我调适的体系，呈现一种护租型体制。台湾经济研究院林士清助理研究员在主题报告中介绍了欧盟电子废弃物的管理体制，分析了台湾地区电子废弃物处理现状，从政策层面提出了治理电子废弃物的模式方法。他指出，从电子产品生命周期的观点来构建绿色经济模式，建构完善的政策设计，促使电子废弃物以合乎环保的方式回收，同r扶植新兴环保处理产业，是未来台湾地区电子废弃物的处理趋势。

四、知识驱动型治理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新视角